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讀後





　　日本自1930年代因著經濟大恐慌而走向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侵略道路並開

始追求大東亞共榮圈的幻夢之後，在九一八事變以及併吞朝鮮成功之後食髓知味

因而一步步地加緊對東亞各國的侵略行動，至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終於因為踩到

國府對日隱忍以求累積國力的紅線底線而踢到鐵板，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

正發表蘆山宣言展開全面對日抗戰，中共中央稍後也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表示支持

國府共同對日抗戰，國府旋即調集包括精銳的中央軍德制師在內的主力重兵在無

險可恃的上海周邊平原開闊地帶與進攻上海南京試圖速戰速決逼和國府的日軍主

力展開淞滬會戰，雖因戰略過於僵化而死傷慘重，但已重創日軍速戰速決的信心

，隨後，1937年底，華北戰場因北洋軍閥出身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坐擁三十萬大

軍卻不戰而走導致日軍華北部隊與華中部隊一時間對撤往武漢的國府中樞呈現鉗

形包夾態勢，但國府不惜在開封附近炸開黃河大堤（花園口決堤）以阻滯日軍兩

路大軍對進之勢，讓日軍開始意識到國府不惜任何軍民犧牲也要抗戰到底的意志

力之堅決。



　　在殖民地台灣，已受到軍部勢力宰制的日本帝國殖民者於1936年9月恢復派

任武官總督以取代為時僅十九年的文官總督，新武官總督小林躋造並提出「皇民

化」、「工業化」和「南進化」以改造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的三大新治台方針，並

早在蘆溝橋事變爆發前的1937年4月間就禁止台灣報紙的中文欄，及至蘆溝橋事

變爆發，台灣民眾直接以「事變」一詞稱之更可見當時不論日本殖民者或者台灣

本島民眾均意識到其為不尋常的歷史轉捩點，可以說，蘆溝橋事變並非偶然的摩

擦事件，而是日本軍部一系列對外侵略國策下的預謀性行動，原初目的在於測試

國府的容忍底線並試圖以近似併吞朝鮮模式的「華北中立化」來蠶食中國，而同

時間在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是日本進入戰時體制而進行軍事動員行動的一

部份。



　　同一時間，日本殖民者也在殖民地朝鮮展開皇民化運動，惟殖民地台灣與殖

民地朝鮮的皇民化運動稍有差異。朝鮮乃是朝鮮民族全部主權領土的淪亡，因而

除了極少數逃亡中國大陸前往南京依附國府的右派反抗份子和前往東北依附中共

游擊隊的左派反抗份子，包括傳統兩班菁英統治階級在內的朝鮮人民均淪於日本

殖民統治之下，使得朝鮮的反殖民運動有著較強大且具有軍政統治經驗的菁英階

級的參與和領導而較為激烈，因而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只消對付本島人的漢文化認

同，但在朝鮮卻必須同時對付朝鮮人的朝鮮文化認同與國家民族認同，因而也就

在朝鮮採取較為強硬的皇民化政策。



　　首先，日本殖民者試圖以日本神道教取代殖民地的固有宗教，在台灣面對的

固有宗教是與神道教同屬佛道宗教系統的本地佛教和道教，因而儘管台民並不情

願奉祀神宮大麻和參拜神社但並沒有太激烈的反抗行動，但在朝鮮由於日本殖民

早期試圖以日韓同屬儒家思想而滲透利用朝鮮傳統儒教系統控制朝鮮而使許多朝

鮮人民轉向基督教以做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抗議宗教，皇民化時期日本殖民者在

朝鮮面對的是向來比起佛道教更具反抗精神的基督宗教，朝鮮人民對於參拜神社

的反抗極為強烈，日本殖民者因而大舉鎮壓朝鮮基督教，五十餘名牧師被捕後死

於獄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當晚，朝鮮人民火燒包括平壤神社在

內的日本殖民者神社以洩憤。



　　第二，日本殖民者以台灣和朝鮮人民不會講皇民的日語做為正當化其差別待

遇的藉口，到了皇民化時期為了方便軍事動員更進一步地推動所謂的國語運動──

有別於戰後國府的國語運動是當時全中國範圍內各地均放棄方言改用改自北京話

