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秦代經略今日兩廣北越一帶而秦末獨立於此並以番禺為都的南越國又於漢武帝時再度歸併於中國之後，原屬古百越諸民族居地的閩粵一帶與中原正統王朝復歸統一而開始逐漸漢化，此後，每當中國社會出現人口壓力與官逼民反的社會動亂或者中國政權出現改朝換代的劇烈動亂內戰，就會有不少南下閩粵的漢族人口與已同化於漢文化的閩粵當地古百越民系人口自廣州、潮汕與漳泉各港口出海討海為生，或為漁民或為海商或為海盜，當然也就隨著而有向原住民族大多屬於系出古百越海洋支系演化而來的南島語族人口的南洋各地或者民族系統更為複雜的中南半島各地移民的歷代漢民族移居人口聚落，並往往在當地自成社會系統的工農經濟開發與商業活動乃至於與中國本土的絲綢瓷器等區域貿易活動而成為海上絲路的一部份。其中，宋元明之際的動亂乃至於明清之際的動亂，更使得開發日久而人口密度也開始追上甚至超過華北華中一帶的中華中原核心地帶的山多田少的閩粵一帶人群選擇離鄉背井出海討海與移民謀生。
而到了明末的西方大航海時代，隨著西班牙與葡萄牙航海武裝殖民商業勢力與隨後的荷屬東印度公司與英屬東印度公司來到東亞與南亞海域，為了獲取在歐洲市場上價值極高的香料與蔗糖等新興奢侈品以及紙綢、茶葉與瓷器等自羅馬時代就已透過海陸絲路經地中海東岸列凡特一帶商路西傳的傳統絲路奢侈品貿易商品，荷屬東印度公司除了在班達島採取實為強迫馬來族原住民無償勞動並壟斷生產肉荳蔻來源的殖民地經濟策略之外，為了商業性種植甘蔗製糖也進一步在閩粵等中國華南人口過剩的省份招募契約佃農到台灣和爪哇等地協助種植甘蔗，而回應明代為剿滅實際上包括許多中國東南省份海盜的倭寇而實施的海禁所造成的海上貿易與海上秩序缺位，接手並大幅擴張自顏思齊海盜海商集團的鄭芝龍海上集團不但採取收取某種過路費保護費並動用自己海盜集團力量與影響力護航的方式建立起了南洋一帶非西方勢力貿易的某種秩序而連荷蘭與西班牙等西方勢力都必須與其協調合作才能減少貿易摩擦，鄭芝龍本人甚至改信喀爾文宗並有教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 (Nicholas
Gaspard)；隨著西班牙與荷蘭殖民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所需要的辛勤農業等勞動力的龐大需求，許多中國東南各省過剩人口也因而以農業契約佃農等身份為開始大舉移民海洋與陸地東南亞各地。此外，由於以美國為重要市場的英國、西班牙與葡萄牙的中南美洲等地殖民地的單一經濟作物殖民地大莊園的龐大農業勞動力需求，在大英帝國的海軍勢力與海陸殖地建構提供了海上貿易航路秩序的公共財不列顛治世 (Pax Britannica) 支撐的第一次全球化國際貿易體制之下，中國東南閩粵等條約口岸各省移民為主而包括部份非條約口岸省份移民的中國契約勞工移民也跟印度契約勞工移民一樣逆著過去大帆船貿易的航海路線而開始出現在大洋洲、中南美洲與東部非洲各地的歐美各國殖民地並開始建立與當地原住民部落或歐洲殖民者社區有所隔離的華人移民者社區。而就在中國本土深陷兩次英法聯軍之役與太平天國之亂和稔亂等經年跨省紛至沓來的劇烈內憂外亂與社會經濟動盪的一八六○、七○年代，歷經死傷慘重的四年血腥內戰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新大陸最後由反奴的工業化北方聯邦透過格蘭特將軍與薛曼將軍的強硬戰略而勉強戰勝擁奴的農業化邦聯，受到統一美國的華盛頓支持的北方重工業與商業金融財閥迅即開始依據北方聯邦總統林肯於南北戰爭爆發之初的一八六二年即簽署的《太平洋鐵路法案》興築聯絡大西洋岸和密西西比河畔的美東各州與新開拓的美西各州的太平洋鐵路，其中，通過南部各州的支線的太平洋鐵路相關用地的徵收政策有如戰勝國對待戰敗國而引發南方各州仕紳與民眾的高度不滿情緒造成美國南方對華府為中心的美國聯邦政府的不信任心理，而為了滿足興築橫跨美東大西洋岸與美西太平洋岸的漫長鐵路線所需要的龐大危險廉價勞動力，美國財閥透過中國的各條約口岸在中國人口過剩各省招募了大量的勞動條件實為苦力的華人契約勞工，其勞動條件之惡劣危險情事之嚴重使得清王朝政府不得不自行成立招工局來試圖加以合理化法治管理，而大量華人契約勞工於太平洋鐵路完工後不願返國而非法滯留美國並設法轉為合法移民，使得美國社會在首度接觸大量華人移民就立刻產生了強烈的反華情緒並制定了施行期間極長的排華移民法案。
