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摘要
吳乃德運用Goldthorpe根據市場情境、工作情境和生命機會所建構的社會
階級分類方法與社會階級階序來分析族群背景在台灣社會階級流動中所扮演的角
色，結果發現，社會階級流動受到親代社會階級的影響，農民階級子女向上流動
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僅有0.05，而原本就屬上層階級的第一類階級（高階專業
人員）子女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則高達0.7，第二類階級（較低階專業人員）
子女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亦高達0.87，第三類階級（低階白領）成為上層階級
的勝算比為0.28，第四類階級（小資產階級）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為0.17，第
六類階級（勞工階級）成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為0.10，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階級
的子女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是很不平等的，然而，頗堪玩味的是，子代向上流動
成為上層階級勝算比最高的並非原本社會階級最高的第一類階級如醫師、律師、
建築師與高階經理人之子女，卻是第二類階級如會計師、工程師、藥師、政府中
級行政人員以及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之子女。
該研究進一步分析親代族群背景（本省籍或外省籍）對於子女社會流動機會
的影響，結果發現，不論親代或子代，外省籍民眾屬於上層階級的比例都是本省
籍民眾的兩倍，且有約三分之一集中於第三類的低階白領階級，前三類階級構成
外省籍人口的一半，符合外省籍民眾多屬於中產階級的印象；而在本省籍民眾方
面，親代將近一代屬於農民階級，僅不到一成屬於低階白領；而在子代方面，本
省籍民眾有37..7%屬於勞工階級，外省籍民眾則只有28.5%屬此。而在階級流動
也因族群背景而有所差異，親代為最下四個階級的民眾中，外省籍民眾成為上層
階級的比均高於本省籍民眾，第三類低階白領民眾中，外省籍者成為上層階級的
比例是26.9%而本省籍者僅17.9%，第六類勞工階級民眾者，外省籍者成為上層階
級的比例是16.3%而本省籍者僅7.6%，總的來說，全部下層階級中，外省籍者成
為上層階級的勝算比為0.25而本省籍者勝算比為0.09。
吳乃德在研究中進一步使用邏輯斯迴歸分析社會流動之族群差異的成因，結
果發現，對於下層階級子女向上層階級流動的顯著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和教育，
而當運用迴歸模型控制這些變項後，外省籍民眾並不比本省籍民眾更有機會向上
流動，同樣地，父親的教育程度亦不影響子女向上流動，而與民間一般看法不同
的是，此研究發現，父親是否受雇於政府公部於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並無顯著的
影響，另外，有趣的是，性別因素對於本省籍下層階級的社會流動有所影響，男
性比女性更可能向上流動，但性別因素對外省籍下層階級民眾的社會流動則無顯
著的影響。此研究並發現，就本省籍民眾而言，父親的軍公教受雇者身份對子女
教育成就有顯著影，研究者認為此乃因軍公教部門對受雇者子女的教育補貼對子
女的教育成就造成影響而間接地影響其社會流動。同樣地，就外省籍民眾而言，
父親的軍公教受雇身份與父親的教育程度均對其子女的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影響，
