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自從孫文死後即不斷惡化的國共關係以及國民黨內部派
系傾軋終於浮上檯面，國民黨右派聯合地主軍紳、江浙財閥乃至於上海青幫等勢
力支持掌握北伐軍武裝力量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發動清黨，除了清洗國民
黨內與北伐軍內的中共勢力與國民黨左派勢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壓制了北伐軍已
控制地區採取「打土豪、分田地」農村土改政策的左傾農民協會與土地委員會等
新成立農村自主基層組織，以及透過杜月笙的青幫等各勢力對上海閘北等地的新
興工會組織大打出手。
清黨後，國共分道揚鑣，做為北伐軍政治前鋒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基層工農組織基
本瓦解，國民黨黨員人數從一百二十萬銳減為二十五萬，其組成成份也從全民政
黨退化為政軍人員政黨，國民黨自此無力在前清覆滅後的亂局中建立新的直接而
有效的基層社會控制組織而只能依賴前清時代地方仕紳退化而來的地主軍紳對基
層社會進行半封建式的前現代間接統治──前清時代由於有儒教體系以及科舉取
士，地方上的地主除了獲取佃租等利益之外尚需配合縣官進行一些所謂的義舉才
能取得地方上的方便以及有助於其子女科舉，前清覆滅後在兵荒馬亂之下此一體
系只剩下由地主獲利的佃租收取而再無農民獲利的各項義舉，更有甚者，由於年
年兵燹而各種稅賦派收孔急，地主也在地方軍系甚至過路軍頭造成的稅收與地方
破壞壓力下擴大了對佃租利益的搾取而使得自晚清便不斷惡化的中國土地分配利
用問題更加惡化──自此，北伐軍與國民黨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政治正當性大幅
下降，原本勢如破竹的北伐事業開始遭受重重打擊，蔣中正在北伐徐州頓挫後下
野，其後雖然重掌大權繼續北伐成功，但已無力進一步根本瓦解北方泛北洋軍系
乃至於南方各地方軍系勢力盤根錯節的地方控制力量，而只能使其改奉國民黨旗
號而造成「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現象，舉例來說，原屬浙軍地方軍系小軍閥
的作家琦君之父便是在獲取不小的利益後才交換其交出地方軍隊勢力，而同樣原
是浙軍地方軍系師長的陳儀則更是改掛著國民黨政學系名號繼續活躍於國民政府
政壇，浙江尚且如此，北方各泛北洋軍系地方勢力的狀況也就可見一斑了。南京
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發動清黨（中共方面則稱之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
中共隨即在第三國際指示下發動全面武裝暴動作為回應，八月一日，由曾任北伐
軍入湘先遣先鋒的中共黨員葉挺掌握的北伐軍南昌駐防部隊展開武裝起義，國共
正式全面決裂攤牌，中共也正式轉向武力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力革命路線。
那麼，一個值得討論的有趣歷史問題便是假如中山艦事變後立場轉而對共產黨有
所疑慮防範的蔣中正採取清黨剿共以外的其他進路，中國近代史又將會有什麼樣
的不同呢？當然，歷史沒有如果，然而，畢竟蔣中正早年在孫文採取「聯俄容共
」策略而使得孫勢力控制的廣州被英國商團稱為「赤城」時也曾一度隨之左傾，
甚至將獨子蔣經國送往莫斯科留學而被一度被稱為「紅色將軍蔣介石」，更何況
，在抗戰結束而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蔣中正也曾以手諭要求攻入山東的國府
軍隊承認山東各地中共自抗戰以降歷年土改後的現狀以試圖鞏固在當地重建的地
方控制力量，那麼，蔣與中共和國民黨左派之間，在軍閥大敵當頭且列強國難當
頭的北伐未定之際似乎並非全無繼續合作的可能性。
假如，蔣中正未採取向腥清黨的策略來回應北伐軍推進過程中所發生的與中共有
關的左傾農村土改政策，那麼，首當其衝地，蔣中正便有幾個重要的政治軍事問
題必須面對。第一，由於黃埔系與桂系等北伐軍軍官基本上多數均自南方為主各
省地主家族者，且除了加入國民黨與黃埔軍校的中共黨員之外主要均是以支持中
國民主革命與統一中國對抗外侮的資產階級革命思維為其投身革命理念而加入北
伐軍與國民黨者，中共所支持左傾農村土改政策勢必對於北伐軍乃至於國民黨內
的北伐軍政聯盟造成衝擊；第二，北伐軍進入上海後，勢必要面對與擁有租界的