中華民國於辛亥革命後建政後，向來在海外華僑僑界推動革命運動並受惠於希望滿清王朝統治下積弱不振的祖國中華能因革命而再度強大而成為海外華僑政經後盾殷切期待的孫中山接受南方獨立各省革命代表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後，短暫任期內簽署的法案就包括了禁止販賣豬仔的僑務法案，然而，隨後的民國中國內憂外患動盪不安，此一立意良好的僑務法案自然也就無從實際實施了。辛亥革命走向南北議和後，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受到各路北洋與非北洋軍閥的分裂割據以及西洋和東洋帝國主義勢力繼續瓜分擴張對中國政權利權勢力範圍的控制力，總理與總統職位隨著各路軍閥勢力不斷內戰結果的影響不斷變動如走馬燈，捍衛個人權位之不暇遑論有效推動各項政策；孫中山在聯俄容共政策下在蘇聯協助下在廣州重姐中國國民黨並建立黄埔軍校與建立國民黨革命黨軍之後，由於北伐軍攻下華南華中各省並攻入武漢、南京和上海後國共兩黨再度陷入勝利果實爭奪的權力鬥爭，清黨後建政南京的國民政府失去《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所宣示的「扶助工農、打倒帝國主義」政治理想的高度正當強烈政治號召力遂不得不轉而對華北東北各路北洋與準北洋軍閥改採寬容的易幟改編政策並暫時成立由軍閥勢力地盤劃分改制而來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平政治分會等地方政治分會，然而，蔣中正主政的南京國府政府在東北易幟中國完成形式統一後不斷地與各地地方軍系軍政經領袖爆發軍事衝突，而國共兩黨在國民黨中央軍系與地方軍系發動五次大圍剿等清鄉圍剿作戰中也持續地發生軍事衝突。此一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除了利用戰間期歐洲工業生產力因戰爭破壞下降而推動了一部份的本土資本輕工業等的發展外，對於僑務工作則因缺乏真正的國際影響力而自然力有未逮。
因一九二九年美國股市大崩盤而起的全球經濟大蕭條最終造成了明治維新後日本大正民主時期的結束以及日本軍部利用《明治憲法》海陸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實質軍部組閣否決權而不斷擴大日本軍部對本已被藩閥政治與各種新舊既得利益把持而失去社會信任的日本議會的政治影響力以及日本軍部對日本社會經濟的統制控制力。一九三六年，深受法西斯主義影響的日本皇道派少壯派軍官發動二二六事件政變失敗，然而，事件後，統制派的日本軍部高層藉機進一步擴大日本軍部對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的影響力，而由於歷經中原大戰、兩廣事變、閩變與蔣桂戰爭等多次國民黨內軍閥混戰後掌握了關稅等財源的蔣中正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逐步擴大了中央政府對地方軍系的壓制力，而受到蔣中正黃埔系中央軍系勢力擠壓的西北軍與東北軍勢力在一九三六年同年年底十二月發動了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而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最終以國共兩黨在蘇聯旁敲側擊下組建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日聯合陣線，準備對日抗戰日益成為中國國內各路軍政勢力的共識，意欲透過侵華戰爭的勝利成果來壓制取代皇道派法西斯勢力對日本底層社會和軍部基層軍官的煽動力的日本統制派軍部高層面臨原本利用國民黨內軍閥混戰與第一次國共內戰造成中國內部動亂而一度寬廣的侵華戰爭空間勢必因為中國各路軍政勢力的救亡圖存抗日共識而開始日漸受限的壓力，日本軍部最終在蘆溝橋事變後走向了全面侵華戰爭之路並因石油鋼鐵等戰爭軍需而偷襲珍珠港走向太平洋戰爭以及最後的戰敗。抗戰時期的僑務政策除了號召海外華僑呼籲世界各國支持中國抗戰之外並無太多推展實際工作的可能性。
