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陣子沒有在這個版面寫東西了。
2009年的這一天，四月十日，一如以往，
我針對當時在新聞上與網路上熱烈討論的波蘭醫學生問題發表了一點簡短的看法。
純粹看了相關討論自己也有些話想說，也想表達自己和所有民眾和醫學生同感義憤，
卻不知怎麼搞地，被一些有心人搞成了莫名其妙的大議題。
後來決定一陣子不要使用這個原本是個人隨想扎記的版面。
今天，兩年後，公布一篇寫於2009年中秋節前後的文章，
不知怎地，儘管有不少言中者，這篇文章卻仍似乎引起不小的爭議。
把它發表在這裡，當做一個記錄，也當做兩年後的一個回顧。
或許，也留待更久的未來的歷史事實的檢驗。
季辛吉曾說過，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有別於
歐洲國家，美國人民似乎相信他們的價值觀也可以、也必須納入外交事務的決策過
程中，從而外交政策過度地受到國內人民道德意識等價值觀的影響，無法全力著眼
於追求真正的國家利益。
這不是說人權、民主等價值觀的議題在外交上全無作用，像美國便經常在貿易
談判前「關心」中國的人權和西藏等問題，藉以在談判中取得某些優勢，而民間團
體或者部份政治人物對國際人權、民主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於他國部份政治因素流
亡人士的人道援助，其實也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份。
然而，如果一國之執政當局以及其他有執政企圖的在野勢力，在外交事務的政
策觀點上竟然完全受到人權、民主等議題的主導，而不顧國家利益的現實算計，將
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將國家帶向險路。
道德和公義從來只有在國內事務時有所適用，在政府部門的國際事務運作中，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其他的不過是偶爾的陪襯或者策略運用。
要先聲明的是，本文談論的並不是個人認為道德判斷上什麼事情「對」或「錯
」的想法，因為這類文章正反兩方均是車載斗量，但即使再寫上個十萬篇這樣子的
評論對錯的文章，再寫上百萬篇批評中國看待台灣問題時的法理站不住腳的文章，
都無法改變「中國就是會這麼做」的客觀事實，因此，本文將主要的是一篇儘量不
涉及太多價值判斷的策略分析文章，希望討論的是在客觀不可改變的現狀下，怎麼
做會讓結果較好而台灣方面的利益獲得最大程度實現。
討論兩岸問題，首先有幾個現實問題必須清楚界定，然後才有討論的意義，否
則容易淪於空想。
第一，台灣做為華人世界民主化走得最遠的一個政治實體，當然台灣經驗可以
做為中國執政當局推動內部社會、政治改革時的重要參考，若中國內部情勢有所變
化，也可以做為任何中國方面執政者的參考，但台灣本身沒有能力去干預中國內部
改革的進程，事實上，反而有可能被視為外部勢力試圖「和平演變」而使中國的內
部改革更加拖延，甚至其執政當局不無可能為了消滅這個被外部勢力干預的可能而
高舉中華民族主義之旗鼓動民心和戰爭，實則藉此消滅這一對其執政當局的潛在威
脅。而若以歷史經驗來看，鄭經介入中國的三藩之亂，三藩兵敗後，明鄭雖因此意
識到已無實力介入中國政局，但卻已是求為藩屬而終不可得，其結果是明鄭加速走
向滅亡，殷鑑不遠。因此，在兩岸的強弱相對態勢下，中國方面有本錢選擇對手，
可以八年刻意不與其厭惡的台灣執政黨談判而只與在野黨對話，但台灣沒有這樣的
實力去選擇對手，只能與任何中國方面的當權者對話，而任何因情緒而來的這樣的
