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台灣糖果屋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三章》讀後





　　近代甘蔗砂糖產業向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產業，而做為砂糖產業原料的


甘蔗種植需要密集的勞動力投入，因而砂糖產業又為奴隸貿易的重要原因。砂糖


產業每每成為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競逐時的重要議題，德奧等大陸國家由於缺乏可


以大量生產甘蔗的熱帶島嶼殖民地，於是著重於透過稅制奬勵國內甜菜糖的生產


以及透過鐵路與海運運費補貼來鼓勵甜菜糖輸出，並對自英領與法領殖民地輸入


的甘蔗製砂糖課徵輸入稅以抑制其對甜菜糖的競爭，甘蔗種植所需要的龐大勞動


力投入則促成了北美洲－非洲－加勒比熱帶島嶼間的殖民地三角貿易，而為了協


調歐洲列強間的甘蔗糖與甜菜糖的砂糖利益，甚至必須召開國際會議（1901年的


布魯塞爾會議）來尋求解決方案。



　　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部份論者甚至視帝國主義為


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無產階級勞動者由於在城市裡勞


動的密集相互接觸而發展做為一個自覺而能團結追求權利的階級團體 (a class


for itself) 出現在政治與社會舞台，有別於農業封建主義社會裡分散在眾多


村落且彼此甚少接觸而難於產生共同利益意識的佃農階級 (a class in itself)


的無力與易受宰制，城市勞動階級往往能夠採取罷工甚至於暴動的手段爭取權利


，並與因為工業化機械化生產方式變化而由高階技術工人以及中產階級淪為非技


術性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具有相當知識能力與群眾組織能力的力量相互結合，甚至


與欲與封建貴族保守體制對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結合，從而成為強大的革命


力量，於是，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和商品、資本市場，也為了讓在本國被


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日本明治維新時力主征韓


論者正是薩摩藩閥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物


料等生活物資而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緩解階級矛盾，工業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下階級矛盾的激化使得殖民母國統治者必須向外征服擴張並牢牢地控制殖民


地的經濟產出剩餘完全為殖民母國所搾取以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化與帝國主義事


業。



　　因此，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往往呈現極不平衡的「香蕉共和國」模式，也就是


除了殖民者往往刻意限制其經濟生產僅以供應殖民母國工業與民生需要的農業等


原物料產業為主，殖民者往往也會防範殖民地發展可能與殖民母國競爭的工業以


及防範被殖民者中出現能夠累積資本而與殖民者競爭的資本家和實業家，而由於


殖民政策中殖民地經濟生產的唯一存在目的僅為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與帝國主義


事業，殖民地往往會被武力強制或者被資本力量半強制地將其農業等原物料生產


事業侷限於少數幾項殖民者需要的經濟作物，但由於集中於生產殖民母國所需的


特定原物料經濟作物，殖民地本身的糧食生產往往無法自給自足而必須仰賴進口


糧食，此一進口糧食的需求又必須透過殖民者控制的進出口公司輸入從而使得殖


民者得以進一步地控制殖民地的民生並從中搾取利益，然而，殖民地往往被限制


只能生產原物料經濟作物，但針對殖民地生產的原物料經濟作物進一步加工製造


的製造業二級產業卻往往被刻意地保留給位於殖民母國的工業資本與工廠，從而


使得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附加價值較高而利潤較高的加工製造業利益完全為


殖民母國所截取，此外，依賴少數殖民者需要的原物料經濟作物的初級產業模式


往往使得殖民地的經濟極為脆弱而易受該少數經濟作物世界價格波動的影響，價


格波動時殖民者復又可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迫使原本的自耕農交出土地所有權而


淪為契作佃耕農從而進一步控制殖民地經濟。



　　日據時代台灣製糖業的發展便是依循上述的殖民地原物料經濟模式。由於日


本緯度較高而無法種植甘蔗生產砂糖，於是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與爪哇開拓


蔗糖生產時起便大量進口台灣與爪哇蔗糖，及至甲午戰爭後占據台灣展開殖民統


治，便於1900年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並於隔年邀請農學專家新渡戶稻造針對台


灣糖業發展進行調查，殖民總督府並於1902年依據其糖業改良意見頒布《糖業獎


勵規則》並成立臨時台灣糖務局，積極地為日本資本介入與壟斷台灣製糖利益鋪


平了道路。



　　首先，透過台灣銀行等總督府與日本不在資本家勢力牢牢控制的金融體系為


日本各糖業會社進行融資以使其得以擁有龐大的資金與技術優勢來排擠台灣本島


人經營的技術較落後的傳統糖廍；其次，總督府更直接提供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


會社從甘蔗種苗到灌溉乃至於新式製糖機械設備的廣泛補助，甚至是免費提供甘


蔗種苗；第三，總督府直接將因種植甘蔗而開墾的官有地無償贈與製糖會社，使


得日本資本得以直接掌握因日本總督府土地調查而被強劃為官有地的台灣土地，


甚至包括無償贈與種植甘蔗所需的灌溉用地；第四，由於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原料


來源採取專屬採收區制度，成立糖廓或新式製糖廠必須得到總督府同意，而總督


府自然是偏袒同為日本人的日本資本的；第五，甘蔗的採收區域設立各製糖會社


的專屬採收區域，區域內農民若選擇種植甘蔗只能賣給擁有該專屬區域甘蔗購買


特許的製糖會社，使得台灣農民在壟斷性的收購制度下接收極不合理低價的甘蔗


收購價格，而擁有壟斷性定價力量的製糖會社又往往在秤量農民的甘蔗時偷斤減


兩，因而當時便有句福佬話的俗諺謂「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並因此而


爆發了二林蔗農事件等台灣各地農民與農民組合組織的抗暴運動；第六，由於農


民仍然可以選擇是否種植甘蔗，總督府與日本資本於是也設法介入壓低與甘蔗競


爭的在來米與甘藷的價格，並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使得台灣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


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契作佃租戶；第七，總督府並為製糖所需的各項原料與機器


等提供補助金，並且提供出口補助，此外由於台灣主要是生產原料糖的粗糖業，


附加價值與利潤較高的精糖業則仍然保留給日本國內的精糖業，總督府並為輸出


日本的台灣原料糖提供補助，可以說是以總督府的政策對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糖


業提供諸多貿易保護主義協助；第八，一如列強的殖民地糖業，日本資本控制的


台灣製糖會社也組成了台灣糖業聯合會的卡特爾以協調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農民的蓬萊米生產主要也是外銷日本而台灣農民吃的是廉價的


東南亞進口米，極度扭曲的農業生產結構使得台灣完全淪為日本殖民者的原物料


供應基地，而日本資本從台灣製糖業搾取的鉅額利潤又往往並未留在殖民地台灣


進行其他投資，而是以利潤的形式移轉給居住日本的不在資本家並用於投資日本


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可以說，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機器與日本


壟斷性資本使得殖民地台灣成為了為日本殖民母國提供甜美砂糖製品的「糖果屋


」，只是，一如所有列強殖民地砂糖產業，這個殖民地台灣美麗糖果屋的背後其


實是充滿了血腥與剝削的血汗工廠！



　　只是，當殖民母國統治者嚐到了台灣糖果屋的甜頭，也就更加相信他們可以


不斷地透過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擴張來緩和日益嚴重的日本國內階級矛盾而迴避無


可避免的社會改革，並因此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幻想以及侵略戰爭的


不歸路，但最後的最後，終究還是嚐到了苦澀不堪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