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fred Lee's: 小評本土歷史劇影集《茶金》所提及國府遷台前後新台幣貨幣改革等財政經濟變革政策的歷史脈絡與經濟邏輯

近來，台灣本土歷史電視劇《茶金》的劇情之中提到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由出身以蔣中正為領袖的國府軍黃埔系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政經系統的南京國府台灣省主席、黃埔系土木系名將陳誠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實施的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實際上乃為美國經濟顧問所建議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激烈爭議，個人認為，戰後台灣史的發展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英蘇三強之間鑑於美軍在太平洋戰場損失極為龐大並可預期將因對日作戰轉入日本本土決戰之後勢必更為慘烈且可能不利於美國社會持續支持對日作戰並因此為了請求蘇聯大軍在針對納粹德國的歐陸戰場告一段落後儘快投入蘇聯大軍參與東亞地區的對日戰場以減少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傷亡數字快速上升而簽訂的《雅爾達密約》為開端的戰後美蘇兩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社會制度之爭與意識型態鬥爭所引發的全球冷戰與東亞地區的國共內戰的全面高度影響，陳誠所主導的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與新台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同樣地也必須在二戰後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脈絡下來加以理解分析才能夠還原歷史發展脈絡，同時，也必須對於清代中葉以降的中國各地與新開墾的台灣島的農業與土地問題等經濟史以及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原理有所理解後才能加以真正有意義地分析其政策理路也才能據此真正有意義地進一步評論其政策合適性以及其政策的經濟邏輯與社會經濟成效優劣與否。

先談談電視劇《茶金》相關情節與廖運潘先生原著自傳《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相關段落的差異問題，廖運潘先生原著所提及的是「陳儀來臺後，把過去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券，以一對一的比率改為臺灣省營臺灣銀行發行的臺幣，臺幣與中國通貨法幣的匯率採取非常不合理固定制，使臺灣經濟受到重大損失，國民政府來臺不到半年就使臺灣經濟陷入空前的混亂狀態。」、「岳父自弱冠年華直至不惑，從事各種事業一貫以借貸獲取所需資金……借錢造林由老父擔待，創設茶廠獲得三井農林大力後援，戰後茶葉混亂時期得到怡和洋行全面支持，一切順利，尤其臺幣大貶值反而給他帶來許多利益，所以他把借債看做尋常，甚至在國民黨政權脆弱的財政架構下是有利可圖的行徑。……當時地下錢莊吸收資金的日利高達二％……在物價天天波動的時期看似相當合算……到了貨幣改革時，累積債務推算二百億，折算新臺幣約五十萬元。這個債務可謂不小，但以當年岳父財產來講並非可怕的數字，處分臺北店和一家茶廠或五分之一造林地便能夠擺平。可惜岳父堅信國民政府財政必敗，他先把利息逐步減低為月息六％，企圖以茶廠利潤和林班木材收益來抵償債務，但新臺幣不按照岳父如意算盤遽貶，每個月三萬元固定支出等於一百個員工薪水，這一年茶市開始低迷，對竹南木材獲利的期望亦未達理想，岳父陷入以債養債的窘境。」以及「岳父錯估國民政府新臺幣改革的決心，認為其必定舊病復發而重施故技，三年後本來限定二億元的發行額突破了七億，物價指數上漲五‧五倍，可見岳父的判斷並非完全錯誤，只是其貶值速度趕不上利息，尤其是當年高利和複利孳生之快乃是他的悲劇所在。」

清末民初，中國的貨幣基本上採取銀本位，包括中國本土開採鑄造的銀兩與隨著從事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的西班牙帝國與從事經麻六甲海峽的西歐、印度、南洋諸島與中國之間跨印度洋與西太平洋貿易的葡萄牙帝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航海強權國家遠航東來所鑄造攜來中國進行貿易使用的銀圓，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均曾經鑄造銀圓，各地銀行與各地政府亦不時有發行紙幣者，惟各地紙幣的流通性與認受性不一，僅有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認受度普遍最高。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定都南京而由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先是於一九三三年規定廢兩改元而一律以銀圓為貨幣單位，一九三五年，南京國民政府進一步頒布《財政部改革幣制令》並明訂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與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國家信用法定貨幣「法幣」，市場上的銀圓一律以一法幣兌換銀圓一元的匯率收歸國有，法幣的外匯匯率初與英鎊掛鈎而後改為與英鎊和美元掛鈎，截至一九三七年夏季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之前，法幣的總發行量不超過十四億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儘管撤往重慶的國民政府曾經分別自英國與美國獲得超過一千萬英鎊與五千萬美元的國際強勢貨幣貸款以做為貨幣發行準備卻仍不足以支持法幣匯率，除了日本在淪陷區針對法幣的種種破壞行動之外，為了因應龐大的對日抗戰軍費需求所帶來的財政支出快速增長，重慶國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幣發行量以俾向民間取得戰爭必需物資，對日抗戰勝利之時，法幣的總發行量已然增加四百倍而達到五千五百六十九億元，重慶國民政府甚至不得不在其控制區中國西南各省種植提煉鴉片並將之輾轉銷售於淪陷區以便籌措龐大的抗戰軍費。

