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摩登》

現代性（modernity）的課題是許多殖民地共同的問題，

處於前現代文明階段的殖民地，在接觸了具備現代性的殖民者時，

一方面透過殖民者的殖民主義政策而獲得了初次的現代化，

另方面，殖民者為殖民地帶來現代化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其殖民母國的利益，

從而在殖民地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殖民者不見得能夠獲得太多的利益，

以台灣為例，夾雜著日本化的現代化，或者如印度，夾雜著英國化的現代化，

並均以為殖民母國從殖民地獲取最大資源與利益為目標，

因而，自被殖民者的角度來看，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進程自然是令人又愛又恨了。

從而，自被殖民者的角度來書寫殖民者發動的現代化進程，

除了提及像是破壞迷信的優點，自然也會提及殖民體制的剝削本質了，

又擁抱現代性，卻又批判透過現代化以達成對殖民地剝削的殖民者，

從而，殖民地的許多書寫者與思想者，也就極容易成為左翼運動者了。



上述的歷史過程普遍地發生於許多的殖民地，

然而，台灣自近代以來所接受的殖民統治的特殊之處在於，

多數殖民地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都獲得了獨立，

因而，在獨立後追尋新的現代化過程時，可以將殖民化與現代化區隔，

然而，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是由原本的民族母國中國接收，

原本以為回歸中國後，殖民統治的不公義可以結束的台灣人民，

卻在戰後遇上了長年腐敗，相較於日本殖民者更不具現代性的國民黨政府，

原本滿心歡喜希望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台民，於是開始了關於日本的另一種想像，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眼裡，那是戰後國民黨在全中國進行「劫收」的一部份，

而對一個敢在南京和重慶開槍鎮壓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的國民黨而言，

對一個因韓復渠不戰而走、中央軍桂永清膽怯不前而造成蘭封作戰計畫失敗，

卻選擇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以遲滯日軍，造成黃泛區千萬百姓流離失所的國民黨，

對一個在內戰初期收復山東，卻組織地主還鄉團並殘酷地沒收已分配土地、鎮壓農民，

終使原本畏懼中共的激烈運動而願意回歸國府的農民轉而不顧一切支持共黨的國民黨，

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並不是那麼特別慘烈，也沒有太強烈的針對台灣省籍的意識在，

同樣地，在國民黨與共產黨所經歷的全中國範圍的全面軍政鬥爭經驗脈絡裡，

1949年國民黨兵敗東渡後，針對國共鬥爭經驗痛定思痛而在台灣展開的土地改革運動，

固然忽略了台灣土地所有權結構與大陸不同的事實，並因先前的二二八事件而更為敏感，

卻較多地是國府為了防止因土地問題又失去台灣，而較少地是為了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