國際列強維護在華利益的國際強權勢力，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受到法租界巡
警追捕而必須潛往嘉興南湖擇地另會以及英法軍隊在北伐軍入滬後增援戒備的情
況來看，中共的左傾工會運動乃至於北伐軍在武漢與南昌等地對列強租界的攻擊
行動均可能使北伐軍政聯盟面臨國際干預的壓力，遑論此前英國商團因孫文採納
鮑羅廷建議而以發動工農的策略對抗陳炯明軍隊等策略後便稱孫文與國民黨勢力
控制的廣州為「赤城」而認為其有採取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傾向；第三，北伐軍政
聯盟的財政後勤極可能不足以支持掃平東南諸省攻入南京上海後的進一步北伐軍
事行動，北伐軍攻入上海後必須依賴杜月笙等勢力向上海豪商強徵軍費便是明證
，而蔣中正與江浙財閥結盟乃至於與宋美齡的婚姻也均有國民黨與北伐軍──尤
其是本無自己地盤與財源的蔣中正黃埔系統──試圖與地主軍紳乃至財閥豪商勢
力結盟以便取得可靠財政後勤資源與快速壯大勢力的諸多考量；第四，國民黨內
各股勢力意識型態差異不小而政治利益團體的相互傾軋在孫文死後也從未停歇，
蔣中正若不與國民黨右派勢力結盟清黨，則國民黨右派勢力不無可能另擇桂系李
宗仁與粵系李濟深等系出地主軍紳的北伐軍內原地方軍系勢力結盟而發動倒蔣清
黨。
然而，危機可能就是轉機。不論如何，國民黨與北伐軍的工農友善政策基本上具
有高度的政治正當性與高度的群眾動員能力，兵力與裝備居於劣勢的北伐軍便是
藉此穩站道德正當性與政治正當性制高點的政治作戰才能迅速地擊潰曾血腥鎮壓
鐵路工會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因此，為了上述基本上是可處理政治實務問題的四
點問題而放棄與自毀此一極有力的政治作戰工具實非良策。假如蔣中正能夠有更
高的政治智慧而非僅從軍事層面思考北伐事業，那麼，一個可能的策略是，首先
在國際問題方面，一方面在進入上海後維持秩序與各國租界治安，另方面則在上
海以外各條約口岸採取和平收回租界並保護相關外僑人身財物安全撤離的策略以
滿足北伐軍政聯盟乃至一般中國民眾高度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而在國民黨內的
相關派系傾軋上，蔣中正做為曾經左傾但在中山艦事變後轉向中間立場的實力派
軍事領袖大可採取左右逢源的政治方略，亦即一方面要求中共勢力克制其部份過
左的農村土改運動而改採取溫和的減租減息乃至於保留部份地主土地的非暴力土
改，並設法使農民協會從激進派運動機關轉變為農民教育與輔導協助的農民合作
社團體，如此一來，一則由於陷入列寧死後接班政爭的史達林與第三國際也希望
支持國民黨先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因而可能示意中共支持此一修正，二則中共在農
村乃至於國民黨與北伐軍內受到各方勢力的擠壓下，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可能支
持修正轉向較為溫和的農村改革政策，三則如此一來可以向出身地主軍紳的北伐
軍各派系軍官與國民黨右派政治勢力有所交代以利團結內部，而另方面，如此一
來可使向來難於掌握且較傾向封建保守思維而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右派
勢力受到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牽制而不至於使國民黨與北伐軍過於受到國民黨右
派勢力的掣肘控制。而在財務與後勤方面，蔣中正做為接受正規軍事訓練的軍人
過度重視財務與後勤而過度忽略了前期北伐過程中政治作戰功效之大，以中共在
抗戰時期乃至於二戰後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模式而言，由於相
當程度上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而掌握了群眾乃至於國府軍部份基層官兵的心理，
事實上，北伐軍只要繼續北伐便能因糧於敵，而隨著北伐軍推進而接收與改造各
地的縣級以降地方政府便可以因群眾的支持而能夠不靠大量軍力駐紮便維持運作
甚至能夠為前線部隊徵發後勤，而一旦上海情勢穩定，一則外國勢力雖然不願原
有在華利權受到侵蝕，但在大勢無可避免而北伐軍與國民黨又能保證其在華商業
安全與上海租界暫時不動的情況下，外國勢力終將視北伐軍與國民黨為中國的新
統治者而願意與其合作以維護其在華利益，二則各地豪商財閥基本上應該仍然是