抗戰勝利後，隨著二戰後美蘇全球冷戰意識型態對抗在歐洲東部與亞洲各地乃至於非洲與拉丁美洲各地全面展開，中國的國共內戰亦再度爆發，抗戰末期早已捉襟見肘的國民政府財政在還都南京與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後更因為長江流域的嚴重水患造成糧食大幅減產而更加顯得極度困窘，中國國民黨總裁與黃埔軍系最高領袖蔣中正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八年對日抗戰後財政已然困窘的嚴峻財政情勢之下為了籌措國共內戰復起所必然帶來的龐大軍費開支遂不得不任意大量發行法幣，一九四七年年初法幣發行總額已為三兆五千億元，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更是快速暴增到十兆元以上，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間，法幣發行總額相較於抗戰勝利之時又增加超過一千倍而來到了六百零四兆元，一如威瑪共和時期佔領魯爾危機之後的德國馬克惡性通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區民間幾乎無法正常流通使用法幣，只能以金銀等貴金屬進行交易而甚至於必須以物易物，法幣紙鈔形同廢紙以至於甚至曾有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做為造紙原料並因此獲利。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南京的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國府行政院長翁文灝與財政部長王雲五所擬就的金圓券貨幣改革方案，同日下午，翁文灝召開行政院會議通過幣制改革方案，同日稍後，根據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南京國府總統的緊急處分特權，蔣中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並同時公布《金圓券發行法》，宣布發行金圓券並同時停止發行法幣，同時也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金圓券發行法》規定金圓券折合法幣三百萬元與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而台灣省幣及新疆幣的處理辦法則由行政院另定，《金圓券發行法》同時也規定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銀幣等貴金屬與美元等外匯硬通貨，並規定持有上述貴金屬與硬通貨者限於九月三十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南京國民政府並試圖透過法令凍結物價，其中，派往上海的經濟管制督導員以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為正督導員而以蔣中正之子蔣經國為副督導員，大多數城市中產階級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選擇服從政令將所儲蓄的金銀外幣兌換為金圓券，資本家也在龐大的政府壓力下不情願地將部份資產兌換為金圓券以圖交差了事，在上海，蔣經國大肆發動嚴厲的「打老虎」運動並將部份不服從政令的資本家甚至包括蔣中正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北伐途中針對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的北伐軍之中的中共黨員所發動的清黨的老夥伴與上海青幫老大上海皇帝杜月笙之子杜維屏收押入獄以至於槍斃以俾殺一儆百，深受南京國府浮濫印製發行法幣之害的國統區中國人民對於金圓券的信心一度稍振，然而，事實上，金圓券自始並無貴金屬或硬通貨做為實質有效的發行準備，加上法幣退出流通之時的發行總額為六百六十三兆，以三百萬法幣折合金圓券一元計算，法幣發行總量應僅折合金圓券兩億二千一百萬元，但金圓券一開始就明訂發行量為二十億元，形同金圓券一登場發行就直接根據南京國府所制訂頒行的相關法令法定地製造了高達法幣末期九倍餘的通貨膨脹，金圓券正式印製發行之後，隨著南京國府在國共內戰之中的東北戰場、華北戰場和華中戰場軍事一再接連失利，南京國府內部政治鬥爭因內戰失利復又再起，此外，南京國府的對美外交等國際外交工作亦隨著軍事失利而飽受華府方面質疑蔣中正為中國國民黨總裁與中華民國總統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有效統治能力以及軍事、經濟與政治維持能力並因此開始凍結對南京國府的經濟與軍事援助，龐大的軍費與軍需物資需求再度對金圓券的幣值與南京國府的財政經濟情勢造成不可承受的重壓，蔣經國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辭去上海區經濟管制副督導員，十一月十日，蔣中正面諭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庫存金銀……應即密運台、穗等地分存」，南京國府中央銀行實際上依令將兩百五十萬兩黃金祕密運往台灣保存，十一月十一日，南京國府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而將第十二條改為「金圓券發行總額另以命令定之」而取消了金圓券發行總額的法律限制，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國府行政院長翁文灝辭職並由孫文之子孫科繼任，十一月三十日，金圓券發行總額猛增至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物價暴漲而幣值暴跌，國統區民生陷入無米為炊的嚴峻困境，一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國股市在黑色星期二忽然崩盤之後餘波盪漾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全面大衰退的經濟大恐慌時期在紐約等美國重要金融重鎮都會陸續出現的眾多金融投機投資客乃至於部份城市中產階級的跳樓與跳橋自殺浪潮，上海地區因南京國府法定貨幣金圓券貨幣幣值一再驟貶而傾家盪產的許多年輕金融投機投資客乃至於因為通膨而身無分文、無以為生的許多中產階級民眾因此而絕望投黃浦江自殺以至於南京國府一度必須立法明文禁止自殺，民間喪家將已無實際市場交易價值的金圓券做為廉價冥紙焚燒者亦所在多有，十二月三十日，金圓券發行總額再度暴增至八十三億二千萬元，國共內戰華中戰場的總決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進行到杜聿明與黃維所部國府軍最後有生戰力最終被中共二野與三野部隊分別圍殲的一九四九年一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已然達到二百零八億二千二百萬元，其後，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金圓券發行總額再度增加到五百零六億四千四百萬元，三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來到一千九百六十億六千萬元，到了中共集結甫清理完東北戰場、華北戰場與華中戰場的二野、三野與四野人民解放軍大軍發動渡江戰役的一九四九年四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更是暴增至五兆一千六百一十二億四千萬元，渡江中共解放軍在攻陷南京後進圍上海的一九四九年五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在一個月間暴增十四倍來到了六十七兆九千四百五十八億元，中共解放軍攻佔上海並逐步向江南各省與西南各省追亡逐北追擊國府中央軍與各地方軍系殘部的一九四九年六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相較於一個月前的五月間再度暴增兩倍來到了一百三十兆三千零四十六億元，市場物價已然由每日漲價發展到一日數價的極度惡性通膨情勢，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遷往廣州並改以山西地方軍系領袖晉軍領袖為行政院長的國府行政院宣布停止發行金圓券而改為發行銀圓券取代，然而，此時國府國防部已由廣州再度向西遷往重慶並展開川西決戰的作戰部署，中共解放區人民政府以戰局考量宣布廣州與重慶所發行的銀圓券日後將不予收兌，殘存國統區的社會經濟情勢因此更陷動盪恐慌。

而在同一時期的戰後初期台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南京國民政府依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並授權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於九月二日的受降儀式上發布通知日方知悉執行的《一般命令第一號》接管台灣之後，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鑑於第二次國共內戰在抗戰勝利後立即「關內小打、關外大打」地一再打打談談、談談打打而始終戰雲密布並最終在南京國府於一九四六年六月間調集三十萬大軍全面進剿位於湖北宣化店一帶抗戰時期中共游擊隊所建立的中原軍區並迫使李先念等人所部中共中原軍區部隊策動中原突圍而全面爆發之後南京國府所統治的中國大陸國民黨統治區域軍事與政治情勢一直極為緊張，以及鑑於國共之戰戰雲密布連帶使得南京國府的財政金融情勢極不穩定而南京國府在其抗戰勝利後統治區域內所發行的法定貨幣法幣與金圓券的幣值與物價自然隨之極不穩定而通貨膨脹極為嚴重，南京國府行政院決定不在台灣流通使用法幣與金圓券而是授權委託臺灣銀行發行後來被稱為舊台幣的「臺幣」並以一比一的比例兌換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臺灣總督府為了支付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龐大的戰時與公務支出所發行毫無發行準備的臺灣銀行券（武尊千圓券）近七億以及原本已經發行的臺灣銀行券，舊台幣初始的發行總額總計近三十三億元，由於同樣缺乏發行準備，加上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南京國府在包括在新近收復的台灣在內的統治區域內大肆收購徵收軍需物資並因此幾無限制地一再擴大發行法幣與金圓券等南京國府法定貨幣以支應快速擴張的龐大軍費支出使得台灣等國府統治之下的原本向來極為富饒的江南與華南各省的民生物資供應吃緊而物價騰飛並因國府浮濫發行法定貨幣而造成極為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財政金融問題，其中，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歷經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而剛在戰後由南京國府接收而回歸中國政權統治的台灣，戰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南京國府因應國共內戰龐大軍需壓力的種種要求命令之下強行加徵糧食實物稅並將大量台灣人民賴以維生的米、布、鹽和糖等民生物資透過接收日產等方式而來的諸多省營公營企業統制獨佔徵收後無償地捐輸給台灣省貿易局並由其進一步轉輸大陸以資助鐵了心趁著戰後中共在華北與東北實力尚未壯大而蘇聯忙於在東歐各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而力有未逮無法全力支援中共之際藉機發動內戰統一中國的戰爭軍需與軍費，而台灣省營公營企業因此出現的龐大虧損與掏空問題則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命令臺灣銀行擴大政策性放款給各台灣省營公營企業以便其週轉資金，臺灣銀行為此不得不一再增加印製舊臺幣並因此不斷擴大了舊臺幣的貨幣供給與發行總額，戰後初期，二戰末期因為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因應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軍需需求而實施戰時統制經濟並大量徵收糧食等軍需物資而早已出現民生物資供應緊張與嚴重饑荒問題的台灣很快地再度出現了民生物資供應困難問題以及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問題，甚至因此而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爆發官逼民反所造成的仕紳抗議與民眾抗暴的激烈社會政治運動「二二八事件」。