但對於台灣人民而言，台民不了解先前五十年的中國歷史的脈絡，

卻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民族祖國的醜陋與現代性落後，自然是心生恐懼與排斥了，

而在日本殖民時代備受禮遇而成為本地社會領導者的由土地菁英衍生的台灣菁英，

在經歷了悲痛至極的二二八事件後又面臨家族祖傳地產被土改的困境，

自然很容易地會感覺這是一種族群鬥爭，是針對台灣本地菁英的整肅手段了，

人的記憶裡的一切原本就容易美化，更何況是遇上更為險惡的現在，

關於日本的美好想像，與國府接收後造成的關於中國的惡劣想像，沿續至今，

終究，那是關於現代性發動者的想像。



在冷戰的年歲裡，對於中國的恐懼混雜著戒嚴時期烕權統治者的反共宣傳，

台灣人民對於日本殖民者帶來現代性的懷念裡混雜著一種對威權統治者的反抗，

在那統治者獨裁反共又一味消滅日本殖民時代物件與建築的恐怖年代，

對於曾經有過貢獻的殖民母國日本的美好想像，不再只是一種童年的懷鄉，

它已是手無寸鐵的台民在面對龐大黨國體制的層層桎梏與武裝暴力手段時，

做為一種心理上自我堅強的反抗象徵，一種對照可怖現狀時可以遁入的烏托邦，

一種弱勢的人民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壓迫時，必然的心理反應，

那就是，尋找一個曾經與這可怖的力量堅強對抗而且曾經打敗之的強大力量，

那是反抗鋪天蓋地而來的壓迫時的心理寄託，以使脆弱無助的心靈得以堅強。



在那國民黨恐怖統治的年代裡，只要能夠寄託反抗的心靈，

左統與左獨間的論戰不重要，山川主義者與福本主義者的論戰不重要，

甚至，左右的論戰也不重要，日本殖民史的多元複雜面相不重要，

弱小的反抗者需要心靈上的寄託，基督宗教與日本懷念成為其中重要的成份，

而左翼的反抗者，也有不少選擇了寄託希望於共產黨的新中國，

其中不少因為二二八或者白色恐怖的迫害與恐懼而流亡新中國，

像是陳芳明教授也曾書寫過的謝雪紅女士等人。



能夠理解，因為在自己生命的早期，也有過類似的反抗。



一個人的反抗，故事當然渺小得多，但在個人的生命裡也是重要的了，

人們有些誤解，或許，是不知道一個人因為長孫的身份曾面對的一切了，

身受日本思想影響的祖父與深受黨國教育的父親，都是很好的男人，

他們很努力地在恢復一個曾受傷害而家道中落的舊地主家庭的生活水準，

只是，當他們把長孫以及相關的傳統家族角色試圖強加在我的身上時，

過於聰明早慧的我看懂了他們打壓我的聰慧以免飛離那家鄉與長孫義務，

像是偷聽到那長輩間關於長孫不要發展太好以免不回家鄉祭祖的討論，

像是小時候聽煩了卻天天在車上重播的九色鹿故事與不惜使用暴力強逼學書法，

弱小的中小學生的心靈在面對大人世界的龐大壓力時，需要一個心靈寄託。

高中時，閱讀了蘇曉康等人寫作的《烏托邦祭》等其他書籍之後，

對於那曾在延安整風中造成後山窯洞裡滿是發瘋了的知識青年的一切，

那曾在肅托與反右時，不分青紅皂白要交出5%右派使人與人無法信任的一切，

其實，早已多所質疑，而不是真的當做一種生命中絕對的政治信仰，

但一如馬克思對基督宗教的批判應解讀為針對地上木石的殿與教權，

而非神本身，更非人心裡以真誠的信仰建立的聖潔的殿，

左翼的理念就這麼留存了下來，而對於四九年前中共革命戰爭的故事，

也就像反越戰時期許多歐美青年身上的毛像T-shirt，成了記憶的一部份－－

記得，那年和一位希臘型男與幾位西班牙女孩在華沙當交換實習生時，

一個週末到了Kracow的一家Jazz Bar，裡面還懸掛著毛與切的肖像，做為一種時尚。



是的，它從來不是近三四年來刻意培養的某種趨炎附勢向強權輸誠的話語，

一如許多人對日本的想像不是因為還渴望著再被殖民統治或再向殖民者屈膝，

它只是一種弱小者面對外界龐大力量時，曾經很需要的心靈的反抗象徵。



許多日子過去，一年多來的激烈爭論，前些日子，

或許因為愛，父親終於向祖父開口：孩子的人生，我們不要再多管了！

向來深愛著父母，卻又受他們不時的傳統思維的困擾，

想來，我對於內在性和生命自主權的過度追求，也造成他們不少的困擾與傷心吧，


這些爭論，想來，至此也告一段落，而開始一段新的關係了。



只是，那曾經的心靈反抗象徵，也就這麼殘留了些什麼在意識的底層，

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哪天會知道，也許，永遠也不需要知道吧。



走到民主化後的台灣，面對同時期快速發展復興的中國，

中國結與日本結的背後，有著一段與殖民地摩登和戰後恐怖有關的糾結，

過去一年，提出了些過於理性的想法，卻忽略了這土地上的歷史脈絡，

終究，人們是在現實生活與生命故事中產生情感並藉以理解世界，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像個外星來的人類學家般能夠自以為抽離。



在中國崛起而影響力日益強大的東亞，台灣不可能不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在東亞的現實情勢下，台灣的最終政治安排也不可能不經過與中國的談判；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歷史過去的治亂循環令人總有些許不安，

台灣也應改善對日關係以做為某種安全閥，這是一個有必要的戰略，

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與戰略位置，或將有助於東亞平衡與和平共榮的未來，

這有賴於走出歷史悲情的迷霧，在本省族群的日本想像與外省族群的中國想像間，

尋找將二者辯證地混合交錯運用，以為台灣圖利益，並為東亞謀一個可能。

但或許，這需要中國更多的政治上漸進改革的事實，才能給國際更多的信心，

一個國勢強大、學術昌明而民主自由的中國，才能重拾東亞文明的能量發動機角色，

有幸擁有如此良善偉大中國的東亞，也才能沒有恐懼地重新成為世界上驕傲的文明。

而事實上，一個強大、民主而自信的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也可能有較大的彈性空間。

然而，這樣子的主張，也許該等待更多的中國內部變革出現後，再做進一步探討，

否則，一來人們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再則，或許也容易讓自己看來有些可疑了。



或許，一切的關鍵在於現代化，每個面相的現代化，

只有帶來進步的現代化歷程，才是使歷史走出悲情的唯一可能，

想爭取政治權位的台灣政客如此，想爭取台灣民心的中國當權者亦如是，

一如那為殖民地台灣帶來摩登的日本殖民者，即使立意在於建立南進基地，

卻終究是因為那現代化的成果，得到了台灣人民長年的情感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