研究者同樣認為此乃因軍公教部門的子女教育補助所致。最後，吳乃德針對族群
身份影響教育成就的機制提出幾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是國語使用的差異可能使本
省籍學生在課業上相對不利，第二是居住的區隔使集中於都市地區的外省籍民眾
較便於利用各種教育資源，第三是子女數的差異使子女數較少的外省籍家庭得以
更集中地投資教育資源於少數子女，第四是做為新近移民台灣而無土地房產的外
省籍民眾感受到較大的透過教育往上爬升的動機與必要性，第五是戰亂與流離造
成的「強迫性階級地位下降」和「文化資產」，許多外省籍民眾出生於中國農村
社會的地主家庭而受過良好的漢學／私塾教育，來到台灣後雖被迫從事較底層工
作而居於中下階層，但其具有的文化資對子女的教育成就可能發揮頗為重要的影
響。
筆者大致上同樣研究者所提出的「文化資產」論點，由於國府自大陸撤退軍
民時具有相當程度的篩選性，因而許多出身中國清末民國地主軍紳階級者確實在
撤退來台軍民中比例極高而且遠遠高過此一階級在當時中國人口中的比例，一位
大陸籍友人之父閒聊時便曾提及其家族中的一位伯父當時便以國府軍官的身份撤
退來台，而撤退時由於船位有限故僅有一定階級以上的軍文官員方得以獲准登船
，以至於國府來台後軍隊中的軍官比例過高而必須將編餘軍官另外組成「軍官戰
鬥團」；然而，研究者針對軍公教身份對於本省籍與外省籍民眾子女教育成就的
影響僅歸因於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此一論點未能解釋為何與軍公教人員同屬第
二類較低階專業人員或第三類低階白領而擁有相同甚至往往更寬裕經濟資源的本
省籍與外省籍民眾，其子女卻並未與軍公教人員子女有相同的較高向上流動勝算
比，更何況，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僅包含當時相對不高的正式教育系統學雜費而
未包括花費高出許多的補習教育與才藝教育，因此，親代的軍公教受雇身份對於
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主要並非來自子女教育補助，而應該是來自軍公教體系傳承
中國士大夫的書香門第文化而對於教育高度重視，而軍公教體系又使其對國家教
育體系的制度與內容與相關的輔助制度有較高的接受性，此外，軍公教人員在特
別權力關係體制下培養的紀律與服從性格使其子女受此紀律性格影響而常能夠在
升學考試制度下有較佳的表現，這可解釋包括政府中級行政人員的第二類階級子
女比起第一類階級子女有更高勝算比成為上層階級。
吳乃德的研究肇因於1994年省市長選舉中出現的「民進黨的支持者都是穿拖
鞋、吃檳榔的，而新黨的支持者都是中產階級。」的說法，而事實上，由於國府
撤退時依著與中國地主軍紳階級密切相關的軍文官階篩選渡台軍民人口所造成的
來台外省族群人口階級組成比例高度偏離當時全中國人口階級組成比例的「瓶頸
效應」 (bottleneck effect) 確實使得早年的外省族群在面對本省族群時具
有某種「京官心態」的優越感，除了自認為外省族群才真的懂得應該如何治理國
政之外，此一優越感也反映在近年仍不時出現的「國際觀」論述，也就是認為，
本省族群菁英具有某種閉關自守的「島國心態」而外省族群菁英才具有開放的「
國際觀」。令人尊重的洪蘭教授在2009年提及的台灣青年學子不知道史懷哲是哪
國人的問題便是一例，且不提在史懷哲的故鄉亞爾薩斯在其一生中 (1875-1965)
在德法間三易其主，台灣青年學子需要知道的似乎是史懷哲的奉獻精神並尋求或
立志建立有相同奉獻精神的本地典範，而不是史懷哲國籍這種不過是歷史教科書
上小小註腳的瑣碎知識。
「國際觀」論述源自於士大夫思想的統治正當性論述，亦即士大夫擁有平頭
百姓所沒有的某種神祕的對國政與外事的知識因而具有統治正當性，並認為一旦
由缺少這種神祕的對國政與外事的知識的政治人物統治國家必然失敗，而當本省
