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日本首相岸信介主導的自民黨內閣與美國簽約改訂新《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美日安保條約》），其中，由於週邊有事等新條約適用地域的擴大使得日本捲入衝突正熾的美蘇區域性代理人熱戰的風險驟然提高。
《美日安保新約》的簽訂引發戰後日本左派－自由派聯盟社會黨在國會的全面杯葛，右派的自民黨岸信介內閣動用警察權試圖排除杯葛未果，反而激發更為強烈的反安保群眾運動。一九五九年三月間《美日安保新約》開始談判時便已籌組醞釀的日本各界「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隨後於一九六○年四月間發動全面示威遊行，緊接著於五月九日進一步推動提出對岸信介內閣的不信任案與解散國會案，日本大學生與社會大眾也一波波地湧上街頭激烈抗議岸信介內閣與《美日安保新約》的簽訂，圍繞著反對《美日安保新約》簽訂風起雲湧的複雜社會運動情勢迅即節節升高，史稱「安保鬥爭」或者「第一次安保鬥爭」。
電影《反安保：藝術之戰》 (ANPO: Art X War) 就是敘述這一段日本社會運動史的紀錄片，它紀錄了許許多多畫家、作家、導演與劇作家等富有社會關懷的日本藝文界人士青年時代參與「安保鬥爭」的沸騰熱血以及其在往後人生歲月與創作生涯裡對那痴狂少年時曾經感動的不變堅持與無限追憶懷念。
軍隊的駐紮尤其是外國軍隊的駐紮，自古以來都會對週邊居民造成許多的不便與困擾，然而，除了擴建更多更大的美軍基地與機場必然造成的土地徵收尤其是農地徵收問題，以及包括許多單身年輕男性軍人的美軍做為外國軍隊駐紮日本可能造成的飲酒滋事乃至於強暴當地女童等駐紮必然問題，既然二戰後隨即鋪天蓋地展開的美蘇冷戰使得美軍在德國乃至於西歐北約各國均有駐軍，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集體不安乃至於社會內部社會經濟矛盾使得《美日安保新約》的簽訂激起日本社會爆發如此強烈的反彈聲浪與波濤壯闊的強大社會運動能量？
這就必須從日本社會的歷史脈絡以及戰後現代史演變脈絡來理解了。
島國日本位居東北亞太平洋西海岸近海，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西北段的造山運動造就了地震頻仍的日本列島，也造就了本州等日本列島主要大島上南北向的山脈脊梁，本州島的西海岸冬季時正面迎受蒙古大陸冷氣團衝擊因而土地貧瘠而生產力較低，本州島的東海岸則因有黑潮與親潮的洋流交會調劑加上背對冬季蒙古大陸冷氣團因而自古即為日本人類活動與農業生產活動的主要地域，東京、京都、大阪與名古屋等日本關東與關西主要城市均位於本州島東岸，日本最早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繩文人也是發現於本州島東岸氣候與生產條件較為富饒的平原山坡主要河川鄰近地帶。
東北亞近海島國日本位於現代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 自其種源地東北裂谷稀樹草原地帶向亞洲各地乃至向東亞太平洋西岸遷徙移墾的南北兩大分支的交會末端，其人種組成當然也是主要由北方的中國北方與朝鮮半島阿爾泰語系民族與南方的中國南方與中南半島古百越民族或者古百越民族經台灣向太平洋與印度洋諸島嶼遷徙擴散的南島語系民族長期混血構成。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日本定居人群繩文人的糧食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並有拔牙黥面紋身以及側身屈肢葬的習俗，與中國古書記載的春秋時代古百越民族所建立的吳越國家的習俗極為類似，也與台灣的南島語族原住民尤其是高山族原住民的習俗極為類似，繩文人應該是從浙江或台灣經硫球群島或者直接經九州等島向日本列島移墾的古百越系－南島語系民族經日本在地化演化而來。隨後的晚期新石器時代彌生人則開始出現與北方阿爾泰語系人種的體質人類學特徵而被視為「渡來系人種」，同時期也開始出現體質人類學特徵介於繩文人與彌生人之間的混血人種，這些人種所使用的農業工藝技術也開始出現北方阿爾泰語系的金屬與陶器等技術。事實上，根據歷史語言學家的考證，日本語言正是阿爾泰語系與南島語系的混合語言。
日本最早的城邦國家乃是出現在本州島西岸的古代諸王國。有趣的是，人類歷史上的城邦國家一般而言會出現在該區域土壤較肥沃而生產力較高的河流沿岸，可能是當肥沃地帶居民自行建立的或對抗周邊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掠奪所建立的，也可能是由周邊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入侵掠奪後進一步落地生根建立長期統治所建立的，然而，日本最早的城邦國家並未出現在氣候與土地水文條件生產力較高的本州島東海岸關東或關西平原，而竟然出現在土地貧瘠而正對冬季蒙古大陸冷氣團的本州島西海岸，合理的推測應該是，這些早期城邦國家的創建者應該是與中國大陸中原一帶工藝農業技術創新中心互動較密切並受中國長年戰爭所創造的較完整綿密的軍事政治組織體系影響而同樣有著較完整綿密的軍事政治組織的比彌生人更晚期的朝鮮半島移民，基本上可能是朝鮮半島歷次戰爭動亂鬥爭失敗後帶著部份貴族與軍隊出奔的戰爭落敗城邦或王國高階王族貴族勢力，這使得日本史學家一度過於簡化地將日本天皇乃至於封建國家的建立以「騎馬民族渡海征服論」來解釋，事實上，其中應該也包括一些日本本州西海岸本土部落勢力受到這些朝鮮渡海城邦國家軍政勢力擠壓而展開學習其軍事政治技術並隨後建立自己的較完整綿密的軍事政治組織體系的城邦國家。隨後，部份本州西海岸的朝鮮渡海系或日本本土系城邦國家向本州東海岸擴散並在生產力較富饒的東海岸關西與關東各地建立了許多的城邦國家，當然，本州東海岸原有的本土系部落應該也有不少受到西海岸城邦國家擴張壓力的影響而學習其軍政統治技術乃至於農業工藝技術而建立自己的本州東海岸在地本土系城邦國家。這些城邦國家與其人民在孤懸東亞海外的地理隔離的日本諸島進行了長時期的相對封閉性通婚混血而甚至可用演化生物學上所謂的「異域種化」 (allopatric speciation) 過程來簡要說明，由於基本上除了歷史因為中國與朝鮮的歷史鉅變動亂所造成的少數向日本移民並因而為向為技術輸入國的日本帶來農業工藝等的技術能力更新的所謂「歸化民」之外，移居日本的阿爾泰語系與古百越民族－南島語系各部族基本上在長期高度封閉的日本列島內進行內部通婚混血，加上時日長久後因與朝鮮和中國的內部歷史發展脫鈎的日本群島諸國孤立的內部歷史演變，近代民族國家觀念與其他現代性觀念與技術在黑船開港後傳入日本之後，除了北海道的愛奴族與明治維新進行帝國主義擴張後才被兼併的硫球群島等少數民族外，日本人民基本上認定自己是大和民族建構的單一民族國家。
