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

有時候，生命難免遇上低潮，

它好像一種必然的現象，在每次的潮起潮落中．



生命的低潮有很多來源，

像是，某些自己以外的原因，

像是，某些陰錯陽差的錯誤．



低潮無可避免，因為世事總不能盡如人意，

然而，唯一可以避免的，是不讓自己被低潮擊潰，

讓低潮成為生命中的又一次轉機；

人不可能不犯錯，但可以不同的，

是從錯誤中學習，從內疚中反省，

期許今後不再犯相同的錯誤．



低潮無可避免，而且往往，

許多來自不同方向的問題會相伴而來，

而有形的無形的壓力，

也會漫天蓋地地席捲而來，

讓心靈裡充滿壓力，幾度輾轉難眠．



面對多重的壓力，讓人不安，

讓人不時懷疑，是否，所有的朋友都已經遠去，

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面對排山倒海的困難；

而面對意外中意外的錯誤，

即使因為人的善意而未造成傷害，

但在內疚失眠的夜晚，會懷疑，是否，

自己因為某些原因而不夠謹慎．



面對壓力，有時候，

會有些不好的想法，會有些情緒的低盪，

而面對壓力的同時，意外的錯誤，

會讓人意志消沉．



然而，路終究必須繼續向前．



於是，知道人的軟弱，

知道自己也是脆弱的，

因而了解、因而謙卑，

減少了自認為能處理一切問題的自負，

也增添了面對困難時的處理能力，

以及在看待他人錯誤時的同情．



而面對低潮，也是見證人性脆弱，

見證了來自各方的壓力，

是如何地不理性與不明智，

只因為早不存在的傳統；

也見證了，什麼樣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



於是，選擇繼續前進，繼續本來的前進道路，

只是，多了些謹慎，少了些大意，來自反省與沉思，

只是，多了些對人性善良的相信，來自被善意對待的反應，

只是，多了些體會與思考，來自最深沉的自我，

只是，也多了些，對於生命的領悟、對友誼的珍惜．



於是，我選擇，更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把愛找回來》

還不錯的一部電影，雖然有點太煽情．



一個有些被拋棄的小男孩，透過父母遺傳給他的音樂天份，

再加上絕佳的運氣，以及尋找生父母的強烈決心，

終於讓他找到了父母，也讓原本不知道他的存在的父母，

因著他的音樂而重逢、再次相遇相知．



尋找的過程有些老套，

但倒也還算得上有趣．



還滿溫馨的電影，

雖然劇情的發展有些過於戲劇化，

不過，這到底是我第一次看這個類型的電影＠＠

要紅還是要專？

一九四九年年初，積雪已深的蘇北平原上，困守陳官莊的國府杜聿明集團軍及被圍雙堆

集的黃維第十二兵團雙雙突圍失敗，殘兵敗將大部被殲，一片蒼茫茫的雪白血紅裡，淮

海戰役結束，國府八十萬大軍土崩瓦解，喪失最後一批高度機械化、美械化的有生戰力

。隨著三大戰役接連得手，二十年前還得在清黨剿共的肅殺中四處躲躲藏藏卻又陷入無

止境的內部鬥爭、任誰都覺得隨時會被國府撲滅的共產黨，此刻正動員二野、三野、四

野之一部並外加陳謝獨立兵團，向長江北岸各地節節進逼，準備展開渡江戰役。同年年

底，曾任國府國防部作戰部長的黃埔嫡系將領郭汝槐──他同時也是長期潛伏的中共地下

黨員，在宜賓「陣前起義」，川西決戰態勢底定，國府失去西南邊上的最後基地。



稍後不久，海南島薛岳兵團潰敗，國府至此只能退守台灣，在冷戰中扮演美國－西方陣

營的西太平洋前哨，以防止赤色中國的「革命輸出」勢力突破第一島鏈，也為西方陣營

在西太平洋前線的「副警長」日本扼守住了至關緊要的能源運輸生命線。隨後，西方陣

營害怕失去這個第一島鏈上的關鍵圍堵前哨，便在IMF於七○年代推動的加工出口區經

濟發展計畫裡算上這個島國一份－－那麼也就不必太意外，當年的亞洲四小龍和領頭雁

日本，真剛好都位在第一島鏈上；而當西方陣營厭倦了蔣介石家族的反共獨裁，擔心這

早晚會因為失去統治正當性而迫使島內反對力量與唯一願與蔣氏統治集團對抗的中國共

產黨合作，於是，便透過國際施壓，給了這個島國的民主力量機會。但這都是後話了－

－儘管島上由蔣氏統治集團轉變來的政黨依舊沾戀著「帶領台灣經濟起飛」的美好時光

，而由反對勢力轉變來的政黨也兀自沾沾自喜於「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過往榮耀。



如果依中共官方黨史家的說法，這是毛澤東兵法的一貫勝利，是毛氏將其所謂的「游擊

戰十六字訣」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運動戰十大原則」後，指導了人民解放軍將領們的

