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稍早，二○一八年三月中國大陸人大與政協兩會期間的三月十一日下午，中國大陸全國人大以幾近全票通過的二九五八票贊成、兩票反對、三票棄權與一票無效通過了刪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任期限制的修憲案。不意外的是，國際各界反應不佳，而中國大陸內部甚至中共體制內部也不無疑慮反彈的聲浪。
值得思考的是，原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任期限制制度乃至文革結束後由中共黨內外個人威望聲望崇隆的革命世代的毛後時代領導人老革命鄧小平反省毛時代晚期的文革歷史悲劇而制訂的制度，在胡溫策動雙開整肅薄熙來與周永康等薄派相關黨內勢力後開始鞏固接班地位的習近平，目前為止任內最重要政績是沿續反腐敗鬥爭以俾爭取對於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出現的貧富差距惡化與黨政軍官員貪腐問題日益不滿而受惠於經濟成長而個人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中國大陸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民眾的持續支持，以俾持續獲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支持並代表之而鞏固政權，而攸關中國經濟試圖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發展困境的十二五規劃與十三五規劃的成效則因仍在持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又受限於必然的成長減速而預期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展現顯著政績，習近平為什麼在第二任中共總書記與中國國家主席伊始就推動有利於個人爭取第三任期甚至第四任期的修憲案？而中共體制內部又是為什麼會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後接受了這個二○一七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前後就傳出風聲的修憲案呢？畢竟，推動打擊以薄派為中心的黨政軍貪腐大老虎所帶來的社會聲望與黨內威望似乎並不足以支撐習近平這麼快速又這麼全面地取得黨內各路勢力的支持來通過這個不無可能被質疑挑戰鄧小平且又明顯缺乏中國民間與國際輿論支持的修憲案呢？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全國人大此次的修憲還包括了納入縣級以上國家機構選出或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就任時應當公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誓的憲政法制化以及胡錦濤時代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思想入憲。對憲法宣示的制度入憲可以視為自後文革後革命世代的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時代針對文革等政治運動治國做出反省而提出的「依法治國」而進一步提升至「依憲治國」，而科學發展觀與習近平思想的入憲，則顯示北京當局針對前重慶市委書記、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薄熙來似乎引述某種個人化版本的毛時代強硬鬥爭思想卻創造了以「唱紅打黑」為表面名義的勒索資本家的機會以及不計成本與經濟永續回收可能的政府與國營企公共投資造成虛假建設成長卻造成龐大明暗政府債務而又創造了巨大的貪污機會所造成的一系列鬥爭與意識型態圍堵並進一步確立毛澤東時代功過七三開並進一步確立中共執政經濟政策絕不走回毛澤東時代具唯意志論傾向的忽視客觀經濟社會發展自然規律的全然政治專政而非政策宏觀調控並最終造成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悲劇的政治經濟政策的執政路線。
