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 星期日

台灣都會區住宅政策總評:實價課稅是最佳選項嗎?

自從2000年的網路泡沫後,後冷戰十年的全球不理性繁榮終於走到了尾聲,包
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政府開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凱恩斯式的擴張性財政與貨
幣政策試圖刺激經濟再度成長,然而,由於缺乏有報酬前景的創新性投資標的
,充斥各國的游資與熱錢遂快速地流向經常被誤解為穩賺不賠的房地產市場,
加上房地產的證券化與金融業的解除管制,凡此種種均為
2008年次貸風暴與金
融海嘯埋下了伏筆。


 


而在台灣,由於長期採取軍事獨裁統治的國民黨政府本身具有遷占者政權性質
,在民主化之前,其注意力一直在於某種停格在
1949年的早已回不去了的中國
懷鄉卻未能將注意力集中在建設台灣各地,此一統治性格一方面造成了長居台
灣的本省籍各族群對於國民黨政權反覆誦唸的「中國」與「中華文化」等名詞
與概念產生了一種對己並無利益可言卻被強迫灌輸的反感情緒,二則使得戰後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產生的巨大城鄉差距與都會區基礎建設等問題未能獲得及時
解決,甚至首善之都台北市的大眾捷運系統均是到了民主化啟動的
1990年代才
開始發展而遠遠落後於日韓;此外,
1998年凍省之後,原本能夠代表著台北中
心之外另一個非台北的政府政策與資源分配體系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消失,但在
台北的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卻未能在凍省後相應地以其他方式重
建,政府資源分配於是更加地過度側重台北觀點而未能考慮全台灣的整體發展
;凡此均使得台灣社會的許多較佳的就業機會與都會基礎建設過度集中於台北
,也因而,使得人群為了尋找較佳工作與生活而不得不被迫向台北都會區遷徙
,住屋需求也當然居高不下,加上華人觀念向來覺得有土斯有財而熱衷炒作房
地產,於是,就這麼不斷地推高了台灣都會區的房價與租金。


 


由於房價與租金等住屋問題佔了台灣都會區民眾可支配所得頗大比例,加上房
地產相關產業成為長期不景氣下缺乏投資標的的游資所投注的少數獲利較高產
業之一,很自然地,都會區住屋問題自然也就成為近年來的民怨焦點與社會爭
議核心,不論在台灣或歐美甚至大陸均然。而由於擔心游資大量流入房地產炒
作會形成新的經濟泡沫,各國政府也大多採取諸多政策試圖稍加壓抑,台灣近
年來也同樣地推出了奢侈稅並開始出現房地產交易實價課稅的主張。


 


然而,如上所述,台灣都會區住宅問題的根源在於需求大於供給,亦即在較佳
就業機會與基礎建設過於集中在都會區的情況下,尤其在台灣基本上是台北市
一市獨大獨享優厚資源,追尋較佳工作機會與生活品質的民眾尤其是年輕世代
往往不得不集中於台北工作生活並因而使得住屋需求增加。在此情況下,增加
課徵奢侈稅等房地產相關稅賦對於解決住屋需求問題的功能不大,最多只能說
,由於交易雙方供需彈性的不同,房地產相關稅賦的稅賦歸屬將大多由賣方承
擔,因而此類稅賦的增加並不會造成房價與租金的大幅提高,並可以因為此一
對包括許多投資客的賣方為主的稅賦增加而可以減少經濟長期不景氣造成的相
對剝奪感與社會民情不穩定,卻難以說可以這麼簡單地就造成房價與租金下降
而有利解決住屋問題,而更何況,所謂的實價課稅雖然立意良好,但卻有可能
在房地產相關業者與金融業者聯手操作下進行移轉定價等各種手段而壓低名目
價格進行避稅動作,實質可能在房地產相關產業與有從事房地產信貸業務的金
融機構之間造成惡性競爭,亦即以代客從事上述脫法甚至非法避稅操作為其競
爭手段,而能夠這麼做的往往是較大的房地產或金融業者,因而甚至可能造成
守法或者較小的業者因惡性競爭消失卻不是因為價格與品質競爭而消失,而供
應商的減少勢必提高在惡性競爭之中存活下來的少數房地產業者與金融業者的
獨占力量,最終可能反而會因為獨占力量的提高而造成房價與租金等住屋產品
價格的進一步上升。


 


因此,若以租稅公平以追求公平正義與維持社會穩定的政策目標而言,或許不
宜採取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實價課稅,而是應該採取現行的依公告地價課稅但設
法讓公告地價的價格較為接近實質上的交易價格,然而再依此思考較為合理的
房地產交易相關稅率,一則不論大小房地產業者在同一地段面對的公告地價稅
基是相同的而不會造成因脫法違法避稅能力不同所造成的惡性競爭與獨占力量
提高問題,二則如此可以避免實價課稅必然造成的各種避稅動作而能夠真正地
增加稅收,藉此真正地稍微抑制房地產投機泡沫並緩解經濟長期不景氣下必然
發生的相對剝奪感與社會不穩定問題。


 


而就實質解決台灣都會住宅問題而言,仍然應該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解決。
就需求面而言,應該設法透過交通建設與政府產業政策以促進北中南各主要都
會區間的產業均衡發展,像是部份政府單位遷出台北市甚至直接遷往所管轄事
務所在的中南部縣市,像是未來新產業的挹注以中南部合適區域為首選,或者
像是優先協助中南部都會區發展如輕軌捷運的交通等基礎建設以提高其生活品
質吸引力。而在供給面而言,則應該提供包括學生、青年勞工與青年中產階級
等不見得會長期在台北工作者較為低廉的租屋選擇,像是在台北市選擇國有地
興建像是由教育部主管的各公私立大學共用宿舍以提供年輕學子尤其是中南部
北上的學生更方便的生活環境並減少其租屋需求,或者像是興建提供經濟弱勢
的勞工或年輕上班族方便的社會住宅,當然,透過台北大都會區捷運建設等交
通建設也可以藉著透過擴大離台北市工商活動區域合理通勤時程的住宅範圍而
減少台北市區房地產的稀少性
(scarcity) 而實質增加有效的都會區住屋選擇範圍
與產品數量。


 


都會區住宅問題是全世界共通的現象,而非只有台灣才獨有的現象,「有恆產
者有恆心」乃自古不變的為政之道,都會區住宅問題的解決向來是攸關社會穩
定的政治與政策問題。然而,都會區住宅問題的解決必須要從供給與需求的各
個層面方方面面地做仔細的政策規劃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並維持社會穩定,遠
非口號式的實價課稅政策所能夠解決的,尤有甚者,實價課稅更有可能會治絲
益棼而平添更多問題,擾亂房地產市場秩序卻無助於解決實際的房價與租金等
住屋問題。


 

菸品健康捐政策做為整體社會政策的一環:一點個人看法

首先,菸品健康福利捐的正當性來自於抽菸行為造成的負面外部性,也就是造成
抽菸者本身與吸到二手菸者的健康傷害並進而造成健保的財務負擔,當然,根據
研究,菸價實際上是防止吸菸與促進戒菸的最有效手段,這也使菸品健康福利捐
具有其相當的正當性,殆無疑義。


 


然而,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課徵與調漲尚有一些必須同時納入考量的複雜社會因素
,因此,儘管本人並不抽菸也不喜歡有人在旁邊抽菸,當然也絕不欣賞國內外生
產菸品大財團的各種作為,但是,本人對於此次國健局試圖一次調漲菸捐高達
25
元之舉不得不表達一些擔憂與批評。



首先,菸捐具有累退稅性質。由於社經地位壓抑的各種生理心理壓力使然,諸如
抽菸和嚼檳榔等不健康行為往往會相對集中於社經地位較低的民眾。因此,調漲
菸捐實際上是在向社經相對弱勢者加稅。


 


而就抽菸所造成的健保負擔等負面外部性之彌補而言,目前每年課徵的菸捐是否
已經達到完全彌補的程度,值得先做簡單的研究,倘若健保負擔等負面外部性已
大致獲得彌補,則僅以抑制新吸菸者和促進舊吸菸者戒菸來正當化調漲菸捐,甚
至歷任政府不乏以此暫時處理健保財務問題者,則此時因負面外部性已大致獲得
彌補,調漲菸捐之速度與幅度便必須同時謹慎考量其他因素。


 


第二,由於菸品具有成癮性,因而其長期價格彈性遠大於其短期價格彈性,簡單
說,即使因菸價調漲而加強戒菸意願,由於菸品本有成癮性,戒菸本來就需要時
間而難於短時間內快速戒除,因此,若在短時間內快速大幅調漲菸捐並因而使菸
價快速大幅上漲,則可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實際上只是在向客觀上不可能短期內
迅速戒菸的社經相對弱勢的吸菸者加稅,但其促進戒菸的力道卻可能有限。


第三,由於抽菸行為往往與社經相對弱勢造成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壓力有關,過
度地採取反菸行動,往往是在將整個社經結構造成的壓力所連帶產生的吸菸行為
等各種社會問題完全地歸咎於本已社經相對弱勢的吸菸者,等於將整個社會的社
經結構性問題推卸給早已因此結構性問題而感受到龐大壓力的弱勢者,並使得政
府與民間力量得以在歸咎於個人後完全推卸應有的使社經結構相對改善的責任,
因而,即使在西方國家,採取各種激烈反毒品與反菸草等政策的往往都是右派政
府,甚至包括二戰歐戰開戰前的納粹德國。


