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關於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費基計算基礎修正的一點個人意見

二○一○年三月間,由於人口老化與醫藥科技進步造成台灣總體醫療費用的不斷成長,全民健保再度出現收支不平衡的現象,因而,在衛生署長楊志良的堅持下,同年四月起調漲健保費率(由4.55%調漲至5.17%),馬英九總統並在楊志良署長入府報告後公開向社會承諾將於該年內推動在納保費基計算上較具社會公平正義性質的「二代健保」立法的社會政策重大改革。

衛生署與改制公務單位的健保局於是開始與具有稅賦課徵技術經驗的財政部等單位合作,展開與勞資雙方與社會各界利益相關各方的「二代健保」全台各地多次公聽會,緊鑼密鼓地進行「二代健保」立法的社會政策溝通工作。

不久後的二○一○年十一月底的五都直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中,執政的中國國民黨馬英九政府面臨空前危機。

台北市長郝龍斌在民進黨籍的前台北縣長蘇貞昌的挑戰下,挾著國民黨在台北市近乎堅不可摧的鐵票優勢,最後卻得靠著馬英九運用其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的人脈網絡而透過由馬總統親自打給相熟的台北市里長為郝龍斌拜託輔選才勉強維持國民黨的首都執政,由原台中縣市合併新升格的大台中市選戰中,國民黨在台中縣區面臨全面分裂投票危機,胡志強僅靠著原台中市區深藍鐵票的強力動員才在國民黨本土派等勢力同樣高度穩固的大台中市以兩萬票的些微差距驚險連任,而在由形象與施政能力較佳的前桃園縣長、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辭職參選取代原國民黨籍台北縣長周錫瑋的當年新升格新北市長選戰中,過往政績卓著的朱立倫以辭職參選時吳敦義內閣宣布興建淡海輕軌、參選之初即與時任立法院長的王金平聯手爭取高架基樁已打下而施工已然過半的機場捷運依民進黨政府接手長生BOT案改為政府自建後的路線方案繼續興建以俾儘速通車再加上提出三環三線的新北衛星都市大台北生活圈重大關鍵公共運輸規劃等新北與大台北新活圈發展總體計劃的大手筆施政藍圖擘劃,最後卻僅因都會性格明顯的民進黨對手蔡英文在縣區的說服力和親和力或有不足再加上提出在主要外環道外舊社區處處而道路線道寬度不足的新北推動過於保守而可行性存疑的先推動仿胡志強主政的台中市的新北BRT快捷公車再依 BRT運量評估新北捷運必要性而使朱立倫以就新北而言不算大勝的十萬票差距勉強維續國民黨在全台戶籍人口數最多的新北市的執政,而蔡英文的得票數甚至跨越百萬票!而在新近由縣市合併升格的大台南市與大高雄市選戰中,國民黨提名的具有學者菁英性格而非地方選將性格市長候選人則雙雙以極懸殊的得票率輸給民進黨的賴清德與陳菊。

再加上,前一年二○○九年年底的非直轄市縣市長與縣市議員選舉中,由於含有高濃度狂牛病prion感染性蛋白質的可怕高度不確定風險的美國牛腦與牛脊髓進口問題因時任馬政府國安會祕書長的蘇起堅持未經充分政策溝通與健康風險評估和政治風險精算便逕行與美方簽訂協議全面開放而引爆台灣社會的高度恐慌與健康政治疑慮風暴,而國民黨內本省籍與外省籍各路勢力又在馬英九在後扁時代的大選以超過兩百萬票的差距大獲全勝而泛藍又取得高達八十六席的國會優勢後浮現了爭取各自更大政治經濟利益的深刻黨內鬥爭而裂痕處處,國民黨在二○○九年年底的非直轄市縣市中在全台各縣市勉強維持北台灣各縣市執政,但在議員席次與各縣市縣市長得票數加總上卻已受到沿續之前一年多在各地立委等補選中開始積小勝為大勝的民進黨的嚴重威脅而甚至超越之!而甚至,家族地方勢力鞏固而本身又政績不惡的升格前的國民黨客家政經大老吳伯雄之子桃園縣長吳志揚也僅以五萬票的不安全差距在原本國民黨客家勢力優勢穩固的桃園驚險連任第二任!

故而,在二○一○年十一月底的五都直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後,國民黨內自是普遍瀰漫著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甚至連馬英九總統是否能夠在不到一年半後的二○一二年一月中的總統與立委大選取得連任以及保持國會優勢都開始有國民黨人士公開表達其感到憂慮悲觀。

此時的做為台灣右派—保守派政治聯盟的中國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其本身各利益團體能夠接受的範圍內推動一些符合社會期待的社會改革政策,或者是推出一些迅速有所初步成果的經濟政策或地方建設政策。畢竟,尋求連任的現任者政府,必然需要提出具有說服力的政績做為連任訴求,其中無非興利除弊,在除弊方面,海角七億等陳水扁家族相關案件許多已經判決定讞而國民黨各級政治人物一再以此攻詰民進黨也早已被視譏為拿司法案件當政治提款機,而諸如國民黨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長楊進添甫一任就急著下令清查陳水扁任內曾受拔擢任用的外交官員並納入黑名單加以打壓更早已被視為不符合民主政治兩黨政治的政治表態清算鬥爭而非僅是清除阿諛奉承違背外交專業者的適度體制內改革,自然地,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的連任之役,也就更加倚重交出興利政績成績單與提出未來願景了。

然而,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先天不良的是,上升伊始就遇到了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全面爆發,甚至必須推出消費券以冀求消費乘數效應來跳脫經濟衰退困境,而隨後在二○一○年六月間簽署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儘管北京當局在石斑魚等台灣農漁產品關稅與工具機項目關稅方面可能基於統戰或者基於北京當局成為全球金融海嘯救世主常見的增加開放以維持先進發達國家對中國大陸產品消費能力的總體策略而有所對台疑似政治性片面大幅讓利,但是在北京當局與新加坡經濟合作協議上開放的丙烯等重點項目則並未納入兩岸ECFA早收清單,而浙江等大陸東南沿海各省的石斑魚等水產海產養殖基地則在ECFA簽署不久後的二○一二年上半年傳出已投資百億人民幣自行研發出可讓當地石斑魚過冬生存而能夠跨年大型化養殖的技術,而同一時間台灣農委會卻正向養殖漁民與社會各界宣布已完成建造石斑魚活體運輸船而有利於南台灣石斑魚活體鮮魚銷售大陸市場!顯然易見的是,當台灣經濟在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的壓力下來到了結構升級轉型的當下,除了循序漸進地內造化與創意化台灣經濟以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外,顯難於二○一二年一月中大選之前有所重大政績可供選民檢驗「準備好了!」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施政成績單。

於是,可以想見,在國民黨在二○一○年十一月底的五都直轄市選舉情勢遠不如預期的政治情勢下,做為符合社會公平正義期待的「二代健保」立法也就成了左右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政績與連任成敗的重要政治議題之一了。

