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一月四日，「二代健保」相關的《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條文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並自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其中，在「二代健保」，六類被保險人的分類與最低保費予以維持而未持取全所得稅式純依家戶總所得計算納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明訂了「補充保費」採取「就源扣取」繳納，「補充保費」的費率與一般保費脫鈎而訂為第一年2%，上限2.5%，費基包括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與租金收入，並排除了受到爭議的古董交易所得等連具有稅賦課徵技術專業的國稅局均難於明確追查的收入。而第一年（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起）一般保費費率則為4.91%，上限6%，隨後還因為二代健保實施後健保費年年超收而於二○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調降為4.69%。
其後，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以一黨過半的六十八席立委正式開始民進黨黨史上首次的中央與地方、行政與立法全面執政。由於二代健保實施後至民進黨蔡英文上任之時健保費年年超收後累積的準備金極為充裕，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出身南部醫界的健保署長李伯璋與林奏延以降的衛福部長等相關衛福部官員在長期受限健保總額預算而難於及早獲得健保給付新藥給付的台灣醫界各科別紛紛爭取新健保給付藥品與服務項目之下，自二○一七年起經協商的健保總額預算年年均以試算人口老化等因素的健保總額需求成長高推估大幅提高而許多新藥等新健保給付項目也快速增加。
然而，馬英九第一任期歷經次貸風暴經濟危機以及在有兩岸協商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陸客人數快速大幅成長與ECFA的正面兩岸經濟效益支撐下國民黨仍在二○○九年年底與二○一○年年底地方大選接連出現敗象的連任壓力下於二○一二年大選前的二○一一年一月四日修法通過並自第二任期連任後的二○一三年一月一日正式開始施行的「二代健保」的保費費率較低並在馬英九前總統第二任期任內年年超收而得以進一步降低保費費率，除了因為定存利息與股息和房租租金等資本利得納入「補充保費」的費基而擴大了二代健保的費基之外，恐怕更多地是得利於兩岸協商開放陸客的陸客商機激增與ECFA簽訂後兩岸經貿前景一片大好的正面兩岸經濟效益下台灣經濟體的內外來源投資與總體經濟趨勢在次貸風暴與隨後的歐債風暴的全球經濟金融斷層線與經濟大衰退的全球化全面經濟危機之下仍能逆勢成長所帶來造成的台灣經濟逆勢擴張，而台灣經濟的逆勢擴張又必然連帶的造成不論以薪資所得為主要費基的全民健保一般保費或者是以資本利得為主要費基的全民健保補充保費的費基在開放陸客與ECFA簽署的正面兩岸經濟效益帶動的需求推升效應以及看準兩岸商機在ECFA後的兩岸服貿與貨貿協議簽署可能進一步成長的島內外來源的在台投資成長均能夠在次貸風暴與歐債風暴下逆勢成長擴張，而費基的擴張當然也就造成費率得以降低以及全民健保總額預算有所盈餘並得以大幅增加健保準備金與進一步降低一般保費費率。
然而，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二○一六年五月二○日的就職演說中僅提及了任內將依《中華民國憲法》相關規定處理兩岸關係的「未言明的憲法一中」但並未承認北京當局對國際各界宣稱「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馬英九時代受制於獨派團體發動的反服貿學運與國民黨內部份政經勢力意圖縱容台獨鬧大陸騙取大陸方面片面大幅政治讓利運作的掣肘未能在立法院通過的兩岸服貿協議以及馬英九時代歷經十二次談判仍未能有所成果的兩岸貨貿協議當然無以為繼之外，陸客來台觀光也由於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而出現中國大陸官方限縮與民間擔心赴台觀光出現反中情緒的現象而快速減少，而ECFA下的兩岸商機也由於兩岸轉而對立的政治性風險而大幅減少，故而，二○一六年開始，台灣的總體經濟出現必需調整的問題，不論薪資所得或資本利得的成長均開始出現侷限，健保保費的收入成長驟降。
