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看台灣對外政治與經貿關係之發展及其對島內政治之意義

前言

在2008年兩次大選後的一個特定時期裡，兩岸各方基於各自均急於尋求兩岸和
緩乃至於各自的兩岸未來政治關係安排目標的需要，開創了一定時期的兩岸高
度和緩穩定狀態，並根據各自對兩岸未來政治關係安排的不同期待而各自對於
兩岸經貿談判採取了各依自身期待與想像推衍而來的高度興趣，同樣地，由於
2005年上半年時，時任台北的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本省籍政治世家重量級代表
人物連戰在島內泛藍陣營二度敗選後前往大陸拜會中共黨政高層而展開破冰之
旅，或許由於連戰個人背景與特質與傳統的國民黨領導人稍有差異，或許北京
高層也因而對於台北的中國國民黨執政後的兩岸經貿談判乃至於接續其後的政
治談判與最終政治安排協議的進程有了相當高度的期待。

 

因此，我們不得不合理地推測，在ECFA第一階段經貿談判中極可能摻入了北京
當局對台北當局有著「先經後政」期待的大幅度讓利所造成的高額政治加價，
而其中的先經後政，也極可能並非先完成全部的經貿談判再進行政治協議的談
判，而是每完成一階段的兩岸經貿談判就要同時進行並檢視兩岸政治協議談判
的具體成果，而北京當局也可能依據每一回合先經後政的政治協議談判具體成
果來衡量下一回合先經後政的經貿談判所願意提供台北當局的經貿談判成果乃
至於超越台灣方面經貿談判實力的讓利幅度範圍 (willing to pay, WTP)。

 

試論兩岸經貿談判與兩岸政治談判之連動關係

必須先加以說明的是，儘管兩岸經貿緊密互動的客觀事實必然在一個較長時期
裡造成兩岸的進一步相互理解與在政治社會乃至於國際框架內的更密切合作關
係，但在兩岸之間仍因近代以來的世界史尤其是東亞區域歷史的巨變所造成的
社會文化隔閡客觀上難於在短時期間有所重大轉變而有待較長時期與較多世代
的相互接觸與理解，因此，儘管過去一個時期裡兩岸ECFA等經貿關係因為政治
上的彼此錯誤過高期待而出現一個短暫的高紅利蜜月期，以至於台灣農業當局
一度連豬肉產量過剩滯銷都逕以銷往大陸做為向農民交代的第一甚至唯一政策
方案，而北京當局在最近的ECFA後續談判與同時進行的互設辦事處等兩岸事務
性談判中半是消遣地提及「設辦事處總不能只是來賣虱目魚吧！」，然而，隨著
北京當局設定的ECFA早收清單談判回合所必須附帶的政治協議談判的內容揭露
的當前兩岸執政當局對於兩岸未來最終政治關係安排的關鍵部份並不真的存在
具備一定交集的共識，下一回合的兩岸經貿與政治談判議程與進程勢必因此連
動地受到相當程度的牽制。

 

畢竟，儘管台北當局一直以「一中各表」為其九二共識的對台灣內部說法，但
對於北京當局及國際社會而言始終只有「一中原則」，北京當局對於所謂的「
一中各表」及與其連帶的具有「一國兩府」性質的「一國兩區」論點則始終只
以「符合台灣方面相關法律規定」模糊地帶過，顯然主要只是不希望因此破壞
兩岸和緩的兩岸大戰略格局，因而，一中各表固然可以緩和北京當局對於台獨
及其聯合日美等外國反華分裂勢力的憂慮，然而，北京當局應該不太可能真的
承認台北方面後來揭露的底牌「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一個中國原則」，因為如此
一來勢必觸動北京當局已許久未見且更因連戰先生的背景與特質而一度忽略的
國共尷尬情結以及其久未再提卻從未明言放棄的「完全結束內戰」的兩岸關係
最終政治安排目標。同樣地，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總統2008年上任之初便曾提及
要提供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改革經驗與資料以協助北京當局推動政治改革，其
做為國民黨外省軍系出身的相對自由派台灣領導人也是難於接受中共的「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最終政治安排核心概念，簡言之，關於兩岸最終政治安排的
關鍵部份，北京當局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台北當局的「台灣經驗影響
大陸論」之間存在著根本的扞格與矛盾，畢竟，前者是要求台灣方面在國際法
理上接受並承認1949年以來逐漸在國際上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具有高度
差異性與高度自主性的附庸性準國家地方政府，但後者則意味著要求大陸方面
在國際法理上接受並承認在一中屋頂下的兩個實存政權，而台灣做為經濟發展
與政治改革均較大陸領先的一方具有著某種的道德正當性可以指導大陸方面的
未來發展。

 

二○一二年台灣大選後與中共十八大後的兩岸新形勢及其後續影響

因此，沿著上述的論點推演，我們不難想像，在2012年台灣方面大選與大陸方
面十八大交班後的一個時期裡，隨著兩岸當局彼此摸底接觸與面對各自內部政
經勢力的壓力而使彼此的未來兩岸政治關係歧見出現圖窮匕現的相互摩擦，具
體的事例便是台灣在亞銀名稱的去主權化與宏都拉斯駐台使節規格一如1949年
國府蔣系撤退台灣時被從全權大使降級為公使層級，當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
繼扁政府末期中美洲關鍵大國哥斯大黎加與台灣斷交並轉而與北京建交後，改
由左派桑定解放陣線執政的台灣邦交國、中美洲大國尼加拉瓜也出現外交不穩
跡象，先是桑解政權官員到台灣的監察院痛批美國等國家介入該國軍事獨裁政
治壓迫人民與傷害人權──或許是因為台灣過去也曾配合美國的中南美洲學校
而在政戰體系開設訓練尼國等中南美各國用於對內鎮壓的軍警特務的遠朋班？
或者趁機發洩情緒之餘也要求按例提供外交援助？──而稍後，尼國桑解政權
更與可能與北京方面有關的香港公司簽訂巨額合約欲建設巴拿馬運河之外的第
二條中美洲運河以更便利地聯絡大西洋與太平洋航線，北京當局此舉或許有在
美國後院加強實際參與以制衡自希拉蕊以後美方試圖再度圍堵中國的新動作，
但對於台灣方面而言，倘若此一尼國運河順利開工乃至於完工通航，北京當局
是否會容忍此一重大對外經濟與戰略投資受到向來傾向美國的尼國邦交國台灣
的相當程度牽制，抑或會以尼國桑解政權與台灣遠朋班等的歷史恩怨為由，在
鬥而不破的大前提下讓尼國與台灣斷交並轉而與北京方面建交以便徹底保護此
一極度重要的中國對外經濟與戰略投資，便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觀察的外交議題。

 

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之間為了追求各自所期待的兩岸最終政治關係安
排的最終理想目標，勢必在國際政治與主權場域展開鬥而不破的多層次競合運
作，從而在ECFA後續的經貿談判，乃至於台紐和台星甚至台美TPP的經貿談判上
，北京因素將不再如北京為馬政府代求美國同意免簽般地熱絡支持台北的國民
黨政府，而恐將出現在基本維持兩岸和緩的東亞穩定情勢下採取相當程度壓縮
台北國際空間尤其是與主權性質有關國際空間的鬥而不破的競合動作；尤其，
台灣當局的民間名義代表在此次談判中明言希望兩岸一起加入TPP，但一則北京
方面曾表達希望大陸也加入TPP主要地是一種反圍堵的策略運用，二則包括日韓
等國在內均對於相關成員之產業模式具有相當重疊性而可能互補性不足的TPP存
有疑慮而美方也暗示台灣方面應先處理TIFA而不再如希拉蕊任國務卿時那麼積極
地提及與推動台灣加入TPP相關談判，台灣方面對於TPP一廂情願的積極態度勢必
引起北京方面對於台灣當局對於美中關係可能造成的影響增加了一些憂慮。

 

因此，不難想像，在經貿上，除非兩岸政治關係回到2008年以前的高度緊張狀
態而造成經貿關係的困難，否則，既然北京當局提供政治性加價的誘因已經消
失，儘管兩岸和緩的態勢不變，但在兩岸經貿談判上，恐怕一如台星、台紐與
台美甚美日經貿談判般必須回歸一如美國柯林頓政府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談判的在商言商的經貿實力與彼此互補
性需求來進行互利雙贏而非單方讓利的真正經貿談判，而以柯林頓政府在推動
NAFTA時受到民主黨內乃至於共和黨國會議員的強力掣肘而必須動員包括尼克森
、卡特、雷根與布希等跨黨派前總統在白宮前草坪公開力挺才勉強過關的態度
，而簽訂後更是長年面對美國農工等產業界的抗議與修訂遊說，可以想見，台
北當局若不能幡然醒悟而竟以過去五年來處理國際與兩岸經貿與政治議題的高
傲乃至於自以為是某種可以統包獨家代理的某種島內政治與選舉一本萬利籌碼
，則勢必面對高度的內部困難與外部不諒解，日韓對世貿談判所遭遇的稻米等
農工業的反彈，乃至於韓美FTA在韓國受到憤怒的激烈抗議而同時在美國國會也
受到AFL-CIO等工會與農業團體的強力反對而擱置數年才批准，甚至，大陸加入
世貿時在農業等議題上的讓步，還必須由主談代表龍永圖向國內回報並經高層
會商後由朱鎔基出面承擔決策成敗責任才能拍板定案，更是台北當局面對未來
兩岸乃至於國際經貿與政治談判時不可不深思的對內與對外課題的不遠殷鑑，
不說別的，與兩岸政治爭議無關的台紐與台星經貿談判是否可能使用北京當局
不反對的非強烈主權性名稱乃至於雙方產業互補性與競爭性的協調問題，便應
三思而後行。

