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之首席博物館定位及其古物文物保存修復技術引進研發的一些個人看法，兼論其與台灣各地公私立博物館文物保存修復技術合作交流之制度安排

 待續。

關於開放萊克多巴胺瘦肉精含量低於殘留容許量美國豬肉肉品開放合法進口後相關食品安全管理政策的一些個人看法

 待續。

關於共享經濟商業模式與其消費者權益保障規範和勞雇關係規範的一些個人看法

 待續。

關於房屋完整實坪登錄制的一些個人看法

 待續。

關於台大不分系學程的一些個人看法

 待續。

小評蔣萬安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

二○二○年總統與立委大選後半年餘，夏末秋初的八月初，大高雄市長補選前的一個週末，具有蔣家第四代身分的國民黨資深立委蔣萬安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南下高雄輔選，輔選行程包括了走訪考察高雄市區知名的三鳳中街以及當地知名的客家美食店家等許多在地經濟與在地文化行程，蔣萬安並表示對於他過去較少接觸的客家美食粄條等食衣住行在地生活文化能夠有機會多些接觸了解感覺頗為新鮮有趣。

 

個人認為，由於儘管蔣萬安事實上是前總統蔣中正家族的孽子之後，在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後強力要求實質上已由非親蘇國際派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以減輕蘇聯東西兩面受敵壓力的蘇聯依約將蔣中正之子蔣經國護送回中國之後，蔣萬安的祖母、時為蔣經國主持青年團學員的章亞若在歷經幾段複雜的婚姻感情後與蔣經國在抗戰熱戰之間結識熱戀，其後一則可能因章亞若過去的感情世界過於複雜可能影響蔣經國名聲，二則可能因為抗戰初期日軍發動珍珠港事變全面引發太平洋戰爭之前蔣中正高度依賴蘇聯軍事援助來支撐對日抗戰，故而在一九四一年同年稍早的一月間爆發新四軍事件的國共摩擦而令莫斯科方面起疑的重慶國民政府領袖蔣中正，自然也就不願其子蔣經國背棄其背景為俄共工人幹部之女的俄籍妻子方良傳出會令已因德軍發動巴巴羅薩侵蘇行動而必須將貝加爾湖工業區的本可用於軍援重慶國府的新造軍火轉用於儘速組織蘇軍西伯利亞新師團的史達林進一步縮減對重慶方面的軍援或者加強對抗戰期間透過在淪陷區的游擊作戰實力日強的中共的支援，據一般看法，重慶國府軍政領袖蔣中正下令國府情報機關中統局在章亞若生下章孝嚴（蔣孝嚴）、章孝慈雙胞胎兄弟後暗殺章亞若；然而，不論章孝嚴兄弟是否真的是蔣經國親生，或許出於蔣氏父子的愧疚感——儘管，南京國民政府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系統軍政經統治集團由蔣中正與宋美齡家族私人掌握的大量經濟利益早已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共軍渡江之前由孔宋家族刻意外逃移轉美國而早非屬率百餘萬中央系統軍民渡台的蔣氏父子所能控制，但隨國府遷台的章氏兄弟仍然可算是受到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任蔣氏總統領導人的高度照顧，以至於蔣經國長子蔣孝武據傳得介入台灣對外軍火交易成為台灣政府方面親近的中間人才能弄點家族私房錢，而台灣的對外軍購大致上到了李登輝時代才因中國大陸爆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政治風波造成歐美等國家的國際疑慮以及台灣走向歐美國家較為易於接受的西方式民主政治才較為易於取得較多些的軍購來源，而當時除了美國老布希總統連任之役前批准的F-16軍售案多，台灣對法軍購從獵雷艦到拉法葉艦再到幻象戰機均傳出佣金等弊案，可見中華民國—台灣國際形象並不那麼正面的蔣經國時代，台灣獲得的軍購項目與金額有限故而做為政府高層接線人的蔣孝武即使試圖獲取佣金恐怕金額也並可能不如傳說中龐大，以至於蔣孝武之子蔣友青近年來還異想天開在大台北地區租公寓想搞比特幣挖礦發財，這是後話——甚至，連必須高舉蔣經國路線以維持國民黨內團結的前總統李登輝也長期重用章孝嚴，再以蔣萬安也因此庇蔭之故而在政大法律系畢業後得以赴美留學並長期在美從事商務律師工作，因而蔣萬安向來也被視為權貴之後且經濟條件不惡而社經地位頗高，而其在二○一五年返台從政之後也一向採取都會中高階中產階級的理性中道而兼顧部份弱勢同情政策論述的個人定位與政策宣傳路線，因而往往會被視為具有城市菁英性格而對於在地社會經濟議題的走動與關注不足，蔣萬安此次隨國民黨立院黨團南下輔選時能夠著意參訪在地經濟與在地文化行程，應該有助於其走訪基層關心民生需求的從政問政工作。

 

尤其，台灣的外省族群自一九四九年隨國府與兩蔣父子遷台以來，由於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爆發的與中國內地各省類似事件均因為抗戰勝利後國府貪腐問題與經濟崩潰所引爆的二二八事件以來的官民間的不信任感以及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間的隔閡猜忌、外省族群與遷台國府政權關係較為親近以及外省族群中軍人與軍人子弟比例極高而難免受到較為剛強的軍人性格影響的故而往往存在外省族群與本省各族群之間歷經多個世代至今的摩擦與不信任，故而，一方面許多來台第一代與來台第二代的外省族群人士自冷戰時期開始就一生連退休了都還天天仔細閱讀新聞報刊的政治與國際版面時而期待時而失望地一再尋覓著是否有著蔣氏父子反覆承諾的反攻大陸有一天可能真的會發生的國際情勢以及島內作戰準備的新聞資訊，另方面也由於自來台第二代起從就讀小學開始與本省族群同學發生接觸開始就不時浮現的種種齟齬摩擦，自然也就希望自身家族史與兩蔣父子主導的在台國府政權的相對親近關係乃至於相對晚近才遷徙台灣的中國大陸血緣記憶能夠為自己的人生來帶那麼一點說是優越感也好、說是家裡有點類似傳家古董或珠寶土地也罷的遺產以使其在面對四百年來緊密相連高度掌握台灣各地土地資源的本省族群時能有所依恃的自信與安全感，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後北京當局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的經濟改革而讓中國經濟開始起飛之後，外省族群除了實質前往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者或者隨公司大陸投資布局前往中國大陸工作者之外，未從事大陸經濟與兩岸經濟產業活動相關工作的許多外省族群也經常熱愛或真或假而多少有些自我吹噓其自認為的自身特別知識能力地談論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情勢變化，此一趨勢在本省籍且採取被北京當局視為台獨的兩岸政策的李登輝前總統與陳水扁前總統時代後的具有留美國際法博士而曾任台北一級國立大學教授的馬英九前總統時代開始之後因外省族群認為其生涯夢想大有可為。

 

然而，就在馬英九前總統就職半年後以及北京奧運圓滿落幕三個月後的二○八年年底十一月，美國次貸風暴全面爆發並很快地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北京當局一方面透過紓困面對流動性陷阱的美國等各國金融與經濟，另方面也因美國等各國失業危機情勢嚴峻而使得中國大陸做為世界工廠的冷戰後第二波全球化下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全球經濟角色開始受到各國政府與民間的強力質疑挑戰並希望中國經濟能多些內需和進口而不要只是一再擴張出口吞吐量而只是搶奪各國原有相對於替代的觀光等服務業低薪工作體面許多的製造業與中產階級下層與中層工作機會，再加上改革開始之後中國經濟體也隨著冷戰後第二次全球化下的歷次全球經濟危機累積的中國經濟體系或公部門投資或私部門投資的經濟產業或基礎建設也面臨了開發中經濟體發展過程中向來難以迴避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使得部份經濟效率嚴重不足的項目與廠商面臨了去產能與整併危機，馬英九前總統時代外省族群不但未能迎來想像多年的島內政經與兩岸經濟而甚至於蔣經國前總統時代起不斷宣傳的中華民國—台灣軟實力式「影響大陸」式的中國大陸內地公共參與甚至政治參與的大好個人與族群生涯發展機會，在歷經了也具有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下高度紓困台灣經濟性質與對台統戰性質的ECFA簽署後，兩岸服貿協議的內容除了福建海西區開放台商經營電商等少數個別項目之外已無較大的對台讓利項目，而包括北京當局並未同意納入ECFA的丙烯等項目在內的兩岸貨貿協議在歷經十二次談判卻仍未能有具體成果，而馬英九前總統任期最後的二○一六年五月六日深夜世衛祕書處以發給馬政府衛福部長蔣丙煌的名義發給台灣（中華台北）當年度世衛大會邀請函，但邀請函內卻明言乃至根據《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與《世衛第二十六之一號決議文》而在世衛會員國的要求下發出給馬政府衛福部長的邀請函，可以想見，之前幾年世衛祕書處發給馬政府衛福官員的邀請函應該也是在相同的政治基礎上所發出的；凡此種種，均使得外省族群在馬英九前總統上任前後幾年內高度期待想像的個人與族群台灣島內以及兩岸間乃至於中國大陸內部的大好政經發展機會在短短幾年內全面失落。

 

與此同時，部份國民黨政經勢力疑似縱容反服貿學運而煽動台灣社會認為可以對北京當局以獨逼經而要脅重新談判兩岸服貿協議與兩岸貨貿協議並要脅北京當局再提供更多片面政治性貿易讓利，但最後不但未能要脅出更多的北京當局對台經貿讓利卻反而引爆了台灣社會內部高度牽涉長年以來的省籍情結與省籍政經矛盾的台灣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乃至於文化領域的反覆動亂，其間，也就因而造就了民進黨二○一四年至二○一六年的全面大勝與國民黨的反覆挫敗。其間，由於二○一六年之後中央與地方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因為黨內與支持團體內部部份勢力基於種種目的而涉入這些高度牽涉長年以來的省籍情結與省籍政經矛盾的台灣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乃至於文化領域的反覆動亂，再加上曾任台北縣議員與立法委員而後與其妻子李佳芬在李家擁有地方政經勢力的雲林開立私立中學的外省籍且曾任陸軍上尉的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採取全面深度走訪舊市區街坊與舊縣區各鄉鎮的策略參選大高雄市長，被視為有助於以其生命史與參選期間作為而在在外省族群的兩岸夢不如其想像而必須自行設法以鄰居能接受的行為方式與生活態度來在台灣各縣市各鄉鎮的居住地自行設服其鄰近的本省族群接納的合情合理在地化方案，因而在民進黨全面執政出現種種包袱以及無力有效抑制後次貸風暴後ECFA的高度牽涉長年以來的省籍情結與省籍政經矛盾的台灣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乃至於文化領域的反覆動亂的情況下，競選期間一貫主張承認九二共識的韓國瑜最終以極大差距於二○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以極大差距當選大高雄市長。

 

然而，在承認九二共識的韓國瑜以大高雄市長身分在二○一九年三月間訪問中國大陸港澳深廈四城市，並接著在二○一九年四月間走訪美國東西兩岸中國研究與兩岸研究學術重鎮並拜會當地僑社與華人科技業人士之後，二○二○年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內初選的已有選將並不符合許多期待社會穩定的國民黨基層支持者的期待，眾多國民黨基層支持者開始轉向簇擁人氣正旺且支持承認九二共識並剛走訪中國大陸與美國而已有兩岸政策與外交政策工作經驗的時任大高雄市長的韓國瑜，訪美返台後一個多月，眼見台北政壇的國民黨初選竟然遲遲無法在二○一八年十一月底的九合一地方大選大勝的基礎上迅速整合出人望與政策符合社會期待的總統候選人，在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的力邀下，韓國瑜在五月間同意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並最後贏得國民黨的二○二○年總統候選人代表權；此後，北京當局在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最後一天七月十四日夜裡宣布預計自七月底至八月初在台海正面的廣東東山島海面和浙江舟山島海面進行軍演，七月底，北京當局進一步宣布對台自由行與團客的陸客旅遊禁令，並婉拒國民黨籍澎金馬地方縣市首長的陸客禁令區隔對待要求；再加上國民黨內各路政經勢力試圖透過勉為其難才同意支持韓國瑜的詭異而疑似向台灣社會表演暗示可以透過如馬英九時代暗助反服貿學運般的手段來透過從親國民黨政經與媒體勢力內部橫生阻撓支持承認九二共識且曾獲邀訪問中國大陸並獲得鉅額農漁產品訂單的韓國瑜的選情而必然有機會可以向北京當局以韓國瑜選情困難為由要索更龐大的未來陸客以外服貿與貨貿政治性大幅片面對台經濟讓利，國民黨內荒腔走板的政治演出，加上韓國瑜在大高雄市長第一屆第一年就轉而參選總統難免正當性不足而易受高雄市長與其他縣市台灣選民的質疑，韓國瑜最終以極大差距輸給二○一八年十一月底九合一地方大選後全面改弦更張而尋求連任的蔡英文，民進黨籍的蔡英文總統最後以八百一十七萬票的歷史性票數高票連任，民進黨也沿續了立法院國會一黨過半的中央執政優勢。

 

韓國瑜當選大高雄市長與旋風走訪中國大陸港澳深廈南方四城市與美國東西兩岸重要學府之時，外省族群為主的許多國民黨支持者原本對於韓國瑜新北板橋眷村選票為主的地方選區經營開始的從政經歷與離開政壇後的個人與夫妻事業經歷因其返回政壇時間未久而缺乏了解，並因而對於韓國瑜這個曾經從軍的眷村子弟在台北農產公司經營有成打響知名度之後就能夠快速在本身並無大高雄市相關接觸或工作經歷就在擔任一年救火隊式的國民黨大高雄市黨部主委後就能夠打開知名度而在接連著不到一年的初選與大選後就以極大差距擊敗經營多年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而在深綠選區大高雄市當選大高雄市長的迅速崛起印象深刻而甚至多有因此而感到有為者亦若是的野心勃發的年輕世代，再加上承認九二共識的韓國瑜就職大高雄市長後旋風走訪中國大陸獲得鉅額農漁產品訂單也使得外省族群為主的許多國民黨支持者對於兩岸和平紅利獨家總代理及其對台灣島內政治經濟的連鎖擴散效應的個人與族群發展大好機運繼馬英九時代之後再度產生了錯誤期待，但在韓國瑜參選總統過程中，從初選到大選的台灣島內政經動向、兩岸政經互動乃至於國共論壇等國共兩黨兩岸政治與經貿對話和預談判的相關資訊陸續大量揭露，此一復燃的錯誤期待因而隨著韓國瑜參選總統的慘烈敗選而再度落空，再加上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挫敗與《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施行與接連著的逮捕起訴，以及韓國瑜在總統大選後的大高雄市罷免案之中以高於其當選票數的罷免同意票數受到罷免，更因而使得馬英九時代以來由於種種個人期待與馬英九政府與媒體等資訊來源的有限資訊而產生的李扁二十年台獨路線之後終於有了享用兩岸和平紅利獨家代理權的個人與族群乃至於產業發展大好機遇的錯誤期待受到了徹底的震動並因而終於引爆了其對台灣島內外其他人群的莫名而甚至不一定有理的憤怒乃至於自我懷疑等等諸多複雜情緒。

 

值此許多外省族群台灣民眾歷經馬英九時代至韓國瑜敗選之間許多兩岸政經關係與台灣島內族群關係遠不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與李扁執政二十年間的過度想像期待一再落空甚至面臨關於家族史與個人生命安身立命意義的多重深刻失落與自我質疑的重要時刻，蔣萬安以蔣家第四代的外省族群第一望族身分願意走出首善之都台北市，並隨著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走訪縣市合併後大高雄市的高屏平原與海岸地帶的福佬族群文化、六堆丘陵近山地帶的南部客家族群文化以及山區的各部族原住民族群文化，應該有助於穩定蔣萬安本身出身的外省族群尤其是大南部外省族群此時此刻的萬般複雜情緒，應該也同樣有助於台灣社會各地各族群間的相互理解尊重。

 

尤其，馬英九前總統時代，或許部份地由於李登輝前總統時代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政爭留下的頗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指控意味的「地方黑金中央化」爭議——但實際上，李登輝前總統時代儘管國會全面改選，但甚少有地方縣市首長於任內或卸任後入閣更遑論任命民選立委入閣——馬英九前總統以總統兼任國民黨黨主席時往往試圖跳過原本各縣市地方上孚於眾望且有地方經營實力的既有政經勢力而強行提名其認為台北媒體上呈現的形象較為高尚清新的學者等縣市長乃至於立委候選人，造成國民黨在南高二都大南部地方的經營失去與在地經濟和在地文化發展的必要良性連結，也失去了在二○○八年國民黨總統與立委全面大勝之後各縣市尤其是大南部深南地方各縣市既有政治勢力的內部行為模式調整革新乃至於整合鍛鍊出更能夠長期經營地方選區而深入了解地方各種經濟發展乃至於經濟發展與文化環保議題之間折衷可能的在當地孚於人望的在地政治人物與候選人，也因而使得這些在地政治人物因為缺乏縣市首長候選人的從政空間而缺乏與了解在地經濟與社會議題的學者建立政策白皮書等合作關係而強化民主化後與民進黨崛起後國民黨政治人物必然需要加強的足以回應民進黨與各議題民間團體監督與挑戰的多元完整執政能力的改革機會，於是，馬英九時代最後在大南部的南高直轄市與非直轄市長均缺乏地方實力政治人物願意花費經費和人脈聲望參選而往往必須由馬英九主導的國民黨中央由台北協調出註定是犧牲打的學者等城市菁英形象的候選人，甚至在濁水溪以北的許多縣市也經常如此，如此一來，不但國民黨在大南部的經營失去地方上實力派政經勢力的投入意願而往往難於如張麗善般歷經多次各級選舉或勝或敗但仍有能力與恴願持續地長期深入地方經營，更在台北市等大學群聚的台灣主要都會的遍及各族群的許多國民黨支持者之間造成了若有國民黨黨國高層青睞與黨產以及可能因為九二共識與兩岸經貿的高度連結而被錯認為準黨產的親國民黨產業企業家的支持就能夠有機會以居高臨下的學而優則仕的學者等非商界而未介入商業營利經營而無特殊利益附著關係故而形象較為清新不市儈的城市高階中產階級專業菁英形象獲得提名縣市長候選人並利用農漁產品銷陸需要仰賴台北的國民黨黨國高層所掌握的九二共識加持權支持而輕鬆順利當選而取得政治權力與地方建設與經濟管理權力的遠比中國古代累世三公的士大夫家與「書中自有黃金屋」更為簡速優越的嚴重錯誤想像，更使得國民黨內部份政經勢力縱容反服貿學運意圖以獨逼經向北京當局要脅更多政治性片面大幅對台經濟讓利以降，台灣社會內部或意外或刻意的種種強弱作用力全面高度交互作用之下所爆發的高度牽涉長年以來的省籍情結與省籍政經矛盾的台灣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乃至於文化領域的反覆動亂更會因此一國民黨內似乎發生存在了高階中產階級清新形象城市菁英的從政選舉與攫取權力和政商關係全新生涯發展可能性而推波助瀾地進一步全面擴散延燒。

 

更何況，在元代於當時與埃及亞歷山卓港並列當代國際兩大國際商港的刺桐港（泉州港）外海不遠處的澎湖群島設立澎湖巡檢司之後，除了明代的冬至前後烏魚洄游魚汛期間在南台灣河口的捕捉烏魚與製作烏魚子短暫漁業工寮與少數因此移民定居者以及明末在中南台灣部份河口的海盜家屬藏身定居海盜村之外，從荷屬東印度公司自閩南一帶招募漢人墾民來到以台南為中心的台灣南部移墾共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甘蔗、稻米等經濟作物和大宗糧食作物的種植工作乃至於烏魚贌作以及中介平埔各族原住民鹿皮贌作實為中國東南漢人大規模移墾台灣的開始，其後並由鄭成功收復台灣建立台灣島上第一個漢人自主地方政權之外也利用鄭氏海盜集團的強大海上武裝貿易力量完全繼承了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烏魚贌權而徵收烏魚旗稅乃至於台灣的南洋和東洋的貿易船隻鄭氏旗稅特許稅收制度，自始，台灣島的開發乃由台灣南部的台南府城開始，先向其南方的高屏平原海岸地帶開發鳳山與阿猴之後才轉而向台灣中北部逐次移墾開發，故而，大台北地區的開發晚於大南部，郁永河於康熙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七年）由福建來台灣開採硫磺時仍然視硫礦產地台北北投為草萊瘴癘之地，除了部份個別的移墾戶之外，以今日台北市中心地區為主的大台北地區的開發始於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九年）的陳賴章墾號取得大佳臘地區墾照並招募墾民開墾與投資興築當地水圳灌溉水利系統經營歷年之後才墾熟報陞，而後到了一八五八年淡水依《天津條約》開港之時，今日的台北市內沿著艋舺與大稻埕等淡水河岸港口早已處處是製茶行並雇用了大量來自各地製茶工人，淡水依條約開港後，原本由淡水港運往鴉片戰爭後的依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開港的廈門條約口岸進行轉口貿易的台灣茶葉也就進一步擴及也可以由淡水港條約口岸直接輸出參與第一波全球化下的全球貿易航路與全球貿易市場，台北市也就因此進一步擴大了其做為北台灣茶葉貿易的集散中心與加工外銷中心都市與港口的台灣經濟核心都市地位，到了一八八七年台灣建省以及府城省會遷往台北之際，包括許多洋行在內的台北城內與淡水港條約口岸的許多貿易商與航運商早已經多年積極參與了因為用途極為廣泛而甚至包括了做為軍火工業必備的無煙火藥製造的必需原料故並因而在國際市場上炙手可熱而盛極一時的北台灣樟腦集散與出口貿易。故而，事實上，正是由於大台北地區相對於南台灣開發相對較晚一些，台北市內保存了許許多多相對較晚近興建因而格局往往較為完整而材料也經常較為精緻的文化、林園與宗教等各類歷史古蹟，當然也包含收藏了許多不同歷史時期的人文與經濟遺跡與各種公私史料文物和相關博物館。

 

故而，個人認為，目前已是國民黨內二○二二年台北市長聲望最高的候選人不二人選的蔣萬安，若希望能夠順利當選並與施政政績不惡而地方經營穩固因而可望順利連任的張麗善與黃敏惠等國民黨中南部縣市首長一起在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執政八年後為國民黨成功贏回中華民國—台灣的中央執政權並能夠有效地聯手推動完成中央與地方執政績效，則除了承認九二共識，並符合兩岸求同存異精神地在兩岸各自掌握國際參與空間內各自宣稱主張「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並有默契地不要對方在其所掌握的國際參與空間內公開承認或者必須或被迫默認另一方的九二共識定義，畢竟，台北市是高度依賴觀光產業與對外貿易的台灣首善經濟之都，即使北京當局在明確主張「撫平歷史傷痛」以改變台灣同胞因為二戰後國族政權轉換時期官逼民反的歷史傷痛以及因之而來的對於中國內地同胞乃至於經常做為政權教化宣傳的中華文化的誤解隔閡的總體統戰策略之外，實際上除了符合其中國內部各地區域經濟發展均衡與分工整體策略的福建海西區開放台商參與電商經營等少數項目之外並不可能再有如ECFA般政治性大幅片面對台經濟讓利，但一則ECFA據傳將於今年下半年到期而難於沿續相關關稅優惠的情況下，若二○二二年年底的九合一地方大選蔣萬安順利當選而連帶使得國民黨贏得二○二四年的總統大選成為可能，則蔣萬安自競選時起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將可做為隨後國民黨二○二四年總統立委大選兩岸政綱的有效試金石，從而有助於倘若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在北京當局可以接受的政治基礎上推動重新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與重新展開新一輪的兩岸服貿與兩岸貨貿談判，二則台北市自北京當局發布多次陸客禁令以來市街觀光經濟蕭條不少，以蔣萬安做為國民黨籍候選人與準市長而本身又是做為台灣外省族群第一望族的蔣中正家族後人，其兩岸政策若僅如柯文哲般提及「兩岸一家親」卻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不惟有礙兩岸信任而影響雙城論壇等兩岸交流與國共兩黨交流，甚至還可能引發更多不必要的猜疑。而除了承認九二共識之外，個人認為，長年留學美國並在美國從事商務律師工作多年的蔣萬安應該深諳美式民主政治向來強調「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All politics is local!) 的重視從實際的基層需求與種種意見出發的基層民主與草根民主的優良傳統，故而，沿續此次隨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南下參與大高雄市長補選輔選工作時實際走訪跨族群在地文化與在地經濟時展現的誠懇態度，蔣萬安從在可預見的將來宣布參加國民黨內二○二二年台北市長初選開始直到如一般預期順利贏得初選正式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的過程中乃至於倘若果真順利當選的主政台北施政過程之中，均應該更加勤於親自走訪跨族群跨社會階層的台北市各地新舊社區，一則藉此多加深入台北市各社區社群的基層建設與社政等實際民生需求，二則也藉由深入參訪與行銷台北市內跨越不同歷史時代與跨越不同族群文化與記憶的許許多文化、林園與宗教等各類歷史古蹟以及許多不同歷史時期的人文與經濟遺跡與各種公私史料文物的相關博物館，並藉此讓台北市除了做為加工出口區外貿公司總公司與外貿會展中心的經濟城市與政治城市之外，也能夠在後現代後全球化時代已然到來的現在，進一步展現深化台北市具有繽紛燦爛多元文化強韌而有深刻記憶底蘊的文化都市與其必然具有的植基於城市與其人群自身豐富多重歷史遺產的文化創新生命活力。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走過多次世界體系變動年代的務實改革者——李登輝評傳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晚間，夏末秋初暑氣漸消時節裡的台北華燈初上，前總統李登輝在因病住院近半年後於台北榮總辭世，享年九十八歲。

 

李登輝先生在他生命最後近二十年的政治工作使他經常被視為台獨教父。然而，事實上，他一生的功過遠比台獨教父更為複雜得多，大多數的台灣民眾與世界各國重要政治人物均視他為後冷戰時期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台灣「民主先生」，少數台灣民眾視他為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最高精神領袖，更有少數台灣民眾視他為終結撤退台灣的中華民國法統體制的家國仇敵，當然，也有人悄聲傳說著，李登輝其實是一個「撒謊的信徒」。

 

李登輝於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殖民地時代的台灣台北三芝，乃為祖籍閩西龍岩永定的客家人，其家族遷居三芝之後開始福佬化並使用閩南語為母語而成為福佬客，其祖父為日殖時期在三芝當地開設雜貨店的小康仕紳並曾任日殖政府的地方保正，李登輝之父李金龍為曾任日本總督府的台灣本島人警輔，李父並曾在戰後遷台國府與冷戰時期西方陣營的領導者美國全面軍政經合作並自稱「自由中國」與因而開放地方自治地方選舉後擔任過兩屆的台北縣議員。一九四○年，蘆溝橋事變之後即在中國戰場陷入國共兩黨軍隊在蘇聯為分散歐亞兩端德日兩國夾擊的對中國軍援下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奮力抗戰的意料之外泥沼深淵之中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決定在殖民地台灣與殖民地朝鮮推動皇民化運動以加強殖民地屬民的忠誠度以利綏靖後方和徵收軍糧以及在未來有必要時徵兵，許多台灣仕紳不得不接受皇民化的創世改名以免受到日本總督府進一步的歧視對待，李登輝家族也因為就讀日本警校的李兄李登欽的建議而隨之改用日本姓氏岩里，李登輝取名岩里政男，李登欽在太平洋戰爭晚期從軍隨日軍派赴菲律賓並在馬尼拉戰役中與美軍交戰陣亡，李登輝在一九四一年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就學期間大量閱讀包括魯迅著作、哥德著作與尼采著作在內的中國、日本與歐美各國文學與哲學名著，並於一九四三年十月考上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系，就讀期間他廣泛閱讀了包括馬克斯與恩格斯在內的西方經濟學著作；然而，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情勢日益惡化，李登輝也跟著其他文科生一樣被迫接受軍訓後徵兵入伍分發為砲兵，並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二日的名古屋大轟炸中負責操作高射砲攻擊美軍的B-29轟炸機。一九四六年春天，日本投降後回復漢姓的李登輝搭上協助在日台人遣返台灣的美軍貨輪自由輪自東京出發返抵基隆港。

 

近年來，或統或獨的部份台灣史研究者與論述者均不約而同地將殖民地時代的台灣社會視為某種在日本殖民者「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殖民地經濟體制下停留在想像中的一八九五年清王朝割讓台灣前夕的某種地主仕紳控制下稻米、蔗糖和茶葉等大宗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生產出口的大莊園制社會經濟體制，而往往目的不一地萌發了日殖時期台灣社會民風淳樸、秩序井然的田園牧歌想像。然而，事實上，一八九五年割讓前夕的台灣早已脫離台灣漢人開墾初期的地主仕紳大莊園制稻米大宗糧食作物為主而兼及大莊園蔗糖大宗經濟作物生產的漢人新開發領地商業性農業生產經濟體系，而早已與台灣北中南各港的許多洋行的國際資本有所合作而發展出包括茶葉商品高技術性加工生產在內的具有早期資本主義性質的商業經濟體系。

 

三國時代住居東南海濱的東吳王國就有歷史記載曾與可能是台灣與琉球的夷洲和亶洲尚處於部落酋邦社會的島民貿易往來，島民貿易舟船並曾抵達會稽，孫權政權一度派兵試圖兼併夷洲卻因瘴癘疫病損失折將無功而返，後其議遂寢，但相關貿易航路應該是持續存在的，並可由台灣北部的十三行遺址等台灣各地考古遺址中不斷出現唐代的開元通寶等錢幣乃至於琉璃製品等來自中國大陸的貿易貨品而得到考古證據證實。

 

元代時，福建南部的泉州府刺桐港（今泉州港）成為與埃乃亞歷山卓港並列當時全球兩大國際性商港的中國參與東洋貿、南洋貿易乃至於印度洋海域經常有印度商船與阿拉伯商船共同參與的印度貿易、波斯貿易、阿拉伯貿易以及東非斯瓦希里貿易的國際性大商港，而在泉州外海不遠處的澎湖群島就成為鞏固刺桐港安全必要的外圍海軍基地據點，元代因而在澎湖設立澎湖巡檢司海軍基地並派遣海軍艦艇巡弋。

 

明代初期，由於日本足利氏室町幕府趨於衰落而進入日本戰國時代，幕府將軍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弱化以及戰爭動亂造成飢民與失去領主庇護支持的浪人武士的生存需求使其紛紛轉往包括日本九州到越南北部在內的當地政府控制力較弱或者缺乏海軍力量的東亞各地建立海盜基地下海為寇，倭寇海患再起，而儘管明王朝採取勘合貿易與鄭和下西洋時的朝貢貿易的有限制合法貿易來試圖壓制倭寇走私需求，但明王朝建立後中國南方生產力暢旺，晚明之時中國南方商業經濟的發展更是已經足以支持大量的書畫林園建築等與城市商業經濟發展模式的思維精神相應的頗具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性格的高階藝術文化發展，受到高度限制的勘合貿易早已無法滿足供需雙方所期待的貿易配額與經濟發展成長機會，再加上明王朝洪武朝開始採取海禁政策對付因為日本進入戰國時代而再起的東南沿海倭寇之患，海禁政策造成閩浙一帶因山多田少而希望能夠下海經商謀生的沿海民眾生計困頓，再加上不斷上升的走私貿易需求，中國閩浙一帶許多沿海民眾遂只得加入倭寇活動以私人武裝力量保護其走私貿易甚至以海盜活動寇邊以取得貿易必須的絲綢瓷器等走私貿易必需的外貿商品，此外，明代中葉時，葡萄牙人在一五一二年建立摩鹿加群島香料貿易航路並建立蘇門達臘島上的亞齊殖民地與印度西岸的果亞殖民地後緊接著在一五五七年葡萄牙向明王朝租借澳門做為中國貿易的商港貨棧，西班牙人也緊接著在一五七一年建立馬尼拉城而控制菲律賓殖民地，大航海時代的西班牙與葡萄牙東亞殖民地除了當地的香料等物產之外均意在與中國的明王朝進行絲綢與瓷器等貿易，西班牙的菲律賓馬尼拉與新西班牙總督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 (Manila-Acapulco Galleon Trade) 也往往著重在以墨西哥鑄造的墨西哥與玻利維亞波多西 (Potosi) 等地生產的西屬美洲白銀（龍銀）交易中國的絲綢等貴重商品，鄭和下西洋朝貢貿易的斷絕與勘合貿易的時斷時續與合法核准貿易量的嚴重不足，使得日本籍與中國籍的倭寇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海盜走私活動因之更加盛行；其後，隨著明朝中葉明神宗與首輔張居正全力支持戚繼光打擊肅清福建一帶的日華倭寇勢力，再加上日本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於一六一五年正式統一全日本政權並在日本各島各地建立與德川幕府關係較為緊密而地方控制力較強的藩閥，德川幕府的建立使得倭寇再難利用九州等日本群島島嶼做為海盜根據地而日本飢民與浪人武士加入倭寇的動力也因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而大幅削弱，而繼任的第三代德川幕府將軍在一六三三年正式發布鎖國令更使得日本人下海經商或從事海盜活動的機會大幅降低，東亞海上的包含許多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倭寇勢力由是大衰。

 

其間，十六世紀中葉在日本九州肥前國大名領主松浦隆信支持下在長崎港發展與中國東南沿海之間的倭寇走私貿易的華人海盜王直（安徽徽州人，當地漢語方言徽語在漢藏語系中的系譜未明，由於地處皖南長江北岸的徽州在戰國時代屬於古百越的揚越部族所建的越國統治，其早期族群應該與江西北部一樣屬於古百越的方越—揚越部族，越亡於楚後徽州改隸楚國，再加上漢武帝時由戰國時代亡於楚國的越國王族立國領導的浙江南部古百越甌越族人因受閩越勢力的逼迫，曾在秦末動亂之時與閩越王一同率領甌越軍與閩越軍轉戰關中並從諸侯入關的甌越王儘管有漢武帝派遣漢軍入援並暫時逼退進軍北上的閩越軍卻仍時感不安，其後不久遂由源自戰國時代越國王族而文化與宗教重敬鬼的甌越王族率領部份族人徙居距徽州不遠的皖西舒州而與當地原本可能也屬於古百越山區部族的既有居民融合而成為三國時代的山越，故而可以合理推論，徽語應該主要是源自於古百越方越—揚越語支即漢藏語族閩語支分布偏北一支的語言再融合了許多近於苗瑤語系的楚語之後並再度受到秦漢統一之後歷次的漢語重大變音的影響）上書明王朝朝廷要求明王朝開放海禁貿易未果而被誘捕處決後，發跡於西屬菲律賓馬尼拉貿易與荷屬蘇門答臘南洋貿易並曾受洗為天主教徒而有教名 (Andrea Dittis) 的泉州籍馬尼拉甲必丹華人領袖李旦於西班牙殖民政府策動菲律賓排華屠殺以週期性削弱當地華人商業與移民勢力而防範其侵蝕西班牙勢力之後於一六○七年逃往日本長崎並取得朱印狀經營長崎與廈門和台灣貿易並持續參與蘇門答臘萬丹貿易與菲律賓貿易，轉往日本長崎發展的李旦並曾一度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合作試圖透過疏通明王朝的地方與中央官員來說服明王朝開放海禁促進貿易，在明王朝發動福建倭寇肅清作戰與日本戰國時代隨著德川幕府的確立而使得本以日本為根據地的倭寇勢力無以為繼之後，許多日華倭寇海盜勢力遂紛紛轉而與改以日本長崎為朱印船日本對外合法海上貿易經營據點的李旦海上勢力合作，李旦並曾派遣鄭芝龍為通事在一六二四年澎湖海戰之後斡旋中荷雙方協調荷屬東印度公司放棄澎湖轉往台灣發展，儘管受洗為天主教徒，李旦仍然經常同時祭拜漢人神祗，其中，李旦更是特別信仰海神媽祖，每逢出海必率部燒香參拜。

 

有趣的是，事實上，媽祖信仰極可能源自福建古百越族系的福建沿海畬族部族等閩越族的部落神祗女性海神而在北宋開始進一步人格化與神格化，並由於唐末至五代十國時建國福建的閩國的建立而全面漢化的畬族等閩南閩越部族進入中國正式內地郡縣制度——源自戰國時代越國亡於楚國後越國王族經海路南遷入閩與閩越各部族合作建立閩越國的漢初閩越王郢第三子騶寅喜乘白馬而被稱為「白馬三郎」，騶寅後來並因捨身為地方消滅鱔妖而被建廟奉祀為「白馬尊王」，五代十國時的閩國開國君主閩太祖王審知可能為了鞏固許多兵將來自福建閩北閩東當地而可能為奉祀白馬尊王騶寅的漢化閩越族人的軍隊效忠與防範軍隊譁變也喜乘白馬，並因王審知自己也是家族第三子而同樣被稱為「白馬三郎」，王審知死後當地民眾也建廟奉祀其為「白馬尊王」，可見五代閩國時期閩北閩東為主的福建一帶的古百越閩越族群漢化情勢——同時，也由於唐末以降福建等中國東南海上貿易的不斷興起擴張，閩南女性海神媽祖信仰正式進入北宋朝廷的朝廷官方歷史記載且稱之為媽祖而正式建廟崇拜，南宋一朝更因偏安東南需要向福建徵兵徵糧乃至於徵收關稅與種種港口規費等稅費以俾朝南宋朝廷得以徵稅分享日益興旺的福建等中國東南海上貿易利益，故而自南宋高宗時就進一步封祀媽祖為「靈惠夫人」而成為漢人朝廷正式承認的神祗，到了元代時更由於蒙古帝國建立後海陸絲路的交通統一暢通而使得閩南泉州一躍而為與埃及亞歷山卓港並稱當時全球二大國際性商港的海上絲路中國端起點的高度國際化商港，而使得元世祖忽必烈大汗鑑於海上貿易利益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進一步封祀閩南女性海神媽祖為「天妃」。

 

李旦死後，亦曾為了經商方便而於馬尼拉受洗為天主教徒並有教名 (Pedro) 後轉往日本發展而號稱日本甲螺頭目的李旦副將漳州人顏思齊收攏繼承其海上勢力，繼續以其高度組織的私人海盜武裝集團保護控制東洋與南洋各地的海上貿易，並自一六二四年起聚集數千漳泉貧苦民眾渡過黑水溝來台而率所部龐大的戰艦與民商用船艦隊入據十六世紀中葉的後期倭寇時期即為日華倭寇海盜巢穴的位於台灣中南部北港溪河口出海口內陸不遠處而易於藏匿與緊急危難時上船逃亡的魍港（今日的雲林北港與水林一帶）為其海盜與海上貿易根據地並建立大型漢人聚落安頓眷屬，在本為僅具有大肚王國等原始酋邦國家甚至只有鬆散的部落聯盟的台灣南島語族的平埔部族中的洪雅等族原住民居住的北港溪南北兩岸的雲嘉地區上也就建立起了由顏思齊海上勢力控制並建立起初步漢人式行政管理的漢人飛地城鎮市集，簡直有如西元九世紀維京人擴張所建立的施行丹麥律法習慣法的英格蘭中北部丹麥區 (Danelaw) 與法國西北的維京諾曼人所建立的諾曼地公國，於是，在明代只有極少數中國閩南一帶東南沿海漁民每年於冬至前後的烏魚漁汛期間為了製作烏魚子而在冬季裡仍可連續多日陽光普照的台南與高屏一帶沿海河口地帶設立暫時性工寮而可能僅有極少數與當地平埔族原住民部落之間的通事每年定居較長時間的台灣島上，除了荷屬東印度公司自一六二四年入據明末向為倭寇海盜巢穴並儘有少數漢人因為逃荒、漁業或商業等經濟因素移墾的本為平埔族西拉雅族領地的南台灣台江內海與倒風內海（今日台南）的大員灣等地並大舉招募中國閩南粵東移民來台為其耕種甘蔗煉糖與稻米而建立的荷蘭式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之外，顏思齊率所部於荷屬東印度公司來台同年的一六二四年所建立的魍港大型漢人村落乃為台灣第一個具有城鎮規模的漢人農商移墾移民長年居住經營的漢人村落，被台灣史研究者稱為「台灣第一莊」的雲林水林至今仍保存了兩口與台南赤崁樓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普羅民遮城的七角井一樣採用紅磚拱橋推砌工法形制的顏思齊所部聚居村落開鑿砌立的七角井。

 

一六二五年初秋，顏思齊於諸羅山區狩獵途中感染傷寒身殁，所部轉歸泉州人鄭芝龍統領。鄭芝龍之父乃泉州城內小吏，鄭芝龍後因家計困難攜兩個弟弟前往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國際商港澳門投靠在當地經商的舅舅，鄭芝龍在澳門學會了葡萄牙語等國際語言以及與外商周旋合作的國際經商能力，鄭芝龍也在澳門受洗為天主教徒並獲有教名 (Nicolas Gaspard) 並且也在澳門結織了王直之後繼起的擁有日本朱印船貿易權利的大海盜海商首領李旦，鄭芝龍後來在一六二三年因受舅命押船貨前往日本貿易，鄭芝龍之後也就留在長崎加入了李旦海上集團。

 

一六一九年，荷蘭人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海上武裝貿易集團繼西葡之後建立了巴達維亞殖民地（Batavia，今雅加達），荷屬東印度公司隨後不久即控制了印尼全境並壟斷了印尼一帶的香料貿易等貿易航路，除了招募閩南粵東華人前往爪哇大島為其開墾利用爪哇大島的肥沃火山紅土進行蔗糖等大宗經濟作物的商業性大規模種植生產，荷屬東印度公司並任命華人墾首或商業領袖為甲必丹以便協助荷屬東印度公司間接管理漢人移墾者，荷蘭人在一五九九年開始逐漸控制生產肉荳蔻的班達群島 (Banda Islands) 各島並以極不公平勞動條件奴役當地原住民為其商業性生產肉荳蔻並砍伐其他島嶼上潛在的大規模肉荳蔻種植園以獲取壟斷利益，而當一六一六年較為稍後東來的英國人取得了班達群島十一島之一的班達盧恩島 (Banda Run) 的控制權並成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隨即開始在島上種植生產肉荳蔻以試圖突破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壟斷進而插手價同等重黃金的高利潤肉荳蔻國際貿易，荷屬東印度公司所屬艦隊立即開始對英國人控制的班達盧恩島發動連年攻勢，英國艦隊也對地球另一端的北美曼哈頓島上稱為新阿姆斯特丹的荷蘭殖民地發動攻勢，長期的戰爭之後，英荷雙方在一六七七年協議交換，荷蘭人取得班達盧恩島而英國人則取得曼哈頓島並改稱為新約克；建立起巴達維亞殖民地根據地並控制了印尼群島的香料貿易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海上武裝商業艦隊隨即北上試圖拓展日本與中國貿易，主要地是希望能夠以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蔗糖和肉荳寇等物產交易獲取日本的白銀，再利用日本白銀從事中國貿易以獲取歐洲市場上炙手可熱的生絲，從而建立由荷屬東印度公司控制壟斷的荷屬巴達維亞殖民地—日本—中國三邊貿易，荷屬東印度公司很快地獲准在長崎建立貿易站，但荷屬東印度公司接著試圖拓展中國貿易時就受到了明王朝海禁令等種種阻礙，荷蘭人於是改為試圖在中國東南取得貿易據點以俾與有辦法取得生絲等中國貴重商品的華人商業勢力進行交易以取得生絲等中國貴重商品。

 

一六二二年冬，荷蘭艦隊趁駐防澎湖的明王朝海軍換防之際攻佔澎湖群島。一六二四年初的明荷澎湖海戰（風櫃圍城戰）後，鄭芝龍受李旦之命以通事身份前往澎湖居間斡旋明荷雙方協議荷屬東印度公司退出明王朝繼承自元代的屬地澎湖並轉往本為倭寇海盜巢穴而僅有少數漢人貧民移墾而大多數為平埔族西拉雅族原住民領地的南台灣台江內海的大員灣建立其從事中國貿易與日本貿易的軍事與商業根據地，成功通譯斡旋明荷雙方澎湖海戰之後勢力範圍畫分的鄭芝龍自此之後就被荷蘭人以其小名一官 (Iquan) 稱呼而成為海上一霸，如同稍早十六世紀末的英國支持其私掠海盜行為以削弱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國的美洲貿易與美洲白銀輸歐做為軍費之用並曾受徵召率領所部私掠船參加擊敗無敵艦隊的英西大海戰並以海軍中將軍銜出任該役英國海軍副指揮官的英國私掠船海盜首領德瑞克 (Francis Drake) 一樣，通事一官並一度受撤往台灣發展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支持發展其個人主導的海盜私掠船 (Privateer) 事業，通事一官受荷屬東印度公司支持的私掠船海盜事業的主要目標即在台灣海峽截擊馬尼拉的西班牙當局用於中國貿易中式帆船，西班牙人運用這些中式帆船以經由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來到東南亞菲律賓的美洲白銀交易絲綢與瓷器等可再經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與跨大西洋大帆船貿易而最終銷售於歐洲市場或售給中南美洲各西屬殖民地的的西班牙裔半島人 (peninsulares) 或克里歐人 (criollos) 從事蔗糖等大宗經濟作物的商業性種植的大莊園主的中國奢侈品等中國商品。

 

一六二五年春夏之間，鄭芝龍結束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合作開始其亦盜亦商的海上生涯；其後不久的一六二五年夏末，李旦在處理完廈門、長崎與台灣貿易事務之後於自台灣返回長崎的船上病殁，李旦病殁不久，率部入據台灣中南部北港溪出海口不遠處的魍港做為根據地並建立發展魍港成為足以安頓眷屬的大型漢人城鎮的顏思齊也在一六二五年同年初秋病殁台灣，鄭芝龍隨即接手李旦—顏思齊集團在台灣的海盜與海商部屬與產業，鄭芝龍自立門戶後隨即改名芝龍而不再以一官自稱。一六二六年至一六二八年間，鄭芝龍以魍港為基地劫掠閩粵兩省，明王朝海陸官兵為此疲於奔命，明王朝自建國之初的洪武朝即對東南沿海發布了禁止沿海人民下海經商的海禁令，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因應倭寇侵擾沿海的海上威脅以及不希望東南沿海中國人民下海經商建立商船船隊等海上貿易集團帶來海上國際貿易必然帶來的頗具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精神的民間思維氛圍勢必不利於推翻元王朝之後再度建立漢人政權並再度強調男耕女織儒家社會理想國的明王朝政權的社會經濟控制，明成祖永樂大帝於靖難後登上帝位之後，立即派遣家族信仰伊斯蘭並曾任元王朝兩代雲南世襲高官卻在元明之際被痛恨蒙古人及與蒙古人合作的色目人與穆斯林的新興明軍宮刑並發配後來成為永樂大帝的燕王朱隸王宮為奴的鄭和自南京龍江港或蘇州太倉劉家港出海出使東亞、南洋與印度洋各國並發展朝貢貿易，鄭和艦隊並在第一次下西洋返航後在南京建立南京天妃宮立廟奉祀海神媽祖，明王朝最終卻在永樂大帝於一六二四年逝世之後不到十年就在明宣宗宣德八年西元一六三三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艦隊返航南京後以龐大艦隊財費過鉅為由結束了官方支持的鄭和艦隊的海外冒險，明王朝並在稍早的仁宗朝一六二五年就由明仁宗親自下令全面銷毀宮廷所收藏的鄭和歷次航海所累積的大量日誌圖冊等文件資料，然而，隨著晚明中國南方具有早期商業資本主義特色的城市商業經濟的崛起與相關的書畫林園建築等種種藝術的蓬勃發展，商業經濟發展所連帶引發的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以及相應的藝術文化形式的萌芽發展已然銳不可當，於是，當面對漢人為主的鄭芝龍海上集團在後期倭寇勢力衰落後再度自台灣魍港出動不斷劫掠東南閩粵兩省的龐大海防軍事壓力再加上東南沿海官商垂涎日益興旺的新興海外貿易利益的種種期待不斷提高，明王朝終於不得不面對東洋與南洋的新興國際現實情勢發展而決定招安鄭芝龍海上集團，於是，縱橫台海兩年六個月後，一六二八年秋即明崇禎元年，鄭芝龍接受明王朝福建巡撫招安，以部眾三萬餘人、船隻千餘艘受撫降明，詔授海防遊擊，任「五虎遊擊將軍」，駐紮泉州安海，鄭芝龍自此以安海安平鎮做為其海上武裝集團的軍事基地與海上貿易根據地，並私自打破明王朝的海禁政策，鄭氏海上武裝集團的貿易與軍事艦隊由是暢行無阻地航行中國沿海各港市、台灣、澳門、日本以及包括西屬菲律賓和荷屬印尼在內的東南亞各地，懸掛鄭氏船旗自此成為從事中國貿易、東洋貿易與南洋貿易商船的安全保證，鄭氏海上集團從此從原本以台灣魍港為根據地轉而為以泉州安海安平鎮為軍事基地和海上貿易根據地，並由於接受明王朝招安而得以藉此得到明王朝支持與默許許可，鄭氏海上集團從此得以進一步全面擴張受其控制的中國海外貿易而由此幾乎完全壟斷了中國與海外各國之間的貿易航路與貿易利益。

 

明王朝晚期，其對外政策轉而著重於在山海關內外的東北長城邊境各地屯駐重兵對抗建州女真愛新覺羅氏所建立而聲勢日上的後金，隨著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率領女真部族八旗軍在東北接連擊敗明軍並攻陷大城瀋陽改稱盛京並在盛京稱帝而建國號大清，明王朝的東北軍事負擔日益沉重，崇禎朝並因軍費財政不足而大舉裁撤驛站驛卒，曾任驛卒的兵士李自成因而失業並因負債困苦，於是集結組織流民發動的民變流寇集團並自稱「闖王」而隨後在攻入西安後稱帝建國號「大順」。明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終於攻入了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殉國。同年稍後，吳三桂等明王朝官軍殘部為了對抗李自成的大順軍流寇集團而引介本在山海關外的建都盛京建國號大清的建州女真族满人政權軍隊入關，入關後的清軍迅速地擊潰了李自成的流寇部隊並建都北京，清軍在完全控制華北各省後隨即進一步南下掃蕩張獻忠的大西軍流寇集團與在江南一帶相繼建國的南明王朝諸朱姓王室。

 

一六四五年，清軍攻入福王弘光帝建都的南明王朝首都南京，鄭芝龍審時度勢後決定降清自保，曾在金陵為監生的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因其日本籍的母親田川氏受辱清軍後自盡而決定與其家族成員共同率領其父所屬鄭氏海上集團舊部在小金門起兵而堅持於中國東南繼續反抗滿清王朝，成為福王弘光帝覆滅後南明王朝最重要的軍事力量，鄭成功並受繼福王之後在福州登基的唐王隆武帝賜姓國姓朱姓並賜名成功，從此以「國姓爺」聞名於中國與南洋海上，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日誌等文件上更直接以「國姓爺」 (Koxinga) 稱呼鄭成功，唐王隆武帝於福州抵抗清軍失敗後其弟唐王紹武帝於廣州登基繼位，同時間，桂王永曆帝也宣布監國而在廣東肇慶登基，紹武帝與永曆帝為爭奪南明王朝正統而開戰並由唐王紹武帝獲勝不久後，清軍攻佔廣州，紹武帝兵敗殉國，為了攏絡鄭成功主導的鄭氏海上集團的強大海陸軍事力量，桂王永曆帝進一步敕封國姓爺鄭成功為「延平王」，後世因而尊稱鄭成功為「延平郡王」。一六五七年（永曆十一年）起，鄭成功率所部海陸大軍三度北伐並一度運用其強大的海上艦隊從海路圍困江寧府（南京），但最後仍為新興清王朝的八旗騎兵所擊退，鄭成功所部鄭氏海上集團最後憑藉其龐大的海上艦隊與海戰技術優勢於一六五九年退守廈門與金門兩島，清王朝並因此而自一六五六年起在沿海的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包括沿海的江蘇）、山東與天津各省發布實施「海禁令」，試圖斷絕鄭氏海上集團長期壟斷的與東亞各國間的中國貿易利益並藉此防範鄭氏集團轉用貿易利潤做為軍費以及利用海上與陸上貿易組織做為反清復明的準軍事情報組織，同時也斷絕鄭氏海上集團利用明末清初中國各地漢人的反滿清反異族統治情緒招募兵力擴張勢力，隨後並因為一六六○年清軍八旗軍與沿海各省綠營水軍在廈門戰役中大敗於明軍而於一六六一年進一步發布了山東至廣東之間各省的「遷界令」試圖徹底斷絕鄭成功集團的貿易利益軍費來源以及兵糧來源。

 

一六二四年於澎湖海戰後接受以日本長崎為基地的李旦海上集團派遣鄭芝龍為通事的調停而轉往台江內海天然港灣內的台灣大員發展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很快地在台江內海港邊建立起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做為海軍基地與海上貿易港口商棧。荷蘭人隨即在中國東南沿海的閩南粵東大舉招募貧民來台並發給農具讓其為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墾耕作，以大員周邊為中心開墾種植稻米與甘蔗並進一步煉製蔗糖，同時，為了確切掌握台灣各地的原住民村社的服從以俾進一步開發台灣的天然資源，荷蘭牧師等荷蘭語言學者為大員當地的台灣南島語族平埔族西拉雅族四社原住民（新港、蕭壠、目加溜灣、麻豆四大社）創作了使用羅馬拼音字母的文字並在荷屬東印度公司與西拉雅部落的合約中大量使用西拉雅文字，台灣史研究者稱這些使用西拉雅文字的各種歷史文件為「新港文書」，而除了因為大員周邊的鹿群因荷蘭人透過贌社制度大量捕捉製作鹿皮而使得漢人與荷蘭人從大員北上雲嘉一帶取得新的鹿皮來源並因而在一六三七年至一六三八年間與可能源自鄭芝龍於一六二八年秋接受明王朝福建巡撫招安率主力部眾艦隊返回閩南改駐泉州安海後遺留在魍港一帶的漢人城鎮居民進一步向雲嘉內陸移民拓墾而來的當地原有漢人居民和通事以及屬於平埔族巴布薩族或洪雅族的虎尾壟大社所領導的虎尾壟諸社爆發了死傷慘重的兩次大規模戰爭之外，荷屬東印度公司也陸續自大員至淡水再到卑南成立了一系列的荷屬東印度公司與原住民村社領導人與代表之間確認荷蘭主權及與原住民村社間封建關係並協商貿易事務等重要事務的年度地方會議 (Landdag) 制度全島殖民地地方準行政控制體系，而除了蔗糖，荷屬東印度公司也針對台灣沿海每年冬至前後的烏魚漁汛期間的烏魚捕撈收取屬於包稅制什一稅的「烏魚贌」，中國東南沿海漁民必須在每年冬至烏魚漁汛開始時先到大員港向荷屬東印度公司領取捕撈烏魚的執照，並於捕撈作業結束後返回大員港繳納什一稅後才能返回大陸本土繼續後續的烏魚子製作，當然，荷屬東印度公司是以所屬武裝艦隊的海上武力來強力執行其烏魚捕撈什一稅的收取與台灣沿海烏魚資源的管理的，此外，荷屬東印度公司也透過贌社制度（即透過公開招標使漢人通事和商人取得與原住民村社交易鹿皮和鹿肉等鹿產品的包稅制獨佔交易權）取得了稅收與鹿皮來源，其間，荷屬東印度公司甚至一度派分遣艦隊前往台東卑南探察金礦卻未有實際發現，但荷屬東印度公司建立的原住民地方會議體系卻也因此納入了卑南王國酋邦，透過漢人佃耕甘蔗製糖以及贌社包稅制度所建立的鹿皮交易公開市場，設治熱蘭遮城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當局也就因而得以運用蔗糖和鹿皮等台灣貨品運往日本交易日本出產的白銀再運用日本白銀參與中國貿易而以日本白銀交易生絲等中國商品，最後再將荷屬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巴達維亞—大員以及其與日本及中國之間三角貿易所取得的生絲、蔗糖與香料等產品透過荷屬東印度公司掌握的遠洋航線輸往歐洲市場。

 

同一時期的台灣海域，除了以台江內海的大員為海軍基地和貿易貨棧據點的荷屬東印度公司荷蘭勢力之外，為了突破以大爪哇島巴達維亞為基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對馬尼拉的貿易封鎖，以呂宋島馬尼拉為基地的西班牙帝國遂於一六二六年派遣艦隊北上台灣北部，從東北角的三貂角 (Satiago) 一帶登陸本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分支巴賽族領地的雞籠並在和平島上建立聖薩爾瓦多城 (Fort San Salvador) 做為西班牙帝國拓展其北台灣殖民地並藉此拓展其與日本貿易以及與中國貿易的基地，西班牙帝國隨後也在一六二八年在淡水河口另外建立聖多明哥城 (San Domingo) 做為控制腹地較雞籠大得多的台北盆地出海口的貿易基地。然而，由於馬尼拉殖民地的經濟衰退，西班牙在北台灣殖民地的開支一再入不敷出而不得不縮編駐軍。一六四二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派遣艦隊北上攻陷雞籠，淡水河口的西屬聖多明哥城殖地地的西班牙守軍亦迅速棄守撤走，一六四四年，荷蘭人在淡水河口的西屬聖多明哥城附近另行改建荷蘭式的安東尼堡，荷屬東印度公司自此控制了台灣全島。

 

然而，重商主義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同樣亟於回收投資於台灣殖民地的軍事與墾殖成本。由於甘蔗能夠製成砂糖外銷獲利，大員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因而給予漢人甘蔗種植大農場免稅優惠以奬勵甘蔗業發展，閩南粵東漢人來台者因而日眾，甘蔗業因而快速成長，並在一六五○年達到高峰。然而，由於甘蔗業的蓬勃發展，儘管荷屬東印度公司不斷招募中國東南的閩南粵東貧民來台開墾，但農場工人與佃耕農民兼做季節性農場工人的工資仍然不斷高漲，通常也是漢人移墾者與熱遮蘭城荷屬東印度公司官員之間中間聯絡人「頭家」(cabessa) 的甘蔗農場主缺乏充足人力收割甘蔗只能縮減甘蔗種植面積，到了一六五二年，大員一帶的甘蔗面積已由一六五○年全盛時期的2928甲大幅下降為1314.9甲，許多佃耕農民與農場工人因而失業，與此同時，荷屬東印度公司所招標的與原住民村社間鹿皮鹿肉等獨佔交易權贌社標價又因為競標炒作而年年高漲，再加上一六五○年後輸往中國的鹿肉價格又因為新興的清王朝與明王朝殘存的南明王朝諸王勢力在中國南方各省的激烈交戰造而不斷下跌，許多贌商獲利衰退而甚至多有無力付清競標餘款而面臨破產危機者，而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大員當局又因為巴達維亞方面不斷命令催促大員方面設法籌措財源而在原本的種種什一稅與贌金之外自一六四○年起向移墾的漢人徵收人頭稅，而部份荷屬東印度公司官兵又很快地出現故意沒收漢人人頭稅單以重複課稅而甚至有荷蘭官兵以臨檢為名入室奪取漢人家當乃至於夜間進入住處臨檢的貪腐惡行，漢人頭家於一六五一年集體向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當局陳情後也僅有夜間臨檢被禁止卻並未停徵人頭稅，凡此均使得當時大員一帶人口已達兩萬人左右的各階層漢人人心不安浮動而時有騷亂將起之感；一六五二年九月七日夜裡，漢人首領郭懷一率領早已高度不滿的農民等移墾漢人舉起鐮刀發動起義，經濟困頓而對荷蘭人極度不滿的大員周邊移墾漢人由是相繼追隨郭懷一起義，其勢一度達到四五千人之眾，郭懷一自立為大員王，郭懷一起義軍隨即於九月八日攻下普羅民遮城（赤崁樓），起義軍並於入城之後隨即殘殺普羅民遮城內來不及逃跑的荷蘭人與其黑人奴僕，荷屬東印度公司動員了公司所部火槍兵奪回普羅民遮城，郭懷一隨後率所部起義軍流竄於台南高雄之間，荷屬東印度公司遂以高額人頭賞金動員台南的西拉雅族部族戰士和高雄的馬卡道族部族戰士參與而與荷蘭火槍兵聯手圍堵郭懷一殘部，荷屬東印度公司與其西拉雅族與馬卡道族盟友直至九月十九日才完全擊滅郭懷一起義軍，一如在荷蘭殖民統治印尼群島時也曾利用加里曼丹華人農場苦力暴動而對包括大爪哇島在內的華商展開屠殺與限制發展，荷屬東印度公司在郭懷一事件後刻意地任意株連無辜漢人而在事件前後總共屠殺了三四千名漢人，同時也建築起全新的有著堡壘防禦功能的普羅民遮城。英國左翼史學家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在其重要史學著作《盜匪》與《原始的叛亂》之中研究記錄了許許多在壓迫性的官方武裝力量與剝削性財稅政策下起而或舉起義旗反抗或落草為寇打劫作亂的亦正亦邪但總是具有某種原始而本能的對於「公道」與「道義」想望的付諸行動甚至往往不惜賭上生命的熱烈追求以及相關人士的英勇俠義生命故事，霍布斯邦並透過歷史研究證明，遠在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時代來臨之前就有許許多多的被壓迫者以種種不同的手段在莫可奈何的大時代動盪與個人生命不幸際遇交互作用之下所採取的自行聚集力量並不問成敗就奮力一搏進行反抗求生與求公義的橫跨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不同種族與不同文化的共同的原始而必然來自天性的對於社會應有的公平正義的永恆想望以及因之而起的波瀾壯濶的壯烈奮鬥行動，其「俠盜精神」與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中常見的多數人民心月中所心嚮往之的天下已不清平的動亂時代裡替天行道或盜亦有道的「俠義精神」理想與天下清平想望當然也頗合符節，以此觀之，郭懷一事件實為台灣漢人歷史上第一起因官逼民反而引起的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抗官暴動與民變起義。

 

郭懷一起義失敗後，大員漢人人心浮動，不時擔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為了防範漢人農場主與漢商利用低報贌社鹿皮鹿肉收入與短報烏魚贌稅等手段逃漏繳給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稅收並藉此強化其與荷蘭人間的經濟競爭優勢以及為了防範日益增加的移墾漢人一旦面臨荒年經濟危機爆發民變時會一呼百應起事反抗荷屬東印度公司，而可能使得荷屬東印度公司週期性地藉機發動對漢人的屠殺，曾為鄭芝龍海上集團成員而後在台灣擔任荷屬東印度金司通譯與會計的漢人領袖何斌因與鄭氏海上集團的繼承人鄭成功暗中有所往來並暗為國姓爺收取貿易船旗稅等稅收而受到荷蘭人的懷疑，何斌於是在一六五九年潛赴廈門，向鄭成功呈上其多年收集的台江內海港道及荷蘭軍隊部署情勢等台灣相關情報。正苦於第三次北伐圍困江寧府大敗而回而僅靠著海上艦隊優勢才在廈門戰役中擊敗以陸戰為強項的滿州八旗騎兵與海上作戰能力尚未成熟的漢人綠營水師而暫時勉強保住金廈兩島的鄭成功海上集團，由於清王朝接連發布的愈來愈嚴厲的海禁令與遷界令等海上焦土戰略，鄭成功領導的鄭氏海上集團面臨了生絲等中國貿易難以為繼而軍費無著甚至無法補充兵糧而可能缺兵斷糧無以為繼的嚴重危機，困居金廈的鄭氏集團接到何斌提供的鄭成功之父鄭芝龍亦曾繼顏思齊之後率所部駐紮魍港一帶經營數年而深知其農漁腹地較為寬廣且擁有軍事必需的硫磺礦產的台灣的相關情報自是如獲至寶，加上鄭成功依恃鄭氏海上集團駐守金廈的龐大艦隊而自一六五六年至一六六○年間不斷派遣鄭氏艦隊出海保護懸掛鄭氏船旗的鄭氏集團與其他華商的貿易船不受荷蘭艦隊劫掠並多次警告荷屬東印度公司若繼續劫掠則可能終止其所參與的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生絲等中國貿易，鄭成功深知包括台灣在內各地華商華人對於荷屬東印度公司並不是真正地信任效忠，於是，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親率將士十二萬五千人、戰艦數百艘自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向台灣進發。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明鄭艦隊自鹿耳門水道攻入台江內海，隨即登陸大員而於五月四日攻克普羅民遮城，六月十四日，鄭成功改普羅民遮城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與天興、萬年二縣。然而，駐防熱蘭遮城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長官揆一利用其堅固碉堡持續抵抗明鄭軍隊，歷經數次海戰與針對熱蘭遮城的長期圍城作戰之後，揆一終於在一六六二年二月九日宣布投降，鄭成功遂依其父鄭芝龍接受明王朝招安而受詔命出任海防遊擊、五虎遊擊將軍時駐紮的泉州安海安平鎮之名改稱熱蘭遮城為安平鎮城，其用意無非在於向中國各地漢人尤其是漢人仕紳和知識份子宣示國姓爺鄭成功對於明王朝與鄭芝龍君父家國的感恩思念與國姓爺鄭成功輔佐明宗室恢復賡續漢人王朝政權的一片赤誠，同時也向東洋與南洋海上各路勢力重申鄭氏海上集團的實力威勢強大如昔，後世則稱之為安平古堡。

 

明鄭延平王鄭成功創建的東寧王國建政後未久，鄭成功立即下令屯墾北至噶瑪蘭、南至瑯嶠的台灣各地，但因各地平埔族與高山族原住民酋邦與部落聯盟的抵抗，明鄭一朝實際一的開墾範圍大致在彰化二林至屏東佳冬之間且最主要的屯墾區域仍在台南高雄一帶，因而在台灣大南部留下了像是新營（今台南新營）、下營（今台南下營）、柳營（今台南柳營）與林鳳營（今台南六甲）等地名，而隨鄭成功集團東渡的明王朝宗室明寧靖王朱術桂來台後見台灣土地肥沃也率眾在萬年州竹滬莊（今高雄湖內與路竹一帶）拓墾田園數十甲。而為了籌措抗清軍費，鄭成功除了沿續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當局的烏魚贌什一稅而收取烏魚旗稅以及繼續其父鄭芝龍向南洋貿易華商收取貿易船船旗稅以做為出動其海上艦隊巡航保護華商貿易船不受荷屬東印度公司等其他海上勢力劫掠的報酬之外，鄭成功也繼續荷屬東印度公司以台灣出產的鹿皮和蔗糖做為出口商品的日本貿易與南洋貿易，明鄭東寧王國後來也為了取得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貿易機會而試圖與巴達維亞當局重啟貿易談判，此外，由於馬尼拉的西班牙當局接連策動對菲律賓當地自古以來的華裔移民與明代新移墾漢人的週期性屠殺以削弱當地華人對西班牙當局所熱衷的南洋—中國貿易利益的強大競爭壓力，鄭成功攻克大員之後也透過義大利籍神父向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遞交抗議國書，要求西班牙殖民當局改邪歸正否則威脅將派遣已攻下台灣兵糧來源根據地的鄭氏艦隊攻打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卻反而引來西班牙當局在馬尼拉策動第三次華人大屠殺。攻克台灣後眼見清王朝在中國北方的統治日益鞏固而中國南方也在清王朝漢人盟友三藩的綏靖下趨於穩定而反清復明的希望日益渺茫，又聽聞馬尼拉發生西班牙當局策動的第三次華人大屠殺，試圖準備派遣艦隊前往征討又擔心力有未逮，鄭成功最後在揆一投降後不久的一六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憂憤而死。

 

鄭成功率領鄭氏海上集團在台灣建立島上第一個自主自治的漢人政權之後，為了宣揚明鄭東寧政權反清復明理念與賡續明王朝漢人政權強調「華夷之辨」的傳統儒家政教正統的正當性，鄭經繼位之後遂依諮議參軍與東寧總制陳永華之議在承天府府城內興建全台首學台南孔廟並建立台灣的科舉制度，此外，許多不滿於滿清異族統治的漢人知識份子也紛紛隨鄭氏集團東渡台灣，其中，本為南明魯王幕僚而不遇於鄭成功的浙江鄞縣文人、南宋大儒陸九淵門人沈煥後裔且家族累世為官的沈光文也於鄭成功病故後的一六六二年秋天因所搭乘前往福州船隻遇上颱風而被意外帶到台灣，沈光文在承天府城街上短暫居住後就避居台江內海邊的目加溜灣（今台南善化）長年流寓，並組織東吟詩社，沈光文並在流寓目加溜灣的後半生裡創作了許多書寫個人感懷與記述當地風土人文的詩詞，沈光文因此成為創作留下台灣第一批漢字文學作品的早期台灣儒士文士之一而被稱為「東寧三子」之一。

 

鄭成功死後，鄭氏家族為了繼承問題發生內鬥，鄭成功之子鄭經最後擊敗其叔鄭襲繼位而在無明王朝皇帝冊封下自行襲封了其父的延平王爵王，鄭襲最後率領其部眾與所屬艦隊投降清王朝，英國商館則稱鄭經為「本藩」與「台灣國王」。鄭經在位期間尊奉明正朔並僅以「延平王世子」自稱，鄭經並以陳永華為諮議參軍和東寧總制而為實質宰相，陳永華建立孔廟與太學並建立科舉制度，陳永華也正式引進六官等漢人官制而使得台灣正式進入漢文化時代與有漢文字記載的信史時代。一六六三年，鄭經透過族叔鄭泰與清王朝談判未果，鄭泰家族率部降清，清王朝與荷屬東印度公司隨後聯手將鄭經所屬鄭氏海上集團勢力逐出金廈，清荷聯軍緊接著進攻澎湖卻因颱風無功而返；退守台灣的鄭經以東寧為海軍基地和海上貿易根據地繼續與日本以及新進來到東方的英屬東印度公司進行東洋貿易與南洋貿易，一六六七年至一六六九年間，鄭經與清王朝進行了兩回合的談判求為外藩，在兩回合的談判中鄭經均明確地向清王朝表示台灣「非屬版圖之中」復又「東連日本，南蹴呂宋，人民輻輳，商賈流通。王侯之貴，固吾所自有，萬世之基已立於不拔」，故而「百貨流通，生聚教訓，足以自強。又何慕於藩封？何羨於中土哉？」，希望東寧方面與中國本土的清王朝之間能視台灣為「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的朝貢外藩，然而，兩次談判均因鄭經拒絕薙髮而未有成果。

 

在東寧王國的台灣政經經營方面，一六六六年，鄭經派遣艦隊進攻仍為荷屬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基隆卻未能攻下，荷屬東印度公司後於一六六八年因基隆難於長久固守而棄守撤出。為了彌補財政與軍費缺口，除了賄賂清軍將領而以走私形式恢復了一部份的中國貿易之外，鄭經全力發展與日本德川幕府的貿易而輸入日本出產的銀、銅、鉛與盔甲支援軍需，鄭經並於一六七二年與英屬東印度公司簽訂通商條約並因而取得英國製造的火藥與火炮等軍火；此外，鄭經也全面擴大鄭成功時代開始的寓兵於農屯墾政策以增加糧食生產，鄭經派遣部將劉國軒率部北上前往半線屯田屯墾，其間除了派遣參軍林圮屯墾斗六門（今雲林斗六）並於沿濁水溪向斗六門東北方向的丘陵近山地帶拓墾林圮埔（今南投竹山）並因與當地鄒族原住民發生衝突身故之外，劉國軒也率領所部自半線不斷北上拓展屯墾區而與屬於平埔族拍瀑拉族的大肚王國酋邦及其所屬部落聯盟衝突迭起，一六七○年鄭經自府城親自率軍北上增援才擊敗了大肚王國，史稱「沙轆社之役」。

 

一六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耿精忠響應吳三桂起兵參加三藩之亂，並提供戰船給鄭經以換取東寧鄭氏集團的海陸軍隊參戰，鄭經參戰後奪回廈門並自耿精忠和尚之信手中取得了漳泉潮惠四州，隨後並於一六七六年秋冬之間進攻福州卻於十一月兵敗退回廈門；一六七七年至一六七八年間，清軍鑑於三藩亂起後中國各地漢人多有蠢動響應者，遂開始思考以鄭氏東寧王國為外藩而讓部份不滿漢人出走流亡台灣以減緩漢人反抗勢力發展，清王朝的滿州族裔親王與高階將領遂數度向鄭經方面提出只要鄭經願意撤離大陸沿岸島嶼退守台灣，則鄭氏「從此不必登岸，不必剃髮，不必易衣冠。稱臣納貢可也，不稱臣，不納貢亦可也。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並許鄭經及其所部的鄭氏海上集團以可合法前往中國東南沿海各港口「通商貿易，永無嫌猜」的中國貿易通商權利，然三藩之亂使得中國各地漢人對於重建漢人王朝再度燃起希望，鄭經不敢冒犯眾怒，在漳泉一帶苦戰多時卻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清王朝又於一六七九年年底再度恢復遷界令並在福州至詔安之間沿海設立要塞和圍牆，軍費透支又缺乏補給的鄭經在一六八○年春夏間棄守東南沿海的所有據點撤回台灣。一六八一年三月十七日，鄭經病逝承天府城。

 

一六八一年，原本在鄭經西征參加三藩之亂前被冊立為世子並授與監國職務且以諮議參軍與東寧總制陳永華之女為妻的鄭克𡒉因鄭經自廈門撤退台灣時陳永華被設計解除軍權不久逝世而在延平王爵位與東寧王國繼承鬥爭中失利，高階將領馮錫範為支持其女婿鄭克塽繼位而發動東寧之變，鄭克塽繼位後，東寧王國承天府府城內政爭內鬥不止，鄭經參與三藩之亂留下的軍費透支財政赤字問題持續惡化，再加上清王朝恢復遷界令以及台灣發生天災米糧欠收而暹羅南洋米同時間也價格高漲，馮錫範與鄭克塽領導下的東寧王國除了軍政高層不斷惡鬥之外，政府財政與民生經濟情勢也不斷惡化，東寧王國的軍政經情勢陷於全面紊亂而瀕於內部崩潰邊緣。

 

一六八一年自廈門撤回台澎的鄭經病逝後，清王朝任命本為鄭成功部將卻因故與鄭成功發生衝突而被鄭成功殺其父兄並終因此而轉向投降清王朝並因此一向積極主戰的施琅出任福建水師提督，福建水師提督施琅隨即與福建總督姚啟聖就爭執對台用兵時機發生爭執，康熙大帝最終決定支持熟諳水師必備的季風洋流等台灣海峽海象天候的施琅的利用夏季南風出兵之議，在姚啟聖私下展開的與明鄭駐澎湖將領劉國軒新一回合談判因劉國軒拒絕剃髮易服而再度破裂後，一六八三年七月的夏日南風裡，施琅在廈門鼓浪嶼祭媽祖起兵，施琅親自整訓的清王朝新水師艦隊隨即自銅山島向澎湖進發，七月十六日，施琅統率的清王朝水師艦隊攻下澎湖，劉國軒率駐澎湖明鄭殘部撤退台灣。施琅接著在澎湖向東寧王國文武官員發出了《安撫輸誠示》開始接觸分化明鄭將領，九月三日，施琅所部登陸台灣，九月五日，在劉國軒的強力主張下，鄭克塽出降並於其後不久的十月八日剃髮易服，明王室明寧靖王朱術桂與五位妃子自盡殉國，朱術桂自盡前將其所擁有的竹滬莊屯墾田盡數分予其佃戶，竹滬莊（今高雄湖內）當地民眾遂在朱術桂自盡後將其葬在當地並以百餘偽墓掩藏之使其不為渡台清軍發現破壞，在台鄭氏族人隨後悉數遷回北京，鄭克塽於遷回北京後被封為「漢軍公」，其爵位無襲，遷京鄭氏家族則隸屬於漢軍正黃旗，隨後並於雍正朝改隸漢軍正紅旗。

 

鄭克塽降清後，鄭氏海上集團隨之瓦解四散，留台鄭氏家族被清王朝遷回北京就近羈縻監控，鄭氏軍隊多有遷往山東、山西與河南等北方省分開墾者，俄羅斯帝國在莫斯科公國擊敗欽察汗國後東向征服西伯利亞後逐漸向舊為野人女真領地的黑龍江流域發展而在黑龍江上游建立了雅克薩城，遷回中國內地的明鄭舊部亦曾奉命組織藤牌兵參與雅克薩戰役並因而使得清王朝得以在中俄《尼布楚條約》得以獲得較為有利的條件，參加雅克薩戰役的前明鄭士卒台灣藤牌兵其後下落史無明載，可能與其已遷居華北各省的家眷一起遷往東北與駐防盛京的漢人八旗、遼東世居漢人乃至於後金崛起後自關內各省前往依附漢人合併，成為漢人八旗的一部份，除了平時撥發東北黑土的沃土耕作之外，因屬漢人八旗而受盛京將軍節制，隨時可以接受徵召再戰俄國卻又不會太接近黑龍江前線而可能因為對被滿清遷往東北苦寒之地有所不滿而勾結新興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勢力。而在施琅攻台時不在台灣而在南洋與東洋各地的武裝艦隊或商業船隊上的鄭氏族人與鄭氏海上集團成員於東寧王國覆滅之後的最終歸屬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留下詳細記載，散落東亞海上各地而未隨著鄭克塽降清的鄭氏海上集團極有可能就此撤下鄭氏旗幟而四散東亞海域各謀生路。

 

國姓爺鄭成功率鄭氏海上集團建立的明鄭東寧王朝於一六八三年覆滅後，清王朝隨即廢除了遷界令，隨後亦於一六八四年進一步廢除海禁令並於同年設置廈門與廣州海關，隨後則於一六八五年設置上海與寧波海關，四大海關總領各該省內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數個至數十個海關口岸。隨著清王朝有限度地開放了比明王朝更廣泛的海上貿易，生絲貿易以及隨後因英屬東印度公司繼西葡荷勢力之後出現在南洋與中國海域而新興的茶葉貿易在內的中國貿易不再那麼依賴往往需要海盜海上武裝力量支撐的走私貿易，再加上西葡荷英的新式海上武裝艦隊對於東南亞一帶威脅其貿易利益的華人等海盜勢力的掃蕩，東南亞海上貿易漸漸受制於荷屬東印度公司、英屬東印度公司以及西葡殖民地艦隊的控制，華人商船船隊勢力衰落，許多閩南粵東漢人紛紛轉而參與英荷西葡的船隊工作或者和印度人一樣以契約勞工等形式或參與其在新加坡等殖民地的工作甚至進一步移民當地從事經商等工作，當然也有不少中國東南沿海漢人在西洋船隊與殖民地控制容許的範圍內在南洋海上各地經商乃至於移民者，繼鄭和下西洋閩南粵東漢人開始出海南洋經商移民之後，東南亞各地建立了更大量的華人定居社群，其中許多華人為了通商開墾之便也為了避免當地土著民族與西方勢力聯手排擠華人而大量採用融合了當地土著民族的服飾飲食等文化、姓名甚至宗教等習俗，因而出現像是峇峇娘惹大量融合屬南島語族馬來民族的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以及壯侗語放的泰國和漢藏語族的緬甸等東南亞各地分歧不一的語言、姓名與生活習慣但仍保留了祭祖與孝道等中華文化成份的具華人血統的在地化混合文化社群而甚至有「三代成峇」之說，個人推測，祖籍閩南漳泉一帶者眾多的峇峇娘惹之中可能有部份是明鄭東寧王國覆滅後四散南洋海上各地撤旗易幟自謀生路的前明鄭海上集團殘部；其中，南洋各島國的南島語族早期應為中國東南閩浙一帶的古百越沿海部族出海到台灣經地理隔離異域種化而演化出南島語族後再從台灣搭乘有舷外浮桿的雙體獨本舟出海移墾太平洋與印度洋各島嶼並在各島上進一步各自演化基因與文化而來，故而，閩南粵東沿海一帶南方漢人有許多實際上乃為古百越的畬族等沿海部族與部份南下的北方漢人混血漢化而來，例如，閩南漳泉一帶漢人不論後代聘請學者文人協助追溯書寫記載的族譜上記載其家族是在唐代末年南渡入閩（如鄭芝龍）或者是在南宋末年南渡入閩（如施琅），其後代追溯書寫的族譜上記載的祖籍郡望竟然往往都和唐末率部入閩的五代十國之時的閩國開國君主王審知一樣是河南光州固始，而這些混有極高比例與南島語族同源古百越民族血緣的閩南粵東漢人移民南洋各地後或許也由於血緣體質本就相近而容易傾向於在地化，其中，甚至有直接接受當地盛行的伊斯蘭等宗教文化以及與當地土著民族混血者。

 

其中，母語應為漢藏語系閩語支福佬語分支潮州話而於雍正年間移民泰國的潮州澄海移民第二代的鄭昭更曾在緬甸佔領併吞暹羅後領導泰國民眾起兵反抗緬甸統治，鄭昭本為泰國阿瑜陀耶王國（大城王國）將領並曾為首相收為義子，阿瑜陀耶亡國後，鄭昭率領部隊逐步擊敗驅逐了緬甸佔領軍，後來並在成為扎克里王朝創建者的昭披耶扎克里的支持下統一了阿瑜陀耶亡國後的泰國各地，並於一七六七年年底在泰國新都曼谷登基為暹羅國王建立了吞武里王朝，史稱達信大帝，當地華人則稱他為鄭皇，鄭昭登基後善待前王室成員，鄭昭並改革佛教與獎勵文化藝術，而在經貿政策方面，鄭昭以近海的吞武里新都全力發展包括中國貿易在內的國際貿易，鄭昭在位期間泰國展開了大幅度的對外擴張，收復清邁之外，鄭昭山兵佔領了萬象王國（老撾中部）並將萬象與其對手琅勃拉邦（老撾北部）降為附庸，萬象帕佛陀大摩尼寶玉佛與琅勃拉邦佛也隨因而被鄭昭強迎回吞武里供奉，鄭昭任內也干預了柬埔寨的王位繼承而與同樣介入柬埔寨王位繼承的越南南方阮氏廣南國競逐中南半島上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與勢力範圍，然而，由於深知自己的中國血統不利於其王朝的平穩繼承與長治久安，鄭昭晚年可能因此而對佛教產生宗教狂熱並要求佛教僧侶授予自己神格化的宗教位階，儘管清王朝在一七七二年承認了鄭昭做為暹羅合法統治者的地位，鄭昭晚年卻還是更加經常地任意逮捕殺害高階文武官員與王室成員而造成吞武里統治集團內部的高度不安，加上連年對外用兵造成軍費超支與國內財政經濟紊亂故而官逼民反的民變四起，而為了加強王朝政權的社經控制，鄭昭開始限制包括中國商人在內的外國商人前往暹羅貿易，更是連前往泰國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國商人都感受到貿易受限的困擾，一七八二年爆發宮廷政變後，在柬埔寨前線的其妻為鄭昭之女的首相昭披耶扎克里立即率領大軍返回吞武里，擊敗叛軍之後，昭披耶扎克里處決了晚年幾乎陷於瘋狂的失德失政造成社會動盪的鄭昭，昭披耶扎克里隨後登基而成為扎克里王朝的第一任國王拉瑪一世。

 

然而，康熙年間，不同於早期耶穌會教士對於中國信徒祭天、祭孔與祭祖採取容許態度，新到中國的道明會與方濟會教士轉而強烈反對中國信徒祭天、祭孔與祭祖，中國禮儀之爭伴隨著天主教華化的爭議於是一路延燒到天主教教廷，已深受基督新教強力挑戰而苦於教義分歧爭論不休的天主教教廷經過一陣子的立場反覆之後，一七○四年，教廷頒布了禁止中國信徒實行中國禮儀，同時也要求在華教士必須向中國信徒講道禁止中國禮儀也禁止在華教士討論中國禮儀，違者開除教籍、逐出教會，一七一五年教宗克萊孟十一世頒布的《自登基之日》教諭與一七四二年教宗本篤十四世頒布的《自從上主聖意》教諭均一再重申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直到一九三九年時教宗庇護二世才發布教諭允許同意中國信徒進行祭祖儀式與祭孔儀式，而直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才正式解決了教義爭議正式認可祭祖與祭孔為教義的一部份，台灣的饒平樹仔腳（今雲林莿桐）聖若瑟天主堂新建教堂採用了漢人傳統廟宇的建築外觀，菁寮（今台南後壁）聖十架天主堂則在天主堂內供奉漢人信徒的列祖列宗牌位，佳平（今屏東泰武）法蒂瑪天主堂新建教堂則採取了魯凱族石板屋建築外觀與原住民木工藝傢俱室內設計並給聖母穿上了原住民服飾——於是，康熙大帝一改一六九二年的容教令而於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宣布禁教，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由於天主教教士介入康熙朝的皇位繼承鬥爭而支持雍正大帝的皇位競爭者並擔心中國之內自商王朝早期太甲殺伊尹而由王權取得對王權與神權長年鬥爭的最後勝利並從此歷朝歷代均由王神控制利用神權兩千餘年之後再度出現試圖與皇權抗衡的外來教權勢力，雍正大帝下令禁教，除部份留京任職教士之外，其他傳教士一律送往澳門，並拆除教堂，乾隆一朝禁教取締尤烈，其後嘉慶朝與道光朝也持續禁教；而隨著清王朝的禁教令日趨嚴厲，清王朝對於西葡荷英等東來的西洋諸國海上艦隊與海上貿易船隊的疑慮也不斷高升，認定天主教傳教士乃是隨著西洋諸國的海上艦隊與貿易船隊來到中國而甚至可能被利用做為西方勢力介入中國內部事務而有助於西洋各國的中國貿易利益的前鋒，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清王朝再度以海防為由諭令「一口通商」，西洋商人只能在中國一地透過明萬曆年間以來即因應明王朝的海禁政策而逐漸發展而來的專門代理外商的買辦商人「十三行」進行生絲與茶葉等中國貿易，西葡荷英各國東來之後需求旺盛的中國貿易需求卻並未減少，以私人武裝保護走私貿易的海盜事業因而再度應運而生。

 

此外，清王朝早期與南明王朝與三藩之間的一系列戰爭所造成的包括東南各省在內的漢人省份人口銳減現象歷經康雍乾三朝太平盛世已經再度人口爆增而使得清中葉以後中國的人口對土地比例全面失衡，其中又以山多田少的福建與廣東各州府情勢最為嚴峻，而乾隆朝晚期開始滿漢官員貪腐問題全面惡化也使得中國人民的貧困問題因貪腐問題而更為嚴重，中國貿易的再度高度限縮加上人口激增造成的人口對土地比例全面失衡所造成的人口外移推力以及官員貪腐導致民不聊生，山多田少的閩南粵東一帶貧民除了向台灣與南洋各地移民或做苦力或者移墾田地之外，也多有下海為寇從事以武裝力量保護支撐一口通商下難以避免的走私貿易者，中國東南沿海與南洋各國洋面的海盜問題由是再現，新興海盜再度劫掠東南沿海的粵閩浙各省。

 