從本州島西海岸開始向外擴散不斷建立的本州島東海岸南部各地以及四國島和九州島數百個城邦國家經過長達數百年間反覆的兼併戰爭，到了西元二世紀逐漸整併為三十餘國，其中，位於九州島的邪馬台國的卑彌呼女王曾向中國三國時代的北方中原曹魏王朝進貢並受封為親魏倭王，《三國志‧魏志‧倭人傳》記載其紋身等諸多文化習俗與中國東南乃至於中南半島的古百越民越極為類似。西元六世紀，經過更長時期的兼併戰爭，位於關西的大和國家取得了當時日本列島主要國家間的最終霸權共主地位，由是開啟了所謂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大和朝廷。大和朝廷天皇的始祖神話天照大神頗具北方阿爾泰語系的太陽神長生天創世神話色彩──中國商朝的契始祖神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亦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二戰後日本受美國為首的東京盟軍總部多年的占領統治，其間美國考古學家便曾前往奈良等關西各地大和朝廷早期歷代天皇陵寢古墓進行考古挖掘，其中愈早期的天皇陵寢之中的陪葬器物畫作等愈是具有同時代朝鮮文物形制特徵，因而，可以說，大和朝廷的日本天皇世系，其最初應該是與朝鮮渡海系王國或者相關的混血系王國關係密切，因而不論生前死後的諸多器物形制均保有大量的朝鮮器物形制而不只是透過歸化民引進工藝技術所造成的相似性而己，在這些早期天皇陵寢陪葬文物出土後不久，日本政府就要求美國考古學家停止進一步挖掘其他更早期的天皇陵寢。
大和朝廷的天皇基本上有如中國的周天子，提供各地豪族領主政治軍事庇護力量，使其對所領土地及其生產剩餘的控制不受其他豪族領主的任意侵奪並因而帶來相當的秩序並透過年貢等的收取使大和朝廷及其公卿貴族得以分享地方的部份生產剩餘以做為提供政治軍事庇護力量的報酬。到了七世紀的大化革新及因而建立的律令體制國家，大和朝廷試圖強化其對各地土地生產剩餘的控制力與支配力，因而向當時的中國唐王朝學習建立「班田收授法」與「租庸調制度」，試圖廢除地方豪族對土地和部民的私有而改為國家公有並進行計口授田，藉以提高大和朝廷對各地土地生產剩餘的控制與分配份額。
然而，制度的沿襲所產生的具體社會經濟現實實踐終究會因為各個社會不同的時空條件與過去歷史軌跡的路徑依賴現象 (path dependent) 而產生截然不同的實踐結果，一如英格蘭的巡迴法院具有英國國王延伸其司法裁判權神經末稍於各地公爵等非直轄封建領地的性質，到了美國的巡迴法院因為並無英國諾曼征服所造成的國王與本土系貴族封建領主之間權力衝突問題因而主要是提供各地司法訴訟的便利的上訴審法院，大和朝廷的中央集權體制對地方的政治軍事控制力量畢竟遠不如中國的唐王朝，缺乏對地方實質政治軍事控制力而地方豪族勢力依然存在的現實條件下，律令國家的「班田收授法」與「租庸調制度」的具體實施極為有限並高度仰仗地方豪族的配合，地方豪族實際上採取陽奉陰違的方式來維持其對土地生產剩餘的控制與分配份額。「班田收授法」自始因大和朝廷缺乏對地方的政治軍事中央集權式實質控制力而從未貫徹實施，各地逐漸開始出現「寄進地系莊園」等莊園制農業土地所有關係，「班田收授法」最後在九世紀末十世紀初無疾而終，大和朝廷的封建領主關係的土地所有關係演變為「莊園公領制」，其中，「寄進地系莊園」為地方豪族領主乃至於寺院勢力將其領地「寄進」給大和朝廷的公卿與寺院勢力並上繳年貢而建立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的封建領主關係，藉以逃避「班田收授法」所施加的對這些地方豪族對其領地的控制權限制，而「墾田地系莊園」則是逃亡部民農民將其所新開墾的荒野土地「寄進」給大和朝廷的公卿與寺院勢力並上繳年貢而建立封建領主關係，藉以取得大和朝廷的庇護而避免被其他地方豪族領主欺凌侵奪。
大和朝廷的宗教信仰原本是阿爾泰語系薩滿式泛靈論 (animism) 宗教神道信仰，六世紀中葉，佛教自朝鮮半島與中國隨著新一波歸化民的移民等因素傳入日本，掌管歸化民與其帶來的工藝農業技術更新的公卿權臣家蘇我氏改信佛教，隨著六世紀末蘇我氏在對掌握相對屬於日本本地勢力的物部氏的鬥爭中取得最後勝利，佛教傳入日本並成為大和朝廷公家信仰成為定局，然而，一如密宗佛教傳入西藏後原始的西藏本土泛靈論交感巫術信仰象雄苯教受佛教競爭與影響而展開經典編纂與教義儀軌整編並部份吸收密教佛教內涵而有相同的轉經儀軌而僅轉經方向相反，神道信仰在日本佛教化而大和朝廷的天皇也開始贊助興建諸如東大寺等佛教廟宇後並未消失，反而吸收佛教的教義儀軌而進行整編爬梳並最終出現伊勢神道，在黑船開港與德川幕府大政奉還後，伊勢神道之後持續更新的日本神道教成為天皇制國家的官方宗教信仰並被用於宣傳王政復古等天皇制國家觀念。
八世紀末，一如遷都雒邑（洛陽、成周）後的東周王朝，遷都平安京的大和朝廷軍事政治力量大幅衰退，再也無力壓制地方豪族勢力的勃興自主，而在大和朝廷首都平安京裡，公卿權臣世家藤原氏出任關白，藤原家透過接連多代將女兒嫁給天皇的外戚身份與利用日本的妻問婚傳統習俗（新生兒在妻家長大而與妻家外祖父與舅舅等自幼熟識而關係較親切）控制朝政建立了日本古代史上的「攝關政治」，藤原家一族把持了攝政、關白、太政大臣乃至於左右大臣等重要權位。這或許由於大和朝廷天皇世系有著高度的朝鮮渡海系血統而使得日本本土系貴族與各地地方豪族透過本身可能是本土系的藤原家族的幾乎可謂法定外戚的身份來奪取實權，也或許儘管藤原家族本身也可能有著朝鮮渡海系血統，但其家族通婚與政治結盟關係勢必遠比萬世一系而皇后也必須出身高貴純正的天皇世系有著更多的與日本本土系貴族及各地地方豪族聯姻以及政治經濟合作關係，才使得長達近四百年全由藤原氏一族把持的天皇外戚娘家身份與攝關體制在政治上成為可能而未受到其他貴族的強力挑戰，此時，天皇之所以持續存在，主要乃因包括藤原氏及與其結盟的公卿貴族及地方豪族本身缺乏廣及全日本的聲望與政軍經實力可以直接取代大和天皇世系的政治正當性與統治威望而自立為天皇，因此也就只好透過外戚掌權的攝關政治體制建立挾天子令諸候的政治體制，當然，受到長大後天皇的反擊時有所聞也就可以想見了。
十二世紀末，源賴朝結合不滿平家專權的地方豪族與武士興兵擊敗了狂妄宣稱「非平家者非人」的權臣平氏從而建立日本第一個武士中央政權「鎌倉幕府」。幕府將軍源賴朝以及其後掌握實權的北條執權所建立的鎌倉幕府為了強化對地方農業生產剩餘的控制力與分配份額，將忠於鎌倉幕府的武士家臣等御家人乃至於與其協力的地方豪族分派至日本各地擔任「守護」和「地頭」從而建立對地方勢力與農業生產剩餘等資源有更多實質控制力的「守護地頭制」封建領主關係。然而，由於將軍家與北條執權家的直轄領地遠不及與天皇家有著血緣關係而挾天子以令諸候的公卿貴冑權臣平家，因而，鎌倉幕府時代並未有大幅的文化創新而大致上依循舊有的大和朝廷公家文化而僅納入一些武士政權性質的調整，源賴朝之子便因其過度傾向公家文化而引發其母家北條氏為首的地方武士豪族的恐慌反彈乃至於反叛鬥爭，鎌倉幕府的實權也因而落入長年把持政所執權的北條氏一族之手。