 


第四,由於菸品具有成癮性而難於短期內戒除菸癮,菸捐與菸價過快過大提高的
實際結果必然造成私菸甚至假菸的大幅增加,此觀
2006年提高菸捐後同年度海巡
署查緝到的走私菸品大幅增加自明。除了私菸與假菸的品質難於控制而可能造成
更大的健康危害之外,能夠在海巡與警憲等國家擁有的合法武裝力量查緝下走私
私菸或製造假菸者,不是官商腐敗勾結就是本身也擁有私武力的黑道,甚至往往
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實際上,過快過大地調漲菸捐與菸價,很可能實際上無法
真的增加預期中的菸捐金額,而對於防制吸菸與促進戒菸的效果也有限,卻可能
造於私假菸的橫行,不但是滋養黑道與腐敗官商的溫床,更可能反而使得官菸加
私假菸的全台總菸品銷售量增加。畢竟,包括雷根等政府採取強力反毒政府後,
美國的毒品總量與吸毒人口反而增加了,而走私毒品的黑道力量也為了反制政府
增加的反毒緝毒力道而變得更加兇猛。


 


因此,綜上所述,管見以為,菸捐不是不能調漲,尤其是在進行購買力平價後做
國際比較可以發現,台灣菸價仍有點偏低,然而,考量諸多複雜因素,菸捐的調
漲不宜過快過大,以此次菸捐調漲而言,也許先調漲
10元為宜,除了上述各種社
會經濟因素之外,也可以減少各界對於菸捐調漲的可能反彈聲浪並增加政策的可
行性。


 


畢竟,儘管WHO建議菸稅至少應佔菸價的67%才能有效抑制吸菸盛行率,然而,
上述的社會經濟因素不能不一併考量,菸稅與反菸等公衛政策是整體社會政策的
一部份,還是要方方面面都斟酌平衡,否則一來很可能一不小心為了反菸卻製造
其他社會問題,二來則實際上菸捐等政策有其政治決定的層面,在民主社會則必
然經過議會與民間團體的各種力量的壓力,這是民主過程甚至一切政治過程的必
然過程,過快過大的調漲到頭來可能因為反彈過大反而完全漲不成,甚至可能削
弱相關政府當局的威信而波及與壓縮其他公衛政策的社會理性討論空間。


 


以上一點淺見。

證所稅的美麗與哀愁:關於公平正義與自由市場秩序的一點個人看法

從社會公平正義而論,證券交易大戶透過股市操作,非經具創造性的勞心或者勞
力就獲取的巨額利潤不必繳稅,但一般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辛苦勞心勞力的每一
塊錢薪資都必須繳稅,確實是不公平的。


 


然而,就政府稅捐單位課稅技術與人力有其侷限性的現實面而言,目前的證所稅
設計實質上難於真的達成公平正義的目標,卻相反地鼓勵券商等經理人不以市場
趨勢與公司經營優劣之判斷能力為其爭取股市代理客戶的競爭能力,卻反而可能
以代為製造人頭戶乃至海外戶等脫法乃至違法行為為其爭取客戶之策略,其實不
但課不到稅,還可能造成證券與券商等市場的不良發展傾向。


 


此外,由於證交稅本身就其有證所稅性質,且每一筆交易均需課徵,而又是根據
交易金願的一定比例課徵而且不論交易盈虧均應課徵,故而,股市大戶要賺取巨
額利潤則交易金額勢必也極大,自然被課徵的證交稅也多。


 


因而,在當前的證所稅稅制改革上,有兩個可能較為合理的方向。其一是不論大
戶小戶,只要證券買入和賣出之間的價差為有賺就課稅,就以一價差利潤的部份
為稅基課徵證所稅,但課徵比現行稅制較低的稅率如
3-10%;其二則是由於證交稅
本有證所稅性質,因此亦可直接廢除證所稅而提高證交稅稅率即可。就第一項選
擇而言,由於證券市場交易基本上屬於可支配所得扣除生活所需後剩餘金錢所做
投資而非如薪資所得基本上屬於民眾勞心勞力的謀生所必需,因此自然不必如所
得稅般設定免稅額,且投資本有風險而又基本上非影響民眾基本謀生之必需,故
而就虧損部份本無絕對的退稅必要,而即使為稍微保障散戶小戶而設定虧損退稅
,也一定要設有上限,超過的部份仍應由投資人自行承擔投資風險;而就第二點
而言,股市大戶交易金額龐大因而所繳交的證交稅自然也多得多,其實也已在相
當程度上達成證所稅所欲追求的租稅公平目標,而且在課徵技術上又簡便得多,
而不像現行的證所稅一樣表面上看得到但實際上往往課徵不到,更何況,現行證
所稅不但實際上課徵不到,更會造成證券市場的秩序混亂並助長人頭戶與假海外
戶等有害市場秩序的脫法與違法現象。



以上一點淺見。

關於醫事人力政策的一點個人看法--理論與實務

2009年,波蘭醫學生問題在台灣社會引發渲然大波,甚至使得部份台灣本地醫
學生為了爭取保障自身權益與醫療品質而發動社會運動。當然,由於台灣本地
醫學生大多經過從小到大的考試競爭,波蘭醫學生的入學條件相對寬鬆而又往
往具有頗顯赫的家庭背景,加上其在臨床工作上的態度造成衝突以及臨床工作
能力略遜於本地醫學生等問題,台灣本地醫學生基於保障自身就業權益與醫療
品質而發動社會運動乃是自然現象。然而,由於相關運動幹部缺乏政策議題運
作能力又不了解社會運動能量有其極限而必須與其他社會壓力團體進行折衷協
商,加上當時的衛生署長為馬總統嫡系而一度被視為未來政治明星的葉金川而
非一般的公衛醫療界出身的專業技術型署長,原有著大好政治前途盤算的葉署
長自然不願意在社會運動的壓力前表現得署長選擇向其他壓力團體妥協,於是
,當時的衛生署與署長葉金川採取了馬政府一貫造成馬前失蹄的失策作法:當
家鬧事,執政掌權者為了站高姿態扮演某種理想性的白臉,竟自行拉高態勢然
後以為立法院或在野黨等會笨笨地自動為其扮演妥協性的黑臉來讓法案達成必
要的妥協後過關。衡諸五年來的諸多政策議題爭議,馬政府如此取巧的作風似
乎從未真的討到什麼便宜,甚至以最近的台菲漁業衝突來看,馬政府如此作法
往往最終證明了不過是搬磚砸腳罷了,這是後話。


 


當然,立法院藍綠黨團都不願笨到去代替衛生署和馬政府扮黑臉去為馬總統與
其嫡系政治金童葉金川當抵擋台灣本地醫學生的強烈憤怒情緒的擋劍牌,波蘭
醫學生案最後不了了之,留下持續覺得就業機會受到不公平擠壓的台灣本地醫
學生與不斷擔心是否又會受到其他醫療從業同事排擠的波蘭醫學生,倒是馬政
府避過問題,而相關的台灣本地醫學生幹部又因為從未接受妥協而得到了某種
人生甚至從政資本的社會曝光度與道德正當性,然而,葉前署長從此不再是政
治金童,成了又一椿證明馬政府總是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倒楣案例。


 


揆諸人類歷史,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醫師並非那麼經濟地位高收入或社會地
位崇高的職業,在古代中國,醫師並列於「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而在
古代歐洲,外科醫師往往由理髮師兼任。


 


而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後,尤其是二戰後美歐各國為了對抗蘇聯共產陣營的意識
型態挑戰而陸續設置全民健保等社會保險使得原本因為財務壓力而非不得已即
使有病痛也不願就醫的民眾因為健保分擔醫療費用而較常就醫,醫療服務的需
求面因而增加,而醫療愈來愈專業後,專業證照的考試管制成為保障品質的必
要手段,因而使得醫療服務的供給面受到管制而難於增加,於是,這才開始出
現當代醫師收入較高的現象。


 


回到台灣來看,波蘭醫學生和大陸醫學生等在台灣既有醫學教育體制之外培養
的醫學生確實衝擊了台灣社會對於教育機會做為一種社會階級流動手段的信任
,由於不公平感與對其顯赫背景的特權反感,對於這些外國醫學留學生返台工
作確實會讓本地醫學生甚至一般大眾相當程度上有著反感情緒;然而,同樣地
,由於健保總額自健保開辦以來擴張了近一倍,僅管各項給付金額和點值有所
縮減,但在薄利多銷之下,醫療服務供給量因應著健保所造成的需求量上升而
跟著增加,台灣的醫事人力也開始出現部份短缺的現象。


 


由於資訊不對稱以及醫療技術門檻過高非一般民眾能輕易區別品質而做最佳就
醫選擇,透過證照考試管制確保從業人員能力水準以及透過總額管制確保從業
人員不會因感受收入過低而有供給者誘發需求現象,乃是合理的政策選擇,而
考量醫學教育不論對個人或對社會而言成本均極高而且又具有高度職業特定性
與侷限性而難於在接受醫學教育後輕易從事其他職業,採取入口即入學名額管
制而非單純的出口即證照人數管制亦有其正當性。