 

藍綠兩黨的兩岸黑白臉策略謬思

目前，對於《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感覺可能因為回歸正常經貿談判而可能如
美國的NAFTA議題般成為執政黨的島內政治難題而非利基，部份馬政府高層與
其智囊和友好媒體便試圖再度推給立法院，部份相關官員也不斷地暗示如果協
議任一條文受到立法院的否決則可能必須全部重新談判；同樣地，在其他各項
兩岸經貿與政治談判議題上，藍綠兩黨長久以來均存在著各種各樣綺麗的黑白
臉奇思異想，甚至不無可能試圖透過某種選角或者強迫分配角色的方式來製造
自以為好用的內部黑臉總代理代表人物，國民黨方面的此舉做法甚至被政治評
論家南方朔批評為「用中共來嚇台灣人，用台獨來嚇北京當局」而試圖大搞兩
岸經貿政治議題獨家總代理而以為如此可以在島內政治與選舉上一本萬利。

 

姑且不論這種「內部有強硬派要安撫」乃是過去蘇聯時代甚至更早的帝俄時代
莫斯科當局的慣用伎倆而中共對此想必心領神會而甚至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
可能，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如果台灣內部存在黑臉竟然就可以讓北京當局讓步
，則北京當局背後必須面對與交代的大陸內部不論老闆員工們反共還親共的各
產業利益團體是否也必然會忽然全力支持中共中央與涉台各政府單位對台採取
更為符合大陸方面政治與經貿實力的強硬談判策略，藉以尋求保障其在大陸內
銷市場的利潤份額甚至擴大其對台經貿利益呢？第二，北京當局對台政治談判
的核心策略與讓步幅度乃至於與此相關的經貿談判策略，主要地是依據台灣各
種真假黑白臉加總後產生的對大陸與對中共政權態度而定，主要地是依據在國
際外交領域的兩岸協調以及對中共政權穩定存在的可能影響而定，因此，真實
存在的所謂黑臉是無法刻意消除的，但也勢必對於兩岸經貿談判的成果與政治
關係的穩定性有所相當負面影響而不大可能有所謂使白臉有機會在談判桌上拿
到更多的可能性，否則，則包括美國等國際勢必豈不是更有可能製造黑臉或者
將人權等議題相罵本式地全面納入對北京經貿與政治談判之中而獲取某種超額
利潤甚至是藉機達成對中共政權的和平演變呢？

 

試論兩岸新形勢下台灣執政黨應有的兩岸國際戰略思維

基於此，台灣各黨各界，尤其是台北執政當局身邊的小毛奇們，應該要有仔細
進行兩岸經貿談判相關前置的產業發展與轉型的必要精算能力，而非如2012年
大選後仍盲目地推動石斑魚擴大養殖與對陸輸出般地錯誤地繼續期待未來的兩
岸經貿關係上還有可能有更多的政治性加價空間可以分配甚至做為其在台灣島
內政治上的某種輕鬆便宜的萬年利基，如此才能夠在回歸常態經貿談判模式的
兩岸ECFA後續談判中真正務實地為台灣產業爭取與大陸方面互補互利的談判條
件以確實促進台灣的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

 

舉例而言，在農業方面便應該回歸常態的經貿談判，在台灣方面基本上自產率
有限的品項上（例如自產率20%以下）便應有如對美歐日等經貿談判般的逐步讓
步以換取其他台灣有更佳利基產業品項的讓步，當然，這仍然必須在符合SPS和
International Codex等國際食品安全檢疫標準與台灣方面相關法規的前提下逐步
進行開放，當然，因為對大陸開始部份仍然一定偏低自產率農產品項目所必然
造成的台灣內部政治爭議與民意抗爭乃如日韓等國對外經貿談判般是必然的，
而且應該由執政當局承擔並設法化解的，像是透過輔導相關業者進行農業精緻
化等差異化高品質化生產或者提供必要的轉作輔導與補助等，而建構更完善也
更符合財政永續性的社會安全網正是台灣面對包括大陸與世界各國進行經貿談
判與國際分工和產業轉型的關鍵要素，有此一社會安全網，才能確保全球資本
主義體系整編整合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一些受傷害的輸家個人能夠得到相當的保
障，而不是隻身承擔整個社會乃至於全球的經濟自由化惡果卻最終因無力承擔
而產生絕望的相對剝奪感，畢竟，如此將使得整個社會與政府體系乃至於整個
全球化經貿政治體系產生嚴重的民主赤字與正當性危機，並可能因此而使整個
體系面臨全球人民有意識無意識地集體反抗而瀕臨體系瓦解危機。

 

此番《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正是二○一二年台灣大選與中共十八大後兩岸政
治經濟關係新形勢的具體而微的重要例證，而其中許多所謂的優惠項目更是福
建限定以及選後便浮現平潭島等議題，更可見兩岸經貿議題已到了雙方不得不
改變一些思維方式的轉折點了。台灣當局似宜深刻省思並妥善而務實地調整其
兩岸乃至於國際政治與經貿談判的總體戰略思維。

 

試論兩岸新形勢下台灣在野黨應有的兩岸國際戰略思維

長年以來自詡承載著台灣人民追求內政與外交自主權理念的在野黨民進黨當局
，在2012年大選後因為社會上與各媒體普遍認為兩岸與扁案乃為其無法成功地
跨越準執政門檻而取得人民信任再度政黨輪替的主因，既然扁案已因同時具有
法律與政治問題而複雜化且扁政治勢力已暫時不再成為媒體焦點而出現效應遞
減，民進黨人士勢必認為扁案只要維持軟切割並持續關懷扁案相關司法人權與
司法改革問題就能夠減少其負面政治效應，因此，民進黨人士自然地認為兩岸
議題乃為其未來挑戰國民黨執政權的最重要議題，並自大選後一年多年便不斷
地在台灣內部乃至於兩岸間頻繁地展開調和其政黨兩岸基調與兩岸客觀環境變
化的諸多創意嘗試。

 

然而，既然兩岸經貿談判已如上述回歸正常經貿談判模式而不再必然是某種一
本萬利的政經議題，民進黨固然不必在中共已推動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以及在
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漸進式地推展人權與社會改革之後繼續承繼渡台國府政權在
國破家亡的國仇家恨之中所產生並寫入威權時代官方教材的反共思想教育，更
不必在兩岸經貿往來日益頻繁而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也在日增的兩岸社會經濟
接觸過程中有所增進的大趨勢裡採取不合時宜的強硬反中立場。

 

然而，既然台灣人民長期以來視民進黨為台灣人民追求內政與外交自主權理念
的政治代表，而此一內政與外交自主權的追求渴望又源自對百年來日本殖民統
治與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強烈反抗與自主期待，尤其是源自於二二八事件後所逐
漸萌生的台灣人意識與台灣人民必須自己當家作主才不至於被外來統治者主宰
命運的集體歷史意識，加上必須考量部份較激進親日獨派勢力的掣肘，民進黨
在未來一個時期的兩岸論述調整仍宜以保持對大陸相關政經議題的適當警覺性
為前提下逐步地採取較為緩和的政治態度與政策論述，民進黨的此一緩和化速
度應該要儘量貼近台灣人民對大陸相關政經議題思維態度的總和緩和調整速度
，從而能夠適時適度地透過與人民與獨派的誠懇對話而引領台灣人民與獨派人
士逐漸緩和化其對大陸陸相關政經議題的思維態度，否則可能欲速則不達，反
而可能因為調整過快而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不但無助於其站穩台灣人民追求內
政與外交自主權百年理想的政治代表地位而引領台灣社會理性地思考與處理兩
岸政經議題的發展，甚至可能因此使得極少數激進獨派勢力與其群眾因為感覺
受到其政治代表的某種背叛而採取更為激進而難於理性對話的政治作為。

 

同時，倘若民進黨仍欲做為一個具有提供人民現有執政黨以外另一種政策與政
綱選項的期待重新取回政權與推動其政策與政綱的現代民主政黨，則必須向其
選民與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民眾展示其具有準執政能力 (capacity) 而確實有能
力擔當未來的執政重任，若如此，則其處理兩岸與國際經貿政治談判的成熟度
必然是一個觀察的項目。固然，美國與世界各國政治研究者均認為 “All politics
is local.”，因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非反之，而相關高層政治人物也主要地必須
爭取草根選民對其內政政策的支持而獲得其政治能量與正當性才能取得執政權
並運用其政治能量與正當性為國家從事必要的涉外談判與妥協，然而，即使不
需要每個試圖爭取代表自身政黨爭奪執政權的高層政治人物都必須對於國際政
經事務的諸多煩瑣細節有所了解，畢竟，食少事繁，豈能長久，反之，對於國
際政經事務過於投入的高層政治人物也往往容易如美國民主黨國務卿 John Kerry
般容易有著些許高傲而可能無法有效地透過民主選舉取得其進行涉外談判所必
須的政治能量與正當性，因而往往必須如季辛吉般透過民選總統所任命並經國
會民意同意的國務卿或國家安全顧問等角色才能夠在民主體制內合法正當地參
與涉外政策與政治決策，但是，有意代表所屬政黨爭取執政權的高層政治人物
必須表現出對於處理兩岸與國際政經事務的基本成熟態度，像是認知兩岸國際
事務有別於內政議題而必須採取一些不同的思維進路以及尊重並不時傾聽相關
學者專家以及長年參與相關涉外事務政府官員與二軌人士的各種意見以便兼聽
則明。