儘管鎌倉幕府建立了政所（行政）、侍所（軍事）與問注所（司法）的武士政權中央集權機關，但由於其對地方的實質控制力相較於攝關晚期的大和朝廷僅透過「守護地頭制」而有所強化與地方勢力間的封建領土關係卻又未能完全取消舊有的「莊園領主制」，而其司法權機關問注所又僅著墨於處理御家人與地方豪族勢力等的司法糾紛，未能如征服者威廉以降的英格蘭國王派往英國各公爵等封建領地的「巡迴法庭」能夠透過處理各地在地民眾的司法訴訟而使得英國國王的權威得以透過高於當地封建領主的公正司法審判而稍稍將其統治神經末稍延伸至全英國各地，鎌倉幕府本質上主要仍是日本本土系貴族與地方豪族勢力的結盟共治而僅以將軍和執權等掌握的鎌倉幕府為其具有相當程度實質軍事政治控制力的共主。
十四世紀中葉，足利氏出任征夷大將軍從而建立了中世紀日本第二個武士政權「室町幕府」。與此同時，大和朝廷天皇皇位出現南北朝分裂爭立的情況，室町幕府的征夷大將軍一職乃由北朝天皇冊封。大和朝廷的分裂使得經歷鎌倉幕府後已然衰退的天皇與公家權威進一步沒落。室町幕府進一步強化「守護大名領國制」，室町幕府任命有力武士與地方豪族武士為各領國守護、大名等職，透過幕府所任命的「職」體系，守護進一步的領主化並使經濟基礎在原本的地頭職之外進一步地擴張到半濟兵糧以及各種年貢，室町幕府武士政權的地方控制基礎守護進一步地領主化，而殘存的莊園公領制下的公家等年貢則進一步消滅，而由於守護領主化除了瓦解舊有的莊園公領制上層領主權外勢必對其底下的「國人」的領主惣領權與農業生產剩餘支配份額造成排擠作用，國人一揆等的叛亂要求尊重其領主權並保護其經濟基礎也就時有所聞，透過京都室町幕府武士中央政權的政治軍事支援，各地的守護大名遂進一步地擴張其對領國的控制與農業生產剩餘的支配，一如西周初年齊魯等東方新封國在鎬京中央政權的軍事政治力量支撐下進行擴張與鞏固政治軍事經濟控制的武裝殖民，而京都的室町幕府也因而能夠透過守護大名進一步地擴大其對地方的控制與對各地農業生產剩餘的分配份額。室町幕府並向明王朝朝貢，受封為「日本國王」並取得對明朝貢貿易等的貿易利益。
室町幕府的基層組織仍然是各地的封建領主守護大名，而不是中國科舉制度下的中央官僚，而其在農村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則一如前現代的中國歷代王朝僅有能力派到縣令一級而仰賴地方地主仕紳與中央派任的縣令的合作，室町幕府時代的日本基層社會同樣是依賴惣村制下的農村大家族家父長制來進行與封建領主的合作而採取間接控制。
室町幕府對地方的政治軍事控制力與農業生產剩餘等的經濟利益支配力與分配份額相較於鎌倉幕府均大幅提高，十三世紀下葉蒙古入侵時鎌倉幕府下令備戰竟導致諸多御家人與武士的經濟困難的問題已不存在，相反地，經濟控制力大幅提高而財政條件更加充裕的室町幕府統治下，許多原本服務天皇公家的工匠畫家建築師等工藝家藝術家紛紛轉投幕府武士政權，室町幕府早期就開創了以華麗輝煌的金閣寺為其代表的「北山文化」武士文化，而在室町幕府中後期權力經濟力衰退後試圖透過建築等的文化資助來證明幕府仍有實力並試圖重建室町幕府威望因而開創的以形制規模稍遜於金閣寺的銀閣寺為其代表的較不那麼華麗而較為沉潛的「東山文化」。
十五世紀中葉的一四六四年，室町幕府因足利家將軍職的繼承問題展開不同派系大老權臣之間的軍政鬥爭，各地地方守護大名等勢力隨之相繼捲入因而爆發室町幕府的全面內戰，這場室町幕府將軍位繼承戰爭史稱「應仁之亂」。應仁之亂後，室町武士中央政權所在地京都受到破壞，加以各地守護大名的領國內部乃至家族內部也隨之出現動亂不安與繼承爭議，在室町幕府建政後在各地進行武裝殖民後已因領主化程度日益提高而使其政治結盟乃至於姻緣關係均與各地領國高度結合而早已高度土著化的原本居住在京都當不在籍領主的各地守護大名紛紛帶著自己的軍隊離開因戰亂而殘破不堪的京都城返回領國鎮壓動亂與處理內部權力傾軋，而隨著幕府內戰乃至於各領國內此起彼落的政變與動亂，日本正式走向舊有權力體制全面瓦解而兼併征伐無日無之的「戰國時代」。
經過長時間的戰國內戰，十六世紀末，豐臣秀臣再度完成以武力壓制威服本州四國九州各地領主大名的統一大業而重建幕府武士中央政權，並於一五八二年受大和朝廷任命為關白，隨後於一五八六年受大和朝廷冊封為太政大臣並賜姓豐臣。由於其在漫長的戰爭之後完成了武力統一並「總無事」緩靖各地動亂，其對地方軍事政治的控制力較強，直轄領地較為廣大而對其他非直轄領地的農業生產剩餘等經濟利益的分配份額也提高許多，因而，豐臣秀吉幕府政府得以推動史稱太閣檢地的檢地清丈、清查戶口與確定徵調夫役潛力、沒收民間兵器用於營造大佛殿並開始建立身分統制；此外，豐臣秀吉幕府也積極發展與來到亞洲的葡萄牙與西班牙等西方商人間的南蠻貿易並透過樂市和朱印船等貿易政策積極拓展商業貿易。
豐臣幕府的財力與軍事力量相較過去的鎌倉幕府與室町幕府更為充沛，而為了為「總無事」後的武士提供出路，豐臣秀吉發動了對朝鮮半島的侵略擴張戰爭並最終試圖征服中國的明帝國，而早在大和朝廷創建前的西元四世紀至直七世紀，日本古代王國便在朝鮮半島建立了一個殖民國家任那國，其人民的習俗斷髮紋身有類與古百越民族，因而或許一如姬周同姓的吳國在古百越地域建國後受當地文化影響土著化而也有斷髮紋身文化影響，任那國或許也是日本古代王國之中具有朝鮮渡海系王室血統的王國動用其所統治的具古百越血統的日本人民士兵再度渡海反攻朝鮮所建立的殖民地並設置任那日本府進行統治，甚至，從其歷史時代與軍事力量與在朝鮮半島佔領殖民領地之廣大，任那日本府極有可能就是後來創建大和朝廷的古日本王國所建立的反攻朝鮮殖民地，一如從法國諾曼地登陸英格蘭建立王權統治的征服者威廉之後的英國國王也主張對法國王位乃至於部份領地具有合法繼承權並因而動用英格蘭的盎格魯薩克遜裔英格蘭長弓兵等英格蘭軍隊再度登陸法國爭取王位與領土繼承權利並因而引發英法百年戰爭，也一如春秋時代本為周太王長子太伯出奔所建立的姬姓吳國在春和時代時動員所掌握的吳越一帶習俗斷髮紋身的古百越系民族為主的大軍北上進窺黃河流域與姬晉和姜齊等中原地帶春秋早期霸主爭霸天下，從這個脈絡來看，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並建立強大的實質政治軍事經濟控制力後選擇的對外擴張目標竟然不是南方自古知其存在且較為弱小的硫球群島甚至更南方的台灣，而是選擇過去長期為日本輸入文化工藝農業技術來源之一的朝鮮半島，或許也與日本天皇世系以及歷經多次政權更迭後的統治菁英上層仍然有著某種程度的朝鮮渡海系古王國的殘存集體記憶與政治文化思維有所關連。