整體作戰，彷彿當時共產黨革命隊伍裡長年征戰的革命幹部沒有充分的智慧，而最後的

勝利，不是當時許多具備各種高度專業素養的共產黨革命幹部們的集體智慧結晶，而是

毛氏一人的智慧，加上其他人「明智地」賦予毛氏對黨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並服

從其領導，所帶來的成果。



當然，我們無法相信這樣的說法，也不必把一群熬過多次政治運動的風霜、習於將黨史

做為一波波黨內鬥爭材料的御用黨史家的「政治正確言論」當做認真的歷史研究來看待

。事實上，早在共產黨利用中日戰爭這個民族戰爭中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來壯大自

己的實力，並在陝甘寧邊、晉冀察邊和晉冀魯豫邊等等淪陷區的後方根據地裡發展成為

擁有百萬大軍的革命武裝力量，並進而組織成為能夠進行所謂的運動戰的野戰軍、縱隊

時，其實其軍事組織結構就已經開始使用蘇聯式（改良自西歐）的大兵團作戰的模式了

，只是使用了不同的名詞罷了，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看出，野戰軍與集團軍（像是著名

的倫德斯特集團軍）、縱隊與師（像是二十一裝甲師）之間，其實不過就是使用了不同

名詞的同一種概念，一種脫離了游擊戰思考的正規軍的建制概念。事實上，共產黨軍隊

就連在其所謂「解放戰爭」中使用的支前民工，都與蘇聯軍隊的類似編制有所關連。而

這樣子的蘇聯式軍事概念，當然不是來自土生土長的中國土皇帝毛澤東所能夠引進的，

而是許多與蘇聯有過各種千絲萬縷關係的高層幹部受過訓練的專業所創造的。少了這個

關鍵的軍隊正規化、專業化過程，共產黨光憑著小米加步槍和土八路戰術，是不可能熬

過四平街會戰重挫失利的考驗，遑論奪取南滿的重工業基地而厚植與國民黨八百萬大軍

爭雄的本錢──當然，我們也知道，為何官方黨史家們喜歡用另一個角度看待四平街會

戰。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在蘇聯的技術支援下，運用沒有出逃的各領域專業人

員展開重建國家的事業。一開始，由於政權的穩固化，加上長期戰亂造成的基礎設施破

壞，比較的基準點較低，加上剛開始時共產黨還沒有完全展開其統制經濟制度，紅色新

中國經濟成長一路突飛猛進，通貨膨脹獲得控制，糧食生產恢復，一九五○年代初期，

「新中國」看上去一片欣欣向榮，新的重點工業與被保留下來的私有企業榮景可期。看

樣子，中國似乎已自民國後的長期內憂外患中復甦，超英趕美、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