 

基於此，民進黨人士對於《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儘管仍應如日韓各國在野黨
處理自由貿易議題般採取必要且符合民意的監督乃至於整合相關產業意見而對
台灣執政當局提出抗議，但由於兩岸經貿議題上大陸方面的讓利已在ECFA早收
清單被部份大陸學者與業界批評為喪權辱國後接近大陸做為人均所得尚落後台
灣的東亞大國所能承受的極限，批判政府談判無能之餘，似宜提出一定程度的
產業輔導等政策，並適度地表達對於兩岸經貿談判回歸常態經貿談判模式的理
解態度並試圖在此一理解的基礎上建構民進黨自己的兩岸經貿談判相關之產業
與項目清單與受損失產業輔助政策，同時，儘管難於在兩岸政治議題上進行急
轉彎，但也不宜採取可能造成進一步激化的政治動作，並宜在篤守尊重台灣民
意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礎上，透過進一步的二軌交流與互動，一則維持
緊急對話管道的存在以防止因不必要的誤會而擦槍走火，二則透過將可能有疑
慮之各方勢力拉進經貿談判議題討論與政經接觸二軌等交流互動過程以增進其
理解並減少其疑慮，才能夠建構自身健全的兩岸政經關係政綱與政策，也才有
可能在未來較長時期與較多世代的良性互動過程中，也才有可能因著雙方各自
的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以及兩岸各方勢力持續交流互動而減少兩岸因近代以來的
世界史尤其是東亞區域歷史的巨變所造成的社會文化隔閡以及連帶的政治不信
任，並運用民進黨無國共歷史糾葛卻能代表台灣人民追求自主理念的優勢，藉
此在兩岸最終政治安排之中台灣人民最在意的國際自主參與空間的部份代表台
灣人民竭盡台灣政經實力與國際情勢所允許地逐項地追求最大可能的國際自主
參與空間並同時維持完整內政自主權以存續台灣人民所珍視的特有社會經濟政
治體制。

 

結語

總結經驗，兩岸經貿關係與政治關係的談判與發展本質上具有相關的連帶性，
事實上，衡諸歷史，古今中外，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本來就存在著經濟關
係與政治關係之間的有機互動。自1949年年底以來，兩岸關係有其長期的發展
脈絡，對於由於威權時代的形格勢禁而無法參與高層政治的台灣人民而言，甫
經民主化改革便必須面對威權政府不敢向人民說出真相的兩岸既存脈絡與框架
，確實難免令人感覺有些錯愕與不公平，然而，每個社會的內外發展脈絡均存
在著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的必然特性，而承認現狀與在保持必要警覺性
前提下漸次展開政經多方面良性互動，應該是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民眾面對
兩岸關係發展的最有利思維與策略作為，唯有如此，才可能在未來較長時期與
較多世代的良性互動過程中，並因著雙方各自的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以及兩岸各
方勢力持續交流互動而減少兩岸因近代以來的世界史尤其是東亞區域歷史的巨
變所造成的社會文化隔閡以及連帶的政治不信任，並最終在這個基礎上，講同
一種語言、賞同一輪中秋明月卻因著大歷史的捉弄而在近代以來各自受過諸多
不同的歷史傷痛並產生不同歷史記憶與集體意識的兩個華人社會，才有希望有
朝一日一同摸索出共存共榮的互利選項。

 

 

相關舊文參考分享：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上）》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9809942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下）》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9809943

 

《所謂的「國際觀」──老成謀國抑或上流社會比較美？》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9810135

 

《聯合報社論《兩個不可能與一個不可以》批判》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10320505

《聯合報社論《二二八：不完整的故事，不完整的啟示》批判》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10326461

 

墨賞新鐵板料理食記

因想為例行的家庭聚會挑個不一樣的趣味餐館，於是選擇了這家鐵板料理店，

剛開始還在想說是不是一定會有鐵板燒必備的煙燻和吃完後的滿身油煙味，

不過，還好最後事實證明是想多了。

 

點的是商業午餐系列780大洋的安格斯無骨牛小排，

湯品點匈牙利海鮮湯，量比一般的同品湯稍少，但口感十足，

沙拉則是松露百菇沙拉，很清香的炒百菇加上少許松露，

似乎並未因為採取鐵板的料理方式而使得菇類的香氣受到太多破壞，

檸檬雪寶雖然不是太特別，但清理口腔以便繼續品嘗食物的功能也沒稍少，

主餐安格斯無骨牛小排則是中規中矩的鮮嫩牛肉，

自行搭配芥茉醬油和洋蔥醬油兩種佐醬頗有一番滋味，

主食櫻花蝦明太子炒飯也風味頗佳，雖然其黃色的底色是用雞蛋爆香而來，

但口感與視覺觀感與番紅花炒飯相較並不遜色，

而味道不流失的炒櫻花蝦則更是搭配得頗為有聲有色。

 

甜點的部份，享用前換桌，從鐵板區移轉到一般的餐桌區，

換桌讓用餐氣氛轉為更適合閒聊，因為在鐵板區一則總會欣賞廚師作菜，

二則鐵板區的聲音較多而且空間難免較為狹窄而使人無法放鬆心情天南地北，

甜點選擇冰淇淋聖代，飲品則是人稱西班牙香檳的冰玫瑰莓果沙瓦，

然而，喝過的都知道，儘管同為氣泡酒類，但許是風土與釀造者民族性不同，

沙瓦與香檳其實仍有著各具千秋的不同風情。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55號2樓

電話：02-2731-9966

營業時間：11:30-14:30, 17:30-22:00

平均價位：800-1500 NTD

店家網頁：http://www.mosun.com.tw/

誰是真正的君子淑女：《遠大前程》觀後有感

待續。

關於當前十二年國教議題的一點個人看法

近日來，將國民義務教育年限由原本的九年國教延伸為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政策引
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爭議，儘管十二年國教相關政策方案的倡議與研擬已歷經多
任總統與行政院長，然而，自從馬政府正式推出十二年國教政策後，排山倒海的
社會爭議尤其是來自國中生家長與國高中教師的強烈反彈聲浪便從未停歇甚至有
愈演愈烈的趨勢。而儘管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十二年國教的高中職學費問題
爭吵不休，家長與民眾們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最大疑慮從來就是在於升學機會的公
平性問題，也就是說，十二年國教政策造成的社會爭議，其焦點從來不是在於學
費問題而是在於考甄方式問題，亦即焦點從來就完全在於高中職與緊接著大學升
學與就業等生涯發展與社會流動性的問題。

 

華人社會向來重視教育，並視教育機會為同代乃至跨代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的重
要機制；而在西方社會，教育機會對於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的功能也在近年來金
融海嘯後的包括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眾多經濟學者的經濟與社會改革
論著中日益受到重視。因此，我們可以說，十二年國教做為國民義務教育，其主
要的社會爭議焦點絕對在於考甄制度公平性與鑑別度問題。

 

更何況，就其教育本質與社會意義而言，首先，有別於國中與國小教育的教材與
課程內容基本上是全國一致的基礎性通才教育，高中職教育首先就有高中與高職
的升學導向與技術導向的教育管道分流差異；其次，在高中之間尚有因學生素質
群聚差異與教師教學能力差異等而造成的升學機會差距，而且是影響學生未來就
業等生涯發展與社會流動機會的大學錄取機會，而在高職方面也同樣地會影響其
所接觸同儕與技術訓練乃至於所屬學校在就業市場評價等，當然也對學生未來就
業等生涯發展與社會流動機會影響極巨。因此，十二年國教所延伸的高中職教育
納入義務教育部份，其教育本質與社會意義原本就與九年國教所包括的國中小學
義務教育迥異，政策研擬單位與政策決策者若不能仔細地將之考量並整合出符合
教育專業與社會期待的十二年國教政策，則原本立意良好的教育改革政策不但不
能達成百年樹人的宏遠目標，甚至可能治絲益棼而徒然加重家長與學生的負擔，
也將使得與補教業大肆擴充其與義務教育目標內容較無關的部門如各種才藝而造
成補教業的惡性發展，但學生卻是為了升學目的而非為了個人興趣涵養而必須填
鴨各種才藝等補教內容，更有甚者，如此的升學制度勢必使得社經優勢者得以運
用其優勢的經濟資源而在高中乃至於大學的考甄制度中取得不合理制度所造成的
結構性超額利潤（升學機會提高），畢竟，不是每個家長都能負擔得起改來改去
的高中與大學升學制度中不斷增加的教科書內容以外的諸多加分項目，而從過去
教改的「多元入學」已被許多學生、家長與高中學校教師譏評為「多錢入學」以
及日前新聞揭露台大等校的推甄與繁星入學生的家庭背景基本上屬於社經地位的
優勢者，繁星入學僅稍稍平衡了居住地域與明星高中的入學機會差異，卻對於社
經地位造成的大學升學機會差異幾無改善甚至有可能吊詭地使之稍有惡化，亦即
繁星入學可能增加了就讀非都會區高中或非明星高中社經優勢學生的大學入學機
會，卻可能反而同時排擠了部份就讀都會區高中或明星高中的社經相對弱勢學生
的大學入學機會，畢竟部份社經相對弱勢學生可能國中升高中時努力地考上都會
區或明星高中而因此得以在大學推甄或指考上取得較佳的大學入學機會，此一機
會卻可能因為繁星入學對推甄與指考的名額排擠效應而相對減少，而非都會區高
中或非明星高中的學生中往往也是當地社經相對優勢者較有機會透過繁星入學取
得比起推甄或指考更有利的大學入學機會；當然，這只是一個論理上的推論而需
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才能確定是否存在此一吊詭現象，但此一論理似乎具有相當
的可能性為真，也顯示了相關的教改政策事前缺乏縝密的政策分析論理而事後更
缺乏追蹤研究以了解是否確實達成其原始政策目標。