再加上，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的金門夏張會時，由於金門在次貸風暴後與開放陸客觀光後民宿與旅館的設立出現過度擴張而供過於求的現象，金門旅宿業者利用金門夏張會的機會表達希望大陸方面開放更多陸客來台卻被大陸方面回絕並明言台灣方面的種種過度投資不能總是希望靠大陸方面以開放陸客等方式買單，這一類旅宿業乃至於石斑魚養殖業等的過度投資往往不是一兩年內可以完成，於是，馬英九政府晚期的這類錯誤投資往往到了蔡英文第一任期的頭兩年仍然還在持續地投入資金與建設，錯誤的生產要素配置最後到了二○一七年下半年起開始出現虧損與投資回收困難，再加上李來希等人的反年改期待與要求過半而又往往採取激烈抗爭手段，只剩下三十八席的泛藍兩黨無力在立法院真的擋下任何軍公教年金改革立法，而民進黨六十八席一黨過半而泛綠共七十四席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面臨泛綠選民對過去被譏評為軍公教福利國的軍公教年金改革的高度期待以及泛綠選民對李來希等人煽動攻擊性侵略性的高對立性反年改策略的強烈反感，當然只能一再進一步限縮十八趴優存改革戶案而最終在短短兩年內全部取消之各種猛速改革方案，凡此又進一步造成了過去擅長儲蓄存款的軍公教的短期與長期預期收入銳減，故而退休與現職軍公教人員不論是短期的餐飲旅遊、中期的股票投資乃至於長期甚至意在給子女繼承的房地產投資均開始出現減少的現象，凡此均使得馬英九時代晚期過度投資與過度溢價的旅宿等產業出現了希望陸資購買或其他台資買下的虧損轉手壓力，當然也就不可能再進一步投資了，凡此均使得台灣總體經濟出現次貸風暴後因陸客與ECFA商機而未能完全破滅消除的各種經濟泡沫再度破滅，經濟調整的困難課題浮現，健保費收入當然也就難於有所成長了。
同樣地，台灣政治與社會上也因此而自馬英九時代晚期起出現種種亂象，而甚至連中央與地方全面執政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也在就職後接連出現一些動亂跡象，部份選民於是大半是善意地考量若投給支持九二共識的二○一八年年底地方大選國民黨候選人，則陸客與ECFA商機開始在有所部份恢復，則或許旅宿業等的經營或者轉手機會均能有所改善，而或許也有助於要求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不可以有太多讓人難以忍受的執政包袱與錯誤言行，希冀藉此緩和消弭台灣社會自馬英九前總統第二任期起日益惡化的台灣社會內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漫延藍綠兩黨與其支持群眾的一再反覆動盪的社會動亂，可惜其後在二○二○年總統與立委大選過程中，中國國民黨從黨內總統初選開始就再度出現了與馬英九時代晚期一模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動亂跡象。
日昨，以維持民進黨一黨過半立委席次的中央全面執政優勢連任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正式就職開始了第二個任期，由於其就職演說中關於兩岸關係的部份仍然僅提及任內將依《中華民國憲法》相關規定處理兩岸關係的「未言明的憲法一中」但並未承認北京當局對國際各界宣稱「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再加上最初在中國大陸的武漢市現蹤爆發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的影響，可以預見的是，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台灣經濟仍然面臨了後次貸風暴與後ECFA的必然存在許多困難之處的經濟結構調整與發展自有品牌等產業轉型升級課題
而由於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期內，健保署等衛福部官員可能因為馬英九政府留下巨額健保盈餘與健保準備金而產生二代健保實施後健保財務必然充裕的錯誤信心而使全民健保總額預算從二代健保實施前夕的二○一二年度的5319億台幣在短短七年內暴增1820億而來到二○一九年度的7139億，全民健保準備金全數耗盡後全民健保再度開始累積至今已達數百億的巨額虧損；其後，由於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期內後次貸風暴與後ECFA的經濟泡沫終於接連正式破滅，總額預算大幅成長但健保保費收入成長卻遠不如原本的線性外推預期，全民健保面臨了再度調漲保費與調整給付規範的改革時刻。