選擇性對話嘗試，恐怕只會使得台灣陷入危機。
第二，中國在未來一個時期內會否出現重大變化？這重大變化後出現的執政當
局是否會是現在的海外流亡人士？海外流亡人士萬一真的執政中國後，是否會真的
有可能點頭讓台灣獨立？我想，多數會認為，以上三個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國在發
展中雖有不穩，但大體還在可控制範圍內，而在中國不受和平演變的內部社會、政
治變革過程中，比較可能興起而與當前中國執政當局抗衡、協商的，比較可能是現
在中國日益興起的維權人士等公民社會的新興勢力，因為這個勢力與現今的中國群
眾有直接接觸且為其爭取權利，較易得到群眾認同，而因其與現今執政當局較無如
六四等血仇，中國執政當局應較傾向認為在改革過程中以其為對話、協商對象，比
較能達成漸進改革而不被事後清算，也因而較有意願逐漸與其分享權力。最後，不
論任何勢力，中國民族主義是中國執政者必須面對的壓力，除非中國復興、轉型到
一個夠自信的程度，台灣問題永遠是中國執政者不能鬆口的問題，一鬆口就有被其
他國內政敵打擊的可能，而事實上，一個可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曾受
台灣恩惠的人物為證明自己沒有偏袒台灣以避免被政敵做為口實，反而有可能採取
更激烈的對台強硬立場。此外，中國倘若發生非漸進的重大變化，對台灣而言恐怕
不見得是件好事，甚至可能受到波及。
更根本的問題是，國家利益的考量是超越意識型態的，共產的、帝制的、民主
的，任何中國的執政者，台灣問題都是國家利益的問題。不論中國統治者為何，接
受一個反中的台灣的完全獨立，就存在著左營、蘇澳、臺中等軍港出現美軍航母戰
鬥群的可能，也就威脅了中國從南海、中東和非洲等地往北方的上海、北京等重工
業區運輸石油等天然資源的戰略生命線，別忘了，中國的三大煉油基地裡，寧波和
秦皇島都在台灣海峽以北，更何況，單單是台灣獨立卻一味親美親日而未能徹底中
立化，就已達成了牽制中國海權甚至陸權力量的功能，而使其在東亞爭霸以及爭奪
天然資源的競逐中落居下風，這是任何意識型態的中國執政當局都不能忽視的國家
安全問題，並不容易因民主化而有所不同。此外，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受傷的中國民
族主義，也是任何意識型態的中國領導人必須面對的，一如台灣民族主義情緒在民
主化過程中被釋放，在中國民主化開始但未成熟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恐怕會有十
分龐大的釋放，因為這永遠是不得罪各政黨支持者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卻又能夠有效
刺激群眾激情投票的簡單選項──製造敵我矛盾來緩和人民內部矛盾。期待民主化中
國會放手讓台灣獨立，一方面恐怕一、二十年內中國民主化不易完全實現，另方面
，兩者的相關性大概不高。
另一個問題是，北京有多急著解決台灣問題？撇開官式的宣傳語言不談，現階
段北京的主要目標似乎是處理扁政府八年造成的對立，而透過經濟等手段一方面拉
住台灣不要往急獨方向走去，運用馬政府較溫和的兩岸政策來緩和兩岸情勢，所以
在民進黨內台獨勢力主導的情況下，為了不生意外，北京將被迫全力鞏固馬政府，
但另方面也試圖透過設立國台辦政黨局等方式來與台灣的所謂代表台獨本土勢力的
民進黨建立溝通管道，以確保萬一有一天民進黨又執政時不會再走回過去八年的反
中反共急進路線而造成北京的頭痛問題。北京方面長遠的目標則是某種兩岸的政治
協議，但這協議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方面對台灣的整體信心，若中國方