 

當前各界爭議的十二年國教議題，其政策方案複雜而充滿各種各方協調後的妥協
式政策微調，本文在此就不一一細究各細節方案與條文的合理性問題，而將直接
從學費制度與考甄制度兩個層面來試圖探討十二年國教所延伸的高中職義務教育
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制度設計才合理。

 

就學費制度而言，這原本是十二年國教與現行的九年國教最大的差異所在，因為
既然台灣原本的國中畢業升學率就接近百分之百，而十二年國教也仍有透過考甄
制度而達成的高中職教育管道分流而非改為全國完全一致的基礎性通才教育，學
費的補貼應該是十二年國教與最大的不同點才是。目前的十二年國教在學費制度
上採取高中排富而高職不排富的補貼政策，固然有其合理性，一則高中生平均而
言來自社經相對優勢家庭而高職生平均而言來自社經相對弱勢家庭，二則如此可
以試圖稍稍扭曲過去教改造成高職與技職體制示微，因而許多所謂的高中生與技
職改制的大學的大學生並未真正具有強烈的學術興趣卻已先失去足以謀生的技職
專業技術訓練。然而，不論從教育理論或者實務面而言，當前的十二年國教學費
制度設計仍然存在著必須仔細討論的問題。

 

首先，排富門檻的設定本身就具有相當的任意性，更何況，許多實質所得遠高過
排富門檻但其所得大多來自資本利得而非薪資所得者，在與所得稅稅基連結的排
富門檻下仍然會得到學費補助，而實質所得遠遜於上述資本利得者的許多中產階
級卻會被排富而無法得到學費補助；第二，許多私立高中職的學費標準不一，尤
其部份私立高中本來的學費就較高，未來更可能因為當前研擬的十二年國教考甄
制度設計不當而使得家長從明星或者次明星高中轉向仍能維持較嚴格升學教育教
學品質的前段私立高中而使得這些前段私立高中進一步地產生如美英各國明星私
立高中的貴族化現象並進一步地提高其學費，與此同時，部份私立高職也可能在
經營者的獲利需求與進行教學品質競爭而成本提高等因素或合理或不合理地提高
學費，而這些私立高中職相對其他私立高中職高出許多的學費卻必須完全由政府
負擔，而能夠選擇這些學費較高而教學品筫也較可能較佳的高中職者卻又可能大
多來自社經地位較佳家庭。

 

因此，管見以為，一個比較合理且符合教育理論與經濟效率的十二年國教高中職
學費政策應該有包含如下要素：

 

第一，應該高中職均不排富，但相關學費補貼應該悉由中央政府負擔，而各地方
政策則可以視自身財政狀況或向中央政府申請專案補助在各高中職圖書館提供清
寒高中職學生有所需求卻往往無力負擔的課程參考書乃至於電腦資訊等對未來升
學競爭與就業求職有所重大幫助的輔助教材與課程，此外，凍省後改隸中央的各
地原省立高中，其中位在六都者往往是過去的明星或次明星學校，則可以考慮依
照地方自治原則改隸六都直轄市管理，如此也符合台北市的建中與北一女等高中
的管理原則，而非直轄市原省立高中則因為經費等問題而宜維持由中央政府管理
補助。

 

第二，考量十二年國教做為國民義務教育所必須具備的平等原則問題，也考量政
府經費有限問題以及長年以來高中職政府教育資源投入差距過大問題，此外，也
基於少子化趨勢後，不久的將來勢必出現的高中職汰弱存強退場機制問題，比較
合理的學費補貼政策除了高中職均不排富之外，應就高中職分別設立全國一致的
年度補貼標準，至於高中與高職各年度應該分別補助多少，則應由教育主管機關
逐年評估全國高中與高職各自的人事設備成本與設備折舊更新成本後設定，其中
當然包含少許的獲利部份以獎勵私人興學，而公立高中職的此獲利部份則可以用
於其各項軟硬體基礎建設，而超出此全國一致高中或高職補助標準的部份學費則
因為極可能是因該私立高中職有貴族化傾向而應故選讀的學生家長自行負擔，以
免在當前十二年國教不合理的高中職考甄制度下變相地由政府補貼主要由家庭社
經相對優勢學生就讀的貴族化高中職。

 

第三，此種全國一致的高中與高職學費補助標準可以逐年地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對各校的教育補助，亦即將一部份原本實質上用於補助學生的教育經費不再
撥給學校而是折算進入此高中與高職學費補助標準，實質上等於提供每個升高中
與升高職學生一張教育券，如此一則可以減少校方辦學不力無法爭取學生就讀卻
透過外部政治或者教育體系內部的各種關係進行或各式各樣合法或非法的「尋租
行為」 (rent-seeking) 而獲取政府經費補助卻無助於提升教育品質，二則在少子化
而部份公私立高中職退場幾乎是無可避免趨勢的情況下，透過此一實質上是直接
分發給高中或高職教育服務終端消費者即學生與家長的教育券的政府教育補貼分
配政策，可以建立比起評鑑等方式更為公平客觀且確實能夠針對消費者需求而提
升教育品質的符合自由市場機制與學生教育需求的過剩高中職退場機制。事實上
，雖然大學以上教育不可能納入國民義務教育，但教育部等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也
可以運用此一實質教育券政策的策略來分配一部份教學與房舍等非研究相關的政
府大學以上教育補助而透過市場機制的輔助建構更公平客觀的大學退場機制。

 

最後，由於各縣市民眾的平均所得與平均生活費用存在相當的城鄉差距，全國一
致的高中與高職學費補貼標準實質上等於對於非直轄市縣市的較多教育補貼使其
增加一些經費來稍稍彌補長年的教育資源城鄉差距，而甚至可以造成一點微小的
政策誘因來稍稍鼓勵諸多藍綠政治人物與親近學者專家近年來均力主的「首都減
壓」、「都會區減壓」及「六都生活圈」等的建構。

 

就考甄制度而言，當前研議的十二年國教政策就此先將高中區分為明星與非明星
高中，非明星高中原則上採取社區高中形式免試入學，明星高中則至少有25%免試
社區入學而其餘部份則採取包括推甄與新基測等多元入學方式。考甄制度實為當
前十二年國教政策最大的爭議所在，而當前研議的考甄政策存在著諸多的問題而
勢必在未來引起更多的爭議。

 

首先，明星高中與非明星高中的區分過於武斷，實際上，過去的高中升學志願別
毋寧是階梯式漸進的各式排名而不是明星非明星高中的涇渭分明全有全無，如此
區分法勢必使得欲升學高中的國中生為了擠進明星高中而大幅增加課業負擔，而
長遠來說，由於主要是公立高中的明星高中仍然摻入了素質難於齊一的社區免試
入學生而可能影響其讀書風氣與教師教學方向集中度，加上原本的次明星高中又
完全被社區免試入學化而使其現有的相當程度讀書風氣與教學品質保障逐漸消失
，較能夠進行分班等各種保障讀書升學意願與能力較高學生讀書風氣與教師教學
方向集中度的前段私立高中勢必因此成為學生與家長的新選項，長久以往，不無
可能使台灣的高中教育愈來愈接近美國的高中教育，亦即在許多升學不佳的公立
社區高中與少數升學好些的所謂公立明星高中之外，主要由社經相對優勢家庭學
生就讀的前段私立高中將會抬頭，但如此一來似乎完全違反了十二年國教政策試
圖達成的高中職教育義務教育化的政策目標。

 

第二，為了應付明星高中或者前段私立高中日增的推甄等納入大量非教科書內容
評分項目的入學方式以獲取較佳大學入學機會，前面提過的非真正興趣的才藝補
教業乃至於現已極盛行的國中課程教材補教業勢必因此更為盛行，如此一來，十
二年國教與歷年的大學升學制度等教改一樣，非但無法減輕學生負擔而讓學生快
樂學習，卻反而使得不分社經優勢或弱勢學生都有了更加沉重的課業負擔，畢竟
，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的基本根源並非華人家長的升學教育觀念或者大學聯考等
考甄制度，而是根源於大學升學機會背後所代表的就業生涯機會與社會流動機會
等社會經濟結構面因素，僅在表面的高中或大學考甄制度上大做文章，根本無濟
於事甚至往往只是徒增家長與學生的困擾與負擔。

 

第三，此一著重於高中免試入學的考甄制度完全無視於高職做為教育管道分流而
學生進入技職教育體系的重要性，更缺乏對於技職教育體系建構的完整觀點與未
來想望，也完全漠視不同高職學校乃至不同高職科系所代表的不同技職教育未來
生涯規劃的高度歧異性而需要細膩的政策安排使學生能夠適才適性分流並保留一
定的依生涯或興趣需要而存在著在不同學校或不同科系間轉學乃至於回歸高中大
學或者科技大學等接受更多教育與技術訓練的需求，而純粹依著「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士大夫觀念將高職視為給考不上高中的學生學點謀生技術的
初等職業學校，如此思維似乎無助於為台灣的產業轉型提供堅實的技職體系優質
技術人力資源。