就健保費率調漲的時機與幅度而言，個人認為，考量當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所造成的全球經濟衰退危機與連帶地造成高度仰賴對外貿易的台灣經濟衰退危機，經濟衰退情勢依舊嚴峻而許多台灣民眾今年因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而資所得等收入銳減甚至有不少裁員或者放無薪假的情況，二○二一年的台灣總體經濟情勢與就業情勢和薪資成長恐怕不容樂觀，因而在二○二一年調漲健保費率恐怕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彈以及受到來自在野黨甚至執政黨內部的反對聲浪，何況，今年夏季疫情趨緩後才開始精算討論健保費率調漲勢必在下半年的立法院會期才有機會審議健保費率調漲一案，各產業與各級機關的行政作業的試算等準備工作可能時間上過於倉促；然而，二○二二年又是民進黨已經執政第二屆的期中地方大選年，再加上近年來醫病衝突惡化而甚至於有追至醫院診間以鐵棒追打醫師的極端情事，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衰退又不一定能夠在二○二二年一月一日之前出現夠明確的復甦趨勢，若要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衰退應該僅僅開始有所平緩而開始緩步復甦的二○二二年一月一日調漲不論是全民健保的一般保費費率或者補充保費費率，則由於全民健保總額預算近年來的快速成長，乃至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並造成全球經濟衰退的二○二○年全民健保總額預算不但未隨經濟衰退而有所降減卻反而依前一年二○一九年下半年協商的結果持續擴張，難免使得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而影響到薪資甚至就業的一般民眾有所不公平之感而甚至感覺醫界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大衰退之下仍要求調漲健保費率與持續擴張總額預算其實頗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醫療產業界不但不共體時艱還不顧經濟與就業情勢惡劣調漲健保不斷要求調漲健保費率，故而，即使中央全面執政但地方執政權已大幅縮減而期望能在二○二二年年底的九合一地方大選能有所斬獲的民進黨考量醫界往往是其重要的具社會聲望的支持者團體而願意在二○一一年下半年九月起的立法院會期審議通過自二○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調漲健保費率，則一方面醫療體系勢必就撙節健保給付的支出面改革做出有意義而能夠向社會大眾有說服力地提出能夠贏取支持與尊敬而非徒增反感與醫病對立情緒的說帖的改革成效，二方面恐怕二○二二年一月一日的健保費率調漲勢必幅度有限並大概只能以僅足以打平過去幾年累積的虧損並維持大約至二○二四至二○二五年間不再出現巨額虧損為其目標，其後的健保費率調漲與否乃至於健保給付規範的進一步改革，則可能必須留待贏得二○二四年總統與立委大選的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的新民意來做進一步的討論與改革了。
而因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造成全球經濟衰退的嚴峻經濟情勢持續而未能在二○二二年一月一日先行小幅度調漲健保費率，則考量二○二四年是總統與立委大選的大選年，也是民進黨執政兩屆後難免出現疲態而在野八年的國民黨又志在必得的可能再度政黨輪替的政權更迭可能時刻，故而，即使考量全民健保虧損已經十分嚴重的健保永續經營問題以及二○二二年的經濟復甦趨勢可能較為明確而能夠取得兩黨共識在二○二三年調漲健保費率也可能如上述般漲幅必須合理且有限而且必須附帶健保給付規範調整甚至由立法院決議明訂每年必須撙節額度附帶決議的要求，否則，大概就只能由衛福部與健保署持續推出撙節健保支出的給付制度改革，並留待二○二四年總統立委大選產生的新民意新政府來重新討論健保費率與給付制度的整體包裏改革方案而到二○二五年或二○二六年才有機會調漲健保費率了。
而在調漲健保費率的時機確立了之後，主要以薪資所得為費基的一般保費費率與主要以資本利得為費基的補充保費費率分別要調漲多少，則應進一步由行政院方面主持跨部會協調衛福部、經濟部與財政部等全民健保與能夠掌握評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疫情下全球經濟大衰退的對台灣經濟各產業部門的影響範圍與經濟復甦情勢的主管機關協調一般保費與補充保費各自的預計調漲幅度，之後再由健保署與賦稅署共同精算之後再由衛福部報請行政院提送立法院審議。
而就健保總額預算大幅擴張下必然面臨的給付規範調整甚至更大規模的全面性給付制度改革而言，個人認為，雖然沒有一定的改革方案能夠有效而整全地抑制因人口老化等因素而造成的健保支出不斷成長，但若提高醫病雙方的自身成本意識絕對會是極有幫忙的方案，除了透過立法機制決定的健保費率所象徵的社會整體醫療費用願付價格的政治決策之外，如果在健保給付制度之中設置鼓勵合理醫療利用並使得不合理的醫療利用必須增加使用者付費比例，應該也會是極有幫助的撙節策略之一。