豐臣秀吉兩度侵略朝鮮時間總共長達七年，雖然最後在李氏朝鮮海陸軍隊與明王朝萬曆援朝大軍的全力抵抗下在豐臣秀吉身故後無功而返，卻也帶回了許多朝鮮半島的學者和各種工藝匠人而進行又一波的工藝技術更新，而比起鎌倉幕府時僅為了在西海岸防備蒙古入侵而蒙古軍事實上未及全面登陸便已潰退就已經搞得幕府相關勢力發生巨大的經濟困難，豐臣秀吉能夠動員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在朝鮮半島進行長時期的侵略戰爭，這代表著豐臣秀吉幕府政權對日本各地的控制能力以及農業生產剩餘等經濟利益的支配能力已然開始具有某種程度的中央集權政權的性格。
由於天下一統且對地方的政治軍事控制力與經濟利益支配力大幅提高，豐臣秀吉幕府時代也達致了另一個武士文化的輝煌時代，歷史上稱這個時期的日本文化為「桃山文化」。由於大航海時代的西歐各國傳教士與商船等在戰國時代晚期來到日本並引進了新式的火砲等軍火以及諸多的文化工藝技術與製品，做為桃山文化代表的豐臣秀吉新築大阪城也有著更加活潑多元而華麗壯闊的文化色彩，而一如打敗波斯海軍後雅典文化的勃興與創新迸發，也一如東方貿易等商業經濟恢復後的文藝復興時代繪畫等藝術開始淡化基督宗教勸世畫色彩，桃山文化的各項文化藝術作品融合了諸多新來的西方文化元素，而過去處處常見的佛教文化色彩也淡化許多，豐臣秀吉幕府的桃山文化武士文化開始呈現大一統王朝常見的自信昂揚的世俗化華麗精緻文化性格。
一五九八年豐臣秀吉逝世後，由於繼承者實力能力不足，日本再度陷入內戰，最後由德川家康掃平群雄，建政於關東江戶城（東京）而建立江戶幕府。一六○三年，大和朝廷冊封德川家康為征夷大將軍，德川幕府正式建政；一六一五年，德川家康擊敗了豐臣氏殘部並拆除大阪城外城並迫使豐臣秀賴自盡與處死其兒豐臣國松，在對豐臣氏殘部施加迦太基式和平之後，德川家康正式完成天下一統而再無守護大名等地方封建領主膽敢任意興兵挑戰；一六一六年，大和朝廷冊封德川家康為太政大臣，同年，德川家康逝世，一如羅馬共和晚期掃平後三雄群雄的屋大維被政治演說家西塞羅稱為神一般的男子並被神格化為「奧古斯都」，德川家康死後也被大和朝廷追封為「天照大權現」而供奉於東照宮中，從德川家康一如屋大維的神格化可見，德川幕府的政治軍事控制實力乃至於社會經濟文化掌握能力空前絕後，已然有如中國大一統天子或者古埃及上下埃及法老般的神格化最高世襲領袖而可證其已建構了極為完整而方方面面控制力強大的中央集權武士政權而不僅只是天照大神之後大和天皇之下代行實質統治的幕府將軍。建立天下一統的江戶幕府武士政權後，由於擁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做為後盾，德川家康得以一如西周王朝初建時依自己的利益與意志強行重新分封日本各地的守護大名等封建領土，一如西周王朝分封前朝夏商殘部於小國杞宋，德川家康將在他擊敗豐臣氏的關原之戰後才投降的守護大名削減封地並改封至偏遠領國而稱之為「外樣大名」，一如西周王朝著意分封姬周同姓封國，德川家康也分封了許多與德川氏有血緣關係的新封守護大名亦即「親藩大名」，而一如西周王朝分封許多姜齊等有功大臣的封國，德川家康也分封了許多關原之戰前即已加入德川政權軍政集團的封國亦即「譜代大名」。
江戶幕府建政後發布了鎖國令和禁教令以減少當時已將勢力延伸至東南亞如印尼各地甚至東北亞如澳門台灣的葡西歐洲早期帝國主義國家的干預。而為了為其封建統治建立意識型態上的穩固思想基礎，一如中國歷代王朝運用儒家思想做為政權意識型態與道德說服基礎，德川家康也引進中國儒家一支的朱子學並透過獎勵學術研究的方式促使日本本土學者將朱子學思想進一步演化為符合武士政權需要的意識型態形式。
為了加強對各地守護大名的控制力，德川幕府建立了「參覲交代」制度，各地大名的妻子必須居住於江戶城，而大名本人則必須每年前往江戶城一次為江戶幕府實質性或象徵性地協助執行政務一段時間，而相關費用均由各地大名自行支付，由此可見江戶幕府儘管維持了各地守護大名的封建領主權，但實際上已然出現遠比豐臣秀吉幕府更為高度的中央集權政權性格。而由於德川幕府統治下戰國時代日本各地的戰亂逐漸平息，而德川幕府為了加強控制以及必要時運兵征服需要又進行了不少全日本的驛道建設，戰亂與關卡等貿易障礙的減少以及道路交通的便捷提高，加上參覲交代所必然附帶的大量跨地區性貨品運輸貿易乃至於金融融通匯款需求，日本開始出現以全日本為其整體體系的商業性貨物運輸銷售貿易體系，同時，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促進了日本各地食品衣物等工藝作坊的復甦乃至於技術改良精進，商品需求的增加以及全日本性完整貿易體系的建構，使得各地的各種工藝作坊得以依據比較利益法則進行進一步的精細分工與技術品質改善，許多今日仍然著名的日本各地土產名產即奠基於此時。而因參覲交代制度聚居江戶城的各地藩主家屬乃至於旗本武士彼此間爭奇鬥豔的豪奢炫富也促進了江戶時代精緻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然而，政治的穩定與軍事行動需求的減少使得武士軍力的用途減少，而政治穩定進一步衍生的高度經濟發展與商業性生產的增加則使得商業的經濟份額提高，連帶使得透過封建領主權收取年貢等農業土地收益維生的藩主、藩士與武士的收入相對跟不上經濟成長與物價攀升的速度，加以參覲交代制度造成的財政負擔甚至在江戶城的炫富應酬負擔，均使得做為江戶幕府政權基礎的守護大名與武士勢力所佔有的經濟生產份額大幅下降，武士政權的成功輝煌所促成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正吊詭而辯證地逐步侵蝕著江戶武士政權的統治集團政經基礎。江戶幕府建政後不出數代就開始出現中央幕府武士政權的財政危機而必須多次進行財政改革，而各地的守護大名與武士也開始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缺口，許多武士甚至必須以收受收養成功殷實商人的兒子為養子以過繼讓渡江戶幕府身份制下社會地位較高而有許多方便之處的武士身份，才能交換這些將兒子交給武士家當養子以取得武士身份的殷實商人的金錢資助而免於破產。江戶幕府中期以後，參覲交代從一年一次減少為三年一次以減少藩主武士等統治階級的沉重財政負擔。
可以說，由於江戶幕府中央武士政權強有力的實質政治軍事控制力所造就的具有強烈中央集權政權性格的江戶幕府體制，江戶幕府時代的日本政治穩定而經濟發展並進一步促進了日本全國性商業貿易運輸網絡的建構，而江戶幕府穩定的統治又促進了交易秩序與法律秩序可信度的充分建構，具有準絕對主義國家性格的德川氏江戶幕府為日後黑船開港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從封建農業社會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的過渡與發展鋪平了道路，但這恐怕是建立江戶幕府體制與採取鎖國政策的德川家康所始料未及的。