然而,就在二○一○年十一月底五都直轄市選舉後立法院衛環委員會將《全民健康保險法》的「二代健保」修法相關條文依朝野協商結果列為該會期「最優先法案」交付委員會繼續密集討論之際,曾任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財政局長而應該是馬英九本人長期政治盟友並自始就參與二○一○年三月以降二代健保歷次政策公聽會協調工作的財政部長李述德忽然對外公開表示包括古董等「二代健保」費基項目是連國稅局從乾毛巾裡硬擰得出水來的稅賦課徵技術能力都做不到的,遑論並非稅務機關的健保局!由於這些稅賦課徵技術問題在超過半年的公聽會政策溝通階段均未於報端見到李述德或國稅局等單位有所公開反映,李述德於「二代健保」送進立法院正式進入修法階段時才忽然大放冷箭,自然令人合理懷疑是否在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全面爆發,部份台灣投資人或投機客甚至體質較弱的各級金融機構有意在「二代健保」修法的最後階段以此為藉口使「二代健保」修法無疾而終,以免股利、利息與租金所得私資本利得納入全民健保保費的費基並以與投保薪資相同的費率計算保費而可能影響其資產與資本投資的利潤率乃至於進而影響各界參與接手投資其資產與資本投資的氣氛與意願從而造成金融海嘯後的又另一種流動性困難!無獨有偶,在野黨民進黨的黨鞭柯建銘等人也針對取代原本健保「最低保費」的仿稅法推論稅基式「虛擬薪資」等過於統計設算式的新發明法律名詞有所疑慮保留。此外,由於原始的「二代健保」的設計是每年會計年度年初先依前一年的投保薪資與視為投保薪資之一部的執行業務所得等項目計算「家戶總所得」進行費基費率計算然後再於同一會計年度結束時多退少補,此舉使得原本基本上按月就源扣繳的全民健保保費變成另一套平行的某種具社會保險性質社會福利制度的年年都得忙著保存各種單據做補繳或退還健保費的另一種所得稅申報工作,其技術上的複雜度與困難度也讓習慣了簡便繳納健保費的社會大眾與必須負擔部份健保費的公私雇主單位感到行政困擾與管理隱憂。

眼看著十二月底休會前無法讓「二代健保」修法相關條文令人信服並經朝野協商地送出委員會而即將胎死腹中,而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的連任之路也即將更加風雨飄搖而前途茫然未卜之時,國民黨立院黨團與民進黨立院黨團經過與衛生署長楊志良的密集溝通協商後提出了公共衛生學界學者在「二代健保」公聽會政治溝通階段也曾浮現論及的「一點五代健保」的「補充保費」折衷修法方案,立法院國民黨團最終在與楊志良進行閉門會議針對「二代健保」修法相關細項調整做最後的確認後立即與立法院民進黨團進行朝野協商,「二代健保」相關的《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條文修正案於二○一一年一月四日三讀通過。

其中,在「二代健保」,六類被保險人的分類與最低保費予以維持而未持取全所得稅式純依家戶總所得計算納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明訂了「補充保費」採取「就源扣取」繳納,「補充保費」的費率與一般保費脫鈎而訂為第一年2%,上限2.5%,費基包括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與租金收入,並排除了受到爭議的古董交易所得等連具有稅賦課徵技術專業的國稅局均難於明確追查的收入。而第一年(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起)一般保費費率則為4.91%,上限6%,隨後還因為自二代健保實施後健保費年年超收而於二○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調降為4.69%!

此外,「二代健保」也規範主管機關健保署必須建立全民健保財務收支連動機制,並授權衛福部得納入多元計酬之支付方式,並針對可能影響全民健保財務平衡的支出項目做出規範也擴大對各種社會弱勢者的全民健保覆蓋保障與就醫財務負擔減免。

「二代健保」修法後的《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一○四條第一項明訂「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而行政院長陳沖則考量第三十七條等後續修法尚有待進一步討論協商而僅確定應可於二○一二年六月前完成,且二代健保之保費尤其補充保費收取之執行面細節,仍須對民眾加強宣導與酌留扣費義務人扣款之規劃與作業時間,並可能也為了順便避開二○一二日一月中總統立委大選前後無可避免的政治爭議與紛擾,故依法將「二代健保」的施行日期核定為二○一三年一月一日。

二○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即使上任之初台灣便因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全面爆發而出現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石油危機期間也未曾出現的負成長——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從一九七三年的12.9%劇降至一九七四年的1.6%,其間並曾出現連三季負成長;台灣二○○八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0.7%,二○○九年則更出現了-1.57%的負成長,而由於陳水扁第二任起台灣藍綠兩黨政治對抗情勢陡升,居於一黨穩定多數優勢的國民黨立院黨團於二○○七年下半年起便持續決議要求中油與台電凍漲油電價格以顯示並反制民進黨執政無能,民進黨政府在二○○八年總統大選後新舊政府交接前索性趁勢以「照顧民生」為由繼續凍漲油電價格而留給新民意已產生的新政府上台後再行決定,即便民進黨政府於交接給國民黨政府前持續凍漲油電價格造成馬英九政府原本自詡「準備好了!」卻實則不乏李登輝時代舊思維政務官甚至於黨政軍黨國高層班師回朝意味的人事任命與酬庸安排的菁英專業政府的形象於上任之始便因處理油電價格過程中面臨多數選民與核心支持者的利益衝突而受到嚴重挑戰衝擊,但由於透過ECFA的簽署尋找經濟活路至少達成了局部成果,透過有利改善經濟大衰退時期嚴峻就業情勢的公共運輸系統等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的推動,以及透過「二代健保」立法等具有社會公平正義性質有助於緩和經濟大衰退時期相對剝奪感升高的社會情緒的重大社會政策改革,再加上在民進黨內個人威望並不十分鞏固的蔡英文在二○一二年大選中採行過於偏向具有親日獨派色彩而不夠符合淺綠左派—自由派民進黨傳統選民立場的相對保守政策取向,有趣的是,而其自初選起便被迫承諾特赦陳水扁卻在陳水扁故鄉大台南市開出了低於預期頗有相當程度的得票率,而自行脫黨分裂參選高雄市前鎮小港區立委的陳水扁之子陳致中也落居第三名並在該民進黨基本盤優勢選區拖垮了爭取連任的現任民進黨立委郭玟成,最終,馬英九總統最終仍以七十餘萬票的差距勝出連任,而國民黨在二○一二年的立委大選中也仍取得了六十四席的一黨過半數席次,同屬泛藍的親民黨取得了三席,三席無黨籍立委均偏向泛藍,蔡英文領軍的民進黨僅能夠自後扁時代恢復生機取得四十席立委,以同屬親日獨派的前總統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聯黨則取得三席不分區立委。

然而,受到諸多政治經濟因素干擾的「二代健保」最終立法稍嫌倉促,故而出現了少數一些公聽會政策溝通階段與最後執政黨黨政協商與立院朝野協商均未及細究精算的爭議個案。其中,除了受到補充保費費基估計等連動的一般保費費率精算不夠精確而出現健保費年年超收而終至自二○一六年一月一日起將一般保費費率由4.91%調降為4.69%之外,最受爭議者有二,其一是做為父母等被保險人的眷屬投保的學生兼職工讀生等的收入儘管不高而甚至不足以自給而尚仰賴父母另行供給生活所需的學生或者可能本可以最低保費投保的非全職派遣工卻必須依「兼職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收入」而反而必須繳納補充保費與較高額的總健保費,其二就是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和租金收入必須繳納補充保費的下限費基均是以「單次給付」達兩萬元為必須繳納補充保費的起徵費基門檻,但如此一來,便產生了像是定存單分拆的不必要脫法行為而造成市場上的一些行政摩擦成本。

「二代健保」立法後,以上兩大常見爭議逐漸浮現。其中,衛福部後來進一步重新明確地將「兼職薪資所得」的繳納補充保費下限界定為「單次給付金額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薪資所得」,並將「執行業務收入」繳納補充保費的下限界定為單次給付達兩萬元,如此的下限大幅度地排除了兼職者與非全職派遣者於原本的父母以眷屬代繳一般保費或者最低保費後以弱勢者身份卻反而必須重複繳交補充保費的制度性漏洞。