 

第四，由於明星高中有免試社區入學名額而原本的次明星高中則完全是免試社區
入學，因此，勢必使得上述明星與次明星高中所屬學區的房價因其與高中入學機
會和未來大學升學機會等的高度連結而產生某種稀少性 (scarcity) 而進一步地飆漲
，如此一來，則不能排除有部份房地產與金融業者現在或未來在相關學區內圈地
養地以便炒作房地產獲取遠超過其他相關業者暴利的可能性，因此，推動十二年
國教相關政務與事務官員也就可能因為民眾與民代瓜田李下的質疑而必須適度地
做利益衝突問題的自我澄清。

 

第五，按照現行的非明星高中以外高中社區化免試入學與高職社區化免試入學，
光是高中與高職應該透過何種考甄制度進行國中畢業學生的分流及其公平性問題
就勢必造成學生與家長的恐慌與巨大社會爭議，更何況，許多非都會區縣市或鄉
鎮的優秀國中畢業生，就會因為此一高中社區化免試入學的考甄制度而被強迫留
在其家鄉的教育資源、辦學品質與升學機會較差的社區高中而不能透過現行的基
測與推甄而進入都會區或鄰近較繁榮鄉鎮的次明星高中就讀，如此對於非都會區
縣市或鄉鎮的國中畢業生未來的大學升學乃至於就業生涯發展機會勢必形成嚴重
的歧視效果；更何況，上有政策，必然下有對策，如此一來，其結果反而使得原
本由於工作等因素而居住在非都會區縣市或鄉鎮民眾──尤其是中產階級或者家
中有升國中高中學齡兒童的民眾──不得不為了替子女爭取較佳高中乃至於大學
升學與教育機會而選擇設法遷入都會區的明星高中或次明星高中學區居住，甚至
父母工作與生活居住必須長途通勤或者子女自行居住在上述有利學區也在所不惜
，如此一來，不但無助於民眾與學生養成對於成長土地的家鄉情感與愛鄉情懷，
甚至將使得部份的家庭消費支出因此移出本已相對貧困的非都會區縣市或鄉鎮而
更加集中地流入都會區，非但無助於發展在地經濟與文化，甚至反而使得在非都
會區縣市或鄉鎮的在地經濟與在地文化發展過程中往往居於關鍵角色的中產階級
以及家中有學齡兒童的年輕世代小家庭因為設計不當的十二年國教考甄制度而出
現流失危機。

 

最後，由於華人社會極度重視子女教育，而中外研究均指出教育機會尤其是大學
教育機會與個人的生涯就業發展高度相關，因而教育機會的公平性向來被視為社
會流動與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這個有著攸久科舉制度的華人社會更是如此，過
去的統治者便是藉此讓各社會階級優秀人才「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而使其進入
國家社會的政經接班團隊，一則使其有機會貢獻才能而不至於因為社會流動受限
的不公平性而走向反抗之路，二則藉此擴充政權的社會代表性基礎以使其人事與
政策更能夠照顧到方方面面更廣泛的各階層人民，從而使得政權更加鞏固而政策
也更貼近各階層人民的真正需要。因此，倘若十二年國教的考甄制度造成了嚴重
的高中乃至於大學升學機會不公平性爭議，恐怕不僅僅是政治爭議而已，而將更
廣泛地造成社會信任與社會穩定的大幅流失，而教育機會的公平性與其代表的一
定程度社會流動機會尤其是子女社會流動做為社會穩定機制中與利益受傷害者的
交換機制的受到侵蝕，其嚴重程度恐怕是主政者必須三思而又三思而甚至可謂影
響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大社會政策問題而非單單只是教育政策問題而已。

 

因此，管見以為，既然十二年國教的高中職延伸義務教育與現行高中職考甄制度
的差異主要在於學費分配，而當前研議中的十二年國教考甄政策又會造成上述諸
多社會爭議，一個合理的十二年國教考甄政策基本上應該大致維持現行的高中職
升學考甄制度，但應該考量以下幾個問題而做一些政策上的改革。第一，考量的
確有少數的特殊科目或專長資優生可能無法在基測中考上理想學校，績優生固然
依基測等考試制度分發即可，但保留10%名額供各校以推甄等方式錄取這些真正
有特殊天賦而不應被埋沒的資優生確實有其必要性。第二，由於目前學生對於自
己的興趣往往一知半解而在前階段教改制度下盲目地選擇高中或者普通高中為其
較前面的志願，國中教育尤其是國一國二應該保留一定空白的時間給學生摸索自
己真正的興趣何在，而學校也應有一兩門相關課程並在輔導室與圖書館提供相關
資料甚至於課程以協助學生更有效地摸索自己的人生方向。第三，由於目前的高
中職教育資源確實存在著相當的城鄉差距，而同校學生取得的教育資源也存在著
相當的社經因素差距，政府應該如本文曾提及地透過專案經費補助而在各高中職
圖書館提供清寒高中職學生有所需求卻往往無力負擔的課程參考書乃至於電腦資
訊等對未來升學競爭與就業求職有所重大幫助的輔助教材與課程，而考量地方政
治實況，中央政府也應透過專款專用的方式提供各地高中職更多的能由學生實際
直接運用的教育資源補助以儘可能地減小城嫏差距並提供部份學生在居住地當地
就讀高中職而不是為了更好的大學升學機會而必須每天通車甚至外地租屋地遠赴
都會區明星或次明星公私立高中職就讀。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十二年國教乃是台灣近年來最重大的教育政策變革。台灣社會向
來重視教育，而教育機會的公平提供也確實是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因而是
台灣社會極為重要的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並已在過去數十年裡證明其有效性而彌足
珍貴值得謹慎維護，更是使各社會階層出身的優秀人才能夠適才適所地為社會也為自己
的人生做光做鹽、發光發熱的重要社會優秀人才與政經接班梯隊的人力資源 (human
capital) 甄補機制，十二年國教相關的學費制度與考甄制度已引起廣泛而強烈的社會爭
議，便可見社會各界對於教育機會提供的公平性與教育制度改革可能引發的公平性等問
題高度重視之一班，主政者實宜謹慎聆聽民意並在相關政策制訂上多加考量教育專業與
社會期待，才能夠建構一個可長可久的十二年國教制度，也才能夠透過教育機會的提供
而促進社會穩定並為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提供更為優秀且更為富有多元創造力的
未來世代寶貴人才資產。

 

 

假如蔣中正不曾發動清黨：一篇架空歷史的書寫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自從孫文死後即不斷惡化的國共關係以及國民黨內部派
系傾軋終於浮上檯面，國民黨右派聯合地主軍紳、江浙財閥乃至於上海青幫等勢
力支持掌握北伐軍武裝力量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發動清黨，除了清洗國民
黨內與北伐軍內的中共勢力與國民黨左派勢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壓制了北伐軍已
控制地區採取「打土豪、分田地」農村土改政策的左傾農民協會與土地委員會等
新成立農村自主基層組織，以及透過杜月笙的青幫等各勢力對上海閘北等地的新
興工會組織大打出手。

 

清黨後，國共分道揚鑣，做為北伐軍政治前鋒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基層工農組織基
本瓦解，國民黨黨員人數從一百二十萬銳減為二十五萬，其組成成份也從全民政
黨退化為政軍人員政黨，國民黨自此無力在前清覆滅後的亂局中建立新的直接而
有效的基層社會控制組織而只能依賴前清時代地方仕紳退化而來的地主軍紳對基
層社會進行半封建式的前現代間接統治──前清時代由於有儒教體系以及科舉取
士，地方上的地主除了獲取佃租等利益之外尚需配合縣官進行一些所謂的義舉才
能取得地方上的方便以及有助於其子女科舉，前清覆滅後在兵荒馬亂之下此一體
系只剩下由地主獲利的佃租收取而再無農民獲利的各項義舉，更有甚者，由於年
年兵燹而各種稅賦派收孔急，地主也在地方軍系甚至過路軍頭造成的稅收與地方
破壞壓力下擴大了對佃租利益的搾取而使得自晚清便不斷惡化的中國土地分配利
用問題更加惡化──自此，北伐軍與國民黨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政治正當性大幅
下降，原本勢如破竹的北伐事業開始遭受重重打擊，蔣中正在北伐徐州頓挫後下
野，其後雖然重掌大權繼續北伐成功，但已無力進一步根本瓦解北方泛北洋軍系
乃至於南方各地方軍系勢力盤根錯節的地方控制力量，而只能使其改奉國民黨旗
號而造成「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現象，舉例來說，原屬浙軍地方軍系小軍閥
的作家琦君之父便是在獲取不小的利益後才交換其交出地方軍隊勢力，而同樣原
是浙軍地方軍系師長的陳儀則更是改掛著國民黨政學系名號繼續活躍於國民政府
政壇，浙江尚且如此，北方各泛北洋軍系地方勢力的狀況也就可見一斑了。南京
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發動清黨（中共方面則稱之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
中共隨即在第三國際指示下發動全面武裝暴動作為回應，八月一日，由曾任北伐
軍入湘先遣先鋒的中共黨員葉挺掌握的北伐軍南昌駐防部隊展開武裝起義，國共
正式全面決裂攤牌，中共也正式轉向武力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力革命路線。