到了一九四八年南京國府廢止法幣流通並改為發行金圓券之時，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南京國府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隨即改組成立的台灣省政府亦即奉命依照《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將臺糖總資產一億二千萬美元之中的四千三百萬美元以及臺灣造紙總資產二千五百萬美元之中的八百萬美元劃撥移交南京國府中央銀行做為金圓券的發行準備，台灣地區的經濟財政情勢因此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國統區因國共內戰與人謀不臧而快速惡化的經濟財政情勢高度連動而隨之不斷惡化，再加上當時金圓券對舊臺幣的匯率固定為金圓券一元兌換舊臺幣一千八百三十五元亦明顯高估金圓券貨幣價值，部份中國大陸國統區鉅額資金遂藉機賤價兌換舊臺幣以從事套匯活動以及藉此賤價套取向來富饒的台灣地區所盛產的米糖等經濟物資以獲取暴利，金圓券發行後，台灣的經濟情勢自是進一步快速惡化而民生物資因戰爭消耗與惡性套匯等種種因素而源源不絕地不斷流出台灣島外更便得臺灣銀行大量擴張舊臺幣發行總額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貨幣危機因此更加快速惡化並因此使得台灣地區的民生經濟自然一如中國大陸國統區各省陷入極為嚴重的無米為炊而人將相食的極度困難境地，其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後，中國大陸國統區京滬一帶經濟局勢再度緊張惡化，舊臺幣發行總額遂由一九四六年的五十三億圓快速擴張激增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遷台國府推動發行具備較為充份的國庫黃金等貴金屬發行準備的新臺幣的台灣貨幣改革前夕的五千二百七十億圓，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之時台灣地區的物價水準更是已然高漲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時的七千多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解放軍中原野戰軍與華東野戰軍聯手對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就因自武漢向徐州進發試圖與杜聿明所部徐州集團國府軍隊聯手解救被中共解放軍圍點打援阻擊線圍困於碾莊的非黃埔系國府軍抗日戰爭浙贛戰役與滇緬遠征軍名將黃百韜所部第七兵團卻中途被圍困在宿縣西南方安徽雙堆集一帶的國府軍第十二兵團發起總攻，十二月十五日，國府軍第十二兵團被全數聚殲，屬於國府軍中央軍系黃埔系陳誠為首土木系的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化裝突圍失敗被俘，同屬黃埔系土木系的抗日名將、國府軍第十二兵團副司令、抗日戰爭鄂西會戰石牌戰役胡璉則搭乘戰車突圍而僅以身免並隨後經蚌埠轉往上海短暫就醫後即奉命轉赴江西與廣東等江南與華南各省重建國府軍第十二兵團，其後不久，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中共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對自前一年十二月四日起就因自徐州突圍失敗而被圍困在河南永城東北陳官莊—青龍集一帶的杜聿明所統率國府軍徐州集團三個兵團發起總攻，一月十日夜裡，國府軍徐州集團的防禦終告全面瓦解，抗日名將杜聿明被俘，國府軍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突圍失敗飲彈自戕，國府軍第十三兵團司令李彌化裝突圍成功僅以身免並隨即奉命轉往江西、湖南、閩西與雲南等南方省份重建國府軍第十三兵團。

繼東北戰場上遼瀋戰役之中包括滇緬遠征軍名將廖耀湘與鄭洞國等滇緬遠征軍名將所屬美械精銳部隊在內的眾多國府軍黃埔系美械化主力部隊相繼被中共東北野戰軍聚殲之後，以蔣中正為總統的南京國府政權中樞在以蔣中正為最高領袖的黃埔系精銳美械有生戰力在徐蚌會戰之中被中共解放軍二野與三野全數圍殲之後領導威信蕩然無存。國府軍第十二兵團於雙堆集覆滅而國府軍徐州集團亦受困陳官莊—青龍集一帶之後，屬於桂系的國府軍華中剿總司令、曾於抗日戰爭中指揮台兒莊會戰獲勝的名將白崇禧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十二月三十日自漢口接連發出「亥敬電」與「亥全電」通電倒蔣要求蔣中正引退以利國共南北停戰和談，杜聿明所部國府軍徐州集團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被中共華野圍殲後，白崇禧隨即派遣桂系黃紹竑自武漢飛往香港設法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主席、前國府軍粵軍將領李濟深聯繫試圖透過李濟深與其所領導的民革促成國共和談，白崇禧並於一月十三日在漢口下令強迫將中央銀行將運往廣州之銀元中途截回以便充做華中方面與廣西方面軍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解放軍華北野戰軍與東北野戰軍聯手攻陷天津並緊接著進圍北京，華北戰場上的國府軍隊最後崩潰在即，坐擁二十五萬北平守軍的出身國府軍閻錫山晉軍系的國府軍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更是早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開始就陸續與中共方面展開了三次和談。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國府總統蔣中正通電下野並由屬於桂系的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蔣中正於下野後立即於同日搭專機飛往杭州並於次日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蔣中正隨即在溪口架起許多無線電台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中央軍系黃埔系最高領袖的頭銜與身份開始指揮南京國府軍政經力量逐次向台灣移轉，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杜聿明所部國府軍徐州集團部隊尚被圍困在陳官莊—青龍集一帶掙扎著做最後的困獸之鬥之際，尚未下野的蔣中正即以中華民國南京國府總統名義正式發布其黃埔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並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使其得以全權指揮控制台灣的軍政與民政，陳誠遂開始調動土木系等黃埔系殘存與重建中的有生戰力相繼渡台會同在南台灣練兵多時的孫立人所部青年軍嚴密控制台灣各地港口機場並嚴格審查掌握向台灣移防部隊乃至於渡台大陸地區民眾的各種情資以防範中共滲透與反蔣地方軍系部隊勢力在台灣再度落地生根；一月十日，徐蚌會戰結束，尚任總統的蔣中正下令蔣經國前往上海轉告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而命俞將政府國庫庫存黃金二百七十七萬餘兩、銀元一千五百二十萬枚以及美元外匯密運台灣。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通電下野後，陳誠立即於同日自台北飛杭州迎候蔣並在奉化溪口接受蔣中正指示，陳誠返台後隨即嚴格規定自中國大陸撤退台灣的國府軍隊第一步必須立即放下武器並接受其指令重新整編。二月間，陳誠頒布《入境限制辦法》以防範中共勢力與親中共軍民隨著遷台軍民滲透台灣；三月一日，陳誠頒布《入境補充辦法》，對軍公人員和旅客入境者有所限制，軍公人員入口證明書、旅客入境許可證有效期三個月且僅能使用一次，入境時由檢查人員收繳，中央各機關派到台灣之工作人員及台省軍公人員眷屬則以隨行直系親屬為限。五月二十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依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所頒布《戒嚴令》正式宣布實施台灣省全省戒嚴。