儘管，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開始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歷經了姓社姓資的爭議以及南巡講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以降近四十年旳高速經濟發展，中國經濟達到了小康的中等收入階段而中國社會也達成了基本的減貧與社會經濟資本累積，並在二○○八年年夏天的北京奧運後就接連因美國次貸風暴與隨後不久的歐債風暴等源自二○○○年網路泡沫後的不動產證券化等造成的資產泡沫累積隨後幻滅而使得具有受惠累積自後冷戰第二次全球化鉅額外匯存底的中國大陸成為全球金融救主與救世債權人，連西班牙的電信公司與希臘政府公債都找北京當局收購紓困，遑論許多具有隱形冠軍資格的德國等西歐各國諸多產業的特殊專利所有權公司均找上大陸公私營公司議價收購！
然而，畢竟，中國是一個近十四億人的天然資源不真的很豐富的可耕地不足的大國與可開發未知邊疆資源早已開發殆盡的文明古國，連自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文化開始就不斷反覆種植水稻並承受歷代兵燹的南方水稻種植區都出現了人為而非天然的土壤學名詞「水稻土」，具體反映了自清季以降尤其是東北開放漢人移民以降中國大陸平原與丘陵可耕地的開發殆盡與過度密集利用，也反映了背後的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土地改革工農兵革命在抗戰後迅速在全中國南北全面勝利的星火燎原的革命溫床，也就是相較於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快速成長的人口，人均可耕地近乎如一八四八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前夕地日益逼近足以養家活口的下限值，而可開發邊疆如滿清龍興之地滿州的開放與快速開發殆盡也使得人口壓力與可耕地和糧食壓力反覆爆發社會緊張與衝突、暴動乃至於革命，當今的中國較之晚清，人口壓力與可耕地壓力不但不曾稍減而甚至因為城鎮化吞沒可耕地以及經濟成長造成肉品與穀物乃至於養殖海鮮等的糧食乃至於飼料需求的快速增加而更為緊張，故而，在歷經胡錦濤時代「國進民退」的大型金融與製造業乃至於石化業和農業國企整併大型化之後，許多大型國企與其公私合作公司與個人紛紛前往非洲與澳洲等地透過農地耕種契約開拓大型美國式單一作物農場並立法限制農地開發為建地才稍稍緩解改革開放與經濟成長後的中國糧食壓力並盡力滿足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日益美國化的肉食慾與美食慾！
無獨有偶地，改革開放後的製造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部門，從「摸著石頭過河」的缺乏技術開發與風險控管能力的個體戶、城鎮企業與軍工企業走到義烏代工系統再到中關村晶圓高科技園區與海爾中國造和吉利汽車和長城汽車的品牌化與技術開發能力的確立，終至走到海爾中國造的「拉進來、打出去」一如日商和韓商到東南亞甚至非洲各國設廠，也出現了小米機與中芯等高科技代工業甚至自有品牌的發展，並自十二五規劃開始在國家支持下加速發展了大陸自有的節能與再生能源產業，而在製造業的基礎上，阿里巴巴與京東商城等電子商務產業以及日益品項多元化與服務精緻化的餐飲業等服務業第三級產業也如十二五規劃和十三五規劃所計畫地迅速發展；然而，一如在網路泡沫後不久美國華裔作家所寫的《中國即將崩潰》所引述整理的數據，伴隨著後冷戰前蘇聯陣營國家暫時隔絕於世界市場之外的勞動力與天然資源重新投入市場所帶來的富饒時代不再，歐美各國在次貸風暴和歐債風暴等金融風暴與資產泡沫破滅後再度掀起一波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二○一六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時憤怒幻滅的美國窮白人等民眾甚至選出了連河馬辛普森都害怕的川普，利用的藉口包括中國等新興東亞經濟體操縱貨幣、衛生與健康等非關稅壁壘乃至於赤裸裸地直接要求中國大陸減少至少三分之一的年度對美貿易順差，而中國大陸在次貸風暴與歐債風暴時的對歐美各國紓困以免需求枯竭而造成其製造業旺盛產能無處出貨的世界金融救世主角色顯然並不能真的完全消除歐美各國的對華保護主義傾向再起乃至於以中國威脅的黃禍情結為其表面堂皇藉口！因而，改革開放後近四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累積了不少的過剩與效率較差僅依賴廉價勞動力產能，而在其上又累積了包括鄂爾多斯鬼城等一線、二線甚至三線城市過度開發的房地產等資產泡沫，地方官員為了追求就業與經濟成長政績以及相關的較缺乏風險評估能力的地方金融機構的盲目放貸乃至於政治性放貸也助長了中國大陸製造業產能過剩與資產泡沫乃至於隱藏性的系統性地方與中央金融呆壞帳的形成與累積，在網路泡沫後的製造業產業調整與小型國企民營化等效率化整頓之後，在二○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前後再度形成嚴峻的從煤礦業到鋼鐵業乃至於造船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部份國際品牌開始退出中國的二線城市，部份因為較平價中國自有品牌的取代效應，部份也因為過剩產能開始出現消化問題後部份城市的繁榮不再而無法再支持奢侈品消費，加上北京當局自十二五規劃開始推動的向內需型經濟成長漸進轉型成效不如預期，因而，北京當局在山西煤礦產業需求驟降而急速下修整併等眾多產業產能過剩問題自二○一三年起不斷浮現後，在二○一五年十二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了「去產能 