因此,過去的波蘭醫學生或大陸醫學生的學歷認證問題固宜由相關社會各界共
同仔細討論以俾從法律面與社會觀感面做一妥善衡平處理以平息這個已爭議數
年不休的老問題,然而,就台灣醫療市場醫事人力問題而言,就未來而言,由
衛生署估算每年醫事人力缺額,在保障本地醫學生就業機會的前提下兼顧人力
缺額填補的問題,學習美國處理非本國教育訓練醫學生的制度並納入台灣向來
的總額管制政策考量,每年將這些醫事人力缺額開放給包括波蘭、大陸與美歐
等非台灣本地醫學生透過考試來競爭,或許是實務上較能衡平解決醫事人力缺
額與保障本地醫學教育體系發展並藉此維持與提高醫療品質的較為可行政策方
向。此外,就更長期而言,如果未來五到十年後此一醫事人力缺額並未隨著少
子化而減少並持續存在,則應可以進一步思考是否可以把這些缺額轉化為新設
台灣本地醫學校系。


 


以上一點淺見。


 


 


 


 

2013年3月11日 星期一

當家鬧事--關於當前核四公投議題的一點個人看法

首先,要先說明作者自己的立場。在這個藍綠政治對立的島嶼,一如每個人出生
不是個小小共和黨就是個小小民主黨的任何人類社會,即使討論公共政策,但不
先說明自己的立場彷彿就是刻意偽裝中立而有那麼些的不誠實似的。作者個人過
去的政治立場相對中間偏綠,
2004年的總統大選投扁,但2008年的總統大選則因
為失望而未投票。在核四問題上,儘管核四有著諸多的爭議,但個人傾向於認為
基於台美關係與能源安全的考量,除非存在重大安全疑慮,否則核四原則上應該
續建並運轉。與此同時,個人也絕對支持核四等存在重大爭議的內政公共政策議
題採取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做為其解決方案。


 


個人並認為,民進黨的「反核黨綱」不應該去脈絡地單純解釋為反對核能或者反
對核四,相反地,在更廣闊的台灣近代史脈絡裡,「反核黨綱」代表著對於台灣
社會工業化過程所產生的環境問題的反省,由於戰後的一九六○年代以後,國府
在日治時期初步工業化的基礎上推動台灣戰後的進一步工業化,而當時正逢全球
冷戰的高峰期,美國基於冷戰策略考量而必須鞏固包括日本、南韓與台灣等第一
島鏈上的東亞戰略前哨以便圍堵中共與蘇共在東亞進行革命輸出的意圖,當然也
就必須穩固這些第一島鏈上冷戰前哨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美國因而自韓戰爆
發後便陸續向台灣提供大量的美援,稍後的一九六○與七○年代更進一步地推動
對台灣的技術輸出與開放市場,目的一則是穩定台灣做為大陸東南沿海邊上不沉
航空母艦的美國東亞冷戰前哨,二則自然也是藉由將台灣整編進入以美國為中心
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半邊陲地帶以便為其累積的龐大資本獲取更大的市場與資源從
而獲取更大利潤並擴大其影響力,然而,戰後近三十年的工業化過程產生了巨大
的環境破壞問題,一如所有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因此,在一九八○年
代台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中,環保運動也就佔有相當的角色,而在
一系列包括宜蘭反六輕等在內的環保運動中,核四議題又因為與對於科技風險與
環境永續問題的高度相關而成為當時環保運動的重要議題,因而在民進黨試圖將
對於環保與永續發展問題的關懷納入其政黨政綱之中時,自然便以當時社會對於
環境問題之中最具話題性與運動能量的反核四做為其對環保永續問題的象徵而納
入黨綱,因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民進黨的「反核黨綱」代表的是其做為後工
業化時代政黨對於現代化與工業化過程中環境問題的反省以及對於經濟發展應兼
顧環境永續性的高度關懷,反核能夠成功固然是實現該政黨對於環保永續問題之
反省與關懷的最高理念實現,但即使反核失敗而核四續建,則基於對「反核黨綱
」時代脈絡與所代表社會理念的更廣闊理解發現其實際上是代表著「環保永續黨
綱」的更多元豐富內涵,民進黨仍可在核四公投告一段落後持續地推動各項環保
永續政策以追求儘可能地實踐其對於工業化過程中環境問題的反省以及對於經濟
發展應兼顧環境永續性的高度關懷。


 


在公投的問題上,個人一向認為,涉外事務由於牽涉層面較廣,原則上不宜公投
,但涉外事務不採取公投解決不代表執政者可以不顧民意地推動涉外事務,相反
地,由於不採取公投的直接民主來徵詢民意,執政者必須更謹慎地體察台灣民意
並確實體認台灣社會對於各項涉外事務的基於歷史而來的社會集體意識及其所產
生的巨大歷史能量與社會動能,並體認任何涉外事務若未能適度將之納入考量並
至少獲得其相當程度的支持與諒解,則勢必徒勞無功,除了執政者本身勢必付出
高昂的政治代價不談,不但不可能帶來長治久安而且甚至將造成台灣社會永無寧
日的分裂與動亂。然而,在內政問題上,個人向來支持包括核四等內政上公共政
策若造成重大社會爭議而無法在台灣既有的代議民主政治體制內獲得圓滿解決時
,採取公民投票絕對是一個最佳的直接民主解決方案,因此,本人雖然支持核四
續建,但也同時絕對支持社會各界高度爭議的核四問題採取公民投票解決。


 


然而,同樣基於對於公民投票做為內政公共政策議題上補救代議民主政治體制系
統失靈時的直接民主解決方案的理念,本人對於當前由本身便擁有國會絕對多數
的執政黨國民黨所推動的核四公投有所疑慮。既然公民投票乃是做為代議民主政
治體制出現系統失靈而造成民意無法確實影響重大爭議政策時的直接民主解決方
案,其目的自然是在於確保在代議民主出現系統失靈時依然能夠讓民意影響重大
爭議政策而避免國家體制因為民意無法反映在政策上而產生國家統治正當性失落
問題。


 


因此,公民投票的重要前提便是存在重大爭議性公共政策,而且存在著相當的社
會力量認為既有的代議民主政治體制存在系統失靈而無法反映他們實質上代表著
多數民意的政策主張,因而才由此認為自己代表著多數民意卻無法在現有代議民
主體制內實現其代表著實質多數民意的政策主張的社會力量提出公民投票的直接
民主解決方案。因而,包括核四公投在內,適格的提出公民投票的社會力量包括
:第一,執政者無法掌握國會多數,或本身雖然國會多數但因黨內所代表利益團
體分歧而無法在推動該議題時確實獲得國會支持通過,但執政者仍認為其在該具
重大爭議的公共政策議題上代表著實質上的多數民意,因而希望訴諸其曾經在總
統大選時獲得多數或過半選票的直接民主;第二,在野黨不具備國會多數但認為
在該具重大爭議的公共政策議題上代表著實質多數民意,或者在野黨雖然居於國
會多數且認為在該具重大爭議的公共政策議題上代表著實質多數民意,但因黨內
所代表利益團體分歧或者因為執政黨動用行政權抗拒而無法通過其認為代表實質
多數民意的政策主張;第三,執政黨與在野黨均基於種種利益等因素而不願意推
動實質民意多數所期待的公共政策,因而由個人或民間團體透過相當選民比例的
連署等方式證明其確實代表著相當比例的選民因而極可能也代表著實質多數民意
後發動公民投票以補救代議民主政治體制的系統失靈與正當性危機。


 


然而,考諸當前由本身便擁有國會絕對多數的執政黨國民黨所推動的核四公投,
似乎非屬前述三者適格的公民投票發動者。如果執政黨確實認為核四續建代表著
實質上的多數民意,則在既有的代議民主體制內通過相關預算即可,事實上,在
先前的總預算案中,核四預算確實也在國會絕對多數的國民黨立委支持下通過了
,似乎也不存在由具國會多數且仍有依其政策主張推動國會支持通過核四續建的
能力的執政黨國民黨發動核四公投的必要性,而應該在國民黨通過續建預算案後
再由主張停建且認為停建主張代表著實質上多數民意的在野黨或者民間人士或民
間團體來發動核四停建公投才是,而倘若執政者認為就安全或者就民意而言核四
不應續建,則只要發動黨籍立委支持停建,或者獲得相當比例黨籍立委與在野黨
立委共同通過停建即可,似乎也不存在由執政黨國民黨發動核四公投的必要性。
因而,也難怪,自從擁有國會多數的執政黨國民黨提出發動核四公投且其本身支
持的立場為續建與運轉以來,各式各樣的政治陰謀論層出不窮,從馬金試圖藉此
凝聚行政院長江宜樺做為藍軍新領袖的氣勢以便其投入台北市長選舉以抗衡連家
等反馬勢力在後馬時代串連,到試圖吸納民進黨長年經營的反核環保議題以便瓦
解近一年來親民進黨人士在新北市的核四議題連署等行動所可能累積的社會乃至
於選舉能量,種種傳聞不一而足。作者無意在此品評這些政治陰謀論何者為是何
者為非,只想提出,由於此次由擁有國會多數的執政黨國民黨提出發動核四公投
本身的正當性不足,因而自然地也就容易招來形形色色的揣測與傳聞。而必須再
補充一提的是,倘若執政者真的是基於某些政治算計而發動此次的核四公投,則
由於其對於自身所代表的藍軍選民性格的缺乏認知與嚴重誤判,恐怕最後的結果
終將得不償失。