的國語運動，儘管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母語是浙江方言寧波話也同樣必須放棄母

語改用國語，日本殖民者乃是以日本本國人民熟悉的日語來取代與日語文化淵源

不深的台灣和朝鮮方言，但比起其提供在台日本人小學生的教材內容，給本島人

小學生的教材內容在皇民化時期更加趨於空洞化，大幅刪除原本就已不多的現代

化知識如數學等的教育卻大幅增加缺乏知識性的「修身」等科目與著重於強調僵

化的皇民愚忠思想，甚至以台灣水果迫不及待獻給天皇享用來比喻殖民地台灣被

壓迫的人民竟然一個個都迫不及待想得到恩賜般的機會來為殖民者的皇國犧牲生

命，更可見日本殖民者乃是以語言做為對台灣人民歧視性差別待遇的藉口（陳培

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乃採取給予所謂「國語家庭」各

種利益如較佳教育機會等方式來誘勸台灣人民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只使用日語，

可以想像的是，有資源學習日語甚至被認定為國語家庭者多半是台灣人民中的地

主等「協力者」；相反地，日本殖民者認定使用韓語與朝鮮民族主義直接相關因

而大力禁止韓語使用，朝鮮知識份子組成的「朝鮮語學會」受到大規模逮捕，被

逮捕的受難者在獄中受盡酷刑。



　　第三，日本殖民者更要求台灣與朝鮮人民改用日本姓名以消除其文化與民族

認同。在台灣由於在皇民化時期前已有少數本島人改用中姓日名而採取非強迫性

的許可制改姓名運動，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且有「努力涵養皇國民之資質意

念」者才能以戶為單位改姓名，但其實仍有不少本島人地方望族受到日本殖民者

的壓力要求其改姓名；在朝鮮，改姓名運動則有著高度的強制性，甚至乃以「創

世改名」以「為朝鮮人消除非現代性」為藉口，但卻以拒絕未改姓名小學生到學

校讀書或者對未改姓名者採取就業歧視等方式來強迫朝鮮人民改姓名，惟朝鮮人

民在被迫改姓名時仍經常刻意選擇具反抗或者嘲弄殖民者意味的新姓名如「田農

丙下」來隱喻其反抗意志。



　　第四，皇民化運動的根本目的在於戰時體制的軍事動員，日本殖民者於是推

動所謂的「志願兵制度」，甚至稱為和皇民納稅義務等同的「血稅」，而在殖民

者的皇民化教育以及宣傳的鼓動下竟然有少數殖民地人民認賊做父地以血書的方

式來表達其為日本皇國誓死效命的心志，台灣籍志願兵大多被派往華中、華南及

東南亞，朝鮮籍志願兵大多被派往華北，許多殖民地志願兵大多被當做軍隊中次

要角色的軍夫使用，部份台灣籍志願兵則成為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通譯，間接地使

中國戰場的國府等抗日部隊將台灣通譯等同於汪偽政府的漢奸，戰後中國由於日

本侵華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與社會經濟破壞因而對親日漢奸的處置極為嚴厲甚至

動輒採取死刑處決的處置以為歷經多年苦難的中國軍民洩憤，但在處理台灣的親

日漢奸問題時卻由於未顧及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的特殊歷史情境因而處

置失當，造成日後難解的諸多誤解甚至省籍情結。



　　然而，相同的是，不論在殖民地台灣或者殖民地朝鮮，即使是在皇民化之後

依然是日本帝國的次等國民，依然「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像是教

育機會依然由在台日本人獨占，像是殖民地志願兵只能出任軍夫或者下層士兵而

缺乏擔任軍官的機會，像是殖民地台灣與殖民地朝鮮的經濟利益依然全由日本不

在資本家壟斷而將殖民地的各種資源不斷地轉用於日本本國－－戰後初期國府雖

因國共相爭終至內戰而將台灣的米糖運往大陸的內戰戰場使用，但此乃與國府在

包括江蘇浙江等較富庶而國府控制力較為鞏固的淪陷區的接收作為是一致的而非

具有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國府戰後在包括台灣、東北和江蘇等各淪陷區的接受作

為往往淪為「劫收」而使當地人民承受遠比日本統治時更大的痛苦與生活困境，

但「劫收大員」卻因此中飽私囊而往往票子、位子、房子、車子、娘子「五子登

科」，而早在抗戰時期，河南人民便稱駐紮當地的國府軍湯恩伯部是「旱澇蝗湯

