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小評報載民進黨擬徵召陳建仁參選台北市長

近日,據報載,面對各家媒體的二○二二年台北市長選舉民調一路領先的形象清新的中國國民黨青壯派台北市區域立委蔣萬安的強力挑戰,由於目前各黨公認最強有力的民進黨候選人鄭文燦目前仍擔任民選的大桃園市長且在二○二二年九合一大選之中仍有捍衛民進黨大桃園市執政的重責大任而必然難於脫身更遑論棄職遠走台北市參選台北市長,自從二○二○年總統與立委大選之後一直缺乏真正在台北市全市選區內進行台北市長選舉相關選民拜會活動與市政對話活動的真正市長競選工作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選的民主進步黨正試圖說服民進黨籍的總統蔡英文的二○一六年競選搭檔、形象清新的專業公衛學者前副總統陳建仁接受民進黨徵召提名而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十一月底的台北市長選舉

 

可以想見,自從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於二○二○年以家庭因素不再繼續擔任民進黨蔡英文政府的文化部長或其他內閣職務之後,向來視台北市為艱困選區的民進黨一直陷於缺乏真正台北市長候選人的困境,民進黨中執會大概主要為此而決議在二○二○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針對台灣主要都會區六都直轄市的市長候選人提名以及非執政的非直轄市縣市的縣市長候選人提名均不辦理初選而採取徵召模式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也是為了處理台北市長的訪賢提名問題。

 

畢竟,坊間民調與部份民進黨人士最常提及的候選人人選之一現任衛福部長陳時中一則因為新冠肺炎疫情Omicron新病毒株尚未穩定且下半年的秋冬之間仍不能排除疫情復起的可能性故而一旦離開衛福衛長職務參選台北市長恐怕將會面臨落跑不負責之譏評,二則出身牙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與衛生行政體系的衛福部長陳時中對於防疫工作等衛生行政工作以外的各項台北市市政工作可能不夠熟悉而恐怕在超過半年以上的漫長選戰過程中受到已擔任兩屆台北市區域立委的蔣萬安與國民黨方面的強力挑戰,除非沒有其他更強而有力候選人選項,可以想見,民進黨可能並不一定會徵召陳時中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十一月底的台北市長選舉。

 

而民進黨籍的前文化部長鄭麗君雖然對於台灣大都會區的城市發展政策提出了「共好」的慢活健康文化城市新願景但離開政壇已久又未能於離任後持續針對文化政策等台北市政相關政策議題再有重大政策工作表現,鄭麗君在台北市選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轉而較為模糊,且目前已無充裕時間可以再任命鄭麗君出任政務官並使鄭麗君再有其所熟悉的文化政策等政務工作表現為其復出參選台北市長進行必要的暖身工作,除非沒有其他更強而有力候選人選項,對於民進黨而言,面臨國民黨可預見將於農曆年後的二、三月間正式提名蔣萬安為其二○二二年十一月底九合一大選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並期待藉此為國民黨的二○二四年總統與立委大選在前哨戰二○二二年九合一大選之中攻下台北市灘頭堡,提名在台北市選民甚至泛綠選民心目之中的印象已趨於模糊的鄭麗君參選台北市長恐怕並非民進黨的上上之策。

 

當然,部份民進黨人士與泛綠選民希望由民進黨徵召剛在一月九日的罷免案投票之中過關未被罷免的屬於泛綠的中正萬華區台北市區域立委、知名搖滾樂團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披掛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的台北市長,由於林昶佐一度被指控在中正萬華區開設選民服務處流於虛應故事而地方選區經營工作亦顯得過於生疏,提出清林散昶罷免案的罷免方勢聲因此一度高漲,其後,林昶佐靠著辛勤走訪萬華各村里各社區各市場重建基層選區經營而成功說服台北市中正萬華選區選民不要積極投票同意罷免案,林昶佐做為知名音樂人向來形象較為清新青春且個人知名度頗高,而其在台北市中正萬華選區的基層經營亦在回應罷免案的選戰過程中有所補強加強,倘若民進黨能夠透過二○二二年春夏間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或者臨時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適度修改黨章關於入黨年資與接受徵召提名參選直轄市長資格的規定而使得蔡英文主政的民進黨中央能夠依照先前的民進黨中執會決議的二○二二直轄市長徵召辦法徵召現非民進黨籍的林昶佐辦理入黨後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年底的台北市長可能也有助於二○二二年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更易聚焦於基礎建設與社會服務等各項市政議題的理性攻擊防禦,然而,由於林昶佐目前並非民進黨籍政治人物,除非沒有其他更強而有力黨籍候選人選項,民進黨徵召林昶佐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台北市長的可能性其實並不是很高。

 

此外,自從就讀台大法律系時期起就與其前男友兼第一特助馬文鈺合作參與民進黨青年政治工作而開始從政的台北市區域立委高嘉瑜向來被視為總有一天必然會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市長,儘管高嘉瑜向來被視為美麗島律師團世代的陳水扁的台大法律系學妹以及學運世代民進黨政治人物羅文嘉的台大學生會會長政治繼承人,然而,一則曾在扁朝末年號召歷屆台大學生會會長與台大學生議會議長連署要求陳水扁真切反省而好自為之的高嘉瑜一般而言還是被泛綠陣營與泛藍陣營乃至於政治色彩各異的媒體人與政論名嘴視為親日獨派台大嫡系勢力,親日獨台大嫡系的色彩在陳水扁家族弊案爆發之後歷經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兩屆任期復又再度政黨輪替並帶領民進黨首度同時掌握中央政府行政權與立法權全面執政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可能繼扁朝之後而依然不得不受到親日獨派掣肘而被視受不時任用親日獨派而任其嘗試部份奇怪的鄉紳大老政治奇想之後才在受到親綠知識份子與台灣社會各界抨擊後設法重整局面,由於高嘉瑜自從就讀台大法律系與台大國發所之時起就長期與親日獨派的合作關係,若在往往也被視為出身台北市中小建商家庭而親近親日獨派的蔡英文即將跛腳之際年齡相對年輕就被視為因此獲得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徵召提名,對高嘉瑜而言恐怕會變成必須高度共同概括承受與她本人出身基隆市五金行富裕中小商人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家庭背景相關性不高卻與其台大學生會開始的民進黨與親日獨派政壇崛起之路高度相關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所長年承擔的親日獨派問題,不惟當選機會大大降低且會成為在林秉樞案爆發後已經篤定連任至少兩至三屆台北市港湖區區域立委而來日必然有機會可以再戰台北市長的高嘉瑜永遠的無端從政包袱,二則林秉樞案爆發的時間點與二○二二年年底台北市長選舉的時間過於接近,泛綠選民與尤是民進黨在選情向來艱困的台北市希望勝選所必然仰賴的如南機場夜市攤販般的淺藍選民之中屬於小商人與中產階級中下層者的轉向支持必然會在同情高嘉瑜而期望她連任區域立委以證明台北市民的女權意識之餘也會對於高嘉瑜是否如南韓大國黨的朴槿惠般受閏蜜等個人情感依附對象影響其施政與用人標準而希望高嘉瑜在連任台北市區域立委任期內多多證明自己的從政與執政能力與堅強韌性之後再決定是否支持其當選台北市長,故而,除非沒有其他更強而有力候選人選項,可以想像,民進黨可能並不一定會徵召高嘉瑜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十一月底的台北市長選舉。

 

近來,民進黨籍的副總統賴清德代表總統蔡英文在華府支持台灣國際關係的綿密宏國內外政經運作下出席中華民國—台灣的中美洲盟邦、由於國家經濟命脈受控於美國聯合水果公司與標準水果公司等美國跨國大企業多國公司及其美國華府兩黨政壇盟友之手故而向屬全球南方並在冷戰時期經常被稱呼為美國所控制中美洲香蕉共和國的宏都拉斯新近當選的左派親中派女性總統卡斯楚的就職典禮,或許由於美方防疫考量以及華航航班人力調度考量,賴清德此次代表蔡英文出訪並未過境紐約但亦未如扁朝第二任期之時呂秀蓮只能過境拉斯維加斯,賴清德最終去程之時過境美西最大城市加州洛杉磯而回程則過境接近矽谷的北加州最大城市舊金山,而賴清德此次出訪過境美國之時除了去程由美國在台協會華府總部理事主席莫健親赴洛杉磯登機接機之外,長期擔任民進黨外交立委的民進黨籍華府台北經貿文化辦事處代表蕭美琴亦親赴美西加州接機並陪同出訪宏都拉斯並在去回兩程兩度陪同視訊拜會美國兩黨親台政壇要角與台灣僑界人士,由於蕭美琴曾經在中華民國—台灣的立委選制尚未採取非單一選區兩票制之時由不分區立委轉戰台北市北區區域立委並順利當選並曾當選花蓮縣區域立委,部份民進黨人士亦提出徵召由與蔣萬安同樣年輕有為且形象清新而有國際觀的蕭美琴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年底的台北市長的看法,然而,一則蕭美琴自從出任駐美代表以來代表民進黨蔡英文政府與美方溝通台美軍售與美國瘦肉精豬肉等台美戰略關係與經貿關係重要事項卓然有成,同樣面臨二○二二年十一月間期中選舉的美國民主黨拜登政府面臨共和黨勢力來勢洶洶的反中議題與對中貿易戰議題想來必然非常希望能夠直達台灣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最高層的民進黨籍駐美代表蕭美琴繼續擔任台美之間的溝通橋樑,二則蕭美琴之父乃為出身台南的長老教會牧師而其母為美國白人,故而其家庭背景與台北市選民淵源不深,更何況蕭美琴自二○一○年二月間投入花蓮縣區域立委補選開始就轉往花蓮經營選區,對於台北市選區的經營與台北市公共運輸等建設工作以及長期照護體系建構等社會服務提供等市政政策議題恐怕亦已生疏多年,若將來民進黨在二○二四年的總統與立委大選敗選而蕭美琴自駐美代表離任返台繼續為失去政權的民進黨推動政黨外交工作,屆時民進黨若欲徵召蕭美琴參選二○二六年十一月底的台北市長仍然必須即早讓蕭美琴熟悉台北市各項市政政策議題以及參與經營台北市各選區的各種選民活動,故而,可以想見,民進黨極不可能臨時徵召已經奉命駐美多年而刻正身負重任的蕭美琴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十一月底的台北市長選舉。

 

另一個較為可能的人選則是民進黨籍的前大台中市長與前交通部長林佳龍。林佳龍目前報傳的二○二二年九合一大選市長候選人選項已有台北市長、新北市長和大台中市長三個選項。以大台中市而言,儘管大台中市很多政策的推動不是只有任何一屆市長才有做得更好的責任,然而,由於林佳龍前市長任內的主要吸睛政績是林佳龍前市府宣傳為台中小京都的柳川整治,卻又因此惹上了台中公園鳥居復建之後引爆的親日獨派試圖揮軍北上台中稱霸中台灣爭議,再加上儘管台鐵台中車站終於完工但火車站與公車站的轉乘動線卻仍然不利在地居民步行轉乘公車且電扶梯且因為未有雨遮因而暴露雨水之中故而不時故障癱瘓,雖是依照胡志強前市長任內規劃興建但卻被視為未能及時調整而有推動地方重大建設整合漫不經心之譏,而林佳龍上任大台中市長之初原本宣稱將於二○一八年上半年通車的台中捷運綠線最終仍到了二○二一年五月才正式通車,而台中捷運藍線的動工仍然在由現任的盧秀燕市府加速努力推動之中,而林佳龍市府因為過度積極支持前奧運國手紀政所推動的東奧正名運動而導致大台中市失去前市長胡志強成功爭取主辦權之後舉市籌備歷年的東亞青運的主辦權,更是令各階層的大台中市選民感到高度不滿與不解,可以想見,在大台中市市區和縣區各社會階級選民以及各路工商界人士與農漁會人士等地方基層勢力已有疑慮的情況之下,林佳龍再戰台中挑戰政績不惡而將尋求連任盧秀燕恐怕存在極大的困難而幾乎可謂為百分之百必敗之局,再度參選大台中市長對於出身學運世代而二○二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幾乎已是政治生涯最後一場大選的林佳龍來說應該也並非合適的戰場——更何況,慮及民進黨在二○二二年九合一地方大選因黨籍縣市長多已任滿兩屆而面臨換人的艱困選局以及二○二四年總統與立委大選亦面臨敗選壓力,為了在歷次地方與中央大選均至關重要的決戰中台灣關鍵所在大台中市保存民進黨在當地未來繼續發展的必要基層實力,民進黨不無可能希望提名出身台中清水且大學時代與隨後從事政治工作及至自己參選均長年在大台中地區經營工作的學運世代民進黨籍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參選二○二二年年底的大台中市長,善用民進黨目前仍在台北的中央政府掌握著行政權與立法院完全執政的優勢,讓蔡其昌以民進黨徵召提名大台中市長候選人的身份以及身為現任立法院副院長的國會副議長優勢及早在大台中市全區進行市政政策說明會以整合大台中市全區的地方建設需求與地方社區社會服務需求而形成更為具體可行的大台市市政政策,同時,也透過民進黨目前仍然掌握的中央執政權儘可能優先推動其中可行者尤其是成效在未來兩三年內可見者,藉此讓蔡其昌在屆時盧秀燕已任滿兩屆後的二○二六年年底的九合一地方大選之中有較佳的機會為民進黨攻下中台灣重鎮大台中市的市長寶座。而以新北市而言,由於新北市面積廣大而具有戶籍的長住人口超過四百萬人,新北市位於海濱、平原、丘陵與山區的各行政區彼此間漢人移墾開發歷程各異而歷來歷年外地人口移居模式差異極大且產業結構差異亦極為巨大,由此可知,新北市各行政區選民對於基礎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市政工作的實際需求乃至於新北市各行政區各路地方勢力對於經濟發展與地方建設的各種市政政策需求亦因此彼此大大不同,不難想像,儘管林佳龍具有曾任一屆大台中市長的直轄市執政經驗以及曾經擔任交通部長的中央部會層級政策工作經驗,然而,由於林佳龍並未長年在新北市經營選區與潛心研究新北市的經濟發展政策與各行政區社區生活圈發展政策的實際需求與具有實際可行性市政政策方案,參選新北市長尤其是挑戰繼朱立倫之後出任新北市長且政績不惡而刻正尋求連任的國民黨籍新北市長侯友宜對於林佳龍而言其困難程度恐怕絕對不亞於回鍋與盧秀燕再戰大台中市。

 

相反地,就台北市而言,既然林佳龍其實出身台灣大南部北漂人口來源大縣雲林而非台中且自出任扁朝國安會諮詢委員開始就已經長期在台北政壇發展,對於一如前省政府般具有準中央政府規格的台北市的基礎建設與社會服務等各項市政工作以及對於大台北共同生活圈的基礎建設建構想必一定已經有所了解,而相較於民進黨內其他台北市長候選人選項如鄭麗君和陳時中因為已經具有曾經主政大台中市的各種市政成敗及其成因所在的直轄市長層級地方百里侯執政工作經驗乃至於有所不足之處而導致連任失敗的深刻個人反省,再加上,考量柯文哲醫師由素人從政到當選台北市長並因後次貸風暴後、後金融海嘯與後ECFA時代的國民黨內一系列內部動亂而僥倖連任所造成的的搭乘公車到陽明山採海芋而連從台北市騎機車或健行走古道跨越到新北金山萬里下山走訪北海岸的艱難都沒有就膽敢搞笑拉個布條大喊遠征的中二式玩笑式網紅政治文化甚至於使用日本AV女優寫真圖像做為悠遊卡圖像的浮誇紈絝子弟惡劣從政風氣等嚴重的低劣政治風氣問題,泛綠陣營最需要的解方以及向泛綠選民乃至於可能部份偶爾轉投民進黨候選人的淺藍選民展現深刻反省的方式總歸仍然在於民進黨所徵召提名的二○二二年台北市長候選人要有一定公共知識份子形象且又一定要能力非常在地地在地方社區上苦幹實幹打拼基礎建設以及推動各種社會服務提供的各種務實的市政政策,曾任中正大學助理教授且有著交通部長工作經驗故而對於建構大台北生活圈所必需的一如巴黎、香港、東京、倫敦與柏林等國際性大都會的地鐵與捷運等大都會區公共軌道運輸系統的東環線與三環三線等基礎建設工作一定有著遠比柯文哲更完整的理解與更積極的推動能力,此外,林佳龍在交通部長任內曾經因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執政後陸客銳減而蔡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所帶來的東南亞觀光客人數亦不足以補充陸客銳減帶來的觀光業寒冬的情況下推動秋冬旅遊補助等台灣民眾淡季國旅補助等種種國旅輔導與補助方案,故而,林佳龍對於台北市所必然需要推動的國際青年旅遊的深刻社會文化旅行乃至於台灣各縣市在地青年前往台北市自由行的深刻社會文化旅行所必需的有助於推動文化城市以及文化旅行的從清代到日殖時期再到戰後至今的種種古蹟與文物等歷史文化保存工作乃至於有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自由行自行車道旅行路線的規劃與舖設想必亦已有著相關的工作經驗與施政績政而足以說服從泛綠到淺藍的台北市選民相信其將來若主政台北市之時有足夠的能力與經驗可以有力地推動台北市進一步成為堪稱文化城市與合乎國際青年旅遊友善城市標準的國際性文化與觀光大都會。

 

至於報載的陳建仁前副總統,個人認為,儘管他志在繼續從事國際性的學術研究工作而意願不高,但蔡英文與民進黨若能設法說服他接受徵召代表民進黨參選二○二二年的台北市長,確實是形象極為清新且又有長期的學術、政治與部會以上層級實際工作經驗故而後續選戰與民調爆發力極為值得期待的選項。陳建仁的父親陳新安為出身高雄旗山清代至日殖時期大地主仕紳望族的國民黨籍前高雄縣長與國民黨高雄白派創始者,陳新安創建白派之後並曾因為與國民黨高雄紅派之間的高雄縣長選舉等高雄縣地方選舉長期對抗而與當時屬於黨外而後於民進黨創黨之後加入民進黨的前高雄縣長余登發所屬高雄黑派勢力合作數次,可以說,陳建仁對於地方選民的各種市政期待乃至於地方政治的種種選舉工作應該本來就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此外,台北市有著許多普通大學、科技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等眾多高等教育機構和高等研究機構,可以想見,台北市長與其領導的台北市政府在市政工作上必然需要處理大學城生活圈的管理以及有助於增進學術產出的大學生和碩博研究生乃至於高等學術研究的自由學術文化氛圍維繫工作以及學術研究和藝術與古蹟等台灣社會菁英文化發展的輔導促進工作,陳建仁長年擔任公衛學者且其學術研究成果國際知名而復又曾經擔任衛生署署長與國科會主委且政績頗佳,可以想見,對此自然有著充分的學術能力與學術周邊管理工作經驗而足堪勝任而有餘,而在當前已然來到後工業時代的台灣,而台北市又向來是台灣最大都會以及來台旅遊的國際青年等觀光客所必遊的大都市,陳建仁長期投入台南嘉義之間北門等地鹽份地帶的烏腳病研究與防治基層衛生行政工作與研究工作,對於在地文化與歷史的常民生活與民俗文化的在地歷史文化記憶保存工作應該向來有著豐富的相關經驗,因此,對於後工業化時代台北市在台北學術圈與眾多青年大學生支持下所必然推動的在地古蹟與文物等歷史文化保存工作乃至於與此密切相關的國際青年旅遊深度文化旅行推廣工作以及相關的使用多語而支持國際青年交流活動的青年旅館等台北市觀光產業發展與推動等政策工作,陳建仁想必一定是有著充分的政策願景以及相關性極高的學術與基層衛生工作經驗,更何況,在人口老化的年代,向屬內部移民以及跨境移民的移入地故而人口偏向相對年輕化的世界各國主要都市均開始出現了人口老化的人口學現象,陳建仁對於當前人口老化年代的台北市所絕對必須的長期照護社會服務的亞急性與慢性醫療服務、準醫療服務乃至於社會服務自是早有豐富經驗,而對於跨年齡層的從搖籃到墳墓的人口流動極大故而人際相對疏離許多的大都會區所絕對必需的各種全生命全生涯的高品質義務教育社區服務與嬰幼兒到老人照護服務等社會服務乃至於公共運輸等基礎建設的台北市市政工作,長年從事公衛學術研究工作與基層衛生行政工作並曾擔任衛生署長的陳建仁對此應該也是早有充足經驗而必然能夠在選戰過程乃至於當選後的執掌市政過程之中駕輕就熟。

 

