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間部門退休準備問題初探

一個小小的學期報告，整理前一陣子關於勞工退休問題的想法，

重點在於，將勞退基金的危機轉化為稅制改革的契機。

本文第四、五段由報告同組成員M同學整理文獻，其餘文責由作者自負。









　　我國民間部門勞工的退休金來源主要包括兩個部份，其一是包括在勞工保險中的勞

保老年給付，乃是依法由政府、雇主及勞工共同繳納保險費，在不同單位加保的勞保年

資可合併計算，當被保險人符合老年給付條件時，依其保險年資與投保薪資計算的一次

性給付，其二則是勞工退休金，乃是雇主依法必須給付給勞工的退休金，由雇主依法自

每月自申報的薪資總額中提撥一定比例到勞工退休準備專戶做為勞工退休準備金，此一

專戶的所有權屬於雇主，但由台灣銀行辦理此勞退基金的收支、保管及運用，2009年以

前勞退基金採取「確定給付制」 (Defined Benefits, DB) ，2009年修法後的勞退

新制則改採「確定提撥制」 (Defined Contributions, DC) 。本報告主要即是探討

我國民間部門的勞工退休金準備不足的相關問題。



　　過去的勞退舊制採取隨收隨付 (pay-as-you-go) 的確定給付制，因而產生了龐大

的隱藏性負債，主要的原因有三：第一，雇主設法低報勞工投保薪資，像是將部份的常態

性薪資改以績效獎金等名目發放，第二，主管機關礙於政治因素長期無法依實際的勞退基

金財務精算來調高勞工薪資對勞退基金的提撥率，第三，由於每年次出生人口數極大的戰

後嬰兒潮世代即將開始大規模地退休加上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影響，勞動人口相對於退休

人口的支持比例正在快速地下降，在隨收隨付的制度下自然難以維持。此外，舊制下勞工

必須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十五年以上才能夠領取勞工退休金，但我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

只有十三年，也就是說有許多公司剛好在第一批員工要領取勞工退休金之前結束營業。凡

此種種均使得勞退舊制問題叢生而亟需改革。



　　勞退新制改採財務上較不會造成世代間隱藏性負債的確定提撥制，然而，新舊制間的

轉換仍然無法解決勞退舊制遺留的龐大隱藏性負債問題，尤其是在舊制年資較多的勞工，

例如一位勞工若在舊制下已有十年的年資，則該十年內自這位勞工的薪資中提撥的勞工退

休金準備金已經隨收隨付給當時已退休的勞工，於是這位勞工在轉換到新制後，原本該存

入其個人退休準備帳戶裡的十年間薪資提撥與孳息等仍然需要由政府設法補足。而未轉換

為新制的勞工，尤其是舊制年資極多而已接近退休年齡的嬰兒潮世代勞工，由於其後的勞

工世代已大多轉換為勞退新制，十年至十五年內即將來臨龐大的嬰兒潮世代退休勞工未來

的勞工退休金從何而來也已是令論者憂心不已的社會安全體系重大潛在危機。



　　然而，勞工退休金入不敷出的問題並非台灣特有。美國的退休金制度有數個制度並行

，制度間可以互相彌補缺失，保障老年生活無憂。首先是美國《國家社會安全法案》的退

休金，是向雇員和雇主課徵社會安全稅，由雇員和雇主共同分擔一個有上限 (capped)

的社會安全稅額，但有人認為該制度設有上限金額是在歧視貧窮和中產階級，也有人認為

該制度缺乏效率而只能提供納稅人極低的報酬率，此外該制度同樣也因人口老化與生育率

下降造成勞動力縮減，支持比的快速下降使得年輕世代的負擔沉重而引發財務危機。第二

，許多私人企業提供自己的退休金計畫以吸引優秀人才，由於這類計畫大都是由公司自行

負擔，因而多屬收入較高的白領階級才能享有，畢竟中小企業大多無力負擔多餘開支，遑

論提供較好的退休福利。



　　有鑑於此，美國近年來也開始實施個人退休專戶的制度。由個人將一定比例的薪資參

與政府所核准的金融業者所發行的投資計劃，有時雇主也會提撥一部份資金進入該計畫。

每個投資計畫都必須包含三種不同的金融產品，以分散風險。通常退休金計劃因為操作時

間長，虧損機率並不高，但也曾發生過投資計畫失當，投資自己公司的比例過高，公司卻

倒閉的慘況。然而，這類個人退休專戶高度依賴金融市場的投資績效，事實上等於將退休

給付風險的一大部份移轉給勞工個人承擔。



　　也因此，儘管目前我國的勞退基金帳面上仍然呈現盈餘狀態，但由於過去勞退舊制確

定給付制下遺留的龐大隱藏性負債勢必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隨著嬰兒潮世代勞工相繼退休