、去庫存 、去槓桿 、降成本 、補短板」的產業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化調整與經濟結構創新升級轉型政策，而在江澤民時代與胡錦濤時代的國企改革的基礎上，亦即在讓包括海爾中國造前身的國企效率化民營化轉型而甚至不惜造成部份本受國企鐵飯碗保障的勞工下崗以及重大公用事業國企整併大型化而甚至有能力走向海外參與新原油等的開採開發的基礎上，二○一三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也再度明確化了經濟改革的目標與進路，亦即由市場決定價格也決定生產資源配置的經濟改革乃至於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國企的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與政府監管改革方向，並確認了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平衡城鄉發展差距的社會經濟改革方向，此外，北京當局自二○一三年也在原本的上海合作組織和中非合作論壇等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實力陡升後向外投射經貿合作等政經影響力的全球各區域經濟合作參與對話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了「一帶一路」的基建援助合作與經貿關係深化擴展對外經貿政策，其中除了進一步擴張中國對外政經影響力，就基建援助合作而言一如美國與西歐等已開發國家的援外政策般也不無可能存在為過剩的鋼鐵等產能尋找市場並順道拓展未來可能的各產業市場與天然資源合作開發機會的目的。
不容否認的是，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中國經濟，現在確實已經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與必須進行產業創新升級改革的關鍵時刻，而全球經濟確實也走到了後冷戰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遇到必然困境的關鍵時刻。一如自鬱金香熱以降的歷次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像是一戰後唯一倖免經濟強權美國的一九二六年大蕭條前夕的佛羅里達州房地產泡沫、一九二九年的伴隨第一次全球化走向一次大戰再走到戰間期美國繁榮的大蕭條、一九八○年代的美國地方小型儲貸機構風暴、網路泡沫乃至於二○○八年的源起美國的全球次貸風暴與二○○九年的歐債風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後的中國經濟確實也面臨了資產泡沫風暴與結構轉型時刻，而過度仰賴冷戰結束後新開放天然資源與廉價勞動力的第二次全球化也同樣面臨諸多社會經濟爭議以及眾多關於公平性和效率性的國際爭議，而一如人類歷史上的歷次經濟危機，一旦執政當局處理不當而疏於同時回應社會經濟公平性與效率性而甚至放任貪污腐敗，便有可能一如在抗戰後不顧戰後經濟危機與核心控制領土江南大水糧荒卻急於以武力完成全國統一而又放任權貴貪腐的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最後只能在金圓券貶得一文不值而眾多失去希望的資本家與中產階級竟在上海投黃浦江自殺的左支右絀的內外情勢下一夢南柯下台一鞠躬了。於是，早在二○一六年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警告前港英勢力為核心並疑似縱容黃雨傘運動等港獨運動試圖要求更多片面經貿讓利的香港政經既得利益者「香港亂了，大家一起買單！」前，出身港英勢力的香港首富李嘉誠便在陸港CEPA嚐鮮期過後陸客訪港人潮減少向常態旅遊人數調整前將其香港房地產等資產大幅出脫並將資金轉投資英國與北美等標的，其旗下公司等資產涉及諸多問題資產等問題的據稱扯上反習政治爭議的大陸籍資本家肖建華原本避居離大陸很近的香港持續進行脫產布局而被北京當局動用強硬手段帶回依法處理資產償債，而大陸籍地產大亨王健林也因百家遊樂園無力經營試圖脫手等問題資產等問題而受到北京當局動用司法等手段追訴追償，連知名演員趙薇與其富商老公在買下法國葡萄酒莊大打公關戰後也面臨了追債等爭議，一如曾買下美國洛克菲勒中心一度在一九八九年由泡沫經濟到頂的日本三菱集團買下，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現在也面臨了資產泡沫問題與結構轉型問題，也同時面臨相應的社會問題與內外政治問題。
