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國際觀」──老成謀國抑或上流社會比較美？

──吳乃德《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摘要





　　吳乃德運用Goldthorpe根據市場情境、工作情境和生命機會所建構的社會


階級分類方法與社會階級階序來分析族群背景在台灣社會階級流動中所扮演的角


色，結果發現，社會階級流動受到親代社會階級的影響，農民階級子女向上流動


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僅有0.05，而原本就屬上層階級的第一類階級（高階專業


人員）子女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則高達0.7，第二類階級（較低階專業人員）


子女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亦高達0.87，第三類階級（低階白領）成為上層階級


的勝算比為0.28，第四類階級（小資產階級）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為0.17，第


六類階級（勞工階級）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為0.10，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階級


的子女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是很不平等的，然而，頗堪玩味的是，子代向上流動


成為上層階級勝算比最高的並非原本社會階級最高的第一類階級如醫師、律師、


建築師與高階經理人之子女，卻是第二類階級如會計師、工程師、藥師、政府中


級行政人員以及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之子女。



　　該研究進一步分析親代族群背景（本省籍或外省籍）對於子女社會流動機會


的影響，結果發現，不論親代或子代，外省籍民眾屬於上層階級的比例都是本省


籍民眾的兩倍，且有約三分之一集中於第三類的低階白領階級，前三類階級構成


外省籍人口的一半，符合外省籍民眾多屬於中產階級的印象；而在本省籍民眾方


面，親代將近一代屬於農民階級，僅不到一成屬於低階白領；而在子代方面，本


省籍民眾有37..7%屬於勞工階級，外省籍民眾則只有28.5%屬此。而在階級流動


也因族群背景而有所差異，親代為最下四個階級的民眾中，外省籍民眾成為上層


階級的比均高於本省籍民眾，第三類低階白領民眾中，外省籍者成為上層階級的


比例是26.9%而本省籍者僅17.9%，第六類勞工階級民眾者，外省籍者成為上層階


級的比例是16.3%而本省籍者僅7.6%，總的來說，全部下層階級中，外省籍者成


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為0.25而本省籍者勝算比為0.09。



　　吳乃德在研究中進一步使用邏輯斯迴歸分析社會流動之族群差異的成因，結


果發現，對於下層階級子女向上層階級流動的顯著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和教育，


而當運用迴歸模型控制這些變項後，外省籍民眾並不比本省籍民眾更有機會向上


流動，同樣地，父親的教育程度亦不影響子女向上流動，而與民間一般看法不同


的是，此研究發現，父親是否受雇於政府公部於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並無顯著的


影響，另外，有趣的是，性別因素對於本省籍下層階級的社會流動有所影響，男


性比女性更可能向上流動，但性別因素對外省籍下層階級民眾的社會流動則無顯


著的影響。此研究並發現，就本省籍民眾而言，父親的軍公教受雇者身份對子女


教育成就有顯著影，研究者認為此乃因軍公教部門對受雇者子女的教育補貼對子


女的教育成就造成影響而間接地影響其社會流動。同樣地，就外省籍民眾而言，


父親的軍公教受雇身份與父親的教育程度均對其子女的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影響，


研究者同樣認為此乃因軍公教部門的子女教育補助所致。最後，吳乃德針對族群


身份影響教育成就的機制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是國語使用的差異可能使本


省籍學生在課業上相對不利，第二是居住的區隔使集中於都市地區的外省籍民眾


較便於利用各種教育資源，第三是子女數的差異使子女數較少的外省籍家庭得以


更集中地投資教育資源於少數子女，第四是做為新近移民台灣而無土地房產的外


省籍民眾感受到較大的透過教育往上爬升的動機與必要性，第五是戰亂與流離造


成的「強迫性階級地位下降」和「文化資產」，許多外省籍民眾出生於中國農村


社會的地主家庭而受過良好的漢學／私塾教育，來到台灣後雖被迫從事較底層工


作而居於中下階層，但其具有的文化資對子女的教育成就可能發揮頗為重要的影


響。



　　筆者大致上同樣研究者所提出的「文化資產」論點，由於國府自大陸撤退軍


民時具有相當程度的篩選性，因而許多出身中國清末民國地主軍紳階級者確實在


撤退來台軍民中比例極高而且遠遠高過此一階級在當時中國人口中的比例，一位


大陸籍友人之父閒聊時便曾提及其家族中的一位伯父當時便以國府軍官的身份撤


退來台，而撤退時由於船位有限故僅有一定階級以上的軍文官員方得以獲准登船


，以至於國府來台後軍隊中的軍官比例過高而必須將編餘軍官另外組成「軍官戰


鬥團」；然而，研究者針對軍公教身份對於本省籍與外省籍民眾子女教育成就的


影響僅歸因於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此一論點未能解釋為何與軍公教人員同屬第


二類較低階專業人員或第三類低階白領而擁有相同甚至往往更寬裕經濟資源的本


省籍與外省籍民眾，其子女卻並未與軍公教人員子女有相同的較高向上流動勝算


比，更何況，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僅包含當時相對不高的正式教育系統學雜費而


未包括花費高出許多的補習教育與才藝教育，因此，親代的軍公教受雇身份對於


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主要並非來自子女教育補助，而應該是來自軍公教體系傳承


中國士大夫的書香門第文化而對於教育高度重視，而軍公教體系又使其對國家教


育體系的制度與內容與相關的輔助制度有較高的接受性，此外，軍公教人員在特


別權力關係體制下培養的紀律與服從性格使其子女受此紀律性格影響而常能夠在


升學考試制度下有較佳的表現，這可解釋包括政府中級行政人員的第二類階級子


女比起第一類階級子女有更高勝算比成為上層階級。



　　吳乃德的研究肇因於1994年省市長選舉中出現的「民進黨的支持者都是穿拖


鞋、吃檳榔的，而新黨的支持者都是中產階級。」的說法，而事實上，由於國府


撤退時依著與中國地主軍紳階級密切相關的軍文官階篩選渡台軍民人口所造成的


來台外省族群人口階級組成比例高度偏離當時全中國人口階級組成比例的「瓶頸


效應」 (bottleneck effect) 確實使得早年的外省族群在面對本省族群時具


有某種「京官心態」的優越感，除了自認為外省族群才真的懂得應該如何治理國


政之外，此一優越感也反映在近年仍不時出現的「國際觀」論述，也就是認為，


本省族群菁英具有某種閉關自守的「島國心態」而外省族群菁英才具有開放的「


國際觀」。令人尊重的洪蘭教授在2009年提及的台灣青年學子不知道史懷哲是哪


國人的問題便是一例，且不提在史懷哲的故鄉亞爾薩斯在其一生中 (1875-1965)


在德法間三易其主，台灣青年學子需要知道的似乎是史懷哲的奉獻精神並尋求或


立志建立有相同奉獻精神的本地典範，而不是史懷哲國籍這種不過是歷史教科書


上小小註腳的瑣碎知識。



　　「國際觀」論述源自於士大夫思想的統治正當性論述，亦即士大夫擁有平頭


百姓所沒有的某種神祕的對國政與外事的知識因而具有統治正當性，並認為一旦


由缺少這種神祕的對國政與外事的知識的政治人物統治國家必然失敗，而當本省


族群因為戰後無差別待遇的教育普及與從事公部門工作機會而日益增加原本日據


時代所相對缺乏的知識甚至統治經驗，當外省族群中原本位階較低者亦因統治上


層的權鬥造成權力真空而不斷地被晉升遞補，各族群台灣人民發現，原來，國政


的治理與外事的折衝雖然確實需要經驗累積但實則並無神祕可言，國際觀論述遂


成為原本居於統治上層的外省籍甚至部份本省籍菁英證明自己某種「神聖家族」


所傳承統治正當性的最後防線，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菁英在民進黨執政時


期晚期逐漸地論述國民黨比較了解兩岸以及國際問題，並在馬政府執政後先是大


張旗鼓地宣傳兩岸經貿協議ECFA為其任內主要政績，部份親近馬政府外省籍與本


省籍人士甚至在ECFA簽署後暢言要進一步結合日本工商力量以利用ECFA共同進


軍大陸市場，後則在馬政府贏得出乎意料地艱難的連任後，馬政府官員更進一步


地暢言要全面推動與美日的自由貿易協定，並限定在兩年內完成ECFA後續談判並


在四年任內完成美日自由貿易談判，背後的心理無非希望透過證明國民黨在經濟


國政治理與兩岸國際外交上的獨占性能力來補充其外省籍與本省籍政治菁英體系


在地連結缺乏所造成的統治正當性缺乏，然而，此一論述一則無視自由貿易協議


不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均有高度爭議性而經常會引發大規模抗議遊行甚至於


造成政府倒閣乃至於輪替的事實，無視於各國政治領袖雖然為了國計民生會推動


自由貿易協定但會設法安撫受損產業與廣大民意而非大張旗鼓地宣傳自由貿易協


定是偉大政績與經濟萬靈丹，二則無視於在全球金融海嘯乃至於歐債風暴造成的


美日經濟衰退與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的大環境下相關經濟體勢必在對台貿易談判上


更加錙銖必較以回應其內部民意壓力的必然困難，亦無視這些經濟體在內部民意


壓力劇升下勢必將使其與台灣之間的貿易協議談判時程有所延宕的事實而率然宣


布將在兩年與四年內完成這些貿易談判，三則無視於中國百餘年滄桑近代史對自


己因貿易協議而淪為原料與勞動力來源和高階製造業產品市場的世界經濟體系邊


陲地位殖民經濟體制的高度敏感，而竟如清末民初的洋買辦般試圖利用大陸方面


基於政治因素有所讓利的ECFA來引進與協助日本等已開發工業大國力量進入與掌


握大陸市場，全然遺忘了近代殖民主義的軍事侵略與經濟剝削所造成東亞與南亞


的中國與印度的原始製造業能力全面衰退的「一個地區的工業化乃是以其他地區


的去工業化為其代價」的歷史教訓，也全然遺忘了近代百餘年來受到西洋與東洋


殖民主義侵略與壓搾的中國大陸人民對此可能的反感與民族主義情緒，無疑地是


對於歷史缺乏深度的脈絡思考而過度偏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型態教條。此外


，為了強調其真的最懂某種據說神祕難解的兩岸關係知識，馬政府與其相關的學


者如邵宗海等人不斷地解讀認為中共有意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卻在嘗試所謂基於


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一國兩區」的兩岸談判基調論述時受到重大挫敗，而這些主


要是外省籍的國民黨人們私底下熱衷於強調自己家族在文革中受到多少又多少的


苦難傷害以及其對1989年事件時中共採取強硬鎮壓手段又是多麼地感同身受與義


憤填膺，並且經常以自己是以正統的「正體字」書寫的正統中華文化儒教文明在


台灣乃至於全世界唯一的傳人自居而採取某種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籍口的統治


正當性論述，但卻又暗自期待甚至刻意引導本省籍人民高唱台獨親日而為其作嫁


好讓他們得以採取某種「和平掮客」的姿態游走兩岸並獲取各種經濟利益，然而


，竟還可以精神分裂地在高唱兩岸和平紅利並藉此自中共手中獲取經濟利益的同


時，矢志不忘他們在1949年時的國仇家恨而不斷地嘗試包括兩岸制度競爭論在內


各種奇形怪狀的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以報血海深仇並中興黨國的六十年不間斷的春


秋大夢。而強調如此這般「國際觀」以挾洋自重的統治者，究竟其國際觀是真的


意在老成謀國以為人民謀求長遠利益和長治久安呢？抑或，不過是繼反攻大陸與


復興文化之後的又一種證明自己確實優越而具備統治正當性的政治論述與宣傳？



　　馬政府之用人，不論在外省籍或本省籍政治菁英似乎都偏愛出身世家大族而


學經歷優秀者。一次大戰時曾有個故事，當時，德皇威廉二世任用的參謀總長小


毛奇是威廉二世之祖父威廉一世時曾指揮普法戰爭等重大戰役立功的名將老毛奇


之侄，一戰開戰前夕，威廉二世見到小毛奇無頭蒼蠅般地忙進忙出而全於老毛奇


指揮若定的從容，於是便開小毛奇玩笑道：「我看你不如你叔叔能幹！」，忙亂


中的小毛奇沒好氣地應道：「我看你也不如你祖父精明！」衡諸馬政府當選連任


至今的一團混亂，馬總統與他的小毛奇們似乎並未擁有什麼神祕靈驗的關於國政


治理與外事折衝的知識，而其不斷誇言卻違背國際現實而普羅大眾卻又實在無感


的自由貿易協定等所謂的「國際觀」論述似乎主要地是一種意在為其距離各族群


人民太遙遠的外省籍與本省籍政治菁英塗抹脂粉地建構某種統治正當性的政治宣


傳。



　　由於在內戰中失利的國府渡台後對中國上古史乃至於近代史的全面竄改與改


寫而創造的「國民黨史觀」透過國家教育體系的全面灌輸，台灣各族群人民對於


歷史普遍地缺乏具有文化與社會脈絡與深度的理解批判能力。像是夏代初期的后


羿、寒浞篡位與「少康中興」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由男性領袖禪讓制的母系社會向


男性領袖父系世襲制父系社會過渡過程中堅持母系禪讓制部族勢力的反抗與挫敗


，而此一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變則反映了由新石器時代狩獵採集經濟開始


向農業經濟過渡而造成男性農業勞動力對於家庭與社會生產力與經濟資源取得的


重要性開始超越女性採集工作的經濟生產模式變化，但在國民黨史觀裡，「少康


中興」就只是一則正統政權由偏小地方反攻中興的政治寓言；而像是商代早期的


「伊尹放太甲」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史的神權與王權的最後正面鬥爭，不斷上升的


王權最終壓倒了神權，大祭司伊尹最後因為無法單憑神權力量服眾與確立統治正


當性而不得不迎回商王朝王權的繼承人太甲以穩定政局（一說是太甲自行自放逐


地桐宮脫逃潛返國中），太甲返國後殺伊尹以為報復，但伊尹死後國中數日大霧


，太甲恐而任命伊尹之子繼任大祭司，但此時神權已然成為王權所任命掌握的附


庸，自此王權壓倒了神權並隨後因王權不斷集中權力而發展成皇帝制度的中央集


權國家，但在國民黨史觀裡，就只剩下伊尹放逐無道太甲而後迎回反省後的明君


太甲的賢君良相的道德教訓；而國民黨史觀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竄改與去脈絡化則


更為明顯，先前已有多篇文章論及而不再多談，僅就五四運動而言，國民黨史觀


在輕描淡寫地提及巴黎和會與日本侵占山東利權造成學生運動之後就僅只提及五


四運動造成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以便利人民溝通以及青年學子對「德先生」


與「賽小姐」的思想啟蒙，卻從未提及當時流亡上海的孫文曾發表文章指摘五四


運動的學生過於激進而追隨孫文的軍人蔣中正對五四運動的思想浪潮從未能產生


有意義的觀點，也從未提及當時知識份子對於與專制皇權緊密結合的儒家意識型


態的批判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疑古」理性批判與爬梳，更不敢提及當時中國各地


激烈的反日貨與反日資罷市罷工運動下造成大批知識份子左傾的史實。



　　於是，無獨有偶地，在高度去脈絡化而只剩下教忠教孝與反攻中興的蒼白無


趣政治宣傳的國民黨史觀的教育下，部份反對運動人士在逐漸取得權力的過程中


，也像《動物農莊》中的拿破崙等由被壓迫的豬成為統治者般不自覺地學習了國


民黨史觀與正當性論述體系裡的「國際觀」論述。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出身民


俗信仰乩童工作家庭的學運領袖本可理所當然地主張其出身平民百姓而願為其發


聲，但這位學運領袖卻不做此想，反而在任職某市府政務官時當眾撕毀聯合報與


操作二二八議題獲取政治發言權後，改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492年為名開起自


助旅行資訊中心但卻又因為並未真心經營自助旅行服務而又實以政治宣傳與個人


形象塑造為目的而迅速失敗，而更令人質疑的是，1492年時發生的兩件大事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是近年來學者不採取的歐洲中心論與殖民主義立場的觀點，


而同年西班牙驅逐伊比利半島伊斯蘭與猶太教徒並展開宗教裁判所的思想檢查更


是天主教歷史的尷尬過去，採用這樣子的名稱無疑地缺乏對歷史脈絡的確實理解


而大概僅是不經思考地採用了國民黨史觀教育所灌輸的「發現新大陸」偏狹觀點


。此外，為了建構其「國際觀」的完整性並包含對中國大陸的論述，這位學運領


袖與某位連美國國務院均已認為其情報價值不高而中止補助的大陸流亡民運人士


合作辦了某種的論壇，並強力推動某種「著重與中國民間社會來往」的兩岸關係


理論以便讓自己與流亡民運人士的合作獲得某種獨占的兩岸關係理論話語權，卻


無視於就國際政治而言，任何的對話必然是以能夠在當地遂行有效統治的執政者


或者頂多是具有強力實力的內戰交戰方為其對話對象，從來沒有任何的國際關係


學者或者任何尋求執政機會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竟然極其詭異地採用以不論因何種


原因流亡的民運人士為其對話對象卻不願與執政當局對話的涉外關係理論，而更


何況，鄧小平在接受Motorola總裁Robert Galvin訪問時便曾提及對1989年事


件採取強硬鎮壓的原因乃是其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的高度相似性而使鄧判斷


必須採取強硬手段向過激過左勢力示警，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開始於江青之女


在所就讀的大學中批判劉少劉等中共高層，而在1989年事件中，最初發動示威的


學生之中許多人正是中共黨校的高幹子弟，而口號也與文革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批


鬥中共高層「李鵬是豬玀」但卻甚至提及實際具體的改革訴求而採取令人玩味的


模糊立場，凡此均令受過文革紅衛兵學生毆打迫害的鄧有所警覺而最終決定採取


強硬手段，這位學運領袖不但為了讓自己投資的民運人士國際觀牌有止跌回升的


獲利機會而要求其所參與政黨採取奇怪的不符合涉外關係常識的兩岸關係理論以


保障其在該理論體系中的獨占地位，也完全地忽略了應該參考美國國務院對這些


民運人士在追求美國利益上運用價值的判斷──既然所謂的大陸民運人士情報價值


極低且大概永遠不可能有機會競逐大陸政權，國務國務院自然犯不著冒著開罪於


中國實際執政者中共政權的風險而以向來只是外交辭令的民主人權為由強力援助


這些流亡人士，也忽略了該民運人士用於宣稱某種道德正當性的史實背後可能存


在的令人不安的不道德的黑暗面，像是在趙紫陽到廣場致意後仍執意決策學生必


須死守抗爭到底而非宣稱有初步成果而撤退繼續監督改革的民運人士柴玲，雖然


乃以必須以學生的流血犧牲喚醒中國人心為號召決策死守，但她最後竟然以自己


太重要而不能被平白犧牲而第一個逃往外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並最終在美國嫁


了個白人老公並全心經營商業的民運人士，其言行不一總是令論者感到遺憾甚至


不齒，在更忽視了台灣人民期待政治人物在與人民切身利益相關事務有所建樹的


求治渴望，卻反而試圖「挾外自重」地向本身其實已剩餘無多少光環的大陸流亡


民運人士借牌以證明自己具有某種國際觀與國際民主人權關懷而因此自我感覺良


好地以為可以藉此說明台灣人民接受其優越性與統治正當性，然而，衡諸台灣社


會的反應可知，台灣社會對於此一「挾外自重」與借牌偷光的政治把戲其實早已


免疫，故而除了同樣試圖透過大陸民運人士批評大陸以尋求某種溫暖的獨派人士


之外，台灣社會大抵對於這位學運領袖及所試圖借牌的大陸流亡民運人士除了人


道上的關懷外，並未因此而對該學運領袖試圖藉此在台灣政治中獲取某種欺世盜


名的政治利益的意圖有所正面回應。此外，為了替自己塗抹脂粉以建構在民主時


代其實並不必要而甚至可能令人厭惡的某種統治正當性，這位向來慣於掠人之美


的出身乩童家庭的學運領袖竟然開始虛構某種處處破綻的虛偽「小資」與「文青


」形象，與其相關學運團體自由之愛因試圖搶奪成大西格瑪社團與民主學生聯盟


參與並主導社會議題所應得的媒體曝光，而其本人更在野百合學運時雖欲參與沾


光但苦於廣場學生要求驗學生證以排除已參與政治的社會青年而未果，而其宣稱


自創的「扁帽工廠」更被許多實際提供創意的青年視為剽竊與攬功而曾另外組成


The Others團體加以批評，然而，這位已年近五十的政治人物卻依然以「永遠


的青年領袖」自居，而在某次選舉時向一路刻意袒護的政治導師陳水扁進行言論


批評以便假切割真分進合擊──後來，2007年夏天，這位學運領袖的嫡系弟子也有


樣學樣地向她的政治導師與政治祖師發動假進攻以進行假切割真分進合擊，約莫


是試圖抄襲在她之前將近一年半前的2006年2、3月間部份年輕綠營政治幕僚所發


動的「綠六組」批扁反省運動以及稍後的2006年夏天主要是學運世代的部份「親


綠學者」所發動的批扁反省運動，也約莫是閱讀了知名評論家南方朔於倒扁運動


時期所寫期待民進黨高華德的文章而產生的一種政治投機衝動，卻完全忽略了在


美國政治的脈絡裡，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尼克森敗給甘迺迪後，1964年總


統大選乃是由高華德代表共和黨挑戰詹森失利，可以說，高華德實質上是以共和


黨大老的身份在水門案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的，這位學運領袖的嫡系子弟倒是百


分百一脈相承地繼承了她政治導師那習慣性去脈絡化掠人之美的抄襲癖好以及其


受到國民黨史觀影響與形塑的高度去脈絡化思維方式，遂帶領著她與幾位同她一


樣曾經以台大學生會長為其政客先修班的缺乏實際政治份量與威望的侍從徒眾、


青年政客們對她的政治導師與政治祖師發動假進攻以便欺世盜名而遂行其自以為


聰明但其實很容易就被看多了政客詐騙手法的台灣人民一眼看穿的假切割真分進


合擊之策，卻不幸地缺乏基本的政治敏感度與政治警覺性，連正在掌權的現任最


高領導人只有可能嚴重威脅其黨內權力基礎的黨內大老才有可能迫使其改弦更張


甚至自動下台這點基本的政治學都不知道而只知道看到篇寫得不錯的文章就照抄


不誤還兀自以為偷到什麼無價而靈驗的政治操作工具，更不幸的是，她完全沒從


早她一年半以上而被她照抄不誤的「綠六組」與「親綠學者」批扁反省運動的慘


敗結局之中學習到任何有用的經驗，最後自然落得失敗收場後還得硬著頭皮上電


視談話性節目去自打嘴巴地為一度被其攻擊必須下台負責以示知恥的嫡系政治祖


師辯護了，這是後話──這位學運領袖並且在同次選舉中抱著一隻無辜的貴賓狗亮


相並提出要建立適合遛狗與寵物活動的公園場地，然而，這位學運領袖卻渾然不


覺的是，他的這些具有高度小資產階級性格的政策卻分明與其所欲塑造的具有質


疑社會主流價格性格而對之冷嘲熱諷的文青性格存在潛在的高度衝突，最後落得


花小錢在偏遠地區教英文卻花大錢買電視廣告宣傳那小小善事，讓人不由得懷疑


，即使是出於宣傳和形象目的也罷，這位學運領袖是否有先做好功課。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因為當時國民黨主流派領袖李登輝欲援引社會運動力量