其間，十七世紀起繼黎朝之後分治越南南北的定都順化的南部廣南國阮氏政權與定都河內的北部鄭氏政權歷經多年內戰後達成分治協議，越南南部的廣南國阮氏隨即向中南半島區域的占婆占城、高棉與暹羅等國發動連年戰爭試圖取得新佔領土分給貧農以解決廣南國長年土地兼併造成貧農無立錐之地的嚴重社會對立，但連年戰爭造成的財政經濟困難問題卻造成廣南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更加惡化，再加上阮朝官員上下貪污腐敗嚴重，經常加派苛捐雜稅而甚至於賣官鬻爵，民不聊生之下，一七七一年，西山阮氏三兄弟率領農民起義，史稱「西山起義」，西山起義軍主張剷除貪官、分配土地以及統一越南，一七七八年，阮氏政權正式成立是為西山王朝，西山朝阮氏政權隨即派兵北上擊敗同樣腐化不堪的北方鄭朝鄭氏政權而統一越南，其後，為了發展海上貿易以補充軍費與軍需，也為了取得海上戰力對抗北部殘餘的鄭朝勢力與南部殘餘的廣南國阮氏勢力以俾鞏固西山政權，西山朝遂與康雍乾三朝之後復起的陳添保、莫官扶與鄭七等中國華南海盜海上武裝勢力結盟，西山朝並授與中國華南海盜勢力官軍頭銜任其以越南為基地在中國東南沿海與南洋各地招兵買馬建立商船與海盜船發展力量；一八○二年，廣南國阮氏政權旁支阮福映登基建立阮朝，在一七八七年一度透過法國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百多祿聯絡法國以試圖取得法國先進的海陸軍事力支援對抗西山王朝的《法越凡爾賽條約》終因法國大革命爆發而未能實現後，阮福映一度試圖依賴清軍干預卻也成效有限，阮福映建立的阮朝勢力於是整軍利用西山王朝內部分裂而逐步擊敗了西山王朝統一越南，阮福映隨後也於一八○六年稱帝是為阮朝嘉隆帝，嘉隆帝尊重儒學而設立科舉制度，同時也著重發展經濟並明訂丁稅和田稅的歉收荒年酌情寬減制度。阮朝隨後為了鞏固與中國清王朝強大勢力的結盟關係而對與西山朝結盟的中國華南海盜勢力趕盡殺絕，原本不時相爭的七大華南海盜勢力於是為了生存協議組織了六旗組織海盜聯盟，但隨即在清朝水師以及在南洋海上活動多年的葡萄牙艦隊與英國艦隊的多次聯合進剿下或被擊滅或投降清朝，餘部隨之四散各自求生。

 

安南六旗海盜聯盟瓦解後，早年父母雙亡並因貧苦而曾彈棉被補破網為生、其後被稱為「大出海」的海盜蔡牽收攏閩浙一帶海盜勢力與安南六旗海盜聯盟殘部而成為統領百艘船艦與兩萬部眾的海上霸主，台灣與金廈等華南一帶地方首富均不得不向其繳納保護費，閩浙兩廣洋面的眾多商船也不得不向其繳納「出洋稅」；一八○四年，蔡牽在鹿耳門一帶洋面擊破溫州鎮水師，蔡牽隨後攻入鳳山並包圍台灣府城，一八○五年，蔡牽率所部一度於滬尾（今新北淡水）建立政權而自號鎮海威武王；一八○七年冬，浙江提督李長庚會同福建水師於廣東外洋合擊蔡牽，終因蔡牽以艦砲射擊狙殺李長庚而功敗垂成；其後，李長庚部將王得祿和邱良功分別接任福建提督與浙江提督，兩人後於一八○九年各率所部清王朝水師於浙江台州外洋合兵進剿蔡牽海盜艦隊，同為海盜的蔡牽夫婦自盡，餘部降服，王得祿封二等子爵。早年曾隨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的王得祿在剿滅蔡牽後一度於道光初年因眼疾退隱，其後，一八三二年張丙事件爆發而台灣雲嘉南一帶多有以殺貪官為名響應者，王得祿在廈門招募鄉勇進剿，事平後加太子少保銜，一八三八年沈知自稱大元帥殺害官兵並搶奪佳冬（今台南後壁）糧倉，王得祿復率義勇前往平亂，事平後加太子太保，其出生地諸羅縣溝尾（嘉義太保）也因而得名「太保」，一八四一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由於擊滅蔡牽之後清王朝水師由於中國東南沿海早已久無巨型海盜集團強敵挑戰故而缺乏實際作戰經驗且尤其缺乏王得祿般的後繼水師良將，道光帝遂命年邁的王得祿前往澎湖協助台灣兵備道道員姚瑩指揮清軍水師防禦澎湖抵抗東來的英軍艦隊，一八四二年，王得祿因澎湖海風狂烈舊疾復發病逝澎湖，死後追贈伯爵並歸葬故鄉諸羅縣（今嘉義六腳），其墓依《大清會典》明訂的從一品提督、太子太保銜、二等子爵的法定規模建造，墓地廣大且左右兩側並有石翁仲、石馬、石羊與石虎等石象生立像，有清一代官位最高的台灣籍官員王得祿可謂備享身後哀榮。

 

施琅平台後，施琅前往國姓爺延平郡王鄭成功墓前跪拜磕頭痛哭「忠孝不能兩全……今之如此，各為其主，天意使然，四十年國仇家恨，糾葛至此」，試圖藉此安撫仍然四散台灣各地與南洋各地的鄭氏舊部的疑慮情緒，施琅並以媽祖庇護其征台艦隊平安啟航順利得勝平定台灣為由上奏建議晉封「天妃」媽祖為「天后」，一六八四年，康熙大帝准其奏並進頒「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敕號，令改明寧靖王府為大天后宮並派遣滿族大臣禮部侍郎雅虎致祭。施琅則因平台有功獲封一等靖海公，並贈太子太傅。

 

平定台灣後，據傳施琅曾一度試圖以台灣為餌誘使英荷商船前往施琅海上影響力所及的福建或台灣從事貿易，並由施琅以外國貪涎為由說服清王朝維持海禁而讓福建外貿商行壟斷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後因巴達維亞方面並不支持以及康熙大帝於一六八四年堅持「開海」以及福建和兩廣總督不予配合而未果。施琅隨後上奏《奏陳臺灣棄留疏》力陳在東亞各地在地與西方東來海上勢力不斷發展擴張的大航海時代裡保有台灣的重要性，在內閣學士李光地的支持下，康熙大帝決定繼續經營台灣，早期仍由施琅及其所部總其事。

 

由於明鄭的東寧王國結束未久而留在台灣屯墾而未被清王朝遷回中國的解甲歸田未久的前明鄭士兵恐怕仍有強烈反清情緒，如果平台之後立即開放閩南粵東漢人移民來台拓墾，一則有強烈動機立即渡過黑水溝到平埔族和高山族原住民部族勢力仍強的台灣移民的漢人除了逃荒飢民之外大概都是有強烈反清情緒者，恐怕會與本就易有反清情緒的未遷回的留台明鄭遺民相互激盪，若再加上新渡台移民無法排除天地會等打著反清復明旗號的會黨滲透，恐怕容易爆發難於隔海鎮壓的漢人反清動亂並可能因為清軍渡海鎮壓曠日廢時而使得起於台灣的反清動亂進一步傳遞蔓延漢人人口眾多而可能潛伏著反滿清情緒的中國大陸本土各省而連帶爆發不可收拾的反清民變，故而，清代治台初期，包括台灣府城與三縣縣治均不建築磚造城牆而僅以竹林木柵為城牆，目的即在於避免磚造城郭堅固而易守難攻的府城與縣城一旦為台灣漢人叛軍控制時，清王朝八旗與綠營大軍自福建等待海象適合才能遠渡重洋來台平亂時台灣叛軍據堅固城郭固守，清軍必然頓兵堅城，除了徒耗兵力又恐有失之外，清軍對依城固守的漢人叛軍久攻不下恐怕會使反清動亂進一步蔓延內地，二則台灣各地平埔族和高山族的原住民部族勢力直到明鄭東寧王國覆滅之時仍屬強大，移墾屏東平原的明鄭集團潮州籍軍民即常受當地大武山麓的傀儡番（排灣族與魯凱族）的襲擊，如果短期內開放大量漢人移墾台灣勢必使得台灣的漢番衝突更加頻繁而更加難於治理，三則，鄭氏海上集團在台灣建立明鄭東寧王國之後已有大量漢人移墾的台灣若不設官管理則恐明鄭遺民藉機再起甚至利用新移墾漢人來壯大其反清力量而恐不日再釀巨禍，清王朝於是在福建省下設包含台灣、諸羅與鳳山三縣的台灣府治理漢人，採取漢番隔離政策並設立土牛溝或界碑來明確漢番界線以及嚴禁漢人越界侵墾，而對於閩南粵東漢人則頒布了渡台禁令以防範上述漢人大舉渡台移墾可能造成的清王朝治台困難，閩台之間僅開放漳州廈門與臺灣鹿耳門兩港對渡。

 

其中，施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而可能參與海盜行為以及「惠潮之民多與鄭氏相通」而加強了對廣東惠州與潮州漢人的渡臺禁令並禁止「隔省流寓」，施琅治台之初甚至一度專程派船遣返明鄭時期在下淡水南岸一帶屯墾的主要應為潮州福佬人的粵籍明鄭軍屯地區屯墾兵民。部份台灣史研究者認為，與鄭芝龍一樣來自閩南泉州而曾從屬於鄭氏海上集團的施琅可能與鄭氏集團內的客家籍成員有過衝突，再加上防範潮惠之民易於下海參與尚在南洋海上各地的鄭氏集團殘部，才於治台之時禁絕客家族群人口比例多一些的惠潮兩府民眾移民台灣，然而，由於不論是鄭成功自金廈北伐之時或者鄭經參與三藩之亂反清之時，明鄭勢力在中國大陸本土的主要活動範圍仍在閩南漳泉一帶，而僅短暫控制客家族群人口為主的閩西汀州和粵東惠州以及客家族群人口相對偏多些的潮州，明鄭兩代勢力從未控制客家人口較佔優勢而講粵語的廣府人亦在不少的惠州，故而，明鄭集團招兵買馬之時，客家人口參與者恐怕極少，再加上鄭芝龍並非使用明代官話的科舉出身而是由海盜海商領袖接受明王朝招安而出任海防遊擊，其早年繼承同屬閩南漳泉一帶出身的李旦與顏思齊而招兵買馬擴張勢力之際，恐怕因為鄭芝龍與其核心部將幕僚使用的是漳泉一帶的福佬話與南洋和東洋海上通用的西葡荷日等國際語言，而必然使得客家族群人口覺得難有歸屬感而極少參與鄭芝龍集團，其次，事實上，潮州主要的人口組成事實上是使用與漳泉福佬話極為接近的潮州福佬話，而潮州的客家人口主要居住在號稱客家本源的程鄉（今廣東梅縣）周邊幾個南嶺邊的丘陵山區縣份而較難經福佬人為主的潮州各港口出海，清中葉嘉慶年間甚至可能為了緩解潮惠一帶的土客衝突而以程鄉（今廣東梅縣）為府治整合原潮惠兩州南嶺丘陵山區客家族群人口較多縣份另外成立嘉應直隸州，故而可知，施琅固然可能自幼曾聽聞明末起在中國東南的閩粵贛三省山區縣份因客家族群拓墾而衝突迭起的土客衝突並可能因此而對客家族群有所偏見，然而，閩粵贛三省客家族群在山區擴大拓墾並因而造成土客衝突加劇實際上應該是在康雍乾三朝盛世後清中葉起中國東南人口爆增而使土地人口比例惡化之後才開始全面惡化枱面化，故而，事實上，施琅參與鄭氏集團及至於降清平台之間恐怕接觸到客家族群的機會少之又少，而施琅在參與鄭芝龍海盜海商海上集團時期可能曾在南洋各地活動時接觸到的當地漢人社群恐怕大多數仍為擁有港口而出海謀生經商移民方便的講福佬話的漳泉潮人口與講粵語的廣府人口為主而僅有少數為客家族群；因此，個人認為，施琅於清王朝決定設治台灣掌握台灣明鄭遺民等漢人情勢之後，復又為了防範反清勢力在海外孤島發展卻又不希望漢人大量移民造成台灣又出現反清復明的海外遺民世界以及漢番衝突造成統治困難而頒布渡台禁令之時著意禁絕潮惠之民移民來台，其真正的主因仍然在於施琅平台後在台灣各地原明鄭王田與屯田多有轉而封賞施琅所部眾將領官員勢力者，而施琅部將許多原為鄭芝龍部將或明鄭部將故而多原籍漳泉，為了便於施琅集團控制台灣移墾利益與台灣的兩岸與海上貿易利益，也為了易於控制台灣情勢並防範與施琅集團籍貫不同的潮惠之民移墾墾戶佃戶易招徠族群組成複雜而不易掌握的其他粵省州府移民且易生不滿因而易生變故甚至可能又舉起反清旗幟而使施琅所部在北京朝廷被批評為治台無方，此外，部眾大多原籍漳泉的鄭氏海上集團因明鄭東寧王國覆滅而瓦解四散後，包括潮惠沿海民眾在內的粵籍海盜海商勢力恐怕繼起，而多數部將原籍漳泉的施琅部將又恐難於利用原籍漳泉的南洋通商移民社群及早知悉防範可能繼鄭氏集團覆滅而再度擴張的廣東海盜活動，孤懸海外僅設治台灣府一州府而原住民番地仍屬廣大的台灣恐又因而成海盜淵藪而施琅部將又難於掌握壓制，施琅可能因此決定上奏請求於清王朝既定政策的渡台禁令之外加強禁絕包括許多母語為潮州福佬話的潮州福佬族群在內的潮惠之民渡台移民。

 

幾經爭議後，清王朝決定治台政策經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經營與明鄭東寧王國全台屯墾之後已有大量漢人移民且又屬已是大航海時代的各路複雜勢力必經台灣海峽上大島的台灣必須設官治理以防內外不測，但同時也以渡台禁令防範漢人大量移民造成台灣成為滿清王朝難以控制的海外漢人王國並建立漢番界線以確立保護番界地權而藉此壓制漢人移民與減緩漢番衝突造成治理困難，清王朝既命施琅總領其事，其意即在於利用施琅所部不少與台灣各地明鄭屯墾兵將同樣系出鄭芝龍海上集團而易於羈糜收攏這些明鄭遺民，清王朝任由施琅及其部將將明鄭王田與各地屯墾區屯田改為自己的封賞之田或以施琅集團為新的不在地籍大地主大租戶的經墾田，並任由施琅集團藉此取得稻米實物地租等福建廣東一帶官府兵營乃至民生所需物產之後透過其在府城與台江內海和倒江內海諸港所控制的兩岸航運商與兩岸貿易商行來供應人口日增下不斷增長的內地糧食需求，從而利用施琅集團收編台灣各地漢人而成為具有與滿清王朝高度配合實際經驗而不至於放任反清情緒累積的新興台灣土地與商業仕紳階級，並藉此使台灣各地一如大陸內地各省州縣一般能夠由經科舉考試經北京政府派任的知縣與願意合作的當地仕紳相互合作而順利統治。

 

故而，台灣府下轄的台灣、鳳山與諸羅三縣確切的管轄地域與各縣管轄地域內確切的漢番界線何在自然也就成為總領早期治台大局的施琅部下各路勢力利害相關也與台灣各地漢人屯墾區墾民生死交關的頭等大事，而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擊敗荷屬東印度公司後為了增加糧食生產而下令部將各自率其所部赴台灣各地屯墾，其中，不少隨鄭成功來台的潮州福佬人與少數潮惠客家人前往隸屬鳳山縣的下淡水（高屏溪）以南的平埔族馬卡道族阿猴社（今屏東屏東市）西側的屏東平原（今新園、東港與萬丹）開墾，由於明鄭時期漢人在鳳山縣的開墾實際上侷限於沿海深入內陸不遠的狹長地帶，清王朝治台初期官方文件甚至還登記了馬卡道族鳳山八社與阿猴社的番社地界地權，而在清代治台之初台灣、鳳山與諸羅三縣知縣與三縣縣衙實際上長年不約而同一起窩居台灣府城（今台南）之內，福建總督與福建巡撫往往必須三令五申才能催促這些知縣定期前往各該縣份治所巡視，其中，鳳山縣清代早年的法定縣治乃在今日的高雄左營，故而，若以河面寬廣難於渡河的下淡水為漢番土牛溝界似乎理所當然而易於治理，畢竟，清王朝在淡水基隆一帶的水師單位也一再設而復撤，治台之初就必須不時自府城派遣艦隊遠途從東港登陸支援不時與平埔族馬卡道族阿猴社和高山族傀儡番發生衝突的下淡水南岸潮州福佬人屯墾區與潮惠客家人屯墾區，似乎統治成本過高而有些過於麻煩，施琅治台之初甚至曾專程派船遣返在下淡水南岸屯墾的主要應該是潮州福佬人的明鄭軍隊屯墾士民——以一六七四年鄭經應耿精忠之邀參與三藩事變時一度奪取控制潮州而甚至曾更短暫地控制客家族群人口不少而本為尚之信領地的惠州而言，鄭經參與三藩事變失利而終於一六八○年自廈門撤退台灣之時，可能有部份潮州福佬人為主的潮州人與更少數的包括一部份客家族群的惠州人隨鄭經軍隊撤往台灣，一六八三年明鄭覆滅入清之後，施琅治台初期派船遣返的潮州人群為大多數的潮惠人群恐怕主要就是這些鄭經應邀參與三藩事變而控制潮州並更短暫地控制惠州之時所招募的潮惠新兵，畢竟，這些人參與明鄭集團時間極短，因而缺乏與同樣系出鄭氏海上集團的清王朝福建水師施琅集團便於控制此鄭經晚期才短暫參與明鄭集團的潮惠人群對清王朝忠誠與對台灣府城合作態度所絕對必要因素，也就是便於施琅集團以鄭芝龍至鄭成功早期的鄭氏海上集團同袍舊誼與利益信任交換來加以直接或間接覊糜控制的與施琅集團所源出的鄭氏海上集團的深厚的長年同袍情誼與利害相關，再加上，這些潮惠人群隨鄭經自廈門撤退來台不過三年故而大多未在台灣落地生根，自然易於將其遣送回潮惠故鄉而不至於引起其在留台明鄭人士唇亡齒寒的不安情緒，更何況，這些鄭經晚期參與三藩事變時才參軍參與明鄭集團不過三年至八年的潮惠新兵不無可能脫離由清王朝福建水師施琅集團的掌握以及入清之後留台明鄭屯墾士民的掌握而利下淡水南岸的東港等港口再度自行從事海盜事業而甚至返回其廣東潮惠原鄉招募新人參與海盜事業，如此一來一旦其被廣東巡撫所屬官兵逮到其招募鄉民從事海盜事業或者被廣東水師在逮到其在海岸小島小港從事走私事業或者在海上逮到其從事海盜事業，而甚至逮到其利用下淡水南岸的東港等台灣港口進行海盜事業，則一旦廣東巡撫當局或者廣東水師當局向清王朝北京朝廷報告甚至一併參劾施琅集團控制的福建水師縱容包庇，則對於控制清王朝福建水師的施琅集團乃至於其他入清後留台明鄭集團屯墾士民恐怕均大為不便而甚至於可能因此憑白無故惹禍上身——因此，下淡水南岸湧泉帶的追隨鄭成功來台而曾經長期參與鄭氏海上集團的粵籍潮州墾民對於明鄭覆滅之後清王朝著意防範漢人的治台策略自然可能透過同樣曾屬鄭芝龍集團的施琅部將提早得到消息，因而，一如日本大和朝廷的天皇中央政權衰落而地方豪強領主勢力相繼崛起後的寄進地系莊園而建立起日本的封建制度，也一如羅馬帝國瓦解後受到日耳曼人法蘭克人各部族進佔的高盧各地農民與地主將土地交付納租給具有軍事力量維持秩序的法蘭克人領主而建立起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下淡水南岸的粵籍潮州墾戶與地主為了防範被劃歸番界而受到馬卡道族與高山族傀儡番知悉新到台灣的清王朝統治者不如明鄭偏袒漢人且已將下淡水劃歸番界勢必發動報復性襲擊收復被漢人奪走的土地，屆時下淡水南岸漢人即使願意向番社繳納番大租以保留小租權和永佃權恐怕亦不可得，遂一同派遣代表前往府城與戰勝而有功於清王朝的施琅諸將協商以有權利得到土地封賞的施琅集團各將領為下淡水的不在籍地主大租戶，而原本領導墾戶佃農開墾的原地主改為小租戶，大租戶所取得的實物地租等大租實際上佔收成的比例並不高，但已足以讓擁有大租權的施琅部將取得稻米等台灣物產用於兩岸貿易經營航運業與貿易商行，而經由這些取得大租權的施琅部將的努力，與平埔族馬卡道族和高山族傀儡番（排灣族與魯凱族）衝突時起的下淡水南岸各莊漢人屯墾區於是也就繼續劃歸屬於漢人的鳳山縣治理了，此一現象往往被稱為「閩主粵佃」，如果忽略了直到台灣建省之時乃至於日殖初期台灣的農業土地利用仍然是一田二主一佃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三主」的複雜土地所有權與永佃權關係而有著大租戶與小租戶兩層地主階級存在的現象，則恐怕難於有意義地正確理解研究此一現象，事實上，類似的透過建立與具有墾照請墾許可權的府城或各縣縣城官員仕紳勢力建立墾照分享權或者大租權的關係在六堆等地時間稍晚些的客家族群各莊開墾史上也曾再度出現。

 

部份研究者將之誤稱為「閩主客佃」而認為與閩客衝突有關，但事實上，首先，此一現象的「佃」指的應該是小租戶小地主階級，而不是指實際進行小面積土地單位耕作工作的佃戶，第二，真正的引人爭議的「閩主粵佃」僅有明鄭入清的下淡水南岸既有粵籍潮州人群屯墾區改以渡台的戰爭勝利者原籍多為閩籍漳泉兩府的施琅集團具影響力將領為不在籍大地主大租戶，但其實，下淡水南岸的粵籍潮州墾民恐怕大多是說潮州福佬話的潮州福佬人而非潮惠客家人，畢竟，從施琅嚴禁潮惠之民渡台到漳州漳浦政團於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接連上奏力主開放移墾台灣之後渡來者因仍禁「隔省流寓」而絕少潮惠之民，清王朝開放移墾台灣後大致上僅有福建閩南漳泉兩府福佬人和少數福建閩西汀州龍岩客家人，潮州人渡台移墾實際上主要是在明鄭時代，然而，日殖時期在台灣實施戶籍制度時在籍貫族群登記制度上誤以為福建籍即福佬語族群而廣東籍即客家族群並因而造成許多「汀附粵」等試圖以族群和文化而非範圍過於廣泛的省籍來登記的紊亂現象，其中，儘管六堆丘陵近山地帶已發展出成熟的客家社群，但屏東等地粵籍潮州人口仍然大多選擇與語言相近的閩南漳泉人口接近並登記為福建籍，台灣屏東至今仍有潮州鎮之地名，故而，這些粵籍潮州移民實際上應該本來就是使用潮州福佬語的福佬人才是，而其在清代長期任由外界視之為與閩西和南嶺客家人同為粵籍而甚至被誤認為客家人，其原因可能在於清代再度開放移民台灣後大多原籍漳泉的新來台墾首率其率其墾民來台開墾後台灣未拓墾土地日漸減少並開始出現土地兼併現象，因而，放任大多原籍漳泉的新來台墾首與墾民誤認屏東平原上已為可能語言不通的另一個漢人族群所占據也就可能有助於減少新來台的墾首與墾民前往屏東平原拓墾的意願，而在發生往往與原籍有關的分類械鬥緊急狀況時下淡水南岸的潮州福佬人村莊與潮州客家人村莊能夠因為在原籍潮州時除了土客衝突外仍時有往來的同籍潮州土親人親關係而互相支援幫助以「聚粵自保」，由此可知，明鄭入清之際下淡水南岸的「閩主粵佃」現象實際上乃是為了將已墾熟土地納入漢人官府管理區域而不要納入番界所採取的依附府城內有功於清王朝而受命總領治台之事的施琅所部的大租權交易，而此案中的潮州粵籍原地主小租戶實際上應該主要是潮州福佬人加上少數隨明鄭來台的潮州客家人，第三，由於清代治台之後長期沿續施琅設立的嚴禁粵籍潮惠移民的政策而嚴禁「隔省流寓」並長期延伸到台灣的科舉考試錄取名額分配上，部份早期的粵籍客家人可能因為閩粵械鬥等閩客對立情勢而往往易於過度著重閩客衝突的層面並因而產生錯誤認知，第四，事實上，直到一七二一年朱一貴於羅漢內門（今高雄內門）起事並得到潮州移民杜君英合作之時，原籍潮州海陽人杜君英所使用的母語事實上應該是潮州福佬話，而追隨杜君英起事的下淡水群眾實際上大多也是使用潮州福佬語的粵籍潮州人而非粵籍潮惠客家人，‵而儘管明鄭國姓爺鄭成功與鄭經兩代均曾在潮汕一帶招兵買馬，但明鄭兩代主要仍是利用其海上艦隊的制海權優勢而控制潮汕海岸港口並招兵買馬，再加上語言隔閡，明鄭兩代在潮汕招兵買馬所招募到的應該主要是控制潮汕海岸港口一帶的講潮汕福佬話的潮汕福佬人而僅有少數到潮汕海岸港口謀生的梅縣等潮州南嶺丘陵近山地帶潮州客家人，由此可見明鄭入清之際下淡水南岸湧泉帶的明鄭遺民墾民應該主要是粵籍潮州福佬人而非粵籍潮惠客家人才是。

 

康熙末年起，明清之際的動亂穩定下來一些年歲後，承平日久的清王朝人口開始恢復成長，其中，山多田少的漳州成為首先再度出現人口過剩的外移推力的地區之一，於是，出身漳浦而在中國各地任官的清王朝漢族官員紛紛不約而同地於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上奏請求開放福建民眾移墾台灣。

 

其中，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事件爆發後，原台灣鎮總兵、南澳總兵藍廷珍隨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來台平亂，事平後藍廷珍累功晉升從一品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並於事平後的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巡視全台，見大肚溪以北的台中盆地本為一七一○年（康熙四十九年）台灣副將張國報墾立戶陞科後卻因當地平埔族拍瀑拉族為奪回傳統領地反抗襲擊而被覺羅滿保檄行毀莊散佃並立石為界不許民人擅往的原張鎮莊一帶沃野千里，而在當時，在施琅平台後隨其父落腳台灣鳳山的施琅族侄施世榜，施世榜並利用其父在鳳山一帶經營蔗糖與白米商業與兩岸貿易所累積的家族資本讀書參加科舉而於一六九七年成為鳳山縣拔貢生，一七○一年施世榜父子招募人手到曾經明鄭部將劉國軒所部初步開墾的濁水溪以北的半線開墾，施世榜並於其父死後以「施長齡」墾號請墾投資開發自東螺東堡（今彰化二水）的濁水溪自山區進入平地之處取水的八堡圳灌溉系統，施世榜並設立了圳長、埤甲、埤匠和巡圳等職來管理維護八堡圳水圳，施世榜之後又再築了福馬圳並隨著八堡圳的興築率眾開發了本為與建立大肚王國的拍瀑拉族相近的平埔族巴布薩族傳統領地的半線八堡（今彰化彰化市、和美、員林、鹿港、北斗、田中、溪湖、花壇、二水、永靖、田尾、埤頭、溪州、社頭、秀水、大村、福興和埔鹽）一帶田野，施世榜並曾隨其族人施琅六子、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自泉州安海經澎湖返台參與平定朱一貴事件戰爭並因功獲得「都司」一職，朱一貴事件平定後，施世榜也召集難民兩千多人助其復業，隨後捐納獲兵馬司副指揮後告歸，彰化縣隨後遂在施世榜等人開墾的八堡沃野基礎上於朱一貴事件後一七二三年設縣，於是，眼見台中盆地南部地帶沃野千里的藍廷珍部眾遂由有剿滅朱一貴平台之功藍廷珍具名擔任墾首向首任彰化知縣請墾而成功獲取墾照而成立了「藍張興」墾號，雍正年間藍廷珍與其管事蔡克俊領導的藍張興墾號在明鄭劉國軒所部亦曾初部開墾的原隸台灣府彰化縣貓霧拺保而後析出的藍興堡（今台中南屯、烏日、大里與太平）全面開墾了台中盆地南部地區。

 

施世榜所進一步全面開墾的半線一帶與藍廷珍所全面開墾的台中盆地南部地區本為與建立大肚王國的拍瀑拉族相近的平埔族巴布薩族傳統領地，而在明鄭劉國軒屯田駐墾而與當地平埔族拍瀑拉族所建立的大肚王國酋邦部落聯盟發生激烈衝突並造成部份台中盆地的拍瀑拉村社遷往內山南投冖後，再無激烈的漢番衝突或者種族屠殺事件，然而，如果當地漢人入墾造成巴布薩族村社連基本生存所需的耕地都有所不足之時，則不論直接遷入山區或者爆發起事與漢人武裝衝突都應該會在漢人的《彰化縣志》、《諸羅縣志》以及《臺灣府志》留下許多相關記載才是，然而，台灣史研究者至今並未在施世榜與藍廷珍所領導的缺乏強大軍事力量支持的墾號請墾開墾史料上發現其與巴布薩族發動起義或者被種族屠殺的記錄，可以相見，曾與明鄭劉國軒部作戰的巴布薩族事實上在傳統領地一大部份被各路漢人勢力入侵開墾為需要密集勞動力投入的精耕水稻田等漢人式田園之後，巴布薩族的剩餘人口與剩餘部落傳統領地最後可能是與武力入墾性質較低的漢人大墾首施世榜與藍廷珍合作，並在漢化後從此自稱為隨施世榜入墾或隨藍廷珍入墾的漢人，選擇漢化而成為大墾首大租戶施世榜與藍廷珍下的小租戶小地主與墾戶佃戶以及一部份的使用八堡圳等水利設施而向施世榜大墾首繳納水圳用水相關費用的自耕小農，由於施世榜和藍廷珍非屬曾以武力入墾巴布薩族傳統領地並曾因此爆發使巴布薩族死傷慘重的明鄭劉國軒漢人勢力，巴布薩族各部落與其較為連年爭戰的部落血仇，何況，施世榜為擊敗明鄭平台有攻的施琅在台家族，藍廷珍為擊敗朱一貴平台有功的清王朝南澳總兵與福建水師提督，二者與清王朝的關係密切且著有功勳，使得成為二者小租戶與佃戶的巴布薩族各部落可以因而得以依附二者在清王朝統治體系內所擁有的閩台政經勢力的庇護，並因此能夠在集體漢化以及以既有傳統部落村社為單位集體成為一田二主下的小租戶和佃戶之後得以因為大租戶施世榜與藍廷珍在當地與在閩台一帶政經勢力的庇護而不再受到其他入墾漢人侵墾其逐步轉型成為漢人式的精耕水稻田等漢人式田園農業用地的剩餘傳統領地。

 

因此，台灣早年固然曾有漢人移墾民因為早年禁止攜眷入台的渡台禁令而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之說，部份台灣史研究者甚至因此而據以主張台灣平原地帶的福佬人乃至於較早年入墾而據有部份平原地帶與廣大相連丘陵近山地帶的主要是南部客家族群的客家人的母系血緣具有一定比例的平埔族血緣，但事實上，個人認為，根據禁止攜眷來台的渡台禁令，事實上，除了施世榜家族等與施琅集團勢力有關係而得以攜眷來台者外，絕大多數來台漢人乃為具有如交易白米和蔗糖等台灣物產的貿易商或為其工作的勞工，而達成經濟目的之後往往即帶著在台灣工作與營業所得返回閩南等地的大陸家鄉而非「娶唐山媽」而在官府不承認的情況下搶奪官府明定在番界地界內的妻子娘家地產部落傳統領地而冒險開墾，故而，漢人男子娶平埔族原住民女子為妻者事實上主要是往來漢番地界的漢人「漢事」與其相關人等，在部落長期從事通譯與個人商業活動故而有一定比例因而與部落裡的平埔族女子通婚，畢竟，實在難於想像，如明鄭劉國軒部曾與拍瀑拉族建立的大肚王國酋邦所領導的部落聯盟血戰而在鄭經自府城親率援軍北上支援而擊敗甚至屠殺相關部落之後，相關部落倖存年輕育齡女性除了隨部落遷入南投內山的埔里與水里一帶重建部落之外會有多少人願意與劉國軒部的漢人通婚者，而在施世榜與藍廷珍入墾彰化和南台中後，由於施世榜族人施世驃與藍廷珍均曾任清王朝福建水師提督武官封疆大吏，施世榜父子主要在南台灣的台灣縣與鳳山縣招募而來的漢人墾民應該不少已有家眷而只是隨施世榜北上拓墾半線八堡試圖取得更大耕地，而隨施世榜北上拓墾卻未有家眷者亦可能在拓墾有成而有餘資之後返回南台灣的臺灣縣和鳳山縣娶親而不一定有興趣或有辦法與當地對漢人仍有防備甚至敵意的巴布薩族部落村社女子結婚，畢竟，施世榜開鑿建築半線八堡圳水利灌溉系統時曾有不願具名而極可能是隨明鄭劉國軒部北上屯墾官兵後人而熟悉當地地勢水文的林先生曾出面幫助施世榜克服興築八堡圳的關鍵技術困難，林先生的目的無非藉著協助施世榜完成八堡圳的興築而與施世榜建立合作關係並藉此利用施世榜家族在清王朝治下閩台一帶的政經勢力來庇護林先生相關的與明鄭劉國軒部關係密切的早期屯墾漢人村落小租戶與墾民佃民，今八堡圳自濁水溪自山區進入平原地帶的取水口水源地彰化二水源泉仍供奉有林先生廟，由此可以想見，當地巴布薩族女子除了隨族人在地集體漢化之外，隨意嫁給仍然收納了不少明鄭劉國軒所部創建的漢人村落小租戶的大墾首大租戶施世榜新漢人移墾勢力所轄新來漢人墾民的意願恐怕不高，而隨藍廷珍北上入墾台中盆地南部藍興堡的漢人墾民有許多應該是隨藍廷珍自泉州來台平定朱一貴事件的福建水師部隊，一如施琅平台時隨軍來台的施世榜家族，藍廷珍所統帥的福建水師部隊與文職幕僚應該是渡台禁令無法禁止而可以合法或半合法地攜帶軍眷來台拓墾者，或許清王朝也樂於讓這些沿襲自曾為明末鄭芝龍海上集團部將的清王朝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所整建的福建水師並已經在台灣久經戰陣的漢人水師部隊在台灣解甲歸田，藉此在施琅統制治台早期台灣政經大政之後而在朱一貴事件之後再度強化對台灣移民墾民組成的調整，加強曾與清王朝合作且依靠與清王朝合作的高階漢人將領庇護的新漢人墾民與新漢人村社乃至於隨之而來的漢人仕紳與商業菁英階層的建構以俾藉此穩定清王朝控制下的台灣情勢，而部份非屬藍廷珍所統帥水師部隊與文職幕僚而為藍廷珍藍張興墾號在南台灣的臺灣縣與鳳山縣或閩南的漳泉兩府所招募的漢人墾民之中未有眷屬者，除了利用拓墾有成所得餘資而設法前往南台灣的臺灣縣和鳳山縣娶妻之後，恐怕多有利用藍廷珍在閩台一帶的政經影響力與對海關港口的影響力而返回閩南漳泉各縣原鄉利用拓墾有成所得餘資娶妻後合法或半合法地渡海返台定居繼續開墾，而不太需要為了回閩南漳泉各縣原鄉娶妻後卻因渡台禁令禁止攜眷來台而只能出售已墾熟台中水稻田耕地的永佃權甚至小租權而不得不遷回大陸本土的漳泉各縣定居另謀生路，是以藍廷珍所部福建水師軍隊為主的藍興堡墾民恐怕也不一定有必要或有辦法與與當地對漢人仍有防備甚至敵意的巴布薩族部落村社女子結婚。故而，合理的推論是，部份醫學與生物科學研究者在台灣福佬族群基因組之中發現的平埔族基因現象，大部份其實並非「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現象而來，而渡台禁令解除而閩南粵東漢人得以在擁有資本的墾首招墾領導下來台拓墾之前，施世榜父子招募南台灣自然增生的多餘人口入墾半線八堡以及藍廷珍率所部福建水師部隊再招募部份南台灣自然增生的多餘人口與部份閩南漳泉多餘人口入墾台中藍興堡之時，南台灣自然增生的多餘人口有限，而在渡台禁令執行較為嚴厲的清王朝治台初期的康熙雍正年間，能夠依靠施世榜家族閩台政經勢力與藍廷珍家族閩台政經勢力而順利渡台開墾而後利用拓墾所得餘資返鄉娶妻結婚後又合法或半合法地返台繼續開墾的閩南漳泉墾民人數自然也有限，故而，半縣八堡與台中盆地南部的藍興堡能夠迅速地墾熟陞科並帶動初轄今雲林至台中一帶的彰化因獲有充足的財政稅收支撐而能在施世榜家族率眾入墾半線八堡後短時間內就設縣設官治理，當地巴布薩族平埔族原住民殘存部落選擇以其殘留部落傳統領地在地集體漢化恐怕是極為關鍵的因素，而這些殘存的巴布薩族部落率其部族與傳統領地集體漢化而成為施藍兩新興大墾首的漢化平埔族村社小租戶與佃戶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與清王朝治下的新興中台灣大墾首施世榜與藍廷珍合作以防範其他漢人墾民侵墾其殘留傳統領地並藉此獲得施藍兩家族清王朝閩台一帶政經勢力的庇護。

 

至於，部份台灣史研究者以及血液遺傳學研究者所提出的台灣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遺傳基因存在不少中國東南壯侗語系古百越民系以及南島語族成份，個人認為，除了如此所述並未確實研究男性特有的Y染色體與現存的平埔族原住民部族的相關性而低估了台灣各地平埔族在漢人侵入傳統領地移墾的壓力下的平埔族村社全部落集體的水田化精耕農業化與文化漢化實際現象卻反而過度引申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之外，在一九七○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於一九八○年代起台灣歷史文化研究日盛而本土化運動也日益興盛之際，許多因之而得以突破一九四九年年底國府遷台與強調反攻大陸的文天祥史觀並因而壓抑了台灣在地文史研究的國府文化政策反共八股僵化桎梏的台灣史研究者因為反而因此反彈性反應性地過度偏重於發掘台灣本地史料與爬梳台灣本地歷史脈絡，卻忽略了各時期的台灣歷史與台灣各族群人群文化貿易活動必然與同時代中國大歷史、中國東南人群經貿文化活動、東北亞與東南亞各國各地區大歷史變遷乃至於大航海時代到來等全球大歷史變遷發生著無可避免、不可忽略不去理解的千絲萬縷的多層次複雜交絡互動。

 

個人認為，除了低估台灣平埔族各族因應漢人侵入移墾而發生的殘存村社與殘存傳統領地舉族舉社漢化水稻精耕農業化現象的人口比例之外——畢竟，考諸台灣各縣市各鄉鎮仍然存在的極可能即為當地平埔族舉族舉社漢化水稻精耕農業化所遺留下來的許多「番子田」等顯著相關地名，此一平埔族殘存村社與殘存傳統領地直接舉族舉社漢化人群及其後代所佔台灣人口恐怕是被低估了，尤其是男性Y染色體的遺留比例更是容易因為忽略了平埔族殘存村社殘存傳統領地舉族舉社漢化的比例而被嚴重低估——個人尤其認為，此一低估恐怕也與其對於移墾台灣漢人比例最高的漳泉兩府人群的族群來源和基因組成尤其是男性Y染色體組成缺乏理解有關。

 

究其實際，由於男性Y染色體是人類基因組中一個較小的染色體，因而其一大基因學特性即為其基因量較小且結構較為緊密故而較難於累積點突變。

 

事實上，漳泉一帶閩南漢人有著極高比例應該是當地原有的古百越系族閩越族畬族各部族舉族漢化之後再與人數相對較少的南下入閩的北方漢人在唐末五代十國至兩宋之間融合而來，畢竟，閩南漳泉一帶的開發乃始於唐中葉武后武則天垂簾聽政期間原籍河南光州固始的首任漳州刺史陳元光平定閩南一帶動亂並因而穩定了北至泉州、南至潮州、西至贛州的東南地域並在奏請在泉潮兩州間另行設置漳州之後，因引進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技術至當地發展水稻水田精耕糧食生產與甘蔗、荔枝、香蕉和龍眼等經濟作物以及對於當地眾多的沿海與丘陵山區畬越部族採取漢化教化政策而被稱為「開漳聖王」，而其後不久，閩南漳泉兩州等嶺南地區特產荔枝也就透過晚唐詩人杜牧所作詩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所記載的唐明皇唐玄宗與楊貴妃故事而進入了中國古典文學詩詞的著名文學創作之中了，然而，北方漢人較大規模移民閩南漳泉一帶乃是在唐末大亂之時追隨據稱為秦代滅楚名將王翦與東晉名相僑姓世族瑯琊王氏王導之後的福建觀察史王潮與其弟觀察副史王審知所部入閩，其後，後梁篡唐而正式進入五代十國之際，王審知於福州開國稱孤建立閩國，由於與南唐和南漢等南方十國地方政權分別建國而必然有所隔閡對抗，王審知開國建立閩國之後北方漢人移民入閩之路也就必然因之再度出現障礙，而由於唐王朝盛世的唐太宗至唐玄宗之間中國各地漢人人口總數大約為一千萬人口再加上維持天可汗北亞霸主地位必需的三十萬戰馬與中國各地所屬草場馬場，若再加上唐代政治統一社會穩定後的新墾荒地等官方統計未及的人口以及唐中葉以後的人口自然成長，由於唐中葉之後爆發了安史之亂、吐番不時入寇擄掠財貨人口、回紇時叛時服不時劫掠乃至於黃巢之亂的反覆動亂必然造成人口再度銳減，王審知崛起之時全中國漢人人口數應該只有兩千萬至三千萬，而其中隨王審知入閩的部隊與士農工商各行各業民眾可以想像至多在五萬至二十萬之間，再加上漢代兼併閩越國並設立郡縣後不時移民的漢人，可以合理推論的是，閩國建國建立侷限福建一地的地方割據政權並因而再度斷絕了北方漢人遷徙入閩之路時，八閩各州府的北方漢人比例不高，可以想見其中北方漢人比例最高者為福州，而這些福建漢人之中甚至應該還包括不少自漢代兼併閩越國設立郡縣之後陸續漢化並學習與發展漢人農業技術與工藝技術的古百越族系閩越各族部族部落人群，而畬族等閩越部族在閩國地方獨立政權期間由於漢人政權的五代十國分裂動亂而得以以自己的步調逐漸漢化，進一步學習與發展隨王審知入閩各行各業漢人的農業技術、工藝技術、商業技術乃至於政府軍隊組織技術和高階文化藝術創作，並融合了北方漢人帶來的有助於強化造船能力的各種工藝技術與沿海畬族部族等沿海閩越部族千百年來長期經營的南洋與東洋貿易航運經驗而開始逐漸發展泉州等閩南大港成為南洋與東洋乃至於有能力遠航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各地的國際性大港，葡萄牙人商船海軍艦隊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商船海軍艦隊向東方航行來到東南亞與東北亞海域之後，由於大航海時代開始與西班牙帝國征服中南美洲而開始殖民統治之後日益富裕的歐洲西部各國城鎮居民乃至於鄉村仕紳極為熱愛痴迷肉豆蔻等各類香料等南洋貿易商品以及茶葉和克拉克瓷器等中國貿易商品，東來的葡萄牙勢力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武裝貿易艦隊於是立即開始尋找港市貨棧基地與進行談判獲取貿易特許以便進行獲利豐厚的南洋貿易與中國貿易，其中，明萬曆年間至清代初年之時，由於時值歐洲西部的大航海時代與地理大發現時代，中國南方出產的克拉克瓷受到大航海時代後更為日益富裕的歐洲西部各地城鎮富商與新興中產階級的極度喜愛，因此，明萬曆年間至清代初年之間東來中國的葡萄牙商船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商船進行中國貿易時莫不致力於設法獲取歐洲西部異國舶來品奢侈品市場上極受重視的高價奢侈品青花瓷克拉克瓷——克拉克瓷乃為圓口或花口形制的多稜盤等盤類、碗類、盒子、瓶子與軍持等各式日用器皿，其內壁具有六至十二瓣蓮瓣狀或扇狀開光畫片裝飾，開光畫片的繪畫使用中國傳統技法而內容多為動植物、山水、人物、吉祥圖案等傳統紋樣以及中外文字，但為了應付透過葡萄牙商船與荷屬東印度公司進行外銷的外銷市場要求也出現了大量繪有阿拉伯與歐洲主題紋樣開光畫片的特色產品，開光畫片之間一般不留白而填繪錦地等輔助紋飾，而紋飾的整體布局形式則更是已經完全屬於外來形式——而據考證，克拉克瓷的主要產地除了素負盛名的江西景德鎮窯場之外最重要的產地就是漳州平和南勝窯等福建漳州一帶各窯場。五代十國之後，閩南一帶可能本為閩越族近山丘陵地帶與沿海地帶各部族部落社稷神祗的王爺信仰與媽祖信仰也就開始隨著閩省經濟開發與海上貿易發展而開始成為中國歷代王朝官方承認的漢人宗教信仰一支。

 

而包括台灣高山族與平埔族原住民在內的南島語族實際上乃是由中國東南沿海的古百越族系沿海部族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經由福建沿海島嶼港口為主但可能包含一部份浙南粵東沿海港口島嶼出海演化出亮島遺址人群（今福建連江）與良文港遺址人群（今福建澎湖）後又陸續前往台灣，在距今約六千五百年前至六千年前發展出泛泰雅族系各族、賽夏族、鄒族和邵族等高山族各部族以及道卡斯族、洪雅族和巴布薩族等部份平埔族部族之後，距今約四千年前排灣族、魯凱族與卑南族等高山族部隊也遷徙來台，而花東縱谷的阿美族以及屬於平埔族部族的西拉雅族則在距今約五千年前至四千年前在台灣出現，其後，距今約三千年前至兩千年前江蘇南部長江流域與太湖流域的吳國與浙江北部錢塘江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江蘇南部及安徽南部的越國相繼征服兼併周邊古百越族各部族而正式仿效周王朝所封建中原地區各諸侯國建立國家建制與軍隊建制以及隨後吳越互相爭戰與越滅吳後未久楚又滅越而使得越國王族貴族不得不退往浙南甌越之地與閩北閩越之地之際，中國東南閩浙一帶又再度出現另一波古百越族系沿海部族出海移民海外的浪潮，部份古百越族系部族可能因此也在此時再度渡海來台並發展出了台灣北部屬於噶瑪蘭族與凱達格蘭族的平埔族各部族，這些抵台時間不一的古百越族系部族可能或取代或融合了原本台灣島上與巴布亞人和安達曼人等類似的可能在更古老時代就自中國東南遷徙台灣的可能屬於南方早期智人的矮黑人部族而在台灣島上因與中國大陸間的地理隔離而異域種化發展出南島語族以及發展出具有舷外浮木的雙體獨木舟大洋航海利器，在台灣演化種化的南島語族除了在台灣各地建立粗耕兼及漁獵的村社部落之外，也開始陸續從台灣各地沿海搭著具有舷外浮木的雙體獨木舟遍歷遷徙南洋各地，甚至沖繩群島的琉球王國人群以及可能在源自朝鮮的阿爾泰語族大和朝廷建立之前的日本九州女巫王卑彌呼領導的邪馬台巫筮神權酋邦國家以及其所統轄源自可能與取代了可能與山東半島大汶口遺址文化人群高度相關時有往來而有著工藝技技術交流的主要經營狩獵採集生活的繩紋時代日本人群而融合發展出來的與浙江河姆渡遺址文化人群高度相關的經營稻作為生的彌生時代日本人群的習俗鯨面紋身而至今仍日本主要人口歷史來源的早期日本人群，應該都是部份南島語族部族渡海北遷或者直接由浙閩一帶古百越族系人群部族渡海東遷後再融合繩紋時代更早期古日本人群或者由南島語族及與其高度相關相近的古百越族系各一部份部族渡海遷徙日本群島之後再經相互融合並融合繩紋時代更早期古日本人群而成的古日本人群，隨後再經歷日本群島的地理隔離異域種化而進一步衍生的具有南島語族—古百越族系文化特色日本人群，其後日本西岸的從山東半島或朝鮮半島東渡的主要是阿爾泰語系各部族也進一步在日本群島上分衍，並在經日本早期天皇古墳文物發掘考古可知可能大多源自朝鮮的日本西海岸早期王國與邪馬台女巫王國等古百越族系或者南島語族早期酋邦國家歷經長期的軍政競合與文化政教融合之後才產生了影響力遍及日本群島各地的大和朝廷與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因黑船開港後的一系列日本社會政治動亂展開之後曾經一度自視為單一民族的日本民族大和民族，台灣蘭嶼達悟族與菲律賓巴丹島的南島語族更是自古時有船隻往來而語言文化極為相近，南島語族隨後更從南洋一帶展開波瀾壯闊的向太平洋各地島嶼與印度洋各地島嶼的航海遷徙行動，並可能因此而與各地的早期智人等其他更早遷徙當地人種融合，再加上各島嶼的孤立性造成的除少數海上貿易往來之外的高度地理隔離特性，因此而發展出了太平洋與印度洋各地海洋島嶼上基因、語言與文化極度分歧而多樣性極大的包括了玻里尼西亞民族、馬來民族與馬達加斯加人等屬於南島語族的各島嶼部族。

 

由此可知，如果以福建閩南一帶的現存的極少數畬族人口建立畬族人口的基因研究定義其實無法代表多數早已漢化而改稱漢族的畬族人口基因多樣性系譜，而除了阿美族以外多數部族語言早已失去舟船用字用詞的台灣高山族的基因變異當然也不足以做為台灣平埔族基因變異的替代變項，就有可能將許多移民台灣漢人的人口的男性Y染色體錯誤分類純粹的北方漢族，而因為Y染色體基因體量且結構緊密而難於累積點突變，包括閩南畬族沿海部族在內的古百越族系沿海部族經由中國東南沿海與中國東南島嶼遷徙來台並在台灣因地理隔離異域種化而演化種化而成為南島語族之後，儘管在異域種化過程中台灣的平埔族與高山族等南島語族必然在其各染色體基因組上累積了許多與閩南漳泉一帶畬族等中國東南沿海古百越部族有所變異不同的遺傳突變，但由於男性Y染色體難於累積點突變的特性，如果沒有分析較多的個別基因，或者沒有運用包括阿爾泰語系各支系（黃帝、堯舜與商王朝所屬各部落聯盟）、漢藏語系古羌語（夏王朝與周王朝所屬各部落聯盟）以及考慮兩湖一帶漢人比例極高的楚人血統在內的苗瑤語系（炎帝、蚩尤和祝融所屬部落聯盟，客家族群主要的血緣來源可能就是來自豫南皖北一帶戰國時代晚期楚國國都故地的苗瑤語族北方楚人）所混血而成的古代北方漢人標準基因組特色模型，就難以確認具有確知非源自古代北方漢人者男性Y染色體基因變異就極可能是源自古百越族的沿海畬族等沿海部族，如此一來，由於平埔族在台灣異域種化所累積的男性Y染色體點突變等基因變異本就不足以與中國閩浙粵東南沿海的沿海畬族等古百越沿海部族產生充分而易於區分的基因變異分歧差異，當然也就可能很容易被錯誤地被歸入往往是古百越族系山區與沿海畬族漢化而來的漳泉一帶移民來台漢人，可能也因此而被部份台灣史研究者誤用於證明「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卻反而忽略了如果沒有頻繁地發生明鄭時期劉國軒與鄭經在一六七○年與平埔族拍瀑拉族大肚王國酋邦部落聯盟沙轆社之役後對部份大肚王國所屬村社發動的屠村屠社情事的話，則巴布薩族等平埔族各部族各部落村社怎麼可能會不經抵抗就退出其謀生必需的殘存村社與殘存傳統領地而走向滅族命運，「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同樣難於解釋村社被毀而父兄被殺的平埔族年輕育齡女子如何願意嫁給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漢人墾民，又遑論早期台灣移墾漢人向來有著男多女少因而女權意識高漲而婚後經常性格兇悍而又不悅即動輒離開夫家出走的哀怨詠嘆，當然也就更難於解釋在渡台禁令下能夠渡台拓墾者已屬少數而遑論輕易攜眷來台或者拓墾有成後以餘資返回漳泉原籍各縣娶妻後輕易地合法或半合法地攜眷返台的清代早期著重防範漢人在台累積反清勢力的治台政治策，施世榜與藍廷珍等大墾首大租戶如何能夠快速招募充分的漳泉移墾漢人人力進行土地拓墾，又遑論還能有充分的半脫農人力進行八堡圳等水圳水利灌溉系統與其長期水圳管理維護工作了。故而，個人認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乃為主要地存在於往來番社通譯通商的漢人通事因長居部落而有部分迎娶往來部落的平埔族女子為妻的少數局部現象，絕大多數的巴布薩族等台灣各地平埔族部族在漢人侵入其傳統領地移墾後，經過一些局部衝突之後，巴布薩族等平埔族部族的殘存村社與殘存傳統領地實際上應該大多選擇了集體漢化與水稻水田精耕農業化，而由於如上所述，閩南漳泉一帶漢人之中由古百越族系畬族等閩越族山區與沿海部族漢化而來的比例極高，其漢化過程中甚至將應該本為閩南近山丘陵地區與沿海地區畬族等閩越族部落神祇直接漢化而成為王爺信仰與媽祖信仰等歷代王朝官方承認的漢人信仰，可以說，多由近山丘陵地區與沿海地區畬族等閩越部族漢化而來的閩南漳泉一帶漢人的「華夷之辨」觀念本就極為淡薄——畢竟，由歷史源流來看，閩南漳泉兩州與粵東潮汕一帶少數為唐代之前南下但大多為唐代至五代十國之間南下的北方漢族與當地近山丘陵地區與沿海畬族各部族歷經長期血緣文化融合而出現的南方漢人民系福佬族群的時間應該就是在唐代中後葉陳元光上奏設立漳州至五代十國時期王審知自建閩國之間，亦即始於陳元光於唐代中葉武后武則天垂簾聽政期間繼承於唐高宗時出任朝議大夫與嶺南行軍總管、早年曾經追隨唐太宗李世民四處征戰並因此曾任左郎將的陳元光之父陳政（陳元光之母吐萬氏則為鮮卑族胡人）之職繼任嶺南行軍總管坐鎮閩南平定地方動亂並進而奏准在泉州與潮州之間設立漳州與漳浦縣而由陳元光出任漳州刺史兼漳浦縣令之時，陳元光後因領軍鎮壓潮州畬族部族勢力的再度反抗而死於亂軍之中，陳元光之子陳伯珙為父守制後於唐明皇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年）繼任漳州刺史並於唐玄宗開元三年（七一五年）再度出兵夜襲蠻峒為其父陳元光復仇，其後，王審知於唐末之時由唐王朝長安朝廷任命為福建副觀察使並隨後晉升為威武軍節度使加尚書省右僕射、光祿大夫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授賜武庫戟十二支而准立於私邸大門前，王審知最終於唐王朝覆亡後的五代十國時期在福建自行開國建立閩國而為閩太祖，五代十國期間王審知據福建一地自行建立閩國亦因此進一步加速了閩南漳泉一帶的福佬族群文化與血緣漢化並發生隔離於華中和華南等南方地區其他南方漢人人群之外的政治性地理隔離並因此發生異域種化式的族群血緣文化社會演化過程而發展出高度在地性的閩南漳泉一帶福佬族群的漢化文化與血緣融合發展，由於陳元光與王審知均為唐王朝所任命的漢人將領方面大員，而唐王朝開國君主唐太宗李淵之祖父李虎曾經擔任宇文泰主導的西魏帝國官制改革後設立的西魏八柱國之一而其父親李昞亦曾擔任繼承西魏帝國的北周帝國的柱國大將軍並襲封唐國公，隋末大亂之後，太原郡留守李淵以其所部沿襲自北周帝國與隋王朝的關隴統治集團一部與其所掌握府兵軍隊自晉陽起兵，因此，唐王朝及其以關隴統治集團為核心的軍政體制自起兵開國之初就有著許多包括拓跋氏鮮卑北魏帝國與宇文氏鮮卑北周帝國所屬軍政勢力在內的眾多非漢族將領高官，五胡十六國之後建政北方因而其核心統治集團關隴統治集團亦具有頗為高度的非漢人北方各族系胡人部族成份的唐王朝中央朝廷與其所任命的各地地方軍政將領官員自然也就極為缺乏「華夷之辨」的觀念，被後世漳州當地人士尊為「開漳聖王」的唐中葉武后垂簾聽政期間奏准設置漳州並出任首任漳州刺史的唐王朝高階將領嶺南行軍總管陳元光的母親吐萬氏就是鮮卑族胡人，由此可以想見，極可能受到唐王朝核心統治集團關隴統治集團具有高度的北方各路各族系胡人成份並因此「華夷之辨」觀念極為淡薄的唐代當代社會觀念與由唐王朝任命治理閩南漳泉一帶軍政地方大員當然也缺乏強烈「華夷之辨」觀念的高度社會文化影響，再加上做為南方漢人人群之一的閩南漳泉一帶與粵東潮汕一帶的由主要在唐代至五代十國之間南下漢人與當地古百越族系沿海地區與近山丘陵地區畬族各部族經過文化與血緣融合而來的福佬族群之中屬於古百越族系沿海地帶與近山丘陵地帶畬族各部族的血緣比例可能頗高，唐代中葉至唐末和五代十國之間由唐王朝所任命的閩南方面大員陳元光與王審知相繼長期治理統治因而開始在血緣與文化上全面融合漢化而後於北宋至南宋之間陸續完成其包括海神媽祖與閩神各地地方社稷神祗王爺信仰體系以及相關神話傳說之書寫的閩南粵東南方漢人人群福佬族群也就因此而與唐王朝之時普遍的社會文化觀念同樣地缺乏強烈的「華夷之辨」觀念——故而，這些巴布薩族等平埔族各部族殘存村社與殘存傳統領地也就往往透過舉村舉社成為施世榜家族與藍廷珍家族等在清王朝治下閩台一帶擁有政經勢力的大墾首大租戶的小租戶與佃戶而藉此獲得其庇護，並因而得以運用此一庇護關係與文化漢化來防範其他漢人小租戶與佃戶乃至於新來漢人墾民進一步侵墾其早已縮小不少的部落村社傳統領地。

 

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事件爆發後，原台灣鎮總兵、南澳總兵藍廷珍隨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來台平亂，家族後人出資延請熟知閩浙一帶地方誌文史掌故的飽學儒士編撰的族譜自稱源出河南汝南但據後世歷史學家考證實為閩南古百越族系閩越畬族之後、出身書香世家而父祖皆為漳州漳浦當地名儒的藍廷珍堂弟藍鼎元亦以幕僚身份隨藍廷珍來台，朱一貴事件事平後，包括藍鼎元長子藍雲錦在內百餘族人與兵員未隨軍歸閩而入墾阿里港（今屏東里港）。藍鼎元並在來台前後陸續寫作提出了《平台紀略》、《東徵集》與《論臺灣事宜書》等奏章策論，主張在半線（今彰化縣）以北添兵設縣、在竹塹（今新竹市）增置兵防並預言不出二十年之間淡水八里坌（後來的淡水廳，今新北市）又將設縣，藍鼎元並主張促進台灣全面開墾與走向傳統漢人文治社會以及安撫與教化同化平埔族與高山族原住民，此外，藍鼎元也呼籲檢討渡臺禁令並准許入台墾民請照攜眷入台以安定台灣社會而有利於因勢利導台灣社會從移墾社會向定居農業文治社會發展，朱一貴事件後，清王朝北京中央政府從藍鼎元之議，於一七二三年設縣彰化並設淡水廳（廳治先在彰化縣城，後遷今台中沙鹿，再遷今新竹市）稽查大甲溪以北防務並兼督捕務，後並於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調整渡臺禁令而實行憑照攜眷入台政策，其後，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事件事平後，乾隆大帝亦曾手諭入台治台清王朝要員蒐購詳閱藍鼎元著作的《東徵集》以俾辦理善後，乾隆大帝並譽藍鼎元為「籌臺宗匠」。

 

一七三一年年末，由於清王朝官吏分派勞役過重，漢名林武力的漢化道卡斯族大甲西社（今台中大甲）平埔族原住民領導其社民族人起事，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爆發，一七三二年八月間，由於負責征討大甲西社起事的福建分巡臺灣道將領表親為邀功而將大肚社（今台中大肚）五名協助官府運糧的歸化平埔族原住民斬首並謊稱其為作亂生番，事件因而擴大，大肚社隨即號召大安溪至大肚溪之間平原與丘陵地帶原屬平埔族大肚王國酋邦部落聯盟的平埔族各族各社（今台中沙鹿、台中清水、台中東勢、苗栗通霄、台中潭子、台中大甲、彰化芬園、台中神岡、台中龍井和彰化和美）群起響應起事反抗並圍攻彰化縣城，署理福建總督郝玉麟命台灣總兵王郡親往督征並自福建徵調官兵六千多名與船載一百多艘的軍糧、軍費與軍火來台支援，一七三二九月間，清軍策反部份岸裡社（今台中神岡）由巴宰族歸化而來的巴則海族平埔族原住民轉而支持清軍，一七三二年十一月事平後，清王朝將大甲西社等平埔族各社改稱為「德化社」等具有改土歸流意味的社名並全面推動教化漢化，中台灣平埔族勢力自此衰落，因大甲西社抗事事件造成平埔族各社男子死傷慘重，福建分巡台灣道劉良璧並曾作詩記錄「番婦半寡居，番童少雁行」，傳統文化也因此無以為繼而「祇今防廳廨，荒煙蔓道旁」，生計困頓而往往需要清王朝官方救濟，苗栗至彰化之間平埔族各族各社因之加速漢化。

 

大甲西社抗清事件事平後，與清軍合作的岸裡社巴則海族歸化平埔族原住民隨即接收了大肚王國的舊地與鹿場，其傳統領地因而擴及台中盆地各地。

 

原籍廣東大埔的客家人張達京自一七一一年起即以中醫醫治台中盆地北部的平埔族各社原住民的流行瘟疫而取得平埔族信任並因而娶六名平埔族公主為妻而得以入墾台中盆地北部，一七二三年，被稱為「番仔駙馬」的張達京被清王朝官方任命為岸裡社第一任通事，大甲西社抗清事件事平後，張達京會同岸裡社戰士平定中台灣平埔族大起事而受雍正大帝賜七品京官銜並欽頒御衣一襲，隨著岸裡社巴則海族歸化平埔族原住民接收大肚王國的台中盆地傳統領地，張達京於是找來原籍漳州詔安、來台後居住於西螺而嫻熟水圳興築技術的客家人廖朝孔等人前往岸裡社控制的台中盆地北部開鑿水圳，並以此與岸裡社等平埔族各社簽訂合約以割地換水而要求依明顯偏袒入墾漢人的漢八平埔二的比例分配用水的方式向平埔族各社取得土地所有權，張達京隨後以此為基礎組織了張振萬墾號六館業戶利用清王朝於一七三一年調整渡臺禁令開放憑照攜眷來台的機會大舉招募以閩粵兩省客家族群為主的閩粵移民入墾台中盆地北部各地的平原與丘陵（今台中豐原、台中潭子、台中大雅、台中神岡、台北北屯與台中西屯一帶），張達京因之成為中台灣首富大地主，岸裡社巴則海族平埔族原住民卻也因之不斷喪失傳統領地而不得不漢化成為小租戶或佃戶，並有部份巴則海族人不得不向東北方退往鯉魚潭一帶山區（今苗栗三義）的祖居傳統領地，於是，岸裡大社的漢姓潘姓的巴則海族歸化平埔族頭目大地主總土官等人多次向清王朝官府提出針對張達京及其墾號的地權與水權訴訟，張達京一度因此被撤除岸裡社通事一職，清王朝官方並於當地（今台中神岡）屢次立碑如《勒買番穀示禁碑》與《水圳杜訟碑》（二碑均保存於今台中神岡岸裡國小校園內的水利碑涼亭）而三令五申張達京所屬墾號不得侵犯岸裡社巴則海族歸化平埔族的傳統水權和傳統土地權等權利，其間，岸裡大社大頭目改以漢化潘姓率領殘存族人村社與殘存傳統領地舉族舉社全面漢化而成為當地（今台中神岡、豐原一帶）大族，潘家大宅（位於今台中豐原）並保存了大量被稱為「岸裡大社文書」的清乾隆年間漢化歸化巴則海族岸裡大社社務文書。

 

張達京與張振萬墾號六館業戶開鑿了自朴子籬口（今台中石岡）築埤引大甲溪溪水的灌溉水圳的上埤之後屢以水權逼迫巴則海族歸化平埔族釋出更多土地供其招募客家族群為主的閩粵漢人墾民入墾之後，張達京與其墾號墾民與台中盆地北部的巴則海族歸化平埔族之間由是衝突迭起；其後，原籍閩南漳泉兩府墾首墾民也陸續入墾台中盆地北部並且開鑿了自己的水圳系統，例如，原籍泉州安溪的墾首業戶董顯謨於乾隆年間的一七八○年出資開鑿王田圳自鴨母寮（今台中烏日）取水筏子溪灌溉大肚山麓的台中盆地西南（今台中南屯、台中烏日與台中大肚），一八三二年，其父隨任職廈門怡記洋行時認識的泉州同安人李春生來台而在大稻埕經商的原籍泉州南安的陳天來在自行在大稻埕開設錦記茶行之後，利用其開設茶行經營與廈門之間茶葉轉口貿易所累積的資本與其他四資本家合夥而為陳五協墾號並投資興築下溪圳；此外，出身原籍漳州平和的阿罩霧（今台中霧峰）大墾首大地主林家、其父林文察曾協助清王朝壓鎮小刀會來台起事並曾隨軍入福建支援清軍對抗太平天國的戰事且於太天平國戰事中於一八六三年返台鎮壓戴潮春起事而最終死於再赴大陸參與對抗太平天國的漳州萬松關戰役而其本身亦曾自組棟軍鄉勇支援清王朝中法戰爭台灣戰事後並協助台灣建省後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辦理新政與鎮壓彰化施九緞事件而官至二品頂戴道員、賞黃馬褂的仕紳林朝棟等人接手一八二四年開鑿卻進展有限的八寶圳後全力建設水圳系統而使得同樣自大甲溪取水的八寶圳灌溉區域台中盆地西部（今台中石岡、台中豐原、台中潭子與台中太平一帶）由只能種植甘蔗和蕃薯的看天田旱田轉而為水稻田灌溉水田，阿罩霧林家也由是成為中台灣大地主仕紳首富。其後，由於地方不靖以及水圳持續開鑿建設與維護管理的成本不低，各水圳所有權與相關水權幾經轉手，台中盆地北部的上埤、下埤與下溪圳遂於清末整併為「葫蘆墩圳」而最終全歸於本已開鑿掌握八寶圳灌溉水權且擁有遠比張達京觸角更廣泛的米糧等大宗物產島內外經銷貿易網絡的阿罩霧地主紳商林家林烈堂所有。

 

台中盆地以北的苗栗地區的漢人移墾始於一六六九年明鄭劉國軒所部奉鄭經之命進一步向北進發經略「蓬山八社」（今台中大甲、台中大安、台中外埔、苗栗苑裡與苗栗通霄）與「後壠五社」（今苗栗後龍、苗栗竹南與苗栗市）所在的苗栗西部沿海平原以及鄰近的苗栗中部丘陵地帶，當地平埔族道卡斯族原住民各社紛紛歸服，劉國軒所部大多原籍閩南漳泉一帶的明鄭部隊遂留在當地屯墾，而當地的平埔族道卡斯族部落也自此多有漢化而改土歸流歸化者；一六八三年明鄭滅亡後的入清初期台灣實施渡臺禁令，遠離位於今日台南市區的台灣府城的苗栗入墾漢人自然更為少數，一七三一年渡臺禁令調整而開始准許憑照攜眷入台後，閩南粵東一帶的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於是再度開始由墾首領導渡過黑水溝向苗栗一帶移墾，一七三七年，廣東梅縣謝姓客家墾首率領族人自早已建成港口碼頭的龍港（苗栗後龍）登陸並向當地平埔族道卡斯族以繳納「番大租」而自為小租戶與佃戶的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的方式租借土地開墾，其後，由於自明鄭時起苗栗西部的沿海平原與鄰近的中部丘陵已有不少原籍閩南漳泉的福佬族群漢人移墾並存在著為數不少的漢化水稻田精耕農業化道卡斯族歸化平埔族村社，自粵東閩西移墾苗栗的客家族群墾首墾民遂大多向與其原鄉粵東閩西南嶺山區地形與動植物相相近的苗栗內山地帶（今苗栗頭份與苗栗三灣以東）移墾，除了主要是原籍閩南漳泉的福佬族群墾民在苗栗沿海平原與鄰近丘陵地帶開鑿興築的各個水圳灌溉系統之外，向苗栗內山地帶移墾的粵東閩西客家族群墾民也於一九○三年起經過與當地山區泰雅族原住民協調後篳路藍縷克服萬難地開鑿自大窩（今苗栗大湖）引入後龍溪溪水後必須鑿穿山地山壁的大窩穿龍圳灌溉系統（灌溉區域包括今苗栗公館與苗栗銅鑼）。

 

一八七六年，曾為霧峰林家林朝棟所組織棟軍重要將領的祖籍廣東長樂的客籍領袖黃南球率部平定苗栗內山一帶可能為高山族原住民起事的動亂後受清廷授六品銜並獲准辦理陸安成聯莊隘，黃南球隨即成立黃南球墾號入墾苗栗內山（今苗栗大湖與苗栗獅潭一帶）；一八八一年，黃南球更以招撫內山高山族原住民有功獲清廷賞藍翎並升授五品銜，同時也取得「新竹總墾戶」頭銜，黃南球隨後於一八八九年與早先曾經成立金廣福墾號的客籍北埔姜家合作成立廣泰成墾號繼金廣福墾號後進一步入墾竹苗內山地帶（今新竹北埔、苗栗南庄與苗栗三灣）。

 

新竹地區的漢人移墾同樣始於明鄭時期。明末清初一度因清王朝的遷界令而自金門舉家遷居泉州同安縣城的王世傑於鄭經應耿精忠之邀出兵金廈參加三藩反清之戰時遷回金門，原籍清代泉州同安金門的王世傑並因此而加入鄭經領導的明鄭軍隊充任軍伕。一六八○年三藩事敗後清軍再度攻陷金門，王世傑隨明鄭軍隊撤往台灣。一六八一年鄭克塽歷經東寧之變的鄭經死後明鄭東寧王國繼承權內鬥後繼位，台灣北路平埔族各族各社為主的各地原住民伺機起事反抗在台灣西岸各地陸續建立明鄭軍隊漢人屯墾區的明鄭東寧王國，王世傑以運糧官之職隨軍前往鎮壓，事平後因功獲准以「跑馬定界」的方式賜其拓墾之地，王世傑遂選定本為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大社所屬各社傳統領地的竹塹（今新竹市與新竹竹北）之地率眾入墾。一六八三年明鄭覆滅，儘管海禁令於一六八四年為清王朝所廢除，清王朝於同年設置廈門與廣州海關以及於一六八五年設置上海與寧波海關，由四大海關總領各該省內所有海關口岸而開放了比起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廣泛許多的對外貿易，然而，清王朝卻於施琅平台後自一六八四年起針對台灣實施渡臺禁令以防台灣的漢人社會擴張而再度累積可能潛在反清意識的漢人社會力量，儘管如此，或許透過先後降清的明鄭舊部與部將不少亦與施琅一樣曾參與鄭芝龍所部鄭氏海上集團的施琅集團的關係運作，王世傑仍然成功設法於一六八八年返回金門會同兄長前往泉州同安縣城遷葬父母回金門，王世傑隨後並設法兩度返回金門攜其族人與鄉親百餘人入墾竹塹，王世傑等人並投資興築自頭前溪中段以上的九芎林溪取水的隆恩圳灌溉水利系統，王世傑並自金門迎來土地公建廟供奉而為今日新竹市內的東門堡福德祠，王世傑並於一七四七年獻地捐資支持清王朝淡水同知曾日瑛興建維持做為官廟的新竹都城隍廟，亦外，王世傑並曾捐納而取得俗稱太學生的清王朝國子監監生的功名以提倡族人與鄉人注重教育科舉。

 

然而，儘管王世傑所領導的漳州金門移墾集團多年開墾並可能漢化同化了部份道卡斯族歸化平埔族加入經營水稻田精耕農業經濟，可能因為渡臺禁令下成功想方設法攜眷來台開墾者人數有限，而由新竹以南的苗栗與台中一帶漢人新移墾社區經營歷年後產生的過剩人口再度北上參與拓墾新竹平原者人數亦有限，新竹平原以北的湖口台地與飛鳳山丘陵以及新竹平原以東的竹東丘陵的漢人入墾者仍然為數不多故而大多數仍為平埔族道卡斯族與高山族泰雅族原住民的傳統領地；一七三一年清王朝調整渡臺禁令准許憑照攜眷入台後，閩南粵東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人群於是再度渡過黑水溝移墾新竹，其中，又以閩西粵東的客家人移墾新竹各地者最多，由於原籍漳州金門的王世傑集團為首的閩南漳泉移民早已開墾新竹平原的竹塹城一帶，客家族群於是大量入墾新竹平原北面的湖口台地（今新竹湖口與新竹新豐，以及新竹新埔與新竹關西部份地區）與飛鳳山丘陵（今新竹芎林與新竹橫山，以及新竹新埔與新竹關西部份地區）以及新竹平原東面的竹東丘陵（今新竹竹東）乃至於大隘地區等內山地帶。一八三五年，祖籍廣東惠州陸豐而其曾祖父於清乾隆初年來台後世居九芎林莊（今新竹芎林）而曾從商開張豐源號且亦曾以防番隘樓墾務獲清王朝賞給七品軍功職銜的九芎林莊總理墾首姜秀鑾奉清王朝淡水同知李嗣鄴之令與閩籍商人竹塹城西門城總理林德修和墾首周邦正成立金廣福墾號武力入墾本屬高山族賽夏族與泰雅族傳統領地的大隘內山地帶（今新竹北埔、新竹峨眉與新竹寶山），金廣福墾號遂以北埔金廣埔公館為商業營運總部與隘防指揮中心率領所屬隘丁與賽夏族與泰雅族各部落戰士連年血戰，雙方均死傷無數，故而，儘管林德修與周邦正仍然出任閩籍墾戶首，但諸多閩籍捐資股夥卻已經因為隘墾困難、耗資過鉅而紛紛退出，金廣福大隘墾業遂大半歸於姜秀鑾家族，直至一八八六年首任台灣巡撫實施裁隘政策為止，姜秀鑾並因而得以能夠耗費鉅資在北埔興建以姜氏郡望堂號天水郡為名而形制完整的天水堂姜家大宅古厝。姜秀鑾後人北埔姜家隨後並曾於一八八九年時與率眾移墾苗栗大湖、獅潭內山地帶並取得「新竹總墾戶」的黃南球合作再開設廣泰成墾號進一步拓墾竹苗內山地帶。一八四一年，中英鴉片戰爭戰事全面擴大，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為之震動，英軍艦隊繼攻陷廣州城封鎖珠江口後並攻陷廈門後於一九四一年九月間一度進襲北台，姜秀鑾遂偕其子姜殿邦率團練赴雞籠支援作戰，姜秀鑾因此獲賜軍功五品職銜。

 

桃園地區的漢人移墾同樣始於明鄭時期。國姓爺鄭成功攻克台灣後，明鄭艦隊與所屬海陸軍隊相繼自大員北上南下台灣各地屯墾以增加軍糧生產並掌握各地番情原住民動態與防範日益增強的清王朝海軍的海上防務情勢，明鄭艦隊不久即於一六六一年自南崁港（今蘆竹）登陸，屯兵南崁廟口經略桃園與大台北盆地西緣，鄭克塽之時並曾派遣部將陳絳率艦隊北上增援屯墾北台而留下了南崁「營盤坑」等地名，所部在桃園台地一帶的屯墾勢必與當地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南崁四社各社各部落原住民多所衝突，凱達格蘭族各社面臨具有農業技術與軍事技術優勢的明鄭漢人武裝移墾勢力威脅之後漢化歸化者所在多有，主祀神祇武財神玄壇元帥趙公明據傳為明鄭士兵迎奉而來並於一六六三年由明鄭千總蔡千熙建起茅屋神壇供奉的南崁元壇廟於一七四○年（乾隆五○年）正式建廟之時已出現漢化歸化平埔族凱達格蘭族人參與祭祀的記載。明鄭覆滅入清之後，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漳州漳浦人藍勇與藍宗率族人入墾虎茅莊（今桃園桃園區），其後，閩南粵東福佬族群與客家族群相繼入墾桃園台地各地，一七三七年（清乾隆二年）祖籍廣東而來台後居住斗六的客家人薛啟隆率眾數百人自南崁港移墾桃仔園（今龜山八德）一帶，各路或福佬族群或客家族群的入墾人群也相繼在原本僅依賴眾多埤塘蓄水灌溉的桃園台地上興築了合大興圳等串連各個溪流埤塘水路的水圳水利灌溉系統；其後，清中葉嘉慶年間淡水廳治下的大台北地區接連爆發漳泉械鬥的分類械鬥，位於大台北盆地外緣台地丘陵區域的大桃園地區尤其是北桃園地區自然屢受波及衝擊，一八○六年（清嘉慶十一年），淡水廳治下的竹塹地區（今新竹市）爆發漳泉械鬥並迅速擴散到包括大台北盆地在內的淡水廳治下各地，桃仔園街的漳州人店屋泰半為泉州人焚燬，其後桃仔園漳州人遂改築瓦房店舖的南北向狹長街道而為「長南街」，街區外圍並築土垣防禦並興建景福宮奉祀開漳聖王，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淡水廳治下的大台北盆地與周邊地區閩客械鬥與漳泉械鬥復起，為了防範泉州人再次來襲，桃仔園當地富豪於是出資動員街民合力改築土垣為石堡，隨後並再經修葺而開有四門以維護街區安全與經濟活動經營；或許由於擔心漳泉械鬥一再爆發蔓延以及擔心受到一八四○年新莊街（今新北新莊）閩客械鬥的餘波盪漾波及，客家移墾民自此更加集中於南桃園一帶而不再經常移墾北桃園，一七三一年清王朝調整渡臺禁令有限制開放憑照攜眷來台之後沿續大多原籍閩南漳泉的明鄭時期屯墾移民而來的原籍閩南漳泉的福佬移墾民大多集中北桃園而原籍閩西粵東的客家移墾民大多集中南桃園的南客北閩移墾民分界趨勢遂更加明確，或許也正因如此，直至一八七六年設置台灣道台北府時，北桃園劃歸淡水縣治理而南桃園劃歸新竹縣治理。其中，原籍廣東惠州陸豐的范姜家族於一七五一年（清乾隆十六年）取得墾照設立姜勝本墾號（今桃園新屋、桃園觀音與桃園楊梅一帶）之後入墾本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霄裡社（今桃園新屋）傳統領地而爆發衝突，因凱達格蘭族霄裡社各社頻頻出草而死傷慘重的范姜家族於是遷徙另立新屋莊（今桃園新屋）並於一七六二年建成祠堂公廳，當地至今仍保存了屋群形制完整而建築裝飾豐富的新屋范姜祖堂老屋群。

 

隨著北台灣的陸續開發，從位於今日台南市區的台灣府城向南方向高屏平原與其近山丘陵地帶的漢人移墾也持續擴張發展。明鄭覆滅入清後的鳳山縣縣治本在興隆莊（今高雄左營），後因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後縣城兩度毀於兵災，清王朝遂將台灣府鳳山縣的縣治遷往鳳山平原上有丘陵為防線的埤頭街（今高雄鳳山），其後，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出任鳳山縣知縣的曹謹依幕僚林樹梅之議開鑿水圳自九曲堂（今高雄大樹）引下淡水溪水灌溉原本乾旱的鳳山平原，並由知府熊一本命名為「曹公圳」，曹謹並延聘名儒候官人蔡徵儒來台主講一八一四年（清嘉慶十九年）由鳳山知縣吳性誠與歷任鳳山知縣捐贈設立建築的鳳儀書院（今高雄鳳山）。明鄭覆滅入清後，一六八四年，原籍漳州海澄的漢人移墾本為平埔族馬卡道族阿猴社傳統領地而建立了在屏東平原阿猴地區（今屏東屏東市）的第一個漢人移墾村落，到了一七六四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時，粗具規模的漢人市街阿猴街已然成形，其後，到了一八三六年（清道光十六年），官民合力構築城壘而具有東門朝陽門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的阿猴城古城終於建成，其間，鳳山知縣吳性誠與當地歲貢生並於一八一五年（清嘉慶二十年）時在鳳山縣港西里阿猴街（今屏東屏東市）籌建了屏東書院。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今屏東南部牡丹與車城一帶）爆發後，清王朝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來台主持大局，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亦同意調遣所部淮軍嫡系劉銘傳部銘軍將領唐定奎率淮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赴台增援，事平後，清王朝為了鞏固台灣海防全線，遂依沈葆楨之奏於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在高山族排灣族斯卡羅王國酋邦部落聯盟舊地、依排灣族語「蘭花」音譯而古名「琅嶠」之地建城設縣，並由沈葆楨將其改名為「恆春縣」（今屏東恆春），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琅嶠古城正式完工落成。

 

一八九五年中日兩國在甲午戰爭結束後簽訂了《馬關條約》之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隨即派遣現代化海陸軍赴台接收，裝備現代化的各路日軍相繼登陸後迅速地全面瓦解了台灣各地的反抗力量，日本政府旋即在軍事統治支持下設立了台灣總督府而在台灣建立起日本殖民統治體系，在蘆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一九三九年，台灣總督府亦配合台灣殖民地的皇民化運動而在曾參與牡丹社事件的排灣族高士佛社故地山稜建立可以遠眺台灣東海岸的西太平洋海岸洋面的高士神社（今屏東牡丹），冀圖藉此鼓舞日本社會面臨慘烈的中日戰爭總體戰體制下必然的全面戰爭動員與總體經濟統制之下社會經濟壓力驟升的日本民心士氣。二○一五年，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會友捐贈一千萬日圓整修木造神社而成為野牡丹神社公園高山海景觀光景點。

 

沈葆楨以欽差大臣來台之後，除了積極建設部署俗稱億載金城的二鯤鯓砲臺（今台南安平）與旗後砲臺（今高雄旗津）置放西洋巨砲以為防禦之外，為了在清王朝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際能夠在因渡臺禁令等因素而向為不靖邊地的台灣獎勵義忠以俾鞏固台灣民心士氣共同支持清王朝的台灣海防以利於靖海澄疆、拱衛東南沿海各省，沈葆楨遂從台灣進士楊士芳之議而會同台灣道員與台灣知府上奏請求追謚鄭成功並建祠祭祀；一八七五年初，清王朝朝廷准其奏，追謚鄭成功「忠節」，建祠府城而為明延平郡王祠（今台南中西區）並以南明諸臣一百一十四人配享，春秋兩季祭祀，沈葆楨並親書對聯「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儘管有著國姓爺鄭成功率軍沿淡水河而下進入台北盆地周邊丘陵山地的鶯歌一帶時有巨鳥妖怪吞吐瘴氣殺傷明鄭軍隊，鄭成功以砲擊中鳥頸而墜落成石的鶯歌石（今新北鶯歌）傳說，以及國姓爺鄭成功率軍進入本為台北大湖湖底的台北盆地時途經大浪沙河時天氣極為酷熱又復吹起狂風沙，鄭成功下馬飛奔河岸而見千年魚精興風作浪遂投擲佩劍擊殺魚精的劍潭（今台北士林）傳說，而不無可能在明鄭軍隊在陸續北上屯墾的過程中可能有少數部卒已從台北盆地周邊接連的桃園台地沿著大漢溪—淡水河河谷或者沿著新莊平原一帶平原丘陵繼續北上進入台北盆地屯墾；然而，一六八三年明鄭覆滅入清之後，一六九七年（清康熙三十六年）二月間郁永河自福州幕中率部來台採硫而自府城整備採硫裝備後乘牛車前往北投淡水一帶開採硫磺礦並書寫《裨海紀遊》記錄其九個月的在台紀事，其中，郁永河提及「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並提及自府城一路北上途中「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勁者覆頂，弱者蔽肩，車馳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項，蚊蚋蒼蠅吮咂肌體，如飢鷹餓虎，撲逐不去。炎日又曝之，項背欲裂，已極人世勞瘁」，郁永河與所部隨後自南崁港分批搭乘可能是明鄭時期屯墾南崁一帶的陳絳所部於明鄭覆滅入清時所保留的海商用船隻或海軍用改為海商用船隻「餘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郁永河同時也提及了當時的因一六九四年康熙大地震所形成維持未久的康熙台北湖周邊的大台北盆地「既至，草廬中，四壁陶瓦，悉茅為之，四面風入如射，臥恆見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過，屐而升榻者凡十日。蟬琴蚓笛，時沸榻下，階前潮汐時至。出戶，草沒肩，古木樛結，不可名狀；惡竹叢生其間，咫尺不能見物。蝮蛇癭項者，夜閣閣鳴枕畔，有時鼾聲如牛，力可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飛矢，戶閾之外，暮不敢出。海風怒號，萬籟響答，林谷震撼，屋榻欲傾。夜半猿啼，如鬼哭聲，一燈熒熒，與鬼病垂危者聯榻共處」而實為蠻荒瘴癘之地，郁永河隨後在當地通事張大的陪同下搭乘「獨木鏤成，可容兩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舟也」的平埔族凱達格蘭族所建造的莽葛獨木舟走訪淡水河出海口（今日新北淡水與新北八里）一帶尚未漢化的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各社，郁永河並在通事張大陪同下從淡水河出海口搭乘莽葛獨木舟沿著淡水河航路航入康熙台北湖而到達位於大屯火山群火山裂口處的硫磺礦產地，《裨海紀遊》一書也收錄了郁永河所創作描寫台灣風土人情的《台灣竹枝詞》十二首與《土番竹枝詞》二十四首而成為首部記錄北台灣人文地理的專書。郁永河最後在可能具有明鄭背景的台北盆地當地通事張大的協助下在淡水總社拜會過八里淡水至基隆之間凱達格蘭族各族各社頭目之後在「造化鍾奇構，崇岡湧沸泉；怒雷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的硫磺產地旁紮營，依《裨海紀遊》所記載「複給布眾番易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衡之可得二百七八十筋。明日，眾番男婦相繼以莽葛載土至，土黃黑不一，色質沉重，有光芒，以指捻之，颯颯有聲者佳，反是則劣」，郁永河採取以布易硫土的方式雇用可能早已有採硫以供當地漢人通事與漢人工人煉硫後透過淡水港或再經南崁港轉口經由海路的東洋貿易與南洋貿易外銷相關經驗的當地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原住民協助採取硫土，隨後再由郁永河所率領北上的漢人工人以及極可能有部份當地既有的漢人與凱達格蘭族煉硫工人進行煉硫工作而完成了開採提煉硫磺礦的工作，郁永河隨後並未返回台灣府城而直接自淡水港搭乘往來福州省中的既有經常性海舶航班經澎湖群島返回福州，其間並曾遭遇颱風而以划水仙儀式倖免於難，郁永河遂託言幸賴水仙尊王大禹王保佑而於謁拜祭祀大禹王等五水仙與天上聖母媽祖的澎湖水仙宮，而以當時淡水港與福州等福建大港之間已有漢人大船往來觀之，北台灣與明鄭舊部關係密切的漢人墾民興建掌握的南崁港以及本為荷屬東印度公司安東尼堡所屬港口碼頭改建而來的由與明鄭舊部關係密切的漢人通事和少數漢人工人與漢人商人以及當地台北北海岸八里淡水至基隆一帶凱達格蘭族平埔族各族各社原住民共同維護掌握的淡水港可能透過與施琅集團所掌握的福建水師與台灣府城與閩台各地政商勢力或明或暗的庇護關係而持續透過澎湖群島中馬公港以及周邊小島較小港口碼頭或者泉廈一帶甚至福州一帶大港以及鄰近小島等較小港口碼頭進行半合法半走私的絲綢與茶葉等中國貿易並可能進一步運用其海商船隊將中國貿易所取得的絲綢與茶葉等商品轉口外銷至東洋和南洋各地各港口。