目標不只是夢想。



當中國共產黨逐步取得軍事勝利時，許多青年也選擇了加入共產黨的革命隊伍，當做自

己事業上的一個明智的選擇。當共產黨取得最後的勝利，一如中國所有取得政權因而成

為所謂的「正統」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成了許多中國青年的不二選擇。然而，不同

於在上海、瑞金及至於延安時期加入的共產黨幹部，這批在稍後才加入共產黨革命隊伍

的新幹部沒有真正經歷過軍政力量從無到有的艱辛歷程，不曾經歷過共產黨僅為「民主

黨派」之一而必須與不同的自由派勢力低姿態合作周旋的時代，不曾經歷過盲動主義時

期四大暴動等等「左傾冒險主義」的躁動冒進以及隨之而來的革命力量空耗與長時期的

革命低潮，不曾經歷過最早期工人革命與農民革命路線間激烈的路線之爭，不曾經歷過

從各方領導人各據一方、直到中日戰爭中期才獨尊毛氏的內部鬥爭史，不曾經歷過在中

日戰爭的龐大壓力下，在敵後根據地發動民眾並進行局部土改時，必須一方面讓被發動

起來的中下貧農滿意從而願意支持革命、另方面又必須顧及統一戰線及國內外輿論的平

衡而不能對未流亡西南的地主做得太絕的微妙群眾心理的掌握與運作；因而，這批新加

入的青年，熱情有餘，追求自己的事業與前途有心，卻不見得有充分的政治或非政治的

專業能力，能夠做為國家治理的中堅骨幹。而尤有甚者，他們從一開始，便接受了官方

黨史家的詮釋，認定偉大的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最大功臣，而永不犯錯的毛澤

東當然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有正當性的領導人、紅太陽。



當然，他們也自詡為某種神聖的「職業革命家」。



他們就好像遠古的神權時代那些形形色色的祭司們，忙著四處兜售某些偉大的神祇名號

或者某種神祕的神學理論；所不同的是，他們是某種一神論者，只允許唯一的「真神」

的存在，而且一如所有的一神論宗教，他們認為關於這個唯一真神的神學理論，只能有

一種唯一是真理的教義，其餘的都是必須被誅滅的邪惡的異端。由於中國實質上只有共

產黨這個合法的統治者，中國人民也不同神權時代一樣有得選擇，他們只能接受這個統

治者的一切，換言之，這批「職業革命家」們擁有有別於他們早期共產黨前輩的得天獨

厚的條件，那就是，他們取得了獨占壟斷的專賣權，人民非得聽信、服從、忍受他們的

各種理論和作為不可，否則早晚會被他們判定是必須或肉體地、或精神地消滅的異端。

至於，他們會不會像電影中斯巴達的祭司一樣為了自己的私慾出賣他們的人民，或者，

會不會像中世紀的天主教教士一樣，賣弄權力來謀求自己的利益與私慾，乃至於販售贖

罪券來榨取經濟利益以滿足貪慾和某部份的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那就是完全不能加以

監督的了，否則自然就是「沾戀舊時代威權餘光與既得利益」的「反黨反革命」份子，

那後果，也自然可以想見了。



既然除了花瓶般的全國政協外，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合法的政治勢力，一方面免不了繼續

發生內部鬥爭，像是一九五三年在北戴河會議中清算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另方面，中

共的各階層幹部也逐漸地官僚化、貪腐化。由於共產黨實際上以嚴厲批判國府的貪污腐

化起家，對於自己的幹部中開始出現的所謂「國民黨化」傾向，自是十分地敏感。此外

，隨著任用各種技術官僚治理國家，專家性格時常可見的自恃與傲慢以及官僚體系文化

的開始出現，而這在許多共產黨人眼裡，頗有國民黨化的困擾──當然，如果他們了解

Max Weber對於官僚體系的分析，就該知道不管何種意識型態，社會體系的官僚化都

是難以避免的，特別是希望廢除自由市場並建立某種國家統制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

經濟體系更是如此。



面對這樣的挑戰，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引進行政權以外的議會立法權監督。然而，這麼做

就等於是讓資產階級民主復辟，甚至是資產階級的再起，不符合「人民民主專政」的無

產階級革命理論──或許，同樣重要的是，這麼做勢必會打破共產黨拼死拼活，好不容

易才到手的對於權力和種種特權利益的佔有與壟斷。於是，共產黨拿出了當年延安整風

的老辦法。一九五七年，共產黨宣布開門整風、大鳴大放，希望一如當年的延安整風，

再造內部紀律。然而，隨著言論的暫時開放，批判的聲音也不斷地升高，尤其是來自原

本共同反國民黨的自由派知識界，很快地，批判的聲浪與理論就上昇到了中共體制的核

心問題了。自認為是中國先進無產階級民主專政代表的共產黨自然無法坐視，同年年底

，中共宣布發動反右大鬥爭，矛頭自然指向在大鳴大放時放言高論、批判中共體制與黨

幹部過直的知識份子了。時代不同了，延安整風時僅管也不時出現私人恩怨的鬥爭，但

終究有著強大的外敵，這樣的情形基本上還算是在可控制的範圍內，等到中共完全控制

政權，一切再也肆無忌憚，成為各地黨的特權份子清算異己、報個人私仇的把戲了。當

然，在比較後期才加入共產黨的幹部，部份由於意識型態的狂熱，部份由於本身缺乏充

分的專業背景，自然地，很樂意在反右大鬥爭這種各單位都要清出5%右派反動份子的

純政治鬥爭中推動激烈的政治清算。從反右大爭鬥開始，紅色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有些