以壓制老黨國非主流勢力的反撲奪權而得以在李登輝於總統府內接見學生代表後


和平收場，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們因而有了某種共同的歷史參與感而自信終有一


天還有機會再度改變歷史，此一自信雖然忽略了當時國民黨內激烈政爭與台灣社


會潛在求新求變動能的特定時空條件而多少有些過於自滿，但有著如此信念的人


們若願意在一生中對於台灣社會問題多去實際地分析問題甚至參與可能解決方案


的實踐，在生命日益成熟後維持著對社會問題的反思與反抗，則對於台灣社會的


貢獻未嘗比不上美國嬉皮世代對美國社會的貢獻。然而，曾將「台大學生會」會


長當成政客先修班卻未曾認真思考大學生的學習研究義務與社會乃至政治參與間


應當如何平衡兼顧以真正回饋台灣社會的這位學運領袖，卻一方面侈言不應過度


體制化而失去某種不斷革命的「革命活力」並採取各種手段迫使他人轉向被台灣


社會多數民眾視為過度激進的台獨思想，但另方面自身卻又矛盾地不斷努力建構


其具有某種「國際觀」因而具有唯一且自認是「儲君」而應得的統治正當性的論


述以及提出連在國民黨內都因為時代不同而大幅調整的「中山獎學金」儲君培養


計畫而欲一統江湖，卻未顧及中山獎學金制度在威權時代的吸引力來自於與統治


高層的直接連結與因而獲得的政治上重用保證，但在民主化而使統治高層不論在


同黨內或各黨間均快速更迭的當下，此一制度因為已無法保證仕途卻反而使人貼


上避之唯恐不及的政黨標籤而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動物農莊》裡拿破崙等取代


人類居於統治地位的豬們最後改說「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而最終與壓迫


動物的前統治者完全地同化，不斷地學習人類的衣著與刀叉等飲食文化卻將許多


動物送往屠宰場以換取其擁有諸多奢侈品所需經濟資源，這位乩童家庭出身的學


運領袖自視其出身卑微故而不斷地試圖將自己改頭換面以符合其自認為較高尚的


儲君地位，故而有意識無意識地不斷抄襲與套用去脈絡化的國民黨史觀與自我感


覺良好的「國際觀」論述以便為自己的儲君地位塗抹脂粉而虛構某種統治正當性


，其看低自己出身卻又羨慕與仿效過去被認為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國際觀」論述


等種種作為，可謂是某種「上流美」心態，卻遺忘了原本學運世代所應也所能代


表與實踐的有自信的台灣社會反思力量，也忽略了在民主時代，統治者自己虛構


的統治正當性論述只會帶來聽多了統治者自我美化言語的台灣人民的反感，更忽


略了在民主時代政治人物正當性的唯一來源是人民對其為人民謀福利的熱忱與實


際成果的肯定。



　　因此，當原本的被統治者向統治者爭取權利與權力而最終成為統治者，固然


不必要情緒性地推翻一切既有體制建制，畢竟，許多內外既有體制建制有其複雜


而牽一髮動全身的歷史脈絡與各方利益平衡糾葛，過激的改變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甚至造成社會動亂，但是也不必要在上流社會比較美的心理影響下全然採取令人


民反感的各種「國際觀」論述之類的統治正當性論述來向壁虛構自己的另一種新


「神聖家族」的統治正當性傳承。知識份子有國際觀以孤芳自賞是一種可愛的矜


持，但當與社會人民互動，知識份子的國際觀唯有用於彎下腰來協助人民理解國


際情勢並用於為人民謀求切身利益的老成謀國作為才能為自己贏得正當性，否則


終究只是一種試圖為自己的正當性塗抹脂粉卻益顯蒼白無力的有害無益的虛飾。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下）

五． 中共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中共自1921年創黨後歷經國共合作北伐、清黨、長征、國共聯合抗日乃至

於戰後的國共內戰而終於1949年10月1日建政。主政中國的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必


須同時面對中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降百餘年受盡列強欺凌所造成的民族主


義情緒以及中共政權本身意識型態與國共之爭的多重糾纏。因而，分析中共的外


交政策，並不能過於單純地認為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統治下只有中共政權的內部權


力動力才是形塑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而必須同時考量中共為了向中國人民證


明其統治正當性而必然必須對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回應



　　儘管部份論者認為中共在文革後轉而以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鞏固其政權，但

事實上，一則中共向來是帶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二則中共在國民


黨發動清黨與圍剿後即改以「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民族主義訴求為其宣傳以

爭取民意支持，中共於江西瑞金反第五次大圍剿失敗而發動長征轉進至延安根據

地後便改稱為「中國抗日紅軍」，而雖然中國抗日紅軍攻擊綏遠一帶國府地方軍

系晉軍系閰錫山部隊的真正目的乃為向北打通與控制外蒙古的蘇聯間的聯絡管道

，但中共卻聲稱是為了抗日，而國共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抗戰時期

更是中共得以養精蓄銳並最終席捲中國的關鍵，因而，中共對於執政黨的潛在反

對者運用民族主義訴求但實際上的目的在於試圖推翻執政黨的可能性是有著高度

理解的。事實上，2010年的中日釣魚台衝突時，根據報載，陝西寶雞的反日遊行

就出現了「歡迎馬英九回大陸！」的標語，而儘管中共採取強硬立場並派出外交

部副部長親自迎接被日方釋回的福建籍漁船船長，卻並未將之高捧為民族英雄而

大肆宣傳，反而在護送該名船長返鄉後告誡其應謹言慎行而切勿過度向外發言。

因而，可以說，儘管中共自創黨後一直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性格而非單純的

共產主義者，在文革結束後推動愛國教育並採取民族主義的語言，但包括鄧小平

提出的「韜光養晦」說，中共政權並非如法西斯主義者般無節制地認同甚至煽動

民族主義浪潮，而是一方面透過適度回應甚至利用中國人民因近代以來百餘年滄

桑史所形成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另方面也紆衡綜合國力與國家戰略而對民族主義

有所節制，並謹慎防範過激的民族主義者乃至於政權的潛在反對者透過提出主政

中國的中共在當下綜合國力與國家戰略下做不到的民族主義訴求來有意無意地達

到藉著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推翻其執政地位的可能性。畢竟，信奉歷史唯

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抵均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



　　1919年5月4日，由於巴黎和會同意日本對中國的山東等多項利權的主張，中

國青年學生爆發了五四運動。而由於美國與英法等西方列強並未在和會中替同為

戰勝國的中國主持公道卻反而要求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新

建立的蘇俄不但放棄過去帝俄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甚至不再要求中國支付庚子賠

款，陳獨秀與李大釗等許多參與五四運動的中國青年與知識份子於是轉而傾心於

蘇聯並開始引起社會主義思想，隨後在192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



　　儘管中共自始在思想、組織乃至財務上受到蘇聯的支援而被國民黨譏諷為「


盧布黨」，但由於中共創黨者們最初於五四運動時傾心於社會主義的主因並非觀

察到當時中國社會因為工業化出現貧富差距與貧窮的勞動階級，而是在民族主義

的驅使下認為蘇聯對待中國比起西方列強平等，因而認為蘇聯模式可以在西方模

式外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不同的發展選項，中共自創黨時便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

彩以及當時中國正處於自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初期而工人階

級力量薄弱，中共因應中國國情所採取的革命路線勢必與蘇共有所不同，也就埋

下了中蘇共在革命理論與革命策略上的潛在分歧。



　　由於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完整革命思想訓練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李立三與王

明等人返國出任中共總書記後均無法有效地推展中共的革命事業，中共的領導權

開始落入在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展開三灣改編而有效掌握中共革命武裝並成功地

擊退國民黨進剿部隊而擴張中共根據地的毛澤東等人之手，而蘇共與史達林一直

視毛澤東與其領導下的中共是不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披上共產黨外衣的中國

傳統農民革命者，因此，史達林不斷地試圖透過博古（秦邦憲）、王明（陳紹禹

）等受過莫斯科完整革命教育的中共國際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來奪取毛澤

東控制的中共黨權，史達林不相信中共革命能成功，因而在雅爾達會議時僅期待

取得外蒙獨立以及東北或至多加上華北由中共統治以做為蘇聯周邊衛星國的成果

，並未試圖支持中共取得全中國的統治權，是國府軍隊在美軍艦隊協助下在東北

出現才使蘇聯必須全力支持中共到底。而在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的莫斯科行甚至

被冷落了兩個多月才能面見史達林，蘇共甚至到了1953年尚試圖策動長年主政東

北的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王高崗在蘇聯支持下在東北另立權力中心，中共

與毛澤東則於1953年的北戴河會議以「試圖依附蘇聯核牙齒搞東北獨立王國」的

罪名清算高崗，中蘇共之長年不睦，可見一斑。



　　然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齟齬無礙於其共同的世界革命目標。蘇聯自1950


年起便不斷地在聯合國大會提案「排我納共」案，直到1963年才因中蘇共交惡而


改由阿爾巴尼亞提案。




　　1953年，史達林病逝，繼任蘇共總書記的赫魯雪夫於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

大展開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並公布了史達林大整肅以莫須有罪名濫捕濫殺

蘇共等各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民以及古拉格群島集中營的真相，同時也調整共產

主義的革命輸出與世界革命路線成為和平共處路線，是為蘇聯修正主義的開端，


蘇共最後對史達林遺體進行鞭屍以宣示和史達林主義的徹底決裂；蘇共批史使得

華約國家共黨領導人對於史達林主義路線的修正與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力

減降產生了過高的期望，1956年下年半匈牙利共產黨展開緩和的社會民主式修正

主義政策，匈共領導人納吉同時也嘗試退出華沙公約組織以便單獨與美國等西方

勢力修好甚至積極期望接受馬歇爾計畫的美國經濟援助，而匈牙利學生與人民也

在展開社會運動表達對開明政策的支持並推倒史達林銅像，但匈共單獨與美方等

北約勢力修好以及意圖接受馬歇爾計畫援助大大地誤判情勢與超越了蘇共修正主

義路線對華約國家開明政策的容忍底限，蘇聯紅軍最後會同共黨情報局的華約各

國軍隊對匈牙利展開軍事介入，學生與人民的運動受到大舉鎮壓，納吉以降大批

匈共高層受到全面性的整肅清洗。



　　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等諸多錯誤後，中共隨後於1957年也追隨蘇

共批史而展開百花齊放的「大鳴大放」運動，毛澤東等中共高層最初的目的應在

於透過群眾批判糾正中共建政後開始出現的黨政幹部腐敗現象，但批判的矛頭隨

即向上發展到對於毛澤東個人崇拜及中共一黨專政問題的批判，武漢大學生等各

地人民與學生甚至出現高舉「歡迎蔣介石回大陸！」和「歡迎國民黨回大陸！」

等標語的遊行，毛澤東因而惱羞成怒，改口宣稱其發動大鳴大放運動的目的在於

「引蛇出洞」而於1957年底發動「反右大鬥爭」，所有單位被要求必須清理出至

少5%的右派反動份子，嘗試推動大鳴大放的開明政策最後卻惱羞成怒轉而以發動

反右大鬥爭的整風運動尷尬收場難免使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受到挑戰，毛於是為了

證明自己仍能引領中國社會發展方向而於1958年起展開三面紅旗的大躍進－－或

許因為擔心大躍進的激烈內部運動時國府趁機反攻大陸，也或許因為測試赫魯雪

夫批史後對中共的態度，中共於是先聲奪人於1958年發動金門砲戰（八二三砲戰）

，但最後考量必須留下金馬做為台灣與大陸紐帶而停火。儘管在1959年的廬山會

議上毛澤東試圖透過批判提出大躍進實際問題的老將彭德懷來防範其他中共高層

將大躍進的放衛星虛妄風氣以及實質生產力的大幅降低歸罪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

的「左傾冒險主義」，但政治鬥爭行動改變不了大躍進政策根本上就違反客觀社

會與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大躍進終歸失敗並造成三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飢荒，毛

澤東的個人威望與統治正當性蕩然無存，中共實權於是移往轉為務實的劉少奇與

鄧小平，劉鄧轉而推動包括農民自留地等較溫和的經濟政策，中共黨內文件與對

外文告也不再言必稱毛澤東，甚至經常有意地不提毛澤東，失去權力與影響力的

毛澤東極度不滿並開始認為黨內有走資派，毛澤東最後於1966年5月結合林彪所

掌握的中共解放軍勢力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下獄後病死於秦城監獄，鄧小

平則被批判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下放江西工廠勞動──鄧小平便曾經向

Motorola執行長Robert Galvin透露，文革時受到暴亂青年學生鬥爭的經歷是

使其在文革結束未久而中國極左運動傾向的陰影猶在的1989年時決策採取武力鎮

壓學生抗議而非僅以警棍驅離的重要因素[18]，從鄧小平的生命經驗看來，兩者

有著高度相似性，而最早參與發動的學生亦均多有黨校的高幹子弟。



　　由於中共追隨蘇共批判史達林而展開大鳴大放但批判的怒火卻不斷向上延燒

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加上毛澤東自認為在史達林死後自己理所當然地是執掌世界

共產革命之舵的舵手，但赫魯雪夫等蘇共領導人卻依然自視具有共產革命正統的

優越感而看不起毛澤東與中共並將之視為「斜眼的雜種、黃種畜生」[19]，蘇共

並對中共於1958年起展開的大躍進運動與人民公社制度大表不以為然，蘇共與赫

魯雪夫除了認為人民公社制度乃是蘇聯曾嘗試但並不可行的制度並公開表示蘇共

認定人民公社為反動的制度外，並拒絕了中共要求蘇聯協助中共建立核子打擊能

力的要求，中共自此對赫魯雪夫領導蘇共批判史達林的「修正主義」意識型態路

線極有戒心並指控其修正主義路線乃背離共產革命理念，文革時並以「蘇修美帝

」並稱之，「蘇修」排在「美帝」之前，可見當時毛澤東認為蘇聯而非美國方為

其主要敵人。中蘇共於1960年代初期正式決裂後，1964年中共羅布泊核試成功時

，赫魯雪夫便曾向美國建議由蘇聯以核武轟炸中共的核子設施以免中共取得核子

打擊能力，惟未為美方接受，蘇共更早於1960年中共正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經濟

困境時便下令撤出所有支援中共的技術專家與經濟合作，可見，中蘇共交惡的枱

面化早已在1960年代初因意識型態上的針鋒相對而接近兵戎相見的臨界點，而不

必等到1969年的東北珍寶島事件。



　　因此，1966年11月聯合國大會時義大利等國提出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

權案時，儘管蘇聯採取沉默中立態度，但此時中蘇共交惡已然全面枱面化，蘇聯

的態度已不能代表共產主義陣營的共同立場，蘇聯默認具有「兩個中國」雙重代

表權性質的義大利「研究委員會」案實際上不無希望利用國府持續牽制中共戰略

焦點於東南沿海以減輕中共在中蘇交惡後中共主力部隊聚兵北方而對蘇聯西伯利

亞地區造成的潛在威脅，如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蘇聯態度自然不可能被

中共所接受，更何況，中共自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後，黨內與國內政治氣

氛急速左轉，而文革既以打倒「蘇修美帝」為號召並為了防止蘇聯核子攻擊使中

國失去工業能力而對中國工業展開向大西南一帶移轉重要工業基地的「三線建設

」，文革中的中共自然更是完全不會理睬蘇共對於中共向來視為其內政問題的台

灣問題的態度。因而，若考慮1966年年底義大利等國提出「研究委員會」雙重代

表權案時中共的內部社會與政治動力，則與高朗和涂成吉的觀點不同，即使國府

點頭全面放行，而美日均公開表示支持且蘇聯亦採取曖昧的沉默中立態度，但中

共恐怕仍將寧可拒絕與聯合國有所往來也不可能在文革下強烈左轉的內部社會與

政治氛圍下接受該案，中共自1966年至1968年間連續三年動員其共產陣營與亞非

第三世界國家盟友全力封殺義大利與加拿大所提出的「研究委員會」案便是明證

。事實上，中共政治人物在面對內部政治鬥爭或者政治運動時一貫地習於對涉外

事務與國際政治問題採取比起平常更不可妥協的立場甚至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

一則防止其他國際勢力藉機蠢動而傷害中共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二則避免在國內

政治運動與黨內政治鬥爭的勢頭上被視為示弱而給予黨內政敵與國內反對勢力可

趁之機。



　　1969年1月至3月間中蘇共軍隊在東北小島珍寶島大打出打，中蘇共交惡與對

峙的情勢由意識型態互批上升為正面軍事衝突使得中共更加確信蘇共真的有可能

不顧全球共產革命的共同合作情勢而逕以武力解決中蘇共之間的齟齬，警覺到中

國有可能被孤立包圍的危險的中共於是開始考慮打美國牌以制衡蘇聯的軍事蠢動

，蘇聯駐美外交官在1969年8月間向美方國際院官員試探美方對蘇聯轉炸中國核武

設施的可能反應使得中共更感震驚，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委員會遂於8月28日通令紅

衛兵各派系停止暴力鬥爭並要求中國人民備戰[20]，而早在珍寶島事件中蘇共衝

突不斷升溫的1969年2月，毛澤東下令召回在文革中被批鬥、羞辱的陳毅、葉劍

英、徐向前與聶榮臻等中共開國元帥成立四人小組以研究國際關係材料以嘗試為

中共理出外交戰略的新理路，周恩來並指示四人「不要被既定的看法和結論框住

，要及時做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中共前外長陳毅領導的四人小組於該年7

月與9月針對當時中共面對的國際戰略情勢提出報告，建議中共應重啟與美方的華

沙會談並利用美蘇矛盾來「打美國牌」，以戰略眼光利用美蘇的矛盾，以追求中

美關係上的突破，毛澤東讀完報告後認為中國不可能有實力長久地處處與鄰國為

敵，並認為中國四面被蘇聯、印度與日本等大國包圍，而戰後的日本背後實受美

國勢力節制，因而若欲制衡蘇聯並壓制日本則必須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主

動與未曾占據中國領土的蘇聯的大敵和日本的幕後老大美國展開接觸與建立正常

化關係[21]。



　　因而，當受困越戰泥沼而焦頭爛額的美國在1969年就職的尼克森政府領導下

準備採取「聯中制蘇」並同時展開美蘇限武談判的和緩「低盪」 (détente) 冷

戰新戰略之時，中共也在1969年決定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突破文革後的外交孤立狀

態並制衡蘇聯，毛澤東隨即繞過受到文革造反派紅衛兵控制、除了宣傳意識型態

口號外缺乏實質外交談判能力的中共外交部而透過中國總理周恩來小心翼翼地在

高舉「打倒蘇修美帝」的嚴峻文革內部政治環境下展開對美接觸，並在1970年美

方重啟華沙會談後於1971年4月發起對美「乒乓外交」，1971年7月，季辛吉密訪

北京，尼克森隨後於8月15日宣布將於次年訪問中國大陸，儘管當時美方仍作態運

作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次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雙重代表權案[22]，但實

際上，主導美國對中共談判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早已研判雙重代表權案唯一的

功用就是為美國提供一個「高尚的下台階」好讓國際及國內看到美國已為台灣的

聯合國席次盡力維護，季辛吉並明白表示「不值得為一個挑釁且解決不了任何事

情的雙重代表案而破壞與中共建交」[23]，此時深陷越戰泥沼而國際威望重挫的

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需要與對中共的需要遠大於當時中共對美國的需要，因

而，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時國府的諸多運作均歸失敗，甚至在國府駐

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而中共入聯實際上已無障礙後，

美方依然放任第2758號決議案表決通過而不置一詞，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在此時，在文革的極左政治風潮下，連中共外交部都受到紅衛兵控制，外

交部長是缺乏外交知識的紅衛兵支持者而僅有副部長喬冠華真正具有外交談判能

力，而負責對美接觸的周恩來又一直被江青等四人幫和中央文革小組人士視為接

班競爭上的大敵而不時加以挑戰，甚至到了1974年，毛澤東還批准了江青和王洪

文等人的要求而展開「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其中周公即影射當時實際主持中

共中樞國政的總理周恩來，不但國際情勢的消長下中共並無必要接受聯合國席次

上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而當時尚在文革的中共內部社會與

政治氣氛下，也並無任何中共高層領導人膽敢冒著被指控為「國特」（國民黨特

務）的風險而提議或接受與國府「蔣介石統治集團」妥協的雙重代表權方案。



　　而直到聯合國雙重代表權問題得到解決後，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並會晤毛澤東時，周恩來等中共談判人員尚不斷地向美方表示台灣問題乃美中關

係正常化過程的重中之重。甚至，當周恩來向尼克森表達對日本在高度經濟發展

後重啟軍事擴張的憂慮並期望美方能夠分享關於日本動向的資訊並約束日本重整

軍備時，還提及中共雖然希望美國削減駐亞洲軍力卻更加擔憂日本可能利用美國

撤軍的真空趁虛進軍台灣和南韓[24]，以至於尼克森在2月22日與周恩來私下會

談時必須聲明「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重申季辛吉先前另外

給出的承諾：「不支持任何的台灣獨立運動，運用美國的影響力阻止日本染指台

灣，阻止台灣攻擊中國大陸，漸次削減美國駐台兵力」[25]。而在1972年2月28

日尼克森首度訪問中國大陸期間中美雙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也重申「中

方反對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所持立場，反對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一國兩府、台灣

獨立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方認識到 (acknowledge)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

，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

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與武裝力量」，而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共建交時所發

表的聯合公報《中美建交公報》除了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重申

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

的危險」外尚且提及「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份」，而到了1982年8月17日的美中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中更明

言美方將逐步減少對台軍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由此可見，面對中國社會自1840年以降百餘年滄桑的近代史所累積的龐大民

族主義能量、中共政權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軌跡以及中共與國府間經年累

月的軍政大搏鬥與爭奪中國統治正統性的漫長鬥爭史，加上台灣曾受五十年日本

殖民統治後卻又因國府戰後接受政策失當而轉向懷念日本文化的特殊的後殖民情

境以及台灣與台灣海峽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戰略隘口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多重複

雜因素交絡糾葛之下，現實上，中共並不可能在1966-1968年間接受義大利等國

所提「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更不可能在越戰使得國際情勢迫使美國有

求於中共的1971年接受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權方案。而由於中蘇共交惡與文化大

革命「打倒蘇修美帝」的中共國內與黨內社會與政治情勢，即使美日全力支持而

蘇聯也為利用國府牽制中共而採取沉默中立的態度，即使國府願意公開支持與參

與運作1966-1968年間的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與1971

年的雙重代表權方案，中共勢必仍將不理會已與之公開交惡的蘇聯的沉默中立態

度與默認放行立場而全面動員其盟邦以徹底封殺上述提案。






六． 國府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1949年12月上旬，由於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蔣中正愛將、國府軍第二十


二兵團司令郭汝槐在四川宜賓舉行陣前起義，國府的川西決戰（成都保衛戰）


作戰計畫全面瓦解，國府試圖依抗戰時期前例退保大西南以徐圖再舉的戰略布


局至此已成殘夢，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12月7日自成都搭機轉赴台灣，臨行前


下令槍決成都監獄中監禁的楊虎城等中共黨人和許多政治犯。駐守陝西與西北


的國府軍中央軍系胡宗南部在中共解放軍追亡逐北下終被殲滅，胡宗南搭機赴


台而僅以身免，國府軍川軍系鄧錫侯、劉文輝部與滇軍系盧漢部等地方軍系勢


力眼見中共野戰軍節節進迫而大勢已去，遂相繼向中共投降以自保，李彌指揮


的部份國府駐滇部隊不願降共而退往滇緬邊境頑抗，逃往中南半島的許多國府


孤軍後來因為生計無著而開始種植罌粟與提煉海洛因等毒品販毒為生。1950年


4月，海南島國府軍隊戰敗撤台；1950年5月，孤懸浙東杭州灣外海的舟山群島


國府軍隊無力支撐而相繼撤台；到了韓戰結束後的1955年2月，國府軍隊在美


軍艦隊協助下撤出過於偏遠而不利防守的浙江沿海台州列島的大陳島；隨著國


府軍隊殘部在大陸本土被中共解放軍追亡逐北而逐一殲滅以及相繼因為戰敗或


無力支撐而撤出東南沿海各島嶼，國府的實際統治權逐漸地限縮於台澎金馬。





　　戰敗撤退台灣的國府政權面臨著多重的危機，對外，一則有著中共意圖解


放台灣以完全結束內戰的戰爭威脅，二則美方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政策白


皮書》後對國府採取「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的冷淡態度更使得國府


外援無著，而對內，一則本省籍人民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而對國府政權有著


高度的不信任感，二則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量核心的隨國府渡台外省籍軍


民有著高度的返鄉渴望，尤其是往往被非自願抓伕後糊裡糊塗隨國府來到人生


地不熟島嶼而長年未婚的基層士兵與軍官更是對家鄉與父母有著高度的思念，


這樣子的思鄉情結成為國府抓穩軍政力量藉以鞏固政權時的隱憂。





　　因應如此艱難的內外困局，國府渡台前後推動了包括土地改革與國民黨改


造運動等改革措施，透過土地改革拉攏本省籍農民支持並防範中共在台採取慣


用的土改策略發動革命而裡應外合推翻國府統治，透過國民黨改造運動以強化


蔣中正為中心的領袖個人崇拜與加強對軍政力量的控制並建構以黨領政、以黨


領軍（黨指揮槍？！）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國體制；此外，早期為了期望國


府政權能夠再度君臨中國，後期為了穩固軍心以鞏固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


量核心的外省籍軍民的向心力，國府在台也推動了以「反攻大陸」為中心的一


系列政治宣傳，韓戰爆發後，國府一度期待東亞冷戰轉入熱戰將促使美國支持


國府展開軍事反攻，甚至在中共主力部隊被牽制在朝鮮的韓戰期間發動1952年


10月「南日島戰伇」並擊敗中共駐軍而獲勝，但當韓戰進入和談階段而接近尾


聲，中共主力部隊再度逐漸轉回東南沿海的對台正面，國府於1953年7月16日


發動的「東山島戰役」就只能以大敗收場了，11天後的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議簽署，東亞冷戰格局正式確立，國府的反攻大陸自此成為幻夢，但為