抗戰勝利後，分別在美蘇兩強羽翼下的國共兩黨再度因為爭奪東北地盤等對日抗戰勝利果實而再起內戰戰端並最終走向全面內戰，歷經四年多的內戰之後，國民黨軍中央軍系與地方軍系在中國各地兵敗如山倒。徐蚌會戰失利喪失最後的中央軍美械精銳主力部隊後下野辭去總統一職的蔣中正以國民黨總裁與黃埔軍校校長和中央軍系領袖身份的個人威望指揮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殘存勢力向台灣移轉，並在一度輾轉於台灣海峽與廣東和四川等中國西南各省後最終自身仍撤退台灣並在台北復行視事。而由於一九五○年六月底韓戰爆發後美國民主黨杜魯門政府改弦更張轉而再度正式提供遷台的國府當局軍政經援助，蔣中正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政權趨於鞏固並於一九五○年稍後展開了遷台的中國國民黨的改造運動。
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全面勝利建政北京的中共政權在抗戰又復內戰的一片廢墟中展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重建工作，而受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並引入蘇聯史達林主義經濟體制的中共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最終因為採取農業集體化與工業高爐化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具唯意志論傾向的「超英趕美」大躍進經濟發展策略失敗後，由於中共黨內對大躍進社會經濟制度實驗慘烈失敗的質疑檢討聲浪最終導致長征之後一直是中共最高軍政領導人與最高思想領袖的毛澤東雖然歷經《烏托邦祭》一書所記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的猛烈掙扎但仍然不得不被迫退居二線，毛澤東不久後即轉向怪罪儒家等傳統文化的思想桎梏造成中共黨內幹部的官僚化與走資化以及造成自井崗山時代以來即長年支持毛澤東革命的農民與工人等人民群眾喪失革命積極性以及革命意志感惰化，於是便藉著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而重提了五四運動以降對傳統儒家文化有礙中國追求現代化的質疑而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蔣中正領導的台北的國民政府正因中共建政日久政權日益鞏固以及本為西方殖民地的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運動而日益失去邦交國的窘困外交情勢，也由於遷台日久而在遷台軍民的返鄉情緒與本省籍台灣人民分享政治權力的要求而開始面對而頗有政權正當性不足而有待補正的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民黨黨內外內部政治壓力，遂順勢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為了爭取國際各國的支持，蔣中正領導的在台北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展開了新一波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並針對各國的華僑僑界推動以「捍衛中華文化」為名義的僑界拉攏活動，希冀有機會運用華僑在各國的影響力來儘可能敦促各國維持與台北的中華民國的邦交，也希冀藉此制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國際宣傳，其中，透過各國華僑學校以及台灣各大學的僑生招生以及在台高中職體系的僑生合作名額的提供就是擴大中華民國—台灣做為中國正統政權以及中華文化正統的法統道統繼承人對全球華人文化圈影響力與領航者的重要政策策略之一。