 


核四議題在台灣爭議二十餘年,採取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絕對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然而,由於此次核四公投乃是由擁有國會多數的執政黨國民黨發動且其本身支
持的立場為續建與運轉,政治算計的斧鑿痕跡始終揮之不去使其正當性受到相當
的質疑,可以預期的是,不論最終的公投方式與結果為何,核四爭議恐怕都難以
因此而得到最終解決,而所有的政治算計,恐怕也終將在機關算盡太聰明之後一
切復歸於虛無,有如一場南柯春夢罷了。


 

2013年3月1日 星期五

聯合報社論《二二八:不完整的故事,不完整的啟示》批判


這篇文章反映了竹籬笆裡孤立的小社會對於台灣社會的難於理解與未知恐懼,也
反映了老國民黨人士不論大陸時期或台灣時期均自以為高居廟堂之上,而雅不願
紆尊降貴地深入理解社會運動的多元動機參與者以及複雜的政治經濟動力,是一
篇值得花點時間逐項評論的妙文。


 



 


聯合報社論《二二八:不完整的故事,不完整的啟示》


 


2013.02.28


 


今天是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但是,二二八的故事在六十六年後的今日仍不完整,
因此人們從二二八得到的教訓與啟示亦迄今仍不完整。


 


有謂:所有的歷史皆是當代史。二二八的故事,也隨著「當代」的變遷而變異;
且二二八的故事在海峽兩岸隨世局時事的變化皆出現不同的版本,而每一版本都
未能呈現二二八的全貌。


 


評論:狄德羅說過,每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書寫固然本來就有各家詮釋
上的差異,而這些詮釋本來也就難免帶有立場與各方當代政治利益的計算,不過
,一如台灣過去對於國民黨的蔣中正派系在民初歷史角色的過度文飾與美化,在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歷史論述中,最為誇張與脫離史實的莫過於台北的中國國民黨
一貫強辯的所謂全為共黨煽動叛亂而國府純為整肅共黨之說,此說的進階版甚至
認為長老教會與共產黨針對外省族群發動屠殺,更是全然地倒果為因,也過度擴
大外省族群受到群眾報復的程度而刻意忽視並且淡化本省族群受到的屠殺傷痛,
此外,為了卸責而刻意放大在二二八事件中角色相對不重要的台共與中共省工委
的角色,試圖以共產煽動說來掩飾國府治台貪腐橫行以及壓抑本省族群的政治經
濟地位有如「新總督」的制度性剝削才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真正主因的史實,更是
讓人彷彿回到白色恐怖年代以「一切都是共產黨陰謀」來自我正當化一切國家暴
力濫殺無辜的荒唐年代。


 


在台灣,二二八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元素,也是台灣實現今日民主體制的主要
動能之一,更是政治反對運動最有力的政治槓桿。然而,二二八作為民主動能的
極限,卻大致只能止於仇恨及反對國民黨政府;當近年來台灣的政治議題由內部
民主轉移至兩岸關係之後,二二八論述就不太用得上力了,甚至反而成為撕裂台
灣而不利因應兩岸競合的政治負荷。


 


評論:二二八的意義從來就不止在於仇恨與反對國民黨政府,二二八事件在台灣
社會有著多元的意義,從進一步加深對外來統治者的不信任感乃至於「台灣人意
識的形成」,日治時期台民的抗日情緒大多以缺乏實際接觸經驗的中國祖國想像
為其最終依歸,但在二二八事件後,台民頗有「狗去豬來」之感,祖國想像的破
滅並因而產生「亞細亞的孤兒」的準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並因此進一步激
發了台灣事要由台灣人自己管理並儘可能追求國際自主權以免再受任何外來政權
直接統治與壓迫的龐大社會集體意識與歷史力量,即使二二八事件已超過一甲子
,即使曾經自己政治生命與政治道德性受醜聞之累而藉著操作二二八事件以重建
自身統治正當性的政客過度操作,但二二八事件不論在現今或未來都依然是台灣
對內與對外政治的重要元素。此外,當今台灣的政治議題並非兩岸關係,事實上
,在任何社會中的政治焦點除非受到外在勢力的直接立刻威脅,否則,涉外事務
從來不可能成為任何社會的最主要政治議題。兩岸議題只是台灣當前眾多重要的
政治議題之一,而在一般民眾的觀感中,除非執政者採取過激的對抗或過快的統
一政策,否則,兩岸議題的切身性與重要性甚至遠不如年金議題和食品安全議題
。而即使在兩岸議題之中,前述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民形塑的台灣人意識與對於
外來統治者的不信任和因此對於台灣內政與外交自主權的堅持,仍將深深地影響
兩岸關係的進程,也將大幅壓縮過度操作兩岸議題以試圖當「獨家掮客」來獲取
政治利益的政客與政黨的獲利空間,甚至恐將反而弄巧成拙而必須面對兩岸夾殺
的政治苦果。


 


在大陸,早年北京政府每年都盛大紀念二二八。由於台共及中共在二二八事件扮
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南部的武裝鬥爭,如謝雪紅「二七部隊」的事蹟,因而中
共早年將二二八視作中共所參與及領導的反抗國民黨的起義事件。但是,由於後
來二二八事件成了「反外來政權」及「去中國化」、「反中國」的台獨經典,中
共也就不再提二二八了。


 


評論:中共早年仍然以解放台灣為其宣傳,因而才年年盛大紀念二二八,其目的
無非在於對台統戰。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順勢於台中地區發動武裝起義,
但由於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因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結束與軍國主義因此抬頭
而軍部綁架天皇與國家後,便在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台灣發動對於左翼運動的全面
肅清,並在中國華北與東北以反共名義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等傀儡偽政府,
因此,謝雪紅等台共勢力在一九三○年代以後便已停止活動,相關人士有的在台
身繫牢獄,有的則逃亡大陸依附中共,後者便是蘇新和吳克泰等戰後返台的中共
台灣省工委的由來,但可以說,戰後才恢復活動的舊台共謝雪紅及中共省工委實
質上的組織力量並不強大,基本上是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才趁機起義,二二八事
件基本上仍應定性為一個台灣本省籍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連資產階級革命都還
算不上,卻僅因提出善待台灣人民等民主改革要求就受到國民黨「中國祖國軍隊
」的血腥鎮壓,才是二二八事件具有反外來政權與反中國這兩個面相的真正原因
而非台獨勢力的操作結果。中共不再高舉二二八,一方面因為中共在一九五七年
以後關注焦點轉而對內,而在相關的政治運動中謝雪紅也受到相當的整肅,自然
也就不便再高抬這位「二二八革命的台灣女英雄」出來盛大紀念二二八事件了,
另方面,儘管文革結束後中共為謝雪紅平反,但鄧小平時代採取以推動中國四個
現代化的內部發展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而對外則基本採取韜光養晦策略,在希
望台灣資金技術投入大陸投資以發展經濟以及穩定中國國際關係以為四個現代化
與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和平穩定政治環境的前提下,自然不會再依過去的統戰邏
輯盛大紀念二二八,鄧小平時代以後中共放棄了對東亞進行革命輸出的外交策略
而採取符合中國實際國家利益的地緣政治與現實政治的務實外交策略,自然也就
不再強調與東南亞各地華人共產黨的合作並轉而加強與當地主流族群政權的交流
合作,不再強調與香港民建聯的關係並轉而加強與當地各界人士的交流合作以俾
發展大陸經濟,當然也不再強調與早已離開台灣而缺乏在地力量聯結的台盟(台
共、省工委以及部份內戰後期留在大陸的台灣本省籍人士所共同組成的所謂民主
黨派)的合作與革命情感並轉而強調與台灣各界的廣泛交流以俾發展大陸經濟,
儘管如此,鄧小平時代所提出的對台政策「一國兩制」實際上參考了謝雪紅在大
陸過左年代受到批鬥的主要罪名:她主張「台灣高度自治論」。簡言之,中共之
所以不再盛大紀念二二八,其實與原文中「竹籬笆裡的中國想像」與「竹籬笆裡
的台灣/台獨想像」自相激盪後所產生的錯誤理解完全不相干。


 


二二八故事經過拆解又拼裝,當然從中得到的教訓與啟示也是拆解與拼裝的。現
在流行的二二八論述,始終是一個不完整的論述,而且是一個扭曲的論述。


 


二二八是因國民黨當年的窳政所導致,這是不刊之定論;但在二二八事件展開後
,出現了許多的面向,卻不是特定的單一的說法所能涵蓋的。如前述中共或台共
在事件中的角色,在某種程度上,且無論在思想及動作上,皆可視為當時國共內
戰的延伸;再者,當時雖有分量十分輕微的託管論或台獨主張,但民間主要的政
治分歧卻仍在走國民黨路線或走共黨產路線,而無論哪一條路線皆是「中國的」
而非「台獨的」;是則,台獨因素在二二八非僅不是主流,甚至根本算不上是一
個角色。


