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許多人認為這些領域間存在著某互斥的關係,
尤其在經濟學與社會學間,馬克思便曾說過,
自以為沒有意識型態的經濟學,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型態;
而在科學與社會學間,似乎,也有著科學霸權與科學的社會建構論間的爭論.
然而,撇開因為對彼此方法論不理解所帶來的口水戰,
這些不同的學問其實分析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面相,
而由於人類社會生活是一個整體,這些不同的面相是必須同時予以兼顧的,
才能夠為人類的社會生活帶來福利的極大化.
以英國早年的穀物法為例,為了鼓勵輸出,也許為了部份鄉紳的利益,
英國對於穀物出口採取出口獎勵,對穀物進口採取課稅,
如此一來勢必影響了穀物豐年累積以補荒年不足的原理,
豐年增加輸出所賺的那一點外匯往往不足以彌補荒年為了解決糧荒的花費,
事實上,不僅社會學者對此批評,亞當。斯密也認為這是一個應該廢除的法律管制,
最後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廢除了穀物法。
在這個案例中,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結論事實上方向一致。
在最近的台大醫院火災事件中,
醫療的管理與鑑定科學的應用,有助於某病人的死亡原因的法律歸責,
以初步的調查結果來看,院方意圖自行滅火而未及早通知刀房是造成後來應變不及的主因,
而主治醫師雖因外科硬漢作風未及早派流動護士查明事態,但畢竟醫護人員本以病人優先,
加上醫院極為罕見失火事件,尤其是台灣幾大醫療系統之一的台大,更難以想像,
最後因火災已擴大,不再有充分時間移動病患而不自陷險地,相對責任較小,
最後恐怕要以院方賠償來了事。
在此案例中,醫療與鑑定科學的事實幫助法學釐清責任歸屬,
也使得法學能在這個基礎上確認醫療過程中病人權益的保障。
以美國的私人健康保險體系為例,其價格高昂除了私人保險公司的經營手段,
在藥價的部份則是由於美國國會受到不當的藥商利益介入,
管制政府支付的Medicare和Medicaid不得利用其在藥品市場的高購買力量來議價,
使得美國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無法像台灣的健保一樣設法壓低藥價,
自然也無法對私人健康保險的藥品議價起一個帶頭作用。
在這裡,市場自由機制的受限造成了飽受社會學者批判的高藥價現象。
在更多的現代社會案例中,社會學進行某種社會診斷,
發現了社會中待解決的不公平與不合理,
必須透過某種制度性的方式來加以解決,然而,
如果沒有經過經濟學的分析,思考如何有效率地進行制度安排,
最後的結果不但無法有效地解決社會學所發現的問題,
反而可能造成嚴重的後遺症,使得國家社會付出重大代價。
在這個案例中,四個領域之間必須有良好的資訊交流,
而同樣重要的,必須有溝通而非對立挑釁的意願與能力,
才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並促進社會福祉。
社會是一個整體,知識體系應該也是,
自古以來哲人多是跨領域的思考者,一如亞里斯多德,
只是後來不同學門內部知識累積快速,因而使得專業化成必需,
然而,專業分工不應該帶來人類知識體系的分裂,而應該是更一步合作的開始;
上述的四個學門,也應該只是這樣子的合作的一個思考案例,而非僅此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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