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由曾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流亡美國的右派朝鮮民族主義者李承晚擔任總統並與曾和日本殖民者合作的朝鮮在地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高度結合的南韓政府軍自首都漢城於六月二十八日失守後一路潰敗逐次向南退往半島東南的釜山環形防禦圈，由麥克阿瑟領導的東京盟軍總部與駐紮日本本土各島的美國佔領軍迅速反應，全力軍援困守釜山的大韓民國國軍與李承晚政權，東亞冷戰正式全面開打，東亞各地與美國結盟的各國右派政權乃至於軍事統治政權均感受到革命輸出山雨欲來的龐大壓力，為防範美軍與南韓軍可能反攻並向鴨綠江邊境進迫的潛在性地緣政治劇變事件，原本集結大陸東南沿海對台正面整訓準備渡海攻台的中共解放軍因而紛紛北調移防東北，北京當局最終在七月七日由東北邊防軍和由原三野華東野戰軍所部等北調部隊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七月八日，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李承晚則於七月十四日將南韓軍隊指揮權移交給麥克阿瑟──保守右派的南韓大國黨總統、被暗殺的前右派軍事獨裁統治者朴正熙之女朴槿惠至今婉拒收回開戰時的南韓軍隊指揮權；九月十五日，美軍陸戰隊在麥克阿瑟策劃下採取間接路線戰略於仁川登陸攔腰截斷南下的朝鮮人民軍並迅即突破三十八度線反攻，隨即節節北上追亡逐北逼進鴨綠江岸，十月十九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越過鴨綠江鐵橋介入韓戰干預朝鮮半島，對美國不宣而戰地展開「抗美援朝」。
直到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仁川登陸前，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在東亞區域的冷戰態勢處於極為不利的戰略守勢劣勢。一改同年稍早國務卿艾奇遜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時認為「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並同時宣布被稱為「劃界演說」的將台灣與南韓劃於美國的東亞防禦線之外的對台態度，自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後便訓令原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不要隨國府移轉台北而留在大陸嘗試與中共建立接觸開始，艾奇遜與美國國務院便採取試圖與被美方認為只是土地改革者與社會改革者而與蘇聯多所齟齬的新近建政的北京當局建立關係的現實主義對華政策，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台灣地位未定」，同時也宣布美軍第七艦隊將在「中立巡航」的名義下巡弋台灣海峽，美國自此全面恢復提供台北國府當局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並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保衛戰提供國際政治援助。
事實上，除了對日抗戰初期因為同意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獲得蘇聯援助的戰機等軍事援助之外，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自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加入二次大戰的反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聯盟後便長期仰賴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抗戰後期重慶當局軍需物質高度依賴美國援助，日本投降後國共之間從爭奪地盤到最後再度爆發全面內戰，國府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均高度依賴美國援助，在日軍在中國東半壁以及中南半島戰場的攻勢包圍之下，美國援助主要透過美國航空運輸機隊的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運輸以及滇緬公路運送給重慶的國民政府，美國二戰援華之初，國府便調動經過四年抗戰大規模防禦消耗戰後由杜聿明、孫立人和廖耀湘等嫡系名將領導的殘存少數精銳主力部隊以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為總司令運用美援軍火組織滇緬遠征軍，遠赴緬印一帶參與英軍的緬印保衛戰與保衛國府西南滇緬公路美援運輸路線，並希冀藉由參與英美軍隊的中南半島作戰來爭取更多的美國援助，並一度在日軍進入緬甸初期採取的攻勢節節獲勝時差點被史迪威將主力調往印度參加英軍的印度保衛戰而非退回雲南組織防範日軍自緬入滇的西南保衛戰，最後才在杜聿明的堅持下除一部入印之外，其餘滇緬遠征軍主力退回雲南休整並組織西南保衛戰，杜聿明並在率軍返滇後出任雲南防守司令，抗戰結束時奉蔣中正命令趁勢拔除雲南滇軍將領龍雲的軍政權力並改由同為彝族的龍雲部屬盧漢出任雲南省主席，惟盧漢在中共二野部隊攻入雲南時投共，這是後話──過度仰賴美國援助並不時請求增加援助、不斷流傳的孔宋家族等國府高層不當挪用美援醜聞以及主力部隊大幅度消耗造成國府軍隊在抗戰後期陷入左支右絀的防禦戰，在在使得國府在同盟國各盟國心目中的戰鬥力與國際地位明顯地不高，除了讓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到埃及欣賞欣賞人面獅身像與古夫王金字塔等埃及學古埃及考古遺址的儀式性宣示式的開羅會議外，開羅會議前的卡薩布蘭加會議以及開羅會議後的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等決定盟軍反攻作戰計畫以及決定戰後西方盟國與蘇聯勢力範圍劃分的重大國際高峰會，蔣中正與國民政府均因實力不足與戰略重要性不受重視而未曾獲邀與會，甚至連關於東北等中國領土戰後安排等與中國相關國際密約都是在雅爾達會議後由美國羅斯福總統轉告重慶方面並要求照單全收──其中，馬歇爾使華調停國共內戰時便曾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之間以對國府實施武器彈藥禁運來威脅國府讓步以達成和平協議以免甫在二次大戰中折損大量人力物力的美國面臨再度捲入大規模戰爭的風險，而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美國對華經濟與軍事援助均大幅減少，蔣中正與國民政府因而必須不斷地向美國敦促請求恢復對華軍經援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國府殘存的美械化機械化有生戰力在徐蚌戰場上各處日益陷入被動，眼看著中共可能在淮海戰役獲得全勝並可能緊接著發動渡江戰役控制中國全境，蔣中正夫人宋美齡趕緊奉命赴美再度請求美國援助，行前她向蔣中正輕聲一嘆「情況可不能再壞下去了！」，為了在宋美齡赴美求援期間證明蔣中正主政的國府軍事實力與政治控制力尚在因而值得美方值得再度投資，儘管心頭對津浦路與隴海路黑色鐵十字上的軍事行動與部隊生存有著不祥的憂慮，蔣中正仍然對於困守雙堆集的黃埔嫡系土木系第十二兵團與困守陳官莊的黃埔嫡系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彌等人率領的徐州集團軍做出了過高的估計，終究未能及時當機立斷放棄已不可能全軍南撤的部隊而儘可能挽救還有希望的機械化有生戰力退入淮河以南與劉峙指揮的蚌埠集團軍會合隔淮固守以證明國府仍有能力鞏固一定的戰線不至於一再潰敗。宋美齡再度使美政治成效與宣傳效果遠不如美國需要國府軍隊在中國戰場牽制日本大軍時的二次大戰時期使美並訪問國會時的光景，美國杜魯門政府終究不願承擔風險再度提供國府軍事經濟援助，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困守陳官莊的前滇緬遠征軍名將杜聿明所率徐州集團軍殘部被殲，淮海戰役結束，劉峙等的蚌埠集團軍棄守淮河防線向南退入長江以南，中共偃有長江以北並動員剛結束淮海戰役的二野和三野以及稍早從東北入山海關結束平津戰役的四野向長江北岸各地節節進迫準備展開渡江戰役，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發布《引退文告》通電下野，惟下野前臨去秋波於一月五日發布黃埔嫡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司令，旋於下野後退往奉化老家架起眾多無線電台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名義指揮仍受其個人節制的國府蔣中正嫡系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部署向台灣方面有系統有組織地移轉撤退。而國府蔣系播遷來台之後，旋即於韓戰爆發前的一九五○年三月任命留學美國西點軍校的國府名將、東方隆美爾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司令，稍早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亦在美國建議下改由留美文官政治人物吳國楨取代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保安司令，蔣中正此舉顯然無非希望任用較受美方信任的留美軍政官員來改善形象與爭取恢復美援，而韓戰爆發後美國依據自身地緣戰略需求決定巡弋台海與恢復美援之後，吳國楨與孫立人這兩個可能被懷疑挾美自重的國府軍政官員的下場也就可以想見了。
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之後不久的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蘇全面角力較勁下，蘇聯的盟友、甫於兩年前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參與在舊金山戰爭紀念歌劇院舉行的《舊金山和約》的談判與簽署，蘇聯因而杯葛《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簽署，無獨有偶，美國的盟友、甫在大陸內戰中失利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未能出席舊金山和約的談判簽署，依循美國杜魯門總統在前一年韓戰爆發後的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台灣地位未定」的美國東亞冷戰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宣示，《舊金山和約》中並未言明台澎諸島的主權歸屬，而僅提及「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日本政府放棄對千島群島、一九○五年九月五日獲得之庫頁島（南樺太）部分，以及鄰近各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以及「日本政府放棄對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隔年，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