 


評論:二二八事件當然是當年國民黨窳政所導致,就跟國民黨當年在南京開槍鎮
壓反內戰、反飢餓、要和平的大學生和眾多南京市民一樣,但在台灣,由於日治
時期五十年的隔閡,二二八事件的窳政牽涉了台灣族群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不平
等與制度性剝削,使得二二八事件不同於同一時期大陸各地的反國民黨學運和政
運,而有著追求族群平等的面相與反外來政權壓迫的面相,不能過於簡化地與同
一時期大陸各地的反國民黨學運和政運一概而論。此外,儘管有部份台灣本省籍
人士在二二八事件後憤而加入共產黨並希望藉共產黨的軍隊向屠殺台灣人民的國
民黨復仇,儘管在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後,由參與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的整二十一師
擴編的第二十一軍鎮守的江陰使得中共解放軍久攻難下,中共最後集結渡江解放
軍裡的台籍幹部與台籍國民黨降兵並告知其江陰當面之敵即為參與二二八大屠殺
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一軍,並因此在台籍官兵為鄉土復仇的強烈戰鬥意志下迅速地
攻克江陰,然而,在二二八當時,台灣島內的主要政治分歧並非在於國民黨路線
或者共產黨路線,相反地,是在於族群之間的矛盾激化以及進一步因為對國民黨
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對二二八事件採取血腥鎮壓清鄉的殘暴處置的徹底失望而產
生的對外來政權的高度反感,因此,在二二八事件當時,託管等台獨路線確實並
非主要的島內反抗運動與民主運動主流,但由於二二八事件而激發並因國府在內
戰中兵敗渡台後對於台籍菁英的歧視性任用政策、種種族群間不平等的政治經濟
制度以及白色恐怖下的獨裁統治而進一步長年醞釀的省籍情結以及台灣人意識,
卻與海外台獨運動以及一九八○年代民主運動時同時發展的島內台獨勢力的發展
有著分不開的關係。


 


因而,後來將二二八奉為台獨經典,可謂是扭曲並捏造歷史。亦因此,台獨二二
八論述後來產生的極限動能,也就只限在仇恨及反對國民黨政權,但若竟以二二
八為「去中國化」的理論依據,即是文不對題、藥不對症。


 


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在地理分布上大致可分成兩個區塊。一是北部,係以「二
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主,以改善治理與民主為主訴求;一是中南部,出現官
民武裝衝突,其中包括前述中共及台共的角色。正如前述,在二二八事件展開後
,出現了許多面向;比如說,有一條線是人民對窳政的抗議,也有一條線是國共
內戰的延伸,且尚不僅只是這兩條線而已;事後,各方為了「將二二八據為己有
」,遂開始拆解並拼裝二二八故事,並演繹出不同版本的「教訓」與「啟示」。


 


評論:原文作者似乎連史實都有所誤解。首先,二二八時舊台共的活動確實主要
是在於中南部,像是台中的謝雪紅和嘉義的張志忠,但中共省工委的活動主要是
在台北,其中吳克泰便曾任李登輝之妻的中文家教並因此吸收李入黨,而蘇新後
來也轉而在台北鹿窟山一帶發動工人運動。其次,不論在北中南東各區,二二八
事件均以由省議會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聯絡中樞的由各地資產階級仕
紳為主所組成的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主,謝雪紅一開始便是出任台中的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領導人,後來則因當地仕紳主張和平解決才轉而自行組織
二七部隊起義。前文已經提及,儘管國民黨向來意圖將二二八事件完全依國共內
戰以及共產黨煽動叛亂解釋,試圖利用台灣人民百年來的對於共產黨的未知與恐
懼來推卸責任,但事實上,不論台共或中共省工委,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
色不大,畢竟,日本殖民政府在大正民主時期結束而進入軍國主義時期的一九二
○年代末期至一九三○間對日本本土與殖民地台灣的左翼運動展開全面整肅,舊
台共勢力的運作全面癱瘓,謝雪紅長年被監禁,許多左翼人士停止活動賦閒在家
,部份舊台共人士則逃亡大陸依附中共而成為戰後中共台灣省工委的骨幹,但由
於這些人士均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得以在台灣恢復活動
,不旋踵,不到一年半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便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而且
戰後國府的特務機關軍統與中統也同時很快地進入台灣並配合大陸地區的國府剿
共而早已展開對台灣左翼勢力的監控,而台灣在日治晚期的左翼肅清後又早已缺
乏有組織的在地左翼勢力,因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不論台共或中共省工委的組
織實力均極為有限,加上舊台共人士不論二二八事件時是以台共或中共省工委身
份活動,其自日治時期便非如中共般因與國民黨軍隊長年對抗而熟悉武裝鬥爭策
略以及軍隊的組織指揮,因此其在二二八事件時的活動主要仍然是以左翼社會運
動為主,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在面對國民黨軍隊時可以說是不堪一擊而只能一路向
埔里撤退,從未能如中共軍隊般有效地運用游擊戰術對抗、牽制國民黨軍隊。基
於此,二二八事件基本上是台灣本省籍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連資產階級革命都
算不上,遑論所謂的共產黨革命或者無產階級起義。也因此,國民黨意圖用剿共
和國共內戰來掩飾、洗刷其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與台灣民間普遍認定的政治原
罪,只能說是再度地向台灣人民暴露了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無知與對待台灣人民
的傲慢姿態。


 


然而,六十六年來,二二八始終是一個說不清楚的故事。台獨不肯把它說清楚,國
民黨政府則不敢也沒有能力將它說清楚。僅以死亡人數一項而論,史明等人謂死者
十萬餘人,更有人稱逾五十萬人;但政府於一九九五年設置「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以從寬認定對死者發放補償金,迄今日僅確認死亡六八○件,失蹤一七九件
。其實,政府即使只造成一人死難,亦應譴責,但憑空捏造出十萬死者卻殊非對歷
史誠實的態度。試問:死亡人數從所謂逾十萬人至僅不到千人,二二八的故事如何
不扭曲變形?


 


評論:基於史實,個人認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演變成大屠殺和清鄉,主因在於當
時的行政長官陳儀為了掩飾其接收治台的諸多缺失,像是有如新總督的省籍間的不
平等以及遠比日治時期嚴重的貪污腐敗,以及國府為了支應在東北與華北一帶早已
在抗戰中失去地方基層組織支撐而註定失敗的戰場進行剿共戰爭的龐大部隊所需,
因而在早已因為二戰而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的台灣過度地徵用米糧等物資北送軍用,
而在徵用的過程中又少不得牽涉了族群間的不平等情緒以及中飽私囊等情事,陳儀
為了掩飾其治台無能與貪腐而逼出了二二八事件的大亂子以免因此丟官甚至被究責
,因而與同樣在戰後才來到人人都說一口國民黨前不久才打敗的日本鬼子的日語的
台灣而且也同樣貪污腐敗的軍統與中統特務共同編造了台灣有著龐大共產黨勢力的
謊言,一如中國歷代因為貪污腐敗逼出民變的地方大員總會編造民變參與者目的在
於造反的謊言一般,然而,當時批示派遣紀律敗壞的川軍整二十一師赴台鎮壓的總
統蔣中正仍然有著大肆屠殺想像中的龐大共產黨的決策責任,就其寧可錯殺一百、
不要漏掉一個的對國民生命的任意剝奪而言仍然有著責無旁貸的政治責任,儘管因
為二二八事件時國府的剿共戰事尚處於國民黨軍優勢進攻階段並在二二八事件不久
後的同年三月間攻克延安,因而蔣中正等國府高層在決策對二二八事件展開血腥鎮
壓時應該沒有為了撤退台灣與鞏固外省政權權力根基而刻意屠殺台籍菁英的「種族
清洗」意圖,但仍然有著血腥屠殺人民與政治犯的意圖,這是用任何說辭或任何共
產黨陰謀論都無法漂白洗刷的責任與政治原罪,徒然地刻意壓低死傷人數,無非只
是向台灣人民再度展現了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無知與對待台灣人民的傲慢姿態。


 


至於在後來的台獨風潮中,日據時代的皇民及地主的後裔成為主力,如彭明敏、辜
寬敏、李登輝等,則儼然是「三七五地主假藉二二八事件復仇」的扭曲演出;事態
至此,二二八的故事當然不完整,因而人們從二二八事件得到的教訓與啟示也是扭
曲變形的。


 


