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台灣社會經濟體系在冷戰結束後開始的第二次全球化過程中的不斷國際化與都市化，台灣主要都會區的住宅問題也開始在台灣經濟奇蹟年代結束後再度浮現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故也因而成為中華民國—台灣政壇的重要爭議焦點。
其實，自從二次大戰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猛烈的攻勢造成英美等西方大國同盟國不得不面臨艱困局勢而必須採取戰時統制經濟以及生活基本物資的配給制度，使得西方國家政府與公民對於具有基本的平均式社會平等意涵的統制經濟與基本物資配給制度有了初步的經驗與概念，再加上二戰甫一落幕而美蘇冷戰下的東西方陣營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果實爭奪與意識型態對抗旋即在歐洲大陸乃至於亞、非、拉美第三世界拉開戰線全面開打，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歐美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為了避免國內出現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遙相呼應的勞工運動與反越戰運動等反抗資本主義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不公義問題的種種百花齊放的社會運動造成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冷戰戰線在國內戰線上因所謂麥卡錫主義者危言聳聽的「第五縱隊」操作的美國與西歐國家內部分化對立而面臨從內部瓦解的潛在危機，為了安撫社會階級矛盾並藉此緩和潛伏的社會反抗運動連鎖爆發的經濟危機引動的政治社會危險，戰後英國成立的工黨艾德禮內閣採納了《威廉‧貝佛里奇報告書》而開始推動英國的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開始建立戰後英國的福利國家體制，艾德諾領導的戰後西德政府與法國和北歐各國也相繼在戰後不久開始建構各自的福利國家體制，歐洲的社會國家體制大致上都會透過社會立法建立都會區等房租租金管制式的社會住宅；無獨有偶地，在面臨甘迺迪時代美國全面介入越戰造成的美國社會反戰運動與激烈對立，繼任的詹森總統推出了宣稱「向貧窮宣戰」的大社會 (Great Society) 社會立法，其中就包括了興建社會住宅的都會區住宅政策。
然而，由於政策實際執行面的規劃執行問題，租金管制在紐約市等美國與西歐大都會往往造成屋主因無利可圖而不願意投資成本維修改善出租房地產的住屋品質下降問題乃至於連帶造成周邊社區的居住品質下降問題，而詹森政府宣稱「向貧窮宣戰」的大社會 (Great Society) 社會安全網社會政策，最後淪為在都會區裡出現了許多維護不良的貧民區，並因而使得許多社會住宅住戶與原本的周邊社區居民紛紛走避遷往需要開車一小時以上才能到位於市區的各行各業上班的城市郊區社區。
此外，由於戰後農業革命下激增的糧食供給與美國等糧食生產大國透過貿易談判要求亞、非、拉美第三世界國家開放美國大宗糧食產品以極低關稅甚至零關稅輸出至這些國家，許多國家在缺乏糧食安全下仍然走向咖啡或香蕉等單一經濟作物生產或者走向加工出口區代工輕工業製造業而忽略了糧食自給供應可能出現的美國產量不穩定問題以及國際需求增加與價格劇烈波動問題，與此同時，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當然也就因為農業革命而快速成長，而隨著人口的成長，農村土地以及手工業與在地商業等經濟活動不足以維持快速成長的人口的謀生經濟需求，加上一九七○年代在國際貨幣基金主導下的西方陣營國家第三世界盟友國家的加工出口區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策略下許多美國與西歐國家製造業外移至美國為首西方陣營國家的第三世界盟友，於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快速增長的農村人口也就只得不斷地流向墨西哥市、里約熱內盧、馬尼拉、新德里、奈洛比等第三世界國家首都大都會區，並且因為基礎建設的缺乏規劃與發展不足以及住宅價格的快速上漲而在這些大都會內部形成了貧窮混亂而易滋生可能擴散波及全市的社會動亂的貧民區。
近年來在台灣社會討論社會住宅政策的過程中，部份論者提出了在台北市市內既有社區周邊公有地興建社會住宅的方案，其中甚至包括在既有的市中心極高級住宅區帝寶社區隔鄰的舊空總用地的方案，而馬英九時代部份教育部高教司官員甚至提出了在台北市區內使用類似舊空總用地等公有地興建公私立大學自身宿舍供應不足者的共同學生宿舍區的方案。凡此，均引發了周邊社區的高度反彈，認為可能出現社會住宅或者大學共同宿舍區的公共秩序問題而引發社區居住品質惡化並進而影響周邊社區居民的子女教育環境與必要換屋時的轉手房價。故而，相關社會住宅政策至今推動困難而總是必須面對來自周邊社區的一再強烈反彈。
故而，個人認為，社會住宅不一定是台北市等台灣各大主要都會區住宅問題與居住正義的最佳解方，相反地，社會住宅往往容易引來周邊非社宅社區的異樣歧視目光，而居住在社會住宅的有青春期前後子女的低技術勞工家庭也容易因為與都會區內高價住宅區比鄰而容易有高價住宅社區鄰近商圈往往有著許多較高級高價商品想要卻買不起的比較心理甚至出現自卑或憤世嫉俗心理而不利於子女教育與人格養成。
反之，個人認為，透過三環三線等軌道與公車等公共運輸系統的基礎建設規劃建設來推動台灣主要都會區較經規劃的適度擴張來擴大平價住宅有效供給區域，比起社會住宅，不但更是勞工家庭自購自有而較有成就感故而有恆產者有恆心而有利於家庭教育與社會穩定，更因為必然將會因此形成新的郊區較平價商圈和平價住宅區域，因而也將能夠讓台北市內過於擁擠且租金成本相對較高的新創產業能夠因此得利於有公共運輸系統等基礎建設支持的新興社區與商圈相對低廉的租金成本而有更廣闊的發展機會，從而也有助於新創產業周邊既有老社區與新建平價社區的穩健共同發展乃至於有助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
而對於長期工作場域與居住都市仍無法確定的年輕勞工或者因為所屬公私立大學缺乏宿舍而必須高價租賃安全性可能有問題租屋的北漂大學生，乃至於由於職務調動因素必須在非自有住宅所在都市工作但又可能在未來再度依法調動的軍公教人員，則可以分別經過需求調查後在大台北地區等台灣主要大都會區的周邊交通便利而距離上班場所或大學交通時間合理的公有地分別開發各自具有各種入住人數房型的青年勞工宿舍、青年學生共同宿舍乃至於軍公教共同宿舍，以上三種政策均應設有警衛室等管理室以及公用演講廳與基本健身運動設施等公共空間設施，至於在中壯年之後乃至於成家立業之後仍無力購買也無力租賃合理品質公寓住宅的單身或有家庭低薪勞工，除了有助於消化台北市與周邊大台北地區既有空屋的經屋主合意下政府介入協助媒介的租金經合理補貼的準社會住宅政策之外，也可以同樣在台北市等台灣大都會區的周邊興建合理數量的社會住宅，且社會住宅本身也應該有合理而有助於增進居住品質的公共空間設施以及有助於維持社區秩序與居住品質並維護與周邊社會敦親睦鄰關係的街道公設養護等管理制度。
以上一點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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