曾為日本駐中國東北關東軍工作並曾任職奉天總領事等職與出席軍國主義者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研議滿蒙等侵華政策的東方會議而被戰後日本政壇視為中國通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儘管比較急切渴望與新近建政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簽署二戰和約和建立外交關係，最後卻仍然心不甘情不願地在美國強烈要求下派遣曾任職二戰期間近衛文麿內閣並推動日本戰時軍事化統制經濟的河田烈為特使赴台北與台北中華民國國府簽署《中日和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其中就台澎諸島主權歸屬問題同樣依循美方透過《舊金山和約》所建構整全的韓戰爆發後宣示的符合美國東亞冷戰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國際法理架構，因而幾乎照抄《舊金山和約》相關條文而提及「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由美國方面僅要求日本政府在相關戰後和約中放棄對台澎諸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未提及歸還中華民國，以及兩岸均未能出席舊金山會議與參與《舊金山和約》的談判與簽署，可以想見的是，美方早已不認為國府有可能成功反攻大陸，因而試圖在承認北京當局對大陸本土的實質有效統治權並在合適時機將此承認國際法理化之外，同時試圖根據美國東亞冷戰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而將台灣問題切割於上述承認北京當局的國際地位之外，而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與國際參與戰場上，儘管美國在韓戰後的對台政策基本上是立基於「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國際法理與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運作，但考量國府對其軍政統治機器內部乃至對台灣島內社會各界正當性論述需求以及中共實質介入韓戰與東亞冷戰後同時防堵中共與蘇共的國際外交戰略布局，共和黨籍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下令代表團不得與中國國務總理周恩來握手而自己與周恩來當面會談時也拒絕與主動笑臉伸手握手的周恩來握手，而美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全力動員政治外交影響力支援符合台北國府內外需求全力協助台北當局捍衛中華民國與台北國府排除北京當局獨力代表全中國人民的由台北當局擁有國際法理上合法與實質的「中國代表權」，並藉由支撐台北當局掌握合法與實質的聯合國等國際法理上的「中國代表權」與相關的台北當局代表全中國的國際社會參與空間從而在國際社會孤立北京當局的國際運作空間。此一可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美國對台政策沿續至一九七○年代北京當局加入聯合國以及中美建交前後華府與北京當局陸續簽署美中三公報後才出現變化。
隨後，台美在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其中對於共同防禦的美國協防義務領土範圍明訂限於台灣與澎湖諸島，可見在美國的東亞冷戰戰略中從未包括蔣中正領導的台北國府當局來台之初曾高度期待的反攻大陸，美國也自始對蔣中正政權的反攻大陸期待有所了解並對此可能擾動東亞局勢而使得東亞冷戰與區域小國代理人戰爭全面升級為強權大國間的全面直接熱戰風險極具戒心，故而在協防台灣以防中共攻台切斷台灣海峽東北亞運輸要道與突破美軍第一島鏈圍堵防禦線之外，同時將美軍協防範圍明訂限於台澎諸島，可以說，美國一方面利用蔣中正為首的國府中央集團殘餘的軍事政治力量以及台灣自清末自強運動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建立的工業等經濟基礎而採取「擁蔣保台」的對北京中共當局冷戰圍堵戰略，另方面卻也謹慎地設下重重限制以防範蔣中正為首的台北國府當局期待過高地同時「防蔣反攻」。
隨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政後北京當局的政權日益穩固，隨著北京政權的國際實力與影響力因為包括毛澤東與楊開慧長子毛岸英以及許多國共內戰後期的國民黨軍降兵在內一百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生命在包括長津湖等朝鮮各地戰場血戰將美軍逼退回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而以血的代價證明東亞病夫中國的百年國恥不再而實力與抵抗外來殖民者進逼的決心也決不再是吳下阿蒙，包括美國以及南韓等冷戰時期的西方陣營各盟國乃至於原本以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大哥自居並在毛澤東建政後親訪莫斯科和史達林時傲慢以待的蘇共和蘇聯均不得不在國際局勢和東亞區域局勢中重視北京的發言與角色，到了一九七○年代，將人口龐大而國際實質影響力日顯的東亞區域兩千年傳統強權大國中國的實質有效統治政權長時期排除於美國的國際關係戰略對話對象之外並不實際也不符合美國利益，加以美國陷入越戰泥沼後國內政治社會經濟均因之動盪不安，冷戰時期在全球諸多西方集團國家均有大量駐軍的美國亟需一個可以透過外交運作有尊嚴地退出越南戰場的政治選項，再加上美蘇長期對峙也使得美國試圖與在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走向修正主義與蘇聯漸行漸遠的中共重新尋求建立關係以制衡蘇聯全球性共產主義革命輸出的新策略。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美國方面就雙重代表權案稍做聊表心意的最後努力終於果如其然地失敗後，聯合國大會通過由冷戰社會主義陣營中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提案的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美國總統尼克森隨後於一九七二年二月間訪問中國大陸，並於二月二十八日於上海與中國國務總理周恩來共同發表美中兩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開始確定美國此後對台政策的「一個中國原則」，同時也形同正式放棄了韓戰爆發時美國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海時宣布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對台政策基調；經過幾年整理台美關係後，美中兩國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交並發表《中美建交公報》，美國同時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並完全撤出駐台美軍與終止對台官方外交關係並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九八二年，美國與北京當局再度簽訂《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以美中建交後幾年內的對台軍售質量為基準逐年減少對台軍售質量並在一個時期後最終解決。美中三公報確立了美國至今奉行的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在一九九○年代冷戰結束與中國的軍事實力與軍事現代化隨著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發展而快速升級使得美國與歐洲等國再度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與出口管制之前，美國尼克森－季辛吉政府便曾在尼克森一九七二年訪美前後透過軍售等方式提供北京當局先前的雷達等軍事設備供其部署在中國大西北等與蘇聯接壤的邊境地帶，並展開情報等初步的戰略合作，協助北京當局防備其批判赫魯雪夫於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走修正主義路線後甚至曾經發生局部邊境武裝衝突的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大北方地緣政治對手同時也是其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領導權競爭對手的蘇聯。
果不其然，北京當局以「中國」 (China) 國號加入聯合國藉以預先防範台北國府乃至於美方往後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兩個中國或一國兩府嘗試之後，或許再加上經過前一年一九七二年耶誕節前夕美軍出其不意地發動對北越一切目標的全面大轟炸的「尼克森大震撼」具體地向北越為美軍三軍戰力做出威力展示，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與北越代表黎德壽在巴黎舉行和談並簽訂停火協議，兩人隨後雙雙獲頒當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美國以越戰越南化以及承諾持續援助南越為由有尊嚴地退出了越戰。兩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南越首都西貢陷落並改名為胡志明市。這是後話。
然而，自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便一改過去僅由駐防東京的麥克阿瑟因二戰戰友情誼私下提供少量軍事裝備的窘況而正式恢復對台北國府的全面政治經濟軍事援助後便長期參與台灣事務的美國，一如不可能輕易將國府駐華府大使館雙橡園轉交給入聯後合法繼承中國代表權的北京當局，美國是絕不可能輕易放棄包括戰略、經濟、政治與外交等美國在台利益的。而自冷戰時期意識型態集團對抗至後冷戰時期至今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在台利益的核心利益與戰略目的莫非在於東亞區域與美國雙邊與多邊安全合作以及在東亞地緣政治戰略上圍堵必然與美國抗衡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大陸並防範其日益壯大的包括組建中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內的海軍戰力突破第一島鏈而使得美國的東亞防線從南韓陸軍駐軍與沖繩等東亞日、韓、新加坡等東亞沿海各地駐紮第七艦隊的前進部署轉而退入以關島為第一線的第二島鏈防線──其中，第七艦隊司令部便設在日本海上自衛隊司令部所在的東京灣橫須賀港，一八五三年培里率領的美軍艦隊就是橫須賀港要求日本德川幕府必須開國通商，日本史上稱之為黑船來襲，是為日本在外來壓力下開始從被迫到主動整編進第一次全球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並透過明治維新試圖自行展開工業化與現代化調整以尋求由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陲國家勵精圖治發展演進為核心國家的肇始。