評論:首先,事實上,台籍仕紳菁英在戰後初期是歡迎國府接收的,原因倒不完全
是因為懷念祖國的民族主義,而是因為擁有太多的往往最害怕失去,因而往往是永
遠的執政黨,在日治時期當日本的皇民,在國府時期當國府的仕紳,原本就是人類
歷史屢見不鮮的自然現象;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本省籍仕紳於國府接收初期的高度
合作並積極參與省縣議會與三青團等國府政權及其外圍組織的活動,在二二八事件
發生時,很自然地由這些參與了國府政權組織的本省籍仕紳們出面協調,因而當國
民黨發動血腥鎮壓,陳儀等接收大員為了掩飾其貪污腐敗激起民變的事實因為這些
參與國府政權組織而為台民發聲協調的台籍仕紳與國府來台調查人員接觸而進一步
暴露,遂胡亂指控這些台籍仕紳為共產黨或者受日本奴化教育的皇民才會煽動台民
暴動,而隨後奉總統與三軍統帥蔣中正的直接命令來台鎮壓的國民黨軍隊便根據陳
儀等人不實的指控而以共產黨或者親日皇民等罪民針對台籍仕紳菁英發動屠殺,卻
連最基本的調查都未進行便任意發動逮捕與處決,這才使得原本支持與協助國府接
收的台籍仕紳菁英與一般民眾轉而懷念原本痛恨的日本殖民者,亦即台灣民間所謂
的「狗去豬來」,原文作者似乎不是很了解台灣社會。其次,土地改革的問題在台
灣本就牽涉省籍族群問題而有其複雜面相;戰後的東亞與歐洲掀起了左翼革命的浪
潮,美國占領日本後為了防止日本赤化並試圖使日本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前
哨,遂透過東京盟軍總部要求日本政府展開土地改革以化解廣大農村的社會矛盾而
緩解德田球一等戰後恢復活動的日本共產黨勢力的擴張與爭奪政權,台灣也在國府
在內戰中全面失利而共軍行將渡江的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展開土改,土地改革一則
使原本的佃農取得土地所有權而不必再繳納大量地租,如此使得小農收入增加與增
產誘因提高並緩和了台灣農村潛在的社會矛盾,但二則土改也使得政府的稅收增加
,然而,由於不論是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前或者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後,國府在台
的軍公教等人員均是以外省籍為主,這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後更為明顯的是有六
十萬大軍並未從事農業或製造業生產卻能夠透過政府稅收與發給薪資而取得資源,
而在公教人員部份甚至長期存在著考選制度等諸多制度性地對本省籍族群的壓制,
這些絕大多數是外省族群的未參與生產勞動的政府雇員分享了大多數因為土改增加
的政府稅收並建構了遠比一般民眾優渥的各種軍公教福利制度,因而,看在被土改
的地主與許多台灣民眾眼裡,土地改革也就不如日本土改般單純是政策變化造成的
同質性社會內部的資源重分配,而是同時有著族群不平等的意涵,加上國府在大陸
時期從未認真推動會影響其統治集團利益的土地改革,更是加深了台灣社會對土地
改革觀感中的族群利益衝突矛盾的面相。


 


相對而言,國民黨政府亦無說清二二八真相與全貌的能力,只是年年道歉,唾面自
乾。當然,國民黨政府必須道歉陪禮,但主政者只會道歉陪禮卻沒有能力使國人認
知二二八事件的全貌真相,如何能使國人從二二八事件領悟到正確的教訓與啟示?


 


至少應使國人知道:二二八其實不是台獨經典,而台獨充其量只是煽動反國民黨政
權的鬥爭論述,若欲以台獨作為支撐兩岸角力或化解兩岸衝突的工具,皆不可行。


 


評論:二二八事件本來就不是台獨經典,而台獨向來也不是煽動反國民黨政權的鬥
爭論述,事實上,個人便長期主張,民進黨若欲打敗國民黨並相機奪取政權,則應
該設法建構能夠代表更廣泛包含各族群各階級的聯合陣線(統一戰線),而為了達
成此一目的,便應該設法在包括台獨與省籍情結的論述上有所緩和,當然也包括對
於二二八的論述,目的倒不在於爭取外省族群的支持,畢竟一則外省族群有某種自
我感覺良好的優越感而即使討好也難以使其支持政策上對其不利的民進黨,二則若
欲如此則必須全面正面肯定蔣中正以及在政策上全面轉向偏袒其既得利益,但如此
勢必使得民進黨的傳統支持者寒心,相反地,對於二二八等的論述緩和只要達到讓
「本身也有點省籍上吃過虧但擔心過度攻擊外省族群會造成社會不安而不利社會經
濟發展的本省籍選票」認為民進黨已經盡力維持社會安定而未刻意煽動族群對抗的
程度即可,如此則對蔣中正與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角色的評價仍然可以維持符合
史實的負面評價,並在理性合理的範圍內繼續追求各種政治經濟制度潛在族群等不
平等之處的漸進改革,但不過度強調或激化對抗情緒則可使上述其可被民進黨爭取
潛在可能性的本省籍選票的轉向提供支撐。因此,個人必須說,從選舉策略與相機
奪取政權的目的論而言,二二八與台獨從來不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只能說是原文作
者不了解台灣社會的囈語,而國民黨若有自信並欲證明其並無種族清洗或者歧視本
省族群的意圖,便應該更大量地符合族群人口比例地重用本省籍人才以及公布與包
括兩蔣日記與大溪檔案在內所有的檔案供有所質疑的歷史學家檢驗才是。


 


從史實面與社會面而言,二二八事件及其相關的社會集體意識與歷史力量是台灣的
一個資產,它讓台灣在面對任何外來勢力的干預時能夠有清醒的警覺,因而不論未
來兩岸關係的最終政治安排為何,它都讓台灣人民能夠在有著充分的警覺下監督執
政者進行的一切談判並因而迫使執政者必須奮力追求對台灣最有利的結果,同時,
它也讓台灣人民在面對內部的各種制度性不平等時也有著更高度的警覺,因而使得
未來一切政治議題都必須在高度警覺的民意監督下推動,也使得執政者不能任意地
以某種兩岸獨家掮客或者矯情形象便騙取政治支持卻推動具有潛在不平等可能性的
不合理政治經濟制度。二二八事件與因此而來的台灣人意識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
集體意識與歷史力量,它是台灣的資產而非負債,只要維持著溫和理性地追思與哀
悼反省,它的溫度與能量將得以長年地不斷更新與沿續,並持續地引導未來世代各
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有更強大的動力去追求更好更值得的、屬於所有台灣人的共同
未來。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聯合報社論《兩個不可能與一個不可以》批判

奇文共賞專欄創刊號。原文過於奇葩,因而必須逐段批判後再總結評論。




兩個不可能與一個不可以


 


聯合報社論 102-02-25


 


 


《「連習會」四之二》


 


在今日連戰與習近平互會之前,雙方可將兩岸未來情勢作一想像。


 


我們認為,兩岸的未來,有兩個不可能,與一個不可以。對台灣言,有「兩個不
可能」:一、台獨不可能,所以台獨已非選項;二、「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亦
不可能,若採此途,最後可能在困迫又不合理的情勢下被「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所吞滅。大陸則有「一個不可以」,即不可以用武力消滅中華民國;試
想,一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帳就難以償付了,倘若北京真以武力將民主政體中華
民國消滅,其政治債務更將永難清償。


 


評論:首先,個人主觀上絕對反對任何一方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和平手段在
一個較長時期裡漸進地達致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排,相信是同文同種的兩岸兩
個華人社會共同的理想,而一個較長的時期也比較容易讓兩岸各自內部能夠逐漸
地接受一個不是百分百符合己方主觀期待的兩岸政治關係最終安排的結果,同時
也有利於雙方漸進地增進相互理解並拉進雙方的心理距離。與此同時,個人也認
為兩岸之間客觀存在著因近代以來不同的歷史軌跡所造成的隔閡與差異,而也因
此,大陸與台灣雙方內部均各自客觀存在著不惜動用武力解決兩岸關係的動武紅
線。


 


然而,在這裡必須說的是,「中華民國」這個名號似乎在兩岸都不是那麼地廣受
歡迎,事實上,兩岸主流勢力大抵均將中華民國做為兩岸目前對於雙方政治關係
最終安排所設想的條件差距過大而難於進行有效談判的當下的不得不然的暫時性
過渡時期妥協方案,而不是台灣人民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才在戰敗之餘倉皇東渡
台灣、渡台之前曾造成台灣二二八大屠殺悲劇而渡台之後又造成白色恐怖與外省
軍系軍事獨裁壟斷統治的中華民國有著多麼深厚的感情,當然更不是大陸人民真
的有那麼地懷念貪污腐敗與抗拒改革因而在內戰中失利逃亡的中華民國,更遑論
早已依中國歷代後朝為前朝修史的慣例編纂完成官方版《中華民國史》並明書「
中華民國亡於一九四九年」的中共政權對此當然難以接受了。


 