蔣中正通電下野並退居家鄉奉化溪口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中央軍系黃埔系最高領袖的身份在溪口指揮南京國府中央政府軍政經勢力向台灣方面移轉之後，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亦隨之辭職，俞鴻鈞並於請辭國府中央銀行總裁前夕從國庫撥出一筆經費而將許多箱裝銀元運往奉化溪口以便支應退往奉化溪口的蔣中正繼續指揮全國軍政事務的所有各項辦公費用，留守南京的國府代總統李宗仁於二月十七日命令繼任國府中央銀行總裁的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他運以免南京國府籌措南京江防工作之時缺乏必要的貴金屬軍費可供運用；三月十二日，李宗仁提名屬於蔣中正黃埔系的國府將領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並經立法院院會通過，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進一步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與此同時，轉任中央銀行理事兼常務理事的俞鴻鈞則已於三月十三日轉赴奉化溪口密會蔣中正，可以想見，李宗仁部署國府軍隊進行中山陵所在的國府首都南京保衛戰所需軍費最終還是必須得到退居奉化溪口的蔣中正同意才能從已經接收大量國府中央銀行國庫黃金儲備且早已由蔣中正黃埔系將領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台北方面間斷少量支取。

代總統李宗仁試圖推動重啟國共和談未果而最終拒絕在中共方面草擬的《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公開宣示其反共決心之後，中共解放軍二野、三野並四野之一部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由於國府南京守軍所控制南京江防重鎮江陰要塞在中共地下黨員策動下於四月二十二日宣布陣前起義以及國府海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在中共地下黨員策動下亦於四月二十三日率領所部國府海軍第二艦隊宣布陣前起義，中共解放軍迅即於四月二十三日攻陷南京。四月二十二日，白崇禧飛抵杭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黃埔系最高領袖蔣中正所召開的緊急會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撥款白銀洋四百萬元（以黃金一萬五千兩折價）並以專機運抵漢口以利白崇禧部署華中方面防務。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南京國府總統府與國防部遷往上海依附刻由蔣中正黃埔系將領湯恩伯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所部二十五萬國府上海守軍，行政院撤往廣州，南京國府其餘各院與各部會則分別向廣州、桂林與台灣方面疏散撤退，代總統李宗仁則先飛回其故鄉廣西桂林組織桂系軍政力量部署廣西防務。

中共解放軍於發動渡江戰役並成功攻克南京之後緊接著就向上海發動進攻，五月十八日，繼接連完成諸多船次的國府上海黃金儲備與機器設備等重要物資移轉台灣的工作之後，湯恩伯所部在中共解放軍進攻上海的戰火之中終於完成將第四批國府國庫黃金儲備二十萬兩運往台灣的裝船工作，其間，五月六日，湯恩伯親信亦曾將五十萬美元軍費祕密經美國轉匯日本湯恩伯親信之手以為湯恩伯於上海失陷後流亡退居日本預做準備，渡江的中共解放軍四十二萬大軍以鄧小平為總前委並以陳毅為司令員自五月十二日起針對上海周邊國府上海守軍外圍據點發動外圍作戰並最終完全擊破國府軍隊的淞滬外圍防禦體系，突破其主陣地，迫使國府上海守軍將主力集中於吳淞口兩側地區，五月二十三日夜裡，中共解放軍對上海發起總攻，五月二十七日，中共解放軍攻克上海，上海戰役結束，湯恩伯所部國府上海守軍二十五萬人之中僅有包括全數的國府裝甲兵部隊在內共約八萬人得以上船經海運撤往福建和台灣，其餘超過十五萬國府上海衛戍部隊之中則有一萬四千多人作戰傷亡、四萬三千多人陣前起義投共而有九萬四千多人被俘。