而浮上枱面。解決的方法不外乎：加稅由稅收支應、提高退休年齡、提高勞工薪資的對勞

退基金的提撥率以及減少其退休給付金額四種。最近的新聞顯示，勞保局將自六月起清查

各事業單位是否有低報勞工薪資，便是試圖藉著使各事業單位依法如實申報薪資以及勞退

基金之提撥來提高提撥率，但由於嬰兒潮世代距離退休已近，本身能夠再增加的提撥金額

其實有限；而在提高退休年齡方面，由於勞退基金包括了許多體力性勞工，因而雖然可以

稍微提高退休年齡，但勢必要針對體力性勞動與重大健康問題的部份有許多的例外規定；

至於在減少退休給付金額方面，則由於勞退基金所涵蓋的勞工往往退休所得替代率偏低，

而且包括了許多收入極差的勞工，在必須考量通膨與物價調整因素的情況下，能夠減少的

退休給付金額範圍有限；因此，最終的解決方案恐怕還是必須透過增加稅收來解決，像是

復徵土地增值稅與證券交易所得稅，課稅企業未分配盈餘稅，或者是提高營業稅稅率，考

量勞退基金的隱藏性負債高達四兆，可能必須採取上述多種稅賦改革並行的方式才能解決。



　　然而，由於當前勞退基金尚有盈餘，因而較難立刻產生必須解決勞退基金隱藏性負債

的社會共識，勢必得等到未來十至十五年內嬰兒潮世代退休潮開始浮現而勞退基金也開始

出現帳面上虧損之時，才是全面性地透過稅賦改革等手段來處理勞退舊制採取確定給付制

加上長期提撥不足額所遺留的龐大隱藏性負債問題的較佳時機。一方面，政治人物即使自

己任內加稅做了壞人，也會希望自己任內拿這些增加的政府預算來挹注新的公共建設或者

社會福利計畫來做好人，甚少有政治人物會在自己任內加稅來解決十年後別人任內才會爆

發的財政問題；另方面，在勞退基金仍有盈餘的現在，即使政府有心透過加稅的方式來解

決好些年後才會發生的財政問題，恐怕也很難現在就取得充分的社會共識，畢竟多數人只

會看到現在勞退基金尚有盈餘而質疑為此大幅加稅的必要性。因此，勞退基金隱藏性負債

的長期解決方案固然必須透過大幅度的稅賦改革像是復徵土地增值稅與證券交易所得稅，

惟此一長期解決方案必須有相當的社會共識才能夠順利推動，而社會共識與社會氛圍的形

塑有待勞退基金因為嬰兒潮世代開始退休而浮現巨額帳面虧損，因而，短期內應該推動的

解決方案主要在於促使各事業單位據實足額提撥其勞工退休金準備金，以及在合理範圍內

提高退休年齡並應針對體力性勞動與重大健康問題的部份設定必要的例外規範。



　　由於各國過去採取的公私部門退休制度不一以及國情不同，很難說有一個絕對較佳的

退休金給付制度，加上相關問題牽涉層面甚廣也非單一學期報告所能涵蓋，在此我們暫不

提出設想中最理想的退休金制度，僅就勞退基金隱藏性負債問題做一個儘可能全面性的檢

討，並分析幾個可能的解決方案以及各個方案比較合適的推動時機。



　　老有所終一向是華人社會的重要關懷，但在一個工業化的現代社會裡，這個關懷的實

現需要一個由國家管理的完善社會安全制度才有可能，人口學的變化使得過去的退休金制

度面臨衝擊而出現改革的需要，但不論如何，都應以使年長國民能夠獲得有品質有尊嚴的

老年生活為制度設計的核心關懷。

以健保支付制度改革健全醫療體系發展

去年夏天的文章，整理對於健保支付制度改革的一點個人看法，

關於現行健保支付制度的錯誤誘因機制如何扭曲了醫療體系的健全發展以及一些改革的觀點。


因為是舊文，一些論點仍有進一步調整和論述的必要，但就是先放著分享，


也歡迎醫藥領域的朋友們多多批評指教。









　　自全民健保開辦以來，此一「具社會福利性質的社會保險制度」幫助了許多台灣的弱勢


家庭不至於因病而貧，然而，給付制度的諸多問題，確實也影響了台灣醫療照護體制的良性


發展。健保支付制度的問題眾多，在此僅先探討醫療項目的給付部份，並就藥價差問題提出


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眾所周知，在台灣藥價支出佔健保支出的三分之一，許多人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病人和


日本病人相似，習慣就診一定要拿到藥物否則便認為沒有得到診治，而藥價差也造成了少數


醫師利用其資訊不對稱的資訊優勢增加藥物處方以獲取利益，然而，一個必須澄清的事實是


，實證研究固然顯示，台灣民眾看診次數相較於其他有全民健保國家民眾都要多，而人均藥


價卻僅略微多些，事實上，藥價支出佔健保支出三分之一的真正原因是在於診察費、手術費


用等「專業諮詢與服務費用」在現行支付制度下被嚴重低估所造成的藥價支出看似相對較多


的現象，並非台灣相較於各國有非常嚴重的「藥價差」問題。



　　在齊頭式的支付制度下，像是各科的診察費用均同一而各項醫療服務的相對價格也未經


實證研究支持，造成健保開辦後部分較累人的專科像是內外婦兒等浮嚴重的人力荒。社會文


化轉變使包括醫師在內的台灣民眾開始注重生活品質固然是一個因素，但如果以經濟分析，


生活品質與收入間應該有一個「無異曲線」 (indifference curve) 的關係，因此，即使


醫師追求生活品質，但絕對是可以運用健保給付制度予以影響的。在美國，聯邦政府 Medicare


和各個民營健康保險組織 HMOs 的各科各項醫療服務的相對支付價格是經過實證研究各科各


項醫療服務的包括訓練成本、醫療服務成本、醫療糾紛風險等各種影響醫療服務的成本價格因


素來設算其 RBRVS (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 ) 來決定的，並非僅根據


經驗或者齊頭式的單一價格。然而，由於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risk aversion），單單只


是用RBRVS的方式計算，就已經忽視了外科醫師承擔了較高的醫療不確定性風險，而以經濟學的


觀點來看，承擔醫療不確定性及醫療糾紛風險是生產要素中的「企業家精神」，原本就應該有


較高的獲利，也就是說，即使是採取了 RBRVS 的相對值表仍然有可能低估了高風險服務的相


對值，更何況僅僅採取經驗式支付制度和齊一式的診察等費用支付方式的台灣全民健保支付制


度。

　　

　　然而，一方面健保經費有限而受限政治因素而調整保費不易，另方面，整體的專業諮詢與


服務的價格在台灣已是相對偏低，因而，一個比較可能的政策方向是，首先，必須透過實證研


究來建立本土的 RBRVS 相對值表，接著透過此一經實證研究的相對值表將各項醫療服務和各


科門診等服務區分為「優先調高給付項目」和「凍結調整給付項目」，並在二代健保的總額預


算經費估算中特別為此略為增加一些，或者在總額預算不特別為此增加的前提下，於將來的藥


價調整或部份給付項目價格調降或者經濟好轉保費收入增加之時，將增加或剩餘出來的資源挹


注優先給付科別與項目的各項醫療服務，而若有仍然不完全合於相對值表所建議的價格之處，


則保留以待將來有經費時優先增加給付，以期透過價格機制的運作來漸進解決這些人命攸關科


別的人才荒與將來可期待的因此造成的醫療品質問題。



　　同樣的，由於醫師在醫療市場上具有資訊不對稱的資訊優勢，加上在專業醫諮詢與服務項


目上的支付價格偏低，以及民眾對於醫師處方藥物的期待，部份醫院和醫師自然會透過開立不


見得百分百需要的藥物以賺取藥價差來彌補其目標所得的不足之處，此一現象在台灣確實是存


在的，但實證研究已顯示在台灣，其程度因醫療從業人員的良知以及健保局的諸多管制措施而


其實極為少數，然而，在資訊不對稱市場，僅透過藥價調查和藥價調整（調降）來處理藥價問


題將只會促使部份醫院與醫師傾向開立更多藥物或者替換藥價差較大藥物來補足原本較高藥物


給付價格下的藥價差額度，故而出現了第五次藥價調整後隔年總藥物價格不降反升的現象，而


由於會計和物流等問題，藥物實報實銷或健保局統一採購並不是十分容易達成的政策手段，也


容易形成侵害醫師專業的問題，過度地壓低藥價也可能造成部份重要藥物退出市場，也無助提


供誘因來使學名藥廠投入BA、BE等改善藥物品質的研究與本土藥品研發能力的發展。

　　

　　既然台灣醫院與醫師利用資訊優勢謀利的狀況並不嚴重，藥價差問題真正要解決而有益於


民眾健康的重點應該在於如何使向來被認為愛吃藥的台灣民眾少吃些不是百分百必要的藥物。


筆者認為，此一問題的解決仍然要回歸醫療市場的資訊不對稱特性並尊重與利用醫師的專業。


現在的健保給付制度在醫師的各項服務採取總額預算與浮動點值，但在藥物給付上卻採取一點


一元的保障制度，等於醫師的診察等專業諮詢與服務會受到點值浮動的影響，但其開立藥物所


獲取的藥價差卻不受點值浮動的影響，自然也就有少數醫療服務提供者透過開立藥物來獲取藥


價差。因此，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將藥品等的給付也納入浮動點值中計算，僅保障最少一


點值0.7-0.9元以免其不敷成本（依專利期原廠藥品和專利期後各種藥品的不同而保障不同，


專利期藥品應有較高的點值保障），如此，則醫師和醫院在開立藥物處方時因為其也是浮動點


值，開太多不一定賺得多，則自然會有較低的誘因去開立不見得完全必要的藥物，而在總額預


算不變或僅略為增加的情形下，預期浮動點值即使在將藥品費用納入後仍然不可能回升到一點


一元或者一元以上的情形，實質上在將藥品費用納入浮動點值計算後，預期將造成診察和手術


等專業服務的點值略微上升，總的來說，對於醫師和醫院的經營不至於造成重大的財務困難，


反而會因為減少了一小部份藥品處方的藥品成本支付而有額外的總額經費可使診察和手術等服


務的點值進一步增加而略微增加其淨收入，也更有財務誘因在病人就診要求開立藥物時耐心地


向其進行用藥衛教，從而使病人減少一小部份不是很必要的藥品使用，而醫師與醫院則因為專


業服務的浮動點值上升與藥品成本的部份減少而從醫療專業服務本身得到較先前合理的報酬。


當然，藥價問題千頭萬緒，絕非單一的政策手段可以處理的，也需要多管齊下的政策並進，像


是專利過期後的藥物逐年改為採取按成份別給付而不再過度考慮廠牌別，像是適度地持續進行


藥價調查和藥價調整等，在此僅就點值支付制度的部份提出一個可能有助於部份地改善社會大


眾極為關切而在每次健保調漲時就會被各界渲染抨擊的所謂「藥價差」問題的政策方案。

　　