且不說六四事件本質上是雙方對於文革後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認知誤解產生的
悲劇,是溫和派學生返回校園後缺乏運動經驗又對中共政治改革進程的速度存在
錯誤期待的激進派學生主持的不願與政權對話的過激運動運動策略,一般市民則
因當時的物價調控失衡而出現物價過快過大漲幅而與參與學生運動以抒發其對民
生問題的不滿──一如法國大革命時因民生物價問題參與革命卻實無有意義革命
意識的無套褲漢,而當權者又看到當時學生串連的策略直如文革時的紅衛兵,像
是像文革時一樣到火車站要求免費搭車進行全國串連,加以當時正值冷戰末期社
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而又正逢蘇共總書記哥巴契夫訪問北京,種種內外因素交絡
下,當權者因而在維護改革開放穩健發展不受文革再起折騰以及鞏固在蘇東波浪
潮下受到挑戰的中共政權等多重國家與政權考量下採取了過度強硬的鎮壓政策而
動用解放軍深夜清場並造成三百至一千人左右的學生與民眾傷亡,然而,由於六
四鎮壓的主要目的在於清空廣場,除了部份帶頭的激進學生,多數參與運動的數
十萬學生與市民基本上並未受到過大的牽連,六四本身固然是後文革與改革開放
初期中國的時代悲劇,但其事件的本質雖非中共過去定義的反革命暴亂,但恐怕
也遠不如國民黨在台灣策動的二二八大屠殺與白色恐怖來得邪惡與純粹是當權者
為了鞏固統治權力與既得利益所惡意發動的血腥手段,更遑論在四六事件中國民
黨軍隊甚至直接開入大學校園大肆逮捕學生,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則是不論
是否曾參與主導抗暴運動或者僅是居間協調者甚至完全不相干的本省籍仕紳與一
般民眾均在清鄉時受到國民黨軍隊進入其機關、行號、校園甚至民宅中大肆逮捕
殺害,不曉得原文作者在書寫本段的六四事件類比時是否曾有比較、反省乃至於
心虛之感?而原文作者又是否曾認真面對歷史並仔細思考,在台灣有著如此血跡
斑斑的未償血債的中國國民黨與它帶進台灣的中華民國,其若被消滅在台灣人民
的心目中的感受又是否真的會比所謂六四的傷痛來得深切?抑或只是原文作者竹
籬笆裡的自我感覺良好?而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人民心目中,其實,不過只是
方便維持現狀的一種安全選項,一種只比立刻統一而受到目前發展程度相對台灣
尚落後些而過去又有過極不穩定政治情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稍好一些的選項,一
種只因大陸方面堅持台獨必定動武而無可奈何的維持現狀暫時性過渡時期方案?


 


在「兩個不可能」之下,台灣或中華民國必須在「一個中國」的範圍中找到立足
點。另在「一個不可以」之下,北京唯有採取和平的方法面對中華民國,而和平
的方法最主要的檢驗標準即是民主;也就是說,北京既不可用武力消滅中華民國
,唯一的辦法就是必須以民主的方法來包容及對待中華民國。


 


評論:管見以為,既然中華民國其實在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心目中也不是真的那麼
地廣受歡迎,而只是便於維持現狀的暫時性過渡時期方案,北京應該做的不是浪
費力氣與資源去「以民主的方法來包容及對待中華民國」,結果只是成就了台灣
島內一小撮人一方面繼續挾外自重站在台灣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一如東漢時受到
漢皇和親與年年賞賜的匈奴單于運用得到的賞賜物資做為資源分配與鞏固在匈奴
內部權力的工具,另方面卻又狗咬主人地老想著要繼續他們心目中從未結束的國
共內戰,不斷地嘗試平反蔣中正以及試圖以各種方式包括結合六四或者法輪功等
同為自大陸失敗流亡者的海外勢力不斷嘗試顛覆提供他們挾外自重所需資源的中
共當局。更何況,由於台灣近代以來特殊歷史經歷所形塑的台灣人意識與對於任
何外來勢力干預台灣內部事務的高度警覺,北京當局過度地與一小撮台灣既得利
益勢力合作而忽略多數台灣人民的結果,恐怕完全不可能達成中共治藏初期先攏
絡當地政教經高層的策略所達成的效果,甚至將適得其反地讓廣大台灣人民認為
中共與國民黨勢力兩個外來政權勢力勾結壓迫台灣人民並因此使得兩岸關係進展
所絕對必需的來自台灣社會的內部支持完全落空甚至轉而激發更強烈反感。


 


管見以為,不論台灣內部選舉結果是任何政黨執政,只要不是採取過度激進而不
顧美中台三方關係的涉外事務,則北京應該做的是「以民主的方法來包容及對待
台灣人民」,亦即在肯認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由於近代以來的不同歷史經驗與社
會經濟發展進程,因而客觀存在著彼此間的差異與隔閡,並應在雙方均不觸及對
方動武紅線的前提下,漸進地就台灣方面所關心的各細項國際參與問題逐一談判
甚至有克制地交鋒,透過不打不相識的動態互動過程,相互了解各細項台灣國際
參與對於台灣的真實需求性、對於中國做為東亞區域強權的核心利益的真實影響
程度以及對於國際各方而言在該細項上需要台灣參與的需求性,然後在較長時期
裡逐漸地逐一建構台灣的國際參與模式,然後在此一由下而上的兩岸協商台灣國
際參與模式的建構過程中,積小經驗為大經驗,累積兩岸間的互信與理解,並因
而得以擴而大之地在較長時期裡在雙方內部均因上述由下而上的協商過程而存在
信心與共識的情況下,漸進地在一個較長時期裡逐步完成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
排,否則,如果要先完成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排才能談台灣的國際參與,則台
灣方面必然擔心北京方面毀約而最終拒絕給予台灣合理的國際參與空間,反之,
若先完全給予台灣合理國際參與空間才談判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排,則北京方
面必然擔心台北方面毀約甚至使台獨勢力受到錯誤的鼓舞而使兩岸更可能走向動
武紅線,儘管在長時期的逐項談判中兩岸均無可避免地會試圖使己方的談判目的
得到最大程度滿足或至少以此為談判籌碼,但只要雙方均克制不超過彼此的動武
紅線,則如此由下而上的漸進談判模式,應該都能使雙方有充分機會試探對方在
各細項上的談判底線與實際核心利益範圍,並積小經驗為大經驗而漸進地為兩岸
政治關係最終安排的談判累積必要的相互理解與信任。


 


在「兩個不可能與一個不可以」之下,中共十八大所楬櫫的「探討尚未統一特殊
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即顯得有其見地。因為,若不
能先就「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如何會有「合情合理的
統一」,又如何教人接受「統一」?


 


評論:中共十八大所楬櫫的「探討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
情合理的安排」恐怕不是本文所欲推動的所謂「大屋頂中國」,因為大屋頂中國
源自兩德模式,但兩德實力相近且均為聯合國會員會,何況兩德背後又各自有美
蘇強國支持,兩岸關係與兩德模式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只是為了標新立異發
明名詞,則以兩岸兩個華人社會同文同種的共同文化基礎建構「大地板中國」豈
不是更為恰當?更何況,所謂的「大屋頂中國」實際上就是兩個中國或一國兩府
,但美中三公報之中的《上海公報》便載有明文,如果「大屋頂中國」的一國兩
府或兩個中國可行,則《上海公報》也明文反對的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搞不好也
是可行的?


 


所謂「探討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真意
,恐怕在於以北京當局仍然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其對台政策長期目標的
基調的前提下,由於一國兩制下中共本來就要讓台灣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國際空
間與參與,因而,雖然北京若堅持必須台灣方面接受一國兩制後才開放上述的自
主國際空間則就北京方面而言可以完全掌控情勢與風險,但如此極可能台灣方面
一則擔心北京毀約二則因為感覺受到北京打壓而缺乏自主國際空間的情緒反應可
能反而更難於接受一國兩制,因此,北京當局開始思考在「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
」便開始透過漸進談判的方式將原本規劃一國兩制下要讓步給台灣的自主國際參
與空間先有限度地部份讓步,一則拉攏台灣民心以為最終政治安排的談判創造有
利的氣氛與談判經驗基礎,二則此階段北京當局先行讓步的台灣自主國際參與空
間恐怕有如近年來的世衛
(WHO)
模式般先以暫時性而北京當局得以年年檢討情勢
收放自如的模式以防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訊息。原文作者未仔細審視中共的長期
戰略目的與短期戰術運用間的萬變不離其宗,卻反而過度樂觀地自顧自提出所謂
的「大屋頂中國」模式,恐怕有所不妥,也可能對於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產生誤
導作用,而究其實,恐怕仍是出於原文作者「竹籬笆裡的中國想像」。


 


北京主張「統一」,但若不可能(不可以)用武力消滅中華民國,即必須用民主
的方法來處理「尚未統一」的兩岸關係,也就是必須正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對等並立的「特殊情況」,以設法在此一架構上建立「尚未統一特殊情
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畢竟,若不能在「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使台
灣人民先認同「中華民國是一部分的中國」,將如何使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為「中
國人」,更如何奢言「統一」?


 


評論:此段前段關於「大屋頂中國」模式的謬誤之處已如上述。至於原文後段提
及的台灣人民的中華文化認同問題,只能說原文作者完全不了解台灣社會與台灣
人民,台灣人民對於中華文化認同無疑,甚至表現在包括台獨領袖們均依傳統中
國的農曆新年圍爐團拜而未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人改過西曆元旦新年,而包括台
獨領袖們在內的台灣人民均在家中依中華文化傳統供奉祖先牌位而非日本的神宮
大麻,詳見本人過去文章《
誰的中華?誰的文化?──大陸、台灣與海外華人的
五種中華文化印象
》(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9854061),
便不在此重複贅述,原文此段只能說似乎無非是反映了原文作者有失偏狹的「竹
籬笆裡的台灣/台獨想像」罷了。


 


另一頭,台灣怕談「統一」,但「統一」的議題卻不會因畏懼或逃避而消失。台
灣若不能塗銷「統一」議題,即應設法操持與節制統一議題;亦因此,非但不須
逃避「一個中國」的題目,更應在「一個中國」的範圍內找到中華民國的立足點
。同理,台灣與其避談「兩岸政治關係」,其實不如對「兩岸政治關係」提出條
件與主張,也就是應當爭取在「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中,建構「合情合理的兩
岸政治關係」。而此一「政治關係」,當然應以涵容中華民國為要件,捨此豈有
可能合情合理?