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並在一個多月之內相繼攻克南京與上海之後，儘管中國國民黨總裁與黃埔軍系最高領袖蔣中正搭乘軍艦與軍機持續在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指揮撤退工作並部署中國大陸本土上的決戰而試圖在中國大陸本土保持國府軍隊的反攻基地，而南京失陷後繼任遷往廣州的國府行政院院長而出身華北地方軍系晉軍系領袖的閻錫山也在廣東等中國東南各省試圖粵軍等各省地方軍系勢力集結對抗中共解放軍與維護各自家鄉地盤，但蔣中正於通電下野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正式發布黃埔系土木系將領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之後陸續有序持續地進行的蔣中正所長年掌握的南京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向台灣方面移轉工作實際上一直不間斷地進行之中，部份南京國府各院以及行政院各部會除了行政院本部與國防部尚留在中國大陸本土參與東南與西南各省的最後決戰作戰部署工作之外也早於南京陷共後陸續遷往台北辦公並為東南與西南各省殘存國府軍隊的最後決戰提供必要的軍政與民政後勤工作，故而，除了繼任國府行政院長的閻錫山與少數行政院本部人員以及國防部的作戰參謀人員因為軍事任務而在廣州、重慶與成都等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不斷轉進部署中國南方各地的國府軍隊防務以及部署川西決戰等國府中國大陸本土軍事反攻基地的軍事部署工作與民政穩定工作，南京國府絕大多數非屬戰鬥人員的各院與行政院各部會高官要員以及各級軍公教人員想來亦在蔣中正下野前臨去秋波發佈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之後就已逐步移轉至台北等台灣各地繼續工作以協助台灣省政府鞏固實際上做為國府於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後的大後方的台灣省的各項軍政與民政，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宣布正式建政，蔣經國則於當日奉蔣中正之命自廣州前往香港會見俞鴻鈞，俞鴻鈞隨後隨著國府遷台而復任中央銀行總裁並在吳國楨事件後的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接替吳國楨出任遷台國府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保安司令並於稍後一度出任台北國府行政院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遷往廣州的國府行政院院會決議設置東南行政長官公署並由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兼任東南行政長官，八月十五日，國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陳誠正式就任，九月間，陳誠下令由其親信土木系黃埔系將領胡璉所組織重建、當時駐紮在廣東潮汕一帶而隸屬於國府軍隊廣州方面戰鬥序列的國府軍重建第十二兵團之一部調往金門以協助兵員裝備均極度殘破不堪的黃埔系將領李良榮所部國府軍第二十二兵團加強金門防務，十月八日，屬於陳誠土木系基幹部隊的國府軍重建第十八軍自汕頭上船轉赴金門，十月十日，中共解放軍攻克大、小嶝島，廈門與金門戰役迫在眉睫，十月十四日，國府軍重建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奉命全數自廣東潮汕一帶轉運金門，十月十五日，中共解放軍發動廈門戰役，十月十七日，中共解放軍攻克廈門，金門震動，十月十九日，原訂自潮汕一帶經海運開赴浙江佈防的國府軍重建第十二兵團第十九軍奉以陳誠為行政長官的國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之命改為駛往金門以加強金門防務。十月二十四日夜裡，已進佔廈門的中共解放軍之一部發起進攻金門，由於中共解放軍所徵集的渡海水手大多來自福州與泉州而對於金廈一帶航道並不熟悉，加上中共解放軍在金門古寧頭搶灘登陸之後對於後續的渡海增援準備尚未成熟，古寧頭戰役以國府軍隊成功防禦金門告終，繼一月十日杜聿明所部徐州集團的國府黃埔系精銳部隊在陳官莊—青龍集一帶被聚殲覆滅後，中央軍系黃埔系與各地方軍系所屬的國府軍隊隨即歷經了渡江戰役等近一年的不斷崩潰後撤，古寧頭戰役之後，國府軍隊終於在台澎金馬一帶稍稍鞏固了防線，而陸續遷往台灣的蔣中正所屬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也終於稍稍穩住了陣腳而終於有機會可以稍做喘息而趁機加緊推推整建台澎金馬地區各方面的軍政與民政。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繼於渡江戰役後相繼進佔解放江南華中各省之後，中共解放軍發動了廣東戰役，閻錫山擔任行政院長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於十月十二日宣布自廣州遷往重慶，十月十四日，中共解放軍攻克廣州，國府軍粵軍將領余漢謀與粵籍黃埔系將領薛岳率部自黃埔撤往海南島。十一月二十日，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以養病為由宣布中樞軍政全權交由行政院長閻錫山負責主持，其後，由於深受蔣中正信任的黃埔五期天子門生、國府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敍瀘警備司令郭汝瑰早已在抗戰末期因為對重慶國府的貪腐問題感到極度失望而與中共方面恢復聯繫並最終於十二月初在宜賓率部宣布陣前起義而破壞了蔣中正固守川西成都等大西南地區做為國府在中國大陸軍事反攻基地的最後作戰部署，郭汝瑰在宜賓宣布陣前起義之後，蔣中正父子以及國府行政院與國防部所在的成都已無險可守，十二月八日，閻錫山自成都飛往台北並一度繼李宗仁之後出任國府代總統，十二月九日夜裡，繼龍雲之後出任雲南省主席的滇軍領袖盧漢在昆明宣布投共，刻在雲南重建第十三兵團的黃埔系將領李彌率部試圖反攻昆明未果後不得不自雲南蒙自再退往緬甸北部二戰後的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才剛脫離大英帝國獨立建國的緬甸聯邦共和國所屬新建緬軍控制力未及地區進行整補並試圖伺機反攻，十二月十一日，國府軍地方軍系川軍系將領劉文輝（曾於抗日戰爭時期出任重慶國府西康省主席）、鄧錫侯與潘文華等人共同率部通電投共，成都震動，十二月十三日午夜，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在中共解放軍發動全面攻城的漫城戰火之中由黃埔系將領胡宗南所部護送前往機場而自成都搭乘專機飛往台北，成都川西一帶國府軍中央軍系部隊與川軍系地方軍系部隊隨後或敗或降，十二月二十日，對日抗戰期間率三十萬大軍長年駐防西安防範陝北中共勢力與防範日軍西進關中的胡宗南決定放棄成都並率部退往康區的西康省西昌地區試圖收拾殘局整編敗退國府軍隊以在中國本土西南為國府固守最後的反攻基地，但由於國府軍川軍系將領劉文輝、鄧錫侯與潘文華等人早已於十二月十一日通電投共，缺乏奧援、無力回天的胡宗南最終不得不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搭乘專機離開西昌飛往台北。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在台北正式宣布復行視事與復職總統，閻錫山隨即請辭行政院長並不再代理總統一職。

在一九四九年一整年期間國府在中國大陸本土一再戰敗而不斷轉進後撤並最終不得不全面撤退播遷台灣之際，同一時期的台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正式赴台就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蔣中正黃埔系將領陳誠除了嚴厲要求自中國大陸撤退台灣的國府軍隊抵台後第一步必須放下武器接受重新整編以及嚴格規範軍公人員與旅客的入台限制之外，二月一日，陳誠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成立台省自治研究會和經濟建設研究會以便為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作準備工作，由於陳誠曾在東北戰場與山東戰場指揮國府軍隊與中共解放軍交手並深知中共於抗戰勝利後由抗戰時的減租減息進一步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攏絡民心之深刻，二月四日，陳誠宣布沿續國府於對日抗戰前後於中國大陸部份省份曾經間斷推行但往往在地主仕紳壓力下最終形同具文的二五減租等減租政策而研擬在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四月九日，陳誠接替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四月十四日，中共解放軍渡江前夕，陳誠根據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蔣夢麟的建議公布《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正式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藉以鼓勵農業糧食生產並改善佃農等廣大農民生活。中共解放軍於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並於四月二十三日攻克國府首都南京之後，四月三十日，陳誠在台北發表談話，提出以台灣為基地徐圖復興大業。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於五月二十日宣布台灣省全省戒嚴後，六月一日，台灣省政府宣布台省經濟獨立，設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省生產，由省主席陳誠兼任主任委員，台灣省政府並於同日宣布設立中央在台物資處理委員會，亦由陳誠兼任主任委員；而為了解決金圓券以及與金圓券匯兌固定而連動的舊臺幣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所帶來的財政經濟危機，六月十五日，陳誠頒布《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台幣發行辦法》以及《新台幣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為了獲取國際各界與台灣民間各界對於台灣幣制改革的信任以及對於新發行的新臺幣的流通信心，陳誠主政下的台灣省政府以依照俞鴻鈞命令運往台灣的國府中央銀行黃金儲備之中的八十萬兩黃金做為貨幣發行準備而發行採用「最高限額發行制」的發行總額限制為兩億元的新臺幣，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臺幣一元，期能藉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與穩定物價，由於具有充分的國府中央銀行運台黃金貴金屬發行準備，新臺幣的幣值因而得以相對穩定而台灣民間物價亦因此終於得以趨於穩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自成都搭乘專機抵達台北，國府中樞至此正式播遷台灣。蔣中正於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在台北正式宣布復行視事與復職總統之後，六月二十一日，遷台國府行政院發布命令，中華民國國幣單位保留仍為銀圓本位，而記帳單位則自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改為新臺幣，銀圓與新臺幣之間的兌換匯率則依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最後牌告匯率固定為一銀圓兌換新臺幣三圓。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隨即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隨後於六月二十七日派遣駐紮在日本橫須賀美軍基地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以中立巡航的名義巡弋台灣海峽，一九四八年成立的南京國府美援運用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隨國府遷台並由台灣省主席陳誠兼任主任委員，然然，美國援助卻於一九四九年之時停止，韓戰爆發後，美國重新檢視位於西太平洋東亞大陸沿岸第一島鏈上南北交會之處的關鍵戰略地位故而根據美國在全球冷戰的東亞區域戰略部署的需求決定協防台灣並因此隨之重啟對於遷台國府的軍經美國援助，一九五一年，第一批美援物資運抵台灣，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間，遷台國府每年均自華府獲得約一億美元的貸款，美援計畫必須經由遷台國府美援運用委員會與美國華府聘請的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共同審查核准才能動支美援物資與貸款，一九五四年，遷台國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隨即據此成立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與駐台美軍顧問團，除了民生物資與軍事戰略物資的援助之外，美援也包括基礎建設所需的物資如建築道路、橋梁、堤壩、電廠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此外，台美之間的各種技術合作與技術開發乃至於學術交流合作亦因此而得以快速發展。一九五一年起，美援貸款為遷台國府與台灣社會帶來了大量的國際硬通貨美元外匯，由於美元的貨幣價值乃是戰後佔全球各國總國民生產毛額與總製造業生產毛額均約一半的強勁美國經濟等美國綜合國力做為擔保支撐並依照戰後《布列敦森林協定》（包括《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後決議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所建構的二戰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布列敦森林體系」所規範的三十五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匯率而實施美元—黃金固定匯率制度以及因之而來的實質美元本位匯率制度而成為二戰後的核心國際貨幣硬通貨，國際性貨幣美元因此而具有貨幣發行準備性質與國際貿易清算貨幣單位性質，具有貨幣發行準備性質的國際強勢貨幤美元透過遷台國府流入台灣經濟體系亦使得新臺幣的貨幣價值進一步更趨穩定。

