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先秦法家思想向來被視為一種鬼谷之術、權術之學。相較於在春秋
戰國的亂世中強調國君自我道德自律的儒家思想，自管仲李悝到吳起商鞅乃至於
李斯韓非，先秦法家選擇與執掌政權的統治者合作，協助統治者追求富國強兵的
目標以在亂世中維持國家生存甚至發動戰爭以擴張版圖，但相對地卻似乎較少強
調對國君的道德要求，先秦法家因此往往被視為權力的侍從甚至鷹犬而站在受統
治者壓迫的各國人民的對立面，於是，當李斯被構陷殺害而感嘆「上蔡蒼鷹何足
道」時，得到的不是人民的感念嘆息但卻可能是被譏笑其和商君公孫鞅一樣是「
作法自斃」，也就不足為奇了。
歷來，法家與儒家被視為彼此對立的學術思想，漢儒論及秦代統一天下後覆
亡之速也多認為與其用法苛刻有關，本人則合理推論，深謀遠慮的秦始皇在統一
天下後理解到「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於是藉故將親近儒者的太
子扶蘇派往北方協助正在鄂爾多斯前線征討匈奴的大將蒙恬，名為發怒，實則意
在將扶蘇調離法家官僚遍布的首都咸陽而託孤於手控慣戰精兵的蒙恬，以蒙恬的
軍事力量確保萬一法家官僚抵制親儒家的扶蘇繼位時扶蘇仍然能夠承繼大位並改
變、調和秦王朝的基本國策以圖長治久安，可惜扶蘇終究做不到「成大事者不拘
小節」，而嚴刑峻法的秦王朝也終究因為秦二世將絕對的統治權力用於滿足私慾
的暴政而快速地走向分崩離析，「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而使得天下蒼生蒙受
更多年的社會動盪以及楚漢相爭的慘烈兵燹所造成的巨大苦難。
然而，在先秦早期，法家與儒家之間其實共同點多於差異點。舉例而言，管
仲是一般認為的先秦法家早期人物之一，孔子曾稱許管仲尊王攘夷、一匡天下事
業之偉大「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甚至為管仲的權變辯護，認為雖然管仲
非但不能為其主公公子糾殉死而甚至輔助殺害公子糾的齊桓公公子小白，但管仲
仍然不應該被批評為非仁者，因為管仲是為了有利天下百姓的九合諸侯霸業才做
出看似背棄公子糾的行為，「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可見孔子對於管仲為實現大仁大義而不拘泥於小仁小義的權變抱持著寬容的看
法。另外，孔子認為治國方針應該首重「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李悝相魏
文侯實施《平糴法》從而平衡豐年與荒年的米糧供需以免「穀賤傷農、穀貴傷民
」，便是追求富足民生的「足食」目標，衛鞅相秦孝公變法時為取得人民信任其
變法決心則採取了「徙木立信」的策略，甚至為了防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也為了反制世家大族的僥倖心理與消極抵制變法，故而在太子犯法時劓太子傅公
子虔而黥太子師公孫賈，此舉雖然突破了儒家沿襲周代禮法而來的「禮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觀念，但卻同樣是為了追求「民信之矣」。最後，集法家思想大
成的韓非子，雖然司馬遷認為其思想在重視遵循事物運行客觀規則的面向上與道
家相近而將其與老子並列入《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韓非實際上乃師承孟子
以外先秦儒家的另一重要學術巨擘荀子，荀子主張「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
偽者人為也，荀子因而強調應該「隆禮」，透過外在的禮法拘束薰陶來促使君主
與人民向善而行善政，韓非則從「禮」的外在拘束進一步走向「法」的外在拘束
。畢竟，說到底，法家與儒家雖然在國家統治方略的看法上有所差異，但兩者所
追求的最終理想均在於為春秋戰國時代的滔滔亂世「求治」的政治理念。
因而，法家和儒家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是兩者所追求的終極理念不同，不如說
兩者對於如何追求平治天下的手段的看法有所差異，而此一差異除了兩者不同的