總的來說，在這樣子的中國大陸內外政經情勢下，中共黨內各路勢力達成支持形同習近平延任的政治共識並將之透過全國人大的修憲案加以憲法化，其背後的政治考量與中國內外政經情勢背景就值得深究了。以肖建華案與王健林案等經濟犯罪嫌疑大案觀之，中國正面臨改革開放後最重大的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刻，除了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而必須進行創新結構轉型才能夠促進下一波的經濟成長外，以日昨美國川普政府簽署的對中三○一條款貿易報復法案以及時間相近的鼓助高階美國官員訪台的台灣旅遊法觀之，北京當局在改革開放四十年與第二次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貿易體系下多層次不公平貿易導致頗有得了便宜還賣乖嫌疑的新一波美國保護主義浪潮的再起，北京當局也面臨了既有的透過外銷型經濟成長促進就業以保障社會穩定漸進改革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面臨了新的鞏固與深化的挑戰，中國社會經濟接下來怎麼走已成為執政的中共當局最核心的政治課題，而由於一如印度等所有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法治的相對缺乏與人治影響力的減少但持續存在，勢必讓部份已成為去產能產業資源配置與金融支援調整對象的企業尤其是私有企業試圖尋找政治關係進行不正當的超貸融資乃至於脫產資本違法外逃債留中國，也讓部份北京當局與中共黨內黨政軍內部一部份人士試圖運用其可能逾期作廢的政治權力來為上述去產能企業進行政治關說以取得超貸融資與脫產外逃從而藉此進行謀取種種賄賂等不法暴利的尋租行為，自二○一一年年底開始的薄派鬥爭到一系列的加緊反貪腐鬥爭甚至於整肅本受黨指揮槍指揮的軍老虎的整肅，除了薄熙來等來假借毛主義名詞進行傳聞手段可怕的奪權陰謀之外，包括據稱在歷代民不與官鬥的中國社會為反習派的資本家肖建華案等似乎也隱約指出了其背後的社會經濟體系問題之嚴峻，而上升到了政治問題甚至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問題的程度，而必須在十九大與人大修憲案中將「習近平思想」冠名納入成為全黨全國全軍的政治核心綱領而上綱上線到意識型態鬥爭的高度才能整體解決！
在文化大革命後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南巡講話》之後最大規模最深刻層次意識型態路線定調的《科學發展觀》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入憲案下，在薄派鬥爭與黨政軍擴大反腐敗鬥爭的社會經濟與黨內背景下，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修憲案，而原本預期在兩任的習李體制後接班的胡派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江派上海幫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不但未能在十九大入常而甚至於在十九大前後被拔除職位甚至雙開，而同樣有江派上海幫淵源的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與具有團派背景的汪洋則在十九大入常了。部份論者或許會以拔除潛在接班人加上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修憲案乃至習近平試圖無限期連任的政治鬥爭動作。