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准將培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率領美國海軍分遣艦隊四艘艦船駛入江戶幕府首府沿海江戶灣要求日本開國通商通航，美日於次年簽訂日本第一個對外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史稱「黑船來航」，歐美各帝國主義殖民國家隨後紛紛跟進要求日本與其簽訂各項通商通航的不平等條約。而在日本國內，財政幾近破產而政治威望復因多代世襲繼承而缺乏有效政績的德川幕府終於因外患進逼卻無力抵抗而引發各地有實力大藩的不滿與反抗，長州與薩摩諸藩早已在黑船來航前後透過與歐美西方國家間的私自通商通航取得貿易利益以改善財政並取得新式軍事裝備與訓練以整建所屬軍隊。以黑船來航為契機，早已不滿德川幕府專政的長州與薩摩等四雄藩遂發動以「王政復古」和「尊王攘夷」為號召的倒幕鬥爭。一八六七年，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宣布「大政奉還」但仍然拒絕交出幕府實權，然而，隨著德川幕府集團在隔年一八六八年初至一八六九年中的「戊辰戰爭」中被倒幕朝廷雄藩聯盟徹底擊潰，江戶幕府告終，自源賴朝開府鎌倉後近七百年的日本幕府武士政權至此完全終結。
一八六八年戊辰戰爭結束後，日本開啟了以明治天皇為中心的「明治維新」。透過「廢藩置縣」，明治政府建立了全然的絕對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然而，明治政府的實權實際上掌握在長州和薩摩等雄藩之手，由於天皇不語而要求天皇親口裁示被視為褻瀆，實際上的政策裁示與政治決定實際上掌握在藩閥出身的太政官及內閣總理大臣之手。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全力推動「文明開化」，除了學習德法法學建立日本現代法制，明治維新政治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以促進日本的工業化並因而扶植了包括三菱重工等民營日本現代工業的基礎，此外也推動成立國家銀行與整頓貨幣的財政改革，透過發行公債與獎勵民間投資的方式迅速地在全日本各地鋪設鐵路與電信設備，並透過提供三菱等企業各項優惠來推動民用與軍用的海運汽船運輸，而透過將新年元旦從原本的農曆一月一日改為陽曆一月一日以及日本天皇帶頭改採西式西裝頭髮型並改穿著西裝，日本也在以福澤諭吉為其思想代表的「脫亞入歐論」的影響下展開國家文化習俗改革。此外，廢除幕府封建時代的身份制度以及推動普及義務教育，日本也開始了建構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社會改革工程，而儘管最初因採取「血稅」的名詞而引發社會恐慌，日本也建構了雖保有許多不公免役條款但大致上全民皆兵的仿效普魯士的徵兵制度，徵兵制度與透過與歐美各國合作購置軍事裝備乃至於兵工廠輸入與軍事訓練教範引進所建立的明治政府新軍，後來在西南戰爭中打敗舊時代殘留的藩閥武裝，也為往後日本在東亞乃至於太平洋地區的帝國主義侵略殖民戰爭所必須的現代化戰爭機器預做了令人感到不祥的準備。而在國家宗教政策上，王政復古後的明治政府推動以天皇為中心的神道教國家宗教，並隨後與忠君愛國等軍國主義思想結合，透過明治時代的天皇國家神道教新傳統的發明與新教義的創造，天皇國家神道信仰逐漸成為日本的國家宗教，其他學者連主張天皇是國家機關而非神授統治者都會受到攻擊，以天皇國家神道信仰為中心的日本國家宗教，最終為其走向全面的帝國主義戰爭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然而，隨著明治維新後日本新社會經濟結構鋪天蓋地的全面展開，幕府封建時代數百年藩閥武士統治階級的經濟生產分配份額也不斷下降而引發許多的不滿與恐慌，為了替這些沒落但仍有一定社會經濟軍事力量的幕府封建時代藩閥武士在新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尋找出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薩摩藩士出身的西鄉隆盛力主將明治維新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後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結合失勢藩閥武士力量用於攻打朝鮮半島建立殖民地，最後未能說服明治政府接受，史稱「征韓論爭」。一八七七年，西鄉隆盛返回薩摩集結藩閥武士力量發動武裝反抗並最終被明治政府組建的現代化新軍擊潰，史稱「西南戰爭」。西南戰爭儘管以明治維新政府勝利告終，卻迫使明治政府必須正視本為舊時代統治階級的沒落幕府封建時代藩閥武士出路的問題。透過投入普及教育、殖產興業以及明治絕對主義中央集權政府必然大幅膨脹的中央與地方軍政官員等產業，藩閥武士勢力在明治維新後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日本逐漸找到了出路，像是三菱重工便是。早在西南戰爭之前的一八七四年，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便曾率新式日軍以為琉球島民討公道為由出兵征伐台灣屏東南島語族原住民，史稱「牡丹社事件」。而在西南戰爭後，明治政府也就更加無可避免地一如許多西方國家工業資本主義化之後走向帝國主義殖民掠奪之路。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社會經濟各方面均開始有了全新的發展，而日本社會對於日本的各種可能發展也有了全新的自信。一八七六年，日韓《江華條約》使得日本取得了干預朝鮮半島政治經濟的支點，日本最終於一九一○年透過《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將朝鮮半島納為殖民地並設置朝鮮總督府。一八九五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取得了台灣的割讓並獲取鉅額的戰爭賠款，日本因而得以運用戰爭賠款做為加速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須的原始累積而進一步地加速其工業化與現代化。一九○五年，日本在「旁觀者清」的日俄戰爭中擊敗歐洲白人國家沙俄羅曼諾夫王朝俄羅斯帝國，日本民族自信心由是迅速抬頭。