 

一七○九年，來台後原本居住在諸羅縣的同安與三邑閩南泉州漢人移民以「陳賴章墾號」向清王朝諸羅縣官方申請入墾今日大台北地區的大佳臘地區，由於當時儘管清王朝治台初期實施渡臺禁令而直至一七三一年才調整開放憑照攜眷渡台但南台灣人口仍然不斷增加而人均可耕地再度銳減，以及由於一七○五年至一七○八年間台灣連續三年發生歉收飢荒，清王朝諸羅縣官方於是批准了陳賴章墾號的北台灣大佳臘地區開墾申請以期增加台灣的糧食生產並希望能夠繼續支應福建八閩方面的缺糧情勢。據文獻所載，陳賴章墾號所獲准的墾照所涵蓋的土地範圍極廣，「東至雷里（今南萬華）、秀朗（今中和）二社，西至八里坌（今八里）、干脰（今關渡），南至興直山腳（今新莊），北至大龍峒溝（今圓山）」，除了包括今日台北市市中心的萬華、中正、大同、中山、大安、松山、信義、南港與士林各區的主要平原地帶之外，也包括了位於台北盆地周邊的今日新北市的汐止、中和、永和、八里、三重、蘆洲、泰山與新莊各區的平原丘陵地帶，

 

由於清王朝對於可以申請墾照招佃開墾的「無主地」荒地的定義為非屬原住民個人擁有的土地其地權均屬於清王朝所有而得由清王朝地方縣級政府發給墾照，陳賴章墾號所申請獲准的墾照實際上包括了龐大的台北盆地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鹿場等傳統領地，從十三行遺址就可知早在唐代甚至更古老的時代起就已經自行發展出與中國大陸東南各省乃至於琉球王國之間的航運貿易的凱達格蘭族平埔族原住民也因此而開始面臨漢人接連入墾的生存空間排擠壓力，並因此不得不翻越雪山山脈或者搭乘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莽葛獨木舟向宜蘭平原遠程遷徙或者以各部落殘存傳統領地舉社舉族集體接受漢化與水稻田精耕農業化；其中，台北盆地北部除了於清雍正年間至清乾隆年間自原籍漳州漳浦移墾八塊厝（今桃園八德）其後並遷徙入墾唭哩岸（今台北北投）且進一步遷居芝蘭街（今台北士林）而開墾今日台北市士林北投一帶以及新北淡水、三芝和石門一帶並曾與板橋大墾首紳商林家合作投資經營種茶、樟腦與造林等大宗原物料事業的士林潘家之外，今日台北市北投一帶的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原住民也多有改姓潘姓而舉社舉族漢化者，除了曾出售大量部落原有傳統領地給予入墾雜姓漢人並因此取得漢人水稻田精耕農業技術而加速漢化之外，今日台北市北投番仔厝一帶的潘姓族人至今仍在當地保德宮中同時崇拜祭祀平埔社土地公信仰與撿到神像結緣後再經已經漢化的北投潘氏族人起駕感應決意供奉的池府王爺王爺信仰，台北北投番仔厝保德宮早年曾經只允許潘姓族人崇拜祭祀並禁止入墾當地的雜姓漢人參與保德宮池府王爺祭祀圈相關儀典活動。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原籍漳州的郭天光呈准福建總督後由淡水同知尹士良率百餘兵士協助郭天光所招募墾民入墾大園（今桃園大園）、竹圍（今桃竹蘆竹）至淡水（今新北淡水）、八里岔（今新北八里）一帶廣大的沿海平原地帶。原籍泉州同安的李正一則與族人於一七七七年入墾淡水河西岸平原新莊平原北部的和尚洲（今新北蘆洲）一帶。

 

一八五三年（清乾隆十八年），繼入墾濁水溪南岸的雲林西北一帶（今雲林崙背、雲林二崙、雲林褒忠、雲林東勢與雲林麥寮）之後，原籍泉州晉江的張士箱家族第二代以張廣福墾號向擺接社（今新北板橋、新北新莊、新北中和和新北永和）凱達格蘭族雷朗族原住民取得土地入墾新莊平原之後，接著並以買入海山莊大租權與水圳股份的方式以「張必榮」等墾號入墾海山堡（今新北新莊、新北樹林、新北三峽、新北鶯歌與桃園大溪）所在的南新莊平原與淡水河畔的興直堡（今新北三重、新北新莊與新北五股）；南新莊平原海山庄的漢人入墾實際上始於一七一三年由大雞籠通事賴科等人發起請墾的陳和議墾號，其後，陳和議墾號不少股權於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轉入鄧旋之手，後因無力開鑿水圳而邀請泉州同安人胡詔，胡詔隨後以胡同隆墾號相繼買入因開鑿水圳耗費過鉅而尋求轉手的海山庄各股，賴科後人也出脫海山庄一帶墾照持股轉而專心經營北投庄（今台北北投），然而，胡詔父子最後仍因開鑿水圳所費不貲而籌資困難，胡詔不堪長期鉅額虧損心力交瘁而死，其子胡思睿將所餘海山庄（今新北新莊）與坑口庄（今桃園蘆竹）持股盡賣給張士箱家族各墾號，張氏家族各墾號隨後在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終於開鑿興築完成了自擺接溪（今大漢溪）引水、俗稱張厝圳的永安陂大圳灌溉新莊平原而使得原本的旱天看天田得以成為擁有水源灌溉而收穫較佳的水稻田。

 

雍正年間入墾加里珍庄（今新北五股）北新莊平原的原籍潮州饒平的客家人劉和林父子繼於乾隆初年墾熟報陞之後於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利用淡水河大水造成大漢溪支流石頭溪改道的機會率眾數百自石頭溪水源地壅水築陂引水而為大埤潭，卻因而與張氏家族諸墾號發生水權衝突，張家遂由家族新科舉人張源仁出面向官廳施壓並與當地凱達格蘭族原住民合作開鑿海山大圳以為對抗，幾經爭訟後俗稱劉厝圳的萬安圳才終於完工；劉氏家族稍早也曾入墾關渡平原一帶，並因與當地凱達格蘭族原住民發生衝突而為了大租權問題向清王朝淡水同知爭訟，清王朝淡水同知兼北路理番同知並為此而立碑定界。

 

原籍漳州的林秀俊於一七三四年渡海來台後先後擔任淡水、大甲與後壠諸社通事，後於（乾隆二年）以林成祖墾號入墾新莊平原的興直堡（今新北三重、新北新莊與新北五股）與擺接平原（板橋平原）的擺接堡（今新北板橋、新北土城、新北中和與新北永和），而甚至入墾及於今日的內湖與新店安坑一帶，林秀俊後因開鑿興築灌溉板橋平原與新店一帶各水圳（大安陂圳、永豐陂圳與暗坑圳）耗費過鉅而不得不將興直堡墾照的股權出售讓予自雲林北上開墾的張士箱家族所屬張廣福墾號。

 

隨著原籍閩南泉州的漢人墾民自一七○九年起隨著陳賴章墾號入墾大佳臘地區而發展成為大加蚋堡，許多閩南漳泉福佬族群墾民乃至於部份閩西粵東客家族群墾民也紛紛前往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丘陵山地地帶移墾，而隨著漢人移墾者的增加，開鑿興築水圳灌溉水利系統以俾進一步將旱田改良為水稻田並提高稻米等作物的產量自然也就成為當務之急。

 

一七○三年，原籍漳州海澄的鄭維謙率漳州墾民入墾芝蘭堡並建有雙溪圳。一七二五年，繼入墾凱達格蘭族唭哩岸社傳統領地有成之後，原籍閩南漳州的台籍舉人王錫祺開鑿興築自七星山內雙溪引水的包括經拓展的雙溪圳與坪頂古圳在內的七星墩圳，七星墩圳隨後並曾在清乾隆年間、清道光年間至日殖時期歷經四次拓展延伸水利灌溉範圍。清乾隆年間並有原籍閩南漳州而入墾芝蘭堡（今台北士林）的移墾漢人利用當地凱達格蘭族原住民已經開鑿留下的番仔沸井泉水水源興築番仔井圳。此外，入墾台北盆地北部今日士林北投一帶的閩南漳泉兩府移墾漢人也相繼開鑿興築了自外雙溪支流磺溪取水的八仙圳以及唭哩岸圳、磺溪內圳、磺水下圳、十八份圳、草山一圳和金合興圳等諸多水圳水利灌溉系統。

 

一七三六年，原籍漳州南靖、幼年即隨父渡台利用八堡圳入墾彰化埔心莊（今彰化埔心）等三莊的郭錫瑠隨族人北上台北定居於大加蚋堡興雅莊（今台北信義與台北大安），郭錫瑠本欲利用陂塘興建圳道灌溉，但因陂塘只能仰賴天候積蓄雨水再加上土石淤積，隨著拓墾田地擴大，水源漸感不足；一七四○年（清乾隆五年），郭錫瑠變賣家產創「金順興」號率眾前往新店溪上游的青潭溪（今新北新店）開鑿水圳，卻因侵入當地泰雅族原住民領地而受到攻擊，耗費十多年卻苦無進展。一七五三年（清乾隆十八年），郭錫瑠轉而與大坪林五莊墾首蕭妙興等人合組「金合興」號接續引水工程而終於一七六○年完竣「青潭大圳」（上埤大圳），大坪林五莊再築渠道和給水路「大坪林圳」灌溉大坪林地區（今新北新店），瑠公則另條渠道幹道通過新店地區再先以木梘後改為暗渠導水興築「瑠公圳」跨越景美溪灌溉大加蚋堡東南地區（今台北文山景美、台北中正公館、台北大安、台北信義、台北松山與新北新店）廣大平原地區。一七六五年八月間，颱風襲擊台北，山洪爆發使得瑠公圳暗渠全毀，郭錫瑠抑鬱成疾而於同年底病逝。其子郭元芬繼承父志重建整修瑠公圳，並於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將取水口改至碧潭（今新北新店）現址並另築導水渠道通往景美溪梘而為「下埤大圳」。其後，郭錫瑠與郭元芬父子後人則因缺乏資本再度修復災損嚴重的瑠公圳而將瑠公圳多數股權與郭錫瑠家族所掌握的大加蚋堡股權陸續相繼售予板橋林家渡台第二林平侯所成立的林安邦墾號以及板橋林家第三代所成立的林本源墾號。

 

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原籍閩南漳州龍溪的林平侯隨其父林應寅渡海來台落腳新莊街（新北新莊），林平侯經營米業與鹽業並在林爽文事件中因物價暴漲而糶米致富，林平侯並捐官入仕而歷任新竹縣丞與廣西柳州知府，後來則辭官專心經商並因新莊街泉州籍勢力強大而於一八一八年避居大姑陷（今桃園大溪），板橋林家隨後逐漸掌握了大嵙崁港為中心的大漢溪流域米、茶和樟腦等河運貿易，林平侯的兩個兒子成立了林本源商記並遷居板橋而在板橋建築具有護城河的城垣以防範大台北盆地不時爆發的漳泉分類械鬥，林平侯父子兩代透過購入郭錫瑠家族瑠公圳多數股權與大加蚋堡部份股權的方式而成為大地主；板橋林家隨後化被動為主動而多次捲入大台北盆地的漳泉械鬥，一八五九年大台北盆地漳泉械鬥再度爆發，漳泉雙方分別聚眾聚兵數千相互攻擊，北起八芝蘭二堡南至興直堡的大台北盆地全面陷入分類械鬥一片火海的血戰之中，港仔嘴（今新北板橋江翠）、瓦窯（今新北中和與新北永和）、加蚋（今台北萬華雙園）與八芝蘭（今台北士林芝山）等各莊均付之一炬。板橋林家的林維源隨後將其妹許配給泉州籍舉人莊正，並由板橋林家出地出資興建由莊正主持的「大觀義學」（位於今日新北板橋）廣收漳泉兩籍優秀子弟一起合學讀書吟詠，同時也在大觀義學合辦大觀書社，每月集合漳泉兩籍文人雅士聚會品評詩文，藉此獎勵文風、消弭兵戎而促進漳泉和諧；而為了減少漳泉雙方再度械鬥，一八七九年台北開府建城時，板橋林家也捐建了重熙門（小南門）以便板橋林家族人與台北盆地一帶漳州籍人士可以避開掌握艋舺港口碼頭的泉州三邑籍勢力而順利出入台北城。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波及台灣，欽差大臣、淮軍名將銘軍領導人劉銘傳以巡撫身份來台主持防務，板橋林家林維源捐餉協助劉銘傳幫辦台灣防務並出任墾務大臣而成為「紅頂商人」，一八九○年（清光緒十六年），林維源出任太僕寺正卿，一八九四年慈禧太后六○大壽用銀七百萬兩，戶部撥銀四百萬兩，其餘三百萬兩由各省、官報效，林維源進奉三萬兩而成為以個人名義進奉最多者；林維源並曾在參觀盛宣懷的蘇州名園留園之後大舉擴建板橋林家花園。

 

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原籍閩南漳州漳浦的吳沙渡海來台，於淡水上岸後移居三貂與凱達格蘭族原住民各社從事貿易活動；一七八三年，吳沙以吳郁春墾號名義取得三貂嶺立丹社（今新北貢寮）土地墾照並招佃入墾。一七八七年，吳沙自組墾號率眾兩百餘入墾本為平埔族噶瑪蘭族傳統領地的蛤仔難（蘭陽平原）；一七八八年，吳沙協助清王朝平定林爽文事件有功而受封「武信郎」；一七九六年（清嘉慶元年），吳沙率眾千餘人攻佔烏石港（今宜蘭頭城）卻受到噶瑪蘭族原住民激烈反抗而死傷慘重，吳沙之弟吳立亦於此役中陣亡，吳沙只得率眾撤回三貂角。一七九七年，蘭陽平原噶瑪蘭族原住民因天花疫情病死者眾，吳沙以漢方醫治原住民，隨後並乘機入侵頭城（今宜蘭頭城）地區，吳沙所部以同籍的漳州墾民為主並加上許多泉州籍墾民與客家籍墾民，以組織嚴密的十數人為一結、數十結為一圍的組織陸續佔領開發頭圍、二圍與三圍地區，最終佔領宜蘭，《宜蘭縣誌》記載「惟當時吳使用火器甚猛，平埔族終於不敵潰走，撤至西勢之哆囉美遠、珍仔滿力、辛仔罕三社為後圍，吳乘勢侵入，沿途無敵，遂入頭圍。」，其後，吳沙擔心私墾獲罪，遂於一七九七年稍後親往淡水廳請墾蛤仔難而獲得清王朝淡水同知何茹連同意，清王朝封吳沙「吳春郁義首」戳，一切頗聽其便。隔年，一七九八年（清嘉慶三年），吳沙病逝，其夫人率族人繼續開發而至五圍（今宜蘭宜蘭市）。一如美國拓墾大西部的大篷車隊面臨印地安原住民抵抗等挑戰與困難時需要有一定的同鄉等情誼才能保持長期團結，採取武力拓墾策略的吳沙拓墾隊伍亦應如此，然而，事實上，或許由於一六八三年施琅平台後康熙大帝堅持隨即改變原本意在對明鄭東寧王國堅壁清野的海禁與遷界政策並自一六八四年起設立江浙閩粵四省海關而改採開海政策後閩南漳泉各港商業團體與一般民眾已知茶葉貿易利益並知道英國人等西方國家貴族富商均頗嗜飲紅茶等茶葉，當時做為山地丘陵產茶省份的福建沿海各港口應該已有不少的華人茶葉貿易商而甚至有從事相關貿易的航運商，一七五七年清王朝乾隆大帝因為中國禮儀之爭與相關的政教權力爭執以及天主教傳教士介入清王朝繼承政爭等因素而在禁教之餘也改採全面限制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西方國家船隻前來中國沿海各港口從事茶葉等中國貿易的一口通商政策，由於一口通商僅限制西方國家船隻來華從事中國貿易卻不禁止中國航商船隻載運茶葉等中國商品前往新加坡等南洋地區與西方國家貿易商進行外埠中國貿易交易，做為產茶大省且英文的茶葉 (Tea) 一辭亦來自閩南福佬語的福建南部的漳泉兩府商人與民眾在清王朝改行一口通商之後想來應有不少受到清王朝改行一口通商政策後英國等西方國家貴族富商對紅茶等中國茶品的持續暢旺需求的中國貿易利益所趨而轉而從事茶葉等中國商品的或合法或走私的南洋航運貿易，新興的茶葉等中國商品航運貿易相關工作自然會吸納許多閩南漳泉兩府因山多田少但人口成長過速而不得不離農的剩餘人口並因此同時減少了閩南漳泉兩府剩餘人口前往耕地日益飽和而且新開發耕地亦日漸減少的台灣從事拓墾佃耕等工作的人口驅力趨向動機，吳沙武裝拓墾隊伍已經明顯無法招募充分比例的與原籍漳州的漳州籍墾民參與而必須招募大量的泉州籍墾民與客家籍墾民才能有效掌握相對於人口多數的噶瑪蘭族與猴猴族等平埔族原住民的兵力總數與火器武裝優勢，一七九七年與當地噶瑪蘭族原住民間的頭圍戰役慘勝未久，吳沙武裝拓墾隊伍就於同年稍後爆發了泉粵械鬥，隨後也接連爆發了一八○二年的漳泉械鬥，並在泉州同安籍的大海盜蔡牽於一八○六年至一八○七年間入寇蘭陽平原後可能因蔡牽海盜勢力的短暫介入擾動了蘭陽平原既有的漳泉勢力均衡而於一八○九年再度爆發漳泉粵原大械鬥，其中，客家籍墾民往往支持在當地入墾漢人中同屬少數的泉州籍墾民，而在一八○九年的漳泉粵原械鬥過程中，漳州籍墾民進一步佔領拓墾了噶瑪蘭族與西部平原遷入蘭陽平原的平埔族各族各社所組成的阿里史社（今宜蘭羅東）的傳統領地並因而介入拓墾了本為泉州籍墾民為主的溪南（今宜蘭羅東等蘭陽溪以南之地）地區。為了避免蘭陽平原與烏石港成為海盜淵藪，一八一○年，閩浙總督方維甸因漳泉械鬥來台巡視，噶瑪蘭族平埔族頭目包阿里與漢人何繪於艋舺向其上呈戶口清冊請求將噶瑪蘭納入版圖，方維甸遂上奏摺請求「設官經理」並派遣台灣府知府楊廷理與巡檢胡桂前往勘察，為防範蘭陽平原又成海盜巢穴淵藪，楊廷理遂於同年稍後擇定五圍（今宜蘭宜蘭市）建築夯土城，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噶瑪蘭正式設廳。

 

明鄭時期與明鄭覆滅入清後，大多原籍閩南粵東的台灣西海岸各地漢人移墾勢力以台南府城一帶為中心開始逐步向南與向北拓墾發展，而隨著漢人的拓墾與部份平埔族各族各社人群的相繼漢化水稻田精耕農業化，由南到北的台灣西海岸各地紛紛再度浮現清初康雍乾盛世之後清中葉起中國華南與華中各省陸續出現的人口過剩與人均耕地大幅下降的人口與土地問題，再加上渡臺禁令下許多來台漢人無法攜眷來台長居甚至落地生根故而往往志在短期工作或拓墾以俾一定時期之後以出售永佃權等方式結算獲利後返回大陸原鄉，年輕單身漢人或漢化平埔族人口的增加以及在工作機會較多且新興墾首招佃拓墾機會也較多的市鎮地區大量聚集的現象，往往使得對於清王朝台灣官府的貪腐問題等政治社會問題的抱怨不滿情緒易於在聚集市鎮且往往經常面臨失業等經濟壓力的眾多單身男性之間快速傳播累積，故而，儘管由於清中葉以後中國華南與華中一帶人口快速成長造成人均耕地大幅下降與糧食短缺，再加上廣東廣州珠三角地區、浙江杭州等地以及太湖流域等江蘇江南地區將大量耕地轉用於種桑養蠶紡絲而使得清中葉以後中國華中與華南一帶的糧食短缺問題更加惡化，各地往往發展出水稻田魚菜共生的方式涵養水稻田肥力地力並增加魚蝦等蛋白質來源的生產供應，廣東廣州等珠三角一帶甚至自東北地區輸入大豆製作的豆餅做為肥料以施肥維護水稻田等農田的地力生產力，但華中與華南東南沿海各省在清中葉以後的糧食短缺問題仍然使得台灣西岸各地平原丘陵漢人移墾與興築水圳灌溉系統所大量增產的稻米在中國南方市場上的價格居高不下，同時期的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蔓延伊比利半島與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時法國入侵伊比利半島西葡兩國建立拿破崙家族傀儡政權之際，中南美洲的伊比利島殖民者未與黑人或印地安人混血的在中南美洲土生土長後代克里奧 (criollos) 殖民地地主仕紳菁英階級於是相繼趁機宣布脫離伊比利半島上的西葡兩宗主國宣布獨立而陸續建立了獨立的墨西哥與巴西等伊比利半島殖民者後代克里奧大莊園主勢力主導的中南美洲國家以便排除過去利用在伊比利半島本土獲得爵位空銜以及殖民地總督以降各種各等級殖民地行政官員職位並因而在中南美洲西葡殖民地享有特權利益的半島人 (peninsulares) 勢力並防範印地安部落與黑人奴隸如一七九一年在飽讀法國啟蒙主義著作的黑奴之子杜桑‧盧維杜爾 (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 領導下爆發的海地革命並最終在一八○四年一月發表《海地獨立宣言》正式脫離法國殖民統治建立獨立的加勒比海黑人國家般受到法國大革命影響啟發並因此起而革命，事實上，遠在利用拿破崙戰爭伊比利半島宗主國本土陷入戰火之際宣布獨立之前，這些在中南美洲土生土長的伊比利半島西葡殖民者未混血後代克里奧殖民地地主仕紳菁英階級早就歷經三百年漫長歷史長期建立起往往以協助文明化為籍口實為奴役當地原住民印地安人的委託監護 (Encomienda) 強迫勞動制度且後來更透過大西洋三角貿易自西非進口黑人奴隸以提供廉價勞動力以利透過採取大莊園 (hacienda) 大面積商業性種植園的經營方式以便大量生產蔗糖、咖啡、香蕉、牛肉與小麥等糧食作物的各種供應外銷為主大宗農牧產品，這些中南美洲大莊園所生產的大宗農牧產品往往容易受到出口市場的需求變化乃至於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的期貨炒作而出現價格劇烈變動甚至不時出現因拓墾生產過剩或者因出口市場飲食偏好變化而出現價格一夕暴跌的慘況，然而，儘管清中葉台灣各地漢人墾號大莊園所拓墾商業性生產的大量米糧在當時中國華中與華南沿海各省的價格始終居高不下而未如中南美洲西葡殖民地大莊園商業性生產的大宗農牧產品般價格受到種植面積快速擴大與國際市場需求變化等種種因素影響而不時劇烈變動且時有一夕暴跌的慘況，但在眾多不時面臨失業問題等經濟壓力而易於累積不滿情緒的俗稱「羅漢腳」的離鄉漢人或漢化平埔族年輕單身男子在台灣各地開發未久的漢人市鎮尋找招工或招佃工作機會的長期聚集與資訊快速流通的情況下，一但遇到歉收荒年等週期性經濟危機爆發之時或者出現激烈的官逼民反的清王朝官府與營兵壓迫引爆反抗情緒之時，往往就會爆發星火燎原而蔓延全台各地的週期性社會動亂與反抗官紳欺壓與社會不公義的「原始的叛亂」民變起義，曾於清道光咸豐年間出任台灣兵備道（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三年）後並曾於清同治年間（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六年）出任福建巡撫的清王朝知台治台大臣徐宗幹甚至曾有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評語。

 

清代台灣爆發超過百起以上的民變起義，早期大多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其後則雖仍有號召反清復明者，但已大多轉為直接主張殺貪官為號召了。其中，又以一七二一年（清康熙六十一年）爆發的朱一貴事件、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爆發的林爽文事件與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爆發的戴潮春事件為清代台灣各地爆發的歷次民變起義中蔓延最廣而持續最久者，三者並稱清代台灣三大民變。

 

一七二○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清王朝台灣知府王珍以鳳山知縣懸缺而自攝鳳山縣政，後因福建巡撫呂猶龍於同年題參王珍等虧空官銀十五萬兩，王珍為彌補財政漏卮遂令其次子代攝鳳山知縣，王珍次子遂巧立名目向農民等各行各業鳳山縣民眾橫徵暴歛，一七二一年三四月間，原籍漳州長泰而在鴨母寮（今高雄內門）養鴨為業的朱一貴與原籍潮州海陽而在下淡水南岸的新白寺—檳榔林（今屏東內埔）一帶佃耕的杜君英在羅漢門（今高雄內門）起事，參與起事密謀者旋即於大小岡山一帶召集千餘壯丁，偽託朱一貴為明太祖後裔而高舉「大元帥朱」旗號召反清復明並於當晚夜襲岡山塘（今高雄阿蓮），朱杜起義軍在攻陷鳳山縣城後隨即北上攻打台灣府城，知府王珍與眾多文武官員搭船逃往澎湖，朱一貴在府城大天后宮登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並廢薙髮令。同年稍後，諸羅縣人賴池起事攻陷諸羅縣治，許多舊明鄭將校武官舉事響應，自此自諸羅至下淡水盡入朱杜集團掌握。其後，朱一貴與杜君英在府城內因權力分配問題發生衝突，朱杜起義軍中使用泉漳片福佬話的閩籍墾民與使用潮汕片福佬話的粵籍墾民和粵籍客家農工之間的長期矛貭全面爆發，府城內朱杜相爭內鬥最後以杜君英敗走貓兒干（雲林崙背）結束，而於此同時，下淡水溪一帶原籍閩西汀州與原籍粵東潮州北部南嶺山麓丘陵地帶（後來的嘉應州）未附眾起事的客籍墾民組織民兵分為七營（六堆）並結合鳳山八社馬卡道族平埔族原住民沿下淡水溪南岸布防，朱一貴派兵進擊卻重挫潰敗。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聽聞事變後，先派兵一千七百名赴台支援，隨後並調集兵糧而於六月一日偕同南澳總兵藍廷珍率水陸軍自廈門出發，在澎湖會同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所部後率領一萬八千大軍向台灣進發，清軍水師抵達鹿耳門後迅即攻下安平港而攻入台江內海，安平至西港各地均有民眾支援清軍反對朱一貴，六月二十三日，清軍攻入府城，朱一貴敗走大穆降（今台南新化），最後於閏六月五日敗走溝尾莊（今嘉義太保），當地漳州籍墾民聯合六莊鄉丁設計擒拿朱一貴解送清軍，清軍隨後藉機發動歷時長達兩年的清鄉掃蕩徹底拔除南明殘餘軍隊，施世榜受覺羅滿保之命為參軍事而隨藍廷珍與施世驃來台處理並自行備糧募勇前往琅嶠（今屏東恆春）與阿猿林（今高雄大樹）追擊搜捕朱一貴殘部後召集並協助復業的兩千難民之中推測應該有不少就是隨舊明鄭將校武官舉事響應朱一貴事件的舊明鄭屯墾軍隊於朱一貴失敗後投降卻又面臨清軍清鄉掃蕩壓力故轉而接受施琅家族留台成員施世榜家族墾首貿易集團庇護者，這兩千難民於朱一貴事件後應該大多薙髮而隨施世榜前往半線八堡一帶開墾，朱一貴等人最後在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被凌遲處死，棄守逃亡的清王朝台灣府文武官員也被押回台灣處斬於市，官逼民反引爆朱一貴事件的台灣知府王珍儘管早已病逝但仍被下令開棺戮屍示眾以平息民怨。

 

一七八六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一月間，由於清王朝台灣知府取締天地會而逮捕了天地會領袖林爽文叔伯，林爽文遂率軍劫獄反抗，由於清王朝治理台灣向來存在著官吏貪污與班兵腐敗等問題，林爽文起事後響應者眾，林爽文迅即攻下彰化縣城並殺害清王朝台灣知府等文武官員，林爽文隨即率起義軍北上，獲北路群眾舉事響應而攻陷竹塹城，林爽文起義軍隨後殺害了駐在竹塹城的清王朝淡水同知並建號「順天」，攻陷竹塹城後，林爽文轉而南下攻打諸羅縣城並獲鳳山天地會領袖莊大田聚眾起兵響應，二月間，全台除了台灣府城、諸羅縣城與中部海港鹿港之外全數落入林爽文起義軍掌握；其後。由於林爽文起義軍大多原籍漳州，但其起事攻打的鹿港、艋舺、竹塹與北港等河港或海港大多為漢人移墾開發早期與明鄭集團或施琅集團關係匪淺的泉州籍移民所長期控制的地區，全台各地於是隨著林爽文起義軍的南征北討而爆發了大規模的漳泉械鬥，北台灣泉州籍人士遂組織泉州義民軍配合清軍防衛自保，而由於林爽文起義軍也多次攻打南台灣六堆（今高雄美濃、高雄六龜、高雄杉林、屏東新埤、屏東佳冬、屏東長治、屏東麟洛、屏東內埔、屏東竹田與屏東萬巒）一帶與北台灣桃竹苗一帶的客家莊，桃竹苗與六堆客家墾民也組織客家義民軍配合清軍防衛自保；閩浙總督聞變急令福建將軍恆瑞會同福建水師提督與福建陸路提督率四千清軍赴台，收復諸羅與鳳山縣城後鳳山縣城又被莊大田攻下而陷入拉鋸戰，清王朝隨後急調浙江與廣東清軍一萬人赴台支援，不久後又再加派七千兵員，雙方對峙台灣府城，十二月中，清王朝派遣陝甘總督、大學士福康安與參贊大臣海蘭察率綠營八千兵員自泉州籍勢力控制的鹿港登陸，上岸隨即再招募團練六千人並取得台灣各地平埔族與高山族原住民戰士參戰支援，以總兵力一萬四千大軍與林爽文三萬起義軍對峙，八卦山戰役後，林爽文敗走水沙連（今南投魚池）等地，一七八八年二月間，老衢崎頂（今苗栗竹南）民眾生擒林爽文解送清軍，林爽文隨後被解送北京凌遲處死示眾，大陸原籍祖墓被刨盡而原籍家族也受到連坐。一七八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為獎助支援清軍固守待援的諸羅縣義民的義舉，乾隆大帝遂將諸羅改名為「嘉義」；一七八八年，乾隆大帝從福康安之奏議下令敕建鹿港新天后宮（敕建天后宮、新祖宮）並下詔晉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天后」，鹿港敕建天后宮廟前並立有「文武官員至此下馬」的碑文。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大帝作《十全武功記》紀念其統治期間的重要武功，其中就將平定林爽文事件而「靖臺灣」就列入其十全武功之一。

 

原籍漳州龍溪的戴潮春為四張犁莊（今台中北屯）大地主，家族世為台灣北路協稿識，家境優渥且為書香門第；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嘉義爆發張丙事件，戴潮春出資招募鄉勇保衛莊堡而於事平後以軍功蒙賞八品頂戴；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戴潮春出任北路協稿識並率鄉勇協助彰化知縣逮捕惡棍，嘉義營參將武進士夏汝賢卻因聽聞戴家富裕而向戴潮春索賄未成故而反將戴潮春革除伍籍，戴潮春於是發展天地會組織假名團練自組鄉勇三百人協助知縣捕盜而有益於行旅百姓。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春，天地會擴張過快而已非戴潮春所能節制，新任彰化知縣與台灣兵備道發動查辦天地會，戴潮春遂率天地會起事並於三月二十日攻陷彰化縣城，台灣縣、鳳山縣與嘉義縣的天地會會眾隨即殺汛弁舉事響應，但由於戴潮春與阿罩霧林家向有宿怨加上清王朝台灣當局挑撥漳泉不合，漳州籍的阿罩霧林家與大多為泉州籍的鹿港財閥勢力並未支持戴潮春，天地會的泉州籍會眾也多有叛逃者。戴潮春事件爆發後，向來依賴台灣供應糧食的福建台灣白米價格暴漲而引發惡性通貨膨脹，清王朝閩浙總督慶瑞遂緊急調軍赴台處理，台灣知府洪毓琛也緊急成立籌防局應對並向外國洋行籌借十五萬兩銀做為軍費而承諾以關稅抵還，但戴潮春起義軍聲勢卻依然不衰，一八六三年，戴潮春持續攻打鹿港與嘉義，同年十一月，清王朝於是調派本於一八五四年時起擔任福建水陸路提督而在福建對抗太平天國的阿罩霧林家林文察率部返台會同新任台灣兵備道丁日健以數千清軍趁戴潮春率彰化縣城的天地會眾前往攻打鹿港城防空虛之際襲奪彰化縣城；一八六四年正月，戴潮春為保全會眾而向丁日健投降，卻因言語不屈而為丁日健下令斬殺，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中歷時最久的戴潮春事件終於落幕。其中，祖籍漳州詔安而父祖兩代均為潭仔墘大埔厝莊（今台中潭子）詔安客家地主佃作的客家人林其中先以鄉勇於一八五四年隨出身阿罩霧林家的福建水陸路提督林文察率部赴福建對抗太平天國，林其中隨軍赴閩後在建陽、建德與汀州等戰役中屢建軍功而為時人稱為「大老」，一八六三年，林其中隨林文察率師回台鎮壓戴潮春事件，事平後，林其中因軍功獲頒軍功四品銜賞戴花翎並於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開始興建「摘星山莊」（位於今台中潭子）以便致仕榮歸安享餘年，摘星山莊最終於一八七九年建成，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林其中逝世後並獲清王朝朝廷誥授二品頂戴昭勇將軍。

 

除了官紳欺壓、官逼民反所引發的因社會不公義而起的「原始的叛亂」民變起義之外，相較於中國大陸華中與華南各省開發拓墾較晚的台灣民風自然較為強悍，再加上渡臺禁令禁止攜眷來台的清代早期治台政策下俗稱「羅漢腳」的眾多年輕單身新渡台閩南粵東漢人與一部份因部落土地被移民漢人侵墾或漢化水稻田化後部落人口增加而脫離部落的漢化平埔族人在市鎮地帶長時期等待尋找搬運工等工作機會或者新墾照新墾號招佃開墾取得佃耕農地機會並往往不時處於失業而經濟困難狀態，而其中為數眾多的新渡台年輕單身漢人往往以方言口音相近的原籍同鄉群體而在市鎮地區分群分類聚集共同生活，一遇上荒年歉收等週期性經濟危機造成市鎮工作機會與新墾區招佃開墾機會銳減的社會經濟危機時刻，往往也容易因為對於經濟危機時期的市鎮碼頭已經大幅減少的各種工作機會而發生爭搶對抗，而在經濟繁榮時期已經因為台灣各地的陸續開墾而逐漸出現新墾耕地日漸減少的土地耕作權與灌溉水源水權的爭奪現象在面臨經濟危機之時自然會進一步惡化成為公然對立械鬥，也就成為清代台灣因新移墾漢人與漢化地區性質而全面浮現的遠比中國大陸閩粵贛三省交界山地丘陵地帶與廣西其他省份部份地區因入清之際的流寇與明清之間戰爭死傷慘重與客家族群入墾各人口銳減地區造成的客家民系與各地廣東珠三角廣府人與閩南漳泉和粵東潮汕福佬人等土著漢人族群之間在清中葉之後日益激烈的「土客衝突」——鴉片戰爭後簽訂中英《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使得原本廣州一口通商下的珠三角經濟榮景面臨新開放條約口岸的貿易競爭壓力，從而使得當地廣府人的就業情勢出現重大危機並有發展成為社會危機的可能，廣府人遂雇用歐洲僱傭兵攻打清初入墾珠三角西部四邑地區的客家族群，築有土樓防禦工事的廣東四邑客家族群最終不敵而不得不退往嘉慶直隸州故地——更為經常爆發且往往更為激烈持久且往往容易再度反覆爆發的「台灣分類械鬥」。

 

與中國大陸閩粵贛三省交界山地丘陵地帶與廣西其他省份部份地區在清中葉以後新入墾明清之際因戰亂造成人口銳減地區的客家族群與當地土著漢人族群之間日趨激烈的「土客衝突」有所不同的是，由於一六八三年明鄭覆滅入清之初實施的渡臺禁令包括了禁止包括粵東潮惠兩府移民渡台的禁止「隔省流寓」政策，故而入清早期渡台漢人移民與同樣系出鄭芝龍鄭氏海上集團的明鄭集團與施琅集團一樣絕大多數來自閩南漳泉兩府，閩西汀州與清雍正年間自漳州析出的龍岩直隸州的客家族群亦因原鄉並不靠海缺乏出海港口故而渡台者甚少，直至一七三一年渡臺禁令有所調整而開放漢人憑照攜眷來台之後才有較多粵東客民舉家舉族渡台移墾，故而，渡台客家移墾人群在渡台之後大多前往開墾閩南漳泉移墾人群與漢化且往往福佬化的平埔族各族人群尚未開墾的近山丘陵與鄰近丘陵的小塊平原地帶，閩客兩大族群的開發拓墾區域自始就有一定程度的區隔，往往僅在閩客兩大族群開墾地盤交界地帶的平原丘陵交界處發生短暫的閩客械鬥後就確立了閩客兩大族群的開墾地域界線，而同屬閩南福佬人的漳泉兩府移民則因為墾民往往隨著分屬漳泉原籍的墾首墾號從台灣府城向北紛紛入墾台灣各地並因而成為具有漳泉原籍同鄉高度凝聚力的在地開墾耕地村莊社區，自然也就容易與入墾同一地區鄰近拓墾耕地但原籍漳泉不同的墾首墾號與佃戶墾民所建立的漳泉不同籍村莊社區之間因為耕地與水權等種種利益衝突而不時爆發衝突程度極為激烈且又因為新來漳泉墾民的不時移入等因素而往往易於反覆復發爆發而蔓延廣泛台灣各地地域的族群世仇「漳泉械鬥」。

 

因此，清代台灣不斷爆發的分類械鬥往往首先是「原漢械鬥」，即傳統領地受到閩南漳泉兩府移民為主的早期漢人屯墾民與移墾民入侵侵墾大幅壓縮而無法沿續平埔族各族傳統的粗耕遊耕兼營狩獵採集的農業技術較原始的營生生活方式的平埔族各族與入墾漢人之間的衝突，其中並有部份是平埔族部落因漢人入墾者承諾的番大租未如期繳交的欺瞞情事或者漢人違約擴大移墾區而爆發者，除了部份平埔族人退往丘陵與山地地帶之外，許多平埔族人最後往往不得不舉社舉族集體接受漢化以及接受漢人的農耕技術與水利技術而進行水稻田精耕農業化。緊接著就是在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事件爆發以及一七三一年渡臺禁令調整開放漢人憑照攜眷來台後移墾台灣的客家族群有所增加之後，較早來台移墾的閩南漳泉兩府漢人移民發現新近出現在這些漳泉兩府移民已移墾數代的平原地帶邊緣的丘陵近山地帶與鄰近小塊平原地帶的客家族群移墾人群已然日益增加並因而感受到自身移墾耕地區域可能受到晚近移墾的客家族群擠壓的耕地與水源競爭壓力，因而隨著台灣南北各地的逐漸開發拓墾而相繼爆發「閩客械鬥」，閩客械鬥的結果往往是晚近來到的客家族群退保丘陵近山地帶以及部份客家族群福佬化為「福佬客」因而確立閩客兩大族群的移墾區域地盤界線。第三則是在隨著閩客移墾區域界線確立之後，隨著漳泉兩府新渡台移墾漢人與已入墾漢人的人口自然增長而再度出現耕地漸感不足的佃耕機會競爭以及港口碼頭搬運工工作機會的爭奪競爭壓力而在台灣南北各地歷時百餘年不斷爆發「漳泉械鬥」。第四則為較早落腳開發台北盆地淡水河流域河港與淡水海港轉口港的艋舺（今台北萬華）的泉州三邑人（晉江、惠安與南安）商會頂郊與清代同樣劃歸泉州的泉州同安人（廈門、金門與龍海）商會下郊—廈郊之間為了艋舺碼頭泊船權利與三邑人艋舺龍山寺與同安人霞海城隍廟之間的鄉土神祗祭祀圈區隔以及三邑人艋舺龍山寺祭祀圈共同支持的義渡、義倉、道路、賑災、稅金甚至團練與巡更等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挹注發展排除掌握廈門轉口貿易的同安人聚居區而爆發的商會公會利益衝突「頂下郊拚」，其中，部份台灣史研究者也指出，泉州同安人的大陸原鄉實際上較泉州三邑偏南而較接近清代漳州，並可能因此而在十八世紀末葉的大台北盆地漳泉械鬥之中，泉州同安人立場較為中立而較少支援泉州三邑人而引發泉州三邑人的不滿情緒，故而，頂下郊拚可能實為漳泉械鬥的餘波盪漾，頂下郊拚最後結果是同安人房屋全數被焚毀而不得不退出艋舺碼頭轉往大稻埕（今台北大同）另建商埠並興建霞海城隍廟。第五則為台灣各地以原鄉原籍做為分群分類基礎的族群分類械鬥告一段落後，除了台灣各地仍然不時爆發的漳泉械鬥與部份地區仍然不時爆發的閩客械鬥之外也陸續爆發了包括宜蘭和興福興挑夫械鬥與宜蘭西皮福祿械鬥在內的各種爭奪挑夫工作機會或節慶樂器樂隊服務業工作機會等的職業團體械鬥。而由於台灣的漢人移墾大致上乃自台南府城逐步向北發展，漢人移墾開發轉晚的台灣中北部往往因為新墾地民風強悍的自然特性而使得台灣中北部尤其是大台北盆地的分類械鬥沿續較久且經常與海盜入寇和民變起義等台灣社會動亂發生複雜的交互作用，直至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建省之後台灣各地仍然不時零星爆發各種分類械鬥。

 

清王朝對於清代台灣分類械鬥往往採取縱容與利用的策略，透過閩客漢人之間的矛盾以及漳泉漢人福佬人之間的矛盾，當清代台灣社會爆發民變起義之時，清王朝也就得以有效利用這些分類械鬥下的台灣漢人族群之間的矛盾乃至於平埔族與高山族原住民利用清王朝軍隊平衡緩解入墾漢人不斷侵墾傳統領地的生存空間壓縮壓力的原漢矛盾來迅速地取得台灣社會內部一部份族群的仕紳與墾民的支持而迅速地鎮壓平定動亂；然而，一旦這些分類械鬥造成的台灣社會動亂情勢不利於台灣墾號墾民生產中國大陸福建與華中與華南各省亟需的米糧而甚至有一步蔓延引爆民變起義的潛在危機時，清王朝就不得不調動軍隊介入以綏靖地方情勢，而除了清軍於戰鬥剿殺的械鬥參與者之外，不少被清王朝官方逮捕的械鬥參與者也往往被流放發配清王朝亟需增派屯墾兵員軍戶屯民以鞏固邊政邊防的新疆和黑龍江等清末之前均尚未建省的邊疆省份地區，其中，十八世紀末清王朝刑部朝議並以「積匪猾賊歷年發遣新疆者為數太多」而將部份台灣分類械鬥參與者「改發雲、貴、兩廣煙瘴地方」。而各地墾首仕紳大老也往住只得在械鬥事件平息之後出資收葬參與械鬥各方死者並建立有應公祠祭祀或將死者奉祀於當地供奉開墾與械鬥死難者的大眾廟，福佬話並有「少年若無一回空，路邊哪有有應公」的勸世諺語。

 

清代台灣各地不斷爆發的閩客械鬥與漳泉械鬥等分類械鬥往往也造成台灣社會各地不時發生高度分化對立而至於激烈械鬥的強調打倒非我族類他者的分類械鬥全面對抗，而在漢人移墾後居於武力劣勢與農業技術與工藝技術劣勢的平埔族各族原住民面臨或漳或泉或客的不時爆發強調辨識打倒非我族類他者的分類械鬥的清代台灣社會情勢常態，除了部份部族選擇遷徙後山或台灣西岸山地地區之外，多數平埔族各族各社往往也因為分類械鬥下漳籍、泉籍與客籍入墾漢族人群之間非我即彼而不接受中立狀態的經常性全面對立械鬥而不得不選擇以殘存部族與殘存傳統領地舉族舉社全面漢化水稻田精耕農業化。

 

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事件爆發後，除了朱一貴起義軍內部爆發朱一貴領導的使用漳泉片福佬話的閩籍福佬人與杜君英領導的使用潮汕片福佬話的粵籍福佬人之間的內訌分裂之外，下淡水南岸未參與反清起義的六堆客家籍墾民也組織民兵集結自保以抵抗朱一貴所部起義軍，並可能因此引起台灣閩南漳泉移墾漢人對於中國大陸原籍原鄉土客衝突經驗的再度回憶疑慮，同時，下淡水南岸六堆客家墾民於朱一貴事件時組織民兵對抗朱一貴而於事平後被清王朝封為義民，而部份原籍閩南漳泉的舊明鄭將校卻曾於朱一貴事件爆發時起兵舉事響應偽託明冑的朱一貴起義軍並因此而於事平後引來清軍藉機發動長達兩年的清鄉掃蕩，可以想見，閩南漳泉墾民自然會高度關切擔憂較為晚近渡台移墾的客家墾民可能利用其清王朝義民身份而獲得往往自外省派任的台灣知府與各縣知縣的清王朝台灣官府撐腰支持從而藉機擴張其移墾地盤乃至於侵奪閩南漳泉兩府墾民自荷屬東印度公司至明鄭時期再到施琅平台後入清早期早已控制數代的移墾地盤；因此，一七二一年年底朱一貴事件事平後，一七二二年起鳳山南北路陸續爆發多次閩客械鬥並連帶造成大武山周邊的傀儡番高山族排灣族與魯凱族傳統領地受到漢人勢力入侵，期間甚至一度驚動隨其堂兄南澳總兵藍廷珍來台鎮壓朱一貴起義軍的藍鼎元出面調停卻仍爭鬥不休，一七五一年台灣縣爆發閩客械鬥後緊接著在台灣縣當地爆發了漳泉械鬥，當地客家人群遂大舉離開台灣縣北上移墾位於當時由三邑與同安泉州籍墾民所組成的陳賴章墾號自一七○九年請墾獲准後北上開墾發展的大加蚋堡外圍地帶的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峰仔峙社（今新北汐止）傳統領地。其後儘管閩客兩大族群仍爆發了一七六八年的岡山汛（今高雄岡山）閩客械鬥及可能由其擴大而來的一七六九年鳳山縣閩客械鬥等零星的閩客械鬥，但由於當地閩客兩大族群的拓墾地盤界線逐漸確立，其後，除了閩客兩大族群拓墾區域不夠明確的部份區域仍偶爾爆發零星的閩客械鬥之外，台灣中南部的分類械鬥大致上以蔓延廣大區域而參與械鬥者眾多的漳泉械鬥為主，一八六五年的嘉義北港漳泉械鬥後，漳州籍墾民集中移居清雍正年間即已建立諸羅縣笨港縣丞署的北港溪南岸的新港街（今嘉義新港）並供奉新港奉天宮媽祖信仰，而泉州籍墾民則集中留居在自一六二四年漳州籍海盜與海商領袖顏思齊率部建立隨後並由泉州籍海盜與海商領袖鄭芝龍繼起領導而建立起鄭氏海上集團的魍港（今雲林水林與雲林北港）海盜眷屬聚落與海上商業貨棧港口的北港溪北岸的北港街（今雲林北港）並供奉北港朝天宮媽祖信仰。

 

一七○九年三邑與同安泉州籍墾首墾民組成的陳賴章墾號請墾獲准入墾大台北盆地南部的大佳臘地區之後，隨著大加蚋堡以及鄰近的新莊平原等大台北盆地及其鄰近平原丘陵台地的漸次拓墾開發，再加上入墾人口的增加與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各入墾人群之間的耕地與灌溉水源衝突乃至於隨著大加蚋與大台北盆地各堡開發而日益新興繁榮的製茶加工業以及搬運工等城市都市服務業工作機會的競爭壓力也日益升高，清代治台早期隸屬竹塹廳的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的分類械鬥也日趨激烈而且往往蔓延擴散至桃園台地北部與淡水等清代淡水廳轄下的北台灣各地。

 

一七六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入墾加里珍庄的廣東潮州饒平客家籍墾首劉和林父子因利用淡水河大水造成大漢溪支流石頭溪改道的機會率眾數百自石頭溪水源地壅水築陂引水而為大埤潭卻因而與入墾新莊平原南部的張必榮墾號等閩南泉州籍張氏家族諸墾號發生水源水權衝突，該案最終以劉氏家族賠款以及張氏家族在水源地另與凱達格蘭族原住民合作另築海山大圳作結；其後，由於閩客兩大族群分次入墾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平原丘陵台地者日眾，雙方在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地區的衝突也就不斷增加，一七七七年，閩客兩大族群為了爭奪今日新北樹林一帶爆發衝突，客家墾民落敗遷往竹塹城郊，一七八三年，桃園台地爆發黃泥塘（今桃園龍潭）閩客械鬥，其後，閩客兩大族群在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地帶接連爆發多次械鬥；一八四○年，由於新莊平原南部（今新北新莊）一帶客家墾民試圖在當地建立三山國王廟客家特有宗教廟宇而引發猜疑以及長年以來的耕地與水源競爭衝突而爆發大規模的閩客械鬥，當地客家墾民最終落敗而遷往桃園台地南部的中壢地區以及竹塹城郊和苗栗山線地區，雙方死者被收葬奉祀在當地大眾廟（位於今新北新莊）。

 

而隨著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的開發，除了閩客械鬥，原籍閩南漳州與原籍閩南泉州的兩大福佬族群之間也因為耕地、水源乃至於碼頭停泊權和搬運工工作機會的競爭壓力不斷爆發蔓延擴散範圍遠比當地閩客械鬥更為廣泛而且往往歷時更為長久的漳泉械鬥。一七八七年，淡水廳治下的白石湖（今台北內湖）地區爆發漳泉粵械鬥，其後，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的漳泉械鬥不斷爆發且往往快速蔓延擴散至清代淡水廳治下各地；一八五三年，控制艋舺河港轉口港的泉州三邑籍（晉江、惠安與南安）頂郊勢力與掌握廈門轉口貿易的泉州同安籍（龍海、廈門與金門）廈郊或下郊勢力之間為了爭奪艋舺碼頭的泊船權利爆發衝突，泉州三邑籍頂郊勢力長期以來以艋舺龍山寺祭祀圈為其行政中心，利用頂郊勢力的稅金建立了團練、道路、義渡、義倉、賑災與巡更等地方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而泉州同安籍下郊勢力則奉祀自己的鄉土神霞海城隍而未加入艋舺龍山寺祭祀圈且又在大台北盆地歷次的漳泉械鬥中可能因為大陸原鄉泉州同安地近漳州而採取中立立場未支持泉州籍勢力作戰，自然也長期引發泉州三邑籍頂郊勢力不滿，泉州三邑籍勢力遂經大老同意後，強行向艋舺居住區位於泉州三邑人居住區龍山寺、舊街和蕃薯市街三地與同安人居住區八甲莊之間池沼遍布的泉州安溪人居住區借道，泉州三邑籍勢力遂在泉州安溪籍勢力不得不同意的情況下拆毀泉州安溪人的艋舺清水巖祖師廟以俾發動大規模先制攻擊並全面焚毀艋舺八甲莊（今台北萬華）的泉州同安籍人士房屋街屋，泉州同安籍下郊勢力最後不得不在大老領導下放棄艋舺碼頭地盤轉往大稻埕另闢商埠並建立霞海城隍廟。一八五九年（清咸豐九年）七月，大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流域的出海口海港淡水港依一九五八年（清咸豐八年）於英法聯軍之役後簽訂的《中英法天津條約》而於一八六二年正式開港成為清末中國對外不平等條約下被迫開放通商的條約口岸之一之前三年，台北盆地的枋寮街（今新北中和）發生大火，可能由於原籍漳州的板橋林家掌握了板橋平原與加蚋堡南部的許多土地使得漳州籍墾民日眾而產生佃耕機會等工作機會的競爭衝突，甚至有如紐約港早年愛爾蘭籍碼頭搬運工工會與黑人碼頭搬運工工會之間的長年衝突般產生艋舺碼頭搬運工工作機會等新興都市服務業工作機會的競爭衝突，台北盆地及其周邊爆發大規模的漳泉械鬥，港仔嘴（新北板橋）、瓦窯（今新北中和與新北永和）、加蚋（今新北萬華）與八芝蘭（今台北士林）一帶村莊接連受到波及而被放火焚燬付之一炬，漳泉械鬥隨後蔓延淡水等清代淡水廳治下北台灣各地。事平後，或許由於板橋林家掌握了大嵙崁港口（今桃園大溪）而掌握了大漢溪航運米糧與茶葉等貿易利益而亟需掌握才剛在六年前的一八五三年爆發實為漳泉械鬥餘緒的頂下郊拚的艋舺港口碼頭做為其大漢溪航運貿易中繼港與轉口港的停泊使用權利不受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各堡全面爆發蔓延擴散的漳泉械鬥的連帶衝擊影響，為了平息漳泉雙方械鬥對立情緒，漳州籍大老板橋林家林維源於是將其妹許配給泉州籍舉人莊正並建立大觀義學與大觀書社以獎勵文風，林維源與板橋林家並在一八七九年台北開府建城時捐資另建小南門（今台北中正）以供漳州籍人士避開泉州三邑籍頂郊勢力控制的艋舺（今台北萬華）地區而依然能夠通行無阻地順利出入新建的台北城。

 

隨著台灣各地的陸續開墾，台灣各地新開墾新築水圳的水稻沃土所生產的大量剩餘米糧需要便利的港口就近輸出糧食生產短缺故而米價高漲米糧獲利豐厚的福建等中國大陸東南省份，自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分公司時期蔗糖就已成為南台灣熱帶與亞熱帶近熱帶地區的重要奢侈品大宗經濟作物，而隨著漢人向北台灣移墾開發而自福建一帶引進栽種加工並研發新茶種，茶葉也日漸成為北台灣重要奢侈品大宗經濟作物，南台灣的蔗糖與北台灣的茶葉也需要港口就近輸出廈門進行轉口外銷英屬東印度公司等對於蔗糖和茶葉嗜好需求日增的遠洋東來的西方外商，台灣蔗糖與茶葉經海運輸往廈門再進行轉口貿易的貿易量在鴉片戰爭後廈門依一八四二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開放通商而成為條約口岸後自然也隨之進一步迅速擴張，於是，台灣西海岸各地的港口也隨之由南向北漸次開港通航，除了被稱為「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台灣西海岸南中北部三大港口台灣府城台灣縣安平港、彰化縣鹿港以及淡水廳大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流域河港轉口港艋舺港之外，台灣西海岸各地良港也於清代隨著台灣各地的開發拓墾而逐一開港通航。

 

位於東港溪出海口的東港（今屏東東港）也成為屏東平原米糧與蔗糖輸出的貿易大港，東港除了建於清康熙末年的朝隆宮供奉媽祖之外，尚有在一六九四年（清康熙三十三年）設置東港巡檢司後於一七○六年（清康熙四十五年）因漂流神木引來當地漳泉移民供奉的溫府王爺的神靈感應而建廟供奉溫府王爺並的東隆宮並每三年舉辦一次具有火化王船送王儀式的迎王平安祭王爺信仰宗教儀典，而東港溪上游的屏東平原與平原丘陵交界湧泉帶的漳泉潮各籍福佬籍墾首墾民與六堆客家籍墾首墾民所大量生產的白米等大宗糧食作物大多利用東港溪河運集中運往東港輸出米糧生產短缺的福建等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各省，而夏季東港溪溪水暴漲河運難行之時，東港溪上游村莊所生產剩餘而輸出的米糧就必須先行寄存囤放於頓物港（今屏東竹田）的貨棧待夏季颱風暴雨造成的暴漲溪水消退後再繼續沿東港溪航行至東港集貨出口。

 

清代治台早期本為漁港的鳳山縣打狗港也在清代正式開港後因安平港的逐漸淤積而日漸取代安平港而成為可以停靠來台貿易洋人商船的台灣南部大港，一七三三年（清雍正十一年）並有安平水師右營打鼓汛兵營進駐打狗港哨船頭一帶（今高雄鼓山）以鞏固海防。荷屬東印度公司大員分公司領台時期就已開港的位於八掌溪出海口的布袋港於清代稱為冬港（今嘉義東港）而成為嘉南平原北部的米糧輸出大港。明末即有閩南海盜海商領袖顏思齊與鄭芝龍率眾入據屯墾並建立定居村莊與海商貨棧港口的北港溪北岸的魍港（今雲林北港）與其對岸北港溪南岸的諸羅縣新港街（今嘉義新港）也於清代尚未淤積之時做為當時的北港溪河港與出海口海港而成為北港溪流域白米等大宗農產品的出口大港，北港與新港分別供奉了北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媽祖信仰，而北港溪南北兩岸兩大河港海港的發展也帶動了嘉南平原北部近海海線地帶的樸仔腳街（今嘉義朴子）的清代市街都市經濟發展，樸仔腳街當地也供奉了配天宮媽祖信仰。清代治台之初即已開發海豐港（今雲林麥寮）並於一六八五年即於海豐港街建拱範宮供奉媽祖的濁水溪出海口大港後因新虎尾溪水患沖毀海豐港而遷市街與拱範宮媽祖廟於麥仔簝，當地並因盛產大麥與小麥著稱並多有經當地港口輸出者。

 

清王朝於一六九六年（清康熙三十五年）編修的《台灣府志》已出現「鹿仔港」（今彰化鹿港）地名，一七○一年，平台有功的施琅族侄施世榜父子自鳳山縣率眾入墾半線並興築八堡圳，其後，為了由海運向米糧短缺的福建等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各省輸出半線八堡圳拓墾後大量生產的剩餘米穀，半線施氏家族遂大量入墾鹿港東螺溪兩岸各莊，鹿港當地施氏家族並在東螺溪出海口的牛港穴地區開闢新興商港並沿著商港闢建起擁有百餘間店舖並於市街商圈旁建有媽祖廟的施氏一姓街，其後，由於鹿港的對渡港口為泉州港，許多三邑等泉州籍移民大量移居鹿港並多有經營商業而為貿易巨富者，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鹿港正式與福建泉州蚶江港正式設口對渡而開啟了鹿港貿易商業的黃金時代，並開設有鹿港八郊商業公會，除了供奉清王朝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平台時奉請來台的湄州開基天上聖母神尊的鹿港天后宮（舊祖宮）之外，鹿港當地並興建奉祀有清乾隆大帝於一七八六年派遣福陝甘總督福康安來台平定林爽文事件後由乾隆大帝依福康安之議下詔興建的敕建天后宮（新祖宮）以及清代治台早期的一六八四年由興化府移民攜請來台並建廟供奉的興安宮共三座媽祖廟；十九世紀中葉以外鹿港港口逐漸淤積，除了在鹿港外圍鄰海的沖西另建港口之外，鹿港的海港功能隨著北台灣的逐步開發而逐漸移轉至淡水河出海口的淡水港。

 

一七○一年起陸續有漢人自鹿港北進自大安港（今台中大安）與白瓦厝港（今台中大安）登陸入墾大安墾南岸的大甲堡（今台中大甲、台中大安、台中外埔與台中后里）一帶，以泉州籍漢人為主的大甲堡墾民並以大安港為其拓墾生產米穀的出口港並於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興建鎮瀾宮供奉由入墾大甲堡的莆田湄州林永興家族自湄州媽祖祖廟分靈的天上聖母神像香火。明鄭時期劉國軒經略平埔族道卡斯族後壠五社而開始苗栗沿海平原與丘陵的漢人移墾與平埔族道卡斯族漢化之後，清代苗栗當地發展成為竹南三堡，並以南勢溪出海口的吞霄港（今苗栗通霄）為苗栗海線與山線各地拓墾生產的米穀輸出港，一八六三年，白沙屯當地漢人為原本輪流供奉在爐主民宅中的軟身媽祖興廟供奉的拱天宮（今苗栗通霄）落成。一七三一年（清雍正九年），位於頭前溪南北兩岸的竹塹港（今新竹市）正式開港；其後，隨著桃園台地與大台北盆地及其周邊地帶的漸次開發，由板橋林家掌握的大嵙崁港（今桃園大溪）大漢溪河運貿易也日益繁榮，並與艋舺及大稻埕逐漸發展成為以淡水河出海口的淡水港為出口海港的完整的淡水河流域水系河運航運貿易體系。一七九七年吳沙率眾入墾頭圍（今宜蘭頭城）後，烏石港（今宜蘭頭城）也正式開港，清嘉慶年間烏石港當地也發展出十三行行郊，板橋林家亦曾投資蘭陽平原拓墾事業並在頭圍和五結（今宜蘭五結）當地設有租館管理租佃產業。

 

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之役後，《中英法天津條約》正式簽署，清王朝同意增開包括台灣的台灣港（安平港）、滬尾港（今新北淡水）、打狗港、雞籠港（今基隆市）做為通商口岸，一八六二年，滬尾設洋海關開市開港，淡水隨即開設了等德記、和記、怡記、德忌利士與寶順等五大洋行以及其他規模較小洋行，從事北台灣出產的茶葉與樟腦等物產的國際貿易，淡水河流域的主要支流大漢溪流域上游丘陵山區地帶的三峽、土城與樹林等地以及主要支流新店溪流域上游丘陵山區地帶的文山堡（今台北文山、新北新店、新北深坑、新北石碇、新北坪林與新北烏來）所轄指南山麓的木柵各莊（今台北文山）、深坑庄（今新北深坑）、石碇庄（今新北石碇）與坪林庄（今新北坪林）等地滿山遍布種植各茶種茶葉的茶園茶莊，淡水河河運航運轉淡水港海運的下游河運大港大稻埕也自此開設以洋行買辦起家的李春生茶行等眾多以往往透過開放通商後淡水條約口岸各洋行外銷茶葉成品的華人加工製茶行，來自全台各地甚至閩南粵東各地的製茶女工、茶葉與製茶原料和機器搬運工以及茶行職工由是遍布大稻埕碼頭附近的華洋茶行以及新興的北台灣大貿易城市台北各地，日殖早期，英商殼牌公司亦於一八九七年買下英國籍的淡水嘉士洋行倉庫並增建兩座倉庫與三座油槽從事將煤油輸入台灣的石油貿易，安平港（今台南安平）也開設了東興、德記與怡記等洋行從事台南灣出產的蔗糖與樟腦等物產的國際貿易。此外，祖籍泉州同安而曾祖父輩來台後從事農業與漁業謀生的陳中和也利用其在同鄉陳福謙的旗后順和行學習到的貿易技巧而出任七十二行郊總管事，陳中和隨後並於一八八七年自行開設和興行從事打狗、香港與橫濱三地間的蔗糖、布匹、石油和日用品等貿易，陳中和因此也大量購入高雄一帶土地從事米糧與甘蔗等大宗物資耕種生產，高雄陳家由是成為高雄大地主，並在清代就設置了其自有的製糖糖廍，日殖時期，高雄陳家除了引製新製糖機器創設新興製糖株式會社（今高雄大寮）之外，也進一步投資經營鹽業與新式碾米廠，並於一九二三年成立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以日本式大財閥的模式經營管理其大宗農產品生產加工業、土地與建築等房地產業、碾米等其他實業以及海外貿易事業，日殖時期，陳中和一度擁有台灣島上唯二的進口美國福特汽車，當時台灣島上的另一輛福特汽車則為日本帝國台灣總督所有，陳中和並曾邀請台灣總督一起進行高爾夫球高檔時尚運動。而為了利用台灣中北部山林中的不乏千年老樟的廣大原始樟木林進行樟腦煉製，以生產供應國際市場可供製造照相底片等功能並因一八八七年諾貝爾發明利用樟腦為原料製造無煙火藥故而國際需求快速增加的樟腦，一九世紀中葉起，清王朝台灣官方也鼓勵閩客民眾入山煉腦並實施樟腦專賣，其中，霧峰林家林文察因率兵平定戴潮春事件有功而獲得清王朝賞賜包括台灣府在內的福建全省樟腦專賣權，清代晚期台灣中北部的東勢角（今台中東勢）、集集堡（今南投集集）、沙連堡（今南投竹山、南投鹿谷與南投水里）與新竹苗栗近山地帶（今苗栗三義、苗栗獅潭、苗栗三灣、苗栗南庄、新竹峨眉、新竹北埔與新竹關西）等地的製腦業腦寮由是大量增加而眾多眾腦丁與商人在山區腦寮的日常生活需求也帶動了當地近山地帶市街的發展。然而，一如北美洲北部開發早期的海狸皮等毛皮貿易，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北部大西洋岸比斯開灣海岸的巴斯克漁民與葡萄牙漁民在加拿大東岸的紐芬蘭海域等西北大西洋沿岸建立季節性的捕鯨以及捕捉鱈魚和鯡魚等漁業據點後，一五三四年法國探險家佔領了聖羅倫斯灣，一五八三年英國人建立了紐芬蘭聖約翰斯定居點，一六○五年法國人進一步建立了皇家港與魁北克市，一六○七年，英國倫敦商人組織的維吉尼亞公司在新英格蘭的切薩皮克灣詹姆斯鎮建立起第一個北美殖民地，一六二四年，荷蘭在哈德遜河口建立起新尼德蘭殖民地，其後，英國與法國等西北歐洲殖民者從加拿大東岸與五大湖區及五大湖區南面的美國新英格蘭北部開始獵取製作海狸皮與鹿皮而建立起供應由英國到尼德蘭及至到俄羅斯等歐洲東西部各地的王公貴族與富商名流炫耀性奢侈品毛皮需求的美洲毛皮貿易，隨著更多英國與法國殖民者的入墾殖民北美各殖民地，毛皮獵人與毛皮貿易也由五大湖區等北美東北部一路經奧勒岡小徑 (Oregon Trail) 等殖民者所建立道路向北美西北部的奧勒岡與多倫多等太平洋東北岸各地拓展開發，最後卻因海狸等皮草動物的大量減少而使得北美毛皮貿易於十九世紀中葉不得不走向全面衰退，俄羅斯帝國並因海狸等皮草動物的減少與北美毛皮貿易的全面衰退再加上取得愈來愈多毛皮產量尚豐的西伯利亞以及遠東一帶的新領土與新毛皮來源而決定將本屬俄國的阿拉斯加殖民地轉賣給美國，同樣地，隨著大量台灣中北部山區古老樟樹林因缺乏永續經營概念的快速砍伐製腦以及新興的石化塑膠替代品的研發量產，台灣的樟腦貿易也於日殖早期的黃金時代之後在二十世紀上半迅速衰落。總的來說，原本主要從事台灣新拓墾地大宗米糧輸出福建等中國東南沿海缺糧省份的米糧貿易以及台灣茶葉經廈門等福建港口再進行茶葉轉口貿易的台灣，在一八六二年淡水港等台灣港口因《中英法天津條約》開放通商而成為條約口岸之後，台灣生產的茶葉、蔗糖與樟腦等大宗物產也因此得以透過洋行等國際貿易商與開放成為條約口岸後可以直接航經停靠台灣港口的國際海運航路而直接參與國際市場，並使得台灣從此被全面整併進大英帝國海軍巡弋五大洋的不列顛治世 (Pax Britannica) 下西歐與美國等西方勢力主導的全球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勢力控制下所建立的第一波全球化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 (modern world-system) 的國際市場產業分工與全面國際化進程。

 

歷經清初康雍乾三朝的盛世之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使得人均耕地比隨之迅速銳減，清王朝官員復又隨著盛世承平日久而日趨腐敗，連滿州八旗與漢軍綠營的軍紀與戰鬥力均大幅衰退，地主紳商土地兼併再起，貧無立錐之地的各省貧民饑民日眾，河南、安徽與江西各省的饑民流民約百萬人流徙川楚陝三省邊境的老林林場成為木廂廠、鐵廠與紙廠等以當地生產供應尚稱豐裕的木材為原料或燃料的眾多工廠的龐大低薪勞動力，於是，宣揚彌勒佛未來會「改造世界」的類似基督教彌賽亞末日救贖教義的末世救世傳說教義的民間祕密宗教白蓮教以弘揚平均與互助等類似合作社社會主義的平等教義思想而在這些生活困苦的棚民流民勞工之間快速傳播並進一步發展組織教軍；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清廷以湖北白蓮教首領約定次年起事而大肆搜捕白蓮教，但地方官吏卻以查緝邪教白蓮教為名肆行敲詐勒索之實；一七九六年（清嘉慶元年）農曆正月，鄂西白蓮教起義，川陝豫鄂四省各地白蓮教遂相繼起事響應，川楚白蓮教起義全面爆發，由於白蓮教教軍採取「不整隊，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飄忽靈活戰術，清王朝八旗與綠營大軍儘管耗費鉅額軍費且損兵折將卻仍一再陷入苦戰，清王朝最終不得不依靠各省各地漢人團練鄉勇為保衛家鄉不受教軍侵擾而奮戰不懈才勉強於一八○五年（清嘉慶十年）完全鎮壓平定白蓮教之亂，事平後各省各地因此組織起來的漢人團練也隨之解散。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清王朝挫敗簽訂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後，清王朝不得不改變雍正乾隆年間因天主教會中國禮儀之爭而發動禁教與限制東來歐洲各國洋人僅得於廣州一地一口通商的貿易限制政策後，天主教神父與傳教士再度將天主教教義傳入開放通商的各條約口岸並逐漸溢出條約口岸而未獲得清王朝北京朝廷准許就深入條約口岸之外的中國內地各地傳教，而清代中葉以後中國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下降以及土地兼併和官紳腐敗造成的民不聊生問題也隨著帝國主義的東來以賠款和減免關稅等手段使中國白銀加速外流而導致中國財政惡化並使得英國等新興帝國主義強權將長年擁有自身物質工藝科技技術發展脈絡的中國降為原物料來源與鴉片與印花布等工業製造業產品市場而益形惡化艱難貧困；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早年接受私墊儒家教育但參加科舉卻屢次落榜的廣東花縣士子洪秀全因曾在廣州目睹鴉片戰爭時清軍與清王朝的孱弱腐朽遂吸收了再度傳入中國的天主教教義並自行洗禮而發展出應屬泛基督教的激進宗派「拜上帝會」而提出「人心太壞，政治腐敗，天下將有大災大難，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難。入教之人，無論男女尊貴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的天啟教義並承諾「天父天兄太平時，保汝處處有飯喫。耕田首先在根苗，殺盡韃子閻羅妖。」而沒有滿清異族統治剝削的地上天國即將實現。一八五○年（清道光三十年）夏，洪秀全發布團營令要求會眾到廣西桂平金田村團營編伍，同年底太平軍開始與清軍發生衝突，建號太平並實施公有財產制，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會會眾萬人在金田村恭祝萬壽並正式發動金田起義，太平軍隨後在中國西南的廣西流竄後轉入湖南卻又受困江忠源所部楚勇團練，太平軍隨後在會合了湖南南部洪門勢力五萬多人後北上攻克武漢三鎮並嘗試在當地建立「太平一統」的平等社會而吸引許多貧苦大眾加入，其後，太平軍沿長江順流而入攻入安徽、江西、江蘇與浙江各省並攻入江寧改名天京而定為太平天國國都，清軍滿人大將、欽差大臣向榮在金陵城外孝陵衛所建的江北大營防線與清軍滿人大將、欽差大臣琦善在揚州城外所建的江南大營防線相繼被太平軍攻破，中國東南各省震動，太平軍隨即派兵北伐並一度攻入直隸省的保定與天津一帶但最後功敗垂成，太平軍並派遣翼王石達開與英王陳玉成率軍西征，石達開與陳玉成在西征沿途迅速地吸收各省饑民流民而快速擴大了太平軍的隊伍並攻佔了武昌等湖北、江西和陝西各地，一八五六年（清咸豐六年），建國未久的太平天國發生血腥內鬥，東王楊秀清與北王韋昌輝與其家族部隊相繼在天京江寧被屠殺，奉洪秀全之詔返回天京江寧主持天京之變後動盪不安的太平天國大局的石達開因受到洪秀全猜忌而不得不為了避免內訌再起而率部前往長江中游北岸皖南崇山峻嶺間的防禦要地安慶整頓太平天國的安慶大寨防禦準備，石達開隨後轉戰閩浙贛各省以牽制清軍而化解天京江寧壓力，並一度攻入湖南以調動圍攻安慶大寨的湘軍部隊回援故鄉，但卻因孤軍奮戰而不得不退入廣西，石達開隨後自桂南北上試圖北渡長江奪取成都以建立四川根據地卻終究未果而只得四進四川而在川黔滇三省之間不斷移動轉戰，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春夏之間，石達開所部渡過金沙江突破了長江防線但最後卻在大渡河遇上百年一遇的長江春汛提早的大水而陷入絕境，石達開率部向四川總督駱秉章投降，但清軍背信屠殺石達開所部太平軍殘部降軍，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石達開在成都被凌遲處決；隔年，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六月中旬，天王洪秀全病逝後未久，以湘軍為主力會同部份增援淮軍的清王朝團練新軍攻入天京江寧，血腥肅清城內殘存的所有可能與太平天國有關的殘存勢力，江北太平軍殘部則與捻軍合併於一八六五年在山東荷澤擊潰了清王朝最後一支直屬滿清皇室的有生戰力、科爾沁部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所部野戰騎兵，僧格林沁死於亂軍之中，自此長城以南滿清王室再無直屬滿清皇室的滿蒙精銳部隊而不得不重用湘軍和淮軍的新興漢人軍隊並大量任命湘軍與淮軍重要將領出任各地總督與巡撫而進一步聽任其掌握中國各省民政經濟大政。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駐紮各省的清王朝滿州八旗與漢軍綠營迅速崩潰而使得太平軍不斷攻城掠地快速發展壯大，清王朝不得不命令各地漢人官員協助組織團練抵抗快速擴張的太平天國勢力，一八五三年初，前一年才以母親病逝丁憂回籍的清王朝署兵部右侍朗曾國藩奉旨幫辦湖南團練，由於太平軍起事之後以信奉具有泛基督教教義性質的拜上帝會教義而不斷攻擊各地傳統儒家禮教與相關地主仕紳而激起許多漢人地主紳商與知識份子等菁英階級，而其男女分營等違反傳統儒家禮教的民政政策也引發各省許多傳統漢人村莊人群的高度疑慮不安，曾國藩的湘軍於是得以不斷擴大並在艱苦卓絕的連年苦戰之中逐漸地取得對太平軍鬥爭的勝利，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湘軍終於攻破了太平軍嚴密布防的長江中游防禦天險要塞安慶大寨，湘軍各路水師隨即順流而下肅清長江下游各地的太平軍據點並對太平天國的天京江寧展開嚴密無比的層層包圍戰，一八六四年六月中旬，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領以湘軍為主力並以淮軍等其他清軍為輔助部隊攻破了江寧城並血腥肅清了城內所有可能的太平天國殘存勢力藉以殺雞儆猴恐怖嚇阻任何可能挑戰儒家禮教與地主紳商菁英勢力的反抗勢力死灰復燃。

 

除了曾國藩組織的湘軍之外，一八五三年（清咸豐三年）太平軍攻陷安慶後，曾國藩門生李鴻章也奉命回安徽原籍辦理團練，李鴻章其後轉至曾國藩幕下佐贊機要，一八六○年，李鴻章統率湘軍所部淮揚水師參與安慶戰役，湘軍於一八六一年攻下太平軍安慶大寨後，李鴻章奉命回合肥一帶募勇，一八六二年，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率所建成的淮軍搭乘英國輪船以中立國名義通過太平軍控制的江寧江面抵達上海「籌餉膏腴之地」，李鴻章並因曾國藩保薦出任江蘇巡撫，李鴻章在掌握地方實權後隨即採用西方新式槍砲建立新式陸軍並大舉擴軍至六萬餘人，為了加速擊潰太平天國，李鴻章也聘請英國籍軍官查理‧戈登組織外籍僱傭軍常勝軍參與對抗江蘇與上海租界一帶太平軍的作戰工作，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在剿捻作戰中兵敗身死後，曾國藩一度於一八六五年受命率湘軍與淮軍參與清剿縱橫華中與華北八省並於太平天國起義後趁亂起事的捻軍騎兵卻因與華北督撫發生人事齟齬而指揮失靈苦無成果後，淮軍領袖李鴻章與湘軍大將左宗棠受命為欽差大臣率淮軍與湘軍接續剿捻作戰，李左兩人最後繼續採用曾國藩指揮剿捻作戰時的「聚兵防河」堅壁清野並逐步縮小包圍圈的策略而終於一八六八年八月徹底殲滅了西捻軍殘部而終於鎮壓平定了捻亂，李鴻章隨後並因剿捻有功與處理天津教案得宜而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十九世紀中葉起，由於英國與法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挾工業化資本主義的強大優勢軍事力量與工業技術與廉價大量生產在十九世紀中葉不斷侵入鄂圖曼土耳其、埃及與中東各地的伊斯蘭世界，在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下喪失主權利權的伊斯蘭世界陷入社會經濟與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衰微，泛伊斯蘭主義伊斯蘭復興思想由是興起擴散並在伊斯蘭世界各地引發了多次伊斯蘭起義，像是一八五七年因來福槍所使用士兵必須用牙齒咬破的子彈紙皮包裝使用的潤滑油含有具伊斯蘭宗教禁忌的豬油成份和印度教宗教禁忌的牛油成份而引發的英屬東印度公司印度籍僱傭兵大兵變以及連帶引發的印度大叛亂，而在中國，隨著太平天國起義，乾隆一朝的連年用兵在中國西北穆斯林回族區域的徵兵徵糧徵馬苛捐雜稅到了鴉片戰爭後的對外賠款加賦以及川楚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與捻亂等內憂外患接連不斷下徵兵徵糧徵馬等稅賦兵役徭役更趨苛刻，於是，一八五六年雲南回變爆發後，一八六二年爆發了陝甘回變，一八六四年又爆發了新疆回變，各地隨即爆發漢族與回族雙方民兵的反覆相互屠殺，一八六六年，湘軍出身的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左宗棠率領眾多湘軍與淮軍進入中國西北乾燥地帶作戰，左宗棠主政陝甘後採取剿撫並進的策略，以湘軍結合當地漢族團練民兵組織配備大量西式槍砲進剿當地伊斯蘭回族民兵組織，清王朝並一度於一八七○年初令李鴻章協辦陝甘軍務並率淮軍二萬人進援陝甘，馬占鰲與馬海宴等西北馬家軍回族頭目軍閥於一八七二年相繼不敵投降，部份不願投降的回族部落則逃亡蔥嶺以西的中亞各地，一八七三年秋，陝甘回變基本結束，一八七五年，清王朝以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所部湘軍等清軍遂自次年起逐步收復迪化等新疆各地，一八七七年，清軍收復天山南麓，新疆回變基本結束，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為清王朝談判特使所斡旋談判修改《中俄伊犁條約》於當時的俄國首都聖彼得堡正式簽訂，清王朝收回伊犁地區，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清王朝廢除了邊疆新疆的伯克制與軍府制而改為實行與中國內地相同的郡縣制，新疆正式建省。其中，曾於一八六二年與外籍僱傭軍常勝軍合作攻打常州城的太平軍有功並賞穿黃馬褂的淮軍大將劉銘傳在率領其坐擁洋槍四千多支的淮軍銘字營高達十八營九千餘人大軍圍剿北進天津的西捻軍而晉爵一等男爵後，劉銘傳並曾一度率所部淮軍銘字營隨左宗棠和李鴻章前往西北陝甘協助平定當地回變，卻因頭傷舊疾復發而奏准回籍休養三個月，淮字銘字營此時已壯大為兩萬人馬，依劉銘傳推薦於其休假休養期間由甘肅提督曹克忠統領卻因銘軍武毅右營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統率而嘩變，劉銘傳因薦舉非人而受革職處分並因此萌生退意而閒居故鄉修建莊園。

 

一八八三年年底，清王朝與法國第三共和政府為了越南宗主權爆發中法戰爭，法軍艦隊由中國海艦隊司令孤拔指揮摧毀清王朝福建水師並擊敗清王朝南洋水師後為了逼和清王朝遂轉向佔領出口煤礦的北台灣基隆，一八八四年七月，清王朝任命率所部赴陝甘處理回變卻苦無尺寸之功而一度失意閒居的淮軍銘字營領袖劉銘傳以福建巡撫督辦台灣軍務赴台處理，一八八四年十月三日，孤拔率法國遠東艦隊一度攻下雞籠港並試圖進一步奪取獅球嶺以沿淡水河主要支流之一基隆河向大台北盆地擴大戰果但最後卻因劉銘傳親自組織指揮獅球嶺阻擊戰並進而反擊逐步縮小包圍圈而無法突破清軍基隆河上游防線並最終不得不放棄雞籠港退回法國艦隊軍艦上，孤拔艦隊最終在基隆當地留下了埋葬不少法軍戰死將士的法軍公墓（今基隆中正）而與葬在當地二沙灣海門天險（今基隆中正）新式砲臺附近的淮軍與湘軍等清軍戰死將士的清軍公墓隔路相望；孤拔並於十月八日派遣法軍海軍陸戰隊進攻淡水河出海口的滬尾港（今新北淡水）卻因劉銘傳早調軍加強防禦並取得英國協助布防水雷而未能有所突破；十一月，霧峰林家、時任兵部朗中的林朝棟及其所組織訓練的台灣中部團練棟軍奉劉銘傳之命北上基隆支援，林朝棟先是奉命鎮守大武崙砲臺（基隆安樂），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法軍在大牛埔（今新北貢寮）進行地形勘查準備登陸卻被林朝棟擊退，林朝棟所部棟軍並曾在抵抗一八八五年一月至三月間法軍於前一年十一月間的暖暖之役（今基隆暖暖）受挫後再度企圖全面控制雞籠港區的兩次月眉山戰役（今基隆信義）中戰功彪炳。一八八五年三月底，由於法軍中國海艦隊困守基隆一隅而未能進一步控制台北盆地擴大戰果，孤拔遂率艦隊轉而攻佔澎湖群島，六月十一日，孤拔病死於澎湖媽宮（今澎湖馬公）。一八八五年三月間，廣西提督馮子材擊退自越南諒山攻入鎮南關的法軍並隨即於三月二十九日反擊攻克諒山，清王朝隨後由慈禧太后於四月四日下詔議和撤軍，由於法軍早已實質控制越南九成以上國土與幾乎所有主要都市，六月九日在天津簽訂的《中法新約》中清王朝不得不正式承認法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法軍隨即撤出澎湖。

 

中法戰爭後，清王朝再度紮紮實實地確切體認到西太平洋東亞第一島鏈上的大島台灣對於中國海防的重要性。一八八五年六月間中法戰爭落幕後，清王朝旋即於同年決定台灣建省，劉銘傳出任首任台灣巡撫。為了便於行政管理，劉銘傳治台久初就決定增設郡縣，改臺灣府為台南府，北台另設台北府，並在中台灣設置台灣府，並在面臨西太平洋而海防重要性日益提高的東台灣由卑南廳卑南堡（今台東台東市、台東卑南、台東太麻里、台東大武與台東鹿野）升格擴大為台東直隸州，台東直隸州名義上州治水尾（今花蓮瑞穗）但實際州治仍在卑南街（今台東台東市）並在花蓮港（今花蓮花蓮市）設州判一名，清末民初自由派知識份子胡適之之父胡鐵花亦曾於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擔任台灣直隸州末代知州，台灣自此設置三府、三廳（宜蘭廳、埔裏社廳與澎湖廳）、十一縣與一直隸州。此外，為了加強控制台灣內山地帶與山地地帶以俾確實掌握台灣領土各地以防有部落勢力倒向經海東來的強大帝國主義勢力以及加速開發樟腦與茶葉等山區經濟物產，劉銘傳也著重進一步開展沈葆楨開啟的開山撫番政策，除了在台北設立番學堂以教育高山族原住民漢語與、算術與儒學等漢化教育之外，劉銘傳也動用大量駐台清軍強力征服各地部落並推動漢人移墾與原住民漢化，除了沿續沈葆楨治台時的一八七七年鎮壓阿美族部族的大港口事件（今花蓮豐濱）與一八七八年鎮壓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的加禮宛戰役（今花蓮新城與花蓮花蓮市）之後的東台灣拓墾經營，除了既有的北台灣淡水廳與宜蘭廳之間的淡蘭古道與南台灣的巴塱衛古道之外，沈葆楨治台之時也派兵分北中南三路興築貫通台灣東西兩岸的棧道，北路在瑞芳至宜蘭間的淡蘭古道的基礎上連接噶瑪廳至花蓮港廳奇萊（今花蓮花蓮市），中路又稱八通關古道而由林圮埔（今南投竹山）至璞石閣（今花蓮玉里），南路則由射寮（今屏東車城）至卑南（今台東卑南），沈葆楨也奏准自一八七五年起廢除渡臺禁令與漢人男子娶原住民女子禁令，劉銘傳繼續推進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政策，由於台灣東西岸間的三條橫貫棧道的貫通以及花蓮港（洄瀾港）自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起部份漢人自蘭陽平原陸續入墾後終於正式設治，除了粵東潮州籍人士入墾卑南廳之外，許多閩西粵東客家族群人口以及部份前山丘陵近山地帶的客家村莊剩餘人口也自此大量移墾後山花東縱谷南北各地，劉銘傳也設立樟腦總局並在各地樟腦產區設置撫墾總局下轄各地撫墾局，一八八六年，劉銘傳親自率兵攻打鄰近桃園台地的角板山（今桃園復興）泰雅族原住民，一八八五年十月，林朝棟於中法戰爭結束後轉駐竹塹（今新竹市）與後壠（今苗栗後龍）兩處海口，當地泰雅族原住民攻打罩蘭街（今苗栗卓蘭），林朝棟多次率領駐紮當地的一萬三千多名湘軍前往攻打泰雅族各部落，到一八八七年十月才撤軍，林朝棟由是獲得「勁勇巴圖魯」名號並因功得賞二品頂戴，林朝棟與霧峰林家也自此取得苗栗大湖與台中東勢撫墾局的主導權與樟腦專賣權，當地泰雅族各部落不得不投降就撫，苗栗卓蘭當地今日仍有昭忠廟供奉於是役陣亡當地的上千名湘軍官兵。

 