而在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和租金收入採取「單次給付」達兩萬元為必須繳納補充保費的起徵費基門檻所可能造成的定存單分拆等刻意分拆壓低「單次給付」金額而成為「多次」的「單次給付」金額均低於兩萬元門檻而不必繳交補充保費。由於全民健保做為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社會保險仍然主要地是一個社會保險制度,故而其保險費儘管採取社會費率但每個人的個人保費金額仍不宜沒有合理上限,因此,個人認為在執行業務收入與各類資本利得(股利利得、利息利得與租金收入)的補充保費扣取上,各項單次給付超過一千萬部份不再納入補充保費費基計算有其社會保險制度設計上的合理性;同樣地,為了避免定存拆單等不必要的脫法行為,執行業務收入與各類資本利得(股利利得、利息利得與租金收入)的補充保費費基納入下限也宜增設年度各項單項總合若高於二十五萬或三十萬的部份仍應補繳補齊就源扣取時未及完全扣尿的補充保費以俾公平並抑制不必要又不利於市場運暢運作的脫法行為。

總的來說,「二代健保」的立法確實有助於改善全民健保的收支平衡問題,而「補充保費」的設計也在原先「家戶總所得」在稅賦課徵技術上具有高度複雜性與困難性的情況下在相當程度上達成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政策目標。然而,全民健保制度的收入與支出制度除了收支均衡的社會保險與醫療體系基本永續經營要求之外,也應該符合一定合理程度的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功能以及醫療品質提升促進功能。故而,進一步透過「二代健保」所授權的給付制度改革來引導醫療體系改革與醫療品質提升,應該是未來必然的改革方向,而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五條「本保險財務,由保險人至少每五年精算一次;每次精算二十五年。」之規定,持續監控全民健保財務收支平衡,並審酌各種雇用型態的薪資與薪資外所得形式最新變化情勢以及各種資本利得等的形式變化,而設法基於全民健保乃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公平正義原則,設法納入和規範這些新的雇用相關各種收入以及各種資本利得形式變化而使得健保費的收取不會因著社會與勞動模式和資本利得的各種變化而變得落在收入較少或較固定者身上而能夠使得新的勞動模式與資本利得形式所產生的各種收入都能依著具社會福利性質社會保險制度下一定合理範圍內的社會公平正義原則而繳納合理範圍的一般保費或補充保費又或者未來新類別新範圍的全民健保保費類項,從而不斷永續地推動全民健保設置之初消弭「因貧而病、因病而貧」的悲慘貧困世代循環與相關社會生產力與社會資本因之平白損耗的社會整體福利淨損失的不公不義現象的原初政策目標!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

關於中國國民黨黨產爭議的一點個人看法

今年(二○一六年)一月中,源自一九七○至八○年代冷戰後期與威權時代晚期的台灣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等反對運動的民主進步黨在總統大選與立委選舉中大獲全勝邁向台灣民主化以來首次的反對勢力全面執政,除了以近六成的得票率贏得總統大選之外,做為台灣左派—自由派聯盟政黨的民主黨進步本身贏得一黨過半的六十八席立委席次而若加上時代力量與無黨籍等盟友則更是擁有新國會一百一十三席中七十四席的壓倒性優勢。

因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被反覆批判的前威權統治政黨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問題與其相關的選舉資源不公問題,自然也就在泛綠反對勢力即將全面執政的此時再度被提出來爭議討論,許多島內民意與政治力量紛紛希望一如轉型正義般對威權時代餘緒做一次最後的整理以促進台灣走向全面民主化正常化的政黨政治代議民主體制。

欲討論中國國民黨的黨產爭議,就必須先定性評價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全面失利後於一九四九年年底播遷來台後推動全面組織再造與在台重建軍政民基層組織的改造運動。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民主黨杜魯門總統旋於六月二十七日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派遣第七艦隊以中立巡航名義協防台海,國府生機乍現,除了加強對島內左翼反對勢力的整肅之外,也於七月間在國民黨內發動由蔣經國主導並確立其黨政軍定於一尊接班地位的改造運動。改造運動建立了國民黨日後在台的仿蘇聯黨委制「黨國體制」統治機器,其在大量擔任軍公教工作的渡台軍民之間建立了包括黃復興黨部與田單黨部在內的諸多政府中與軍隊中乃至於退伍退休人員中的特種黨部,而其外圍包括婦聯會與救國團等也建構了國府大陸時期缺乏的青年菁英聯繫與婦女等社會團體聯繫,此外,就建構與台灣本省籍政經菁英的向上直達蔣中正與蔣經國等權力層峰的直接政治聯繫關係方面,包括地方黨部等中國國民黨組織大量吸納整合與主要由自清代至日殖時期具有高度沿續性的地方舊地主仕紳階級掌握的農漁會與各種地方工商團體,並以中國國民黨黨員身份的半官方關係整合這些本省籍地方仕紳勢力,以及透過各種地方與中央層級的銀行經營權與交通等公共事業經營權等特許利益乃至於直接交付省議會與縣市長和縣市議會等地方政權的選舉提名與輔選等政治權力與政商關係,藉由中國國民黨的黨機器做為緩衝整合媒介,將本省籍政商勢力與國民黨的黨的在台基層組織乃於中華民國政府的「自由中國」地方基層選舉與地方政府議會權力和相關政商關係做了完整而全面的整合整編,尤其,一如日殖時期的醫師與工程師等新興中產階級菁英往往與沿續自清代的舊地主仕紳階級密切相關,國府播遷後的大學生等知識份子之中本省籍者也往往與清代至日殖時期的舊地立仕紳等社會菁英有著相當的沿續性,由蔣經國親自出任首任主任的國民黨青年工作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建立起了中國國民黨與本省籍新興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接班菁英團隊的直接政治聯繫關係,而其各地與中央團委與主任更往往由各地本省籍社會賢達出任,也建立起了這些本省籍社會賢達對於國民黨青年工作的參與關係以及其與國民黨權力層峰之間的個人關係與政治關係。

總的來說,改造運動後的中國國民黨乃是做為戒嚴威權體制下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政權所建構的黨國體制的核心關鍵聯繫緩衝機制而成為一種具半官方身份與功能的政治機構,其有助聯繫與鞏固渡台軍民與國府統治層峰間的個人關係並從而檼定因戰亂遷徙異鄉而來的軍心不穩問題,更有助於在維繫中華民國中國代表權法統與層峰必然任用親信而主要由外省籍人士掌握在台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高官權位乃至於眾多中央政府官僚職位的播遷特殊政治情勢下,建構中華民國體制與本省籍政商菁英與社會各界之間的直接政治聯繫並確保中央與地方政商權力與資源分配不至於因此而過於向在台北掌握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外省族群傾斜,以免在兩岸持續國共軍政對抗與國際情勢日益困難的艱難情勢下又因為二二八事件以後已頗有隔閡的台灣島內族群關係因為權力與資源分配失衡再度爆發摩擦衝突而使得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在台統治與社會經濟改革政策因此而平添不必要的困難甚至引發社會對立動亂。故而,做為一九四九年年底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黨國體制面對渡台軍民內部不安與島內族群關係弛張不定問題時的重要穩定緩衝機制與社會控制機制,改造運動後的威權主義全民統合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黨機器在當時確實扮演重要的半官方政治鞏固功能與社會穩定功能。