然而，隨著全球冷戰的落幕，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浪潮與政治本土化浪潮使得僑生名額與家族中國大陸原籍祖籍省份與台灣缺乏直接關係的議題不時受到台灣在地社會的質疑；與此同時，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的經濟改革與四個現代化的改革政策，文革後的北京當局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謹慎而有效地利用了冷戰後全球僅存唯一單一超級強國美國運用其強大的軍政影響力控制管理全球海陸秩序的美利堅治世 (Pax Americana) 透過世貿組織等所推動的冷戰後第二次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全球自由貿易體制所開啟的龐大新興經濟發展空間，快速的經濟成長帶來中國大陸與北京當局的國際軍政經影響力也快速崛起，原本偏向台北當局的美國等各國華僑僑界也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機會的吸引力而逐漸地轉向北京當局，除了在民進黨籍的陳水扁執政時期由於意識型態立場強烈而使得俗稱老僑的非台僑華僑僑界自然地感覺疏離之外，儘管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承認被北京當局宣稱為「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台北當局自行宣稱而從未得到北京當局承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但不知是否出自北京當局基於反制「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因其個人自學生時代起想像而重啟「兩岸制度競爭論」與「中國代表權之爭」而施加給海外僑界的政治壓力，許多老僑僑領尤其是北美與中南美僑領就已經開始不再來台而缺席馬英九時代晚期的國慶大典了。想來，中華民國—台灣的僑務政策與僑生政策基於台灣內外的種種社會政治情勢的變化已經到了必須進行更加符合台灣內外實際情勢變化的合理化調整改革的關鍵時刻了。
個人認為，中華民國—台灣的僑務政策改革，首先必須加強對原籍祖籍台灣的新僑僑社的僑務聯絡工作，第二，除了在新僑老僑僑民們的僑居各國的僑務聯絡工作以及台灣—中華文化週等文化交流與僑民聯絡工作之外，應該適度地增加國慶大典與總統就職大典等政治性慶典外的來台返台交流活動，像是，冷戰時期威權時代在當時政府青年工作政策目標支持下具壟斷性質地辦理中橫健行與僑青來台參加故宮參訪等文化語言交流等寒期暑期青年活動的救國團，在威權時代結束後在社會各界轉型正義呼聲下展開威權時代相關社會團體合理化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後，若能在交還威權時代為執行具有社會政策意義但具壟斷性質的海內外青年工作而由政府交付使用的部份用地的同時，也肯認救國團過去辦理這些本質上具有社會政策意義海內外青年工作的正面價值而根據一般經濟邏輯而當然必然會產生盈餘否則不可能長期經營，而依據執行政府交辦具社會政策正面價值的青年工作三十多年所必然應有的獲利盈餘而進行合理的換地安排等轉型正義呼聲下的相關社會團體合理化整理工作，其中，可謂救國團團本部並具有青年旅舍性質故而經常用於暑期僑青活動等海內外青年活動的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根據上述的威權時代相關社會團體合理化整理方案應該可以保留而成為去威權合理化改革整理後救國團的團本部以及青年旅舍和青年活動營運本部，而既然願意有沿續性有經驗地多年持續承接政府僑委會專案委託新僑與老僑來台僑青活動的公司或單位有限，相關僑青語言文化交流活動透過合法合理程序仍主要委託經去威權合理化改革整理的救國團辦理應該是合理而符合效率的做法才是。