」的河南四害之一甚至「寧要日軍燒殺，不要湯軍駐紮」，此外，由於戰略僵化

失誤而不時折損極為龐大的人力物力，抗戰後期國府軍經常性地採取拉伕的強徵

手段，為防止拉伕兵員逃亡甚至有如非洲奴隸貿易般自其拉伕的村莊便以繩索將

一批人成串套連頸與手帶離而連夜間或者船上均保持繩索套連，可見國府當時的

諸多作為確實極為不妥而有著責無旁貸的政治責任，然而若因此認定國府對待台

灣具有殖民者性格，恐怕極為不合邏輯，畢竟國府當時在中國各地的作為大抵均

是如此甚至更糟。



　　皇民化政策在台灣遺留了一批受到日本戰時體制下軍國主義教育的台灣人民

，日本殖民者戰敗遣返後，他們由於接觸皇民化運動的時期為其較為幼稚而缺乏

自主判斷力的小學生童年時期，對於學校教育的內容較易深信而不加以質疑，復

以年幼而對日本殖民者的諸多歧視性差別待遇理解較淺，戰後復又接觸了久經戰

亂而在紀律與物資各方面均比日本殖民者差些的國府接收部隊，加以蔣中正拒絕

桂系李白兩人提出的先鞏固和穩定華中與華南地區再向華北逐次推進的接收策略

意見，堅持將紀律與裝備較佳的中央軍系美械部隊由美軍艦隊協助運往東北接收

，來台部隊乃為各方面素質均差的地方軍系部隊，其紀律敗壞以及各方面的素質

欠佳給了這些甫經皇民化教育而對中國文化與民族認同度低的台灣本島人極差的

第一印象，加以對於中國近現代複雜的歷史脈絡由於五十年的隔閡而缺乏理解的

可能性，很自然地，在戰後歷經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事件後，他們會回想童

年時皇民化運動時的日本想像，故而傾向於親日以及對於與中國有關的一切有著

情緒性的絕對厭惡，這是可以諒解與寬容的。然而，日本殖民者早已一去不回，

歷史有著許多客觀不可改變的現實，這些皇民化世代的老人家之後的台灣人不論

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不會再有那樣子的日本與中國觀感了，而當中國改革開放重新

崛起成為經濟強國之後，皇民化世代老人家對於日本的高度嚮往以及對於中國的

絕對厭惡成為和愛國同心會世代老人家一樣不合時宜的思考，畢竟，面對崛起中

的中國，即使是外省族群的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在中國政治改革開放前景未明的情

況下冒然接受統一，即使是本省族群的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在中國崛起的國際現實

環境下冒著戰爭危險只為爭取更改國號或者回歸日本，於是，可以預期的是，當

皇民化世代與愛國同心會世代的兩群受到各自不同大歷史傷痛的老人家們帶著他

們的傷痛安息之後，台灣終將回歸現實面，依據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

進程與現代化程度以及東亞戰略格局的演變等客觀現實因素的變化循序漸進地推

展兩岸關係的穩健發展。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推動了八年的皇民化運動，卻從未真正有心對台灣人民一

視同仁地平等對待，而只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生產方便利用的殖民地

炮灰而已，然而，儘管許多殖民地人民以血書等方式激情地回應皇民化運動的效

忠皇國呼召，但在日本殖民者心目中依然是日本本國人比起殖民地人民優越而「

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畢竟，這才是殖民統治的真正本質！

假如國府不曾播遷來台──一個架空歷史的思考

　　在台灣，許多主張台灣獨立人士的一種思考是，如果當年在國共內戰中兵敗

如山倒的國府沒有播遷來台，則當時台灣的本省籍菁英可以如廖文毅等人主觀期

待的在美國的支持下走向獨立，而今天的兩岸關係也不必陷入國共內戰餘緒的界

定模式裡糾纏，當然，也就不會發生國府遷台後的土地改革，而本省籍土地菁英

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也不必面對遷台外省籍菁英與土地改革之後興起的其他本省籍

菁英的競爭與排擠。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回到1949年，該年一月，國府殘存的機械化部隊在徐蚌戰場上陷入重圍，與