由此可知，廖運潘先生原著自傳《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所提及其岳父姜阿新先生對於新臺幣貶值速度預估錯誤以及當時在國府法幣貨幣幣值不穩定因而使得高利貸放貸的利率長期居高不下並因此造成經濟發展可預期性受到破壞以及連帶造成經濟成長停滯等問題，其實與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赴美考察遊歷返法之後所著作的《民主在美國》一書所提及做為美墨邊境界河的格蘭特河南北兩岸的貸款利率差異極大以及墨西哥一側社會互信以及社會對政府法定貨幣價值與政府財政經濟政策更是缺乏信任而造成採取極高貸款利率以獲取風險溢價做為額外的貸款擔保與保險以至於墨西哥社會經濟發展長年無法與法定貨幣價值較為穩定與社會互信基礎較為深厚故而社會資本較為充分完善的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相比擬的情況如出一轍；而時任國府台灣省主席的陳誠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宣布以國府中央銀行運台黃金之中的八十萬兩做為發行準備而發行的新臺幣儘管幣值較為穩定，並使得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之間遷台國府統治下的台澎金馬地區的經濟成長率因為戰後百廢待舉的重建需求旺盛以及新臺幣貨幣價值趨於穩定而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五，也才使得姜阿新先生因為見到台灣各地農業與製造業經濟恢復成長而動念擴大其永光公司各項投資生產也才因此不怕高利貸地大肆借貸用於投資擴產。此外，經濟恢復成長與總體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張勢必使得政府必須相應地擴大貨幣發行總額才能因應經濟成長所需的金融資本信貸融資需求而不至於因過度固守貨幣發行總額上限而阻礙了經濟進一步成長的動力，然而，誠如《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一書之中所言，新臺幣發行總額於數年內即由二億元增加至七億元而同時期物價水準亦上漲了五‧五倍，除了國府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正式播遷台灣之後依恃著台灣海峽的天險終於得到了自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國府軍隊在徐蚌會戰全面崩潰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並一路攻取華中與華南殘存國統區各省份之後難得的軍事與政治相對安定時期並使得台灣地區經濟終於得以恢復生產與成長之外，想必仍然有著相當部份的輕度通貨膨脹的成份還是源自維持六十萬大軍以及必須持續整軍備戰以防範中共解放軍渡過台灣全面進攻台灣的龐大軍費所帶來的沉重財政負擔，新臺幣貨幣價值的真正完全走向穩定化以及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恐怕還是得等到韓戰爆發後美國華府重新審視其東亞冷戰策略後再度重視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南北之間關鍵戰略位置的台灣的東亞地緣政治戰略價值並因此自一九五一年起恢復包括每年一億美元的美援貸款等對遷台國府的各項軍事與經濟援助乃至於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各種技術轉移合作沿續多年累積成效之後了。

關於引起台灣社會各界軒然大波、激烈爭議的台灣本土歷史電視劇《茶金》的劇情之中提到了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開始實施的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實際上乃為美國經濟顧問所建議的電視劇情節，由於與廖運潘先生原著自傳《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的書寫內容完全無關，故而必須從二戰後南京國府的對美關係來加以考察。

儘管在日本帝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發動珍珠島事件襲擊太平洋美軍艦隊之後，美國總統羅斯福隨即於十二月八日向日本帝國宣戰，為了牽制中國戰場上為數高達近兩百萬的日本軍隊與百餘萬中國偽軍使其無法轉用於太平洋戰場與東南亞戰場，華府方面隨即與此時已與陝北延安的中共游擊隊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場並分別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進行對日作戰達四年餘的重慶國府結盟，然而，儘管美方出於對日作戰的戰略考量而繼一九四一年五月初將重慶國府納入美國《租借法案》的適用範圍之後再度進一步提供重慶國府大量的軍備援助與美元貸款等經濟援助，然而，華府方面與重慶國府方面不僅就滇緬遠征軍的指揮權與作戰計畫多所齟齬，華府方面亦對重慶國府運用美國軍經援助的使用方式以及可能存在的高層官員與親屬親信貪腐問題多所批評並不時質疑獲得大量美國軍備援助的國府軍隊為何在對日抗戰的中國戰場上仍然不時由於作戰意志消沉而一再陷於被動挨打的劣勢處境。