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抬頭反映在其國內興建大量的仿西方式建築，一八八三年，日本政府建成深受西方文化感染的「明治風」的代表性建築「鹿鳴館」做為政府高官、上流階級與外交使節舉辦舞會等各式西式聚會的西化主義推動場所，一九二八年大正民主時期末期成立的仿效一八七七年的東京大學所建立的殖民地台灣台北帝國大學，校內建築就採用了大量的西方式古典建築，台北帝大校內並設有同樣名為「鹿鳴館」的文化交流場所，正反映了即使是到遠方殖民地任職的日本官員依然同樣的民族自信心與社會進步信念的興奮。日本民族自信心的陡增也反映在其對曾為其文化工藝創新輸入來源的中國的內部事務的干預興趣，主張滿州應納入日本殖民統治而將日本國界外擴至黑龍江（阿穆爾河）的「黑龍會」（阿穆爾會）便曾資助清末中國革命家孫中山，而其他較具社會改革熱情的日本自由派團體也曾多次資助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中國政治革命家與改革家。而在一九一二年開始的大正時代，高度經濟發展與對外擴張戰爭勝利帶來的高度民族自信與對更好社會未來的勇於想像，日本社會開始了自由主義政治改革乃至於各項社會改革倡議大量湧現並獲得許多討論甚至部份實施的「大正民主時期」。
然而，自明治維新憲政體制建立之初就揮之不去的幕府封建時代殘留的藩閥武士性格依然隱隱約約地制約著日本的政治發展。除了為藩閥武士尋找出路而展開的工業資本主義化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外擴張，日本的國內政治其實也受到其具高度藩閥武士性格的對外政策的高度制約甚至最後被完全綁架。由於明治憲法體制下的內閣制君主立憲政府附帶有軍部直轄天皇而僅預算受內閣與國會牽制的特殊制度設計，然而，天皇不語的天皇缺乏實權控制使得只受天皇直轄控制的軍部實際上等於完全不受任何政治約束而得以完全自行其是，加上「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內閣制設計，使得軍部勢力只要不提出或不就任軍部大臣便得以否決內閣組閣，實際上等於使得軍部對於藩閥乃至於各大正民主政黨的政治組閣享有高度的否決權，歷任內閣總理大臣因而不得不高度牽就軍部提出的林林總總或合理或不合理的預算與擴軍等等可能占用本可用於經濟發展或社會改革的預算與社會資源的軍部擴權政策。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國股市的黑色星期五大崩潰使得美國經濟走向大蕭條，而一戰前由大英帝國和平 (Pax Britannica) 所延伸建構的第一次全球化全球經濟貿易體系在一戰後仍然大致維持運作，美國的經濟崩潰連帶地造成全球經濟走向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的全面經濟衰退，而以生絲出口美國為其重要出口項目的日本也因此走向經濟衰退，加上明治維新以後過度以農業餵養工業導致的農村殘破與農產品價格低落，日本東北地方的農民與礦工甚至必須將女兒賣入煙花巷才能繳納現金計價的各項土地稅賦與各項農業民生貸款負債，日本各地的農業與工業均因全球經濟大蕭條而全面崩潰，民生凋弊使得激進主義抬頭，其中，符合明治維新以來天皇制國家神道教信仰既有政教宣傳的激進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對外擴張遂成為當道的政治主張，畢竟將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對於既得利益統治階級來說永遠是最簡單的逃避與最廉價方便的政治選擇。
經濟大蕭條的痛苦使得日本人民開始懷疑全盤接受西方式社會經濟制度的橫的移植是否真的適合日本，而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勃興更使得對於「脫亞入歐」全面文化移植不甚適應的日本人感覺回歸日本本土文化的渴望，加以儘管綜合國力與軍力不斷增強而日本國內也興建了許多甚至比起受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更新更大更美的西方式建築等西式生活文化，一戰後的日本不論在各項國際政治會議乃至於與西方人士的接觸上均感覺到仍被視為次等黃種人看待，凡此種種，在軍國主義與皇國民神道教政教思想的導引下，日本逐漸開始轉向敵視西方文化尤其是敵視西方強國政治軍事力量的西方主義 (occidentalism) 的政治文化思考，連帶使其建築形制由明治維新時代至大正民主時期間的古典西方式建築轉向納入更多傳統日本元素的「興亞式建築」，而在教育文化等層面上也開始強調天皇制國家與神道教政教信仰等日本特殊性觀點的灌輸。
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並迅即強佔中國東北，當時正當國民黨內軍閥內戰的中原大戰甫結束而入關參戰的張學良東北軍力量難於對抗日本關東軍的時候，而蔣中正的黃埔系中央軍又正投入第三次與第四次江西剿共戰爭而難於抽身北上東北抗日，日本軍部關東軍從迅速佔領東北全境而未受有效抵抗嚐到了甜頭，日本正式走向了所謂「十五年戰爭」的對外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其後，一九三七年，日本軍部復因隨後對華北的侵略與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魁儡政府後不知節制地進一步試圖侵略華北全境而導致國共合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展開全面抗戰，日軍因而深陷國共兩軍以空間換取時間的中國戰場持久戰泥沼。與中國全面開戰後徬徨於應北進西伯利亞以與德軍會師攻打蘇聯抑或應南進往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擴張以獲取戰爭物資的日本軍部，最後因為美國的經濟封鎖以及一九三九年時日軍於諾門罕戰役受到極可能是俄軍隱避於亞洲領土的西伯利亞師部隊的迎頭痛擊，日本軍部最後選擇向南洋的英法荷各國殖民地發動戰爭以獲取戰爭物資，並為了防範美軍干預其南洋作戰而於一九四一年底由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部署發動偷襲珍珠港試圖一舉摧毀美軍太平洋艦隊戰力而延遲美軍干預其南洋作戰，但不知情報洩漏或其他原因，日軍偷襲珍珠港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航空母艦均不在珍珠港內而逃過一劫。然而，錯估美國龐大工業潛力的日本軍部最終反而使得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十五年戰爭的末日提早到來，八月六日，美軍轟炸機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隨後並於八月九日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八月十五日，明治維新後長年不語的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向日本人民與世界各國發布《停戰詔書》，日本依據盟國《波茨坦宣言》的要求無條件投降。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期的日本擴張主義給中國、東亞各國乃至於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苦難與難以磨滅的永恆傷痛，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巨大而無謂的生命財產損失以及必須世代背負的戰爭罪責。