了穩定主要由隨國府軍民構成的軍政力量並鞏固政權，國府此後仍然不斷地宣


傳反攻大陸為其基本國策因而成為被許多台灣人民譏笑的「反攻大陸神話」。


國府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上所採取的策略基本上受到國府政權在台統治所


面臨的社會與政治情勢的高度框架與侷限。





　　為了因應國府渡台後的困境，國府政權有著維持反攻大陸宣傳的現實需求，


更因此而對於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有著強烈動機，因此在國府政


權的內部政治動力驅使下，國府不只需要維持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更必須寸


土不讓地全力堅守讓國府得以持續宣稱代表全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於


是當中共的統治日益鞏固而國府反攻大陸無望，當國際情勢有所轉變而使國府持


續保有中國代表權出現巨大的現實困難，國府政權也就只能先是左支右絀地試圖


否認現實，然後才在美方告知在國際情勢下不得不調整其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的


支持後才遮遮掩掩地默認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卻又因為國際情勢的不利而


無法公開地協同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畢竟，國際情勢不利的大環境下，國


府公開表態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不一定就有助於雙重代表權方案在國際運作的過


程中被各方尤其是中共接受為可行的妥協方案，但國府政權一旦公開表態接受與


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就等於公開承認其反攻大陸的反共宣傳已被放棄，此舉極可


能立即地動搖國府軍心士氣以及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倘若國際政治現實運作下


的最終結果竟然連雙重代表權方案都不可得，則已先讓步而公開接受與運作雙重


代表權的國府政權恐怕將有全面崩潰的危機。





　　由於中共建政後不旋踵即於1949年11月15日致函聯合國大會主席與祕書長


挑戰國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整個1950年代，美方基於中共建政後嘗試與


中共對話並無成果的現實情勢以及東亞冷戰圍堵戰略的反共立場而全力支持國


府捍衛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1951-1960年，國府與美方的策略是在每屆


大會敦促聯大通過決議不在該屆大會審議任何關於排除中華民國的提案，亦即


所謂的「緩議」案，緩議案使得國府得以有效阻絕中共與蘇聯動員其盟友在聯


合國大會以及相關的各種委員會和專門機構所發動各種排除國府中國代表權的


會議戰術[26]。但到了1960年的第15屆聯大，由於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色彩


而較親中共的許多亞非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美國當年所提緩議案僅


以42票贊成、34票反對驚險過關，自次年的1961年第16屆聯大起美國便改弦


更張援引《聯合國憲章》第18條要求「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為一重要問


題」，美國聯合澳洲、哥倫比亞、義大利與日本所共同提案的「五國提案」重


要問題案於當年聯大獲得通過，而根據《聯合國憲章》，凡屬「重要問題」須


獲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才能通過，此後多年聯合國大會均通過中國代表權


問題為「重要問題」而使得國府得以沿續又十年的中國代表權，然而，從「緩


議」案到「重要問題」案反映了美國對聯合國大會的影響力在亞非第三世界國


家的反殖民主義浪潮下大幅衰退[27]，而國府外長沈昌煥對一國際情勢變化的


評論竟然還帶有輕視非洲國家的嘲弄色彩：「現在聯合國最神氣的是黑種人，


黑種人進入聯合國會場在門前就有電視公司的人拍電視，非黑種人在聯合國就


沒有這種氣勢！」[28]國府外長昧於國際情勢變化復又帶有濃厚的種族優越感


，國府在往後的中國代表權爭奪乃至聯合國席位保衛戰中不斷地敗下陣來的悲


慘處境也就不難想見了。




　　
1965年第20屆聯大表決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恢復中共權利案」時，由於


反殖民主義色彩而較親中共的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而竟以47票贊成、


47票反對打成平手，美方開始擔心將會失去程序上通過「重要問題案」以建立


三分之二多數門檻防線所必須的過半票數，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遂於1966


年4月建議詹森政府鼓勵加拿大等國提出「繼承國家」決議案以推動雙重代表權


，並認為即使中共鼓動其邦交國拒絕本案可使中共自己承擔無法參與聯合國的


責任，但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於7月5日向台北方面提及此案時，蔣中正「絕不接


受兩個中國與雙重代表安排，否則中華民國只有退出聯合國，此一立場毫無妥


協餘地」峻拒而只能擱置[29]，由於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願放棄雙重代


表權計畫，魯斯克遂建議其發起或支持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雖


然設立研究委員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最後一定是同樣做出「雙重代表的建議


」但總比加拿大直觸及「一中一台」的提案相較之下不激進且易為台北方面等


美國亞洲盟邦理解，因而，國府對該案雖認為同樣將導致兩個中國由外長魏道


明向美國大使馬康衛抗議並表示該案如在聯大通過則中華民國將不惜退出聯合


國表態，但美國大使馬康衛卻在11月29日獲國府告知「如果義大利案通過，台


北不會退出聯合國，惟將退席以示不滿」，馬康衛解釋，國府此舉實乃默許「


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為避免受美國政府支配之批評其人民交代，但


11月29日的聯大仍否決了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30]。



　　由於1966年11月聯大時義大利等國提出「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時，


中共已於同年稍早的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國府認為中共發動文革勢必造成中國


大陸政局動亂並使國府的反攻大陸再現曙光，於是在1966年11月成立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與中共爭奪中華文化傳承正統地位，因而儘管在亞非第


三世界國家大舉入聯的新國際情勢下勉為其難默認美方推動義大利等國提案的


「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仍然擔心一旦公開支持或未公開表達反對該


案將有可能使國府在台灣內部與國府黨政軍統治機器內部的反攻大陸宣傳有信


用破產並導致政權不穩的連鎖反應，更擔心該案最終仍可能因在國際情勢上漸


趨優勢的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被封殺，倘若國府已先公開支持或未以退席


等方式表達反對兩個中國雙重代表權的嚴正立場，則相對於中共的強硬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國府勢將在對國際華人世界的反共與反攻大陸宣傳上屈居下風，


甚至將因台灣內部與思鄉情切的隨國府渡台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基層黨政軍人員


驚覺國府已正式承認反攻大陸無望而接受雙重代表權安排而使其政權的正當性


迅速流失而面臨全面崩潰的政治風暴，左右為難的國府最終只能採取表裡不一


而言不由衷地默認美方運作國際情勢變化下勢在必行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


表權案，但在公開的文件與行動上則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面宣傳。惟最


終因為中共果然不願意接受該案並動員其盟邦反動，國府表裡不一的策略從事


後諸葛的角度觀之倒是確實相當程度上有效地回應了中共的態度，也維持了國


府依然有實力與中共爭奪一個中國的正統性與中國代表權的表面，從而使國府


得以繼續其反攻大陸與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宣傳而藉此爭取時間進行經改與政改


以為國府的黨國在台灣求生存。





　　但到了1971年，深陷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威信低落而又面臨嚴重的國內經


濟與社會問題，尼克森政府決定進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以「聯中制蘇」


，對雙重代表權問題採取主要是「作態」以安撫美國國內及共和黨內的雷根等


強硬反共勢力的政治動作[31]，遂於1971年2月起開始向台北方面傳達雙重代


表權構想，尼克森並於4月23日派遣特使墨菲赴台與蔣中正正式會商該年秋季的


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應方案，蔣中正則要求美方先循例提出重要問題案後若


失敗再提出雙重代表權案，並堅持中華民國必須保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則將


不惜退出聯合國，蔣中正並表示，不論如何國府必須投票反對雙重代表權案「


但我們不可以要求所有友邦都投票」乃是國府在會籍上與美國合作的極限[32]


，幾經磋商，到了7月間美方同意在雙重代表權案之前先提出「重要問題案」與


「變相重要問題案」，而國府則默認以只保留聯合國席位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的「複雜雙重代表權」為談判底限，並由行政院祕書代蔣彥士向美國大使


馬康衛暗示副院長蔣經國是一位務實主義者而即使必須放棄安理會席次均仍反


對退出聯合國[33]，但仍期待繼續透過「重要問題」議事運作使中國代表權相


關提案不必進入實質審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聯但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


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單純雙重代表權」方案處理，因而採取複雜的外交運


作，甚至連各項提案攻防的表決次序都錙銖必較，但最後仍在國際情勢時不我


予的現實變化下，連聯合國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月25日阿爾巴尼亞案


表決前一刻宣布退出聯合國。





　　分析國府在1971年雙重代表權案中左支右絀的態度不難發現，儘管國府對


國際情勢的變化有所體認而願意默認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案，但基於政權穩定


與統治正當性考量仍然堅持美方先嘗試以重要問題案排除中共，並堅持倘若重


要問題案失利則仍應試圖保留國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儘管在美國深陷越


戰泥沼而亟需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以「聯中制蘇」以及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


色彩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大舉入會的國際大環境下，國府採取的這一系列


舉動毋寧只是為了必須向台灣社會與黨國體制內部有所交代以穩定軍心士氣並


鞏固統治正當性的惺惺作態之舉，對於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最後結果


可謂根本毫無影響，然而，鞏固政權正當性的問題竟然對國府的外交戰略有著


如此巨大的形塑作用，不禁讓人質疑究竟國府政權的體質有何結構性的難解問


題而使其正當性如此不堪一擊？畢竟，All politics is local.，而向來有


識者均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非相反的「內政是外交的延伸」，政權或


者政治人物本就不應該將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植基於本就高度受限於複雜國際


因素而難於絕對掌握的涉外事務的特定結果，相反地，應該是政權與政治人物


透過其在與人民切身相關的內政政策上的良好施政與作為而使自己得到人民的


高度支持與建立政治威信並藉此使自己具備充分的政治能量與統治正當性，然


後再將自己的政治能量與統治正當性運用於說服人民支持以推動難免必須在國


際現實條件下對外有所妥協的外交政策以為人民謀長遠利益與長治久安。








七． 結論


　　從美中台三方各自面臨的國際情勢變化與內部社會政治動力變化來回顧長


達22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可以發現，美國政府對中國代表權爭議的態度


與策略受到國內麥卡錫主義反共白色恐怖以及越戰和亞非第三世界國家崛起的


高度影響，儘管時有大意盲動之舉，但歷屆美國政府均能明智地調整策略以爭


取戰略主動，於是從1950年代的「緩議」案到1960年代的「重要問題」案再到


1966年的「研究委員會」案，美方始終比起當事人中華民國政府早一步洞察國


際政治氛圍變化並提出相應的策略調整，雖然美方最終為了擺脫越戰泥沼與重


建國際威望而在1971年時不再全力支持國府捍衛聯合國席位，但衡諸當時國際


局勢，中國代表權問題早已隨著中共政權的鞏固以及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大舉


入聯而注定將以中共取得中國代表權以及國府代表被驅逐收場，到了1971年時


，美方對此早已無力回天而剩下的本就只是時間問題。





　　而在中共方面，儘管歷經反右大鬥爭與文化大革命等中共內部激烈政治運動


以及中蘇共交惡等外在國際情勢困難，但中共與毛澤東不愧為精於掌握情勢變化


與發動深謀遠慮的內外鬥爭的共產黨員，在中國代表權爭議上，中共最初不急於


為了入聯而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卻反而在親中共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已然


大舉入會而中共入聯形勢大好的1966-1968年發動其盟邦全力封殺「研究委員會


」案，此舉使中共站穩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戰略制高點並迫使國府不得不冒著


自亂陣腳、自失立場的風險全力跟進，最後在1971年的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共」


案上更是看準了美國急於擺脫越戰的夢魘而有求於中共的極端有利情勢，於是全


面性地壓縮美方與國府操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的空間，於是在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


合國後聯大依然通過了「驅逐蔣介石代表」的第2758號決議案，而透過中美關係


正常化，中共也開始走出文革時期的外交孤立以及自中蘇共交惡後在共產主義陣


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兩面均陷入重圍的外交困局中突圍，並因著中美關係正常化而


讓中共黨國體制的政治運作開始因為外部資訊的刺激而有機會脫離過左過激的文


革路線，到了1978年，在毛澤東死後聯合中共軍政元老打倒四人幫並逐漸鞏固權


力的鄧小平訪問美國更可謂揭開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序幕。





　　反觀國府方面，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自始便與國府政權遷台後的統治正當性


問題高度糾葛，國府一再地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採取且戰且走的策略而淪於被動


挨打，卻又對於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色彩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大舉入會的國


際情勢轉變缺乏深刻理解而反應遲鈍，甚至對於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變化也缺乏


有意義的了解以至於到了中蘇共交惡早已全面枱面化和白熱化而蘇聯早已停止為


中共在聯大提出「排我納共」案的1964年，國府外長沈昌煥還認為亞非第三世界


國家的傾向中共乃因於中共與蘇共的經濟利益誘惑與武力威脅。雖然國府對1966


-1968年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以及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最後均採取


默許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的態度，但其遮遮掩掩的態度不但無益於友邦確認


台北方面真正立場而加以協助，甚至在國府為了保住國家最後的尊嚴而選擇在阿


爾巴尼亞案表決前一刻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後，儘管衡諸當時國際政治環境，雙


重代表權案受限國際政治現實而不論國府如何表態與運作均勢必終歸失敗，但許


多被排除於諱莫如深的國府政權中樞運作之外的台灣人民受到國府對內的「漢賊


不兩立」自我安慰式政治宣傳的影響，至今仍然相信國府是受到其反攻大陸與漢


賊不兩立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才選擇主動退出聯合國。





　　而進一步探討1966年至1971年間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以及「雙重


代表權」的現實可能性則可以發現，不但如學者高朗與涂成吉的研究所顯示的


1971年時國府已願默許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而只是時不我予，即使是1966-1968


年間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國府也採取默許美方運作的立場，只是終


究因為中共站穩一個中國戰略制高點並動員其盟邦強烈反對而歸於失敗。





　　從白山黑水間的雪白血紅到西南天地邊的成都夢殘，那場內戰結束於上個世


紀中葉的1949年12月，而那場內戰與東亞冷戰造成台灣國際參與的困難，乃是各


族群台灣人民至今必須面對的國際處境，唯有誠實客觀地面對台灣當前的現實國


際處境並在此基礎上務實靈活地思考在美中台三方間合理而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才有可能紮實地為台灣的國際參與創造空間。







參考文獻

[18]泰德‧費雪曼，《當世界又老又窮──全球人口老化大衝擊》，［台北，天下

　　文化，2011一版］，頁37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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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初版］，頁149。


[20]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150-151。


[21]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153-156。

[22]同3。


[23]同12。


[24]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47-248。


[25]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66。


[26]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84-185。


[27]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85-187。


[28]同15。


[29]同7。


[30]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39-40。


[31]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24。


[32]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58-62。


[33]同4。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上）

一． 緒論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


眼見美方提出的「變相重要問題案」未能過關，而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所提「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決議案（「排我納共」


案）又通過在即，乃以程序問題為名上台發言，隨即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


合國。聯合國大會稍後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與17票棄權通過2758號決議案。



　　由於國府在退出聯合國後對台灣內部宣傳是基於「漢賊不兩立」的信念而


主動退出聯合國，而當年美方曾嘗試推動「雙重代表權案」以在中共進入聯合


國的前提下保住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甚至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許多台灣


史論者便認為若非國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退出聯合國，則台灣至今尚可


保有聯合國席位而能有更加寬廣的國際參與空間。



　　外交向來是內政的延伸，各國政府在進行外交決策時，除了其所面臨的國


際處境與利害盤算之外，國內社會政治情勢的變化也是必然要納入考量的極重


要甚至最重要因素，本文即從美中台三方所面臨的國際情勢變化與內部社會政


治動力變化來探討1966年至1971年間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以及「雙重


代表權」的現實可能性。





二． 中國代表權爭議始末

　　1949年12月國府中樞遷台後，實際統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持續


保有代表全中國的聯合國會員資格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於1949年10月1


日建政而實際統治著中國大陸領土與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長年被排除於聯


合國之外，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於1949年11月15日起多次致函聯合國大會，


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要求取消國


府代表團一切權利，美方與國府則在聯大先後以「緩議」 (1951-1960) 和「


重要問題」 (1961-1970) 的議事策略排除中國代表權相關議案進入實質審議


表決，但隨著中共政權日益鞏固以及「鬥而不破」的東亞冷戰格局在韓戰後正


式確立從而使國府反攻大陸成為幻夢，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遂成為國際政


治上無可迴避的重大爭議問題。畢竟，排除統治著廣土眾民的中共政權於聯合


國之外對於冷戰時期諸多複雜國際事務的國際協調有害無益，此外，隨著帶有


強烈反殖民主義情緒而相對較親中共的亞非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排


除中共早已日益困難。



　　1961年起，國際上主張「兩個中國」的氣氛日益擴散[1]；1966年第21屆


聯大，義大利等六國提出組織帶有「兩個中國」色彩的「研究委員會」案以謀


求採取「雙重代表權」來解決長年爭議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支持者34國之中多


數為與國府有邦交者，美方為換取義大利等國支持「重要問題案」亦表贊成，


但國府與中共均強烈反對，此案最後以被否決收場，1967年與1968年義大利等


國續提「研究委員會案」但均被國府與中共夾殺，1969年義大利、加拿大與比


利時著手與中共建交而不復提此案[2]。



　　到了1971年，深陷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威信低落而又面臨嚴重的國內經濟


與社會問題，尼克森政府決定進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以「聯中制蘇」，


並對保住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以及「雙重代表權問題」採取主要是「作態」


的政治態度[3]，而國府雖然以只保留聯合國席位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


「複雜雙重代表權」為談判底限，並由行政院祕書代蔣彥士向美國大使馬康衛


暗示副院長蔣經國是一位務實主義者而即使必須放棄安理會席次均仍反對退出


聯合國[4]，但仍期待繼續透過「重要問題」議事運作使中國代表權相關提案


不必進入實質審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聯但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與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的「單純雙重代表權」方案處理，因而採取複雜的外交運作，最


後在國際情勢時不我予的現實變化下，連聯合國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


月25日阿爾巴尼亞案表決前一刻宣布退出聯合國。



　　因而，回顧長達二十二年的中國代表權爭議可以發現，實際上存在著兩個


有關雙重代表權問題的爭議，其一是一般熟知而學術較常討論的1971年美方主


導的雙重代表權案，其二則是較少被討論的1966-1968年間的義大利等國推動


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





三． 文獻回顧

　　高朗總結中國代表權爭議並認為，1966-1968年間義大利等國連續三年提「


研究委員會案」被國府和中共聯手反對三年以至於沒有國家再提類似提案，雖然


滿足台灣內部堅持一個中國的心理，卻沮喪友邦及中立國為台灣的國際空間開一


條生路的可能，高朗委婉質疑相關國策的決策理路，並認為從「緩議」到「重要


問題」到最後的「變相重要問題」，國府一路自陷於被動挨打，總到了最後才被


逼接受卻往往早已時機盡失[5]，而關於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高朗引述當時


國府外長周書楷回憶當時國府對雙重代表權案未連署但「在會外做連絡的工作」


，認為國府私底下已默認美國的雙重會籍方案而非一味如國府表面的內外宣傳般


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反共立場[6]。



　　涂成吉回顧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始末發現，早在1965年聯大表決阿爾巴尼


亞等國所提「恢復中共權利案」時，由於反殖民主義色彩而較親中共的第三世界


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而竟以47票贊成、47票反對打成平手，美方開始擔心將會失


去程序上通過「重要問題案」以建立三分之二多數門檻防線所必須的過半票數，


1966年4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遂建議詹森政府鼓勵加拿大等國提出「繼承


國家」決議案以推動雙重代表權，並認為即使中共鼓動其邦交國拒絕本案可使中


共自己承擔無法參與聯合國的責任，但此案為台北方面以退出聯合國峻拒而只能


擱置[7]，由於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願放棄雙重代表權計畫，美國國務卿


魯斯克遂建議其發起或支持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國府對該案雖認


為同樣將導致兩個中國而以退出聯合國表態拒絕，但美國大使馬康衛卻在11月29


日獲國府告知「如果義大利案通過，台北不會退出聯合國，惟將退席以示不滿」


，馬康衛解釋，國府此舉實乃默許「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為避免受美


國政府支配之批評其人民交代，但11月29日的聯大仍否決了義大利等國所提「研


究委員會」案，涂成吉認為，此乃因中共展開文革而使國際對其仇外情緒有所疑


慮而未便支持、美國介入越戰情勢升高而需要加強與台灣軍事情報合作以及國府


和中共均強烈反對雙重代表權[8]，涂成吉並認為，倘若國府當時願意放棄「重要


問題」案而單獨以「研究委員會」案運用票源，則在中共發動文革反「蘇修美帝


」而與蘇聯交惡的情勢下，一旦美日等具代表性大國支持並造成國際承認的事實


，則蘇聯未必動用否決權反對而中共也難以翻案[9]，涂成吉並認為，在1960年


代中蘇共交惡而蘇聯對雙重代表權採取沉默中立的默許態度的國際大環境下，國


府未能掌握時機協同美方推動雙重代表權方案乃是台灣最終完全退出聯合國的主


因[10]，而到了早已時不我予的1971年，儘管國府實質上已接受僅保留聯合國席


位而放棄安理會席位的雙重代表權方案為其底線[11]，但此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季辛吉等主導對中政策官員已認為雙重代表權案為一「自毀與笨拙」的策略，唯


一的功用就是為美國提供一個「高尚的下台階」好讓國際及國內看到美國已為台


灣在聯合國席次盡力維護，季辛吉並明白表示「不值得為一個挑釁且解決不了任


何事情的雙重代表案而破壞與中共建交」[12]，而對此國際大戰略格局轉變渾然


不覺的台北當局卻仍然堅持以重要問題案為上策、以同時保留聯合國與安理會席


位為中策而以僅保留聯合國席位為下策的外交策略，極度的被動挨打而最終只能


主動退出聯合國以保住最後的尊嚴[13]。



　　總結高朗與涂成吉的研究可以發現，二者均稍微觸及美國與國府內部的政治


動力對中國代表權案外交運作的影響而未深入討論更大的國際戰略發展脈絡以及


美國與國府面臨的更廣泛的社會內部動力，此外，二者雖然引述部份中共文件對


雙重代表權案的立場表態，但均未能討論中共政權內部的政治與社會動力對其所


採取立場的形塑力量。而在研究結論方面，二者均認為國府於1971年時實已默許


雙重代表權案而非真的堅持「漢賊不兩立」，故而1971年國府代表在阿爾巴尼亞


案表決前宣布退出聯合國實為時勢所逼，但二者對於1960年代義大利所提「研究


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均表示在當時有其可行性惟因國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錯


失時機。





四． 美國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美國對國府與中共的態度向來受其國內政治氣氛的高度影響。自從二戰時美

國羅斯福政府軍援重慶國民政府而展開美國的中國政策以來，從史迪威到馬歇爾


均對於國府官員的貪污腐敗與軍隊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有著極深的體會，史迪


威曾向羅斯福抱怨國府軍政效率低落與士氣消沉而戰鬥力不足，馬歇爾則極力勸


告國府承認中共已在抗戰過程中控制中國北方廣大地區的既成事實而不要走向必


然將使國府經濟與軍事總崩潰的全面內戰。



　　蔣中正總統希冀改變民主黨人限制美方對國府軍援的美援無著情勢，遂在1948


年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全力支援在史上首次選舉民調中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杜


威，民主黨杜魯門總統連任成功後對蔣中正極度不諒解，而加以1949年1月國府


殘存幾個兵團的機械化有生戰力又在徐蚌戰場上分別陷入重圍而隨時可能被共軍


分割聚殲，中共於1949年4月21日發動渡江戰役，國府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則