「永遠的執政黨」，即使被派發徵收軍費，但只要新政權能夠建立更穩定的商業
環境並能夠保障其商業安全，這些勢力基本上應該不至於選擇於在北伐內戰中落
居下方的殘存軍閥勢力而與旭日新興且有強大群眾基礎的北伐軍對抗。至於在與
北伐軍內其他原地方軍系勢力的權力競逐上，一則有限度的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
仍然必然在相當程度上衝擊與削弱桂系與粵系等有地方地主軍紳勢力根基的地方
軍系勢力，簡言之，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本來就對缺乏自己
地盤的黃埔系衝擊較小而對有著各地地盤根基且與當地地主軍紳勢力緊密結合的
桂粵系等地方軍系衝擊較大，更何況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有著高度的政治正當性
以及孫文的「平均地權」等的意識型態的正當性加持，修正後的溫和農村改革與
土地改革實際上將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將桂粵系擠壓至相對缺乏政治正當性的邊緣
位置，二則有限度的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仍有助於號召北方各省人民尤其是工農
轉向支持北伐軍，而原本與泛北洋系各軍閥緊密結合的各地地主軍紳勢力眼見泛
北洋系各軍閥大勢已去而北伐軍與國民黨的溫和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也不至於徹
底毀滅其政經資源，應該也會識時務者為俊傑地轉向與北伐軍與國民黨合作。最
後，在政治作戰的強力支援下對北方乃至於南方各地殘存軍閥採取武力解決將使
新建的國民政府中央政府對於地方勢力有更大的權威與制約能力，如此，則各地
地方軍系勢力依恃的地主軍紳勢力已因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而受到削弱且因擔心
中共推動更激烈土改政策而必須更緊密地依靠以蔣中正為中心的國民黨中央軍政
勢力，地方軍系根基既失則勢必得轉型為傳統中國的地方仕紳派系而難於起兵發
動中原大戰等國民黨內軍閥混戰。
而在北伐完成後，即使因為技術問題與權力分配問題而可能會採取所謂的訓政體
制，然而，內部存在左右兩派勢力的國民黨勢必較能夠建立涵蓋左右光譜的全民
政黨式的黨國訓政體制，如此可能有較大機會進一步向兩黨制分化而較不會發展
成近乎軍事體制統治卻又有各軍事派系勢力爭權奪利的槍指揮黨的軍事亂政。而
中共由於實質上已成為國民黨內與國民黨左派結合的勢力而能夠在黨國訓政體制
內合法地競逐政治資源與尋求實現其左派政綱，必然使中共內部強硬主張武裝暴
動與強硬過激土改政策的極左勢力（所謂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現實政治運作的
相當程度抑制，最終即使如英國的獨立工黨自自由黨分裂另立，也將是在某種程
度的有經驗的民主體制內發生而必須走向哥達綱領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便尋
求透過選舉或其本身有一定公平機會取得政權的現實政治體制內取得執政權與尋
求實現其政綱，因而也將較不會走向激烈的極左政綱而較能夠走向溫和的西方左
翼政綱。而在國際上，較穩定而未爆發死傷慘重的中原大戰等國民黨統治集團內
戰乃至於烽火連年蔓延各省的國共游擊對抗的中國也勢必使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
知所警惕而較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動侵略戰爭。
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每個階段的結束與下一個階段的開始都會有一個熊彼得
所說的「創造性毀滅」的過程，然而，不論經濟上或政治上，舊勢力的抗拒往往
不可避免，畢竟，沒有人能在當下就斷言何者才是下一個階段的主流力量。因此
，重要的是，如果社會各勢力都能在社會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刻有更大的意願採取
必要的相互理解與妥協的態度，則勢必可以讓社會變革更順利而不流血地發展以
及更穩定地過渡與前進，或許，這也才能真正達成社會福祉的相對最大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