在此一對播遷後中國國民黨的定性定位的正確歷史理解下,就會發現,由於中國國民黨的黨機器在威權時代曾經扮演重要的半官方政治鞏固功能與社會穩定功能,許多行政官僚也在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之間來回調動任職而將二者視為同一個黨國體制官方政府體制的不同機構,民主化之後對於國民黨剩餘黨產的處置自然也就必須考量該政黨黨機器曾經的時代性的基本上還算正面而有助社會安定與政府施政的半官方功能,也就是說,包括接收日產與移撥國有財產供國民黨使用,在過去的時代裡其實只是政府的左手右手之間的資產調撥運用,而這些資產調用其實並非全然在於圖利等定少數人士而是具有輔助支撐黨國威權時代有著半官方甚至超官方性質的中國國民黨黨機器所肩負的特殊政治鞏固功能與社會穩定功能的相當程度正面價值。因此,除了即使加以適度打折結算也必須在適度維持尊重退休人員退休金等撫卸的前提下進行退休年金總結算之外,也必須考量中國國民黨做為台灣右派—保守派聯盟政黨的民主化後正常兩黨制政黨政治功能,因而必須適度保留其維持合理政黨政治運作所必須的合理範圍資產,而不是以戒嚴時期不當取代黨產的政治大帽子全面性地清算中國國民黨黨產但實則藉此發動全面清算鬥爭潛在政敵與建立缺乏有效監督的新威權專橫政權。

中國國民黨黨產的來源主要包括了接收日產、政府移撥與自行價購三大部份。在中國國民黨做為黨政合一的冷戰時期威權時代的黨國體制威權主義全民統合主義政黨時,接收日產與政府移撥使用而來的黨產因為中國國民黨的黨機器具有半官方甚至超官方性質而具有一定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在全面民主化而中國國民黨轉變為台灣右派—保守派聯盟政黨而不再是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全民統合主義政黨時,接收日產與政府移撥而來的中國國民黨黨產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也就有了接受常態民主政黨政治檢驗的必要。接收日產者,由於日本殖民者透過山林水野調查將部份產權書券證據不足者強行收歸總督府所有,戰後國府來台接收時逕行將之提撥給國民黨使用,自然也就承受了日本殖民者的取得正當性欠缺問題;政府移撥者,固然在改造運動後的威權時代黨國體制之下有其時代性的必要,但世易時移,其繼續做為國民黨黨產的必要性是值得再做討論的;至於國民黨自行價購者,儘管法律爭議較小,但一則有革實院原地主認為受到政治壓力強賣形同徵收的爭議,二則在泡沫經濟與全面民主化初期的一九九○年代,許多基於包括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抒困需求以及國民黨內地方政治操作需求而收購的黨產如前高雄市議長朱安雄所經營的安峰鋼鐵,其實際價值受到泡沫經濟影響而過度高估甚至隱藏鉅額負債,上個世紀九○年代台灣政壇與媒體不時提及的國民黨三千億黨產恐怕也因而存在著不少的泡沫成份,因而,其處理也必須謹慎為之,更何況,一如必然受到政治面干預而無法發揮經濟效率的國營事業,政黨所經營的黨營企業是否符合經濟效率以及是否符合常態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對於或右派或左派政黨的合理期待,更是絕對必須審慎進行社會民主討論與法律面政治面制度性整全處理的。

至於,在當今的常態民主政治政黨政治下應該如何處理國民黨黨產的問題,就必須同時衡平考量上述複雜交絡的各種政治、歷史與法律問題。

首先,除非存在取得過程極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情事,包括國民黨中央黨部八德辦公大樓和各地民眾服務處原則上保留給國民黨,其他包括國民黨黨史單位和中央日報社等美國等民主國家較為富有的右派—保守派政黨一般而言通常會擁有的文教與宣傳單位也一併保留給國民黨,但這些單位的非核心事業項目資產若有取得過程不合法者則必須歸還國庫,核心事業項目資產由於攸關其所預期的社會政治功能故不論如何不宜歸入國庫以免引發政治清算鬥爭的社會疑慮,若有取得過程不合法者則依一般徵收價格或合理公正估價後計算其合理應付價格後再由其他取得過程合法但繼續擁有極不合理者如非文教宣傳黨營事業中做價扣回國庫;其中,民眾服務社等若為過去地方政府移撥使用因而繼續擁有可能不合法者,則同樣依一般徵收價格或合理公正估價後計算其合理應付價格後再由其他取得過程合法但繼續擁有極不合理者如非文教宣傳黨營事業中扣回國庫;至於如革實院土地般取得過程合法其用途符合常態民主國家右派—保守派政黨常例但取得過程極不合理且有高度政治爭議者,雖然並非《政黨法》等立法所能規範者,但仍應高度建議國民黨將其出售並將取得價金於鄰近合適地區如新店等地另行購地興建辦公廳舍滿足革實院院區原本的政黨政治功能。

其次,由於政黨經營企業勢必有著遠比國營公營事業更多缺乏經濟效率的政治干預,除了與其政黨政治目標相關的文教與宣傳事業外,不論其取得過程合法與否,常態民主下的政黨原則上不應經營企業,故其中取得不合法者固然應該歸還國庫,但其取得過程合法者,亦宜要求其於一定時期內自行出售,其收入除開用於償付上一點的非法但合乎政黨政治目標黨產的購回與合法化外,並應用於做為其退休黨工人員的退伍準備金並依一定的合理比例折算結算其已退和屆退人員退休給付,此外尚可用於改善或增添合乎政黨政治目標的黨產或文教宣傳事業。

第三,以不論合法或非合法的黨營事業或不合乎政黨政治目標非黨營事業之黨產資產價值為上限,合理範圍內折讓成數總結算已退休國民黨黨工之十八趴補貼與月退等退休金準備金並建立屆退與在職國民黨黨工之未來退休金準備金,亦即採取保障經合理範圍折讓結算後的曾做為半官方行政人員的國民黨已退休人員與其他待退在職等黨工的各類別退休金與退休準備金對不合法黨產或者合法但不合理黨產整理出售後所取得資金的債權優先於政府國庫對國民黨不合法黨產的債權的黨產常態民主化總整理政策。

第四,對於包括救國團與婦聯會在內的具相當公益性質的前國民黨外圍組織,不論其現在立場親國民黨與否,總整理國民黨黨產對其挹注與國有財產之移撥或廉價租用情事,仍應秉持政府支持公益活動的基本社會政策理念,除了取得極不合理者或者租金極不合理者外,否則仍應在適度考量公益目的之促進社會公共利益前提下持續進行來推動前國民黨外圍團體取得不合法資產的總整理,以救國團為例,救國團松江路總部的土地屬於中央政府但地上物屬於救國團,救國團劍潭活動中心的土地乃向台北市廉價租用但地上物同樣屬於救國團,而救國團各地活動中心的土地也大多是向各地縣市政府廉價租用但救國團本身擁有地上物產權,一個合理的整理方案是既然救國團有辦理青年活動的正面公益價值,則可以將救國團松江路總部的地上物與劍潭活動中心的土地做交換,亦即救國團保留劍潭活動中心的地上物並取得土地所有權以俾利用該空間做為總部辦公之餘也有較大空間繼續辦理各項青年活動,而松江路總部的地上物所有權則轉給北市府,至於其他縣市的救國團活動中心則依其土地價格救國團是否支付得起來決定處理方案,若救國團支付得起則由其價購買回土地而不再由政府廉價租給,若救國團支付不起則由各地縣市政府或中央政府以合理價格買回其各地活動中心地上物,而救國團則運用此一資金在各縣市較為郊區而交通等條件尚稱合理之處自行再為購地興建新活動中心,此外,像本具有山屋等更高層次公共財性質公共利益的救國團中橫沿路青年活動中心,則不但不大可能由政府收回,甚至應該透過與救國團合作的方式,長期補貼或者採取公辦民營合理補貼方式支持救國團繼續經營這些具有山屋公共財性質的中橫等偏遠地區青年活動中心。

