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讀後有感
「數字化管理」乃是現代化管理的最重要特徵，因而，以數字化管理取代意
識型態化管理乃是觀察一個前現代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清代中國承繼儒教意識型態治國的傳統，儘管清末鴉片戰爭以降受到西方現
代文明的影響而有自強運動，但其根本目的僅在於「師夷之長」以求「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亦即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在於船堅砲利，只要學習西方的船
堅砲利便能夠富國強兵打敗入侵東方的西方勢力，因而，自強運動雖為中國在面
臨西力東漸的外部動力以及太平天國之亂的內部動力之後所採取反應性的第一次
現代化嘗試，但因改革範圍的侷限使得自強運動所具備的現代性成分極為有限，
舉例而言，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相關稅賦向為歷朝重要的稅收來源，然而，
受限於技術因素與極高比例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使得農業相關稅賦短少以及稅
賦的重擔不斷向小面積自耕農集中，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土地清丈受到地主
鄉紳勾結地方官吏刻意短報田產面積的影響而連帶使得做為田賦等徵收依據的魚
鱗圖冊資料大幅失真，做為王朝稅收基礎的土地統計尚且模糊不清，遑論人口統
計。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儘管舖設了鐵路和電報，但及至馬關
條約割讓台灣之時，台灣仍無確切的土地統計與人口統計等數字化管理必要的統
計數據。幾乎與自強運動同時期，日本在黑船來航的壓力下展開明治維新，但其
改革內容在船堅砲利之外觸及更廣泛的現代化過程，因而日本殖民統治者抵台後
展開的土地調查，儘管許多無法提出產權證明的土地被改歸為日本殖民者所有，
但全台生產稅收的土地清冊仍由867,000畝增為兩倍多的1,866,000畝，土地稅
收更更加了三倍之多。此外，有別於英國在印度的人口普查受限於未有土地調查
先行的輔助而成果有限，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也在土地調查的基礎上展開了完整的
人口調查，藉此在台灣建立了傅科所謂「關於知識的國家理性知識」，並使被殖
民者成為一個已經規訓控制的土著實體。
然而，日本殖民者之所在台灣熱切地推動人口統計，並非因為其克服了對台
灣異民族被殖民者的「知識冷感症」與優越感並願意對被殖民者平等對待，相反
地，恰恰是因為日本殖民者不願意真正地理解與平等對待台灣人民，才以人口統
計的數字化形式將關於被殖民者的知識中與殖民母國利益相關的部份加以調查並
帶回日本國內討論如何剝削利用被殖民者的資源，就好像畜牧業者將牲口的各種
知識化為數字然後帶回到畜牧業者的會議桌上討論每年該殺多少頭牛羊才能永續
經營以及有哪些牛羊似乎特別地不馴服而必須加以注意和規訓。有別於日本國內
的人口統計，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或許因為人類總是早在學會針對
人做統計調查之前就學會了對畜牧的牲口進行統計調查？且日本在台統計調查的
內容更與在日本國內大不相同，例如，日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
民休閒生活的狀態，或許因為除非有助於畜牧生產量否則牲口的休閒娛樂並非畜
牧業者所在意者？此外，在日本國內做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
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而儘管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
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
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
、演講言詞、演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或
許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異議者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但對於可能造成畜牧業者的牲口
反抗與經濟損失的牲口中之異議煽動者「老少校們」卻自是必須嚴加監控打壓乃
至於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由此，我們發現了日本殖民者固然透過土地統計和人口統計的國家理性知識
獲取與管理而將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管理模式引進台灣的土地，然而，實質上這並
不是以被殖民者的利益或者現代化為目的，相反地，其目的毋寧在於使被殖民者
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異化成為不具人格性的數字與文字記錄，並始終是以剝削利用
被殖民者的資源並將之轉輸殖民母國使用為最終目的的一種「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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