對日抗戰勝利後，為了加速因為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徵召動員的龐大美軍的復員工作並避免戰後中國國共兩黨之間兵戎再起恐使美國再度捲入與蘇聯之間必然消耗巨大而死傷慘重的代理人戰爭甚至美蘇兩強軍隊正面熱戰，羅斯福於總統任內病逝後繼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遂任命曾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上將為特使抵華調停箭在弦上的國共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南京國府調集三十萬大軍進攻中共於抗戰期間在湖北建立的中原軍區控制區並迫使李先念所部中共中原軍區部隊策動中原突圍，國共關係全面惡化，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而國共雙方自此均難於再接受美方調停，馬歇爾隨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由南京國府主席蔣中正夫婦親自送行搭機失望離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屬於黃埔系的國府第一戰區司令集結直屬國府中央軍系部隊與屬於國府地方軍系的西北馬家軍之中的青海省主席與青海軍事領袖馬步芳所屬部隊等共二十五萬大軍進攻抗日戰爭以降的中共根據地陝北延安，國共內戰自此進一步在全中國範圍內的陷入逐城逐地全面焦土血戰。

馬歇爾返回美國後隨即出任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宣布經過改組的中國政府（南京國府）已具備美國貸款條件，十一月二十八日，馬歇爾訓令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向蔣中正建議改組國府軍隊的陸軍勤務機構，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位美國前駐外大使聯名致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以及國務卿馬歇爾，呼籲對蔣中正所領導的南京國府予以軍事裝備及經濟財政援助；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南京國府外交部長王世杰簽訂《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其中明訂美國援華四億美元，其中包括經濟援助二‧七五億美元以及特種贈給予一‧二五億美元，美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之財政經濟有最高監督權和決定權，而在中國執行監督之美國人員則均享有「治外法權」待遇，美國可以在中國取得它所需要之任何戰略物資，而中華民國政府則相對應允改善對外商務關係以及接待美國代表團並協助其執行任務，一切執行細節須中美雙方代表協議，美方並保留隨時停止援助之權；然而，《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正式簽訂才沒幾天，七月六日，司徒雷登即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報告在過去一個月裡南京政府之威信和權力「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八月十三日，司徒雷登偕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赴廬山與蔣秘密商談，美援運用委員會亦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美援物資棉、糧、油料之運用問題；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長春陷共，國府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被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瀋陽陷共，國府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攜眷搭機倉皇逃離瀋陽，衛立煌專機本欲先前往北平與傅作義會談後直飛廣州卻被南京國府情治機關軍統局改組而來的國防保密局偵悉而截回南京寓所軟禁，十一月二日同日，中共解放軍進佔營口，部份營口國府守軍經海路撤往葫蘆島，十一月九日，在蔣中正緊急命令之下臨危受命緊急自徐州轉赴東北指揮作戰的國府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杜聿明指揮集結葫蘆島上原本參與協助早先出瀋陽支援受到中共東北野戰軍圍攻的國府東北剿總副司令范漢傑所部國府錦州守軍的廖耀湘第九兵團自遼西走廊突圍以便退入關內的援錦作戰的黃埔系將領侯鏡如所部國府軍第十七兵團與自營口撤退的部份南滿國府軍隊殘部經海路撤退關內，十一月十日，中共東北野戰軍攻佔錦西與葫蘆島，遼瀋戰役最終以東北戰場國府軍隊幾近於全軍覆滅宣告結束，北平警戒，南京震動，國府軍隊在南滿的瀋陽與營口接連被聚殲覆滅之後，十一月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表示中國局勢惡化，任何軍事援助亦於事無補，「因此，我們非常不願意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國民黨現政府之早日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國對於南京國府所提供的美國貸款等軍經援助遂隨即自隔年一九四九年起全面中止。

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之後，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共接管南京時應與各國使節團一致留在南京，但在中共鞏固其南京控制並建立政權後，應立即離開南京並返美述職，美國國務院並特別指示司徒雷登，離開南京後應立即返回美國，絕不能中途經過尚在國府軍隊控制下的廣州或台灣，司徒雷登隨後堅持留在南京的美國大使館並一度試圖與新興的中共政權建立外交聯繫但未有具體成果；六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內部，＝已有人主張承認中共，司徒雷登由南京轉往已由中共控制的上海並發表聲明表示其即將返回美國與以及將建議華府承認中共；六月三十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自此放棄與新興的中共政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各種相關外交運作，七月一日，美國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不論如何返美途中不得途經已由中正控制的北京訪問，七月十四日，司徒雷登在南京提報《美國對華政策應衡量之因素》的筆記備忘錄以做為美國國務院制定中國政策的參考，其中認為「對中共本質不要有任何幻想，它與馬列主義已完全融合；對中共的教條與實務，必須把狂熱的民族主義納入考慮」，七月二十日，美國國務院撤銷前電一度要求司徒雷登大使由琉球赴廣州之指示並改為訓令司徒雷登在沖繩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公使克拉克會商國府最近發展後便直接返回美國本土，八月二日，司徒雷登正式離開南京返回美國，八月五日，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繼馬歇爾之後出任美國杜魯門政府國務卿的艾奇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表示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與美國無關。

由此可知，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之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與在廣州、重慶與成都等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之間不斷轉進撤退的國民政府失去聯繫亦從未前往台北與蔣中正和陳誠等遷台國府要員會晤，美國與遷台國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亦直接大幅降低為僅有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臨時代辦藍欽代為署理公使的代辦層級，僅有時任駐日盟軍總司令而率領美軍為首的西方陣營盟軍與負責改造日本社會經濟的民政部門駐紮東京的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基於太平洋戰爭期間與台北國府領導人蔣中正共同領導對日作戰的情誼而將部份軍火祕密自東京運往台灣支援台北國府的軍事防務需求，一九五○年年初國府中樞正式撤退播遷台灣以及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華政策再度轉為願意協防台灣以及再度提供台北國府軍經援助之後，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亦隨之升格改組為美國駐台北大使館而復館，然而，華府方面考量台海局勢於韓戰爆發之初仍然極度不穩定，遂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個人健康因素與台海局勢不穩等時局因素為由長期未能正式任命駐台北駐華大使而仍由滯留美國本土的司徒雷登擔任名義上的駐台北駐華大使但實際仍由駐台北臨時代辦暨公使藍欽繼續署理美國與台北國府之間包括美國軍經援助在內的各項外交事務，中共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於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夜裡通過鴨綠江鐵鐈開赴朝鮮半島進行抗美援朝之後，歷經死傷慘重的多次血腥戰役之後美中與南北朝鮮兩軍最終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底起在北緯三十八度線南北進入相持談判階段，中共投入大軍進入朝鮮半島進行抗美援朝自然使得台海正面的中共軍隊力量有所減少而短期內在韓戰持續期間中共解放軍發動攻台作戰的可能性亦因此大幅降低，與此同時，台北國府在韓戰爆發後於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起展開為期兩年多的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而革新的遷台國府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風氣，此外，遷台國府並繼推動三七五減租之後逐步推動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等有助於安定民心以及增進農業生產與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等民生輕工業發展的經濟改革政策並因此化解了台灣島內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再起的政治危機，台灣島內政治情勢與社會經濟情勢趨於穩定而台海正面的國共軍事對峙情勢亦趨於僵固而相對穩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正式宣布辭去駐華大使一職，美國總統艾森豪隨即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任命原駐台北駐華臨時代辦暨公使藍欽升任美國駐台北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華府與遷台國府台北方面的外交關係至此才算正式地完全正常化。