此外，清王朝在兩次英法聯軍之役再度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強權的打擊而甚至連京師北京的皇家名園圓明圓都受到英法佔領軍的劫掠焚燬，清王朝在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的主持下重用新興漢人實力派軍事領袖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等人承繼魏源《海國圖志》所主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為了因應中國在西力東漸的帝國主義剝削利權的壓力下所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而自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咸豐皇帝批准《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起正式展開又稱洋務運動的自強運動，利用自一八五四年太平軍佔領天京江寧後英法美三國駐上海領事館各派稅務司一名代理清王朝徵集關稅後再於一八五九年清王朝正式任命原任英國稅務司的李泰國 (Horatio Nelson Lay) 出任總稅務司而正式建立中國海關所徵集的關稅等稅源，透過官辦、官督商辦與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新式現代工業與新式軍火工業，並建立使用新式西方槍砲的新軍與北洋、南洋、福建與廣東四支新式水師，而本為李鴻章所整建淮軍重要將領的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當然也屬於洋務派，劉銘傳治台之時也推動了建立新式學堂、鋪設福州滬尾間電報纜線以及鋪設在中國大陸本土面臨風水等傳統文化習俗掣肘而經常遇到困難的鐵路鐵軌於大稻埕至錫口（今台北松山）之間，此外，為了擴增台灣財政收入以支應擴大辦理台灣新政所需，劉銘傳也推動了清代治台以來從未確實執行的清丈以確實整理徵收田產田賦並推動「廢大租、存小租」以簡化台灣耕地的土地所有權以俾簡便而碓實地徵收田賦，然而，劉銘傳所推動的清丈工作與「廢大租、存小租」簡化耕地所有權政策最終受到各地台灣墾首地主仕紳土地菁英的全面反對掣肘而終究成就有限，劉銘傳最終也因此告老還鄉。

 

沿續啟蒙時代自由主義開放思潮的影響與法國在太陽路易十四世七十二年統治中的連年戰爭而導致的財政破產與民生凋敝，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其後，歷經羅伯斯比恐怖統治與拿破崙戰爭後，在時任奧地利外相而後任首相的梅特涅 (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主持下的英俄奧等戰勝國處理戰利品分配與戰後歐洲國際情勢安排的維也納會議在一八一四年秋至一八一五年初召開並建立了後來被稱為梅特涅體系 (Metternich system) 的後拿破崙時代歐洲國際安全體系，梅特涅體系以重建和平為號召，實則透過恢復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歐洲原狀以便於復辟舊秩序下的思想與制度，歐洲各國於是藉此致力於重建歐洲保守勢力以強力彈壓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下歐洲各地在三十年戰爭後再度勃興的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主義運動，歐洲各主要強權國家並在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所提倡的神聖同盟的基礎上建立奧英俄普四國同盟，透過主要強權國家間的歐洲協調國際體系以俾維護各國的保守君主制並壓制民族主義民族革命與自由主義民主革命等資產階級革命。

 

然而，繼承被法國啟蒙哲學家伏爾泰譏笑為「既不神聖、亦非羅馬、更非帝國」的中世紀日耳曼邦國鬆散同盟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家族奧地利帝國由於統治中歐與東歐民族組成複雜的廣大領土，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後，梅特涅體系下相對和平的歐洲情勢與奧地利帝國情勢使得奧地利哈布斯家族治下各地的經濟有所恢復成長，新興的奧地利帝國治下各民族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於是對於維也納的經濟宰制與文化霸權日益不滿，一八三○年，法國七月革命爆發，波旁王朝退位，奧爾良親王路易‧菲利普繼位建立七月王朝，法國退出梅特涅體系下的歐洲協調體系並限縮教士與貴族特權與重新開放部份開明民權，同年稍後，受到法國七月革命的啟發，荷蘭聯合王國南部的比利時王國在英國支持下獨立，日耳曼各地、義大利各地以及俄屬波蘭亦相繼爆發革命，梅特涅體系正式瓦解，歐洲各地尤其維也納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奧地利帝國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與民主主義運動隨著各地的工業革命與啟蒙和科學思想的傳播而日益興盛；一八四八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路易‧菲利普下台，拿破崙之侄路易‧波拿巴‧拿破崙出任第二共和總統並於四年後政變成功而登基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全歐革命隨之再起，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下台，奧地利建立立憲君主制並擴大了匈牙利王國、捷克波希米亞、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地方民族自治權，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皇室最終依賴俄羅斯帝國為了壓制匈牙利的自由主義革命而出兵匈牙利協助奧地利軍隊鎮壓匈牙利革命才在俄奧聯軍下勉強敉平匈牙利革命立憲運動，普魯士王國也因之設立權力有限的國會而建立立憲君主制，丹麥王國也建立起立憲君主制，前一年的一八四七年就爆發了分離主義聯盟戰爭並由自由派獲勝的瑞士也趁機頒布《一八四八年聯邦憲法》而在歐洲大陸上建立起現代化聯邦制國家，此外，多瑙河各日耳曼公國與愛爾蘭等歐洲各國以及美加和巴西等美洲各地也相繼爆發眾多的示威抗議與革命起義，德意志統一運動與義大利統一運動的民族主義浪潮也隨之不斷高漲。

 

一八五二年，早年曾創辦政治報刊《復興》宣揚自由主義與民族團結的加富爾 (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 出任北義大利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首相，加富爾推動財政改革、新興工業與鐵路、公路和電報網絡等現代基礎建設，加富爾也與英國等歐洲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積極擴張貿易，一八六○年三月間，法國皇帝依法國與皮德蒙—薩丁尼亞密約由法國取得薩伏依和尼斯兩地後同意托斯卡納等公國所組成的中義大利聯合省在加富爾主導下經公投同意併入皮德蒙—薩丁尼亞，同年夏季，出身尼斯而長年為義大利統一運動奮鬥的革命家加里波底在英軍支持下率兵攻打波旁王室統治的兩西西里王國並將入併入皮德蒙—薩丁尼亞，皮德蒙—薩丁尼亞軍團隨即南下支援加里波底並順道兼併了中義大利的拿坡里和溫布利亞等原屬教宗國領有省份，義大利王國成立，一八六六年，皮德蒙—薩丁尼亞在加富爾死後在普奧戰爭中支持新興中歐強權普魯士並因此取得威尼西亞，一八六七年，加里波底再度率軍攻入羅馬，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爆發而駐在羅馬保護教宗國的法軍隨之撤回法國，皮德蒙—薩丁尼亞由是佔領羅馬，教宗庇護九世避往梵蒂岡並宣稱自己是「梵蒂岡之囚」，義大利王國宣布將首都由佛羅倫斯遷往羅馬。

 

而在北方的日耳曼地區，一度合併波羅的海東岸的寶劍騎士團並控制了所轄領土的波羅的海沿海海岸地帶的琥珀生產貿易的十字軍東征三大騎士團之一條頓騎士團於一四一○年七月在對抗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與俄羅斯公國聯軍的格林瓦爾德戰役 (Battle of Grunwald) 中慘敗，總團長以降所有指揮官全部陣亡，西普魯士併入波蘭王國，東普魯士仍由條頓騎士團統治但降為附庸波蘭王國的普魯士公國，一五一二年，條頓騎士團選舉勃蘭登堡選帝侯的近親勃蘭登堡霍亨佐倫家族成員阿爾布雷希特公爵 (Albrecht von Preussen) 為總團長，條頓騎士團隨即改制為勃蘭登堡—普魯士治下臣服於波蘭王國的世俗公爵國，其後，大選侯腓特烈‧威廉在三十年戰爭結束的《西發里亞和約》中取得波羅的海南岸的東波美拉尼亞，並更一步整合統一國家機器與軍事機器，於是，繼伊比利半島的卡斯提爾—亞拉岡聯合王國為了對抗半島上的源自阿拉伯帝國伍麥亞王朝殘部後伍麥亞王朝與北非柏柏人游牧民族部落的伊斯蘭諸王國勢力並推動伊比利半島重歸基督教的再征服運動 (reconquisita) 而開始建立中央集權的初步絕對主義國家體系並歷經法國路易十四世王權中央集權與英格蘭君主主憲國會制王權—國會權中央集權再到古斯塔夫二世統治下利用富藏的鐵礦與銅礦推動工業發展等富國強兵政策的中央集權瑞典王國而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絕對主義國家國家社會建制並有英國政治思想家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於一六五一年著作《利維坦》（《巨靈論》）闡明絕對主義國家的思想體系之後，普魯士在三十年戰爭等中東歐連年戰爭壓力下在大選侯領導下建立起戎克莊園領主兼軍功貴族領導的財政與軍事等國家權力更為集中的絕對主義國家，大選侯腓特烈‧威廉甚至曾殷殷告誡其子腓特烈一世「能結盟固然是好事，但是有自己的軍隊更好！」，腓特烈一世後來因出動普魯士軍隊在西班牙王室繼承戰爭中支援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利奧波德一世而於一七○一年取得普魯士國王菲特烈一世的頭銜而脫離臣屬於波蘭王國的附庸地位，腓特烈一世之子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進一步利用強大的普魯士軍隊擴張領土並實施小學義務教育等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政策，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腓特烈大帝時就已有堅韌的軍事實力與民政財政韌性能夠與擁有龐大海外殖民帝的大英帝國結盟而在七年戰爭（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中以強大的陸軍在歐洲大陸上力抗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奧地利帝國、波旁王朝統治的法蘭西帝國、源自路易十四世次孫安茹公爵菲利普的波旁王朝分支波旁—安茹王朝統治的西班牙帝國以及羅曼諾夫王朝統治的俄羅斯帝國歐陸強權，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以新興塊莖糧食作物馬鈴薯維繫民生與軍糧並最終鞏固了普魯士對上下西里西亞與瓜分波蘭領土的控制權，大英帝國則奪取了法屬加拿大與西屬佛羅里達等廣大的法西兩國海外殖民地，其後，普魯士軍隊在一八○六年的耶拿會戰中慘敗於拿破崙並因此在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與克勞塞維茨 (Graf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等曾經參是役的高階將領領導下展開新一波的軍事改革，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日耳曼各地革命勢力組織的法蘭克福議會就曾提出排除奧地利與波希米亞而由普魯士領導德意志統一的「小德意志」統一方案卻受到擔心北日耳曼新教勢力過強的南日耳曼諸邦與奧地利的聯手反對，一八六四年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打敗丹麥而使得什列斯威—霍斯坦地區由原本的丹麥王國自神聖羅馬帝國繼承統治分封而重歸日耳曼，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中普軍打敗奧軍並直逼維也納後，什列斯威—霍斯坦併入普魯士王國，奧地利帝國退出德意志統一運動的領導地位，其後，一八六七年，奧地利帝國長期倚重的匈牙利馬扎爾騎兵在馬扎爾貴族領導下利用維也納哈布斯堡王室在普奥戰爭失敗後失去日耳曼邦國及其日耳曼軍隊支援而氣勢大衰並不得不更加依賴馬扎爾軍隊之際施壓維也納方面，奧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國王法蘭茲‧約瑟夫一世不得不接受折衷方面而將奧地利帝國改組為奧地利帝國與匈牙利王國合組的君合國立憲制二元君主國，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戰敗，拿破崙三世退位，法蘭西第三共和成立，巴黎市內並一度出現巴黎公社革命，法國與普魯士簽訂割地賠款的《法蘭克福條約》以交換釋放十萬法軍戰俘以便運用於血腥鎮壓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威廉一世與宰相俾斯麥在法國凡爾賽鏡廳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國並登基成為首任德意志帝國皇帝，巴伐利亞等南日耳曼邦國與漢諾威等萊茵河地區邦國無力對抗普魯士軍隊只得接受被併入德意志帝國。

 

西羅馬帝國於四七六年覆亡後，因北匈奴連敗於竇憲與班勇等東漢將領所率大軍而不得不西遷歐洲東部的擠壓而大舉西遷的日耳曼諸部族透過與原有的羅馬人人與塞爾特人等的征服庇護關係而建立了中世紀的歐洲封建制度，在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利用乃是採取三田輪作制，領主、地區教會與農戶在三個區各有分成小塊均勻的收穫地，領主對三田中的休耕地沒有收穫權利，只要有利恢復地力，容許農戶在休耕地經營放牧少數牛羊以利麥秸轉化積肥的副業，各莊園範圍內並設置一片公有地 (common pasture) 並按各級契約規定公有地不得安排耕種而農民有權在公有地上從事有限的放牧、采薪與採摘野果等活動，並在部份地區建立了農民以村為單位聯合耕種包括領主與教會收穫地在內的所有耕地的敞田制，領主為農民提供耕地與安全保障並不得無法律許可而驅趕農戶或以外來勞力取代本地農戶，農戶有義務為領主和教會耕作並不得投奔其他富裕地區；十二世紀起，英國開始出現少數公有地被圈起來成為不再提供一般民眾使用的私有地，十五世紀時，由於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英國開始從事進口小麥——英國的進口小麥等穀物來自波羅的海畔的東歐波蘭與黑海西岸的羅馬尼亞和黑海北岸甫自蒙古西征建立的金帳汗國治下成立並隨後附庸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諸汗國由各路斯拉夫逃逸農民組織的烏克蘭哥薩克自由游騎兵小農富農所控制烏克蘭黑土草原（欽察草原），由於東歐大陸型氣候更為明顯故而夏季均溫較低且年日照量較少而植物生長季雨量亦較為不足，小麥等穀物生產量往往只有播種穀物量的四倍，遠不如萊茵河地帶的七倍，更不如美國玉米帶的日照量充足而生長季高溫而歷時較長，故而，東歐之所以能夠成為西歐人口密集地帶的穀倉，實際乃因當地往往採取封建大莊園制的商業性穀物生產——並出口羊毛至尼德蘭供當地羊毛加工業整染加工乃至於英國稍後發展自製毛氈出口的國際貿易事業，由於英國氣候條件不利農業而牧羊生產羊毛的土地利用收益高出小麥生產近一倍，皇室與領主等大土地所有者開始廢除其所有的莊園土地與農戶之間往往早已沿續數代的封建關係地契而將之圈地 (enclosurement) 轉用於牧羊生產羊毛，其後，隨著亨利八世於一五三三年為了婚姻與男性繼承人問題利用英格蘭民間強烈不滿羅馬教廷腐敗的反教權主義 (anti-clericalism) 浪潮而推動英國宗教改革脫離羅馬天主教教廷對英格蘭土地所有權與皇室政權繼承的影響力，亨利八世並派遣其首席部長克倫威爾 (Thomas Cromwell) 為宗教特使評估教會與修會財產，一五三六年，英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並沒收小型修道院財產，英國皇室與國會隨後將大量沒收自天主教會與修會的土地轉售給出價較高的新興資產階級用於牧羊生產羊毛等商業化農牧經營，土地開始在舊貴族階級之外進一步私有化而圈地運動當然也就隨著高價購入天主教會沒入土地的新興資產階級急於從事商業化農牧經營以還本獲利的獲利動機而更加如火如荼地加速推展，圈地行為於是受到羅馬天主教教廷的公開指責，但隨著十八世紀歐洲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寬敝集中的土地成為商業化農業生產的先決條件，為了合法完全廢除先前封建制度下的敞田制，經過一系列的英國國會法案遊說，圈地行為在一八○一年完全合法化，大量失去原本封建制度下的佃耕農地的農民只得遷往都市成為工業化所需的廉價勞動力來源；此外，十七世紀中葉起的英國農業革命有效提高了英格蘭的農業產量，卻也連帶造成了英格蘭與威爾斯的人口快速激增，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降低了農業所需勞動力，凡此均造成大量農村人口不得不離農前往都市謀生而生為工業化所需的廉價勞動力來源。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自西班牙西南的帕洛斯港出發經加那利群島西航抵達美洲的西印度群島之後，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建立了新西班牙總督轄區與祕魯總督轄區，隨後則將南美洲的祕魯總督轄區分析為祕魯總督轄區、新格瑞那達總督轄區與拉普拉塔總督轄區，葡萄牙隨即也依《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建立巴西殖民地，英法荷各國也相繼在北美洲與加勒比海各島嶼成立各自的殖民地，其後，美洲金銀與殖民地大種植園生產的蔗糖等大宗物產快速增加並大量流入歐洲市場，由英國羊毛生產與隨後的毛氈毛產而來的紡織業需求由是大幅擴張，並因英國皇室貴族與富商名流迷戀英國東印度公司自印度引進的印度傳統印花布而使英國紡織業界開始研究生產英國自產的印花布以進行進口替代並不斷地將紡織技術機械化，再加上水力與煤礦等可用於驅動紡織業機器的新能源來源在英國本寧山脈周邊地帶的富藏以及英國的島國地形的眾多港口，蘭開夏郡與其港口大城蘭開斯特以及曼徹斯特郡其及港口大城曼徹斯特均成為紡織業生產與出口大城大港，大量因英國圈地運動以及英國農業革命而失去農村耕地租賃權與季節性農業工作機會而不得不前往英國各地城市另謀生計的離農貧困人口也因此被大量地低薪的紡織業與煤礦採礦業所吸收，英國機器化紡織業大量生產的印花布等紡織半成品與成品甚至透過英國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印度各地強迫打開當地市場而大量回銷印花布原產地印度並造成當地紗紡車手工紡織業的快速衰退，一七六九年，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城市工業由此獲得新的機器動能支持並因此在紡織業與採礦業等各種工業均進一步地機器化，再加上十七世紀末牛頓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以降的科學革命開始為科技發展提供科學解釋乃至於進一步的由數學化科學知識設計引導科技研究，由英國中部開展的工業革命快速發展，並隨著來自美洲殖民地的往往具有殖民奴役掠奪性質的大量金銀與蔗糖等大宗物質的殖民開發與源源不絕匯流歐洲，除了因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大量流入而造成荷蘭一度出現不理性炒作追高稀有鬱金香品種期貨價格的鬱金香熱 (Tulipmania) 經濟泡沫之外，工業革命同樣也因殖民地金銀與大宗物資的大量流入而在歐洲各地開始擴散，由英國在紡織業與採礦業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鋼鐵產業與鐵路建造也迅速發展並擴散至法國與普魯士等歐陸各國，歐洲各國的科學與科技由此突飛猛進，現代資本主義由是誕生，而音樂、文學、建築、宗教乃至於法律和政治思想等新興社會文化現象也出現中世紀結束後歷經文藝復興時代的重啟之後的啟蒙時代的寒武紀大爆發式的迅速多元燦爛發展；然而，由於新興的機器化工業往往仰賴低薪工人甚至低薪童工操作機器與礦場，因圈地運動與英國農業革命而離開農村前往城市謀生的大量貧困離農人口的生計也因此陷入悲慘的低薪艱苦境地，而原本的城鄉鞋匠等工匠的工作機會也因為其產品不敵機器化工業產品的低價競爭而不得不失業並造成相關同業公會社群互助組織的相繼瓦解，根據年鑑學派史學家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的看法，工業化快速發展之下英國等工業化國家有整整兩代的人口卻反而陷入貧困陷阱而僅有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大資本家攫取了工業化大量生產的絕大多數利益，龐大的貧困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與不時爆發的勞資對抗與社會抗議往往需要強有力的各國中央政府動用強大警力甚至武裝部隊出面鎮壓，西歐各國因應基督教諸王國收復伊比利半島領土的再征服運動以及法國、英國、瑞典與普魯士等西歐強國自三十年戰爭以降的宗教、民族與王朝等多層次歐陸戰爭與海外殖民地戰爭而相繼建立的徹底瓦解各地殘存的各種形式中世紀封建制度殘餘的絕對主義國家 (absolute state) 中央集權國家體制，除了為了因應連年不斷而結盟關係不斷轉換的戰爭需求而不斷發展的現代行政體系以及有助於獲得戰爭軍費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以及國際貿易和殖民地貿易，絕對主義國家也致力於發展軍火工業並為此由國家大量資助包括軍火工業在內的各種科技與科學研究，而為了加速戰時軍隊移動也為了便利貿易商品的運輸，絕對主義國家也大量投資於運河、鐵公路以及萊茵河與隆河等河港碼頭和各地海岸海港碼頭的建設改善，然而，隨著新興工業的快速機器化，紡織業、採礦業與鋼鐵業等各種資本主義新興工業往往週期性地出現產能過剩而需要減產消化既有產品的必然經濟衰退期而造成資本主義不時發生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必然本質，而隨著工業化的擴大與更大比例勞動人口的離農轉往都市並投入機器化工業生產，自古以來農村做為城市離農人口荒年時離城返鄉就農就業的家鄉農村的城市與工藝產業緩衝地帶的功能因為工業勞工佔總勞動力的比例日益升高而開始失去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時期的有效社會維穩緩衝功能，加上聚集都市且大都為年輕男性而單身男性比例又頗高的低薪工業勞工本來就易於傳播累積各種社會不安情緒，除了因為工業產品取代工匠工藝產品所造成的盧德主義 (Luddism) 工匠攻擊破壞工廠機器運動之外，低技術性工業勞工一旦因為資本主義本質性的經濟危機而大量失業面臨生計困頓卻缺乏農村故鄉可以返鄉轉業謀生時，自然也就容易爆發城市工人暴動等經濟危機時刻加重的社會不穩定現象，新興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自然也就不得不動用其絕對主義國家體制早已建立的警察與軍隊等國家壟斷武裝力量來加以鎮壓以維護社會秩序並鞏固新興資產階級以及往往也大量投資新興工業工廠的貴族等舊社會權力菁英的家族人身安全與各類資產安全，絕對主義國家體制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力量遂使得西歐各國得以自封建制度的農業經濟體系相對平穩地向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過渡。

 

然而，不時面臨週期性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總是會不擇手段地試圖取得更廣大的新興市場與更為廉價的原物料來源，再加上拿破崙戰爭後於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梅特涅體系帶來的東西歐各地相對的和平穩定時期使得各地的資本主義經濟有所成長，除了中東歐的匈牙利與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各國試圖向奧地利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取得更大的自治地位甚至獨立地位之外，西歐各國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科技和科學的日新月異透過新興的報紙等媒體的傳播而使得各國的民眾自信心與民族優越感也不斷高漲而開始出現國族主義 (nation-state) 的政治思潮，於是，除了動用絕對主義國家體制的警察武裝鎮壓勞工抗議之外，西歐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與新興大資本家勢力也在歷經早年的英國南海泡沫與法國密西西比公司泡沫之後，也再度在美洲、非洲、亞洲與大洋洲各地佔領奪取更多殖民地，除了讓部份勞工階級得以轉投入殖民地事業而脫離赤貧地位並讓其成為本國大資本家勢力控制拓展開發殖民地新興市場與新興原物料來源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前鋒部隊之外，大量新開發的殖民地廉價原物料透過大西洋三角貿易以及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屬東印度公司等新興和既有國際貿易航路匯流西歐各資本主義經濟體也有助於進一步降低工業生產成本從而降低西歐各國城市物價，並從而使得貧困的都市工業勞工階級得以儘管有限但仍頗為實際顯著地改善其生活物質享受與家庭生活水準，凡此均有助於鞏固工業化不斷擴張後不時爆發週期性經濟危機的西歐各國的城鄉各地社會穩定。

 

一六八二年，彼得大帝在驚濤駭浪中登基繼承羅曼諾夫王朝統治的俄羅斯帝國，其後，他為了對抗黑海北岸的由拔都所劃分的金帳汗國治下十三個汗國之一、往昔經常侵略掠奪莫斯科公國的克里米亞汗國及其宗主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而於一六九七年至一六九八年間親自隱姓埋名遊歷考察西歐各國並在荷蘭長時間學習造船技術，歷經國內政權鬥爭，彼得大帝於一六九八年稍後中斷遊歷返國成功鎮壓近衛軍叛亂之後掌握帝國實權並開始推展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體制，建立新式工業工廠與新式軍火工廠並發展貿易，彼得大帝也在一七○○年的大北方戰爭早期的位於今日愛沙尼亞的納爾瓦之役慘敗於查理十二世統率的瑞典軍隊之後勵精圖治參考瑞典王國的絕對主義國家軍事制度建立俄羅斯帝國的新式軍制，彼得大帝隨後在一七○九年七月的位於今日烏克蘭的波塔瓦之役 (Battle of Poltava) 擊敗瑞典軍隊，俄軍隨即進攻當時為瑞典領土的芬蘭，俄羅斯帝國由是控制了波羅的海東岸的利沃尼亞各地並取得了波羅的海的出海口，彼得大帝隨後於一七一二年宣布遷都波羅的海畔的聖彼得堡以俾加速俄羅斯帝國的西方化與工業化，一七二一年，俄瑞兩國簽署《尼斯塔德條約》，大北方戰爭正式結束，瑞典放棄古斯塔夫二世在三十年戰爭中所獲得的廣大領土，俄羅斯帝國隨即宣布俄羅斯為第三羅馬並自詡為東正教的護教者和泛斯拉夫主義的庇護者，俄羅斯帝國由是在彼得大帝之後繼承推動鋼鐵生產與鐵路鋪設等工業革命，俄羅斯帝國並在一六五四年與烏克蘭哥薩克騎兵領袖們 (Atman) 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入主統治本為古印歐語族斯基泰人與東日耳曼人故地的東烏克蘭與哥薩克騎兵團之後進一步利用彼得大帝建立絕對主義國家體制富國強兵與建立新式海陸軍所建立的強力軍事力量而將整編後的哥薩克騎兵大軍運用於征服西伯利亞各汗國與進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歐陸領土，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相繼在聖彼得堡支持下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而建立東正教王國，羅馬尼亞也在鄂圖曼土耳其忙於與俄軍交戰無暇他顧之際在法國支持下宣布獨立建立東正教王國，而在一五七一年十月間的勒潘陀海戰 (Battle of Lepanto) 中西班牙帝國海軍與威尼斯共和國海軍等天主教神聖同盟聯軍擊敗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海軍而瓦解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的制海權後，一八二一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治下的希臘因為經濟繁榮與西歐啟蒙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傳入而爆發希臘獨立戰爭，在詩人拜倫等西方志願軍的支援下，以及新興西歐帝國主義強權海軍組織的英法俄三國聯合艦隊在一八二七年的納瓦里諾海戰摧毀了鄂圖曼與埃及聯合艦隊以及隔年的一八二八年第八次俄土戰爭陸戰再度爆發而俄軍攻佔了亞德里亞堡與外高加索沿海領土後，俄土兩國於一八三二年簽訂《君士坦丁堡條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承認希臘獨立。

 

然而，彼得大帝推動俄羅斯帝國的絕對主義新興工業貿易與軍事革新後俄羅斯帝國自稱第三羅馬並以東正教的護教者與泛斯拉夫主義的庇護者自居，除了利用慓悍的哥薩克騎兵團進入西伯利亞諸汗國，俄羅斯帝國也從此透過一系列連年不斷的俄土戰爭逐步蠶食鯨吞不斷衰落中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黑海西岸與巴爾幹半島等歐陸基督教附庸國，並透過佔領芬蘭和波羅的海東岸的利沃尼亞地區以及三次瓜分波蘭而逐步擴張其在歐洲東半部的領土而使得其歐陸領土不斷擴張並因而逐漸得以干預西歐事務，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甚至曾在拿破崙戰爭末期率俄軍攻入巴黎，正在亞洲和非洲各地擴張其殖民地的英國與法國兩大帝國主義強權對於歐洲東半的俄羅斯勢力崛起自然感到不安，一八五三年，俄羅斯帝國向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提出要求保護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以及在鄂圖曼土耳其控制的巴勒斯坦建立俄羅斯領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拒絕後，俄軍攻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所屬多瑙河流域附庸國，英國與法國宣布支援鄂圖曼土耳其，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在歷經慘烈的俄軍黑海艦隊基地塞瓦斯托波圍城戰 (Siege of Sevastopol) 後，俄軍退出多瑙河流域佔領區，但多瑙河流域的瓦拉幾亞與摩達維亞兩公國稍後仍在法國支持下合組羅馬尼亞而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除了戰陣醫學的正式成立與現在護理學的成立，克里米亞戰爭可謂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現代化戰爭」，兩軍首度動用了壕溝戰與持久消耗靜止戰，並首度利用電報與氣象預報指揮戰爭，此外，鐵路火車也首度被利用於運補和增援，凡此均為二十世紀初因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巡視巴爾幹半島領地時遇刺的塞拉耶佛事件而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國相繼進行全民徵兵全面動員的總體戰 (total war) 卻陷入壕溝戰人命絞肉機持久消耗戰做出了不祥的預演——一九一四年八月，小毛奇依希里芬計畫指揮德軍西線右翼進攻路過中立國比利時後試圖重演普法戰爭時的色當戰役決戰決勝，卻因俄軍動員比預期中來得快使得東線的東普魯士與首都柏林面臨威脅而使得小毛奇不得不抽調西線右翼重錘部隊第二與第三集團軍部份兵力支援東線，儘管極為諷刺的是，小毛奇自西線右翼抽調支援東線的德軍在二十萬東線德軍在坦能堡戰役中重挫瓦解六十萬俄軍兩路前鋒大軍時仍然在德國本土的鐵路線上轉運中而未能及時運抵東線參與坦能堡戰役，但小毛奇此一調動已削弱了希里芬計畫之中重中之重的西線右翼德軍重錘的攻勢作戰動量動能，再加上德軍兵力較少的西線左翼部隊本該在普法戰爭中自法國獲取的德國洛林—亞爾薩斯一線利用法軍收復洛林—亞爾薩斯復仇心切的心理誘敵深入以減少法軍的巴黎北面守軍兵力從而為德軍西線右翼重演色當戰役再度攻陷巴黎並逼和西線戰場的英法兩國，但由於部署在洛林—亞爾薩斯的德軍西線左翼總指揮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里赫特親王求功心切而違反希里芬計畫的戰略行動方針提早發動反攻而過早將法軍右翼趕出洛林—亞爾薩斯並阻卻了英法兩國進一步自巴黎一線抽調英法聯軍大軍轉用於洛林—亞爾薩斯一線，法軍於是在巴黎一線保留了遠高於希里芬計畫預期的有生戰力而對西線右翼的德軍重錘部隊構成重大威脅，於是，德軍西線右翼第一集團軍克魯克集團軍本已深入巴黎一線卻被小毛奇要求先不要向西迂迴進攻巴黎以瓦解法軍抵抗意志以待所部被抽調支援東線而兵力大減的第二集團軍，但第二集團軍仍受到法軍反擊而受創，奉令回援的克魯克集團軍又因巴黎城防司令加利埃尼指揮阻擊戰得宜而無力重建完整戰線，德軍遂不得不撤退，德軍與英法聯軍遂在法國境內的西線戰線上陷入壕溝戰的持久消耗戰以致於在索姆河戰役中雙方高達一百三十萬人傷亡與凡爾登戰役中雙方高達近三十萬人陣亡的慘烈焦著戰場。其後，一九一二年鄂圖曼土耳其在義土戰爭中再敗於義大利後，在俄羅斯帝國為巴爾幹半島的泛斯拉夫主義撐腰的有利情勢下，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保加利亞與希臘等國組織巴爾幹聯盟試圖奪取鄂圖曼土耳其殘存的巴爾幹領土，鄂圖曼土耳其再度敗北，馬其頓與塞薩洛尼基等鄂圖曼土耳其領土被巴爾幹同盟各國瓜分，為了馬其頓地區的邊界劃分問題，　一九一三年六月間巴爾幹同盟各國與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間再度爆發了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與希臘三國瓜分馬其頓，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奪回亞德里亞堡，但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擴張受到挫折並遭遇到俄羅斯帝國透過泛斯拉夫主義外交所支持的塞爾維亞的挑戰，巴爾幹問題更形複雜而埋下了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遠因。

 

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及拿破崙戰後席捲全歐各古老帝國後，波旁王朝西班牙帝國的中南美洲各殖民地與葡萄牙王國的南美巴西殖民地均相繼宣布獨立，然而，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梅特涅體系與歐洲協調外交體制下，法俄兩國向英國建議協助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王國奪回新大陸的殖民地卻為在特拉法加海戰後確立自身做為歐洲第一海權強權的大英帝國峻拒，在新獨立的中南美洲國家擁有日期龐大的貿易利益與經濟投資的大英帝國向美國提出美英聯手防範法俄勢力之議卻引發具有孤立主義傳統而不願介入歐洲各國紛爭的美國的高度疑慮，美國總統門羅遂經閣議而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在向美國國會提出的國情諮文中正式宣布美國主張中南美洲不應受歐洲勢力干預的「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美國外交事務主張，門羅主義表明，美國政府認為歐洲列強不應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國與墨西哥等美洲國家之主權相關事務。而對於歐洲各國之間的爭端，或各國與其美洲殖民地之間的戰事，美國保持中立。相關戰事若發生於美洲，美國將視為具敵意之行為。一八二八年，於一八一四年獨立後旋即被巴西兼併的位於拉普拉塔河出海口的烏拉圭在試圖擴張其在拉布拉塔地區影響力的英國支持下宣布獨立而爆發第一次烏拉圭戰爭，一八三五年，阿根廷干預烏拉圭驅逐親巴西勢力而爆發第二次烏拉圭戰爭，最後在一八五二年以親巴西勢力主導的烏拉圭北部領土併入巴西作結。其後，一八六四年，同樣源自西班牙帝國拉普拉塔總督轄區的巴拉圭與烏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之間為了巴拉圭在烏拉圭戰爭中一度控制的本屬烏拉圭的拉普拉塔盆地所有權與巴拉圭河自由航行權爆發巴拉圭戰爭，一八七○年，巴拉圭戰敗，首都亞松森淪陷，巴拉圭十一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被三國同盟瓜分而戰死與病死人數竟高達總人口數的五成，同盟軍隊並在一八七二年停戰條約簽署後持續佔領巴拉圭直到一八七六年才撤出。

 

由於英法等殖民強權在亞非各地的殖民地爭奪過程中不斷發生爭執，連在普法戰爭後於一八七一年才建立的新興德意志帝國也在國內中產階級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浪潮下出兵非洲和大洋洲建立德屬東非、德屬喀麥隆、德屬西南非、德屬薩摩亞與德屬紐幾內亞等德屬殖民地，不但違反了帝國首相俾斯麥宣稱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饜足的強權而以加強其對東歐屬地的控制與開發為主要目標而無意於海外殖民地擴張的外交政策首要目標，後來更進一步由鐵必制元帥建立並多次擴張德意志帝國海軍，實戰經驗有限的德意志帝國海軍的快速擴張違反了俾斯麥一貫主張的「不列顛海軍就是德意志的海軍，德意志陸軍就是不列顛的陸軍」的德英外交基本政策更引來英國方面對新興德國的疑慮陡升，造成隨後英國加入英法俄三國協約的防德聯盟而從德國的防法盟友轉變而為德國的敵人與競爭對手。為了在梅特涅體系的歐洲協調外交體制瓦解後，為了化解歐洲各殖民帝國之間為了爭奪殖民地而不時爆發的殖民地戰爭，繼一八七八年召開第一次柏林會議以調解歐洲各帝國主義強權國家與巴爾幹各國之間的戰爭與領土和勢力範圍爭議後，俾斯麥隨後亦於一八八四年召開第二次柏林會議（柏林西非會議）以調解英法德比義等在非洲各地相繼建立殖民地的歐洲強權之間的殖民地領地衝突，一八八五年，與會各國簽訂了《柏林協定書》，其內文非常明確地提及了歐洲各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在非洲的殖民地勢力範圍劃分，《柏林協定書》簽署後，歐洲各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加速瓜分非洲各地領土而建立起分屬歐洲各國的龐大殖民帝國。

 

而在東亞地區，儘管大英帝國相繼於一七九二年向大清王朝的乾隆大帝朝廷派出了馬戛爾尼使節團以及於一八一六年向大清王朝嘉慶皇帝朝廷派出亞美士德使節團試圖要求清王朝在廣州透過十三行一口通商之外開放更多通商口岸以及開放在北京設立使館和開放傳教，但由於清王朝因與天主教傳入中國教義有關的中國禮儀之爭、部份傳教士涉入康熙雍正之間的皇位繼承政爭以及擔心絕對皇權之外出現獨立教權的競爭權力而自雍正與乾隆兩朝開始實施禁教政策，以及清王朝隨著禁教政策的實施而於一七五七年起實施透過廣州十三行一口通商的中外貿易限制政策，一七九二年的馬戛爾尼使節團與一八一六年的亞美士德使節團均無功而返，由於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帝國大英帝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嗜好英式下午茶等紅茶品飲高尚奢侈品異國風情高雅生活品味，英國白銀於是因為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廣州不斷以中國通用貨幣白銀大量購入中國茶葉而不斷外流，為了平衡存在大量貿易赤字的英國對中貿易經常帳，除了在一八二三年時英屬印度阿薩姆地區的景頗族（克欽族）原住民將當地原生茶種交給英國植物學家送達英屬印度首府加爾各答植物園研究以及派遣植物學家遠赴中國福建武夷山盜取茶種後開啟了英屬印度阿薩姆地區的紅茶生產之外，英國也在不列顛本土開始自行研發生產品飲紅茶所必需的高品質陶瓷和骨瓷，連日耳曼地區易北河畔的薩克斯選侯國首府德勒斯登附近的邁森 (Meissen) 等歐陸各地也開始出現先是模仿中日瓷器而後不斷翻新釉彩圖樣的歐洲陶瓷和骨瓷產品，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時也開始在印度種植罌粟大量生產易成癮麻醉藥品鴉片並將之透過偷渡等方式輸入中國市場以換取白銀用於購買中國茶葉，中國於是因為鴉片貿易而由白銀流入國轉為白銀流出國，一八三八年年底，清王朝道光皇帝終於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約》並於一八三九年三月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前往廣州查禁鴉片，六月間，林則徐於虎門銷煙，大火焚煙二十二日乃止，八月間，中國禁菸銷息傳回英國，倫敦各商業團體於是紛紛主張戰爭，一八四○年四月間英國下議院通過支持惠格黨政府的鴉片戰爭政策並於七月間通過戰爭撥款，清王朝最終戰敗並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於南京靜海寺議和簽署中英《南京條約》，其後，清王朝於一八五六年與一八五八年的兩次英法聯軍之役中再度接連慘敗於西方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北京的清王朝皇家名園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焚毀，清王朝被迫與英國、法國與俄國三大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簽訂中英法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而在平定太平天國震撼東南半壁的連年動亂之時，太平軍於一八六○年八月攻向具有許多西方各國租界的上海時，由於中英法俄《北京條約》已經簽訂，除了支持清王朝的上海華人買辦所僱用西方國家僱傭軍常勝軍洋槍隊之外，英法聯軍亦於一八六二年一月至六月間血戰太平軍，太平軍方才被擊敗而未能攻佔上海，而李鴻章招募鄉勇團練所組建的淮軍亦因大量採用西式槍砲才能在平定太平天國與平定捻亂的過程中屢建彪炳戰功，在恭親王奕訢等滿人親王大臣說服慈禧太后以及新建漢人新軍領袖曾國藩、李鴻章與左宗棠等人的全力支持下，清王朝終於開始推動目標著重於「師夷長技以制夷」故而又稱為洋務運動的自強運動。

 

而在同樣位於東亞地區的日本，室町幕府結束後日本進入一百五十年的戰國時代因一六○三年德川家康在關東建立江戶幕府與一六一五年德川家康完全擊敗前關白豐臣秀臣家族的殘存勢力而終於結束，日本正式進入具有準絕對主義國家性質的統一全日本的德川幕府時代，其後，由於信仰神道教與佛教的大名迫害天主教徒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大名焚毀寺廟和神社並迫害僧侶，豐臣秀吉時期兩度宣布禁教，但因顧慮與西葡商人間南蠻貿易的實際利益而未強力執行，德川幕府原本承認基督教傳播，但一六一六年德川幕府下令中國以外西方各國商船僅得停泊長崎與平戶兩港口進行貿易後，失去貿易利益的大名轉而增加稅收並因而激起民變，德川幕府懷疑天主教傳教士與一六三七年的島原之亂民變有關，遂於一六三三年頒布鎖國令並頒布禁教令。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 (Matthew C. Perry) 率領美軍艦隊強行駛入江戶灣浦賀海面（今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要求締交國書，日本稱之為黑船來航，美日於隔年簽定《神奈川條約》，日本向美國開放長崎以外的下田與箱館兩港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日本結束鎖國政策。其後，改革成功而政治經濟實力陡升的長州、薩摩、土佐與肥前四大西南雄藩聯手推翻無力面對劇變世局的德川幕府，四大雄藩在一八六八年的戊辰戰爭瓦解了德川幕府的殘存勢力後，以接受朱子學教育的武士做為統治階級的日本武士封建制度瓦解，雄藩藩閥與新興資產階級所組織的新政權於是透過版籍奉還推動王政復古還政天皇並在不語的神格化天皇名義下推動明治維新，一八七一年，明治政治派遣岩倉具視使節團赴歐美考察，由於普魯士在一八七○年的普法戰爭中大獲全勝後決定陸軍軍事制度從原本預設的學習法國陸軍軍制改為學習普魯士陸軍軍制，民法則仍學習法國民法，日本明治天皇本人亦改著西裝且由農曆新年改為西曆新年，然而，由於從舊武士階級轉變而來的日本士族對於喪失貴族地位與武士俸祿高度不滿，加上日本開始推動工業化之後，與雄藩勢力與舊大名藩閥華族勢力高度相關的三菱重工等新興大型複合式財閥開始大量生產的紡織等製造業產品以及輪船運輸業均需要更廣大的市場腹地才能維持擴張發展動能，西鄉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雄與副島種臣等明治政治早期領導人相繼主張動員新建海陸軍與利用新引進兵工廠所生產西式槍砲和新購入西方戰艦強迫朝鮮半島李氏王朝開國開放日韓貿易，卻受到甫歸國的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與木戶孝友反對，主張征韓論的留守政府領導人下台，而由於失業武士的不滿情緒日益嚴重，一八七四年部份武士在江藤新平領導下發動佐賀之亂，一八七七年部份武士又在西鄉隆盛領導下發動西南戰爭，為了替在明治維新中失勢的舊武士士族勢力尋求發展空間，一八七四年，日軍在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率領下攻打台灣南部試圖建立殖民地並藉此介入中國絲綢等獲利頗豐的東亞國際貿易路線卻受到台灣高山族排灣族原住民激烈反抗而未果，日本明治藩閥政府的注意力於是又轉向朝鮮半島，一八七五年日本派出軍艦至朝鮮半島西海岸測繪海圖受到江華島砲台上朝鮮守軍的砲擊，新建的日本海軍遂藉機攻陷江華島砲台與永宗城並以武力威脅朝鮮王朝於隔年簽署《江華島條約》，朝鮮王朝開放通商貿易並給予日本領事裁判權，此事件又稱朝鮮的黑船事件。

 

紐西蘭北島的南島語族各個毛利人部落在與跨海遠道而來的英國殖民者接觸之後快速地學習了農場、學校與教堂等新技術之外，各毛利人部落同時也學習了毛瑟槍的新式武器使用，於是，取得毛瑟槍的毛利人各部落之間在一八二○年至一八三五年間爆發了慘烈而甚至有屠殺滅村情事的「毛瑟槍戰爭」權力兼併戰爭與土地爭奪戰爭，其後，毛利人與英國政府在一八四○年簽訂《懷唐伊條約》 (Treaty of Waitangi) 使紐西蘭成為英國殖民地，但由於英國政府違約允許英國殖民者占有北島毛瑟槍戰爭後遺留的大片所有權不明無人區，毛利人與英國殖民者遂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七二年爆發毛利人戰爭，戰敗毛利人的大量領土被沒收，毛利人社會因此瓦解。

 

一如取得來自西方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的新式武器毛瑟槍的紐西蘭北島各毛利人部落間爆發的慘烈的毛利人部落間土地兼併戰爭毛瑟槍戰爭，在中國推動自強運動與日本推動明治維新後中日兩國分別自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取得了新式槍砲與鐵甲砲艦之後，除了分別將新式陸軍運用於鎮壓內部動亂之外，自然也紛紛將使用西式槍砲與鐵甲砲艦的船堅砲利的新式海陸軍運用於中日兩國的涉外事務對外爭議之上，一八七四年的牡丹社事件之後，清王朝除了加強台灣的內政治理與海防部署之外，亦於一八八六年派遣數艘新完工軍艦假借塗油保養為名停泊日本長崎示威，日本則於一八八七年由參謀本部制定《佂討清國策》，長州藩士與陸軍大將出身而曾為日本軍隊建立基礎的日本內閣首相山縣有朋並於國會施政演說中宣稱朝鮮、中國東北與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一八七六年的日朝《江華島條約》簽署之後，李氏朝鮮王朝高層出現了相對友日親日的開化黨維新派新黨與力主維持中朝藩屬關係以防日自衛的保守派舊黨之間的一系列黨爭兵變，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鮮東學黨南派在朝鮮全羅道發動以征討日寇、驅逐權奸為號召的東學農民起義，中日雙方相繼派兵朝鮮干預，事平後，中日兩國隨即為了朝鮮宗主權之爭爆發甲午戰爭，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積極造艦建軍，中國則因修建頤和園皇家庭園耗費鉅資、辦理光緒皇帝大婚亦耗費不少而戶部尚書翁同龢又因擔心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勢力所組建的北洋海軍與南洋海軍重蹈唐代晚期藩鎮割據之禍而於一八九一年奏准暫停南北洋海軍購買外洋槍砲船隻三年而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已有六年沒有新建鐵甲戰艦下水，再加上清王朝自強運動的新建海陸軍經常徒具形式而訓練紀律不足而實際戰鬥力欠佳，甲午戰爭爆發後，清王朝北洋水師在一系列的黃海海戰中接連敗北，而由於清王朝駐朝陸軍中的人事問題導致作戰指揮協調不佳，九月間的平壤戰役陸戰中清軍戰敗而不得不退往鴨綠江以北，日軍則在控制朝鮮全境後於十月二十五日以浮橋強渡鴨綠江攻入中國東北追擊清軍陸軍，日軍在攻佔大連與旅順之後發動了旅順大屠殺，日本陸軍隨即攻佔了遼東半島全境，日本海軍則追擊北洋水師至山東半島東北部的威海衛，北洋水師殘部率艦投降，威海衛被日軍攻陷，清王朝被迫求和。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王朝以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與日本方面全權代表、日本明治維新名臣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港春帆樓簽署《馬關條約》，清王朝割讓台澎附屬各島與遼東半島並賠款三億兩和對日本開放沙市等七個通商口岸，《馬關條約》簽署後六天，俄德法三國干預日本以清王朝追加賠款三千萬兩為代價歸還滿清王朝的龍興之地與北京朝廷的關外防衛重地遼東半島，俄羅斯帝國事後以還遼之功向清王朝要求租借南滿遼東半島上的大連與旅順兩港，日本帝國在《馬關條約》與《遼南條約》簽署後派遣新式海陸軍以武力強行掃蕩台灣島上的各路漢人反日抵抗起義軍而建立台灣殖民地，除了利用部份《馬關條約》的清王朝賠款為資本而在台灣有系統地建立以日本總督府為中心的殖民地經濟體系以開發台灣經濟和榨取利權之外，日本帝國也積極建設台灣做為其進一步侵略華南與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各地的南進軍事與軍需基地。

 

其後，由於清王朝在甲午戰爭後於一八九六年與俄羅斯帝國簽署《中俄密約》將不少東北利權讓予俄國以聯俄制日，俄軍因是得以在旅順不凍港駐紮俄國海軍艦隊，俄國並與清王朝合作興建連結哈爾濱經瀋陽至旅順而使用俄國軌距的東清鐵路（中東鐵路），中東鐵路的總公司設於俄國所建新城市哈爾濱，俄軍得駐軍東北護路，一九○○年中國爆發義和團之亂導致西方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組織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干預，俄軍除了參加八國聯軍之外也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俄軍總司令指揮下調動十八萬俄軍以保護中東路資產為名攻入中國東北三省，義和團之亂事平後，俄軍仍有十萬大萬駐紮東三省並逐漸加強攻防部署，直至一九○三年仍未有撤軍時間表，俄羅斯帝國併吞中國東北的企圖引發英日德各國疑慮自身在中國的利權會受到危害遂出面干預俄軍撤軍，美法亦表達反對俄國併吞中國東北，俄國在列強干涉下於一九○二年與清王朝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約定分三期撤軍，然而，俄國隨後在一九○三年四月間向清王朝外務部提出《七項撤軍新條件》，要求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州與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變相併吞滿州的條款，俄國並派兵重新佔領瀋陽與設置亞東大都督統治滿州，日本帝國得知後為之向俄羅斯帝國提出交涉卻遭拒絕，一九○四年二月六日，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並宣布斷交，二月八日，日本海軍襲擊駐紮旅順的俄國太平洋艦隊，二月十日，日本帝國正式向俄羅斯帝國宣戰，日俄戰爭爆發。為了監控自波羅的海出航後經過大西洋東岸的非洲西岸與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後必然在通過麻六甲海峽後航經台灣海峽北上增援黃海上的俄國太平洋艦隊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日本在新控制未久的台灣殖民地西海岸的通霄街（今苗栗通霄）虎頭山等地建立了瞭望台以監控俄國波羅的海艦隊蹤跡動向。日俄戰爭最後以日軍大獲全勝作結，在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斡旋下，日俄雙方於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美國樸資茅斯港簽署《樸資茅斯條約》，日本獲得長春以南的中東鐵路南段的利權以及取得關東州租借權而獲得南滿控制權並開始派遣關東軍駐紮南滿，日本帝國也自俄羅斯帝國取得了日軍已在日俄戰爭中佔領的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庫頁島南部，北緯五十度以北的庫頁島南部則歸還俄羅斯帝國，日本帝國隨後在庫頁島南部成立樺太民政署與其後的樺太廳，明治維新帶來的富國強兵政策成果更加豐碩可口使得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勝後不但國際地位有所提升而成為與歐美各老牌帝國主義強權國家並駕齊驅的新興工業化帝國主義強權國家，日本國內的民族自信與民族主義情緒也隨之更加高漲而使得黑船來航西方帝國主義勢入干預日本而展開明治維新的日本帝國進一步加速轉向軍國主義發展，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俄羅斯帝國則因為戰爭失敗的民間挫折情緒以及工業化經濟發展停滯造成社會不滿情緒累積而爆發血腥星期日革命等多起暴動起義。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帝國以舊薩摩藩鹿兒島縣出身的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遂調動甲午戰爭時進駐旅順大連的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統率的近衛師團各部為入台日軍主力準備以武力接收台灣殖民地。而在台灣方面，《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人心惶惶，清王朝於五月二十日下詔要求台灣巡撫唐景崧等台灣文武官員內渡，五月二十五日，部份台灣官員與台灣仕紳宣布建立台灣民主國，台灣巡撫唐景崧出任大總統，黑旗軍領袖劉永福出任大將軍，丘逢甲則出任義軍統領；五月二十九日，日軍近衛師團於澳底（今新北貢寮）登陸，唐景崧內渡廈門，台北城內亂兵遊民伺機劫掠，李春生等艋舺紳商遂商議由曾於一八八八年協助清廷平定施九緞之亂的獲賞五品軍功而後在台北開設瑞昌成號商行並在甲午戰爭時與清王朝南洋大臣張之洞簽訂供煤合約的辜顯榮出面前往基隆向日軍遞交請日軍進台北城維持秩序的嘆願書，台北城內的英德僑商也出面至水返腳（今新北汐止）向日軍表明台北城外僑邀請日軍進城，六月十一日，日軍順利開進台北城，樺山資紀隨即於六月十七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典禮開啟日本在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辜顯榮隨後協助日本總督府招降柯鐵並於一八九九年出任台北保良局局長，其後，辜顯榮一度向第四任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抱怨協助日本順利接受台北城的首席協力者卻未獲總督府特別照顧其商業經營而家用不足並因此而獲得日本總督府授予樟腦與鹽品的專賣特權，辜顯榮並於一八九九年兒玉源太郎依《六三法》將原本自由買賣的鹽改為專賣並成立鹽務總館而以辜顯榮為組合長，辜顯榮遂成鉅富並創辦大豐拓殖株式會社等集團事業體廣泛經營土地開墾、造林、紅糖製造、米麵和肥料貿易、鳳梨種植與鳳梨罐頭製造業、木材外銷中國大陸、遠洋漁業與鐵工廠等農林產品加工業與工業實業，辜顯榮亦曾與林獻堂等台灣中部仕紳合作興辦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今台中一中），並曾出任總督府評議員與日本貴族院議員。

 

日軍佔領台北城並舉行始政典禮後，劉永福於六月二十六日於台南宣布繼位為大總統，而在義軍統領丘逢甲號召下，姜紹祖於北埔起義，徐驤於苗栗起義，吳湯興於銅鑼起義，日軍攻下新竹城之後幾經苦戰攻下了徐驤與新楚軍死守的竹南筆尖山，吳湯興和徐驤以苗栗無城可守遂轉往彰化八卦山砲陣地死守決戰，八月二十八日，日軍攻克八卦山。八卦山戰役後，日軍於十月間在布袋嘴擊敗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而迅速兵臨台南城下，十月二十日，劉永福自安平港變裝搭英籍商船內渡，日軍旋即於十月二十一日攻佔台南，十二月二十六日，由邱鳳揚組織的六堆客家義軍於茄苳腳（今屏東佳冬）之役敗於日軍之後撤退至火燒庄（今屏東長治）進行最後抵抗，卻因日軍使用山砲轟擊村莊並無差別火燒民房而在全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下終告失敗，乙未戰爭至此基本結束。火燒庄戰役後台灣各地已無較有組織的抵抗力量，但台灣北中南各地如獅虎貓三猛等抗日民變卻仍風起雲湧，火燒庄戰役後，簡大獅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間繼起起事於台北盆地而在大屯山一帶狙擊周邊日軍並曾一度圍攻台北城，簡大獅一度因為勢挫而於一八九八年向日本總督府投降卻又再度聚眾起事，最後於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台北被處決。柯鐵虎於雲林大坪林（今雲林古坑）起事後，簡義於一八九六年六月十四日建國並以天運為年號，各地義軍紛起響應而一度攻克雲林與嘉義縣城，簡義在辜顯榮勸誘下投降後，義軍改以柯鐵虎為鐵國山大總統，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日軍以大砲猛轟鐵國山，柯鐵虎率眾退入山中以游擊戰繼續抵抗，傷亡過眾的柯鐵虎於一八九九年率眾投降，柯鐵虎於一九○○年病逝後，殘存義軍被日本總督府假招降、真屠殺的計策所騙而於一九○二年的歸順會場事變中被機關槍射殺。散盡家財招募千餘名閩客義軍並七百名排灣族戰士的林少貓在高雄屏東一帶游擊攻打日本憲兵屯所等日軍據點，一九○二年五月三十日，林少貓死於日軍主力部隊進剿鳳山後壁林後壁村（今高雄小港）的潰退義軍亂軍之中。其後，一九一五年間，曾任日警巡查補與日商保險業務員的余清芳在台南西來庵以五福王爺扶乩神示，自稱羅教羅思孚嫡傳弟子並獲得天命而即將登基成為台灣人的皇帝，一九一五年七月間，余清芳與江定率眾襲擊甲仙埔支廳（今高雄甲仙）並在焚燒日警南莊派出所（今台南南化）進逼大目降（今台南新化），日本軍憲傾巢而出而與余清芳所部激烈交戰於噍吧哖（今台南玉井），八月二十二日，王萊莊（今台南楠西）鄉民設宴誘捕余清芳解送日軍，參與西來庵事件起事者高達一千九百五十七年被捕，余清芳等八百六十六年被判處死刑，後因一九一五年年底大正天皇即位而有四分之三由死刑特赦改判為無期徒刑，噍吧哖事件乃為台灣於日殖時期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武裝起義。

 

日本總督府以日本海陸軍的優勢軍事力量掃蕩台灣各地的武裝反抗勢力之後，緊接著就開始建立以日本警察力量為主要壟斷性武裝強制力量而以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為核心的殖民地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利用部份清王朝在《馬關條約》中同意的甲午戰爭賠款為起始資本尋求儘快將本求利，儘快達成殖民地台灣的日本總督府等殖民地政府的財政自主平衡，並試圖將台灣的米糖等物產供應日本帝國本國所需以及讓日本資本家與實業家在殖民地台灣的投資獲利所累積的殖民地新生剩餘資本轉用於日本本國以及其他日本海外殖民地的投資事業。

 

日本明治政府首先於一八九六年頒布《六三法》（《應於台灣施行法令相關之法律》），賦予台灣總督律令制定權，台灣總督在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律令）且臨時緊急命令可不經中央主管機關呈請天皇裁決而立即發布，殖民地台灣由是成為日本帝國《明治憲法》常態法領域之外的特殊法管轄區域，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遂依此而在台灣建立與日本本國有所區別的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儘管隨後一九○六年頒布的《三一法》明定總督之律令不得牴觸日本本國或在台灣施行的法律並確定帝國議會為最高立法機關而限縮臺灣總督的權力，但之前根據《六三法》所頒布的律令仍然有效，儘管日本大正民主時期的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頒布的《法三號》明定為了使日本本土的法律適用於台灣，將法律之全部或部分要施行於台灣者以敕令定之，而台灣總督所制定之律令則只具有補充的地位，只有在台灣有需要但日本本土沒有相關法律，或台灣的特殊情況而日本本國的法律不適合施行於台灣的情形下，才得由總督制定律令的辦法而使得台灣總督的立法權被進一步削弱，然而，殖民地台灣依然是以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為中心的殖民地社會經濟體制，在殖民地體制下，台灣不但被強制指定依「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產業分工成為日本帝國工業化資本主義壟斷的邊陲原物料供應產地以及成為日本工業製造業產品壟斷市場，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推動的小學教育等社會制度亦均高度歧視台灣本島籍民眾而獨厚來台發展的日本資本與日本籍官警商人。

 

一八九八年九月，台灣總督府成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並展開台灣農林水野調查以調查整理台灣各地土地的地質水文氣候條件並研究各地土地氣候條件適合的米糧生產與經濟作物種植產業，為了明確簡化台灣耕地的土地所有權與實際耕地面積以俾徵收更多田賦等土地稅收，日本總督府以殖民地警察的武力為後盾強制執行劉銘傳任台灣巡撫時未竟的「廢大租、存小租」政策，大租權墾首大地主將其所獲得的補償金成立華南銀行與彰化銀行轉投資於台灣農產品加工業等新興產業，但由於日本總督府於一八九九年成立台灣銀行以為來台發展的日本企業提供貸款融資協助，三菱、三井與住友等日本大財閥相繼來台投資包括農產品加工業在內的各項實業並獲得台灣總督府的多方協助保護，台灣本島人資本成立的華南銀行與彰化銀行及其所融資的台灣本島人新興產業發展相對有限許多。

 

而由於日本帝國本國儘有沖繩群島有少量黑糖生產，為了學習歐美帝國主義在加勒比海殖民地以及中南美洲殖民地建立大種植園種植甘蔗煉製蔗糖以及利用甘蔗糖蜜釀製蘭姆酒並透過跨大西洋三角貿易買賣西非部落國家所捕獲的黑人奴隸以及運用黑奴勞動力於新英格蘭南部的棉花種植，日本總督府也在具有部份熱帶領土與近熱帶亞熱帶領土的台灣殖民地建立甘蔗原料採集區域制度並融資扶助資本家投資糖業，一九○○年，日本三井財閥在台成立擁有新式糖廠的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其後，眾多如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等日本籍資本掌握的新式糖廠與少數如板橋林家所投資設立的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等台灣本島籍資本掌握的新式糖廠，台灣中南部由是遍布包括新營製糖所（今台南新營）、總爺製糖所（今台南麻豆）、蕭壠製糖所（今台南佳里）、灣裡製糖所（今台南善化）、旗尾製糖所（今高雄旗山）、橋頭製糖所（今高雄橋頭）、東港製糖所（今屏東南州）、南靖製糖所（今嘉義水上）、蒜頭製糖所（今嘉義六腳）、虎尾製糖所（今雲林虎尾）、溪州製糖所（今彰化溪州）與溪湖製糖所（今彰化溪湖）等新式糖廠，連東台灣都建立了花蓮港製糖所（今花蓮光復）與新東製糖廠（今台東東河）等新式糖廠，而部份台灣本島籍較小資本家投資的舊式糖廍也隨之擴張獲利，台南麻豆富豪林氏在麻豆開設舊式糖廍獲利後便向山仔頂（今台南山上）一帶進一步擴大甘蔗種植收購與增設舊式糖廍，為了便於就近管理而找來當地林姓同宗的老實可靠貧苦農民挑夫小販林雹為其管理經營當地糖廍糖業，林雹因之致富後就在山仔頂當地興建了融合中日西式建築風格的佔地廣大且建築裝飾雕樑畫棟的氣派洋樓林雹古厝（位於今台南山上），而為了便利甘蔗收成運往新式糖廠與蔗糖成品運往港口出口，日本總督府在台灣各地興建了許多的糖業鐵道，台灣南北各地的糖鐵分布之密集，已可在日殖時期的一九○八年通車的南北縱貫線鐵路之外由台灣南北各地糖鐵連結而成為隱形的第二條南北縱貫鐵路。

 

然而，儘管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建立甘蔗原料採集區域制度並透過融資扶助日本資本家擴大發展經營台灣糖業，而各日資與台資製糖會社也採取米價比準法亦即參照米價時價來調整甘蔗收購價格，而在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研發出迎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由於各製糖會社的甘蔗收購價格長期偏低而被台灣農民與知識份子譏評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再加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農村不景氣導致農民運動迭起而使得日本本國稻米生產嚴重不足，米價暴漲使得東京米穀取引所不得不停止交易並甚至引發米暴動，台灣總督府於是轉而鼓勵台灣農民種稻以供應日本本國所需，但在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爆發後，日本也隨之爆發了一九二七年的本土性金融風暴昭和金融恐慌之後更嚴重的經濟大衰退即一九三○年昭和經濟危機，儘管短期內米價因產銷聯繫失衡而上漲，但經濟危機長期化最終還是導致了日本米價下跌，日本農林省為了減少日本本地農民所耕作稻米受到殖民地台灣與朝鮮所生產米糧的低價競爭遂於一九三二年起透過《米穀配給統制法》等政策手段限制台灣米輸往日本，台灣製糖所需的甘蔗種植園與生產台灣食米出口所需的水稻田之間爭逐耕地的「米糖相剋」現象於是一再上演。

 

而為了增加台灣農民耕作水稻田增產米糧以供應日本本國市場所必要的灌溉水源，日本總督府於是要求嘉南平原的地主以水費等方式出資由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領導興建嘉南大圳，嘉南大圳以台南烏山頭水庫（今台南官田、六甲、大內與東山間）自官田溪引水集水同時也在濁水溪設立三個進水口之後再過密布的灌溉渠道灌溉雲林南部至台南中北部廣大嘉南平原耕地，在平台有功的清王朝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少保銜而系出鄭芝龍鄭氏海上集團的施琅於一六八七年（清康熙二十六年）出資興建引八掌溪水灌溉嘉南平原北部（今嘉義市與嘉義水上）後並經多次整修擴增的道將圳之後，嘉南大圳成為嘉南平原最重要的灌溉水利系統，嘉南平原上許多本為甘蔗種植園的旱田看天田也因此轉為種植稻米的水稻田。此外，一九一三年的桃園台地大旱之後，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六年起開始興建從大漢溪取水的桃園大圳灌溉水利系統，各蓄水池與給水幹線支線的灌溉區域涵蓋了桃園台地南部與北部的廣大地區（今桃園大溪、桃園八德、桃園桃園、桃園中壢、桃園楊梅、桃園新屋、桃園蘆竹、桃園觀音與桃園大園）；此外，台灣總督府亦於一九一五年接管擴建一九○七年時由台灣西岸入墾漢人引卑南溪水興建卻因原漢衝突迭起而不得不放棄的里壟圳（今台東關山與台東海端），而為了進一步水田化開發池上斷層大山大水間的新開園（今台東池上）谷地丘陵平原，在清光緒年間的一八七八年由鳳山和恆春入墾漢人與當地阿美族人所合力開鑿建設的自卑南溪主流上游新武呂溪引水的新開園圳（大陂圳）的基礎上，台灣總督府接續開鑿擴建了以當地以新武呂溪沖積扇扇端湧泉為水源的海脈山脈抬升而池上平原相對低陷造成的斷層窪地自然湖泊大陂池為蓄洪池的萬安圳、大坡圳與盛土圳等諸多水圳。

 

除了蔗糖大宗經濟作物生產與稻米大宗糧食作物生產之後，日本總督府也根據台灣農林水產調查的結果在台灣各地推動各種農產品商業性生產與農產品加工業的設立發展，其中，南台灣高雄屏東一帶旱田的新引進品種鳳梨種植生產與鳳梨罐頭加工以及旗山各屏東各地的香蕉商業性種植園大量生產就因此而全面擴張種植面積與鳳梨和香蕉等大宗經濟性作物產量，這些台灣南部高屏地區的新興農產品與農產品加工產品大量生產最後透過哈瑪星濱線（臨港線）鐵路運往台灣總督府擴大整建的南進基地大港高雄港進一步透過新開發的高雄港與日本中國南方與華國西岸各地港口間新航線而出口日本與世界各地市場，而在清代已有基礎的台灣茶葉也在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農業台灣」的產業策略下進一步發展，像是清末已在鹹菜甕（今新竹關西）種茶並運至大稻埕銷售的羅氏家族於日殖時期相繼開發馬武督茶葉組合（今新竹關西）和赤柯山茶葉組合（今新竹關西），羅氏家族稍後進一步整合關西地區的茶葉生產業者共同出資成立台灣紅茶公司將關西紅茶銷售至世界各地市場並在台北設有貿易事務所與簡易精製包裝廠，此外，台灣中部的日月潭周邊的魚池和鹿谷一帶的茶葉生產以及大台北盆地周邊的淡水河主要支流新店溪上游的坪林一帶的茶葉生產與外銷均有所增加。

 

除此之外，在台灣總督府的政策支持下，花蓮港洄瀾海域（今花蓮新城）的鰹魚乾商業性生產外銷與雲林古坑山麓地帶、屏東大武山山麓地帶（今屏東泰武）與東台灣的舞鶴台地（今花蓮瑞穗）等台灣各地的咖啡生產外銷也快速成長；而在四面臨海的台灣島的海洋資源開發，除了日資投資台灣南部海岸的珊瑚裝飾品加工業之外，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也擴建蘇澳漁港（今宜蘭蘇澳）、台東成廣澳新港（今台東成功）與東港漁港（今屏東東港）成為鮪魚與旗魚（馬林魚）等新興台灣遠洋漁業作業基地。

 

除了加速開發海洋資源之外，從約七千萬年前中生代白堊紀時古太平洋板塊隱沒至歐亞大陸板塊之下造成大陸邊緣沉積物與部份海洋板塊受到擠壓變質與抬升而使得古台灣島形成浮現的南澳造山運動開始再到約七百萬年前晚新生代時菲律賓海板塊邊緣的呂宋島弧與歐亞大陸板塊相互隱沒抬升所造成的蓬萊造山運動的一系列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板塊運動推擠隱沒抬升作用下台灣島因此擁有複雜地質構造與大面積的崇山峻嶺故而台灣島上深山老林也自然所在多有，台灣總督府自然不會放過台灣山林裡的豐富礦產與高級木材等天然山林富源，一八九六年，台灣總督府頒布《台灣礦業規則》，明訂只有日本國民才能經營礦業且只有日本國民才能出任礦業公司或礦業團體的董監事或股東，台灣本島籍資本遂完全被排除於富藏於台灣山林的各種礦業開發利益之外，日本資本於是控制了基隆及基隆周邊山地的煤礦開採以及中台灣的南庄（今苗栗南庄）的煤礦開採，日本資本同時也控制了金瓜石（今新北瑞芳）的金銀銅礦脈的開礦煉礦，日本資本亦與清道光年間就已掌握九份（今新北瑞芳）煤礦礦權與貿易利益並於清末已偶爾從事金瓜石金礦開採的台灣本島籍資本顏氏家族合作開發九份金礦與煤礦，此外，日本資本也成立台灣石油會社而取得苗栗出磺坑（今苗栗公館）的石油礦權並引進現代化設備全面科學化探勘開採當地油藏。除了開發礦藏之外，台灣總督府也在包話阿里山林場、八仙山林場與太平山林場三大林場以及諸如鹿場林林場（今新竹竹東與新竹尖石）、四角林林場（今台中東勢）、羅東林場（今宜蘭羅東）與木瓜山林場和林田山林場（今花蓮鳳林與花蓮萬榮）等較小型林場在內的台灣各地林場加強開發檜木等建築裝飾用木材生產並興建許多森林鐵道（林鐵）以協助木材運出輸出，為了加強開發具有軍事用途的樟腦生產，台灣總督府頒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規定樟腦專賣並往往由協力仕紳取得樟腦產銷執照，而為了進一步掠奪開發日殖早期尚在台灣高山族各族部落控制下的深山老林裡的樟腦老林富源，一九一○年，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策動五年理蕃計畫，設立蕃務本署動員日本警察入山推進隘勇線由北而南彈壓台灣高山族各部落歸順並將隘勇線建成永久性道路，其間佐久間左馬太三度不得不動用駐台日軍參戰，可見台灣高山族各族各部落抵抗之激烈，在佐久間左馬太本人殞命的太魯閣戰役之後，部份日軍開入南澳山區（今宜蘭南澳）強迫當地泰雅族部落歸順而正式結束五年理蕃計畫。而早在五年理蕃計畫之前，佐久間左馬太為了徵收桃園高山地帶的角板山（今桃園復興）以上高山地帶的木材與樟腦等資源就已於一九○六年動員一千兩百名日本軍警在枕頭山一帶與當地泰雅族部落戰士血戰，並在總督府台灣專賣局腦務科下設角板山樟腦收納所，並以清末已經營大嵙崁地區（今桃園大溪）煤礦開採業務與腦寮製腦業務而曾任總督府評議員的簡阿牛為日資三井物產統領大溪與角板山一帶腦寮製腦業務。佐久間左馬太發動五年理蕃事業的日原間番地戰爭之後，台灣高山族原住民領地被改納入一般警務管理並以日本警察力量為支撐強行推動同化政策，但由於文化習俗差異過大且日本資本對部落傳統領地的木材等天然資源掠奪日甚而不時衝突迭起，像是一九二三年爆發的初來事件（今台東海端）布農族原住民抗日事件以及一九一三年佐久間左馬太推動五年理蕃計畫時爆發而蔓延歷年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平定的霞喀羅事件（今新竹尖石）泰雅族抗日事件，而被派往部落駐紮的來台日本警察往往是在日本社經地位出身較低者或者犯過錯誤者，卻往往迎娶部落頭目或貴族女兒以相互覊糜卻又不時傳出被日本警察丈夫於返回日本或調離部落時遺棄的情況，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台灣霧社（今南投仁愛）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因其妹嫁給日本警察卻被遺棄而對日本警察等日本殖民者久有不滿，後又因部落青年婚禮上日警無禮於新娘後又與部落青年發生推擠衝突，莫那‧魯道赴日警分駐所調解未果又被威脅已將部落青年襲警事件上報，莫那‧魯道擔心日警藉機對部落發動攻擊而在日本殖民者的霧社運動會上發動血祭祖靈並率支持起義的賽德克族各部落攻擊鄰近各地的日警分駐所與郵局和官吏宿舍並格殺所有進入部落的日本殖民者，日軍動用大量軍警與味方蕃順服合作部落鎮壓卻陷入苦戰，最後必須動用駐在屏東機場的轟炸機狂轟濫炸而甚至大量投放糜爛性毒氣彈（路易斯毒氣彈）才勉強鎮壓，十一月十一日，莫那‧魯道以三八式步槍飲彈自盡，參與起義的賽德克族六部落死傷慘重。霧社事件後，台灣高山族原住民抗日事件仍然不時爆發，一九三二年，布農族原住民拉瑪達‧星星領導了大關山事件（今高雄桃源、台東海端與台東關山）布農族原住民抗日事件，一九三三年爆發了逢板事件（今台東海端）布農族抗日事件，直到日殖時代末期的一九四一年還爆發了因為日本警察強迫布農族高山原住民部落遷村淺山地帶而導致的內本鹿事件（今高雄六龜、高雄桃源與台東延平）布農族抗日事件。

 

除了透過法規與融資等政策性手段獨厚日本資本壟斷台灣農漁等產業的開發利益與農漁加工製造業的經濟利益之外，台灣總督府也將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透過農林水野調查所認定的可能本為台民河川西瓜田等產權不明的土地一律劃為無主地而推動日本東北地方與九州地區等地的貧困農民移民台灣而建立種植菸草與稻米等的日本農業移民村，除了東台灣的鯉魚尾（今花蓮壽豐）等地的日本農業移民村之外，在台灣總督府的官方補助與融資輔助等政策性支持下，在台灣西岸的眾多河川浮復地也出現了許多的日本農民移民村，如濁水溪河床上的豐里移民村（今彰化北斗）、下淡水溪河川地上的千歲移民村（今屏東里港）與虎尾新生地平原上的春日移民村（今雲林虎尾）。

 

儘管部份台灣本島籍資本仍得以經營茶業生產貿易、稻米生產貿易、鳳梨罐頭製造貿易以及少部份的糖業生產貿易等農產品大宗生產與農產品加工製造業，但日殖時期大多數有利可圖的台灣經濟利權仍然在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的政策性刻意獨厚之下絕大多數均歸於日本資本控制所有；而除了農業品生產與加工產業之外，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全面擴建可以停泊大型新式輪船的北台灣基隆港與南台灣高雄港，台灣總督府同時也透過官方補助政策與航線特許權的制定分配等政策手段，日殖時期的台灣除了貿易對象由原本的與廈門等中國大陸各港口間的中國大陸貿易路線為主的貿易模式因台灣總督府強制設定與補助台灣與日本各港口間的包括命令航路與自由航路在內的內台航線所制約的台灣與日本間的內台貿易為主的貿易模式，一八五八年中英法《天津條約》簽訂後於一八六二年起相繼設立海關開放通商的淡水等台灣通商口岸經營台灣貿易多年的英國與德國等西方各國洋行也在台灣總督府的歧視性政策下紛紛退出經營而遂由日本資本全面控制了台灣的對外航運與對外貿易利益。直到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而中日全面開戰後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總督府才為了配合日本海軍主導的南進政策必須以台灣為南進基地才稍微調整「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邊陲地帶強制性產業分工而在可以做為日本海軍南進基地的高雄港一帶開始開設石油化學工業等部份重工業與軍事重工業，但仍由日本資本壟斷控制相關新興台灣重工業與軍工產業且絕大多數的技師等高階技術性工作亦仍由日籍人士壟斷。

 

在「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強制性產業分工的殖民地經濟體制下，台灣的農產品等原物料生產出口與農漁產品加工業生產出品蓬勃發展，連帶帶動了台灣各地的城市發展以及娛樂演藝產業等城市服務業的發展，為了容納來台日籍人士的都市居住需求，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也展開了市街改正的都市計畫，一八九九年，台灣總督府推動第一次市區改正，拆除台北城牆之外也改進舊道路並擬定新道路市街規劃，同時也整建西門町做為日本新移民住宅區，一九○一年，台灣總督府推動第二次市區改正，除了擴大台北的市街改正都市計畫至南門城外與東門附近之外，也進一步開發台中車站附近，前兩次市區改正計畫均以下水道水溝建設與基礎道路幹道的改善為其重點，目的主要在於應付日益增加的從事各新興產業工作與擔任總督府警察官吏教師職位等各行各業的來台日本籍人士，台灣總督府隨後在一九○五年起推動都市計畫更為完備的市街改正計畫，擴大納入了包括台南市區在內超過六十個台灣各地各縣市的各主要市鎮的都市計畫，但除了納入部份商圈市街有較多台灣本島籍人士的商行之外，日殖時期的市街改正都市計畫主要的是改善各地來台日本籍人士的居住區的城市基礎建設與生活品質，除了極少數社經地位上層的台灣仕紳遷入經都市計畫改正市街區域之外，絕大多數貧苦的台灣農民階級與新興工人階級仍然只能居住在街道巷弄狹窄且上下水道等基礎建設均高度不足的各地城鄉傳統中國式平房老房子裡。為了改善殖民地台灣的都市環境衛生與供水用水衛生安全，台灣總督府聘請蘇格蘭人威廉‧巴爾頓 (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 為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衛生相關工程的調查與設計並開始建設現代化的上水道自來水系統，一八九六年，淡水水道開工並於兩年後完工接管通水，一九○七年台北水道系統接管通水後並擴建連接草山水道系統，其後，台灣北中南東各地區主要城市與各縣市主要市鎮的上水道自來水水道系統也相繼修建完竣接管通水。而為了提供台中等中台灣都市的新興電力需求，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興建了日月潭第一發電所（今南投水里）與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今南投水里），而為了發電廠建設的勞工與各種材料設備的客貨運輸需求，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也興建了後於一九二七年由台灣總督府收購改善的客貨兩用並用於運輸集集一帶林場伐木所得木材的集集線鐵路。而由於都市經濟的發展，台灣各主要都市也在日本資本與當地仕紳的投資下開始興建新式戲院引進當時的日本與中國大陸的電影，連處於近山丘陵地帶的南投街（今南投南投市）也成立了早期名為悅舞台的新式戲院南投戲院；一九三○年代，殖民地台灣的電影與廣播事業發展快速，不同於傳統歌謠與樂曲的台灣流行歌曲與唱片業也隨之出現，以武俠戲為主的布袋戲新戲團和新戲目也自虎尾和西螺一帶開始發展而快速流行於台灣中南部各地，與此同時，在台北等主要都會區也出現了供新興仕紳與少數仕紳家庭出身的新興知識份子聚會嚐鮮閒談的日式咖啡館，而在基礎教育相對普及而中小學生人數因之增加之後各地城市市鎮的青年學生的棒球等體育運動也有所發展，一九○六年，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校長田中敬一組織了殖民地台灣第一支棒球隊，一九二一年，花蓮港街的棒球愛好者組織了第一支原住民青年學生棒球隊，一九二八年，嘉義農林學校學生組織了嘉義農林棒球隊，嘉農棒球隊一度獲得日本高中棒球選拔賽甲子園亞軍並有隊員學生於畢業後獲選加入巨人隊等當時的日本職棒球隊。

 

在民政方面，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年十月間發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規則》並依此組織由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出任會長的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在廣泛研究自東寧王國明鄭時期以降至清王朝治台時期的台灣漢人人身相關的親屬關係與繼承關係的身分法以及台灣漢人社會的經濟與行政制度的舊慣之後，並在納入增編調查原住民舊慣之外，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對於明治維新後日本《民法》與《商法》在殖民地台灣的經調整後實際適用做出了強調「舊慣溫存」的務實而廣泛的立法修法建議，台灣總督府並在台灣實施有別於日本本國國民的戶籍制度的台灣戶口制度，在有助於台灣總督府推動保甲和徵稅的台灣戶口制度下，殖民地台灣人民並無戶籍故而也不是合法的日本帝國國民而不能直接適用《明治憲法》與各項法律所規範的種種日本國民權利，台灣本島籍民眾僅能透過與具有日本本國戶籍的日籍人士嫁娶結婚才有可能取得日本本國戶籍；而在教育方面，除了推動日語化教育，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九年發布《第一次台灣教育令》，規定台灣本島籍兒童只能就讀公學校而只有在台日籍兒童與極少數社經地位上層的台灣本島籍家庭兒童才能就讀教材、師資與設備均較佳的小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殖民地紛紛湧現民族自決風潮，一九一九年上任的首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亦在首相原敬同意下宣稱改行無歧視同化的內地延長主義治台政策，除了公布實施准許台灣本島籍人士出任補充性輔助性殖民地警察與官吏職位的《台灣人官吏特別任用令》與公布實施認可台灣本島籍人士與日本籍人士之間婚姻的《日台共婚法》之外，田健治郎亦於一九二二年發布《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宣稱內台共學，但實際上，在內台共學口號下，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等專供台灣本島籍學生升學的中學校湧入更多的日本籍學生因此反而造成台灣本島籍青年中學以上教育的就學率大幅降低，一九四一年三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台灣總督府發布《第三次台灣教育令》，宣布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並保留部分蕃童教育所，其後並於戰爭末期的一九四三年宣布正式實施六年義務初等教育，但實際上的教育內容仍有具有嚴格的區別歧視，原小學校使用教育內容較充實而知識性較高的第一二號課表並分為相當於小學教育與國中教育的初等科和高等科，原公學校則使用第三號課表並不分為初等科和高等科亦即不鼓勵台灣本島籍青年升學，一九二八年三月，台灣總督府依文人總督田治健郎自一九二二年開始的規劃正式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初創校時僅設有符合殖民地開發治理需求的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並附屬農林專門部，後來則於一九四三年根據日本帝國太平洋戰爭下南進政策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的軍國主義軍事與殖民擴張政策需求而增設設工學部、南方人文研究所及南方資源研究所，然而日殖時期的台北帝大主要的學生來源仍為日本籍學生，台灣本島籍學生大多傾向就讀為台灣本島籍兒童就讀的公學校培養師資的總督府師範學校與培養醫師的總督府公學校，而部份社經地位上層的台灣籍仕紳則為了追求更好子女教育與視野而不得不將之送往日本本土就讀東京帝大等一般大學甚至耗費鉅資在日本本土完成中學而完全避開殖民地體制下的歧視性台灣教育升學體系。而儘管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體系對台灣本島籍青年充滿制度性歧視，但不少台灣菁英仍然透過種種方式就學苦學而達成了較佳的教育程度，在西方繪畫技巧與流派透過明治維新後積極推動文明開化的西化政策而傳入殖民地台灣之後，台灣本地也培養了不少顏水龍、倪蔣懷、楊三郎、陳澄波與李梅樹等為數不少且創作成品質量均優的台灣本島籍新一代畫家與藝術家而不讓來台日籍藝術家專美於前。

 

令人窘息的殖民地經濟體制連帶使得當時的台灣社會各地各界廣泛瀰漫了僵化桎梏的沉悶集體社會氛圍，許多嚮往自由的台灣知識份子如出身於阿里港支廳鹽埔區（今屏東高樹）與阿猴廳瀰濃區（今高雄美濃）一帶六堆客家地主家庭卻因與妻子同姓結婚而不為保守傳統的大家族所接受的青年文學家鍾理和以及眾多嚮往較開放經濟發展機會的一般台灣民眾遂不得不前往實為日本傀儡附庸的偽滿州國從事農業開墾拓墾和現代醫學中產階級等較具前瞻性的新興工作機會，李登輝就讀台北高等學校時亦受其歷史與中國史教師鹽見熏的影響由本來嚮往大學選讀攻讀西洋史而改為嚮往前往中國東北協助農業發展而改為選讀農業經濟。為了向世界各國宣揚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的經濟開發與社會治理成效，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國參加展覽主題為「進步的世紀」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獨立設館展覽時就有一併納入台灣館與朝鮮館的日本帝國殖民地風土人情展示館，一九三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台灣總督府更自行舉辦了「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誇耀其治台成績並藉此宣傳強化日本國內的民族自信與對外宣示日本國威，隨福建館展覽來台訪問而其妻亦為日本人的南京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參觀時一度向日方陪同人員表示其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島的建設成果感到讚嘆不已。

 

一八九六年，親日本政壇薩摩派來台日人創辦的《台灣新報》在台灣總督府支持下成立並收編為機關報，其後，一八九八年時，《台灣新報》在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協調下與稍後由親日本政壇長州派來台日人創辦的《台灣日報》合併成為早期同時以日文版和漢文版發行且由親總督府來台日人控制言論方向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遂成為日殖時期台灣第一大報，台灣本島籍人士也於一九二三年創辦源自一九二○年創刊的《台灣青年》而兼具漢文版與日文版的《台灣民報》，台灣各地的親總督府日本籍人士所發行的報刊期刊與部份台灣本島籍人士經總督府審查後未禁止發行的報刊期刊由是快速增加，各種國際資訊與台灣島內重要事件的資訊即時傳播也因此現代化而大幅加快；一九○八年四月，縱貫線鐵路完工通車，儘管日殖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推動興建縱貫鐵路的目的包括了日本警察與駐台日軍便於機動運動調動以及便利產業開拓運輸出口，但客貨兩用的西部縱貫線鐵路的通車也便利了各行各業在台日人與台灣本島籍民眾跨越鄉鎮縣市界線經營產業或尋找工作機會，當然也有助於台灣殖民地經濟開發與日本殖民者歧視性的小學義務教育與中學以上升學教育之下仍頗有成長的台灣本島籍知識份子與工運和農運等社會運動工作者的跨縣市交流串連聯絡合作。

 

此外，日本在明治維新推動工業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日本各地農村的普遍貧困以及新興都市工人階級的普遍貧窮處境，儘管一八九四的甲午戰爭與一九○四年的日俄戰爭讓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也讓日本從清王朝攫取了廣大的台灣與東北等地殖民地與利權，一九一○年日本帝國強迫朝鮮李朝大韓帝國簽署《日韓合併條約》，一九○五年日俄戰爭後，日本自俄國取得中國南滿關東州租借地與中東路南段控制權並獲俄國承認日本政府對韓國的指導權與監督權後日本帝國依《第二次日韓條約》所設立的漸次掌握韓國外交權與改為可由日本人出任的高級官吏任免權、司法權、警察權並解散大韓帝國軍隊韓國統監府也自《日韓合併條約》後正式改組升格為朝鮮總督府，儘管日本國內受到政府與大財閥控制的媒體的不斷進行帝國主義強權勝利富足的大肆政經媒體宣傳，但日本本國工農普羅大眾的貧困卻依然如故，甚至因為新興工業製造業產品的價格較高而使得一級產業的農漁牧產品價格相對跌落，而機器人工業生產的推動也造成低技術性工人工作機會不斷取代高技術性工人工作機會，明治維新後透過義務教育與中學和大學升學教育等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而不斷增加的新興日本知識份子因此而出現了不少具有自由派支持者，當然，隨著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因英國工業革命在西歐歐陸國家的漸次擴張而快速發展傳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隨著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除了勞動組合和農民組合等工農組織以及日本共產黨等左翼政治組織的快速發展之外，許多左傾的日本知識份子於是也開始對於工業化資本主義下的工農等社會貧困與貧富差距進行廣泛社會考察並展開了眾多普羅文學等社會寫實主義的小說等各種文類書寫，像是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一九二九年在全日本無產者藝術連盟的機關刊物《戰旗》上所發表的小說《蟹工船》就是以一九二六年死傷慘重的秩父號船難事件為靈感書寫在日俄戰爭後日本新獲領土南庫頁島樺太廳以北的勘察加半島一帶鄂霍次克海冬季風浪顛簸的冰雨苦寒海域作業的捕蟹船上工作的來自日本各地的貧苦勞工的討海捕蟹漁工生活苦況，儘管日本帝國與藩閥勢力主導的重工業與軍事工業不斷在中國與朝鮮等東亞各地不斷奪取控制新領土與新經濟利權，但往往出身因殖民地台灣出產的台灣米與殖民地朝鮮出產的朝鮮米的大量低價競爭而走向財務破產的日本各地貧苦農村的廣大日本低技術性離農勞工卻不得不投身低薪危險的蟹工蟹捕蟹漁工，並因此必須為了生產用於滿足新興日本資產階級時髦飲食嚐鮮談興口味的高價高級蟹肉罐頭而不得不在海上顛簸的冬季仍必須在日本新獲領土南庫頁島以北的鄂霍次克海極北苦寒海域冒著冬季海上危險風浪天候與狹小蟹工船上監工暴力虐待而忍受低薪與酷寒不顧身體健康地勞苦工作。