族群因為戰後無差別待遇的教育普及與從事公部門工作機會而日益增加原本日據
時代所相對缺乏的知識甚至統治經驗，當外省族群中原本位階較低者亦因統治上
層的權鬥造成權力真空而不斷地被晉升遞補，各族群台灣人民發現，原來，國政
的治理與外事的折衝雖然確實需要經驗累積但實則並無神祕可言，國際觀論述遂
成為原本居於統治上層的外省籍甚至部份本省籍菁英證明自己某種「神聖家族」
所傳承統治正當性的最後防線，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菁英在民進黨執政時
期晚期逐漸地論述國民黨比較了解兩岸以及國際問題，並在馬政府執政後先是大
張旗鼓地宣傳兩岸經貿協議ECFA為其任內主要政績，部份親近馬政府外省籍與本
省籍人士甚至在ECFA簽署後暢言要進一步結合日本工商力量以利用ECFA共同進
軍大陸市場，後則在馬政府贏得出乎意料地艱難的連任後，馬政府官員更進一步
地暢言要全面推動與美日的自由貿易協定，並限定在兩年內完成ECFA後續談判並
在四年任內完成美日自由貿易談判，背後的心理無非希望透過證明國民黨在經濟
國政治理與兩岸國際外交上的獨占性能力來補充其外省籍與本省籍政治菁英體系
在地連結缺乏所造成的統治正當性缺乏，然而，此一論述一則無視自由貿易協議
不論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均有高度爭議性而經常會引發大規模抗議遊行甚至於
造成政府倒閣乃至於輪替的事實，無視於各國政治領袖雖然為了國計民生會推動
自由貿易協定但會設法安撫受損產業與廣大民意而非大張旗鼓地宣傳自由貿易協
定是偉大政績與經濟萬靈丹，二則無視於在全球金融海嘯乃至於歐債風暴造成的
美日經濟衰退與大陸經濟成長趨緩的大環境下相關經濟體勢必在對台貿易談判上
更加錙銖必較以回應其內部民意壓力的必然困難，亦無視這些經濟體在內部民意
壓力劇升下勢必將使其與台灣之間的貿易協議談判時程有所延宕的事實而率然宣
布將在兩年與四年內完成這些貿易談判，三則無視於中國百餘年滄桑近代史對自
己因貿易協議而淪為原料與勞動力來源和高階製造業產品市場的世界經濟體系邊
陲地位殖民經濟體制的高度敏感，而竟如清末民初的洋買辦般試圖利用大陸方面
基於政治因素有所讓利的ECFA來引進與協助日本等已開發工業大國力量進入與掌
握大陸市場，全然遺忘了近代殖民主義的軍事侵略與經濟剝削所造成東亞與南亞
的中國與印度的原始製造業能力全面衰退的「一個地區的工業化乃是以其他地區
的去工業化為其代價」的歷史教訓，也全然遺忘了近代百餘年來受到西洋與東洋
殖民主義侵略與壓搾的中國大陸人民對此可能的反感與民族主義情緒，無疑地是
對於歷史缺乏深度的脈絡思考而過度偏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型態教條。此外
，為了強調其真的最懂某種據說神祕難解的兩岸關係知識，馬政府與其相關的學
者如邵宗海等人不斷地解讀認為中共有意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卻在嘗試所謂基於
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一國兩區」的兩岸談判基調論述時受到重大挫敗，而這些主
要是外省籍的國民黨人們私底下熱衷於強調自己家族在文革中受到多少又多少的
苦難傷害以及其對1989年事件時中共採取強硬鎮壓手段又是多麼地感同身受與義
憤填膺，並且經常以自己是以正統的「正體字」書寫的正統中華文化儒教文明在
台灣乃至於全世界唯一的傳人自居而採取某種以「復興中華文化」為籍口的統治
正當性論述，但卻又暗自期待甚至刻意引導本省籍人民高唱台獨親日而為其作嫁
好讓他們得以採取某種「和平掮客」的姿態游走兩岸並獲取各種經濟利益，然而
，竟還可以精神分裂地在高唱兩岸和平紅利並藉此自中共手中獲取經濟利益的同
時，矢志不忘他們在1949年時的國仇家恨而不斷地嘗試包括兩岸制度競爭論在內