二戰結束後，日本由美軍主導的東京盟軍總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GHQ) 進行占領統治，並在麥克阿瑟將軍等美國占領政府軍事政治高層的命令下展開去軍國主義化運動。一九四六年一月，美蘇中等盟軍國家主導下對犯下戰爭罪行與反人道罪行的二戰日本戰犯展開「東京大審」，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等多名甲級戰犯被判處死刑，而向人民灌輸「一億總玉碎」等瘋狂軍國主義政治宣傳的軍國主義政客岸信介等其他甲級戰犯則被判處無期徒刑或長期徒刑而被關押在東京附近的「鴨巢監獄」。此外，東京盟軍總部也對日本政府下達了財閥分拆命令以及減少漢字改用假名命令以試圖清洗日本社會經濟體制乃至於深層文化教育體制裡的軍國主義毒素。而為了削弱舊幕府封建時代殘留的藩閥武士勢力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也為了透過合理社會經濟改革以與主張土地改革的戰後恢復活動的日本共產黨競爭日本大眾的支持從而壓制其政治影響力的擴張，東京盟軍總部也不顧日本政府的反彈與陰奉陽違拖延嘗試，對日本政府強硬下達了土地改革命令，所有日本地主除保了三町步（約合三公頃）的土地之外，其餘土地由日本政府廉價收購廉價轉賣給佃農，地主階級獲得的收購補償金則因而轉投入戰後復甦的日本工商業活動，僅有氣候嚴寒的北海道地主可以例外保留十二町步──國府渡台後在台推動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實質內容基本上參考東京盟軍總部的日本土改經濟方案，台灣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約合三公頃）和旱田六甲（約合六公頃），多餘的土地則由政府廉價收購轉賣給佃農並促使地主將土地收購補償金投入工商業活動，以台灣田地的年日照量、年雨量以及肥沃程度等農地生產力要件均優於日本而言，台灣的土地改革相對於戰後日本或者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而言溫和了許多，這是後話。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東亞冷戰正式展開，美軍以日本為其軍需供應以及軍隊休整的後勤基地增援南韓的李承晚軍政府。韓戰的「特需」乃是促成日本戰後工業與經濟復甦的重要原動力，美軍第七艦隊並開始在台灣海峽進行「中立巡航」並恢復對已奄奄一息的甫渡台而驚魂未定的國府蔣中正軍政集團的軍經援助。為了因應韓戰與東亞冷戰的需要，美國與東京盟軍總部戰後初期對被占領日本的去軍國主義化政策開始轉向建構日本成為美國與西方盟國的東亞冷戰前哨，財閥分拆命令未完全執行便無疾而終，戰前舊軍工複合體各財閥隨後建構更複雜的內部乃至於彼此間的財經產業聯結體系。一九五五年，原本關押在鴨巢監獄的軍國主義政客岸信介被釋放並在美國協助下籌組日本戰後右派政黨聯盟自由民主黨（自民黨）並建立戰後的「五五體制」，保守反動而在戰時疾呼「一億總玉碎」對美誓死決戰的軍國主義政客岸信介竟搖身一變成為美國與東京盟軍總部的座上賓和冷戰鬥士，日本人民不敢相信如此無恥的轉變，並對於隨著岸信介及其背後的戰前政治軍事經濟寡頭統治勢力在美國冷戰需求下一拍即合的全力扶持下必然重建其對日本社會經濟的全面宰制深具戒心，因而，與西德人民不那麼反對美軍駐紮甚至視其為對抗蘇俄侵略可能不同，日本人民並不歡迎美軍與岸信介與自民黨的奇異結盟──然而，由於日本自幕府封建時代近七百年的武士政權統治至明治維新後仍鬼影幢幢並最後浮上台面帶領日本走向十五年戰爭險路的軍國主義時代，由於武士政權服從文化的長期影響，日本缺乏像是戰後西德艾德諾總理般曾反對納粹而受迫害的右派良心反對派勢力，從而高度限制了美國等西方盟國在冷戰壓力下必須在日本這個重要的東亞冷戰前哨選擇必要的當地可靠右派政治盟友的選擇空間。
一九五一年，美國與被占領的日本簽署《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建立東亞冷戰的結盟關係。隨著東亞冷戰體制在整個東亞區域的開展，岸信介籌組的戰後日本右派聯盟自民黨也與撤退台灣而同樣做為美國東亞冷戰重要基地並受越戰軍需之惠而發展經濟的國民政府蔣中正的國民黨建立「日華懇談會」（日華懇）做為台日兩保守反動的右派政黨間的反共區域政黨結盟對話管道。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後日本結束被占領狀態而取回主權，但戰後新憲法第九條明訂日本不得以武力解決對外糾爭。
一九五九年，美國與日本自民黨岸信介內閣開始談判新《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美日安保條約》）並於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正式簽署，日本人民為此極度憤怒，因而展開了電影《反安保：藝術之戰》 (ANPO: Art X War) 所紀錄的圍繞著反對《美日安保新約》與痛恨岸信介內閣的「安保鬥爭」激烈社會運動。
電影裡，畫家以創作了幕府封建時代的巨大黑武士以不合時宜的全副江戶武士裝備以警戒備戰之姿現身已是高樓與高架高速公路林立的現代日本街頭來諷刺岸信介及自民黨五五體制所帶來的日本戰前政治軍事經濟寡頭統治勢力在美國冷戰結盟需求下狐假虎威肆無忌憚的無恥復辟，畫家也以長相類似外星怪物的一身黑的黑武士攻擊鴨巢監獄並將之一磚一瓦地拆毀粉碎的「鴨巢毀壞」諷刺畫作來諷刺戰後在日本開始占領統治時口口聲聲要將日本去軍國主義化與推動民主自由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的美國，最後竟然在結束占領統治前將日本交給戰前軍國主義甲級戰犯岸信介及一干軍國主義軍工複合體相關的政經軍戰犯人物統治並放任其重建對日本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全面強控制，美國此舉無疑唾面自乾而放任戰犯怪物摧毀美國與盟國透過東京大審所建立的正義原則。