蔣中正有著多年恩怨的桂系人士趁機發動逼宮，蔣中正不得不通電下野，但臨去

秋波發布黃埔嫡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蔣中正本人則返回奉化老家在溪口

架起許多無線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和黃埔軍系最高領袖的身分指揮中央系統軍政

經力量向台灣移轉，開始積極部署撤退台灣。果不其然，中共既已秋風掃落葉地

在三大戰役中擊潰國府主力部隊，開給李宗仁代總統的和談條件形同要求國府無

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碟，而在李宗仁代總統拒絕中共條件後，共軍集結二野、三野

與四野之一部龐大的主力部隊，於四月下旬發動渡江戰役攻占南京，隨後攻占上

海，當時駐守上海的黃埔系將領湯恩伯將運輸船隻航次與護航軍艦全用於掩護國

府黃金準備移轉台灣，遺留下二十多萬大軍未及撤退而只能向共軍投降，以中共

建政後將諸多國府降軍轉用於死傷慘重的朝鮮戰場以及歷次政治運動鬥爭地主與

國府遺民手段之激烈，這些因為掩護黃金準備移轉台灣而被犧牲的國府部隊後來

命運之慘烈不難想像。



　　在1949年當時，美方認定蔣中正是一個天字第一號大衰神，一個有如項羽般

的失敗英雄，本不欲其來台，當時美方一度思考由非黃埔系國府勢力如孫立人接

掌台灣但考慮其無法得到黃埔軍系與中央系政經人士支持作罷，此外也思考過由

黃埔系的陳誠拒蔣保台但同樣考量其缺乏掌握台灣全局所需的軍政經系統的個人

威望而作罷。美方最後只能選擇擁蔣保台。



　　蔣中正是一個如何的失敗英雄呢？他似乎有心為國家做點事，卻因為能力不

足加以運氣太背而經常搞砸。例如，二戰之後美蘇戰友因為意識型態鬥爭而走向

冷戰對立的全球冷戰格局下，蘇聯勢必在其周邊建構一系列的衛星國來做為其與

美國勢力之間的緩衝，尤其，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與中國間的國境線極長，而西

伯利亞的氣候又不適宜大量人口與駐軍，但中國的東北地區卻是一個適合生產糧

食又具備生產軍火的重工業能力而可以支持大量人口與駐軍的沃土，蘇聯必然會

擔心如果東北完全由二戰後期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府所控制，則無異於美國勢力對

蘇聯的西伯利亞這個柔軟的腹部有了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據點，如此一來將使蘇聯

陷入在歐陸與西伯利亞腹背受敵的困境，蘇聯對此問題深感芒刺在背，因而在雅

爾達密約中要求外蒙古獨立以及取得部份東北利權，並積極地扶植中共控制東北

尤其是北滿以及華北和內蒙古，簡言之，只要東北或者至少北滿以及與外蒙古相

接的華北等地由親蘇的中共控制，則蘇聯的冷戰戰略利益已獲滿足而不必一定要

支持當時由與蘇共正統意識型態存在許多差異的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共解放全中國

，然而，蔣中正卻完全未能理解此一國際情勢的微妙而堅持將國府精銳部隊、使

用美國裝備與訓練而高度機械化的滇緬遠征軍由美軍艦隊協助運往東北接收，甚


至做為東北地區最高軍事首長的東北保安司令一職都派任美國軍校畢業而深受美


方信任的孫立人出任指揮，並調動中央軍與地方軍系多路大軍向華北和內蒙古一


帶的中共解放區大打出手，之後在國共和談時也全然拒絕承認中共已控制華北和


東北解放區的既成事實，甚至國府在國共和談時提出要求中共立刻退出的解放區


竟然還包括了戰略上重要性不大的山東曲阜（孔子故鄉），如此對全球冷戰格局


缺乏認知而又全然昧於現實的戰略思維，使得國府終究只能退守東南一隅，發動


恐共症心理下寧可錯殺一百的白色恐怖，以及痛定思痛地推動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經濟發展，而蔣中正終究也只是如項羽般的失敗英雄。