其中，包括過去幾年通過健保給付的新癌症藥物在內的較新興較高價而殘餘專利權期限較長的新藥，由於價格較高而對於無疾病五年存活率增加效果不一定那麼大，故而，應該改為先經專案審查後才得以健保給付使用這類新藥，亦即就新藥研究顯示治療效果較佳的病人如肝腎功能等罹癌後整體健康狀況較佳而可能因新藥獲益較佳如無疾病五年存活率增加較多以及健康人年增加較多或者是特定腫瘤指標升高與存在特定致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突變而適為藥物標靶者，經事前專案審查後才可以健保給付使用，而如果有新藥研究顯示仍有相當效果但因罹癌後整體健康狀況不夠好或腫瘤指標上升不夠明確而可能效果不那麼好的病患，則可以經事前專案審查後以半健保給付半自費用藥，畢竟，病患和病家與醫師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而病患家屬往往基於孝道等親情考量而難於以部份負擔和住院照顧費用的現實考量來拒絕提供其父母等親人病患接受新藥治療等醫療的機會，但事實上，除了子女等病患家屬的醫療費用負擔以及病患住院照顧往往影響親人工作乃至於與孫輩等其他家人的家庭時間之外，癌末病患往往也由於新藥提供的並不明確的新治癒疾病希望而將往往已是臨終的生命最後數個月至數年的寶貴時間在醫院裡接受其實也存在著不少副作用並可能造成整體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的新癌症藥物治療，卻失去機會做最後臨終生命的精采回顧告別，像是趁著還有點體力財力旅遊曾經夢想的地點或者與久未見面的親人或朋友做最後的拜訪甚至短住陪伴，這樣子的臨終生命的過度醫療化，其實並不是真的符合病患本人、家屬朋友乃至於人類社會性生物而具有相當程度社會連帶與社會互助概念下的社會整體的最佳健康利益。
其次，健保署目前提出了台灣民眾年均門診次數為十多次，超過的部份擬提高部份負擔的方案，此方案固然有助於提高民眾的成本意識而不要濫用門診，然而，極高診次的部份過去健保署已有關懷專案，而若不必增加部份負擔的診次為平均民診次數，則大致上會有一半左右的民眾必須提高門診部份負擔。故而，個人認為，一則不增加部份負擔的診次應儘量包含一般民眾合理範圍內的絕大多數診次，亦即大致上以人均診次加上一定比例標準差等方式來設定如十五至二十次為合理上限，而除了重大傷病與兒童和孕婦等特定健康情況人口不論診次均不應該提高部份負擔之外，如果超出新設合理範圍診次而不增加部份負擔的門診就診如果就診後的病情嚴重而隨後導致住院診察治療則該診次的部份負擔不必提高。此外，急診就診也應在進行精算和臨床實務討論後設定類似的未有住院必要之過高診次提高部份負擔規範。
此外，除了透過例行的藥價調查針對專利過期而開始出現學名藥的藥物合理地調整藥價以節省不合理的原廠藥迷思造成的健保藥價超支之外，如果能夠針對較大且定義較明確的健保給付如特定的手術項或者化療藥物品項等，能夠每個月或每季在健保署網站提供本年度本月為止的已使用件數並提供與去年甚至前三年同期相比的使用件數的比較，則可能部份地除了有利於流行病學調查之外，也有於醫師等醫療服務提供者適度地評估部份邊緣性個案是否急著立即使用該醫療服務品項或者可以在並非急症的情況下再回診追蹤一陣子確定沒有其他較為保守的治療方式後再與病患與病家討論使用該項手術等醫療服務，如此的資訊公開，不同於一般的由醫院經營者單方掌握資訊指示醫師等個別醫療服務提供者必須如何提供醫療服務的不時受到批評的「管理式醫療照護」 (managed care) 的傳統醫療體系管理制度，而是個別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也能夠透過健保署的公開資訊而優化其醫療服務提供，除了有助於減少防衛性醫療等現象而減少部份不一定必要的全民健保給付支出之外，也有助於協助醫師等醫療服務提供者思考其他保守療法的使用與評估策略，而可以使得疾病全人治療的過度醫療化得以因為醫師在自利動機下不再單純只思考更多醫療服務介入的更高度醫療化處置思維，而可以稱之為「可管理的醫療照護」 (manageable care) 而能夠對於病人在罹病後的整體健康乃至於家庭與社會經濟等生命情境的變化能夠有更整全的具醫療專業知識的諮詢服務並在有必要時提供本為具社會福利性質的社會保險的全民健保的經社會協商同意的社會可支持財務合理範圍內的醫療服務介入，如此的「可管理的醫療照護」 (manageable care) 看似提供資訊有助於減少醫療服務使用與抑制全民健保總額預算成長，但事實上也有助於建構財務等各方面均能夠長遠永續的實質有助於促進社會健康人年的永續增進的高品質醫療服務。
以上一點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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