一九六○年六月五日，六百五十萬日本人民走上街頭抗議岸信介內閣與《美日安保新約》的簽署；六月十日，群眾在東京羽田機場包括美國艾森豪總統祕書使者；六月十五日，五百八十萬群眾上街頭抗議條約簽約與美國總統訪日，當晚，七千名學生衝進國會，在與防暴警察的衝突中，東京大學的女大學生智樺美子被打死，群眾由是更加群情激憤；六月十六日，由於未能在艾森豪訪日前完成日本國會對《美日安保新約》的批准，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岸信介內閣請求下宣布延期訪日，最後取消訪日；六月十九日條約自動生效，當晚，三十三萬日本人民包圍國會示威。岸信介眼見人心已失，於條約生效後宣布辭職。一九六九年，受到美國反越戰學運與法國六八學運的激勵，圍繞著《美日安保新約》的再度續約問題爆發了更加暴力衝突的「第二次安保鬥爭」。
儘管兩次安保鬥爭均未能阻止《美日安保新約》的簽署與續約，卻已使得原本在自幕府武士政權七百年統治至十五年戰爭軍國主義政府專制統治下視服從為義務的日本有了真正的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萌芽，而不再如幕府時代般哪怕只是反抗苛稅暴政而未試圖推翻領主的農民土一揆，即使領主統治者恐懼被推翻而採行德政寬政做為讓步都必須以土一揆農民領導者被處死做為代價以證明農民僅求爭取溫飽、無真正推翻統治者意圖而仍然服從效忠領主統治者。
安保鬥爭後，一如電影《反安保：藝術之戰》 (ANPO: Art X War) 所紀錄的，許許多多的畫家、作家、電影導演與劇作家等仍然在其一生的藝術創作中反覆呈現了當年的感動與理念，像是《反安保：藝術之戰》引用的某部日本電影就出現了在狹小東京之類都會公寓裡父子晚餐對話「喔，是美軍轟炸機在進行原子彈投擲訓練！」、「可以在市區進行這種訓練嗎？」和「沒辦法，這就是安保。」的看似「正常」的在狹小公寓裡父子間邊看電視邊閒話日常的「正常」對話片段。
安保鬥爭後，日本社會黨溫和的社會運動與議會鬥爭路線正式擊敗日本共產黨的暴力革命路線取得日本左派－自由派聯盟與選民的主流支持。而包括「全共闘」以及農民組合和自主工團等日本左派社會運動團體也持續地支持與運用包括沖繩美軍基地造成周邊日本人民重大生活治安騷擾等問題來努力喚起日本人民對於安保體制以及其所支撐的由鴨巢監獄甲級戰犯岸信介所開始的日本戰前政治軍事經濟寡頭統治勢力復辟與重建和強化其對日本社會經濟體制不合理甚至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強控制體制的關心批判。
然而，安保鬥爭終究失敗了，日本戰前政治軍事經濟寡頭統治勢力終究復辟了。安保鬥爭後，日本經濟據說以忠於公司一如忠於領主的終身雇用制自豪，但實際上真正有領取到宣稱的終身雇用制退休保障者僅有不到三分之一，而過度集中東京只符合同樣源自戰前政治軍事經濟寡頭的財閥與官僚利益的經濟體制最終造就了《犬與鬼：現代日本的墮落》一書所描述的日益僵化的教育體制、無實質功能的公共建設以及缺乏真正創新創意的所謂藝術與建築作品，例如，最近落成的由日本建築大師伊東豐雄設計的台大新社科院大樓，如果撇開所謂日本建築大師的封號心理加持，其灰色制式的建築風格簡直只有德東殘存的前東德蘇維埃經濟體制下的灰色國民公寓差堪比擬，甚至可以說比起德東國民公寓還要更加地單調乏味而缺乏振奮思想自由與文化創新精神的可能性，而粗略分析其建築風格，其實與日本在脫亞入歐失敗後憤恨過度回歸前現代的所謂日本精神的軍國主義時期的「興亞式建築」根本可謂是一脈相承復辟而來。
而儘管有一九九三年的《河野談話》以及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五年的《村山談話》為日本的諸多二戰戰爭罪責提出更為全面性的正式官方道歉與反省聲明，隨著冷戰東西方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的結束，原本因冷戰而凍結的各國右派民族主義乃至於各國國內的族群與階級對抗情勢便因而再度抬頭，加上一九九○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所謂失落的十年甚至失落的二十年造成的民心長期苦悶焦慮，無獨有偶的，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勢力也在冷戰後加強其活動，像是日本自民黨政客公然參拜仍供奉著東京大審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以及恢復中小學生必須唱君之代軍國主義國歌。二○一四年七月，日本自民黨安倍晉三內閣繼上任後一系列疑似軍國主義復辟的政治行動後，透過內閣會議的違憲方式通過所謂的「集體自衛權解禁」實質上廢除了戰後日本憲法第九條非戰憲法的憲政體制規範，此舉受到日本當代左派－自由派聯盟日本民主黨的強烈反對，也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強烈抗議，甚至有中年男子在澀谷街頭的天橋自焚，或許，這位選擇以自焚激烈手段為義捐命的中年義士，當年也是一位反安保鬥爭的熱情參與者吧。
我們無法得知在自幕府武士政權七百年統治至十五年戰爭軍國主義政府專制統治下視服從為義務的日本人民的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自電影《反安保：藝術之戰》 (ANPO: Art X War) 所紀錄的社會運動年代之後究竟成長了多少、究竟能給戰後因著東亞冷戰而意外獲得復辟契機的戰前政治軍事經濟寡頭統治勢力帶來多少的監督壓力，然而，我們必須肯定的是，安保鬥爭是日本人民公民意識與權利意識覺醒的開端，而從二○一四年七月安倍晉三透過內閣會議違憲解禁集體自衛權解禁來看，日本人民的公民意識的覺醒儘管並未化成另一次激烈的社會運動集體行動，但以安倍晉三內閣再度採取的不過就是日本強化版量化寬鬆與更多無用公共投資卻無意真正挑戰政治經濟既得利益者而進行深層社會經濟結構改革的所謂安倍巫毒經濟學因成效不彰而使其支持度大幅下降來看，日本人民的智慧戰後一甲子餘是有所成長的。
更重要的是，不論如何，《反安保：藝術之戰》 (ANPO: Art X War) 紀錄了一個理想吶喊時代的故事，一個許許多多畫家、作家、導演與劇作家等富有社會關懷的日本藝文界人士青年時代對社會理想的奮鬥以及其在往後漫長人生歲月與創作生涯裡對曾經感動不變的堅持以及無限追憶懷念與時時刻刻的苦苦追尋。這部紀錄片有如一盞明燈，在日本社會可能再度因為安逸而看不清楚政客即將帶領人民走向何等黑暗險路的時刻起了重要的照明警醒作用，透過對那些年裡日本理想青年與社會大眾曾經併肩併、手拉手一起奮力鏖鬥人間不義的動人史詩篇章，讓向來習於如綿羊般溫馴服從的日本人民能夠再度看到社會的不公不義，再度看到社會本來應得的公義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