　　此外，全民健保真正的目的不在於鼓勵民眾多生病多利用醫療資源，而在於促進民眾的健


康。因此，除了提供誘因促使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更高品質的服務與更主動地進行衛教解說之


外，也應該提供各種誘因促使民眾在自我照護上有更積極的作為。例如，國健局可以透過實證


研究來製作民眾在每個年齡層時較有需要進行的各種健康檢查項目手冊，並可以主要的人口學


特性如性別和年齡等來製作，就好像各廠牌的機車會提供其在不同的里程數時應注意檢查更新


的零件的資訊，然後民眾若有依照此一手冊來進行健康自我照護如健康檢查，則可以稍微減少


其個人健保費的負擔，以財務誘因來促進民眾多注意自我健康照護，如此有助於促使民眾多多


注意身體健康，也有助於早期發現疾病與治療，減少在重大疾病末期才發現與治療的鉅額健保


支出。而在時常為民眾所批評的高診次利用部份，由於其中一大部份是老年的多重慢性患者，


則可以透過將來開辦的長期照護保險時可能會設置的專科護理師與社工師，在照顧失能個案之


餘，由健保局將其同時承辦的全民健保中的高診次個案轉介給長照保險的專科護理師與社工師


，由這些專業人員協助這些可能因為專業知識的不足而四處就醫的患者，養成固定的就醫習慣


，甚至可以為其尋覓在鄰近地區開業的家醫科或其他一般科醫師做為其醫療照護的主要服務提


供者，並在其需要專科服務時扮演提供資訊的 gate keeper 角色，同時也應為其推薦固定的


藥物綜合諮詢等服務以增進其用藥安全與健康，同時，也透過為這些高診次與慢性病患建立接


觸醫療服務的 general practitioner，而由此逐步協助民眾開始建立轉診制度的概念，以


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耗用並促進健康。



　　全民健保支付制度造成了醫療體系的諸多亂象，然而，由於醫療市場的資訊不對稱特性，


採取過度侵害專業自主的行政管制措施往往反而適得其反，而在病患方面，則應該體認病患需


要更多的專業資訊如不同性別與年齡層時應注意的健康問題與健康檢查項目，因此，在二代健


保的支付制度改革上，必須思考的是如何透過制度設計，尊重專業自主且提供民眾需要的醫療


資訊，設計制度誘因使民眾與醫療服務提供者都以有助於促進健康而非僅是使用醫療的方式來


利用全民健保的寶貴資源。

關於兩岸議題的一點個人看法

好一陣子沒有在這個版面寫東西了。

2009年的這一天，四月十日，一如以往，

我針對當時在新聞上與網路上熱烈討論的波蘭醫學生問題發表了一點簡短的看法。

純粹看了相關討論自己也有些話想說，也想表達自己和所有民眾和醫學生同感義憤，

卻不知怎麼搞地，被一些有心人搞成了莫名其妙的大議題。

後來決定一陣子不要使用這個原本是個人隨想扎記的版面。



今天，兩年後，公布一篇寫於2009年中秋節前後的文章，

不知怎地，儘管有不少言中者，這篇文章卻仍似乎引起不小的爭議。

把它發表在這裡，當做一個記錄，也當做兩年後的一個回顧。

或許，也留待更久的未來的歷史事實的檢驗。








　　季辛吉曾說過，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別於


歐洲國家，美國人民似乎相信他們的價值觀也可以、也必須納入外交事務的決策過


程中，從而外交政策過度地受到國內人民道德意識等價值觀的影響，無法全力著眼


於追求真正的國家利益。





　　這不是說人權、民主等價值觀的議題在外交上全無作用，像美國便經常在貿易


談判前「關心」中國的人權和西藏等問題，藉以在談判中取得某些優勢，而民間團


體或者部份政治人物對國際人權、民主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於他國部份政治因素流


亡人士的人道援助，其實也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份。





　　然而，如果一國之執政當局以及其他有執政企圖的在野勢力，在外交事務的政


策觀點上竟然完全受到人權、民主等議題的主導，而不顧國家利益的現實算計，將


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將國家帶向險路。





　　道德和公義從來只有在國內事務時有所適用，在政府部門的國際事務運作中，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其他的不過是偶爾的陪襯或者策略運用。





