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與綠島感訓監獄

　　表面上看來，日據時代的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在戰後改為綠島感訓監獄，似


乎是國府沿續日本殖民政府對付可能造成社會穩定威脅的浮浪者的手段來對付政


治犯，實則，國府在大陸時期便經常透過軍統局和中統局等情治單位對付以共產


黨人等左翼份子為主的政治犯，其中，中統局便曾在大陸各地設立所謂的「反省


院」來監禁共產黨人並對之進行思想感訓教育，因此，綠島感訓監獄應該是淵源


自國府在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利用與增


進了日據時代遺留的與本島高度隔離的綠島浮浪者收容所等現成的機構設施罷了


，並非國府來台後學習日本殖民政府的浮浪者取締政策來對付政治犯。



　　當然，中國面臨百餘年的內憂外患，普遍的貧窮、懸殊的貧富差距與租佃階


級權力高度不平等在在使得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等號召有著強大的感染力，絕非監


禁感訓政治犯所能解決。蔣中正乃中國傳統私墊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下


產生的領導人，依循傳統中國儒教與日本軍國主義建構其統治模式，他試圖透過


高壓手段對付政治犯並對中共採取單純軍事進剿的手段以圖建立穩定的環境來追


求中國現代化發展，然而，蔣氏仍然受其思想教育背景的影響而有著侷限性，因


而無法從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待共產黨等左翼勢力興起的社會動力，也無


法看到戰後全球冷戰以及全球左翼崛起的大環境，如果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


英國都必須轉向福利國家和公用事業國有化等追求社會正義的左傾政策才能夠在


戰後全球左翼崛起的環境中維持社會穩定而不被左翼革命浪潮淹沒，處處有著適


於左翼革命烈火燎原之乾柴的中國又怎麼可能只透過鎮壓和軍事手段來壓抑共產


黨呢？此外，國府受限於地方軍頭勢力而難於建立穩定的統一國家，甚至於到了


1949年底在成都平原一帶進行保衛大西南最後反攻基地的川西決戰之時，尚且受


制於川軍的劉文輝、鄧錫侯以及雲南盧漢等地方勢力，然而，地方軍頭的社會經


濟基礎在於清末以來的地方性地主軍紳勢力，若由國府中央政府主動推動較溫和


的土地改革，則一方面可以透過合理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理念來消滅社會主義革


命的燎原之火，另方面又可以透過土地改革的推恩眾建削藩之效來根本性地瓦解


地方軍頭所依恃的社會經濟基礎並建立較能有效管理的近代中央集權國家－－自


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往往必須經歷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


國家的歷史階段以做為一種必要的中介推進力量，最後，土地改革可以簡化土地


所有權關係更可以有助於中央政府獲取推動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然而，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消弭共產黨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這樣子的政策理路終究不是接受中國私墊儒學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的一


介武夫蔣中正所能夠理解的，他最後只能在川西決戰因黃埔系郭汝槐在宜賓陣前


起義而全面失利後即將搭機來台前下令全數槍決成都監獄中包括楊虎城等人在內


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份子以洩憤。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推動國家現代


化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之火的政策，只能等待曾在留學蘇聯時被指控為托派而下


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的蔣經國，而一如台灣政治中一個人若被指控為扁系的必然


前提是此人是民進黨人，蔣經國被指控為托派的必然前提是……。只能說，領導


人的思想背景與戰略視野對於其個人事業成敗乃至於國家興亡還是有著不小的關


係。



　　最後必須再度強調的是，直接將戰前與戰後的台灣直接做比較是一個不甚合


理的研究分析進路，戰後的綠島感訓監獄主要是沿續自國府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


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使用與增進了火燒島上的設施，而非沿


續日據時代的浮浪者取締政策思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