畢竟，不論是否存在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地緣政治就是地緣政治，只要美國仍然對於全球軍政經部署有著相當的國家利益需求，則所謂的「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以及美國軍政經力量的全球部署就不會因為冷戰結束而終止，而美國在東亞包括第七艦隊在內的軍政經硬實力與軟實力力量部署以及與東亞區域強權中國之間的權力競合所必然包含的強烈競爭成份也就絕不會因隨著冷戰結束而終止。一如蘇聯解體後的歐洲地緣政治態勢發展，蘇聯解體後繼承蘇聯的俄羅斯進行民主化與經濟私有化，甚至因為採取芝加哥學派主張的「震撼療法」 (shock therapy) 經改與私有化策略而造成經濟民生倒退以及投機倒賣竊取國有資產的許多強盜大亨 (robber baron) 造成政治經濟危機與工業生產萎縮而倒退回依賴石油天然氣出口的天然資源經濟體，但除了造就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內許多俄羅斯與各蘇聯前加盟共和國內的原蘇聯共黨體系政治經濟菁英搖身一變成為民族主義者與新興的複雜政商關係網絡之外，自帝俄時代就存在的歐洲東西方地緣政治競逐以及恐懼帝俄勢力向西歐擴張的地緣政治沿續到蘇聯時代後迅速在後冷戰時期的歐洲重現，放棄史達林模式共產主義從而使其人力資源與天然資源重新開放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俄羅斯並未放棄地緣政治上的運作，而恐懼俄羅斯大斯拉夫主義西擴的歐美各國也從未放棄在政治與經濟戰略上圍堵俄羅斯，從冷戰時期在歐洲大陸圍堵蘇聯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到美國在歐洲大陸推動的包括飛彈防禦系統等安全合作東擴至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乃至於主要是經濟、政治與社會制度整合體系的歐盟東擴以及近一兩年來引發俄羅斯強硬反應而風波不斷甚至引爆內戰的烏克蘭開始加入歐盟整合過程等案，有如羅馬帝國在各外地行省駐軍，除了冷戰時期成立的針對中東波斯灣、北非和中亞等重要石油產區的美國中央司令部 (U.S. Central Command) 的全球區域戰區級聯合作戰司令部之外，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展開全球軍力重部署後於二○○七年建立了又一個全新的全球區域戰區級聯合作戰司令部非洲司令部 (U.S. Africa Command) 負責以軍事力量確保美國在西非產油國在內不斷爆發內外武裝衝突的新興非洲石油等天然資源產區的美國國家利益。而在東亞，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結束後，美國一度在九一一事件後分神專注中東問題，但隨後立即利用東亞各國與東亞傳統強權中國之間的歷史性傳統矛盾重返亞洲，美國與菲律賓於二○一四年簽署《美菲增加防務合作協議》並要求重新啟用冷戰時期美國曾經駐紮的蘇比克灣基地與克拉克空軍基地，美國也於二○一五年與仍在冷戰時期老對手越南共產黨一黨領導下的越南發表聯合聲明展開包括軍火生產交易與海上安全合作等的軍事合作以協助越南制衡自西元前的秦代以降就不斷與越南產生地緣政治競合的中國，美國並於二○○五年完成《美日新安保》條約簽訂與擴大日本就其周邊有事時配合美軍行動的定義範圍以完成駐日美軍重部署之後，接著於二○一五年與日本共同發布《美日新防衛指南》以進一步擴大平時與戰時的美日軍事合作內容與軍事合作地理範圍，顯然乃是以後冷戰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後經濟、政治與軍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而對地緣政治戰略要求也日益強調的中國為主要的地緣政治圍堵制衡目標；同樣地，後冷戰時代走到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儘管冷戰意識型態對抗已然落幕，但美國的對台政策仍然依據《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而尋求在不直接挑戰中國北京當局就台灣戰略位置與中華民族統一所要求的國家安全核心利益之下保護保護美國在台利益，亦即透過保持台灣儘可能不受中國政權直接統治與駐軍並相當程度上保持美國在台政治軍事影響力而維持台灣相當程度上仍然留在美國勢力範圍內，藉以圍堵不論採取任何政體或者信奉任何意識型態均有稱霸主導東亞實力與意圖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與新建組建的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突破包含台灣在內的第一島鏈圍堵封鎖線而向太平洋投射影響力與東亞劃為由其主導的獨霸勢力範圍。
因此，儘管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已然結束，儘管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早已不是奉行毛主義的強硬革命輸出實存社會主義國家，以地緣政治戰略上圍堵在東亞區域必然與美國東亞霸權抗衡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大陸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反而只會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政治與軍事等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以及隨著而來包括組建航母戰鬥群與海軍艦艇穿越日本宮古海峽進入太平洋海域在內日益增強的對美國第一島鏈圍堵封鎖線的突破挑戰而顯得更加重要。職是之故，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日益成長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外交實力而必然而對台灣而言也必須的日益緊密的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乃至於政治整合的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勢必與以美國在台利益與台美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合作為雙方關注焦點的台美關係產生相當程度的衝突與拮抗性，簡言之，美國希望台灣的經濟、社會、內部政治與國際關係等方方面面儘可能地維持不受北京當局掌握的自主性並因而相當程度基本上在地緣政治戰略上維持在美國勢力範圍，其中僅因為美國必須顧慮美中大國關係以及美中三公報所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對台政策而無法過度支持台灣進行台獨或獨台的外交冒險，卻希望透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將台灣的貿易以及相關的製造業與服務業經濟生產儘可能地與中國大陸脫鈎而納入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經濟體系之中，藉以儘可能維持台灣經濟社會體系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自主性，而與此相反地，北京當局則希望台灣持續加強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與經濟整合而使台灣脫離美國勢力範圍之外並逐漸整合進北京當局主導的東亞區域勢力範圍之內，因而使得台灣當局所必須同時高度重視的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存在美中鬥而不破競合關係下的必然存在先天性本質性的相當程度的相互拮抗性，而此一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之間先天性本質性的相當程度的相互拮抗性，其根本在於東亞的地緣政治戰略以及美國包括東亞區域霸權在內全球霸權核心國家利益，也在於中國兩千年來做為東亞區域主導強權所必然追求的東亞區域安全與東亞區域霸權核心國家利益，與中國大陸的內部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乃至於中國大陸中原政權所採行的政體或者政權意識型態之間並不存在太多有意義的相關性，中國大陸的內部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事實上僅與中國大陸中原政權包括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綜合國力強弱有關，亦即僅與中國大陸中原政權追求東亞區域安全與東亞區域霸權的核心國家利益時所必擁有的綜合國力強弱與籌碼多寡有關。
因而，除了以在第一島鏈南北各地部署的第七艦隊以及關島為基地的F117隱形轟炸機等美軍戰略轟炸機戰略核子打擊武力所架構撐起的包括台日韓在內的冷戰時期至今的美軍核子保護傘之外，美軍在冷戰時期也曾一度在台灣與日本等第一島鏈盟邦部署戰略性與戰術性核子武器，像是曾經在台南美軍基地部署包括屠牛士飛彈在內的戰略性與戰術性核子武器以及機動搭載這些核子武器所需的戰略轟炸機，其主要的打擊目標當然是中國大陸尤其是東南沿海的戰略要點；在台灣部署美軍的戰略性與戰術性核子打擊武力使得台灣與美國本土一樣，一旦冷戰全面失控轉為相互保證摧毀的熱核戰，部署美軍核子打擊武力前進基地的台灣勢必成為敵對集團在熱核戰爆發時必然的第一波核子攻擊首要目標之一。此外，台美之間不論就情報或者雷達站等情搜工作方面自冷戰時期至今均長期與美方合作；事實上，台灣的建立整備目標長期以來就一直是在台灣並未主動挑釁北京當局的情況下，台灣軍隊能夠自行撐過一週至一個月以等待世界輿論批判和經濟制裁北京當局所必要的時間──尤其是等待美國國會討論批評與經濟制裁美北京局以及批准美軍援台所需時間以及美軍動員可能需要的時間。