　　要先聲明的是，本文談論的並不是個人認為道德判斷上什麼事情「對」或「錯


」的想法，因為這類文章正反兩方均是車載斗量，但即使再寫上個十萬篇這樣子的


評論對錯的文章，再寫上百萬篇批評中國看待台灣問題時的法理站不住腳的文章，


都無法改變「中國就是會這麼做」的客觀事實，因此，本文將主要的是一篇儘量不


涉及太多價值判斷的策略分析文章，希望討論的是在客觀不可改變的現狀下，怎麼


做會讓結果較好而台灣方面的利益獲得最大程度實現。





　　討論兩岸問題，首先有幾個現實問題必須清楚界定，然後才有討論的意義，否


則容易淪於空想。





　　第一，台灣做為華人世界民主化走得最遠的一個政治實體，當然台灣經驗可以


做為中國執政當局推動內部社會、政治改革時的重要參考，若中國內部情勢有所變


化，也可以做為任何中國方面執政者的參考，但台灣本身沒有能力去干預中國內部


改革的進程，事實上，反而有可能被視為外部勢力試圖「和平演變」而使中國的內


部改革更加拖延，甚至其執政當局不無可能為了消滅這個被外部勢力干預的可能而


高舉中華民族主義之旗鼓動民心和戰爭，實則藉此消滅這一對其執政當局的潛在威


脅。而若以歷史經驗來看，鄭經介入中國的三藩之亂，三藩兵敗後，明鄭雖因此意


識到已無實力介入中國政局，但卻已是求為藩屬而終不可得，其結果是明鄭加速走


向滅亡，殷鑑不遠。因此，在兩岸的強弱相對態勢下，中國方面有本錢選擇對手，


可以八年刻意不與其厭惡的台灣執政黨談判而只與在野黨對話，但台灣沒有這樣的


實力去選擇對手，只能與任何中國方面的當權者對話，而任何因情緒而來的這樣的


選擇性對話嘗試，恐怕只會使得台灣陷入危機。





　　第二，中國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會否出現重大變化？這重大變化後出現的執政當


局是否會是現在的海外流亡人士？海外流亡人士萬一真的執政中國後，是否會真的


有可能點頭讓台灣獨立？我想，多數會認為，以上三個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國在發


展中雖有不穩，但大體還在可控制範圍內，而在中國不受和平演變的內部社會、政


治變革過程中，比較可能興起而與當前中國執政當局抗衡、協商的，比較可能是現


在中國日益興起的維權人士等公民社會的新興勢力，因為這個勢力與現今的中國群


眾有直接接觸且為其爭取權利，較易得到群眾認同，而因其與現今執政當局較無如


六四等血仇，中國執政當局應較傾向認為在改革過程中以其為對話、協商對象，比


較能達成漸進改革而不被事後清算，也因而較有意願逐漸與其分享權力。最後，不


論任何勢力，中國民族主義是中國執政者必須面對的壓力，除非中國復興、轉型到


一個夠自信的程度，台灣問題永遠是中國執政者不能鬆口的問題，一鬆口就有被其


他國內政敵打擊的可能，而事實上，一個可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曾受


台灣恩惠的人物為證明自己沒有偏袒台灣以避免被政敵做為口實，反而有可能採取


更激烈的對台強硬立場。此外，中國倘若發生非漸進的重大變化，對台灣而言恐怕


不見得是件好事，甚至可能受到波及。





　　更根本的問題是，國家利益的考量是超越意識型態的，共產的、帝制的、民主


的，任何中國的執政者，台灣問題都是國家利益的問題。不論中國統治者為何，接


受一個反中的台灣的完全獨立，就存在著左營、蘇澳、臺中等軍港出現美軍航母戰


鬥群的可能，也就威脅了中國從南海、中東和非洲等地往北方的上海、北京等重工


業區運輸石油等天然資源的戰略生命線，別忘了，中國的三大煉油基地裡，寧波和


秦皇島都在台灣海峽以北，更何況，單單是台灣獨立卻一味親美親日而未能徹底中


立化，就已達成了牽制中國海權甚至陸權力量的功能，而使其在東亞爭霸以及爭奪


天然資源的競逐中落居下風，這是任何意識型態的中國執政當局都不能忽視的國家


安全問題，並不容易因民主化而有所不同。此外，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受傷的中國民


族主義，也是任何意識型態的中國領導人必須面對的，一如台灣民族主義情緒在民


主化過程中被釋放，在中國民主化開始但未成熟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恐怕會有十


分龐大的釋放，因為這永遠是不得罪各政黨支持者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又能夠有效


刺激群眾激情投票的簡單選項──製造敵我矛盾來緩和人民內部矛盾。期待民主化中


國會放手讓台灣獨立，一方面恐怕一、二十年內中國民主化不易完全實現，另方面


，兩者的相關性大概不高。





　　另一個問題是，北京有多急著解決台灣問題？撇開官式的宣傳語言不談，現階


段北京的主要目標似乎是處理扁政府八年造成的對立，而透過經濟等手段一方面拉


住台灣不要往急獨方向走去，運用馬政府較溫和的兩岸政策來緩和兩岸情勢，所以


在民進黨內台獨勢力主導的情況下，為了不生意外，北京將被迫全力鞏固馬政府，


但另方面也試圖透過設立國台辦政黨局等方式來與台灣的所謂代表台獨本土勢力的


民進黨建立溝通管道，以確保萬一有一天民進黨又執政時不會再走回過去八年的反


中反共急進路線而造成北京的頭痛問題。北京方面長遠的目標則是某種兩岸的政治


協議，但這協議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方面對台灣的整體信心，若中國方


面感覺台灣的反中情緒很強而有較大可能造成上述的國家安全等危害，則北京恐怕


會希望在最終的解決方案上給台灣套上緊一點的繮繩，以免讓步給國民黨的各種國


際空間，萬一若干年後民進黨又執政，竟變成進一步挑戰、傷害中國國家安全等利


益的工具；相反的，若北京感覺台灣各政黨以及民眾──尤其是本土派政黨──基本上


對中國是友善的，只是在百年特殊歷史經驗造成的「台灣意識」下希望當家作主，


造成上述國家安全等危害的可能性降低，則在最終解決方案上應該會有較寬廣的空


間。簡言之，代表本土勢力的民進黨任何在兩岸上的過激動作，都只會加深北京的


疑慮，而其後果，一是短期內北京決心用盡一切手段維持較溫和可靠的國民黨政權


，這對所謂本土勢力而言恐怕不是好事，二是長期而言由於對於島內仍有激進台獨


（甚至被視為「皇民復辟」）勢力的疑慮，北京內部對台溫和的勢力可能不敵民族


主義狂熱勢力而敗陣，結果是北京在兩岸終局協議上的迴旋讓步空間將會不斷被壓


縮。畢竟，任何一方的激進化舉動，都只會造成另一方的激進化反應。





　　中國對兩岸問題的觀點，除了台灣內部的狀況外，相當程度上是取決於中國內


部的發展與變化情況，也就是中國在經濟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最終將無可迴避的政


治漸進改革問題，逐漸發展、復興（崛起）的中國，若在社會、政治各方面都能漸


進轉型，則兩岸會有較大的妥協空間，現在不能談的，將來不一定還是不能談。然


而中國體制龐大，改變需要一個較長時間。台灣應該設法使兩岸和緩，並長期地透


過各種互動，來與中國各界建立良好的信任感，小心不要在中國面臨壓力並試圖轉


型的過程中成了中國各方內部鬥爭的犧牲品，如此也可為未來可能的進一步談判打


下較良好的互信基礎。而不論中國的發展、復興能夠走到什麼程度，而其在兩岸問


題上新增加的空間又會多出多少，總的來說，在現階段過度衝撞其當前情勢下客觀


上不可改變的底線，似乎並不是有助於台灣實質利益的好方法，無助於彌補過去八


年的盲動躁進路線造成的中國與美國等國際勢力對台灣的信任危機，也不是有心爭


取台灣執政權的各政黨應有的負責任的作為。





　　台灣對中國而言可以是國家安全的問題，但也可以是一個機會。台灣由於特殊


的歷史經驗，是華人世界裡能理解西方世界的遊戲規則，卻又不像香港人那麼過度


地崇洋媚外，因而，對中國而言，運用台灣人有助於其與世界接軌。中國推薦香港


出身的陳馮富珍出任世衛祕書長，便突顯了其願意與世界接軌，但本身的人才受限


於各種中國歷史因素和政治禁忌而雖有充分專業能力但無法真正地了解如何在西方


世界的遊戲規則中不卑不亢表現，因而必須運用香港培養的人才，同樣的，台灣也


具備相同的優勢。然而，這因特殊歷史經驗帶來的優勢，若因政治力量的過度操作


，造成「台灣人甘為西方走狗來打壓中國」的印象，則其實也很容易變成劣勢，而


使得原本被寬容政治立場的企業如奇美，必須在壓力下做些選邊站的表態動作，委


實不是明智之舉。





　　台灣最佳的武器不是有勇無謀、徒增社會對立的民族主義，而是更深化的民主


制度，以及更健全的社會安全網等社會政策。因為，一方面，在兩岸交流日深這不


可逆的潮流下，加上悲情的歷史在民主自由成習慣了的年輕世代裡愈來愈少人有興


趣──連我這曾經參與過少數政治活動的歷史狂都對老談歷史悲情感到彈性疲勞了，


其他年輕人大概更不必說了──如何維持上述特殊而有意義的「台灣意識」？愚以為


，最重要的方式，莫過於讓人民生活過得更好、社會制度更加公義，讓人民在行走


兩岸後，感覺還是在台灣的制度下過得比較快樂，因而在有機會比較兩岸各種制度


和生活方式之後反而更認同台灣，認為應該盡心力保持台灣現有的社會、政治制度


等生活方式，另方面，對中國而言，一個民主深化而人民對民主有信仰的台灣，會


讓中國執政當局思考如果強行融合台灣會不會反而變成「空投新潮流」式的讓兩千


三百萬有高度權利意識的「反動份子」直接在中國裡亂竄而增加社會動亂並進而威


脅其執政當局的政權，相反的，一個藍綠極端對立、老拿兩岸問題無限上綱做鬥爭


工具、而人民不再相信民主制度能改善其生活的台灣，並不會讓中國執政當局感到


害怕。





　　因此，台灣方面必須思考的是在客觀上難以改變的兩岸現狀限制下，應該怎麼


看待中國，以及，要怎麼透過良性的互動來與中國執政當局建立信任。國民黨基於


歷史因素，當然比較容易得到北京的信任，而馬政府一年多來的兩岸政策也大致上


還在維護國家尊嚴的前提下試圖修補過去八年造成的兩岸互信上的傷害，並試圖在


中國新興的經濟勢力中為台灣獲取大一點的利益。但由於在終局協議的空間上，終


究有一部份受制於所謂本土勢力，因此，民進黨的內部變化也就有一定的重要性。





　　做為在野黨的民進黨，當然不可能代表台灣進行兩岸談判，而受到獨派群眾壓


力、害怕處理基本教義派可能造成黨內部份野心人士以支持基本教義派為名而遂行


奪權或分裂黨中央之實的民進黨，在一個較短時期內不可能大動作全面調整其兩岸


政策的論述，而既然短期內沒有執政希望，自也沒必要一次到位完成兩岸論述的調


整，但應儘速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釋放一些願意與中國任何執政當局對話的公開訊息