而在僑生政策方面，個人認為，首先，僑委會應該增加面向過去因為僑務政策旨在與北京當局進行中國代表權之爭與中華文化道統法統之爭而較為疏忽了的祖籍台灣的新僑的來台留學招生推廣活動，而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本島民眾無法跨出日本所控制的日本本土與朝鮮東北而進行大規模對外移民，新僑移民美國等北美與中南美洲各地主要地是在戰後時期透過留學後留居工作進而移民或者由於前往工作經商有成後留居移民，相較於老僑在僑居地的技術性相對較高而在當地的社經地位也相對較高，故而，尤其是在北美洲，新僑後代返台留學的意願不一定如試圖走出在僑居地社會裡往往受到歧視排擠的Chinatown尋求新的發展機會的老僑後代那麼高，然而，在一定合理的範圍內，除了加強針對對台灣認同度較高的新僑僑社進行來台留學招生推廣活動之外，也可以規範每年的僑生名額乃至於位於板橋的國立華僑高中的名額必須有一定比例如三成五至五成是祖籍台灣的新僑。
第二，僑生來台就讀大學目前是透過僑委會組織的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進行分發，但美國的大學生以及碩博士生的外籍生政策則仍由各大學自行透過申請文件審核或甚至加上面試來進行招生，個人認為，由於僑生的中文教育來源多元，包括台灣的國立華僑高中與海外各國僑校，而僑委會自行組織的海外聯招會甄別準大學生未來學術或產業發展潛力的高教專業能力不足而又無法排除人謀不臧，應該改組海外聯招會做為面向新僑老僑的招生推廣聯絡單位之外，也做為審核僑居各國高中以及大學學歷價值的轉介認證單位，而最後的分發錄取則改為由各大學校系依據美國各大學招收大學部與碩博士等國際生的方式透過申請文件審核依各自依需要決定是否加上面試來自行招生，而各大學各校系是否適合招收僑生和外籍生以及招生名額則由教育部與僑委會共同審查決定，各大學各校系則在核准名額範圍內每年依申請文件審核乃至於加考面試總成績擇優錄取，若有無法足額錄取情事，則一兩年內可以轉為外籍生或轉系生，但每三年仍應由教育部與僑委會重行檢討審查各大學各校系招生名額妥適與否。
第三，馬英九政府時期的非華裔外籍生政策最後竟然出現自然科學領域外籍生缺乏實驗室基本技能但又能夠領取教育部提供的生活費等補助的奇怪現象，個人認為，受限於台灣的大學與額博士高等教育仍然使用中文為主的教學環境，故而，如果缺乏必要的中文能力，一則可能非華裔優秀學生來台留學意願不高而淪為招收相對不優秀的外籍生的奇怪現象，二則來台留學外籍生還得自行設法適應中文為主的教學環境，如此強求台灣各大學招收非華裔外籍生來妝點表面的國際化門面，實在大可不必。個人認為，首先，教育部可以加強非華裔前來台灣大學學習中文相關學程的整合與品質審查，第二，應該透過教育部駐外館人員針對國外各大學提供的華語教育品質提供評估審查，第三，應該整合馬英九政府時代為與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互別苗頭而推動的台灣書院的中文教育並增加針對對中文學習有興趣的非華裔外籍人士的課程，第四，教育部應該進一步設計針對非中文母語者的繁體中文能力檢定考試並經測試後推廣，意欲申請來台灣就讀大學或碩博士的非華裔外籍人士，除了經過各大學各校系的申請文件審查與視情況加考面試之外，也應該提供經過信效度測試肯定的繁體中文能力檢定成績文件並納入必要的申請文件審查項目。
第四，儘管老僑的中華大陸祖籍地並非台灣，然而，這些僑民在僑居地許多世代的經營所建構的與當地非華人人群之間的社經網絡對於台灣的全球經貿參與仍然是具有潛在價值的，而包括在台灣在內的各華人社會的一般民眾與經貿經營者主要使用語言仍然是中文而不大可能全面英語化，以目前正在參選總統的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年二月底訪問東南亞時曾出面接待的新加坡主要連鎖超商系統之一的當地華人經營者本身就曾在台灣的大學留學為例可知，不論新僑或老僑對於台灣社會乃至於正在探索社會與世界的面貌和個人可能未來生涯機會的大學生而言均是有助於增廣見聞、開拓眼界而且又語言相通、文化相近的一扇對外窗口，過度地在本土化論述中排斥中國大陸與海外各地所共享的中華文化傳承，是不合理、不必要而不符合台灣長遠的發展利益的，在僑務政策與相關的僑生政策中必要而合理地包含台灣本土化與在地化的呼聲之餘，對於語言文化相通而僅血緣稍遠些的老僑社群保存基於同為中華文化與中華人群的歷史與文化情誼紐帶的僑務與僑生的語言文化教育等聯絡交流工作在經過合理化的調整後，恐怕仍然是極有必要持續推動的。