當然，美國在台利益從來並不侷限於軍事戰略與政治外交領域。八年抗戰加上緊接著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使得國府以沿續前清地主軍紳和新興買辦資產階級為核心的大陸基層政治、經濟與軍事組織土崩瓦解，遼瀋戰役時坐擁十二萬大軍困守瀋陽進退失據，最後在瀋陽陷落後僅以身免逃往香港的國府蔣中正中央系統黃埔軍系嫡系將領衛立煌最後在窮愁潦倒下於一九五五年赴北京投共──教改前仍然只承認秋海棠中國地圖的台灣國編本國中地理課本便仍保留著以衛立煌在安徽剿共後攻入中共戰鬥人員撤退後的豫鄂皖邊根據地大肆屠殺包括醫院傷兵與中共人員親屬老弱婦孺等六千多人後，蔣中正為紀念衛立煌輝煌剿共成果而改名當地為立煌縣的國編本安徽省地圖──以及國民黨粵系軍政領袖李濟深等非蔣中正嫡系軍政領袖所組織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更是積極參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建政事宜，而於一九四九年底退入成都等四川等西南各省準備進行成都保衛戰和川西決戰以試圖有如抗戰時般在大陸本土西南保持最後的本土反攻基地時，更是不得不與包括哥老會和袍哥會等地下社會合作以維持對四川等地社會基層的有效控制，內戰末期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大陸地區的基層組織乃至於高層領導圈子的分裂與崩潰可見一斑；總結國府在抗戰至內戰期間基層組織瓦解乃至於高層軍政派系林立的問題嚴重，國府渡台後歷經改造運動並與主要是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舊地主仕紳等地方既有政經勢力合作重新整建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在台基層組織，在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以緩和中共革命滲透壓力與釋放農村生產力以俾發展農產品出口與加工並進一步以農業扶植工業後，戰後台灣與國府接受美國援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的開發中國家加工出口區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以促進西方集團外圍邊陲開發中國家盟友的經濟發展同時藉此抑制共產革命輸出號召力，並受惠於冷戰期間美國在台灣周邊的東亞各地進行代理人戰爭尤其是越戰所必需的長時期龐大戰爭物資特殊需求──一如上個世紀七○年代的美國電影經常取笑日本廉價汽車總是脆弱得被連結大貨車一壓就扁掉，越戰期間，駐越美軍總司令魏摩蘭 (William C. Westmoreland) 也曾親自飛台當著當時蔣中正總統面前在辦公桌丟下一件品質有瑕疵的台製美軍軍服並要求蔣中正解釋和改善──，因而在清末自強運動的點狀現代化與工業化以及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雖受日本殖民者不公平地佔盡優勢但仍有台灣本島工業與農林物產加工業經濟勢力與文化勢力的伴隨著現代化與工業化發展的台灣經濟基礎上進一步全面深化發展經濟工業化與社會現代化，加上運用美國援助改善包括公共衛生等有助於為經濟發展建立良好縱深基礎的社會基礎設施與社會資本投資，戰後台灣經濟迅速發展，而一則為了鞏固政府與政權基層組織，二則為了改善大陸時期獨裁形象以便以「自由中國」形象向美國人民與國會進行遊說 (China Lobby) 從而鞏固台美軍事政治結盟，國府因而逐步開放地方層級選舉並主要是由因統治象徵及蔣中正政權各路既有勢力難以短時間內接受而無法大量在中央層級分享權力的舊地主仕紳以及由其轉變而來或多少與其有所關連的新興本省籍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獲得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從未實現的首度完全對台灣本省籍人士開放的台灣地方政治的控制權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參與分享權，由是，許多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戰後台灣政經各界菁英也紛紛大量留學美國，而包括音樂、影集、運動和書籍等流行文化與學術文化乃至於工商金融等現代產業運作準則以及物質生活等美國文化元素也在接受美國援助並以美國為最大出口對象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源源不絕流入台灣社會各界，進一步加強了台美之間軍事政治關係以外極為緊密的經濟與文化社會連結紐帶。
而在美國的東亞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戰略中同為美國自由世界盟邦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與自民黨統治下的日本在冷戰時期互動當然也十分密切，日本產經新聞社自一九七四年起連載以國民黨史觀為中心的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蔣中正傳記《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而國民黨官方媒體中央日報也隨後出版中譯本，而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而中日建交並發表包含「一個中國原則」與「日本對過去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日聯合聲明》）後不久的一九七三年，長期執政的日本右派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也發起組織「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日華懇）以強化與同屬右派同為美國東亞冷戰盟友的台北國民黨政權之間的交流管道，隨後成為今日同屬右派保守派的日本自由民主黨與台北中國國民黨之間國會外交管道。冷戰時期由於釣魚台主權歸屬而在台灣社會各界引發強烈的「保釣運動」，最後運動內部發生統獨分裂與左右分裂，而台北國府也在紆衡冷戰台美與台日關係後，僅以不具名向釣魚台列島發射外觀漆為藍色的飛彈一枚以宣示主權和緩和島內保釣運動社運力量，卻對島內可能轉向以較為強大而較可能保釣以及捍衛中國民族主義利益的北京政權為政治與國族認同對象的社會運動力量發動包括「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以反共為名的對保釣與自由派學者等社會運動人士的新一波逮捕與政治整肅，並藉此趁機重新鞏固退出聯合國後出現嚴重動搖的國府中國代表性與在台政權統治正當性基礎以及社會控制力基礎。
因而，不難想像的是，為了維護地緣政治戰略上圍堵在東亞區域必然與美國東亞霸權抗衡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大陸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與美國自台撤軍並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不久，美國國會迅即在不到三個月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底通過《台灣關係法》，其中，考量台美在中美建交後已無官方外交關係而無法直接由台美簽署公報或條約而僅為美國的內國法，其條文明確指出意在「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土地上所有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並指出「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杯葛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更重要的是，《台灣關係法》也明訂美國政府必須持續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儘管台美在中美建交後斷交而無官方外交關係使得《台灣關係法》僅為美國的內國法，但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下，台美關係實質上相當程度違反與突破了美中三公報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高度限制框架，其中尤其承諾美國政府將持續透過軍售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直接違反了美中《八一七公報》，老布希政府在任期最後一年的一九九二年九月甚至趁著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的政治風波造成國際形象爭議難以力爭而竟以選舉連任需要加州等戰機工業相關大州選舉人票為由對台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戰機以更新台灣老舊的空軍裝備，而隨著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經濟日益發展而國際政治影響力也隨之水漲船高，尤其在二○○八年年底爆發美國次貸風暴與因之而起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二○○九年爆發歐債風暴而使得中國大陸的全球經濟相對實力迅速增強之後，北京當局自是經常關切華府方面是否確實履行《八一七公報》所聲明的美國將逐年減少對台軍售質量的承諾。除了持續對台軍售之外，美國在台美斷交之後也不斷地嘗試協助台北方面拓展各方面的實質外交參與空間，並不時地小幅度謹慎地放任台北方面嘗試雙重承認的可能，像是天安門政治風波不久後在美國後院加勒比海地區的格瑞那達雙重承認案，惟成效一向有限，格瑞那達雙重承認案最後也以北京當局迅速宣布與格瑞那達斷交做結。
台美關係向來有著複雜多變甚至相互衝突矛盾的各個面向，並與兩岸關係之間存在著以相互拮抗性為基本特性但卻又同時並存著一定程度的合作性。大致上，華府當局基於對於美中大國外交關係之中北京當局對於台灣問題做為中方核心利益的強烈堅持的認知，必須在美中三公報所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之下推動對台政策以免破壞美中大國關係乃至於東亞區域安全穩定的東亞戰略格局，然而，美中關係基本上存在高度的相互競爭性質，台灣做為美國在東亞第一島鏈上對區域傳統強權北京當局進行地緣政治圍堵乃至於防範曾做為美軍東亞冷戰前進基地的美國東亞重要盟邦日本受到中國政權截斷台海能源貿易通路威脅的大戰略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加以自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再度介入台海情勢之後透過長期的軍事經濟援助以及稍後的文化經濟合作交流而衍生龐大的包含戰略、軍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美國在台利益，基本上，美方無意台灣當局過快過大幅度地向北京當局傾斜而忽略了自冷戰時期以來台灣最重要的傳統盟邦美國的利益與感受，而即便海峽兩岸兩個華人社會最後能夠自行相互談判妥協達成和平解決爭端的兩岸關係最終政治安排方案，美國方面基於全球戰略與東亞區域布局的美國國家利益，仍舊希望其長期經營對台關係所掌握的包括戰略、軍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在內方方面面的美國在台利益能夠在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排方案之中得到合情合理的制度性與法理性安排與保障。
兩位蔣總統時代之後的李登輝時代，台灣正式進入政治全面民主化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政權與中國國民黨政黨的全面在地化時期，包括蔣經國指定接班的本省籍總統李登輝在內，台灣各族群各階級人民與本省籍政治菁英終於突破了最後一哩的限制全面接掌中央政權，而在威權統治者身影日遠之後，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人民也終於必須在民意民主代議政治的政治過程之中直接面對與調適現實的兩岸關係框架與台灣的萬方艱難的國際處境。