 

一九一一年五月，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之役後宣稱接納君主立憲改革運動的清王朝成立皇族內閣並旋即宣布鐵路國有政策要求收回民間出資興建的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中國各界大失所望，湘鄂川粵四省也因此爆發保路運動，中國同盟會與哥老會組織保路同志軍在成都一帶起事並有二十餘萬民眾響應，清王朝急調湖北新軍入川鎮壓，長期滲透湖北新軍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於是趁湖北新軍主力入川而湖北防禦空虛之際策動湖北新軍於十月十日於武漢起義，辛亥革命爆發，起義軍人並炸毀清軍增援幹道漕河鐵橋，十月十一日，起義軍領袖於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以清軍陸軍混成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為都督，起義軍並於佔領武昌後隨即攻佔漢陽與漢口，中國南北各省相繼爆發革命並宣布獨立，十一月一日，清王朝終於解散皇族內閣，改任北洋陸軍大老袁世凱為總理大臣組閣，袁世凱動員北洋陸軍鎮壓山東、山西與甘肅境內的寧夏地區的革命勢力，清王朝與北洋陸軍的實質控制範圍僅餘北方的直隸、河南、山東、山西與甘肅五省，袁世凱坐擁兵強馬壯的北洋陸軍而在南北議和中取得臨時大總統一職並遷都北京，在淮軍出身而後為北洋皖系軍閥領袖段祺瑞為首的北洋將領聯名發布《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施壓下，清王朝皇室發布《退位詔書》，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南京政府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率臨時政府文武官員赴明孝陵祭祀明太祖朱元璋，本身亦長期身為革命思想啟蒙家的孫文同時發表了《祭明太祖文》與《謁明太祖陵文》，明確指出中華民國推翻滿人建立的清王朝乃為明太祖業績承續，三月八日，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四月二十九日，臨時參議院在北京復會，中國南北統一，滿人建立清王朝後第一個粗具現代性格的本土漢人政權正式成立。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被激進的塞爾維亞泛斯拉夫民族主義人士所刺殺而全面爆發，歷經死傷極為慘重的四年總體戰壕溝戰持久消耗戰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德皇威廉二世領導的德意志帝國宣布投降，德國代表團與法國福煦元帥在法國巴黎北面的康比涅森林簽署《康比涅停戰協定》。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由戰勝國主導的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召開，美國總統威爾遜並於一月八日向美國國會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國情報告，其中就包括了尊重殖民地與戰敗的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治下各民族自決權利的民族自決原則，原則上主張建立一民族一國家的國族主義 (nation-state) 新國家邊界，但在曾在巴黎目睹普法戰爭而強烈仇德的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的主導下，除了在前奧匈帝國東歐屬地建立了一系列民族與國家界線複雜難於重合而留下了未來無窮爭議再起空間的新東歐國家之外，大英帝國違背了與泛阿拉伯民族運動勢力合作發動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阿拉伯大起義時的相關協議而與法國瓜分中東大阿拉伯地區領土而分別劃為英法兩國保護領地或國聯代管領地，聖裔家族哈希姆王朝的漢志國王阿卜杜拉‧伊本‧海珊依一九一九年七月的大馬士革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大會決議出任敍利亞國王卻因法軍攻入敍利亞而被罷黜後，英國出面調停而由其次子阿卜杜拉一世為英國保護國外約旦酋長國埃米爾，而因為北洋政府參與協約國一方並派遣工兵等部隊參戰而同為戰勝國的中國，本屬德國在華勢力範圍的山東半島利權與青島和膠州灣租界地卻因為英法義的主張而未能回歸中國卻反而被轉送給新興的東亞帝國主義強權日本帝國，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民族自決原則明顯地並未得到出席巴黎和會列強的尊重或遵守，《凡爾賽條約》等一戰最後和約的內容最終一如當時英國外相所言並未能帶來永久和平而只是停戰二十年。

 

儘管巴黎和會與《凡爾賽條約》等一戰最後和約的內容並未真的實踐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但西歐主要帝國主義強權之間大量消耗人力物資的四年慘烈世界大戰卻讓許多西歐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在經濟與教育有所現代化進步後出現的新興現代專業人士與知識份子開始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宣稱的現代化進步主義產生質疑並開始對於殖民地體制的制度性政治、社會與經濟歧視日益感到不滿而亟思改革或革命。

 

其中，出身印度西部古吉拉邦地區波爾本達港口土邦首相菁英家庭的甘地在倫敦大學學院法律系學習法律並取得大英帝國律師資格之後，在印度孟買短暫從事律師工作後轉往南非從事律師工作之時，甘地對於南非當地擔任契約傭工與個體商人的印度移民受到的法律與種族歧視感到不滿並開始參與各種抗爭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甘地於一九一五年返回印度參加印度國大黨的印度獨立運動，甘地從此開始著一條纏腰布在印度鄉下四處演講鼓勵印度婦女與印度民眾使用手紡車恢復印度傳統印花布的本土工匠紡織生產以解除印度對英格蘭蘭開夏機器紡織廠的依賴，一次大戰後，大英帝國的經濟、財政與軍事實力大不如前，印度獨立運動於是更加如火如荼地開展，儘管多次為印度當地的英國殖民當局逮捕關押卻仍主張以公民不服從、不合作和絕食抗議等不合作運動和平非暴力抗爭手段持續與大英帝國和印度當地英國殖民當局抗爭，一九二○年四月，甘地當選印度自治同盟主席，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甘地被任命為國大黨在印度自治同盟內的執行代表並領導國大黨制定新章程而將國大黨由原本的菁英從政組織重新改組為大眾化政黨。

 

同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期間，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向來主張韓國獨立的前大韓帝國皇帝韓高宗突然暴斃，日本帝國朝鮮總督對外發布訃告聲稱韓高宗乃腦溢血而亡並將於三月三日舉行國葬，但朝鮮民間盛傳韓高宗乃死於日本人謀害，在美國威爾遜總統於巴黎和會前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民族自決原則激勵下，韓國宗教界領袖孫秉熙與工商企業界三十三人聯合起草《獨立宣言書》呼籲國際社會支持韓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獨立，三月一日，數萬名韓國民眾聚集在京城漢城塔洞公園並由學生代表宣讀《獨立宣言書》，群情激昂的群眾高呼獨立萬歲並遊行到韓高宗停靈的德壽宮，三一運動爆發，隨後三個月內朝鮮半島超過兩百萬名以上的群眾參與了各種反日示威與武裝起義，日本帝國不得不增派六營兵力與四百名憲兵強力鎮壓，日方聲稱八千餘人死亡、一萬六千餘人並有數萬人被捕，朝鮮半島動盪近年直至一九一九年年底才被日方勉強鎮壓，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朝鮮統治政策不得不改弦更張，除了以文化政治取代武斷政治外，在經濟政策上，廢除部份壓制韓國本民族資本發展的法令並允許韓國人開設公司，而在文化政策上，日本總督府也不得不允許部份韓文報刊發行，強烈主張呼籲救亡圖存的《獨立新聞》、《自由》與《晨鐘》等韓文報刊於是相繼發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就在巴黎和會正就戰敗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廣大領土處置進行談判之際，希臘王國全面動員進攻後來在一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色佛爾條約》劃歸希臘士斯麥納等小亞細亞愛琴海岸與地中海岸各地並過度樂觀地預期可以奪取伊斯坦堡並改為希臘化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時代的古名君士坦丁堡而設為希臘王國新首都，已在一戰中戰敗的鄂圖曼土耳其軍隊無力抵抗而節節敗退，其後，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指揮土軍在加里波利之役擊退協約國軍隊而成功保衛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首都伊斯坦堡的名將凱末爾在小亞細亞內陸大城安卡拉召開土耳其大國民會議並組織不受困居伊斯坦堡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中央政府節制指揮的國民軍，一九二一年九月，凱末爾領導的國民軍在安卡拉外圍的薩卡里亞河重挫希臘主力部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土耳其大國民會議通過廢除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蘇丹制的決議案，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土耳其與協約國重新簽署《洛桑條約》，除了確認土耳其放棄阿拉伯地區領土之外，《洛桑條約》也重劃希土兩國邊界並交換人口，同時也取消了亞美尼亞地區的獨立與庫德族地區的自治，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大國民會議通過凱末爾提出的憲法修正案正式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出任第一任總統，凱末爾任內積極推動土耳其的現代化改革，除了推動世俗化的宗教與文化改革並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之外，凱末爾也推動一系列被稱為凱末爾主義的經濟、司法與政治改革而為土耳其共和國的現代化發展奠定深厚基礎。

 

而在東亞文明古國中國，同樣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回應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民族自決原則而向與各國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與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接受的《二十一條要求》並由中國收回山東利權，但大會最後否決了北洋政府以外交總長陸徵祥擔任團長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要求，並將本為德國控制的山東半島上以青島為行政中心的膠州灣保護領改劃歸同屬戰勝國的東亞新興帝國主義強權日本帝國並改為日本所屬膠州灣租借地並由日本取得山東半島各項利權，消息傳回中國後各界輿論一片嘩然，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年，北京各大學學生發動遊行並宣讀由北京大學文科生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呼籲救亡圖存，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大學生在遊行至美國大使館前後轉向攻擊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住所，強烈主張「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五四運動自此全面擴大並蔓延中國南北各主要都市，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與北大教師朱家驊等歐美同學會成員隨後出面斡旋，五月六日，南北和談雙方代表朱啟銘與唐紹儀在上海發出通電要求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並釋放被捕學生，中國代表團最終並未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後，為了回應救亡圖存的號召，廢除文言文並改用白話文以利知識與資訊的快速傳播自屬必要，一九一七年由北大學者胡適之與陳獨秀開啟的白話文運動於是更加蓬勃發展，自由派學者與作家傅斯年和徐志摩以及左翼作家魯迅、老舍、蕭紅、蕭軍和沈從文等人紛紛創作許多或有助於西方思潮與西方社會經濟進步實況引介或有助於清末民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社會經濟困頓實況理解分析的或文學著作或非文學思想著作廣泛書寫，在西方社會對於所謂的進步主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無意義持久人命消耗而感到虛無懷疑並進而對於西方社會的未來進路感到徬徨並進行了各種新文學形式與各種新藝術形式的嘗試的同時，美國與西歐各國社會各界也進行了許多的社會寫實書寫和新社會思潮的探索，理想吶喊的一九二○年代，包括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後建立的蘇聯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內的各種新社會制度實驗與新社會制度理論與實踐探索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充滿虛無感的歐美各國知識份子與戰後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下所產生的充滿憤怒的葡萄情緒的歐美各國戰後傷殘者眾的退伍軍人與日增失業人口之間廣泛流傳討論，這些一戰後的歐美各國思想潮流與社會輿論自然也與當時對於中國未來感到彷徨不安的中國知識份子相互激盪，一九二四年，部份中國文學家知識份子甚至一度邀請當時仍為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印度且曾獲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而成為首任亞裔亞洲獲獎者的印度本土作家泰戈爾訪華，泰戈爾訪華前後，中國社會知識份子也對於西方帝國主義下各亞洲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未來走向以及中國等亞洲各國人民與知識份子應該採取的回應與奮鬥策略展開了正反兩面激烈辯論。

 

中國本土的漢人革命成功建立新政權使得日本殖民體制下備受剝削與歧視的本島籍台灣漢人也因此受到鼓勵而萌生了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情緒，日本帝國為了建立殖民台灣灣本島籍輔助性警察與官吏以及為了促進殖民地台灣經濟開發而透過台灣總督府推動的具有區別性與歧視性的小學義務教育與少數本島籍人士得以升學的中學教育為許多台灣本島籍年輕世代開啟了新的全球性知識獲取機會，而縱貫線鐵路於一九○八年通車也使得台灣各地新知識份子能夠有簡便的交通方式全島聯絡串連，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民族自決原則需殖民地台灣的本島籍民眾對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產生了新的期待，朝鮮半島於一九一九年三月間爆發的三一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以及中國本土因為《凡爾賽和約》在山東問題等議題上對於同為戰勝國的中國的不公平待遇而爆發的五四運動，均讓同樣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社會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剝削歧視感到更加憤慨不滿，而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擴散而推廣改良更為加速的白話文運動也讓殖民地台灣的漢人本島籍知識份子對於使用僅受過基本識字教育的一般民眾的語言方式書寫殖民地體制的社會經濟實況萌生了全新的探索與視野。

 

一九一八年，年幼時曾接受傳統漢文私墊四書五經教育而後於一九一四年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賴和前往中國本土的福建廈門鼓浪嶼行醫，賴和因此受到中國本土五四運動的衝擊，並且也因此對於當時殖民地台灣知識份子與一般民眾所知有限的白話文運動等中國本土思潮有所接觸，由於曾在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時從台北徒步到彰化沿途拜訪同校畢業而在台灣各地行醫前輩，賴和對於當時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困境有所親身觀察體驗，隔年返台後，賴和遂一改過去書寫的舊格律音韻舊漢詩而開始創作以夾雜福佬語文、中文和日式漢文並採用白話小說與白話文新詩等易於閱讀理解的文學形式書寫殖民地台灣的土地與人民以及殖民地體制的不公與壓迫，台灣新文學運動自此展開，其白話小說《一桿稱仔》和《豐作》書寫了殖民地體制下為了殖民母國的蔗糖需求與為了同時滿足殖民母國的米糧需求與日本種稻農民生計所產生的「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等種種農村苦況，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間二林蔗農事件爆發後，賴和於一九二五年創作了他的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賴和並曾於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後創作白話新詩《南國哀歌》哀悼戰死的賽德克族部落戰士與死難的部落族人，此外，賴和亦曾於一九二一年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並積極投入台灣本島籍報刊《台灣民報》的編輯發行工作，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後，賴和同時擔任左傾的新文協臨時中央委員以及林獻堂和蔣渭水組織的相對中間偏右的改革派台灣民眾黨的幹事，一九三四年張深切等許多立場路線各異的台灣本島籍作家聯合創立台灣文藝聯盟時，賴和被推舉為委員長並經常在所屬刊物《台灣文藝》上發表作品，賴和亦曾在楊逵稍後創辦的《台灣新文學》擔任編輯並發表作品。

 

而在台灣漢人移墾史起始的南台灣深南地方台南西北海岸烏腳病盛行的苦鹹鹽澤地帶「鹽分地帶」（今台南佳里、台南學甲、台南西港、台南七股、台南將軍與台南北門），先祖隨系出鄭芝龍鄭氏海上集團的施琅所部清王朝福建水師征台部隊來台的吳新榮等出身當地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作家也紛紛以日本殖民統治下地鹽分地帶的在地民眾生活與文化故事，當地淳樸的民風、在地民俗文化的豐富以及殖民地體制下的困頓貧苦在在均成為吳新榮等北門七子核心創作靈感來源，一九二八年，出身日本殖民地台灣鹽水港廳蕭壟支廳將軍庄（今台南將軍）富裕紳商家族的吳新榮於就讀東京醫學專門學校時創辦了《南瀛會誌》並發表大量作品，吳新榮並於當場聽到當時日本自由主義者鶴見祐輔演講時主張日本必須侵略滿洲時感到失望並加入了左傾的東京台灣青年會與台灣學術研究會，一九二九年日本軍警發動搜捕肅清日本共產黨組織的四一六事件時，吳新榮與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成員一起被捕，出獄後吳新榮轉而創作新詩，一九三二年畢業返台後，吳新榮在佳里庄（今台南佳里）經營佳里醫院並積極從事文學創作並參與組織文學團體佳里青風會，一九三四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後，吳新榮等佳里青風會成員也改組為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並因作品大量取材自鹽分地帶在地故事而被稱為鹽分地帶派，一九三六年台灣文藝聯盟解散後，吳新榮持續在《台灣新文學》與《民俗台灣》等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並曾與《民俗台灣》雜誌合辦佳里專題並調查台灣南島語族平埔族的歷史，吳新榮並曾在一九三九年的街庄選舉高票當選佳里庄協議員並輔選其友人王烏硈當選台南州協議員。

 

日殖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達成的文學成就與社會影響粲然可觀，參與其間的台灣作家當然不會只有賴和和吳新榮。出身殖民地台灣板橋支廳（今新北板橋）而少時家貧的張我軍年幼曾隨前清秀才學習漢詩，一九二一年前往廈門鼓浪嶼新高銀行謀職時，張我軍接受當地一位老秀才接續中國古典文學教育的同時也接觸了白話文運動，一九二三年七月間新高銀行結束營業後，張我軍於同年底轉赴上海並加入上海台灣學生反日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一九二四年，張我軍於《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與《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抨擊台灣傳統舊文學並力主改採有利於引進容納一戰後世界文壇新興的新理想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白話文文學創作而引發新舊文學論戰，一九二五年一月，張我軍出任《台灣民報》編輯並參加蔣渭水與翁澤生組織的台北青年體育會與台北青年讀書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張我軍在台北自費出版其抒情新詩詩集《亂都之戀》，不但是張我軍個人新詩處女作，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第一部新詩詩集；出身梅仔坑庄（今嘉義梅山）並於留學日本本國中學後就讀畢業於日本本國東洋大學文學部的作家張文環亦曾創辦純文學雜誌《福爾摩沙》，其作品《閹雞》描寫了殖民地體制下傳統媒妁婚姻裡隱約不滿的女性意識與女性情慾復因夫家事業失敗家道中落與丈夫因此癡癲去勢而逐漸甦醒卻終究不得不走向悲劇的故事，張文環並曾辦《台灣文學》雜誌；出身潭仔墘區（今台中潭子）地主家庭的呂赫若於總督府台中師範學校畢業後亦於從事本島籍台灣民眾子弟就讀的公學校擔任教職之餘持續其寫作生涯並曾擔任《台灣文學》編輯，其作品著作描繪殖民地體制下底層人民的生活並採討階級與性別等議題而具有濃烈的人道關懷；出身殖民地台灣新化郡（今台南新化）貧苦家庭的楊逵於抗拒童養媳婚姻而於一九二五年前往日本本國就讀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在學期間就在日本參與勞工運動與政治運動，一九二七年返台後，楊逵隨即參與台灣農民組合第一次全島大會宣言而被日警逮捕，後並與其妻葉陶於一九二九年一同出席台灣總工會會員大會而隨即雙雙被捕，出獄後，楊逵以日文創作了連載小說《送報伕》描寫出身殖民地台灣因殖民地經濟體制而受壓迫沒落的自耕農家族的楊君前往日本擔任送報伕工作謀生卻備受欺凌詐騙而其母又因其兄轉而擔任日警巡查而被村民厭惡最終上吊自殺的故事，故事的最後楊君參與罷工運動而迫使派報所老闆改過改善勞動條件，《送報伕》於一九三二年起在《台灣新民報》連載，並於一九三四年入選發表於日本中央文壇重要刊物東京《文學評論》，一九三六年，中國左翼作家胡風將其翻譯為中文而發表於上海《世界知識》雜誌，後並刊載於《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出身阿里港支廳鹽埔區（今屏東高樹）與美濃庄（今高雄美濃）一帶客家地主家庭的鍾理和，於一九三八年時因與其妻鍾台妹同姓結婚而不為保守傳統的富裕地主大家族所接受而轉往實質上是日本帝國透過關東軍駐軍嚴密控制的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的滿洲自動車學校學習並於畢業後任職於當地奉天交通株式會社，一九四一年，鍾理和攜妻子遷居日軍控制下的北平並發表了具有魯迅風格與五四運動色彩而批判傳統社會諸多弊病的小說《夾竹桃》，鍾理和並曾創作描寫動盪年代裡國族認同幾經徬徨而最終必須回歸台灣土地上的生命原鄉生活追尋的小說《原鄉人》以及以鍾理和個人生命經歷為藍本而仔細描繪六堆一帶南台灣豔陽下的偏遠山間平原丘陵地帶的菸田農村與生活其間客家人群的封閉農村社會裡種種傳統生命觀點與悲歡離合故事的小說《笠山農場》。

 

除了殖民地台灣本島籍文學家知識份子的思想引介與文學創作之外，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民族自決原則的鼓舞，許多出身貧富不同的台灣本島籍知識青年與社會運動家也紛紛展開了或左或右的殖民地台灣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事實上，一如由西歐與美國等各帝國主義強權殖民帝國所控制的亞非等世界各地殖民地，日本帝國在殖民地台灣所建立起以台灣總督府為核心的制度性偏袒日本籍資本利益的殖民地經濟體制，儘管極為有限地包容了台灣本島籍地主紳商資本的局部發展空間，但諸如糖業、礦業與航運業等均因台灣總督府透過相關產業特許權許可權與台灣銀行準官方政策性融資而制度性地偏袒日本資本，殖民地台灣的階級與民族界限之間因此具有高度重合且往往具有跨世代長期僵固性，故而，殖民地台灣的本島籍地主仕紳以及與本島籍地主仕紳相關性極高的新興本島籍商業和製造業實業資本家除了對於台灣本島籍右派自由派政治改革運動經常私下同情與支持之外，由於左翼的工農運動等社會運動必然集中攻擊殖民地經濟體制並經常可能迫使日本殖民者改弦更張而不得不向台灣本島籍資本開放更多經濟利益以安撫殖民地人心與維持殖民統治，因此，與當時歐美各帝國主義殖民帝國殖民母國的向來傾向保守的一般右派大地主大莊園主與新興工商資本家並往往敵視工農運動積極人士並強烈敵視社會主義者等社會改革家的強硬右派立場有所不同，殖民地台灣的本島籍地主仕紳以及新興商業和製造業實業資本家對於殖民地台灣的左翼政治運動的態度往往反而採取相對同情包容的立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席捲全球亞非各殖民地的民族自決浪潮以及一九一九年三月間爆發的朝鮮半島各界韓國民眾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經濟剝削與政治社會歧視的三一運動的鼓舞之下，再加上自一九一二年起的日本大正民主時期相對自由開放的政治與社會風氣使得日本本國與各日本殖民地的自由派政治經濟改革運動與工農社會運動得到發展機會而遂風起雲湧，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由出身台灣地主仕紳家族的東京留日學生林呈祿、蔡培火與出身霧峰林家的林獻堂組織新民會並發行機關刊物《台灣青年》雜誌所嘗試推動卻功敗垂成的六三法撤廢運動之後，一九二○年年底，在林獻堂裁決下，六三法撤廢運動終止而改為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於一九二一年首次請願時提出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並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一九二三年一月間，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向台北市北警察署正式提出政治結社報備卻被台北日本警察高層要求自動撤回卻未撤回後，二月二日的第一次大會即被日本警察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禁止，林呈祿與蔣渭水等人將本部由台北改為東京並向東京早稻田警察署提出申請並成功獲准，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對此卻高度不滿而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大規模搜捕、扣押和起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陳逢源與林呈祿等人分別被遭判刑三到四個月不等，史稱「治警事件」；一九二一年，許多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轉而成立明言不涉入政治的台灣文化協會，但實際上許多文協成員仍然以個人名義從事請願運動等政治運動，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文協因左派連溫卿強勢主導而發生左右分裂，中間派與右派的林獻堂和蔣渭水等人遂退出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繼續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復因蔣渭水於一九二八年參與籌組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農民組合聯合展開與列寧的殖民地革命理論若合符節的階級鬥爭而使得出身霧峰林家地主紳商家族的林獻堂批評，傾向推動殖民地自治運動的右派林獻堂與蔡培火等人遂退出台灣民眾黨另外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但略為左轉的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仍然共同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一九三四年底該運動共發動了十五次請願活動，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本島籍地主仕紳階級請願抗爭壓力下，以及在台灣各地工農運動與左翼政治運動和左翼革命運動的日增威脅下，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公布了《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州協議會與市協議會改為州會和市會並有半數席次改為民選，街庄協議會亦改為半數民選，但議長仍為官派州知事、市尹與街庄長兼任，但選舉權限制必須年滿二十五歲且年納稅額五元以上，婦女亦仍無選舉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台灣總督府舉辦了第一次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由楊肇嘉等人向台灣總督提出批評並要求普選，由於日本本國的大正民主時期因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而告終以及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後中日兩國之間情勢日益緊張，和中國本土一樣主要是漢人社會的殖民地台灣自然也就成為日本帝國必須嚴密監控防範民族主義隨著中國本土的反日運動而擴散高漲的殖民地，在提出《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以安撫殖民地台灣的自治主張並藉此防範和瓦解殖民地台灣出現民族自決與民族革命運動的可能發展動能之後，殖民地台灣的政治情勢也日益緊縮，於是，繼一九三一年蔣渭水領導的略為左轉的台灣民眾黨被台灣總督府勒令解散之後，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楊肇嘉不得不出面宣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解盟。

 

除了主張相對偏向右派的溫和的殖民地自治主張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外，在殖民地體制下受到經濟剝削與社會政治歧視的殖民地台灣當然也和當時亞非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一樣出現了工農運動等社會運動以及與工農社會運動高度相關的左翼政治運動與左翼革命運動。

 

殖民地經濟體制下，台灣各地相繼發展出了許許多多的農民組織與工會組織。一九二四年四月間，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甘蔗採收區域制度與產糖獎勵法，二林地區（今彰化二林）甘蔗產出分屬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與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但由於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收賺價格偏低而肥料價格偏高，當地蔗農因此發動抗爭，一九二五年六月，台灣文化協會理事醫師李應章協助當地蔗農組織二林蔗農組織進行有組織的抗爭卻引來日警的大規模搜捕刑求，與日本共產黨關係密切的日本勞動總同盟隨後派遣布施辰治與麻生久兩位律師赴台協助辯護，一九二七年四月，審判終結，共有二十五人被判刑，李應章被判刑八個月，許多蔗農開始改採故意不下田工作的消極不合作運動。其後，在農民運動方面，一九二六年九月，台灣農民組合在農運工作者簡吉領導下正式成立，由於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台灣總督府已把澎湖以外實際上已有農民耕作的官有地三千八百甲以上賤賣給有意在台灣居住的日本人退職者三百七十人而引發蔓延全台各地的農民抗爭事件，簡吉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透過與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共產黨的合作全面支援全台灣各地的農民運動，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台灣總督府利用農曆春節期間對台灣農民組合全台據點發動肅清，簡吉等領導人相繼在二一二事件中被逮捕判刑，簡吉出獄後組織赤色救援會以圖救援被捕左翼運動同志卻又於一九三一年被台灣總督府搜捕，關壓十年至一九四一年才獲釋。在勞工運動方面，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台灣文化協會領導人蔣渭水於台北集合全台各地二十九個工會組織共一百三十名代表通過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並積極介入勞資爭議並發動多次罷工運動，然而，一九三○年代的日本本國在大正民主時期結束之後對日本本國左翼工農運動與殖民地台灣的左翼工農運動展開了大規模鎮壓，隨著蔣渭水在一九三一年去世與台灣民眾黨被禁，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影響力也隨之衰落。

 

此外，在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蘇聯與第三國際之後，列寧以蘇聯為世界革命的祖國並透過第三國際組織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勢力與亞非等世界各地殖民地的左翼工農革命勢力進行革命輸出以圖發動世界革命，列寧並提出殖民地革命理論，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若欲打倒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國內的資本家剝削力量與其強大的軍警國家壟斷武裝鎮壓力量，歐美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必須與亞非等世界各地的左翼工農革命世界有機地團結起來，畢竟，帝國主義強權國內的資本主義政經剝削體制若要運轉順暢，則必須取得殖民地的廉價原物料與龐大製造業產品新興市場以滿足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永不饜足的獲利擴張慾望動能，同時也藉此取得充分的來自殖民地的廉價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利用殖民地的廉價原物料降低生產成本而大量生產廉價製造業民生必需商品來安撫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內部受到資本主義政經剝削體制傷害的普羅工農無產階級以及日益向下沉淪向下階級流動的中產階級所必然產生的相對剝奪感與可能因之產生的階級意識與革命意識，若亞非等世界各地殖民地爆發革命而自殖民母國獨立自決自主，則歐美各帝國主義強權國內的資本主義政經剝削體制必然因為失去殖民地廉價原物料與廣大新興市場而面臨內部的經濟危機，如此一來，歐美各帝國主義強權本國的普羅工農無產階級和不斷向下階級流動的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必然因此迅速萌芽茁壯而終至全面爆發社會革命而建立具有全新而不具壓迫性的新生產關係與奠基其上的嶄新而不具壓迫性的生產方式並最終建立具有符合人人「各盡其能、各取所需」公平正義平等理想的全新社會政治制度的新社會，而建立新社會的歐美各舊帝國主義強權國家與殖民地革命後獨立的舊殖民地新興民族國家之間也就可以依人類自然的兄弟情誼而建立平等互惠的國際關係與社會間友誼合作關係，列寧並認為，為了推動殖民地革命，殖民地的左翼工農革命家應該理解殖民地資產階級同樣受到殖民母國與殖民母國資本的壓迫剝削故而對於殖民地左翼工農革命運動有著同情的同理情感與利用殖民地左翼工農革命運動向殖民強權施壓要求政經讓步的現實策略運動傾向，基於此，列寧主張殖民地左翼工農革命家可以在一定革命時期內就殖民地革命相關的向殖民者爭權利的議題範圍內適度而有策略地與殖民地地主與資本家等殖民地資產階級共同組織較廣泛的跨階級聯合陣線和統一戰線以俾加速推動殖民地革命，基於列寧的殖民地革命理論以及第三國際對於殖民母國共產黨等社會主義革命者協助殖民地共產黨等左翼工農革命運動以俾在殖民帝國的兩端建立聯合陣線而共同鬥爭殖民母國的具剝削壓迫性的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國一共產黨」革命策略，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但由於日共重要領導人在稍早的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中相繼被逮捕，台共遂改由中國共產黨代為指導，事實上，第三國際的一國一共產黨革命策略並未考慮到日本帝國殖民地台灣這類其殖民統治前母國中國本土並未全部淪為殖民地的特殊情況才會以僵化的理論和策略直接將台灣共產黨完全委由日本共產黨進行指導，台共在成立後未久的四月二十五日就受到日警進入法租界大規模逮捕，其餘成員返台後與台灣農民組合合作相繼參與全台各地的農民運動，台共成員並曾介入台灣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並掌握分裂後左傾的新文協，其後，由於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連帶造成仰賴生絲出口的日本經濟同步陷入大蕭條大衰退，大正民主時期結束，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台灣總督府指揮全台日警在農曆新年節慶期間對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共產黨發動全面肅清，六月二十六日，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與楊克培雙雙被日警逮捕，九月十三日，台共領導人蘇新亦於羅東被逮捕，台共組織完全瓦解。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歷經一次大戰後長達十年的長期繁榮浮華時代，美國股市泡沫與經濟泡沫終於幻滅，美國股市突然崩盤而被稱為黑色星期二，然而，事實上，尤其一次大戰時英法等協約國成員於戰時向美國大量借貸以支應軍費，而一戰後的《凡爾賽和約》又對戰敗的工業強國德國課以極為嚴苛的對英法荷比等國戰後賠款責任而使得向為工業經濟強國的德國在戰後復甦困難而難於再做為歐洲經濟恢復成長的火車頭，而依賴德國戰責賠款來償付戰時向美國戰爭借款的英法等國的經濟實際上也因為額外的德國賠款資本被大量用於償付向美國貸款而難於有效地恢復經濟成長而遑論長期支持強勢英鎊，於是，一戰後美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實質上相當程度上依賴歐洲各前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生產力受到嚴重的戰爭破壞並因必須償還戰債而經濟復甦遠落後於軍隊復員，而新興的東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帝國與同為戰勝國的東方國家中國在一戰後的紡織業等本土工業製造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擴張也同樣得益於歐洲各前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的工業經濟生產力受到嚴重的戰爭破壞因而使得國際競爭有所減弱，然而，可以想見，繼一戰前的不列顛治世下的第一次全球化與第一次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因一次大戰而難以為繼並在全球各地開始陸續出現諸多局部崩解解構現象，而大量歐洲資本透過跨大西洋戰債償付與跨大西洋外國投資移轉而如後冷戰早期的國際熱錢現象般快速且大量地流向大西洋西岸的美國也使得美國經濟日益過熱並開始出現泡沫化的現象。

 

一九二二年年底，德國的戰罪賠款給付延遲問題日益惡化，由於《凡爾賽和約》規定一部份的德國賠款必須以工業原材料等實物償付更使得德國經濟復甦緩慢而無力給付賠款，再加上一戰後德國馬克的實質價值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時亦因通貨膨脹而快速貶值，一九二三年一月，試圖取得德國煤礦等工業原物料實物賠償的法國和比利時聯手要求占領萊茵河畔的德國魯爾河工業區以確保實物賠款給付，一月十一日，法國與比利時軍隊開入萊魯爾河工業區，協約國並組織了廠礦監控特派團以確保德國魯爾河工業區確實給付煤礦實物賠款，除了德國魯爾河工業區各城市與各工業區接連爆發罷工等消極抵抗不合作運動之外，許多向來不信任一戰後繼霍亨佐倫王朝而起的威瑪共和體制的各個德國右翼團體紛紛組織自己的民兵團並發動眾多針對威瑪共和體制的激烈抗議行動而甚至爆發多次如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由希特勒所領導的德國納粹黨在慕尼黑發動的啤酒館政變之類的未遂政變，儘管一九二三年八月間上台的以溫和右派的德意志人民黨史特拉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為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危機之年德國史特拉斯曼內閣於成立後全力調停罷工並宣布緊急狀態，但德國已因為法軍占領魯爾區而陷入惡性通貨膨脹，德國除了透過美英兩國金融勢力協調迫使法比接受「道斯計畫」的戰罪賠款調整計畫外也相繼發行了新貨幣地租馬克和帝國馬克以穩定貨幣與金融情勢，然而，德國社會受到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而產生了激烈對抗且往往各自組織民兵組織的極左派與極右派政治勢力最終還是造成了希特勒與納粹黨的崛起執政，而英法等國一戰後脆弱的經濟體質以及連帶而來的對外姑息主義厭戰情緒也讓德國納粹黨等國際各界各路勢力一覽無遺。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戰後興盛一時的美國佛羅里達房地產泡沫因一場強烈颶風的侵襲而幻滅，許多受影響的美國企業家與銀行家面臨破產命運而甚至有自殺者，而成為第一個有明確歷史記載的房地產泡沫。其後，進步時代的最後道德主義嘗試、美國憲法第十八號修正案所開啟的禁酒令時代帶來了私酒釀造以及許許多多諸如艾爾‧卡彭 (Alphonse Gabriel Capone) 所領導的芝加哥犯罪集團等以非法武力保護私酒買賣與私酒酒吧經營的黑道組織，私酒買賣帶來了美國一九二○年代浮華時代的一絲不安與虛榮，然而，由於一次大戰的慘烈經濟破壞復因《凡爾賽和約》體系裡包括了高度阻礙戰敗國經濟復甦從而也最終連帶有害於英法等戰勝國經濟復甦的包括原物料實物償付的德國戰罪賠款拖垮了一戰後歐洲的有效經濟復甦，而由於英法等國於一次大戰期間向美國大量借貸的鉅額戰爭借款與復甦乏力的英法等國戰後經濟均使得各歐洲殖民帝國透過殖民地經濟體制長年累積的大量資本轉而投資大西洋西岸的美國，不平衡的跨大西洋貿易使得英法等國不得不競相動用以鄰為壑的關稅壁壘以減少美國製造業工業產品的大量輸入造成英法等國的貿易經常帳赤字一再惡化，凡此均使得以大英帝國海軍為其武裝強制力量並透過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全球殖民地的龐大殖民地經濟體系為其經濟力量擔保的不列顛治世 (Pax Britannica) 下的第一次全球化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無以為繼，一戰後美國國會拒絕加入威爾遜總統所倡議成立的一戰後國際協調組織國際聯盟，繼威爾遜總統之後的共和黨籍美國總統哈定打著「回歸常態」口號當選後亦帶領美國重回孤立主義而拒絕參與一戰後的歐洲政治與歐洲各國之間複椎的國際關係，但事實上，一戰後的美國並未能置身跨大西洋經濟情勢之外，來自大西洋東岸的英法等國的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在美國造就了一戰後經濟快速成長而冰箱與電視等新民生電器商品也大量量產的浮華時代，當然，也造成了美國各地房地產泡沫和不斷追高的股市泡沫等美國經濟泡沫快速成長膨脹，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的黑色星期二造成美國股市泡沫破滅並連帶造成以美國為震央的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開始之後，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亦於一九三○年六月間通過了全面提高關稅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 (Smoot-Hawley Tariff Act) 卻引來各貿易夥伴跟進對美國產品進一步實施報復性關稅，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金額雙雙驟降五成以上，更使得美國本國與英法德等主要國家的經濟大蕭條全球經濟危機進一步探底深化。美國的經濟大蕭條造成大量的失業人口以及極為尖銳的貧富不均相對剝奪感，美國作家史坦貝克依此創作了社會紀實文學小說作品《憤怒的葡萄》敘述奧克拉荷馬州農民約德一家因為經濟危機以及乾旱與金融和農業變革而陷於破產並不得不加入奧克佬的行列千里轉徙加州另尋土地、工作與尊嚴的經濟大蕭條下悲慘美國故事，美國社會的工會運動與農民運動亦因經濟大蕭條而蓬勃發展並針對階級問題提出美國社會前所未有的尖銳批評，參加一次大戰歐戰的退伍老兵返鄉後不惟撫恤無著而甚至必須面臨失業命運，歐戰退伍老兵團體在波多馬克河畔的首都華盛頓向美國政治人物們發起的遊行抗議竟因爆發衝突而受到憲兵鎮壓，而大量失業而生計無著的眾多勞動階級與農民階級在全美各地的抗議活動也往往受到各州當地政府動用警察甚至各州國民兵強力鎮壓，這些經濟大蕭條下的工農運動抗議活動往往被刻意影射指控為親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而一九二九年起正式更名為美國共產黨的親蘇聯美國社會主義勢力的社會革命主張自然也因為美國各州政府對工農運動抗議活動的強硬鎮壓政策而一度在美國勞工運動之中聲譽鵲起而獲得不少新進支持並擴大了影響力。

 

以美國股市泡沫破滅開始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在世界各地均帶來了因著經濟極度不景氣而引發的社會動盪不安以及連帶的極右翼極端民族主義政治勢力的崛起並均強調必須為已國已族奪取更廣闊的生存空間，理想吶喊的一九二○年代終究戛然而止。

 

在義大利，繼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領導的極右派國家法西斯黨發動「向羅馬進軍」政變並於同年底的十月三十一日被義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任命為總理並組閣建立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之後，全球經濟大蕭條後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墨索里尼發動入侵衣索比亞的軍事行動並動用了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協議》明文禁止的芥子毒氣，一九三六月五月五日，義軍佔領衣國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義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隨即於五月七日宣布併吞衣索比亞為義大利帝國的一部份。

 

在一次大戰後就因《凡爾賽和約》的戰罪條款與賠款條約而一再發生經濟金融崩潰與政治社會劇烈動盪的德國，在著名的一戰後威瑪德國最著名而最能穩定德國國內外政局的總理兼外長史特拉斯曼於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二大崩盤前未久的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於任內忽然因中風病逝之後，因經濟大蕭條而引發的德國民生凋敝與社會政治劇烈動盪從此缺乏能夠整合協調各路政治勢力達成大致符合德國社會經濟各界期待並能贏得國際主要國家信任的穩健政治經濟解決方案的政治家，極左派與極右派民兵團體在柏林郊區等地進行夜間集結步槍練靶等準軍事活動以及在柏林等德國主要都會區的基於意識型態對立的集體鬥毆也於史特拉斯曼死後復發並因經濟大蕭條造成的民生困頓而一再相互激盪而更趨激進暴力，一九三二年七月的德國國會大選中，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希特勒要求組閣權卻為一次大戰時東線坦能堡會戰的德國英雄興登堡總統所拒，威瑪德國政府隨後陷入一系列的政爭卻總是無力挽救經濟危機，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德國總統興登堡不得不轉而同意希特勒為總統組織同為右派的納粹黨與國家人民黨聯合內閣，希特勒隨後利用二月二十七日的德國國會縱火案動員納粹衝鋒隊佔領德國各地德國共產黨黨部並禁止共產黨員參加三月初的國會改選，在取得納粹黨一次百分之四十四席次以及與聯合內閣盟友國家人民黨加總後控制國會絕對多數的國會優勢後，希特勒內閣提出授權法案，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威瑪共和總統興登堡逝世後，希特勒內閣宣布暫時中止總統職權並將之轉授予總理希特勒的法案，希特勒因此成為德國元首與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其後，重建後的德國國防軍於一九三六年三月間進駐萊茵河非武裝區的德國領土，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動用德國軍隊干預西班牙內戰以支持右翼的西班牙國民軍領袖、非洲軍團將領佛朗哥，德國的斯圖卡轟炸機對西班牙共和派控制的北方巴斯克地區的格爾尼卡城發動人類史上第一次慘絕人寰的地毯式轟炸並被支持西班牙共和派政府的畫家畢卡索繪成立體派藝術大作《格爾尼卡》，一九三八年三月間，在奧地利納粹黨的支持下，德軍跨越德奧邊界攻入維也納並合併奧地利，而儘管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慕尼黑協定》准許德國併吞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耳曼人口多數的蘇台德區，但德軍仍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英國首相張伯倫開始放棄姑息主義對德政策並準備防範納粹德國的侵略擴張行為，一九三九年八月間，納粹德國與蘇聯簽訂《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九月一日，德軍攻入波蘭並在波蘭大平原上以機動性極佳的坦克師團為前鋒迅速瓦解波蘭軍隊的抵抗而被稱為閃擊戰，英國與法國於德軍入侵波蘭後相繼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一九四○年五月間，德軍採取派遣坦克師團自阿登森林奇襲突破英法聯軍的馬奇諾防線而瓦解了西線英法聯軍的抵抗並於六週內的六月十四日攻入巴黎，法國貝當元師宣布將與德國簽訂停戰協定，六月二十二日，德法雙方代表在希特勒所選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時德法簽訂停戰協定的巴黎北面的康比涅森林簽訂了《德法停戰協定》，法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至此正式全面開戰。

 

一九三一年的西班牙革命後，西班牙波旁王朝的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海外，西班牙第二共和成立，然而，西班牙左派與右派之間關於土地改革與天主教會地位等問題的意識型態對立卻反而更為激進化，西班牙第二共和或左或右的歷任政府旋起旋滅並不時全面變更前任政府的所有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西班牙海軍與陸軍各部隊指揮官往往也被捲入與左派和右派政治鬥爭之中，其後，由於共和派的政府軍開始逮捕維爾加斯將軍等疑似支持右翼國民軍與長槍黨叛亂的西班牙本土陸軍師級部隊指揮官，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清晨，佛朗哥將軍領導的非洲軍團於摩洛哥梅利利亞發動叛亂並處決六名共和派陸軍將領與一位共和派海軍上將，七月十八日，右派的非洲軍團國民軍已然控制摩洛哥全境，西班牙本土各地的傾向右派國民軍的本土陸軍等部隊也紛紛加入叛軍，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派遣了兀鷹軍團與大量的坦克、戰鬥機與轟炸機支援國民軍與佛朗哥，墨索里尼領導的義大利也派遣了陸海空三軍支援國民軍與佛朗哥，薩拉查所領導奉行社團主義的右翼獨裁新國家政體統治的葡萄牙也為了防範葡萄牙國內左派勢力坐大而派遣名為維里阿修斯軍團的志願軍支援國民軍與佛朗哥，而在左傾的共和軍方面，除了墨西哥提供共和軍少量的軍火之外，蘇聯派遣軍事顧問與提供大量的坦克、大砲與戰鬥機以支援西班牙共和軍，蘇聯同時也出面組織國際縱隊志願軍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國民軍與佛朗哥將軍，國際縱隊吸引了來自歐美各國甚至中國的許多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與反法西斯主義自由派人士加入，其中著名者如法國文學家卡繆、美國文學家海明威、英國文學家喬治‧歐威爾與西班牙藝術家畢卡索等人，海明威於西班牙內戰後出版了小說《戰地鐘聲》書寫美國人參與西班牙政府軍共和軍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國民軍與佛朗哥將軍的故事，畢卡索則創作了立體派繪畫《格爾尼卡》描述與國民軍合作的納粹德國空軍對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格爾思卡城無差別地毯式轟炸的悲慘內戰故事，畢卡索也因此成為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大軍跨越庇里牛斯山發動侵略西班牙的半島戰爭之時以畫作寫實描繪當時宗教裁判所與拿破崙戰爭相繼蹂躪西班牙慘況的知名畫家哥雅之後又一位伊比利半島歷史寫實創作藝術家，歷經兩年餘在西班牙本土慘烈的逐城逐地焦土血戰以及國民軍與共和軍雙方對於對方支持者的血腥屠殺，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南下的佛朗哥軍隊攻下巴塞隆那，二月二十七日，英法兩國承認佛朗哥政權，三月二十八日，歷經長期的戰鬥與轟炸後，共和軍與國際縱隊殘部最後的抵抗終歸失敗，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向國民軍與佛朗哥投降，四月一日，西班牙內戰結束，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起以奉行法西斯主義的長槍黨為唯一合法政黨的獨裁統治，由於佛朗哥政權以重建飽受內戰摧殘的西班牙為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相對中立，德國納粹政權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落敗而退出歷史舞台後，歐美各國對採行法西斯主義的佛朗哥治下西班牙實施經濟制裁並將之排擠於聯合國之外，但卻並未真正設法干預推翻佛朗哥政權，到了全球冷戰全面開展的一九五○年代，佛朗哥向美國出借軍事基地而獲得美國協助其經濟復甦，以佛朗哥為攝政的西班牙法西斯主義政權因此維繫到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本人逝世。

 

與此同時，在東亞的新興帝國主義強權國家日本，一次大戰前後的日本工業產業結構儘管已成立三菱等大型綜合性工業與金融大財閥，但其生產項目仍然主要地是做為替代過去美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輸入日本產品的民生輕工業與鋼鐵和軍火等重工業的進口替代產業，一戰前後日本真正的大規模生產輸出的創匯產品項目實際上仍然是向美國等歐美國家出口的取代中國生絲輸出產品的日本生絲產業以及部份的殖民地台灣茶葉等大宗原物料產品，繼一九二七年爆發的一戰後日本本土性金融危機昭和金融恐慌造成的日本一戰後經濟危機之後，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由美國股市泡沫破滅開啟的全球經濟大蕭條重創了美國等歐美國家的具有奢侈品性質的生絲與生絲相關產品需求，日本的生絲出口市場隨之崩盤，明治維新後由製造業的發展所連帶造成的農村經濟衰退問題於是進一步因經濟大蕭條而惡化而經常造成農村破產，昭和農業危機於是爆發，日本各地相繼爆發農民運動，糧食作物稻米等農產品的產銷聯繫失衡瓦解造成日本各主要都會區的米價騰飛，東京米穀取引所不得不停止交易，但日本各主要都會區的米價仍然不受控制地不斷上漲而甚至引發了多起米暴動，而隨著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蕭條而來的一九三○年日本昭和經濟危機長期經濟危機最終導致了米價的回跌重挫與日本農村的進一步破產，而日本生絲出口等對外貿易因全球經濟大蕭條而趨於疲弱也連帶使得主要供內銷的民生輕工業等日本製造業的需求疲軟而造成失業問題，此外，限制一戰後世界各主要海軍強權國家新建造海軍艦艇數量與噸數的《華盛頓裁軍條約》的簽訂使得承作日本海軍造艦訂單等軍備工業的日本重工業需求難於成長而因此出現失業問題，一九三○年，日本本國的昭和經濟危機全面爆發，民生經濟陷於困頓，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趨於嚴重，日本本國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不斷爆發，本因一九二三年六月間日本軍警發動的日共大逮捕而接受日共領導人山川均所主張解散共產黨而轉化為推動工農運動的解消主義並於一九二四年一度解散的日本共產黨，儘管後來由於山川均的解消主義具有右傾機會主義傾向而福本和夫修改自列寧主義革命先鋒黨革命策略的精粹主義具有左傾冒險傾向性質故而一併受到莫斯科第三國際的批判，但日本共產黨的組織與革命活動仍然因此一度消沉，全球經濟大蕭條與日本昭和經濟危機使得日本社會經濟危機全面爆發後，日本共產黨等左翼革命政黨的政治組組與革命活動自然也再度不斷快速發展擴張，日本社會各界擾攘不安，而自明治維新開始以來號稱君主立憲制的日本國會各政黨實質上為藩閥與財閥把持控制，在經濟大蕭條與日本昭和經濟危機不斷惡化之時，有名無實的政黨政治持續淪為黨同伐異而無法提出實質有效的政治與經濟解決方案，日本社會各界對於藩閥與財閥控制的國會政治缺乏實質作為日益感到不滿，而面對此起彼落的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以及與之高度相關的日本共產黨等日本左翼革命運動，藩閥與財閥把持控制的日本政府由中央到地方不斷地動用優勢警力甚至特務機關與武裝部隊進行搜捕鎮壓，繼一九二八年搜捕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等日本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三一五事件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動員軍警大規模逮捕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市川正一等日本共產黨黨員與工農運動家等日本進步人士，史稱四一六事件，日共中央委員會委員長佐野學歷經短暫的逃亡後也受到逮捕，包括佐野學在內的被捕日共領導人受到監禁刑求後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被迫於獄中共同發表轉向聲明，政治控制相對鬆弛且社會氛圍相對自由開放的大正民主時期正式告終。

 

隨著大正民主時期告終與日本左翼進步社運勢力與日共等左翼革命勢力受到日本軍警大規模搜捕而衰退，經濟大蕭條下持續不景氣的日本經濟與持續貧困而不滿的日本社會大眾亟需新的發展出路。出身日本新潟縣沿海貧窮漁村的北一輝著作了《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北一輝揉合了當時日本社會流行的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主張採取徵兵制式的社會集體勞動組織以解消大地主與大資本家對生產工具的壟斷，北一輝並主張透過集結往往出身貧窮農村的少壯派日本海陸軍軍官發動法西斯主義政變革命以及有計畫地推動對外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擴張掠奪來實現日本的第二次維新革命與日本本國國民間的具有斯巴達軍國主義性質的某種達成日本本國國民達成均富豐足生活水準的共產主義社會，北一輝因而被視為日本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理論思想家。

 

一九二九年年底，繼其父北洋軍政府末代軍政領導人、奉系領袖張作霖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遣軍警強行進入北京蘇聯大使館搜逮中共創黨元老李大釗並絞刑處決後，易幟歸順北伐後由黃埔系軍事領袖蔣中正組織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張學良與易幟後改稱東北邊防軍的源出北洋軍系的東北軍試圖從繼承俄羅斯帝國的蘇聯手中收回中東鐵路利權，中東路事件爆發，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組織紅旗特別遠東集團軍集結坦克、戰鬥機與海軍艦隊等優勢現代化武力介入東北，東北軍無力抵抗而在滿洲里等戰役中接連敗北，一度支持張學良與東北軍收回中東路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向蘇聯求和，南京當局承諾恢復蘇聯對中東路的控制並解除由親帝俄沙皇貴族等俄國人士（白俄）所組織的白衛軍並將其首謀者驅逐出中國東三省各地鐵路，十二月六日，張學良主持的東北政務委員會承認了中蘇雙方代表簽訂的《停戰議定書》。東北軍實力不足的問題在中東路事件暴露無遺，新成立的蘇聯對於東北的意圖則使得擁有南滿利權與旅順大連等關東州租借地的日本帝國與關東軍日益感到警覺不安，一九三○年五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提出滿蒙問題非外交手段所能解決，其密友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中佐並擬就攻瀋要領。一九三○年五月，因為出身浙江奉化地主鹽舖家庭並於清末畢業於保定軍校前身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後獲派留學日本並畢業於做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預校的振武學堂的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軍對於北洋軍閥等地方軍閥割據勢力採取招降納叛策略所造成的被譏為「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的北伐後多年懸而未決的國民黨內各擁領土地盤民政財政大權的各路軍事勢力間的權力爭奪因軍隊編遣爭議浮上檯面，繼前一年一九二九年三月至六月間的蔣桂戰爭之後，實為國民黨內軍閥混戰的中原大戰爆發，蔣中正全面動員其個人所創建的黃埔軍系中央軍為主力向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系、李宗仁和白崇禧領導的新桂系與閻錫山領導的晉軍系以及趁機起兵反蔣的劉文輝等人領導的川軍系、李濟棠和張發奎領導的粵軍系和汪兆銘領導的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發動軍事反擊，由於龍雲領導的滇軍系出兵廣西牽制李白兩人領導的桂軍，蔣中正所部中央軍系主力大多用於在華北各地與西北軍系和晉軍系作戰，歷經多次苦戰以及韓復榘和石友三等西北軍系將領或倒戈或宣布中立，中央軍系與西北軍系在華北陷入對峙僵局，經過雙方多次拉攏，張學良於九月間率東北軍主力入山海關支持蔣中正的中央軍系，中原大戰結束後，張學良以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名義率東北軍主力長駐北平，東北防務空虛。一九三一年五月，兩廣事變爆發，忙於江西剿共軍事的蔣中正與中央軍系再度感到腹背受敵與力有未逮，六月，日本陸軍與日軍參謀本部擬具解決滿洲問題方案，七月，關東軍護送閰錫山回到山西並策動石友三於河北叛亂並與閻錫山聯手進攻北平與天津以牽制隨張學良入關的東北軍主力，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等人策動下，日本關東軍以其假造的奉軍破壞日本所屬南滿鐵路的柳條湖事件為由未經東京陸軍本部與參謀本部的授權便逕自向東北三省各地的留守東北軍部隊全面進攻，九一八事變爆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錦州失守，中國東北三省領土至此淪亡於日本帝國之手，日軍隨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向駐防上海閘北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發動猛攻以轉移國際輿論焦點，日軍隨後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扶植清遜帝溥儀成立定都新京（長春）的滿洲國以為日本帝國的傀儡附庸以掩飾侵略事實，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日本主張熱河向為東北四省滿洲地區一份而動員日軍與偽滿軍進攻熱河，中國守軍不得不退出熱河與冀東，於事變之初採取不抵抗政策的張學良最終於三月七日請辭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一職。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向國際聯盟報告日軍侵略瀋陽並請求國聯主持公道，儘管國聯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但日本的回應則僅以國聯拒絕承認偽滿洲國而退出國際聯盟，一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無力主持正義使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再無所懼，而德國與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對外擴張侵略也因此無形中受到鼓舞。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國內的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浪潮再起，全球經濟大蕭條與日本昭和經濟危機下長年的經濟衰退與民生凋敝因此找到了替代性的出口，許多日本大財閥對於透過侵略中國等東亞國家來獲取新的廉價原物料與新壟斷性開放市場帶來的經濟利益與投資機會大感興趣，而由於農村的一再破產，貧無立錐之地的許多日本農村農民對於能夠取得新領土新發展機會也開始感到興奮，而長年淪為黨同伐異而無力統合社會各界意見以有效處理長期經濟衰退的名為政黨政治實則受藩閥與財閥操縱的日本政壇也樂得找到新的對外擴張勝利以營造經濟恢復成長假象並因此而大量批准許多有利於提供工作機會的海軍造艦等軍備預算與軍事預算，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因而在日本民間與日本媒體上聲勢高漲而氣焰高張，北一輝的法西斯主義思想也因此在日本海軍和日本陸軍少壯派軍官之間廣泛流傳。繼一九三一年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一九三二年三月的血盟團事件後，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軍少壯派軍官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了主張護憲運動的首相犬養毅，史稱五一五事件。其後，繼一九三四年的士官學校事件與一九三五年八月的相澤事件後，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大多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而在軍隊上晉升高階軍官仕途多所阻礙且深受北一輝思想影響的日本陸軍皇道派少壯軍官以尊皇討奸口號發動叛亂意圖刺殺大多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的統制派高階將領並試圖占領皇居，史稱二二六事件，儘管因昭和天皇對於政變表達憤怒反對而失敗，參與主謀的少壯軍官多人被判處死刑而做為皇道派意識型態理論來源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家北一輝也被祕密處決，但日本政府於二二六事件後為了穩定九一八事變與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殖民地後在日本國內影響力迅速竄升的日本海陸軍軍部以防變生肘腋而不得不恢復了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一如早先實施陸海軍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時曾發生貴族出身的西園寺公望於一九一二年二度組閣時即因為出身德川幕府時代晚期長州藩藩士而本身亦曾任首相的明治維新日本陸軍建制大老山縣有朋拒絕推薦陸軍大臣而不得不面臨倒閣下台的命運，由於海陸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讓日本海陸軍高層可以採取拒絕推薦海陸軍部大臣的策略杯葛內閣組閣而形同對於內閣組閣與不論是否與軍方事務有關的所有內閣政策擁有否決權，海陸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恢復使得日本海陸軍部的意見對於日本內閣的各項政策與日本政府的各項政策決策的影響力日益提高，由於全球經濟大蕭條與日本昭和經濟危機而歷經歷時多年長期經濟衰退的日本帝國也因此步上法西斯義大利與納粹德國的後塵走上了希冀透過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來重整經濟和重振社會政治信心與重新提升民族自信的對內全面統制集權而對外肆行侵略擴張的極端危險道路。

 

而在殖民地台灣，理想吶喊的一九二○年代與日本本國的大正民主時期因為政治控制相對鬆弛與社會氛圍相對自由開放而一度蓬勃發展的殖民地台灣右派改革派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左傾的殖民地工農社會運動與殖民地左翼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也隨著日本本國的一九二九年四一六事件日共與日本左傾進步勢力大鎮壓大逮捕而開始受到台灣總督府所指揮日本警察的大規模搜捕鎮壓。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農曆新年節慶期間，台灣總督府宣布台灣農民組合為非法組織並動員日本警察針對台灣農民組合全台三百多個據點發動全面突擊搜索而逮捕了簡吉等台灣農民組合領導人。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日本警察宣布解散台灣民眾黨並逮捕了蔣渭水等台灣民眾黨幹部，蔣渭水稍後獲釋但隨即於同年八月間逝世。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九月間，日本警察對台灣共產黨重要領導人展開有系統的全面搜捕而基本上完全瓦解了台共組織並將所有台共重要領導人逮捕入獄。隨著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共產黨重要成員相繼受到日警解散逮捕，左右分裂後左傾的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的組織也隨之基本瓦解。隨著一九三一年台灣民眾黨被台灣總督府解散搜捕與蔣渭水的逝世，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影響力也快速示微。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因台灣總督府於前一年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公布《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開放一半地方議員民選以動搖瓦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民意支持以及台灣總督府同時間對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活動不斷壓制而不得不宣布解散。

 

一九三五年秋，張學良奉蔣中正嚴令出任西安西北剿總副司令並率二十萬東北軍至陝甘一帶會同系出西北軍系的楊虎城十七路軍三萬部隊、寧夏馬鴻逵部兩萬部隊與青海馬步芳部一萬多部隊展開西北剿共作戰卻一再損兵折將，而依南京國府當時的撫卹政策，傷亡軍人由故鄉原籍省縣撫卹，背負不抵抗政策罪名遠離東北家鄉參與西北剿共作戰而傷亡的東北軍官兵由於原籍東四省各地早已淪為偽滿洲國日本殖民地而無法獲得合理撫卹，東北軍資深高階將領於是向張學良哭訴，死於日本關東軍之手的老帥張作霖等先人與同袍的屍骨尚留在東北，為何東北軍不能部署在防日抗日前線對日本作戰以復仇雪恥卻反而得遠離故土在西北異鄉進行中國人打中國人而死傷慘重的血腥內戰，十月二十九日，蔣中正抵達洛陽密會中央軍系高階將領，決定如果張學良不願繼續剿共則預計將東北軍與十七路軍調離陝甘另行派任防區並改派中央軍系的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並調派曾於一九三二年九月的豫鄂皖邊區第三次圍剿時在中共豫鄂皖蘇區行政中心金家寨屠殺六千名中共傷兵與家屬並得到蔣中正在金家寨設立立煌縣以示嘉獎的衛立煌等中央軍系主力精銳大軍進駐陝甘繼續剿共戰爭，一九三六手十二月十二日，再也受不了不抵抗將軍惡名與剿共戰爭一敗再敗而所部傷亡官兵又撫卹無著等種種壓力的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以逼蔣抗日，南京國府的中央軍系高階將領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力主武力進剿並下令駐洛陽一帶中央軍系部隊向潼關移動以進逼西安並派遣轟炸機巡弋潼關，何應欽等人的主戰主張得到了國民黨右派戴季陶等人的支持，十二月十六日，南京當局頒布討伐令並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使，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並以劉峙和顧祝同為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指揮分別向西安進逼，國府空軍並開始轟炸西安周邊城市並逐漸進迫西安，南京政府一片主戰聲浪下，宋美齡只得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親赴西安，向其過去年少時做為外貿富商宋家自幼留學美國而作風洋派開放的千金大小姐時在上海灘十里洋場一起出入流連酒吧派對的好哥兒們、早年為一度以安國軍政府名義率領日本關東軍支持下兵強馬壯的北洋奉軍入關主政北京的奉軍領袖張作霖家的俊美洋派風流倜儻大少爺張學良說情說理，宋美齡向張學良表示南京政府在何應欽領導下一片主戰聲浪並勸說張學良千萬不可因一時氣憤而瞎鬧到底，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親自護送蔣中正離開西安飛抵洛陽，張學良自此受到南京政府軟禁，國民黨執政的南京政府同意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積極準備共同對日抗戰，蔣中正之子蔣經國亦因此被蘇聯送返中國。

 

由於西安事變後中國境內國共兩黨間的內戰趨於和緩並組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部署對日抗戰，日本帝國與日本軍部的各種逐步侵奪中國領土與利權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布局因此受到全面破局落空的龐大壓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歷經九一八事件後中日雙方在中國華北地區的多次局部衝突之後，日軍華北屯駐軍以尋找演習失蹤士兵為由要求進入河北北平附近的宛平縣城搜查但為駐防當地的系出西北軍系的國府軍宋哲元第二十九軍所屬營級單位所拒，日軍於是對宛平城西的蘆溝橋發動砲擊並隨即發動總進攻，蘆溝橋事變爆發，延宕已久的中日大戰正式全面開打，日軍於中日戰爭早期的快速攻勢後很快地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沼之中，中國的國共兩黨也隨即分別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拉開了長期抗戰的作戰部署。

 

為了因應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日本本國在軍部控制下展開了如火如荼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並開始逐步厲行戰爭統制經濟；而在殖民台灣，一九三六年九月新上任的軍人總督小林躋造提出了符合戰時經濟需求的統治台灣三原則即「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並據此要求台灣本島籍人士改用日本姓氏並加強推動國語運動、寺廟整理與正廳改善，同時也在南台灣的高雄等地發展軍需重工業以做為日本帝國發動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侵略戰爭的南進基地，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動，為了配合日本本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與戰時統制經濟，台灣總督府也發動新一波的皇民化同化運動以抹除本島籍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同，除了鼓勵使用全日語的國語家庭和改著和服以及改信日本神道教並參拜神社之外，台灣總督府也提供改用日本姓氏與改著和服的台灣本島籍國語家庭成員公家機關優先錄用權與較佳的警察官吏升遷機會，此外，國語家庭也享有較佳的戰時食物配給且連子女的升學機會比起一般台灣本島籍民眾也較具優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為了突破美國經濟制裁與石油和鋼鐵等軍需原物料禁運並試圖取得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各地的石油和橡膠等軍需原物料，深陷中國戰場泥沼多年的日本帝國與日本軍部動員日本海軍各主力航母艦隊偷襲太平洋美軍重鎮珍珠港以期能瓦解太平洋美軍的有力戰力並為南進侵略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各地以控制石油等軍需原物料產地的日本海陸軍爭取必要的作戰時間，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總統羅斯福隨即向日本帝國宣戰並立即獲得美國國會同意，而為了迅速征服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各地，日本帝國調動中國戰場華中與華南一帶中國派遣軍大量有生戰力轉用於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新戰場，日本本國軍力與人力物力因此更加力有未逮，除了在日本本國開始徵發許多年齡低於二十歲的少年兵投入日益廣闊的中國戰場、東南亞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之外，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於一九四一年起轉入第二階段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要求台灣各地的台灣本島籍地主紳商出面組織皇民奉公會並強迫動員台灣社會各界參與，除了在殖民地台灣推動戰時統制經濟，台灣總督府也下令包括歌仔戲、布袋戲、電影與流行音樂等傳播媒體與演藝娛樂產業均需完全使用日語並必須協助皇民化與戰時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進行宣傳，許多台灣文學家也被要求寫作符合皇民化與戰時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需求的報刊文章，年幼時即隨父母來台的日本作家西川滿號稱藝術至上並以浪漫耽美風格以異國風情陪襯著殖民主義浪漫幻想情調書寫台灣歷史與風土的日籍人士殖民地文學風格一時間蔚為顯學，西川滿本人並曾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以響應時局；隨著日本軍隊再度陷入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的東南亞戰場泥沼以及在珍珠港事件半年後即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初的中途島海戰受到美軍重挫其各航母戰鬥群並因而開始在太平洋戰場上逐漸轉入落居下風的逐島防禦血腥苦戰，日本本國的由是更加人力物力捉襟見肘，日本當局因此遂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自一九四三年起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隨後更自一九四五年起在台灣全面實施徵兵制度，台灣總督府所徵發的台籍日本兵大多在南洋戰場上為日本軍隊擔任軍伕等輔助部隊，受徵發者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而其子弟的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曾任日本警察巡查的李登輝之兄李登欽除了受到皇民化運動宣傳影響而帶領全家改用日本姓氏岩里之外，後亦於一九四三年報考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一梯次，錄取並經訓練以海軍機關科一等兵編入駐菲律賓日本海軍第三十一特別根據部隊，後於一九四五年的馬尼拉戰役中於二月十五日在軍艦上遭美軍戰鬥機掃射而死並隨軍艦沉入海中。

 

由於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初的中途島海戰後，麥克阿瑟指揮下轉守為攻的太平洋戰區美軍儘管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間的菲律賓海戰與一九四四年十月間的雷伊泰灣海戰等大規模海軍作戰中有效地殲滅了殘存的日本海軍艦隊有生戰力並為減少美軍海軍陸戰隊與陸軍地面部隊的傷亡而採取了僅對具有制空制海戰略價值的太平洋島嶼進行美軍登陸反攻的跳島戰術，但美軍登陸部隊即使在發動登島作戰前均先進行長時期海軍艦砲射擊與航母艦載與陸基岸基轟炸機大規模全島轟炸卻仍在瓜達康納爾島戰役、塔拉瓦戰役、關島戰役、塞班島戰役、硫磺島戰役與呂宋島戰役等太平洋戰略要地大小島嶼逐島爭奪戰之中遭遇日軍守島陸軍往往不惜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的強烈抵抗，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因此死傷慘重而不得不一再在美國本土擴大徵兵，美國本土的徵兵動員兵力員額因此超過美國役齡男性的百分之五而漸感不堪負荷，美軍高層與美國羅斯福政府高層因而不得不開始思考任何有助於及早迫使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與結束太平洋戰場的軍事或外交策略，除了一九四五年二月起至七月間全面擴大自馬里亞納群島起飛旳美軍轟炸機對日本本州各地目標所發動的東京大轟炸之外，美國也全力加速投資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並促使其及早進行試爆，此外，由於繼一九四三年一月間的史達林格勒戰役由蘇軍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東線納粹德軍主力中央集團軍與南方集團軍復已在一九四三年夏季七八月間的庫斯克會戰中受到蘇軍重挫，蘇軍因而收復基輔並在朱可夫元帥的指揮下全面收復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一帶蘇聯領土並在經過在維斯杜拉河東岸一段時期的修整後開始追亡逐北攻入羅馬尼亞與波蘭驅逐納粹德軍並開始準備向施普雷河畔的德國首都柏林進發，歐洲戰場勝利在即亦使得羅斯福政府開始考慮請求蘇軍在歐戰結束後介入遠東戰場以瓦解破壞在亞洲大陸上的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一帶廣大日本殖民地上的不無可能轉而投入太平洋戰場的近百萬龐大日本陸軍預備部隊與眾多重工業與軍需工業基地，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在往昔十九世紀中葉克里米亞戰爭時兩軍反覆爭奪血戰的塞瓦斯托波要塞附近的克里米亞半島上的渡假勝地雅爾達召開祕密會議商討蘇軍介入遠東戰場條件以及以美蘇兩強為首的東西方勢力範圍與成立聯合國事宜等戰後國際局勢安排，三巨頭於雅爾達會議中達成稱為「雅爾達體系」的二戰後美蘇兩強勢力範圍分配與二戰後國際局勢安排，二月十一日，美英蘇三巨頭正式簽署《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議》（《雅爾達協議》），其中，史達林同意蘇聯將在德國同降後二至三個月將經歐戰後修整後的蘇軍再度投入遠東戰場對日作戰，美英兩國同意外蒙古依現狀為蘇聯附庸國以及日本必須於戰後交還庫頁島南部與千島群島，此外，美英兩國亦同意大連商港國際化並由蘇聯取得在大連優越權益且蘇聯得恢復租用旅順軍港，而連結大連商港與東北和華北各地的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設立一中蘇合辦公司共同經營並保障蘇聯優越權益惟中國東北主權仍屬於中國，上開關於外蒙古與中國東北的協定由美國總統採取必要步驟取得重慶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中正委員長的同意，史達林並表示蘇聯願意與重慶國民政府簽訂一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俾以蘇聯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放中國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則於稍早的四月三十日自盡身亡，屍身由其部屬將之焚毀以免受蘇軍侮辱。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沖繩戰役結束，歷經八十二天的血戰，美軍以超過八萬四千年傷亡而其中一萬四千人陣亡或失蹤的慘痛代價攻佔可做為進攻日本本土跳板與空中作戰基地的硫球群島中的沖繩本島，九萬五千多名日軍戰死或失蹤，數萬當地島民於戰爭中傷亡或被迫自殺。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自馬里亞納群島的提尼安島起飛的美軍B-29轟炸機將綽號小男孩的原子彈投放於日本九州上的廣島市，八月九日，美軍B-29轟炸機再度將綽號胖子的原子彈投放於日本九州上的長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凌晨，蘇聯發動遠東作戰，蘇軍調集三個方面軍共一百七十萬大軍與五千五百輛坦克越過黑龍江、烏蘇里江與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草原等中蘇邊境地帶向總兵力約七十萬的日本關東軍發動全面進攻，此外，蘇聯海軍太平洋艦隊也同時在朝鮮半島北部和千島群島登陸並協同陸軍作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透過廣播玉音放送宣讀《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停戰詔書》），表示日本帝國接受依照美英中蘇四國所發表《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同意無條件投降，同年稍早的二月間麥克阿瑟統率的太平洋美軍結束了呂宋島戰役的各主要戰鬥並在日軍發動慘絕人寰的馬尼拉大屠殺後不久攻佔了馬尼拉後，仍有不少呂宋島日軍殘部竄入呂宋島山區頑強抵抗，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大多數竄入山區的呂宋島日軍殘部終於走出山區向美軍投降。

 

一九四六年春，在駐日美軍協助在日台人返台的美軍貨輪自由輪上，李登輝聽聞同船的台灣人抱怨來台接受的國府軍隊裝備破舊而儀態軍容完全不如威武剽悍的日本軍隊，而當時台灣社會甚至傳說有來台國府軍隊看到台灣各地市區已接水通水的自來水竟然以為水龍頭有通水魔法，於是前往五金行買了個水龍頭後逕往牆上猛力一插卻全無自來水流出，這位國府軍阿兵哥最後竟回到五金行大罵說老闆賣的水龍頭品質不佳；李登輝聽完後回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事實上，儘管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中高聲宣示「：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但事實上，由於以新建黃埔軍校學生所組建的黃埔系軍隊軍事力量有所不足且左傾者眾，廣州北伐之時北伐軍就以李白兩人領導的廣西新桂系軍閥所屬軍隊為第七軍和第三方面軍，除了利用工農運動瓦解盤據華中各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所屬軍隊作戰意志，蔣中正也往往設法招降納叛以圖快速取得表面的統一局面，例如派遣黃埔軍校五期生郭汝瑰入川策反其堂兄川軍將領郭汝棟轉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方面軍第二路司令並出兵防範阻止川軍領袖楊森率川軍出川阻擾北伐，而在國共兩黨因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在北伐軍前進地區策動農會運動等工農運動出現過激現象而陷入分裂並引發了國民黨內的寧漢分裂以及蔣中正另立南京政府後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結合上海青幫等幫會勢力攻擊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的四一二事件開始的針對共產黨人與工農運動積極份子的清黨行動之後，北伐軍失去工農運動的支持與中國國內輿論的支持，不再令人耳目一新的北伐軍與蔣中正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面對有著日本等帝國主義勢力撐腰的華北與東北一帶裝備訓練較佳的各路北洋軍閥的抵抗時不再連戰皆捷，只得透過局部軍事勝利後的招降納叛以求迅速完成表面統一，北伐後的南京國民政府因而大量繼承前清的基層社會仕紳富商與新興軍閥軍紳的社會經濟結構並因而在行政體系的運作上不得不與之配合而時有扞格缺乏效率之處，戰後國府派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本人就是在北伐時由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部下轉投蔣中正的浙軍第一師師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參與淞滬會戰並於其後轉駐福建的系出粵軍的第十九路軍在福建省主席蔣光鼐與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領導下與陳銘樞和李濟深等粵系軍政領袖支持下宣布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但新桂系的李宗仁、國民黨左派宋慶齡與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等國民黨內反蔣勢力均表示反對，蔣中正調動中央軍八個師入閩並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攻入福州，閩變結束，因九一八事變通電下野後又因淞滬會戰復出主持大局的南京國民政府實質領導人蔣中正改派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與福建綏靖主任，一九四四年四月，重慶國民政府以閩台鄰近任命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陳儀為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提出《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蔣中正下令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以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十月二十四日，陳儀在美軍將領陪同下由上海飛抵台北，十月二十五日，陳儀依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於台北公會堂（台北中山堂）接受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投降，並以盟軍中國戰區領導人蔣中正特級上將代表名義在台灣實施軍事接收。然而，由於《雅爾達協議》明訂蘇軍出兵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佔領區而麥克阿瑟所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也明訂滿洲與北緯三十八度以北朝鮮半島的日軍必須向遠東蘇軍總司令投降，身為戰勝國的重慶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中正自然擔心蘇軍會利用東北日本關東軍裝備與東北重工業與軍火工業生產能力扶植與重慶國民政府爭奪二戰後中國領導權的中國共產黨延安政權，蔣中正於是任命黃埔一期生、前中國滇緬遠征軍副司令杜聿明為東北保安司令，率領第十三軍與第五十二軍兩支裝備大量美械的國府中央軍系嫡系部隊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在美軍艦隊支援下自秦皇島登陸並在攻下山海關後向東北各地尤其是南滿各地進攻，為了因應日益擴大的「關外大打、關內小打」的抗戰後旋即爆發的第二次國共內戰東北戰場的龐大軍隊需求，結束與日軍之間的緬甸北部血戰後的中國滇緬遠征軍駐印軍在依麥克阿瑟所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而搭乘美軍軍艦前往法屬印度支那（中南半島）各地完成日軍受降後就由美軍艦隊運送前往東北戰場，孫立人、廖耀湘與鄭洞國等中國滇緬遠征軍名將相繼率領所部全美械化的前中國滇緬遠征軍精銳部隊由美軍艦隊運送開赴東北戰場與自蘇軍手中接受不少日本關東軍裝備的中共東北民主聯軍作戰，抗戰時期在「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下由華北與長江下游各地淪陷區對日本侵略者極為憤慨的大量失學青年編組而成的新編青年軍也大多被派往東北和華北各地從事接收工作並參與二戰後國府軍隊中央軍和傅作義等地方軍系與中共軍隊之間犬牙交錯的地盤爭奪戰鬥，隨陳儀來台進行軍事接收的國府軍隊第七十軍與第六十二軍大致上是早已久經抗日作戰劇烈消耗而裝備軍服不齊且軍紀久佳而往往被視為兵痞的地方雜牌部隊，第七十軍系出湘軍唐生智所部地方軍系部隊，第六十二軍則系出粵軍陳濟棠所部地方軍系部隊，奉命來台接收後自然軍紀敗壞而不時有賖帳搶劫而甚至發生當街開槍與強姦婦女等惡劣情事而引發台灣民眾的高度不滿。

 

由於中共在八年抗戰期間透過在華北與華中淪陷區開闢敵後戰場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而建立起兩百萬大軍的龐大軍事力量並於戰後獲得進佔東北的蘇軍所撥給日本關東軍裝備等新增軍備，還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遂決定動用剛於抗日戰爭期間獲得大量美援軍火的國民黨軍隊全面剿滅抗戰軍興後逐漸掌握華北各淪陷區敵後地盤並於戰後調動大量黨政軍幹部隨著攻佔東北的蘇軍而接受南北滿各地的中共解放軍，於是，利用美軍艦隊運輸國民黨軍隊前往東北與華北各地接受日軍投降並接收淪陷區領土的機會，不顧戰後民生凋敝與一九四六年的江南水患亦不顧已然出現厭戰情緒並急於復員的美軍與美國政府透過馬歇爾調停試圖促使中國國共兩黨儘快談判停火條件並達成停火協議的努力，蔣中正一意孤行堅持結合晉軍系傅作義等對日抗戰期間受優勢日軍壓迫而喪失北方各省地盤的地方軍系勢力對各地共軍全面發動武力進剿，一九四六年六月間，國民黨軍集結三十萬大軍對湖北孝感宣化店一帶中共八路軍於抗戰時期建立的中原軍區游擊根據地發動總攻擊，宣化店一帶中共解放軍則部署中原突圍全面突圍，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為了應付華北與東北內戰前線的龐大軍需，包括台灣在內經濟情況較佳的中國東南各省不得不負擔龐大的徵稅徵糧財政壓力，陳儀主政的台灣省行政公署除了隨意印刷通貨貨幣舊台幣以支應財政支出因而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外，還大量徵用米、布、鹽和糖等民生物資支援國府內戰軍需，台灣地區因而物資缺乏而工業與農業亦因此出現大幅衰退，再加上來台接收國府軍隊軍紀敗壞並時有劫掠情事，而陳儀主政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完全仿照過去日本帝國殖民地台灣的台灣總督府故事而將大量的本為日本籍官吏與警察等公部門職位轉給陳儀個人朋黨卻未顧慮晉用在殖民地體制下被刻意歧視性地排除於較高較具決策權職位之外的台灣本省籍官吏與菁英，而陳儀所任用的大多為其個人私人朋黨的外省籍官員不但做不到陳儀抵台就職時誇口的「不揩油」廉潔低標卻反而經常出現或大或小的種種貪污情事而不斷引發民怨而使得各地台民抗議聲浪迭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間，緝菸血案爆發，外省籍台北菸酒專賣局查緝員葉得根等人在大稻埕太平町天馬茶房查緝寡婦林江邁所混賣的私菸時竟一併私吞其已稅菸品與身上個人財物並以槍托痛擊林婦造成林婦昏迷，圍觀群眾遂義憤包圍並要求賠償醫藥費，同行查緝員傅學通逃至永樂町並對空鳴槍示警卻擊中在自宅門口圍觀的青年陳得溪並造成其死亡，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市民眾結隊遊行至市專賣局請願並於下午轉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嚴懲兇手並撤銷專賣局卻引來軍警開槍造成多人死傷，台北市內於是爆發停工停課並佔領廣播電台，公署衛兵此時卻無預警開槍掃射造成眾多民眾死傷，群眾情緒由是更為憤慨，下午三時許，陳儀宣布戒儀並動員軍警全面鎮壓，全省各地民眾亦全面起而抗議以宣洩陳儀主政台灣一年多來不斷惡化的貪污腐敗情事的強烈民怨，二二八事件正式全面爆發。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儀一方面虛與委蛇接受知名台灣知識份子、日殖時期台灣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之弟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於三月一日向全台廣播承諾包括懲兇在內的溫和處理辦法，一方面則向南京當局報告台灣出現共產黨滲透策動的抗議起義與舊台籍日本兵藉機起事而不僅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與官逼民反的遊行抗議。由於抗戰之後民生凋敝而內戰復起又使得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大失民心，中國各地的抗議活動此起彼落，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除了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校場口事件後於同年七月暗殺知名反蔣學者李公樸與聞一多之外，重慶與昆明等中國各地也於抗戰勝利後多次爆發搶米暴動並受到國民黨軍警與軍統和中統等特務機關的鎮壓搜捕，二二八事件同年稍後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六千餘名京滬蘇杭學生高舉「京滬蘇杭十六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旗幟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發動聯合示威遊行要求增加伙食費與全國教育經費等五項要求卻受到軍警開槍驅散鎮壓，重傷三十一人、輕傷九十餘人而被捕二十餘人，史稱「五二○運動」，其後，五月二十二日，武漢大學學生發動武昌大中學校學生聯合舉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遊行以聲援南京學生，本欲赴位於武昌的國民政府武漢行轅請願的學生因國府湖北省政府封閉渡口而轉而至國府湖北省政府請願並攻進湖北省政府各廳局辦公室，武漢大學學生隨後於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晚間舉辦反內戰、爭溫飽的時事座談會與文藝晚會並由武大學生演出《茶館小調》與《凱旋》等諷刺時事的短劇，會中並約定響應華北學聯預定於六月二日舉辦的全國各大城市學生大遊行，國府武漢警備總司令部遂擬定其指控的中共地下黨逮捕名單並於五月三十一日夜裡調動警衛部隊開赴武漢大學要求逮捕名單上的中共地下黨員，六月一日凌晨，國民黨軍警憲特兩千餘人包圍武漢大學卻引發學生反抗，國民黨軍警於是動用輕重機槍、步槍、手榴彈與迫擊砲對手無寸鐵的武大師生發動攻擊而造成多人死傷，史稱「六一慘案」；可以想見，滿心以為可以利用優勢美械與優勢軍力在一兩年內快速掃蕩清剿華北與東北各地大多由裝備不足的游擊隊改編而來的中共解放軍並藉機統一中國建立蔣宋家族政治王朝與孔宋家族私人政商帝國卻陷入連找個地方農民為國民黨軍隊帶路都不可得的深不見底泥沼的蔣中正在高度焦慮戰局與因中國各省各地反內戰遊行抗議活動層出不窮所造成高度防共恐共情緒之下，一接到陳儀報告台灣發生共產黨煽動的示威遊行與革命活動自然憤不可遏並感到必須加緊控制經濟情況較佳而本為內戰兵糧重要來源的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而農業產出豐饒且有初步重工業與軍需工業基礎的台灣島，三月二日，蔣中正下令系出川軍系的國府軍整編第二十一師著行擴編並限令於三月八日前上船趕赴台灣依陳儀指揮發動鎮壓。

 

繼三月五日的高雄要塞事件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以八門七五砲炮擊高雄市體育場以展示武力威嚇抗議群眾並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外，彭孟緝經謀畫後於三月六日動員軍隊在高雄車站血腥清場而甚至追擊槍殺逃竄民眾，彭孟緝並於三月六日以談判誘捕高雄處委會成員於高雄市禮堂後下令以手榴彈與機關槍攻擊處決大多出身清代至日殖時期的地主仕紳的包括多名高雄市參議員在內的處委會委員，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系出川軍的劉雨卿所部整二十一師分別自基隆與高雄登陸展開血腥屠殺鎮壓，參與抗議遊行的台灣民眾與向陳儀等人反應民意並試圖協調善後的各地處委會等台灣仕紳菁英共兩萬多人受到濫殺屠殺，三月十日，陳儀下令解散處委會與各地分會並對多為省參議員、國大代表與地主仕紳的處委會成員全面發動逮捕暗殺。陳儀所領導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隨即發動清鄉行動而在全台各地製造白色恐怖逮捕暗殺，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與曾赴蘇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蔣經國抵台調查撫慰，白崇禧與參謀本部部長陳誠均表示應公正處理，蔣經國則主張採取針對如西班牙內戰期間創作《格爾尼卡》的畢卡索般具有煽動自由派甚至左傾思想思潮潛在顛覆性的自由派藝術家陳澄波等人進行逮捕處決但是對於地主仕紳家族出身的辜振甫等人等不論是因台獨或左翼立場被捕均改為經自白轉向後儘速予以釋放並藉此為國民黨政權建立較為廣泛的偏右階級聯盟以鞏衛支撐中國各省各地的國民黨軍隊與國民黨地方政權與中央政權，四月三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起訴專賣局查緝員傅學通與葉得根，當街開槍以致誤殺台民陳文溪的傅學通被判處死刑；與此同時，美國駐南京大使亦向蔣中正遞交備忘錄抨擊陳儀的鎮壓行為並要求彈劾撤換，三月十八日，陳儀請辭獲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於三月二十二日將陳儀撤職查辦，四月二十二日，國府行政院院會撤銷行政長官公署並改制為台灣省政府而以立法院副院長、外交官魏道明為首任台灣省主席。

 

陳儀於一九四八年六月間復任國府浙江省主席，由於國府在東北戰局逆轉後敗象已露，為了替自己預留投共後路，陳儀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釋放軍統特務頭子、浙江省警保處處長毛森所逮捕的百餘名共產黨嫌疑犯，一九四九年一月，陳儀眼見國府中央軍最後的機械化有生戰力在徐蚌戰場上全面潰敗而蔣中正政權已如風中殘燭，起心動念要投共的陳儀遂嘗試策反早年曾受其推薦資助入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故而向以陳儀為座師而時任京滬杭警備軍總司令的蔣中正中央軍系大將的湯恩伯一同投共以為敲門磚，湯恩伯不從並向蔣中正報告，陳儀遂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職務並被軟禁，一九五○年四月，陳儀被解送台灣而囚禁於基隆，五月間，蔣中正以陳儀涉及匪諜案指示台灣軍事法庭判處陳儀死儀，六月十八日清晨，五時許，陳儀被槍決於馬場町，行刑憲兵並依蔣中正命令於槍決後仔細地拍攝了不同角度的陳儀屍體與面容照片並將之納入檔案。隨陳儀來台接收的國府軍第七十軍取得駐台日軍裝備後整編為整七十師，整七十師隨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轉調徐州投入山東地區的國共內戰，七月十四日，整七十師被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全殲，其後重建的整七十師與恢復番號的第七十軍於淮海戰役中復於陳官莊被殲，一九四九年於江西再度重建的第七十軍於廣東戰役中被殲，殘部五千人渡台後被撤銷番號，留用人員改編入第二十三軍。隨陳儀來台接收的國府軍第六十二軍迟一九四六年二月間轉調華北地區參與國共內戰並先後參與了遼瀋戰役與平津戰役並於平津戰役中向中共解放軍投誠，一九四九年二月間於廣東重建的第六十二軍接連參與了廣東戰役與海南島戰役，一九五○年三月間，第六十二軍殘部於海南島戰役後撤退來台卻被取消番號編入第六十三軍。參與二二八事件血腥鎮壓的國府軍整二十一師於事件後調回大陸本土接受美械整補後投入國共內戰並屢受共軍重擊，一九四九年五月，整二十一師於中共發動渡江戰役攻克南京後的上海戰役中被中國第三野戰軍全殲，隨後在四川重建的整二十一師終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間的川西決戰時投共，劉雨卿本人僅以身免，隨國府撤退台灣後曾任國防部中將參議並一度於一九六九年遞補國民大會代表。

 