哲學觀念之外，也與兩者興起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儘管歷來儒者們均對周之代商採取道德評價的方式，認為周代商乃是印證了
有德王朝取代無德王朝的「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道德天命史觀，但是，《
左傳‧昭公十一年》便曾提及「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商王朝的衰落實際上乃因
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為其祖先與圖騰神話的商王朝與同為鳥圖騰部落民族
的東夷諸部長年爭戰以試圖加強商王朝盟主中央政權在鳥圖騰部落集團中的權威
與控制力而不斷地耗損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後雖然在紂王時獲得勝利但已元氣大
傷而給了西土的姬姜羌系民族聯盟周王朝可趁之機，此外，周王朝使用鐵器文明
的軍事技術明顯地優於商王朝所使用的青銅器文明軍事技術，而周王朝以農耕為
中心的生產方式又有利於建構兵民合一而戰鬥力堅強的農民兵軍事組織，凡此均
使得採行以現代角度而言較不道德的農奴制度與宮廷閹人制度的周王朝最終擊敗
並取代了具有精采豐富的遠程國際貿易經濟體系的「大邑商」商王朝，商王朝貴
冑箕子率領一部分殷商殘部逃往同屬鳥圖騰部落的朝鮮建立朝鮮半島第一個有完
整國家軍政統治體制的「箕韓」王朝政權，而商王朝的盟友、服色尚黑的東夷族
嬴秦部鳥圖騰部落則被周王朝轉封於西土以拱衛新建立的周王朝的戰略側翼。
西周王朝在武王以及周公擊敗管蔡之亂與征伐東夷諸部後，透過分封姬周同
姓的向東方武裝殖民政策建立了一系列的封建國家與嚴謹的宗法制度，西周初期
由於分封東方的齊魯晉等新封建國家根基未穩而在地的東夷與殷商遺民等勢力又
潛在著反叛以試圖重建鳥圖騰部族政權的可能，東方諸侯國因而對於鎬京的西周
王朝中央政權有著強烈的軍政結盟需要，唯有透過與西周中央政權緊密結合，東
方諸侯國才能取得西周中央政權駐紮東方的「殷八師」與「成周八師」乃至於駐
紮西方京畿的「西六師」的軍事協防以鎮壓對其武裝殖民的潛在反抗勢力，但隨
著東方諸侯國們日益完成其政權的在地化與強化控制力，其就利地之便擁有富饒
的漁鹽之利使其經濟力與軍事力開始進一步地超越了鎬京的西周中央政權，西周
中央政權的軍政協防對於東方諸侯國而言重要性自然不斷地下降，而鎬京的西周
政權卻又受到中國北方長期乾燥化與草原化的嚴重影響，一則西周鎬京京畿地帶
的農業生產力因降雨量的下降而快速降低，農業生產力的下降又使得西周的經濟
力與軍事力受到重創，二則原本與周王朝結盟的西土部落以及未與周王朝結盟的
西土部落均因西土地區農牧生產力的不斷下降而開始因為對日益縮減的資源的激
烈競逐而日益頻繁地與周王朝發生大小衝突，鎬京的西周王朝於是開始向東方諸
侯國索討更多的經濟物資與軍事協助，《詩經‧小雅‧大東》便提及「大東小東
，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
之子，百僚是試。」來諷刺前往東方諸侯國徵納資源的西周官員，而到了周宣王
時雖然改革國政與擊敗外敵而號稱「宣王中興」，但周宣王在征伐南方的姜戎時
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軍事挫敗，不但因為西周本身的經濟力與「西六師」
和「成周八師」的軍事力衰弱得不足以支撐戰爭需要而必須調遣諸侯國的「南國
之師」支援作戰，而甚至當南國之師被姜戎打敗時，周宣王竟然必須破例地「料
民于太原」進行人口普查與控制以補充兵力和充實財力而被大臣認為恐將有亡國
之患。因此，有別於儒家認為宣王之子幽王亡國而東方諸侯未馳援勤王乃因其「
烽火戲諸侯」的「狼來了」行為失信於諸侯，周幽王之亡國實乃因試圖廢王后姜
羌申侯之女以及廢樹太子宜臼使得申侯等西土傳統盟友不安，但西周本身的經濟
力與軍事力卻又早已因中國北方的長期乾燥化等因素而不斷衰落，而與此同時，
東方諸侯國的在地統治日益穩固復又因坐擁漁鹽之利而提升了自身的經濟力與軍
事力，因而，鎬京的西周中央政權對他們來說自然也就愈來愈不具結盟必要性，
甚至等而下之，愈來愈像個只是不斷地向他們徵發愈來愈多的經濟與軍事資源的
掠奪性帝國霸權，因而，東方諸侯國儘管不便公開對抗西周中央政權，但對於鎬