 

那麼，一個值得討論的有趣歷史問題便是假如中山艦事變後立場轉而對共產黨有
所疑慮防範的蔣中正採取清黨剿共以外的其他進路，中國近代史又將會有什麼樣
的不同呢？當然，歷史沒有如果，然而，畢竟蔣中正早年在孫文採取「聯俄容共
」策略而使得孫勢力控制的廣州被英國商團稱為「赤城」時也曾一度隨之左傾，
甚至將獨子蔣經國送往莫斯科留學而被一度被稱為「紅色將軍蔣介石」，更何況
，在抗戰結束而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蔣中正也曾以手諭要求攻入山東的國府
軍隊承認山東各地中共自抗戰以降歷年土改後的現狀以試圖鞏固在當地重建的地
方控制力量，那麼，蔣與中共和國民黨左派之間，在軍閥大敵當頭且列強國難當
頭的北伐未定之際似乎並非全無繼續合作的可能性。

 

假如，蔣中正未採取向腥清黨的策略來回應北伐軍推進過程中所發生的與中共有
關的左傾農村土改政策，那麼，首當其衝地，蔣中正便有幾個重要的政治軍事問
題必須面對。第一，由於黃埔系與桂系等北伐軍軍官基本上多數均自南方為主各
省地主家族者，且除了加入國民黨與黃埔軍校的中共黨員之外主要均是以支持中
國民主革命與統一中國對抗外侮的資產階級革命思維為其投身革命理念而加入北
伐軍與國民黨者，中共所支持左傾農村土改政策勢必對於北伐軍乃至於國民黨內
的北伐軍政聯盟造成衝擊；第二，北伐軍進入上海後，勢必要面對與擁有租界的
國際列強維護在華利益的國際強權勢力，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受到法租界巡
警追捕而必須潛往嘉興南湖擇地另會以及英法軍隊在北伐軍入滬後增援戒備的情
況來看，中共的左傾工會運動乃至於北伐軍在武漢與南昌等地對列強租界的攻擊
行動均可能使北伐軍政聯盟面臨國際干預的壓力，遑論此前英國商團因孫文採納
鮑羅廷建議而以發動工農的策略對抗陳炯明軍隊等策略後便稱孫文與國民黨勢力
控制的廣州為「赤城」而認為其有採取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傾向；第三，北伐軍政
聯盟的財政後勤極可能不足以支持掃平東南諸省攻入南京上海後的進一步北伐軍
事行動，北伐軍攻入上海後必須依賴杜月笙等勢力向上海豪商強徵軍費便是明證
，而蔣中正與江浙財閥結盟乃至於與宋美齡的婚姻也均有國民黨與北伐軍──尤
其是本無自己地盤與財源的蔣中正黃埔系統──試圖與地主軍紳乃至財閥豪商勢
力結盟以便取得可靠財政後勤資源與快速壯大勢力的諸多考量；第四，國民黨內
各股勢力意識型態差異不小而政治利益團體的相互傾軋在孫文死後也從未停歇，
蔣中正若不與國民黨右派勢力結盟清黨，則國民黨右派勢力不無可能另擇桂系李
宗仁與粵系李濟深等系出地主軍紳的北伐軍內原地方軍系勢力結盟而發動倒蔣清
黨。

 

然而，危機可能就是轉機。不論如何，國民黨與北伐軍的工農友善政策基本上具
有高度的政治正當性與高度的群眾動員能力，兵力與裝備居於劣勢的北伐軍便是
藉此穩站道德正當性與政治正當性制高點的政治作戰才能迅速地擊潰曾血腥鎮壓
鐵路工會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因此，為了上述基本上是可處理政治實務問題的四
點問題而放棄與自毀此一極有力的政治作戰工具實非良策。假如蔣中正能夠有更
高的政治智慧而非僅從軍事層面思考北伐事業，那麼，一個可能的策略是，首先
在國際問題方面，一方面在進入上海後維持秩序與各國租界治安，另方面則在上
海以外各條約口岸採取和平收回租界並保護相關外僑人身財物安全撤離的策略以
滿足北伐軍政聯盟乃至一般中國民眾高度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而在國民黨內的
相關派系傾軋上，蔣中正做為曾經左傾但在中山艦事變後轉向中間立場的實力派
軍事領袖大可採取左右逢源的政治方略，亦即一方面要求中共勢力克制其部份過
左的農村土改運動而改採取溫和的減租減息乃至於保留部份地主土地的非暴力土
改，並設法使農民協會從激進派運動機關轉變為農民教育與輔導協助的農民合作
社團體，如此一來，一則由於陷入列寧死後接班政爭的史達林與第三國際也希望
支持國民黨先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因而可能示意中共支持此一修正，二則中共在農
村乃至於國民黨與北伐軍內受到各方勢力的擠壓下，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可能支
持修正轉向較為溫和的農村改革政策，三則如此一來可以向出身地主軍紳的北伐
軍各派系軍官與國民黨右派政治勢力有所交代以利團結內部，而另方面，如此一
來可使向來難於掌握且較傾向封建保守思維而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民黨右派
勢力受到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牽制而不至於使國民黨與北伐軍過於受到國民黨右
派勢力的掣肘控制。而在財務與後勤方面，蔣中正做為接受正規軍事訓練的軍人
過度重視財務與後勤而過度忽略了前期北伐過程中政治作戰功效之大，以中共在
抗戰時期乃至於二戰後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游擊戰與運動戰模式而言，由於相
當程度上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而掌握了群眾乃至於國府軍部份基層官兵的心理，
事實上，北伐軍只要繼續北伐便能因糧於敵，而隨著北伐軍推進而接收與改造各
地的縣級以降地方政府便可以因群眾的支持而能夠不靠大量軍力駐紮便維持運作
甚至能夠為前線部隊徵發後勤，而一旦上海情勢穩定，一則外國勢力雖然不願原
有在華利權受到侵蝕，但在大勢無可避免而北伐軍與國民黨又能保證其在華商業
安全與上海租界暫時不動的情況下，外國勢力終將視北伐軍與國民黨為中國的新
統治者而願意與其合作以維護其在華利益，二則各地豪商財閥基本上應該仍然是
「永遠的執政黨」，即使被派發徵收軍費，但只要新政權能夠建立更穩定的商業
環境並能夠保障其商業安全，這些勢力基本上應該不至於選擇於在北伐內戰中落
居下方的殘存軍閥勢力而與旭日新興且有強大群眾基礎的北伐軍對抗。至於在與
北伐軍內其他原地方軍系勢力的權力競逐上，一則有限度的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
仍然必然在相當程度上衝擊與削弱桂系與粵系等有地方地主軍紳勢力根基的地方
軍系勢力，簡言之，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本來就對缺乏自己
地盤的黃埔系衝擊較小而對有著各地地盤根基且與當地地主軍紳勢力緊密結合的
桂粵系等地方軍系衝擊較大，更何況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有著高度的政治正當性
以及孫文的「平均地權」等的意識型態的正當性加持，修正後的溫和農村改革與
土地改革實際上將在政治上與社會上將桂粵系擠壓至相對缺乏政治正當性的邊緣
位置，二則有限度的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仍有助於號召北方各省人民尤其是工農
轉向支持北伐軍，而原本與泛北洋系各軍閥緊密結合的各地地主軍紳勢力眼見泛
北洋系各軍閥大勢已去而北伐軍與國民黨的溫和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也不至於徹
底毀滅其政經資源，應該也會識時務者為俊傑地轉向與北伐軍與國民黨合作。最
後，在政治作戰的強力支援下對北方乃至於南方各地殘存軍閥採取武力解決將使
新建的國民政府中央政府對於地方勢力有更大的權威與制約能力，如此，則各地
地方軍系勢力依恃的地主軍紳勢力已因農村改革與土地改革而受到削弱且因擔心
中共推動更激烈土改政策而必須更緊密地依靠以蔣中正為中心的國民黨中央軍政
勢力，地方軍系根基既失則勢必得轉型為傳統中國的地方仕紳派系而難於起兵發
動中原大戰等國民黨內軍閥混戰。

 

而在北伐完成後，即使因為技術問題與權力分配問題而可能會採取所謂的訓政體
制，然而，內部存在左右兩派勢力的國民黨勢必較能夠建立涵蓋左右光譜的全民
政黨式的黨國訓政體制，如此可能有較大機會進一步向兩黨制分化而較不會發展
成近乎軍事體制統治卻又有各軍事派系勢力爭權奪利的槍指揮黨的軍事亂政。而
中共由於實質上已成為國民黨內與國民黨左派結合的勢力而能夠在黨國訓政體制
內合法地競逐政治資源與尋求實現其左派政綱，必然使中共內部強硬主張武裝暴
動與強硬過激土改政策的極左勢力（所謂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現實政治運作的
相當程度抑制，最終即使如英國的獨立工黨自自由黨分裂另立，也將是在某種程
度的有經驗的民主體制內發生而必須走向哥達綱領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便尋
求透過選舉或其本身有一定公平機會取得政權的現實政治體制內取得執政權與尋
求實現其政綱，因而也將較不會走向激烈的極左政綱而較能夠走向溫和的西方左
翼政綱。而在國際上，較穩定而未爆發死傷慘重的中原大戰等國民黨統治集團內
戰乃至於烽火連年蔓延各省的國共游擊對抗的中國也勢必使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
知所警惕而較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動侵略戰爭。