面對形象清新的國民黨台北市區域立委蔣萬安的強力挑戰,由於蔣萬安之父、李登輝擔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時期的外交部長與台北市南區立委章孝嚴基於認祖歸宗的個人情感而改其姓氏為其父蔣經國的蔣姓,近來,或許由於對於蔣萬安在二○二二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強力挑戰感到極大威脅感,部份民進黨人士以及親綠媒體名嘴乃至於積極參與政治的綠營支持者遂針對蔣萬安之父蔣孝嚴是否確實是蔣經國親生血緣一事進行批評並影射前立委蔣孝嚴乃為了政治目的而強行改姓蔣以及期待藉此壓低蔣萬安可能可以宣稱代表台灣外省籍望族蔣家參選台北市長的家族勢力氣勢,然而,個人認為,認祖歸宗改姓蔣一事畢竟是蔣萬安之父蔣孝嚴基於許多因素所做的個人決定,蔣萬安僅是尊重其父親的決定,過度在上面著墨以及過度影射蔣萬安個人藉此趨炎附勢恐怕對蔣萬安個人形象與台北市長選情的影響不惟有限而甚至可能被淺藍與淺綠中間選民視為過度操作而產生反感並造成對綠營選情的反作用力。

 

此外,由於蔣萬安於今年前總統蔣經國逝世紀念日之前兩天前往大溪頭寮謁陵並在一月十三日當天在臉書粉絲專業上貼文以蔣經國名言「天下沒有不能完成的任務」來暗示其將宣布參選台北市長,部份泛綠政治人物與親綠媒體名嘴於是藉著從討論蔣萬安與蔣經國的血緣關係開始試圖將蔣萬安與過去台灣社會各界對於蔣家可能擁有某些特權的既定印象進行連結並希望藉此激起台北市選民對於國民黨權貴家族世家子弟世襲政治的反感情緒以俾壓低蔣萬安的如虹氣勢,然而,個人認為,蔣萬安之父蔣孝嚴畢竟只是遷台國府黨國中樞蔣氏家族未曾公開承認的孽子,在蔣經國時代僅稍受保護而或許稍多了些機會從基層外交官展開其公職生涯,而蔣萬安本人則僅因為是國民黨李登輝政府外交部長之子而多了些留學美國的個人意願以及多了些留學機會,蔣萬安留學美國後就留在美國發展而長年在美國加州幾家著名大型律師事務所擔任商務律師,據蔣萬安本人臉書所言,其在加州擔任商務律師之時亦曾一度因為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美國經濟體質欠佳並反覆出現不穩定情勢因而面臨事務所大規模裁員之時的解僱資遣命運,蔣萬安後來曾在加州舊金山合夥創辦了萬澤國際法律事務所,該事務所後來於二○一四年三月間在台北設立分公司,蔣萬安亦因此隨之返台發展並隨後於二○一六年總統與立委大選之中贏得國民黨黨內初選而代表國民黨投入台北市區域立委選舉,可以說,除了李登輝主政國民黨時為了安撫國民黨內既有的黨政軍舊黨國勢力接受其主政權力與寧靜改革方案而稍加提拔其父蔣孝嚴而使其出任外交部長並因而連帶使得蔣萬安自幼因身為國民黨外交部長之子而在從建中到政大外交系兼修法律系的過程中多得到一些關愛與升學生涯機會,蔣萬安並未真的因為其做為國民黨蔣家望族之後而在台灣土地上得到非常多特權與事業機會,民進黨人士以及親綠媒體名嘴因為蔣家後人只擔任兩屆台北市區域立委就有機會代表參選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而造成的泛綠支持者國民黨在台北市與台灣各地的各路權貴勢力隨之復起的不安情緒而針對蔣萬安親謁蔣經國頭寮陵寢大舉攻擊其試圖恢復特權勢力,恐怕僅能稍微壓抑蔣萬安自詡年輕新銳而非傳統國民黨的清新形象所帶來的如虹氣勢,但若蔣萬安親謁蔣經國頭寮陵寮而自我標榜蔣經國政治傳人的宣傳程度僅有如過去前總統馬英九與前台北市長郝龍斌於擔任台北市長之時的蔣經國政治路線傳承而並未一直過度強調蔣經國家族血緣嫡系傳承的部份,則在深藍選眼中民乃至於在部份淺藍選民眼中,蔣萬安的舉動僅為又一個承襲外省籍與本省籍國民黨政治人物喜愛突顯強調蔣經國政治路線傳承的政治傳統的國民黨台北市外省籍政治人物而非強調個人特權或是暗示權貴勢力復起,若是真的如此,則在深藍選民眼中與部份淺藍選民眼中,蔣萬安此舉僅為尊重台北市政壇的國民黨政治人物尤其是外省籍政治人物的共同傳統,而民進黨人士與親綠媒體名嘴過度集中著墨於此,不惟無助於拉攏部份台北市淺藍選民因為蔣萬安的從政資歷只擔任過兩屆台北市區域立委的仍有稍微搭乘了直升機之虞而在二○二二年年底的台北市長選戰之中轉而投給民進黨徵召提名的較有政務經驗與從政經驗而可能對於台北市市政推動較為駕輕就熟的民進黨籍候選人,甚至,可能因為民進黨人士與親綠媒體名嘴過度主動發動攻擊與宣傳操作台北市立的族群與階級直接對立而使得部份淺藍選民甚至部份淺綠選民儘管對於蔣萬安仍有稍微搭乘了直升機之虞而不願投給蔣萬安卻也對民進黨方面缺乏充分實際證據地過度主動發動針對蔣萬安及家族史的一度被批評為東廠的情緒性人身攻擊以及過度操作與主動全面挑動台北市內省籍與階級社會對立同樣有所疑慮並因此最終轉而投票給繼柯文哲之後與民眾黨結盟參選的親民黨籍而長年經營台北市選區與參與台北市市政工作的台北市政治人物黃珊珊。

 

最後,近來,或許同樣受到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冷戰時期中華民國—台灣領導人的後人蔣萬安以清新形象參選台北市長的強烈刺激,民進黨蔡英文政府於二○一六年在以民進黨在立法院一黨過半而在中央政府行政權與立法權全面之後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歷經多年的調查研究之後也在去年底至今年初之間正式向民進黨主政的行政院提出了位於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改造方案,其方案之中甚至包括了在台灣各族群各階級之間均向來較有爭議的拆除安置中正紀念堂主堂之中的蔣中正巨型銅像,個人認為,既然蔣萬安本人受到曾經於冷戰時期長年擔任中華民國—台灣總統的蔣氏家族的直接照顧並不是那麼顯著,民進黨人士與親綠媒體名嘴過度地政治操作與主動攻擊包括拆除蔣中正巨型銅像在內的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改造方案,一旦超過了拆除包括自由廣場牌樓在內的拆除圍牆與改為植樟樹或椰子樹等做為圍籬的開放中正紀念堂空間而象徵過去禁忌空間得以解禁自由開放的空間解嚴自由化方案以及中正紀念堂主堂常設展改為如實完整呈現蔣中正在大陸時期與台灣時期主政國府一切功與過完整史實的歷史解讀與評論自由化的台灣社會徹底走向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歷史教育自由改革方案,恐怕可能會引發台北市各界各族群各階級的台北市選民擔憂將是某種政治清算鬥爭而可能造成台北市內的不必要社會對抗,如此一來,恐怕不但無助於民進黨所徵召提名台北市長候選人的選情而甚至會使得對於蔣萬安仍然算是稍微搭乘了直升機之虞有所疑慮的部份淺藍選民甚至部份淺綠選民因為對於民進黨政治人物與親綠媒體名嘴過度操作而主動攻擊對於蔣萬安個人家族史的人身攻擊以及過度操作主動挑動台北市內的省籍與階級社會矛盾而轉而投給長年耕耘台北市政的現任柯文哲市府副市長黃珊珊。

 

因此,總結而言,個人認為,既然蔣萬安本人做為台北市外省籍望族蔣家孽子後人故而受到台灣社會向來認定的蔣家特權的庇蔭極為有限而遠不如台灣社會各界一般想像之中來得那麼多且已可明確證諸蔣萬安的個人學經歷,再加上,儘管部份淺藍選民與泛綠選民認為蔣萬安離開執業律師高階中產階級個人事業並轉而從政的政治經驗僅有兩屆台北市區域立委故而對於市政工作可能稍嫌不夠熟悉且仍有稍微搭乘了直升機之虞,但此仍算是稍微搭乘了直升機的小有特權疑慮的主要成因事實上僅有小部份來自於蔣萬安做為蔣家後人的主要為外省籍高層勢力的國民黨黨政軍舊黨國庇蔭以及蔣萬安做為李登輝主政國民黨時期所任命外交部長之子的國民黨外省籍與本省籍政經權貴家族之後的優於一般台北市本省籍與外省籍民眾尤其是國民黨支持者的小有特權生涯機會乃至於從政機會,事實上,蔣萬安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兩屆台北市區域立委之後就取得國民黨的台北市長選代表權,恐怕更多地是因為繼陳水扁之後擔任總統且在中央政府取得行政權與立法權全面執政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任內因為後次貸風暴、後金融海嘯與後ECFA時代的後冷戰時期以來夢幻鬱金香熱般令全球投資者酣醉多年的巨大資產泡沫終究全面幻滅的宿醉初醒般劇烈痛苦以至於在台北市等全台灣各地全面引爆而且歷時經年且至今未休的國民黨內部與台灣各地社會各界一系列多層次內部動亂所間接導致。因此,除了任由蔣萬安仍為出身蔣家之後與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籍外交部長之子而必然受到的台北市各族群各階級選民質疑國民黨內主要是外省籍的舊黨國權貴以及本省籍與外省籍政經權貴家族的家族世襲政治再起的各種社會質疑自然發酵之外,既然蔣萬安當選台北市區域立委從政以來向以主打關注勞動權益、醫療健康、環境保護以及婦幼等弱勢群體權利與福利等社會安全政策領域聞名並因此在台灣社會各界之間廣泛博得清新形象,民進黨在正式徵召提名其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之後,恐怕還是得回歸聚焦於包括有助大台北生活圈建構的東環線與三環三線等基礎建設以及包括長期照護體系建構與社會安全網建構等社會服務提供在內的各項在地市政政策議題,同時也回歸儘快有效有社會實益地運用民進黨目前仍然擁有台北中央政府行政權與立法權全面執政的執政優勢而儘可能多推動一些能讓台北市選民在一兩年內就能感受實績的市政建設與市政府社會服務提供政策政績。

 

首先,由於台北是人口稠密的全台灣最大國際性大都會,台北居自然大大不易,居住正義問題自然是歷任台北市長在競選期間與執政之時均必須認真回應的重大市政議題。由於房價議題的重點仍然在於市場供需平衡以及和經濟成長率高度相關的所得房價比、商辦租金水準取決於受經濟成長率高度影響的新舊公司獲利能力而住宅租金水準則取決於各城市長期與短期居住居民的平均薪資水準,一如租金管制只會造成租屋品質的下降並經常出現各項設備年久失修的問題,關於房價的各種強制性政府管制政策往往成效不彰而甚至經常可能造成反效果,例如,實價登錄的規定若過於嚴苛則可能造成各種基於避稅或炒作目的而試圖高報或低報的脫法行為,而囤房稅固然有助於促使房地產投資客乃至於投機者將所投資空屋若一時之間未能轉售獲利了結與減少炒作則至少儘早將之釋放至租屋市場從而有助於稍稍平抑住宅租屋市場的上漲,然而,事實上,住宅租金水準原本就高度受限於各城市長期與短期居住居民的平均薪資水準故而上漲空間向來不是那麼地大,囤房稅對於平抑台北市房價與住宅租金的實際成效事實上自然可能也就不如想像中那麼強力有效了。而畢竟,就實際且具有經濟效率地增加住宅市場的有效供給而言,總是具有一定投機性質的房地產投資客的大量資金投資乃至於由投資客自行負擔利息成本的投資客銀行貸款對於中小型建商甚至大型建商的各個建案而言實際上扮演了可以取代建商必須負擔高額風險溢價的貸款利息資金成本的建商銀行貸款而提供建商開始興建各佪建案所必須的龐大資金成本的一部份而減緩其資金流的壓力,如此一來,建商才能夠有充裕的資金現金流可以同時間開啟行銷興建比較多個住宅建案乃至於商辦建案,而住宅房地產市場也才因此而能夠有較多的新增有效供給,故而,部份房地產市場投機客的各種惡意炒作行為固然不可取而甚至可能反而造成自住買家的多看多比較才決定購買的強烈惜買心理,但既然投資客投入自有資金以及以自有資產擔保抵押的銀行貸款資金而在單一建案上預先購買多戶住宅實際上為建商挹注了相對廉價即時而總量可觀的資金而使其可以同時間興建更多建案並因而增加住宅市場供給,這些投資客既然形同與建商形成準合夥關係自然也就會嘗試為其所分擔的建商貸款成本以及為其轉嫁承擔了本屬建商承擔的投資轉售成敗風險尋求風險溢價乃至於一定的利潤,要求這些住宅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客主動大幅降價甚至要求其降價至其購入價格以下恐怕極不可能,而在轉售價格未如其預期之時大概也只會先將之轉到可視為分期回收房價的住宅出租市場上加以出租再另尋機會以更高價格進行轉售而實現獲利,至於投資客投資預購再轉售之間的價差是否合理或者存在多少炒作的成份,恐怕除了適度地透過合理合宜的實價登錄制度乃至於各種網路資訊與可受公評公證房仲資訊的公開提供以利於真正的住宅使用者自住客透過一定程度地改善買賣雙方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從而有助於自住民眾進行合理估價與個人財務規劃之外,各種政府政策干預能夠直接影響房價的範圍恐怕極為有限而甚至在治絲益棼之餘還反而造成房價進一步上漲乃至於住宅房地產市場價格機制混亂的種種市場亂象。更何況,部份台北市住宅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客實際上僅為在自用住宅之外多買了一兩戶公寓的位於台北市的中央政府各院和各部會以及為數眾多的研究型大學和科技大學與眾多高等研究機構的中高階軍公教人員、台北市各工商業總公司與工商服務業公司的中高階經理人以及往往獨立執業的各領域中高階服務業專業人士等台北市中高階中產階級,這些台北市中高階中產階級在自用住宅之外多買了一兩戶公寓的目的除了投資之外無非就是希望子女完成大學或碩士學業之外進入社會工作之後能夠即早有個棲身之所,故而,這些為數眾多的台北市住宅市場散戶投資客既然本為台北市中高階中產階級而非專業透過投資轉售住宅等房地產營利維利,則其惜售心態自然極為強烈且自然往往會在房仲為其談判的售價不如預期時轉而先對外出租再徐圖未來有機會時另以較高總價出售,這也是台北市住宅房地產市場的實際供給量並不一定那麼充分的另一個真正因素,而這個因素卻更是難以透過各種政府政策干預來加以改變調整的。

 

因此,個人認為,就台北市的居住正義議題而言,最合理的政府政策方案恐怕還是依循台北市大都會的都市發展擴張趨勢而協助部份過去過度集中在台北市的工商業活動等城市產業機能透過位於新北市乃至於大桃園市的新興衛星市鎮的完善都市計畫,其中有助於大台北產業圈與生活圈建構的都市計畫一大重點自然是包括輕軌和捷運等軌道公共運輸與整合軌道公共運輸的公車公共運輸以及快速道路等中遠程公路運輸在內的台北市市區與周邊衛星市鎮商圈之間以及部份具有較多商圈商辦的衛星市鎮與主要是住宅區的衛星市鎮因而有著一定通勤需求的衛星市鎮彼此之間的公共運輸與中遠程公路運輸大都會區交通建設發展,當然,也包括了雙北市政府乃至於新北市政府與大桃園市政府之間合作無間合力推動有助於新北市主要都會區新興商辦商圈發展從而也有助於降低工商科技服務業公司尤是新興新創公司佔固定成本比例極大的商辦租金成本的各項都市計畫整體租稅減免政策,而透過軌道和公車公共運輸系統與中遠程公路運輸系統的大台北都會區交通運輸系統完整整合連結的推動,位於新北市和大桃園市的各個台北市衛星市鎮乃至於位於台北市內相對較為周邊偏遠的南港與北投等地的新住宅區由於土地取得成本較低故而房價自然相對較為低廉不少的新興建案的加速興建從而有效地擴張有助於疏解大台北產業圈與生活圈必然相應產生的龐大住宅需求的具有合理通勤交通運輸系統支持的大台北地區有效住宅市場供給,而住宅有效供給合乎市場效率的有意義實質擴張自然有助於降低房價以及住宅租金價格故而最終有助於改善大台北地區刻不容緩的居住正義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更何況,若就選舉選票考量而言,台北市長候選人提出與新北市政府合作推動台北市內的東環線與橫跨雙北兩市的三環三線軌道公共運輸基礎建設以及相應的公車公共運輸轉乘連結乃至於快速道路中遠程公路運輸等大台北都會區交通運輸系統基礎建設整合發展的市政政策不但有助於透過推出實質有意義地照顧弱勢與促進居住正義的同時也有助於新創產業等經濟發展的市政政策來建構有能力同時促進經濟成長與都會區一定程度社會公平正義的有能力市長形象,更由於有助於比起一般台北市長居市民家庭而言在台北市內人際更加疏離而時有孤立感與無助無力感的北漂工作者取得有助於其取得自有住宅從而能夠在台北市辛勤工作之餘能更有安居樂業幸福生活感受的位於台北市較偏遠行政區或者是位於新北市和大桃園市衛星市鎮的自有住宅,不僅有助於這些因此有機會買得起自有住宅並隨之取得台北市戶籍的北漂者更願意支持提出這些大台北都會區整體都市計畫與公共運輸與中遠程公路運輸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也有助於已經取得自有住宅而長居台北市但屬於中產階級中下層故而無力負擔自用住宅以外額外公寓等住宅的北標者對於台北市長候選人改善有利於其相對弱勢疏離社會處境的台北市市區內與台北市周邊各項基礎建設與社會服務的公共政策的決心有所實際感受而願意支持,此外,當然也有助於為台北市長候選人爭取已在台北市擁有自用住宅但無力為其學經歷在台北市同樣屬於相對弱勢的台北市工人等無產階級以及中產階級中下層的支持,畢竟,這些早年取得台北市自用住宅而個人學經歷乃至於台北市或外縣市故鄉家族的平均學經歷往往均屬社經地位較弱勢者的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中下層的子女往往也因為貧窮易於跨代傳承故而學經歷容易也屬於社經地位弱勢者——這些屬於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中下層的台北市社經地位弱勢者之中為數不少在過去傳統上往往傾向於投票支持在城市街頭等上個世紀八○年代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戰場上與過去冷戰時期的國民黨全台各地各路政經權貴勢力奮鬥對抗並因此崛起於反對運動故而相對重視居住正義、勞動權益、婦幼健康與權利、古蹟與文物等文化保存以及環境保護等各種照顧社會弱勢的社會安全體系建構等各種社會政策的台灣左派—自由派聯盟政黨民主進步黨——可以想見,這些台北市無產階級以及中產階級中下層往往亦屬社經地位弱勢者的子女一般而言終其一生都沒有能力自力購買取得台北市內的自用住宅,然而,這些台北市無產階級以及中產階級中下層往往亦屬社經地位弱勢者的子女在取得位於新北市或大桃園市的自有住宅之前的戶籍當然與其父母一樣位在台北市並因此而依然有著台北市長等台北市各項地方選舉的投票權,因此,不難想見,任何願意提出與新北市政府合作推動台北市內的東環線與橫跨雙北兩市的三環三線軌道公共運輸基礎建設以及相應的公車公共運輸轉乘連結乃至於快速道路中遠程公路運輸等大台北都會區交通運輸系統基礎建設整合發展的市政政策的台北市長候選人當然都會受到這些屬於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中下層故而社經地位向屬弱勢的台北市選民及其有投票權子女的熱烈支持。

 

做為二戰之後台灣社會人口最為密集的最主要大都會,台北市同時具備了做為台灣政治中樞、經濟金融中樞、大學以上高等教育首府以及文化藝術創意產業首府的關聯全台灣社會各重要領域群聚匯集首要之地,因此,既然台北市承載了台灣各重要領域中樞的首都城市機能,台北市長與其領導的台北市政府勢必也必須在市政工作上將這些台北市做為台灣首善之都的重要城市機能納入市政規劃之中並且應該全力全速推動。

 

就台北市的漢人移墾開發史與漢人經濟發展史以及全台灣島的漢人移墾開發史與漢人經濟發展史而言,台灣的漢人移墾開發並非始自在地質年代上曾經數度位於古台北湖湖底與湖畔的台北市所在的台北盆地。就台灣全島的整體經濟發展史而言,漢人移墾開發之前西拉雅族、洪雅族與凱達格蘭族等台灣南島語族平埔族各族以及泰雅族、布農族、排灣族、卑南族與阿美族等台灣南島語族高山族各族早年大致上仍然沿襲從事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以降的刀耕火種旱稻與小米等旱作粗耕農業以及漁獵採集經濟生產,這些屬於與中國大陸東南各省的壯侗語族古百越民系沿海部族極為相近的台灣南島語族僅有少部份阿美族、凱達格蘭族與西拉雅族等台灣南島語族沿海部族兼營台灣玉與澎湖玄武岩石器的開採製造生產以及與台灣島內其他部族以及與中國大陸東南閩浙等各省沿海、南洋各地乃至於南太平洋各島嶼之間的跨海遠洋國際貿易的手工藝製迼業活動與航運貿易商業活動,而台灣的漢人經濟發展史則始於明代以降部份福建南部的漳泉兩府等地為主的中國東南沿海各地漁民在每年冬至前後追逐烏魚漁汛季節性地來到在每年冬季的東北季風寒流不時來襲之下冬季日照量仍然十分充足的台灣西南沿海的高屏溪沿岸等地建立季節性臨時工寮從事烏魚捕撈與屬於高級乾貨的烏魚子鹽漬日曬製作生產。