然而，以江澤民和胡錦濤均親自出席十九大觀之，此一修憲案似乎在十九大時已在中共高層與元老間取得了相當的共識，而其原因，考諸孫政才以嚴重政治錯誤雙開案卻無極重大貪腐案件同時曝光而言，恐怕與其在接任薄熙來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未能積極整理薄熙來混亂而貪腐與種種尋租行為錯綜複雜且復又存在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同樣貪腐叢生的眾多基建乃至於國企政治性投資項目的重慶市政與當地黨內各路政治關係有關，而胡春華的落馬，除了其自河南省委書記任內政績不是那麼亮眼而缺乏接班所需要的各種黨內外政績與聲望外，恐怕也與其在廣東省委書記任內放任包括薄派在內諸多勢力在嚴峻的社會經濟情勢下進行尋租行為以施惠建立自己黨內人際網絡有關，再加上頗具接班態勢的承辦上海自由貿易區著然有成的上海市委書記韓正的入常，真正的因果關係恐怕不是為了習近平延任才使得對此有潛在威脅性的準接班人孫政才與胡春華被拔，而正是因為準接班人孫政才與胡春華的政治錯誤與薄派等試圖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後已到中等收入陷阱與必須進行產業創新升級改革的中國經濟關鍵時刻進行尋租索賄甚至縱放資本違法外逃而以政治權力進行謀取個人非法利益的尋租行為，加以上述試圖迫使前準接班人孫政才與胡春華為了建構足以穩固接班的中共黨內黨政軍個人人際網絡與執政聯盟的一部份以薄派為首的黨內既得利益者極有可能在出現黨內外聲望尚未充分或者具自由派傾向而易於在中共黨內受到惡意攻訐奪權的替代孫胡接班人選時恐灰復燃地進行種種阻礙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進行必要的結構轉型與金融融資等要素配置調整甚至藉此謀個人暴利的政商合謀的經濟犯罪行為，故而，面對不論就個人與家族資歷的從政政績與人際網絡足以在黨內服眾並對於未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改革方向與其過去脈絡具有充分實際經驗的下一代領導班子浮現並準備完成之前，由與薄熙來同為革命世代元老之子並在解放軍與中共黨政文官體系內均具有高度個人威望的習近平連任第三屆或甚至第四屆，也就成為在面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最重大經濟結構轉型與生產要素配置調整經濟危機與轉機的同時又面對薄派等執政黨內勢力不時虎視眈眈試圖找話題進行奪權以遂行其不法尋租暴利目的的中共黨內當下最佳的選項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此次修憲後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一如美國憲法下的美國總統任期般再無憲法明文限制，但由於最高領導人的延任修憲本來就具有造成制度性信任危機的可能，也因而也可能造成中共黨內的權力挑戰者乃至於各種別有居心者以習近平延任為起頭煽動中國民間的反個人獨裁聲浪而自我偽裝為開明改革派而然後必然再將台灣問題等重大中國內外議題的強硬派立場端上台進行政治鬥爭乃至於等而下之的尋租勒索個人利益，遑論習近平在並未如和毛澤東同屬革命世代的鄧小平般有結束文革與推動改革開放的劃時代性改革成果與黨內外威望與聲望，卻已在第二任伊始就修憲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個人姓名冠名入憲，本來就容易引起中國國內外的質疑聲浪也就容易授黨內挑戰者乃至尋租勒索者利用來向習奪權要利，而習近平在修憲前後面對美國川普政府發動的挑釁貿易戰卻僅不卑不亢地同步提高對美進口商品關稅並呼籲美國共同理性對話談判，並未利用此一中美貿易戰採取極強硬姿態來扮演危機英雄強人偉人角色來正當化與對內創造面臨對外危機的中國需要無限延任的習皇帝的社會氛圍，故而，習近平如美國的小羅斯福般不斷連任的機會不大，一個可能的發展方向是，親習近平並銜命接任重慶市委書記進行全面政經整頓的陳敏爾可能在二十大入常，並在習近平的第三任期結束後，由韓正出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並由陳敏爾出任國務總理正式接班，或者由陳敏爾直接接班組織新的領導班子，而習近平則在此後以鄧小平曾經的幕後輔助角色運用可以依憲繼續第四任卻如華盛頓放棄合憲的第三任般的確認為重要穩定力量並在生前任期內完成接班輔助工作的黨內外聲望繼續壓制可能在後習近平時代再度浮現的一部份黨內既得利益勢力的奪權要利行動，而若其甚至在第三任期之初就宣在不再爭取第四任，則在第三任期內為了正當化其違反鄧小平留下的限制限制憲法制度的爭議，就可能在經濟結構轉型所必需的各種私有財產權利乃至於部份個人自由權利與政治限制的放寬等方面有所改革；若如此，則由在中國經濟最前端的上海市長期工作的韓正領導或者在清理薄派與相關的幾近於人謀不臧造成經濟泡沫的政治經濟腐敗尋租問題具有實際工作經驗的陳敏爾領導的後習近平領導班子，在習近平留下的社會經濟改革成果上，也在依然在幕後協助穩定黨政軍各路勢力的習近平的支持下，想來也才有可能進一步「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何在既有歷史性社會經濟脈絡不至於過激改革造成動盪混亂的前提下如何深化經濟創新能力培植與經濟結構有效轉型並謹慎但不過於拘泥地先經適當試點實驗實踐地推動所必需的社會經濟制度改革。