第五,對於由國民黨黨產轉投資或者轉挹注成立的諸多具公益性質的基金會,不論是否仍在國民黨的直接或間接掌握之下,仍應審查其各項資產是否取得之初具有黨產性質亦即是否具有國有財產在黨政不分之下以黨產名義移撥該基金會公益用途使用性質,若有,則除了保留該基金會章程所明訂且社會可接受的公益目的核心業務所必要的資產如辦公室或者部份合理範圍內現金等基金資金外,其餘具黨產即國有財產撥用且非核心公益目的業務所必要者如合理辦公空間外房地產等,均應該歸還國庫,若其性質不宜或不易歸還國庫者如股票做為基金會公益活動資金來源者,則該基金會應視為部份或全部由政府管理相關公益政策之該管部會等單位轉投資或轉挹注成立的公益目的基金會,自然應依合理稽核計算政府相關該管部會之透過過去的黨產所實質進行的政府官方轉投資轉挹注所應佔有的股份比例與董事會官方董事席次比例而進行基金會章程之修訂與官方董事席次之明訂與派任,若該基金會現在董事等拒絕修改章程容納合法合理官方董事之派任,則應在合理期限內將過去以國民黨名義實為國有財產轉投資轉挹注的資產或其合理價格下的相應現金等等價流動財產歸還國庫。

總結而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政權播遷來台後迅即在韓戰爆發後的一九五○年七月間展開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從而打造具有穩定渡台軍民內部不安與緩和島內族群關係弛張不定問題時的重要穩定緩衝機制與社會控制機制性質的黨國體制下威權主義全民統合主義政黨黨機器,接收日產與移撥國有財產而來的國民黨黨產,在過去的時代裡其實只是政府的左手右手之間的資產調撥運用,而這些資產調用其實具有輔助支撐黨國威權時代有著半官方甚至超官方性質的中國國民黨黨機器所肩負的特殊政治鞏固功能與社會穩定功能的相當程度正面價值,因而,中國國民黨黨產之常態民主化的總整理,必須考量其過去取得運用的時代特殊性,也必須考量常態民主政治政黨政治必須是兩黨制也必須具有有效有力的右派—保守派聯盟政黨的合理永續運作的常態民主政治建構維持必要,更必須考量一黨專政的冷戰時期與威權時代裡中國國民黨做為威權主義全民統合主義政黨,改造運動後國民黨黨國體制透過中國國民黨黨機器與其所屬資產所轉投資轉挹注的救國團和婦聯會等外圍團體乃至於諸多的基金會均具有相當的社會公益性質,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等反對運動起家的台灣左派—自由派聯盟政黨民主進步黨在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與中國國民黨黨產的常態民主化與正常化總整理時,實宜方方面面地衡平考量中國國民黨黨產爭議背後複雜交絡的各種政治、歷史與法律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謹慎立法並成立跨黨派專責委員會以推動中國國民黨黨產的常態民主化與正常化工程,並藉此與中國國民黨一起為台灣建構正常化常態民主政治與兩黨制政黨政治的民主政治深化優質化改革進程做出重大而關鍵的共同歷史性貢獻。


2016年1月19日 星期二

關於台灣新一波憲政體制改革與中央地方政府體制改革的一些個人看法

由留德的民社黨張君勱參考德國《威瑪憲法》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並於隔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生效施行。然而,由於第二次國共內戰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冷戰意識型態對抗與勝利果實爭奪的全面爆發而從爭奪淪陷日軍控制多年的東北地盤終而在甫經抗日苦戰的中國大地與各地中國人民的鄉土上全面開打,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在軍事上再也無力維持攻勢甚至開始在東北與華北各地陷入不知終點何在的守勢苦戰消耗而無心無力行憲的南京國民政府,最終只得行憲未久的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由其控制的國民大會再度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此時,中共東北野戰軍已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起至一九四八年三月間動員所部各路縱隊與支前民工接連發動的東北夏季攻勢、秋季攻勢與冬季攻勢中不斷得手而使其在東北的控制區域大幅躍出松花江畔的哈爾濱以北的北滿一線而向南滿各地國民黨滇緬遠征軍改編的各部美械中央軍精銳主力部隊的控制區域節節進逼,東北的國府中央軍在國民大會通過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一九四八年夏季已不得不退守錦州、瀋陽和長春等主要都市周邊防區苦守待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受到中央軍系殘部與川康一帶各路川軍將領紛紛倒戈陣前起義投共降共的成都失守,於徐蚌會戰兵敗後受桂系通電倒蔣要求和談的壓力而通電下野辭去中華民國總統一職並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與黃埔軍校校長和國府中央軍糸領袖身份指揮國府軍政經殘存力量利用殘存中央軍系軍隊控制的海空運輸能量先行轉運撤退台灣的蔣中正亦於是夜登上中美號專機撤退台灣,川西決戰結束,國府在四年的內戰中一敗塗地失去中國大陸本土的最後領土,《中華民國憲法》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施行區域自此只剩下台澎金馬地區。

與美國冷戰時期的麥卡錫主義與非美活動委員會等反共白色恐怖以及其在中南美洲各地的反共同盟同樣地,台灣也在韓戰爆發而使得美國重新思考台灣的戰略地位並重啟美援後發生了十年左右的反共白色恐怖與沿續的戒嚴威權時期,而當冷戰在越戰與阿富汗戰爭之後日趨和緩之際,連曾強硬反共的尼克森也走訪北京上海並轉而要求台北當局不要動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阻止北京當局參加聯合國並最終通過了中共盟友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聯合國大會的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隨後,台灣也在蔣經國時代晚期開始爆發了新一波的反對運動與民主運動浪潮,最終終止了戒嚴時期並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從而展開了全面民主化與一系列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修憲工作。

由於《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實際施行地域的領土面積與人口數量與最初通過時所預期的領土面積與人口數量差距極大,如何在台灣土地上建構合理有效率而合乎人民利益的憲政秩序與政府和議會組織以及針對人民基本權利與因應後冷戰新一波全球民主化潮流而興的新興基本人權進行更細緻的討論與制度安排,就成為中華民國—台灣歷次修憲最主要的議題了。

然而,與此同時,自從一九七一年加入聯合國後,北京當局就開始結束文革時期的鎖國狀態積極重返國際社會,並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決議正式全面推動「改革開放」的改革路線且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下旬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對文革功過正式定性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全面確立後毛澤東時代的鄧小平思想與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路線。北京當局在文革後重返國際社會乃至恭逢其盛加入後冷戰第二次全球化的全球經濟帶來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幅成長,並因此進一步帶來了中國軍事實力的成長與國際軍政經綜合國力影響力的巨幅上升,也使得美日等東亞區域主要國家使在台灣議題上的立場不得不多所尊重北京不計代價追求國家統一的「一個中國原則」核心國家利益宣示,而僅有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透過台美軍售提供台灣有限的防衛性軍備,而美國為了防範台灣內部出現依恃美國支持的台獨冒險主義勢力,不論共和黨或民主黨政府在軍售台灣之餘總還得一再重申包括《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反對台灣獨立」。