李登輝時代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尚未如今日強大之時。李登輝總統於是接連嘗試了包括務實外交與南進政策等外交與經貿策略，甚至一度傳出試圖以十億美元向北京買下台灣的聯合國席位乃至於以金援馬其頓三億美元為代價突破台灣在歐洲的邦交困境，惟均未有成果。李登輝時代的最後，在大陸海協會會長唐樹備訪台前夕，李登輝一反任期之初推動兩岸辜汪會談的溫和兩岸關係態度轉而透過包括學者蔡英文在內的國安團隊發表了定義兩岸關係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唐樹備立即取消訪台，兩岸關係降至冰點。到了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陳水扁總統時代，恰逢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後冷戰霸主的地位第一次因本土遇襲而受到挑戰，代表過去未曾被中央層級政治領域多加關注的反國民黨大聯盟選民執政的陳水扁在外交領域自然會嘗試一些以台灣為名義的外交突破，尤其，扁朝最後幾年陳水扁的家屬親信爆發貪污等弊案之後，向來倚靠台獨勢力奪取黨內權力的陳水扁也就只得更加親近親日獨派並推動台獨等外交動作試圖鞏固殘餘的個人威望，但除了演出依賴蔣經國時代遠朋班留下的老朋友利比亞的格達費等進行總統專機停靠加油的國際迷航之外一無所獲，北京當局甚至學會了不要提供陳水扁等台獨勢力「大陸打壓牌」的炒作題材，除了展開滴水不漏的外交戰與經貿戰之外，也開啟與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對話管道，並領悟到從北京到台北最近的路徑是經過華盛頓，直接對必須重視美中大國關係的美方施壓從而促使原本願意提升台美關係層級與增加對台軍售卻在九一一事件後受困中東議題的美國小布希總統不得不派遣個人特使至陳水扁的總統辦公室使用英語三字經痛罵陳水扁造成美方困擾的外交兩岸作為。事實上，陳水扁任內亦曾在二○○三年間透過國會外交試圖推動強化台美安全合作關係的《台灣安全加強法》，然終究未果。
陳水扁時代後二次政黨輪替的馬英九時代，馬英九總統高度重視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在兩岸ECFA協定簽署後不斷地強調在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下兩岸和平紅利的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然而，馬英九總統可能過度向北京傾斜的態度引發美方疑慮，馬英九第一任的二○○九年，美軍直升機以協助救災為名抵台降落進行救災工作，馬英九第二任的二○一五年，馬英九政府透過國台辦遞交加入北京主導的亞洲投資銀行後不久，駐日美軍的F18戰機忽然故障降落台南機場進行維修。此外，馬英九宣稱台灣將積極推動加入美國主導且經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國會聽證會上親自公開說明宣示本意正是在仿效冷戰時期馬歇爾計畫與歐洲共同市場經貿政治經濟圍堵策略進行後冷戰圍堵中國的新一波地緣政治經濟大戰略的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的環太平洋亞太美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相關談判並動員台灣駐外外交官員返台研訓期望在任內推動台灣加入，甚至在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相關官員例行會晤上向北京當局請求協助台灣加入──請求北京協助台灣加入北京本身無法加入且以圍堵北京為其政治經濟學目的的自由貿易協定？！。但美方對此的評價卻是馬英九政府對此牽動台灣在藥品、金融與農業等項目上勢必必須對美國有所讓步的重大經貿談判反應並不積極，美方因而認為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對於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的相關貿易談判事實上並不積極，而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狂牛病牛肉以及瘦肉精牛肉乃至於諸多台美貿易爭端上復又與美方迭起摩擦，加上儘管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任內兩岸之間並非完全不存在政治經濟等各種摩擦，像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以及馬英九第二任就職演說未提及兩岸政治關係發展卻冷不防以「子產不毀鄉校」評論大陸內政，乃至於北京當局在二○一二年年底中共十八大前夕忽然由高階經貿官員出面痛批台灣經濟不能只想靠大陸輸血等等，然而，ECFA簽署時北京當局決定單方面大幅度政治性讓利以及簽署後台灣產業界與政府各部門紛紛把台灣經濟的一切都只想與兩岸貿易掛鈎，甚至連台北的農委會官員在毛豬生產過剩時都只會想到出口到人力等農業生產成本應該遠比台灣低廉的中國大陸，因而更加質疑其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過度向北京當局傾斜，僅因顧慮美中大國關係而不得不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採取支持和平發展的冷眼旁觀立場。然而，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及其在媒體界的友人卻一直未能體會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之間存在的相當程度拮抗性，竟然在總統大選逼近的此時荒唐地提出三方同盟的選戰策略，也就是國民黨做為唯一能夠調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台灣政黨可以在得到北京與華府的支持下不顧其在馬英九任內在島內政治引發的眾多嚴重爭議分歧而繼續執政。
總的來說，由於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存在著扞格不一致，使得台灣海峽與兩岸關係成為東亞地區乃至於亞太地區重要而關鍵的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之一，而國際各方政治、軍事、經濟勢力沿著台海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所進行的一系列相互對抗卻又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戰略行動所造成的大規模板塊運動摩擦錯動位移，加上台灣人民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戰後接收至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因而極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台灣海峽與兩岸關係因而成為東亞地區與亞太地區可能爆發激烈國際衝突乃至於軍事武裝對抗的地緣政治關鍵衝突熱點之一。
具體而言，韓戰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海造成「台灣地位未定」的國際政治既成事實並運用戰後強大的美國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影響力而造就的《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台灣地位未定」國際條約法理體系事實，隨著冷戰情勢的不斷演變，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在中國大陸的有效統治時日漸久且日益鞏固，隨著戰後西歐等世界各國經濟逐漸復甦而美國的經濟力量與伴隨的政治軍事力量不再能夠獨霸全球，尤其隨著美國詹森政府在東京灣事件後徵兵動員美軍地面部隊介入越戰卻愈來愈像法軍陷入奠邊府泥沼般陷入越南鄉間與叢林分不清楚敵友的長時期消耗戰，運用軍事政治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決定國共內戰結束國府失去大陸本土所有領土後「台灣地位未定」並確立台海分治的美國再無力量堅持下去，因而透過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加入聯合國並放任北京的盟友阿爾巴尼亞在聯合國大會提案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使得中華民國－台灣不但是主動退出聯合國而且是在主動退出之後還被聯合國大會確認加以驅逐形同退出之後還被開除會籍一次，而國府遷台後台灣唯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未對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動用否決權而對此默不作聲無力回天，而隨後的中美建交與台美斷交以及中美建交前後陸續發表的《美中三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更是確立了美國對台政策的「一個中國原則」，此一「一個中國原則」同樣出現在包括《中日聯合聲明》在內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時所發表的建交公報等正式外交文件之中。
透過包括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美中三公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公報等所建構的關於台灣問題的「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實際上包括了「一中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一關於台灣問題的「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對於世界各國看待與處理對台關係的國際法理效力至今依然實質有效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與北京當局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而不斷強化其實質效力與國際約束力。