，以讓各界得知過去八年激進路線已經過去，而使各界有信心如果其取得一定的權


力或者若干年後取得執政權也不會走回頭路，而不應放任黨內人士過度地操作激情


兩岸問題，尤其是在與兩岸議題沒有特別相關性的縣市自治層級的選舉中。其理由


，有現實面和理念面雙重的考量。





　　首先是現實面的考量。國民黨的目標當然是在台灣更徹底的完全執政，但對中


國執政當局而言，短期內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對中國執政當局


而言，不存在著徹底毀滅民進黨的戰略需求，相反地，它希望代表台灣意識的本土


勢力能有一個較溫和的政治代表，然後不論中國的客觀內外情勢如何變化，它可以


與這個政黨對話，而這個政黨為了在島內選舉，和所有的民主改革政黨一樣，能選


舉的政黨較不傾向於激進路線，相反地，若這個政黨消滅，而所謂的本土勢力成了


分散、小股化的民間激進團體，對中國執政當局而言只會更難於對話、協商──因為


台灣百年來遭逢並反抗過殖民、威權統治的悲情歷史所形塑的對外來統治者的不信


任感，以及希望能夠自己當家做主的「台灣意識」，客觀上不可能只因做為其政治


代表的民進黨的滅亡而就此自動消失，反而可能更為強勁、激烈而更難以理性對話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民進黨採取激進路線，則中國執政當局為了持續兩岸


和緩、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而不必煩惱台灣鬧事──畢竟，面臨金融風暴及內部


轉型壓力，中國執政當局己經有夠多問題要煩惱了──勢必傾全力協助國民黨，包括


建立挺綠島內企業黑名單、要求所有台商不得與這些島內企業有生意往來以斷民進


黨金脈等各種手段，如此一來，一則民進黨將面臨「兩線作戰」的嚴重困境，獲勝


希望渺茫，二則，實際上這些議題與民眾生活離得太遠，但民眾又會看到經濟打壓


的後果，恐怕只會更離心離德，三則，即使因國民黨政績不佳等因素而僥倖小勝，


部份野心人士恐會將勝利歸因於對中國挑釁的動作，不但使之後必須面臨更沉重的


壓力，也使得未來調整路線更加困難。





　　因此，個人以為，民進黨除了釋放不卑不亢的對話意願訊息外，在兩岸議題上


應該只保留在體制內的國會與學界對於各項兩岸合作事宜的合乎理性和學理的監督


即可，不要再有太激進的舉動，以保持北京雖然較傾向國民黨但對民進黨仍可期待


其溫和化而不必下重手的狀態──畢竟，選票上沒有任何候選人的黨籍是中國共產黨


，在選舉中，它不是民進黨的當面之敵，實在沒必要多幫國民黨找幫手打自己。至


於在地方選舉中，應該結合學界等力量，為各個地區依其特性分別規劃衛生、福利


、交通、經濟等的建設籃圖，給民眾未來生活會更好的想望，恐怕才是獲得勝選的


正途。終究，在理念面，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成熟民主國家的政黨，會在其各項選舉


的過程中，以批評另一個國家的不是來當做唯一熱門的選戰議題的，而在民主政治


中，能夠感動人民在選舉日走出家門投一張票的力量，終究還是對人民，尤其是人


民中的弱勢者，改善未來生活的想像與承諾，至於國族的想像，恐怕除了少數知識


份子和狂熱份子，除了極少數的危機時刻外，並不總是那麼能夠激起人民長遠的感


動。



　　當然，不能否定基本教義派人士的熱情，以諸多台獨人士的學養和專業、經濟


的能力，若能夠多投入本土的文化性活動以培養更深厚的台灣意識，加上偶爾在兩


岸談判中發表基於本土立場的理性、專業意見，扮點黑臉以增加執政者希望中國方


面「不要傷害台灣人民情感」的談判籌碼，絕對會是台灣不論任何政黨執政時，處


理兩岸問題時最佳的戰略側翼。但如果讓任何政黨甚至政府的兩岸政策過度受到基


本教義派的影響，則恐怕不是人民之福。





　　要補充的兩點題外話是，第一，當今中國執政當局並未有屠殺台灣人民的歷史


經驗，二二八過程中共產黨人也是受難者，拿二二八的歷史情結來正當化對當今中


國執政當局的恐懼情緒，邏輯上實在過於牽強。第二，中國歷史的經驗中，時常會


在高度發展但內部矛盾也隨之上升難解的情況下，加以承平日久而領導人好大喜功


，往往會以發動對外敵我矛盾的方式來追求武功並轉移、宣洩內部矛盾的壓力，雖


然歷史不必然會重演，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實力對比和國際處境尷尬等客觀條件


而言，台灣在過去八年成了耀武揚威第一擊的首選靶場，實應維持兩岸和緩，以轉


移這個可能性，畢竟台灣人也沒屠殺過大陸同胞，最好還是讓中國去盯上有血海深


仇的日本人去尋釁吧；當年張伯倫也曾在慕尼黑會議中採取姑息主義、犧牲捷克，


讓納粹德國的注意力轉向日耳曼人傳統發展方向的東歐，從而使禍水東引，而使納


粹最終全力進攻蘇聯，台灣或許也應該考慮對中國溫和些、合作些、姑息些，使中


國民族主義勃興的注意力轉向傳統上與中國有血海深仇、有東亞權力競爭關係的日


本，從而使禍水北引，而台灣甚至可能從中獲取利益。



　　而退一萬步想，倘若台灣實施溫和的兩岸和緩政策多年，卻在國際上受到更多


的打壓，則如此一來，至少證明台灣不是「麻煩製造者」，那麼，不論在國際上或


者在國內，相信都能凝聚更強大的支持台灣的力量，否則，大概沒有多少忙著過好


生活的人民真的認知到加入聯合國或世衛對台灣有多大幫助、對人民生活有多少助


益吧，過度地操作，只會讓人民覺得不顧民生而離心離德罷了。





　　兩岸因為歷史的隔閡，加上彼此都在歷史中有過受傷的歷史情結，有些不必要


的誤解與信任上的困難，這只能用時間和耐心來逐漸彌平，並尋找更好的雙贏解決


方案，為了一時的選舉目的而短視地破壞辛苦建立的兩岸互信，最後恐怕會以悲劇


收場；相反的，只要台灣能夠以善意和智慧來彼此理解、逐漸處理問題，相信自然


也能夠在另一方面引導出更多的善意與智慧，而能夠如此，講同一種語言、賞同一


輪中秋明月的兩個社會，才有希望有朝一日共同摸索出共存共榮的互利選項。





　　以上一點不成熟的淺見，還望方家指正。

遠行

下午，空氣悶熱，但天陰了下來，傍晚下了場小雨，

想著兩天後的遠行，開始有了些放假的心情。



有些話，終究是要交代的，在經歷了漫長的一切之後；

無中生有的事就不需要再多說了，從真的發生過的談起吧。



有些事，從來不是人們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的，

最簡單的證明是，有些事，我一輩子從沒主動追尋過。

人的記憶容易模糊，自己的，他人的，

這是無可避免的，可以感傷，但也就只是如此。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最初如此選擇，我必須說，我不能臆測他人，