於是,儘管部份參與一九七○年代與一九八○年代的反對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社會運動者主張全面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政秩序,但一則在由《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以及《美中三公報》與《中日聯合聲明》等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公報所建構的「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因改革開放後北京當局主政的中國軍政經綜合國力的不斷上升而對美國等國際各國有著日益增加的實質壓力與實質約束力,逕行全面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政秩序具有台灣獨立的戰爭風險而得不到美國等台灣傳統國際盟邦與台灣社會各界民意的支持,而事實上,由於任何的修憲均會使得中華民國—台灣領域上施行的憲政秩序進一步脫離與中國大陸本土維持統一法理表象的現狀而台灣社會自主地在中國大陸本土政治力量控制之外由台灣社會內部自行討論台灣社會施行的憲政秩序所造成的台灣社會獨立實體意識本身即具有政治上台獨意識增長的風險,故而,所有的修憲活動總會引來北京當局的憂慮以及華府當局的關切而總是必須根據台灣社會內部實際需要的基本社會法理秩序並顧慮兩岸穩定與台美合作地謹慎為之,二則《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的起草者張君勱,張君勱本人即曾因在蔣中正率北伐軍攻入南京上海後發動清黨在其主辦刊物《新路》上批判蔣中正一黨獨裁而一度被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與中國國民黨逮捕拘禁而後只能赴德國耶拿大學教書的留德學者政治家,而其所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主要參考一戰後受美英等一戰戰勝國國內盛行的人民權利等學說影響而寫成的德國《威瑪憲法》而參酌當時中國國情撰寫而成,要說因為歷經全球的冷戰時期與台灣的威權時代就使得《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在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後就其本文的實質規範內容而言具有嚴重的正當性問題或者法理上的瑕庛問題,似乎說不太過去也提不出充合合理的理由。故而,中華民國—台灣七次修憲從未針對不必要的重新制憲乃至改為制定台灣國憲法進行任何不具或道德或實質或理論意義的討論,向來均逕行在公共討論後在國民大會討論與修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然而,個人認為,在民主運動浪潮下有些過於倉促的七次修憲,也在中華民國—台灣的中央與地方政府制度上留下了許多未填補的漏洞,並在立法院的選舉制度上遺留了可能造成反覆劇烈政治動盪的制度性問題,同時也對於後冷戰時期的許多新興基本權利與社會安全議題缺乏進一步的討論與制度性安排。

故而,個人認為,在攸關國體與「一中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台灣國家安全與兩岸和戰關鍵問題的《中華民國憲法》《前言》與《第一章》不變的情況下,有些重要的憲法議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首先,一九九七年六、七月間的第四次修憲凍結了台灣省及其直屬機關的地方自治組織層次。然而,凍省之後,除了原本的省屬機關組織由台北的中華民國—台灣中央政府接收而出現了原本的台中一中等省立高中竟然改為國立之外,更出現了原本的省政府協調高屏溪流域治理等跨縣市協調功能改由中央政府接管後,由於中央部會本來就有許多中央層級的預算與法案推動工作,故而,因為凍省後出現缺口的跨縣市治理協調工作乃至於縣市政府的地方需求,往往更難上達中央部會而得到必要的討論處理,高屏溪流域治理後來由高屏縣市首長自組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協調整合,部份跨縣市治理工作則透過大高雄市與大台南市的縣市合併後由合併後的大高雄市政府與大台南市政府自行處理,然而,濁水溪流域並未成立相似的流域管理委員會,而這些透過縣市政府組織的特定功能性管理委員會與縣市合併後的大高雄市政府與大台南市政府所協調整合的地方政策與預算等需求並不能有效的上達負責該管業務的中央部會遑論與各該相關中央部會的既有政策規劃即時有效整合,而現有的行政院中部辦公室與南部辦公室的該管權限不明而且缺乏明確的其他中央部會中部辦公室與南部辦公室組織與權限的支持而只能主持有限的地方協調功能。個人認為,未來的修憲應明確規範中央政府的行政院本部與各部會的中部和南部等各地域性辦公室的權責與集中辦公組織並明確規定常務次長等高階事務官必須有擔任地域性辦公室負責人的經歷,此外也應該明確授權要求部份該管業務主要並不在台北市內的行政院本部與各部會本部的部份下屬司署級單位在維持國會有效監督的前提下直接南遷就近管理該管業務並與行政院的當地區域辦公室建構合署辦公的行政專區以俾民眾與相關地方產官學各界整合地洽公與進行公共討論。

第二,二○○四年八月間的第七次修憲基於原本的立法委員大選區制可能造成部份政治立場極端的小黨或獨立候選人容易找到足夠的選票出線而改採單一選區選制,並且也基於第四次修憲時為了容納凍省後的原省議會各縣市政治人物失去發揮空間而將立委席次增額至二百二十五席未免過多而使得部份特殊利益容易收買一定席次立委而要脅立法而改採減半的一百一十三席,然而,在實際運作三屆後,由於台灣的選民結構與城鄉差距等實際存在的現象,立委減半與單一選區兩票制實際在台灣南部與北部分別出現了許多極具排他性的深綠選區與深藍選區,從而使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國民黨兩個主要政黨乃至諸多或舊或新的藍綠小黨內部均因此反而出現了在立委初選甚至縣市議員初選和大選先向深綠或深藍靠攏以俾在單一選區的選制下排擠同黨對手或者同為泛藍或泛綠陣營的對手而先取得泛藍或泛綠代表權,然後在立委大選中再略微向中間靠攏而使得淺藍或淺綠選民必須含淚投票,最終在最後的縣市長或直轄市長初選時再故技重施但強度較弱而掩飾較佳地先利用先前立委選舉時已合作過的部份深藍或深綠勢力排擠初選對手出線後再依靠媒體造勢宣傳乃至於學者專家政策白皮書的漂亮創作來贏得具有總統副總統大選兩黨初選門票性質的縣市長與六都直轄市長,故而,單一選區兩票制實際上由於台灣南部與北部分別出現的深綠與深藍選區的詭異現象反而造成了原本有心更上層樓的政治人物必然採取的中庸改革路線受到深藍與深綠區域的不成比例磁吸力影響而屢有荒謬言論出現,此外,人口密度極高而由原本面積較大的縣轄市升格的新北市板橋區又出現了一區兩席的不合乎常理選區經營與選民服務邏輯的選區劃分,而立委減半又反而使得部份立委的民意代表性受到質疑,而過少的立委席次實際上又無助於減少特定利益的不當介入。個人認為,未來的修憲應該在立委總席次上略增為一百八十席其中四十五席為不分區而一百三十五席為區域立委,而選制除了維持兩票制之外,選區制度應該取消單一選區制而改為同樣可以壓制極端立場政治人物的中小選區制,每個選區均不得分割既有的縣市與直轄市下轄的鄉鎮市區等既有行政單位,每個中小選區應該一至三席,而一個縣市的應選席次如果僅有三席或三席以下則逕以全縣市為一個選區,相反地,一個縣市或直轄市的應選席次如果有四席或以上則必須至少劃分為兩個選區而每個選區至少有兩席,因為一選區至少兩席才能壓制深藍或深綠選區的出現而使得部份投機取巧的藍綠政治人物視單一席次選區的藍綠選民為理所當然的鐵票而先向極端激進的深綠或深藍靠攏來不當排擠黨內對手而造成台灣政治藍綠意識型態情緒對抗加劇的可憂現象,且選區的劃分必須儘可能符合當地習慣的鄉鎮市區地理與文化經濟生活圈,此外,選區劃分也必須在公布的同時送現任立法院討論備查從而使現任立法院不服其合理性時可以藉此為理由採取杯葛等手段強烈抗議而引起社會各界注意公評。