 

到了明代中葉之後,日本戰國時代所衍生的大量具有一定軍事訓練的日本流浪武士與日本各地戰亂流民結合了部份中國東南沿海貧無立錐之地的貧苦中國漁民與貧苦中國農民乃至於部份從事中日貿易與中日兩地南洋貿易的大多出身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但早已長居日本的在日華人商人建立了勢力龐大而縱橫中國東南沿海的倭寇海盜勢力,部份日華混編的倭寇勢力就曾入據台灣西南沿海部份主要河川出海口建立其海盜基地,其後,明世宗嘉靖年間,隨著日本戰國時代歷經今川義元與織田信長率領經過整編的精銳部隊發動「天下布武」的統一全日本嘗試——織田信長並採取基督教通融的寬容開明宗教政策以及相應的積極開放對外貿易政策而藉此透過前往日本進行白銀與絲綢等轉口貿易的葡萄牙帝國商業船隊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商業船隊等西方航海強權商隊取得大量火繩槍與火砲並開始整備包括大量成建制火槍部隊在內的精銳新式軍隊以做為其推動「天下布武」而試圖以武力統一全日本的政治雄圖的基礎武裝力量支撐——而開始走到尾聲並即將進入豐田秀吉與德川家康的準絕對主義國家全日本復歸一統局面,日本戰國時代開始走到尾聲自然使得日本社會的政治體系與經濟體系日漸趨於一統與穩定,而做為倭寇兵員與船員人力重要來源的日本流浪武士與貧苦日本流民自然也隨著日本各島的政治趨於統一穩定而日漸快速萎縮減少,統領閩浙兩省軍務的福建總兵戚繼光率領俸給補充分且海陸戰技訓練精良的戚家軍於是趁機剿滅了為禍中國東南沿海各地並擾亂了中國東南沿海的南洋貿易商業活動以及中國東南各省與遠航東來的荷屬東印度公司、葡萄牙帝國與西班牙帝國乃至於新興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繁榮的茶葉和、瓷器和絲綢等中國貿易商業活動的數量龐大、震動東南的倭寇勢力。

 

倭寇勢力因為日本戰國時代隨著德川家康建立起江戶幕府終告結束而日本政治經濟體系因此復歸一統穩定以及中國明王朝的精銳新軍戚家軍的強力進剿而終歸全面覆滅之後,出身泉州同安並已從菲律賓轉往日本九州平戶發展長住的日本華商華僑領袖李旦因為與新興的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關係良好且據說曾經資助德川家康的江戶幕府統一日本戰爭而得以繼續其朱印船貿易,李旦早年曾在當時勢力強大威震東海與南洋一帶的日本倭寇集團的合作支持下組織武裝船隊經營日本、中國明王朝、台灣島以及新興的南洋與印度洋貿易與殖民勢力荷屬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南洋—南蠻貿易與中國貿易,除了正規的航運商業貿易,李旦海盜海商集團也憑藉其與日本倭寇集團關係密切的海上武裝貿易船隊從事海盜劫掠並因此被控制菲律賓並從事利用透過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來到東亞的美洲白銀進行馬尼拉帆船中國貿易的西班牙帝國稱呼為中國甲必丹李旦,李旦病逝後,其出身漳州海澄的副手顏思齊收攏收編了李旦海盜海商集團勢力繼續運用其海上武裝商隊力量經營南洋貿易與中國貿易,由於日本的德川家江戶幕府日益加強對華人商人與西洋商人的對日貿易限制,為了建立其自有的海盜海商港村基地,顏思齊於一六二四年離開日本率領十三艘船隻來到台北南部的魍港(位於八掌溪出海口的今嘉義布袋)建立海盜據點並先後招募三千名漳泉貧民渡台開墾與防範當地屬於洪雅族的平埔族原住民勢力並做為顏思齊集團從事各種海盜海商活動所必需的兵員與船員人力來源,顏思齊於一六二五年死於諸羅山狩獵途中因傷寒病逝並葬於將軍山之後,鄭芝龍隨即拉攏收編了顏思齊海盜海商集團所屬龐大海上勢力,由於在一六二三年的澎湖海戰之後荷屬東印度公司在李旦親至澎湖並透過李旦通曉當時東亞海上通用語言葡萄牙語且曾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合作劫掠西班牙帝國所屬馬尼拉帆船的結拜部將鄭芝龍翻譯而斡旋談判之下退出明王朝控制的澎湖群島並轉往位於南台灣台江內海的大員港鎮發展中國貿易與日本貿易,荷屬東印度公司來台之後同時也招募閩南等地漢人前往大員一帶開墾種植甘蔗稻米與生產蔗糖以及透過收取烏魚與烏魚子什一稅的方式經營管理台灣的漁業與海洋資源,鄭芝龍遂率領其所部鄭氏海盜海商集團勢力自魍港北遷先前顏思齊海盜海商集團可能亦曾經營的港道迂迴而易於迴避荷蘭武裝船隊與明王朝水師等官方正式海軍追擊而本屬洪雅族平埔族傳統領地的笨港(位於北港溪出海口的今雲林北港與嘉義新港)招攬漳泉兩籍墾首率其墾戶入墾發展其海盜港鎮以及海上海盜海商軍事與貿易基地。

 

一六二八年,出身泉州南安的鄭芝龍接受明王朝招安率船隻千餘艘與部眾三萬餘人降明接受明王朝詔授海防遊擊而任五虎遊擊將軍,接受明王朝招安而率部眾與武裝貿易艦隊轉駐泉州晉江安海一帶安平鎮海上基地並全力整治其水師部隊力量的鄭芝龍隨即擊敗了仍從事海盜活動的出身漳州海澄的舊海盜同夥劉香所部海上集團並成功擊退了荷屬東印度公司臺灣分遺艦隊對廈門的進攻,鄭芝龍隨後築城於安平而明王朝亦自此以鄭氏集團為八閩海上長城,再加上日本江戶幕府在島原之亂後開始轉向推動強硬的禁教政策與嚴格的鎖國政策而僅允許荷蘭船隻與中國帆船前往日本長崎出島一地進行各種貿易商業活動,多屬鄭芝龍海上集團的赴日貿易華人船隊前往日本長崎的數量高達荷屬東印度公司船隊的七倍至十一倍以上,鄭芝龍海上集團自此大幅壟斷了中國明王朝東南各省與南洋各地之間的南洋貿易以及中國明王朝東南各省與新興於東亞各地海域的控制葡屬帝汶和澳門的葡萄牙帝國、控制菲律賓群群島的西班牙帝國、控制印尼群島的荷屬東印度公司以及相對晚近才經過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來到東亞海面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航海強權帝國勢力之間的茶葉、絲綢與克拉克瓷等中國貿易的龐大海上貿易商業活動,來往內外商人皆必須使用鄭氏旗號,據《明紀編年》的歷史記載,鄭芝龍海上勢力聲威之強盛「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鄭氏海上集團由是藉此獲取了龐大的貿易利益並因此得以進一步擴大其海上武裝貿易艦隊以及全面擴張其控制下的中國東南海上貿易活動。

 

一六四四年,甲申之變,具有漢化党項羌族家族背景的闖王李自成於自稱大順皇帝而建立大順農民流民政權之後攻入明王朝首都北京城,明王朝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縊,大順農民流民政權所部闖軍主力隨即由李自成親自領軍北上進逼明王朝遼東總兵吳三桂所部鎮守山海關而長年與新興於遼東而崛起於渤海國故地的女真族三大部之一建州女真滿州族清王朝在關外不斷激烈作戰而久經戰陣的明王朝精銳部隊,吳三桂受迫而最終向盛京的滿清攝政王多爾袞投降而引清兵入關對抗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農民流民軍隊,金陵的福王與福州的唐王隨即先後建立起位於中國南方的南明諸政權卻終究未能抵抗滿清八旗精銳的南下掃蕩攻勢,一六四六年,洪承疇降清之後隨即下令所部撤離仙霞關隘口要地因而使清軍得以順利入閩,鄭芝龍隨即退守泉州安平而最終於同年十二月底不得不宣布降清,清軍隨即洗劫鄭氏集團所控制的海上基地安平鎮,由於極度不信任出身關外而從事半農半牧經濟營生的滿清異族王朝,受南明福州唐王賜姓國姓朱姓而被荷屬東印度公司等中國內外勢力稱為國姓爺的鄭芝龍之子鄭成功以及鄭氏海上集團各路主要船隊率眾入海避走金門繼續抗清,鄭成功稍後並由南明唐王隆武帝所部覆滅後繼立的桂王永曆帝冊封為延平王,鄭成功於小金門誓師反清之後,鄭氏集團為首的南明軍隊雖然三度北伐並一度進圍南京但因寡不敵眾而終歸失敗,一六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鄭成功第三次北伐的南京之役失敗,鄭成功率鄭氏集團退守金廈卻開始感到在清軍主力節節南下並開始在中國東南沿海實施海禁遷界之後金廈海島難於久恃,一六六一年三月間,鄭成功親率數百艘戰船與將士兩萬五千人攻打當時處於荷屬東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台灣大員,一六六二年二月九日,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長官揆一簽字投降並隨即率部離開台灣,鄭成功將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大員建立的熱蘭遮城為安平並將之做為明鄭延平郡王的王城治所,台灣自此轉歸明王朝殘部與鄭氏海上集團所建立的明鄭政權統治。

 

鄭成功自荷屬東印度公司手中奪取了以南台灣的台江內海為中心的台灣島控制權之後隨即在台灣西海岸陸續驅逐了台灣北部荷屬東印度公司控制下的淡水安東尼堡與雞籠北荷蘭城的荷屬東印度公司部隊而控制了台灣西部全境;明鄭王朝控制台灣之後,歷經鄭成功與鄭經兩代的經營,兵員龐大而食指繁浩的明鄭政權採取寓兵於農的屯田攻策而從台江內海的安平開始向南北兩方面不斷擴張其漢人屯田墾殖活動,不敵清荷聯軍而棄守金廈退守台灣並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稱為台灣國王的鄭經之時,由於明鄭漢人軍隊不斷擴張屯田墾殖範圍而逐漸侵入拍瀑拉族平埔族所建立的大肚王國部落聯盟酋邦國家的傳統地地而發生衝突,鄭經與明鄭將領劉國軒所部明鄭軍隊遂於一六七○年自安平發動北伐而隨即在台中盆地周邊的大肚山區的沙轆社之役之中擊潰了大肚王國所屬各部族的平埔族原住民戰士部隊,明鄭軍隊隨後進一步向北往道卡斯族平埔族原住民後壠五社所控制的苗栗海線平原丘陸地區以及道卡斯族平埔族原住民竹塹社所控制的新竹沿海平原丘陸地區擴張其漢人軍隊屯田墾殖區域。

 

一六七四年,鄭經再度參與三藩之亂的反清行動但再度終歸失敗,一六八○年,鄭經退出中國東南沿南而退守台灣,一六八一年,鄭經病逝。其後,一六八三年八月七日,出身鄭氏海上集團但因個人恩怨而降清出任清王朝福建水師提督的海軍將領施琅自福建銅山島率艦隊揚帆攻台,八月二十二日,澎湖海戰結束,劉國軒所部明鄭海軍部隊戰敗撤退安平,九月五日,明鄭王朝鄭克塽向施琅投降並接受剃髮易服,台灣正式納入中國正統王朝清王朝的版圖之中。

 

清王朝平定領有台灣之後,為防孤懸海上的台灣島上再度蓄積漢人反清勢力而實施了嚴格的渡台禁令。清王朝治台之後,一六九七年,為了採煉硫磺,郁永河自福建省會福州經金門渡海抵達台灣安平並隨即經陸路與海路北上淡水,郁永河隨即自淡水進入台北盆地並駐紮位於當時的康熙台北湖北岸台北盆地東側大屯山火山群山麓地帶的硫磺產地一帶長達數個月,雇用當地凱達格蘭族平埔族原住民進行採硫與煉硫工作,郁永河隨後於同年底離台返閩並於隔年一六九八年將其在台紀事寫就《裨海紀遊》詳細記載了當時位於台灣南部的台灣府城乃至於當代福州閩省人士所知有限的台灣北部地理與人文知識;一七○一年,施琅族侄施世榜隨其父自台灣府鳳山縣率眾入墾位於濁水溪以屬於的巴布薩族與洪雅族平埔族原住民傳統領地的半線一帶並開始興築八堡圳農業水利工程;一七○九年,客居諸羅縣的泉州三邑與泉州同安移民正式向諸羅縣官府請墾屬於凱達格蘭族平埔族傳統領地的台北盆地內屬於淡水河水系的大漢溪與新店溪下游匯入淡水河匯流處一帶的淡水河南岸大佳臘地區溼地大草地並獲准領取墾號陳賴章而正式開始入墾台北盆地並逐漸開發建立起台北盆地內第一個漢人市街城鎮大加蚋堡。

 

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年),官逼民反所導致的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之一朱一貴事件在鳳山縣羅漢門全面爆發,清王朝福建水師提督、平台有功的施琅第六子施世驃與南澳鎮總兵藍廷珍隨即率領清王朝軍隊來台平亂並隨即發動為時長達兩年的清鄉掃蕩而徹底拔除了台灣府府城台南等台灣各地的明鄭殘餘軍隊勢力,事平之後,於朱一貴事件爆發後自備行糧招募壯丁前往瑯嶠與阿猿林追擊朱一貴殘部的施世榜隨即召集難民兩千多人助其復農復業,一七二三年,根據佐幕藍廷珍並隨其來台平亂的藍廷珍堂弟藍鼎元之議,濁水溪以北的半線彰化正式設縣添兵,藍廷珍則升任福建水師提督並於一七二四年(清雍正元年)向彰化知縣領取墾號藍張興而入墾原屬拍瀑拉族平埔族貓霧拺社原住民傳統領地的台中盆地南緣,藍鼎元長子藍雲錦等族人與兵員百餘人亦留台落腳下淡水溪上游的阿里港墾荒開發,濁水溪以北的北台灣各地以及下淡水溪以南的南台灣國境之南各地的漢人移墾開發以及漢人街鎮城市發展自此開始進一步加速。

 

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年初,天地會領袖林爽文在彰化縣大里杙起事並迅即攻下彰化縣城,林爽文等起義勢力緊接著進逼施氏家族等泉州人勢力所控制的中台灣大港鹿港、向南進攻諸羅縣城以及向北進軍淡水廳竹塹城,鳳山縣天地會領袖莊大田亦起義響應,由於林爽文祖籍漳州平和故而其起義軍勢力大多屬於漳州籍福佬人士,林爽文起義後,向屬泉州籍人士勢力控制的北港、鹿港、竹塹與艋舺等台灣西部沿海主要港口紛紛組織泉州義民軍自衛,全台各地亦隨之爆發漳泉械鬥,此外,北台灣淡水廳治下桃竹苗各地的客家族群以及南台灣鳳山縣治下六堆各地的客家族群亦紛紛組織客家義民軍自衛,其後,清王朝派遣陝甘總督、大學士福康安與參贊大臣海蘭察率八千綠營自當時尚在泉州籍人士控制下的中台灣大港鹿港登陸協助平亂,清軍最終利用台灣移墾社會的閩客矛盾與漳泉矛盾等族群對立與分類械鬥迅速地平定了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之一林爽文事件。事平之後,清王朝乾隆大帝依藍鼎元所著《平台紀略》、《東徵集》與《論臺灣事宜書》等治台策論進一步開放了渡台禁令以及整頓台灣政治,乾隆大帝亦因此而大加讚譽曾為其堂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佐幕並因此隨其領兵來台平定朱一貴事件的藍鼎元為「籌臺宗匠」。清王朝雍正朝與乾隆朝接連開放渡台禁令之後,中國東南的閩南漳泉一帶與粵東潮汕一帶的福佬籍人群與客家籍人群隨之大量渡台移墾,台灣人口於是再度迅速成長,台灣西海岸平原與丘陵地帶的新增新開墾耕地漸感不足,台灣西海岸各港口與城市人口亦迅速增加而新增城市勞動工作機會亦隨之漸感不足,台灣西部南北各地的閩客械鬥、原漢械鬥與漳泉械鬥乃至於職業械鬥等分類械鬥遂與民變一樣日益激烈而層出不窮。

 

隨著台灣西部各地平原與丘陵的大草地迅速大量開墾,清代台灣的稻米生產日益增加而台灣中南部傳統糖廍的蔗糖生產亦有所增長,在台北盆地及其周邊的板橋平原與新莊平原等地,隨著郭錫瑠成功興建瑠公圳等台北盆地南北各地農田水利系統的興築,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大台北地區的平原與丘陵地帶的稻米等農業生產快速增長,屬於漳州籍勢力的板橋林家隨後自郭錫瑠後人手中購入瑠公圳的所有權之後,台北盆地及周邊大台北地區乃至於鄰近的北桃園平原丘陵地帶亦隨之再度爆發數回合激烈的漳泉械鬥乃至於閩客械客。其後,隨著南台灣的台江內海與倒江內海日益淤積而安平港亦因此淤積而不堪吃水深的大型商船進出,中台灣的鹿港隨後亦因港口淤積而不堪吃水深的大型商船進出,再加上台灣人口增加使得台灣本地生產的稻米不再能夠如過去般大量出口福建等大陸東南各省以供彌補糧食不足,與此同時,台灣中北部丘陵近山地帶的茶樹栽培與茶葉生產隨著漢人進一步進入台灣中北部丘陵近山地帶開墾而開始大量增加,而樟樹所提煉的樟腦用於製造熱可塑性樹脂賽璐珞乃至於諾貝爾所發明無煙火藥的工業用途乃至於軍火工業用途日廣,參天樟樹隨處可見的台灣中北部山區遂開始處處建立起進行樟腦提煉工作的腦寮,茶葉與樟腦的出口遂使得大台北盆地的主要港口艋舺以及艋舺港口的泉州三邑籍人士與泉州同安籍人士爆發頂下郊拚分類械鬥之後由泉州同安籍人士自艋舺出走另外建立的新興港口大稻埕隨之成為繼安平與鹿港之後台灣茶葉生產工業以及茶葉和樟腦外銷所必需的航運業與貿易商業最為繁榮的港口城市。經營樟腦與茶葉生產外銷的台北盆地內淡水河水系的內河河運與航海海運大港艋舺與大稻埕逐漸擴張發展的同時,台北盆地內的茶葉加工製造工業亦隨著快速擴張並雇用了包括女工在內的大量勞動人口,而台北盆地內從事包括挑夫等各類島內外內銷商業和外銷商業所需搬運工以及簿記等航運貿易商業工作的茶葉與樟腦航運貿易相關勞動人口也快速成長,而台北盆地內離農工商業勞動人口的快速成長也使得供應這些離農工商業勞動人口日常食衣住行育樂等各類需求的從路邊攤到包括許多新興異國風味餐廳在內的高級餐廳的各種城市服務業與相關服務業勞動人口亦隨之快速成長,台北盆地內淡水河水系河運與海運大港所在的台北城都會區於是繼新莊平原上位於淡水河水系三大支流之一大漢溪中下游但河運與海運港口日漸淤積的過往經營北台灣米糧等出口故而因為港口航運城市經濟高度繁榮而城市文化亦高度發達盛極一時新莊街都會區之後快迅擴張並進而成為北台灣乃至於全台灣最主要的大港口與大城市。

 