京的烽火號令與資源徵收卻自然而然地日益怠慢起來，對他們而言，不再需要而
卻又索求無度的殖民母國如果被外敵擊潰削弱似乎反倒未嘗不是美事一椿，因而
，當申侯與犬戎聯手舉兵叛亂，東方諸侯國們遂以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乃失禮
失信為冠冕堂皇的藉口託辭而拒不發兵勤王，實則，倘若鎬京的西周中央政權的
經濟與軍事實力依然強大如昔而對於不聽命行事的諸侯國的軍事懲罰能力亦如昔
，則哪怕只為搏寵姬褒姒一笑，東方諸侯國也不敢不聽令狼煙發兵，而申侯可能
也對此情勢變化有所理解而認為舉兵反抗有成功可能，於是遂不依循周太王的前
例向周幽王要求另行分封申后之子宜臼，卻膽敢聯合犬戎發動反叛並堅持扶助宜
臼繼承周王朝的王位，是為周平王，犬戎之禍後，鎬京殘破，平王東遷雒邑，隨
平王東遷的大批西周貴族將未及攜帶的青銅器埋於鎬京周邊，欲待不日光復出土
重光卻自此埋藏地底直至上個世紀，鎬京一帶的關中地區隨後落入嬴秦之手。
孔子與儒家興起於春秋中期，當時東周王朝雖然已經衰落但對華夏諸邦仍有
一定的號召力，故一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便足以嚇
退已然「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不斷從長江流域向黃河流域擴張進逼的楚王的
問鼎中原圖謀，孔子與儒家因而認為可以將他們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寄託於周代
禮法的復興與改革，因而「郁郁乎其文哉，吾從周」地主張「法先王」而以周代
禮法來治理春秋時代諸侯國間不斷征戰殺伐的亂世。春秋中期，儘管經歷多年的
兼併戰爭而使得諸侯國數目大減，早已不是周初封建時的八百諸侯國而開始出現
長期性的戰爭國家體制下「內部分化、外用甲兵」的無可避免的權力集中與君權
擴張現象，但由於周王室的道德號召力仍在且諸侯國的數目仍多，且周王朝封建
領主制生產關係與社會權力關係隨著各國間頻繁的戰爭而逐漸鬆動，人口流動的
限制因而大幅降低，知識份子與許多平民百姓因而開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在各國
之間流動，二者使掌握軍政實權的各諸侯國君主的權力未能立即提升到絕對君權
的地位，孔子與孟子等儒者們因而得以國君若行保民如赤子的周代王道則可王天
下來向國君做道德說服，並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以足？」
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失德
之政將不利於國君統治道德警語來勸說國君行仁政。在西周封建制度鬆動後，孔
子等儒者率先將原本僅有封建體制貴族領主才能獲取的政治禮法等人文知識傳遞
給春秋時代蓬勃的經濟發展與加速的社會流動所產生新興的對取得這些人文知識
與分享統治權力有高度興趣與充分資源的非貴族領主社會階層，與此同時，孔子
等儒者們往往也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寄託於「法先王」的周代政治制度之中，因而
，事實上，儒家經典中論及的周代理想政治制度經常與史實中的周代制度有所出
入逕庭，可以說，儒家思想事實上乃是利用了春秋中期人民厭惡當時戰亂頻仍的
亂世而對於相對穩定的西周時代過往「美好年代」 (belle epoque) 的追思懷
念情緒，遂以復興西周時代道德倫理與政治制度為號召來推動其為亂世「求治」
的政治改革理念，而由於周天子的道德號召力仍在而諸侯國的君主權力尚未上升
到權力絕對集中的地步，儒家思想因而在復興周代道德倫理與政治制度的名義下
更敢於對各諸侯國君主提出道德戒律的告誡與感召。
到了韓非所處的戰國晚期，數百年的兼併戰爭使得華夏地區只剩下七個主要
國家在競逐權力與版圖，而為了應付連年戰爭的威脅，戰國七雄均經歷過相當程
度的變法圖強並且也在「內部分化、外用甲兵」的戰爭壓力下不斷地將權力高度
地集中於各國君主，而周天子僅存的一點號召力，也因為在晉國三家大夫在晉陽
城聯手攻滅智伯瑤並瓜分「晉無公族」而缺乏公族勢力支撐的晉國並自立為諸侯
的破壞封建宗法制度之舉竟然能夠得到周天子的承認與冊封而歸於幻滅，戰國時
代各國諸侯相繼稱王，秦昭襄王甚至曾與齊湣王相約分別稱帝為「西帝」和「東