第三,中華民國—台灣的直轄市由北高兩都透過升格與縣市合併增為六都之後,台北市與舊高雄市區以外另外五都包括舊高雄縣均有許多原本的縣轄鄉鎮市轉型為直轄市的區級行政單位,但這些原縣區的鄉鎮市行政單位的面積均遠比原本北高兩都的區級行政單位大得多而產業複雜度及其與市區甚至北漂的關係也複雜許多,凡此均使得改為官派的區公所主任的在地關係與關照層面有所難於快速上手之處,而過去的北高兩市竟然有選里長而沒有區長早已是直接民選制度的一個大問題,更遑論更需要有在地關係與長年生活產業經驗的新升格直轄市的大面積原鄉鎮市了,官派而甚至非在地出生成長安身立命的中高階或甚至中階公務員區公所主任並不能快速上手而順利下情上達而往往又快速轉任他地他職而缺乏民選區長即使卸任後也會留在當地在地社會的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網絡裡繼續發揮地方耆老仕紳的協調甚至義舉功能。故而,個人主張,在直轄市約略與鄉鎮市民代表會對等的區民代表會容或有些爭議而有待進一步社會各界討論,但至少應該修憲恢復直轄市區長直接民選以增進應有的下情上調與政策建設等在地事務協調功能,這在許多原縣區鄉鎮市升格直轄市後的土地面積極大而產業型態不一定是典型的都會經濟活動的新升格區而言想來應該更是格外重要。

第四,後冷戰十餘年後而又後次貸風暴的現在,居住正義等新興基本人權議題正方興未艾,而包括各類型古蹟史蹟保存與非物質文明的保存與傳承乃至於遠洋海洋等各層次環境權更值得經過社會各界合理討論後以合理的概括條文納入修憲案之中加以保障,以表彰在張君勱參考德國《威瑪憲法》的人民基本權利條文撰寫了《中華民國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與參政權的各條文之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進一步發展闡明民有民治民享的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立國基本理念。

總的來說,歷經民主化浪潮下倉促的七次修憲並多次被譏為山中傳奇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修訂確實在地方制度的合理安排乃至於中央與地方合作制度化與機關組織部署方面留下了許多令人頗感遺憾而甚至阻礙中華民國—台灣的城鄉差距平衡以及更有效率又同時更符合公平正義理念且符合環境永續的經濟發展內需化、內造化與創新化進一步轉型發展以及社會生活品質的實質提升,而在後冷戰時代以來復歷經網路泡沫與次貸風暴等多次經濟危機而產生的居住正義與新興環境權等全球性新興基本人權理念,也亟待透過新一波憲政改革來加以正式納入中華民國—台灣的憲政秩序。想來,在統獨爭議與深受北京與華府壓力而難於短期內能有最後定論的統獨爭議之外,有更多更值得討論的透過憲政秩序改革來引導的有意義的長遠社會經濟變革才是。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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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2日 星期六

關於蔡英文出席二○一五年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慶典的一點個人意見

做為台灣人意識在台灣島內外最大可能實現的政治代表的民主進步黨,自其創黨之初便與許多本省籍台灣人民一樣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對於如何看待與處理中華民國體制的迎拒問題。

畢竟,中華民國體制不單只是自由派憲法學者張君勱參考德國威瑪憲法並試圖減少蔣中正大權獨攬所書寫制定的一部還算符合世界標準的憲法文本,也不單只是蔣經國時代晚期至李登輝時代的民主化後的一如全世界所有議會民主般庸俗但卻自由而可貴的一次次選舉,中華民國體制還包括國府接收台灣後的諸多失政,使得在具有現代性引介與殖民剝削壓迫雙重性格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具有相對較高現代化基礎的台灣人民在初接觸因為長年內憂外患兵燹不斷而仍混有相當程度前清時代遺留的前現代封建性格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及裝備軍紀均因八年抗戰而更加惡化的國府軍隊時,開始對中國祖國的復臨台灣感到失望,再加上二二八事件、國共全面內戰造成的民生凋弊以及國府遷台後包括四六事件在內諸多白色恐怖的反共政策以及外省籍來台人士在國府遷台初期在包括軍公教任用等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政商關係利益造成的相對剝奪感,因而開始產生對日本殖民者離去後原本再度萌生的中國人意識的失望疏離以及因之而來的既非日本人卻也不那麼想當政治認同上的中國人的中華文化與漢人血緣群體內部分離主義意識性格的台灣人意識,台灣人意識除了在台灣島內政治上抗拒外省族群持續把持中央政權以及希冀更平等的台灣島內政府權力與資源分配機制與分配結果之外,在對島外一切外來勢力的可能直接統治與控制台灣島內政治與社會經濟資源的企圖也有著高度的不信任感以及警戒防範。

因而,在本省籍台灣人民的心理上,不論政治傾向偏藍或者偏綠,大抵均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台灣人意識根深柢固的情結,也就是對於外省族群、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及更廣泛的政治中國等概念的戒慎恐懼,而承繼反抗戒嚴時期與冷戰時期反共肅殺威權統治社會運動與黨外民主運動等反國民黨社會運動而建黨的民主進步黨,除了是台灣人民追求自由民主開放社會的政治代表以及台灣人民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政治代表之外,當然也必然成為對於國民黨與中華民國體制背後的特權與不公不義高度懷疑批評的台灣人意識的政治代表。

然而,自創黨前的黨外運動乃至於創黨之初便自然而然當然也是台灣人意識在島內外最大可能實現的政治代表的民主進步黨,在逐漸成長茁壯而成為準備執掌中央政權的準執政黨的兩黨制議會民主制台灣左派-自由派政治聯盟的全民民主政黨而不再具有那麼強烈的革命民主政黨性格之時起,民主進步黨就面臨了全新的島內外政治課題。

在台灣島內,由於國民黨在威權時代就開始在美援下推動各項社會與經濟建設,並在冷戰情勢下以自由中國之名開放地方選舉以在中國國民黨黨內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機制內整合諸多的大半源自土改前大租戶與小租戶等地主仕紳階級的本省籍仕紳乃至於新興中產階級進入體制內分享權力與資源,而《中華民國憲法》儘管制訂於大陸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但除了政府體制的部份因只剩下台澎金馬而產生不少荒謬之處外,張君勱等憲法學者留下的人民基本權利等憲法條文大致上即便是威權時期和冷戰時期也仍對統治者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也大致上符合當時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世界潮流,此外,包括追隨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渡台的包括胡適之和齊白石等知識份子以及諸多歷史文物在內,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諸多的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等廣泛各社會領域的密切相關人事物本身並不是那麼萬惡的存在,若是持續地完全否定中華民國體制,不但會在民進黨的支持群眾的道德價值判斷上造成相當的衝突茫然,同時也會在包括本省籍國民黨人士在內的諸多台灣人民的心目中產生奇怪的現實背反質疑,尤其是在執政時期以新當家的身份主政台灣卻無法容忍正面評價前政權之中相對正面的人事物,也恐怕造成意欲清算鬥爭的社會恐慌紛擾,極不利於民主進步黨在相對穩定的台灣社會經濟體制內推動合理社會經濟政治改革的政治工作目標推動。