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知名的中共黨內自由派汪洋在十九大入常並以全票通過接任全國政協主席，其過去在廣東省委書記任內重要的政績就是針對改革開放創始的深圳、珠海與東莞等經濟特區所在的廣東省進一步推動「騰籠換鳥」的廣東產業結構轉型政策，其自由派的背景正好在向為中國各路政經人士各言爾志的全國政協參與整理整合各種經濟改革及其所必需的個人權利與私有財產權等的改革需求並將之交付進一步中共黨內外討論協商與政策形成。固然，中國不大可能任意地走回私有土地制度，畢竟，龐大的人口與有限的可耕地與建地，任意開放土地私有恐怕只會如前蘇聯冒然將土地等國有或公有財產私有化時出現黨內外有政治關係者大規模掠奪土地與天然資源等國有或公有財產的強盜大亨現象，極可能未能達成任何經濟開發效率的增進卻已造成更加嚴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與對既有政治體制的不信任與不滿憤怒，然而，因應創新經濟所必須的寬容創意的社會環境與保障創新後權利乃至於提供融資等協助的經濟制度的調整改革，卻絕對是有其必要的，也絕對是必須細膩地依實際工作經驗來區別問題與討論設計改革方向與政策制度具體內容的，具有在廣東「騰籠換鳥」工作經驗的汪洋的入常與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加上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並曾參與起草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重大政治理論的王滬寧的入常提供政治經濟理論的意識型態論證支持，想來，應該有助於北京當局因應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經濟面臨第二次全球化後新全球經貿情勢與經濟結構轉型的內外挑戰。
而在對台政策方面，日前履新的國台辦主任劉一結發出的就任聲明提及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工作目標，並將繼續在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時也對非台北當局的非藍營縣市長在承認「兩岸一家親」原則下繼續推動民間與地方為主的非政治性交流。除了其基本原則與目標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從未有過放鬆的現象，維持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基調外，由於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問題與中共黨內政治鬥爭奪權要利問題的深度交絡，而冷戰後第二次全球化也走到了全面調整的時刻更加劇了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問題與相關聯的中共黨內政治鬥爭奪權要利問題的嚴重度與複雜度，而如前所述，在此一嚴峻的中國內外社會經濟情勢下的中共黨內政治鬥爭過程中，台灣問題勢必會被習近平的黨內權力挑戰者與不滿者利用來進行奪權要利的鬥爭議題，也已經被美國川普政府利用做為向北京當局要求調整美中貿易條件的政治籌碼，個人以為，在習近平可預見的第三任期與可能的後續接班問題明確化之前，北京當局對台態勢絕不可能真的有任何被誤會存在基本原則與目標調整可能而造成台灣島內的台獨或一國兩府主張聲勢上揚的可能，因為對台核心利益問題上被視為軟弱是極易於在中共黨內被當權派的挑戰者與不滿者利用對台強硬議題來爭權要利，而在習近平可預見的第三任期，由於延任本身的內外爭議使其易於受到黨內挑戰，故其不大可能對台放軟，台灣在習近平第二任期的這五年間宜保持高度自制以避免誤踩紅線而使兩岸爆發全面外交戰與經貿戰或甚至再度面臨嚴厲的文攻武嚇。但既然第三任期在中共黨外的中國民間各界的批評與獨裁疑慮，過度利用對台強硬議題這種非直接對一般民眾施惠放權的議題來鞏固第三任期甚至第四任期恐怕只會造成反效果，故而，一旦習近平的第三任期確定而後續接班問題也開始陸續底定之後，只要台灣方面不要直接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尤其若是由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執政，則台灣在北京當局限制下採取馬英九時代世衛年度模式參與的實質國際參與空間應該是有機會放寬些，而若此時是由不承認九二共識但承諾一中憲法的民進黨執政，只要不真的大放外交烽火，在美國支持默許下增加一個拉美小國邦交國大概也不會真的因此引爆兩岸外交殊死戰。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