帝」，加以春秋以降對周代歷史進行帶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檢視研究如對商代之滅
亡提出「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等迥異於道德分析的新論點，周代道德倫理與政治
制度的正當性與號召力不再，相反地，各國君主絕對的權力集中卻又已是不可改
變的客觀趨勢，對於此時欲推動政治改革的思想家而言，訴諸復興周代道德倫理
與政治制度的「法先王」論述已無實際助益，卻必須在高度集權的君主權力體制
的現實條件下說服國君支持其為亂世「求治」的政治改革理想，亦即透過對現實
人性與政治運作規則的歸納分析來提供「法後王」的國家治理與政治改革之道，
儒家的荀子因而也提出了「尊君」的論點，墨者們則往往必須站在國君利益的角
度說服國君採行其「非戰」等政治理念並往往是透過提供軍事防禦等工藝技術的
協助來說服國君，吳起協助楚威王變法時著意壓抑屈景昭三家大夫的私人勢力並
集中權力於君主以防政出多門而滋生弊端使得民不聊生而國事蜩螗，《韓非子‧
孤憤》亦曾主張國君應該集中權力「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
，此人主之公患也。」，因此，韓非等先秦法家之主張與協助國君集中權力並削
弱貴族有其時代背景，一則長年戰爭壓力下各國權力集中已是不可擋的趨勢，在
此一國家權力集中的客觀大趨勢之下，國君之外的其他同樣試圖使國家權力和資
源向自己集中的貴族勢力只會造成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增加政治的不穩定性甚
至導致被侵略而亡國並使人民在戰爭中家破人亡，二則在國家權力集中的大趨勢
下，法家等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改革理念也唯有透過說服國君而得到採納才有機會
實施。因此，法家與儒家對於權力採取不同的態度，與其說是因為法家汲汲營營
於接近權力而儒家從來對權力不動心的主觀姿態不同，不如說是因為法家與儒家
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有別，周王朝禮法制度的道德高度與各國國君權力集中的程度
因為時代背景有別而大不相同，故而法家也就必須採取與儒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
論論述模式與說服各國國君支持其改革理想的說服策略來追求相同的為亂世「求
治」的政治理想。
此外，韓非等法家也並非一般想像中的一貫主張刻薄寡恩與亂世用重法，更
非僅強調國君的統治權術而未論及國君的自我要求。《韓非子‧難三》提及曾奉
晉獻公之令追殺文公卻「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
，而汝一宿，何其速也？」而加緊追殺文公的寺人披，晉文公最後接受其「君令
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的解釋而棄其斬怯
之罪，可見韓非子亦主張在政權變動頻仍的亂世，君主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來對
待前朝官吏以俾益鞏固統治和穩定社會。《韓非子‧十過》則提出人主常犯的十
種過失來告誡國君必須有所警惕而自我要求：「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
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之本也；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
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
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
之勢也。」，此外，《韓非子‧八姦》也整理臣下取悅、蒙蔽君主以為非作歹的
八種方法來提醒君主自我修持與提防以免身死國滅並使百姓橫遭兵禍：「一曰同
牀，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