然而，就台灣的實際有效統治權政治現狀而言，兩蔣威權統治時代歷經中華民國－台灣退出聯合國與台美斷交卻從未因此發生政權崩潰與北京當局透過軍事政治手段接管台灣情事，隨後到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台北的中國國民黨政權自蔣經國時代晚期到李登輝時代展開中央政府層級的漸進全面政治民主化與在地化之後，台灣人民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與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之後逐漸產生的準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以及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治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加上一九四九年前後陸續向台灣遷徙的外省族群的台灣在地政治、經濟與社會連結紐帶隨著遷台世代日久而不斷增強與疏離恐懼因之不斷減弱，外省族群逐漸演變為對傳統中華文化有較強烈認同與生命生活連結的台灣社會的一個族群，且由於外省族群自國府在內戰中兵敗遷台之初就對中國共產黨與北京當局在大陸地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等造成其留陸家族苦難的政策有所厭惡恐懼，外省族群在中華文化以外的中國情懷主要地在於親族之情與故土故鄉之思乃至於全體中華民族的繁榮興盛而極少關於主動接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北京當局對台政策與統一方針，而由於國府遷台之初開放地方層級民主選舉到全面民主化之後開放的中央層級總統與立委等的民主選舉乃至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等等均與大陸的社會制度有所不同，外省族群對於此一台灣自己的社會制度具有較高的信任感與安全感而不是那麼願意轉而接受中國大陸現有社會制度在台灣實施，當然，由於親日獨派意在排除或至少大幅削弱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存在感並在某種程度上使台灣社會文化回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文化主張以及意在拒絕承認台灣人民與台灣文化是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而非僅只是為台灣爭取更大國際實質參與空間的親日台獨政治主張，本質上具有外省族群在自己數代生活的台灣土地上受到親日獨派政治文化主張排擠的高度風險壓力，外省族群對於自己在生活數代的台灣土地上受到排斥與被污名化指控的親日台獨政治與文化主張自然有著強烈的厭惡感與恐懼感。可以說，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大致上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卻也大致上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不要急著走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因而，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對於維護與持續發展台灣特有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有著高度的共識與共同利益，也對於迥異於「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問題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的台灣實際有效統治權政治現狀有著高度的共同認同，也有著透過利用美國在台利益等各種國際外交手段與兩岸關係折衝運作以在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同時也全力維持現有台灣實際有效統治權政治現狀的高度共識與堅定決心。
而由於台灣位在東亞大陸沿海陸棚的第一島鏈上，且位於連結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諸島與東南亞的中南半島與西南太平洋諸島國的關鍵位置上，自明末以來四百年移民史所造就基本上是漢人社會與中華文化新近開拓移墾社會的台灣，實際上在包括美國的全球戰略和東亞戰略國家利益以及包括日韓等東亞諸國與兩千年來東亞傳統霸權中國之間又愛又恨的國家利益競合關係之中有著極為關鍵的地緣政治戰略意義，相對的，當然也就對中國大陸中原政權與北京當局追求民族復興與再度伸張東亞霸權以及重建以中國為核心地區的東亞乃至於包括中亞和南亞在內的東亞與亞洲區域政治經濟體系的國家利益戰略部署有著至為關鍵的地緣政治戰略價值，包括在受美國第七艦隊與東南亞各國控制的南中國海通往包括中國與冷戰時期以來同為美國盟友卻彼此自古有著複雜歷史恩怨的日本與南韓在內的東北亞各國的能源與貿易運輸生命線的麻六甲海峽可能受制於人之於，可以控制台灣海峽此一同樣重要的東北亞與南中國海間能源與貿易運輸生命線；當然，北京當局也試圖透過與緬甸和巴基斯坦的地緣政治戰略合作加強經濟政治合作並興建由中國西南通往仰光和喀拉蚩的新西南絲路鐵路線以取得額外的印度洋出海口藉以繞過麻六甲海峽並試圖消弭或至少減輕中國所面臨的麻六甲困境的地緣政治戰略壓力，另外，北京當局也與日本競爭俄羅斯西伯利亞石油向東亞區域輸出的油管路線並透過與俄羅斯洽商興建經中國東北運輸西伯利亞等俄國石油的東大線油管以及透過與哈薩克和土庫曼等古西域地區的前蘇聯中亞共和國在不與當地俄羅斯政治經濟影響力正面對抗的前提下合作推動包括中哈線油管等包括能源多元化在內的雙邊經濟合作以試圖減輕麻六甲困境所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而其他包括北京當局與中南半島多國合作推動的湄公河計畫經濟合作以及與受美國為首的國際各國制裁的伊朗進行包括石油等能源開發以及鐵路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乃至於北京當局參與包括東協加一與東協加三在內以及在二○一四年十一月的北京亞太經合會議時由習近平和朴槿惠共同宣布完成談判的中韓自由貿易協議等等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高度興趣，在在都透露著兩千年來的東亞傳統區域霸權中國的民族復興以及因之而來的地緣政治戰略布局與經濟、科技和軍事等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的發揮與投射，當然，也同時必然透露著二戰以來的美國強權以及東亞周邊各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又愛又恨的複雜地緣政治圍堵與多層次競合策略行動的必然漸次全面開展。而在全球戰略層次，北京當局日益提升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也在全球層次上展開投射以尋求更大的國家利益，並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在中南美洲與非洲各地出現影響力競爭現象，像是透過遠比歐美西方各國更為優惠而更少社會改革要求與容易造成社會不安動盪的必須大幅縮減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安全支出的經濟結構調整條件的貸款與援助而在過去的歐洲各殖民強權殖民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展開與中非雙方的石油與礦產等天然資源共同開發以及包括交通與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合作，以及像是透過包括與左派桑定解放陣線執政的尼加拉瓜投資合作興建與可與巴拿馬運河競爭的新運河而在過去被視為美國後院地盤的中南美洲諸香蕉共和國乃至於太平洋諸島國全面投射北京當局政經實力的各種經濟合作方案，而北京當局挾日益提升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在包括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於太平洋諸島國全球層次上的全球政治經濟影響力投射布局，當然也就與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取代大不列顛和平 (Pax Britainnia) 而建構的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全球霸權與伴隨而來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產生劇烈的全球競爭，也就必然引起美國對於北京當局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布局的強烈關切與高度警戒。因而，既然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存在著扞格不一致，既然與中國大陸中原政權北京當局同屬中華文化漢人社會的台灣人民因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戰後包括有如北京原人般的「重慶人」劫收式接收至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而有著極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主要是美國的東亞戰略參與各國自然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與行動空間透過種種政治、經濟與軍事手段介入台灣海峽與兩岸關係並試圖在兩岸關係每一階段的演進過程中確保與自身國家利益相關的台灣問題解決方案組成部份能夠適度地容納保留其自冷戰以來既得且業已經過現實國際關係演變與東亞區域戰略格局演變確認其已實際鞏固掌握的在台利益戰略利益。因而，儘管顧慮美中大國關係而在中美建交前後與北京當局簽署發表《美中三公報》而在國際條約法理體系裡確認了美國肯認包括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份的關於台灣問題觀點與美國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但美國仍然堅拒平白無故放棄自韓戰爆發後長期經營的以地緣政治戰略上持續圍堵綜合國力正日益提升的東亞傳統霸權大國中國並同時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的相對和平檼定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並為突破無法與非邦交國簽訂國際條約或者發表聯合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國際法理限制而在美中建交後迅速由美國國會制訂美國內國法《台灣關係法》來宣示與內國法明文化對於捍衛美國在台利益甚至不惜相當程度上違反包括《八一七公報》在內的美中三公報所承諾的美國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的堅定決心與包括持續對台軍售在內的具體沿續和持續發展台灣關係的政策方案和美國內國法法律位階基礎。
可以說，由於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所存在的扞格不一致，以及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東亞沿海第一島鏈上關鍵戰略位置，台灣人民因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戰後接收至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而有著極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因而在因之而來的台灣人民對於儘可能廣闊儘可能自主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的高度期待有了主要是美國勢力的國際力量支持，然而，也正因為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所存在的扞格不一致，使得改革開放後不論經濟、外交政治與軍事等綜合國力均不斷提升的中國大陸中原政權北京當局在追求民族復興與再度伸張東亞霸權以及重建以中國為核心地區的東亞乃至於包括中亞和南亞在內的東亞與亞洲區域政治經濟體系的國家利益戰略部署時，必然透過各種手段追求兩岸在法理統一外的實質統治權統一以使台灣回歸中國中原政權勢力範圍或者至少儘可能脫離美國勢力範圍，藉以確保北京當局在追求東亞地緣政治戰略時能夠有機會突破第一島鏈或至少不要在第一島鏈上受到全面封鎖以俾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並主導東亞區域政治經濟整合進程。因而，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所存在的扞格不一致，以及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東亞沿海第一島鏈上關鍵戰略位置，使得台灣人民確保台灣不再受外來政權直接統治以及追求更廣闊更自主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的高度期待多了那麼的一些可能性，卻也因為包括台灣島內各方勢力與國際兩岸各方勢力宿命般無可避免地在台灣與台灣海峽這個重要的地緣政治戰略要地同時也是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上進行追求各自極大化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戰略利益的戰略操作與搏鬥角力，台灣與台灣海峽存在著不小的擦槍走火乃至於星火燎原的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因突發事件與各方信任不足而發生地緣政治戰略衝突熱點全面爆發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危機風險，台灣人民與台灣領導人必須對台灣現狀實際存在的複雜性與各方利益在此上的激烈角力有所認知，並運用智慧妥善處理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才能夠不辜負台灣人民期待地為台灣爭取更寬闊更自主且可長可久和平穩定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