一八五八年六月間,中國清王朝因為在肇因於亞羅號事件與西林教案的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之中全面敗北而與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二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治下的俄羅斯帝國以及美利堅合眾國分別簽署《天津條約》,其中,中國與英法兩國簽署的《天津條約》之中明訂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台灣(安平舊港)、淡水、打狗、雞籠(做為淡水外港)、潮州(後改汕頭)、瓊州、南京、鎮江、漢口與九江為通商口岸,中英法《天津條約》同時也明訂英法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往來的內河航行權、英法人士在華犯罪享有領事裁判權、開放英法人士可在中國內地遊歷與傳教以及關稅由雙方協定且每十年修訂一次,於是,繼鴉片戰爭之後戰敗的清王朝於一八四二年與大英帝國簽署的《南京條約》明訂開放中國南方華南與華中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與上海五處港口為通商口岸之後,中國清王朝對船堅砲利的東來西方強權簽署不平等條約而開放的通商口岸進一步向鄰近北京的中國北方華北與東北各地增開而中國南方的通商口岸也進一步增開,台灣西海岸南北各大港口也在一八五八年的中英法《天津條約》簽署之後開放為條約保障的通商口岸,於是,繼淡水河水系三大支流之二的大漢溪與新店溪匯流處及其下游淡水河鄰近台北盆地而腹地較廣闊一側的兩大港口艋舺與大稻埕相繼趨於淤積之後,位於淡水河下游出海口的淡水正式開港,一八六二年,淡水海關正式開始徵收關稅,一八六三年,英國為了避免早已在雞籠活動的英國商船被視為進行走私活動而要求另行增開雞籠為淡水外港,清王朝鑑於增開雞籠為條約口岸有助於關稅徵收遂予以同意,英國隨後於一八六七年在荷屬東印度公司過去在淡水建立的安東尼堡原址設立淡水總領事館,西歐航海強權國家各大洋行也紛紛在淡水設立分行進行茶葉、樟腦、硫磺、煤礦與染料等台灣北部重要農工原物料物產的海運出口貿易,過去必須從北台灣透過淡水河水系的艋舺、大稻埕與淡水各港運往廈門並在廈門進行與各大洋行轉口貿易的茶葉與樟腦等北台灣農工原物料物產也因淡水開放為條約口岸而得以在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水系外港淡水港直接與各大洋行進行出口貿易並隨即由各大洋行所掌握的海運航運大船而自淡水港直接輸出,做為鄰近港口地區多屬丘陵地形的淡水港最大最主要腹地的台北城的茶葉加工生產等工商業城市經濟隨著淡水開放為通商口岸而更加繁榮,台北城的城市文化也自此更進一步趨向於高度國際化而益發自由開放與繁華精緻。

 

一八六○年十月間,由於中英法三國對於《天津條約》的談判破裂,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最終以英法兩國軍隊攻陷北京並劫掠焚燒圓明園作結,中國隨即與英法俄三國簽訂《北京條約》,由於自一八四○年中國清王朝與大英帝國爆發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接連敗於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強權國家,中國各界知識份子對於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的船堅砲利印象深刻並強烈希望能夠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再加上爆發於一八五一年年初的太平天國貧苦農民起義聲勢浩大並隨即攻下江寧而震動東南,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之亂,清王朝不得不在已然腐朽不堪作戰的八旗與綠營軍隊之外授權曾國藩與李鴻章等漢人大臣相繼以地方團練為骨幹組建更具有戰鬥力的新式軍隊湘軍與淮軍並隨即准許其自船堅砲利的英國等西方強權國家購入新式槍砲而建立新式陸軍,其後,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後,清王朝隨即正式展開了又稱為洋務運動的自強運動,希望透過引進西方科技推動中國工業化發展以及透過引進西方軍備與各式兵工廠和造船廠以推動建立新式陸軍與新式海軍並藉此達成富國強兵的救亡圖存政策目標。

 

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明治維新後引進大量西式槍砲並採取徵兵制以取代過去日本戰國時代與江戶幕府時代傳統的各藩武士部隊的日本帝國新式海陸兩軍部隊進攻台灣最南端的瑯嶠一帶排灣族高山族南島語族斯卡羅部落聯盟酋邦國家,清王朝任命原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出任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來台積極籌辦防務,日軍終因不耐台灣南部瘴癘之氣撤離台灣之後,清王朝依沈葆楨之議增設府縣,一八七六年一月間,台灣道台北府正式增設官署,府治初在竹塹城,其後於一八七八年移往艋舺並最終在大稻埕以南修建台北府城,一八八四年,台北府城建成落成,台灣島的政經中樞自此正式北遷位於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府城。

 

其後不久,一八八三年年底,法蘭西第三共和所屬法軍進攻當時為中國清王朝藩屬國的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北圻東京,中法戰爭爆發,由於探知法軍有意佔領基隆煤礦,一八八四年八月十六日,清王朝任命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於鎮壓太平天國之亂時所建立成建制大量使用西式槍砲的淮軍名將劉銘傳為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並隨即補授福建巡撫率領湘軍之一部與淮軍之一部赴台整備岸防積極備戰,中法戰爭落幕後,清王朝依劉銘傳之議於一八八五年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並任命劉銘傳為台灣建省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選定台灣省垣為北移後位於中台灣的台灣府,而在新台灣省城建成之前暫留台北府內的台灣巡撫衙門辦公,劉銘傳出身當時正在清王朝北京中樞主持自強新政的李鴻章所屬漢人新軍淮軍系統,劉銘傳主政台灣期間自然極為著重在台灣推動各項自強新政,教育方面,劉銘傳在大稻埕設立新式學堂西學堂教授包括英語、法語、理化、算數、測繪和史地等新式西方知識,在基礎建設方面,劉銘傳推動了基隆港經台北至新竹的縱貫線北段鐵路、海底電纜、電報、電燈、發電機、煤務與郵務等現代化建設,劉銘傳同時也設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並購買輪船八艘遠航南洋航路尋找可能的國際貿易商機,劉銘傳也推動了全台各地的水利灌溉設施並鼓勵農民種植茶葉、棉花與種桑養蠶等經濟作物並發展各種農產加工產業,軍事方面,劉銘傳在台灣各地增設砲台以鞏固海防並成立多個兵工廠以加速生產現代化軍備,此外,為了開拓有助於國際重要貿易商品樟腦的生產,劉銘傳推動開山撫番政策而試圖推動掌握富有樟腦原始林地的山地傳統領地的主要位於台灣中北部山地地區的高山族各族原住民的漢化政策以及在同時間動用來台湘淮兩軍新式軍隊與在台漢人隘勇團練進攻不從的高山族原住民部落並奪取其傳統領地而藉此取得當地富饒的樟腦原始林自然資源,劉銘傳並為此成立台灣撫墾局並在大嵙崁設立撫墾總局以及在台灣各地設立了八個地區撫墾局,而為了替新建省的台灣籌措快速推動各項自強新政所需要的財政支持也為了改革台灣向來複雜而包括多層次大租小租的土地租佃關係並便利於清王朝官方管理徵稅,劉銘傳推動廢大租存小租的土地租佃關係改革並推動清丈全省田賦以期能大幅增加田賦等台灣省官府各項土地農產稅賦財政收入,劉銘傳並設立官銀局並藉此每年鑄造銀幣達數十萬兩以便為新建省的台灣省的各項自強新政提供必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

 

一八九四年,在大英帝國、法國和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強權國家以武力迫使其開放通商貿易與開放國內市場之後推動自強新政的中國清王朝與推動明治維新並在西南戰爭瓦解薩摩等強藩勢力之後確立中央集權的現代絕對主義國家體制的日本帝國因為朝鮮半島的藩屬問題爆發甲午戰爭,自強運動所建立的新式海軍北洋海軍幾被全殲後新式陸軍北洋陸軍亦隨著黃海制海權的喪失而接連兵敗朝鮮半島與遼東半島的清王朝最終於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以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在日本本州馬關港與日本帝國首相伊藤博文簽署《馬關條約》,其中明訂清王朝向日本割讓台灣島、澎湖群島與台澎附屬各島嶼,《馬關條約》同時也明訂清王朝向日本割讓北緯四十一度以南的遼東半島以及向日本開放長江與大運河等中國內河航行權並開放長江流域的眾多通商口岸,此外,《馬關條約》也明訂清王朝必須向日方支付戰爭賠款共計兩億兩白銀。

 

一八九五年三月上旬清王朝北洋陸軍在遼南的牛莊戰役與田莊台決戰相繼失利而導致遼東半島失守陷日,甲午戰爭以日軍全勝告終,北京震動而清王朝朝廷不得不同意對日議和,而正當中日雙方全權代表在日本本州馬關港春帆樓開始議和談判之際,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五日,大多出身日本九州鹿兒島縣(舊薩摩藩故地)的四千日軍新式正規陸軍與日本新式海軍分遣艦隊共同組成五千五百人的遠征軍從長崎佐世保港祕密出動進攻澎湖群島,三月二十五日,日軍攻陷媽宮城,日軍陣亡人數雖少但有一千七百人感染霍亂並有約一千人病死。

 

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部份清王朝台灣省與各府縣官員以及部份台灣地主富商等仕紳階級共同商議後於五月二十五日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並推舉清王朝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唐景崧隨即任命駐防台灣的清王朝黑旗軍領袖劉永福為台灣民主國大將軍並任命丘逢甲為義軍統領親赴台灣各地策動地主鄉紳組織抗日義軍。五月十日,日本帝國東京中央政權任命鹿兒島(舊薩摩藩)出身的日本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為首任台灣總督並擢昇為上將,五月二十九日,日軍登陸澳底,六月七日,日軍佔領台灣首府台北府城,出身苗栗銅鑼的客家義軍領袖吳湯興率眾繼續抵抗節節南下的日軍但終究兵敗八卦山,十月二十一日,日軍攻入台南府城,十二月二十六日,火燒庄戰役結束,六堆南部客家義軍兵敗,乙未戰爭至此完全結束,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自此控制台灣全島並建治台北而在台北城內興築設治採用英式紅磚建築形制的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官府。

 

乙未戰爭結束後,台灣各地的抗日起義一時之間仍然風起雲湧,簡大獅於北台灣的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地區起義,柯鐵虎於中台灣的雲林嘉義一帶起義,林少貓則於南台灣的屏東一帶起義,然而,在擁有現代化軍事裝備與軍事訓練的日軍精銳陸軍的絕對優勢武力鎮壓之下,獅虎貓抗日三猛終究兵敗被殺。獅虎貓三猛抗日兵敗十餘年之後,一九一五年七月間,余清芳等人於台南西來庵依託瘟神五福王爺的王爺信仰宣傳抗日思想並自稱明朝羅教羅思孚老祖嫡傳法脈,其後,余清芳經由五福王爺扶乩神示而自任征伐天下大元帥宣布發動抗日起義,余清芳並允諾起義成功之後會推動將沒收所有日本衙門土地而賜予參與革命者良田萬甲的土地改革政策,余清芳隨即成功襲擊南台灣台南高雄各地山區多個日本警察廳,然而,在武器裝備精良的日本軍憲與警察全力重兵進剿之下,八月六日,武器落後而大多為農具和宋江陣兵器的余清芳及其起義部眾在噍吧哖被日軍的猛烈砲火擊敗而不得不退入山區並終究被捕,噍吧哖事件(西來庵事件)之後,日軍在台南東南部山區發動了慘烈的清鄉行動,在台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一度判決高達八百六十六人死刑,後來在日本國內與國際間龐大的輿論壓力下才由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安東貞美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將四分之三的死刑犯特赦為無期徒刑。

 

獅虎貓三猛與余清芳的抗日起義相繼失敗之後,台灣島上自此再無真正強有力的武裝抗日起義行動,動用裝備訓練精良的現代化國家軍警武裝力量成功鎮壓綏靖台灣全境之後,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於是利用一部份的《馬關條約》清王朝賠款做為原始資本投資投入而加緊推動殖民地台灣的以農業與礦業等原物料生產為主的殖產興業殖民地經濟投資開發並藉此進一步推動台灣島上的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全面建構與全面鞏固。

 

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下,為了進一步整理地權與確立土地所有權登記以及為了增加農業稅收,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先是推動了廢除大租權的農業土地政策並順手將許多清代地權未明確登記的台灣民間已開墾土地改納為日本總督府所有土地,台灣總督府並允許擁有大租權的大地主將廢除大租權所得價金補償成立日殖時期台灣島上少見的台灣本島人資本主導銀行華南銀行與彰化銀行,為了儘快從台灣島上的殖民地經濟體制獲利以期能夠補充日本殖民母國工業化發展所必需的農產品等原物料需求並使日本各大銀行與日本各大財閥等來台日本資本能夠儘快獲取各種商業利益以及為了充裕台灣總督府的警政開支等財政需求,台灣總督府隨即在屬於熱帶與副熱帶的台灣中南部依照大多由日本四大財閥資本掌握的製糖株式會社的製糖甘蔗原料需求劃分各製糖會社專屬甘蔗採收區並政策性壓抑台灣米價而藉以推動大規模甘蔗種植與經濟作物蔗糖的現代化糖廠生產,多屬台灣各地台灣本島人小額資本掌握的台灣傳統糖廍的蔗糖生產自然因此逐漸萎縮。此外,為了因應日本本國不時出現的米糧缺乏問題,台灣總督府也不時會放鬆米價控制以使稻米增產而供應日益高度工業化而亟需平抑米價等物價以穩定工業勞工日常生計等日本國內糧食需求,台灣總督府並為了擴大台灣的稻米與蔗糖生產而在清代的台灣水圳水利建設基礎上興築了嘉南大圳等眾多水圳農業水利建設。除了製糖業的經濟作物生產,台灣總督府透過台灣銀行進行政策性金融融資支持的來台日本資本同時也投資了台灣茶葉種植與加工的各種產業投資並投資了台灣茶葉運銷日本和國際各國的航運貿易。除了透過自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獲得清代之時原本屬於阿罩霧林家的竹山等中台灣各地丘陵近山地帶樟腦統一收購權利的辜顯榮之類的協力仕紳使用較為現代化的新引進日本煉腦技術繼續經營台灣中北部各地的樟腦提煉收購工作以及由日本資本控制的航運輪船和樟腦國際貿易商社進行樟腦銷往日本以及工業化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國際出口貿易之外,為了進一步控制中央山脈等台灣深山老林裡富藏的煉製樟腦原料樟木與重要高級建材檜木等森林天然資源以及各種潛在的礦產天然資源,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不時動用軍警優勢國家武力干預擁有台灣深山老林傳統領地的台灣高山族南島語族各部族並不斷向台灣內山推進理蕃警戒線,出身日本明治維新強藩之一長州藩的第五任軍人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五年之間動用大量日本軍警發動五年理蕃計畫,強行向台灣內山進攻以便奪取台灣內山南北各地原屬高山族南島語族各部族的傳統領地深山老林並藉此控制台灣內山富饒的林礦等山林富源。

 

除了由受到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透過台灣銀行進行金融融資政策性支持的來台日本資本高度控制的台灣糖業生產以及同樣受到來台日本資本高度掌握的台灣茶葉、樟腦與煤礦等礦業生產之外,進行這些台灣農業與礦業一級產業產品向日本本國乃至於國際各國輸出的航運與商業亦均受到日本資本全面掌握,台灣島出發的海運航運航道改由一律以日本本國為主要目的地並幾乎完全由日本資本與日本財閥所擁有的航運公司和大型貨運輪船所壟斷,原本聚集在淡水港與台北城的西方國家各大洋行亦受到日本資本與日本財閥的排擠而退出台灣市場,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設治所在的殖民地台灣首府台北城內所經營的茶葉與樟腦等各種農產加工產業與海運航運和出口貿易等各種商業貿易活動自此全面轉由受到台灣總督府透過台灣銀行進行金融融資政策性偏袒支持的各大日本財閥勢力所控制,原本透過西方各國各大洋行及其所屬貨運輪船由台灣出口或經廈門轉口的台灣茶葉產品亦因此轉由日本財閥所屬航運商與貿易商進行輸出行銷,大多群聚於台北盆地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所在台北城的台灣島上海運航運與貿易商業等對外貿易利益自此完全受到來台日本資本與日本本國各大財閥的高度控制與全面壟斷。

 

由於蔗糖、茶葉與樟腦等各種台灣農產品與農產品加工產品的農業原物料與經濟作物貿易商業隨著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的現代化殖產興業殖民地經濟政策而日益興盛,大量群聚於台灣總督府所在的日殖時期台灣首府與台灣政經中樞台北城之內的日本資本與日本財閥壟斷控制的輪船航運商社以及貿易商業商社使得台北城的經濟發展由於從事茶葉等農產品加工業的大量勞工以及從事海運航運和貿易商業的大量大量勞工與商業中產階級而更加繁榮,而隨著依循日本帝國推動農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政策而使得以農業與農產品加工業為主的殖民地台灣經濟有所快速發展成長,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也隨即推動台北城等台灣各地主要市鎮的都市建設與都市計畫。一八九九年,台灣總督府推動第一次市區改正而展開以台北城為中心的台灣各地主要都市市區之內以舊道路改進、新道路擬定修築與水溝等下水道建設為重點的五年建設計畫,與此同時,為了改善市街衛生以提供清潔水源並供應日本移民村、偏遠部落、在台日軍駐地用水以及產業設施用水以取代台灣傳統的汲取溪水和鑿井取水日常用水來源,台灣總督府也以英籍工程師巴爾頓為衛生工程技術顧問逐步推動以台北水源地慢濾場為中心的台北水道等全台灣北中南東各地區主要市鎮的上水道建設工程;此外,台灣總督府也進一步自一九○五年起在全台各地主要都市與主要街鎮推動更加完備的市街改正都市計畫並推動台灣各地城市與城鎮主要街道的街屋改建而使得台灣各主要城鎮的主要街道均開始出現大量符合明治維新後日本推動文明開化之下引進的新式西式巴洛克式建築形制的新式街屋乃至於新式富豪住宅;而為了便利台灣南北各地的蔗糖與樟腦等商品轉運海運輸出以及便利日本殖民者等公務與工商業相關人員的南北往來交通,一九○八年四月間,連結北台灣的基隆港與南台灣的高雄港的縱貫線鐵路全線興築完工並正式通車。隨著以農業和農產加工業為主的殖民地台灣經濟成長以及台北城等主要都市的城市經濟發展,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官民各界的尋求追趕西方文明輝煌成就的文明開化文化西方化現代化運動亦隨之流傳來台,經濟發達而人文薈萃的殖民地台灣首府台北城內甚至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出現眾多和洋混和風格的西方咖啡館乃至於美國福特汽車。

 

隨著農業與農產品加工業為主的台灣殖民地經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海運航運與貿易商業等台灣城市工商業經濟的蓬勃發展,台灣本島人社會也開始隨著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文明開化西方化新文化浪潮而開始出現了或在台灣本地學習創作或遠赴殖民母國日本留學的往往仿效法國等歐美藝術浪潮的新式現代美術等各種現代藝術創作,台灣社會也因此開始出現了顏水龍、李梅樹與廖繼春等現代畫家並組織了臺陽美術協會,臺陽美術協會隨後在日本殖民者所舉辦的官方台灣美術展覽會之外另行年年舉辦了臺陽美術展覽會並因此大力推動了包括大量西洋畫作創作與西洋雕塑創作在內的台灣新美術運動。而在文學方面,各種西方創作理論與社會主義等西方意識型態隨著日本殖民者所引進的文明開化而開始流傳進入台灣社會,自賴和開始而鹽份地帶詩人吳新榮與勞動詩人楊逵等往往具有左翼社會關懷意識的文學作家在全台各地不斷繼起,於是,這些文學書寫往往強烈批判日本統治與台灣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並因而具有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意識的社會寫實文學作品所代表的有別於舊漢詩等傳統中國文學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快速地風起雲湧。此外,隨著以農業與農產品加工業為主的殖民地台灣經濟的快速擴張以及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的建構鞏固,儘管日本殖民者仍然不允許做為被殖民者的台灣本島人接觸法律與政治等牽涉殖民統治權力的相關知識與實務領域,然而,為了補充維持鞏固台灣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所需要的農業、工業與醫學領域中高階專業技術人員並提供足以滿足在台日人與部份台灣本島人地主富商協力仕紳的高等教育等子女教育需求,一八九七年,於乙未戰爭之中飽受台灣南部瘴癘傳染病所苦的台灣總督府先是在台北城內設立了總督府醫學校,其後,隨著殖民地台灣蔗糖、茶葉與樟腦等農業與農產品加工業經濟的快速成長,一九二八年,台灣總督府進一步在台北城內正式設立了包括文政學部、理工學部與附屬農林專門部的台北帝國大學,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國大學合併了總督府醫學校而設立附屬醫學專門部,一九三九年,為了配合日本帝國的全面侵華戰爭以及隨時可能進一步爆發擴大的包括廣大陸地與海洋戰場的東南亞戰爭乃至於太平洋戰爭,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於是進一步在做為日軍南進基地的台灣設立附屬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的熱帶醫學研究所。

 

受到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控制的台灣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之下,以農業和農產加工業為主的台灣殖民地經濟快速發展,而台灣總督府為了訓練補充來台日本殖民者技術人力不足而推動的台籍學生就讀的公學校與日籍學生就讀的小學校之間日台高度隔離的小學初等教育義務教育以及經考試入學的學生仍以日籍學生為多數的各地公私立中學校與附設高等科使得台灣本島人民眾的算數與科學等現代知識水準與整體教育水準雖受歧視但亦頗有增進,許多台灣本島籍仕紳子弟乃至於優秀藝術家、知識份子與專業技術人才留學東京等日本各地大學者也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而日益增加,再加上台灣島西海岸縱貫線鐵路全線完工通車使得台灣南北各地的知識份子得以不時在台北等台灣各地聚會討論文化與時政,一如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開始出現了各種權利意識並產生了甘地等反對殖民統治的殖民地民權運動活耀人士,殖民地台灣的台灣本島人知識份子與部份地主仕紳也開始出現了日益強烈的權利意識,而政治意識型態或左或右的種種總是具有程度不一反殖民統治性格的民權運動也開始在殖民地台灣各地風起雲湧。