共同的特性，例如，許多被鬥倒的右派都是當年國民黨時代留下來的技術官僚、學者與

知識份子，甚至包括了幾乎所有在戰爭前後陸續投靠的許多國府將領、官員乃至反國府

民主人士，例如，在這些政治運動中，許多依著專業而提出不同意見的共產黨幹部往往

被當做不乖巧的右派來鬥爭。當然，這一點都不讓有識者驚訝──從共產黨建政之初，

採取了所謂將國府留下來的技術官僚、學者及知青整個「包下來」的政策，便可預見其

背後的心態與最後會發生的一切了。



一九五八年，向來以自己的某種「浪漫革命情懷」為革命指導原則的毛澤東發動大躍進

，試圖要超英趕美，最後造成了嚴重的饑荒與人民對於政府政策的不信任。然而，針對

黨內各方穩健力量的質疑，毛澤東開始認為，這完全是因為共產黨幹部過於官僚化、專

業化，不能繼續堅持革命路線，是一種要不得的修正主義。於是，廬山會議中，對大躍

進的非專業盲目做法提出質疑的中共老幹部彭德懷被整肅。毛澤東其實忽略了，隨著革

命時期的非常狀態結束而必須進行國家治理時，官僚化與專業化是難以避免的現象；而

事實上，當中國共產黨成為唯一合法的統治者時，一旦由其發動缺乏專業素養的政治或

經濟運動，不論如何，已習慣在共產黨架構裡的求生之道的官僚體系，都會以「最專業

」的方式來假造符合上意的數據等各種資料「放衛星」以求自保，而後來才加入共產黨

組織、急於求表現的「職業革命家」們，更會在他們比較熟悉的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上

，力求表現他們的「幹練」與對黨的敬若神明的忠貞。



大躍進失敗後，中共領導權暫時地轉入劉少奇與鄧小平等人手中，他們轉而採取較為溫

和的經濟政策，緩和大躍進失敗造成的政治經濟危機。然而，他們的成功讓毛澤東更加

懷疑，先前大躍進的失敗，是黨內老幹部們夥同技術官僚為了對抗他的革命經濟理念而

結合起來搞陰謀搞鬼的結果。他開始發展一套「不斷革命」的理論，他開始認為，只有

繼續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甚至重用年輕的黨幹部以鬥爭、奪權、取代過於老成持重的

老幹部，才能繼續向共產主義革命的終極目標前進。最後，毛澤東終究決定動用他對黨

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以及他對軍隊和許多年輕的「職業革命家」的個人影響力。



於是有了十年文革。



毛澤東死後，文革時被打為「第二號走資派」的鄧小平復出，重新起用周恩來在文革時

竭力搶救下來的黨的老幹部和各領域專業菁英，共產黨開始強調黨內領導幹部「要紅也

要專」，而這點，可以從中共第三、四、五代領導班子的個人背景中明顯地看出端倪。

儘管這些年中國許多發展不無各項數據仍在「放衛星」的誇大嫌疑，儘管在可預見的將

來，由於國際局勢無可避免的變化，中國註定面對極難處理、甚至幾乎無解的鉅變與危

機，然而，文革後的中國，這麼迅速的恢復與發展，仍然是必須予以肯定的。而這樣子

的恢復與發展，從恢復被毛澤東取消的軍銜制、恢復被打壓的「臭老九」（技術官僚與

學者專家）的黨內與社會地位開始，到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是不能用胡鬧的政

治運動和群眾式非專業化經濟模式來尋求跳躍式進步，因而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

乃至於明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實質上便是否定了之前毛澤東的

不斷革命狂想。



然而，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如果不是共產黨靠著軍隊完全地鞏固了政權、獨占了國家的

暴力機器，使得全中國不得不跟著「一片紅」，因而可以肆無忌憚地不顧一切先求「紅

」再求「專」，如果共產黨和許多民主國家中的左翼政黨一樣必須不斷同時地面對國內

與國外各股勢力對其政權的挑戰，是否，它還能那麼粗暴地苛求某種「全紅時代」？是

否，它也必須不斷地在「紅」與「專」之間尋求平衡點，建構某種「聯合陣線」，而甚

至必須「專」優先於「紅」呢？



而若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這段發展脈絡有所理解，當聽到有人認為「重點的不是不夠了解