各種奇形怪狀的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以報血海深仇並中興黨國的六十年不間斷的春
秋大夢。而強調如此這般「國際觀」以挾洋自重的統治者，究竟其國際觀是真的
意在老成謀國以為人民謀求長遠利益和長治久安呢？抑或，不過是繼反攻大陸與
復興文化之後的又一種證明自己確實優越而具備統治正當性的政治論述與宣傳？
馬政府之用人，不論在外省籍或本省籍政治菁英似乎都偏愛出身世家大族而
學經歷優秀者。一次大戰時曾有個故事，當時，德皇威廉二世任用的參謀總長小
毛奇是威廉二世之祖父威廉一世時曾指揮普法戰爭等重大戰役立功的名將老毛奇
之侄，一戰開戰前夕，威廉二世見到小毛奇無頭蒼蠅般地忙進忙出而全於老毛奇
指揮若定的從容，於是便開小毛奇玩笑道：「我看你不如你叔叔能幹！」，忙亂
中的小毛奇沒好氣地應道：「我看你也不如你祖父精明！」衡諸馬政府當選連任
至今的一團混亂，馬總統與他的小毛奇們似乎並未擁有什麼神祕靈驗的關於國政
治理與外事折衝的知識，而其不斷誇言卻違背國際現實而普羅大眾卻又實在無感
的自由貿易協定等所謂的「國際觀」論述似乎主要地是一種意在為其距離各族群
人民太遙遠的外省籍與本省籍政治菁英塗抹脂粉地建構某種統治正當性的政治宣
傳。
由於在內戰中失利的國府渡台後對中國上古史乃至於近代史的全面竄改與改
寫而創造的「國民黨史觀」透過國家教育體系的全面灌輸，台灣各族群人民對於
歷史普遍地缺乏具有文化與社會脈絡與深度的理解批判能力。像是夏代初期的后
羿、寒浞篡位與「少康中興」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由男性領袖禪讓制的母系社會向
男性領袖父系世襲制父系社會過渡過程中堅持母系禪讓制部族勢力的反抗與挫敗
，而此一由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轉變則反映了由新石器時代狩獵採集經濟開始
向農業經濟過渡而造成男性農業勞動力對於家庭與社會生產力與經濟資源取得的
重要性開始超越女性採集工作的經濟生產模式變化，但在國民黨史觀裡，「少康
中興」就只是一則正統政權由偏小地方反攻中興的政治寓言；而像是商代早期的
「伊尹放太甲」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史的神權與王權的最後正面鬥爭，不斷上升的
王權最終壓倒了神權，大祭司伊尹最後因為無法單憑神權力量服眾與確立統治正
當性而不得不迎回商王朝王權的繼承人太甲以穩定政局（一說是太甲自行自放逐
地桐宮脫逃潛返國中），太甲返國後殺伊尹以為報復，但伊尹死後國中數日大霧
，太甲恐而任命伊尹之子繼任大祭司，但此時神權已然成為王權所任命掌握的附
庸，自此王權壓倒了神權並隨後因王權不斷集中權力而發展成皇帝制度的中央集
權國家，但在國民黨史觀裡，就只剩下伊尹放逐無道太甲而後迎回反省後的明君
太甲的賢君良相的道德教訓；而國民黨史觀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竄改與去脈絡化則
更為明顯，先前已有多篇文章論及而不再多談，僅就五四運動而言，國民黨史觀
在輕描淡寫地提及巴黎和會與日本侵占山東利權造成學生運動之後就僅只提及五
四運動造成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以便利人民溝通以及青年學子對「德先生」
與「賽小姐」的思想啟蒙，卻從未提及當時流亡上海的孫文曾發表文章指摘五四
運動的學生過於激進而追隨孫文的軍人蔣中正對五四運動的思想浪潮從未能產生
有意義的觀點，也從未提及當時知識份子對於與專制皇權緊密結合的儒家意識型
態的批判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疑古」理性批判與爬梳，更不敢提及當時中國各地
激烈的反日貨與反日資罷市罷工運動下造成大批知識份子左傾的史實。
於是，無獨有偶地，在高度去脈絡化而只剩下教忠教孝與反攻中興的蒼白無