 

隨著以農業和農產加工業為主的殖民地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以及隨著日本明治維新文明開化的西方化現代化運動流傳進入台灣所帶來的現代化教育程度進展以及知識份子權利意識萌發,再加上日本本國隨著明治維新帶來的現代化工業與商業貿易經濟成長以及文明開化西方化現代化運動所連帶產生的城市勞資階級對立與農業農村社會受到壓抑等現代社會議題快速浮現以及或左或右的知識份子乃至於社會大眾權利意識高漲而進入大正民主時期,一九一四年起,留學日本東京的林獻堂、蔡培火與林呈祿等台灣本島人留學生發起組織了啟發會(後改為新民會),林獻堂等人隨即積極參與了日本伯爵板垣退助在台北組織主張消除日本人對台灣本島人差別待遇的台灣同化會並開始推動六三法撤廢運動,林獻堂等人並透過其機關刊物《台灣青年》與《台灣》發表文章爭取台灣本島人的政治與法律權利,林獻堂等人隨後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並於一九二一年二月間發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而展開直到一九三四年為止長達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樣在一九二一年,具有相對左傾與自由派改革派意識型態的總督府醫學校畢業醫師蔣渭水等人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得到阿罩霧林家林獻堂鼎力相助的台灣文化協會從此成為台灣本島人諸多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的大本營。一九二五年五月間,高雄鳳山大地主新式製糖廠大糖商業主陳中和為了擴展所屬新興製糖株式會社所需專屬甘蔗採收區與工廠等用地而要求轄下五十三名佃農交還佃耕農地,鳳山當地租佃矛盾於焉爆發,左翼農運工作者簡吉與黃石順等人於是發起組織佃農控制的農會組織鳳山農民組合以協助當地佃農反抗大地主的收地行動,一九二六年六月間,簡吉與台灣各地農運代表在鳳山召開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準備進一步串連各地農運力量組織全島性的農運組織,一九二六年九月間,簡吉與楊逵等人於鳳山宣布成立台灣農民組合並由簡吉出任中央委員長,同月,鳳山農民組合受到台灣總督府下令解散,多名幹部被捕判刑,在其後五年裡,台灣農民組合的各地支部不斷發動支援兩次中壢事件等各地各種農民運動並因此一再受到日警逮捕整肅。一九二七年年初,文協發生左右分裂並在左翼的連溫卿領導下轉而急劇左傾,蔣渭水等人遂退出新文協而另行成立台灣民眾黨。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在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全力支持下,台灣工友總聯盟在蔣渭水所題台北蓬萊閣會場門口「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的標語下正式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隨即介入全台各地的各種勞資爭議事件並一再為此發動地方性罷工與數度發起全島總罷工運動以爭取勞工權益。一九二八年四月間,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台共隨即積極參與介入新文協的各種活動以及台灣各地的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一九三○年八月間,林獻堂等人在台灣民眾黨之外另外組織傾向右派自治改革立場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然而,一九三一年九月間,在日本帝國軍部內部強烈支持軍國主義的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等關東軍少壯派軍官主導下日本關東軍策動了九一八事變,由於原屬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奉系軍閥而後改編為南京國民政府東北邊防軍的東北軍系主力部隊在被視為國民黨內軍閥混戰的中原大戰之後大部追隨張學良入關駐紮北平,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迅速地擊潰了駐紮北大營的南京國府張學良所部東北軍系留守東三省駐防部隊並隨即佔領了中國東北四省全境,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國內的極右派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勢力日趨強勢並逐漸整飭軍備以及對經濟、媒體和政治逐步擴大軍部軍事統制而準備走向全面侵華戰爭,日本本國的日本共產黨等左派勢力乃至於自由派勢力紛紛受到日本軍警特務的整肅逮捕,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亦於大正民主時期結束之後的一九三○年初期針對台灣民眾黨、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共產黨等殖民地台灣的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性格並經常傾向左翼政治意識型態立場的各種政黨與社運團體發動全面整肅逮捕。

 

一九三六年八月間,東京的日本帝國軍部在進攻蘇聯的北進政策與進攻中國乃至於東南亞的南進政策之間基於種種內外因素而決定選擇南進政策之後,日本帝國軍部隨即決定以台灣殖民地為南進基地,台灣總督府隨即在農業與農產加工業之外開始推動台灣的軍需工業發展並開始推動台灣本島人民眾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而展開皇民化運動,一九三六年九月間上任的軍人總督小林躋造亦於來台就任後隨即發表了「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統治台灣三原則。

 

在日本本國,隨著明治維新之後建立的現代化新式日本帝國海軍和陸軍在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與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之中接連擊敗羅諾曼夫王朝治下的俄羅斯帝國與北伐之後新近統一中國南北的南京國民政府新式部隊與東北軍等兵強馬壯的出身舊北洋軍閥系統而後獲得蔣中正主導的南京國府中樞眾多財政與軍備支持的地方軍系部隊,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因此意氣風發而政治氣勢蒸蒸日上並一再迫使因為過於複雜而高度遠離日本人民日常生活議題的藩閥政治與政黨政治運作而失去日本人民信任的日本政壇不得不屈從日本軍部意志而支持其對華侵略戰爭甚至容許其開始針對對太平洋美軍作戰以及對英法荷等國東南亞作作戰進行參謀規劃作業。一九三七年六月間,具有法西斯主義右派軍事獨裁政黨性格並支持與德國納粹黨和義大利法西斯黨組成軸心國反共聯盟的日本政黨大政翼贊會創始人創始人近衛文麿首度組閣,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隨即發表言論主張先予以南京政府武力打擊以清除日軍對俄作戰的後方威脅,其後未久,七月七日,繼一九三三年間日本關東軍攻佔東北軍系湯玉麟部所控制的熱河之後復在長城各口抗戰慘勝分屬南京國府東北軍系、西北軍系與中央軍系的華北北部長城一線各路中國守軍之後根據《溏沽協定》在冀東二十二縣扶殖親日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之後,由於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決定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俾停止內戰、共赴國難而準備共同抗日並為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接連國仇家恨雪恥復仇,為了搶在國共兩黨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構起中國抗日政治聯盟與軍事聯盟而使得中國華北抗日守軍力量在中原大戰的嚴重內耗與深刻裂痕之後再度得到軍事整備與政治準備之前儘快儘可能地擴大對華侵略戰果,駐紮華北的日本帝國支那屯駐軍藉口參加演習日軍失蹤欲進入仍由原屬西北軍系的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軍控制的宛平縣縣城搜索被拒而對駐守蘆溝橋的中國守軍發動進攻,日本帝國的全面侵華戰爭與中國國共兩黨的抗日戰爭於是隨著七七事變爆發而全面爆發。其後,由於中國國共兩黨部隊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採取了「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略而陷入廣大中國戰場的總體戰戰爭泥沼,日本帝國關東軍與中國派遣軍在兵力最多之時一度牽制了日本帝國高達兩百萬海陸大軍,軍火與軍需物資消耗甚鉅而日本經濟亦因此快速衰退而必須實施統制經濟與民生物資配給制度,在華日軍的兵員消耗尤鉅而甚至必須徵發未成年男子未經完整訓練就開赴中國戰場投入前線作戰,為了補充在中國戰場上龐大的石油等軍火與軍需物資消耗,日本帝國軍部於一九四○年趁著法國受到納粹德國派遣裝甲師團越過馬其諾防線南端防禦薄弱的阿登森林高地發動西線閃擊戰而快速戰敗並不得不自敦克爾克將法國戰場上的殘存英法兩軍撤出法國本土之際抽調部份廣東等中國華南地區的日本軍隊攻佔了法屬印度支那殖地北部,控制印尼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荷蘭以及控制英屬婆羅洲殖民地、英屬馬來亞殖民地與英屬緬甸殖民地的英國均因此受到震撼,一度掌握美屬菲律賓殖民地的太平洋新興海上強權美國於是出面要求日軍撤出法屬印度支那,美國、英國與荷蘭並聯手切斷對日石油出口以向日本施壓要求其退出法屬印度支那,為了控制進行中國戰場戰爭所必需的石油供應,日軍遂決定對美英荷三國開戰以佔領控制菲律賓、英屬馬來亞、英屬婆羅洲與荷屬東印度的豐富石海蘊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帝國海軍大部隊未宣而戰襲擊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基地所在的夏威夷珍珠港,日本海軍與陸軍隨即在珍珠港事變之後快速地對美軍控制下的南太平洋各群島發動進攻,太平洋戰爭爆發,十二月八日,美國羅斯福總統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正式宣布對日宣戰。

 

隨著日本帝國規模龐大近兩百萬海陸大軍在廣大的中國戰場深陷泥沼以及珍珠港事變與太平洋戰爭的因之爆發,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於一九四○年公布《更改姓名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氏並自一九四一年起推動「皇民奉公運動」而進一步加強推動皇民化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日本軍隊再度深陷太平洋戰場並在中途島戰役之後開始在南太平洋各群島逐漸陷於被動挨打的被動守勢之後,為了補充南洋戰場的軍伕與士兵兵員以及補充日本本土的軍火工廠勞動人缺口,日本帝國軍部於是透過台灣總督府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自一九四三年起在台灣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其後更自一九四五年起在台灣全面實施徵兵制。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德國向美蘇等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戰鬥正式結束。為了儘快結束造成太平洋戰場美軍傷亡慘重的太平洋戰場與日本本土戰場日軍的頑強抵抗,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自馬里亞納群島提尼安島的美軍北田空軍基地起飛的B29戰略轟炸機在日本九州廣島投下了美國透過曼哈頓計畫在理論物理學家歐本海默領導下由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研發而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戰運用的原子彈;八月九日上午,自北田空軍基地起飛的美軍B29戰略轟炸機在日本九州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八月八日午夜十一點,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日本駐蘇大使通告蘇聯已向日本帝國宣戰,八月九日凌晨,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蘇聯軍隊根據美英蘇三國於同年二月間簽訂的《雅爾達協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由蘇軍外貝加爾方面、遠東第一方面軍與遠東第二方面軍等三個方面軍兵分三路全線進攻駐防日本帝國在中國東北地區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傀儡國家偽滿州國的日本帝國關東軍。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國昭和天皇要求軍事參議官會議接受同盟國在《波茨坦宣言》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停戰條件,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點,昭和天皇以錄音電台廣播的方式向日本全國發布《終戰詔書》宣布日本政府決定遵從同盟國集團的無條件投降要求。

 

日本帝國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九月二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了《一般命令第一號》,其中規定滿洲以外的中國戰場日軍以及台灣和越南北部日軍向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領導人、重慶國府最高軍政領導人與特級上將蔣中正投降,蔣中正隨即任命曾經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重慶國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做為負責受降事宜的全權代表,何應欽則委派曾經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國府政學系將領陳儀為台灣受降代表,十月二十五日,日方代表台灣總督兼日本帝國陸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依《一般命令第一號》在台北公會堂向中方受降主官陳儀投降。長期受到日本殖民統治欺壓的台灣仕紳與廣大民眾原本歡欣鼓舞地慶祝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回歸祖國中國,然而,一如重慶國府分派中國大陸本土各淪陷省份的接收大員與下屬官員往往貪贓枉法而被戲稱為五子登科的掠奪分贓現象,接收因此淪為劫收而國府派往淪陷區各省份的接收大員與相關下屬官吏也因此被譏為有如原始人種的重慶人,陳儀來台接收與接任台灣省行政長官之後任用私人而竟出現日殖時期的台灣總督府與各級政府和公用事業高官悉由隨陳儀來台朋黨瓜分而台灣本省籍人士突破日殖時期僵固的族群隔閡獲得晉升者極寡的荒謬現象,再加上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不顧八年抗日戰爭造成民生經濟凋幣與法定貨幣法幣嚴重通膨的財政金融危機同時也不顧美方已因不願繼續在二戰結束之後繼起的美蘇意識型態對抗之中消耗人力物力並希望加速復員而與蘇聯簽署《雅爾達協議》的厭戰情緒而執意不惜再度發動國共血腥內戰也要完成其個人與政黨統一中國的政經權力野心,國共兩黨歷經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之間的重慶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之後終究從「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實質控制線地盤爭奪局部衝突上升為戰火蔓延全中國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內戰,為了籌措進行第二次國共內戰所必需的龐大軍費與軍需人力物力,還都南京而以蔣中正為中央軍政經系統最高領導人的南京國民政府於是不得不在自古向來富饒而當時均屬新復淪陷區的台灣與中國東南各省大舉徵發米糧與蔗糖等軍需物資和經濟物資以及大量徵召補充兵員,國共內戰緊接著在八年抗戰之後全面爆發的軍需物資需求與財政需求所成的軍需物資徵收與軍費加稅開徵使得台灣與中國東南各省等已因八年抗戰而面臨嚴重經濟衰退的國統區省份經濟面臨崩潰且民生極度困難而幾至於無米為炊,而陳儀等國府派赴淪陷區各省的接受大員被譏為劫收的貪污掠奪行為更激起台灣人民等中國各地各省人民的強烈不滿情緒,重慶與南京等中國大陸國統區各省市相繼出現了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右派軍事獨裁統治的激烈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以及明確主張「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與「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反運動激烈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於前一日傍晚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天馬茶房發生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專賣局台北分局私菸查緝員以及警察與憲兵處理私菸問題不當造成緝菸血案,因為陳儀與國府官員來台接收之後任用私人與貪腐惡劣而積怨已深的台北市等台灣社會各地迅速爆發了主要為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但也包括了由謝雪紅等舊台共人士與多屬舊台共人士的中共台灣省工委所領導的二七部隊等武裝起義行動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大多由清代至日殖時期台灣各地地主等已出任國府台北市參議會參議員與高雄市參議會參議員等各地參議會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以及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等台灣仕紳很快地組成了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以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其全台各地分會,來台接收之後大量任用私人與嚴重貪污腐敗而最終直接導致官逼民反釀成巨禍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敷衍回應台灣仕紳所組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陳儀另方面則為了掩過飾非而向南京國府中樞謊報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煽動暴動起義以及謊稱部份舊台籍日本兵返台之後煽動台灣群眾脫離中國獨立,南京國府領導人蔣中正遂下令原已在抗戰後在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與召開軍事整編會議推動國共兩黨軍隊整編之下根據《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而受到裁編的舊國府軍川軍系將領劉雨卿以整編師的準軍級部隊員額與裝備自行復編整二十一師趕赴台灣鎮壓,台灣仕紳所組織的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以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其全台各地分會的相關成員乃至於眾多打抱不平而參與抗議抗爭活動的全台各地台灣民眾於是隨即紛紛受到陳儀、彭孟緝與劉雨卿等人所部國府軍隊的血腥整肅。

 

由於南京國府軍隊在第二次國共內戰華北戰場與東北戰場的接連失利以及一再損兵折將,龐大的戰爭軍需耗費與兵員消耗使得抗戰勝利之時經濟情勢已經極度衰退的國府統治區經濟進一步因為國共內戰的戰爭動盪而進一步難於復員與恢復成長甚至進一步陷入動亂衰退,而南京國府在抗戰末期已經面臨嚴重通貨膨脹而瀕臨破產的財政情勢也進一步惡化,為了挽救法定貨幣法幣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連帶的經濟發展與民生經濟隨之快速惡化,南京國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廢止法幣流通而改為發行金圓券,為了監督中國大陸國統區的金圓券發行與要求城市中產階級與城市資產階級將所儲蓄的金銀外匯等具有貨幣發行準備性質的貴金屬與可做為國際清算單位的國際強勢貨幣兌換為金圓券,南京國府總統蔣中正向中國大陸國統區各大城市派出了經濟督導員,其中,做為中國金融中心的上海的正督導員為俞鴻鈞而副督導員則為蔣經國。然而,由於南京國府在國共內戰東北戰場、華北戰場與華中戰場的軍事情勢一再惡化,其中,在東北戰場上,繼中共所組織東北民主聯軍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開始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之間接連發動東北夏季攻勢、東北秋季攻勢與東北冬季攻勢而將東北戰場上的包括新一軍與新六軍等抗戰時期接收美援美械裝備所組建的滇緬遠征軍主力部隊在內的國府軍隊壓縮至擁有大量防禦工事的長春、瀋陽與錦州等互不聯繫的東北地區主要城市據點,金圓券正式發行後不久,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中共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發動遼瀋戰役(遼西會戰),十一月一日,中共解放軍攻克瀋陽,十一月九日,南京國府東北剿總副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指揮東北戰場殘存國府軍隊自葫蘆島經海路撤退關內,十一月十日,中共解放軍攻佔錦西與葫蘆島。遼瀋戰役結束後,華中戰場的國府軍隊復又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之中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與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分別被分割聚殲而覆滅於雙堆集與青龍集—陳官莊,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南京國府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率二十五萬北平守軍開城投降,平津戰役結束。其間,由於南京國府華中剿總司令、桂系將領白崇禧於國府黃埔系土木系將領黃維與胡璉所部第十二兵團覆滅於徐蚌戰場上的雙堆集之後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十二月三十日接連發出亥敬電與亥全電要求蔣中正下野以利國共南北重啟談判,杜聿明所部南京國府中央軍系徐州集團美械化精銳部隊覆滅於徐蚌戰場上的青龍集—陳官莊之後,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宣布通電下野並由桂系的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以俾重啟國共和談,蔣中正並於同日飛往杭州並於隔日轉赴其故鄉奉化溪口,此後,蔣中正在溪口架起眾多無線電台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黃埔軍系最高領袖的身份指揮南京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漸次向台灣移轉,通電下野前夕,蔣中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任命其嫡系黃埔系土木系將領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以便全權控制台灣軍政情勢並全面掌握撤台軍隊整編與撤台軍民人員出入境管制,一月十日,蔣中正命蔣經國赴上海轉告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政府庫存黃金外匯密運台灣。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陳誠正式赴台就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之後,其後,為了穩定台灣社會經濟情勢與增進糧食等農業生產以及穩定包括許多貧苦佃農在內的台灣民心不要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進一步厭惡中國國民黨主政的國民政府而倒向中共方面,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陳誠公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而正式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政策。同樣地,為了化解法幣與金圓券接連爆發惡性通膨所造成的中國大陸國統區與台灣島上的財政金融危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陳誠公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以運台南京國府中央銀行黃金、白銀與外匯等儲備之中的八十萬兩黃金為貨幣發行準備而發行限制發行總額為兩億元的新台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深夜,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自四川成都搭乘中美號總統座機離開中國大陸本土轉赴台北,國府政權中樞自此正式播遷台灣。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在台北宣布復行視事與復職總統。儘管除了仍在試圖守住海南島的國府軍薛岳部、仍在試圖守住康區西昌的國府軍胡宗南部以及退入滇緬邊境緬北地區試圖為國府的反攻大陸保住大陸本土西南一隅反攻基地的國府軍李彌部之外國府軍隊的防禦區域已經大幅縮小至台灣海峽正面南北一帶而較易於籌措海軍與陸軍防禦作戰,然而,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西昌失守,胡宗南搭機轉赴台北,五月一日,海南島失守,薛岳所部多數國府軍粵軍系部隊的海南島守軍搭船撤退台灣並在高雄港登陸而在登岸後立即接受繳械整編,中共解放軍在如迅雷般掃蕩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之後隨即在台灣海峽對岸正面的福建一帶集結了葉飛所指揮超過五十萬大軍隨時準備進攻遷台國府治下的台澎金馬,台灣島上的軍事情勢與政治情勢仍然存在不穩定因素,而二二八事件之後向來不信任中國國民黨及其所主政的國民政府的台灣民心也依然未能完全安定。

 

蔣中正宣布復行視事之後未久,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隨即重新審視台灣島與台灣海峽在東亞冷戰中的戰略地位並再度重新審視調整對遷台國府的政策,美國杜魯門政府由是轉而宣布台灣地位未定與決定協防台灣,美國杜魯門政府隨即於六月二十七日派遣駐紮日本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一九四九年年初國府繼兵敗東北遼西戰場之後復又在華中徐蚌戰場陷入中共解放軍二野與三野重重包圍難於突圍保存力量之後已經全面中止的包括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在內的美國援助亦自韓戰爆發隔年的一九五一年起全面恢復,其後,韓戰停戰協定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簽署之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國艾森豪政府與台北國府正式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在台灣島上,韓戰爆發之後未久,遷台國府與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五○年七月十八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案》而展開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以便全面重整中國國民黨黨內紀律以及嚴厲整飭遷台國府各級黨政軍官員的官箴紀律,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同時也使得蔣經國得以進入中國國民黨權力中樞並開始逐步確立鞏固其接班地位。