　　美方當時考慮的方案裡並不包括由美方直接領台或者扶植台灣本省籍菁英獨

立建國。為什麼呢？



　　1945年夏天抗戰勝利後，中共旋即向中國各地派出其工作人員，其中最重要

的便是從華北各解放區抽調黨政軍幹部進行整訓後投入搶收東北，但同時，中共

也向台灣派出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國府戰後接收時為了防止淪陷區

各地復又出現地方軍頭勢力而沿續中國歷代「督撫不任原籍」的原則故而派往各

地者大多缺乏與當地各在地勢力間的地緣關係，東北如此，台灣也是如此，相反

地，中共戰後派往各地區的工作人員多與當地有地緣關係，在東北重用了前奉系

張作霖之子張學思（張學良之弟），而派往台灣的省工委，其成員也大多為台灣

本省籍的前台共成員如蔡孝乾和蘇新等人士，這些前台共成員在1930年代日本軍

國主義抬頭而在殖民地台灣展開整肅左翼行動時相繼逃亡中國大陸依附中共，隨

後跟著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各項抗戰與土改等革命行動，可以說，中共台灣省工

委具有台灣本省籍人士對於台灣風土民情的充分了解而且又深諳中共以土改調動

群眾積極性等各式各樣的革命與鬥爭手法。



　　那麼，既然國府不可能在沒有蔣中正的情況下播遷來台而尚能發揮美方預期

中的穩定台灣的功能，如果當時美方選擇不讓國府播遷來台，亦即由美方直接以

殖民者之姿控制台灣或者支持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今天的台灣又是如何一

番光景呢？以下就來一段架空歷史的想像之旅吧。



　　假如國府不曾播遷來台，那麼，台灣將缺少足以和中共省工委鬥爭的軍警憲

特等軍事情治力量，也將缺乏發行貨幣必需的黃金準備，更將缺乏足以與國際勢

力協商談判的外交人員，當然，遑論有行政經驗的行政人員，甚至，日本殖民者

被遣返離台時不願將台灣完整移交於是大肆破壞包括日月潭水力電廠等設施而揚

言台灣將無電可用，以當時日本殖民者只讓台灣本島人擔任技手等輔助性勞動者

而不能擔任技師等專業技術人員，如果國府不曾播遷來台，台灣本島人是否有能

力修復日本殖民者被遣返離台時惡意破壞的各種設備其實不無疑問。因而，不論

是美方直接接管台灣或者協助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最直接的問題是，由於

日本殖民者幾十年的打壓以維持台灣被殖民者的低下技術能力和地位，日本殖民

者被遣返離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菁英階級便只有幫忙人口極少數而無法面對

多數自耕農收稅的日本殖民者壓榨同為台灣本島人的佃農的「協力者」地主集團

，以及大多由地主集團出身的、從事日本殖民者為統治方便而勉強准許台灣本島

人執業的醫師與律師等自由業人士，極少有從事行政職務者，即便有也是出身地

主集團而且其地位往往備受日本人的壓抑，儘管經歷五十年殖民統治，戰爭結束

時台灣本島人在日本帝國裡最高的職位不過是日本財政部裡一個科長級的公務員

──對照國府來台後對所謂本省籍人士的逐漸重用，更可見國府在台並未有殖民者

心態──這樣子的菁英結構當然難於建立一個有能力遂行有效統治與對共產黨鬥爭

的統治結構，因而難以和接管的美國人有效合作以對中共省工委鬥爭和控制台灣

情勢，當然也就更不可能有能力獨立建國而能與中共省工委鬥爭獲勝而能夠長治

久安了。



　　事實上，儘管當時自由派主政的美國杜魯門政府極不樂意讓他們眼中的大衰

神蔣中正來台，但由於美方軍事情報單位的評估是：台灣本省籍菁英並沒有能力

建構能有效統治台灣與對抗中共的政權，美方最後仍協助蔣中正及國府播遷來台

，而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人都揚言「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而不願

軍援播遷台灣的蔣中正與國府之時，東京盟軍總部總司令麥克阿瑟仍然基於二戰

時與蔣中正共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情誼而在風雨飄搖中透過種種管道軍援國府

與由國府統治的台灣。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美國竟然改變當時美方在全球冷戰下「先歐後亞