儘管陳儀為了替自己的貪贓枉法、任用私人以及歧視台民與盤剝台灣利權等種種囂張貪腐行徑文過飾非而向已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陷入中共解放軍在華北與東北各地的游擊戰與運動戰而漸感陷入僵局並開始出現恐共被害妄想症的蔣中正等南京當局報告二二八事件乃為中共地下黨煽動台民群眾抗議所致，然而，事實上，由於日本本國軍國主義政府與台灣總督府在一九三○年代在日本本國與殖民地台灣均針對以左翼為主的異議勢力發動了大規模整肅逮捕，台灣左翼勢力早於日殖時期受到壓制而組織瓦解，中共於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五年九月派遣曾參與中共中國工農紅軍與中國抗日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前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與宣傳部長蔡孝乾返台發展組織，蔡孝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抵台後於台北會見部份前台共黨員並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省工委成員隨即在新竹、台南、嘉義與高雄等台灣各地成立工委會與支部，然而，據蔡孝乾被國府特務逮捕後供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中共台灣省工委黨員僅七十餘人且均未能參與台灣地主紳商與新興中產階級為主導勢力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與各地分會，直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川西決戰結束與國府中樞正式遷台時省工委黨員仍不足一千人，由此可見，陳儀分明深知處委會仍由台籍仕紳菁英所組成並廣泛納入了台籍制憲國代與省參議員等在國府政治體制具有發言權的台籍菁英，卻因為深恐這些參與處委會的台籍菁英向南京國府政府以及美國等各國駐南京媒體與外交官告狀提供陳儀治台窳政實情而刻意利用南京國民政府的反共恐共情緒而發動血腥屠殺以維護陳儀個人仕途與陳儀本人與朋黨在台貪腐所得龐大財產。畢竟，衡諸史實，中共台灣省工委黨員乃是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全台各地民怨沸騰的革命情勢下參與領導台灣各地的起義行動，並非刻意製造事件或煽動群眾，例如，在嘉南地區起義並於三月五日一度進攻嘉義水上機場（今嘉義水上）的台灣自治聯軍的領導人中就包括了中共省工委黨員張志忠與李媽兜，而戰後恢復政治活動的前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並未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三月二日，左翼作家楊逵與鍾逸人號召台中地區民眾於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會中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謝雪紅等人隨後於三月三日組織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並組織二七部隊以與國民黨軍警周旋並曾逮捕國民黨軍統特務四十多名，後則於三月十二日轉進為避免在市區決戰造成台民嚴重傷亡而轉往埔里前改稱台灣民主聯軍，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乃日殖時期前台共黨員而非中共省工委黨員而與嘉南地區的台灣自治聯軍並無組織聯繫，而重要領導人鍾逸民本身乃為文學家而非台共黨員或中共省工委黨員，二七部隊於三月十六日重創國民黨軍整二十一師營級部隊而使其傷亡兩百餘人的烏牛欄戰役後因當地民眾與原住民不支持游擊戰而復與台灣其他作戰隊伍缺乏聯繫而因孤立無援解散，領導人謝雪紅與楊克煌隨後輾轉流亡中國大陸，謝雪紅與楊克煌並在香港與同樣於二二八事件爆發而逃亡香港的前台共領導人蘇新會合共同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並發行機關報《新台灣》叢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後，蔣中正於徐蚌會戰失敗後受桂系白崇禧自武漢發出的亥敬電逼宮下野前夕所任命由其中央軍系黃埔嫡系大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除了發動四六事件以肅清台大與師大等大學校園的左翼學生與疑似中共地下黨員外，也在台灣再度針對全台左翼勢力發動白色恐怖清洗整肅，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台灣省工委的機關報《光明報》遭國民黨特務破獲後，省工委的成功中學分部、台大法學院分部與基隆中學分部亦於十月間相繼為國民黨特務破獲，其後，省工委在全台各地的支部與工農運動組織相繼受到國民黨特務破獲；一九五○年三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變節轉任國府軍統特務組織改組而來的遷台國府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少將委員並供出省工委成員導致千餘人受到株連；由省工委黨員陳福星等人組織活動於苗栗三義、大湖與三灣一帶的山區游擊組織，由於竹子坑據點於一九五○年春被破獲，陳福星不得不重整組織，但由於國府推動土地改革減少了省工委所主張中共「耕者有其田」土改政策的群眾號召力，一九五二年四月，陳福星與曾永賢被捕；一九四九年六月，省工委依香港會議決議派遣陳本江在台北盆地東南山區南港、石碇與汐止交界地帶的鹿窟山區發展游擊根據地並組織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國府特務機關保密局動員軍警憲特共一萬五千餘員全面包圍進攻鹿窟山區，國民黨特務逮捕了石碇、瑞芳與汐止一帶四百多名礦工與農民並送往鹿窟菜廟刑求定罪，三十五人受到槍決，鹿窟山根據地領導人陳本江隨後於六月間於淡水被捕，是為「鹿窟事件」；一九五○年五月，曾策動嘉南一帶台灣自治聯軍進攻嘉義水上機場的省工委副書記張志忠被捕，蔣經國多次親至獄中勸降未果後，張志忠於一九五四年三月間被槍決。此外，日殖時時長期支持蔣渭水並長期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抗議活動的霧峰林家林獻堂之子林正亨亦因參與省工委組織而被逮捕並於拒絕蔣中正本人提出的自白轉向交換條件後被槍決。而曾於日殖時期的一九二六年與楊逵等人合作創立台灣農民組合的農民運動者簡吉於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與中共省工委黨員張志忠合作組織嘉南地區的台灣自治聯軍，簡吉並在張志忠介紹下於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出任中共省工委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九五○年簡吉被捕並判處死刑，簡吉於獄中仍努力學習世界語，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簡吉被槍決於台北馬場町。

 

李登輝於一九四六年春搭乘東京盟軍總部與東京美國佔領軍所安排協助在日台人返台的美軍貨輪自由輪自基隆登陸返鄉後繼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被日本帝國徵兵而中斷的學業並就讀於台灣大學農林經濟系，李登輝並因對陳儀與國民黨政權治台一年來貪污腐敗與任用私人並歧視台民與盤剝台灣利權而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其妻曾文惠的中文家教、中共省工委黨員吳克泰的介紹下首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李登輝寄居於長安西路至迪化街的大稻埕一帶，國民黨軍隊在街上肆行掃射時李登輝差一點被流彈射傷，害怕受到軍警搜捕的李登輝一度躲到友人何既明家的米店二樓，李登輝隨即因為恐懼而於一九四七年八月間退出中共省工委並經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批准並約定相互保密，然而，由於對於陳儀與國民黨政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血腥殘暴屠殺作為依然感到極為憤怒，李登輝於一九四七年夏天加入了陳炳基等人組織的新民主同志會並於同年年底二度加入中國共產黨，但終於家庭等考量而於一九四八年夏天再度退出中國共產黨並與省工委成員再度約定相互保密。一九四八年九月，台灣本省籍人士所創立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延平學院以延平補習學校名義復校並邀請時任合作金庫研究員的李登輝任教。一九四九年台灣農經系畢業後，李登輝留在台大擔任講師並前往位於霧社的台大山地農場擔任農場場長與研究山地經濟，李登輝並於此時與家族世交、淡水大地主之女曾文惠正式相親結婚；一九五○年，李登輝長子李憲文出生之際，李登輝卻再度遭到警備總部逮捕拷問，李登輝之父李金龍奔走央求地方有力人士出面並透過省政府農林廳台籍廳長徐慶鐘找上台籍政務委員蔡培火協助奔走搭救，李登輝方才獲釋，日後，李登輝多次不認曾二進二出中國共產黨，倒是曾經回憶道，自己因而經常聽著門外的車聲擔心著是否又是警總特務上門搜捕，李金龍隨後參與了遷台國府為了應付美國庄會輿論並自稱「自由中國」而舉辦的地方選舉並曾於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四年間擔任兩屆民選台北縣議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組織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戰略反攻階段，東北國民黨軍隊被壓縮至長春至瀋陽至山海關一線孤立據點，蔣中正於八月初派陳誠接替杜聿明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並揚言六個月內恢復東北局勢，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於九月間接連發動東北秋季攻勢重挫陳誠統帥的東北國民黨軍隊，在南京的東北籍國代批評「陳誠真能幹，火車南站通北站」而甚至怒吼要求「槍斃陳誠以謝國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林彪所領導的東北民主聯軍發動東北冬季攻勢，及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東北國民黨軍被分割包圍於長春、瀋陽與錦州等以嚴密工事防禦的互不相連孤立據點。而在華北戰場上，繼一九四七年五月間的孟良崮戰役中張靈甫所統帥的國府軍五大主力之一王牌模範師、抗日鐵軍整七十四師被中共華東野戰軍全殲之後，華北國民黨軍的有生戰力在萊蕪戰役、洛陽戰役、豫東戰役與兗州戰役等戰役接連受到中共解放軍重挫消耗，一九四八年九月間，中共華東野戰軍發動濟南戰役，國府第二綏區司令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兵敗被俘，中共華東野戰軍與中原野戰軍於是開始部署集結所部兩路大軍聯手向國府徐州—隴海路防線的殘存機械化有生戰力進行總進攻。一九四八年九月間，中共東北野戰軍對東北國府軍隊發動全面進攻，九月十二日，中共東北野戰軍對駐守錦州的國府軍范漢傑部發動進攻，蔣中正自華北與山東抽調約十二萬大軍由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指揮試圖由錦西西進對進支援錦州並保存東北國軍由陸路撤回山海關內通路，由於塔山一線中共守軍全力死守，無力推進的侯鏡如西進兵團差點被全面南下的中共東北野戰軍主力全殲而後由杜聿明接替指揮方自葫蘆島登艦撤退，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國府東北剿總副司令范漢傑被俘，東北國府軍隊經陸路撤回關內的唯一通道錦西走廊因此封閉，而由瀋陽出援錦州的廖耀湘所部第九兵團於錦州失守後急於退往營口從海路撤退卻受阻於黑山—大虎山一線的中共東北野戰軍前鋒部隊建構的阻擊線，中國滇緬遠征軍名將、叢林之狐廖耀湘最終在東北野戰軍主力南下後於十月二十八日兵敗遼西草原，十月二十三日，中共東北野戰軍攻克長春，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被俘，十一月一日，中共東北野戰軍攻克瀋陽，東北剿總司令搭機逃往北平，其後被保密局截住往廣州包機並押回南京軟禁並於徐蚌會戰國府兵敗如山倒後化裝逃亡香港，突圍抵達營口的國府軍隊緊急經海路撤退，十一月二日，中共東北野戰軍攻克營口，遼瀋戰役結束，中共控制了東北全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淮海戰役開打，杜聿明指揮的徐州集團軍所部邱清泉第二兵團、李彌第十三兵團與孫元良第十六兵團全力猛攻試圖解救被圍碾莊的黃百韜第七兵團後一同以大兵團整齊編組沿津浦鐵路南下蚌埠以充足的美械優勢兵力鞏固淮河防線以圖「守江必固淮」退保南半壁中國卻終究無力突破共軍的層層阻擊線，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野攻陷津浦鐵路上重要據點宿縣並截斷了淮河防線上蚌埠國府軍隊北援徐州的通路，由於李延年所部第六兵團與劉汝明所部第八兵團各有種種因素而戰鬥力欠佳未能攻克宿縣，蔣中正遂急令原本歸武漢華中剿總節制而駐防河南南部一帶長江北岸防線的以陳誠土木系嫡系第十八軍為骨幹主力的黃維所部第十二兵團十二萬大軍立即轉赴徐蚌戰場，預計先攻下宿縣以打通蚌埠國府軍隊沿津浦鐵路北援通路後再加入杜聿明的徐州集團軍以解黃百韜之圍並迫使中共中野與華野主力進行決戰後以徐州集團軍共五個兵團的大軍沿津浦路南下蚌埠部署淮河防線以圖隔淮固守，然而由於第六兵團與第八兵團無力協同再戰，黃維第十二兵團最後被中共中野數路縱隊咬上而被包圍於淮河以北的安徽雙堆集並最後於十二月十五日被共軍聚殲，胡璉突圍成功但黃維被俘，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七兵團覆滅，黃百韜舉槍自盡，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率徐州集團軍突圍南下，但因蔣中正下令於突圍同日清晨先將徐州各銀行的金銀儲備以軍車運出而被中共華野察覺杜聿明集團突圍在即並隨即追上包圍於河南南部永城東北的青龍集和陳官莊一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杜聿明與邱清泉等人率所部國府蔣中正中央軍系黃埔嫡系主力部隊血戰到最後，邱清泉陣亡而杜聿明被俘，僅李彌與孫元良等少數部隊突圍脫險，李延年第六兵團與劉汝明第八兵團放棄淮河防線撤退江南布防，國府喪失最後的機械化有生戰力而只能以裝備不足的有限部隊準備部署長江防線的最後決戰。而在北方的河北戰場上，中共華北野戰軍與東北野戰軍聯手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困守平津保三角的系出閻錫山晉軍系的國府軍傅作義部展開攻擊以縮小包圍圈並逐步切斷了傅作義部南撤、西撤與經海路撤退通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共軍攻克天津，蔣中正規劃的傅作義部北平軍隊以空運撤往青島的計畫亦因共軍不斷轟擊機場而難以實施，一月二十一日，傅作義與中共人民解放軍達成了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人民解放軍在北京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平津戰役結束，中共隨後於一九四九年三月間在鄰近北平的西柏坡召開七大二中全會商討全面勝利後的建國大政藍圖與政治、外交和經濟等各項基本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建政。

 

事實上，國府軍隊大多屬正規軍因而並不如抗日游擊隊改編而來的中共解放軍那麼適應游擊戰與著重「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運動戰。加上西北軍系與中央軍系等各路國府軍隊在抗戰初起就在裝備與訓練精良的日本軍隊的快速進攻下丟失了華北的大片國土以及中央軍與川軍等各路國府軍隊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發的上海戰場淞滬會戰之後接連喪失大片華中與華南國土之後，中共所領導的各路游擊隊在廣大的敵後戰場建立起眾多的游擊根據地以破壞日軍在華北各地的地方實質控制力與徵糧徵發徭役能力並牽制在華北與東北維持龐大駐軍而無法順利調動集結大軍南下華中與華南戰場對蔣中正所領導重慶國府控制區域發動日軍總兵力更龐大的全面進攻，以包括關東軍在內直至抗戰末期總數達兩百萬的侵華日軍總兵力而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只能勉強集結十二萬攻勢部隊，一九四四年四月中至十二月中日軍所發動猶如強弩之末的一號作戰（豫湘桂會戰）在華北各地中共游擊隊所發動的一九四四年局部反攻的牽制下也只能在華北至華中再至華南的廣大戰場上勉強集結了僅僅四十一萬日軍攻勢部隊，中共軍隊並因此在抗戰時期透過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組建了包括部份八路軍與新四軍等正規軍以及許多民兵游擊隊的兩百萬大軍。中共游擊隊在華北敵後戰場除了不畏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採取鐵滾式三層陣地陣新戰法的三光政策焦土戰術多次掃蕩而在華北各地採取地道戰等游擊戰戰略與戰術襲擊日軍與偽軍皇協軍的交通與糧食礦業等生產運輸，一九四○年八月，為了壓制同年稍早三月間宣布成立以「和平反共建國」為號召的汪偽南京國民政府的囂張氣焰以及鼓舞抗戰士氣並壓抑國共兩黨軍隊與政治高層可能因為汪偽政府成立而萌生瀰漫的失敗主義與投降主義情緒，彭德懷等人呈報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組織了華北八路軍與各地游擊隊共四十萬人發動長達近兩個月的百團大戰全面出擊破壞華北日軍的鐵路交通與礦業等生產並牽制了日軍關東軍與華北方面軍以及偽軍皇協軍的軍事行動自由，前一年的一九三九年五月至八月間的駐防外蒙古的由朱可夫統率的蘇聯軍隊在與日本關東軍在滿蒙邊境的諾門罕戰役坦克大戰之中獲得大勝並使得發動侵華戰爭卻陷入泥沼的日本帝國不得不放棄北進進攻蘇聯控制的遠東與西伯利亞領土——繼一戰時左派的德國社民黨不得不投票支持德皇威廉二世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上台前夕時，當時的威瑪共和德國國會第二大黨德國共產黨在史達林與第三國際的指令下放棄阻止希特勒與納粹黨上台，史達林認為，主張重建德國軍備的希特勒必然會進一步試圖為德國洗刷一戰後因《凡爾賽和約》所受到的屈辱並因而導致英法荷德義等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再度全面民族戰爭並為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開創全新機會，希特勒上台後隨即利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國會大廈縱火案指控德國共產黨並動員納粹黨所屬民兵團體衝鋒隊逮捕整肅德共領導人並佔領德共全德黨部，希特勒上台後果然全面重整軍備並在長刀之夜後將納粹衝鋒隊編入德國正規軍國防軍，希特勒並強烈主張不惜動用武力也要將散布一戰後新成立的前奧匈帝國東歐各國的日耳曼人再度統一於單一的德意志國家之內，英國首相張伯倫與法國總理達拉第因英法兩國在全球經濟大蕭條後國內經濟復甦緩慢而民心厭戰而採取姑息主義對德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為了引導重整軍備後的主張極右派日耳曼民族主義的納粹德國將侵略方向轉向東歐前奧匈帝國領土即日耳曼民族傳統的東向征服發展並進而進攻蘇聯以便使納粹德國即將爆發的侵略烈焰禍水東引，英國首相張伯倫與法國總理達拉第與希特簽署《慕尼黑協定》准許納粹德國兼併日耳曼人佔多數的捷克工礦區蘇台德區，希特勒隨後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出兵兼併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張伯倫與達拉第對此卻保持緘默而僅對擁有不少一戰前普魯士領土的波蘭提出了模糊的協防承諾，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默許希特勒侵略波蘭並獲得部份寇松線以東的原屬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波蘭領土以及獲得納粹德國承認蘇聯控制波羅的海三國，史達林希望併吞前奧匈帝國領土捷克斯洛伐克之後轉向西進奪回一戰後劃歸法國的洛林—亞爾薩斯領土而不要進攻蘇聯或至少為蘇聯在史達林大清洗後恢復軍階制度重新組建蘇聯紅軍正規部隊爭取必要時間，畢竟，蘇聯紅軍乃為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隨之而起的俄國內戰中面臨各地前帝俄軍隊（白俄）集結反撲以及部份農民抗稅抗徵糧起義反抗而由蘇共革命家托洛斯基運用許多轉向革命的前帝俄軍官所組建，在列寧死後史達林擊敗托洛斯基繼任蘇共總書記並在蘇共內部與第三國際各國旅蘇共產黨員之間發動肅托運動之際，與托洛斯基具有深厚淵源且許多軍官具有前帝俄軍官背景的蘇聯紅軍自然在肅托運動等史達林大清洗時期一系列政治整肅之中自然受到嚴重的迫害整肅，蘇聯紅軍受到史達林大清洗的大規模整肅而戰力銳減直接地鼓勵了希特勒有恃無恐地發動代號巴巴羅薩的全面攻蘇作戰，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歷經德軍以閃擊戰擊潰波蘭而英法對德宣戰後八個月的假戰後，德軍進攻法國與盧比荷低地國，德軍以隆美軍所部第二十一輕裝師等坦克師團自英法聯軍不預期坦克師團可以通過而防禦薄弱的阿登森林突破法國馬其諾防線後迅速地瓦解英法聯軍的防線並攻入巴黎，四十萬英法聯軍不得不在法國北部的敦克爾克倉皇自海路撤退英國，然而，在佔領法國與收回洛林—亞爾薩斯並建立受納粹德國支配的維琪法國傀儡政權之後，希特勒最終仍然由於受到日耳曼人傳統的向東歐擴張生存空間發展方向強烈驅使以及納粹黨的反共意識型態而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動員德軍與德軍盟軍共三百八十萬大軍進攻蘇聯，依據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義日三國所簽署《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同屬軸心國的日本帝國原本依反共反蘇同盟而應該在德國進攻蘇聯後自中國東北進攻蒙古與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以東西兩面夾擊蘇聯並藉此獲取本屬蘇聯的貝加爾湖工業區等工礦資源與石油能源等天然資源供應來源——而在北方改採防範蘇聯的守勢，日本帝國自此轉而選擇南進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等東南亞以獲取美國對日經濟制裁禁運政策下繼續戰爭所必需的石油與橡膠等天然資源，然而由於諾門罕戰役的慘痛教訓，全面轉而南進的日本帝國卻仍然不得不在中國東北留下兵力龐大的關東軍防範蘇聯進攻，中共軍隊與游擊隊發動的百團大戰進一步使得七十萬關東軍感受到游擊隊破襲交通等基礎設施甚至不斷發生針對孤立日軍與偽軍小單位的包圍殲滅戰因而必須留守東北與華北並因而無法調動南下轉用於華中與華南戰場對重慶國府軍隊的作戰，百團大戰後，惱羞成怒的岡村寧次調集了日軍華北方面軍大軍針對中共游擊隊與各游擊根據地發動華北大掃蕩全面地毯式掃蕩殲滅戰而使得中共控制的華北敵後根據地一度銳減，百團大戰所暴露中共在敵後根據地快速發展的軍政實力也令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心生警惕，其後不久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軍事件爆發，國府軍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依蔣中正於徽州祕密會議指示指揮上官雲相所部第三十二集團軍與川軍劉兩卿所部進剿依國共協定自皖南轉移的中共所部新四軍，曾在北伐時率所部獨立團攻打湖南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軍隊立下首功並在寧漢分裂後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展開清黨以及汪兆銘領導的武漢政權隨後不久也展開分共運動後與周恩來、劉伯承、賀龍和朱德等人率領葉挺所統率第十一軍發動武昌起義並發表《八一起義宣言》的新四軍軍長葉挺自此在抗戰時期被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長期關押，抗戰期間的國共摩擦正式血腥地浮上檯面，重慶國府在皖南事變之後盡失民心，由於內遷重慶的蔣中正國府政權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與長沙三次會戰之後由於消耗慘重而漸漸改採守勢，新四軍事件後，中國人民開始進一步懷疑蔣中正所領導的重慶國府是否消極抗戰卻積極從事剿共內戰並打算坐待美日開戰等世界局勢劇變的外援獲勝。

 

其後，長征期間一九三五年一月間在黔北古老山城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之中，由於採取第三國際派遣的德籍軍事顧問李德的碉堡對碉堡等蘇聯紅軍正規軍戰役，中共江西蘇區軍隊因而不敵擁有不少威瑪德國國防軍之父塞克特協助整備訓練的德制師的國府中央軍百萬大軍全面進剿而節節敗退，中共軍隊與黨政軍組織並因而在反第五次大圍剿全面失敗而不得不依照曾受到國際派博古等人排擠受剿奪軍事指揮權的中國本土革命軍政領袖毛澤東所提建議在向粵贛邊境向五嶺山地地區突圍並向西強渡湘江之後轉而西進攻入南京國府領導人蔣中正直屬的黃埔軍系部隊軍政勢力控制力薄弱的貴州以及緊接著向中國西南各省移轉並伺機突圍北上毗鄰內蒙古的陝北根據地而展開傳奇史詩般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人與中共江西中央蘇區軍政高層幹部在遵義會議中通過了張聞天依毛澤東發言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並補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恢復毛澤東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然而，由於遵義會議後採取北上抗日路線的中共延安政權不論抵抗國民黨的剿共作戰或者對日抗戰均需依賴蘇聯援助並持續遵奉史達林領導的蘇聯為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祖國與意識型態指導中心，遵義會議後中共仍以親蘇的國際派張聞天為總書記，中共延安政權並遵照國際派王明自莫斯科帶回的第三國際指令而與在剿共軍事與白色恐怖之中逮捕殺害許多中共黨人的中國國民黨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在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的一九三七年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之中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與《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洛川會議並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接受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於中共延安政權高度仰賴蘇聯援助與透過蔣中正國府政權轉撥的蘇援軍費軍火，留蘇期間已有肅托肅反工作經驗的國際派康生於一九三七年來到延安後仿效蘇聯史達林大清洗期間的肅托運動策動了抗戰期間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間中共山東各根據地的慘烈肅托運動而造成許多冤錯假案，其後，由於中共發動百團大戰後日軍為了報復動員為數龐大的華北日軍與偽軍皇協軍發動華北大掃蕩使得中共失去許多華北敵後游擊根據地並使得延安等中共根據地的徵糧徵稅發生困難而使得延安當局因為糧食等生活物資供應緊張而不得不縮減各級黨政軍幹部的糧食等生活物資配給，許多在抗戰爆發後受到中共「到延安去！」號召前往延安參與中共並參與華北各敵後游擊根據地的軍政工作的年輕學生幹部因為配給縮減而人心浮動並出現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挑戰中共黨政軍高層領導威望的各種公開與私下討論，這些年輕的黨政軍幹部也不時因為偏好討論與國際派關係密切的蘇聯革命思想與俄國文學等西方外來思想而與相對保守傳統的延安等陝北和華北各地的中共根據地的農村農民之間不時出現若隱若現的文化扞格現象，而包括了許多年輕幹部在內的日漸擴大的中共延安根據地與各中共敵後游擊根據地黨政軍幹部隊伍之中隨著抗日戰爭的推進而迅速擴張的幹部隊伍與不斷擴大的根據地政權實質控制領土範圍也逐漸出現了人多嘴雜的分歧現象以及不時浮現對於遵義會議後主掌中共中央的毛澤東等中共黨政軍高層的政治與意識型態領導權，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上宣布展開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的整風運動，要求「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並要求統一黨政軍組織以及統一意識型態，毛澤東並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張革命文藝，由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進攻蘇聯並迅速地攻佔了廣大面積的蘇聯領土，史達林與莫斯科第三國際在德蘇戰爭的龐大壓力下無暇干預中共事務，毛澤東因此藉機鬥爭中共黨內自中共建黨以來就受到史達林青睞與支持並一度使得中共被親國民黨右派的中國報紙等媒體輿論譏為仰賴蘇聯金援支持的「盧布黨」而以王明為首的親蘇國際派勢力並在意識型態上強烈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國際派倒向毛澤東並從此主持中共內部安全工作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也同時發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並強烈批判審幹人員在對敵鬥爭中的自由主義態度而採取逼、供、信的慘烈手段，康生於延安整風期間主持的搶救失足者運動造成許多中共幹部被打為反革命叛徒甚至國民黨特務的冤錯假案，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取消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設置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毛澤東指示要求檢討一九二八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尤其要求針對在中共黨內被戲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國際派勢力的作為與後果進行檢討，國際派王明等人被迫認錯檢討，抗戰勝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劉少奇與周恩來等人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檢討從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與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再到王明的教條主義左傾錯誤等歷次左傾過激政治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所造成的傷害。在日軍華北大掃蕩與延安整風運動後，歷經一系列的中共黨內意識型態統一以及中共延安中央根據地與各敵後游擊根據地的軍政組織重整，一九四四年，華北中共軍隊與游擊隊針對日軍發動局部反攻奪回了許多敵後根據地，華北中共軍隊所策動的一九四四年局部反攻也牽制了在駐印美軍和英國以及中國駐印軍與駐雲南中國遠征軍自一九四四年二月開始從印度與雲南南北兩路分別反攻緬甸的局部反攻局勢之下日軍調動大軍從華北到華中再到華南全面進攻重慶國府以迫使蔣中正政權投降和談的一號作戰，其後，由於日本帝國於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間一度試圖透過蘇聯進行外交斡旋以與美國等同盟國達成有條件停戰或投降協議卻未果以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德國投降後《雅爾達協定》正式生效而蘇聯遠東集團軍將於二至三個月內參與中國東北等日本佔領區的對日作戰之後，與蘇聯方面有著密切情報交換關係的中共延安政權亦下令中共所屬各華北游擊根據地抽調部分黨政軍幹部尤其是如張學良之弟張學思等具有東北背景者組織學習訓練準備進入東北進行搶佔戰後根據地的軍事與政治工作，中共黨政軍幹部於是在日本投降後早於國府軍隊進入淪陷已久的東北四省收攏抗日反日人士與開明仕紳等東北各地在地政經勢力重建東北各地漢人政權組織並蘇軍接收日本關東軍裝備建立東北民主聯軍軍事力量以維持秩序和鞏固政權；不論在抗戰時期或抗戰勝利初期，中共軍隊與游擊隊在所實質控制的根據地地持續推動土地改革政策以鞏固民意支持抗戰與支持中共所屬各敵後根據地政權，中共於抗戰時期採取有利與華北各地未流亡大後方的地主仕紳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日階級聯合陣線的中共軍隊與游擊隊所控制敵後根據地政權三三制權力分享制度與減租土改，日本投降後，中共軍政組織在華北與東北各新舊根據地則進一步推動了「耕者有其田」全面分田土改政策，凡此均有助於中共於抗戰時期爭取敵後淪陷區的中國人民全力支持其堅持抗戰，亦有助於中共在抗戰勝利後第二次國共內戰再起之時獲取遠比還都南京的蔣中正所領導國民政府更廣泛的工農群眾支持以及國統區都會區學生與知識份子等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

 

此外，慘烈的八年抗戰全國抗戰、全民抗戰造成中國各省的基礎建設大量破壞而農業與工業生產均陷入停頓衰退而亟待復員重建與恢復常態經濟生產與地方社區社會生活，儘管歷經日本投降未久後國共兩黨軍隊在北方各省爆發的一九四五年九月間的上黨戰役與一九四五年十月間的平綏戰役等戰後接收地盤爭奪戰，但在美國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國共兩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於重慶展開了戰後中國政治制度安排的政治協商會議，政治協商會議所達成的各項協定雖然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而無法落實，但還都南京的國民政府蔣中正政權仍為了應付馬歇爾壓力以取得美援以及掌握軍隊編遣權以針對華北各地抗日游擊隊與日偽軍的去留問題取得最後決定權以便壓抑地方軍系等所謂的雜牌軍勢力在抗戰勝利後在北方各省再度控制地方地盤，然而，明顯偏袒黃埔糸與中央軍系的軍事整編方案與美援軍備等軍備和兵員補充政策，自然會造成久經抗戰血戰消耗的諸多非中央軍系將領無心賣命奮戰，眾多黃埔系與非黃埔系的編餘將領並曾一度因自己出路與歷經抗日苦戰的部屬的復員撫卹無著而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發生包括許多黃埔系抗日將領在內的四百多名編餘國府將領一起前南京中山陵痛哭抗議的「哭陵事件」。

 

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整體戰略格局的大戰略方面，由於國府軍隊一再向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全面進攻，儘管如陳誠等人所指揮的國府軍隊以七十萬大軍加上抗戰時期逃難至重慶大後方的山東地主組織地主還鄉團民兵團隨國府軍隊返回山東各卻仍在攻克七十餘城後又失去七十餘城並損兵折將後不得不退守濟南等大城市防線，但國府軍隊的攻勢不論軍事成果如何均已造成中共控制地區的基礎建設進一步破壞並妨礙了解放軍的農業與工業經濟生產，繼一九四六年九月定陶戰役瓦解國府軍隊控制山東全境的企圖後，孟良崮戰役後不久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由司令員劉伯承與政委鄧小平親自指揮於黃河汛期趁夜強渡黃河展開大步進退且具有間接路線戰略性質的挺進大別山戰略反攻，國府鄭州綏區主任顧祝同所部署的黃河河防部隊兵力薄弱且因黃河汛期而全無警覺，七月十日，劉鄧大軍猛攻定陶與鄲城而瓦解了國府軍的魯西南左路防禦，並隨即針對屬於黃埔嫡系的魯西南右路王敬久兵團所部各師展開遠距離奔襲與分割聚殲而全面控制了魯西南地區，此時國府各路軍隊早已無心奮戰，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隨後於八月十一日沿隴海鐵路南下並於八月二十六日渡過淮河進入位於國統區心臟地帶的大別山地區，共軍的機械化機動能力不如接收大量美援裝備與日軍裝備的國府軍隊，劉鄧兩人於是決定率共軍進入不利機械化部隊軍車等裝備行動的黃泛區——抗戰初期國府軍隊因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率三十萬大軍不戰而走造成日本帝國華北方面軍快速攻佔山東並迅即深入河南，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六月間由桂系軍政領導人李宗仁坐鎮指揮包括東北軍、西北軍、川軍、桂軍與中央軍系等各路華北一帶國府大軍對華北日軍發動包括台兒莊大捷等一系戰役的徐州會戰稍稍遲滯了華北日軍攻勢並為國府中樞與國府軍隊部署武漢保衛戰以及加緊經長江三峽向四川移轉政府中樞、民生與軍火工業機器乃至於大學和文物爭取了一些必要的工作時間與喘息空間後，而後在蘭封作戰失敗後，日軍進佔蘭封與開封，華北日軍眼看著就要快速向西進攻撲向武漢並與攻下上海和南京後沿著長江向長江中上游各地節節推動的華中日軍合流對當時國府中樞所在地武漢形成鉗形包圍之勢，蔣中正只得依陳果夫與白崇禧建議下令第一戰區司令程潛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黃河伏汛期間在鄭州附近的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以遲滯華北日軍攻勢並為武漢國府中樞各軍政經單位爭取再經三峽水路西遷重慶的必要時間，黃河大水所經之地形成了多年仍未完全消退的黃泛區並因而造成近九十萬中國人民死亡，黃泛區的形成與長期存在也破壞了河南黃河流域的灌溉與防洪水利系統並因而連帶造成抗戰期間的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饑荒，也正由於國府軍的花園口決堤造成了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饑荒，本就與清末的湘軍和淮軍等團練起家新建軍隊一樣裝備糧食給養困難而軍紀敗壞並經常打劫老百姓身家以獲取軍糧甚至從將到兵發發個人戰爭財的抗戰時期駐紮河南國府軍湯恩伯部，亦因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饑荒而使得河南人民更加厭惡痛恨而視之為如瘟神般「寧要日軍燒殺，不要湯軍駐紮」的「水、旱、蝗、湯」河南四荒之一，一九四四年四月間日本帝國中國派遣軍發動孤注一擲的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時，坐擁四十萬國府大軍的湯恩伯部歷經數周苦戰後仍為日軍擊潰，向來軍紀不佳的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受到當地饑民流民部隊與親中共游擊隊強迫繳械五萬餘人，而日軍發動一號作戰進攻河南之時，湯恩伯本人正在豫南山區渡假泡溫泉，倉皇間得知日軍全面進攻的湯恩伯索性下令個人衛隊護送其個人搜括財產先行往國府控制的安全地區撤退卻一樣受到饑民流民部隊的報復攻擊，想來，由於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寧漢分裂後不得不擴大其招降納叛策略以收編華北的馮玉祥所部西北軍系與閻錫山所部晉軍系等各路北洋軍閥以及安國軍政府奉軍領袖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所部東北軍系北洋軍閥並將其納入國民黨政治體制與成立各地政治分會而完成形式上的統一，加上蔣中正本人再婚而與孔宋家族為首的清末以降持續在上海等長江三角買辦經濟活動中獨佔鰲頭而享有豐厚利潤的江浙財閥全面結盟，再加上蔣中正本人於投身軍伍前僅接受了舊私熟所教授的宋明學案等儒學理學教育，蔣中正於參軍從政前從未能有機會接受新式的西方技術與社會政治思想更遑論終結了漫長的十九世紀黃金時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爆發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導的俄國十月革命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公義與帝國主義人間不公義與所揭櫫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自然地，蔣中正對於由列寧繼馬克思本人參與的共產主義第一國際與恩格斯所發起的共產主義第二國際之後所成立的第三國際全面整合全歐各地自湯瑪斯‧摩爾、聖西蒙、傅利葉與主張合作社社會主義的羅伯‧歐文等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之後源遠源長的歐洲既有左派傳統沿續發展而來且日益強大的左翼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而發動的世界革命的社會脈絡與思想脈絡更是完全缺乏理解能力，於是，北伐後的蔣中正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與政治組織自然高度繼承前清晚年的地方軍政勢力盤據局面與政府組織運作模式，更遑論其基層組織更是完全繼承清代及其之前歷代的中國地主紳商仕紳政治結構並及其沿續至北洋軍閥時期轉變而成的地主紳商與軍紳等新軍閥仕紳結構而難於建立單一完整的行政組織模式了，蔣中正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僅能在中央軍所實質控制的東南各省略微推動利用一戰後歐洲工業基礎嚴重破壞所帶來的中國本土民族工業與金融業發展機會卻又往往受制於孔宋家族等蔣系財閥的政商壟斷，定都南京的蔣中正國府政權只得透過陳立夫與陳果夫兄弟領導的國民黨情報機關中統局在國府能夠實質掌握的中國各省建立反省院關押未採取武裝鬥爭的左派知識份子，而在聯俄容共時期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運用蘇聯援助建立的黃埔系中央軍系部隊在寧漢分裂與清黨之後除了不少懷抱革命理想的黃埔系軍官或明或暗地轉向中共者所在多有，而由於中央軍系的部隊不如李白領導的桂系部隊等地方軍系軍隊與家鄉省區縣個人與集體關係密切而往往徵糧徵稅必須有所節制以免被鄉親視為漁肉鄉民，中央軍系軍隊的組織與駐地與高階軍隊至中低階軍官乃至於徵兵而來的小兵的家鄉情感牽絆關係極為薄弱，即使蔣中正於建政南京初期曾於到地方巡視時掏出配槍要求兼任民政縣長的黃埔軍校軍官學生為貪污自盡，但一則清黨後的蔣中正南京政權本身受到買辦財閥與傳統地主紳商的高度牽制，二則從上而下各級官兵與駐地缺乏鄉情聯繫牽絆而依賴南京政府關稅財源支持進行配備德國裝備的德制師組織等軍費需求的黃埔系中央軍系軍隊一旦遇上外來侵略戰爭之時，就有可能如法國波旁王朝太陽王路易十四世發動戰場廣及全歐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等對外戰爭以及頒布《楓丹白露敕令》廢除波旁王朝先王亨利四世宣示宗教寬容的《南特詔書》並對法國南部的喀爾文宗胡格諾派新教徒發動內部戰爭時大量動用的法國皇家直屬軍團龍騎兵強徵住用法國人民民宅等諸多擾民行徑一樣對於與其缺乏同鄉鄉親之情牽絆的河南等駐地百姓不留餘糧強徵糧稅甚至於姦淫擄掠——以遲滯國府追兵，由於蔣中正誤判劉鄧大軍南下大別山區乃為北渡不成而南竄，遂動員三十個旅國府軍隊自北向南追擊而非採取堅壁清野策略在其前進方向的大別山區的南面出口部署完整防線，中共晉冀魯豫野戰區最終在三個月內在南通武漢與南京的鄂豫皖交界地帶大別山區國統區心臟地帶站穩了腳跟並建立起掌握三十三個縣級政權的大別山根據地，當地沿途地方軍系與中央軍系部隊均無心無力進剿，而蔣中正對於可以全面牽制華北與華中各路國府軍隊調動的大別山區心臟地帶的失守無法警覺。

 

而在戰略方面，中共在抗戰期間透過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組織了兩百多萬大軍並因而取得超越小地區游擊戰的跨縣跨省大規範地域內運動戰的靈活作戰能力，而中共解放軍採取粟裕所研究整理自「斷敵一指勝傷敵十指」的集中少數中的多數以局部優勢圍擊敵有力之一部以撼動瓦解敵軍全軍作戰意志的游擊戰戰術的「圍點打援」戰略即先行發動圍困國府主力一部而後迅速建立起以逸待勞的嚴密阻擊線又往往是被圍國府主力與外圍救援國府軍隊所無力突破的，一九四七年五月間的孟良崮戰役中，國府中央軍系五大主力之一的張靈甫所部整七十四師依恃美械裝備優勢不顧黃百韜的勸阻冒險突出至孟良崮山區而為中共華東野戰軍所包圍，蔣中正動員山東一帶四十五萬國府大軍發動反包圍，試圖採取裡應外合、中心開花的策略逼迫中共華野主力進行國府正規軍較為熟悉的會戰式決定以圖全殲中共華東野戰軍主力，然而，共軍華野政策粟裕採取圍點打援的戰略並獲得華野司令員陳毅動員全軍支援，近三十萬華野各縱隊共軍投入戰場後兵分兩路分別對張靈甫整七十四師發動聚殲戰役與對前往救援的顧祝同所指揮國府軍黃百韜與胡璉等部共四十五萬大軍發動打援戰以消耗國府有生戰力，最後，國民黨軍整七十四師被共軍華野全殲，張靈甫自盡；日後，國府軍事高層似乎從來未曾由孟良崮戰役中學到任何教訓，並因而在東北戰場與徐蚌戰場一再陷入共軍圍點打援戰略的阻擊作戰而使得國府軍隊總是首尾無法相救且經常以優勢兵力陷入被動挨打而疲於奔命並最終被全殲崩潰的敗局。

 

更何況，就經濟與財政而言，歷經八年浴血抗戰後中國各地經濟蕭條而民生凋敝，抗戰勝利後旋即爆發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又阻礙了經濟復甦與民生恢復且又必須動員本可用於累積經濟生產與固定資本投資的大量寶貴的人力物力轉用於戰爭之用，一如法國波旁王朝路易十四一朝好大喜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等長年對外征戰導致的法國財政破產與經濟困境即使歷經柯爾貝爾的財政改革與約翰‧勞實質上以密西西比公司海外殖民開墾與金銀貴金屬開發預期利潤做為擔保和發行準備的法國紙幣發行改革但仍於繼任的路易十六時因財政破產與經濟崩潰而造成民生困難並因而引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國府發行的貨幣金圓券也因為八年抗戰造成的中國經濟農工業生產嚴重破壞而實質購買力價值一跌再跌並終至爆發惡性通貨膨脹而甚至為民眾轉用為喪家所用金紙，上海黃埔灘頭甚至一再出現破產商人或國府軍政人士因為國府財政崩盤、經濟情勢一再惡化，然而，與此同時，一如抗戰爆發前蔣中正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任用上海青幫老大、上海皇帝杜月笙出任查緝煙毒總局委員並實質壟斷控制十里洋場的上海鴉片與嗎啡毒品市場利益而當時南京國府文武要員也往往一到周末下班時就忙著搭飛機趕往上海交際喬事談私人生意的紙醉金迷，揚子公司等孔宋家族皇親國戚所掌握的私人財閥在時任上海市長吳國楨包庇下壟斷汽車、藥品與奢侈品進口配額並進行早已一再貶值的金圓券的外匯套利交易等種種經濟犯罪卻又層出不窮、國統區各地抗議四起而政局混亂不堪以及北方國府軍隊的內戰軍情又一再失利而因極度絕望而投黃埔江自盡的慘烈情事，南京國府甚至為此不得不一度立法禁止自殺。

 

最後，在外交方面，由於戰後美國急於復員復產並因而派遣馬歇爾為特使並以美援要脅國府儘快與中共達成妥協方案以免戰後中國內戰全面爆發可能造成美國必須再度軍事動員的壓力，儘管重慶國府蔣中正政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由與親蔣黃埔系高階軍官右派祕密團體三民主義力行社關係密切的藍衣社成員戴笠所領導的國民黨情報機關軍統局與美國軍事情報機構美國海軍部情報署合作在重慶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中美所）以強化軍統局對日本情報人員與中國籍漢奸的偵察逮捕與嚴刑逼供，戰時與戰後美方均默許重慶國府蔣中正政權運用參與中美所訓練活動與情報工作的中方軍統局人員監控對付中共情報人員與親中共各界人士，儘管東北國府軍隊一度在中國滇緬遠征軍名將、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而被稱為東方隆美爾孫立人所率領的全美械精銳部隊新一軍帶領下於一九四六年五月間的四平街會戰重挫林彪所領導的中共東北民主聯軍而使得林彪不得不全面改採毛澤東提出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策略，孫立人所部新一軍等東北國府軍隊甚至一度向北推動至松花江畔而進逼中共東北黨政軍機關所在哈爾濱，哈爾濱中共黨政軍機關已開始準備撤往佳木斯並認為接下來必須依賴因向來反共親美的蔣中正南京政府軍隊逼近黑龍江與蘇聯遠東地區而使得蘇聯不得不加強軍援中共，以及利用戰後因蘇軍進駐與共軍建地南北滿地方軍隊與地方政權而不得不與中共合作卻又因國府軍隊戰勝而再度倒向國府的地主紳商出身的中共留用開明仕紳與隨著國府軍隊的勝利進駐東北各地而回歸東北故里的東北流亡地土試圖以武力血腥奪回土改分田而暴露出土豪劣紳的剝削真面目來使得東北工農普羅階級覺醒並全面支持中共革命，但由於國府軍在東北全境的總兵力明顯不足而容易陷於備多力分而疲於奔命的被動挨打不利情勢，再加上顧慮一旦攻入駐東北蘇軍總部與中蘇共有的中東鐵路公司總部均位於哈爾濱，國府軍隊攻入哈爾濱可能使得駐紮中國東北、外蒙古乃至於蘇聯遠東地區的蘇聯遠東集團軍再度集結向東北國府軍隊發動攻擊或者加強軍援中國各地中共軍隊而極端不利於第二次國共內戰中的南京國府東北戰略以及全國戰略，遑論蘇聯勢力期待接近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的朝鮮半島北部的鴨綠江畔東北領土持續由親蘇的中共軍隊控制以便利蘇軍軍援北朝鮮金日成政權，蔣中正最終仍在馬歇爾施壓下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發布了第二次停戰令，杜聿明與孫立人領導的國府軍隊終究未能渡過松花江進攻哈爾濱，黃埔一期出身的杜聿明曾於抗日戰爭時率領中央軍精銳主力第五軍參與桂南會戰與崑崙關戰役血戰死守抗戰並隨後率第五軍參與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府為了應付珍珠港事件後對日宣戰而開始軍援重慶國府的美國試圖解救緬甸與印度英軍的東南亞戰場思維而抽調國府中央軍經戰主力精銳接受美援美械組織中國滇緬遠征軍以投入緬甸戰場並為緬印英軍解圍，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日軍攻佔緬甸首都仰光後，日軍緊接著向北進攻緬甸中部重鎮曼德勒、仁安羌與臘戍以圖切斷滇緬公路，中國滇緬遠征軍代理長官杜聿明率第五軍主力第二○○師於三月二十九日夜裡向同古以東突圍，由於雲南為抗戰後期重慶國府重要的徵發兵源基地，但身為滇軍領袖的雲南省主席龍雲曾於抗戰初期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個人包租專機護送國府要員汪精衛等人自昆明飛赴越南河內，汪精衛隨後即於河內發表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唱和的艷電而主張中止抗戰並轉赴淪陷區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龍雲此後又與日本和中共多所往來，日軍控制緬甸並開始自緬北包圍進逼雲南之後，龍雲的態度不無曖昧而另作他圖的可能，杜聿明遂拒絕未曾親歷戰陣的美軍顧問史迪威轉進印度的命令而率第五軍主力經緬北野人山地的瘴癘之地並突破已突進中緬邊界的日軍前鋒部隊的防線而返回雲南以保衛大後方中的大後方雲南並順道就近牽制龍雲以防其突生異心，杜聿明出任東北保安司令後一方面指揮四平街會戰以重挫東北共軍並奪取長春等大城，但另方面則由於無法有效掌握東北共軍游擊作戰兵力以及顧慮駐東北蘇軍與東北周邊的外蒙古與蘇聯遠東地區的蘇聯軍隊態度，因而對孫立人新一軍的突出冒進設法節制以使進攻部隊首尾得以相顧以防受到中共東北民主聯軍各縱隊找到空隙穿插切割並進一步受到分割聚殲的不測劇變，同時似乎也不無試圖說服黃埔系建軍領袖、老頭子蔣中正接受在東北僅能保有南滿等東北戰場甚至全中國戰場必須接受中共解放軍與中共中央與地方政權自抗戰軍興以來已長期控制各地解放區的事實並說服蔣中正必須轉而建立國府兵力足以維持且有天然防線可以依恃的有效有限防線與中國國共兩黨必須依實質控制線分治的國際政治現實與中國國內政治現實，不難想見，既然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府政權無力在缺乏美援的情況下繼續向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全面進攻而遑論在缺乏美援的情況下恢復經濟生產與發展對外貿易，再加上久經八年抗日血戰的國府軍隊與中國人民早已不願經歷再一場血腥內戰的嚴重經濟破壞與慘烈軍民死傷，各路國府軍隊又因軍隊編遣問題而無心奮戰，再加上正規軍為主的國府軍隊又已多次在戰場上證明無力對抗中共解放軍的運動戰與圍點打援消耗國府軍有生戰力戰略，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府政權在拒絕日本投降之初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提出的國府各路部隊自重慶等抗日戰爭末期控制區出發逐步分層推動以能夠建立擁有足夠力量與完整防線的分層向前推進接收的穩健策略之後，最遲到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開打後的一九四七年年中夏秋之際在一再經歷過東北戰場轉趨守勢而華北戰場的孟良崮戰役與中共劉鄧大軍成功發動渡河魯西南戰役與挺進大別山成功地在國府心臟地帶的大別山區建立足以牽制國府在華北與華中全局部署之後，就應該設法在南滿與華中和華北戰場建立軍事力量足夠支撐的範圍內設法以河流等天然防線為核心建立具有完整防線而較有固守成功的實質控制線，並隨著國府軍隊自身力量足堪防禦鞏固的防線的建立，蔣中正領導的南京國府政權才有可能在外交上說服美國依據其全球冷戰的戰略需求提供符合美方願意負擔合理範圍的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蔣中正不做此想卻一再高估國府軍隊的作戰能力並嚴重低估中共解放軍的作戰能力與中共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政策的政治號召力，最終當然也就只能偏安中國東南海島台灣而於晚年書空咄咄地空喊反攻大陸了。

 

三大戰役接連大勝後，經過數月的休整與清理華北和東北戰場國府軍隊殘部並抓緊時間建立當地各級中共政權組織之後，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國府代總統李宗仁派出的和談代表團飛抵北平南苑機場，國共兩黨代表於四月二十日依周恩來提供文件草稿談判擬定《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國府代總統李宗仁與行政院長何應欽電告國府談判代表張治中拒絕簽字，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共人民解放軍二野、三野與四野之一部先遣兵團發動渡江戰役，國府江陰要塞守軍宣布陣前起義，時任國府第二艦隊司令的中共地下黨員、林則徐侄孫林遵率所部第二艦隊三十艘艦艇在長江江防防線上宣布陣前起義，反對起義投共的十四艘國府軍艦突圍出海，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失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三十日，由於國府最後的機械化有生戰力自徐州突圍失敗而被中共中野與華野圍困於青龍集至陳官莊之間，白崇禧自其主持的華中行政長官公署發出亥敬電與亥全電要求蔣中正引退以與中共和談，一月二十一日，在李白等桂系勢力逼宮下，蔣中正宣布下野而由李宗仁接任代總統，蔣中正下野後隨即轉赴故鄉浙江奉化溪口架起無數的無線電台，以國民黨總裁與國府中央軍系黃埔系領袖身份指揮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持續向由中央軍系黃埔嫡系的陳誠任台灣省主席與台灣省警備司令的台灣方面移轉，包括故宮文物與央行黃金在下野的蔣中正直接命令下不顧代總統李宗仁的軍費開支需求仍持續不斷地上船運往台灣，南京失守後，李宗仁退回桂系大本營廣西桂林試圖穩住局面，國府中樞撤往廣州，中央軍系的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率所部展開總退卻撤往上海、杭州與浙贛鐵路沿線重整防線，五月八日，湯恩伯任命軍統特務頭子毛森出任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以統一指揮前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於抗戰期間組織的百萬忠義救國軍可能殘存勢力轉變而來的東南地區各親國府游擊隊，五月十二日，中共三野發動上海戰役，五月十八日，湯恩伯護送第四批國庫黃金約二十萬兩上船運往台灣，五月二十三日，共軍向上海市區發動總攻擊，五月二十四日，部份國府軍湯恩伯部殘部向吳淞口收縮準備經海路撤退，最後國府軍共有約五萬人上船撤退，其餘十五萬國府上海守軍或傷亡或被俘或倒戈，五月二十七日，共軍佔領上海。五月十四日，共軍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渡過長江發動武漢戰役，白崇禧不敵而迅即撤出兩湖退往廣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共軍發動渡江戰役後，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於四月二十五日搭軍艦離開溪口，四月二十六日，蔣中正抵吳淞口會見湯恩伯部署上海防務，五月七日，蔣轉往舟山預做上海國府軍隊撤退部署，六月二十四日，蔣自澎湖飛抵台北，七月二十日，蔣中正宣布在台北成立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蔣中正並於七月十日應菲律賓總統季里諾邀請前往菲律賓訪問以及於八月六日應南韓總統李承晚邀請前往韓國訪問藉此試圖組建東亞反共聯盟以尋求國際支持，八月二十三日，蔣中正飛往廣州與李宗仁和閻錫山商討廣州戰守部署，十月十四日，共軍攻佔廣州。十一月十四日，蔣中正自台北飛抵重慶部署川西決戰，十一月二十九日，重慶失守，十二月九日，蔣中正的愛將黃埔五期生同時也是長期的中共地下黨員郭汝瑰在宜賓陣前起義，國府成都保衛戰部署瓦解，同日，滇軍領袖、雲南省主席盧漢宣布投共起義，十二月十日，盧漢聯絡川軍將領劉文輝與鄧錫侯試圖扣留蔣中正做為投共籌碼未果，十二月十日晚間，蔣中正搭乘中美號專機自成都新津機場起飛撤退台北，成都隨即失守，十二月十六日，李彌率重建的第十三兵團反攻昆明未果，一九五○年一月間，第十三兵團殘部撤往麥克馬洪線以西的緬泰寮交界地帶緬北撣邦山區，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西昌失守，抗戰時率重慶國府四十萬精銳大軍駐防西安以防範中共延安政權以及防備蘇聯藉機干預大西北並於抗戰勝利後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一度攻克延安卻又歷經陝北多次戰役接連重挫損兵折將後而最終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被中共西北野戰軍趕出延安等陝北各地的國府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理長官胡宗南於前一天三月二十六日夜間搭機撤退，中共解放軍隨即掃蕩拉薩政權控制的昌都以外的西康省康區各地的中央軍系與川軍系的國府軍隊殘部，國府自此失去大陸本土最後的反攻基地。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在台北宣布復行視事。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民主黨杜魯門政府改變了對蔣中正所領導國民政府的態度並轉而協防台灣，七月十二日，國民黨大老吳稚暉率遷台國府高層兩百餘人聯名要求實施改造計畫，七月二十二日，蔣中正在陽明山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並通過國府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與國民黨宣傳部長、地理學家張其昀領銜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案》，七月二十六日，蔣中正提出了完全由蔣系親近人士組成而排除了孔宋家族、陳立夫兄弟所領導CC派勢力與渡台大陸各省地方軍系領袖的十六人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名單，國民黨改造運動正式啟動，蔣經國隨後並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因受駐紮武漢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與三十日的亥敬電與亥全電逼宮而通電下台並由新桂系李宗仁代理總統，蔣中正臨去秋波於通電下台前夕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總統令發布中央軍系嫡系愛將、黃埔系土木系軍事領袖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並兼任台灣省警備司令，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宣布下野當日，陳誠自台北飛杭州面見蔣中正，陳誠隨後嚴格規定所有自中國大陸撤退台灣的部隊必須先放下武器重新整編，陳誠並於二月間發布《入境限制辦法》，而由於陳誠於第二次國共內戰過程中指揮山東與東北國府軍隊時見到中共解放軍在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的政治號召力下強力的意識型態動員力量以及見到隨國府軍隊返回山東故里並自組地主還鄉團民兵組織採取殘暴手段試圖奪回抗戰之後就已因淪陷區敵後戰場中共游擊隊推動減租與耕者有其田而進行土改分田的抗戰前地主所有土地所造成的前佃農等農民全面倒向中共的可畏民心向背效應，陳誠於杜聿明集團軍於徐蚌戰場被最後聚殲之後而中共解放軍各野戰軍主力部隊不久即將發動渡江戰役的二月四日宣布在台灣推動「三七五減租」，三月一日，台灣省政府發布入境補充辦法以限制軍公人員與旅客入境，中共解放軍渡江前夕的四月九日，台灣省政府公布施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五月二十日，台灣警備司令部發布《戒嚴令》，一九四九年七月，陳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負責指揮台灣與蘇浙閩潮汕沿海國府軍隊並負責收容整編撤出中國大陸的國府軍隊，在蔣中正黃埔嫡系的陳誠主持下，渡台國府軍隊絕大多數為蔣中正黃埔嫡系將領所部，而少數非黃埔系部隊即便獲准上船撤退台灣也往往在登陸之後隨即被取消番號打散於其他部隊重行整編，一九五○年五月一日國府軍隊在海南島戰役再受重挫，七萬餘軍民隨僥倖突圍上船的國府殘部渡台，自海南島撤退渡台的國府軍隊由於大多為薛岳、陳濟棠與余漢謀等粵軍系將領所長年領導的粵軍系部隊，故而即使海南防衛總司令乃抗日戰爭時指揮國府軍隊贏得長沙三次會戰的抗戰名將薛岳，但台北國府當局仍下令自海南島撤退船隻的停靠港口由基隆港改為高雄港，其中的撤台部隊由於多屬粵軍系故而一下船就被駐高雄國府中央軍系部隊全數繳械並取消番號打散重行整編，薛岳本人渡台後雖晉升一級上將並曾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與行政院政務委員，但自一九六六年起就轉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閒散職位，晚年隱居嘉義竹崎農村大宅。或許感受到國府播遷來台時在蔣中正授意與陳誠主持下儘可能排除非蔣系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遷台尤其是儘可能排除非蔣中正中央軍系黃埔嫡系軍隊撤退台灣的蔣系播遷現象造成遷台國府黨政軍經高層均屬蔣中正系統的全台一片鞏衛中樞擁護蔣中正的清一色效忠現象以及冷戰時期威權時代泛濫的領袖造神宣傳，也就是感受到國府中樞蔣系軍政經勢力播遷台灣並因韓戰而得以鞏固台灣島內統治後的冷戰時期威權時代台灣社會之中台灣本省籍在地社區裡與隨國府渡台外省籍軍民眷村社區裡廣泛瀰漫著的保守壓抑與封閉苦悶氣氛，筆名柏楊與鄧克保而隨國府渡台的歷史作家郭衣洞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在其主編的《中華日報》家庭版所刊美國連載漫畫《大力水手》刊出了一則譯文提及大力水手卜派父子流落至一個豐饒小島而樂不思蜀並各自競選總統與撰寫競選文宣的大力水手漫畫，柏楊因此遭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視為暗諷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並由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指示而於三月七日以共產黨間諜和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罪名逮捕並判刑十二年，柏楊於一九七二年被解送綠島感訓監獄，儘管一九七五年時因蔣中正逝世而減刑三分之一卻於一九七六年刑期屆滿後仍被留置綠島，直到與美國自由派和親自由派的美國民主黨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等島內外人權團體介入救援才終於獲釋。

 

一九五○年三月，陳誠轉任行政院長並持續推動一九五一年的公地放領政策與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以穩定台灣社會與提高農業生產動機並期能藉此緩和中共革命勢力的滲透，陳誠並提出了「以農業培植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經濟政策，陳誠並繼一九四九年六月間的新台幣貨幣改革後推動以央行黃金和美援貸款等同黃金的硬通貸為發行準備支撐的貨幣政策與外匯管制政策。然而，由於土地改革使得眾多清代至日殖時期的台灣大地主損失大量農業田租收入而所獲得的現金貨幣補償又往往低於耕地市價而又一時間缺乏農產加工產業與製造業等發展成熟的新興產業可供其投資獲利，不少台灣地主菁英階級感到損失慘重而萌生不滿，日殖時期由於支持蔣渭水所組織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並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抗議行動而損失了中台灣樟腦專賣等利益的霧峰林家林獻堂就是其中之一，再加上其子林正亨因為二二八事件後對蔣中正國府政權感到失望而參加中國共產黨並最終因拒絕自白轉向而被蔣中正下令槍決，林獻堂遂避居自己反對了一輩子的日本並終日閉關書寫書法洩忿，或許由於顧慮自己一生功業中歷史意義最大者為領導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故而不宜讓在殖民地體制下仍英勇參與反對日本殖民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霧峰林家與林獻堂於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卻反而再度受到國府政策的傷害，也為了防範這些台灣地主仕紳的強烈反彈聲浪造成台灣社會動盪並藉助這些地主仕紳仍然強大的政商影響力以鞏固遷台國民黨基層組織與快速穩定台灣地方社會情勢，渡台的蔣中正國府政權最終在開放地方自治以符合國府向美國國會與美國輿論所宣傳的「自由中國」形象之時，也大量接納這些仍在台灣各地擁有強大地方政商影響力的地主仕紳參加國民黨並出面參與地方首長與地方議員的選舉以使其再度掌握台灣各地的地方權力並獲得機會參與戰後台灣社會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而美國恢復對台援助後的台灣新興經濟發展。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佔領德東地區與東柏林的蘇聯封鎖美英法佔領的西柏林與美英法佔領的德西地區之間的水陸交通與貨運而只保留三條走廊通道，第一次柏林危機封鎖危機於是正式爆發，美軍於六月二十九日飛起空運柏林以供應兩百五十萬西柏林市民所需糧食與日用品並對蘇佔區缺乏的鋼、焦煤與電力實施反封鎖，一九四八年九月，德西地區西佔領以曾受納粹迫害的溫和右派政治家艾德諾 (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為首的六十五名各邦代表無視蘇聯封鎖西柏林而開始起草新憲法，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美英法三國軍事長官於法蘭克蘭批准新憲法並公布佔領法，蘇聯顧及封鎖西柏林無法阻止西德國家建國進程而只會造成蘇佔區東柏林與德東地區德國民眾反彈情緒而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宣布撤銷封鎖，五月二十三日，在美英法三國代表參加下，西德通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九月二十日，美英法三國西佔區的德西地區正式建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並以波昂為首都，九月二十一日，佔領法生效，西德享有自主權但美英法三國保留管制聯邦德國外交、貿易與國防事務的特權，蘇聯並於同一期間於蘇佔區德東地區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標誌著美蘇歐洲冷戰與全球冷戰正面交手的第一次對抗高潮。一九五五年，由二戰末期法佔區中礦藏豐富且自工業革命以降鐵路系統成熟的德國薩爾蘭所成立的法國特殊保護領公投通過加入聯邦德國。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蘇聯於蘇屬中亞哈薩克共和國境內試爆蘇聯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產生的核分裂放射性落塵為美國空軍的格林魯恩祕密測試所偵知，美國杜魯門總統旋即於九月二十八日宣布蘇聯已完成第一次原子彈試爆，美國因此加速氫彈研發，美蘇冷戰意識型態對抗的情勢也因此陡然緊張升高。

 

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劃界演說，聲明美國的東亞太平洋防線乃由阿留申群島到日本與沖繩再到菲律賓，艾奇遜防線排除了台灣與朝鮮半島，美國國務院視甫建政的中共政權並非完全的共產主義者而為中國本土的土地改革者並對於遷台國府採取大樹倒下後只能靜待塵埃落定的消極觀望態度。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蘇聯在其依《雅爾達協議》所佔領的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的朝鮮半島北部所協助建立的由朝鮮左翼抗日游擊隊領袖金日成所主政的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在取得史達林同意後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向南攻撃力主抗日的韓裔美國商人李承晚在美國支持下所建立主政的大韓民國，在蘇聯坦克支援下，北朝鮮人民軍節節獲勝，兵力與裝備均感不足的大韓民國國軍不得不退守南部的釡山地區建立環形防禦圈困守死守，聯合國安理會在常任理事國蘇聯缺席下通過聯大第八十二號與第八十三號決議案，認定此舉為北朝鮮部隊對大韓民國的武裝攻擊並敦促立即停火，六月二十七日，美國正式參戰，七月七日，聯合國安理會於蘇聯缺席下再度通過第八十四號決議案同意組織聯合國軍介入韓戰並向大韓民國提供軍事與醫療協助。韓戰爆發後，中共原本部署於福建一帶的數十萬正正進行攻台準備的解放軍大軍也不得不暫停於同年夏天的攻台規畫，其後，由於麥克阿瑟於九月十五日發動仁川登陸後接著在十月一日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全面進攻北韓，十月三日，北京當局透過印度獨立後推動公有生產計畫工業等以資本主義為主混合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成分的自主工業化經濟政策並仿照蘇聯實施五年計畫經濟計畫的親蘇的尼赫魯主政下自大英帝國獨立未久的印度照會美英兩國勿進軍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北否則北京當局將不得不介入卻未得美英兩國理會，十月八日決定派遣彭德懷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介入韓戰支援北韓，中國人民志願軍前後動員了百萬大軍最後以包括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在內超過二十萬人陣亡的慘痛代價協助北韓鞏固了北緯三十八度線防線並透過與裝備精良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等美軍精銳在長津湖戰役等戰役正面交戰而使美軍感受到中國軍隊不同於以往東亞病夫的旺盛戰鬥意志與靈活戰略戰術運用；美國杜魯門政府同時也考慮到國府蔣系中央軍系六十萬大軍與政經勢力撤退固守的台灣與台灣海峽做為第一島鏈上圍堵戰略重要地緣政治戰略位置而一改同年初發表艾奇遜防線時對遷台國府的消極觀望態度，美國總統杜魯門並於六月二十七日宣布「台灣地位未定」而有待未來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後再經對日和約簽訂或經聯合國審議再做最後定奪，杜魯門並於同日宣布台海中立化並派遣以日本橫須賀為母港和艦隊司令部所在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以中立巡航名義巡弋台灣海峽同時也宣布美國與美軍將全面協防與援助播遷台灣的蔣中正台北國府政權。

 

韓戰爆發標誌了美蘇東亞冷戰的全面檯面化，而儘管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間前往莫斯科進行國事訪問卻受到史達林領導的蘇聯政府的冷落使得美國國務院一度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主要是土地改革者而不是信奉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以及主張實施史達林體制的強硬共產主義革命政權，韓戰爆發後，美國也不再對於中共北京政權抱持在其可能美蘇之間中立化的想像並轉而視中共政權為與蘇聯政權一樣著意於透過革命輸出推動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美國全球冷戰意識型態對抗敵人。

 

韓戰爆發後，美國民主黨杜魯門政府調整了對美軍為首盟軍佔領下的日本的戰後處理方案，東京盟軍總部原本對戰後日本政府所發出的民主化改革指令與大財閥解散指令被根據圍堵政策展開的戰後對日政策「逆進程」給逆轉了，美國的對日政策由戰後之初清除日本政府與日本社會中的軍國主義殘餘以及可能依附和促進軍國主義再起的具有大規模軍火工業等重工業投資的大財閥進行清理瓦解迅即調整為促進日本加速經濟復甦以及在自衛隊名義下協助戰後日本重建軍事力量以便使日本可以做為美國與美軍在冷戰中重要的東北亞大國軍政經盟友與戰略基地，根據《美日安保條約》，在具有反戰的第九條條文且由麥克阿瑟所領導東京盟軍總部高度主導的戰後日本《日本國憲法》的憲政規範下，一旦美軍於日本周邊有事則自衛隊必須依照《美日安保條約》之規定輔助美軍作戰而不違反戰後《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反戰憲法規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東京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顧問愛爾斯於日本新潟大學成立典禮上發表《愛爾斯聲明》要求將所有主張共產主義的大學教授全部解職，一九四九年九月，日本政府依新制定的《國家公務員法》下達人事院規則要求禁止國立大學教職人員參與政治，一九五○年五月三日，駐日盟軍最高總司令公開警告共產主義陣營可能侵略日本並暗示要將日共列為非法政黨，五月三十日，日共策略支持者佔領東京皇居前廣場，是為人民廣場事件，群眾並於六月一日向警方投擲石塊，六月二日，日本政府宣布首都禁止集會與示威，東京盟軍總部因此下定決心對日共發動赤色清洗，六月六日，麥克阿瑟批評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是民主主義破壞者並將日共中央委員二十四人全數解除公職，七月間，東京盟軍總部以違反《團體等規定令》對九名日共幹部發出逮捕令，戰後出獄重建日本共產黨並於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四九年兩度當選日本眾議員的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於是只得流亡中共主政的北京。由於戰後初期擁有全球一半工業製造業生產量與全球一半國內生產毛額的戰後唯一軍事與經濟超級強國美國投入韓戰，做為參與韓戰前線美軍的後勤補給基地的第一島鏈上的日本列島自然成為美軍從軍服到部份軍軍等軍備或軍火補充零件的重要就近生產補給基地，「韓戰特需」所帶來等同於外銷訂單配額的作戰中駐韓美軍軍需大量訂單與大財閥解散令的逆轉使得戰間期與二戰期間已有相當民生輕工業與鋼鐵和軍火等重工業的日本經濟快速復甦，韓戰後的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之間日本經濟出現了戰後第一次經濟高速成長而被日本社會稱為「神武景氣」，日本政府隨即以石油取代煤炭做為發電燃料並開始建構高度依賴隨著東京盟軍總部與第七艦隊等駐日美軍來到日本的美國大型石油公司所供應化石能源的高度繁榮碳基經濟。曾於一九三六年出任日本帝國傀儡國偽滿洲國實業部總務司長並曾任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而在昭和天皇對美宣戰詔書上副署甲級戰犯岸信介亦於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三年半後獲釋，美國中情局承認岸信介的獲釋乃因其反共傾向有利於美國打壓日本左派勢力，一九五五年日本日本自由黨與日本民主黨合併成立日本自民黨時，岸信介出任自民黨幹事長並協助日本自民黨與美國合作建立有利於自民黨長期執政的五五年體制，一九五七年二月，岸信介以外務大臣署理總理大臣並於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新約以取代戰後早期日相吉田茂於一九五一年與美國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舊約，儘管《安保》新約引發了全學聯等左翼學生團體所領導日本左翼學生運動與左翼的日本社會黨與全共鬥等左翼政治團體領導下日本各界左翼社會運動的全面激烈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並為之推遲訪日，但《安保》新約最終仍於六月十九日深夜正式簽署生效。

 

隨著一九四八年的柏林危機與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熱戰爆發，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集團與蘇聯和中國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之間的全球冷戰意識型態對抗也全面爆發，由於蘇聯與中共依照馬克思《共產黨宣言》所誓言的「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的世界革命理念與列寧主義的革命先鋒黨革命策略與殖民地革命理論而在全球亞洲與非洲各殖民地以及社會貧富差距極大而向為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各國甚至於美國勢力範圍核心的西歐各國內部透過革命輸出與提供革命勢力軍經援助而有計畫有策略地展開了全球共產主義革命的推展大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向美國國會提出國情咨文呼籲國會支持希臘與土耳其的民主政權而成為杜魯門主義的起點，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曾於二戰期間的一九四三年七月代理美國駐葡萄牙里斯本大使館時協助已對德日宣戰的美軍自曾於西班牙內戰中支持佛朗哥法西斯主義政權與其所屬右派國民軍、當時統治葡萄牙的總理薩拉查所領導社團主義新國家政體右派獨裁政權手上取得葡屬亞速爾群島的海軍與空軍基地使用權以便美軍在歐陸與北非戰場進行反納粹德國與反法西斯義大利戰爭的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副館長喬治‧肯楠 (George Kennen) 向莫斯科自美國國務院發出了長達數千字的著名「長電報」深入分析蘇聯內部社會與對外政策並提出了日後為美國國務院與兩黨歷任政府長年奉行的冷戰策略「圍堵」政策，圍堵政策主張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與意識型態各層面採取多層次綜合策略以遏制蘇聯對外擴張並透過軍事與經濟援助可能受到蘇聯革命輸出影響國家的親美政權鞏固政權或者資助親美勢力以選舉或政變或內戰等手段奪取政權以防範蘇聯推動共產主義世界革命造成親美勢力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甚至西歐各國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倒下而使得愈來愈多國家與領土和人民被納入蘇聯所主導的第三國際與共黨情報局所領導的東方社會主義集團而脫離美國為首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政治與經濟控制，喬治‧肯楠隨後並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期的美國《外交》雜誌署名發表《論蘇聯行為起因》的文章以完整闡明其圍堵政策的來自對史達林主義下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理解以及對於美國戰後國際實力與國際地位理解的理論根源，喬治‧肯楠所提出的圍堵政策隨後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接任杜魯門政府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所採納，美國緊接著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以阻止蘇聯黑海艦隊跨出達達尼爾海峽而對地中海北岸的義大利、法國與西班牙各國以及地中海南岸的英法兩國各北非殖民地取得更大的影響力與進行革命輸出，馬歇爾並依據圍堵政策提出推動了又稱為馬歇爾計畫的歐洲復興計畫，做為美國在歐洲西部進行冷戰圍堵蘇聯布局重要基礎的馬歇爾計畫透過協助歐洲經濟復甦以擴張美國對戰後歐洲的影響力並藉此圍堵蘇聯勢力深入已成為蘇聯衛星國與勢力範圍的東歐各國之外尚屬美國勢力範圍的西歐各國，二戰後工業基礎破壞殆盡而民生經濟極度艱困的易北河以西的歐洲西部各國因此獲得來自美國的充裕民生物資與工業原物料支援以及大量的美國資本投資而得以復甦民生經濟，連義大利拿坡里聞名全球的瑪格麗特披薩所絕對必要的原料番茄均由擁有龐大義大利裔天主教人口的美國透過援助貨輪運送美國製造的番茄罐頭予以補給維持披薩烤窯繼續運作。

 

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戰間期因蘇聯革命成功以及工會運動與美國共產黨影響力高漲所造成的美國社會第一次紅色恐慌之後，第二次大戰之後冷戰隨即全面爆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與東德等中歐與東歐國家由朱可夫元帥所率領的蘇聯大軍在對抗納粹德國的戰爭中進行軍事接管最終卻未依美英蘇《雅爾達協議》進行西方代議民主式民主選舉而最終由各國親蘇聯社會主義政黨建立一黨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政權並往往被視為蘇聯地緣政治衛星附庸國，隨著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蘇聯試爆原子彈與一九四九年年底中共建政並完全控制中國本土，二戰後未久，美國西方陣營盟友加拿大亦於一九四五年爆發了古琴科共諜案，美國西方陣營盟友英國更爆發了攸關美國曼哈頓原子彈研究計畫外洩蘇聯的一九四九年福克斯共諜案與一九五○年羅森堡夫婦共諜案，美國國內也於一九四五年爆發了本特利共諜案，一九五○年一月，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希斯因擔任蘇聯間諜而被判罪，隨著明顯地衝著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領導者美國及其主要盟友而來的共諜案接二連三爆發，美國國內的恐共氣氛也日益凝重，一九五○年二月九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於林肯紀念日向西維吉尼亞州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的演說中公開聲明其擁有兩百零五名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共產黨人名單，隨著東亞冷戰轉為熱戰的韓戰於同年稍後的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美國第二次紅色恐慌與麥卡錫主義自此氣焰高張，一九五三年上任的美國共和黨艾森豪總統加強了民主黨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的《第九八三五號法令》的忠誠審查制度並由美國聯調局局長胡佛全面調查與監控美國國內的聯邦政府雇員乃至於具有左派或自由派等反政府傾向的律師和教師等社會運動積極人士，一九四七年，美國眾議院將原本用於監視美國納粹地下活動的戴維斯委員會改為常設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以調查與共產主義活動有關的嫌疑個人、公共雇員與組織並調查其不忠與顛覆行為，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也針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與國防合約承包商進行忠誠調查，共有兩千多萬美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艾森豪政府就職後的一九五三年四月起，眾院非美行動調查委員會也開始清查美國大使館藏書目錄，連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麥卡錫主義和眾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影響下，美國國內各城市與各大學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或雜誌據估計約兩百萬冊，曾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首席科學顧問並主張管制核能與避免美蘇核武競賽與核武擴散的曼哈頓計畫科學主任歐本海默也受到調查並被否決了安全許可資格，許多美國國務院溫和派外交官乃至於好萊塢具自由派或左派傾向的編劇、導演與知名藝人等具有美國國內甚至國際輿論影響力的演藝圈人士也紛紛受到種種忠誠調查。

 

其後，美國共和黨總統艾森豪於一九五三年年底提名具有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傾向的厄爾‧華倫出任第十四任美國最高首席大法官，厄爾法院在一九五○年代中期透過一系列的知名判決終結了麥卡錫主義，厄爾法院並於黑人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風起雲湧的美國社會運動鏖鬥年代一九六○年代中期透過一系列判決逐一終結了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一九六一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在其總統告別演說中提醒美國民眾要注意部份美國軍方勢力與軍火工業等國防承包商聯手以遊說國會議員等政治和經濟手段要求美國政府提供充分預算撥款支持可能引發軍備競賽或武器擴散的美國軍備研發且甚至可能為了推銷武器而鼓動輿論或鼓動政府高層發動不必要戰爭的「軍工複合體」。

 

蘇聯在戰後展開全球革命輸出以便推動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預言「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的世界革命以期能建立人人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新社會，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第一世界也相應地採取喬治‧肯楠的圍堵政策試圖透過軍政經援助在蘇聯可能進行革命輸出與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各地第三世界國家甚至西歐各國建立親美右派政權以防範蘇聯革命輸出骨牌效應。

 

老牌的西方代議民主議會民主國家英國於二戰後執政的工黨艾德禮內閣主政下依照《貝弗里奇報告》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總體戰下的英國政府所實施規模空前的採取食物配給等配給制度的戰時國家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包括諸多社會保險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福利國家體制，英國的福利國家體制提供全英國所有公民一套經完整設計的「從搖籃到墳墓」而包括了醫療、就業與養老等整全性社會福利制度，並希望藉此緩和工業革命以降英國懸殊的貧富差距與不時轉趨激烈的社會內部階級予盾並期能因而緩和抑制在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輸出下勞工階級人數龐大的老牌工業化國家英國爆發全面革命的可能風險。除了英國，二戰後西方代議民主政治社會歷史基礎較為穩固的法國、比利時、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各國也相繼建立起各自的福利國家體制以緩和社會內部矛盾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爆發風險，其中，瑞典等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所建立社會保障範圍較為廣泛且各項福利給付更為寬容人道的福利國家體制又被稱為「北歐模式」。而在美國，除了沿續羅斯福總統的諸多新政社會政策之外，二戰後的歷任美國總統也相繼推動有利緩解美國社會內部矛盾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政策，其中，艾森豪總統任內就致力於推動興建更多有如二十世紀二○年代至三○年代間所興建連結大湖區的芝加哥與加州洛杉磯的第六十六號公號一樣橫跨美國東西或南北連結數州廣大地域的美國州際公路高速公路系統以試圖緩解美國日益惡化的城鄉發展差距問題，民主黨籍的美國總統詹森隨後於一九六四年提出了「大社會計畫」 (Great Society) 的全新美國國內社會政策，大社會計畫力主兼顧經濟繁榮與消除族群不平等等社會不公義現象，並主張啟動包括教育、醫療、城市、農業與交通政策的新重大聯邦政府支出計畫，儘管受到龐大越戰軍費開支的掣肘阻礙而取消了部份計畫或減少了聯邦政府預算撥款金額，但在詹森總統與國會兩院民主黨國會議員的努力下，美國聯邦政府仍然通過推動了持續至今的《醫療保險法案》、《醫療補助法案》與聯邦教育基金等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詹森政府也相繼通過了諸多的消費者保護立法、勞工立法與環境立法並成立了國家藝術基金會與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以支持藝術創作發展和人文主義研究發展，後繼的共和黨籍美國總統尼克森與福特也相繼擴大撥款支持大社會計畫相關政策。

 

一九四九年九月間德西地區西佔區各邦正式建立親美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並於一九五五年加入北太西洋公約組織而迅速成為美國之外北約重要軍力戰力來源之後，由於位處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正面對峙最前線而本身亦分裂為分屬美蘇東西兩方陣營的東德和西德兩國，拒絕蘇聯以德國東西兩大佔領區統一為餌要求艾德諾採取德國中立化立場不要加入北約並暫緩成立一面倒親美的聯邦德國的談判條件之後，西德建國之初其國內即不斷爆發採取爆炸等激烈暴力手段的親蘇社會主義革命活動，曾受納粹迫害的艾德諾所建立的聯邦德國的涉外情報機關德國聯邦情報局於是和駐德美國情報單位一起利用曾於二戰期間殺害法國抵抗運動領導人尚‧穆蘭且被稱為「里昂屠夫」並因此而被戰後法國政府通緝的前納粹黨衛軍蓋世太保軍官克勞斯‧巴比 (Klaus Barbie ) 協助其監控西德境內潛在的社會主義革命活動並於必要時採取暴力手段攻擊西德境內的各路極端左翼勢力，繼續重用參與納粹歷史不那麼嚴重的德國戰前菁英的艾德諾政府因此一度被譏諷為一個老納粹的政府，而當西德境內政治情勢趨於穩定而左翼革命勢力受到抑制之後，在中情局等美國情報單位與羅馬教廷的庇護下，克勞斯‧巴比於一九五○年代中期改名換姓流亡南美玻利維亞並在當地從事軍火交易與協助拉帕斯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整肅異議份子與左翼革命份子，克勞斯‧巴比並曾介入一九八○年的玻利維亞右翼軍事政變，德國後來在一九六八年的反越戰反戰運動中再度出現崛起了極端左派的軍事組織德國紅軍派赤軍團，義大利亦於一九六八年的反越戰運動後出現崛起了極左翼軍事組織義大利赤軍旅。

 

而在依據美蘇默契下的戰後雅爾達體系屬於美國勢力範圍的希臘，由於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基於維護雅爾達體系以及與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之間所達成阿爾幹半島等東南歐地區勢力範圍的英蘇百分比協定默契下在中東歐一帶更廣泛利益而拒絕支援希臘共產黨，在同樣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採取獨立於蘇聯之外自行建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狄托主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與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有限的支援下，擁有英國與美國先後軍經援助而實為希臘軍方所控制的希臘王國所屬希臘國民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徹底瓦解了希臘共產黨所領導的希臘民主軍，希臘內戰結束卻在希臘社會留下極為深刻的裂痕，希臘軍方隨後於一九六七年利用希臘社會的恐共情緒發動政變建立希臘軍政府右派軍事獨裁政權。同樣為了防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蔓延，美國於歐洲冷戰與全球冷戰全面開打後決定與西班牙的佛朗哥右派軍事獨裁政權與葡萄牙的薩拉查右派新國家政體政權重建關係，佛朗哥透過出借軍事基地給美國以配合英屬直布羅陀通行美國海軍艦隊而利用美蘇冷戰改善佛朗哥法斯西主義政權的對美關係，佛朗哥並因此而得以在美國援助下推動經濟自由化政策並因此達成了被稱為「西班牙奇蹟」的經濟高速成長，二次大戰時即透過租借亞速爾群島海空軍基地給美國而建立起對美關係的葡萄牙薩拉查政權則在美國支持下成為一九四九年北約十二個創始會員國之一，薩拉查領導下的葡萄牙也因此加入了歐洲支付聯盟、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與關貿總協並藉此達成了強勁的經濟高速增長。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在蘇聯與中共的龐大軍火援助與中共軍事顧問團的輔助作戰指導下，武元甲所領導的越盟軍隊在接近寮國邊境的越南北部的奠邊府重挫法國殖民地軍隊與外籍兵團，法軍投降，越盟軍隊攻入越南北部紅河流域各地並進而控制越南北部各地，七月二十一日，美、英、蘇、中共、寮國王國代表、柬埔寨王國代表、法國代表與南北越雙方代表簽署《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法國承認中南半島前殖民地三國獨立，以北緯十七度線為界分別建立親美的南越保大皇帝政權與親共的北越越盟政權。向來反共的越南民族主義軍政領導人吳廷琰隨後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底推翻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國，法軍退出中南半島後，美國亦自一九五五年一月起一再擴編美駐南越軍事援助顧問團，一九六二年初，由越南勞動黨南方局組織的簡稱越共的軍隊的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裝力量開始以獨立於北越河內政權的名義攻擊美軍統一越南，北越自此經由寮國的胡志明小徑與柬埔寨的施努亞小徑大量增援南越越共軍隊，而美國總統甘迺迪就職後亦於一九六一年八月蘇聯建築柏林圍牆後加強增援南越軍隊的特種戰爭與戰略村防共策略以免南越成為下一個倒下的東南亞冷戰骨牌，一九六四年八月四年越南北部灣海岸的東京灣事件後，美國參眾兩院隨即於八月七日通過《東京灣決議案》授權詹森總統動用包括武裝力量在內的一切手段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反共盟友，美國於是開始對北越目標展開戰略轟炸並開始發布徵兵令以動員組建美軍地面部隊全面介入越南，越戰正式全面爆發，除了動用自一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中取得的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與克拉克空軍基地做為美軍後勤補給整補基地之後，休假與整補中的駐越美軍也開始經常大量地出現在日本、台灣與泰國等東亞各地的美軍基地。然而，儘管在美國政府與中情局等美國情報單位的默許或協助下南越政府歷經數次軍事政變而建立一系列接連數個堅決主張軍事剿共與血腥殘暴的強硬防共社會控制鎮壓政策的軍人獨裁政權，儘管詹森總統下令動用戰略空軍的B-52轟炸機對北越進行弧光作戰地毯式空襲轟炸而其時的美國空軍參謀長李梅也一度宣稱要把北越炸回石器時代，然而，美軍仍然在南越戰場上死傷慘重卻苦無決定性戰果，駐越美軍高達近五十萬而與美軍合作參戰的南韓、紐西蘭、澳洲、泰國與菲律賓等國駐越軍隊亦高達近二十萬，然而，到了美國總統尼克森於一九六八年就職之際，駐越美軍官兵每週陣亡高達三百人，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繼同月稍早打響的溪生戰役之後，北越軍隊趁著美軍專注於試圖在溪生戰役中吸引北越軍隊投入主力大軍進行會戰式決戰而集結超過三十萬大軍針對分散在包括南越首都西貢市的美國大使館在內的南越各大城市與農村地帶發動「春節攻勢」，儘管北越軍隊在春節攻勢中陣亡四萬五千人而負傷四萬人卻未能真正攻佔任何南越主要城市，但美國社會累積多年的反戰情緒早已造成激烈反越戰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在北越武元甲策動春節攻勢後，北越軍隊明顯地仍然存在強大作戰能力而未因美軍經年累月投入大軍協助南越軍隊連年發動「搜剿與摧毀」的轟炸與進剿而受到根本性瓦解，新興的電視媒體畫面等美國媒體廣泛傳播春節攻勢下的越戰慘烈戰場實況後，美國社會的反越戰情緒於是全面爆發，法國等歐洲各國也爆發了法國五月風暴等反越戰與反既有社會權威的廣泛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乃至於各行各業全面總罷工，東亞的美國冷戰盟友與美軍重要駐軍基地日本也再度爆發了東京大學事件等安保鬥爭與反戰運動，美國、日本與法國和西德等西歐各國乃至於墨西哥和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相繼爆發的反越戰「六八運動」重傷了美國的國際威望，而駐越美軍最高指揮官魏摩蘭試圖再度擴大徵兵以增兵二十萬六千名全面進攻北越的計畫曝光更使得美國舉國民意嘩然，美國詹森總統不得不轉變立場放棄增援南越戰場，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詹森發表公開演說暫時停止轟雷行動並放棄競選下屆美國總統。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於就職演說中聲明「我們陷入戰爭而需要和平」，為了推動越戰「越南化」並儘速撤出駐越美軍，尼克森政府全力推動「新亞洲政策」，一方面，尼克森政府於一九七○年五月強迫南越政府推動土地改革以緩和南越社會內部矛盾與減緩南越反美反戰運動並藉此推動南越鄉村發展計畫，但另一方面，為了迫使北越河內當局放棄解放南越與接受親美的南越西貢政權存在和南北越分治，美軍動用B-52轟炸機全面地毯式轟炸柬埔寨境內的北越南援越共路徑施努亞小徑，一九七○年三月，柬埔寨的龍諾將軍在美國默許下利用金邊爆發的反越運動發動政變推翻了當時正在訪問中國與蘇聯而默許北越利用施努亞小徑的柬埔寨西努哈克親王政權，龍諾當權後立即關閉了施努亞小徑並容許美軍大規模轟炸柬國境內北越據點，南越軍隊同時也發動藍山行動強行進入寮國以切斷胡志明小徑，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軍事情報分析師艾爾斯伯格向《紐約時報》洩露了高達七千頁的五角大廈文件《美國與越南關係，1945-1967：國防部的研究》而引發美國社會對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等領導美國全面介入越戰的眾多美國兩黨高階官員的強烈憤怒，其後，繼前一年的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美國尼克森政府默許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聯大第二七五八決議文》而由北京當局取代台北當局的聯合國席位與安理會席位之後，美國總統尼克森與其國家安顧問季辛吉於一九七二年二月間訪問北京並與北京當局發表共同聲明《上海公報》而開始逐步建立美國與北京當局的外交關係後，北京當局早已於發動文化大革命後就與日益親蘇的北越河內政權之間就土地改革發生理論爭議以及發覺北越河內政權可能顧慮越南兩千年來對於北方毗鄰的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干預影響力而日益親蘇，尼克森與季辛吉訪美並與北京當局發表正式外交文件《上海公報》之後，北京當局也就進一步縮減了對北越河內政權的軍事援助，逐漸失去北京當局支持的北越河內政權於一九七二年三月集結遠比春節攻勢更龐大的北越軍隊發動復活節攻勢卻因尼克森下令美軍B-52戰略轟炸機對北越大城河內與海防以及北越境內所有軍事設施發動全面狂轟濫炸而重挫，武元甲並因此被撤除越南人民軍司令一職，其後，北越代表黎德壽與美方代表季辛吉主持下，美國、南越、北越與越共四方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簽署《巴黎和平條約》，美國得以自南越、柬埔寨與寮國從容撤軍而得以「有尊嚴地退出越戰」，季辛吉與黎德壽兩人並因此獲頒一九七三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美軍撤出越南後，北越軍隊與南越越共游擊隊再度恢復了對南越右派軍政府所屬南越軍隊的全面攻勢，南越政府因美國縮減金援而陷入政治動盪而一九七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更使得南越軍隊無法靈活運用直升機、軍用飛機與軍用卡車等機械化機動戰力以進行有效防禦部署，一九七五年四月，北越發動胡志明戰役準備一舉攻下南越首都西貢市，美國共和黨福特總統於四月七日發表聲明要求美國國會重新考慮援助南越並要求緊急撥款以提供南越政府軍事援助卻未能得到美國國會支持，四月三十日，西貢陷落，美軍於四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間組織了常風行動發動大規模直升機撤僑以撤出駐越美國文武人員與部份和美國合作關係密切的南越官民各界人士。隨著北越軍隊向南越首都西貢市發動最後進攻，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軍隊攻入柬埔寨首都金邊，親美的龍諾政權倒台，柬共在中共大量的工業工廠與基礎設施等經濟援助以及軍事援助下建立起受到史達林主義與文化大革命意識型態深刻影響的民主柬埔寨社會主義政權。一九七五年，歷經伴隨越戰而起的寮國內戰最終由主張共產主義並長期得到北越河內政權軍事援助的革命政黨巴特寮獲勝，相對親美的寮國國王並於同年十二月退位，寮國與越南兩個中南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隨後於一九七七年簽署《寮越友好合作條約》而建立起寮越兩國間的特殊友好團結關係。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史達林死後繼任蘇共第一總書記的赫魯雪夫突然向與會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提出了業已經過蘇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長達四小時的祕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該祕密報告全盤否定史達林並公布了史達林在肅托運動與肅社黨運動等史達林大清洗期間殘害蘇聯等各國共產黨人的眾多罪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貝魯特閱讀赫魯雪夫提出的蘇共二十大祕密報告後突發心肌梗塞死亡，赫魯雪夫並在蘇共二十大中針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馬克斯和恩格斯所預言世界革命的未來前進路線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理論，赫魯雪夫其後並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演說呼籲各國全面裁軍以避免核子武器時代的相互保證摧毀人類浩劫，赫魯雪夫並力主藉著全面徹底的裁軍來建立一個「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儘管對於赫魯雪夫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形同放棄在西歐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國家的武裝革命運動以及和平共處理論與列寧所主張的「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的觀點有所扞格而對於蘇共二十大的祕密報告與三和理論有所質疑，中國共產黨等國際馬列主義政黨同時也質疑三和理論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武裝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擺脫被剝削和壓迫的地位，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目標」的觀點並認為三和理論對國際形勢盲目樂觀而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包括中共與華約集團各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隨後也在自各國內公開了蘇共二十大所公開《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內容並在各國共產黨內部進行了蘇共二十大所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新世界革命理論的理論學習與自身理論自主調適。