 

韓戰爆發與美援恢復之後,美國政府所提供每年約一億美元的美元貸款使得遷台國府發行的新台幣有了更堅實且依二戰後的《布列敦森林協定》國際金融體系而以一盎司黃金兌換三十五美元的固定匯率而具有美元本位國際金融清算單位以及世界各國貨幣發行準備性質的強勢國際貨幣美元的支撐從而使得新台幣幣值更加穩定,遷台國府治下的台澎金馬地區的民生物價於是因此趨於穩定而通膨情勢繼新台幣以國府央行運台黃金等儲備之中的八十萬兩黃金為準備正式發行之後進一步趨緩,新台幣幣值穩定與通膨情勢趨緩更進一步促使台灣社會的銀行與各類儲貸機構的利率水準逐漸趨於穩定且可預期而亟需金融融資支持其固定資本投資等資本投資的農產加工業以及民生輕工業乃至於鋼鐵等重工業等各項經濟投資生產亦因此得以得到穩定的金融融資條件而得以快速發展而台灣經濟亦因此得以有效利用遷台國府治下的台灣被納入東亞冷戰美蘇集團對抗意識型態鬥爭之中的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陣營而對台灣開放的美國國內市場而加速擴張成長。

 

韓戰爆發之後,隨著美國對遷台國府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再度流入台灣,遷台國府美援運用委員會也恢復運作,在美援經費支持下,遷台國府陸續推動了包括德基水庫、南部火力發電廠、西螺大橋、中橫公路與中興新村等有利經濟發展的各項基礎建設,此外,遷台國府也運用美援興建了東海大學與台灣大學圖書館等眾多新建大學校舍,遷台國府並運用美援建設全台各地鄉鎮市區衛生所與編訓各地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這些公共衛生設施的設置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的建制讓在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六○年代中期之間得以在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長期資助下進一步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推動的全球瘧疾根除計畫並於一九六五年得到世衛認證正於列入瘧疾根除地區,而在美援支持下的台灣根除瘧疾公衛計畫成就讓許多參與台灣瘧除根除工作的防疫醫師與公衛專業人員走出台灣參與了世界衛生組織與泛美衛生組織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亞、非、拉美第三世界的瘧疾根除計畫乃至於黃熱病防治計畫等全球健康治理專業公共衛生工作,而在台灣社會內部,這些公共衛生設施的設置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的建制讓台灣得以有更健康的人口與勞動力來源並得以運用這些身體健康且生活環境亦健康衛生的人力資源與社會資本投入經濟生產而進一步推升台灣的經濟成長發展。

 

隨著韓戰爆發之後美國軍經援助再度流入台灣與遷台國府,美國以及二戰後盟軍佔領下工業經濟開始逐步恢復生產的日本也相繼對台灣開放農產品、農產加工產品乃至於紡織品等輕工業製造業產品市場,再加上美國援助下透過國際合作總署與經濟合作總署所展開的美國工業技術轉移與技術開發合作,台灣經濟開始恢復成長發展。為了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與稻米糧食生產以及取得戰後初期國際市場上價格一度高漲的稻米餘糧以供出口換匯,在陳誠主政台灣省政府之時自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開始推動的三七五減租農地租佃關係改革政策的紮實穩健農業與經濟政策基礎上,遷台國府自一九五一年起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一四三條開始透過台灣土地銀行推動將抗戰勝利後台灣省政府所接收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所控制土地放領給無地農民取得農地所有權的公地放領政策,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遷台國府總統蔣中正以總統令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進一步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全面土地改革政策,地主除保留水田三田或旱田六甲之外,地主所有超額出租耕地與附屬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與林木等地上地著物基地公共用地由政府徵收,徵收補償七成為政府發行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加年息百分之四均等償付,其餘三成則為一次性給付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四大公營事業股票,土地資本遂因此大幅度轉換為可以轉供由地主資產階級轉型而來的中小資產階級資本家發揮企業家精神與企業經營管理與創新研發能力進行農產加工業與民生輕工業投資之用的各種金融資本。

 

韓戰爆發之後,基於東亞冷戰的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內部政經穩固的東亞第一島鏈親美政府盟國與冷戰前線美軍駐軍基地,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改變了戰後初期以拆解日本工商業大財閥以瓦解日本戰時軍事重工業生產能力並預防日本軍國主義再起而再度恢復東亞和平的對日政策方針,並轉而推動逆進程以建構日本列島成為美軍的東亞冷戰第一島鏈前線與後勤陸海空三軍最大駐軍基地,而韓戰爆發也使得前往釜山戰場與仁川戰場等朝鮮半島兩韓軍隊對抗前線作戰的美軍等盟軍必須就近尋找龐大作戰部隊所需要的被背與糧食乃至於各式輕重軍火等軍需物資與軍事裝備的生產供應來源,韓戰特需再加上逆進程終止了將使日本幾近全然去工業化的工商業大財閥分拆指令均使得戰後盟軍佔領下的日本終於有了重新發展輕重工業的難得契機,戰後百業蕭條而失業率長年居高不下的日本列島也終於得到了重新發展輕重工業以及商業貿易等製造業經濟生產與對外貿易經濟活動,到了一九五○年代中後期,快速發展並已然開始建立自主的工業與科技研究開發能力的日本經濟已經開始被日本當地經濟評論家讚譽為「神武景氣」。而在日本以外的東亞各地,與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結盟的中華民國—台灣與新加坡等東亞各地,由於韓戰後迅速復甦並進一步快速日本經濟領頭所帶來的區域經濟雁行理論區域產業生產鏈依照要素秉賦差異與比較利益法則接續發展以及戰後初期佔全球國民生產毛額之半的美國逐步對歐洲西部與東亞第一島鏈等全球各地冷戰盟國開放美國國內市場使得日本以外東亞各地美國盟友的經濟生產以及區域與跨太平洋和跨印度洋國際貿易也隨之在韓戰爆發之後接連迅速發展。

 

 

農產加工與進口替代—國際貨幣基金與加工出口區—重工業—科技產業—地方自治與地方派系如台中紅黑兩派輪政

 

後冷戰—中國熱,墨西哥披索危機—震撼療法與俄羅斯盧布危機—泰銖與亞洲金融風暴

 

網路泡沫—非理性繁榮—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風暴—歐債風暴—ECFA

 

後冷戰之後—全球南方與西歐美國全球北方國家內部的反全球化運動—瑞幸咖啡—溫州等地光伏與造船產業鏈重整—如意服飾—小米重整—有如美國佛羅里達房地產泡沫以及儲貸機構危機

 

去產能與一帶一路—美中貿易戰等美國全球貿易政策調整如德國福斯和日本鋼鐵

 

後疫情經濟—供應斷鏈—海運塞港—通貨膨脹—恆大等房地產盤整—中國內外以人民幣或美元等國際強勢貨幣計價債務違約危機

 

台灣未來一個時期後疫情經濟情勢,抒困振興—社會救濟—新冠後遺症長照與長期防疫,未來長期後現代經濟情勢如華為案與美歐晶片等科技戰略重整與自有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全球環境議題與相關貿易議題浮現—供應斷鏈與游資散戶湧入房地產市場

 

慢活宜居創意創新城市,內科交通—環境公園—老城區文化觀光自行車廊道—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文創市集

 

 

也談當前台北市長應該具備的能力與願景視野。

(文化保存不只是慎終追遠與追憶歷史,也是了解在地過去曾有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文化創造及其氣候、地理與動植物相等自然風土與人類經濟基礎的過往可能形式籨而有助於未來文化創意與各種產業創新的參考啟發)

 

 

 

個人相關舊文分享

 

 

 

待續。

 

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關於新竹縣市合併升格以及《地方制度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變革的一些個人看法

摘要

個人認為,新竹縣市的開發史迥異而非連續發展而來,直接談合併牽涉閩客城鄉議題而易有情緒,何況現下新竹縣市總人口也不足升格,因人設事的合併又連帶閩客城鄉對立情緒與造成地方對立不安也反而不利民進黨而有利國民黨籍的現任新竹縣長楊文科,苗栗也有山海閩客輪政傳統,個人以為,還是應該先從科技業發展需求整合大新竹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為宜並調整現有地制法與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的城鄉差別待遇而只看人口數與面積和階段性發展策略機動調整分配,合併與否應稍後再視當地民意與發展需求再從長計議。一點淺見。


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小評民進黨台北市立委高嘉瑜受到家暴一案的一些相關社會現象觀察

 待續。

小評本土歷史劇影集《茶金》所提及國府遷台前後新台幣貨幣改革等財政經濟變革政策的歷史脈絡與經濟邏輯

近來,台灣本土歷史電視劇《茶金》的劇情之中提到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由出身以蔣中正為領袖的國府軍黃埔系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政經系統的南京國府台灣省主席、黃埔系土木系名將陳誠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實施的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實際上乃為美國經濟顧問所建議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激烈爭議,個人認為,戰後台灣史的發展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英蘇三強之間鑑於美軍在太平洋戰場損失極為龐大並可預期將因對日作戰轉入日本本土決戰之後勢必更為慘烈且可能不利於美國社會持續支持對日作戰並因此為了請求蘇聯大軍在針對納粹德國的歐陸戰場告一段落後儘快投入蘇聯大軍參與東亞地區的對日戰場以減少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傷亡數字快速上升而簽訂的《雅爾達密約》為開端的戰後美蘇兩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社會制度之爭與意識型態鬥爭所引發的全球冷戰與東亞地區的國共內戰的全面高度影響,陳誠所主導的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與新台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同樣地也必須在二戰後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脈絡下來加以理解分析才能夠還原歷史發展脈絡,同時,也必須對於清代中葉以降的中國各地與新開墾的台灣島的農業與土地問題等經濟史以及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原理有所理解後才能加以真正有意義地分析其政策理路也才能據此真正有意義地進一步評論其政策合適性以及其政策的經濟邏輯與社會經濟成效優劣與否。

 

先談談電視劇《茶金》相關情節與廖運潘先生原著自傳《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相關段落的差異問題,廖運潘先生原著所提及的是「陳儀來臺後,把過去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券,以一對一的比率改為臺灣省營臺灣銀行發行的臺幣,臺幣與中國通貨法幣的匯率採取非常不合理固定制,使臺灣經濟受到重大損失,國民政府來臺不到半年就使臺灣經濟陷入空前的混亂狀態。」、「岳父自弱冠年華直至不惑,從事各種事業一貫以借貸獲取所需資金……借錢造林由老父擔待,創設茶廠獲得三井農林大力後援,戰後茶葉混亂時期得到怡和洋行全面支持,一切順利,尤其臺幣大貶值反而給他帶來許多利益,所以他把借債看做尋常,甚至在國民黨政權脆弱的財政架構下是有利可圖的行徑。……當時地下錢莊吸收資金的日利高達二%……在物價天天波動的時期看似相當合算……到了貨幣改革時,累積債務推算二百億,折算新臺幣約五十萬元。這個債務可謂不小,但以當年岳父財產來講並非可怕的數字,處分臺北店和一家茶廠或五分之一造林地便能夠擺平。可惜岳父堅信國民政府財政必敗,他先把利息逐步減低為月息六%,企圖以茶廠利潤和林班木材收益來抵償債務,但新臺幣不按照岳父如意算盤遽貶,每個月三萬元固定支出等於一百個員工薪水,這一年茶市開始低迷,對竹南木材獲利的期望亦未達理想,岳父陷入以債養債的窘境。」以及「岳父錯估國民政府新臺幣改革的決心,認為其必定舊病復發而重施故技,三年後本來限定二億元的發行額突破了七億,物價指數上漲五‧五倍,可見岳父的判斷並非完全錯誤,只是其貶值速度趕不上利息,尤其是當年高利和複利孳生之快乃是他的悲劇所在。」

 

清末民初,中國的貨幣基本上採取銀本位,包括中國本土開採鑄造的銀兩與隨著從事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的西班牙帝國與從事經麻六甲海峽的西歐、印度、南洋諸島與中國之間跨印度洋與西太平洋貿易的葡萄牙帝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航海強權國家遠航東來所鑄造攜來中國進行貿易使用的銀圓,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均曾經鑄造銀圓,各地銀行與各地政府亦不時有發行紙幣者,惟各地紙幣的流通性與認受性不一,僅有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認受度普遍最高。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定都南京而由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先是於一九三三年規定廢兩改元而一律以銀圓為貨幣單位,一九三五年,南京國民政府進一步頒布《財政部改革幣制令》並明訂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與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國家信用法定貨幣「法幣」,市場上的銀圓一律以一法幣兌換銀圓一元的匯率收歸國有,法幣的外匯匯率初與英鎊掛鈎而後改為與英鎊和美元掛鈎,截至一九三七年夏季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之前,法幣的總發行量不超過十四億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儘管撤往重慶的國民政府曾經分別自英國與美國獲得超過一千萬英鎊與五千萬美元的國際強勢貨幣貸款以做為貨幣發行準備卻仍不足以支持法幣匯率,除了日本在淪陷區針對法幣的種種破壞行動之外,為了因應龐大的對日抗戰軍費需求所帶來的財政支出快速增長,重慶國民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幣發行量以俾向民間取得戰爭必需物資,對日抗戰勝利之時,法幣的總發行量已然增加四百倍而達到五千五百六十九億元,重慶國民政府甚至不得不在其控制區中國西南各省種植提煉鴉片並將之輾轉銷售於淪陷區以便籌措龐大的抗戰軍費。

 

抗戰勝利後,隨著二戰後美蘇全球冷戰意識型態對抗在歐洲東部與亞洲各地乃至於非洲與拉丁美洲各地全面展開,中國的國共內戰亦再度爆發,抗戰末期早已捉襟見肘的國民政府財政在還都南京與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後更因為長江流域的嚴重水患造成糧食大幅減產而更加顯得極度困窘,中國國民黨總裁與黃埔軍系最高領袖蔣中正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八年對日抗戰後財政已然困窘的嚴峻財政情勢之下為了籌措國共內戰復起所必然帶來的龐大軍費開支遂不得不任意大量發行法幣,一九四七年年初法幣發行總額已為三兆五千億元,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更是快速暴增到十兆元以上,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間,法幣發行總額相較於抗戰勝利之時又增加超過一千倍而來到了六百零四兆元,一如威瑪共和時期佔領魯爾危機之後的德國馬克惡性通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區民間幾乎無法正常流通使用法幣,只能以金銀等貴金屬進行交易而甚至於必須以物易物,法幣紙鈔形同廢紙以至於甚至曾有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做為造紙原料並因此獲利。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南京的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國府行政院長翁文灝與財政部長王雲五所擬就的金圓券貨幣改革方案,同日下午,翁文灝召開行政院會議通過幣制改革方案,同日稍後,根據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南京國府總統的緊急處分特權,蔣中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並同時公布《金圓券發行法》,宣布發行金圓券並同時停止發行法幣,同時也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金圓券發行法》規定金圓券折合法幣三百萬元與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而台灣省幣及新疆幣的處理辦法則由行政院另定,《金圓券發行法》同時也規定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銀幣等貴金屬與美元等外匯硬通貨,並規定持有上述貴金屬與硬通貨者限於九月三十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南京國民政府並試圖透過法令凍結物價,其中,派往上海的經濟管制督導員以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為正督導員而以蔣中正之子蔣經國為副督導員,大多數城市中產階級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選擇服從政令將所儲蓄的金銀外幣兌換為金圓券,資本家也在龐大的政府壓力下不情願地將部份資產兌換為金圓券以圖交差了事,在上海,蔣經國大肆發動嚴厲的「打老虎」運動並將部份不服從政令的資本家甚至包括蔣中正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北伐途中針對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的北伐軍之中的中共黨員所發動的清黨的老夥伴與上海青幫老大上海皇帝杜月笙之子杜維屏收押入獄以至於槍斃以俾殺一儆百,深受南京國府浮濫印製發行法幣之害的國統區中國人民對於金圓券的信心一度稍振,然而,事實上,金圓券自始並無貴金屬或硬通貨做為實質有效的發行準備,加上法幣退出流通之時的發行總額為六百六十三兆,以三百萬法幣折合金圓券一元計算,法幣發行總量應僅折合金圓券兩億二千一百萬元,但金圓券一開始就明訂發行量為二十億元,形同金圓券一登場發行就直接根據南京國府所制訂頒行的相關法令法定地製造了高達法幣末期九倍餘的通貨膨脹,金圓券正式印製發行之後,隨著南京國府在國共內戰之中的東北戰場、華北戰場和華中戰場軍事一再接連失利,南京國府內部政治鬥爭因內戰失利復又再起,此外,南京國府的對美外交等國際外交工作亦隨著軍事失利而飽受華府方面質疑蔣中正為中國國民黨總裁與中華民國總統的南京國民政府的有效統治能力以及軍事、經濟與政治維持能力並因此開始凍結對南京國府的經濟與軍事援助,龐大的軍費與軍需物資需求再度對金圓券的幣值與南京國府的財政經濟情勢造成不可承受的重壓,蔣經國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辭去上海區經濟管制副督導員,十一月十日,蔣中正面諭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庫存金銀……應即密運台、穗等地分存」,南京國府中央銀行實際上依令將兩百五十萬兩黃金祕密運往台灣保存,十一月十一日,南京國府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而將第十二條改為「金圓券發行總額另以命令定之」而取消了金圓券發行總額的法律限制,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國府行政院長翁文灝辭職並由孫文之子孫科繼任,十一月三十日,金圓券發行總額猛增至三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物價暴漲而幣值暴跌,國統區民生陷入無米為炊的嚴峻困境,一如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美國股市在黑色星期二忽然崩盤之後餘波盪漾所造成的全球經濟全面大衰退的經濟大恐慌時期在紐約等美國重要金融重鎮都會陸續出現的眾多金融投機投資客乃至於部份城市中產階級的跳樓與跳橋自殺浪潮,上海地區因南京國府法定貨幣金圓券貨幣幣值一再驟貶而傾家盪產的許多年輕金融投機投資客乃至於因為通膨而身無分文、無以為生的許多中產階級民眾因此而絕望投黃浦江自殺以至於南京國府一度必須立法明文禁止自殺,民間喪家將已無實際市場交易價值的金圓券做為廉價冥紙焚燒者亦所在多有,十二月三十日,金圓券發行總額再度暴增至八十三億二千萬元,國共內戰華中戰場的總決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進行到杜聿明與黃維所部國府軍最後有生戰力最終被中共二野與三野部隊分別圍殲的一九四九年一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已然達到二百零八億二千二百萬元,其後,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金圓券發行總額再度增加到五百零六億四千四百萬元,三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來到一千九百六十億六千萬元,到了中共集結甫清理完東北戰場、華北戰場與華中戰場的二野、三野與四野人民解放軍大軍發動渡江戰役的一九四九年四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更是暴增至五兆一千六百一十二億四千萬元,渡江中共解放軍在攻陷南京後進圍上海的一九四九年五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在一個月間暴增十四倍來到了六十七兆九千四百五十八億元,中共解放軍攻佔上海並逐步向江南各省與西南各省追亡逐北追擊國府中央軍與各地方軍系殘部的一九四九年六月間,金圓券發行總額相較於一個月前的五月間再度暴增兩倍來到了一百三十兆三千零四十六億元,市場物價已然由每日漲價發展到一日數價的極度惡性通膨情勢,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遷往廣州並改以山西地方軍系領袖晉軍領袖為行政院長的國府行政院宣布停止發行金圓券而改為發行銀圓券取代,然而,此時國府國防部已由廣州再度向西遷往重慶並展開川西決戰的作戰部署,中共解放區人民政府以戰局考量宣布廣州與重慶所發行的銀圓券日後將不予收兌,殘存國統區的社會經濟情勢因此更陷動盪恐慌。

 