根據上述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之後華府與國府之間外交關係變化過程的歷史史實可以想見，受蔣中正之命臨危受命主政台灣以及主持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撤退台灣的安頓整編工作的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開始實施的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之時，美國駐南京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實際上受到美國國務院嚴令不得於自南京返美途中經過台灣與蔣中正和陳誠等遷台國府要員會晤，而華府所提供南京國府的美國貸款等美國軍經援助亦早已自一九四九年年初起全面中止，陳誠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實施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之際，美國與漸次播遷台灣的國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實際上已經大幅下降至僅由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臨時代辦藍欽代理署理的代辦層級，正式的國際政治外交關係尚且下降至此而美國援助又已正式斷絕，可以想見絕對不可能有依照《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而隨著美國援助而來的美方華府執行對中華民國政府之財政經濟有最高監督權和決定權的美國經濟顧問可能會隨著南京陷共後立即遷台的國府行政院部份部會高階官員遠徙來台並提供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的貨幣政策建議。比較合理的看法是，一如台灣省主席陳誠推動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乃是根據國府在中國大陸時期於抗戰前後曾在中國大陸部份省份間斷實施的二五減租政策的既有經驗以及根據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蔣夢麟的建議所研擬推動，台灣省主席陳誠研擬推動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之時應該還是由隨著國府遷台而有處理法幣和金圓券相關問題直接經驗的國府財金高層以及親國府中國經濟學家所協助研擬並在獲得台灣省主席陳誠之上台灣省政府與遷台國府中央銀行與行政院財政部等各部會各機關實際上的軍政經最高領導人蔣中正拍板同意後才得以推動實施才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台灣人民在戰後短短不到兩年內就經歷了南京國府的所派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所主持的混亂接受工作並因為被譏為劫收的來台國府官員貪腐問題以及國共內戰再度爆發之後國統區經濟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再陷困頓而爆發了官逼民反所造成的仕紳抗議與民眾抗暴的二二八事件歷史悲劇，其後未久，由於美蘇全球冷戰全面展開以及中國大陸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儘管中國大陸上的國共內戰漫天戰火並未直接地蔓延到台灣島上，然而，由於南京國府為了支應國共內戰全面爆發所必需的龐大軍費而大肆擴大法幣發行量而取代法幣的金圓券在發行不久後也陷入無限制擴張貨幣發行量的惡性通貨膨脹困境，台灣人民與南京國府所控制中國南方國統區各省份人民在惡性通貨膨脹與戰爭軍需物資一再徵收的雙重影響下民生經濟自是極為困難而幾至於無米為炊的大規模饑荒苦境，其後，隨著坐擁大量美械精良裝備的南京國府大軍在東北戰場、華北戰場與華中戰場一再地兵敗如山倒，中共解放軍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並快速地瓦解了中國大陸東南與西南各省的殘存國府軍隊，中國國民黨總統與國府中央軍系黃埔系最高領袖蔣中正在受到屬於桂系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通電要求其下野以利重啟國共南北和談之後，最終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電下野並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通電下野前夕，為了為在徐蚌會戰可預見即將失利之後早已無可支拄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向有著台灣海峽天險做為防禦的台灣島全面移預做準備，蔣中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總統令公布其黃埔系土本系親信高階將領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徐蚌會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最終以國府中央軍系徐州集團美械精銳有生戰力被全殲覆滅告終當日，即將通電下野的蔣中正下令其子蔣經國前往上海轉告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而命俞將政府國庫庫存黃金二百七十七萬餘兩、銀元一千五百二十萬枚以及美元外匯密運台灣，為了穩定台灣民心不要如中國大陸東北與華北各省一樣因為中共於戰後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全面倒向中共革命勢力以及為了穩定貨幣金融情勢以安定民生和重啟經濟成長發展，銜蔣中正之命主持台灣軍政與民政的陳誠於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正式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政策並於中共解放軍攻陷上海未久後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正式發行以國府中央銀行運台黃金儲備之中的八十萬兩黃金為貴金屬貨幣發行準備而發行二億元新臺幣而正式實施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儘管此時蔣中正與閻錫山等國府高層仍然率領國府行政院本部與國府國防部在中國東南與西南的廣州、重慶與成都等地繼續試圖對抗中共解放軍的全面進攻以俾保留在中國大陸本土的軍事反攻基地，但在同一時期的台灣島上，除了軍事防禦趨於穩固之外，貨幣等政府財政情勢亦已然日趨穩定而農業生產與輕工業製造業生產等經濟生產情勢亦已然有所恢復生產並逐漸開始有所成長。

然而，可見想見，二二八事件後又經歷了兩年多的惡性通貨膨脹與經濟生產崩潰停滯以及隨即經歷了百萬軍民自中國大陸隨著國府撤退台灣的社會景象變化與隔閡衝突不時可聞的劇烈社會經濟變動，台灣人民連對於做為新國語的中文都尚未能完全熟悉掌握使用的短短四年之內又經歷了中國大陸政權更迭所連帶造成的台灣島上戰雲密布和政權遷播的種種社會變化，恐懼不安之餘勢必有著自己為何無法掌握故鄉台灣島上的社會經濟變化而甚至於無從理解各種社會經濟劇烈變化緣由的無助感與無力感，可以想像的是，掌握台灣內部社會經濟變化的自我統治權力亦從此成為台灣人民最為重要而強烈的正當社會情感與社會權利要求願望期待之一，各黨派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政治人物在進行有利於己的政治宣傳與政治動員之時，固然必須考量與滿足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要求掌握自己社會與土地未來前途走向的種種賦權權利與權力期待，然而，同樣無可否認的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台灣的種種社會經濟劇烈變化乃至於歷次政治與政權變動無一不是受到二戰之後美蘇之間爆發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之間的激烈社會制度選擇之爭以及意識型態對抗鬥爭以及隨之爆發的中國大陸本土的國共內戰的全面高度影響，部份各黨派台灣政治人物倘若過度地在台灣社會內部進行悖離歷史事實與基本經濟邏輯因而也悖離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社會情感殷切期盼與台灣人民社會權利要求正當願望的合理共識範圍的激進慘烈選舉操作與政治對抗，不惟徒然造成激烈而無意識的台灣社會內部情緒對立，對於這些各黨派台灣政治人物所意欲藉此達成的個人或黨派選舉利益政治目的以及政治經濟權力索求恐怕在政治現實運作發展上最終也必然終究歸於徒然而甚至往往終究必然受其反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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