方。」，由此可見，韓非並非一味地主張君主集權而肆志妄為以逞其私慾，而是
以國君自身利害的角度來向其提出必須提高道德自我要求的告誡。最後，韓非甚
至於從人臣自身利害的角度來談論為何人臣不應為非作歹，《韓非子‧外儲說右
下》便曾提及嗜魚的魯相公儀休雖嗜食魚但卻從不接受魯國上下爭著送給他的魚
，原因是「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則枉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
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這便是以人臣應有自知之明而拒
不接受任何不合乎尋常禮法而可能存在對價關係的饋贈，如此才不至於因小失去
，也才能夠免於貪贓枉法而自致其禍，也反而能夠保有與獲得比起所拒絕饋贈更
大的利益與名譽。
由此可見，以韓非所著《韓非子》為其集大成經典的先秦法家思想絕非單純
的以權力侍從自居的一套厚黑學或者鬼谷之術，而是在戰國時代周代道德倫理與
政治制度的正當性與號召力消耗殆盡而各國君主在長年戰爭的緊急狀態下不斷集
中權力以應付戰爭危機又已經是客觀不可逆的趨勢的時代背景下，試圖說服君主
接納其政治改革主張並協助君主排除其他可能有礙人民利益的內部權力競爭者以
避免內外兵禍連結，全書內容雖然不乏教導國君如何運用權術控制權柄的篇章，
但其實亦不乏對於君主道德要求的務實性忠告乃至於警示，而探求全書所欲追求
的最高政治理想可以發現，其最終目的無非在於為紛紛亂世「求治」以安天下百
姓，因此，儘管法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在發現現實人性與政治運作規則的客觀性方
面有著相當的相似性，韓非等法家思想家主張的「勢」也與道家的觀念若合符節
，且在《韓非子》書中不但有《解老》和《喻老》兩篇來闡釋《老子》經文──惟
近代的胡適便懷疑此二篇並非出自韓非之手，而《韓非子》許多篇章的論證方式
也頗有《老子》一書常見的「正言必反」的論證方式，但考察《韓非子》全書的
書寫目的，仍然是意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試圖說服國君依其政治改革方案施政以
及提升國君自身的道德要求，站在國君的角度思考並透過與國君亦師亦友的合作
與勸誡來在亂世裡尋求穩定長久的國家治理方略，其目的絕非與權力合作以分享
尊榮卻助紂為虐，雖然與試圖以儒學和天命拘束皇帝的董仲舒等漢代儒者一樣受
限於君主絕對權力的快速擴張而最終總是難於真正地約束國君的權力而往往只能
屈從於統治者的意志，然而，並不能因此就認定漢儒或者先秦法家完全就只是權
力的侍從而忽略了其更廣泛的面向以及對約束在春秋戰國時代的長年戰爭中不斷
擴張的君主絕對權力的嘗試，畢竟，考察先秦法家如《韓非子》等對君主道德要
求的各種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法家除了輔助國君施政並教導國君如何以權
術實現其領導統御之外，也站在君主現實利害的角度提出了對於君主的各種道德
要求，終究，在君主絕對權力已然確立的時代，唯有透過說服君主相信對其有利
才有可能促使其採取政治思想家的改革理念，也唯有透過鞏固君權「強公室、杜
私門」以使國家權力定於一尊並最終使天下權力「惡乎定？定於一。」才能夠為
天下蒼生消弭長達數百年的反覆戰爭與破壞，先秦法家思想產生於春秋戰國的動
盪年代，自然對於「定於一」以安天下有著理念性的強烈渴望，因而在詮釋先秦
法家思想時，應該考量其時代背景而做深入的探討，而一旦經過參酌時代背景的
仔細分析便會發現，先秦法家並非志在做權力的侍從，而毋寧是志在做權力的良
師與諍友。
正由於《韓非子》等先秦法家思想站在權力者師友而非權力者反對者的角度
思考而提出了志在實現與幾乎儒家相同的為亂世「求治」的政治方略，卻因為站
在權力者利害角度思考而能提供更具體實用的建議，無怪乎儘管漢武帝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但中國歷代帝王實際上往往是採取「外儒內法」的統治術，為挽救宋
王朝積弱不振的國勢而強力推動變法圖強的宋儒王安石更曾歌詠先秦法家：「今
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