一如大多為自民黨籍的戰後日本首相上任後第一次的國事訪問總是必須走一趟華府商討美日關係，自蔣經國以降的台灣領導人，不論在選舉－接班前或者當選－接班後，總是必須走一趟美國拜訪僑胞以及與美方討論任內台美關係的重要事項。向來以台灣人意識在台灣內外最大可能實現為其重要政黨理念政綱之一的台灣左派－自由派政黨聯盟民主進步黨，其所提名的二○一六年大選總統候選人也在二○一五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之間跑了一趟美國，並受到美方高規格的接待，包括以總統候選人身份進入華府美國國安會與國務院商討台美關係的未來發展與重要事項，沿續一九九九年五月民進黨首度執政前夕通過的取代台獨黨綱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與另一位黨內要角蘇貞昌曾經提過的「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必要再辦台獨公投」以及同為黨內要角的謝長廷所倡議的「憲法一中」，蔡英文行前就提出若當選將竭盡所能維持現狀並維護兩岸和平穩定。當受到黨內姚嘉文等親日獨派人士質疑其所維持的現狀的定義時，蔡英文僅回應她的現狀定義觀點與美方相同而未再如陳水扁受制於親日獨派的個人家族歷史傷痛情結與政治利益目的。蔡英文訪美時也提出符合《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處理兩岸關係的主張，也向美方重申做為曾受到美國民間與官方友人在美麗島事件等民主運動之中的協助關懷的台灣反國民黨左派－自由派政黨聯盟的民主進步黨──當然，美國官方對於其冷戰盟友國家的民主運動支持與否的觀點總是隨著冷戰情勢不斷演變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暗助甚至參與一九七三年由皮諾契領導的智利軍方暗殺試圖在智利原有的脫胎自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大莊園制農產品原物料商業生產出口經濟的現實上推動土地改革與經濟民主化的民選左派總統阿葉德，在放任南韓軍事強人全斗煥策動一九八○年血腥鎮壓光州民主運動之餘，美國中情局不但曾在一九七三年以直升機拯救險被朴正熙獨裁統治下的韓國中央情報部在流亡地日本東京綁架並送回漢城暗殺的後來在南韓民主化後代表南韓左派和平民主黨當選總統的民主人士金大中，美方亦在一九八一年的光州事件大審時施壓使得金大中由死刑一路改判減刑而最終於一九八二年赴美就醫，看來，冷戰時期美國對於所謂自由世界各國民主與人權的態度，始終與其冷戰總體戰略以及美國做為民主國家典範形象的戰略習習相關，或許，就一如後冷戰時代早已全然無關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的伊拉克民主化、科索沃獨立與南蘇丹達富爾獨立吧──在二度執政後將重視與美國之間長遠的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共同價值信念，而面對北京駐美大使崔天凱在國台辦要求蔡英文說明她的現狀定義後在蔡英文訪美期間抨擊蔡英文在美國人面試前要先經過十三億中國人民的面試，蔡英文也未強硬回嗆或者試圖兩面討好，僅回應她唯一的面試官是台灣人民。
無疑地，美國官方高規格的接待絕對不只是因為蔡英文幾乎可說有九成的機率當選的實力考量，畢竟，如果蔡的台美兩岸政策主張不符合美方期待，預料即將當選也可能受到美方的下馬威示警。事實上，美方高規格接待蔡英文一如F18戰機忽然故障迫降台南，應該主要是在向目前執政的馬英九政府過度向北京傾斜示警，可以預料的是，美國期待蔡英文政府能夠在兩岸關係鬥而不破的前提下多加著墨台美關係。事實上，儘管有著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華府對於兩岸現狀的現實定義一直有著與北京不是那麼一致的觀點與利害考量。在東海釣魚台衝突甫平而南海諸島海域衝突新興的當下，美國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東亞區域戰略競合關係下，台灣的立場與角色必然再度成為美國東亞戰略與地緣政治考量的要點之一。這也意味著，國民黨向來在島內選舉中強調標榜的兩岸國際以及內政議題的「穩定牌」事實上先天就存在著一定的不穩定因素，考量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之間存在著美中大國競合關係與美中台三方角力下的相當程度相互拮抗性，再加上兩岸之間除了區域貿易分工合作也向來存在著台灣主權問題的現實競爭關係，美中台三方之間相對弱勢的台灣向來只能試圖達成一定程度上相對穩定與對台灣相對有利的均衡狀況而不可能因為兩岸和平穩定就使得台灣得到外交經貿等各方面的絕對意義上的最大獲利，事實上，這也就意味著國民黨擅場的台美兩岸「穩定牌」先天上就存在著相當的不穩定風險以及島內政治選舉操作上的高度侷限性，而若只靠著過度強調這種維持穩定卻不知道要將台灣人民帶往哪一個未來方向也未能好好說清楚為何此一方向是不得不然卻也對台灣人民相對有利的保守穩定性的所謂「穩定牌」，原本就難以得到人民的認同，遑論只打著台美兩岸穩定牌卻未就人民每日切身利益與生活品質習習相關的內政議題乃至於公平正義要求有所適當回應，那就離人民更加遙遠而比較像是拿中共威脅恐嚇台灣人民了。而事實上，馬英九總統與其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美關係的重視以及對於蔡英文受到高規格接待禮遇的吃味，從傳出蔡英文訪美期間將往訪位於華府的美國重要國家安全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後立刻安排馬英九總統本人於蔡英文往訪前一天接受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訪問可見一斑。
事實上，除了強調台灣與美國對於民主自由共同價值的長期共同信仰，蔡英文未明言的是，儘管民進黨做為台灣左派－自由派政黨聯盟，絕對不可能如過去傳言的蔣家後代介入軍購抽佣、不知真相為台灣方面何人受賄何人收佣的拉法葉艦軍購案或者如日本自民黨首相田中角榮捲入洛克希德軍購弊案一般那麼支持無限制的台美軍購甚至放任收佣關説橫行，但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仍會向美國等世界各國展現防衛自己的決心──亦即台灣仍將根據自己的防禦需求適度軍購，同時，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也將尋求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支持推動實質拓展國際參與空間的自主外交政策，並將在符合台灣人民整體利益和社會健全要求與經濟轉型發展需求的前提下持續推動台美之間的各項貿易談判，蔡英文當然也感謝美國朋友們在《台灣關係法》下長期以來對於增加台灣自我防衛能力與實質國際參與空間的鼎力支持相助，並期待其任內台灣與台灣數十年來的重要傳統盟邦美國之間邦誼持續鞏固。
當然，回應崔天凱對於蔡英文過度向美方傾斜的疑慮，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其實除了不要過度刺激北京與願意持續推動互惠經貿談判之外並不需要如馬英九政府般老想著北京當局提供免費的外交經貿籌碼，僅回應希望與北京當局持續進行互惠並符合比較利益國際產業分工法則的經貿談判，也希望與北京當局共同維持兩岸關係與東亞區域的和平穩定。
就政治效應而言，蔡英文的這些舉動顯示在擺脫親日獨派掣肘之餘，任內應不可能承認九二共識而僅能在當選後就職前透過美方協商出像是四不一沒有之類的說法的蔡英文，其實必然選擇相對向美國傾斜並在美國願意容許或者願意默許台灣自行嘗試的範圍內違反北京推動實質統一目標地務實推動台灣的實質國際外交空間拓展工作，而儘管符合不論國際法理或者現實兩岸政治的名稱應該是「大陸」或「中國大陸」，但蔡英文做為主張以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名義獨立地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為最高目標且以《台灣前途決議文》做為此一最高目標若在現實國際兩岸政治框架下無法實現時應該如何適度推動此一最高目標實現的操作型定義的台灣左派－自由派政黨聯盟的總統候選人，赴美時使用的名稱是符合其政黨與群眾對於兩岸關係議題最高期待的「中國」，事實上也符合美方希望將來蔡英文政府不要如同馬英九政府般過度向北京傾斜的期待，但也難怪乎北京駐美大使要跳出來公開捍衛北京方面就台灣問題的發語權，當然也是在提醒美國與民進黨和蔡英文北京當局就台灣問題已達成的國際法理框架以及現實政經軍實力政治下的強大實質影響力了。而蔡英文關於維持兩岸現狀以及維持和平穩定的說法，在島內政治上足以向基本上不願意急統和不願意接受北京當局直接統治的多數台灣人民進行政治宣傳，將其必然選擇相對親美也必然因此面臨北京當局發動的新一波外交戰與經貿戰的壓力，適度地透過已在符合台灣民意期待兩岸關係進度範圍內表達與說明所面臨的外交戰與經貿戰責任並不全在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而在美國等國際各國國內民意輿論戰場與國際外交宣傳戰爭上，蔡英文此一說法同樣地將任內兩岸必然出現一些相對不穩定的波折的責任部份地歸咎於北京當局以爭取美國等國際各國對於台灣與台灣的民主政府的同情與支持；當然，在島內政治與總統大選戰場上，蔡英文的這些論點加上美方的高規格接待禮遇，相當程度上可以破解國民黨對於國民黨可以同時獲致本身具有內在性本質性相當程度相互拮抗性的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均高度穩定的不可能的穩定牌的迷思，甚至不無可能質疑國民黨政府過度向北京傾斜與過度強調依賴北京當局不可能再給的政治性讓利的兩岸和平紅利其實將會相當程度上傷害對台灣人民的利益與情感來說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台美關係。