徐侄孫林遵舉行陣前起義投共使得國府江防洞開而迅速潰敗──國府高層向來偏好


任用學經歷傲人的世家大族名門之後，但衡諸歷史，其果效卻似乎總是不是那麼


令人有信心──共軍於4月23日攻陷國府首都南京，美國隨即於8月5日發表《中美


關係白皮書》認為「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國府在內戰中全面失利


乃因蔣中正統治集團的腐敗與無能，美方未來不再軍援國府並將嘗試開啟與中共


對話。到了1950年1月，儘管中共對大陸各地的國府軍殘部追亡逐北並開始在台


海集結兵力準備進攻台灣，美國國務卿艾奇卿仍然發表了「劃界演說」宣布台灣


與南韓不在美國的東亞防線範圍內。



　　因而，儘管蔣中正於下野前夕的1949年1月5日發布其黃埔嫡系愛將陳誠任台


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並於1月10日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會同央行總裁俞鴻鈞將中央銀


行存放的黃金與美金轉運台灣，更於1月21日通電下台後返回故鄉浙江奉化溪口架


起無數的無線電台，以國民黨總裁身分指揮親蔣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有秩


序地向台灣移轉，但國府渡台後能否取得美方軍政援助而得以茍延殘喘頗有疑問


，僅能透過二戰時期同情國府並認為應「擁蔣保台」以建構東亞冷戰圍堵防線的


鎮守東京盟軍總部麥克阿瑟等美軍將領取得少量的軍火援助。直到1950年6月25


日韓戰爆發，中共在蘇聯壓力下不得不將聚焦東南沿海的對台軍事部署轉向北方


的朝鮮半島以抗美援朝，這才使得美方轉而重視國府控制台海與牽制中共的戰略


地位，美軍第七艦隊開始在台海「中立巡航」以「擁蔣保台」並同時「防蔣反攻


」以免橫生枝節，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才開始大量流入台灣。



　　隨著國府失去大陸以及東亞冷戰局勢升高為熱戰，美國國內也自1950年起掀


起了反共獵巫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自1950年2月起


不斷指控親共同路人滲透主掌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院，美國民間與共和黨更針對


羅斯福與杜魯門任內的對華政策全面展開了「是誰讓美國失去了中國？」 (Who


lost China?) 的質疑與長年爭論，美國國務院許多的東亞事務專家紛紛因為親


共的指控而中箭落馬，寒蟬效應之下，國務院東亞事務官員此後多年均傾向於保


守反共的態度而不敢針對中國代表權等問題提出符合現實情勢與美國利益的大膽


政策分析，而創辦《時代雜誌》的Henry Luce等許多美國媒體的推波助瀾更使得


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獵巫浪潮迅速地席捲全美。1950年尼克森只靠著指控對手是共


產黨同路人Pink Lady的抹黑手法就輕易贏得參議員選舉並被譽為反共鬥士，可


見當時麥卡錫主義對美國國內政治與對華政策強大的影響力。



　　整個1950年代，美國社會瀰漫著恐共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氛圍，而政


治上兩黨間的「誰失去了中國論戰」 (Who lost China debate) 又使得主政者


面對外交政策時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要觸碰可能被視為向中共等共產集團勢力妥協


的任何方案。因而，由國府組織的美國國會「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便


有極為方便的揮灑空間以為國府爭取美國國會通過多項軍經援台法案以及在美國


在聯合國全力捍衛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此時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主導中國代表


權「緩議」案以阻擋中共入聯。



　　但到了1960年代，隨著國際冷戰情勢的變化，美國國內社會與政治氛圍也發


生了變化，而美國政府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態度自然亦隨之改變。



　　1954年，二戰後試圖重返越南殖民地的法軍在越南奠邊府受到重挫後決定退


出越南，日內瓦會議決議南北越分治，1960年，實際上受北越領導指揮的越南南


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共）成立並開始與吳廷琰等歷任南越政府作戰，基於擔心南


越陷共對東亞乃至於全球冷戰局勢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1961年，美國甘迺迪政


府派遣特種部隊進駐南越，1964年的東京灣事件後，美國詹森政府開始派遣大量


美軍全面性地參與越戰，卻日益深陷泥沼並最終使得美國的國際威信與國內社會


經濟情勢均受到重創。



　　美國參與越戰後一連串的軍事挫敗以及在越南當地諸多舉措失當的消息不斷


，在歐洲激起了1968年的反戰學運浪潮，也在美國國內與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女性


權利運動匯流而激起了左傾的學運與社會運動，反越戰的抗議學生與群眾一度包


圍五角大廈的美國國防部，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反共獵巫已成過往雲煙而麥卡錫


本人也已成為美國白色恐怖羅織罪名與惡意抹黑的代表性政治丑角，美軍在南越


美萊村大屠殺的駭人電視影像使得美國人民反思派遣美國青年子弟前往千里之外


的陌生地名參與越戰殺戮的意義何在，而許多對美國主流文化展開叛逆與深度反


省的美國青年更是身穿繪有格瓦拉或毛澤東等人物的T-shirt做為其叛逆精神的


象徵。到了喧囂的60年代，高舉過時的反共大纛的美國保守派政治人物相繼在選


戰中失利，共和黨人高華德更在1964年的總統大選中以為懸殊的得票比數慘敗。



　　由於美國內部社會與政治上的恐共麥卡錫主義退潮，亞非第三世界的許多殖


民地掀起混合著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反殖民運動，而歐美各國社會也開始浮現


更多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平等問題的反省聲浪，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亞


非第三世界國家開始積極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並謀求在美蘇兩強意識型態對抗


外籌組不結盟國家組織，由於中共以反抗殖民主義的姿態自始積極參與不結盟國


家組織的運作，許多亞非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對中共抱持高度支持


立場，而對與美歐前殖民霸權高度結盟的國府相對地有所反感，外長沈昌煥等國


府高層卻直到中蘇共交惡早已表面化的1964年仍將這些國家的傾向中共過度簡化


地歸因於中共與蘇共的經濟利益誘惑與武力威脅[14]，甚至對亞非第三世界國家


的聯合國參與開始明顯增加的1961年對這些國家表達些許輕蔑的觀點「現在聯合


國最神氣的是黑種人，黑種人進入聯合國會場在門前就有電視公司的人拍電視，


非黑種人在聯合國就沒有這種氣勢」[15]，國府對國際情勢轉變的反應如此遲鈍


與傲慢，卻妄圖僅憑少數的農技團等援助就爭取亞非新興國家的真心支持，無異


於緣木求魚，於是，當美國自1960年代起開始在國際場合面臨亞非第三世界國家


的挑戰，亞非第三世界國家也就往往樂於以修理國府來間接使美國難堪了。為了


因應1960年代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參與國際政治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造成的挑戰


以及因而導致美方主導的以「緩議」和「重要問題」議事策略保住國府聯合國與


安理會席位的策略開始捉襟見肘，美方在1966年相繼鼓勵加拿大與義大利分別提


出「繼承國家案」與「研究委員會案」來推動以雙重代表權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


，惟受到中共的強烈反對，而對國際局勢變化缺乏警覺性的台北當局也在一個中


國原則下難於接受，最後只得作罷。



　　越戰消耗了美國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美國在二戰後雄厚的經濟實力，也


消耗了美國社會對美國政府與政治人物的信心，1968年總統大選時尼克森即以結


束越戰為其訴求而勝選，到了1971-72年間，配合著1972年總統大選的節奏，美


國尼克森政府發動了三項堪稱「尼克森大震撼」的重大戰略性軍政經行動以試圖


為陷入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戰略爭取主動。首先，沿續1970年重啟與中共間的華


沙會談後不斷增加的良好氣氛，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在1971年7月祕訪中國大


陸而尼克森也在7月15日宣布將在次年訪問中國大陸，明顯地，由於蘇聯在赫魯雪


夫主政時期對資本主義陣營改採共存策略以及在布里茲涅夫主政時期宣布「布里


茲涅夫義」以及華約等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並以軍事武力介入捷共開明派政


改與布拉格之春，蘇聯推動的世界革命動能實際上已走到向尾聲並轉而向內地鞏


固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的控制力，此時的蘇聯極有可能利用美國在越戰


戰場的失敗與因而在國際政治戰線上面臨挫折的機會試圖重燃世界革命之火以鞏


固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與革命意識型態的掌握以免由內斂退縮而進一步走向崩潰


瓦解，而中蘇共交惡與對共產主義革命意識型態的爭論則使得深陷越戰泥沼的美


國開始感覺「聯中制蘇」不失為一著妙棋，第二，為了因應越戰所造成龐大的財


政赤字與經常帳赤字，尼克森政府於8月15日宣布將加徵10%進口附加稅，並主導


聯準會於1971年12月宣布不再依照戰後的「布雷頓森林協議」以一盎司黃金35美


元比例接受美元兌換為黃金，藉此使美元貶值以提升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及


降低巨額國際收支赤字，第三，為向北越方面進行威力展示以迫使其重回談判桌


以使美國得以將越戰越南化而得以有尊嚴地退出越南，尼克森政府下令於1972年


年底的耶誕節前後對北越發動長時間的大規模轟炸行動。



　　為了實現尼克森與季辛吉「聯中制蘇」的第一著妙棋，美方決定支持中共入


聯，並除了「作態」之外不勉強保留國府的聯合國席位[16]。國府的中國代表權


與聯合國席位保衛戰至此已走到山窮水盡的最後奮鬥，而中共堅持「把蔣介石集


團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驅逐出去。只要聯合國裡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台灣地位未定』或類似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


生任何關係。美國一天不放棄它的這些陰謀，中國人民就堅持同它鬥爭到底。」


[17]，深陷越戰泥沼而使其國際威望大失的美國此時對「聯中制蘇」以及對中共


的需要已顯然大於中共對美國的需要，於是，即使國府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已在


表決前搶先一步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但聯合國大會仍然接著通過了阿


爾巴尼亞提案的第2758號決議案，儘管該決議文除了提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


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外，尚針對決議案表決前已主動退出聯


合國的中華民國提及「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


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卻不見美方採取任何攔阻的動作。中共最後


在周恩來的決策下以「中國」 (China) 的名義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的名義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參考文獻

[1]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6。


[2]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6-217。



[3]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24。


[4]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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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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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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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37-38。


[8]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38-41。


[9]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94。


[10]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12。


[11]同4。


[12]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96-97。


[13]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101-106。


[14]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2-213。


[15]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87-188。


[16]同3。


[17]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9-220。

因為我們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電影《牽阮的手》觀後有感

　　電影《牽阮的手》以紀錄片的形式對台灣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


進行了一次以台獨史觀為中心的大歷史論述建構。電影以曾長年參與政治犯救


援行動的田朝明醫師夫婦的人生故事為楔子，串起從中國民主黨組黨到彭明敏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再到反對運動組黨的一系列台灣歷史，並歸結到影片一開


始就提及的台灣獨立主題，隱喻著電影導演所欲傳達的史觀：整部台灣反對運


動史就是台灣人民追求獨立的長期奮鬥，而阻礙台灣人民追求台獨理想因而必


須打倒的最大反動力量就是「萬惡的國民黨」。



　　電影中一些片段讓我有著頗深的感觸，像是片中提及蔣中正前總統在任時


的各種反攻大陸與個人偶像崇拜式政治宣傳以及其逝世時的造神運動與萬民痛


哭追悼畫面，像是片中詮釋國府堅持不接受美日所提雙重代表權方案是台灣退


出聯合國以及國際參與空間受到壓縮的主要原因，像是片中對林宅血案的詮釋


以及對於田醫師夫婦的政治犯救援行動首先呈現田女士前往日本駐台單位求援


然後才提及雷震先生與國際特赦組織等美方人士的協助，像是片中不斷地引用


田醫師的日文書寫來呈現其內心思維的表現手法。讓我感觸良多的是，原來，


從小生活在同一塊台灣土地上的我們，竟然對這塊土地上的諸多歷史事件有著


如此不同的觀點與詮釋，原來，當政府高層為了維護顏面與鞏固政權等因素而


對人民隱瞞各項重大的國內與國際決策的國內外背景與決策思維，竟然可以讓


人民產生各種各樣或合理或不合理的揣測甚至陰謀論，竟然可以讓人民在終於


開始有權利表達與追求自己的理念時根據過去政府高層提供的錯誤資訊而嘗試


追求過度衝撞國際政治現實框架的涉外政策目標。



　　儘管中共在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9月所發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再度重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


奮鬥！」，儘管國共聯合抗日期間毛澤東曾在延安高掛巨幅蔣中正戎裝肖像並


帶領中共黨政軍幹部高喊「蔣委員長萬歲！」，但中共最後還是在1949年12月


上旬將三民主義和蔣委員長一起驅逐到了東南島嶼台灣──大概，因為「今日」


向來只有24小時，而聯合向來是鬥爭的另一種形式。戰敗撤退台灣的國府政權


面臨著多重的危機，對外，一則有著中共意圖解放台灣以完全結束內戰的戰爭


威脅，二則美方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後對國府採取「大樹倒


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的冷淡態度更使得國府外援無著，而對內，一則本省


籍人民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而對國府政權有著高度的不信任感，二則做為國


府治台軍政控制力量核心的隨國府渡台外省籍軍民有著高度的返鄉渴望，尤其


是往往被非自願抓伕後糊裡糊塗隨國府來到人生地不熟島嶼而長年未婚的基層


士兵與軍官更是對家鄉與父母有著高度的思念，這樣子的思鄉情結成為國府抓


穩軍政力量藉以鞏固政權時的隱憂。



　　因應如此艱難的內外困局，國府渡台前後推動了包括土地改革與國民黨改


造運動等改革措施，透過土地改革拉攏本省籍農民支持並防範中共在台採取慣


用的土改策略發動革命而裡應外合推翻國府統治，透過國民黨改造運動以強化


蔣中正為中心的領袖個人崇拜與加強對軍政力量的控制並建構以黨領政、以黨


領軍（黨指揮槍？！）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國體制；此外，早期為了期望國


府政權能夠再度君臨中國，後期為了穩固軍心以鞏固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


量核心的外省籍軍民的向心力，國府在台也推動了以「反攻大陸」為中心的一


系列政治宣傳，韓戰爆發後，國府一度期待東亞冷戰轉入熱戰將促使美國支持


國府展開軍事反攻，甚至在中共主力部隊被牽制在朝鮮的韓戰期間發動1952年


10月「南日島戰伇」並擊敗中共駐軍而獲勝，但當韓戰進入和談階段而接近尾


聲，中共主力部隊再度轉回東南沿海的對台正面，國府於1953年7月16日發動


的「東山島戰役」就只能以大敗收場了，1953年7月27日韓戰停戰協議簽署後


，東亞冷戰格局正式確立，反攻大陸自此成為幻夢，但為了穩定主要由隨國府


軍民構成的軍政力量並鞏固政權，國府此後仍然不斷地宣傳反攻大陸為其基本


國策因而成為《牽阮的手》影片中譏笑的「反攻神話」，但對隨國府渡台的軍


民而言，反攻大陸不只是一則笑話，那是在日夜思之不可得的思鄉情懷下不得


不的心理慰藉與情感寄託，而當蔣中正前總統逝世，痛哭的軍民與老兵們不全


然只是被洗腦而痛哭偉大領袖的逝去與「哲人其萎」，而更多的是傷感曾經許


諾帶他們返鄉的領導人離開人世也帶著他們僅存的一點返鄉思親夢想一起逝去


了。



　　此外，片中提及的美日雙重代表權案根據本人研究應該從來就不是現實可


能的選項，細節待相關文章中再詳細說明，在此僅引述麥克米蘭《只爭朝夕》


(頁224) 一書提到的「一九七一年初，華盛頓一個高階研究小組做出結論，美


國有可能輸掉該年度重要問題的表決……該研究小組僅提議美國的可能選擇，


華盛頓方面漸漸萌生一種想法，美國應該作態努力為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奮


鬥，不過聯合國若是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不失為好事一椿。」，可以說


，國府1971年10月25日聯大表決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匪」案前一刻宣布主動退


出聯合國並對內大肆宣傳乃是基於「漢賊不兩立」故退出聯合國，並不是真的


不願意接受雙重代表權的方案，而是現實條件下雙重代表權已無希望後以主動


退出來保住最後的尊嚴並以「漢賊不兩立」的宣傳維護政權正當性與鞏固政權


。而儘管原本痛恨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因為國府接收政策的貪污與殘暴而


開始萌生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懷念情緒，並將之與台獨理念結合，而國府渡台


後由於精銳部隊與軍官在內戰中消耗殆盡也重用了抗戰時曾在華北與中共軍隊


作戰的岡村寧次等日本軍官組成的「白團」來協助訓練與重建國府軍隊，但基


於東亞區域戰略格局，中共向來對於日本存在相當的戒心，麥克米蘭《只爭朝


夕》 (頁266) 一書也提到「尼克森接著重申季辛吉另外給出的承諾：不支持


任何的台灣獨立運動，運用美國的影響力阻止日本染指台灣，阻止台灣攻擊中


國大陸，漸次削減美國駐台兵力。」，尼克森與季辛苦的承諾當然是為了回應


中共提出的要求而做出的，可見在中共對於台獨與親日勢力造成中國的東亞區


域戰略壓力是有所警覺的，而過度地將推動台灣國際參與的複雜而艱鉅的美中


台三方談判交涉與台獨運動或者親日情結進行連結不但無益於台灣取得華府與


北京的信任而擴展國際參與，甚至恐怕反而有害。



　　在台灣土地上生活的各族群有著極不同的歷史記憶，本省籍人民由於二二


八事件的傷痛與長期被排除於政府中樞決策之外而對於國府與外省籍人士乃至


於任何和中國有關的人事物有著諸多的不諒解與被害者情結，外省籍人民由於


被驅離故鄉的傷痛與長年客居本省籍人士對其有著異樣眼光的異鄉異鄉而對台


灣較缺乏在地認同並對大陸內政問題有著異乎尋常的批評興趣，從批評簡體字


破壞中華文化到不斷訴說著留在大陸的家族成員裡有多少人在文革被鬥瘋鬥死


。本省籍人民對國府與外省籍人士的受害者情結只能透過國府揭露與還原更多


的歷史真相以及更謙卑地與人民對話才能逐漸化解，而本省籍人民對任何和中


國有關的人事物的不諒解則只能透過未來長時期的兩岸互動和增進理解才能逐


漸消弭，外省籍人民離鄉背井與家破人亡的傷痛唯有透過在國民黨史觀與共產


黨史觀之外對中國近代史脈絡進行全面的新理解才能逐漸釋懷，而外省籍人民


對台灣缺乏在地認同則有如移民拉丁美洲的純西班牙裔creolos的認同伊比利


半島而不認同拉美在地，唯有透過各世代外省籍人民的「被束縛的朝聖之旅」


式的親身體驗與思辨才能逐漸地消除其內心對「中華文化認同」與「台灣家鄉


認同」間不必要的無端區別與隔閡。



　　從白山黑水間的雪白血紅到西南天地邊的成都夢殘，那場內戰結束於上個


世紀中葉的1949年12月，而那場內戰的後果，像是遷徙流離，像是台灣國際參


與的困難，都是各族群台灣人民至今必須面對的客觀不可改變的現實處境，唯


有在各自不同的歷史記憶之間促進對話，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善台灣社會內部的


族群關係與民主鞏固，而唯有誠實面對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台灣現實國際處


境並在此基礎上務實地思考在美中台三方間合理而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才有可


能紮實地為台灣的國際參與創造空間。

民主，除了論述之外

──吳乃德《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臺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反民主論》摘要





　　吳乃德整理台灣1980年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年代官方、親官方社會科學研


究者與親官方新聞從業人員的反民主論述，其中，官方與親官方新聞從業人員的


反民主論述主要可歸類為三大類，第一類也最重要的是「副惡果論」，聲稱民主


改革將摧毀現有的成就，而最常被提及的便是「中共大敵的威脅」，並經常以符


合社會主流思潮的「法治」和「反台獨」論述來包裝反民主論述，第二類是「反


效果論」，認為民主運動只會帶來民粹反而阻礙民主，第三類是「無效果論」，


認為民主運動只是換上另一小群權力者而不會有真正的全民民主。而在具有較複


雜社會科學論述能力的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的反民主論述則可大略分類為四類，


第一類是「民主的經濟社會條件論」，亦即源自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認


為民主必須配合某些諸如經濟發展等客觀條件否則只會帶來「副惡果」，像是「


造成挑撥分化台灣而有利中共赤化台灣」、「過份民主容易導致極權思想抬頭」


，第二類是「民主的文化條件」，一如清末保皇立憲派的梁啟超，這類論述主張


「實施民主政治還必須具備主觀條件，也就是社會大眾要有民主的信念和態度」


，第三類是「如何達成民主論」，源自「政治衰敗論」，認為開發中國家由於缺


乏具充分合法性與效能的政治體制解決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利益衝突，於是有錢人


賄賂、工人罷工、學生示威、軍人政變，各社會階層各自尋求實現利益的手段，


因而可能有政治極端主義的危險，第四類是「什麼樣的民主論」，像是民主實質


論便認為政黨政治的功能可以經由其他途徑加以發揮。



　　這些反民主論述本是不值一駁的，就「民主的經濟社會條件論」而言，雖然


看似符合現代化理論，甚至看似符合馬克思主義下層結構的經濟社會結構演變決


定上層結構的政治體制演變的觀點，然而，自初民部落社會以來人類就有著使用


民主方式共決事務乃至推舉社群領袖的各種民主制度，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


分析應該只是說明了政治體制演變深受過去忽略的經濟社會結構演變的影響，但


並未針對民主體制設定特定的經濟社會條件，相反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


析恰恰說明了為何台灣社會在經濟高度發展與國民教育水準提升的1980年代會


進一步地出現民眾權利意識的高漲以及對民主訴求的高度支持。至於「民主的文


化條件」則除了同樣無視於深植人類做為一種社會性動物的對社群公共事務的民


主共決本能外，也往往陷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畢竟，一個社會總是要先


真正地接觸一個新制度然後才能夠逐漸發展對一個新制度的文化，民主的文化條


件論真正的意義在於說明為何有些社會的文化氛圍能夠發展出民主制度但有些則


否，以及為何有些社會的文化氛圍有助於維持民主制度但有些則否如威瑪時期的


德國，但這都難以在一個社會採行民主制度前就事先 (ex ante) 預測其是否適


合採行民主制度。



　　威權時代裡不透明的決策機制使得台灣人民對於許多官方論述不明就裡，一


方面許多論述本是為政府背書的官方說法，一如全世界所有的官樣文章一樣並不


需要過度重視與批判，但另方面許多論述則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像是論文中提


及報人余紀忠所言「過份民主容易導致極權思想抬頭」，或許也與國民黨在大陸


時期受到工農學運等民主運動抗爭頻仍而顯得相較於平靜的中共統治區較為失序


而最終使中共席捲天下的「國民黨史觀」有關，而不只是單純的反民主論述，而


像是蔣經國時代發展出取代「反攻大陸」論述的「兩岸制度競爭論」，乃是由於


美方在韓戰爆發後一方面「擁蔣保台」以鞏固台灣這個東亞冷戰前哨，但另方面


卻也「防蔣反攻」以免捲入中國戰場，國府遂逐漸地發展出「兩岸制度競爭論」


，做為在台推動經改與政改時穩定人心的論述，因為在台灣推動的在地經改與政


改無可避免地會連帶啟動本土化過程，故必須設法安撫隨國府渡台軍民期待返回


大陸家鄉的情緒，尤其是來台後因「準備反攻大陸」而長年未婚的基層軍官與士


兵的軍心，同時也必須安撫黨國體制內部強硬派勢力抗拒政治改革的力量並防範


其藉口堅持「反攻大陸」以與推動漸進政改的體制內改革派勢力對抗，蔣經國時


代國民黨於是發展出「兩岸制度競爭論」以緩和黨國體制內部支持與反對經改和


政改兩派勢力可能發生的激烈矛盾對抗。研究民主化以前的戰後台灣歷史，必須


對當時的時空背景尤其是自大陸遷台的黨國體制內部的各種交互作用力有所理解


，才能夠更深刻地分析與探討那個時代的各種事件，也才能從中尋找困擾當代台


灣社會的各種歷史問題的歷史真相。



　　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依然出現不少似是而非的新反民主論述。



　　民進黨執政時期便曾出現必須先解決「統獨」的主要矛盾然後才有可能談論

「左右」的次要矛盾的論點，實則一來統獨問題牽涉複雜的國際因素而難於可預

見的將來得到最終解決，若此則未來數十年台灣社會只能在「統獨」這個台灣內

部各方只能各自表態但無法實質影響最終解決的「假議題」（李登輝語）上空轉

，二來與民眾切身利益失去直接連結的政治議題與政黨對抗將使民主制度在台灣

人民思想中的正當性流失，而有可能如威瑪共和晚期般，因為民眾對事不關己的

脫序的政治鬥爭失去支持而甚至產生對能夠快速恢復社會秩序的威權統治的嚮往

，過度深陷現實上受限國際因素而難解的統獨爭議亦將使台灣社會因為民主制度

正當性的流失而有威權統治復辟的可能性。



　　無獨有偶地，國民黨再度執政後也出現了必須保持「中華民國與台灣在概念

上分離」並恢復「民眾對中華民國的光榮感」才能夠以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

體制來對抗中共的論述，實則，固然在兩岸雙方尚未能就兩岸關係最終安排拉近

彼此距離並達成最終協議前，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維持有助於保持兩

岸間自1949年以來的紐帶並讓雙方有信心在未來較長的時期裡摸索雙方均可接

受的有充分信心保障各自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需求的合理方案，但中華民國在台

灣的進一步民主深化並不一定就會切斷此一紐帶，甚至反而可能辯證地因為台灣

人民對於台灣國際處境以及對於中國大陸發展實況有更充分透明的資訊與了解而

加強此一紐帶，此外，大陸官方與人民對中華民國此一中國統治正統也不見得能

夠接受，台灣人民由於歷史發展脈絡也對中華民國缺乏深度認同而有待民主制度

的進一步鞏固與社會公義的持續進步以使台灣人民與中華民國產生正面的歷史互

動經驗，恢復民眾對中華民國的光榮感並非簡單的政治口號或政治運動便可促成

，而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也不見得就能夠進一步地影響本就對中華民國

懷有相當戒心的中共或者對國府大陸時期施政並無信心的大陸人民，說到底，兩

岸關係裡隱藏在中華民族、一中各表的表面辭令背後的終究還是現實的台海戰略

要地的國家安全利益考量。



　　進一步考察這些台灣民主化後的新反民主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不論藍綠、

統獨均一再乞靈於「中共威脅論」這個過去威權時代的反民主論述「三合一敵人

」裡最常出現的稻草人的吊詭現象。



　　然而，歷經太多年民主選舉的洗禮，台灣人民對於各種各樣的民主化論述與


反民主論述早已司空見慣而有充分的智慧加以仔細辨別，民主鞏固需要的不是更


多的民主化論述或者更多的針對反民主論述的攻訐，而是需要在論述之外更多的


行動，透過實際的符合社會公義的政策作為鞏固民主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正當性


才能使民主制度真正內化成為台灣人民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只要優質的民主制度


長在人心，則不論兩岸關係與東亞戰略格局未來如何變化，早已因為民主政治的


長期洗禮而對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各種論述均極為過敏而能夠慎思明辨的台灣人


民，都能夠有智慧地運用彈性務實的策略在194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框架以及東


亞區域整體戰略框架的合理範圍內，以負責任國際參與者的戰略夥伴身份尋求對


台灣長遠發展最有利的務實的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發展以保障所有台灣人民長遠


而切身的發展利益。



　　除了論述之外，唯有符合社會公義而關懷台灣人民切身利益的實際政策作為


才能夠鞏固與深化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也才能建構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