體制的運作，而是已經過於體制內因而失去變革的思考與能力」時，又怎麼能不膽戰心

驚地想起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呢？「告別革命」，或者，告別某種年少輕狂、過於

熱血沸騰的浪漫革命情懷，是否真的那麼困難？而那種情懷，是否，對人性來說，有如

初嘗戀愛的滋味般，愈是生命面對中年危機，愈要透過小小的出軌來一再回味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歷史是禁不起太多假設性問題的。



只是，有時候，還是會期待另一個百花齊放的春天。

新年．二○○八．

用了一年的○七年桌曆，翻到了最後一頁，

不甘服老的我，在○七年最後一天，硬是去看了部午夜場的《美國黑幫》．



我說過，對於很多東西，我的品味似乎有些怪異，

不是帶著點革命的浪漫情調的那種怪異和小眾，

而是另一種，說不上來的自我矜持和堅持．



其實，就只是某種「怪咔」吧．



隔天，不論有沒有值班要不要上班，一向自動六點多醒來的我，

不知怎的，睡到了九點半才醒來，

不知道，醒得是晚了，還是晚得恰到好處，

在從睡眠中得到最足夠的某種沉思與反思後才甦醒過來，

然後以最大的精力和決心去追尋那一日的陽光燦爛．



二○○八年第一天，天氣晴，

但晴天裡，這個冬天第一個寒流來臨，

又是另一段壓力與考驗的日子．



二○○七年，在醫院實習整整十二個月，

從開始學習外科手術的縫合，到第一次內科的體驗，

到三月意外有些寒冷的花蓮慈濟行，

到乍暖還寒的四月裡，另一番至今令人心暖的日子，

以至於五月以後，總是在刀房莫名發楞微笑卻又有些悵然的那些日子，

在內科病房裡，深深質疑這一切醫療的意義與終極目標的日子，

五月之後，時間快得自己都記不得了，唯一還有些印象的，

是和老友宗瀚的日本行，以及其他一些枝枝節節的點點滴滴，

像是，那本伴我渡過外調眼科時光的Perry Anderson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



還有，就是在十月至十二月間，做了一個誠實的選擇，

關於自己的生涯，關於自己生命走過的曾經與未來．



還是應該感謝，那些給過我機會以及陪伴我，親眼見識過另一個世界的朋友們，

在那年之後，我的想法變了，視野也變了，

連一位醫學人文的老朋友都說，他不知道，這個人變得不那麼愛醫學社會學了．

只是，到底是改變，還是，找回了在若干年前，早已隱隱約約存在的自我？

那曾經存在，只因沒有足夠的知識與思維去為它論述與辯駁，

一度被深埋在某個角落的，某種潛力也好，渴望也好的東西．



後來，終究對於曾經見過的那另個世界不那麼熱衷了，

不過，看過了另一種可能性之後，心，有些想飛了，

我開始知道，有更多不同的世界，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而生命，該趁還年輕的時候，給自己一個機會，

換些不同的角度，或許，自己的內心底層更熟悉的角度，

多看看這個人間，多看看不同世界裡的風景．



我不知道，看完了一切之後，我終將前往何方，

或許，會在某種不可知的力量牽引下，回到最初出發的這個世界，

或許，會在命運的安排下，尋找那自己僅僅糊模感覺到的某種東西；

但我知道，當走過這一切，不論最後生命歸宿何方，

我都能夠在某個垂暮之年的冬日裡，誠實地對自己說，

「不論如何，我試過了，也看過了，該滿足了．」

而有那麼一天，當這些一起做過不一樣選擇的朋友們相聚，

不論各自最後選擇了什麼，獲得什麼又失去什麼，

我們都能夠說：有那麼些日子，我們相濡以沫，一起瘋過．



感謝，在過去一年裡，那些一起走過或工作過的朋友們，

感謝，那些給過些溫暖、伸出過友誼之手的朋友們，

感謝，容忍並支持我做出不一樣的選擇的家人．



二○○八年，新的一年，

又是充滿挑戰與考驗的一年，

而我，除了迎上前去，沒有另的路可走．



或許，就從努力兌現那句講了好一陣子的玩笑話開始吧



新年快樂！朋友們！

但願明年此時，我們都能心想事成，

寫下自己的生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