但在我而言，這是對所有人最好的選擇，

於已，滿足了自己對自由無拘的渴望，不受牽制的自由渴望，

而於他人，至少我相信，這使其不必在將來面對不必要的生命處境，

有心人為了某種幻想的「台北市問題」而製造了無中生有的一切，

因著某位朋友的家庭等諸多關係，難保不會透過壓制這位朋友來壓制我，

有心人甚至可能透過這位朋友的家庭人情債，以及諸如此類的壓力，

像是利用某種年齡的差距來做出「錯開」的安排以滿足有心人幻想的安全，

若其家人受壓而要求這位朋友選擇生命中不那麼擅長的生涯，對其人生並不公平，

而最重要的，終究，想來這並不是這位朋友自己偏好的選擇，

因為若是其自己的偏好，應該會設法得知我那絕不主動追尋的習性，

並會在得知後，早在那一切之前就依著那習性而有所行動才是吧，

既然沒有去打聽也沒有行動，代表了其實並非其真心偏好，

而我向來不喜歡自己或他人被迫違反自由意志，尤其在那些事情上。



於是，選擇不要冒險一跳成為對自己與他人而言最安全理智的選擇。

或許，過程中總有些言語和行動引起誤解和困擾，

也只能說十分地抱歉，也希望這位朋友能夠見諒了，

終究，太複雜的事件裡，人很難太注意措詞和旁人的細微感受了。

但願這位朋友不必面對這些我認為可能發生的事件和情境，

而能夠永遠依著自己的選擇幸福快樂地過著自己的生活。



似乎總是要說明一下我本來只會有短短一陣子關注力的波波之亂，

終究這是許多無中生有事件的起源，

也是有心人編造故事以解決幻想中的「台北市問題」的手段。

我必須說，我覺得波波鑽漏洞是不對的，醫術也很有問題，

然而，除了波波太過份地搶佔了太好的缺而讓人特別地感覺不公義之外，

這早已不是醫界第一次有人鑽漏洞取得外國學歷了，之前就有所謂菲菲，

而因為法律規範的漏洞加上行政疏漏造成的問題，恐有信賴保障的爭議，

即使能透過法律途徑訴訟，先是勝負難料但必然消耗時間精力與金錢，

而在信賴保障的爭議下恐怕難度不小，拖延的結果是更多人鑽漏洞而問題擴大，

即使多年後勝訴，延宕年月將使更多人有機會搶末班車鑽漏洞，

畢竟，醫界有些工作缺額是存在的，也向來以實習名義雇用無照醫學生。

既然醫界向來有些工作缺額需求是未被滿足的，波波的國考過關率又偏低，

法不溯既往，而在抗議之後使波波有所顧忌而不能任意搶佔過好的職缺，

對醫學生而言，這是損失較少而較快有個還算合理結果的方案，

畢竟，早日修法把漏洞補上，會比去計較只有四成左右考照率的少數人有意義，

關於看似已佔到極大便宜的極少數人，畢竟醫界有著醫術良窳這個還算客觀的標準，

因此，透過病患和醫務管理者因醫術而做的選擇，像是就醫選擇或升遷等，

其實，最終這極少數人是不太可能真的佔到太多的便宜的；

對病患和整個醫界而言，也是個保障醫療品質的次佳但最可行方案，

畢竟，漏洞開越久，就有越多品質良莠不齊的外國學歷生進入醫界。

而一個常理是，任何社會運動能達成的成果從來不是百分百的。

因而，當初文章裡六七成的內容反而是在藉此談醫療人力問題，

而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討論一個大概可以推測最後解決方案的東西，

遑論早在運動開始前兩三週運用神祕的心電感應來動員根本不認識的醫學生了。



後來發生的許多事，令人失望，但或許是人性的必然。

醫學生們為了他們認為對的理想串連，是為了堅持理想，

但最後卻變得像是和某些幻想著「台北市問題」的政客合作推責任，

我必須說，他們上了大當，卻使自己變得不堪。

終究是些年輕人為了自己覺得對的事而去做過些努力了，

即使成果不是百分百，但至少，真誠努力過，他們會有一定的指標意義，

將故事編造成好像他們是被某種不知名的心電感應所影響而去做的，

不過使自己變得不堪和卑鄙罷了，不能避免什麼卻失去了原本可得的。

被發現了，就急著創造本不存在的關連而使故事看起來像真的，

則不過再度證明了，醫學生單純得完全不可能是受到陰謀策動的，

因為，若是有過點運動經驗的人在策劃，是不會放任出現這麼可笑的行徑的。

想來，終究是些年輕人禁受不起壓力的反應了，笑笑也就算了。

年輕人啊，有點膽識，不論成果能否百分百，但至少，

證明你們真的是為了純真的理想而有過美好的一戰吧，

時間終會證明那是你們今生最重要的理想資產之一的，

不要再和污穢的政客去做那些最終會傷害了你們人生的事了。




至於，另一件更加無中生有的事，我必須說，有些事仗義直言寫寫文章是有，

但人要真的為件事而有什麼大行動，恐怕必須要有一定的利益可圖，

而我當初也做了最有利而能夠避開不喜歡的一切的選擇了，

像是署醫，像是下鄉，在我做的選擇裡，這些都已不存在，

想像不出我有何必要再去搞出一個把已避開的下鄉再放回去的新制。

真的要出重手，當然是會要求更好的條件，像是直接可以賠償了事，

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一套西裝換四條內褲的新制度來呢？

而真要去威脅什麼，應該要透過能保證被威脅對象收到通知的方式，

也就是應該要透過我比較熟悉而所謂被威脅者也能夠聽到的系統提出請求，

而不是透過一個退休想管管家裡事的老人，想做點什麼證明在家中地位，

在到完全屬於另一個系統的助理朋友處泡茶聊天時順便請求幫忙問一問，

然後發出一個根本不會有人太當一回事的民眾請願陳情簡表，

這純粹是向來節儉的退休老人覺得花了錢很心痛，所以請求朋友幫忙問問罷了，

而那位朋友大概也覺得不大可能，所以就只是簡單地夾在一堆請願裡順便一問。

至於有心人編造的其他一些更間接迂迴的方法，就更不合乎邏輯了，

基本的問題是，哪一種威脅可以自己不出面而且又不讓對方得知真正要求呢？

更何況，就我的部份而言，後來的新舊制度對比，恐怕唯一的重大差異在於，

選擇新制保證了一定會離開台北市，那麼，誰才會是獲益者呢？

誰才是最後刻意新增一個一年條款的真正獲益者呢？

恐怕，又是有著「台北市問題」幻想的有心人的傑作吧。

尤其，某個六月間無意中看見的草案和最後的方案相較差異之下，

只能說主管單位的改革意願受到了政治性的壓力而有了奇怪的轉彎吧。

雖然，總是很欣慰因為自己承受壓力而讓許多朋友有了新的選擇機會，

但還是很不高興被人用惡毒的方式抹黑和藉機惡整。

希望這些朋友都能夠珍惜得來不易的新選擇，讓自己的生命發光發亮，

未來也能在醫療和公衛的領域裡持續進修研究，為社會和專業做光做鹽。



有心人這種荒謬的「台北市問題」幻想是怎麼產生的？我不懂。

大概就和我不懂某位稀客為何兩個學期末都出現在公衛大樓，

以及不懂為何會在二三月間和詩婷在新法學院一帶巧遇吧。

也或許，終究有心人是如同莊子故事中吃腐鼠的鴞，

看見了鵷雛的影子，總是要大力地嚇一聲地。



但想來，原本只是想嚇一聲的有心人們，

原本只是想利用把不相關的事情做刻意地連結，

然後利用長年追求某些理想的長輩們的恐共恐中情結，

製造某種氛圍來大力的嚇我一聲的有心人們，

最後把一個本來事情不大的說人壞話的大學校園惡作劇玩大了，

只好想盡辦法創造更多的謊言來硬栽吧。

終究是個無聊的把戲了，除了心痛，實質的損失也不算太大，