 

蘇共二十大之後，史達林故鄉、蘇聯所屬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共和國就爆發了示威遊行而必須動用軍隊鎮壓。一九五六年六月底，波蘭大城波茲南爆發抗議史達林體制集體化之下工資過低與稅賦過高的大罷工，波蘭當局出動軍隊和坦克鎮壓才平息了波茲南事件。一九五六年十月，蘇聯主導的華沙公約組織與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抗議與群眾運動，一度因推動「六月政策」經濟改革政策與政治開明政治而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而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人納吉‧伊姆雷恢復黨籍並於十月二十三日出任總理與部長會議主席並組織較具自由化傾向新政府以安撫民心，然而，布達佩斯街頭的群眾運動仍然迅速擴散，由於納吉曾在主張在結束戰時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後較溫和社會主義新經濟政策《布哈林提綱》的蘇聯馬列主義理論家與蘇共領導人布哈林手下國際農業研究院工作而支持布哈林社會主義思想與新經濟政策，此外，史達林死後由赫魯雪夫主政的蘇聯在成立聲稱尊重各國獨立和主權的華沙公約組織後也針對奧地利蘇佔區問題與同樣參與佔領奧地利的美英法三國於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簽署《奧地利國家條約》確立奧地利結束佔領狀態後中立與非軍事化地位，中共亦於一九五五年四月間的亞非國家萬隆會議發表包含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並共同發起在美國和蘇聯以外各國的不結盟運動並在蘇共二十大後於一九五六年六月間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主張有別於史達林體制而具有相對自由化傾向的開明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經濟政策並以「中國模式」擴大發展北京當局與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外交關係，二者均讓納吉對於匈牙利是否必須在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經濟政策上繼續緊跟蘇聯產生了不同的思考，納吉於是在十月二十八日正式上台後提出進一步自由化政策，同意解散祕密警察、結束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黨專政並表示將要求蘇聯軍隊撤出匈牙利全境，納吉隨後宣布退出華沙公約組織並準備退出蘇聯主導的經互會以使匈牙利轉為中立化以及考慮申請加入美國圍堵政策下由美國主導的歐洲復興計畫馬歇爾計畫，納吉並一度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並改組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納吉並通知各國駐布達佩斯使節團以及要求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匈牙利情勢，然而，中共並未支持納吉，而由於美國艾森豪—尼克森政府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暗中支持英法兩國對抗納瑟領導的埃及而難於分身亦難於暗助英法干預埃及之時強硬譴責蘇聯干預匈牙利，儘管美國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透過自由歐洲電台不斷鼓勵匈牙利人民與軍隊進行武裝鬥爭，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仍於十月二十七日與二十八日兩度表示美國不把波蘭和匈牙利視為潛在的軍事盟友，十一月四日，與赫魯雪夫關係親近的蘇共政治局要角米高揚趕赴布達佩斯調停無效後，蘇聯軍隊動用大量坦克和轟炸機介入匈牙利並重建親蘇的匈牙利卡達爾政府，納吉被逮捕後於一九五八年經祕密審判後被以判國罪處決。蘇共二十大與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西歐各國的共產黨員的反應是一片錯愕嘩然，西歐各國左派勢力與左派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也隨即開始轉向擴大發展法蘭克福學派等符合西歐各國自身源遠流長的左派社會主義思想與左派社會運動長遠歷史傳承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思想，西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思潮隨後在美國與西歐各國於一九六八年爆發的反越戰學運之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研究。

 

蘇共二十大公布史達林個人崇拜與殘害蘇聯與各國共產黨員的罪行之後，儘管對於個人崇拜問題以及赫魯雪夫為首新蘇共中央提出的三和理論新革命理論存在著理論與實務上的質疑，但由於中共建政後即在中共黨內與中國國內採取「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革命策略與建設政策，中共仍然採取了相對自由化的新文化與學術政策乃至於相對自由化的新聞與輿論管制，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雙百方針」，主張學習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的精神而強調「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然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帶來的輿論自由化很快地進一步發展為「大鳴大放」，繼針對中共基層幹部的官僚化問題與貪污腐敗問題進行廣泛批評之後，新中國社會各界尤其是民主黨派與大學等高等學校之中更是出現了上綱上線批評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黨天下」的輿論，《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更發表了《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批評中共的宗派主義造成黨群關係不好並明確指出大鳴大放以來「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民盟中央副主席、留美留英政治學博士羅隆基並要求中共當局同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由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的特別平反委員會檢查中共建政後三反五反與肅反等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失誤偏差，武漢大學等包含許多前國民黨家庭背景或地主仕紳資產階級家庭背景大學生的高等教育單位甚至一度出現「歡迎蔣介石回大陸」的抗議布條，然而，由於中共在蘇共二十大後以強調有別於蘇聯史達林模式的「雙百方針」推動與向屬蘇聯勢力範圍的東歐各國之間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新外交關係，中共並希望藉此在繼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後於一九五五年的亞非國家萬隆會議提出的不結盟主義後進一步試圖藉著有別於蘇聯史達林模式的「雙百方針」推動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與外交關係模式來與赫魯雪夫領導的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共產黨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中共因而對於大鳴大放過程中部份上綱上線到中共高層的尖銳批評意見只能暫時隱忍不發，然而，提出三和理論新世界革命路線與著重和平共處的社會主義國家與非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間新外交關係路線的赫魯雪夫最終仍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動員蘇聯軍隊率領華約各國軍隊介入匈牙利整肅過度傾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並宣布退出華沙公約組織與試圖加入美國領導的圍堵政策下的馬歇爾計畫歐洲復興計畫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人納吉並重建親蘇的匈牙利卡達爾政權，於是，在赫魯雪夫最終仍不得不動員蘇聯軍隊介入匈牙利之後，儘管中共當局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時仍由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隨後並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明確指出「在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時候，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用說服的方法，用自由辯論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識分子進行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促進我國的科學文藝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迅速地繁榮起來。」，其中已隱然有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劃定必須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型態以及必須服從長年以來領導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革命先鋒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安全界線的意味，中共中央隨後並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中共黨組織與各界人士的批評「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然而，由於大鳴大放已經上綱上線到批判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共執政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理論基礎並針對中共建政後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提出了具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共右派傾向的實務批判，中共中央隨後不久即於五月十四日發出《關於報導當前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中共中央並於五月十六日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待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毛澤東儘管認為大鳴大放開始後黨外人士對中共當局的批評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誠懇正確而有利中共整風改正缺點卻也開始提及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具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毛澤東並要求暫時不要批駁以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動面目並要求中共黨組織掌握情勢做好鬥爭準備以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並逐步孤立右派，毛澤東隨後發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明確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來中國社會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並要求應當開始注意批評修正主義，毛澤東並認為修正主義思想乃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右運動，毛澤東隨後並於七月一日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進一步將針對大鳴大放的鬥爭上升到階級鬥爭層次並藉此全面擴大反右運動，大批中共黨內外人士被劃為右派並因此在反右運動以及之後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被一再批鬥整肅。

 

反右運動之後，儘管中共在黨和非黨的關係上已無法如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後不久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提出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所言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而在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上也不如《論十大關係》所言「今後社會上的肅反，要少捉少殺」與「機關、學校、部隊裡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然而，由於一九五○年代初的三大改造已接近尾聲，中共認為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已基本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除了對日抗戰後與國共內戰後的快速經濟復甦以及透過土改分田提高農民農業勞動動機所帶來的糧食生產恢復和增產之外，中共建政後至一九五七年到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也達成了在綠水青山枉自多的江南與嶺南各省有效推動血吸蟲病防治等公共衛生成就，北京當局於此期間同時也達成了大幅提高識字率等基礎教育成就，因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仍然根據《論十大關係》所分析的「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以及「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準備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希望藉此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期待能夠進一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由於中共建政後重建起神經末稍由北京中央政府一路直達各省市各縣市村里街坊的現代式黨政行政體系，官僚體系的配合服從性與好官我自為之的行政慣性惰性自然也就無可避免地再度浮現，自然也就可能在推動第一個五年計畫等政府經濟建設計畫時不時可能出現配合計畫指標達成度的經濟數據高估造假行為。由於對日抗戰與第二次國共內戰後中國各地的基礎建設與工業生產破壞殆盡，於一九五七年到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自然一如經濟計畫的規劃迅速恢復了中國各地農業與輕工業生產而如期達成各項計畫指標並帶來經濟復甦與高速經濟成長，於是，自一九五五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的經濟建設開始出現層層抬高數量指標而忽視綜合平衡發展的冒進勢頭，引發鋼材、水泥與木材等建築材料嚴重不足而造成工地停工的待料的緊張情勢，部份基建工程出現品質的問題而許多廠礦也出現了工安事故增加的問題，並因增產計畫過大導致土改後成立的各地農業合作社過度重視糧棉生產而忽略了副業生產，部份農業生產合作社亦因規模過大與對社員干涉過多而造成農民負擔過重並因此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增加與農業生產積極性的提高。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與陳雲隨即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適時糾正了當時經濟建設中的急躁冒進傾向，一九五六年四月上旬中國經濟建設出現嚴峻情勢後，中國國務院立即採取了動員生產和約束基建以求平衡發展的應急措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並在與李富春和李先念討論一九五五年國家決算與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稿時明確指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同時也要反對冒進急躁傾向，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會議中也明確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看法並要求基本建設該下馬的立即下馬，《人民日報》也在六月二十日發表了《要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周恩來並在十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中報告《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時明確指出基本建設投資比起上年度減少兩成並要求在國家機關中大力展開節約運動；一九五六年實際完成的工業總產值較上一年度成長了28.1%，一九五六年於是成為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高的一年，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最後一年一九五七年時中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值較一九五六年又增加了10%，中國的糧食生產也在缺乏戰後西方農業革命式的新農業技術革新下仍能有所增產。

 

然而，毛澤東卻認為，一九五七年的工業成長不如一九五六年且農業增產又不如計畫預期應該證明了一九五六年反冒進措施限制了經濟成長並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產生了不良後果，於是，一九五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其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主張「在農業合作化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歷經中共中央高層一系列的會議討論之後，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的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中由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進行工作報告，正式通過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並通過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及「苦幹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三十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北戴河會議決定一九五八年的鋼計畫產量為一千零七十萬噸並在農村建立取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人民公社，試圖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地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正式展開，中共並在大躍進期間高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農工業生產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全面推動建設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與進一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蘇共總書記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雪夫為提供中國潛艇技術與組織中蘇聯合艦隊等問題祕密訪問中國，中蘇雙方並在毛澤東提議下發表聯合公報強調雙方就解決國際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在中蘇聯合公報發表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北戴河會議期間，中共解放軍發動砲擊金門，儘管毛澤東並未向赫魯雪夫透露砲擊金門之事，但華府方面與台北方面均認為八二三砲戰乃赫魯雪夫與毛澤東共同商量好的軍事行動並使得華府方面認為蘇聯方面並未認真看待赫魯雪夫提出的「和平共處」蘇聯新國際外交政策，赫魯雪夫與蘇聯方面對此感到極度不快並為之後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決定從中國撤出先前派往中國支援的各領域蘇聯專家埋下伏筆。由於大躍進推動全面取消農民土改分田自留地的人民公社新集體農業制度可能於新集體農業制度推動初期造成部份本因土改分田而支持中共的農民因自有分田自留地又收歸集體而出現不滿中共統治的情緒，再加上前一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造成部份未隨國府撤退台灣的中國知識份子也可能產生不滿中共的情緒，儘管毛澤東聲稱八二三砲戰乃是為了聲援中東國家在蘇伊士運河事件後反抗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但由於遷台國府經常出動軍機到臨近撤往緬北國府軍隊的中國西南雲貴川青各省發放反攻傳單，美軍並於一九五七年五月間宣布在台灣部署可攜帶核彈頭的鬥牛士導彈和電導導彈，解放軍使用大量即將到期的蘇製舊砲彈的八二三跑戰實質上達成了在大躍進全面推動之初先制威嚇台北方面不要利用反右運動之後部份中國知識份子出現對中共支持動搖現象與中共熱烈推動大躍進農業集體化運動與全面以農業支援推動鋼鐵等重工業發展而可能於改革初期造成農民的誤解不滿情緒而試圖在華府右派政客與美國軍隊的明暗支持下嘗試反攻大陸，八二三砲戰因此為中共全面推動大躍進農業集體化與重工業加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穩定國際外在環境。

 

儘管毛澤東認為他個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中國革命推翻了與中國封建時代遺留的地主仕紳關係密切以及與清末以降中國各地勾結日英等不斷密謀瓜分中國利權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各地地方軍閥勢力深度結盟的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而建立了新中國，包括許多因中共土改分田才終於結束數代均為佃農的農奴卑賤地位並首度取得自有土地的翻身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應該會信任他的領導，毛澤東並因而相信中國農民與中國人民願意在他領導下進一步走向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業政策並透過農民支援全民大煉鋼與相對低價收購餘糧以支援城市工業工人與鄉村自有工業的重工業發展而中國農民最終也會理解農業集體化支援重工業加速發展的超英趕美經濟加速成長勝利果實最終也一定有利於鄉村農民的收入水準與生活水準的進一步提升而與鄉村農民共同分享，然而，取消自留地的農業集體化不利於調動農民基於在市場上出售餘糧自利動機的農業生產勞動積極性，由政府透過人民公社以相對低價收購餘糧以便向數量暴增的城市工人提供廉價糧食以壓低城市工人薪資水準而加速工業化發展尤其是重工業發展所達成的工業經濟與城市經濟的經濟成長果實對於被低價收購餘糧的鄉村公社農民的生活水準與收入水準的個人利益而言又太難於理解落實，而在農村公社廣建土高爐的全民大煉鋼運動不但品質良莠不齊而生鐵產品與鋼產品均有近半的不合格率，動員公社農民開發鐵礦與伐取土高爐所需木材燃料使得公社農民不但養豬等副業經營勞動力不足而甚至連農田糧食生產均出現勞動力投入不足的現象，而各地公社與省縣黨政官僚的放衛星現象使得大躍進的農業增產被一再高估高報，國家徵收糧食額度自然也因為農業增產產量的高估而一再追高高估而甚至出現嚴重超出實際產量的現象，於是，儘管大躍進期間中共當局誇耀糧食增產成功而甚至有中國糧食出口量巨幅成長的報導，但農村公社已出現連農民家庭維生口糧都被徵收而只能到動用儲備糧食的公社食堂吃飯的農村經濟困境。

 

根據現代考古學與人類演化學研究，在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由於在東非裂谷與衣索比亞高原上的稀樹草原上由本為腐食性社會性動物的靈長目人科人屬先祖逐漸演化出腦部額葉與前額葉的智商與智慧並因此而演化發展為經營狩獵—採集生活且具有更高度社會性生活能力的現代智人之後，當早期的古代智人與現代智人紛紛走出東非而向全球各地遷徙之時，由於其已發展為經營狩獵—採集生活並能以原初語言相互溝通而組織狩獵團與相應的社會組織的高度社會性智能智慧動物，古代智人已知能夠使用經打磨粗石器狩獵並已知能夠使用火來烹煮食物和驅逐猛獸保護夜間營地，而早期的現代智人甚至已經能夠組織足以謀畫獵殺猛獸劍齒虎以及大型野牛群和猛獁象群的大型狩獵團與相應的包含眾多家庭的大型社會組織，隨著現代智人走出東非而沿著古代智人已走過的山徑與綠洲向全球擴散並與各地已經數十萬年異地演化的古代智人人群混血和取代以及再度的遷徙混血而因此在全球各地逐漸發展現代世界各地的民族與種族人群，這些擁有智商與智慧並擁有動物界首見的強大狩獵技術與狩獵武器與捕魚器具製作技術的世界各地古代智人與現代智人因為在人口尚少而人口土地比極為寬裕的全球各地獵場漁場上一度享受了相對豐饒的而被人類學家稱為「石器時代的原始富足」 (the original affluence of stone age) 的伊甸園般單純而富足的生活；然而，隨著具有足以製作漁獵功能更強大的細石器的更高智商以及足以組織更大型狩獵團與相應的部落村社等級更大型社會組織的更高智慧的現代智人走出東非向全球各地擴散，人口的不斷增加與大型獵物的日益減少使得現代智人不得不在新石器時代的一萬四千年前開始運用其較強大的智商與智慧在最早人類城市出現的黎凡特、兩河流域與尼羅河三角洲一帶開始馴化野生小麥與野生大麥以及馴化豬牛羊等畜牧動物而開始發展足以餵養更多人口的種植農業與有助於在不再常態經營狩獵生活後補充蛋白質與必需胺基酸的畜牧業農業副業，現代智人並因此運用其遠較古代智人強大的智慧與語言能力發展種植農業尤其是日益趨於精耕化的精耕農業所必需的大型社會組織以便共同製作農具與共同發展灌溉系統以及組織必要的防衛力量以防範部份其他人群試圖搭便車而以劫掠方式掠取農業人群的辛苦農作成果，於是，即使在現代智人人群的部落村社尚未出現「內部集權、外用甲兵」的酋邦城邦權力組織而僅有功能性而權力不大且不經常性世襲的酋長村長和幫助部落村社累積大自然知識並試圖透過交感巫術與天地鬼神談判溝通的部落巫師的現代智人在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後所發展原初的原始公社時期，當部落村社的營生方式中較為自由自在的自由人式狩獵—採集所供應卡路里與蛋白質愈來愈低並愈來愈依賴愈來愈趨於定居精耕農業而將人的勞動緊緊綁在土地上的農業勞動生產之後，為了製造需要造窯製陶專業技術的陶器以及製作木器與細石器農具、獵具、漁具與兵器，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後的現代智人原始公社就開始出現了愈來愈精細的社會分工，而當農業革命後的各地現代智人社會組織愈趨龐大以及社會分工趨於繁複而開始出現酋邦政府組織的管理以便協調分配農業糧食生產與木器和細石器農具和漁獵器具之間的合理交易交換以確保農業經濟產出足以餵養社會人群並維持社會織織運作，與此同時，部份進入草原地帶的現代智人人群演化出游牧生活並不時因為草原的寒冷化或乾燥化而營生不易並因而不得不向農業地帶與農業人群發動侵略掠奪，農業人群也不得不進一步為了抵抗游牧民族或因氣候變化或耕地鹽化而失農轉牧周邊人群的侵略掠奪而發展出更大型的城邦國家以及軍事組織，並因為軍事組織的專業化與脫離農業生產而需要取得農業剩餘產出以長期餵養軍事組織成員及其家庭而產生了足以讓軍事組織長期依附效忠的世襲國王與貴族和祭司階級，其後，隨著城邦國家的形成以及城邦國家的國王與貴族祭司世襲統治階級的出現，人類社會政治組織開始大型化與階層化，而隨著部份游牧民族入侵佔領眾多城邦國家與城邦聯盟國家或者由部份農業城邦建立斯巴達式的常備軍隊兼併周邊眾多城邦國家與城邦聯盟國家而建立由游牧民族統治階級或軍事侵略核心統治城邦聯盟統治階級控制的大型多民族國家，這些繼城邦國家與城邦聯盟國家而起的大型多民族國家往往由定居首都的統治階級往往剝削農業民族鄉村領地並以稅收形式大規模奪取餘糧以供首都等首要城市都會與國家軍事政治組織利用，這些游牧民族入侵兼併或者強大的農業城邦聯盟國家侵略兼併所進一步形成的大型多民族國家以及由被統治農業民族反抗與繼承建立的大型多民族國家因而開始利用所徵用集中於首都與首要城市都會建立專業的國家政治軍事組織以及供應首都與首要城市需求的規模更大而技術水準更高的城市專業工藝工匠階級，國家領土範圍的進一步兼併擴大以及國家政治社會組織的進一步大型化使其能夠以稅收方式大規模徵收農業生產餘糧與進行生產要素的集中化而能夠動員餵養更大比例的離農人力採礦砍柴以及進一步研究發展工匠工藝技專業技術能力，從而使得大規模城市離農專業工藝工匠階級的出現成為可能同時也因此使得青銅器原料的高溫提煉以及青銅器農具與兵器的製造成為可能，其後甚至產生了需要更高溫度高爐煉鐵以及更大量木材等燃料集中供應的鐵器農具與兵器的製造，而原本的社會分工裡脫離農業而製造部落村社社會人群所有成員都有需求的生產用陶製和青銅製農具和漁獵具以及烹煮等生活用陶器與青銅器的專業工藝工匠階級也開始部份地被酋邦國家與城邦國家乃至於繼之兼併而起的大型國家等國家軍事政治組織開始出現社會階層化後新興的國王和貴族祭司等世襲統治階級佔用而開始為這些擁有世襲權力的統治階級生產專用於宣示其絕對權力與世襲罔替神格化永恆權威的青銅器與陶器祭器以及種種有助於大量獨佔與兼併土地與財產的新興統治階級誇耀個人成就與財力品味的陶器與青銅器藝術品。然而，由於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的農業技術革新有其極限，加上人口長期增長造成的人均耕地比下降以及有助於荒年糧食生產欠收時流民逃荒並重拾狩獵—採集生活以取得糧食和蛋白質的各種公有林地面積又大幅下降，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以及城邦國家興起以及國王和貴族祭司世襲統治階級崛起後，考古證據顯示，人類的平均身高反而不如先前經營狩獵—採集生活的石器時代原始富足時期的人類身高而有所下降變矮，城邦國家等人類社群並開始隨著全球氣候週期性變化與區域氣候週期性擺盪而週期性地出現野有餓莩的大規模饑荒，而由於開始全面採行必須灌溉的集中種植少數馴化糧食作物的精耕農業，種種的寄生蟲疾病以及缺乏必要維他命等營養失衡不良疾病的證據也開始出現在農業人群的考古遺址之中。

 

由此可知，即使在一萬四千年前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之初酋邦與城邦社會政治組織與國王和貴族祭司世襲統治階級尚未開始發展的原始公社時期，現代智人的早期部落村社就已經因為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所衍生的細石器農具與漁獵具和陶器生活用具的生產製造專業化需求而開始產生離農人口與社會分工的演化發展，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採取建立農村人民公社策略所欲打造的理想社會本質上極為類似現代智人農業發展之初而往往具有剝削性的國家權力尚未浮現的原始公社，然而，要求公社農民參與非其專業的土高爐大煉鋼運動本質上忽略了即使是原始公社也會因為農業生產與非農業工匠工藝製造業間專業技術極為不同而必然出現社會分工的人類歷史經驗基本法則；此外，由於原始公社乃至於早期城邦國家的社會分工在農業與工業製造業之間的社會分工與產品交換本質上仍然必須在雙方明確知道自己交換需求的情況下直接在部落村社內部或者在離農業部落村社不遠的新興城市市場幾乎以物易物或僅有交換次數有限因而貨幣相對於各種產品貨物的相對價格價值易於評估公平合理與否而便於相較於專業工藝工匠階級等城市居民對各種非農業產品的成本、價值與市場運作規則等種種價格相關必要市場資訊均相對不足的部落村社農民能夠適時調整農畜產品價格的在地貨幣中介地進行雙方對彼此產品對自己與對對方價格的情況下談定相對價格進行交換交易，毛澤東在大躍進中採取以徵收農村餘糧以廉價供應城市工人糧食需求的策略並期能藉此降低城市工人工資要求而使得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能夠在資本累積有限而資本再投資能力也有限的情況下快速工業化並著重發展鋼鐵等重工業，然而，由於自原始公社與早期城邦之後人類社會產生了龐大的國家政治組織如夏代以後的中國往往早已遠非小國寡民的酋邦城邦小型國家，餘糧被徵收的公社農民自然對於遠在公社所在縣外甚至省外的工業生產究竟會透過什麼機轉而在合理期限內對於公社農民的生活品質與收入水準提升有所分享助益可以想見必然難於理解，公社農民自然地會將被國家用於廉價供應城市工人糧食而佔實際糧食產量比例過高的國家糧食徵收視為一種新的苛捐雜稅並自然因此難有積極進行農業生產工作的勞動動機。

 

由於大躍進出現了高指標浮誇風並因而導致一九五八年起國家糧食徵收過頭而造成部份農民口糧與種子糧受到徵收的現象以及導致民生輕工業生產與原物料生產嚴重落後，毛澤東等中共黨內高層與基層黨政幹部也開始對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緊張和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衡有所了解，然而，毛澤東卻仍然基本上樂觀看待大躍進的發展並認為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一年，然而，許多中共幹部對於大躍進的後果卻愈來愈感到憂心，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中彭德懷試圖面見毛澤東反映地方意見未果遂以長信陳述意見指出大躍進影響了工農之間與城鄉之間的關係且具有政治性的嚴重後果，彭德懷並認為大煉鋼鐵有得有失而批評大躍進的錯誤乃根源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並要求全面檢討大躍進，然後，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等中共幹部對大躍進的批評是在挑戰三面紅旗並將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於是，繼於史達林逝世後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整肅長期主持毗鄰蘇聯西伯利亞地區與遠東地區領土的中國東北地區工作而被視為與蘇聯勢力親近並可能搞東北獨立王國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高崗的高饒事件之後，毛澤東再度透過負責中共內部安全工作的康生等人整理彭德懷等人的黑資料並將之打為反黨集團而在中共黨內外發動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反黨集團並發動中共黨內外反右傾運動之後，放衛星之浮誇風再起且再無公社幹部等各級中共黨政敢於反應農村實況，各類農牧業產品大幅減產，全國職業工人人數猛增而超過國民經濟負擔能力尤其是超過農業生產餘糧支持離農工人糧食需求的負擔能力，於是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失衡矛盾，國家糧食徵收額度又持續高估終於導致強徵強購與嚴重饑荒而最終導致超過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然而，一九六○年一月間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然主張繼續全面推動大躍進，一九六○年六月間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毛澤東終於決定降低計畫指標，然而，就在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舉行期間，赫魯雪夫領導的蘇共與蘇聯政府於七月十六日照會北京當局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並不經中國政府答覆就在七月二十五日進一步宣布在中國工作的所有蘇聯專家將於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間全部撤出中國，七月三十一日，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北戴河會議進行報告，中共中央在會議中最終決議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並充實農業戰線並要求首先充實糧食生產戰線，十月以後，農村饑荒與餓死人等嚴重情況開始陸續反映上達毛澤東，毛澤東本人並為此一度吃素。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方針，造成三年困難時期三千萬人以上因饑荒非正常死亡的大躍進終於正式告終。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開有省市地縣三級幹部七千餘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等人均針對大躍進在會議中做出了檢討與自我批評。

 

大躍進失敗後，部份中共黨政幹部於大躍進期間的違法亂紀罔顧人命的情事也陸續反映上達毛澤東，毛澤東於是將大躍進失敗的主因歸咎於部份中共黨政幹部的官僚化與小資產階級化而喪失了革命先鋒黨應有的以身作則的革命幹勁，這些出現官僚化與小資產階級化傾向的中共黨政幹部同時也因為對於私有財產與私人享受個人物質慾望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再現而在大躍進期間產生了不小比例霸佔公社共有財產與國家國有財產的貪污腐敗情事，毛澤東並可能因此認為國家糧食徵收額度過度高估可能一如封建帝制時代的帝國中國一樣產生官員藉機營私橫徵暴斂的貪腐情事。為了針對蘇共二十大後由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祖國蘇聯帶頭放緩全球革命與革命輸出可能帶來的修正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以和平攻勢反向進攻而帶來社會主義國家先是走資而後放棄革命的和平演變潛在危機，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澤東於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再度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開始發動全國各地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推動「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以及正面教育和群眾自我教育等農村幹部與農民的工作整理與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並要求幹部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而不能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一九六三年五月的杭州會議後，毛澤東正式發動要求「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等大四清的四清運動，毛澤東隨後並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談到防止修正主義時指出「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裡，白銀廠、小站就是搞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四清運動於是全面擴大化並造成許多冤錯假案，負責主持四清運動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儘管在各地講話時公開主張「要在運動中集中精力打殲滅戰」，但事實上，劉少奇希望能夠限制四清運動的政治運動範圍在較為可受中共高層控制的相對安全穩定範圍之內並因此開始與毛澤東發生嚴重分歧，劉少奇在運動性質上希望將四清運動界定為黨內外矛盾的交叉而非易於擴大鬥爭整肅範圍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在運動方法上劉少奇認為主要矛盾在基層富農與群眾之間而非易於節外生枝牽扯各級中共黨政幹部權力鬥爭的如毛澤東所認為應該針對黨內當權派幹部，然而，隨著四清運動的發展動力轉弱，毛澤東開始認為中共黨政幹部脫離群眾以至於同群眾產生對立的問題遠比想像中嚴重，一九六五年年中以後，毛澤東基本上放棄了四清運動並開始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四清運動連同文化戰線的批判都無法真正解決根本問題。

 

大躍進失敗並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與三千萬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後，力主人民公社集體農業政策以便以農業支援重工業等工業發展以及全民大煉鋼與高估鋼鐵計畫產量指標等失衡重工業政策的大躍進時期國民經濟發展政策的毛澤東不得不承擔錯誤退二線，由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實際工作，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鄧小平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天津會議中提出了「集體領導」的看法，鄧小平並於一九六○年視察農村公社實況後與劉少奇組織緊急委員會並提出「農業六十條」而推動「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與包產到戶）的農業政策，希望藉此提高農民的農業生產獲利勞動動機與畜產等農業副業生產獲利勞動動機，劉少奇與鄧小平藉此穩定恢復農業糧食生產並開始調整國民經濟，一九六一年九月，鄧小平進一步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由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至一九六三年六月為止，全國共精簡職工兩千萬人與引導城鎮人口返回農村兩千六百萬人，鋼鐵等重工業部門擴張過速造成的農業糧食生產緊張問題與農業勞動力不足問題因此而獲得緩解，同時也因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與縮減鋼鐵等重工業計畫指標而得以增加與農村農民等大眾需求直接相關性較高的輕工業生產比例，中國經濟發展與農業和工業發展因而得以回歸穩定平衡發展並因而被稱為三年恢復時期。

 

然而，大躍進失敗後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因而長期不在北京，許多中共中央重大會議開始不見毛澤東出席。而自四清運動受挫以及四清運動期間與劉少奇之間出現分歧之後，毛澤東進一步認為中共高層的當權派也存在官僚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文化傾向才造成大躍進與四清運動的政策實施與計畫指標無法落實並因此走向失敗。一九六五一月間的一場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批評劉少奇所負責主持的四清運動存在集中過多人員而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內容過繁瑣而搞繁瑣哲學、不依靠群眾而冷冷清清等問題，毛澤東並在會議後發表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批評劉少奇與劉妻王光美主持四清運動的桃園經濟存在搞祕密串連等神祕化做法，此外，毛澤東對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在大躍進失敗後的三年恢復時期所推動的新經濟政策也表達高度不滿，毛澤東批評恢復公社社員農民自留地與農業副業私人生產的三自一包政策乃是「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大躍進失敗後實際上被凍結權力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於喪失實質權力以及喪失對實際政治經濟工作的參與討論和個人意見影響力日益感到不滿，毛澤東因為領導中國革命挺過國民黨的五次大圍剿以及八年對日抗戰的困境低潮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旋即爆發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以極有限的蘇聯卻能夠快速擊敗擁有龐大美國援助與強大美械化機械化新式現代軍隊的蔣中正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南北建政北京而向來在中共黨內具有絕對的個人威望並在中國社會享有崇高聲望，由於難於忍受大躍進失敗與造成三年困難時期三千萬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政策錯誤政治責任的責難，毛澤東於大躍進失敗後也日益將大躍進以降的社會主義建設失敗的責任歸咎於中共黨內從基層到最高層均出現官僚化與小資產階級化傾向並因為受到赫魯雪夫領導的後史達林時期蘇共與蘇聯的三和理論修正主義影響而出現走資修正主義傾向，毛澤東同時也沿續自五四運動以降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儒家思想與帝制中國歷代政權的結合造成中國社會與經濟自由發展空間受到嚴重的兩千年桎梏的批評而開始認為大躍進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儒家政教思想造成的中國社會文化受到桎梏並使得中國人民難於想像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新社會制度並因而易於受到舊社會封建禮教式合理化愛有等差的人際社會制度的非理性約束與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哲學的習慣性制約，毛澤東並認為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民乃是因此才過快地輕易排斥了有助於在不遠的未來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共產主義社會的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政策與農業支援工業發展並藉此分享工業加速發展諸多利益的大躍進運動並因此而最終阻礙了大躍進所欲建立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加速建設發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毛澤東指示下與毛澤東妻子江青等人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評明史學家、上海市副市長吳晗於一九六○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實為借古諷今，其中的平冤獄乃為在盧山會議中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其中的退田情節乃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姚文元認為，全劇實為階級鬥爭在意識型態領域的反映，全國各大報紙與雜誌紛紛轉載，當時主持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北京市長彭真試圖保護吳晗，彭真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一九六六年二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二月提綱》）而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但在上海活動的江青則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同時解除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職務而完全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而準備支持文化大革命，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也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書記處依康生所傳達毛澤東指示撤銷了《二月提綱》並另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夕，《解放軍報》發表了社會《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求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毛澤東隨後也提出了四個存在理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毛澤東並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致信林彪，《五‧七指示》中提及了類似大躍進的毛澤東理想社會藍圖，並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所追求主要目標之一「社會大治」理想國，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其中警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並強調要「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也因此於五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清華附中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其後全面各地大學與中學學生紛起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許多大中學校的教育與領導工作隨之癱瘓，六月起，劉少奇決定向各地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革並於六月三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八條規定」試圖減緩中共基層與大中學校學生被激起的革命情緒，然而，此時人在杭州的毛澤東並未明確回覆劉少奇的請示匯報。六月六日，《解放軍報》刊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六月十日，毛澤東在接見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時指出「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雪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後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中毛澤東於暢遊長江後自武漢返回北京，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與鄧小平並要求撤銷派往各地大中學校的工作組，七月二十九日，中共高層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當眾宣布撤銷工作組，劉少奇於會中承認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應該怎麼搞，鄧小平也承認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紅衛兵則寫信給毛澤東聲稱「革命有理」，毛澤東隨後於八月一日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支持紅衛兵並批評工作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毛澤東並進一步批評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八月八日，自大連返回北京的林彪以激烈言詞批判劉少奇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於是正式全面展開。

 

與此同時，紅衛兵運動也在全中國各省市大規模擴散壯大。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與中國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一九六六年度的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主張廢除高考制度。其後，在毛澤東認可造反有理的全面支持下，各級政府黨委擔心被視為鎮壓革命而全面撤銷對紅衛兵運動的管制，大量革命師生從全國各地前往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參加革命，到了八月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時北京市內已有數萬名外來學生，中央文革小組提議勸導學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毛澤東不同意並在北京親自接見在京紅衛兵，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和林彪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到十一月底毛澤東陸續接見了超過一千一百萬名紅衛兵並由紅衛兵為其佩戴紅色袖章。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由中央財政補助交通費與生活費，全國紅衛兵大串聯由是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全國範圍內並因而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革命狂熱，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在「破四舊、立四新」的文革思想指導下全面攻擊寺廟、教堂與古書院等古蹟大肆砸毀古蹟文物與焚燒古書字畫，紅衛兵們更以打擊剝削階級與反動派的名義批鬥學術權威、知識份子以及各種宗教信仰的教士等宗教界人士，部份有海外親戚亦被紅衛兵們以有海外關係加以批鬥。八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下令發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間的中共中央會議上，劉少奇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兩人分別做出了自我檢討，其內容向全國印發，但兩人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尚未被正式撤職。北京市內的眾紅衛兵領袖隨即展開了批判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與串聯；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許多北京高校學生與民眾在天安門廣場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動下，北京各高校也紛紛打出了「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等大字報，彭德懷、彭真與羅瑞卿也一起再度受到紅衛兵批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亦於一月一日在劉少奇住處院牆上貼出「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等大標語，劉少奇夫婦隨後在一月三日與六日受到造反派批鬥。三月上旬，陳伯達與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劉少奇與抗戰時期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五月八日，《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以編輯部名義發表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肯認《《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乃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起，本以中高學校師生為主的紅衛兵運動開始向城市工廠與農村地區擴散，上海率先成立了由年僅三十初頭的工廠職工王洪文領導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工總司迅速地取代了上海各種紅衛兵組織，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央文革小組要角張春橋與姚文元自北京趕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運動領袖奪取上海黨政大權並批鬥原本的上海市委領導階層，一月風暴隨即成為全國各地奪權行動的濫觴，毛澤東於一月八日對一月風暴公開表示讚賞，《人民日報》亦於同日發表了中共中央給上海王洪文方面的賀電，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與中央文革小組依中央文革小組起草電文向工總司等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了賀電，《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亦相繼發表社論肯定與支持上海的奪權行動，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與中央文革小組依毛澤東的提議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也發布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要求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要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此後，全國多個省市區領導機構被造反派團體奪權，甚至有中央人民政府部委寫信給康生申請被奪權者，負責港澳事務的被國民黨右派領導人胡漢民密謀暗殺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之子、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之時刻正逐漸鞏固其在遷台國民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接班地位的蔣中正之子蔣經國的留蘇同學與大陸時期長年老友廖承志亦被紅衛兵奪權，然而，奪權行動後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往往無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機關職能，中央人民政府與全國各地政府機關以及其主管的政府機能與各種社會服務與基礎建設運作由是迅速陷入癱瘓。

 

一九六七年二月間，陳毅、葉劍英與譚震林等七位中共黨政與軍隊元老在周恩來主持的兩次中央碰頭會議上發表了反對造反運動的強烈言論並與張春橋等人當場發生激烈爭辯，張春橋隨即與江青、姚文元與王力等人會面討論並於當晚向毛澤東匯報這些元帥與副總理的發言，毛澤東認為這些發言是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則將之稱為二月逆流，相關中共黨政與軍隊領導人雖未立即被正式停職，但國務院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少了他們已無法正常運作，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地位與權力。

 

此時，各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對抗也日益惡化，中共中央不得不於一九六七年三月間發出通知要求停止一切串聯活動。四月六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開批鬥劉少奇，五月間，針對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批判已經完全公開化。五月六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擴散到了當時尚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由工人工潮運動爆發開始，並在受到香港警察全體動員鎮壓左派示威者下進一步演變為街頭暴動與炸彈攻擊，六七暴動的死亡人數僅次於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七月二十日，武漢中共黨員組織的紅衛兵團體百萬雄師發動揪鬥南下支持武漢造反派團體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並拔除部份造反派據點，當時同在武漢的毛澤東在周恩來安排下搭機進開武漢，儘管武漢中共黨員組織的紅衛兵團體百萬雄師的名稱引用了毛澤東於中共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發動渡江戰役後所做七律詩辭《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的「百萬雄師過大江」，但實際上，渡江戰役的主要戰場在於長江下游的南京和上海一帶，渡江戰役發動時武漢一帶並未發生決定性戰役，當時駐守武漢的國府華中剿總司令、人稱小諸葛的國府桂系名將白崇禧率所部桂系軍隊與程潛所部湘軍糸軍隊撤出武漢退守長沙並在青樹坪戰役一度挫敗所向披摩的中共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卻最終在衡寶戰役中受到中共四野重創而不得不撤守廣西老家，位於長江中游要地武漢的百萬雄師卻以主戰場在長江下游的渡江戰役之後的毛澤東詩辭為名，自然可能被懷疑是意圖打著紅旗反紅旗，名義上引用毛詩著名歷史詩辭，實際上卻在隱喻支持參與領導中原野戰軍挺進大別山作戰並隨後參與領導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淮海戰役與渡江戰役的鄧小平，由於兩漢至魏晉江南大舉開發之後江南各地產生了長江中游的荊州與長江下游的揚州之間的荊揚之爭，東晉初年「王與馬、共天下」的協助司馬睿聯絡南方吳姓士族與團結北方南遷僑姓氏族的僑姓望族瑯琊王氏王敦甚至曾以揚州刺史轉任荊州刺史統領長江中游的荊州大軍並因東晉元帝司馬睿轉而重用其他僑姓望族而削弱王敦族弟、錄尚書領中書監王導的權力而自荊州起兵發動王敦之亂並攻入石頭城建康自任丞相，百萬雄師全力壓制武漢地區受毛澤東鼓動的工總、二司、三新和九一三兵團等造反派自然讓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懷疑其試圖以武漢軍區軍隊反對林彪所領導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多數軍隊並試圖援引武漢與兩湖地區可能源自春秋戰國時代乃至於新石器時代以降古老時代長江中游古苗徭語族各部族與長江下游古百越民族各部族之間楚越對立的荊揚對立傳統地區主義情結與王敦故事隱隱然對抗在一月風暴中受到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支持而成功向黨奪權後以上海為根據地的上海造反派領導人王洪文的長江下游紅衛兵運動以及受到造反派控制的各地革命委員會，二十四日晚間，百萬雄師出動百餘輛卡車在武漢遊行，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集會回應，江青批判百萬雄師的行動乃為反革命運動並指責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曾任政委為鄧小平的中原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意圖搞兵變，陳再道被解除職務，百萬雄師領導人也被逮捕，武漢造反派開始報復先前壓制他們的百萬雄師成員等武漢當地中共黨政軍幹部長達兩個月。七月二十二日，江青藉機進一步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支持文革左派，部份紅衛兵組織開始奪解放軍的權，全國各地衝擊解放軍並搶掠槍枝等武器的事件層出不窮，不乏地方性宿怨因素的各地紅衛兵團體間的武鬥由群體鬥毆升級為槍砲互打，全國陷入內戰狀態，相互對立的各重慶紅衛兵團體在重慶大武鬥甚至使用了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與重型登陸艇等重裝武器相互開火攻擊，死於重慶大武鬥者的紅衛兵與一般民眾屍體一度布滿長江江面並飄流到長江中下游各地均隨處可見。九月，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與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九五命令》規定不准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並規定解放軍對搶奪行為有權自衛反擊，然而，紅衛兵大規模武鬥最終遲至隔年的一九六八年八月間才逐漸平息。

 

一九六七年初，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要求春節後各地小學一律開學，在外地串聯的小學師要應當返回本校，五六年級學生與一九六六年度畢業生應該結合文化大革命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十六條》並學唱革命歌曲，一至四年級學生則學習《毛主席語錄》與學唱革命歌曲並兼學識字和科學科學常識。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並提及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該指示並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在林彪與江青的主導下，中共黨內掀起了「抓叛徒」惡風並製造了許多冤錯假案，其中，江青甚至於五月十七日一度利用一九三十年代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抄件試圖誣陷攻擊周恩來。其後，一九六八年春，全國各地進一步掀起了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浪潮。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與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由是開始，各地採取成立軍管會與進駐工宣隊的方式針對文革期間以各種名義各種方式揪出的「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大清查，是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波政治運動狂熱高峰。然而，毛澤東此時也開始察覺情勢瀕於失控，全國紅衛兵武鬥已陷入內戰狀態，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派出了工宣隊進入各地高校試圖停止武鬥卻反而陷入紅衛兵武鬥的動亂之中，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達全國，其中宣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紅衛兵武鬥才就此逐漸平息。十月間，毛澤東提出幹部下放，大批在文革中被打擊的幹部被下放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中，國家主席劉少奇正式被解除職務並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而永遠開除出黨，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亦被解除職務，林彪則被正式定為毛澤東的繼承人。十二月間，由於青年學生革命狂熱情緒激動難以穩定控制，「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要求以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間自初高中畢業的老三屆學生為主的青年學生離開早已不堪負荷的中國各地主要都市，規模空前的上山下鄉運動於是轟轟烈烈地全面展開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會議正式召開，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進行政治報告，會議將林彪做為黨的接班人正式寫入《黨章》明確提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其後，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周恩來主持起草並經毛澤東同意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二月五日，中共中央進一步發出了《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一打三反運動正式展開，由中共各級組織正式領導，不少人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刑罰，周恩來等人似乎試圖一打三反運動重新控制中國各地已然失控的地方情勢，一打三反運動最終於十二月底因毛澤東表達不滿而開始退潮。一九七○年第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由於第四屆全國人大顯然必須修改憲法以容納文革綱領，毛澤東於三月間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後透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汪東興向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指示憲法修改草案不要寫國家主席一章，四月十一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主張維持設置國家主席並提議由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周恩來也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也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按照黨的紀律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但毛澤東再度以個人權威壓倒集體決議，一九七○年八九月間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會議上，康生、周恩來與陳伯達再度要求設立國家主席，林彪亦表附和，然而，毛澤東則因此開始懷疑林彪覬覦國家主席職務並陰謀藉此篡黨奪權，而由於主張設立國家主席的陳伯達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中與張春橋激辯引發全會成員接連怒討張春橋，毛澤東認為林彪在背後指使陳伯達攻擊張春橋以架空毛澤東並將發動文革的責任全推給毛澤東，毛澤東評論陳伯達在中共二中全會上攻擊張春橋的動作「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運轉之勢」，毛澤東於是發起批陳整風運動並開始部署整肅林彪。毛澤東隨後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二日間離開北京展開南巡，開始敲山震虎為拉林彪下台製造輿論，毛澤東採取「甩石頭」（指批文件和找人談話）、「摻沙子」（派出嫡系官員滲透其中，主要指本來由林彪勢力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和「挖牆腳」（改組部門，主要指北京軍區和衛戍區）等手段逐步鬥爭瓦解文革過程中不斷快速竄升的林彪集團勢力，意識到林彪在中共黨內地位搖搖欲墜的林彪之子林立果與其親信組成了代號為聯合艦隊的黨內祕密組織，林立果等人並在林彪勢力的根據地上海制訂了與武裝起義諧音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計畫利用空軍為軍事政變主力進行奪權以一舉奪取全國政權或形成割據局面，林彪之子林立果與其黨內祕密組織聯合艦隊骨幹成員於九月八日至十一日間在上海多次試圖刺殺南巡的毛澤東未果後，毛澤東於是在與王洪文談話後臨時改變計畫提早返回北京並於抵達天津後調動其可信任的人民解放軍部隊一個師進駐天津南口拱衛毛澤東本人與中共中央中樞安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晚間，政變失敗的林彪與林立果等人自隸屬解放軍海軍的山海關機場搭乘英製三叉戟民航客機試圖逃往蘇聯西伯利亞的伊爾庫茨克，林彪家族所乘三叉戟客機最後自蘇聯與蒙古共和國邊境折返後在外蒙古境內墜機，是為九一三事件；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則於九月十三日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林彪事件，林彪墜機的消息直到九月十四日才傳到北京，一九七一年的十一天安門國慶慶祝活動也因此取消。林彪死後，毛澤東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身體狀況也急劇變差。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澤東將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中，王洪文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名列周恩來之後黨內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頗有成為毛澤東與中共革命世代接班人之勢，江青、張春橋、王洪文與姚文元自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中共黨內的四人幫，一九七三年的 中共十大《黨章》也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內容，十大《黨章》同時也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並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史達林死後繼任蘇共總書記的赫魯雪夫於蘇共二十大會議進行中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會各國代表提出批判史達林的祕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赫魯雪夫所領導的蘇聯同時也改弦更張而與受到史達林批判、採取修正主義狄托主義而仍然開放經營伊利里亞與達爾馬提亞海岸渡假勝地觀光產業並允許美國與西歐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富裕觀光客前往觀光的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建交。

 

蘇共二十大之後，儘管毛澤東等中共高層仍然向中共黨內與中國國內公開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相關內容以及發動學習赫魯雪夫提出的三和理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路線，然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主政蘇共與蘇聯時就已與史達林和蘇聯存在不少齟齬，像是，毛澤東認為史達林與第三國際在蔣中正率領國共合作的北伐軍進入上海與南京後發動的清黨行動之後下令當時由留蘇國際派領導的中共全面發動城市暴動回應卻受到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軍隊鎮壓痛擊，就是忽略了清末民初的中國僅具有初步的城市工業基礎故而城市工人階級人數有限因而工人革命力量亦為有限，更遑論城市地區又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全面控制，於是，毛澤東最終轉而透過土地改革政策調動古老的中國儒家農業經濟體制裡世代受到剝削壓迫的佃農與中下貧農支持中共革命並最終統一中國南北，毛澤東同時也對於蘇聯在二次大戰末期出兵當時由偽滿洲國與日本關東軍控制的中國東北卻在劫掠價值高達當時幣值美元二十億的工業設備以及沒收價值高達三十億美元的金條和偽滿幣八點五億卻僅移交部份日本關東軍裝備給進入東北的中共黨政軍幹部高度不滿，然而，依據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戰略贏得勝利統一中國南北的中共在建政之後仍然採取了向以史達林領導的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中共建政後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因而在抗戰與內戰後的社會經濟重建復甦過程中獲得蘇聯的大量經濟援助與領域廣泛的技術專家支援，然而，蘇聯使用中國遼寧旅順口海軍基地不凍軍港的期限卻一再延長。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逝世後，蘇共黨內各路勢力圍繞著政治繼承問題展開了激烈鬥爭，為了取得社會主義陣營另一個大國中國的支持，蘇共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四年訪問中國並於一九五五年歸還旅順軍港，赫魯雪夫同時也透過蘇共管道與中國領導人溝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於後史達林時代的領導權問題與繼續革命路線問題，赫魯雪夫並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與軍事援助。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赫魯雪夫正式出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而完全掌握了蘇聯與蘇共的黨政軍大權，其後，同年四月七日，中共要求蘇聯履行承諾提供核子武器與核子潛艇，蘇聯則要求在中國領土上興建軍用長波電台與組建中蘇聯合艦隊做為交換條件，毛澤東要求軍用長波電台採取中蘇合建並由中國擁有主權而為赫魯雪夫所拒，而對於組建中蘇聯合艦隊，毛澤東的反應尤其激烈，毛澤東認為中國海軍尚屬薄弱而無力透過中蘇聯合艦隊共享蘇聯海岸線故而蘇聯提議組織中蘇聯合艦隊實際上乃為圖謀透過介入中國軍隊並可能預謀進一步推動軍事控制中國，後史達林時代的中蘇齟齬開始浮上檯面。

 

此外，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依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蘇聯為意識型態領導中心的傳統向中共黨內與中國國內公布了赫魯雪夫祕密報告的內容，毛澤東並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不久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論十大關係》談話，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亦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中共中宣部長陸定一隨後也在與中國知識份子會談時針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做出了明確解釋即為「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此後的大鳴大放過程中，儘管中共當局寬容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對於中共建政後出現的部份官僚主義現象乃至於貪污腐敗現象提出善意批評並依照中國各界批評意見展開了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全黨整風運動，然而，大鳴大放的批判對象卻很快地上綱上線到直接批評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光明日報》總編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思想，北京大學也有學生寫文章評論中共黨中央已經開始分裂且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而武漢大學生甚至公開打出了「歡迎蔣介石回大陸」的標語布條，於是，繼蘇聯與蘇共赫魯雪夫當局下令蘇聯軍隊於一九五六年十三日武力介入匈牙利之後，中共當局亦於一九五七年六月間轉而發動反右運動，毛澤東等中共高層自此也開始懷疑赫魯雪夫的三和理論等修正主義路線是否真能帶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以及透過和平競爭而使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度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體制並不經武裝起義就奪取政權而向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和平過渡，毛澤東與中共當局於是開始強力批判赫魯雪夫所領導蘇共提出的三和理論實際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對國際形勢盲目樂觀而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中蘇大論戰也自此全面展開。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赫魯雪夫訪華並依毛澤東要求與北京當局發表聯合公報，北京當局卻未告知蘇聯方面就逕於八月二十三日發動金門砲戰，赫魯雪夫認為北京當局利用蘇聯強大的軍力為解放軍的金門砲戰進行國際造勢。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之後，莫斯科當局對於中國革命情勢的發展開始日益謹慎而終至不安，中共展開人民公社運動之後，據《華盛頓郵報》報導，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接見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時表示人民公社制度在蘇聯已經嘗試過卻失敗了，赫魯雪夫並認為，公社支隊的名詞也用錯了，公社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並在普法戰爭後建立的巴黎公社一度得到實驗故而公社一詞指涉的是一種城市社會形態而非農村社會形態，一九五九年七月，當毛澤東正在廬山會議上批判要求檢討大躍進的彭德懷並將其打為反黨集團時，蘇聯《真理報》卻刊出了赫魯雪夫檢討蘇聯於一九二○年代嘗試在農村建立公社制度的錯誤社會制度實驗的相關討論，毛澤東為此大為光火。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以正與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談判禁止核子試驗協定為由停止援助中國核子項目；一九五九年八月間，蘇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未待中蘇溝通就針對當時的中印邊境糾紛發表了蘇聯中立聲明並拒絕支持中國，九月底，赫魯雪夫與美國總統艾森豪舉行峰會推動和解以消減熱核戰風險，但中共方面則認為蘇共在西方面前示弱退縮，九月三十日，赫魯雪夫訪華參加中共建政十周年慶祝活動卻於訪華期間與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發生嚴重爭論。

 

一九六○年初，中蘇雙方均表示要維持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團結卻也均要求對方改變作法。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列寧誕辰，中共方面的《紅旗》雜誌以編輯部名義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表面上公開點名批判狄托所領導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路線，實則將矛頭對準赫魯雪夫。一九六○年十月上旬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以及一九六一年十月間的蘇共二十二大會議上，赫魯雪夫領導的蘇共再度表示否定史達林並提出似乎不再強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而修正轉向主張全民黨與全民國家的「兩全路線」，在三和理論之一的和平共處問題上，赫魯雪夫與蘇共認為熱核戰將造成世界大戰與人類滅亡，中共方面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在戰爭中滅亡的是帝國主義，周恩來並指出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即使核子武器可能消滅「三億中國人」，世界也會「剩下兩千萬美國人、五百萬英國人、五千萬俄國人和三億中國人」，赫魯雪夫與蘇共同時也公開批判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教條式的史達林主義並號召推翻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中共與會代表周恩來當場予以批評駁斥並率代表團提前返回以示抗議，中共方面認為，否定史達林就是醜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並會給帝國主義可乘之機。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方面照會中國政府將於同年九月一日前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各領域蘇聯專家。一九六一年底，蘇聯與阿爾巴尼亞斷交。

 

一九六二年初夏，約六萬七千名中國公民從新疆邊境離開剛結束大躍進而仍遍地饑荒的中國逃亡蘇聯，史稱伊塔事件；蘇聯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間的中印戰爭中支持印度；一九六二年年底，毛澤東批評赫魯雪夫與蘇聯在同年十月間的古巴飛彈危機中臨陣退縮乃為從機會主義蛻變為投降主義，中共方面並批評於一九五九年元旦攻入哈瓦那革命成功後領導古巴並於一九六○年九月與北京當局建交而使古巴成為第一個與北京當局建交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古巴領導人卡斯楚背叛了革命與實行法西斯統治，蘇聯方面則批評中共的立場將導致核子戰爭。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蘇共中央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再度重申赫魯雪夫領導下蘇共提出的「三和理論」、「兩全路線」和「三無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提出了與蘇共理論根本對立的總路線；七月五日至二十日，中共代表團與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期間，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突然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覆信進行全面系統性的攻擊，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自然不干示弱，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間接連在《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上發表由康生主持起草、隸屬外交部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參與起草的九篇評論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社論（《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共與蘇共兩黨間關於後史達林時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繼續革命的路線論戰至此達到頂峰。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布里茲涅夫等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利用赫魯雪夫在黑海海濱渡假的機會聯手在莫斯科發動政變免除赫魯雪夫一切職務而強迫其退休，繼任蘇共總書記的布里茲涅夫與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等人一度在後赫魯雪夫時代實現了「列寧之後第一次集體領導」。中共方面原本已有定稿的第十篇評論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社論因此未能發表並轉而發表了《赫魯雪夫是怎樣下台的》。

 

除了激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革命理論之爭外，中蘇兩國也為了帝俄時期透過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璦琿條約》與一八六○年的中俄《北京條約》這兩個不平等條約自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奪取的大量領土以及蘇聯支持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等領土爭議而爭論不休，蘇聯批評毛澤東與中共對於中蘇領土爭議的反覆爭執有如希特勒尋求「生存空間」，赫魯雪夫時代，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二日，中蘇雙方在北京東交民巷進行了一系列邊界談判，其間，毛澤東於七月十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回答日本社會黨人提及日蘇千島群島領土爭議時針對自《尼布楚條約》以降俄國自中國北方獲取的大量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領土表示是算不清的帳，於是，幾經爭論後，蘇聯代表團於八月二十二日返回蘇聯，赫魯雪夫於九月十五日接見日本代表團時明確提及「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毛澤東開始警覺蘇聯可能採取軍事行動，遂派遣總參謀部戰役勘察組於九月至十一月間前往華北、東北與西北各地做戰役勘察，其中尤其著重勘察了蘇軍於二戰末期介入中國東北的進攻路線。其後，一九六九年三月間，中蘇雙方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七月間，中蘇雙方在黑龍江上的八岔島爆發軍事衝突；在中國西北的中蘇邊界上，中蘇雙方亦曾於六月間在新疆塔城地區爆發軍事衝突，八月間，中蘇雙方再度於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爆發蘇軍動員直升機與坦克車等重裝備的重大軍事衝突。蘇聯國防部長一度主張對中國進行核打擊，直到九月間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共領導人胡志明葬禮後路過北京與周恩來會談後中蘇雙方的緊張局勢才稍獲緩解。

 

布里茲涅夫等蘇共政治局成員政變迫使赫魯雪夫下台後，為了釐清赫魯雪夫被拉下台的真正原因例如是否有前史達林勢力介入以及釐清新上台的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政策方向，毛澤東於是利用蘇聯與蘇共慶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機會派遣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領代表團前往蘇聯祝賀並嘗試釐清新蘇共領導班子的政治意向和探索避免中蘇徹底決裂的可能途徑，毛澤東並帶頭聯名給新蘇共中央領導班子發出賀電並讓電文公開見報，中國報刊暫停論戰並開始正面介紹蘇聯的新建設成就，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共在新疆羅布泊成功試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後，十一月五日，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再度聯名發出慶祝十月革命成功的節日賀電，十一月七日，劉少奇與鄧小平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人民日報》亦於同日發表了《在偉大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十一月五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後受到柯西金的歡迎並下榻列寧山政府別墅，周恩來等人隨即禮貌性拜會蘇共各新領導人與各國代表團以透過密切接觸傳達中方具有中蘇修好意願的信息，然而，在十一月七日蘇聯政府舉辧的紀念十月革命招待會上，蘇聯新任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向中共元帥賀龍表示「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雪夫和毛澤東關係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雪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賀龍因此與其發生爭吵，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亦當場向布里茲涅夫與柯西金提出抗議並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卻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以示嚴正抗議，第二天，布里茲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正式道歉，但中蘇關係惡化至此已無可挽回，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返國後回報蘇聯並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於是發動批判布里茲涅夫領導的蘇聯仍在執行「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路線」。

 

其後，一九六五年二月，柯西金訪問北越後取道北京返蘇並試圖協調中蘇兩國援越抗美立場以爭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中共方面拒絕了蘇聯的相關建議。一九六七年，紅衛兵攻擊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共在新疆羅布泊沙漠上空成功試爆第一顆氫彈，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此乃為回應蘇聯為首的華約集團的核威脅；一九六七年冬至一九六八年初，中蘇雙方在烏蘇里江流域的七里沁島爆發衝突；一九六八年，蘇聯增兵部署中國新疆邊境並增兵外蒙古，而隨著蘇軍與華約軍隊於八月間介入捷克布拉格以及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同時提出了主張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以合理化理論化解釋蘇軍與華約軍隊介入捷克的「布里茲涅夫主義」，中共批評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並在越戰正酣之際將大量解放軍自接近越南的南方地區移轉佈防東北、華北與西北。一九六八年十月，與蘇聯情報機關格別烏有所聯繫的《倫敦晚報》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密訪台灣十天面見時任台北國民政府國防部長的國府軍政領導人蔣中正之子蔣經國並向蔣經國提出蘇聯與台灣聯合進攻大陸的想法，其後，一九六九年四月至六月間，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之後，路易斯一度緊急要求台灣派員至歐洲聯絡台蘇聯合進攻大陸時台灣所需武器清單但為兩蔣拒絕。其後，中蘇雙方在東北與新疆邊境衝突迭起，而儘管一九六九年九月柯西金與周恩來會談後中蘇軍事對抗情勢有所緩和，但由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起的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邊界談判並無實質進展，蘇聯再度增兵中蘇邊境，中共則沿續一九六四年開始的三線建設的大西北與大西南地區國防、科技、工業、電力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工作展開「深挖洞、廣積糧」的全國性戰備運動，蘇聯則自一九七○年起多次派遣「東京急行」轟炸機機隊繞飛日本示威之餘也迫近中國華東海岸向中共方面示威。一九七○年代，中共正在如火如荼進行文化大革命之際，布里茲涅夫領導的蘇聯與蘇共提倡「人性論」來反對「階級論」並主張「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同時也主張和平主義而反對革命戰爭，蘇聯方面同時出版了一系列專門著作和論文宣傳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義」而痛罵法家「反人道主義」，蘇聯學者還指出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的思想並指出孔子思想包含著民主思想，中共方面批評蘇聯的尊孔理論意在以孔孟之道給林彪集團撐腰打氣並將從內部顛覆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澤東批評林彪和國民黨都是尊孔的，一七九四年一月十八日，經毛澤東批准後中共中央轉發了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江青隨即發動實際上劍指「周公」周恩來以試圖爭奪後毛澤東時代意識型態主導權以及相應的政治權力主導權的批林批孔運動，蘇聯方面攻擊批林批孔運動乃為「反對國內的國際主義力量」並在國際上廣泛宣傳孔子是「最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的政治理論創始者」，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孔老二的亡靈和新沙皇的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並隨即發表了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全力批判宣揚「上智下愚」維護等級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澤東並於接見外賓時讚揚秦始皇並作詩「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批評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批林批孔運動於是轉而成為研究儒法鬥爭史的運動，周恩來則再度強調林彪左的錯誤做為回應，由於文革之後中國人民與中共黨內歷經長時間的各種政治運動而對於各種新的批判運動早已失去興趣，四人幫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最終並未能如其期待的扳倒妨礙其奪取後毛澤東時代中共黨政大權的「周公」周恩來。中蘇關係最終直到布里茲涅夫去世前未久於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接近中國新疆的蘇聯所屬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發表「塔什干講話」的講話內容中談論到中共時語氣轉為友好才終於開始出現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

 

自從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後，同為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大國的文明古國中國也開始試圖跳脫史達林所建立的以蘇聯和蘇共為唯一意識型態領導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中共同時也開始向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包括美國和西歐各國在內世界各國左翼陣營宣傳推廣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道路的以游擊戰和工農群眾路線為核心的革命勝利路線以及以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為核心的非工業化國家革命號召與革命建政後社會主義新社會社會經濟體制。

 

一九五五年四月間，許多亞洲與非洲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宗主國出席下討論亞非事務，東道主印尼總統與獨立運動領袖蘇卡諾發表了《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的長篇開幕致詞，向來主張亞非團結的印度總理尼赫魯並邀請當時尚未為國際各國廣泛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參加，周恩來在會議上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並發表了包括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萬隆會議與會各國密集討論了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亞非各國共同關心的課題也促進了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期待能夠並同抵制美國的殖民主義與蘇聯的新殖民主義，經過各國廣泛交換意見之後，萬隆會議為在美蘇兩大強權之外的第三世界國家採取不與美蘇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不結盟運動」奠定了基礎，萬隆會議也在亞非國家互助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成為推動大多位於全球南方的開發中國家擺脫已開發國家控制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並展開全球南方開發中國家間技術合作等經濟合作的「南南合作」的濫觴。

 

一九五六年二月間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以祕密報告公布史達林殘害各國共產黨人的罪行之後，中共於一九五六年四月間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除了在中國內政上力主「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並大鳴大放過程中寬容中國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對於中共建政後出現的部份官僚主義現象乃至於貪污腐敗現象提出善意批評並依照中國各界批評意見展開了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全黨整風運動，在外交上關係上，北京當局也根據「雙百方針」宣傳推廣有別於史達林體制而具有相對自由化傾向的開明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經濟政策並自一九五六年九月間中共八大會議中向出席的東歐各國共產黨代表團推廣「中國模式」以擴大發展北京當局與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外交關係。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自史達林死後開始與蘇共之間接連齟齬並展開中蘇之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大論戰之後，嚴詞批判赫魯雪夫為修正主義者的中共也開始根據毛澤東道路與毛澤東思想全面軍經支援亞非第三世界為主的世界各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獨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而推動毛澤東與中共版本的革命輸出並不時與蘇聯勢力發生衝突互別苗頭。

 

一九四五年印尼國父蘇卡諾領導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統治成功獨立後，其外交政策便日益傾向蘇聯與社會主義陣營，在中共與印尼共產黨支持下，蘇卡諾的印尼民族黨執政政府權力日益鞏固，與此同時，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尼共產黨的勢力幾乎已無所不在，蘇卡諾並自一九六二年起宣稱馬來西亞是新殖民主義產物而反對馬來西亞建國以及支持砂拉越當地華人為主的共產黨游擊隊，蘇卡諾於是開始被西方國家視為對東南亞地區穩定的威脅，此外，蘇卡諾主政下印尼採取經濟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卻因此導致嚴重通貨膨脹、出口緊縮、基礎設施不足以及外國直接投資極少的混亂經濟情勢。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翁東中校發動九三○運動軍事政變，十月一日凌晨，翁東所部襲擊了印尼陸軍司令雅尼中將等七名將領住所並綁架處決了雅尼等六名將領，翁東透過電台向全國宣布粉碎了將領委員會的政變陰謀並宣布成立革命委員會，然而，將領委員會要角、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隨即召開陸軍戰略司令部工作會議接管了陸軍領導權，蘇哈托從蘇門答臘調動大量軍隊進入首都雅加達並於同日傍晚奪回印尼共和國電台和中央電報大樓與哈林空軍基地，十月二日，印尼共產黨發表社論公開支持九三○運動，印尼各地印尼共產黨籍地方首長亦宣布支持九三○運動並參與遊行，翁東中校等人因此被反共將領們逮捕處決，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迪帕‧努桑塔拉‧艾地亦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被逮捕並祕密處決，印尼總統兼總理蘇卡諾的權力亦被架空並隨即下台而後被軟禁於西爪哇省的茂物，蘇哈托廢除總統職位並繼任總理，印尼陸軍隨即在蘇哈托領導下發動了反共大屠殺，血腥清洗華人居多的印尼共產黨黨員、印尼各地左翼份子並牽連許多非共產黨員的印尼華人，印尼軍方並針對支持共產黨的村落突襲屠村，加里曼丹達雅族高山原住民亦受到軍方鼓動仇視華人而發動了針對當地華人的大規模屠殺，華人死者屍體自加里曼丹當地河流上游漂流至下游而一路遍布河面染紅河水，估計共有五十萬人以上的印尼共產黨員與印尼華人受到血腥屠殺，蘇哈托當局同時也撕毀了與北京當局間的雙重國籍協定，許多倖存的印尼華人不得不放棄中文姓氏並歸化為印尼國籍，北京當局於是展開了撤僑行動，至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中國與印尼斷交為止共接回華僑九萬餘人，總共有二十萬印尼華僑透過北京當局官方撤僑行動或者自行搭乘飛機郵輪等各種方式離開印尼回到中國，冷戰時期一向做於美國為首西方陣營忠實反共盟友的台北國府當局亦曾派出船隻撤離部份印尼華僑。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駐印尼美國軍事顧問與中情局人員曾編寫印尼共產黨特工名單交給親蘇哈托的軍官與情報人員並於事後確認名單上人士是否被捕或被殺，英國《獨立報》亦曾報導，英國外交部信息研究部曾複製其對付同樣以華人黨員為主的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功經驗針對印尼共產黨、印尼華人與蘇卡諾進行反宣傳並透過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信息研究部心戰專家所編造印尼共產黨將血洗雅加達的謠言。當時於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後繼位執政的美國民主黨詹森政府於事件後帶頭加強投資印尼並優先向印尼移轉許多勞力密集型產業，美國政府亦於事件後向改由採取強硬反共立場的蘇哈托主政的印尼開放美國市場，華盛頓當局同時也要求日本政府比照辦理，華府當局此舉自然相當程度上是為了讚賞蘇哈托當局所採取的血腥強硬反共行動。

 

蘇哈托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美英情報單位支持下發動反共大屠殺並祕密處決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後，毛澤東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做詞《卜算子‧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志》以悼念生前曾多次訪華的艾地，其內容為「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難為久，春來反凋殘。殘固不堪殘，何須自尋煩。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明顯地，毛澤東認為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列寧主義乃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的革命先鋒黨，自然有先覺覺後覺以喚醒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革命意識的歷史重任，但在革命意識被喚醒而革命人民發出吶喊吼聲之後，既得利益反動勢力必然會全面集結其所長期控制的軍警等國家壟斷性武裝力量發動鋪天蓋地的血腥兇猛全面反撲並往往因此引發對革命先鋒黨黨人的大規模整肅屠殺以及因而帶來革命的低潮，但恰恰是既得利益反動勢力的集結兇惡反撲也必然會辯證地進一步地喚醒人民群眾的革命意識並因而為將來更為燦爛的革命行動以及「全世界無產者的，團結起來！」的世界革命做好準備鋪平道路，由此詞作亦顯然可見，毛澤東早已儼然以世界革命的思想導師與政治領導人自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全球冷戰旋即爆發，美國於是在東部非洲全力拉攏曾與義大利法西斯侵衣軍隊作戰的海爾‧塞拉西皇帝統治下的礦藏豐富且在非洲之角的東非地區與紅海地區地緣政治戰略地位至關重要的東非基督教古國衣索比亞，美衣簽訂十多個軍事與經濟協定，美國在衣索比亞建立基地並派遣軍事顧問與高達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以協助衣國建立現代化軍隊。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海爾‧塞拉西皇帝派遣皇家親衛隊卡格紐營參加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並參與了美軍與聯合國軍死傷慘重的上甘嶺戰役，美國遂根據全球冷戰下美國在紅海盆地的地緣政治戰略而將本為英國託管的厄利垂亞併入衣索比亞，一九五○年十二月二日，聯合國大會在美國要求下通過了《聯大第三九○號決議》厄利垂亞結束英國託管並與衣索比亞組成聯邦，厄利垂亞保有相當程度的自治如行政、司法、旗幟、警察與稅務等內政事務，一九六二年，海爾‧塞拉西皇帝解散厄利垂亞議會而將之納為衣國一州，厄利垂亞解放陣線於是發動起義並自此兵禍連結三十年；一九七四年，由於衣國國內發生嚴重饑荒，一九七四年一月初，駐防衣國南部的軍隊因缺水缺糧嘩變，各地軍隊紛紛響應要求增加軍餉和伙食等服役條件，二月起，衣國各大城市爆發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與教師罷教並與衣國知識份子聯手上街示威遊行，皇帝下令關閉大學以鎮壓騷亂卻引來城市工人總罷工與農村農民奪取地主地與財產的全面鬥爭，衣國城鎮一片混亂，左翼下層軍官隨即自行組織委員會控制軍隊指揮權並與警察和地方部隊成立協調委員會，五月間，協調委員會在皇帝反對下逮捕了兩百多名索國大臣與將領，九月十二日，協調委員會組織臨時軍政府並發出一號文件宣布永遠廢黜皇帝、結束君主專制並將海爾‧塞拉西皇帝軟禁於皇宮中，一九七五年三月，社會主義衣索比亞臨時軍政府（德爾格政權）爆發內部鬥爭，軍人出身的德爾格副主席海爾‧馬里亞姆‧門格斯圖逐漸掌握實權，中共支持的衣索比亞人民革命黨與蘇共支持的全衣索比亞社會主義運動也捲入複雜的德爾格內部鬥爭並相繼為門格斯圖所整肅，門格斯圖鞏固政權後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分田政策但在外交上則採取親蘇政策；一九七七年，索馬利亞民主共和國支持衣國西索馬利亞解放陣線發動歐加登戰爭試圖合併中世紀時被衣索比亞前身阿比西尼亞王國所羅門王朝併入衣國的衣國東部索馬利亞人聚居區，門格斯圖與德爾格軍隊在蘇聯與古巴大力支持下擊敗索馬利亞軍隊，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領導的索馬利亞民主共和國則自此在中蘇大論戰中轉而支持中共並多次訪華，巴雷於一九九一年被推翻，但索馬利亞內戰與索國各地民族分裂部落戰爭卻隨之全面爆發；一九八四年，門格斯圖正式改組德爾格政權組織成立衣索比亞工人黨並出任總書記，並於一九八七年公布新憲法而定國名為衣索比亞人民民主共和國，門格斯圖並曾於一九八三年至八四年出任非洲統一組織主席，然而，門格斯圖政權並未能有效處理衣國複雜的民族問題，除了東部的西索馬利亞解放陣線外，衣國北部的提格雷人也組織了奉行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的霍查主義路線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一九九○年，蘇東波浪潮後失去蘇聯援助的門格斯圖宣布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並推動經濟自由化，同年二月，厄利垂亞人民解放陣線攻陷厄利垂亞紅海岸港口大城馬薩瓦，厄利垂亞最終於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正式獨立；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為核心的反門格斯圖政治軍事聯盟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攻入衣國首都阿迪斯阿貝巴，門格斯圖政權垮台出亡，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成立過渡政府，由霍查派領導人梅萊斯‧澤納維出任臨時總統，一九九四年，衣索比亞制定新憲法明訂各民族擁有自決權利，一九九五年八月衣國新憲法生效後，國名改為衣索利亞聯邦民主共和國並由梅萊斯‧澤納維出任總理。

 

一九七五年四月間，隨著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越南共和國（越共）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共）在美國代表季辛吉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代表黎德壽主導下簽訂《巴黎和平協約》並開始推動美軍有尊嚴地撤出越南與越戰越南化後越共在北越的持續支援下節節得勝，以波布為總書記的柬埔寨共產黨亦於四月十七日進佔金邊推翻親美的龍諾將軍領導的高棉共和國，柬共先與施努亞國王聯合建立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然而，柬共隨即於一九七六年一月間頒布新憲法並改國號為民主柬埔寨，施努亞國王辭職並受到軟禁。波布領導的赤柬建政後推動農業社會主義並仿效中國推動大躍進而將大量城市居民驅逐至農村參與農村勞動與建設，赤柬同時也廢除貨幣、沒收私有財產、取消城市、禁止宗教信仰與禁止書籍和知識傳播藉此試圖將柬埔寨改造為無階級社會，然而卻因此造成大饑荒與瘧疾等可治療疾病再度流行，波布並發動大清洗處決大量平民與柬共黨政軍人員，最終造成約兩百萬人非正常死亡，包括曾任赤柬軍隊師長省委書記的韓森在內許多柬共黨政軍幹部接連因成為政治清洗對象而逃亡越南；一九七八年五月，赤柬軍隊攻入柬越邊界的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知宗縣巴祝社並發動大屠殺，柬越關係全面激化，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越南與蘇聯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島的主導地位，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萬越南軍隊「志願軍」攻入柬埔寨並隨即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佔領金邊並於一月十日佔領西哈努克港，隨越南軍隊進入金邊的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韓森於同日發表了告人民書宣布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一月八日，以韓森為主席的柬埔寨人民委員會宣布開始行使柬埔寨國家權力，越南人民軍自此長駐柬埔寨掃蕩殘存柬泰邊界的赤柬軍隊，直到越南共產黨由黎筍死後繼任越共中央總書記的長征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越共六大提出「革新開放」的新發展路線並全面推動越南經濟改革之後，越南方面不久後即以駐柬軍費往往高達年度國家財政支出五成至六成而使越南政府缺乏必要資源投資推動越南國內經濟建設投資而於一九八八年七月單方面宣布開始逐步自柬埔寨撤出駐柬越南人民軍，一九九○年八月，最後一批越南人民軍撤出柬埔寨，柬埔寨衝突各方政治勢力之間亦開始逐步實現停火並最終於十一月間正式簽署《柬埔寨衝突全面政治解決協定》。

 

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統一東方六國前後，秦將王剪於荊軻刺秦王失後率大軍追擊燕軍至易水之西而滅燕的同一年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二二七年），李信、蒙恬與王剪接連攻楚而最終滅之的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二二四年）之前，秦始皇即於公元前二二七年下令使尉屠睢以位於長江北岸今為湖北荊州市的楚國故地南郡為後勤基地整編包括甲士與樓船之士的五十萬大軍沿古雲夢大澤洞庭湖與湘江水系於秦統一天下後的公元前二一八年進攻百越之地，百越部族各自為戰甚至不時相互攻擊而難敵秦軍卻逃入深山叢林持續抵抗而使秦軍在瘴癘之地三年不解甲馳弩卻終仍伏屍流血數十萬而屠睢亦被擊殺，秦始皇不得不派史祿興築連結長江水系的湘江與珠江水系的灕江之間的運河靈渠以利運輸補給前線秦軍五十萬大軍，屠睢死後繼任的趙陀提出了軍隊屯墾與徵發關東六國中縣之民移民戍邊的策略並最終於公元前二一四年在嶺南設置包括了今日中國廣東省與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今日越南北部的桂林、南海與象郡三個新置郡縣，惟位於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南部與今越南北部的象郡實際上仍由當地土酋控制了行政權與實質統治權；秦始皇於統一天下後死於公元前二一○年，秦末天下大亂，任囂死後繼任南海尉的趙佗進一步攻滅了建都螺城（今越南河內市）的甌駱國並析越人部落勢力強大的象郡為交趾和九真兩郡，趙佗最終在公元前二○四年兼併三郡而建立以番禺為首都的南越國，劉邦建立漢朝後擔心南越境內百越部落尚未完全臣服的趙陀接受劉邦所賜南越王印章而成為漢朝的外臣並開放邊境互市，其後，漢武帝時，因歷相南越國三朝的丞相呂嘉反對南越國第四代君主趙興與出身故趙地邯鄲的樛太后的北屬內屬漢朝政策而殺死趙興與樛太后以及漢朝使臣並另立其母為南越人的趙興之兄趙建德繼位為南越王，漢武帝遂於公元前一一二年秋調動罪人、江淮以南水兵以及新附的夜郎軍隊進攻南越國，公元前一一一年初，漢軍攻入番禺，呂嘉與趙建德先後被處決，漢武帝在南越國故地建立了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真與日南七郡，漢軍隨後於隔年公元前一一○年自雷州半島渡海攻佔海南島並建立儋耳與珠崖兩郡，南越故地七郡與海南島兩郡同隸交趾刺史部，越南正式進入第一次北屬時期。

 

漢武帝討平南越國趙朝並於其故地設置郡縣，南越國故地的今日兩廣地區快速漢化，故而儘管歷經五代十國時期的南漢國地區獨立王國但最終均仍於中國核心領土區域復歸統一之後再度整併入歷朝歷代統一後的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但位於今日越南北部紅江河流為中心的交趾—交州地區則不斷地在當地民眾起義領袖或當地古百越京族部族領袖領導下建立獨立政權卻也不時因為中原政權勢力經略交趾—交州地區以及經略中南半島以鞏固中國政權在中南半島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及發展南洋貿易，並藉此瓦解南詔和大理等古西南夷各部族發展而來的吐番以外中國西南地區強悍部族國家居高臨下對中國本土侵略掠奪時所可能擁有的中南半島盟友聯盟，東漢光武帝便曾派遣伏波將軍馬援率領漢軍再入交趾地區平定因交趾太守為政貪暴而爆發的二徵起義而開啟了越南的第二次北屬時期。

 

其後，隨著中國歷朝歷代的建國統一而進一步經略中南半島所建立的歷次北屬時期越南北部中國郡縣帶來較為先進的中國典章制度與農業工藝技術，但也由於交趾—交州地區距離大多位於華北地區的中原政權首都極為偏遠，加上當地京族等古百越族系部族的漢文化知識較為缺乏而易為南來漢官所藉機欺壓，中國政權派往當地的太守等官員往往透過橫徵暴斂謀取個人巨富卻忽略推動有助南海貿易等有利當地經濟民生的社會經濟政策，故而，當地越人部族也一再地起義建立越南北部的交趾—交州地區獨立自主的一系列在地王朝，而這些越南北部在地王朝與歷朝歷代中國政權之間往往就其與中國兩廣地區的領土劃界問題存在許多爭議，北宋時位於北宋與北越大瞿越李朝之間的廣源州向由當地儂氏世族部族首領統治，廣源州名屬北宋轄下羈糜州但卻同時向大瞿越李朝順服，一○五二年，儂智高以所掌握的廣源州等各州之地自建大南國並進攻中國宋朝攻陷邕州等宋越邊境諸多州郡後一度圍困廣州城五十天，北宋朝廷不得不自對抗西夏的西北前線調動樞密副使狄青並任命狄青為荊湖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加檢校司空全權主持對大南國作戰，狄青抽調所部西北前線鄜延、環慶、涇原三路蕃落廣銳軍經戰士卒精銳大軍一萬五千人為主力南下會同廣南東西路當地宋軍全面進剿才終於在一○五三年農曆上元節攻下崑崙關並最終在同年農曆一月底攻滅大南國，儂智高逃奔大理國，狄青則於同年稍後升任樞密使、進檢校太尉。

 