而包括蔡英文訪美期間北京駐美大使崔天凱要求蔡英文不要忽略了十三億中國人民同樣做為面試官的發言，蔡英文訪美前北京國台辦要求蔡英文說明其維持現狀的現狀定義，以及蔡英文返台後北京國台辦可能基於蔡英文曾參與李登輝時代晚期的兩國論相關工作而要求蔡英文說明兩岸究竟是什麼關係，在在顯示北京當局對於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未能妥善透過政治運作穩定台灣島內情勢而造成必然相對向美方傾斜的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憂心，儘管不可能再對台片面政治性讓利，但透過《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的簽訂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兩岸經貿整合日益緊密而大陸亦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的長期兩岸經濟政治整合趨勢的發展，北京當局必然認為兩岸政治整合以及台灣脫離美國東亞地緣政治戰略圍堵勢力範圍的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已然確立，然而，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預期即將再度執政以及美方此番透過高規格接待蔡英文訪美以及美軍F18戰機忽然在台北當局透過國台辦遞交亞投行入會申請書時故障迫降台南機場，必然使得北京當局提高警覺，判斷上述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北京當局所取得的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可能發生逆轉的現象，故而必須向美方乃至於包括蔡英文和民進黨在內的台灣島內各路勢力展示北京當局對於台灣問題的話語權以及北京當局已就台灣問題取得的透過包括美中三公報、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與世界大多數國家建立邦交時簽署的建交公報所確立的關於台灣問題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國際法理現狀，除了提醒各方台灣問題是北京當局核心利益且必然動用一切實力捍衛的現狀與決心之外，應該也是試圖提醒即將執政的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必須在二○一六年五月二○日的就職演說之前妥適地與北京和華府協調出兩岸至少可以在新一波外交經貿戰與美中台三方競合角力之下仍能夠相當程度維持相對的台海穩定與東亞區域穩定的蔡英文任期內兩岸關係定位論述。搭配美方透過高規格接待蔡英文所表達的對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任內過度向北京傾斜卻疏遠了傳統盟邦美國的不悅與不耐，可以預期的是，在即將執政的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任內，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勢必出現新一波的激烈競合，而搭配著美國勢力重返亞洲以及對北京當局陸續展開新一波的地緣政治圍堵戰略部署，美中台三角關係也勢必出現新一波鬥而不破的全面角力與波折。而在台灣島內，包括陳水扁勢力殘部等親日台獨勢力出於對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八年執政期間兩岸政策與國際政策的不信任與反感，勢必要求與其關係較密切的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以反轉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向北京傾斜推動兩岸經濟與政治整合的兩岸關係，但北京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卻已意有所指地說了「兩岸和平發展就像路燈，不要等熄滅了才知道可貴」，即將執政的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必須做好準備迎接極度艱難的黨內外與島內外政治挑戰。
事實上，唯有代表台灣人民不願再受外來政權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地在兩岸關係鬥而不破且不致引起華府當局過度緊張的範圍內儘可能地利用美國在台利益等國際支持為台灣爭取更寬廣更自主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蔡英文與民進黨政府才能夠有力量對內壓制黨內親日台獨勢力與陳水扁勢力殘部所可能策動的利用台獨議題的神主牌假議題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向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公然喊牌叫價以及不正當且不符合實力原則與民意期待地要脅分享權力和資源所造成的民進黨的分裂以及台灣社會各界對於民進黨在陳水扁時代結束後再度受到親日台獨勢力挾持的警戒與全面反彈。
當然，為了避免犯與陳水扁政府相同的錯誤，具有較豐富國際經驗並立基陳水扁政府與馬英九政府的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經驗之上的蔡英文政府，必須認知到包括美中三公報、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以及北京當局與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建交時的建交公報等一系列國際條約所建構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因而造成的對台灣國際參與空間的框架侷限效應必須有所認知並妥善回應，才不會造成任內台灣涉外關係的全面對抗與失敗。然而，既然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存在內在的本質性的相當程度相互拮抗性，國民黨宣稱的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雙重穩定牌不論在島內政治上或者在國際外交經貿運作上均有著高度的侷限性，加上島內多數民意並不支持急統也不接受北京當局的直接統治，做為代表人民意志並透過政策與政治運作為人民爭取最大程度實現民意所向的總統，蔡英文其實只要符合民意地提及《台灣關係法》以及在實際的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操作上保持必要的謹慎不要被美國等國際各國視為麻煩製造者即可，透過她與她的民進黨政府的合理不暴衝地為台灣人民爭取更廣闊更自主國際參與空間的真實奮鬥與或好或壞成果公開呈現，實際上或許反而辯證而誠實地比較可能有助於兩岸在一個較長時期裡達成兩岸兩個華人社會均不完全滿意但可接受的兩岸政治關係最終安排方案，也比較有助於在現實兩岸國際框架下為台灣人民爭取到相對最大的自主實質國際參與空間。
畢竟，不論國民黨或者民進黨──尤其是民進黨，代表台灣主流民意的主流政黨均不可能對兩岸現狀與北京之間有著完全相同的觀點的。北京當局的兩岸現狀觀點當然包括由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美中三公報以及北京當局與日韓等世界各國建交時發布的建交公報所建構的一個中國三段論國際法理統一現狀的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當局也認為，包括美國必須遵守《八一七公報》逐年減少對台軍售質量在內，兩岸持續地不受到無限期拖延地不論透過經濟整合或者透過不斷的外交戰以及框架台灣在各個國際組織參與名義和保留北京當局一定程度收放自如的控制權並藉此漸進地不斷有進度地向尋求某種形式兩岸國際法理統一之外的進一步實質統一的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排邁進的趨勢，也包括在北京當局認定的兩岸現狀觀點。因而，不論如何，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是不可能與北京當局之間達成一致共識的，遑論包括蔡英文在內的民進黨領導人，在未來一個可預見的時期裡恐怕是難以承認本身就不是那麼絕對穩定的九二共識的。
當然，在包括美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在內的兩岸的國際法理統一現實框架下，蔡英文當選後到就職日之間，恐怕必須與美方乃至於透過美方與北京當局就其就職演說之中關係兩岸政策的部分必須如陳水扁就職時的四不一沒有一般磋商出一個雖然不如九二共識那麼相對符合北京當局期待但仍能讓華府與北京相對感到安全滿意的蔡英文任期內兩岸關係定性定調與島內外公開論述方式的。但這並不表示台灣尤其是民進黨與蔡英文主政下的台灣不應該運用美國對於捍衛包括戰略、軍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在內方方面面的以地緣政治戰略上持續圍堵綜合國力正日益提升的東亞傳統霸權大國中國並同時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的相對和平檼定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的堅持來追求拓展更寬廣更自主的台灣實質國際參與空間，畢竟，這是台灣人民的期待，也反映著自日本殖民統治到國民黨治台初期戒嚴威權統治百年之後，台灣人民不願意再受到外來勢力的直接統治的集體歷史情感，台灣人民並期待在國際法理與實質國際參與空間上獲得對此一台灣人民未來將只會由自己統治自己並不受外力直接干預地自行內部協商各項社會經濟變革而保存台灣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的正當願望能夠得到兩岸國際各方的肯認與妥適而合情合理的各項制度性法理性安排。
因此，不論是民進黨或者國民黨，面對自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國共內戰大局底定以及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至今各方勢力角力而逐漸形塑的現實的兩岸關係框架與台灣的萬方艱難的國際處境，代表台灣人民不願意接受包括北京政權在內任何外來政權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妥善有智慧地利用美國對於捍衛以地緣政治戰略上持續圍堵綜合國力正日益提升的東亞傳統霸權大國中國並同時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的相對和平檼定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的堅持以尋求儘可能有利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與儘可能保留最大自主涉外事務管理權利的兩岸政治關係最終安排方案，才是台灣各政黨與政治人物唯一合理也合乎人民要求而不被視為賣國買辦的台美兩岸關係進路。而承載著百年來被排除在中央層級涉外事務政治過程的台灣普羅人民的民主進步黨及其總統候選人，更是責無旁貸地必須在兩岸關係鬥而不破且不致引起華府當局過度緊張的範圍內代表台灣人民不願再受外來政權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儘可能地利用美國在台利益等國際支持為台灣爭取更寬廣更自主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