也許過去也就算了，繼續自己的節奏比較有趣，

而有心人們因此製造的諸多問題，就請自己收拾吧，

我沒有興趣去破壞有心人的無聊事，但也不想去幫忙什麼，

從來與我無關的事，就不該影響我的軌道與節奏吧。



有人問我，為什麼一定要照原本的規劃，走醫界的那一段。

我說，原因太多，第一是，我向來相信，

不論最後做了什麼工作，人生有退路的姿態會優雅些而原則易堅持；

第二，某些人提議的另一個領域的工作，

在我看來會使我的生涯過度地受到某些有心人運作的影響，

因而違反了維持最大能動性與自主性的操之在我原則；

第三，有興趣的幾個領域大多需要臨床經驗的背書，

而某些朋友有期待的領域，未來幾年在某個關鍵議題上會有劇烈變動，

劇烈變動的過程難免會有些動亂，而我向來不喜歡淌渾水。



更何況，身邊的一些人事物，在這變動過程中的處境勢必有些尷尬，

甚而可能會徒然因此而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對抗與摩擦，

但在這過程結束後，則或許可能反而是一種意外的助力。

想來，有心人大概是幻想著我會因此對其造成某種競爭壓力，

所以急著對我身邊的人事物進行無情和莫須有的抹黑與攻擊，

想逼我情急之下做出某些選擇從而不再能與之競爭吧。

而沒有成功後，為了害怕謊言被拆穿而使人懷疑其人格，

尤其害怕曾誤信其謊言的長輩與這些人事物實際接觸後發現真相，

發現一切根本不是有心人說那麼一回事，所以，就想設法進行另一種圓謊，

試圖進行抹黑與封殺這些人事物的事業以免其謊言因人與人的接觸而拆穿。

否則，我不參與有心人想像的無聊事，則這些人事物根本沒什麼特別差別，

而我若從事公共事務而人們對此有些疑慮，則最安全的方式，

根本不是放任人們有些疑慮的人在他們看不到的地方無所是事，

因為無所是事的人交往些什麼人、做些什麼事是無法被輕易看到的黑箱，

最安全的，是將其安置在人們能接觸但不易影響公共事務的學術或產業界，

因為，這樣一來，其所接觸的人和所做的事情，才能被看到而使人心安，

而因其專業領域是在建立在不易影響公共事務的某一些學術界或產業界，

也不必擔心其有建立獨立的影響力而造成某些有心人編造出來的怪事的可能，

而因其有著專業必須鎮日忙碌，也才不必擔心其有空閒去做些什麼怪事，

更何況，根據過去的經驗，無所是事者總是會有些苦悶和想證明自己地位的渴望，

便有可能因此受到各種的誘惑而去做些違背其原本善良本質的事情來，

但有自己專業的，總有社會聲譽的羽毛必須愛護而較不會去做些怪事。

不做最合乎邏輯的思考與分析，卻無端地製造謠言想打壓他人的事業，

然後，將來又可以再利用其無事業而無法被看見了解來製造成多的恐懼，

並利用人們對於這種無法接觸與理解之人事物的恐懼來排除其幻想的競爭者，

由此可見，有心人為了防止其西洋鏡被拆穿而被人得知其人格之醜陋，

是多麼地無所不用其極，多麼地泯滅人性啊！

而我除了好氣和好笑之外，倒是沒什麼時間陪有心人起舞發瘋了，

終究是些無聊的想像力和抹黑人後想圓謊的無趣把戲罷了。

有心人們這麼有空搞這些把戲，怎就不拿來好好做他們自己的事呢？




有人問我政治，我說，有點能力的不見得有那麼大興趣，

因而，至多就是在自己的人生發展到一個階段時，

看是否有人提出合理的請求和機會再說了，

像是某種政策顧問或最後的容忍底限：參加選舉。

在這個範圍外，我向來不單純為人輔選或募款的，

即使是自己的女友或妻子亦然，也不因親人幫忙誰而跟著幫忙，

事實上，如果自己的女友或妻子參與任何政治或外圍活動，

不論已經走過多少年，我都會用最殘酷的方式毀滅感情甚至婚姻。

我向來主張尊重人權和女權，但並不包括我被算計利用的情況。

有心人的某種算計，從來是不會有任何一丁點可能性的，

因而若不是真心偏好，不該為這些算計犧牲某些朋友的人生的，

終究，我今生從不也絕不為人作嫁，即使是為了再親近的人都不。



或許，有人會問，經歷過這麼多，

為何還跟一些政治上偏綠的朋友保持交流。

我說，兩岸和解是一條長路，要走得穩健，

這些朋友所代表的意見是必須使其共同參與而一同梳理的，

未來的年月將先以專業和學術為主而不打算淌渾水，

但保持與各種顏色的朋友──尤其是綠色老朋友──的交流，

既不會淌渾水，也能夠透過意見交流而分享想法，

或許，還有一點希望，從自認在大歷史裡受過重傷的一邊，

從悲情的迷霧叢林裡，萌發出和解與和平的新希望，

而經歷過這麼多，這是我沒有直接翻臉的唯一原因。



終究，沒有必要隨著有心人的無聊幻想起舞，

也不打算因著有心人需要安全感就犧牲我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合理途徑，

任何這類的嘗試，都只會得到最強硬的回應和最可怕的反效果。



至於，有些過於激烈的言論，想來令許多長輩與朋友們難受，

我必須說，去年夏天以後，在一片混亂的惡劣不利情勢裡，

只有如此的發言才能「引蛇出洞」以拼湊真相的拼圖，

當時是顧不了那麼多了，終究人總是要先求生存。

很多話不是真的有意傷人，也不是想法真的那麼激烈，

對於因此造成長輩與朋友們的困擾與難受，

我必須說實在是十分抱歉，讓朋友們覺得受傷難過是不好的，

每個人都有他畢生追求的理想，而我向來是懂得尊重與欣賞的，

譏評他人真心堅持的理想向來不是我的風格，實在非常不好意思，

但也希望能體諒我在有心人寫的荒謬劇裡必須求生存的苦衷吧。



明天，即將遠行，在異地的陽光燦爛裡，

尋找生命的平靜與累積再前進的能量與勇氣。

而這些無趣而令人傷痛的故事，也許，在若干年後，

終將如白山黑水間的雪白血紅，成為笑談的過往陳跡吧。



於是，等待遠行，等待那期待了兩個月的真正夏天。

等待在遠行之後，生命裡、心緒裡只剩下夏天。



於是，打包行李，遠行。

病中心情。前路

最近，感冒病毒很毒，一週來總是容易疲勞，

做事讀書速度緩慢，卻意外地多了些思考的時間，

因著時睡時醒，躺著卻睡不著的那些時刻。



太多事，說來太複雜，就不提過程了吧。

終究都是些無中生有的事情了，也許，

時間久了，淡化了，就漸漸讓它過去吧。



那天，一位朋友問我前路，我說，我不確定，

但我知道，一個人的生命前路與他過往的軌跡必然相關，

於是，一個曾經對白色巨塔生涯有所質疑的醫學生，

即使短暫地回去，是不可能就讓生涯的理想轉變成完全在那裡的，

而何況，巨塔裡與個人能力無關的某些結構性問題，

以及他本質上的性格與偏好、生命中不時浮現的一些潛能，

已經讓他若干年前就選擇了開始追尋自己的生命夢想，

兩年前夏天開始的一切，不過是那追尋過程的一部份，

它不是一個突然的舉動或者追求巨塔裡生涯的過渡，

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明確的、截然不同的自我生命選擇。

但同樣地，不知應該感謝或者埋怨父母，

從這裡開始的專業訓練，是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過程，

不論最後走到哪裡，從這裡開始逐步向外延伸，