人民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與兩岸情勢發展時鞏固內部共識以團結一致追求共同利


益的根本的共同基礎。

那個荒謬的年代──過去與未來

　　參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以及聆聽兩位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是一次很特別的經


驗。親身走訪以往只能在歷史書籍裡簡略帶過的政治犯軍事審判重地景美看守


所讓人對那個荒謬年代裡被恐懼人民力量的威權統治者歇斯底里地大肆鎮壓的


異議份子乃至無辜牽連者掬一把同情淚，而透過政治受難者的經驗分享，讓我


首次親自聽到這些政治受難者的故事，也讓我首次有機會理解他們從苦難故事


裡形塑出他們對台灣政治與未來觀點的思路歷程，然而，從政治受難者分享的


故事裡，也讓我再一次地理解到，國府遷台後，威權時代國府統治高層對內戰


失敗因素的諱莫如深以及對在台諸多政策的決策動機的不透明與缺乏民意參與


機制，對於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以及國際參與可能性的想像有著極為負面的影


響。



　　1963年被捕的政治受難者陳新吉先生提及，他在警總獄中曾見到許多調查


局人員也因匪諜等政治案件被羈押，但他卻未能說明這些曾經是白色恐怖時期


政治偵防執行者的調查局人員為何自己也被指控匪諜等莫須有罪名，也許他和


同時代的人一樣摸不清頭緒而只感覺威權體制的反覆無常與羅織罪名的可怖。



　　部份台灣史研究者將牽連調查局人員的案件歸因於情治單位內鬥，然而，


國府政權兩大情治系統中統局與軍統局雖然自大陸時期便不時有互鬥踩線情形


，但軍統勢力已於1955年被整肅並改制為專任對外對陸情報工作的國防部軍事


情報局並退出政治偵防工作，1964年的調查局大整肅似乎不太可能是軍統中統


長期內鬥的又一篇章。



　　國府大陸時期軍統局原本主掌對國民黨內時有叛心的各地方軍政派系的監


控以及對日本等侵華軍事勢力的情報工作，抗戰軍興與國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後，國府側重軍事情報，軍統局重要性日增而編制不斷擴大，除了在江浙


等淪陷區組織擁有百萬大軍的抗日游擊隊「忠義救國軍」以及與美國情報單位


合作成立「中美情報合作研究所」（中美所），也介入本由中統局主導的對中


共與左翼等異議份子的情治工作，由於擅長細膩情報工作的局長戴雨農在內戰


初期 (1946年3月) 墜機死於戴山困雨溝而使軍統局實際情報能力大幅喪失，


軍人性格強烈的軍統局對於異議份子的社會運動實情缺乏理解，往往杯弓蛇影


地進行大規模逮捕和血腥鎮壓如李公樸、聞一多血案 (1946年7月) 等，繼任


局長毛人鳳在1955年（來台時改制為保密局）被蔣經國與其留蘇同學所鬥倒後


，前身為軍統局的保密局此後便改制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並專任對外對陸情報


工作，政治偵防工作則移交調查局，毛人鳳也於隔年（1956年）病逝。保密局


主導政治偵防的1949-54年間也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濫行株連、逮捕、槍決人數


最多的血腥黑暗年代。



　　陳新吉先生在警總獄中遇到的調查局人員應與發生於1964年范子文案和


1965年史與為案等有關。調查局的前身乃是由極端保守反共而長期掌握國民黨


黨務系統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CC派所掌握的中統局，國府大陸時期對中共與


左翼勢力的政治偵防工作便主要由中統局負責，中統局並在大陸各省設有「反


省院」以對共黨份子進行思想改造；1950-52年國民黨改造運動後CC派失勢，


CC派領袖陳立夫赴美，調查局一時未受大幅整頓而仍負責政治偵防工作，1964年


層峰改派曾與蔣經國在大陳一帶患難與共而原屬舊軍統的沈之岳出任局長，沈


上台後整肅調查局的舊CC派中統份子，調查局此後退出政治偵防工作並逐漸專


任犯罪調查－－或許因沈之岳有共產黨背景故不宜負責政治偵防，也或許藉此


順勢讓舊中統退出政治偵防工作。范子文與史與為等人應是調查局中的舊中統


份子。



　　因此，陳新吉先生在警總獄中遇到的調查員獄友之所以被羅織罪名整肅，


真正的原因恐怕乃是國民黨內的高層權力鬥爭。極端保守反共的CC派在國府大


陸時期長期掌握國民黨黨務系統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權傾朝野，時人謂之「


蔣家天下，陳家黨」並將之並列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一，國民黨第一屆立委


與國代選舉亦由CC派操盤，故第一屆中央民代中CC派比例極高；中華民國中央


政府播遷台灣後於1950年7月展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央改造委員會名義上的主


委為陳誠，但改造運動志在「以俄為師」，強調嚴密組織力量以與中共組織抗


衡，真正的主導者應為有留蘇經驗（莫斯科中山大學）而預定接班的改造委員


蔣經國，而改造運動所建立的黨國體制 (party-state) 也處處有著列寧式


政黨的影子，像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行政院執行便讓人想起共產


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國務院執行；蔣經國欲透過改造運動掌握國


民黨的黨組織，首當其衝的鬥爭對象自然是大陸時期掌控黨務工作的CC派，而


長期由CC派份子控制的前身為中統局的調查局當然也成為必須整肅改組的鬥爭


對象。



　　改造運動與調查局大整肅後，為穩定隨國府渡台黨政情治與中央民代系統


中的CC派人心，層峰於調查局大整肅四年後的1969年邀請陳立夫返台擔任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並著作《四書道貫》一書，惟此時CC派在黨政


與情治系統的勢力已受到全面整肅壓抑，故陳立夫實際上僅為安定人心的象徵


性人物，而CC派中央民代如梁肅戎、陶百川和費希平等人因不受重用而極右派


反共立場又使其不至於被羅織匪諜等罪名，遂轉而成為極敢言的黨內反對派，


隨後並成為國府與民主運動間的溝通橋樑，費希平甚至曾參與反對運動組黨。



　　然而，這些複雜的國府高層權力鬥爭不是陳新吉等政治受難者所能知悉理


解的，也不是他們有義務知悉理解的，諱莫如深的禁忌年代，東亞冷戰格局下


只問反共立場不問民主人權的集團對抗，在內戰中失利恐共歇斯底里發作的國


府統治高層，使得白色恐怖荒謬地製造了無數的冤錯假案也無辜牽連許多只是


有著與統治當局不同意見的異議份子，甚至如陳新吉案般羅織完全莫須有的罪


名而逮捕、監禁許多無辜的政治受難者。一如同樣經歷冷戰年代反共獨裁政權


統治與壓迫的南韓，荒謬年代的時代悲劇似乎不能單純地以後見之明過於苛責


或者報復，然而，荒謬年代的種種無奈的大時代背景也本非各族群台灣人民有


義務去弄清楚的，更不是正當化政權統治者荒謬的殘害人權行為的藉口，荒謬


年代的歷史應該得到進一步的釐清才能有助於社會的和解，畢竟，所有和解的


基礎都來自於真實的歷史真相，因而，即使歷史的事實將使當時的統治者難堪


甚至使其政治繼承人因此失去藉著神格化當時統治者而獲取政治利益的可能性


，但歷史真相的爬梳也有助於還原當時統治者施行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以及還


原其一切功過而不至於使其被妖魔化，冷戰時代南韓軍事獨裁者李承晚與朴正


熙在當代的歷史評價早已同時書寫其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之功以及軍事獨


裁統治與鎮壓光州等民主運動之過而未將其神格化或妖魔化，正因歷史功過的


真相能夠被完整而全面地檢視與書寫，朴正熙之女朴瑾惠至今依然活躍於南韓


政壇而未使南韓人民有軍事獨裁恐將復辟而毀滅民主政治的恐懼，畢竟，將蔣


中正神格化為世界偉人、民族救星以及將國共內戰全然視為蘇聯支持中共作亂


而與中國人民反抗暴政全然無關的「國民黨獨家史觀」在華人圈乃至於全世界


大概都不被接受而甚至被視為笑話，在台灣也極少有人相信，甚至連好萊塢電


影《美國黑幫》都提及內戰失利逃往中南半島的仍然效忠蔣中正的國民黨軍隊


依賴種植罌粟和提煉海洛因等毒品謀生而並非如「國民黨獨家史觀」般視之為


「堅定反共的孤臣孽子」，過去威權統治者的政治繼承人似乎不宜為了政權顏


面而一再刻意迴避歷史真相的檢驗與書寫，如此鴕鳥心態不但無益於台灣社會


的和解，也無益於防止過去威權統治者進一步地被妖魔化，畢竟，沒有寬恕就


沒有未來，而和解與寬恕只可能建立歷史真相之上，資訊的不透明與人民參與


的缺乏不會帶來社會的和解與進步，而只會滋生社會的不信任與相互猜疑。



　　而展望未來，儘管台灣人民對於白色恐怖時代已有愈來愈多的了解而對於


政治受難者也多有同情，然而，台灣人民也有智慧地發現，民主政治的目的在


於促使政治人物用心照顧人民的切身利益與未來發展，因而，不論是希望透過


對白色恐怖歷史的某種「憶苦思甜」來號召人民支持民進黨以對抗國民黨或是


希望透過對白色恐怖以後國民黨推動經改與政改經驗來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以


「台灣經驗」的民主做為中國大陸典範的論述均難以獲得人民的長久共鳴，因


為，人民知道，民主得來不易，統治者與意識型態論述來來去去，但惟有用選


票的選擇促使政治人物真心關懷並確實透過政策作為實踐政治承諾以保障與促

進人民的切身利益，才是深化台灣民主並防止各種形式威權統治復辟的唯一途

徑。

照顧弱勢？打壓菁英？抑或，反共防左？！──論國府在台推動土地改革之動機

──劉志偉、柯志明《戰後糧政體制的建立與土地制度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


與農民(1945-1953)》讀後有感





　　首先必須說的是，1949年12月國府中樞播遷來台後，國府與國民黨實質上


已是個資源與實力全失的空心大佬倌，但為了維持顏面以鞏固統治正當性──尤


其是鞏固其在做為其統治軍政力量來源的渡台外省籍軍民之間的統治正當性，


以免渡台軍民了解「反攻無望」的殘酷真相後會因思鄉情怯而出現投共返鄉情


緒，將使國府在台統治面臨全面瓦解的危機並使中共渡海解放台灣以完全結束


內戰的意圖有可能實現──國府遷台後遂展開對中國近代史的全面改寫，透過歷


史論述的改寫與再論述而建構以蔣中正國府中央系統為具備道德正當性的統治


正統的中國近代史，像是孫文與蔣中正、何應欽等三名軍官的合影照片便被修


改成只有孫與蔣兩人的合照以隱喻由孫到蔣一脈相傳的革命傳承，實則，孫文


選擇的政治繼承人應是為其書寫遺囑的汪兆銘，汪在長年被蔣刻意排擠後於抗


戰初期在河內發表「豔電」而與侵華日軍合作建立汪偽「國民政府」，深知孫


文晚年思想左轉的遺孀宋慶齡則被蔣排擠而難於在國民黨內發揮政治影響力，


宋此後長年同時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選舉為中央委員。



　　然而，國府遷台後對中國近代史論述的改寫甚至於簒改卻透過國家教育體


制的歷史教育甚至於國語文教育而在台灣廣為流傳而被許多人不加思索地視為


真實並做為他們思考、分析中國近代史與戰後台灣史的參考座標系統，不論是


支持或者否定這些國府有目的地改寫的歷史論述，包括許多「愛台灣」的「本


土派」歷史研究者的歷史視野均受到國府歷史論述的高度侷限與框架卻不自知


，例如在看待中共與國共內戰的歷史觀點上，許多所謂的本土派歷史學者依然


高度承繼了國府史觀而未能如美國歷史學者般以較超然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待


分析，於是這些高度反國民黨而愛台灣的所謂本土派歷史學者卻吊詭地成為了


台灣史學家陳芳明所稱的國民黨反共教育的最忠實信徒而全不自覺。



　　在台灣戰後土地改革方面，國府則宣傳是沿續孫文革命時的「平均地權」


主張和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耕者有其田」主張而在台推動土地改革以照顧弱


勢並提高農民耕作生產的積極性以提高糧食生產，實則，出身地主紳商的西山


會議派等國民黨右派勢力暗殺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後，在國共合作北伐途


中復因恐懼中共在各地發動的土地改革等工農運動而擁立北伐軍總司令於南京


另立黨中央以對抗當時與中共合作的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自此以後，以蔣中


正為首的國府中央與地方各系統勢力可以說一直是一個「地主軍紳政權」，早


已不是劉、柯文中提及的秉持著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與小農結盟，恰恰相反，國


府自1928年清黨和北伐成功後就一直是一個與大地主結盟的政權。



　　在台推動土地改革政策過程中也處處可見其對土地改革缺乏真正熱誠，像


是劉、柯文中便提及「台灣省地政局長沈時可一九五一年底赴日考察日本戰後


土地改革成果時，則將重點放置於日本土地改革過程地主階級遭逢的權益受損


與不公平的問題上，期望未來台灣實施限田時也能保障地主階級的權益」，而


最後也僅做到有限度地「限田」而未能進一步做到「耕者有其田」。此外，國


府接收之初並未積極地重建日本殖民時代後期用於壓抑地主勢力和增加米糧生


產的業佃會等護佃機制，放任地主收取的土地收益佃租租率由1937年的五成左


右上升到1945年的六成左右，並由日本殖民時代晚期的「現金租」恢復為戰後


通膨嚴重、貨幣急速貶值情勢下對地主較有利的「實物租」，而當國府為了徵


收內戰軍需的軍糧而增加對土地生產剩餘的各種稅賦徵收時，同樣地放任理論


上必須承擔相關土地稅賦的地主轉嫁負擔給佃農，致使國府對單位面積水田產


出搾取的擴張幅度實際上低於地主主地收益增長幅度，1945-48年間單位面積


水田產出之中，國府透過稅賦分配到的比例增加了3.43%，地主階級則增加了


10.22%，而佃農階級卻減少了13.65%，可以說，國府不但放任地主轉嫁軍糧


等的稅賦徵收而甚至放任地主於此同時進一步增加地主本身對佃農生產剩餘的


搾取，凡此均顯示國府初期不但未透過保護佃農利益來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的


經濟基礎，反而放任本省籍土地菁英加強其對土地收益的搾取，這反映了國府


做為一個地主軍紳政權的性格，即便是到淪陷多年的台灣接收的國府官員，由


於大多出身地主紳商階級，對於與自己家族土地利益無關的台灣也不願推動土


地改革甚至不願簡單地保護佃農，原因不外乎當時中共已在中國各地推動比起


抗戰時期的「二五減租」更激烈的土改運動以便開始整肅地主並鞏固統治，來


台接收的國府官員自然不願意在國統區台灣也推動土改造成土改風潮在中國國


統區各省全面擴散而影響其既得利益。



　　基於這樣子的歷史事實，可見國府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仍然放任台灣


土地菁英擴大其對佃農的搾取，而即使到了1951年在台展開全面土地改革時，


國府相關官員考察日本土改經驗時也強調要保障地主權益，而或許因為二二八


事件後台灣族群關係趨於敏感，中國土地改革學會也主張「為顧及本省特殊情


形」應讓地主保留一定面積的出租耕地，而最後的所謂「耕者有其田」政策也


未能消滅地主階級而僅採取「限田」的政策，凡此均顯示國府推動土地改革的


目的應非為了二二八事件後透過土地改革等手段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的經濟基


礎。



　　國府遷台後在台推動土改背後動機主要應該是檢討國府大陸時期失敗的經


驗，亦即中共自北伐與清黨後就一貫地透過土改來爭取群眾支持，抗戰時在中


共控制的華北解放區也持續地透過土改來清除親國府地方勢力，抗戰時因顧慮


必須爭取各方勢力支持以共同抗日，中共採取較溫和的「二五減租」而僅在中


共控制力較強的根據地或者地主逃亡大西南之地推動較激烈的土改分田，戰後


中共加強其土改運動而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全面土改分田並清算地主以鞏固


中共在所控制解放區的統治力量和群眾支持，此外，戰後中共更在東北等地推


動更激烈的土改政策，因而即使軍事上一時敗於國府而退出南滿，但國府在南


滿卻僅能控制大城市與鐵路等交通要道的點與線，廣大的南滿農村地區則因土


改造成的民心向背效應而仍在中共勢力牢牢掌握之中，山東剿共戰事更因國府


組織「地主還鄉團」以刻意謔稱「耕者有其田」（將分田佃農活埋至僅頭部露


出地面後以犁耕過而使斬斷其頭頸）的殘酷虐殺手段試圖奪回自抗戰時起便在


中共歷次土改運動中早已改由農民所有的土地而激起農民憤而全面倒向中共，


儘管當時蔣中正手諭承諾土改後土地所有現狀，但大多出現地主家庭的國府中


央與地方軍系各級軍官自然不可能改革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並未依令執行，國府


動員七十萬大軍進攻山東，占領七十餘城旋復又失去七十餘城，七十萬大軍全


軍覆沒，國府軍在山東與東北的慘敗，除了主事者陳誠配合國府軍事整編會議


決議的裁軍復員政策而拒絕接納親國府的山東游擊隊與東北偽滿軍以便防範各


地非中央軍系的地方軍政勢力再起卻反而使得許多久經戰陣的基層士兵與軍官


因失業後無以為生而倒向中共外，中共長期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農民等基層群


眾倒向中共更是重要因素，許多曾參與內戰的國府將領均曾回憶，抗戰時各地


人民出錢出糧出力主動支援國府軍隊，但內戰時國府軍連找個當地農民幫部隊


帶路都不可得，土地改革造成的民心向背效應對於國府在國共內戰中的全面崩


盤乃是極關鍵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



　　國府戰後在大陸與台灣各地推動成效甚微且實際執行率頗低的土地改革政


策像是1946年7月起推動「二五減租」，主要的原因無非是因當時中共已在各


地推動更激烈的土改分田肅清地主等土地改革運動，國府於是只得仿效中共抗


戰時期的「二五減租」政策以做為緩和各地租佃矛盾的手段並防止農民轉向中


共，惟因清黨後國府各地各級軍政官員多為地主階級出身而即使是溫和的減租


都難於真正落實推動，而對於以各種手段規避減租的地主也罕有處罰，1947年


起開始在台灣各地推動的減租運動招到地主以惡意加租、撤佃等手段加以抵制


，佃農一再陳情要求政府介入以貫徹三七五減租但國府卻從未認真處理。由於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台軍援轉而積極，一時間國府似乎反攻大陸有望


，1951年6月推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和1953年1月推動《耕者有其田條


例》立法以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的所謂土改三部曲時，便


受到許多具有大陸各省地主背景的外省籍老立委的強力反彈，其原因無非擔心


一旦國府在台灣推動土改則將來反攻大陸後勢必也將在大陸各地推動相同的土


改政策而使其不可能奪回其土地利益，顯示了國府在台土改政策並未受到外省


籍軍政人士的全面支持以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卻反而受到同樣出身土地菁英


的外省籍軍政人士的高度反對。國府最後的土改政策方案乃由受美援支持的農


復會主導，於1951年9月起展開「地籍總歸戶」並於1953年起推動所謂的「耕


者有其田」，但其實最後僅實施了針對「私有出租耕地」的「限田」措施，行


政院長陳誠並指為「顧及事實與政治關係」將以「限田」做為整個土地改革政


策的終點而不再推動更激烈的土地改革政策，地主仍可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


田六甲的私有出租耕地，其餘以七成實物債券搭配三成公營事業股票分十年償


還為補償金加以徵收分配。



　　至於國府在台的「限田」土地改革方案的政策細節則主要是由農復會和地


政局等相關官員參考戰後美國透過東京盟軍總部 (GHQ) 強迫被佔領國的日本


政府依美國經濟學家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所推動的日本戰後土地改革方案，而


美國透過東京盟軍總部要求日本政府推動的日本土地改革顯然目的在於考量東


亞冷戰下日本做為西方集團前哨的戰略位置重要，而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又保留


了許多封建領主地主等的土地菁英而存在著租佃階級矛盾，為為反共防左而防


止日本共產黨等左翼勢力利用租佃階級矛盾煽動革命風潮因而要求日本政府透


過土地改革來緩和社會矛盾以遏制左翼勢力崛起。歷史總是充滿了反諷，主要


由戰前右派財閥地主既得利益勢力組成的日本自由民主黨（自民黨）與其所建


立的極度保守的「五五體制」，最後竟因為美方強迫推動的土地改革而得以熬


過戰後日本民生凋弊下風起雲湧、此起彼落的左翼革命浪潮在日本民間建立其


基層群眾支持與統治正當性基礎而能一黨獨大長期執政，而大陸時期本為地主


軍紳政權的國府也因為檢討大陸時期對中共鬥爭失敗的慘痛經驗而參考日本土


改方案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最後竟也因為土地改革而在台灣基層社會獲取相


當程度的支持並剷除有利左翼勢力發展的社會矛盾土壤而得以維持國府在台長


時期的威權統治，最終更因此得到喘息的機會而得以在日後推動其政權的本土


化與民主化，搖身一變成為建設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政治的「改革者」並自我


宣傳是實踐孫文「平均地權」理想的「農民利益照顧者」。



　　部分台灣史論者認為國府在1949年以後陸續推動的土地改革政策乃是為了


在經濟上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然而，考察上述的歷史事實可以發現，當時國


府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的動機應與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無關，其目的其實在於「