 

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每個階段的結束與下一個階段的開始都會有一個熊彼得
所說的「創造性毀滅」的過程，然而，不論經濟上或政治上，舊勢力的抗拒往往
不可避免，畢竟，沒有人能在當下就斷言何者才是下一個階段的主流力量。因此
，重要的是，如果社會各勢力都能在社會發生重大變動的時刻有更大的意願採取
必要的相互理解與妥協的態度，則勢必可以讓社會變革更順利而不流血地發展以
及更穩定地過渡與前進，或許，這也才能真正達成社會福祉的相對最大化吧。

 

關於日本靖國神社爭議的一點個人看法

由於日本軍部在1929年全球經濟大恐慌之後的政經社會情勢動蕩中挾持日本社
會與日本天皇，利用明治維新過程中遺留的諸如《明治憲法》中的「軍部大臣
現役武官制」等適合軍事獨裁的制度性與社會性的反動的反民主殘留而推動軍
國主義與向外軍事擴張，試圖藉著策動敵我矛盾來緩和人民內部矛盾，並進一
步藉此使原本在從明治維新到大正民主的一系列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社會經濟進
步過程中被逐漸邊緣化的舊武士與封建領主勢力凍結現狀甚至恢復與擴張其本
在日益萎縮的社會角色與政經資源分配份額，於是，日本軍部遂與大部由舊封
建勢力所控制的三菱重工等日本大財團共同建構龐大的軍工複合體並逐漸透過
統制經濟與所謂的十五年戰爭等對外軍事擴張而建立全面性的壟斷性軍政經軍
事獨裁寡頭統治集團。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時期的日本擴張主義給中國、東亞
各國乃至於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苦難與難以磨滅的永恆傷痛，也給日本人
民帶來巨大而無謂的生命財產損失以及必須世代背負的戰爭罪責。

 

基於此，日本首相河野洋平在後冷戰初期的1993年對戰時日本軍方所造成的東
亞各國從軍慰安婦問題提出道歉與反省的《河野談話》，而日本首相村山富士
緊接著1994年與1995年進一步地針對日本的諸多二戰戰爭罪責提出更為全面性
的道歉與反省聲明，而日本眾議院也於日本軍國主義戰敗五十週年的1995年通
過針對日本二戰戰爭罪責的相關決議，從而建構了日本官方對於其二戰戰爭罪
責的完整論述即《村山談話》。一如戰後社民黨德國總理布蘭特著名的「布蘭
特跪下了，但是德意志民族因此站起來了！」，《村山談話》讓日本在對於日
本疑懼與不友善的後冷戰東亞區域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

 

然而，隨著冷戰東西方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的結束，原本因冷戰而凍結的各國右
派民族主義乃至於各國國內的族群與階級對抗情勢便因而再度抬頭，無獨有偶
的，日本極右派軍國主義勢力也在冷戰後加強其活動，而由於戰後日本並未廢
除天皇制國家，以及1955年後日本戰犯如岸信介等的政軍活動禁制令因美國需
要日本做為其東亞冷戰前哨基地而解除後又遲未處理戰爭罪責問題，而東京盟
軍總部的戰前舊財閥分拆命令實際上並未有效執行卻反而使舊軍工複合體各財
閥為了因應分拆命令而建構更複雜的內部乃至於彼此間的財經產業聯結體系，
日本舊軍國主義勢力遂鬼影幢幢地在戰後的日本社會政經結構與集體潛意識的
底層隱微地蟄伏著滋長著，而日本左翼勢力如近年來的日本左派－自由派聯盟
日本民主黨則長期地主張廢除或削弱天皇制國家。然而，隨著後冷戰全球各國
的民族主義抬頭與日本經濟二十年來的長期不景氣，日本右翼勢力遂再度出現
擴張與強硬行動的趨勢，而後冷戰日本新極右派的社會組成則有所轉變而包括
許多非戰時舊右派既得利益勢力的社會不滿份子，如部落民出身的大阪府知事
橋下徹的「慰安婦必要論」便是明證，而為了滿足與利用這股極右派勢力，許
多日本自民黨政治人物遂絡繹於途地參拜供奉了包括許多經戰後東京大審判決
的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以向極右派勢力交心拉票。而做為對日本自民黨與
極右派過從日密的軍國主義崇拜行動的反制，以日本民主黨為首的日本左派勢
力也開始針對天皇制國家與靖國神社祭祀等問題展開反省，具體的包括前首相
鳩山在安排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會見明仁天皇傳出遲延通知天皇的怠慢情事以
及拒唱君之代軍國主義國歌與拒授淡化日本二戰戰爭罪責中小學教科書的日本
左派民間行動。

 

因此，如何處理日本靖國神社相關問題以及與戰前軍國主義勢力關係尷尬的天
皇制國家便成為一個攸關日本未來在東亞國際空間以及東亞區域尤其是東北亞
區域安全穩定的關鍵課題。當然，日本政治上最有可能的處理靖國神社爭議時
機便是日本民主黨執政時，若是有重大的極右派政治行動造成日本民眾的不滿
乃至於厭惡則更是天賜良機。

 

倘若日本民主黨執政且遇上處理靖國神社爭議的日本國內政治政策機會之窗，
則在相關的政策與政治處理上必須考量幾個日本社會的客觀現實議題。第一，
日本社會基本上尊重日本天皇做為君主立憲制下象徵性與儀式性的國家元首，
處理靖國神社爭議乃至於與戰前軍國主義軍政經勢力關係錯綜複雜的日本天皇
國家機關問題時，必須考量儘管日本社會基本上不歡迎軍國主義再起，卻對於
天皇做為象徵性與儀式性的國家團結象徵仍有其國民情感，不宜直接廢除君主
立憲制下的天皇制國家，而宜如英國女皇必須依工黨布萊爾等人為其撰稿之國
會演說內容照念主張立法禁止獵狐的反貴族工黨政策一般地繼續維持日本天皇
做為虛位元首的國家團結象徵才是；第二，儘管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乃為國際
輿論所不容，但靖國神社所供奉的並不只有二戰甲級戰犯，尚包括日本自古以
來歷代的為國家民族犧牲的武士英烈菁華，故而儘管二戰甲級戰犯在日本社會
也頗不受歡迎，但國民情感對於其他供奉在靖國神社的為國犧牲的英靈仍有其
依戀，更何況，任何社會均對於為國犧牲的文武官員士卒有相當的追思之情，
連自由主義極盛而不甚重愛國民族主義的美國都有威靈頓公墓與硫磺島紀念碑
，若為了二戰甲級戰犯就逕予廢除靖國神社或一直視之為不能談論與不能參拜
的政治禁忌，不但有傷日本國民情感，也有過於挫折日本人民自尊自信之虞而
可能在政治上遭遇巨大的客觀困難；第三，由於日本共產黨向來對於靖國神社
與天皇國家機關存在極強烈的反感而主力直接廢除，日本民主黨若採取相同的
直接廢除主張，一則可能被視為被黨內左派勢力過度影響把持而發生政綱過度
左轉現象，如此極可能造成日本民眾與產業界對其各種政策的疑慮陡升而不利
於其爭取在民主政治中推動合理範圍左派政策所必要的政治多數支持，二則如
此一來則日本民主黨的政綱出現向日本共產黨同化的現象勢必造成本為日本左
派政治勢力主流的日本民主黨向向為激烈左派非主流的日本共產黨「拿香跟拜
」的政治問題，如此勢必使得日本民主黨向中間偏左乃至於中間偏右的自由派
右派改革命擴張選民與利益團體支持光譜擴張的努力受到重大挫折而難於贏取
必要的政治多數支持，而甚至可能連其左派選票都可能受到日本共產黨瓜分的
嚴重威脅以至於根本動搖日本民主黨在日本社會與政治上的正當性基礎。

 

因此，綜上所述，可以想見，日本民主黨對於靖國神社爭議與天皇國家機關問
題的政策上與政治上最可行進路是，首先，經過一定時期的社會討論與各方輿
情宣洩折衝過程後，由執政的日本民主黨提出將甲級戰犯乃至於部分國際與日
本國內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與二戰戰爭決策相關的日本文武官員移出靖國神社，
或許由其家屬或對其同情的右翼人士為其辦理合法移靈，之後則經過一定的宗
教性與政治性除魅化過程後，由日本民主黨黨政高層全體參拜已無二戰戰爭罪
責問題的靖國神社以表示做為日本中間偏左主流政黨對於日本民族精神與日本
國民情感的尊重與敬畏並藉此展示某種第三條路或者一國之社會民主主義的溫
和哥達綱領式中間偏左政治路線；第二，在完成清除靖國神社二戰戰爭罪責殘
餘後，日本民主黨黨政高層應全體晉見日本天皇，親自以待罪之姿向天皇報告
二戰戰犯對東亞各國乃至於日本人民的巨大傷害的萬惡戰爭罪責，並報告其做
為大和民族與日本天皇的忠誠子民故而已不惜承擔諸多壓力甚至可以說是甘冒
大不諱而奮力一搏以為大和精神與天皇名節清理門戶並此為大和民族重振氣節
榮譽，必要時甚至應該採取子民在為君父清君側後的謙卑姿態而恭敬地向日本
天皇九十度三鞠躬甚至長跪不起而等待日本天皇親自一一扶起甚至回拜回跪以
撫慰感謝其為國家與為天皇效忠盡責的一片赤誠；第三，在日本國內輿論，則
可以主張由於日本長期不景氣與戰後因戰爭罪責而在國際社會各項事務的參與
上形同國際侏儒，洗滌靖國神社的二戰戰爭罪責問題並藉此使得日本自由派－
左派得以無良心問題而開始參拜已滌淨二戰戰爭罪責的靖國神社，不但有助於
日本社會的團結奮鬥，更有助於日本在東亞區域重建國際聲譽而得以減少鄰國
的軍國主義復辟恐懼並拓展日本在東亞區域乃至於全球國際事務領域的和平參
與份量，如此一來，不但日本共產黨勢必在左派選民的區塊被邊緣化，連日本
自民黨也必須跟進參與已滌淨二戰戰爭罪責的靖國神社，日本自民黨甚至也必
須「拿香跟拜」與極右派有所切割甚至主動清理其黨內關於二戰戰責問題的「
進出中國」之類的謬論，否則便有可能在自由派與右派改革派的選民區域受到
日本民主黨的擠壓，而甚至必須承擔因為舊時代軍政經殘餘既得利益勢力塗抹
脂粉而造成日本國際參與空間受到中國、東亞各國與美國壓縮的外交失利政治
責任與國內選舉不利益後果，甚至包括在國內政治社會氛圍上面臨長期邊緣化
的黨政綱正當性論述危機。