是最自然也最穩健而能寧靜致遠，能走得更久更遠的起點，

事實上，這也是當初選擇衛生政策而非醫務管理做為研究領域的原因。




每個人因著他的性格與生命軌跡，有著適合的發展模式，

畢竟，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總是較為合理的歷史解釋。

沒有人知道自己最終會走到哪裡，畢竟有著太多非操之於己的變數，

但可以確定的是，順服自己內在的鼓聲與過往軌跡，

才能指引一個人的生命道路，也才能指引一個人在每個階段的角色。

終究不是適合衝突性批判的性格，約莫也和過去的專業訓練有關，

社會裡各種的進步理念都需要有兩種人物，而不只是單一角色，

總要有人強力批判並提出超高標準的目標與要求才能夠鼓舞人心，

但也總要有人扮演溫和的協調者來使理念能在現實條件下最大地實現，

每個願意為理念盡點心力的人，大概都依著自己的性格選擇其一吧，

而我，因著性格等因素，在各種議題上向來是選擇扮演溫和協調者的。

但想來，歷史上這個角色向來容易被誤解，因為，為了表示誠意，　

這個角色對於過激行為和過激者必須強力批判和劃清界線，不論是非對錯，

像是，Michael Collins 在自由邦成立後對於共和軍的壓制，

像是，芬蘭政府對於國內的反蘇聯報刊等言論必須主動稍加壓抑，

但是，既然相信這是好的，選擇了，就只能勇敢承擔吧。




有些事，是自由意志的問題，總是不該過於勉強。

向來不會因為自己的感受，而強求他人違反自由意志，

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其他事無端受到他人選擇的影響罷了，

一度憤怒的，不在於人們的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

有些事，終究只會令人感傷幾個月，談不上憤怒，

憤怒的，在於過程裡太多令人不悅與不受尊重的事件罷了。

許多曾經的感覺其實已然歸零，因著太多的事件，

霧裡看花的諸多事件，讓人對於那感覺的純粹性有所懷疑。

於是，就讓一切曾經的過程都過去，一切歸零，

等待過程中的傷痛淡去，從零開始重新整理，

依著每個人的自由意志，不與其他事情再有掛鈎，

最後如何沒有任何人知道，也不該有所預設，

可能人人回到從前，也可能，從此就只是簡單的問候，

但總之，單純而沒有負擔，總是讓人心安許多，

惟有心神安定而諸事塵埃落定，人才有走向未來的勇氣。




或許，感冒還是有正面意義的，它讓人停下來省思。



夏天到了，天氣漸漸熱了起來，

炎熱的夏天適合走動，適合讓心情放晴，

適合讓一切過去的好的與壞的在豔陽裡被淨化，

適合在美好的夏夜涼風裡讓新的希望與夢想萌芽。



於是，等待夏天，等待假期，

等待著開始重新整頓生命的每個領域，

希望，當秋風吹起時，一切都已煥然一新。

結束。開始

天氣晴，心情依舊起伏不定，

但是，晴的時候開始多過於陰。



兩日來，參加一個有些令人疲勞的活動，

今晚，翻閱兩年來新朋友們的網路空間，

有那麼些感觸，有那麼些恍惚。



有些舊回憶回來了，有些新回憶淡化了。

記得，那是兩年前的七月中，快中暑的夏天，

每天心煩煩地在台大總圖讀書，為著自己那沒有很大的理想，

對於更大的夢想有所想像，但沒有太大的期待。



地方是有著記憶的，每一個走過的地方，

在一些時候，它提醒你回到最初的起點。



這兩年發生了什麼，其實不大清楚了，

或許，也不是很想搞清楚了，

很多事不那麼重要了，早沒有情緒了，

只是不喜歡去提，人們就不知道吧。



也許就像史書，濾除了人物的喜怒哀樂，

只剩下一些事實經過的乏味陳述吧。



參與是對的，雖然很疲勞，

雖然預見之後的困難而只能有限地繼續參與，

但，當初的目的本不在於去達成什麼，

只是想透過它找回某種自我的成份罷了，

兩天來，算是稍微找回了一些，

之後，約莫就只是在已獲得了自己的目的後，

能力範圍內盡量有所回饋罷了，

又何必在乎它能否真的改變什麼呢？



這個孟夏的週末，

我憶起了，也會記得，那年夏天，七月底，

我離開神農坡前幾天的那個心情。



至於那之後的一切，除了事實經過，

一切的情感與情緒，其實已然歸零，

只是，在這天之前，自己沒意識到罷了。



也許，放空是一種簡單的選擇，

讓一切改以最簡單的方式，不受過去拘束地重新整理。





於是，開始向前走，但除了簡單的偏好與方向感，

不再有任何絕對的方向。



也許，從負起責任，把手上的每件事都努力做好開始吧。

四六。雨夜。台北城

其實，若非上週聽了兩場關於四六事件的演講，

我不是特別容易記住沒有放假的重要歷史日期。



一如往常的假日，起床，上上網，念書，

盤算著該早上或者下午到所上寫 SAS 比較好，

想起週日的未接來電，撥了電話回家和母親閒聊，

本想問問有什麼事，然後問安閒聊兩句掛斷電話，

想不到不知怎地，又談到了些傳統問題，

談著談著，就又有了些小小的爭論，大概，

我提出了從一位好友處聽來的絕佳想法，

關於父母年老時的照護問題等，但想來，

對她而言，那是過於先進的概念而難以接受吧。



下午，總是思慮過多的母親又打電話來聊了一陣子，

也許，在我較為平心靜氣而較少情緒的溝通裡，

她開始稍微看見她的成長年代較少看見的思考，

也或許，她能開始理解，她的年代裡能單純地忍耐承擔的，

在我們的年代，都是太沉重而不願承擔的。



談話畢已是下午四點，心情很悶，在一個陰雨的梅雨季向晚，

索性不顧小雨，騎車出門，看看梅雨裡的台北城。

刻意放慢車速，觀看雨夜裡台北城的每一個景物，

經過發生許多所謂歷史的中正紀念堂一帶，

經過人來人往的台北高樓大廈與街道，

思索著，高樓與街道上熙來攘往的人群裡，

有多少，又真的在日常生活之外，在乎那些所謂的歷史？

有多少，又在自己簡單的歷史認知裡，

在某一種殼裡建構起他們安全的生命史觀與世界想像，

一如他們在住宅與消費裡建構起安全可掌握的生活？



而我，一張白紙，或者，自以為一張白紙，

是否，像個外星來的人類學家，總有著自以為的超然？

一張白紙，是一種恩典，可以用全新的觀點看待世界，

可以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全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可以寫最新的詩，可以畫最美的畫，

但是否，因為不能理解他人的生命故事，對他人是另一種形式的壓迫？



一張白紙，是一種恩典，也是一種詛咒，

或許，差別在於，是否願意去理解白紙以外的人間故事，

還是單純地希望將世界也先變成一張白紙重新開始。



於是，逕往師大的政大書城買了幾本書，

出來時下了大雨，一時不想淋雨回家，

只得停下來，百般無聊，看看街景與路過的行人。



也許，該停下來，繼續透過觀看與聆聽，

理解世界裡那些我曾將之視為不理性而逕自忽視的人間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