 


評論:正所謂「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一個兩岸都不是真的很熱衷歡迎的「中
華民國」,竟然在原文作者「拿大陸恐嚇台灣人民、拿台獨威脅北京當局」的不
誠實掮客兩面操作手法下成為兩岸都必須奉為上賓的偉大兩岸關係要件,讓人委
實不得不佩服原文作者高超的行銷手法,只可惜,「中華民國」這個名號在兩岸
均承載了過多的歷史傷痕與家族悲情,勉強當做兩岸當前維持現狀不得不用的暫
時性過渡時期「神主牌」式招牌尚可,但倘若有人意圖在大陸與台灣為中華民國
招魂而試圖讓中華民國如拉撒路般還魂復活甚至活蹦亂跳有如二十歲年輕人般參
加田徑十項全能風光光復大陸威臨台灣,則恐怕在兩岸均會勾起許多的傷痛與負
面情緒而必須面臨兩岸夾殺了。


 


以外省軍系為首的國民黨政權不論在大陸時期台灣時期以崇尚自以為高尚的上流
美式國際觀以自我標榜某種奉天承運的貴族氣質(詳見本人過去文章《
所謂的「
國際觀」──老成謀國抑或上流社會比較美?
》,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由於內政外
交諸多失措,像是錯估美國當前經濟情勢與北京對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等具有
主權性質涉外協定的容忍程度而在過度自信敲鑼甚至派任其唯一親信金溥聰任駐
美代表後台美
TIFA
談判最終仍鎩羽而歸,以及像是過於顯露政治操作而錯估藍綠
群眾性格高度差異而面臨危機的核四公投爭議,因而鋌而走險決定出訪梵蒂崗,
並在行前就在台灣以中文說明其個人與家族均與天主教會有著深厚淵源,一則試
圖挾外自重以掩飾其施政無能,二則頗有以華人世界天主教徒乃至泛基督教徒保
護者自居的意味而試圖向大陸地下教會做某種發聲而再度嘗試繼續早已失敗的「
台灣可以影響大陸」無聊把戲,實則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於施政無能的質疑不可能
簡單因出訪梵蒂岡而轉移而甚至會認為執政者刻意轉移焦點並更加憤怒,二則倘
若其過度操作大陸地下教會議題恐怕反而會給相關人士帶來更多困擾而非幫助,
然而,其不斷錯誤地以清末李鴻章便曾深刻體認到往往會裡外不是人的苦差事「
涉外事務」做為其自我標榜的標籤,卻又再度可見一斑,實則涉外事務在內部政
治選舉上的佔分本就不多,而何況以台灣艱難的國際兩岸處境則涉外事務各黨的
得分恐怕原本就都高不到哪裡去而差距有限,徒然暴露其一貫地自我感覺良好罷
了,一如其在原文中一再高估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觀感與價值一
般。


 


北京既將「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為一個正式的兩岸政策議
題,即意味著已經認知到,兩岸的終局解決絕非短期可以獲致,更絕非憑藉武力
或政經暴力所能獲致;因此,雙方皆應有從長計議的打算,在相互尊重「特殊情
況」的共識下,建立一種「合情合理的政治關係」,以作為兩岸「尚未統一」和
平穩定的互動平台。也就是說,兩岸應將政策焦點,由「統一」的久遠目標,轉
移至「尚未統一」的長期過程。


 


在「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北京反台獨,但不能抹殺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
國不是台獨,而是「中華」及「民國」;相對而言,中華民國若反對武力統一或
不民主的統一,就更應爭取「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合情合理的兩岸政治關係」
,用為操持及節制統一議題的憑藉。倘若中華民國不能在「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
下」,經由「合情合理的政治關係」取得話語權及節制權,則情勢即可能照著別
人的劇本演出。


 


評論:前文已經提及,原文完全避而不談的不願面對的真相是,中華民國在兩岸
均不是真的很受歡迎,而僅是做為便於維持現狀與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暫時性過
渡時期神主牌式招牌,此外,北京的策略是一貫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追
求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與中共政權沿續,因而自然不可能有興趣長期維持台北的
中國國民黨(相對地,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時,除了蔣中正派系外其他留在大陸
的國民黨軍政派系則早已另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而成為所謂的民主黨派
之一)及其撐持的中華民國,原文作者高估了中華民國此一名號在兩岸的真實價
值,也低估了中共長期戰略目標與短期戰術運用間萬變不離其宗的高度靈活性,
才會有如此荒謬的說法,台灣人民基於二二八事件後所逐步形塑的台灣人意識,
並非單純地抗拒武力統一或者不民主統一,更由於對外來統治者的不信任感而希
望台灣事由台灣人治理,因而希望能夠在內政上完全自主而在外交上也能夠爭取
儘可能最大的國際自主參與空間,詳見本人過去文章《
聯合報社論《二二八:不
完整的故事,不完整的啟示》批判
》。這一個願意在一九八○年代台灣風起雲湧
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中以其特有的脈絡不斷發展,並在民進黨建黨的過程中具
體落實為《台獨黨綱》並隨後改寫為論述較為整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後來
雖因二○○四年民進黨勝選被過度地視為台灣意識的勝利以及陳前總統受政治醜
聞之累必須重建其正當性而過度操作並因而產生過激的《正常國家決議文》,然
而,不變的核心價值是,台灣人民由於二二八事件所激發並不斷因國府東渡治台
初期包括白色恐怖乃至諸多不公義政策而持續醞釀而累積的台灣人意識的巨大社
會集體意識與歷史能量,讓台灣人民追求的是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希望能夠在
內政上完全自主而在外交上也能夠爭取儘可能最大的國際自主參與空間,絕非單
純地抗拒武力統一或不民主統一,事實上,即使是一個民主的中國大陸,倘若是
像民主化的印度般發展程度較差而使得民主徒具其表,則台灣人民恐怕仍然難於
只因民主就接受成為與中國其他省分一般的行省,而即使中國大陸民主且發展程
度跟上,則台灣人民基於台灣人意識仍然只是較為願意接受某種保持台灣相當程
度自主國際參與空間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而絕不可能接受成為一般行省,簡言之
,由於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經歷,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受到國民黨祖國軍隊的無情
血腥屠殺,台灣人民對於不論東京、南京或北京的外來統治者有著強烈的本能不
信任感也凝聚了以台灣人意識為中心的巨大社會集體意識與歷史能量,台灣人民
追求自己當家做主管理自己的政治事務,因而追求內政上完全自主與外交上儘可
能最大的國際自主參與空間,這不只是中國大陸民主不民主的問題,這是台灣人
民做為一個因近代以來特殊歷史經驗而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生活方式與社會政
治制度的特殊的華人社會,希望繼續地由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務並藉此保持台灣
獨特的生活方式與社會政治制度。


 


如果今日連習會論及「探討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
的安排」,希望雙方皆能參考本報社論所提出的「大屋頂中國論」;因為,此論
完全符合「尚未統一/特殊情況/政治關係/合情合理」四個條件,亦在「一個
中國」的範圍之內。


 


評論:原文作者顯然對於北京方面「一個中國原則」其實有一直有三段: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當局馬政府近年來所謂的「一中各表」,其實「各表」只存
在於台灣島內做為台灣有顏面地接受一個中國的妥協,當北京當局面對面世界時
採取的仍然是完整的一個中國三段論,近日的日本三一一地震官方紀念會台灣代
表獻花問題上北京方面仍然要求日本確實履行一九七二年建交時《中日聯合聲明
》中的一個中國原則拒絕台灣代表出席並令北京大使缺席紀念會以示抗議便是一
個明證;再者,前面已提及,原文作者所提出的「大屋頂中國」基本上是主張兩
個中國或一國兩府,根據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與一九七二年中
美兩國的《上海公報》則原文所謂的「大屋頂中國」從來就不在北京與世界上絕
大多數國家認定的「一個中國」的範圍之內。


 


大屋頂中國:在大屋頂中國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
義中國,兩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同屬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大屋
頂)中國」。


 


評論:管見以為,以兩岸兩個華人社會同文同種的基礎追求在一個較長時期裡透
過漸進的逐項談判檢驗台灣的各項國際參與空間問題並累積雙方相互理解與互信
而最後達成兩岸政治關係最終安排的「大地板中國論」其實才更符合現實。「長
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蹁躚,人民五億不團圓」,兩岸兩個華人社會有著截
然不同的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大陸人民有著百年國恥的國仇家恨,台灣人民有
著二二八事件的慘痛悲劇,然而,兩岸兩個華人社會都有著為子子孫孫建設更美
好未來的共同期待,唯有以智慧面對兩岸間客觀存在的種種差異,並以耐心從長
計議並從現在開始為兩岸間的理解與互信努力,共賞同一輪中秋明月的兩個華人
社會才能走出各自的歷史傷痛而迎向共同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