此外，近年來台灣的全民健保由於人口老化等因素而不斷出現財務缺口與健保費率調漲的情況，故而，老僑與新僑等僑民遇到有病才返台補繳健保費後逕行接受相對高價醫療服務的現象也就引發了台灣社會的一些爭議。個人認為，老僑僑民之中仍擁有中華民國護照與中華民國—台灣身分證並因此而能夠投保台灣的全民健保的比例恐怕不遠及祖籍台灣的新僑之中仍有權利投保台灣的全民健保者的比例，過度地在本土化論述中爭論此一現象除了理論層次過低之外也頗有煽動台灣社會內部非理性對抗之虞；而在如何管理不論老僑還是新僑偶爾出現濫用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問題上，個人認為，可以由衛生福利部全民健保署每年統計不論老僑或新僑僑民身分者的實繳健保費總額與實支健保給付金額等健保使用情況，並每三至五年與僑委會共同檢討是否有必調整僑民返台使用健保的健保費以外的病患部份負擔比例，以便確認僑民身分健保使用者的健保費收支能夠大致上達成內部平衡。而究其實際，不論部份負擔比例多少，比起美國等國僑居地昂貴的醫療費用，台灣的醫療費用即使是全自費還是比較便宜的，而近年來，台灣政府經常強調要全力推動台灣的國際醫療服務的國際醫療服務市場推廣工作，而只要透過包含定期檢討調整的制度性安排維持僑民身分台灣全民健保投保人使用者的健保費收支大致達成內部平衡，則透過僑務工作與經合理財務管理的全民健保僑民身分使用者規範納保來做增加語言相通、文化相近的老僑與新僑考慮與使用台灣國際醫療服務的推廣策略並無不可，而這些介於中華民國—台灣與美國等世界各國僑居地之間的老僑與新僑的台灣國際醫療服務使用經驗與此一接觸使用經驗在僑居地的華人與非華人之間口耳相聞口碑效應，想來對於台灣歷屆政府均不斷強力推動的台灣國際醫療服務市場推廣，絕對是具有正面效應的。
在中華民國—台灣歷經政治民主化與在地化改革之下，再加上文革後中國大陸北京當局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並搭上冷戰後第二次全球化的全球貿易自由化經濟發展機會而造就了巨幅的經濟成長並因而進一步崛起擁有日益強大的國際軍政經影響力並連帶造成祖籍並非台灣的老僑僑社的轉向北京當局，冷戰時期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國代表權之爭而來的遷台的國民政府僑務政策與僑生政策早已有必需進行合理化與實際化調整的必要了。個人認為，除了加強過去較為疏忽的面向祖籍台灣的新僑台僑的僑務工作與僑生工作調整之外，也不應該忽略對於與台灣語言相通、文化相近而儘血緣稍遠些的老僑的僑務工作與僑生工作，而其中，加強老僑與新僑僑胞與僑青的訪問台灣實際接觸交流經驗，更是過去僑務工作並未合理著重但對於做為同為漢民族為主中華文化社會的中華民國—台灣政府與社會極有意義而應該進一步持續強化的僑務工作重點。
以上一點個人淺見。
個人相關舊文分享
《一個辯證得精采無比的人生故事──蔣經國與他的台灣歲月》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上）》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下）》
《誰的中華？誰的文化？──大陸、台灣與海外華人的五種中華文化印象》
《關於陸生納入健保議題的一點個人看法》
《那些年，我們一起鏖鬥過的人間不義：《反安保：藝術之戰》觀後有感》
《關於台灣新一波憲政體制改革與中央地方政府體制改革的一些個人看法》
《關於中國國民黨黨產爭議的一點個人看法》
《關於中正紀念堂與去威權化的一點個人看法》
《關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一些個人看法》
《關於高中歷史新課綱於二○二○年大選前夕爭議再起的一些個人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