」的戰略思維，竟然在台灣沒有出現日本或者南越等存在當地政權與之合作的情

況下直接以新殖民者之姿接管台灣，則中共省工委的鬥爭手段必然是同時以民族

革命以及土地改革來掀起台灣的全面革命浪潮，而以美國在存在南越政府與之合

作無間情況下尚且在越戰中一敗塗地，如果在沒有台灣當地政府機器與之合作的

情況下直接接管台灣，而中共台灣省工委不但了解台灣當地情勢而且又外有席捲

中國如摧枯拉朽的中共解放軍為其外援，美國接管台灣必敗無疑是可以想像的。

而更何況，已如前述，由於日本殖民者的刻意打壓，戰後初期的台灣菁英並沒有

能力建構一個能夠有效統治台灣並與共產黨鬥爭的軍政統治機器。



　　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想像，如果美方不是直接接管台灣，而是協助以地主集

團為核心的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由於這些地主集團仍然會透過收租等手段

壓迫台灣本省籍佃農等貧苦人民，中共台灣省工委當然也就會依照中共在大陸與

國府鬥爭時所採取的土地改革等手段，而以當時本省籍菁英缺乏軍憲警特也缺乏

對共產黨鬥爭經驗的情況，其最終將在中共解放軍與省工委策動的台灣本地革命

浪潮的裡應外合下一如海南島般一敗塗地是可以想像的。而在一敗塗地之後，這

些地主菁英集團面臨中共以地主為主要對象的各次政治運動時，被整肅殺害甚至

一家數代都戴上黑五類的帽子被鬥爭打壓，是可以想像的，而其血腥慘烈之桯度

恐怕遠超過國府土地改革對其社會與經濟地位所造成的下降幅度。



　　因此，美方當時選擇支援國府播遷來台，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國府來台後

確實也為台灣貢獻良多。國家非常時期採取了許多今天看來很可怕的非常手段，

有其不得已，當時南韓的李承晚政權也在美方的默許支持下採取許多可怕的非常

手段以肅清共黨和穩定政權。這些非常手段造成許多的冤錯假案，政府有其政治

責任而必須向受難者道歉以及平反補償，但如果刻意地以所謂轉型正義的名義渲

染這些非常時期不得已的非常手段所造成的傷害，然後以此來將包括外省籍與部

份本省籍菁英貼上某種污名化的標籤，甚至胡亂以此為藉口來獅子大開口要求已

經補償的土改土地的巨額賠償甚至返還土地以恢復其社會寄生蟲般的地主貴族地

位，然後由於可能與其競爭的外省籍與本省籍菁英都因所謂的轉型正義莫名其妙

地被貼上了黑五類標籤，又使其享受恢復地主鄉紳地位（土豪劣紳！）魚肉鄉民

之餘竟然還可以自稱當初是為台灣人民而受難因而具有某種自以為聖潔的統治台

灣人民的唯一正當性群體，毋寧是錯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也污蔑了許多在那個

無奈的大時代裡為台灣犧牲奉獻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捍衛台灣安全的人們。



　　畢竟，一如電影《珍珠港》上映後，美國發生了許多攻擊日裔美國人的案件


，甚至由於美國白人難於區別日本人、中國人和韓國人的長相差異，連帶使得許


多華裔和韓裔移民受到攻擊，大歷史裡的戰爭與苦難有著許多的悲劇與無奈，但


一旦在多數民眾對於當時歷史脈絡已缺乏理解的數十年後舊事重提，則勢必會出


現忽略歷史脈絡而只記得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甚至誰的祖先是壞人誰的祖先是好


人的荒謬而過度簡化的二元化仇恨思考，往往只是徒增社會對立與不信任，卻無


助於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甚至是辯證地煽動了造成歷史悲劇重演的仇恨情緒。







　　附帶一提的一點個人感想是，在台灣，經常聽到一些人想到蔣中正就想到「

二二八殺人魔」然後痛恨得咬牙切齒，也經常聽到一些人想到蔣中正就想到「抗

日英雄、反共領袖」然後緬懷得痛哭流涕，由於生命的許多偶然，我曾在生命中

的不同階段不得不當面地聽到這兩類蔣中正形象，只是，每次我都得非常地忍耐

才能不當場捧腹大笑，因為，我覺得這兩類蔣中正形象實在都非常地缺乏幽默感

，因為，我個人每次想到蔣中正腦海裡就會浮現「運輸大隊長」這個形象於是不

由得忍俊不住開懷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