反共防左」，畢竟，1949-1953年間的國府遷台早期，國府一心認為反攻大陸


有望而從未認真看待本省籍菁英，並未有台灣本土軍系足以和國府中央軍抗衡


的台灣本土菁英在當時國府高層的眼裡是無關緊要而稍加覊糜即可的不足為懼


的薄弱地方勢力，國府當時各項政策忽略本省籍人士感受的問題是存在的，但


既然無視而不以為懼則也無必要加以刻意打壓。國府上下渡台初期的心理狀態


接近抗戰時退往重慶時的國府而認為不旋踵就要反攻大陸還都南京，國府在重


慶時期並未透過土地改革等手段來壓抑四川地方勢力以加強控制，而當時與同


在大西南地區的雲南省主席龍雲的衝突主要乃因龍雲手控滇省地方本土軍系的


軍事力量且一度欲與汪精衛政府合作而對國府造成具有軍事實力的威脅，而龍


雲在抗戰結束後的1945年10月3日被中央軍系的滇緬遠征軍司令杜聿明圍攻並


解除武裝後，國府除改派同屬原滇軍系的盧漢為雲南省主席外也並未採取土地


改革的手段來根本瓦解滇軍系，可見，國府一則真正忌憚者主要是具有地方本


土軍系軍事力量者而非台灣土地菁英般從未具有本土軍系軍事力量者，二則國


府對所忌憚的本土軍系實力者也從未透過土地改革手段來將整肅範圍擴及基層


社會──畢竟，這些基層社會的土地菁英與國府中樞軍政官員實際上乃是系出於


相同的地主紳商既得利益社會階級，三則國府遷台初期並未有在台灣久待的打


算因而並無必要考慮本省籍與外省籍菁英相對經濟力量差異的問題，四則土地


改革後的土地分配絕大多數流向原本耕種的本省籍佃農而未大量流入外省籍人


士所有，因此，總結來說，國府在1949-1953年間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的


真正動機雖然並非國府聲稱的「照顧弱勢」但恐怕亦非部分本省籍菁英主張的


「打壓菁英」，而是與戰後美國在日本與南韓推動的由美國經濟學家研擬的土


地改革政策一樣，乃是當時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格局下的「反共防左」策略，


其說不出口的真正目的在於透過土地改革來緩和租佃矛盾等社會矛盾並化解潛


在的社會革命浪潮。



　　土地改革後，許多仍保有大量土地的本省籍土地菁英士紳轉而與國府合作


以獲取各種特許利益，其中許多最終轉化為國民黨在各地的地方派系勢力以及


國民黨選舉動員時的地方「頭人」，這些由舊地主轉化而來的國民黨地方派系


勢力在各地長時期牢牢掌握著農漁會及其信用部等地方政經網絡資源－－由此


可見，自大陸時期起就具有強烈地主軍紳政權性格的國府並未透過土地改革徹


底瓦解台灣本省籍土地菁英並將之趕出歷史舞台，卻反而在有限度的「限田」


土改後就轉而與本省籍土地菁英緊密結合並給予其諸多的特許利益以取得其協


助而得以建構國府在台灣各地的地方基層組織力量；然而，也有少部份土地菁


英轉而投身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由於國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最終僅以有限度的


「限田」為其終點而並未推動全面的土改分田而完全消滅舊地主階級的經濟力


量，這些轉而投身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的舊土地菁英一如各國推動威權體制轉


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且其改革主張也是具有濃厚資產階級色


彩的溫和自由派改革，而由於國府在台推動土地改革的手段是較為溫和的由政


府徵收分配的方式，並未如中共推動土改是發動基層佃農鬥爭毆殺地主，土地


改革中自地主菁英處得到土地的台灣農民由於未參與對地主的鬥爭毆殺而對舊


地主菁英未有極端恐懼報復的心理情結，許多農民反而由於過去租佃關係而對


於這些土地菁英有所同情，這些轉而投身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的本省籍土地菁


英於是有了在台灣土地上發展其力量的可能，這股力量在日後復與1980年代的


工農運動和消費者運動等社會運動結合且又與體制內的溫和改革派相互激盪競


合，最終在台灣成就了華人社會第一個民主政治並經歷兩次政黨輪替的鞏固而


日趨成熟。



　　台灣歷史一如南韓歷史，在內戰與冷戰的時代有過許多血跡斑斑的傷痕，


由於陳儀接收政策不當造成的二二八事件後兩年國府就在台推動土地改革政策


，對於剛脫離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而對中國近現代史複雜脈絡無從理解


的本省籍台灣人民而言，很自然地會聯想土地改革政策是否是又是國府針對本


省籍菁英的經濟打壓並因而加深省籍情結，然而，爬梳歷史的細節，我們發現


事實或許遠比國府官樣文章所願意承認的或者本省籍菁英所能夠想像的情節更


為複雜。

共產黨來了？台獨份子來了？中國人來了？賣台份子來了？抑或，狼來了？！

──歐素瑛《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讀後有感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台展開受降與接收工作，儘管陳儀

抵台之初便聲稱接收工作絕對「不揩油」，但實際上，來台接收的中央大員與

各級官吏一如前往東北甚至南京等淪陷區接收的中央大員與各級官吏，都藉著

接收工作中飽私囊而一個個「五子登科」使得接收淪為「劫收」，由於接收工

作的徹底失敗與腐化，民心向背使得國府自此在國共內戰中失去最重要的群眾

基礎，埋下了國府最終走向覆亡的種子；與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同為

浙江人的陳儀屬於國民黨非蔣中正中央系統的政學系，抵台接收的國府第七十

軍乃是紀律、裝備與訓練俱劣的國府地方軍系「雜牌軍」，原本安排來台接收

的中央軍系精銳部隊則因國府中樞欲與中共爭奪東北地盤而轉調東北，陳儀及

其手下各級渡台親信扈從官吏與軍人在各方面的貪污腐敗與裙帶關係使得日本

殖民統治下已有法治觀念的台灣人民委實不堪其擾，加上國府中樞不顧美國馬

歇爾與桂系李白的力諫以及1946年春夏間長江流域嚴重洪患導致糧食生產極度

匱乏的民生經濟困難而執意發動內戰，本為富饒的米糖王國的台灣米糧大量運

往大陸供內戰軍需之用而官員藉機從中謀利營私更屢見不鮮，竟使得台灣人民

的生活品質大幅下降而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糧食短缺。



　　1947年2月28日，台灣終於因為查緝私菸的警民衝突而點燃了早已遍地沸

騰的民怨，官逼民反壓迫台灣人民不得不英勇抗暴以求生存，其中包括了主要

由士紳組成要求和平解決並改革接收工作的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主

要由中共台灣省工委與舊台共等左翼勢力主導的武裝起義，貪腐無能的行政長

官陳儀為了掩飾其貪污腐敗激起民變的統治失敗事實，一方面對台灣士紳組成

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虛與委蛇，另方面卻將零星不成氣候的武裝起義行動

誇大為台灣到處是共產黨革命份子而要求國府中樞增派部隊赴台鎮壓，蔣中正

最後派遣劉雨卿川軍第二十一師兵分兩路自基隆港與高雄港登陸台灣展開血腥

鎮壓。



　　事變後，國府於1947年3月底將行政長官陳儀撤職，同年5月中國府裁撤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改派同屬政學系的外交官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省主席不再兼

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1948年8月間陳儀回原籍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1月間國

府頹勢已現，陳儀動念投共並勸說駐守上海的同為浙江籍的黃埔系將領、京滬

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一起投共卻為湯向蔣檢舉，陳儀被撤職囚禁稍後則被軍法

判處死刑。亂扣和平抗議暴政的台灣人民紅帽子的陳儀最後竟以投共罪名被槍

決於馬場町，想來天理昭彰，總是報應不爽。劉雨卿川軍第二十一師在事變後

轉駐京滬一帶，最後在1949年4月下旬共軍發動渡江戰役時被全殲於江陰。



　　李媽兜案反映的正是1945年政權交替時期台灣人民的徬徨不安以及國府從

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之間日益惡化的恐共歇斯底里。



　　李媽兜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便積極參與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等左翼社會運

動，但並未加入台共，由於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配合日本本國軍國主義勢力

獨攬大權與對日本本國左翼與自由派勢力的全面整肅而也對台灣左翼運動展開

鋪天蓋地的大整肅，台灣文化協會被勒令強制解散以及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被捕

長期關押後台灣實際上已進入完全缺乏左翼思潮與運動的軍事戒嚴狀態，許多

逃過逮捕的台灣左翼份子如蔡孝乾等人於是紛紛逃往中國大陸依附中共，李媽

兜則是逃往廈門一帶而後輾轉加入李友邦將軍領導的台灣義勇隊抗日部隊，戰

後中共向中國各地尤其是國府勢力已因受日本佔領而大幅削弱而使中共有較大

機會發展力量的淪陷區各省派出工作單位，台共原本依第三國際一國一共產黨

和殖民地革命理論的世界革命方針而受日共領導，但台共成員由於民族感情而

自始便多有傾向中共者，戰後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日共德田球一等人受到駐日

美軍與日本右派的壓制而自顧不暇遑論支援前殖民地台灣革命，於是，透過轉

而加入中共的蔡孝乾等人，戰後才被釋放的謝雪紅等台灣左翼人士也與中共建

立了聯繫但因人事因素而並未建立直接的領導關係，李媽兜也在1946年1月返

台並在同年6、7月間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後出任台南市工委書記。



　　由於陳儀接收政策不當造成台灣人民的不滿而人心騷動，台灣左翼人士於

是藉機發展運動，惟由於大正民主時期結束後日本右派軍部勢力的大肆整肅，

戰後台灣左翼運動幾乎是從頭來過因而其實並未能有廣泛的組織力量，而由於

行政長官公署未能考量台灣已被迫接受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特殊情勢的整肅漢

奸行動，極少數曾與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協力者台灣士紳也因為對自己的未來感

到恐慌而展開規模極小的所謂台獨運動，可以說，所謂的共產黨勢力或者台獨

運動勢力在當時的台灣實力與群眾基礎極為有限。然而，由於戰後台灣人民難

於在短時間內學會新的國語，當二二八事件時抗議群眾一如世界各地的抗議群

眾以齊聲歌唱的方式提振士氣與凝聚向心力時，他們使用的是自幼熟悉的日本

歌曲，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而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後天天廣播的日本軍國

主義洗腦歌，這本是社會運動的自然現象而實未有懷念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

但陳儀等行政長官公署軍文官員未能了解台灣的實際情況，卻因而勾起八年抗

戰中國受日軍蹂躝的慘痛記憶，於是指控台灣人民受奴化教育而認同日本殖民

統治卻厭惡中華文化與回歸中國統治，此外，儘管共產黨發動的武裝起義僅有

台中舊台共謝雪紅的二七部隊與台南省工委的台灣民主聯軍且二者均勢單力薄

而不成氣候，而二者之間又由於人事問題而從未能夠協同作戰，但自清黨後與

地主紳商勢力廣泛結合的國府中央與地方系統軍政人士再也無力透過主動推動

土地改革等方式來爭取基層群眾的支持，反而一如中國歷史的封建統治集團般

高高在上殘酷地統治壓搾貧苦的佃農然後以儒教思想來為其殘民以逞的剝削壓

迫塗抹脂粉，國府統治機器上下對於自北伐時起便一貫地以土地改革做為調動

群眾積極性策略的共產黨有著高度的恐慌，恐慌來自於與地主紳商勢力緊密結

合的他們實乃以中國人口中不及百分之一的極少數靠著剝削壓迫佔人口絕對多

數的貧苦佃農與勞工來獲取經濟剩餘並維持其附庸風雅的奢侈揮霍闊綽生活，

於是對於絕對多數的貧苦佃農與勞工有著時時刻刻擔心其團結反抗的心理畏懼

，也對於提倡工農權利的任何主張都恐懼著是否會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失

而亟一概視為暴力革命份子加以血腥鎮壓，幻想著只要殺得夠多夠狠就能夠永

遠繼續享受他們剝削人民得到的沾滿血腥的既得利益，卻永遠不願意如西方國

家般選擇將一部份的既得利益拿出來照顧弱勢者並透過實現社會分配正義來緩

和社會矛盾與化解革命風潮，於是，陳儀也就將截然不同且相關性極低的主張

和平解決與武裝抗暴的兩群台灣人民一概視為共產黨革命者，然後利用當時瀰

漫國府上下的恐共情緒而要求武力鎮壓，希冀藉此掩飾其接收工作失敗而發生

的嚴重貪污腐敗與台灣民心思變，1950年1月間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

捕後供稱至二二八事件時僅有黨員未及八十人，但國府中統局情治人員卻於二

二八事件期間報告南京當局台灣當時已有三萬名以上的共產黨員，與地主紳商

勢力緊密結合的國府上下對於可能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共產黨之恐共歇斯底里是

如何地杯弓蛇影，由此荒謬的數字差距可見一斑。



　　二二八事件被國府鎮壓平定後，李媽兜與倖存的共產黨員轉往台南一帶偏

遠農村繼續其革命活動，然後，隨著國府中樞在1949年底播遷來台而發動白色

恐怖以加強對台灣左翼殘存勢力的整肅力道以及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等土

地改革政策的推動使得左翼運動失去其發動群眾運動的力量基礎，而原本預計

在1950年6月間發動對台作戰的中共復又因韓戰爆發轉而把注意力投向鴨綠江

畔，李媽兜等人在台發展組織和發動武裝行動的努力一一失敗，最終於1952年

2月16日被捕並於隔年7月18日槍決。



　　1949年底，國府中樞播遷來台，一方面針對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士以「自首

不誠」為藉口展開新一波的整肅來壓制島內本省籍人民中可能潛藏的左翼份子

，另方面自黃埔系將領、台灣省主席陳誠於1949年5月發布台灣省戒嚴令後便透

過控制港口以嚴審渡台軍民身分，目的在於清查渡台外省軍民中是否潛伏共產

黨員以及確保只有蔣中正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得以渡台，1950年5月間海南島陷

共，自海南島撤退的粵系部隊原本預計自高雄港登陸，但或許因為當時高雄鳳

山一帶駐紮著許多與1950年3月間升任陸軍總司令、美國軍校畢業而深受美方信

任卻被蔣中正視為可能「挾美自重」的非黃埔系中央軍將領孫立人將軍關係密

切的部隊，自海南島撤退的部隊被命令改由基隆港登陸，甫登陸便被黃埔系部

隊包圍繳械並取消番號打散整編，1955年，白色恐怖的大案孫立人案爆發，這

位在東北四平街戰役指揮新一軍打敗中共東北民主聯軍的名將被以身旁潛伏匪

諜的罪名軟禁，但真正的罪名恐怕是「挾美自重」。白色恐怖的時代，恐共歇

斯底里混雜著各種高層權力鬥爭乃至於基層官員甚至一般民眾私人挾怨報復而

發生許多的冤錯假案，李媽兜案牽連許多的大案、小案人數極多且有五十餘人

被判處死刑，但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之後，李媽兜是否真的可能發展如

情治單位所指控如此龐大的組織是極有問題的，其中因國府恐共歇斯底里而導

致濫殺無辜的比例恐怕非常之大。



　　由於參與二二八事件鎮壓與清鄉的第二十一師等部隊均屬於非黃埔系的地

方軍系部隊，且又大多已在內戰中被共軍殲滅因而無法像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

軍或者參與納粹集中營屠殺的德軍般在戰後現身說法與道歉懺悔，1949年後隨

國府渡台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民大多不認為自己與這些參與二二八血腥屠殺的地

方軍系部隊有什麼關連或者共同責任，但在本省籍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與中國近現代史複雜脈絡截斷的歷史認知脈絡裡卻又無法感受與區分同樣來

自中國大陸、同樣掛著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頭銜的兩者有何不同，因而造成了數

十年難解的省籍情結，以及不時出現的各種純粹表達各自族群情緒與恐懼卻完

全不符史實的歷史論述，像是沿用陳儀的胡亂指控而認定二二八事件乃是共產

黨結合長老教會發動的以殺害外省人為目標的動亂──實則，當時在台共產黨人

多屬中共台灣省工委且其目的在於解放台灣成為中共控制的一省而不可能煽動

殺害外省人，或者認定二二八事件元兇乃是蔣中正而目的在於整肅本省籍菁英

──實則，1947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居於高度優勢，同年3月間國府軍胡宗南

部甚至克復了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蔣中正當時並不可能特別注意彈丸之地台

灣。



　　二二八事件後，1949年底渡台軍民瀰漫著對台灣本省籍人民的不安想像。

竹籬笆裡的人群一方面因為大陸時期被中共擊敗的慘痛記憶而想像著處處潛伏

隨時會冒出來的共產黨人，一方面卻想像著本省籍人民都是親近日本而厭惡中

華文化的台獨份子，於是也就認為自己是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唯一捍衛者，直到

2011年底還有外省籍學者提出一旦兩岸貿易中斷則中華文化認同將在台灣消失

的論點，實則，兩岸貿易當然有益於兩岸間的接觸與相互了解，但本省籍人民

的傳統宗教信仰與祖先崇拜乃沿襲中華文化而且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也從未消

失，並不需要「被教育」才能對中華文化有所認知傳承；而國民黨則因一時間

無法有效處理黨內與黨外的族群間政治社會平等的問題，開始做起評論家南方

朔先生批評的「拿中共嚇台灣人民、拿台獨嚇中共當局」的兩岸和平獨門經紀

生意來，卻又因為難忘1949年的國共情仇而不時想著希望中共改將蔣中正評論

為世界偉人或者兩岸共同討論抗日戰爭與未來共同中文文字書寫系統，實則，

台灣本省籍人民由於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經驗──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慘痛傷痕

──而希望在國際政治地位上保持一定自主性的願望與所謂的親近日本軍國主義

的老皇民台獨運動並沒有太大的關連，而本省籍人民由於沒有涉入國共恩怨情

仇而在討論兩岸關係時也就不會採取試圖具有另類「反攻大陸」幻想的兩岸觀

點，反而有可能純粹就兩岸實力對比、安全需求以及東亞國際戰略格局的務實

角度來看待與處理兩岸關係。



　　二二八事件後，本省籍人民開始對「中國」有著普遍的負面情緒，竹籬笆

外的台灣人民在看待兩岸問題時也往往混雜著對國民黨和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經

驗與情緒，然而，對華府與北京而言，台灣本省籍人民對國民黨或者外省籍人

民的省籍情結乃是台灣自己的內部問題，但由於台灣同時位於中國東南廣大經

濟發展腹地要衝以及日韓向東南亞一帶貿易運輸必經孔道的地理位置重要，北

京與華府處理對台關係時主要乃是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而不可能過於考慮

台灣人民的歷史經驗與情緒，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政治人物主政，在對外關係

上面對華府與北京時均必須依據東亞國際戰略格局的既有框架來運作才能夠成

為負責任的參與者也才能獲得信任而取得成果，而由於1949年以來確立的台灣

兩岸與國際框架對台灣的處境極為不利，對北京與華府的妥協在所難免而不應

任意以賣台份子或者「太平洋沒加蓋」的情緒化言語加以批評，一如台灣史學

者陳芳明先生所言，許多本省籍人士過度沉浸在二二八事件等的深層傷痛與受

害者情結裡，這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有助於激發逆境中堅持為台灣人民奮

鬥的意志力，但當本省籍人士開始有機會取得政權而必須成為負責任的主政者

以及國際事務參與者時，這樣子的受害者情結綑綁了本省籍人士的想像力，使

其在處理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時忽略了自己已從受害者成為當權者的權力地位

改變而放任受害者情結宣洩可能引發另一種形式的當權者壓迫報復被當權者指

控族群的恐懼不安，也使其在處理涉外事務時只顧觀點向內舔舐傷口卻不能觀

點向外務實地考量兩岸實力對比、安全需求以及東亞國際戰略格局而成為負責

任而令國際各方放心信任的國際事務參與者。



　　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在台灣的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在那