趣政治宣傳的國民黨史觀的教育下，部份反對運動人士在逐漸取得權力的過程中
，也像《動物農莊》中的拿破崙等由被壓迫的豬成為統治者般不自覺地學習了國
民黨史觀與正當性論述體系裡的「國際觀」論述。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出身民
俗信仰乩童工作家庭的學運領袖本可理所當然地主張其出身平民百姓而願為其發
聲，但這位學運領袖卻不做此想，反而在任職某市府政務官時當眾撕毀聯合報與
操作二二八議題獲取政治發言權後，改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492年為名開起自
助旅行資訊中心但卻又因為並未真心經營自助旅行服務而又實以政治宣傳與個人
形象塑造為目的而迅速失敗，而更令人質疑的是，1492年時發生的兩件大事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是近年來學者不採取的歐洲中心論與殖民主義立場的觀點，
而同年西班牙驅逐伊比利半島伊斯蘭與猶太教徒並展開宗教裁判所的思想檢查更
是天主教歷史的尷尬過去，採用這樣子的名稱無疑地缺乏對歷史脈絡的確實理解
而大概僅是不經思考地採用了國民黨史觀教育所灌輸的「發現新大陸」偏狹觀點
。此外，為了建構其「國際觀」的完整性並包含對中國大陸的論述，這位學運領
袖與某位連美國國務院均已認為其情報價值不高而中止補助的大陸流亡民運人士
合作辦了某種的論壇，並強力推動某種「著重與中國民間社會來往」的兩岸關係
理論以便讓自己與流亡民運人士的合作獲得某種獨占的兩岸關係理論話語權，卻
無視於就國際政治而言，任何的對話必然是以能夠在當地遂行有效統治的執政者
或者頂多是具有強力實力的內戰交戰方為其對話對象，從來沒有任何的國際關係
學者或者任何尋求執政機會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竟然極其詭異地採用以不論因何種
原因流亡的民運人士為其對話對象卻不願與執政當局對話的涉外關係理論，而更
何況，鄧小平在接受Motorola總裁Robert Galvin訪問時便曾提及對1989年事
件採取強硬鎮壓的原因乃是其與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的高度相似性而使鄧判斷
必須採取強硬手段向過激過左勢力示警，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開始於江青之女
在所就讀的大學中批判劉少劉等中共高層，而在1989年事件中，最初發動示威的
學生之中許多人正是中共黨校的高幹子弟，而口號也與文革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批
鬥中共高層「李鵬是豬玀」但卻甚至提及實際具體的改革訴求而採取令人玩味的
模糊立場，凡此均令受過文革紅衛兵學生毆打迫害的鄧有所警覺而最終決定採取
強硬手段，這位學運領袖不但為了讓自己投資的民運人士國際觀牌有止跌回升的
獲利機會而要求其所參與政黨採取奇怪的不符合涉外關係常識的兩岸關係理論以
保障其在該理論體系中的獨占地位，也完全地忽略了應該參考美國國務院對這些
民運人士在追求美國利益上運用價值的判斷──既然所謂的大陸民運人士情報價值
極低且大概永遠不可能有機會競逐大陸政權，國務國務院自然犯不著冒著開罪於
中國實際執政者中共政權的風險而以向來只是外交辭令的民主人權為由強力援助
這些流亡人士，也忽略了該民運人士用於宣稱某種道德正當性的史實背後可能存
在的令人不安的不道德的黑暗面，像是在趙紫陽到廣場致意後仍執意決策學生必
須死守抗爭到底而非宣稱有初步成果而撤退繼續監督改革的民運人士柴玲，雖然
乃以必須以學生的流血犧牲喚醒中國人心為號召決策死守，但她最後竟然以自己
太重要而不能被平白犧牲而第一個逃往外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並最終在美國嫁