而在同一時期的戰後初期台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南京國民政府依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並授權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於九月二日的受降儀式上發布通知日方知悉執行的《一般命令第一號》接管台灣之後,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鑑於第二次國共內戰在抗戰勝利後立即「關內小打、關外大打」地一再打打談談、談談打打而始終戰雲密布並最終在南京國府於一九四六年六月間調集三十萬大軍全面進剿位於湖北宣化店一帶抗戰時期中共游擊隊所建立的中原軍區並迫使李先念等人所部中共中原軍區部隊策動中原突圍而全面爆發之後南京國府所統治的中國大陸國民黨統治區域軍事與政治情勢一直極為緊張,以及鑑於國共之戰戰雲密布連帶使得南京國府的財政金融情勢極不穩定而南京國府在其抗戰勝利後統治區域內所發行的法定貨幣法幣與金圓券的幣值與物價自然隨之極不穩定而通貨膨脹極為嚴重,南京國府行政院決定不在台灣流通使用法幣與金圓券而是授權委託臺灣銀行發行後來被稱為舊台幣的「臺幣」並以一比一的比例兌換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臺灣總督府為了支付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龐大的戰時與公務支出所發行毫無發行準備的臺灣銀行券(武尊千圓券)近七億以及原本已經發行的臺灣銀行券,舊台幣初始的發行總額總計近三十三億元,由於同樣缺乏發行準備,加上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南京國府在包括在新近收復的台灣在內的統治區域內大肆收購徵收軍需物資並因此幾無限制地一再擴大發行法幣與金圓券等南京國府法定貨幣以支應快速擴張的龐大軍費支出使得台灣等國府統治之下的原本向來極為富饒的江南與華南各省的民生物資供應吃緊而物價騰飛並因國府浮濫發行法定貨幣而造成極為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財政金融問題,其中,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歷經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而剛在戰後由南京國府接收而回歸中國政權統治的台灣,戰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南京國府因應國共內戰龐大軍需壓力的種種要求命令之下強行加徵糧食實物稅並將大量台灣人民賴以維生的米、布、鹽和糖等民生物資透過接收日產等方式而來的諸多省營公營企業統制獨佔徵收後無償地捐輸給台灣省貿易局並由其進一步轉輸大陸以資助鐵了心趁著戰後中共在華北與東北實力尚未壯大而蘇聯忙於在東歐各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而力有未逮無法全力支援中共之際藉機發動內戰統一中國的戰爭軍需與軍費,而台灣省營公營企業因此出現的龐大虧損與掏空問題則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命令臺灣銀行擴大政策性放款給各台灣省營公營企業以便其週轉資金,臺灣銀行為此不得不一再增加印製舊臺幣並因此不斷擴大了舊臺幣的貨幣供給與發行總額,戰後初期,二戰末期因為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因應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軍需需求而實施戰時統制經濟並大量徵收糧食等軍需物資而早已出現民生物資供應緊張與嚴重饑荒問題的台灣很快地再度出現了民生物資供應困難問題以及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問題,甚至因此而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爆發官逼民反所造成的仕紳抗議與民眾抗暴的激烈社會政治運動「二二八事件」。

 

到了一九四八年南京國府廢止法幣流通並改為發行金圓券之時,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南京國府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隨即改組成立的台灣省政府亦即奉命依照《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將臺糖總資產一億二千萬美元之中的四千三百萬美元以及臺灣造紙總資產二千五百萬美元之中的八百萬美元劃撥移交南京國府中央銀行做為金圓券的發行準備,台灣地區的經濟財政情勢因此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國統區因國共內戰與人謀不臧而快速惡化的經濟財政情勢高度連動而隨之不斷惡化,再加上當時金圓券對舊臺幣的匯率固定為金圓券一元兌換舊臺幣一千八百三十五元亦明顯高估金圓券貨幣價值,部份中國大陸國統區鉅額資金遂藉機賤價兌換舊臺幣以從事套匯活動以及藉此賤價套取向來富饒的台灣地區所盛產的米糖等經濟物資以獲取暴利,金圓券發行後,台灣的經濟情勢自是進一步快速惡化而民生物資因戰爭消耗與惡性套匯等種種因素而源源不絕地不斷流出台灣島外更便得臺灣銀行大量擴張舊臺幣發行總額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貨幣危機因此更加快速惡化並因此使得台灣地區的民生經濟自然一如中國大陸國統區各省陷入極為嚴重的無米為炊而人將相食的極度困難境地,其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後,中國大陸國統區京滬一帶經濟局勢再度緊張惡化,舊臺幣發行總額遂由一九四六年的五十三億圓快速擴張激增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遷台國府推動發行具備較為充份的國庫黃金等貴金屬發行準備的新臺幣的台灣貨幣改革前夕的五千二百七十億圓,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之時台灣地區的物價水準更是已然高漲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時的七千多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解放軍中原野戰軍與華東野戰軍聯手對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就因自武漢向徐州進發試圖與杜聿明所部徐州集團國府軍隊聯手解救被中共解放軍圍點打援阻擊線圍困於碾莊的非黃埔系國府軍抗日戰爭浙贛戰役與滇緬遠征軍名將黃百韜所部第七兵團卻中途被圍困在宿縣西南方安徽雙堆集一帶的國府軍第十二兵團發起總攻,十二月十五日,國府軍第十二兵團被全數聚殲,屬於國府軍中央軍系黃埔系陳誠為首土木系的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化裝突圍失敗被俘,同屬黃埔系土木系的抗日名將、國府軍第十二兵團副司令、抗日戰爭鄂西會戰石牌戰役胡璉則搭乘戰車突圍而僅以身免並隨後經蚌埠轉往上海短暫就醫後即奉命轉赴江西與廣東等江南與華南各省重建國府軍第十二兵團,其後不久,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中共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對自前一年十二月四日起就因自徐州突圍失敗而被圍困在河南永城東北陳官莊—青龍集一帶的杜聿明所統率國府軍徐州集團三個兵團發起總攻,一月十日夜裡,國府軍徐州集團的防禦終告全面瓦解,抗日名將杜聿明被俘,國府軍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突圍失敗飲彈自戕,國府軍第十三兵團司令李彌化裝突圍成功僅以身免並隨即奉命轉往江西、湖南、閩西與雲南等南方省份重建國府軍第十三兵團。

 

繼東北戰場上遼瀋戰役之中包括滇緬遠征軍名將廖耀湘與鄭洞國等滇緬遠征軍名將所屬美械精銳部隊在內的眾多國府軍黃埔系美械化主力部隊相繼被中共東北野戰軍聚殲之後,以蔣中正為總統的南京國府政權中樞在以蔣中正為最高領袖的黃埔系精銳美械有生戰力在徐蚌會戰之中被中共解放軍二野與三野全數圍殲之後領導威信蕩然無存。國府軍第十二兵團於雙堆集覆滅而國府軍徐州集團亦受困陳官莊—青龍集一帶之後,屬於桂系的國府軍華中剿總司令、曾於抗日戰爭中指揮台兒莊會戰獲勝的名將白崇禧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十二月三十日自漢口接連發出「亥敬電」與「亥全電」通電倒蔣要求蔣中正引退以利國共南北停戰和談,杜聿明所部國府軍徐州集團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被中共華野圍殲後,白崇禧隨即派遣桂系黃紹竑自武漢飛往香港設法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主席、前國府軍粵軍將領李濟深聯繫試圖透過李濟深與其所領導的民革促成國共和談,白崇禧並於一月十三日在漢口下令強迫將中央銀行將運往廣州之銀元中途截回以便充做華中方面與廣西方面軍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解放軍華北野戰軍與東北野戰軍聯手攻陷天津並緊接著進圍北京,華北戰場上的國府軍隊最後崩潰在即,坐擁二十五萬北平守軍的出身國府軍閻錫山晉軍系的國府軍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更是早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開始就陸續與中共方面展開了三次和談。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國府總統蔣中正通電下野並由屬於桂系的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蔣中正於下野後立即於同日搭專機飛往杭州並於次日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蔣中正隨即在溪口架起許多無線電台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中央軍系黃埔系最高領袖的頭銜與身份開始指揮南京國府軍政經力量逐次向台灣移轉,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杜聿明所部國府軍徐州集團部隊尚被圍困在陳官莊—青龍集一帶掙扎著做最後的困獸之鬥之際,尚未下野的蔣中正即以中華民國南京國府總統名義正式發布其黃埔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並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使其得以全權指揮控制台灣的軍政與民政,陳誠遂開始調動土木系等黃埔系殘存與重建中的有生戰力相繼渡台會同在南台灣練兵多時的孫立人所部青年軍嚴密控制台灣各地港口機場並嚴格審查掌握向台灣移防部隊乃至於渡台大陸地區民眾的各種情資以防範中共滲透與反蔣地方軍系部隊勢力在台灣再度落地生根;一月十日,徐蚌會戰結束,尚任總統的蔣中正下令蔣經國前往上海轉告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而命俞將政府國庫庫存黃金二百七十七萬餘兩、銀元一千五百二十萬枚以及美元外匯密運台灣。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通電下野後,陳誠立即於同日自台北飛杭州迎候蔣並在奉化溪口接受蔣中正指示,陳誠返台後隨即嚴格規定自中國大陸撤退台灣的國府軍隊第一步必須立即放下武器並接受其指令重新整編。二月間,陳誠頒布《入境限制辦法》以防範中共勢力與親中共軍民隨著遷台軍民滲透台灣;三月一日,陳誠頒布《入境補充辦法》,對軍公人員和旅客入境者有所限制,軍公人員入口證明書、旅客入境許可證有效期三個月且僅能使用一次,入境時由檢查人員收繳,中央各機關派到台灣之工作人員及台省軍公人員眷屬則以隨行直系親屬為限。五月二十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依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所頒布《戒嚴令》正式宣布實施台灣省全省戒嚴。

 

蔣中正通電下野並退居家鄉奉化溪口而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中央軍系黃埔系最高領袖的身份在溪口指揮南京國府中央政府軍政經勢力向台灣方面移轉之後,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亦隨之辭職,俞鴻鈞並於請辭國府中央銀行總裁前夕從國庫撥出一筆經費而將許多箱裝銀元運往奉化溪口以便支應退往奉化溪口的蔣中正繼續指揮全國軍政事務的所有各項辦公費用,留守南京的國府代總統李宗仁於二月十七日命令繼任國府中央銀行總裁的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他運以免南京國府籌措南京江防工作之時缺乏必要的貴金屬軍費可供運用;三月十二日,李宗仁提名屬於蔣中正黃埔系的國府將領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並經立法院院會通過,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進一步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台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與此同時,轉任中央銀行理事兼常務理事的俞鴻鈞則已於三月十三日轉赴奉化溪口密會蔣中正,可以想見,李宗仁部署國府軍隊進行中山陵所在的國府首都南京保衛戰所需軍費最終還是必須得到退居奉化溪口的蔣中正同意才能從已經接收大量國府中央銀行國庫黃金儲備且早已由蔣中正黃埔系將領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台北方面間斷少量支取。

 

代總統李宗仁試圖推動重啟國共和談未果而最終拒絕在中共方面草擬的《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公開宣示其反共決心之後,中共解放軍二野、三野並四野之一部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由於國府南京守軍所控制南京江防重鎮江陰要塞在中共地下黨員策動下於四月二十二日宣布陣前起義以及國府海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在中共地下黨員策動下亦於四月二十三日率領所部國府海軍第二艦隊宣布陣前起義,中共解放軍迅即於四月二十三日攻陷南京。四月二十二日,白崇禧飛抵杭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總裁與國府軍黃埔系最高領袖蔣中正所召開的緊急會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撥款白銀洋四百萬元(以黃金一萬五千兩折價)並以專機運抵漢口以利白崇禧部署華中方面防務。四月二十三日凌晨,南京國府總統府與國防部遷往上海依附刻由蔣中正黃埔系將領湯恩伯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所部二十五萬國府上海守軍,行政院撤往廣州,南京國府其餘各院與各部會則分別向廣州、桂林與台灣方面疏散撤退,代總統李宗仁則先飛回其故鄉廣西桂林組織桂系軍政力量部署廣西防務。

 

中共解放軍於發動渡江戰役並成功攻克南京之後緊接著就向上海發動進攻,五月十八日,繼接連完成諸多船次的國府上海黃金儲備與機器設備等重要物資移轉台灣的工作之後,湯恩伯所部在中共解放軍進攻上海的戰火之中終於完成將第四批國府國庫黃金儲備二十萬兩運往台灣的裝船工作,其間,五月六日,湯恩伯親信亦曾將五十萬美元軍費祕密經美國轉匯日本湯恩伯親信之手以為湯恩伯於上海失陷後流亡退居日本預做準備,渡江的中共解放軍四十二萬大軍以鄧小平為總前委並以陳毅為司令員自五月十二日起針對上海周邊國府上海守軍外圍據點發動外圍作戰並最終完全擊破國府軍隊的淞滬外圍防禦體系,突破其主陣地,迫使國府上海守軍將主力集中於吳淞口兩側地區,五月二十三日夜裡,中共解放軍對上海發起總攻,五月二十七日,中共解放軍攻克上海,上海戰役結束,湯恩伯所部國府上海守軍二十五萬人之中僅有包括全數的國府裝甲兵部隊在內共約八萬人得以上船經海運撤往福建和台灣,其餘超過十五萬國府上海衛戍部隊之中則有一萬四千多人作戰傷亡、四萬三千多人陣前起義投共而有九萬四千多人被俘。

 

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並在一個多月之內相繼攻克南京與上海之後,儘管中國國民黨總裁與黃埔軍系最高領袖蔣中正搭乘軍艦與軍機持續在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指揮撤退工作並部署中國大陸本土上的決戰而試圖在中國大陸本土保持國府軍隊的反攻基地,而南京失陷後繼任遷往廣州的國府行政院院長而出身華北地方軍系晉軍系領袖的閻錫山也在廣東等中國東南各省試圖粵軍等各省地方軍系勢力集結對抗中共解放軍與維護各自家鄉地盤,但蔣中正於通電下野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正式發布黃埔系土木系將領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之後陸續有序持續地進行的蔣中正所長年掌握的南京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向台灣方面移轉工作實際上一直不間斷地進行之中,部份南京國府各院以及行政院各部會除了行政院本部與國防部尚留在中國大陸本土參與東南與西南各省的最後決戰作戰部署工作之外也早於南京陷共後陸續遷往台北辦公並為東南與西南各省殘存國府軍隊的最後決戰提供必要的軍政與民政後勤工作,故而,除了繼任國府行政院長的閻錫山與少數行政院本部人員以及國防部的作戰參謀人員因為軍事任務而在廣州、重慶與成都等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不斷轉進部署中國南方各地的國府軍隊防務以及部署川西決戰等國府中國大陸本土軍事反攻基地的軍事部署工作與民政穩定工作,南京國府絕大多數非屬戰鬥人員的各院與行政院各部會高官要員以及各級軍公教人員想來亦在蔣中正下野前臨去秋波發佈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之後就已逐步移轉至台北等台灣各地繼續工作以協助台灣省政府鞏固實際上做為國府於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後的大後方的台灣省的各項軍政與民政,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宣布正式建政,蔣經國則於當日奉蔣中正之命自廣州前往香港會見俞鴻鈞,俞鴻鈞隨後隨著國府遷台而復任中央銀行總裁並在吳國楨事件後的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接替吳國楨出任遷台國府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保安司令並於稍後一度出任台北國府行政院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遷往廣州的國府行政院院會決議設置東南行政長官公署並由時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兼任東南行政長官,八月十五日,國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陳誠正式就任,九月間,陳誠下令由其親信土木系黃埔系將領胡璉所組織重建、當時駐紮在廣東潮汕一帶而隸屬於國府軍隊廣州方面戰鬥序列的國府軍重建第十二兵團之一部調往金門以協助兵員裝備均極度殘破不堪的黃埔系將領李良榮所部國府軍第二十二兵團加強金門防務,十月八日,屬於陳誠土木系基幹部隊的國府軍重建第十八軍自汕頭上船轉赴金門,十月十日,中共解放軍攻克大、小嶝島,廈門與金門戰役迫在眉睫,十月十四日,國府軍重建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奉命全數自廣東潮汕一帶轉運金門,十月十五日,中共解放軍發動廈門戰役,十月十七日,中共解放軍攻克廈門,金門震動,十月十九日,原訂自潮汕一帶經海運開赴浙江佈防的國府軍重建第十二兵團第十九軍奉以陳誠為行政長官的國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之命改為駛往金門以加強金門防務。十月二十四日夜裡,已進佔廈門的中共解放軍之一部發起進攻金門,由於中共解放軍所徵集的渡海水手大多來自福州與泉州而對於金廈一帶航道並不熟悉,加上中共解放軍在金門古寧頭搶灘登陸之後對於後續的渡海增援準備尚未成熟,古寧頭戰役以國府軍隊成功防禦金門告終,繼一月十日杜聿明所部徐州集團的國府黃埔系精銳部隊在陳官莊—青龍集一帶被聚殲覆滅後,中央軍系黃埔系與各地方軍系所屬的國府軍隊隨即歷經了渡江戰役等近一年的不斷崩潰後撤,古寧頭戰役之後,國府軍隊終於在台澎金馬一帶稍稍鞏固了防線,而陸續遷往台灣的蔣中正所屬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也終於稍稍穩住了陣腳而終於有機會可以稍做喘息而趁機加緊推推整建台澎金馬地區各方面的軍政與民政。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繼於渡江戰役後相繼進佔解放江南華中各省之後,中共解放軍發動了廣東戰役,閻錫山擔任行政院長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於十月十二日宣布自廣州遷往重慶,十月十四日,中共解放軍攻克廣州,國府軍粵軍將領余漢謀與粵籍黃埔系將領薛岳率部自黃埔撤往海南島。十一月二十日,國府代總統李宗仁以養病為由宣布中樞軍政全權交由行政院長閻錫山負責主持,其後,由於深受蔣中正信任的黃埔五期天子門生、國府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敍瀘警備司令郭汝瑰早已在抗戰末期因為對重慶國府的貪腐問題感到極度失望而與中共方面恢復聯繫並最終於十二月初在宜賓率部宣布陣前起義而破壞了蔣中正固守川西成都等大西南地區做為國府在中國大陸軍事反攻基地的最後作戰部署,郭汝瑰在宜賓宣布陣前起義之後,蔣中正父子以及國府行政院與國防部所在的成都已無險可守,十二月八日,閻錫山自成都飛往台北並一度繼李宗仁之後出任國府代總統,十二月九日夜裡,繼龍雲之後出任雲南省主席的滇軍領袖盧漢在昆明宣布投共,刻在雲南重建第十三兵團的黃埔系將領李彌率部試圖反攻昆明未果後不得不自雲南蒙自再退往緬甸北部二戰後的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才剛脫離大英帝國獨立建國的緬甸聯邦共和國所屬新建緬軍控制力未及地區進行整補並試圖伺機反攻,十二月十一日,國府軍地方軍系川軍系將領劉文輝(曾於抗日戰爭時期出任重慶國府西康省主席)、鄧錫侯與潘文華等人共同率部通電投共,成都震動,十二月十三日午夜,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在中共解放軍發動全面攻城的漫城戰火之中由黃埔系將領胡宗南所部護送前往機場而自成都搭乘專機飛往台北,成都川西一帶國府軍中央軍系部隊與川軍系地方軍系部隊隨後或敗或降,十二月二十日,對日抗戰期間率三十萬大軍長年駐防西安防範陝北中共勢力與防範日軍西進關中的胡宗南決定放棄成都並率部退往康區的西康省西昌地區試圖收拾殘局整編敗退國府軍隊以在中國本土西南為國府固守最後的反攻基地,但由於國府軍川軍系將領劉文輝、鄧錫侯與潘文華等人早已於十二月十一日通電投共,缺乏奧援、無力回天的胡宗南最終不得不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搭乘專機離開西昌飛往台北。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在台北正式宣布復行視事與復職總統,閻錫山隨即請辭行政院長並不再代理總統一職。

 