之後，台灣人民中有的隨時恐懼著共產黨來了、台獨份子來了，而有的則隨時

恐懼著中國人來了、賣台份子來了，然而，穿越鬼影幢幢的複雜歷史情緒迷霧

而仔細爬梳歷史事實，我們將會發現，其實，這些各種各樣的想像與恐懼，不

過都是：狼來了！

1945 – 1949：戰後台灣局勢之形塑

　　1945年二月，美英蘇三巨頭在雅爾達針對二戰後國際情勢展開複雜的協商


與安排。在歐洲戰場方面，由於蘇軍在東線的挺進速度遠大於英美盟軍在西線


的挺進速度，蘇軍橫掃東歐並進窺中歐已是勢不可擋的既成事實，羅斯福與邱


吉爾除了承認東歐為蘇聯勢力範圍之外並不存在其他現實國際政治上可行的選


項；而在亞洲太平洋戰場方面，由於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跳島攻勢受到日軍


的頑強抵抗而死傷慘重，美方迫切希望人力物力龐大且較無輿論壓力的俄羅斯


壓路機投入對日作戰以緩解美軍壓力以及美國國內對於美軍傷亡數字不斷攀升


的巨大輿論壓力，美方因而接受史達林對於外蒙古獨立以及確保蘇聯在中國東


北利益方面的獅子大開口，並於同年5月間由美方轉知國府雅爾達會議對中國


東北的安排，國府迫於抗戰末期高度依賴美國軍經援助而不得不勉強接受並與


蘇聯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質上，雅爾達會議確立了二戰結束後美蘇


盟國分道揚鑣展開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的冷戰格局與美蘇勢力範圍，十月革命建


政後即飽受西方國家孤立以及納粹侵略破壞的蘇聯此刻期待利用蘇軍對德日作


戰節節推進如秋風握落葉的大好機會在其東西兩線的國境周邊建立一系列的親


蘇社會主義衛星國以做為其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緩衝，而史達林對中國


東北的實際要求遠高於國府認知的中東路經營與旅順大連港租借，而是希望在


中國北方的東北、華北和內蒙古等地建立由親蘇的中共控制的分治衛星國以保


護蘇聯西伯利亞與中國之間廣大的國境線不受以中國北方尤其是東北為基地的


美方盟國勢力威脅。國府對二戰後美蘇集團對峙形勢的悄然升溫以及對蘇聯對


中國東北的真正戰略意圖缺乏認知，為日本投降後的中國情勢發展造成極為嚴


重的後果，也連帶地影響了日本投降後回歸中國的台灣的內外情勢。



　　由於戰後台灣回歸國府統治，戰後台灣的歷史發展也就與對國府政策與高


層心理狀態有著高度影響的中國近現代史脈絡習習相關，欲討論戰後台灣局勢


的形塑，也就不能不對國府以及中國近現史代的歷史脈絡有基本的理解。



　　1928年清黨後，由恐懼隨國共合作北伐的中共工農運動幹部在北伐軍前進


沿線發動激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的西山會議派的胡漢民與戴季陶等國民黨右派地


主紳商勢力擁立於南京另立黨中央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於五月間繼續展開北


伐，但由於國民黨內各派勢力包括撰寫孫中山遺囑的汪精衛與桂系的李宗仁等


各軍政派系和蔣中正的黃埔軍系勢力之間的摩擦開始浮上檯面，加上中國北方


各省長期由北洋軍閥各派勢力以及與其合作的地方軍紳階級嚴密控制，此外，


清黨使得蔣中正等國府軍政勢力與當時中國民間的工農運動之間發生衝突而失


去其對基層群眾乃至於北方軍閥中下層軍官與士兵的號召力，蔣中正對中國北


方的北伐只得大幅妥協而僅採取將西北軍馮玉祥、晉軍閻錫山以及東北軍張學


良等舊北洋軍系各派系勢力納入國民黨政治體系加以覊糜的方式完成表面的統


一，因而被時人批評是「軍事北伐、政治南伐」。



　　表面的統一卻缺乏共同的價值觀乃至於缺乏足以號召人民支持與凝聚向心


力的政綱與政策作為，北伐成功後的國府終究重蹈北洋軍閥各系爭權奪利混戰


不休的覆轍。北伐後以黃埔軍系和CC派黨政菁英為骨幹的蔣中正中央系統勢力


直接控制了江蘇、浙江等長江沿岸各省並掌握了國家的關稅收入因而得以在其


勢力範圍內利用一戰後歐洲各國生產力受戰爭破壞銳減的機會推動「黃金建國


十年」的廣泛現代化與工業化建設──只是，黃金建國十年的現代化與工業化建


設集中於國府蔣中正中央軍政系統控制的沿海地帶，使得抗戰初期日軍入侵與


破壞了上述沿海地帶後，撤退大西南的國府便立即喪失了與日軍長期抗衡所必


需的工業與軍備生產力而必須高度依賴蘇聯與美國的軍備援助──然而，蔣中正


既無力以軍事力量打敗國民黨內各軍系的勢力，更由於清黨後與地主紳商勢力


的緊密結合而無力透過土地改革等政策設法直接掌握原本由與舊北洋軍系勢力


合作的軍紳階級控制的北方等各省社會基層力量，蔣中正於是採取消極的差別


待遇政策來試圖削弱黃埔系以外各軍系勢力，像是不撥付中央政府預算更新非


黃埔系部隊裝備或者是坐視地方軍系勢力在其勢力範圍內與侵華日切的日軍作


戰而未加入積極支援像是坐視原屬西北軍系的宋哲元在古北口和喜峰口孤軍抗


日而終歸失敗，蔣中正中央系統試圖消耗地方軍系力量而最終消滅之的策略激


起各軍系勢力的集結反撲而爆發1929年的蔣桂戰爭、1930年的中原大戰、


1933年的閩變乃至於1936年6月間的兩廣事變等國府內部各軍系混戰，其中，


1933年閩變時的李濟琛與1936年兩廣事變時的李宗仁均以蔣中正只顧內戰而


消極抗日不作為做為號召，實則以共同抗日為藉口要求蔣中正停止整肅國民黨


內地方軍系勢力，蔣中正則以「攘外必先安內」為藉口，認為若欲集中全國力


量抗日則必須先掃平國民黨內各軍系以及中共紅軍等不受中央節制的軍政勢力，


而為了強化國家統一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以及優化國府中央軍系的裝備與訓練


，蔣中正自納粹德國引進法西斯主義強調服從領袖的民族主義思想以求在思想


上強化其領導權威，同時也引進了精良的德軍裝備和軍事教官以強化黃埔軍系


的裝備與訓練，此時也開始建制完全使用德軍鋼盔和火砲等裝備與德軍軍事教


範的德制師，蔣中正即預備以新裝備的德制師做為未來的抗日主力部隊。然而


，蔣中正既然無力以軍事手段徹底殲滅各軍系與中共勢力復又無法透過土地改


革等政策來掌握本受各軍系與中共勢力控制的基層社會與群眾以削弱各軍系勢


力，則其與各軍系與中共之間的反覆內戰實際上造成了中國北方各省的權力真


空狀態與防務空虛問題，給了日本軍部軍國主義強硬勢力全面侵略中國的可趁


之機，同時也大幅減少了抗戰時期中共在北方各省發展其組織力量時可能遭遇


的地方勢力阻抗。



　　1934年10月，國府發動百萬大軍對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蘇區展開第五次大


圍剿，中共無力抵抗而展開其所謂的「長征」，中共以「北上抗日」為號召而


選定陝北做為其轉進休整的目的地，實則因為陝北較接近蘇共控制的外蒙古且


較無裝備精良的中央軍系部隊，中共殘部於二萬五千里的漫長轉進途中受到國


府中央軍與各地方軍系的圍攻而損失慘重，最後於1936年10月間抵達陝北延安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後轉駐西安的東北軍部隊奉令剿共卻屢屢受挫而損失慘


重，而1936年11月間，晉軍將領傅作義發動綏遠抗日作戰以對抗日軍推動「內


蒙古自治」並建立親日傀儡政策的侵略意圖，張學良欲領亟欲與日軍一戰的東


北軍將士北上支援卻被蔣中正駁回。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領袖張學良與西


北軍楊虎城結合中共勢力發動西安事變，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名為「逼


蔣抗日」，實則以當時中國輿論界與學生運動均大力支持的抗日運動為藉口，


要求蔣中正停止削弱、殲滅非黃埔系的各軍系勢力。抗戰期間，國府中央軍政


系統與各地方軍系和中共之間的傾軋並未停止而仍時有磨擦，但因為抗日戰爭


乃是民族戰爭加以日軍侵略華北各省直接攻擊了北方各地方軍系與中共所控制


的地域，抗戰期間國府中央軍系與各軍系乃至中共間的磨擦衝突由明爭轉為暗


鬥，卻從未停歇。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由於日本乃是在美軍於長崎和廣島投


擲原子彈後突然宣布投降，國府主力部隊來不及展開規劃中的反攻作戰而仍聚


集在大西南甚至遙遠的滇緬戰場，中共因而得以依地利之便在華北快速擴張並


抽調大量黨政軍幹部集訓後投入搶占東北。國府在戰後的策略則一方面要與中


共爭奪地盤但另方面也要防範地方軍系勢力再起。



　　由於要防範地方軍系勢力再起，國府戰後接收淪陷區各省時大多派任與當


地缺乏在地地緣人脈關係的接收大員，像是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北平行營主


任李宗仁以及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和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對於在地實際情


勢與歷史脈絡缺乏理解的接收大員加上自重慶隨行的文武官員有如飢餓已久、


餓虎撲羊的土匪「劫收」行徑，不但無助於國府穩定局勢和安定民心以推展戰


後復原工作，甚至往往激起當地民眾的強烈反感乃至於不得不起義抗暴，而國


府又往往未能深刻檢討接收政策的諸多不當作為卻反而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視之


為中共煽動群眾所造成的暴動而採取強硬的血腥鎮壓行動，國府接收政策的嚴


重失誤使其在國共內戰爭奪抗戰勝利果實的鬥爭中快速地失去了民心支持，而


在台灣因此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更造成數十年難解的省籍對立與本省籍台灣民眾


對來自中國事物的本能反感情緒，至今仍對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與兩岸間的和


緩對話產成巨大的陰影。



　　此外，為了持續削弱既有軍政派系，蔣中正在戰後即展開對各系軍頭的整


肅，西北軍領袖馮玉祥被外放駐俄大使形同冷凍，極為憤怒的馮玉祥在大白天


打著燈籠去向蔣中正辭行而稍後則死於赴俄船上，東北軍領袖張學良自西安事


變後被長期軟禁不得視事，其弟張學思於抗戰時憤而投向中共並於戰後參與中


共搶占東北的軍政行動而頗有作為，桂系李宗仁則於行憲後選舉副總統時受到


蔣中正支持的孫科阻撓並於就職時被擺了一道著軍裝出席，桂系白崇禧同樣被


剝奪軍事指揮的實權，粵系李濟琛則被排擠後避居香港賦閒。戰後蔣中正對非


黃埔系「雜牌軍」的整肅與差別待遇對國府剿共軍政產生極嚴重的後遺症，由


於蔣中正往往坐視非黃埔系部隊被共軍攻擊後趁勢加以縮編，國府軍隊在國共


內戰時作戰態度遠不如中共軍隊積極而往往視保存實力為第一要務，原西北軍


的張克俠（馮玉祥連襟）和何基灃於徐蚌會戰前夕憤而陣前起義投共使中共華


東野戰軍順利地在碾莊追上國府黃百韜第七兵團並切斷其退路，因而得以採取


「圍點打援」策略而打亂國府軍聚兵徐州後南撤蚌埠試圖「守江必固淮」以求


退保江南半壁的徐蚌會戰作戰計畫，最終殲滅了徐州集團軍這個國府最後的機


械化有生戰力；桂系白崇禧在以黃埔系部隊為主的徐州集團軍和黃維第十二兵


團雙雙被圍之時發出「亥敬電」和「亥全電」逼蔣下野而由李宗仁代理總統；


粵系李濟琛則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倒向中共並參與中共建


政的新政協──1950年五月自海南島戰敗撤台的粵系部隊被取消番號打散整編，


表達反對的粵系將領險被判處軍法唯一死刑而後長期賦閒，甚至連粵籍黃埔系


抗日名將薛岳也自此投閒置散，除了蔣中正試圖整合撤台部隊以免重蹈國府大


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的覆轍外，蔣中正對粵系甚至粵籍將領的著意防範或許也


與李濟琛的民革北上投共不無關係；桂系李宗仁則在長年寓居美國後於1965年


返回中國，文革時周恩來以高級民主人士的名義保護李未受牽連；晉軍系的傅


作義被中共部隊逐步包圍在平津保三角地帶後因顧慮其他被調離原駐地的國府


地方軍系的下場均難善終，決定抗命率領華北剿總四十萬大軍向共軍投降而不


願依令轉調徐蚌戰場。國共內戰後期，蔣中正向地方軍系妥協而換下孫科改任


晉軍系閻錫山為行政院長，並將各地剿總司令和衛戌司令換上與地方關係密切


者像是改任晉軍系傅作義為華北剿總司令和改任桂系白崇禧為華中剿總司令，


但此時國府軍政經總崩潰已成定局而終究只能播遷台灣，做為美方的東亞冷戰


前哨而勉強維持偏安，卻又必須忍受美方擔心因國府反攻大陸使美方捲入大陸


戰場而不時「防蔣反攻」的各種動作。



　　由於要和中共爭奪地盤，國府調動遠在滇緬戰場的美械部隊──滇緬遠征軍


自熱帶叢林遠赴白山黑水間的寒帶東北接收，為了顯示中國做為戰勝國和戰後


大國的地位，滇緬遠征軍先搭乘美國軍艦在中南半島各地接受日軍投降後，直


到1945年十月間才由美國軍艦運輸自秦皇島登陸向東北進發──國府未能理解二


戰後美蘇冷戰的全球戰略格局以及蘇聯對於在東北等中國北方建立親蘇衛星國


的思考，使得蘇聯在國共內戰中轉而全面地支援中共。戰後因為中國人民對於


結束戰爭與建設國家的期待，國共展開重慶和談，中共在蘇聯支持下提議以交


還蘇北和湖北等華中地區的中共解放區交換北平等華北地區由中共受降，蔣中正


自認有實力統一全中國，因而不理會馬歇爾一旦發生內戰則抗戰時已極度衰退


凋弊的國府財政經濟將面臨全面崩盤並最終造成軍事崩潰的警告，拒不接受中


共的分治主張也不接受桂系李白先鞏固江南再向北方漸次徐圖進展的建議，執


意在華北與東北展開全面軍事接收，然而，當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四平街會


戰擊潰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蔣中正卻又顧慮蘇聯勢力而阻止杜聿明和孫


立人向北追擊向哈爾濱等北滿地區退卻的中共部隊，顯見其並非全然不知蘇聯


勢力對東北的意圖，而是錯估高估國府實力而誤以為有可能迫使史達林退讓。



　　國共和談陷入「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打打談談僵局時，國府內部對於


是否接受南北分治以及是否展開內戰的意見高度分歧，黃埔系將領陳誠等人力


主儘速武力剿共，，同樣力主武力剿共的CC派甚至透過其所控制的情治單位中


統局策動校場口事件以破壞國共重慶和談，蔣中正核心親信中僅蔣經國對武力


剿共態度較為保留國府最後決定武力剿共，於是馬歇爾調停無功返美，1946年


六月，國府調動三十萬大軍圍攻正由國共談判合法移轉駐地的湖北宣化店一帶


中共中原軍區部隊，共軍成功地以甚小的死傷完成「中原突圍」並藉機大肆宣


傳是國府先「開了第一槍」向已在談判移轉的共軍展開攻勢才造成國共兩黨走


向全面內戰。陳誠指揮國府七十萬大軍發動山東剿共戰事卻無重大進展，陳誠


於1947年八月轉任東北，卻被改編為東北野戰軍的中共部隊發動的東北冬季攻


勢擊潰重挫，時人譏諷「陳誠真能幹，火車南站通北站」，東北籍國代則憤怒


地高喊要求「槍斃陳誠，以謝國人」，此後中共接連發動東北春季攻勢與夏季


攻勢，國府軍在東北自此逐漸地被包圍在瀋陽、長春等少數孤立的大城市困守


，國府在國共內戰中開始轉趨劣勢。



　　1949年一月，以黃埔系為主的國府殘存機械化有生戰力在徐蚌戰場陷入重


圍，桂系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發出「亥敬電」和「亥全電」要求總統蔣中正下


野以利和談，蔣中正於是通電下野，但臨去秋波發布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


灣警備司令，積極部署以蔣中正為最高領袖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撤退台灣


。陳誠於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前夕發布台灣省戒嚴令，渡台黃埔系部隊開始控制


港口以嚴控渡台軍民身分，有鑑於中共在東北和華北各地推動土地改革爭取民


心支持的巨大煽動能量，陳誠也開始在台灣推動「三七五減租」等相對溫和的


土地改革政策以爭取台灣基層民眾支持國府，至今仍有不少本省籍台灣農民感


念陳誠，而土地改革也使得蘇新等中共省工委幹部難以在台灣運用土地改革議


題發動為數眾多的貧苦佃農和勞工階級展開社會主義革命，蘇新等人最後只能


在鹿窟山事件策動暴動失敗後潛返大陸。



　　1949年四月底，共軍集結二野、三野並四野之一部發動渡江戰役，總數不


足兩百萬而機械化戰力全失的國府各地中央軍與地方軍系殘部逐一被殲滅或者


投降，隨著同年十二月底川西決戰因黃埔系郭汝槐在宜賓陣前起義而失敗，國


府至此在大陸本土失去全部可用於反攻的戰略根據地。1950年一月總統蔣中正


在台北復行視事，同年三月蔣中正向渡台文武官員演講時痛陳「我們的中華民


國在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我們今天已成了亡國之民，而還不


自覺，豈不可痛！」，隨著同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使得美國杜魯門政府改變年初


國務卿艾奇遜「劃界演說」的對台態度並轉而協防台灣與軍援國府，國府於同


年七月展開改造運動開始改造國民黨的體質與意識型態，也為隨後的蔣經國實


質主政與最終接班拉開序幕。



　　由於在國共內戰中大批國府中央黃埔軍系與地方軍系將領戰敗投共或者陣


前起義甚至被發現是長期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國府播遷來台後，渡台軍民從


高層至基層瀰漫著恐共情緒，卻未能深刻反省是因為國府高層不能容人而使國


府中央軍系與地方軍系長年反覆惡鬥才導致許多地方軍系將領無心作戰而選擇


投降，以及是因為國府自清黨以後不論就爭取基層群眾支持其正當性的社會正


義議題或者是就領導全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民族大義議題均失去主導中國社會


進步的活力與價值認同才導致原本懷抱理想投入黃埔軍校的中央軍系將領選擇


支持中共，反而單純地認定是中共間諜工作與思想滲透能力可怕，因而在台灣


展開了可怖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大整肅，使得許多無辜的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


在寧可錯殺一百的白色恐怖中僅因為閱讀書籍甚至接觸有異議思想人士就被視


為「共匪」而莫名其妙地成為被長年關押甚至被依莫須有的叛亂罪名殺害的政


治犯。



　　1965年，曾力主武力剿共的副總統陳誠於任內因病辭世，但其遺囑卻未提


及「反共」或者「反攻大陸」等符合當時國府當局政治正確要求的字眼，國府


高層猶豫良久才同意循例公布其遺囑。



　　1971年，自中共建政後便爭議不斷的兩岸中國代表權問題以令國府極度難


堪的方式得到最後解決，美國尼克森政府決定改採務實的對中政策以拉中抑蘇


，毛澤東則在發動文革的大動亂後開始意識到終究不可能關門鬧革命而透過周


恩來小心翼翼地展開對美接觸，由於國府自1949年年底播遷來台後即高度依賴


美方支持，台北方面在美方壓力下被迫放棄對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提出的所謂


「排我納匪案」動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的否決權，只能在明知必定


慘敗的表決前一刻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以保住國家最後的尊嚴，由於美


方在越戰慘敗後國際威望嚴重受損，亟需拉攏中共以及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以


平衡蘇聯勢力，而中共又向來主張絕不和蔣介石政權的代表一起開會，所謂「


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的聯合國席次安排是否真的曾經是一個具有可行


性的選項委實令人高度質疑。



　　2011年夏天，周恩來於1970年代下令開始編纂的《中華民國史》終於完


稿，其結尾為「中華民國亡於1949年」。據報載，大陸歷史學者原本的初稿並


無此一結尾，而是中共中央審閱初稿後下令加上，相當程度反映了中共對於中


華民國在台灣所代表的從未正式結束的內戰中遺留的另一個中國統治法統的存


在仍有芥蒂，尤其在中共因為大躍進與文革造成中國人民的苦痛而大幅失去其


統治正當性、尚在試圖透過經濟發展與現代化改革來重建其統治正當性的現在


，更是如此。

國府是殖民者抑或統治者？──從日本殖民統治看國府統治性格

一、提要

　　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者刻意地透過貿易政策等


手段有意識地將台灣與中國隔絕，戰後短短四年間，兩岸歷史連結紐帶旋又因


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全面失敗播遷來台以及東亞冷戰而再度切斷，直到台灣解除


戒嚴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兩岸間的聯絡才又恢復，兩岸近百年的隔閡使得


台灣人民難於理解中國近現史的複雜脈絡。



　　於是，當台灣人民對於戰後初期國府的接收政策以及國府遷台後的諸多政


策產生質疑，便開始將國府的統治政策與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政策做比較，甚至


有論者提出國府治台乃是「二度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觀點，但如此觀點


引發了關於戰後省籍情結的爭議，甚至也引發具有不同歷史記憶的台灣各族群


的「中國結」與「日本結」的複雜爭議糾葛。



　　日本統治台灣具有殖民性與現代性雙重性格，但其治台政策具有濃厚的異


民族殖民者性格則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本研究因而希望透過爬梳日本殖民者經


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各項治台政策之中的殖民者性格，並藉此檢驗國府治


台政策是否也具有異民族外來政權殖民者性格與心態，抑或是同民族政權統治


者性格。





二、統治者性格與殖民者性格

　　異民族殖民者會透過各種關係與手段讓其親近集團得到高位，但同民族統


治者也會，兩者均有權力上下隸屬的統治關係，但二者終究有所不同，否則，


東晉時南渡的僑姓是否也是對江南吳姓進行殖民統治？唐代的關隴統治者集團


莫非也是對全中國進行殖民統治？又或者，台南人陳水扁曾擔任台北市長是台


南人對台北市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儘管同樣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隸屬


關係，但仍有必要區別其各項政策背後的決策心態是統治者心態抑或殖民者心


態。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化資本主義造成的高度


階級不平等，殖民國統治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與商品、資本投資市場


，也為了讓在本國被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主


張征韓論的正是薩摩藩閥武士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


物料等生活物資，使其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免興起反抗念頭。



　　因此，殖民者基於殖民主義的目的，永遠不可能對被殖民者一視同仁，而


當被殖民者反抗時，殖民者永遠可以透過殖民母國內部的民族性軍事動員加以


鎮壓（優越的殖民者民族對不服從的被殖民者民族的鎮壓）。相反地，同民族


統治者為正當化其在人民之間的存在，即使初始有權力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


但同民族的統治者畢竟缺乏可以進行民族主義軍事動員以對被統治者進行鎮壓


的民族大後方，故終究必須逐漸讓被統治者進入權力體制，以才能證立其統治


正當性，也才能維持其統治穩定性。





三、經濟政策

（一）公司與特許利益

　　公司乃是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累積資本的利器，但日本明令台灣本島人


不得成立純本島人的會社（公司），而本島人出資者如華南銀行等，實際的經


營者總經理是日本人，連一般社員（公司行員）也九成是日本人，此外包括食


鹽、菸草與樟腦等專賣利權則往往給予協助日本殖民統治的協力者仕紳，例如


給予協助日軍進入台北城的鹿港辜家樟腦、鹽、台中菸草甚至鴉片等各項專賣


利權。





　　國府治台則允許本省人成立包括台塑等由本省籍人士直接經營管理的公司


，當然還是有不少有對本省籍地方勢力給予特許利益攏絡的成分在，但基本上


並沒有刻意讓一切產業受制於外省人的情況。此外，儘管仍有部份較小型企業


如地方性客運和地方性銀行與國府政權合作以確保其利益，但在菸酒等公賣利


權方面則收歸國營。



（二）工業化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後期，日本殖民者對殖民地台灣的產業政策配合戰爭動


員時期的軍事需求而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轉向工業化，但不同於日本國


內以絲織品等民生必需品製造業開始穩健發展的比較接近英國與德國等西方資


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正常工業化發展歷程，殖民地工業發展的模式乃是跳過紡織


等民生必需品製造業，採取直接發當時美其名為「國策工業」的化工、金屬、


機械等軍需工業的扭曲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其目的，無非是貫徹日本總督小林


躋造明言的將台灣「南進基地化」以協助殖民者進行對外擴張掠奪戰爭的殖民


統治目標，而非真的有意透過工業化來建設台灣或者增加台灣人民就業機會。



　　國府治台的工業化政策則呈現與英國和德國等先進工業化國家較一致而較


合理的工業化進程。根據布勞岱爾等學者的研究，英國的工業化起源於為節省


外匯而以機械化的紡織製程仿冒華麗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隨後才運用紡織


工業等累積的資本進一步投資發展鋼鐵等重工業，國府治台的各階段工業化政


策中，1953年起的進口替代政策一方面扶助農業發展以便「以農業發展工業」


，另方面則發展紡織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以增加就業機會，緊接著60年代的出


口擴張政策則配合美日等國輸出勞動密集產業的趨勢而在高雄等地設立加工出


口區以發展電器與塑膠等加工製造工業，而到了70年代則透過十大建設等大規


模公共投資來發展鋼鐵與石化等重工業，到了80年代則更進一步發展高附加價


值的資訊電子工業。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工業化發展乃是依循英德等先進工


業國家正常的工業發展進程，從有助於促進就業與滿足民生必需品需求的紡織


業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開始再逐步轉向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工業，並不存在一


切以殖民者軍事需求為依歸的扭曲發展模式。



（三）日本與國府治台經濟政治比較綜論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採取的歧視性殖民性經濟政策乃


刻意地在日本殖民者與台灣被殖民者之間維持不可跨越的鴻溝，藉以維持日本


殖民者對台灣經濟利益的獨占，而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的工業化進程也並未以促


進台灣人民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為其目的而僅是為日本殖民者的軍事需求服務


，國府治台經濟政策並未具有以族群為界線採取歧視性待遇與利益獨占的殖民


者性格，而國府治台的工業化進程也是依循英德等先進工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


歷程，從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與民生需求的紡織等輕工業開始再循序漸進地發


展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工業，並未有一味只為配合殖民者需求的扭曲工業化進


程。



　　因此，就經濟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土地政策

　　日本人透過土地調查把15%土地直接納入日本人所擁有， 1925年整理行政


之時一次發給的所謂濫墾地便高達四千七百甲，使得日本殖民者不只是統治者


，而且還取得了地主領主的地位。而為了便利大多由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製糖


業者取得廉價原料甘蔗，日本殖民者並透過總督府的法規將台灣土地劃分為各


糖業株式會社的專屬採收區並限制蔗農不得越區出售其種植之甘蔗，此外並將


大量土地直接撥給日本資本控制的糖業株式會社使用，復又因日本國內稻農的


壓而力由總督府以米穀統制政策壓低台灣米收購價格，從而迫使台灣農民無法


利用「米糖相剋」來擴大蓬萊米生產以增加多由台灣本島人資本掌握的蓬萊米


獲利，並因此必須無奈地「種甘蔗給會社秤」，其目的無非在於扶植向為近代


殖民地經濟體制象徵與非洲奴隸買賣萬惡淵藪的殖民地熱帶蔗糖業。此外，儘


管日本殖民者抵台之初便積極地透過發行公債以整理大租權期使「一業一主」


以簡化土地所有權關係，儘管進一步廢除小租權將有助於使日本殖民者從殖民


地台灣的農業生產剩餘中獲取更高比例的土地稅收，但日本殖民者在整理台灣


大租權之後依然不敢進一步地整理小租權以廢除租佃關係，依然必須透過台灣


本島人小租權地主「協力者」向佃耕農民收取田租，然後再由小租權地主向殖


民政府繳納田賦等稅賦，日本殖民者維持此種以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為中介


的間接統治，其根本原因除了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仍然保持許多舊領主與


地主的租佃關係之外，便是因為日本在台灣乃異民族殖民統治者政權，若進一


步廢除小租權地主則人數極少的日本殖民者勢必必須與人數龐大的小自耕農直


接接觸與收取稅賦而難免產生摩擦衝突，日本殖民者自覺在台灣為異民族殖民


統治者的心態使其寧可維持透過小租權地主收取田賦的間接統治手段，也不願


意冒著引發台灣本島人集體反抗的風險去整理小租權以獲取更大份額的台灣農


業生產剩餘。



　　國府1949年起檢討國共內戰中軍事與民政失策而在台灣推動的「三七五減


租」與「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一則並未產生眾多的外省籍新地主即


「外省籍田僑仔」，二則土地改革的結果進一步整理了小租權，從而使得統治


者必須直接向眾多的小自耕農收取各種土地稅，顯示國府治台並未有自覺為人


口少數的異民族殖民者心態，因而才敢於整理小租權然後直接面對人數龐大的


小自耕農收取稅賦，除了總結國共內戰時因為中共推動土地改革而使國府在短


短四年內軍政經全面崩潰的慘痛經驗，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使國府有較充裕


的財源以維持政府有效運作並推動各項經濟建設。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採取將大量土地劃歸日本殖民者所有，國府