了個白人老公並全心經營商業的民運人士，其言行不一總是令論者感到遺憾甚至
不齒，在更忽視了台灣人民期待政治人物在與人民切身利益相關事務有所建樹的
求治渴望，卻反而試圖「挾外自重」地向本身其實已剩餘無多少光環的大陸流亡
民運人士借牌以證明自己具有某種國際觀與國際民主人權關懷而因此自我感覺良
好地以為可以藉此說明台灣人民接受其優越性與統治正當性，然而，衡諸台灣社
會的反應可知，台灣社會對於此一「挾外自重」與借牌偷光的政治把戲其實早已
免疫，故而除了同樣試圖透過大陸民運人士批評大陸以尋求某種溫暖的獨派人士
之外，台灣社會大抵對於這位學運領袖及所試圖借牌的大陸流亡民運人士除了人
道上的關懷外，並未因此而對該學運領袖試圖藉此在台灣政治中獲取某種欺世盜
名的政治利益的意圖有所正面回應。此外，為了替自己塗抹脂粉以建構在民主時
代其實並不必要而甚至可能令人厭惡的某種統治正當性，這位向來慣於掠人之美
的出身乩童家庭的學運領袖竟然開始虛構某種處處破綻的虛偽「小資」與「文青
」形象，與其相關學運團體自由之愛因試圖搶奪成大西格瑪社團與民主學生聯盟
參與並主導社會議題所應得的媒體曝光，而其本人更在野百合學運時雖欲參與沾
光但苦於廣場學生要求驗學生證以排除已參與政治的社會青年而未果，而其宣稱
自創的「扁帽工廠」更被許多實際提供創意的青年視為剽竊與攬功而曾另外組成
The Others團體加以批評，然而，這位已年近五十的政治人物卻依然以「永遠
的青年領袖」自居，而在某次選舉時向一路刻意袒護的政治導師陳水扁進行言論
批評以便假切割真分進合擊──後來，2007年夏天，這位學運領袖的嫡系弟子也有
樣學樣地向她的政治導師與政治祖師發動假進攻以進行假切割真分進合擊，約莫
是試圖抄襲在她之前將近一年半前的2006年2、3月間部份年輕綠營政治幕僚所發
動的「綠六組」批扁反省運動以及稍後的2006年夏天主要是學運世代的部份「親
綠學者」所發動的批扁反省運動，也約莫是閱讀了知名評論家南方朔於倒扁運動
時期所寫期待民進黨高華德的文章而產生的一種政治投機衝動，卻完全忽略了在
美國政治的脈絡裡，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尼克森敗給甘迺迪後，1964年總
統大選乃是由高華德代表共和黨挑戰詹森失利，可以說，高華德實質上是以共和
黨大老的身份在水門案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的，這位學運領袖的嫡系子弟倒是百
分百一脈相承地繼承了她政治導師那習慣性去脈絡化掠人之美的抄襲癖好以及其
受到國民黨史觀影響與形塑的高度去脈絡化思維方式，遂帶領著她與幾位同她一
樣曾經以台大學生會長為其政客先修班的缺乏實際政治份量與威望的侍從徒眾、
青年政客們對她的政治導師與政治祖師發動假進攻以便欺世盜名而遂行其自以為
聰明但其實很容易就被看多了政客詐騙手法的台灣人民一眼看穿的假切割真分進
合擊之策，卻不幸地缺乏基本的政治敏感度與政治警覺性，連正在掌權的現任最
高領導人只有可能嚴重威脅其黨內權力基礎的黨內大老才有可能迫使其改弦更張
甚至自動下台這點基本的政治學都不知道而只知道看到篇寫得不錯的文章就照抄
不誤還兀自以為偷到什麼無價而靈驗的政治操作工具，更不幸的是，她完全沒從
早她一年半以上而被她照抄不誤的「綠六組」與「親綠學者」批扁反省運動的慘
敗結局之中學習到任何有用的經驗，最後自然落得失敗收場後還得硬著頭皮上電
視談話性節目去自打嘴巴地為一度被其攻擊必須下台負責以示知恥的嫡系政治祖
師辯護了，這是後話──這位學運領袖並且在同次選舉中抱著一隻無辜的貴賓狗亮
相並提出要建立適合遛狗與寵物活動的公園場地，然而，這位學運領袖卻渾然不
覺的是，他的這些具有高度小資產階級性格的政策卻分明與其所欲塑造的具有質
疑社會主流價格性格而對之冷嘲熱諷的文青性格存在潛在的高度衝突，最後落得
花小錢在偏遠地區教英文卻花大錢買電視廣告宣傳那小小善事，讓人不由得懷疑