而在島外,由於複雜的兩岸特殊情勢,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北京政權在一九四九年所推翻而絕不可能承認其依然存在的中華民國,因為其憲法上仍有包含雖非北京當局透過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美中三公報以及包括中日聯合聲明等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公報所建構的一中三段論式一個中國原則但仍有著一個中國明文的「中華民國一個中國原則」,因而,做為兩岸政治關係最終安排最後解決前的過渡階段,北京當局以「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來忽視但除非台灣當局如馬英九政府般公然宣稱北京當局承認兩岸分治否則也不刻意對台表達否定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島內的沿續會是兩岸得以有更長時期來透過有機的多層次競合互動來逐步彼此摸索己方與對方真實底線並漸進建立更穩固的良性互信互動基礎的重要政治基礎「九二共識」所絕對必需的重要基石,即便蔡英文政府與民進黨政府不太可能承認九二共識,但全然否定中華民國體制其實已無助於拓展台灣的實質自主國際參與空間,也就現實上無助於民主進步黨追求保障台灣人民不受任何外來統治的台灣人意識島外國際兩岸最大可能實現的政治工作目標推動了。

然而,做為民主進步黨主席以及民主進步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如果只是單純地出席二○一五年的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慶典卻沒有做清楚的釐清表態,則除了承認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抗滿清暴政壓迫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國正當性之外,除了承認《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民國體制之外,非常遺憾地,由於今年的雙十國慶仍然是由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主辦慶典,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必須承認中華民國體制以承諾推動體制內社會經濟改革與爭取實質國際自主參與空間之外,蔡英文欲在非民進黨執政時期出席國民黨政權主辦的雙十慶典,此舉實質上也形同承認了包括清黨之後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白色恐怖軍事威權統治的正當性,承認了國民黨治台初期包括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與鹿窟山事件等的戒嚴軍事威權統治正當性,也承認了國民黨治台初期的以外省籍為主的黨政相關人士享有特權利益的正當性,更是承認了包括雷震案、綠島政治犯監獄與美麗島事件等威權血腥壓制台灣民主運動與反抗運動的正當性!職是之故,儘管上述的國民黨台灣時期戒嚴軍事威權統治由於冷戰時期的反共國策而有著其時代悲劇的色彩而不能過於簡化地看待,儘管國民黨在美國援助下在台推動經濟與社會建設以及以軍事力量扞衛台灣不受北京政權直接統治也有其相當的貢獻,然而,有功有過而功大於過只能證明台灣人民除了追求社會公義與民主改革之外道德正當性上不必要過度清算國民黨與排擠外省族群,絕對不代表有過錯的部份可以不被嚴肅看待與整理,也絕對不代表有過錯的部份的正當性可以因為不要搞清算鬥爭就竟然就此被承認是正當的甚至因為反共因而是有功的!我想,這是在二○一五年國民黨與馬英九政府仍然執政的當下選擇出席馬政府所主辦的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慶典的民進黨主席與民進黨二○一六年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所必須嚴肅看待與認真清楚論述釐清其此重大一政治動作的台灣社會與政治意涵之處!

甚至,個人認為,民主進步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有必要在蔡英文出席二○一五年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慶典之前整理該黨對於中華民國體制的現階段整體立場,並在研議整合全黨意見後通過《民進黨中央關於蔡英文主席出席二○一五年中華民國雙十國慶慶典的決議》並促請蔡英文參考並在今年雙十慶典後接受媒體訪問時清楚陳述立場,會比較好,畢竟,這不是蔡英文在單次總統大選的向中間靠攏拉票策略問題,這是民主進步黨與台灣社會的左派-自由派政治勢力與社會力量現在與未來要如何看待與整編一九四九年年底以後只在台灣土地上現實存在的中華民國體制的重大社會政治議題。首先,在一九九九年民進黨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夕的準執政階段通過的相當程度上取代台獨黨綱並為民主進步黨追求台灣人意識在台灣島內外最大可能實現的政治理念確認與確立每個階段進路正當性的操作型定義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所主張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國號叫做中華民國,任何改變台灣地位的決定,必須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的政治基礎上,進一步地承認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社會經濟體系持續存在具有相當的正當性,進一步地在孫中山反對滿清暴政與追求建立全民民主制度與追求社會經濟制度改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正當性上承認中華民國體制的開國原初政治道德正當性,因而,出席二○一五年中華民國國慶慶典的蔡英文應該首先肯認孫中山推翻滿清專制暴政與建立民主政體的開國精神,接著便應該適度而完整地表態批判國民黨治台初期諸多戒嚴時期軍事威權統治的失政與反共白色恐怖的可怕之後,再一如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均共同出席慶祝美國國慶慶典但均會批評對於未能完善承繼美國開國精神的諸多政策失誤一樣,蔡英文應該緊接受陳述民主進步黨承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反抗運動以及包括四六事件、雷震案以及美麗島事件等戰後的台灣社會反抗國民黨右派軍事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推動台灣全面政治民主化與推進台灣社會經濟制度變革的輝煌貢獻,蔡英文也應該針對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執政八年的執政失誤與缺失不足之處提出批判,像是其兩岸經貿談判以及包括稅制等台灣內部經濟政策與產業政策過度偏向台北市相關的大資本家而造成包括台灣經濟的總體發展失衡、區域發展嚴重不均失衡以及貧富不均與社會相對剝奪感急劇擴大等問題,蔡英文並應該在今年的中華民國國慶慶典後接受媒體訪問時,在清楚地表達上述立場之後,進一步地說明蔡英文與民進黨未來執政後的台灣政治與社會經濟改革政策理念,透過此一場合在宣示承認中華民國體制而從此是如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般的兩黨制體制內制度改革競爭之餘,也針對民進黨自從反對運動時期就批判的不公不義以及長期堅持的社會理念做出清楚而絕不含糊妥協的表態之餘,也說明民進黨已經再度準備好了接下執政台灣的重責大任並清楚說明未來將在中華民國體制與四百年來具有內在自主發展邏輯的台灣社會現有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的體制內全面推動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各方面的進步性變革的重大政策方向,並呼籲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人民共同支持與監督蔡英文與民進黨推動具進步性的台灣社會經濟與政治改革。

畢竟,如何看待與整編中華民國體制一直是一九四九年年底以後台灣社會與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所必然也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做為台灣左派-自由派聯盟的政治代表政黨也做為台灣人意識在台灣島內外最大可能實現的政治代表的民主進步黨,絕對必須對此做出清楚而不含糊的立場宣示與政治論述,而非單純地將蔡英文出席非民進黨執政時期的二○一五年中華民國國慶慶典只當做某種向中間靠攏的拉票策略來等閒看待。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參考文獻:

《國府是殖民者抑或統治者?──從日本殖民統治看國府統治性格》
原文網址:


《誰的中華?誰的文化?──大陸、台灣與海外華人的五種中華文化印象》
原文網址:


《聯合報社論《二二八:不完整的故事,不完整的啟示》批判》
原文網址:


《關於台灣政府行政單位與教育單位地理區域配置合理化與效率化的一點個人看法》;原文網址:


《民進黨當前政治形勢分析:二○一五年六月,關於台美兩岸》
原文網址:


《國民黨當前政治形勢分析:二○一五年七月,關於台美兩岸》
原文網址:


《關於當前高中社會科學領域課綱爭議的一點個人看法》
原文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