面感覺台灣的反中情緒很強而有較大可能造成上述的國家安全等危害，則北京恐怕
會希望在最終的解決方案上給台灣套上緊一點的繮繩，以免讓步給國民黨的各種國
際空間，萬一若干年後民進黨又執政，竟變成進一步挑戰、傷害中國國家安全等利
益的工具；相反的，若北京感覺台灣各政黨以及民眾──尤其是本土派政黨──基本上
對中國是友善的，只是在百年特殊歷史經驗造成的「台灣意識」下希望當家作主，
造成上述國家安全等危害的可能性降低，則在最終解決方案上應該會有較寬廣的空
間。簡言之，代表本土勢力的民進黨任何在兩岸上的過激動作，都只會加深北京的
疑慮，而其後果，一是短期內北京決心用盡一切手段維持較溫和可靠的國民黨政權
，這對所謂本土勢力而言恐怕不是好事，二是長期而言由於對於島內仍有激進台獨
（甚至被視為「皇民復辟」）勢力的疑慮，北京內部對台溫和的勢力可能不敵民族
主義狂熱勢力而敗陣，結果是北京在兩岸終局協議上的迴旋讓步空間將會不斷被壓
縮。畢竟，任何一方的激進化舉動，都只會造成另一方的激進化反應。
中國對兩岸問題的觀點，除了台灣內部的狀況外，相當程度上是取決於中國內
部的發展與變化情況，也就是中國在經濟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最終將無可迴避的政
治漸進改革問題，逐漸發展、復興（崛起）的中國，若在社會、政治各方面都能漸
進轉型，則兩岸會有較大的妥協空間，現在不能談的，將來不一定還是不能談。然
而中國體制龐大，改變需要一個較長時間。台灣應該設法使兩岸和緩，並長期地透
過各種互動，來與中國各界建立良好的信任感，小心不要在中國面臨壓力並試圖轉
型的過程中成了中國各方內部鬥爭的犧牲品，如此也可為未來可能的進一步談判打
下較良好的互信基礎。而不論中國的發展、復興能夠走到什麼程度，而其在兩岸問
題上新增加的空間又會多出多少，總的來說，在現階段過度衝撞其當前情勢下客觀
上不可改變的底線，似乎並不是有助於台灣實質利益的好方法，無助於彌補過去八
年的盲動躁進路線造成的中國與美國等國際勢力對台灣的信任危機，也不是有心爭
取台灣執政權的各政黨應有的負責任的作為。
台灣對中國而言可以是國家安全的問題，但也可以是一個機會。台灣由於特殊
的歷史經驗，是華人世界裡能理解西方世界的遊戲規則，卻又不像香港人那麼過度
地崇洋媚外，因而，對中國而言，運用台灣人有助於其與世界接軌。中國推薦香港
出身的陳馮富珍出任世衛祕書長，便突顯了其願意與世界接軌，但本身的人才受限
於各種中國歷史因素和政治禁忌而雖有充分專業能力但無法真正地了解如何在西方
世界的遊戲規則中不卑不亢表現，因而必須運用香港培養的人才，同樣的，台灣也
具備相同的優勢。然而，這因特殊歷史經驗帶來的優勢，若因政治力量的過度操作
，造成「台灣人甘為西方走狗來打壓中國」的印象，則其實也很容易變成劣勢，而
使得原本被寬容政治立場的企業如奇美，必須在壓力下做些選邊站的表態動作，委
實不是明智之舉。
台灣最佳的武器不是有勇無謀、徒增社會對立的民族主義，而是更深化的民主
制度，以及更健全的社會安全網等社會政策。因為，一方面，在兩岸交流日深這不
可逆的潮流下，加上悲情的歷史在民主自由成習慣了的年輕世代裡愈來愈少人有興
趣──連我這曾經參與過少數政治活動的歷史狂都對老談歷史悲情感到彈性疲勞了，
其他年輕人大概更不必說了──如何維持上述特殊而有意義的「台灣意識」？愚以為
，最重要的方式，莫過於讓人民生活過得更好、社會制度更加公義，讓人民在行走
兩岸後，感覺還是在台灣的制度下過得比較快樂，因而在有機會比較兩岸各種制度
和生活方式之後反而更認同台灣，認為應該盡心力保持台灣現有的社會、政治制度
等生活方式，另方面，對中國而言，一個民主深化而人民對民主有信仰的台灣，會