在一九四九年一整年期間國府在中國大陸本土一再戰敗而不斷轉進後撤並最終不得不全面撤退播遷台灣之際,同一時期的台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正式赴台就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蔣中正黃埔系將領陳誠除了嚴厲要求自中國大陸撤退台灣的國府軍隊抵台後第一步必須放下武器接受重新整編以及嚴格規範軍公人員與旅客的入台限制之外,二月一日,陳誠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成立台省自治研究會和經濟建設研究會以便為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作準備工作,由於陳誠曾在東北戰場與山東戰場指揮國府軍隊與中共解放軍交手並深知中共於抗戰勝利後由抗戰時的減租減息進一步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攏絡民心之深刻,二月四日,陳誠宣布沿續國府於對日抗戰前後於中國大陸部份省份曾經間斷推行但往往在地主仕紳壓力下最終形同具文的二五減租等減租政策而研擬在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四月九日,陳誠接替蔣經國出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四月十四日,中共解放軍渡江前夕,陳誠根據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蔣夢麟的建議公布《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正式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藉以鼓勵農業糧食生產並改善佃農等廣大農民生活。中共解放軍於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並於四月二十三日攻克國府首都南京之後,四月三十日,陳誠在台北發表談話,提出以台灣為基地徐圖復興大業。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於五月二十日宣布台灣省全省戒嚴後,六月一日,台灣省政府宣布台省經濟獨立,設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省生產,由省主席陳誠兼任主任委員,台灣省政府並於同日宣布設立中央在台物資處理委員會,亦由陳誠兼任主任委員;而為了解決金圓券以及與金圓券匯兌固定而連動的舊臺幣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所帶來的財政經濟危機,六月十五日,陳誠頒布《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台幣發行辦法》以及《新台幣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為了獲取國際各界與台灣民間各界對於台灣幣制改革的信任以及對於新發行的新臺幣的流通信心,陳誠主政下的台灣省政府以依照俞鴻鈞命令運往台灣的國府中央銀行黃金儲備之中的八十萬兩黃金做為貨幣發行準備而發行採用「最高限額發行制」的發行總額限制為兩億元的新臺幣,舊台幣四萬元兌換新臺幣一元,期能藉此遏制惡性通貨膨脹與穩定物價,由於具有充分的國府中央銀行運台黃金貴金屬發行準備,新臺幣的幣值因而得以相對穩定而台灣民間物價亦因此終於得以趨於穩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自成都搭乘專機抵達台北,國府中樞至此正式播遷台灣。蔣中正於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在台北正式宣布復行視事與復職總統之後,六月二十一日,遷台國府行政院發布命令,中華民國國幣單位保留仍為銀圓本位,而記帳單位則自一九五○年七月一日起改為新臺幣,銀圓與新臺幣之間的兌換匯率則依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最後牌告匯率固定為一銀圓兌換新臺幣三圓。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隨即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隨後於六月二十七日派遣駐紮在日本橫須賀美軍基地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以中立巡航的名義巡弋台灣海峽,一九四八年成立的南京國府美援運用委員會於一九四九年隨國府遷台並由台灣省主席陳誠兼任主任委員,然然,美國援助卻於一九四九年之時停止,韓戰爆發後,美國重新檢視位於西太平洋東亞大陸沿岸第一島鏈上南北交會之處的關鍵戰略地位故而根據美國在全球冷戰的東亞區域戰略部署的需求決定協防台灣並因此隨之重啟對於遷台國府的軍經美國援助,一九五一年,第一批美援物資運抵台灣,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間,遷台國府每年均自華府獲得約一億美元的貸款,美援計畫必須經由遷台國府美援運用委員會與美國華府聘請的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共同審查核准才能動支美援物資與貸款,一九五四年,遷台國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隨即據此成立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與駐台美軍顧問團,除了民生物資與軍事戰略物資的援助之外,美援也包括基礎建設所需的物資如建築道路、橋梁、堤壩、電廠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此外,台美之間的各種技術合作與技術開發乃至於學術交流合作亦因此而得以快速發展。一九五一年起,美援貸款為遷台國府與台灣社會帶來了大量的國際硬通貨美元外匯,由於美元的貨幣價值乃是戰後佔全球各國總國民生產毛額與總製造業生產毛額均約一半的強勁美國經濟等美國綜合國力做為擔保支撐並依照戰後《布列敦森林協定》(包括《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後決議書》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所建構的二戰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布列敦森林體系」所規範的三十五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匯率而實施美元—黃金固定匯率制度以及因之而來的實質美元本位匯率制度而成為二戰後的核心國際貨幣硬通貨,國際性貨幣美元因此而具有貨幣發行準備性質與國際貿易清算貨幣單位性質,具有貨幣發行準備性質的國際強勢貨幤美元透過遷台國府流入台灣經濟體系亦使得新臺幣的貨幣價值進一步更趨穩定。

 

由此可知,廖運潘先生原著自傳《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所提及其岳父姜阿新先生對於新臺幣貶值速度預估錯誤以及當時在國府法幣貨幣幣值不穩定因而使得高利貸放貸的利率長期居高不下並因此造成經濟發展可預期性受到破壞以及連帶造成經濟成長停滯等問題,其實與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赴美考察遊歷返法之後所著作的《民主在美國》一書所提及做為美墨邊境界河的格蘭特河南北兩岸的貸款利率差異極大以及墨西哥一側社會互信以及社會對政府法定貨幣價值與政府財政經濟政策更是缺乏信任而造成採取極高貸款利率以獲取風險溢價做為額外的貸款擔保與保險以至於墨西哥社會經濟發展長年無法與法定貨幣價值較為穩定與社會互信基礎較為深厚故而社會資本較為充分完善的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相比擬的情況如出一轍;而時任國府台灣省主席的陳誠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宣布以國府中央銀行運台黃金之中的八十萬兩做為發行準備而發行的新臺幣儘管幣值較為穩定,並使得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之間遷台國府統治下的台澎金馬地區的經濟成長率因為戰後百廢待舉的重建需求旺盛以及新臺幣貨幣價值趨於穩定而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五,也才使得姜阿新先生因為見到台灣各地農業與製造業經濟恢復成長而動念擴大其永光公司各項投資生產也才因此不怕高利貸地大肆借貸用於投資擴產。此外,經濟恢復成長與總體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張勢必使得政府必須相應地擴大貨幣發行總額才能因應經濟成長所需的金融資本信貸融資需求而不至於因過度固守貨幣發行總額上限而阻礙了經濟進一步成長的動力,然而,誠如《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一書之中所言,新臺幣發行總額於數年內即由二億元增加至七億元而同時期物價水準亦上漲了五‧五倍,除了國府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正式播遷台灣之後依恃著台灣海峽的天險終於得到了自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國府軍隊在徐蚌會戰全面崩潰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並一路攻取華中與華南殘存國統區各省份之後難得的軍事與政治相對安定時期並使得台灣地區經濟終於得以恢復生產與成長之外,想必仍然有著相當部份的輕度通貨膨脹的成份還是源自維持六十萬大軍以及必須持續整軍備戰以防範中共解放軍渡過台灣全面進攻台灣的龐大軍費所帶來的沉重財政負擔,新臺幣貨幣價值的真正完全走向穩定化以及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恐怕還是得等到韓戰爆發後美國華府重新審視其東亞冷戰策略後再度重視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南北之間關鍵戰略位置的台灣的東亞地緣政治戰略價值並因此自一九五一年起恢復包括每年一億美元的美援貸款等對遷台國府的各項軍事與經濟援助乃至於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各種技術轉移合作沿續多年累積成效之後了。

 

關於引起台灣社會各界軒然大波、激烈爭議的台灣本土歷史電視劇《茶金》的劇情之中提到了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開始實施的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實際上乃為美國經濟顧問所建議的電視劇情節,由於與廖運潘先生原著自傳《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的書寫內容完全無關,故而必須從二戰後南京國府的對美關係來加以考察。

 

儘管在日本帝國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發動珍珠島事件襲擊太平洋美軍艦隊之後,美國總統羅斯福隨即於十二月八日向日本帝國宣戰,為了牽制中國戰場上為數高達近兩百萬的日本軍隊與百餘萬中國偽軍使其無法轉用於太平洋戰場與東南亞戰場,華府方面隨即與此時已與陝北延安的中共游擊隊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場並分別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進行對日作戰達四年餘的重慶國府結盟,然而,儘管美方出於對日作戰的戰略考量而繼一九四一年五月初將重慶國府納入美國《租借法案》的適用範圍之後再度進一步提供重慶國府大量的軍備援助與美元貸款等經濟援助,然而,華府方面與重慶國府方面不僅就滇緬遠征軍的指揮權與作戰計畫多所齟齬,華府方面亦對重慶國府運用美國軍經援助的使用方式以及可能存在的高層官員與親屬親信貪腐問題多所批評並不時質疑獲得大量美國軍備援助的國府軍隊為何在對日抗戰的中國戰場上仍然不時由於作戰意志消沉而一再陷於被動挨打的劣勢處境。

 

對日抗戰勝利後,為了加速因為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徵召動員的龐大美軍的復員工作並避免戰後中國國共兩黨之間兵戎再起恐使美國再度捲入與蘇聯之間必然消耗巨大而死傷慘重的代理人戰爭甚至美蘇兩強軍隊正面熱戰,羅斯福於總統任內病逝後繼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遂任命曾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上將為特使抵華調停箭在弦上的國共內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南京國府調集三十萬大軍進攻中共於抗戰期間在湖北建立的中原軍區控制區並迫使李先念所部中共中原軍區部隊策動中原突圍,國共關係全面惡化,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而國共雙方自此均難於再接受美方調停,馬歇爾隨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由南京國府主席蔣中正夫婦親自送行搭機失望離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屬於黃埔系的國府第一戰區司令集結直屬國府中央軍系部隊與屬於國府地方軍系的西北馬家軍之中的青海省主席與青海軍事領袖馬步芳所屬部隊等共二十五萬大軍進攻抗日戰爭以降的中共根據地陝北延安,國共內戰自此進一步在全中國範圍內的陷入逐城逐地全面焦土血戰。

 

馬歇爾返回美國後隨即出任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宣布經過改組的中國政府(南京國府)已具備美國貸款條件,十一月二十八日,馬歇爾訓令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向蔣中正建議改組國府軍隊的陸軍勤務機構,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位美國前駐外大使聯名致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以及國務卿馬歇爾,呼籲對蔣中正所領導的南京國府予以軍事裝備及經濟財政援助;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南京國府外交部長王世杰簽訂《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其中明訂美國援華四億美元,其中包括經濟援助二‧七五億美元以及特種贈給予一‧二五億美元,美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之財政經濟有最高監督權和決定權,而在中國執行監督之美國人員則均享有「治外法權」待遇,美國可以在中國取得它所需要之任何戰略物資,而中華民國政府則相對應允改善對外商務關係以及接待美國代表團並協助其執行任務,一切執行細節須中美雙方代表協議,美方並保留隨時停止援助之權;然而,《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正式簽訂才沒幾天,七月六日,司徒雷登即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報告在過去一個月裡南京政府之威信和權力「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八月十三日,司徒雷登偕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赴廬山與蔣秘密商談,美援運用委員會亦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美援物資棉、糧、油料之運用問題;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長春陷共,國府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被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瀋陽陷共,國府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攜眷搭機倉皇逃離瀋陽,衛立煌專機本欲先前往北平與傅作義會談後直飛廣州卻被南京國府情治機關軍統局改組而來的國防保密局偵悉而截回南京寓所軟禁,十一月二日同日,中共解放軍進佔營口,部份營口國府守軍經海路撤往葫蘆島,十一月九日,在蔣中正緊急命令之下臨危受命緊急自徐州轉赴東北指揮作戰的國府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杜聿明指揮集結葫蘆島上原本參與協助早先出瀋陽支援受到中共東北野戰軍圍攻的國府東北剿總副司令范漢傑所部國府錦州守軍的廖耀湘第九兵團自遼西走廊突圍以便退入關內的援錦作戰的黃埔系將領侯鏡如所部國府軍第十七兵團與自營口撤退的部份南滿國府軍隊殘部經海路撤退關內,十一月十日,中共東北野戰軍攻佔錦西與葫蘆島,遼瀋戰役最終以東北戰場國府軍隊幾近於全軍覆滅宣告結束,北平警戒,南京震動,國府軍隊在南滿的瀋陽與營口接連被聚殲覆滅之後,十一月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表示中國局勢惡化,任何軍事援助亦於事無補,「因此,我們非常不願意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國民黨現政府之早日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國對於南京國府所提供的美國貸款等軍經援助遂隨即自隔年一九四九年起全面中止。

 

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之後,四月二十二日,美國國務院指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共接管南京時應與各國使節團一致留在南京,但在中共鞏固其南京控制並建立政權後,應立即離開南京並返美述職,美國國務院並特別指示司徒雷登,離開南京後應立即返回美國,絕不能中途經過尚在國府軍隊控制下的廣州或台灣,司徒雷登隨後堅持留在南京的美國大使館並一度試圖與新興的中共政權建立外交聯繫但未有具體成果;六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內部,=已有人主張承認中共,司徒雷登由南京轉往已由中共控制的上海並發表聲明表示其即將返回美國與以及將建議華府承認中共;六月三十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宣告新中國的外交原則完全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美國國務院自此放棄與新興的中共政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各種相關外交運作,七月一日,美國國務院指示司徒雷登不論如何返美途中不得途經已由中正控制的北京訪問,七月十四日,司徒雷登在南京提報《美國對華政策應衡量之因素》的筆記備忘錄以做為美國國務院制定中國政策的參考,其中認為「對中共本質不要有任何幻想,它與馬列主義已完全融合;對中共的教條與實務,必須把狂熱的民族主義納入考慮」,七月二十日,美國國務院撤銷前電一度要求司徒雷登大使由琉球赴廣州之指示並改為訓令司徒雷登在沖繩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公使克拉克會商國府最近發展後便直接返回美國本土,八月二日,司徒雷登正式離開南京返回美國,八月五日,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繼馬歇爾之後出任美國杜魯門政府國務卿的艾奇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表示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與美國無關。

 

由此可知,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之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與在廣州、重慶與成都等中國東南與西南各省之間不斷轉進撤退的國民政府失去聯繫亦從未前往台北與蔣中正和陳誠等遷台國府要員會晤,美國與遷台國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亦直接大幅降低為僅有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臨時代辦藍欽代為署理公使的代辦層級,僅有時任駐日盟軍總司令而率領美軍為首的西方陣營盟軍與負責改造日本社會經濟的民政部門駐紮東京的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基於太平洋戰爭期間與台北國府領導人蔣中正共同領導對日作戰的情誼而將部份軍火祕密自東京運往台灣支援台北國府的軍事防務需求,一九五○年年初國府中樞正式撤退播遷台灣以及同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華政策再度轉為願意協防台灣以及再度提供台北國府軍經援助之後,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亦隨之升格改組為美國駐台北大使館而復館,然而,華府方面考量台海局勢於韓戰爆發之初仍然極度不穩定,遂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個人健康因素與台海局勢不穩等時局因素為由長期未能正式任命駐台北駐華大使而仍由滯留美國本土的司徒雷登擔任名義上的駐台北駐華大使但實際仍由駐台北臨時代辦暨公使藍欽繼續署理美國與台北國府之間包括美國軍經援助在內的各項外交事務,中共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於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夜裡通過鴨綠江鐵鐈開赴朝鮮半島進行抗美援朝之後,歷經死傷慘重的多次血腥戰役之後美中與南北朝鮮兩軍最終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底起在北緯三十八度線南北進入相持談判階段,中共投入大軍進入朝鮮半島進行抗美援朝自然使得台海正面的中共軍隊力量有所減少而短期內在韓戰持續期間中共解放軍發動攻台作戰的可能性亦因此大幅降低,與此同時,台北國府在韓戰爆發後於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起展開為期兩年多的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而革新的遷台國府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風氣,此外,遷台國府並繼推動三七五減租之後逐步推動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等有助於安定民心以及增進農業生產與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等民生輕工業發展的經濟改革政策並因此化解了台灣島內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再起的政治危機,台灣島內政治情勢與社會經濟情勢趨於穩定而台海正面的國共軍事對峙情勢亦趨於僵固而相對穩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正式宣布辭去駐華大使一職,美國總統艾森豪隨即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任命原駐台北駐華臨時代辦暨公使藍欽升任美國駐台北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華府與遷台國府台北方面的外交關係至此才算正式地完全正常化。

 

根據上述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之後華府與國府之間外交關係變化過程的歷史史實可以想見,受蔣中正之命臨危受命主政台灣以及主持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撤退台灣的安頓整編工作的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開始實施的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之時,美國駐南京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實際上受到美國國務院嚴令不得於自南京返美途中經過台灣與蔣中正和陳誠等遷台國府要員會晤,而華府所提供南京國府的美國貸款等美國軍經援助亦早已自一九四九年年初起全面中止,陳誠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實施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之際,美國與漸次播遷台灣的國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實際上已經大幅下降至僅由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臨時代辦藍欽代理署理的代辦層級,正式的國際政治外交關係尚且下降至此而美國援助又已正式斷絕,可以想見絕對不可能有依照《中美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而隨著美國援助而來的美方華府執行對中華民國政府之財政經濟有最高監督權和決定權的美國經濟顧問可能會隨著南京陷共後立即遷台的國府行政院部份部會高階官員遠徙來台並提供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的貨幣政策建議。比較合理的看法是,一如台灣省主席陳誠推動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政策乃是根據國府在中國大陸時期於抗戰前後曾在中國大陸部份省份間斷實施的二五減租政策的既有經驗以及根據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蔣夢麟的建議所研擬推動,台灣省主席陳誠研擬推動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之時應該還是由隨著國府遷台而有處理法幣和金圓券相關問題直接經驗的國府財金高層以及親國府中國經濟學家所協助研擬並在獲得台灣省主席陳誠之上台灣省政府與遷台國府中央銀行與行政院財政部等各部會各機關實際上的軍政經最高領導人蔣中正拍板同意後才得以推動實施才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台灣人民在戰後短短不到兩年內就經歷了南京國府的所派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所主持的混亂接受工作並因為被譏為劫收的來台國府官員貪腐問題以及國共內戰再度爆發之後國統區經濟在對日抗戰勝利之後再陷困頓而爆發了官逼民反所造成的仕紳抗議與民眾抗暴的二二八事件歷史悲劇,其後未久,由於美蘇全球冷戰全面展開以及中國大陸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儘管中國大陸上的國共內戰漫天戰火並未直接地蔓延到台灣島上,然而,由於南京國府為了支應國共內戰全面爆發所必需的龐大軍費而大肆擴大法幣發行量而取代法幣的金圓券在發行不久後也陷入無限制擴張貨幣發行量的惡性通貨膨脹困境,台灣人民與南京國府所控制中國南方國統區各省份人民在惡性通貨膨脹與戰爭軍需物資一再徵收的雙重影響下民生經濟自是極為困難而幾至於無米為炊的大規模饑荒苦境,其後,隨著坐擁大量美械精良裝備的南京國府大軍在東北戰場、華北戰場與華中戰場一再地兵敗如山倒,中共解放軍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發動渡江戰役並快速地瓦解了中國大陸東南與西南各省的殘存國府軍隊,中國國民黨總統與國府中央軍系黃埔系最高領袖蔣中正在受到屬於桂系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通電要求其下野以利重啟國共南北和談之後,最終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電下野並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通電下野前夕,為了為在徐蚌會戰可預見即將失利之後早已無可支拄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向有著台灣海峽天險做為防禦的台灣島全面移預做準備,蔣中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總統令公布其黃埔系土本系親信高階將領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徐蚌會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最終以國府中央軍系徐州集團美械精銳有生戰力被全殲覆滅告終當日,即將通電下野的蔣中正下令其子蔣經國前往上海轉告南京國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而命俞將政府國庫庫存黃金二百七十七萬餘兩、銀元一千五百二十萬枚以及美元外匯密運台灣,為了穩定台灣民心不要如中國大陸東北與華北各省一樣因為中共於戰後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全面倒向中共革命勢力以及為了穩定貨幣金融情勢以安定民生和重啟經濟成長發展,銜蔣中正之命主持台灣軍政與民政的陳誠於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正式實施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政策並於中共解放軍攻陷上海未久後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與《新臺幣發行辦法》而正式發行以國府中央銀行運台黃金儲備之中的八十萬兩黃金為貴金屬貨幣發行準備而發行二億元新臺幣而正式實施新臺幣貨幣財政改革政策,儘管此時蔣中正與閻錫山等國府高層仍然率領國府行政院本部與國府國防部在中國東南與西南的廣州、重慶與成都等地繼續試圖對抗中共解放軍的全面進攻以俾保留在中國大陸本土的軍事反攻基地,但在同一時期的台灣島上,除了軍事防禦趨於穩固之外,貨幣等政府財政情勢亦已然日趨穩定而農業生產與輕工業製造業生產等經濟生產情勢亦已然有所恢復生產並逐漸開始有所成長。

 

然而,可見想見,二二八事件後又經歷了兩年多的惡性通貨膨脹與經濟生產崩潰停滯以及隨即經歷了百萬軍民自中國大陸隨著國府撤退台灣的社會景象變化與隔閡衝突不時可聞的劇烈社會經濟變動,台灣人民連對於做為新國語的中文都尚未能完全熟悉掌握使用的短短四年之內又經歷了中國大陸政權更迭所連帶造成的台灣島上戰雲密布和政權遷播的種種社會變化,恐懼不安之餘勢必有著自己為何無法掌握故鄉台灣島上的社會經濟變化而甚至於無從理解各種社會經濟劇烈變化緣由的無助感與無力感,可以想像的是,掌握台灣內部社會經濟變化的自我統治權力亦從此成為台灣人民最為重要而強烈的正當社會情感與社會權利要求願望期待之一,各黨派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政治人物在進行有利於己的政治宣傳與政治動員之時,固然必須考量與滿足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要求掌握自己社會與土地未來前途走向的種種賦權權利與權力期待,然而,同樣無可否認的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台灣的種種社會經濟劇烈變化乃至於歷次政治與政權變動無一不是受到二戰之後美蘇之間爆發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之間的激烈社會制度選擇之爭以及意識型態對抗鬥爭以及隨之爆發的中國大陸本土的國共內戰的全面高度影響,部份各黨派台灣政治人物倘若過度地在台灣社會內部進行悖離歷史事實與基本經濟邏輯因而也悖離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社會情感殷切期盼與台灣人民社會權利要求正當願望的合理共識範圍的激進慘烈選舉操作與政治對抗,不惟徒然造成激烈而無意識的台灣社會內部情緒對立,對於這些各黨派台灣政治人物所意欲藉此達成的個人或黨派選舉利益政治目的以及政治經濟權力索求恐怕在政治現實運作發展上最終也必然終究歸於徒然而甚至往往終究必然受其反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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