，即使是出於宣傳和形象目的也罷，這位學運領袖是否有先做好功課。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因為當時國民黨主流派領袖李登輝欲援引社會運動力量
以壓制老黨國非主流勢力的反撲奪權而得以在李登輝於總統府內接見學生代表後
和平收場，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們因而有了某種共同的歷史參與感而自信終有一
天還有機會再度改變歷史，此一自信雖然忽略了當時國民黨內激烈政爭與台灣社
會潛在求新求變動能的特定時空條件而多少有些過於自滿，但有著如此信念的人
們若願意在一生中對於台灣社會問題多去實際地分析問題甚至參與可能解決方案
的實踐，在生命日益成熟後維持著對社會問題的反思與反抗，則對於台灣社會的
貢獻未嘗比不上美國嬉皮世代對美國社會的貢獻。然而，曾將「台大學生會」會
長當成政客先修班卻未曾認真思考大學生的學習研究義務與社會乃至政治參與間
應當如何平衡兼顧以真正回饋台灣社會的這位學運領袖，卻一方面侈言不應過度
體制化而失去某種不斷革命的「革命活力」並採取各種手段迫使他人轉向被台灣
社會多數民眾視為過度激進的台獨思想，但另方面自身卻又矛盾地不斷努力建構
其具有某種「國際觀」因而具有唯一且自認是「儲君」而應得的統治正當性的論
述以及提出連在國民黨內都因為時代不同而大幅調整的「中山獎學金」儲君培養
計畫而欲一統江湖，卻未顧及中山獎學金制度在威權時代的吸引力來自於與統治
高層的直接連結與因而獲得的政治上重用保證，但在民主化而使統治高層不論在
同黨內或各黨間均快速更迭的當下，此一制度因為已無法保證仕途卻反而使人貼
上避之唯恐不及的政黨標籤而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動物農莊》裡拿破崙等取代
人類居於統治地位的豬們最後改說「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而最終與壓迫
動物的前統治者完全地同化，不斷地學習人類的衣著與刀叉等飲食文化卻將許多
動物送往屠宰場以換取其擁有諸多奢侈品所需經濟資源，這位乩童家庭出身的學
運領袖自視其出身卑微故而不斷地試圖將自己改頭換面以符合其自認為較高尚的
儲君地位，故而有意識無意識地不斷抄襲與套用去脈絡化的國民黨史觀與自我感
覺良好的「國際觀」論述以便為自己的儲君地位塗抹脂粉而虛構某種統治正當性
，其看低自己出身卻又羨慕與仿效過去被認為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國際觀」論述
等種種作為，可謂是某種「上流美」心態，卻遺忘了原本學運世代所應也所能代
表與實踐的有自信的台灣社會反思力量，也忽略了在民主時代，統治者自己虛構
的統治正當性論述只會帶來聽多了統治者自我美化言語的台灣人民的反感，更忽
略了在民主時代政治人物正當性的唯一來源是人民對其為人民謀福利的熱忱與實
際成果的肯定。
因此，當原本的被統治者向統治者爭取權利與權力而最終成為統治者，固然
不必要情緒性地推翻一切既有體制建制，畢竟，許多內外既有體制建制有其複雜
而牽一髮動全身的歷史脈絡與各方利益平衡糾葛，過激的改變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甚至造成社會動亂，但是也不必要在上流社會比較美的心理影響下全然採取令人
民反感的各種「國際觀」論述之類的統治正當性論述來向壁虛構自己的另一種新
「神聖家族」的統治正當性傳承。知識份子有國際觀以孤芳自賞是一種可愛的矜
持，但當與社會人民互動，知識份子的國際觀唯有用於彎下腰來協助人民理解國
際情勢並用於為人民謀求切身利益的老成謀國作為才能為自己贏得正當性，否則
終究只是一種試圖為自己的正當性塗抹脂粉卻益顯蒼白無力的有害無益的虛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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