讓中國執政當局思考如果強行融合台灣會不會反而變成「空投新潮流」式的讓兩千
三百萬有高度權利意識的「反動份子」直接在中國裡亂竄而增加社會動亂並進而威
脅其執政當局的政權，相反的，一個藍綠極端對立、老拿兩岸問題無限上綱做鬥爭
工具、而人民不再相信民主制度能改善其生活的台灣，並不會讓中國執政當局感到
害怕。
因此，台灣方面必須思考的是在客觀上難以改變的兩岸現狀限制下，應該怎麼
看待中國，以及，要怎麼透過良性的互動來與中國執政當局建立信任。國民黨基於
歷史因素，當然比較容易得到北京的信任，而馬政府一年多來的兩岸政策也大致上
還在維護國家尊嚴的前提下試圖修補過去八年造成的兩岸互信上的傷害，並試圖在
中國新興的經濟勢力中為台灣獲取大一點的利益。但由於在終局協議的空間上，終
究有一部份受制於所謂本土勢力，因此，民進黨的內部變化也就有一定的重要性。
做為在野黨的民進黨，當然不可能代表台灣進行兩岸談判，而受到獨派群眾壓
力、害怕處理基本教義派可能造成黨內部份野心人士以支持基本教義派為名而遂行
奪權或分裂黨中央之實的民進黨，在一個較短時期內不可能大動作全面調整其兩岸
政策的論述，而既然短期內沒有執政希望，自也沒必要一次到位完成兩岸論述的調
整，但應儘速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釋放一些願意與中國任何執政當局對話的公開訊息
，以讓各界得知過去八年激進路線已經過去，而使各界有信心如果其取得一定的權
力或者若干年後取得執政權也不會走回頭路，而不應放任黨內人士過度地操作激情
兩岸問題，尤其是在與兩岸議題沒有特別相關性的縣市自治層級的選舉中。其理由
，有現實面和理念面雙重的考量。
首先是現實面的考量。國民黨的目標當然是在台灣更徹底的完全執政，但對中
國執政當局而言，短期內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對中國執政當局
而言，不存在著徹底毀滅民進黨的戰略需求，相反地，它希望代表台灣意識的本土
勢力能有一個較溫和的政治代表，然後不論中國的客觀內外情勢如何變化，它可以
與這個政黨對話，而這個政黨為了在島內選舉，和所有的民主改革政黨一樣，能選
舉的政黨較不傾向於激進路線，相反地，若這個政黨消滅，而所謂的本土勢力成了
分散、小股化的民間激進團體，對中國執政當局而言只會更難於對話、協商──因為
台灣百年來遭逢並反抗過殖民、威權統治的悲情歷史所形塑的對外來統治者的不信
任感，以及希望能夠自己當家做主的「台灣意識」，客觀上不可能只因做為其政治
代表的民進黨的滅亡而就此自動消失，反而可能更為強勁、激烈而更難以理性對話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民進黨採取激進路線，則中國執政當局為了持續兩岸
和緩、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而不必煩惱台灣鬧事──畢竟，面臨金融風暴及內部
轉型壓力，中國執政當局己經有夠多問題要煩惱了──勢必傾全力協助國民黨，包括
建立挺綠島內企業黑名單、要求所有台商不得與這些島內企業有生意往來以斷民進
黨金脈等各種手段，如此一來，一則民進黨將面臨「兩線作戰」的嚴重困境，獲勝
希望渺茫，二則，實際上這些議題與民眾生活離得太遠，但民眾又會看到經濟打壓
的後果，恐怕只會更離心離德，三則，即使因國民黨政績不佳等因素而僥倖小勝，
部份野心人士恐會將勝利歸因於對中國挑釁的動作，不但使之後必須面臨更沉重的
壓力，也使得未來調整路線更加困難。
因此，個人以為，民進黨除了釋放不卑不亢的對話意願訊息外，在兩岸議題上
應該只保留在體制內的國會與學界對於各項兩岸合作事宜的合乎理性和學理的監督