 

當然，如果能夠有效地壓制黨內的極右派軍國主義勢力，則由日本自民黨主動
推動上述的靖國神社二戰戰爭罪責問題處理方案，絕對會是能夠廣獲日本國內
與國際社會對其改革勇氣與政治智慧的高度肯定與激賞。

 

因此，由於攸關日本未來在東亞國際空間以及東亞區域尤其是東北亞區域安全
穩定的關鍵課題，日本各黨各界確實有必要三思如何謹慎圓滿地處理與日本二
戰戰爭罪責問題緊密相關的靖國神社爭議，而將二戰戰犯與戰爭罪責問題從靖
國神社所代表的大和民族精神仔細地切割滌淨，恐怕將是未來日本各黨政治菁
英必須運用高度政治智慧謹慎面對的無可迴避而不能不願面對的攸關日本在東
亞區域生存繁榮的關鍵政策與政治課題。

 

有些什麼‧渴望著‧看見／被看見：《出神入化》觀後有感

在人類的心靈深處，渴望著，一些什麼，若隱若現地。

 

搭配著金融海嘯後美國人民對於金融寡頭貪得無魘的不滿情緒，電影《出神入化》描述的是四個魔術師因著不知名的神祕邀約聚義「四騎士魔術團」的故事，他們運用了不知名的古老年代魔術師遺留的魔術技術與工具表演了堪稱史無前例的魔術，他們以世界為舞台，將銀行金庫裡的現金乃至於在全球民眾損失慘重的金融海嘯下猶能安然脫身甚至大賺橫財的金融鉅子戶頭裡的電子帳戶數字重新分配給觀眾。金融鉅子以為只要資助四騎士魔術團表演就能使自己免於受到相同的社會正義魔術的審判，最後卻只能以無謂的憤怒追殺而辯證地再度彰顯了那古老年代魔術沛然莫之能禦的巨大力量，不但激發了原本只是賣藝為生的魔術師不惜捨身就義的堅定信仰與強烈使命感，也喚起了魔術觀眾乃至於全球人民廣泛的夢想與龐大的信念，關於一個應該多些正義的人間，關於希望。

 

電影的最後，魔術師們在最後一場魔術之後永遠地隱身了，魔術表演結束了。

 

然而，真正的魔術卻才剛剛開始。早已不再依附於特定的魔術師或者特定的魔術技術與工具，當人們開始看見希望，當人們開始想望一個多些公義的現世社會，當人們心靈深處本然的關於公平正義的渴望甦醒，人們會開始自己看見更多的不義，也看見更多的讓人世多些公義的可能，人們會開始行動，不知名的人們會開始在自己的能力範圍裡採取各自的行動，而當這些不知名人們的力量因為或這樣或那樣的具體事件而一次又一次地凝結聚集，透過共同行動沉默卻震天價響的集體吶喊，透過在共同行動過程中的共同感性訴求與理性對話思辨，其對於社會改革進程的影響力往往遠大於受到自身特定社會關係與生涯發展高度制約的特定魔術師，也總是遠大於受到特定時空條件、特定科學與人文技術條件乃至於特定社會過往歷史路徑高度制約的特定魔術技術與工具。

 

因而，當四騎士魔術團的魔術師們讓人們看見了希望，人心的魔術也就自此依著其存在自身內在邏輯的方式開展了，它不再依賴那四位魔術師，不再需要四騎士魔術技術與工具，而當其依著內在邏輯甦醒與行動，甚至即使是那原本的四位魔術師都無法遏抑抗衡，一如，當新教改革衝擊了中古末期德意志沉悶重複的農村社會，即使是馬丁‧路德都無法與順著新教改革思維自行開展衍生的農民反抗運動，甚至必須說，馬丁‧路德與其新教改革運動，本身就是開始自羅馬帝國崩潰後社會經濟政治全面失序的黑暗時代逐步復甦其物質與精神文明生機的中古末期歐洲社會一系列經濟、社會與宗教變革的具延續性卻集大成的因緣際會的寒武紀大爆發式宗教、文化與政治板塊位移。

 

做為以一百人至兩百人小群體為基本社會單元的原初部族從東非稀樹草原開始向全球各地各種各樣生態條件迥異的棲息地拓殖繁衍的靈長類大猿，人類自洪荒之初便在其心靈深處安裝了一個小小的程式、小小的渴望，你可以說那是基於基因生存與繁衍需要所建構的社會性生物必備的社會連帶與互助程式，你也可以說，那是上帝依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初便為人心預備的關於公義的渴望與感受和回應能力，不論如何，根據史學家霍布斯邦在《盜匪》與《原始的叛亂》中的跨社會跨時代研究，遠在自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而狂傲地貶抑其他追求社會公義的社會思潮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的馬克思與其著作《資本論》出現之前，全球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群與社會早就有著許多人們依著自己本心裡本能認定的社會應該多些公義的鼓聲採取了各自認為合宜的追求社會公義行動，而這些行動或成功或失敗，但也都給了後世人們得以看見希望的感動，一如羅馬共和末期斯巴達克斯的悲壯反抗。

 

甚至，我們不得不說，自詡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思除了提供了一套分析歷史與社會變化的方法之外，其關於社會改革方向的思考，其實根本植基於人類這個社會性靈長類物種從開天闢地之初便與生俱來的渴望，關於公義與社會連帶，而由於革命家馬克思最後壓倒了社會歷史學家馬克思，他的理論最終受到千禧年救贖式革命渴望的影響而在面向未來的社會變化部份出現了與其分析方法基本矛盾的結論，可以說，這也是他受到自己內心深處關於社會公義渴望的高度牽引所出現的主要植基於個人期待而非嚴謹依循其分析方式延伸論述的結論，這個結論在之後不久的世代裡經過一些修改調整後指導了給現代人類世界最大想像與最大失落的歷史悲劇。除了篤守馬克思結論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者 (Marxist) 之外，西歐社會思想家震驚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所揭露的史達林罪行，於是開始針對馬克思的分析方法與最終結論展開了全面的檢視並發展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而早在馬克思在世的年代，德國左翼人士與其政治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更是早已在1875年的《哥達綱領》 (The Gotha Program 1875) 裡揚棄了與社會經濟客觀發展規律多所背離的馬克思主義結論，而在馬克思主義不再是禁忌的1980年代以後，許多或左或右的被稱為Marxian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家更是採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變革而不理會其革命宣言多於嚴謹分析的結論。

 

然而，撇開有些冬烘又有些遙遠的西方思想論戰不談，《水滸傳》和《七俠五義》等東方羅賓漢的故事早已說明了人心深處那渴望被看見被喚醒的關於公義與社會連帶的想望，而不論東方或西方的人們，也自古就渴望著看見一個多些公義的現世人間，畢竟，那是遠在高山與大洋分隔人群而使各地人們因著地理隔離與生態條件差異而演化出分殊的社會文化之前就已在人之初深植於人類這種具有高度創造力與冒險性格的社會性靈長類大猿的基因與靈魂深處的，關於社會公義與社會連帶的深切渴望。

 

魔術師們終究是重要的，行動者終究是必須的，社會變革並不會因為人心深處深植渴望就自動到來，行動者是值得喝采的，尤其是不恃不求真誠奮鬥的行動者，透過行動者的行動與故事，人們得以昇華自己在為生活奔波的日常而有機會清明地再審視自己那曾經在半醉半醒的午夜夢迴時分若隱若現心頭的不安與想望，人們因而得以看見希望。

 

然而，人們看見的希望其實存在於每個人自己的內心，而實現希望的真正力量也始終是存在於每個個體的行動，那點醒人們的盜火者不過是個渺小的引子，他會犯錯，他會軟弱，他會有判斷失準的時候，因為，他是人，而人從來不可能是完美的。但那或演化或上帝為人心預備的關於公義與社會連帶的想望，卻是永不止歇而總是望向永恆蒼穹星塵的。

 

在人類的心靈深處一直渴望著些什麼，它等待著被人們看見而人們也渴望著看見它。它與生俱來地存在每個個人的心靈裡，只要人們願意，就能看見，就能試著共同去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