播遷來台後並未將大量土地劃歸隨國府遷台的外省籍軍民，更未如日本殖民者


採取甘蔗專屬採取區並壓低與甘蔗競爭的稻米之價格來使限制農民的農地生產


利用方式；有別於日本殖民者基於少數殖民者無力對抗多數被殖民者的異民族


殖民者心態而必須依賴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的中介來收取土地稅賦，但國府


並未有自覺為異民族殖民者的心態，因而敢於進一步整理小租權，土地改革的


結果使得實際從事耕作的農民可以得到更多應得的生產利益，也使政府能夠透


過各種土地稅賦獲取更大份額的農業生產剩餘。



　　因此，就土地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四、語言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早期以台灣本島人民不會講證明具有皇民資格的日語做為


正當化其差別待遇的藉口，乃至皇民化時期為了方便軍事動員更進一步地推動


所謂的國語運動，且是以日本本國人民熟悉但殖民地人民並不熟悉的日語來取


代與日語文化淵源不深的台方言，且在國語教育的學校與學制方面依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所屬族群界線為區隔建立了截然不同而極難跨越的學校與學制鴻溝，


而在國語教材方面，根據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


、近代化與認同》一書的考據與論述，比起其提供在台日本人小學生的教材內


容，給本島人小學生的教材內容在皇民化時期更加趨於空洞化，大幅刪除原本


就已不多的現代化知識如數學等的教育卻大幅增加缺乏知識性的「修身」等科


目與著重於強調僵化的皇民愚忠思想。此外，日本殖民者透過國語家庭認證的


手段將日語使用與教育機會和工作機會的取得高度結合，甚至與戰爭動員時期


的米糧等物資配給結合。可見日本殖民者乃是以語言做為對台灣人民歧視性差


別待遇的藉口。



　　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乃是當時全中國範圍內各地均放棄方言改用改自


北京話的國語運動，即使是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母語是浙江方言寧波話也同樣


必須放棄母語改用國語，而國府治台後國語運動雷厲風行甚至採取禁絕方言的


強硬手段，使得部份本省籍民眾尤其是向為台灣語言與人口多數主流的閩南籍


民眾產生母語被禁絕的不平感受，惟外省族群來自各有不同的方言系統的中國


各省，國府推動的國語運動與禁絕方言同樣使得外省族群民眾失去其母語，而


以注音符號的使用為例，國府大陸時期已為國府軍官的郝柏村便曾自承，由於


國府大陸時期經費拮据且兵馬倥傯，並未有機會確實推動國語運動與注音符號


教學，郝先生雖為當時教育機會稍佳的陸軍官校生但也沒有學習注音符號因而


其國語發音有著濃厚的鄉音，此外，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在各族群學童


之間使用的教材課程內容完全相同，而各族群學童也是依其居住地學籍入學而


有著高度的共同受教育與接觸互動機會，並未存在以族群界線區隔國語教育的


教材與學校等的歧視性政策。由此可見，不論就國語的學習以及母語的喪失來


看，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並未在各族群間產生異民族。事實上，孫文革命


時便提出中國是一盤散沙才會受到列強欺凌，而使這盤散沙產生團結一致的重


要手段便是透過國語運動使各地人民能夠彼此溝通而產生共同體的團結意識，


因此，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有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脈絡，而非為殖民者強


勢語言取代被殖民者語言的歧視性殖民政策。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的國語運動乃以日本國內行之有年的日語來


取代殖民地台灣與日語缺乏歷史與文化淵源的本地方言，且在國語教材與學校


方面刻意地維持了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族群屬性為界線的幾不可跨越區隔，


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則是以國語和注音符號同時取代了統治者所屬外省族


群原有的各省方言以及被統治者所屬閩客原族群的各種方言，並未有以統治者


已極熟悉的強勢語言取代被統治者語言的現象，而在國語教材與學校方面，日


本殖民者的國語運動乃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屬族群為界線區隔學生不同的教


材、學制與學校，而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則是依學生居住地學籍入學，採


用完全相同的國語教材與教學方式，而在學校方面也是各族群採取一致的學制


以及往往同校同班的混合學校教育，並未有以族群為界線的差別待遇。



　　因此，就語言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五、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沿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族群界線


建立了截然不同而難於跨越的學制與學校差別待遇。日本治台初期，在台日人


的教育乃直接依據日本國內法令辦理，台灣本島人的教育則依據總督府頒布的


學校官制、學校規則與學校令辦理，主要以學習國語（日語）為主而缺乏完整


的學制系統。1898年總督府始頒布《台灣公學校令》開始台灣的小學教育，但


學制僅為四年制而非日本文部省明訂的小學六年制，使得台灣本島人接受公學


校小學教育後取得的學歷文憑實際上並不可能合法地到日本國內進一步接受中


學教育。1915年台灣本島人仕紳林獻堂等人發起籌設台中一中，但總督府僅允


許其學制為四年制而非日本文部省明訂的中學五年制，使得台灣本島人接受台


中一中的中學教育後取得的學歷文憑實際上並不可能進一步到日本國內接受大


學教育。1919年日本總督府頒布第一次《台灣教育令》，公學校小學教育改制


為六年並增加日本歷史與工藝等思想教育與技術教育課程，中學改稱高等普通


學校但學制仍維持與日本國內不同步的四年制，並於高等普通學校加設一年制


的師範科，但在台日人的教育仍然依照日本國內法令辦理，形成台灣本島人教


育程度低於在台日人的無法跨越鴻溝。1922年總督府頒布第二次《台灣教育


令》，名義上改採一視同仁「內台共學」的內地延長主義，但實際上教學課程


仍然依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界線而區隔了難易與內容教育價值差別極大的


一二三號表，所謂內台共學實際上使得在台日人得以使用原本保留給台籍學生


的公學校與高等普通學校，但截至1936年原屬日人就讀的小學校仍只有5%的


台籍學生。而在高等教育方面，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儘管使30%的高等


普通學校學生得以就近在台接受大學教育，但由於高等普通學校原本就以日籍


學生為主，因而就讀台北帝大的學生實際上仍以日籍學生為主，甚至即使招生


不足額也不願開放名額給台灣本島人學生就讀，台灣本島人學生若欲接受大學


教育則往往必須前日本國內留學，但能夠遠赴日本國內留學者勢必要有充裕的


家庭經濟支援才有可能，對於台灣本島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了難以跨越的經濟


障礙。簡言之，因為擔心高等教育一如受英國教育的甘地等殖民地領袖一樣激


發台灣本島人的民族意識與反抗意識而難以統治，故而採取千方百計壓制台灣


本島人教育機會的教育政策，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


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則不論在學制、教材或者學校方面均採取各族群一致


的教育政策，各族群學生均依其居住地學籍入學並往往有同校同班的混合教育


，課程教材則統一採取國立編譯館版的教科書而未有所差別，而1968年起實施


九年義務教育後，高中職以及大學大專院校的入學考試均採取統一的考試科目


與入學標準。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並未建立任何依族群界線區隔的


差別待遇。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政策想方設法地維持以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族群屬性為界線的差別待遇，目的在於維持日本殖民者教育


程度高於台灣本島人的差別待遇並防範台灣本島人因接受高等教育而產生民族


意識與反抗意識，具有強烈的異民族殖民者性格，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則並未


有任何依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可見其並未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與心態。



　　因此，就教育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六、政治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的政治政策不論地方自治政策或者任用台籍文官方面均顯


示了依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1920年林獻堂等人發起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本總督田健治郎警告林獻堂與蔡培火等人總督


府絕不容許自治主義，隨後於1921年改組原本全由日籍高官出任的總督府評議


會並納入台灣本島人中有學識經驗者九人，但在另有總督府日籍官員七人與在


台日人九人的總督府評議會中九名台灣本島人評議員的影響有限，何況總督府


評議會儘為不具法律議決權的諮詢機構且得由總督府隨時解任。同年總督府也


設立僅具諮詢性質的州市街庄協議會，協議員由總督與州知事任命，1934年起


改為半民選半官派並於隔年起改州市協議會為議決機關，但民選席次的選民資


格限制必須年繳稅金五日圓以上者方具有選舉權，因而雖然台灣本島人人口以


懸殊比例多於在台日人人口，但台灣本島人四百多萬人口中僅有兩萬八千多人


為合格選民，民選席次中台灣本島人僅占49%而在台日人占51%，而此時協議會


仍缺乏對地方行政官員提出罷免案與不信任案的權力，總督並得解散協議會或


命令停會，甚至各級地方首長也可以命令協議會停會。而在任用台灣本島人文


官方面，儘管1920年總督府頒布了《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但直到1945年8


月15日戰爭結束，台籍文官被重用者僅有受任為屬於低階文官的總督府屬劉明


朝與受任為日本大藏省專賣局課長級官員的朱昭陽，但台籍文官不論在日本國


內或者殖民地台灣均受到刻意的差別待遇與打壓。由此可見，日本殖民者在殖


民地台灣的政治政策具有高度的異民族殖民性格，因而不斷地透過差別待遇來


打壓台灣本島人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藉以在表面上高喊一視同仁的同化主


義口號之下，實際上嚴格地防範台灣本島人透過地方自治與出任文官而培養出


足以自行建立統治體系的本島人政治菁英與高階文官。



　　國府治台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等政治政策上，雖然為了維持反攻大陸的


法統以免動搖軍心士氣而凍結中央層級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但在地方自治層


級則同時由縣市參議會間接選舉出省參議員，1951年調整台灣省縣市行政區域


並同時以直接民選的普選方式改選縣市首長與縣市議員，並由縣市議員間接選


舉省議會議員，自1959年起則省議員也改為全部由直接民選的普選方式選出，


不論縣市首長、縣市議員或者省議員，選民資格不再有納稅額等限制因而並無


刻意使人口居於少數的外省族群擁有高於人口比例的選舉權的差別待遇現象，


而各級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當選者中乃以本省籍者居多數，因而得以培養本省


籍的政治菁英並逐漸累積其統治經驗與能力，及至蔣經國時代採取「催台青」


政策則使得本省籍政治菁英得以擔任中央層級政務官等職位而得以進一步累積


擴大其政治歷練。而在文官任用方面，國府播遷早期雖然各級軍公教等文官均


以隨國府渡台的外省籍菁英為主，但隨著本省籍菁英的教育程度因為國府公平


的教育政策而日益提升，各級文官中本省籍的比例也逐年增加，而出任各級行


政單位主管的本省籍菁英也不斷地增加，以警察單位為例，早年各縣市警察局


長與分局長大多為外省籍警官擔任但很快地便逐漸改由本省籍警官升任。由此


可見，國府治台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等政治政策並未有以族群界線區隔的差


別待遇，國府治台的政治政策並未有殖民者心態。



　　因此，就政治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七、人口政策

　　日本殖民者對於內台通婚基本上採取防範的態度，其目的無非是維持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族群界線不致因內台通婚而產生被跨越與模糊化的現象，


1920年以前內台通婚的婚姻一律無效而其子女均為私生子，1920年的行政規則


則僅允許登記但內台婚姻中的台灣本島人則仍然不得轉籍日本而取得日本戶籍


。此外，日本殖民者為了打入原住民社會以期能加強控制與穩定原住民地區情


勢而能牢牢地掌握與開發台灣山地富源，更鼓勵日本山地警察與當地原住民女


子結為內緣妻，但由於日本山地警察往往已另有日本妻子，其與原住民內緣妻


之間經常僅有同居之實而缺乏法律上的婚姻關係，因而日本山地警察往往在調


任他地時便拋棄其原住民內緣妻。由此可見，日本殖民者治台的人口與通婚政


策具有強烈的異民族殖民者性格，一方面防範台灣本島人透過通婚而混淆族群


界線而使得原本的異民族殖民與利益剝削體制出現縫隙，另方面則利用日本山


地警察與原住民內緣妻的關係來強化對山地原住民地區的控制以便利其開發剝


削山地富源。



　　國府治台的人口與通婚政策基本上受限於隨國府播遷軍民尤其是軍人之中


男性遠多於女性且有為數眾多的未婚男性，為了防止二二八事件後已存在的省


籍情結以及本省族群對於外省族群的不信任情緒因為隨國府渡台未婚軍人大量


與本省籍女性結婚而再度激化，國府於1952年頒布《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


姻條例》，其中，第七條第四款明訂未滿三十八歲的陸海空軍軍人不準結婚，


但女性則不在此限，第八條則明訂陸海空軍士兵現役在營者不準結婚，違反該


條例而訂婚或結婚者其訂婚或結婚無效，國府當時雖以軍人必須隨時準備動員


反攻大陸為名義而制訂該條例，但若單純為了準備反攻大陸則並應該女性軍人


之婚姻亦應受到相同限制才是，可見國府制訂該條例的真正目的應該在於防止


大批未婚渡台軍人與本省籍女性通婚激化省籍情結。而同樣為了處理隨國府渡


台軍人尤其是其中未婚軍人退伍後的就業就養問題以免變生肘腋，國府亦於


1954年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將依然身強體壯的退伍軍人勞動力


投入山地農場與中橫公路和十大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由此可見，國府治


台的人口與通婚政策基本上刻意地避免因通婚而激化省籍情結，而對於族群間


通婚則並未採取任何的限制性政策，亦即並未意圖防止因為族群間通婚而模糊


族群界線，可見其並無異民族殖民者心態因而並未試圖維持族群間的血統界線


不可跨越。



　　因此，就人口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八、戶籍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採取差別性的戶籍政策。1905年總督府頒布戶口規則，


不同於日本國內依戶籍法辦理戶籍登記，台灣本島人僅有戶口而無戶籍且不


得移轉本籍於日本，台灣本島人之戶口乃由警察管理以防範人口流動問題，


總督府直到1932年律令第2號才提出「有關本島人戶籍之要件」，惟直至日


本戰敗，由於日本殖民者對於「內台融合」有所疑慮，戶籍法從未施行於台


灣。台灣自1896年開始進行人口調查，1903年總督府則頒布戶籍調查令，


此後每五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但有別於日本政府在日本國內進行的人口統


計，儘管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本島人進行


調查統計的內容與對日本國內人民進行調查統計的內容大不相同，例如，日


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民休閒生活的狀態，而在日本國內做


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此外，儘管


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


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


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演講言詞、演


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到場聽講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由此


可見，日本殖民者治台的戶籍政策乃是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界線區隔


的差別待遇，日本殖民者針對台灣本島人的戶籍政策與人口調查乃是以便利


殖民者搾取殖民地台灣的經濟利益為其核心目標的政策，具有無可置疑的異


民族殖民者性格。



　　國府大陸時期因為經費與中央政府控制力未能滲透基層社會而未有完整


的戶籍政策，國府治台戶籍政策多有沿用日本殖民者治台之戶籍政策者，然


而與日本殖民者不同的是，國府戶籍政策乃是各族群均受到同一的戶籍制度


規範，甚至於在1949年年底國府播遷初期，外省籍民眾在戶籍與身分證方面


受到比本省籍民眾更嚴格的管制，為了防範中共地下黨人隨外省籍軍民渡台


潛伏，外省籍民眾不但換發身分證時需要有保證書等嚴格條件限制，甚至外


省籍民眾若無身分證而受到官、憲、軍、警盤問便可能被迫入伍服兵役成為


補充兵員；戒嚴時期為了管制流動人口以貫徹反共防共政治偵防目的，民眾


到戶籍地以外的地方就學就業必須向當地警察單位報備流動人口以列管，此


一管制規定今日看來並無必要且有擾民的可能，但在當時則是各族群民眾均


必須一致遵守而無差別特遇的管制規定。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戶籍政策並


未存在依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



　　因此，就戶籍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九、結論

　　本研究乃以無可置疑地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的日本殖民統治做為異民


族殖民統治政策的模型，抽繹日本殖民統治者各項重大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


殖民統治性格特徵，再運用此一異民族殖民統治模型來檢驗國府治台各項重


大政策是否也具有相同的異民族殖民統治性格特徵。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府


治台各項重大政策均未存在以族群界線為區隔的差別待遇，也並未存在試圖


維持不可跨越的族群界線的歧視性政策，本研究因此認為，國府治台並未具


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毋寧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



　　研究者認為，透過抽繹日本殖民統治者各項重大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殖


民統治性格特徵，再以逆否命題的方式來驗證國府治台政策究竟是異民族殖


民者性格抑或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亦即透過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研究抽


繹出「若是殖民者，則其甲政策中將具有乙特徵」，再以其逆否命題「若其


甲政策中並未具有乙特徵，則不是殖民者」來檢驗國府究竟是異民族殖民者


性格抑或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有其釐清戰後台灣史重要歷史問題的關鍵性


意義，而由於國府戰後接收政策失誤加上當時國共內戰的慘烈背景而在台灣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時代悲劇以及國府播遷來台初期反共恐共白色恐怖所造成


的歷史傷痕，對於國府統治性格屬性的定性也就格外重要，不只是對於國府


治台歷史的歷史論述與史觀建構有其重要性，更對於當代台灣的族群關係的


良性互動發展有其重要意義。



　　本研究認為，運用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殖民統治性格特徵來


檢驗國府治台各項政策可以發現，國府治台政策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統治性


格，國府治台並未依族群界線建立不可跨越的政策性差別待遇，部份台灣史


論者所提出的國府治台乃「二次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論點並不符合史


實。





後記

　　所謂「要檢驗一個人，必先檢驗其歷史」，其實，不論對於國人或者政


權而言，歷史論述與史觀建構均極為重要，惟有透過史實爬梳與史觀建構來


對重要歷史問題與相關人事物進行定性，然後才能為與這些重要歷史問題密


切相關的當代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論述觀點進行定調，而在此一歷史論述與史


觀建構所形塑的社會政治觀點的基調確定後，才能夠針對與其密切相關的當


代社會與政治問題提出一系列具有完整史觀建構與社會政治論述支撐的政策


主張。因此，中國歷代均透過整理本朝早年歷史以及編纂前朝史等過往歷朝


歷史來形塑其史觀建構與統治政策觀點，1942年中共發動延安整風時為了對


黨內國際派勢力進行整黨整風，便強調要檢討1928年以降中共黨史以確認王


明等國際人物所採行路線乃是一貫錯誤，而近年為了強化中國歷代對於東北


等滿蒙地區統治的歷史淵源與正當性也展開對於包括渤海國與金朝等滿蒙地


區史實重爬梳與史觀再論述的歷史工程「東北工程」。可以說，爬梳史實與


建構史觀不只是歷史研究，尚且對於當代社會與政治政策的形塑發揮著強大


而積極的指導作用。



　　1949年年底國府播遷以來，族群關係向為台灣社會與政治的重大課題。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千方百計打壓台灣本島人的教育程度──尤其是取得高


等教育的機會──並且極力防範台灣本島人菁英取得政治與文官歷練，加上跟


隨國府渡台人員本以屬於國府國家統治機器成員的軍公教為主且經過一定程


度的篩選，國府播遷早期台灣國家統治機器成員與政治權力高層均以外省籍


人士為主，隨後才隨著各族群民眾教育程度的提升、省縣地方自治開放直接


民選普選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催台青」政策而不斷地逐步提升台灣本省籍政


治與文官菁英的行政經驗與政治歷練，部份本省籍菁英看到國家統治機器中


外省籍菁英比例較高，又因為戒嚴時期諱莫如深的政治禁忌而無法得知自日


本殖民統治到國府播遷台灣之間台灣與中國複雜的歷史脈絡，更無法得知國


府國家權力高層就各項重要政策如土地改革政策進行決策思考時的決策脈絡


，於是在推動民主運動以追求政治自由以及政治社會地位平等時，便以外省


籍權力高層以及統治機器成員乃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是殖民者為攻擊對象，希


望激起其他本省籍民眾的團結以利推動社會運動與民主改革。



　　然而，這樣子的論述方式不論就史實史觀、社會現實抑或追求政治社會


平等的理念而言，均有其問題存在：就史實與史觀而言，本研究透過比較研


究定性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就社會現實而言，大陸情勢自


1949年年底後便已不可逆轉，不論將來兩岸關係在美中競合與東亞戰略格局


變化的過程中最終達成何種形式的政治安排，可以確定的是，外省族群是不


可能返回已經離開數代的大陸地區定居了，因而若將國府與外省族群定性為


異民族殖民者，則勢必造成外省族群的極度不安以及台灣社會各族群間的高


度對立紛擾，因此，除非有極為明確的史實證據，不宜冒然將國府治台定性


為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在追求政治社會平等的理念方面，一般而言，


社會內族群關係緊張時，少數族群由於具有不安全感與恐懼本就相較於多數


族群更容易產生強烈的團結意識，更何況，台灣的外省族群具有極接近當代


的集體離散與播遷歷史記憶，而這個集體離散與播遷的歷史記憶復又與領導


外省族群集體遷徙從而逃過中共建政後對國府遺民與地主的清算鬥爭的國府


中央系統最高領袖蔣中正緊密連結，任何一個族群的族群情結激化勢必產生


對造族群的族群情結相應激化的反作用力，但在少數族群較容易因不安全感


與恐懼而高度團結的情況下，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任何可能激化族群


情結的言行，現實上唯一可能產生的效應就是使得出身少數族群的政治領導


人得以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地掌握少數族群關鍵少數的支持，再以此為基礎團


結各族群與各階級支持群體，甚至可以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言行不當


激化族群情結為說服來向多數族群內部對於社會分裂對立的政治經濟後果有


所顧慮群眾爭取支持，可以說，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任何可能激化族


群情結的言行的結果往往只是適得其反地妨礙了對於政治與社會平等理念的


追求。



　　因此，筆者私以為，本研究既已透過爬梳史實的比較研究定性國府治台


各項重大政策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是有如唐代關隴統治集團或者


東晉時南渡僑姓統治集團的同民族統治者性格，而事實上國府也從未試圖透


過任何政策作為以維持外省族群與閩客原本省族群間不可跨越混淆的族群血


緣界線，則各族群間並未存在與階級界線高度重合且僵固不可跨越的族群界


線，同民族的各族群之間或許因歷史因素而存在著部份具有較多特權的族群


，但既然同為漢民族文化淵源且包括經濟與教育等政策均未存在以族群界線


區隔的差別待遇，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與血


緣融合乃是時間的問題，並不需要也不應該採取在台灣內部現實上可能激化


族群對立情結的「二次殖民」史觀或者採取在國際現實上可能破壞東亞區域


和平穩定而引來華府與北京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的激進台獨論述。



　　相反地，為了實現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


與血緣融合的理念，應該透過對於不合理的社會現狀與政府政策提出批判與


提供相對的改革方案，便可以透過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間的理性對話來形


塑改革共識，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使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均能夠不帶原


罪地成為共識形塑的推動者與參與者並避免有可能以特定族群或階級為被改


革者而使其有受到清算鬥爭的恐懼與不安全感，也就可以在透過理性優質的


民主程度形成共識後循序漸進地推動社會改革工作，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


同時也同時促進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與血緣


融合，打造台灣成為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社會，一個讓各


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都能不再失根而能夠感受到安全感與歸屬感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