即可，不要再有太激進的舉動，以保持北京雖然較傾向國民黨但對民進黨仍可期待
其溫和化而不必下重手的狀態──畢竟，選票上沒有任何候選人的黨籍是中國共產黨
，在選舉中，它不是民進黨的當面之敵，實在沒必要多幫國民黨找幫手打自己。至
於在地方選舉中，應該結合學界等力量，為各個地區依其特性分別規劃衛生、福利
、交通、經濟等的建設籃圖，給民眾未來生活會更好的想望，恐怕才是獲得勝選的
正途。終究，在理念面，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成熟民主國家的政黨，會在其各項選舉
的過程中，以批評另一個國家的不是來當做唯一熱門的選戰議題的，而在民主政治
中，能夠感動人民在選舉日走出家門投一張票的力量，終究還是對人民，尤其是人
民中的弱勢者，改善未來生活的想像與承諾，至於國族的想像，恐怕除了少數知識
份子和狂熱份子，除了極少數的危機時刻外，並不總是那麼能夠激起人民長遠的感
動。
當然，不能否定基本教義派人士的熱情，以諸多台獨人士的學養和專業、經濟
的能力，若能夠多投入本土的文化性活動以培養更深厚的台灣意識，加上偶爾在兩
岸談判中發表基於本土立場的理性、專業意見，扮點黑臉以增加執政者希望中國方
面「不要傷害台灣人民情感」的談判籌碼，絕對會是台灣不論任何政黨執政時，處
理兩岸問題時最佳的戰略側翼。但如果讓任何政黨甚至政府的兩岸政策過度受到基
本教義派的影響，則恐怕不是人民之福。
要補充的兩點題外話是，第一，當今中國執政當局並未有屠殺台灣人民的歷史
經驗，二二八過程中共產黨人也是受難者，拿二二八的歷史情結來正當化對當今中
國執政當局的恐懼情緒，邏輯上實在過於牽強。第二，中國歷史的經驗中，時常會
在高度發展但內部矛盾也隨之上升難解的情況下，加以承平日久而領導人好大喜功
，往往會以發動對外敵我矛盾的方式來追求武功並轉移、宣洩內部矛盾的壓力，雖
然歷史不必然會重演，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實力對比和國際處境尷尬等客觀條件
而言，台灣在過去八年成了耀武揚威第一擊的首選靶場，實應維持兩岸和緩，以轉
移這個可能性，畢竟台灣人也沒屠殺過大陸同胞，最好還是讓中國去盯上有血海深
仇的日本人去尋釁吧；當年張伯倫也曾在慕尼黑會議中採取姑息主義、犧牲捷克，
讓納粹德國的注意力轉向日耳曼人傳統發展方向的東歐，從而使禍水東引，而使納
粹最終全力進攻蘇聯，台灣或許也應該考慮對中國溫和些、合作些、姑息些，使中
國民族主義勃興的注意力轉向傳統上與中國有血海深仇、有東亞權力競爭關係的日
本，從而使禍水北引，而台灣甚至可能從中獲取利益。
而退一萬步想，倘若台灣實施溫和的兩岸和緩政策多年，卻在國際上受到更多
的打壓，則如此一來，至少證明台灣不是「麻煩製造者」，那麼，不論在國際上或
者在國內，相信都能凝聚更強大的支持台灣的力量，否則，大概沒有多少忙著過好
生活的人民真的認知到加入聯合國或世衛對台灣有多大幫助、對人民生活有多少助
益吧，過度地操作，只會讓人民覺得不顧民生而離心離德罷了。
兩岸因為歷史的隔閡，加上彼此都在歷史中有過受傷的歷史情結，有些不必要
的誤解與信任上的困難，這只能用時間和耐心來逐漸彌平，並尋找更好的雙贏解決
方案，為了一時的選舉目的而短視地破壞辛苦建立的兩岸互信，最後恐怕會以悲劇
收場；相反的，只要台灣能夠以善意和智慧來彼此理解、逐漸處理問題，相信自然
也能夠在另一方面引導出更多的善意與智慧，而能夠如此，講同一種語言、賞同一
輪中秋明月的兩個社會，才有希望有朝一日共同摸索出共存共榮的互利選項。
以上一點不成熟的淺見，還望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