因此，為了與越南北部建立的越南自立時期獨立自主越南王朝進行針對中南半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競逐以及雙方為了領土爭議乃至於直接征服統治自秦漢之間就經常受到中國政權設立郡縣直接統治的交趾—交州地區的軍事政治對抗，中國政權與中國南方商人商船商團除了將中國與南洋地區的貿易基地由交趾—交州地區逐漸全數轉往廣州港，中國政權亦透過與今日越南中南部由婆羅洲汶萊南島語族部族移民拓墾建國並依賴海上絲路貿易而興盛一時的占婆—占城以及領土以今日柬埔寨為中心的南亞語系孟—高棉語系的東孟—高棉語支民族所建立的真臘王國與接續真臘王國的高棉帝國等主要信仰印度婆羅門教與佛教的中南半島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國家建立朝貢貿易關係以俾戰略牽制甚至南北兩路聯合進攻今日越南北部交趾—交州地區與安南地區的越南自立時期各王朝，中國的隋王朝、唐王朝、兩宋王朝與明王朝均曾與占婆—占城和真臘王國—高棉帝國互遣使節並建立朝貢貿易關係，蒙古帝國擊滅南宋王朝並在中國本土建立元朝前後，大蒙古帝國第四代大汗蒙哥為了攻滅南宋試圖佔領中國西南雲貴一帶的大理國與中國南方今越南北部的大越國陳朝以對南宋進行總包圍，蒙哥汗於一二五四年初攻滅大理國並在漠北和林皇宮接見大理國王段興智後改命大理段氏為世襲的大蒙古帝國大理總管後接著下令於一二五七年進攻大越國陳朝卻受到挫敗，大越國陳朝顧慮蒙古軍隊強大而同意向蒙古入貢，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在蒙哥死後建立元朝並在崖山海戰徹底消滅南宋王朝殘存勢力之後，忽必烈於一二八三年發動對今日越南中南部的占城王國的戰爭，占城在首都被攻破後後遣使投降求和但卻於蒙古軍隊撤退後殺元朝赴暹羅使者而復叛，忽必烈遂於一二八四年至八五年間以向大越國陳朝假道攻打占城為名而再啟蒙越戰爭卻再度受挫，其後，忽必烈於一二八七年至八八年間再度發動蒙古大軍攻打大越國陳朝卻三度度再挫，蒙占戰爭與三次蒙越戰爭之後，由於所向披靡的蒙古大軍無法順利攻滅越南北部的大越國陳朝與越南中南部的占城王國，中南半島存在能夠多次擊敗大蒙古帝國忽必烈所統率蒙古大軍的政權勢必使得中南半島乃至於中國南方和中國西南各地受到蒙古征服統治的各民族各國家受到鼓舞，於是，元世祖忽必烈於一二九四年逝世後，為了重新掌握中南半島情勢並防範被蒙古軍隊征服臣服的中國南方和中國西南以及中南半島各國各民族不會因為忽必烈大汗的逝世而有所蠢動再起異心再生叛亂，元帝國遂於忽世烈大汗逝世隔年即於一二九五年、元成宗元貞元年派遣使節團自溫州開洋，途經七洋洲、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州（菩提薩州）等地後再橫渡淡洋（洞里薩湖）而登陸造訪高棉帝國首都吳哥窟，後忽必烈時代的元帝國赴高棉帝國使節團的出訪目的當然還是聯絡當時海上絲路上尚稱繁榮強大的高棉帝國以建立朝貢貿易關係並藉此聯合牽制曾三度擊敗強大的蒙古大軍的大越國陳朝，中國浙江溫州人周達觀奉命隨使節團前往高棉帝國首都吳哥窟，周達觀在吳哥窟逗留約一年後於一二九六年七月方返回中國，周達觀返國後以遊記形式書寫了《真臘風土記》，全書約八千五百字，書中詳盡描繪了高棉帝國首都大城吳哥窟反映婆羅門教世界觀的宗教性與政治性城郭、建築與雕刻藝術並詳細敘述當地的山川物產與當地居民的生活、經濟與文化習俗，《真臘風土記》同時也記載了被當時吳哥窟居民稱為唐人的海外華人生活狀況。十九世紀初法國開始在柬埔寨建立殖民統治後，《真臘風土記》開始受到西方漢學家的注意並開始出現法文、英文、德文、日文與柬埔寨文的譯本。

 

其後，十五世紀三○年代起，由於中世紀溫暖期結束以及隨之而起的繼新仙女期冰期後的又一次小冰河期以及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地區聖嬰—南方振盪 (ENSO) 氣候擺盪現象，洞里薩洞與湄公河三角洲一帶的柬埔寨氣候由夏季降雨的穩定溫暖型態轉變為乾旱暴雨頻繁的相對不穩定氣候型態，而為了支持王城吳哥窟的龐大人口，高棉人大量砍伐森林與開墾農田導致水土流失，高棉帝國以吳哥窟為中心動員大量人力長年戮力建設興築精密運作的洞里薩湖水利灌概等水資源管理系統開始出現系統性淤積，乾旱季節無法有效供應農田用水，遇到大乾旱年份時情況更形惡化，糧食等農作物產量劇減而無法再充分供應首都大城吳哥窟數十萬人的糧食需求，而與此同時，元帝國建立起穩定的南洋與印度洋航路航線之後，中國與東南亞各地各國之間的南洋貿易迅速擴張，受到中國貿易與南洋貿易的龐大貿易利益移轉至南洋沿岸港口城市影響，高棉帝國的地理中心與行政中心也開始逐漸向南方港口移轉，種種氣候因素與內外因素交絡交迫下，吳哥窟開始衰落，其後，位於柬埔寨西方今日泰國境內的泰族人所建立的阿瑜陀耶王國於一三五二年與一三九四年兩度攻破吳哥窟並於一四三一年佔領吳哥地區，與西方泰族阿瑜陀耶王國之間的連年戰爭使得高棉帝國因必須動員龐大兵力參加戰爭而高度缺乏持續進行必要甚至急迫的洞里薩湖水利灌溉等水資源管理系統所需要的龐大勞力，而阿瑜陀耶王國所部泰軍於兩度攻破吳哥窟並於一四三一年佔領吳哥窟期間大規模地破壞吳哥窟的城市建築與灌溉系統，高棉王博涅亞認為吳哥窟已無法防守而不得不於一四三一年遷都金邊，高棉帝國殘存領土此後一再受到泰越兩國侵奪而最終陷入幾近滅國的柬埔寨黑暗時代。

 

由於中國自隋王朝開始歷經唐王朝、兩宋王朝、元王朝而至明王朝均透過與建國柬埔寨的真臘王國與高棉帝國建立朝貢貿易關係來牽制越南北部交趾—交州地區安南地區的越南自立時期各越南王朝，中國歷朝歷代並經常以此為鞏固中原政權在中南半島特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極重要戰略部署，越共發動柬越戰爭介入柬埔寨並攻入柬國首都金邊而長期駐軍柬埔寨自然使得已因中蘇齟齬交惡且與蘇聯在東北和新疆各地爆發多次局部邊境衝突的北京當局感受到強烈的蘇越南北夾擊腹背受擊戰略威脅，因此，北京當局自然無法坐視越共強行介入柬埔寨推翻親北京的柬共波布政權並長期駐軍柬國而任由越南獨自稱霸中南半島並透過蘇越聯盟南北包圍威脅中國。

 

此外，由於柬共建政後在中蘇大論戰之中支持中共主張的毛澤東道路仿效中國推動大躍進並接受大量中共提供的軍經援助與技術支援，反關越南方面則早在一九六○年越戰正酣時的越南勞動黨三大時就刪除了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越共中央親中共的長征與武元甲等人亦不再受到重用，而在越戰結束越共統一越南南北之後更進一步採取了親蘇外交政策，越南方面亦於越戰結束統一越南南北後繼承前南越西貢政權對南中國海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全域的全面主權主張，中越雙方於是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相互指責對方軍隊越界，此外，越共於越戰結束統一越南南北後將南方的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不少越南華僑與華裔人士的財產受到沒收並受到政治壓迫，在部份邊界戰略要地的華人更受到無止境的忠誠測試而甚至受到驅逐，據聯合國難民署估計，共有一百萬至兩百萬船民離開越南逃亡且其中二十萬至四十萬人死於海盜或海難，越戰結束後越共主政統一越南下層出不窮的排華事件使得北京當局譴責河內當局並接收了大量淪為難民的越南華人，北京當局並以需要安置難民為由減少了對越援助，中越之間齟齬衝突不斷。

 

於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間越南人民軍攻入親中共的柬共主政下的柬埔寨之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華國鋒聯合葉劍英與李先念等老帥會同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發動粉碎主導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組四人幫後即以華國鋒為名義上軍委主席的中共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共實質最高領導人、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鄧小平的建議對越南訴諸戰爭以懲罰越南軍隊進攻奉行毛澤東大躍進路線與文化大革命路線的柬共執政的柬埔寨，中共廣州軍區與昆明軍區參戰部隊開始公開集結開赴中越邊境東西兩線進行作戰準備，而為了防範蘇聯可能在中國北方採取圍魏救趙策略援越，與蘇蒙接壤的瀋陽軍區、北京軍區、蘭州軍區與新疆軍區亦奉令進入臨戰狀態，各野戰軍離開營地進入野戰地域，中共中央軍委並於越南軍隊發動柬越戰爭後進一步擴大對越作戰規模，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一月間出訪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並於二月四日返國後不久，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下達《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命令》，下令中共參戰部隊於二月十七日拂曉自東線廣西壯族自治區與西線雲南省兩路同時發動對越作戰，《人民日報》並於二月十七日同日發表社論《是可忍，孰不可忍——來自中越邊境的報告》，越南河內之聲廣播電台則高聲指責「北京擴張主義集團」。三月四日，中共東線部隊攻佔越南諒山省省會諒山市全區與諒山市東南的迷邁山而威逼越南首都河內，三月五日，中共軍隊進一步攻佔高平省下琅與廣寧省高巴嶺，當日晚，北京當局宣布懲越戰爭作戰目的已經達成並開始逐步撤出越南。

 

儘管中越戰爭達成了預期中的懲罰越南攻柬並擾亂蘇越聯盟防中戰略部署以及藉著懲越戰爭對越南作戰進一步鞏固強化剛正式建交未久的中美關係的國際政治軍事目的，中越戰爭也為剛結束文革十年浩劫動亂的中國重新穩固了自古以來在中南半島等東南亞地區的區域性地緣政治特殊影響力並藉此使得鄧小平得以鞏固個人威望與領導權威同時也使得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與四個現代化重大經濟改革能夠不受到中共黨內外與中國國內外各種勢力的潛在挑戰威脅掣肘，同時也達成了破壞越南北部的工業與礦業以及軍火工業生產能力而使得越南無力在中越邊境有效組織強大軍力並依蘇越聯盟戰略部署進攻中國，凡此均使鄧小平實質全面領導下的中共得以擁有充分的時間得以在無強大外在威脅並建立與主要國家之間穩固外交關係的穩定外在國際政治環境下集中力量全面推動中國內部的「改革開放」經濟改革大計。然而，歷經文化大革命十年動盪的中共解放軍在中越戰爭的實戰試煉中僅短短一個月的戰爭就死傷兩三萬人並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三十五億人民幣因而導致一九七九年當年度的經濟計畫未能夠達標，中越戰爭同時也暴露了久經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而長期沒有實戰經驗的人民解放軍已經開始出現部份軍官軍事技能不強而作戰指揮不力的情況，人民解放軍所部以蘇聯所提供T-54A坦克技術仿製的中國國產59式坦克與改良自59式坦克的62式輕戰車亦因文革後中共人民解放軍的坦克作戰經驗不足而損失慘重，依蘇聯所提供SKS半自動步槍技術資料所仿製的中國國產56式半自動步槍在叢林戰與近戰中的實戰火力亦不如越南人民軍裝備，中共人民解放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取消了軍階軍銜制度也導致部隊打散而戰時必須臨時拼湊建制而無法確定指揮關係，缺少裝甲運兵車使得步兵必須搭載坦克前進而難於更有效地機動地調動部署並易受攻擊，而在中越戰爭結束後越南軍隊為求報復而攻入雲南邊境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的老山與者陰山戰略要地並驅逐當地中國公民與興築大量防禦工事，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共昆明軍區發動兩山戰役試圖收復兩山地區陣地，其後至一九九○年為止，中共方面接連調動南京軍區與福州軍區、濟南軍區、蘭州軍區、北京軍區與成都軍區等各大軍區人民解放軍與兩山地區越南人民軍輪流作戰，一九九○年二月十三日，老山地區的中越十年輪戰最後一場戰役結束；一九八六年夏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逝世後具有親中共背景的長征繼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長征於同年十二月的越共六大提出鄧小平所推動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越共「革新開放」政策而開始推動以建立社會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為目標的越南經濟改革，越共隨後並於一九八八年七月片面宣布開始步自韓森主政的柬埔寨撤軍，一九九○年，具有親中共背景的越南部長會議副主席武元甲率團出席北京亞運會，一九九○年九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與部長會議主席杜梅出訪中國成都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李鵬，並就中越關係與柬埔寨問題進行會談，一九九一年一月，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與部長會議主席武文杰正式訪問中國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李鵬，中越兩國領導人並於高峰會議後發表聯合公報宣布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其後，歷經多年談判後，中越兩國最終於一九九九年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條約》並於二○○○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關於兩國在北部灣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

 

其後，就在一九八八年五月間波蘭波但斯克造船廠電工出身的華勒沙所領導的波蘭異議組織團結工聯領導大規模工潮開始陸續爆發的東歐民主化蘇東波劇變因一九八九年二月間波蘭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與華勒沙領導的異議組織團結工聯舉行圓桌會議同意推動波蘭政治體制改革以及一九八九年五月起大量東德公民利用匈牙利開放奧匈邊境的新通道大量移民西德而自一九八九年上半年起愈演愈烈的同時，中國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經濟改革之後逐漸累積的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問題、價格雙軌制造成部份官倒貪腐問題以及價格闖關放寬價格管制造成的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問題等經濟問題以及連帶造成的社會問題終於浮上檯面，由於鄧小平於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再度提及政治改革的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與制定而中共亦於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其中，儘管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在於黨政分開以革除官僚主義弊端和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而非主張照抄西方制度，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內部出現關於多黨制、議會民主和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政治體制架構的討論卻在當時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下倒也未受到過多抑制打壓，如此自然使得部份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乃至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的改革發展可能速度與可能方向產生了不切實際的過高期待，再加上魏京生等人自改革開放開始之後開始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張貼各種激進的政治改革主張大字報等中國民間社會新思潮的快速發展，於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於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與改革開放早期積極主持平反冤錯假案以及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堅定支持鄧小平所主張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否定華國鋒所主張教條主義式的「兩個凡是」從而帶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惟後來於一九八七年一月間因為前一年爆發八六學潮反政府學運而受到中共黨內指責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因此下台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隨即於同日起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為其展開悼念活動而中國各主要城市的學生亦同步展開悼念活動之後，北京等中國各大城市的學潮隨即開始迅速擴大並逐漸開始有許多一般民眾參與相關示威遊行以抗議當時中國混亂的社會經濟情勢甚至進一步擴展為要求中共當局推動全面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期間，部份中共黨政軍幹部亦曾參與示威遊行，而部份中共基層組織與共青團乃至於官方工會亦曾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相關示威遊行，但在天安門廣場上成份複雜的學生與民眾抗議活動干擾了中蘇交惡後首度訪華並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五月中旬的訪華行程並使得四月底聲勢一度衰落的抗議活動再度獲得動能，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之間亦開始出現日益加劇的內部分裂並開始為了各自爭取群眾支持而日益激進化，學生領袖於是數次拒絕與中共官方理性對話並因而斷絕了尋求讓事件走向和平落幕可能方案的一切可能性，於是，為了在蘇東波劇變浪潮下維繫中共政權生存同時也維持久經百年內憂外患後又歷經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東亞文明古國中國能夠繼續存在統一而能有力施政以在中國告別過激革命後接續推動經濟改革的能夠有意義有效地持續運作的穩定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面對頗有可能儘管以西方代議民主為其推動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的表面政治主張但在實際運作上卻頗有文革時期紅衛兵遺風與再度造成無政府狀態反覆動亂風險因而即使運動成功卻反而可能引發另一波文革式的中國社會新舊官民之間與各自內部的不斷相互揪鬥惡鬥而造成另一波動亂的缺乏現實上可立即實施有意義有限主張卻又難於停歇的聲勢浩大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六月三日晚間，國營電視台警告北京市民居留室內，但經過近兩個月的社會運動早已情緒激動的許多學生與部份民眾仍然留在街頭試圖阻止入京軍隊清場，入京解放軍隨後在夜色裡動用武力發動強硬清場並迫使示威學生與群眾接受現場談判結束自廣場東南角預留的安全通道撤離，六月四日清晨，天安門廣場已由入京解放軍控制而北京市區亦逐漸恢復穩定。

 

然而，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黨內強硬派勢力再度崛起並使得改革開放的經濟改革步調大幅趨緩，中共中央並於同年稍後發出《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認定改革開放進展過快，而天安門事件的死傷也使得文革結束後的北京當局的國際形象因此受到嚴重損傷，國際大型多國公司對於中國政府是否可能隨後進一步採取更為左傾緊縮的內外政治立場與經濟政策甚至再度推動中國國內外投資者在中國投資設立的各產業領域私有企業國有化亦產生高度疑慮並因而嚴重影響了對中國進行外國直接投資成立中外合資中國分公司或者到中國尋找代工合作工廠的投資合作意願。

 

於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即當年農曆正月初一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所領導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鄧小平幕後操作下以筆名「皇甫平」發表核心內容為「撫今憶昔，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的三篇文章，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已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正式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等一切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離開北京南巡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和上海等地進行巡視，鄧小平於南巡期間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並明確指出「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一九九二年二月四日農曆初一，上海《解放日報》再度署名「皇甫平」發表社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懷》概述評論鄧小平南巡講話部份主要內容，鄧小平南巡講話終結了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黨內再起的「姓社還是姓資?」的意識型態論戰並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的理論體系，鄧小平理論在中國經濟領域為一度放緩停滯的改革開放再度提速同時也為一九九○年年底才成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等中國新興金融資本市場消除了意識型態問題等政治風險而使其得以加速穩健發展。

 

鄧小平透過南巡講話確立鄧小平理論與重啟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改革之後，為了向美國等國際各方公開宣示北京當局已結束天安門事件後收拾善後穩定內部政治經濟情勢的非常時期、正式宣示北京當局無意在對外關係上再度採取毛澤東時代晚期意識型態掛帥的強硬外交政策以及再度宣示北京當局重啟改革開放經濟改革的決心且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投資合作的態度再度轉為積極開放並將大幅撤除不必要的政治意識型態障礙，為此，鄧小平特地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搭乘剛全線通車未久的北京地鐵頗有興致地逛遍了半個老北京城，而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越雙方領導人發表聯合公報宣布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之後一年餘，中共中央軍委最終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十日批覆解除中越之間最後一場正式戰役已是一九九○年二月十二日的老山地區防禦作戰任務並撤銷雲南前指，邊防部隊轉入正常守衛，停止空軍航空兵和地空飛彈部隊在中越邊境輪戰，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所屬部隊在主要戰役歷時五年的兩山戰役中培養了新一代優秀軍官指揮人才並整訓鍛鍊了軍隊的作戰能力，而透過中越戰爭以及隨後的兩山戰役十年邊境輪戰的實戰經驗，北京當局與人民解放軍領導階層最終也進一步確立了推動一九八五年至八七年間解放軍百萬大裁軍的大規模裁軍以及藉此集中軍隊資源投資各軍種裝備升級工作等軍隊現代化建設政策以追求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堅定決心同時也明確探明了實際的軍隊現代化建設改革方向。

 

此外，韓戰爆發後，美國杜魯門政府對中共的看法由原本的非純粹共產主義的土地改革者轉而為推動革命輸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革命者之後，中共也於韓戰爆發後成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積極領導亞洲革命，並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以漢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海南話、閩南語和廣東話等語言向東南亞、大洋洲與歐洲各地宣傳革命，中共並在雲南昆明市郊成立東南亞共產黨訓練營以及提供大量軍事、經濟、技術與糧食援助支持採取游擊戰術革命戰略對抗東南亞各國親美政府的東南亞各國革命者如緬甸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與菲律賓共產黨。而在後史達林時代的蘇共二十大後中蘇齟齬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中蘇大論戰全面爆發後，中共更是加強對外宣傳推廣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道路的中國革命路線，由於毛澤東自國共兩黨合作的北伐軍發生寧漢分裂後蔣中正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發動針對中共黨人的血腥清黨之後依史達林與第三國際指示發動兩湖秋收暴動進攻長江失敗後在江西西南的井崗山與在南昌暴動中敗退下來的朱德起義隊伍會師並經三灣改編重建山區邊區革命根據地展開反抗國民黨右派軍事勢力的游擊戰爭，毛澤東並在國際派的博古與第三國際所派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碉堡對碉堡正規戰對抗國民黨蔣中正中央軍系精銳部隊為主國府百萬大萬所發動的聲勢浩蕩的第五次大圍剿失敗後接替指揮中共中央蘇區殘存中共中國工農紅軍向湘西突圍展開傳奇性的長征，而在長征後移轉至陝北的陝甘寧邊區根據後，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挺過了楊虎城所部西北軍與張學良所部東北軍等國民黨軍隊的強力進剿並在國共再度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全面爆發的對日八年抗戰中在華北各地處處牽制日軍與偽軍行動使其無力集結兵力更大的攻勢前鋒部隊針對抗戰初期消耗慘重後困守重慶的蔣中正國民政府發動更為強大的正面攻勢，中共並在抗戰時期透過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在牽制消耗日軍與偽軍之餘也組織了為數兩百萬的中共正規軍與親中共游擊隊強大革命武裝力量，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並在抗戰後在極為有限的蘇聯支持下在短短四年內就全面擊敗擁有龐大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的蔣中正南京國民政府而統一中國南北建政北京，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革命傳奇勝利故事對於當時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份子與往往傾向左翼的亞非各地殖民地獨立革命份子自然具有如毛澤東詩作「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一般備歷險夷而最終「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地獲得轟轟烈烈的革命勝利並在光榮勝利後「喜見稻菽千重浪，英雄遍地下夕煙」地推動社會改造繼續革命的偉大革命家浪漫壯闊、獨特熾烈的傳奇英雄魅力，受到毛主義的鼓舞，美國成立了美國革命共產黨，南美洲的阿根廷成立了革命共產黨，祕魯成立了長期從事反政府武裝鬥爭的通稱光明之路的祕魯共產黨，尼泊爾也成立了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中心）並於二十世紀末冷戰結束後一度於二十一世紀初的二○一一年單獨執政後並曾於二○一五年時與尼泊爾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共同執政，印度和孟加拉也出現了主張毛主義的共產黨組織，而德國馬列主義黨與希臘共產主義組織亦受到反對後史達林時代蘇聯修正主義的毛主義的深刻影響。

 

卡斯楚的古巴革命親密夥伴戰友切‧格瓦拉出身具有西班牙、巴斯克與愛爾蘭血統並參與安地斯山東麓大城門多薩早期建城史且具有西蒙‧玻利瓦 (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Bolívar y Palacios) 以降拉丁美洲左翼思想背景的阿根廷古老上層家族富裕家庭，格瓦拉曾於就讀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時周遊拉丁美洲並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五二年八月間與好友一起騎乘摩托車沿著安地斯山脈穿越南美洲壯遊阿根廷、智利、祕魯、哥倫比亞與委內瑞拉各國並著有旅行日記，古巴革命成功後，卡斯楚任命格瓦拉出任國家銀行總裁與工業部長，格瓦拉與蘇聯簽署貿易協定並支持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子武器以防衛古巴不受美國政府與流亡佛羅里達坦帕等美國各地的古巴前巴蒂斯塔政權人士的聯手進攻，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第十九屆聯合國大會，格瓦拉並於聯大會議後前往新近獨立成功的阿爾及利亞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八個非洲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四日回到古巴後，格瓦拉與卡斯楚之間就古巴與蘇聯關係以及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分歧日益嚴重，格瓦拉給信給卡斯楚表示對單一的蘇聯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格瓦拉隨即辭去一切職務並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離開古巴經由坦尚尼亞穿越坦干伊喀湖前往剛脫離比利時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剛果採取毛澤東的游擊戰術繼續參與第三世界革命，剛果革命失敗後，格瓦拉於一九六六年至六七年間轉往玻利維亞與玻利維亞共產黨合作進行游擊戰，玻利維亞軍事獨裁政府在美國中情局協助下出動由美軍特種部隊顧問訓練的擅長叢林戰的特種部隊進剿格瓦拉，格瓦拉最終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被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逮捕並於隔日被射殺，留下了討論他和卡斯楚在古巴革命中所運用的游擊戰略與戰術的《論游擊戰》一書，格瓦拉於死後在歐美各國被廣泛視為堅持理想、堅持戰鬥直至犧牲的左翼反抗精神象徵，以一九六八年法國五月風暴為其高峰的一九六○年代中後期美國與西歐各國左翼學生與民權運動份子共同發起的反對越戰等戰爭以及反對官僚精英等既有社會權威壓迫的六八運動和六八學運期間，許多美國與西歐左翼學生與民權份子出沒串聯並經常有許多演唱歌曲往往具有反抗意識的地下樂團演出的西方世界各大城市爵士酒吧和咖啡館裡就經常同時懸掛巨幅格瓦拉肖像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打倒既有學術權威與社會各領域權威的毛澤東肖像，美國前衛電影製作人與視覺藝術運動普普藝術開創者之一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亦曾於美國共和黨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訪問中國並會見毛澤東之後於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間創作了一百九十九幅具有五種尺寸且大多色彩濃豔的一系列毛澤東肖像畫《毛》。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許多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仿效史達林主義蘇聯模式（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本身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史達林模式政治經濟體制的建構基本上受到十月革命前後俄國內部經濟情勢以及十月革命後俄國蘇維埃政府立即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與同盟國交戰雙方全面軍事介入支持俄國內戰中效忠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白俄軍隊並因此引爆了紅白綠三軍之間死傷慘重的俄國內戰所造成蘇聯建國後國際政治經濟孤立封鎖情勢的高度影響與侷限。

 

繼沙皇尼古拉一世於十九世紀上中葉推動農奴制度改革賦予農奴進行資金貸款與開設穀物麵包店的自由以及轉換地主領主的自由並因而促進帝俄治下的俄國商業經濟發展並追隨西歐各國的腳步開始推動俄國工業化之後，一八六一年，尼古拉一世之子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通過了《二一九法令》宣布解放農奴，除了賦予農奴完整的自由公民權利之外，十萬餘領主控制的大量農田交付當時俄國既有的農村基層組織村社公社並照依領主和農民協商結果以及公社內部分配等方式將農地分配轉交給農民，地主的損失由國家債券和農民付款賠償，而國家債券則由獲得土地的農民分四十九年繳交補償金給政府來清償，儘管出現部份農民實際上因為補償金給付問題以及必須自行面對經常變動的糧食等農產品俄國國內與國際市場的資訊不足等問題而受惠有限並可能不得不轉往城市從事新興的工業勞工工作的問題，亞歷山大二世最終也因此而在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在聖彼得堡被主張推翻專制帝制與直接無償分配土地給農民並建立農村公社的民意黨人革命份子刺殺身亡，但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農奴政策還是促進了俄國的農業生產效率並透過引導解放農奴政策實施後領主領取的土地賠償金投資於俄國各項新興工業工廠並使這些舊領主轉而成為俄國各地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而為一八六○年代開始的俄國工業化增速鋪平了道路，亞歷山大二世治下俄羅斯帝國全力向烏拉山以東擴張並自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奪取了外東北的大興安嶺以南的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以及外西北的外蒙古與蔥嶺以西中亞地區的眾多領土。

 

到了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一八六○年代開始的俄國工業化尤其是鋼鐵等重工業進一步全面增速而相應的鋼鐵產量也快速增加並大有追趕在普魯士王國的威廉一世與俾斯麥領導下剛完成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鋼鐵產量之勢，亞歷山大三世治下明顯可以軍用俄國快速增加的鋼鐵產量與不斷增速的重工業發展一度引發普魯士總參謀部與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部的深切憂慮，亞歷山大三世治下，俄國財政稅收大幅擴張了九倍而黃金儲備也增加了210%，生鐵鍛造量增長487%，煉鋼量增長159%，石油開採量增長1468%，煤炭開採量增長110%，小麥等糧食產量增加至全球糧食總產量的15%而黑麥產量亦增加至全球黑麥總產量的55%，此外，自一八六○年代開始的俄國鐵路鋪設也全面增速並由亞歷山大三世長子、未來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監造起造連接莫斯科與海參威的西伯利亞鐵路，亞歷山大三世同時也大幅擴張帝俄軍備尤其著重於加速海軍造艦並因而引來大英帝國對其疑慮，亞歷山大三世亦曾征服土庫曼而將之納入俄屬中亞，與此同時，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其父亞歷山大二世治下開始出現的俄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思想也開始進一步發展。

 

然而，到了亞歷山大三世之子沙皇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俄國快速發展的工業化生產與持續相對落後的農業生產之間的落差不斷擴大所造成城市工人與鄉村農民之間乃至於工農與羅曼諾夫王朝王室貴族與新興城市資產階級之間的社會矛盾亦因而不斷激化，而尼古拉二世參與干預明治維新後快速工業化並快速建立擴張西式新式海陸軍的新興日本帝國將依照中日甲午戰爭後簽署的中日《馬關條約》取得的中國東北遼東半島以接受中國賠款為代價歸還中國並開始不斷獲取清王朝統治下中國東北地方利權乃至於干預朝鮮半島之後，日俄之間最終為了中國東北利權爭奪衝突而於一九○五年爆發了日俄戰爭，俄軍慘敗並讓出中國東北地區相關利權給新興的日本帝國後，俄國內部累積已久的各種社會內部矛盾全面爆發並針對在日俄戰爭中戰爭而國內外勢望陡降的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發動了一系統未經相互聯絡的勞工罷工、農民抗爭、自由派抗爭、社會主義革命活動、波蘭獨立要求以及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族群對抗等社會動亂，一九○五年十月三十日（舊曆儒略曆十月十七日），尼古拉二世簽署了《十月詔書》，同意成立俄羅斯國會國家杜馬並同意擴大選舉權與組黨權等公民權利並賦與國家杜馬部份中央立法權，其後，尼古拉二世逐漸轉向訴求尼古拉一世治下俄國海軍艦隊於一八五三年擊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艦隊後宣布俄羅斯帝國本屬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治下巴爾幹半島上信仰東正教各斯拉夫民族的庇護者與東正教護教者後在帝俄王室貴族之間與俄國民間日益興盛的泛斯拉夫主義民族主義，尼古拉二世並因此全力支持塞爾維亞等巴爾幹半島信仰東正教的各斯拉夫民族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奧匈帝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尼古拉二世對屬於南方斯拉夫民族的塞爾維亞民族國家的無限度支持最終使得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俄羅斯帝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儘管總動員令下達後總數超過九十五個師以上的帝俄軍隊被英法等協約國軍隊視為兵力龐大的俄羅斯壓路機並期待俄軍的巨大人數優勢可以有效地在東線牽制德軍，然而，在開始未久的一九一四年八月底的坦能堡戰役中，總兵力高達六十萬的兩路俄軍前鋒部隊在東普魯士的坦能堡一帶慘敗於開戰不久就失去奧匈帝國軍隊兵出加利西亞牽制俄軍作戰能力而自身總兵力又僅有二十萬的東線德軍，根據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部擬定的希里芬計畫，一旦開戰，總兵力不如英法俄聯軍而僅有裝備與組織老舊的奧軍的德軍必須利用廣土眾民的俄軍動員速度較慢的有限時間空檔而先集中總動員後超過百萬的德軍主力在西線重演色當戰役攻入巴黎以逼和英法之後再運用德國綿密的鐵路網移轉德軍主力至東線與剛完成總動員的俄國大軍進行決戰，由於德皇威廉二世於一八九○年拒絕俄國的續約要求而拒絕為《德俄再保證條約》續約，由於《德俄再保證條約》乃為霍亨佐倫家族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與羅曼諾夫家族統治下的俄羅斯帝國兩大歐洲東部強權國家之間透過德國承認俄國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轄下黑海出海口兩海峽以及位於地中海東側的巴爾幹半島等歐洲東部地區特殊利益並因而實質上承諾不以統一後德國快速增長的軍經實力支持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在俄奧既有勢力範圍之外再進一步擴張奧國勢力的德俄兩國互不侵犯中立協定，德皇威廉二世拒絕為《德俄再保證條約》續約並使其因此終止使得已卸任的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苦心建立的俾斯麥體系 (Bismarckian system) 防法同盟因此瓦解並因此造成擔心德皇威廉二世治下德意志帝國政府與德國民間輿論日益高漲的日耳曼民族主義會以德意志帝國快速擴張的強大軍事與經濟實力支持同屬日耳曼民族的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擴張勢力的俄國轉而與法國建立防德軍事同盟，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部於是不得不根據兩線作戰威脅擬定連後來晉升元帥的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長希里芬本人均至死仍不斷向其德國軍方友人表達高度憂慮的希里芬計畫兩線作戰總體戰戰略，開戰久始的東線德軍總兵力僅有二十萬並因此不得不利用沿著波羅的海海岸線各大城市道路網絡與沿著海岸線較為密集的鐵路網廣泛機動布防藉此在西線全線開打的總體戰情勢下牽制東線正面的俄國大軍並拱衛地近東歐、距最近的德國邊境不過一百多公里的德國首都柏林的東線德軍，再加上根據戰前德奧東線聯合作戰協議以及依照奧匈帝國總參謀長赫岑多夫戰略指揮自波蘭東南的加利西亞地區進攻俄軍兩路西進兵團前鋒的奧匈帝國軍隊又快速潰敗，一戰開戰後的東線德軍立即面臨了所料未及俄軍前鋒六十萬大軍在擊潰奧軍後向德意志帝國前身普魯士王國過往核心領地東普魯士地區全面壓境的嚴峻情勢，其後，東線德軍在德軍第八軍團司令興登堡與參謀長魯登道夫領導下採用德軍高級參謀、駐東普魯士德軍第八軍團作戰處副處長馬克思‧霍夫曼 (Max Hoffmann) 所提出的仿效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在第二次布匿克戰爭中的坎尼戰役曾使用的誘敵深入內線作戰戰略而在一四一○年七月十五日勃蘭登堡選候國與普魯士王國的前身條頓騎士團敗於波蘭與立陶宛為首的西方斯拉夫民族聯軍的坦能堡（格倫瓦德）一帶重挫六十萬俄軍前鋒部隊並造成其完全瓦解四散潰逃，俄軍於坦能堡戰役之後一敗再敗，德軍會同奧軍攻陷華沙與里加並向北攻下愛沙尼亞邊境的伊凡哥羅德與向東攻下烏克蘭西部的利沃夫而推進到烏克蘭中西部的聶斯特河一線，東線戰場的龐大消耗造俄國軍需工業補給高度短缺並同時造成俄國經濟全面崩潰與民生嚴重困難，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與同盟國雙方所屬各國軍隊在東西兩線前線血戰方酣之際，尼古拉二世治下的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隨後的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

 

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後期，格里高瑞曆新曆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帝俄儒略曆二月二十三日）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由於親帝俄國家杜馬所成立俄羅斯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前後任總理李沃夫親王與克倫斯基照會協約國俄國臨時政府決定繼續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援塞爾維亞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嚴重俄國民生經濟困境因而持續惡化，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於是在新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帝俄儒略曆十月二十五日）在喀琅施塔得波羅的海艦隊的響應支持下發動所屬赤衛隊在當時的俄羅斯共和國臨時首都彼得格勒發動起義推翻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並召開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然而，由於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政府為了廢除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推動廢除土地私有制與進行地國有化以及將礦場與工廠收歸國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引發西方資本主義強權國家的高度疑慮，於是，儘管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鏖戰正酣，但在效忠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的前帝俄將領與哥薩克軍隊隨即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稍後集結白俄軍隊發動反布爾什維克戰爭之後，同盟國的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隨即進攻蘇維埃政府統治下的俄羅斯領土，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三日之間以要求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承認兩國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佔領的所有帝俄領土以停戰條約合法劃歸德奧兩國所有卻為蘇維埃政府拒絕為由對新成卜而未站穩腳跟且托洛斯基領導新建的蘇聯紅軍戰鬥力亦不強大的蘇聯發動「拳擊行動」十一日戰爭，德意志帝國軍隊與奧匈帝國軍隊最終進一步攻佔了本屬帝俄的波羅的海國家全境、波蘭、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最終不得不於三月三日與德奧兩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並隨即遷都莫斯科以防範德軍再度進攻蘇聯並進而進逼波羅的海海岸的彼得格勒，德奧兩國則在根據《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所確立的原屬帝俄新領土上建立了介於德奥與蘇聯之間一系列衛星緩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亦曾一度會同德軍高加索遠征軍支持亞塞拜然軍隊進兵裏海西岸的亞塞拜然石油城市巴庫一帶，與此同時，以大英帝國英軍與所屬加拿大等國軍隊和美國軍隊為首的協約國軍隊也集結了日本、中國、法國、希臘、義大利和塞爾維亞各國軍隊介入俄國支援白俄軍隊與哥薩克軍隊以及同樣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愛沙尼亞軍隊和羅馬尼亞軍隊，時任英國軍需大臣的邱吉爾並曾高聲宣稱必須將布爾什維克主義「扼殺在搖籃裡」，英軍與大英帝國各國軍隊一度攻佔俄羅斯北部接近芬蘭的大港莫曼斯克，美軍也一度攻佔莫曼斯克附近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法軍與希臘軍隊則一度攻佔了黑海西北岸大港敖得薩和克里米亞半島上的港口要塞塞瓦斯托波，英國與大英帝國各國軍隊並曾一度會同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部隊攻佔高加索地區裏海西岸的亞塞拜然石油大城巴庫周邊地區以及外裏海地區鹹海與阿姆河（烏滸水）河流俄屬中亞的烏茲別克與土庫曼一帶，日本帝國軍隊也從海參崴登陸介入俄屬西伯利亞，美國隨即派遣美屬菲律賓駐紮美軍與駐紮美國本土美軍趕赴海參崴與日軍會合，英國與加拿大、法國和義大利軍隊以及由支持協約國並希望藉此在協約國戰勝後由英法俄等協約國強權國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脫離奧匈帝國獨立建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士組織的前帝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白色捷克人）也隨即與日軍會合介入西伯利亞支持當地由帝俄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指揮的白俄軍隊與當地哥薩克軍隊，日軍為首的協約國軍隊一度佔領了赤塔以東的帝俄濱海邊疆州和西伯利亞一帶所有的港口與城鎮並一度前進到貝加爾湖東岸，北洋政府主政的中國亦曾一度以護僑為名出兵西伯利亞。

 

為了回應效忠已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各路白俄軍隊與哥薩克軍團的反布爾什維克起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同盟國與協約國所屬帝制帝國主義強權國家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強權國家所各自發動的或進攻舊帝俄領土建立親德國並成為德國保護國的當地各民族傀儡政權或支持白俄軍隊和哥薩克軍團的四面八方鋪天蓋地而來的全面軍事干預，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竹日，蘇聯人民委員會決定徵召俄國工人與農民等「勞動人民中最有階級意識和集體精神」組建工農紅軍，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隨後以十月革命後俄國各地赤衛隊組織和赤衛隊民兵組織為核心兵力整合祕密警察國家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全面擴充蘇聯紅軍並建立格魯烏為紅軍指戰員並負擔政治與軍事情報功能，托洛斯基並根據戰時實用主義招募前帝俄時期軍官與警官參加紅軍，至一九二二年蘇聯內部戰爭結束時，紅軍師級與軍級指揮官有83%具有前沙皇時期背景。由於白軍一度在俄國東面、南面與西北面戰線在取得局部勝利並向莫斯科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節節推進，一九一八年七月初，白俄軍隊開始進攻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被軟禁的烏拉山東麓葉卡捷琳堡，但烏拉山地區蘇維埃政權於七月十七日棄守葉卡捷琳堡前夕處決了尼古拉二世一家以防前沙皇一家被白俄軍隊用於號召全俄前領主與前軍官等勢力起而支持白俄軍隊與支持沙皇復辟。其後，托洛斯基不得不建立督戰隊駐紮在部份紅軍後方處決臨陣脫逃者或進攻不積極者，然而，由於白軍強烈主張恢復沙皇制並不為俄國民眾所喜，各地白軍最後相繼被紅軍擊敗，一百萬至兩百萬不乏在帝俄時期受過良好教育人士的白俄人士相繼經由遠東地區以及一次大戰結束後新近獨立的巴爾幹半島各國逃亡出國。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紅軍重新控制了太平洋岸的海參崴，但日本帝國軍隊則持續控制堪察加半島與薩哈林島（庫頁島）北部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蘇雙方在北京簽署《日蘇基本條約》後日軍才完全撤出。除了白軍與紅軍，由於布爾什維克黨主導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自俄國內戰爆發後於一九一八年六月間開始實施「戰時共產主義」以最大限度保障非常時期布爾什維克政權所控制城鎮與軍隊的糧食與武器供應，布爾什維克黨為此頒布了餘糧收集制法令強制徵收鄉村農民除維持生存所需糧食量以外的所有糧食，許多地方因此爆發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農民起義，克里米亞地區甚至一度組織了主張無政府主義與無君主主義的第三勢力綠軍，烏克蘭也出現了主張無政府共產主義而又稱黑軍的烏克蘭革命起義軍但最後仍受到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肅清。

 

俄國內戰的同時，由於德意志帝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正式向協約國投降，德國軍隊隨即撤出了根據《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所控制的舊帝俄領土上建立的各衛星緩衝國，托洛斯基於是提出利用新成立的蘇聯紅軍向國外輸出革命，紅軍隨即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攻下了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然而，紅軍對新近獨立的愛沙尼亞與波蘭的進攻卻受到重挫，波蘭軍隊並自蘇聯紅軍手中獨回了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其後，一九二○年初，紅軍擊敗了盤據頓河流域的鄧尼金所領導俄國南面白軍之後，紅軍開始集結組建西方面軍與西南方面軍準備進攻波蘭，波蘭於四月二十四日先發制人發動基輔行動試圖建立獨立於莫斯科之外而參加波蘭總統所主張的由波蘭主導的在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與德意志帝國於第一次大戰後相繼退出而出現權力真空的歐洲東部地區海間聯邦抗蘇聯盟，波蘭擊敗烏克蘭紅軍攻陷基輔後受到擁有哥薩克騎兵的紅軍主力反攻而不得不於六月十三日退出基輔，蘇聯紅軍遂擴充西方面軍與西南方面軍至總兵力近八十萬大軍向西越出斯摩稜斯克一線全面進攻波蘭並一度包圍華沙，布爾什維克黨同時也於七月二十八日成立了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管理紅軍佔領的波蘭領土，自由黨籍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向波蘭施壓勸其接受蘇聯的和平條件，但在右派閣員寇松與邱吉爾施壓下，英國勞合‧喬治政府仍於七月間向波蘭提供大量一次大戰剩餘軍事物資，不過，反對英國援助白色波蘭的英國工會聯盟卻威脅發動大罷工而迫使付運波蘭的軍火無法離開英國港口，英國工黨亦出版了宣傳小冊宣稱英國工人永不會在這場戰爭中成為波蘭盟友，法國社會黨人也在其機關報宣聲反對援助反動的、資本家的波蘭，德國、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工人均拒絕轉運供應波蘭的戰爭物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拒絕三萬名匈牙利騎兵過境前住增援波蘭，而立陶宛也為了取得維爾紐斯地區而在蘇聯施壓下決定支持蘇聯並因此而於八月間爆發波蘭—立陶宛戰爭，惟維爾紐斯地區最後還是落入波蘭控制，但是，法國政府最終仍於一九一九年派出了四百人顧問團與主要由波蘭裔人士組成的一戰法國老兵藍軍前往增援波蘭，而部份戴運軍火的火車也還是成功從匈牙利運抵波蘭，然而，彼此協調不佳的兩路紅軍最終在一九二○年八月初進攻華沙的戰事中在華沙南面被波蘭軍隊截斷而慌亂後撤，維斯杜拉河奇蹟後，蘇聯紅軍接連敗北不斷後撤，波蘭軍隊不斷追擊至明斯克—茲布魯奇河一線並因此佔領了白俄羅斯與烏克蘭西部有著相當比例波蘭裔人口的寇松線以東面積高達四十六萬平方公里的大片波蘇爭議領土，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與其所部烏克蘭人民共和國部隊則在蘇聯紅軍壓力下退往波蘭軍隊控制的西烏克蘭地區，十月十二日，波蘭與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和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簽訂停火協議並開始領土談判，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波蘭與蘇聯簽訂《里加條約》確立雙方在波蘇戰爭中的爭議領土的確切邊界並交換雙方戰俘。然而，波蘇戰爭之後，波蘭仍然推動進攻蘇聯的軍事計畫以圖恢復十八世紀末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與普魯士王國三次瓜分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聯邦之前的波蘭與俄羅斯邊界，蘇聯亦因喪失領土而持續敵視波蘭，隨著波蘇戰爭最終以蘇聯戰敗割地作結，再加上庫恩‧貝拉所領導的匈牙利共產黨所建立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受到鄰國羅馬尼亞與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圍攻失敗以及德國共產黨所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等德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受到德國威瑪政府與德國軍方的鎮壓而終告失敗，儘管列寧於俄國內戰血戰方酣之際的一九一九年三月於莫斯科召開了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而在紅軍逐漸在俄國內戰中站穩腳跟穩住局面的一九二○年七月間再度於彼得格勒召開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並於會中發表列寧所著作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要求德國與英國共產主義政黨參加各該國家的國會議會制度與工會以利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革命事業，但列寧所殷殷期待的世界革命終究未能實現。

 

俄國內戰結束結夕，蘇聯紅軍總兵力高達五百五十萬，內戰結束後，新成立的蘇聯國家轉入和平建設時期，一九二四年三月，蘇聯取消了武裝部隊總司令職務與所屬機構並成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工農紅軍總部與工農紅軍監察委員會三個機構，內戰後的蘇聯展開了軍事改革，採用了正規軍與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並自一九二○年年底開始進行大規模裁軍復員，至一九二四年十月保留了五十六萬餘人的精幹紅軍並有空軍各式飛機四百八十五架。

 

俄國內戰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紅軍與舊帝俄白軍之間慘烈廝殺，全俄國各地紅軍與白軍之外的農民起義此起彼落，而波羅的海東岸等位於歐洲東部的舊帝俄西部、俄屬中亞和外高加索各地在帝俄時期強大的俄羅斯帝國軍事力量控制解體後各民族獨立自決戰爭也是烽火四起，蘇聯社會與經濟幾近耗竭而濱於毀滅，紅軍與白軍共有超過三十萬人戰死，另有紅軍與白軍雙方共有超過四十五萬人死於戰時流行的各種疾病。而除了戰爭之外，紅軍與白軍不約而同均在其所控制區域內大肆清洗屠殺異己的潛在敵人，在紅軍控制區域的紅色死怖期間，國家契卡就地處決階級敵人至少二十五萬次而處決了五十萬至一百萬人，紅軍並根據布爾什維克黨的祕密決議發動後來被稱為「蘇維埃的旺代」去哥薩克化以瓦解向來效忠羅曼諾夫皇室、在歷史上由脫離大蒙古帝國欽察汗國統治的斯拉夫人、脫離俄羅斯和烏克蘭領主控制下農奴身份或者脫離城市貧民身份而逃亡遷徙俄南頓河流域、第聶伯河下游與伏爾加河流域而成為富農等自由民的斯拉夫人所組建的位於歐俄東部至黑海東北岸亞速海一帶頓河流域中下游的頓河哥薩克和位於內高加索地區的庫班哥薩克等俄國各地哥薩克軍團，三十萬至五十萬哥薩克人被殺，超過三百萬哥薩克人被驅逐出世居的領土，而白軍控制區域的頓河哥薩克刑罰機構就處決了兩萬五千人，西伯利亞地區的東面白軍高爾察克政府單單在葉卡捷琳堡一省就處決了兩萬五千人，紅軍與白軍雙方並均曾在烏克蘭和南俄羅斯屠殺當地猶太族群十萬人，布爾什維克黨最高領導人列寧為此不得不公開譴責反猶太主義。

 

效忠羅曼諾夫皇室的白軍轉趨落敗後，往往與舊帝俄關係密切的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被稱為白俄的俄羅人約一百萬至兩百萬人相繼逃亡遠東與歐洲各國，技術性人力的大規模流亡造成新成立的蘇聯甫立國就面臨嚴重的人力外流 (brain drain) 問題以及舊社會菁英與舊帝俄軍隊聯手試圖復辟舊時代與其在舊時代享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特權也給主張建立新社會的蘇聯帶來了困難的社會持續對立問題。此外，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的大乾旱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九二一年大饑荒使得陷於血腥內戰的俄國社會經濟情勢更為困難，許多傳染病也因此大規模流行蔓延，據估計僅一九二○年就有三百萬人死於斑疹傷寒，另外並有三百萬人至一千萬人死於大饑荒，彼得格勒城市人口減少了七成五，蘇聯新首都莫斯科城市人口亦減少了五成，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俄國內戰近十年以俄國為戰場的血腥戰亂，一九二二年俄國內戰結束時，俄國據估計有七百萬以上的流浪兒童。

 

俄國內戰末期，俄國經濟受到徹底破壞，工廠和機器被摧毀，礦場被淹沒，鐵路和橋樑等基礎建設被大規模摧毀，牲畜和原材料也受到大肆掠奪，工業產值下降至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的七分之一，農業產值下降至戰前的三分之一，工礦總產量下降至戰前的五分之一，棉花產量甚至下降至戰前的5%，而鋼鐵產量也下降至戰前的2%。

 

俄國內戰爆發後，為了最大限度保障布爾什維克政權所屬城鎮和軍隊在非常時期的糧食與武器給養，根據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常務機關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行政機關蘇聯人民委員會法令所設立的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六月間開始頒布法令實施「戰時共產主義」相關一系列非常時期經濟措施，其具體措施包括：一、頒布餘糧收集制法令，強制徵收農民除維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糧食；二、實行實物配給制，食物與商品集中計劃配給；三、所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實施國有化，小工業企業則實行監督；四、國家經營所有的外貿活動；五、對工人採取嚴格的管理制度，罷工者即行槍決；六、全國實施成年人勞動義務制，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七、私有企業非法；八、鐵路控制軍事化。

 

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措施拯救了蘇維埃政權，然而，俄國內戰結束後，儘管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份人士認為可以利用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獲得俄國內戰最後勝利的高昂鬥志來在和平時期沿續與進一步加強戰時共產主義的相關經濟措施以俾推動農工等經濟產量的快速大幅攀升並進而直接向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國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然而，內戰後的蘇聯經濟仍然停滯不前，一九二一年俄國耕地規模下降至戰前的62%，糧食收穫量更僅有正常時期的37%，耕種等用途馬匹數量由一九一六年的三千五百萬匹馬下降至一九二○年的兩千四百萬，牲畜數量亦從五千百八百萬下降至三千七百萬，俄國盧布對美元匯率亦從一九一四年的一美元兌兩盧布貶值至一九二○年的一美元兌一千兩百盧布，農民以拒絕耕種土地以回應徵糧甚至直接抗糧不交，糧食徵收不得不動用蘇聯紅軍介入才能完成，鄉村農民與城鎮工人的罷工活動甚至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政權，內戰末期的一九二○年八月十九日爆發於距離莫斯科東南不到五百公里的農村地區抗糧農民起事坦波夫起事迅速地向全俄蔓延，列寧隨即將坦波夫起事定性為「富農暴動」，蘇聯紅軍直至隔年的一九二一年六月間才透過血腥整肅完全控制住坦波夫當地情勢。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十月革命時支持赤衛隊與布爾什維克黨在彼得格勒發動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王冠城）波羅的海艦隊海軍基地水兵為了抗議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蘇聯政權莫斯科當局以武力血腥鎮壓彼得格勒因麵包配給量下降至三分之一而引發的罷工行動而召開緊急會議並於隔日三月一日開召衛戍部隊全體會議，三月二日，水兵、士兵與工人組織宣布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打出「要蘇維埃，但不要共產黨的蘇維埃」的主張而正式發動起事，莫斯科當局於三月二日當日立即發出最後通牒並稱喀琅施塔得起事乃為新的白軍陰謀並為社會革命黨—黑色百人團披著革命外衣的但骨子裡極端右翼反動政治提案，三月七日，蘇聯政府宣布彼得格勒戒嚴並動員六萬蘇聯紅軍發動進攻喀琅施塔得要塞，三月十七日，紅軍攻入喀琅施塔得要塞城中，三月十九日，紅軍完全控制該城，布爾什維克黨並於紅軍攻入喀琅施塔得的隔日三月十八日舉行了紀念巴黎公社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參與喀琅施塔得起事相關部隊與相關人士除了部份設法徒步逃亡十月革命爆發後不久才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六日宣布獨立的芬蘭之外，其餘起事失敗後被捕者大多被判處關押至後來被索尼忍辛稱為古拉格之母而關押著許多左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舊帝俄時代的右派東正教祭司、領主紳士與白軍人物的索洛夫基矯正勞改營集中營接受為期五年的勞動改造。

 

反抗蘇聯政府與布爾什維克黨於俄國內戰結束後持續強制推動戰時期產主義相關強硬經濟政府的喀琅施塔得起事後，蘇維埃政權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與社會信任危機，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黨革命領導人也受到震撼，列寧公開聲明喀琅施塔得「被點亮如同一道閃電」，列寧並解釋甫歷經俄國內戰與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的俄國「仍未進入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並暗示承認俄國仍是一個初級的農業國家而工業化基礎非常薄弱故而仍未滿足全面社會主義的階段，列寧並承認「我們計畫……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

 

於是，儘管列寧要求蘇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根據計畫自俄國內戰情勢初定的一九二○年二月起開始逐步推動平民大眾電氣化工程並宣布「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蘇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計畫規劃在十至十五年內新建三十座發電廠，其中二十座為火力發電廠而十座為水力發電廠，但在全俄各地一系列工農罷工抗糧運動接連爆發之後，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間向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以糾正內戰結束後沿續強化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經濟混亂與社會動盪，而在喀琅施塔得起事結束之後不久的一九二一年四月間，被列寧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正式成為法律，而在俄國內戰後沿續與強化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以試圖直接向國家解消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實驗正式告終，列寧並在手冊《論糧食稅》中宣稱新經濟政策代表返回受到內戰阻撓而不得不實施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之前原初的布爾什維克經濟計畫，惟新經濟政策自始就受到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份人士批評為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叛。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廢除餘糧收集政策，實施實物稅；二、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三、放鬆了貿易限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將資金與技術引進俄國；四、停止以沒收的方式進行資本主義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讓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除了推動蘇聯國內經濟政策的改革之外，為了鞏固蘇聯的國際關係以減少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再度干預蘇聯以及為了為蘇聯開拓國際經貿空間，列寧也試圖讓共產主義革命後的蘇聯重返歐洲國際經貿與政治舞台。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間，在英國自由黨籍首相勞合‧喬治倡議主導下，歐洲等三十四個國家召開了熱那亞經濟與金融會議試圖解決當時歐洲面對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並討論如何對待被凡爾賽體系 (Versailles system) 排除的依據《凡爾賽和約》負有一戰戰罪賠償責任的德國與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蘇聯的國際政治問題，然而，熱那亞會議因為各國利益與立場分歧而缺乏實質積極成果，但在熱那亞會議過程中，與會的蘇聯外長契切林與當時德國右派天主教中央黨總理約瑟夫‧維爾特聯合政府的自由派德國民主黨籍外長拉特瑙自行在熱那亞附近的義大利利古里亞小鎮拉帕洛另外舉行雙邊會談，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繼前一年一九二一年三月間簽署的《英蘇貿易協定》後，德國進一步正式與蘇聯簽署了在政治上更廣泛承認採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的蘇聯的德蘇《拉帕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確認德蘇雙方均同意放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與一戰後向對方提出的領土要求與賠款要求，德蘇雙方並同意推動德蘇外交正常化與推動友好合作和尋求在經濟上互惠互利，此外，《拉帕洛條約》也包含了部份德蘇雙方祕密軍事合作項目，德蘇《拉帕洛條約》正式簽訂後，受到一戰後凡爾賽體系排除在歐洲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之外的德蘇兩大中東歐強國透過簽署《拉帕洛條約》而隱然形成的意圖抗衡歐美西方國家的反凡爾賽同盟開始令西歐各國感到極度震驚不安並開始思考改弦更張設法接納德蘇兩國重返歐洲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凡爾賽體系也開始逐漸瓦解。

 

一九二三年一月間，德蘇簽署《拉帕洛條約》隔年，儘管協約國成員組成的賠款委員會已於一九二一年將一戰後德國賠款總額由二二六○億馬克大幅減少至一三二○億馬克，但德國的賠款債務總額仍然龐大，而由於部份賠款規定必須以工業原物料形式抵償使得許多德國工廠也難於預估原物料成本與準時到貨而難於有效率地營運並因而拖垮了德國經濟與進而破壞了德國的償還賠款能力，德國無法如期還款的情況也因而變得愈來愈頻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國未能兌現當時所應賠付的木材和煤炭，賠款委員會宣布德國違約，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龐加萊政府以捍衛《凡爾賽和約》神聖性以避免德國進一步違約建軍而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為名義派遣法國步兵團會同比利時軍隊進佔萊茵河東岸的德國魯爾工業區以接管魯爾區並自行搾取應得賠款，協約國並成立了廠礦監控特派團確保魯爾區煤礦能夠如期運交法國抵償賠款，魯爾工業區的德國人民隨即採取發動罷工等手段消極抵抗以對抗法比占領軍的生產性抵押，德國各地亦群起響應支援魯爾區的消極抵抗運動，占領魯爾隨即引發一戰後長年經濟不佳而早已不時發生嚴重通貨膨脹而造成德國中產階級以德國馬克計價資產大幅縮水的德國政治經濟情勢進一步動盪惡化，德國的經濟危機與惡性通膨金融危機隨即透過一戰前縱橫七海的大英帝國所建立的不列顛治世下第一次全球化世界經濟體系而快速傳播影響到一戰後極為脆弱的英國和法國等歐洲各國的國內經濟，於一九二三年八月間繼任德國總理並兼任外長的史特拉斯曼所領導的聯合政府最終於九月間叫停了所費不貲的罷工並宣布德國進入緊急狀態，但威瑪德國仍於一九二三年十月爆發了亞琛分離主義份子宣布建立萊茵共和國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慕尼黑納粹黨啤酒館暴動等針對威瑪共和的未遂政變，然而，德國的消極抵抗和惡性通膨與連帶的經濟崩潰仍然為受制於一戰後凡爾賽體系的德國帶來廣泛的國際同情，此外，儘管法國確實自占領行動中獲得了賠款利益，但由於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因為魯爾危機而爆發了一九二三年的跨大西洋兩岸歐美各國全球經濟危機，法國貨幣法郎的幣值也快速下跌，由於法國在一戰過程中向美國舉債頗多且一戰後因法國東北部工業區受到戰爭嚴重破壞而遠比戰前更加高度依賴美國新興市場對於紅酒等法國產品需求，法軍聯合比軍占領魯爾並引來德國消極抵抗衝擊了德國相對廉價工業產品的對美外銷以及一戰後略有復甦穩定的德國社會對於汽車等美國工業產品的需求而連帶地衝擊了美國經濟，戰後法國經濟受到英美兩國的高度影響，在英美金融勢力聯手施壓下，法國最終於一九二四年四月間接受美國提出的道斯計畫並於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間開始陸續自魯爾區撤出法軍，道斯計畫讓德國得以依照國內經濟情勢彈性逐年賠款，德國國家銀行在協約國監察下進行重組，德國並可獲得主要來自美國的外國貸款以重整經濟，此外，德國賠款可以用交通運輸相關稅賦、關稅與貨物稅等德國所得稅款償付，德國經濟因此得以復甦並償付部份賠款，道斯計畫下德國總計償付了總金額二百億紙馬克的賠款（使用因魯爾危機而大幅貶值的德國貨幣馬克償付），然而，德國對於龐大的總賠款金額仍然無力長期支應並再度發生經濟危機，一九二九年八月底，美國再度提出揚格計畫，明訂德國在較長時期的五十八年半內分期償付二百六十三億五千萬英鎊，其中年期賠款四億七千三百萬英鎊，其中三分之一為無條件賠款，其餘三分之二則是可延期賠款而可由交通稅或財政預算中抽出款項，協約國各國並成立國際結算銀行處理賠款，揚格計畫預計自一九三○年一月起正式實施，然而，由於自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黑色星期二的美國股市大崩盤正式爆發的經濟大蕭條全球經濟危機，揚格計畫最終並未付諸實施，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納粹黨主政德國後更進一步拒絕承認包括賠款在內一切凡爾賽體系加諸德國的束縛。

 

可以說，德蘇《拉帕洛條約》的簽署使得英美等西方國家重新重視一戰後的德國問題並開始嘗試將德國納入歐洲政治經濟體系，魯爾危機後美國提出並獲得英國支持的道斯計畫也因此有了國際政治上的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因而得以用防止德蘇進一步結盟對抗支持凡爾賽體系的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為由說服一次大戰時里耳等法國東北部工業區受創嚴重而對德國滿心怨恨的歷屆法國政府接受對於德國較為寬容的道斯計畫；魯爾危機以德國達成修訂一戰賠款事宜而結束後，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的開明右翼德意志人民黨籍德國總理兼外長史特拉斯曼領導的德意志人民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財主地主保守派與中間派大聯合內閣為了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向英國與法國提出照會建議各方商討確立一戰後一九一九年根據《凡爾賽和約》所定下的德國西部邊界並展開協商談判，各國隨後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在瑞士羅加諾展開密集談判並最終於十二月一日在倫敦簽署《羅加諾公約》 (Locarno Treaties) 並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年於日內瓦批准生效，德國在《羅加諾公約》中明確承認《凡爾賽和約》所劃定的與法國和比利時等國毗鄰的德國西部邊界，《羅加諾公約》明訂德國、法國和比利時三國保證互不侵犯，並明訂英國和義大利為德法比三國互不侵犯作保，如果德法比三國之中任何一國攻擊另一國，所有簽署國家均有責任保護受到攻擊的國家，惟在德國東部邊界問題上，由於仍有不少日耳曼民族人口居住於一戰後新近獨立的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國家，《羅加諾公約》簽署後，繼與法國和比利時兩國簽署仲裁協定後，德國亦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署仲裁條約保證將一切可能紛爭交由仲裁法庭或是交由國際聯盟主導的常設國際法庭（後來的國際法院）審理，法國並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條約承諾協助兩國抵抗可能的德國侵略，由是透過新條約重新確認了法國與波蘭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簽署的法波協防條約以及法國與捷克斯洛伐克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簽署的法捷協防條約，實際上，儘管法國於一戰後一度組建法國與中東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四國之間的反德聯盟中東歐協防體系，但時任英國外相的張伯倫便曾坦白說過「保衛波蘭走廊對於英國而言連當雞肋都不如」，故而在《羅加諾公約》簽署後，西方各國開始接受英國主導的一戰後新對德政策，亦即在協約國各西方國家的監管下，接受在大致符合民族自決原則的新獨立中東歐各國與德國乃至於奧地利之間邊界的局部修改，英國主導的新對德政策希望透過允許一戰後《凡爾賽和約》簽署後建構的凡爾賽體系下唯一無法獲准進行民族自決的歐陸民族日耳曼民族回歸單一日耳曼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工業化強國德國受此更加激盪的民族主義能夠得到部份滿足並因此走向穩定化，因此，實際上，《羅加諾公約》簽署後，法國自一九二九年開始根據一戰名將霞飛元帥的建議開始興築混凝土碉堡與武器裝備有效搭配整合且主體防線蔓延數百公里的馬奇諾防線而在法德邊界上全面改採守勢。《羅加諾公約》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年間包括德國在內西歐各國關係改善奠定了基礎，威瑪德國隨後於一九二六年成為國際聯盟第六個常任會員國，法國等協約國軍隊亦於一九三○年完全撤出德國西部萊茵河流域的萊茵蘭非軍事區。

 

而在蘇聯方面，德蘇《拉帕洛條約》的簽署使得英國等歐洲各國開始重新思考應該如何面對採取與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社會制度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且已在血腥的俄國內戰中站穩腳跟鞏固政權並開始推動各項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實驗的歐洲東部新興大國蘇聯，於是，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英國為了替面臨經濟危機的英國經濟獲得英國工業產品與地鐵工程等先進技術的新市場而與蘇聯簽署了包括互認商務代表處條款的《英蘇貿易協定》與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的明訂德蘇邊界與德蘇相互政治承認、德蘇關係正常化與推動德蘇經濟貿易關係的《拉帕洛條約》之後，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與蘇聯簽署政治上事實承認蘇聯的貿易協定，並因而使得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得以在西歐各國與美國並未完全對蘇聯開放市場並保持一定程度國際政經封鎖的的情況下仍能廣泛引進西方技術發展輕工業與軍火等重工業以及發展莫斯科地鐵系統等「一國的社會主義」下的城市基礎建設。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由於十月革命成功後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第二次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即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土地法令》已將帝俄貴族與東正教會的不在地地主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並由地方政府分配給農民，新經濟政策宣布不再徵收餘糧後，農民的農業勞動生產積極性自然空前高漲，糧食大幅增產並快速超過了革命前的產量水平，國有重工業由於政策缺失等因素進展緩慢但仍得以利用農業經濟恢復的機會提高工業產品售價，進而造成農產品價格相對下降工業產品價格急劇上漲而再度形成工業革命後西歐各國工業化過程中經常可見的農工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工業產品價格回漲造成了工業勞工與農業農民之間的城鄉差距對立問題再起但也相當程度促進了俄國內戰後蘇聯的工業化，新經濟政策成功地恢復了以俄國為戰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內戰所造成的俄國社會經濟破壞，一九二八年，俄國的農業產品和工業產品產量終於回復到了一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的水平。

 

然而，新經濟政策實施後蘇聯社會開始出現了包括許多攤販個體戶與中小工廠主等「耐普曼」新興中小資產階級以及掌握較大農地面積進行自帝俄時期以來長期存在的外銷糧食給西歐各國的商業性糧食生產的富農階級對於蘇聯政府在新經濟政策的退讓仍漸感不滿足，在聯手要求布爾什維克黨繼續在經濟問題上退讓未果後，耐普曼新興中小資產階級與富農階級開始採取消極抵抗的策略對抗布爾什維克黨主政下的蘇聯國家管控經濟運作，其中，不少富農階級不滿國家所制訂糧食收購價格過低而囤積糧食拒絕出售，最終導致了一九二七年的蘇聯全國範圍糧食收購危機，儘管一九二七年糧食豐產，但當年度國家收購糧食總量較前一年下降了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一普特約為16.38公斤，當年度蘇聯糧食總產量約為五億五千萬普特——而當年度蘇聯糧食出口量亦從前一年的一億五千三百萬普特驟降至兩千七百萬普特，如此劇烈的糧食收購與出口量銳減使得新經濟政策下依靠出口糧食創造外匯收入並藉此購買工業設備用於推動各項蘇聯工業化項目的蘇聯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發展國家計畫難於繼續推動，後列寧時代的史達林等蘇聯高層也因此開始萌生打擊富農階級與推動農業集體化的政策思維。此外，與帝俄時代彷彿類似的蘇聯國內官商勾結腐敗現象也隨著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再度活絡的俄國工商業經濟活動而再度擴大蔓延，新經濟政策開始的一九二一年就出現了大規模的貪污收賄事件，在布爾什維克黨大力管控下，蘇聯與布爾什維克黨黨政軍幹部的腐敗現象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間一度有所收斂卻終究仍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間再度出現大規模回彈蔓延現象。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病逝後，其遺囑由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轉交蘇共中央政治局，然而，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底的蘇共十三大上，列寧遺囑並未被正式公開而僅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的高層領導間傳達，史達林一度根據列寧遺囑要求請辭蘇共中央總書記，但在與史達林同一陣線反對紅軍領導人托洛斯基的黨內高層領導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堅持下，史達林隨後再度被一致選舉為蘇共中央總書記，托洛斯基則隨即被解除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史達林主政蘇聯後一度接受蘇共黨內馬列主義理論家兼革命領導人尼古拉‧布哈林的意見，沿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並減少對自貴族領主與東正教會取得農地所有權的富農階級等俄國農民的種種政府管制措施，希望透過自然客觀的經濟發展規律而使農業支援工業逐步發展以成功建設蘇聯「一國的社會主義」以做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模範楷模，由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擴大新經濟政策而主張形同恢復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的超工業化經濟綱領並主張將俄國內戰後尚在復原中的蘇聯國力再度投入於推動世界革命，兩人遂在一九二五年的蘇共十四大上組織新反對派對抗史達林的主流派卻終歸失敗，季諾維也夫於是轉向聯合托洛斯基與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組成反對派聯盟對抗史達林，史達林運用所掌握的蘇共中央與蘇聯政府權力打壓反對派，於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蘇共十五大後，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先後被開除黨籍。

 

一九二七年年底，蘇聯當年度穀物豐收卻出現國家收購糧食量大減以及糧食短缺現象，糧食外銷以創造外匯購買工業設備的新經濟政策工業化策略亦因之難以為繼，史達林認定是富農囤積糧食所導致，史達林於是轉向推動農業集體化並發動消滅富農階級。布哈林等人卻堅決認為穀物收購危機的真正成因並非富農之過而實際上起因於不合理偏低的國家收購價格與可供農民出售穀物給國家收購後使用所得貨幣消費購買的工業產品嚴重短缺，布哈林強烈反對再度將非常時期的徵糧政策常態化，布哈林也反對合理化徵糧政策常態化的貢款理論以及反對中止新經濟政策改行農業集體化，布哈林認為，蘇聯應以發展農業為主，先建設成一個農業國發揮蘇聯的國際經濟比較優勢大量出口農產品，從而反對史達林新提出的農業集體化以支撐蘇聯國家快速工業化的主張。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布哈林與李可夫等人結盟倡議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反對史達林開始推動的農業集體化，布哈林隨後試圖與已失勢的加米涅夫祕會結盟卻因此被逮捕，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史達林在蘇共中央第一次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嚴厲批判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等人為「右傾投降主義，支持不清洗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分子，任由其自由發展」；一九三○年六七月間的蘇共十六大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三人再度獲選為中央委員，李可夫並進入中央政治局，然而，布哈林於十月二十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再度與史達林爆發衝突，布哈林隨後於一九三一年出任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管理局局長。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親近史達林並接替季諾維也夫出任列寧格勒市市委第一書記與列寧格勒州州委第一書記並於任內強硬推動農業集體化與推動工業化建設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基洛夫被刺殺，史達林高度重視基洛夫刺殺案並親自前往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參與調查與審訊，史達林並宣稱此案為托洛斯基為首的反對派所為並藉機發動針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米等反對史達林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清洗，史稱「史達林大清洗」的蘇共內部與蘇聯國內大規模政治整肅由是展開。一九三六年八月，莫斯科審判了所謂的「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史達林大清洗的過程中，蘇共兩百多萬黨員近半數被開除出黨，近百萬人被公開或祕密處決而為數更多的人被送進古拉格勞改營集中營，大清洗前的蘇聯紅軍五名元帥有三人被處決，各軍區、海軍、空軍的司令員、軍團的軍長等高級指揮官大部分被殺，海軍艦隊司令員只剩下一名，而在在四百一十五名師、旅長中有兩百九十六人被處決，史達林大清洗瓦解了由托洛斯基組建的蘇聯紅軍的軍隊組織與軍隊戰鬥力並使得希特勒敢於在西線德軍採取派遣古德里安所統率的各德軍裝甲師團強越阿登森林的間接戰略攻入巴黎瓦解英法聯軍在西歐大陸上的作戰抵抗能力之後緊接著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集結三百八十萬大軍與大量坦克和飛機等重裝備發動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 (Unternehmen Barbarossa) 並一路挺進攻下烏克蘭首府基輔而甚至一度如入無人之境地深入進逼莫斯科與彼得格勒等歐俄內地大城以及黑海東北岸頓河下游的亞速海岸與克里米亞半島上的塞瓦斯托波要塞等歐俄內地要地。一九三七年三月，布哈林受到托洛斯基案的牽連被以人民公敵罪名逮捕並開除蘇共黨籍，一九三八年三月，蘇聯成立特別軍事法庭公開審訊所謂以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為首的右派和托派反蘇案，布哈林等人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被祕密處決，而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判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死刑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後，預感自己可能即將被捕的布哈林就祕密書寫了致未來黨代表大會的個人書信《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一封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蘇共總書記史達林基於認定農民（富農）是最後的資產階級而提出「消滅富農」的口號下令沒收俄國國內富農的財產並將之放逐西伯利亞等地而不准加入集體農場以強迫富農依照國家指定的收購價格出售餘糧，由於富農概念的成份劃定缺乏明確界限，農業集體化政策開始推動前富農僅占農戶總數不到3%，但最後被沒收財產的農戶卻高達6%-8%而可見有不少中農和貧農被錯劃為富農而加以消滅。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全面推動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經濟制度實驗並自一九三○年一月五日開始正式推動，集體農場的規模與數量隨之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正式實施後兩個月內集體農場的比例從15%增加至59.3%，執行過程中，部份蘇共基層黨政幹部為了達標而操之過急甚至採取威脅恐嚇等手段強迫農民入社，然而，同時期的蘇聯工業生產產量未能跟上，許多參加集體農場的農戶並未如期得到承諾的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農業生產效率因而未能取得明顯進步，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史達林不得不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勝利沖昏頭腦》一文批評全盤集體化運動中違反農民自願原則的過火行為，史達林此文引發了大規模的退社浪潮，一九三○年六月，集體農場的比例已由60%驟降至23.4%並持續不斷有農戶退社，農業集體化政策瀕臨全面失敗，儘管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首相斯托雷平推動的土地改革允許農民退出村社公社成立獨立農戶農場並透過農民銀行貸款給富農階級購買土地和建立農場以及購買各種中大型農場所需要的農業機械，但除了缺乏農機與資金的貧農最終不得不以低價將退社所得農地再度出賣給富農而使得控制了較大面積農地的富農能夠累積充分的資金與較大土地耕種工作量需求而得以購買農業機械以進行較大規模的機械化耕種從而促進了帝俄晚期的俄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之外，大多數中農和貧農仍然缺乏農機與農機操作相關知識而俄國的農業機械製造生產量也明顯不足，史達林因此不得不擴大政府投資於農業機械工業以提供集體農場農戶所需農機，一九三○年六月的蘇共十六大上，史達林也再度改變態度讚揚全盤集體化的成就並批評反對者是「共產主義的敵人勾結在一起的人」，許多農戶懼怕受到處罰而再度加入集體農場並因而又一次掀起集體化運動的高潮，到了一九三三年年底，未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戶僅餘0.3%，全盤集體化的目標基本實現，然而，此時大多數農戶仍未分配到農業機械，而部份已分配到農機的農戶則因知識水準有限而並未使用農機進行農業生產。

 

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引來富農階級的強烈不滿與激烈抵抗。基於農地等財產被剝奪的預期心理，富農階級認為他們的農業副業產品牲畜也會被集體化並因此在加入集體農場前宰殺或出售自己的牲畜，到了一九三三年，蘇聯的牲畜總量損牛了近五成，部份富農為了抵制集體化運動而採取毀壞工具與焚燒穀物等激烈手段以使蘇聯當局無法收購足夠的糧食並藉此向莫斯科當局示威，部份富農業向中農和貧農等其他農民聲稱「農業集體化會把他們所有私有財產都充公」因而使得許多中農和貧農跟著屠宰牲畜和焚燒穀物，富農並向中農聲稱部份中農也符合莫斯科當局的富農定義，部份中農於是出於恐懼被定義為富農而糧食播種量與糧食產量，部份富農甚至採取縱火和暗殺蘇聯政府黨政官員等危害地方治安的激烈手段抗爭；然而，史達林與蘇聯當局並未退讓並反而大幅提高國家收購量150%，於是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在乾旱等惡劣氣候、農業病蟲害傳播以及俄國內戰後已極緊張的農村勞動力又因部份年輕勞工轉往俄國各地城鎮從事工業勞動工作等因素的加乘作用下，俄國許多地區爆發了大饑荒並造成六百萬人至一千萬人死亡，包括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和西伯利亞等俄國乃至於歐洲大糧倉均爆發了嚴重饑荒，其中，又以在黑海北岸氣候相對溫和的烏克蘭平原黑鈣土沃土地帶上餓死兩百五十萬人至五百萬人的烏克蘭大饑荒情勢最為慘烈，莫斯科當局最終不得不減少國家糧食收購量以及減少糧食出口量並發還部份已收購糧食進行賑災，而為了防範饑餓的農民向早已人滿為患且亦飽受饑荒之苦的俄國各地城市移動另謀工作生路，莫斯科當局不得不恢復了帝俄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布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莫斯科當局同時也不得不動用軍隊鎮壓此起彼落的農民暴動。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接任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曾於莫斯科州州委第一書記任內強硬執行史達林大清洗與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全力消滅富農和推動莫斯科地鐵建設，赫魯雪夫後來在烏克蘭大饑荒後未久的一九三八年一月接任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為了安撫烏克蘭大饑荒所導致同屬斯拉夫民族的烏克蘭人對於蘇聯的強烈排斥情緒，赫魯雪夫上台後於是試圖透過處理在地理上與烏克蘭毗鄰的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問題來安撫烏克蘭人的反蘇反莫斯科情緒，克里米亞半島乃為成吉思汗長子朮兀後人所建立本附屬於大蒙古帝國金帳汗國（欽察汗國）後來改宗信仰伊斯蘭並轉而附屬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克里米亞汗國，克里米亞汗國由成吉思汗後人聯合克里米亞半島與南烏克蘭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與蒙古語族遷徒歷史各異的各部族韃靼人於一四三○年正式建國並信奉伊斯蘭，克里米亞汗國國內主要的人口實際上是屬於斯拉夫民族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與白俄羅斯人，然而，克里米亞汗國卻經常派兵前往東歐各國捕捉主要是斯拉夫各族裔的奴隸而稱之為草原上的收成，克里米亞汗國曾於一五七二年圍攻占領莫斯科並捉拿十五萬人並屠殺莫斯科城使得屍骸塞滿莫斯科河而後火燒莫斯科城，一六九五年，俄羅斯帝國沙皇彼得大帝推動俄羅斯現代化與軍事現代化改革後為了獲取黑海的出海口而向克里米亞汗國與其伊斯蘭宗主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開戰並於一七○○年迫使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承認克里米亞汗國獨立並隨後轉而附屬於俄羅斯帝國，一七八三年，出身普魯士貴族家族且與基輔大公國留里克王朝有血緣關係的俄羅斯帝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利用已附屬俄羅斯帝國的克里米亞汗國爆發內亂而派遣曾推動南烏克蘭與北高加索等本為金帳汗國故地的帝俄南部諸省殖民化全面斯拉夫化的波坦金率領七萬帝俄軍隊攻入克里米亞汗國並隨後正式通過法律將克里米亞半島正式併入俄羅斯帝國，其後，俄羅斯帝國在一八五三年十月至一八五六年二月間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中付出了帝俄軍隊死傷高達五十三萬人的慘重代價並不得不退出一度佔領的當時附屬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而今屬羅馬尼亞的瓦拉幾亞與摩爾達維亞兩公國才保住了克里米亞半島的控制權與俄羅斯帝國的黑海出海口和黑海艦隊基地，到了史達林死後的赫魯雪夫時代，為了撫平烏克蘭大饑荒造成烏克蘭人大量餓死的傷痛也為了促進克里米亞半島的經濟發展能夠得到地理上相鄰的烏克蘭經濟發展的有效帶動，赫魯雪夫於接任蘇共總書記主政莫斯科後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將本屬蘇聯所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克里米亞半島轉劃給蘇聯所屬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在史達林主導下蘇聯政府的強硬政策下，農業集體化最終還是全盤推動了，富農為首的抵制策略最終受到史達林強硬手段粉碎，再加上史達林迅速調整農業集體化政策內容並加強推動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的大規模發展增產以及立即用於供應集體農場農民耕種增產所需的強力政策輔助支撐，一九三七年，蘇聯的糧食總產量增加為九千七百萬噸，相較於一九二八年的豐收之年高出32%，一戰前帝俄時期的一九一三年豐年俄羅斯帝國糧食總產量即使計入當時仍屬帝俄的波蘭和芬蘭仍然比起一九三七年的蘇聯糧食產量少了10%，而隨著蘇聯工業化的相應快速發展，蘇聯的農業機械產量也大幅增加，蘇聯政府除了提供集體農場免費農機外也提供免費維修保養服務和新型號農機免費更換服務，農業生產效率也因此有所提高，每個農民平均每日勞動糧食產量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的3.1普特提高至農業集體化完成後的一九四○年的10.3普特，增幅達到232%。由於農業生產效率的有意義提升，農業生產工作不再需要大量人力就能維持較高的糧食產量，大量農民於是得以離農遷往城市或工業區從事工業勞動工作，大量農民的湧入使得蘇聯各大城市的城市人口均顯著增加，首都莫斯科的人口由農業集體化前夕的一九二八年的兩百一十二萬七千人增加到農業集體化後的一九三九年的四百一十三萬人，舊都列寧格勒人口也從一百六十萬人增加到三百二十萬人。

 

利用農業集體化政策以低價徵收集體農場社員農民餘糧用於出口換取外匯並將珍貴外匯用於向英法德等西歐各國購買工業機器以及用於透過糧食實物配給券支付部份城市勞工薪資以壓低糧價等城市勞工基本生活費用並藉此壓低工資以及藉此加速擴張工業勞工隊伍，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再度加速推動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進程以建設蘇聯一國的社會主義並藉此做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的革命成功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經濟制度藍圖楷模，於是，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聚焦推動農業集體化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之後，為了供應農機等輕工業所必需的鋼鐵等必要原物料以及為了因應德國日益強大並叫囂著要廢除凡爾賽體系與向東歐等世界各地奪取日耳曼民族所需生存空間的極端右翼日耳曼民族主義法西斯勢力希特勒與納粹黨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底正式執政柏林與日趨真實的戰爭威脅，一九三三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畫略過了民生輕工業的全面縱深發展與技術研發擴大投資而直接從第一個五年計畫的農業機械等民生輕工業迅速轉向大規模集中發展包括部份軍火工業在內的重工業，史達林為煤、鐵和鋼等重工業產品的產量定下了高額的計畫指標，史達林同時也下令興建發電站、礦井和油井並投入改善莫斯科地鐵等城市和城間公共運輸系統，到了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的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蘇聯鋼產量已是俄國內戰剛結束的一九二○年的百餘倍而比起一戰前夕帝俄時代的鋼產量也增加了近三倍，僅次於美國和德國並高於法國和英國的總和，一九三八年時蘇聯的製造業產品產量僅次於美國、德國和英國而位居世界第四，工業增產帶動的蘇聯能源耗用量比起一戰前的帝俄時代也增加了三倍有餘而同樣僅次於美德英而位居世界第四，在第二個五年計畫期間，蘇聯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0%，其中，重工業增長了139%而輕工業增長了100%，農業總產值由開始推動農業集體化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的負增長轉為正增長54%，國民收入增長109%，城市勞工的工資基金增加了1.5倍而集體農場農民的收入也增長了兩倍多，一九三五年取消了麵包、麵粉和米的配給制而按定額發放的其他食品的配給制也隨後取消，一九三六年初並取消了工業產品的類似配給制度，到了一九三七年時，蘇聯透過零售商品通路供應的衣物和自行車等重要日用工業品與砂糖和肉類製品等食品產品均已有所相當程度成長，具有奢侈品性質的高階製造業工業商品消費也有所成長，其中，留聲機銷售成長了10.7倍而手錶銷售也成長了7.2倍，到了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最後一年一九三七年，蘇聯大型工業總產值比起一九三二年增加了一倍而比起一戰前夕的一九一三年更增加了七倍，大型工業尤其是機器製造業的增長使得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獲得了不少技術上的提升，一九三七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佔當年度世界工業總產值的10.6%並居世界第二，超越德英法各歐洲國家而躍居歐洲第一而僅次於美國。此外，根據帝俄時代普魯士博物學家洪堡德的烏拉山與俄屬中亞考察之旅等歷次礦藏探勘再加上蘇聯時代使用新技術的礦藏探勘資訊，蘇聯自第二個五年計畫起也在烏拉山東西兩側與西伯利亞利用當地礦藏與能源等要素稟賦建設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庫茲涅茨克、新西伯利亞和伊爾庫次克等一系列新興的工業城市並藉此推動這些遠離歐俄的偏遠地區的城市化發展。

 

自一九三八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畫，由於法西斯主義軸心國德義日三國相繼擴軍而德國與日本均與蘇聯毗鄰並均曾提出以反共為名義的侵略蘇聯軍事規劃，再加上，希特勒主政的納粹德國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間完成同屬日耳曼民族的德奧兩國的正式合併後，不但不滿足於德奧兩日耳曼國家合併，更復於一九三八日九月十二日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蘇台德區日耳曼民族住民透過民族自治併入德國且於九月二十七日動員七個師德軍進入德捷邊界前沿陣地備戰，九月二十九日，英國首相、法國總理達拉第、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規定捷克斯洛伐克將蘇台德區轉讓給德國並於隔日九月三十日以英法撤回協防義務強迫已下令徵召動員百萬軍隊的捷克斯洛伐克接受，然而，希特勒最終仍於《慕尼黑協定》簽署後不久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派遣德軍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英法兩國全面警戒並宣布協防波蘭，歐陸再度戰雲密布，隨著國際局勢的快速升溫緊張，第三個五年計畫進一步轉而集中發展軍事工業，史達林除了於納粹德國併吞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後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與納粹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以試圖讓已然一勝再勝的希特勒與納粹德國的注意力與撕毀凡爾賽體系重整軍備後快速擴張的強大軍事力量轉向西線的英法等國之外同時也透過發展一些可以快速轉為軍火工業製造使用的民用工業來為即將到來的對德戰爭預做準備，像是擴大農用履帶拖拉機生產以便戰時可轉用生產線於生產輕型坦克，以及像是擴大生產民用飛機以便戰時可轉用生產線於生產戰機，一九三八年，蘇聯飛機生產相較前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一倍有餘而高達七千五百架，一九三九年起更保持每年生產一萬架以上，到了一九四○年，蘇聯的武器生產量高達當時的五十億美元，僅次於全力重整軍備並已發動針對英法聯軍的西線戰事的納粹德國而等同於美英兩國武器生產量的總和，一九四一年蘇聯的武器生產總量則更是躍居世界第一，第三個五年計畫最終因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與納粹德國在一九四○年五六月間採取坦克師團閃擊戰戰術與迂迴阿登森林間接路線戰略迅速擊敗英法聯軍並迫使法國投降後隨即組織動員三百萬大軍發動侵略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而中斷，蘇聯也自此正式全面動員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歐戰場並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再度在蘇聯國土上捍衛共產主義革命世界革命祖國蘇聯與捍衛祖國俄羅斯的衛國戰爭，而到了希特勒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全面入侵蘇聯之時，蘇聯已有坦克兩萬四千輛、火砲十一萬門與各式戰機一萬八千架。

 

總結而言，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與同盟參戰雙方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君主帝制國家各國均立即在一次大戰血戰方酣之際調動部份軍力支援效忠前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皇室的白俄軍隊並各自進攻新成立而立志推動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社會經濟制度實驗的蘇聯以試圖粉碎布爾什維克黨推動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實驗並進一步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經驗而推翻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強國所建構的第一波全球化世界體系既有體制的可能性，布爾什維黨領導下新生的蘇聯在建政建國之初就不得不面對血腥的俄國內戰，為了在俄國內戰中站穩腳跟，新生的蘇聯終究未能如馬克思所主張的解消往往具有政治經濟壓迫性並往往利用國家政府所控制的壟斷性武裝力量支持政治經濟壓迫體制的國家政府建制，相反地，為了因應俄國內戰的挑戰，布爾什維克黨不得不召募前帝俄軍官與警官建立蘇聯紅軍並不得不進一步建立起督戰隊以及與帝俄時代負責對內鎮壓的特務組織類似的國家契卡特務組織，而同樣為了維持蘇聯紅軍的必要補給以及俄國內戰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所控制領土上各大小城鎮的輕重工業與包括政府在內各類服務業的運作，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採取了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強制徵收農民餘糧並將中大型工業工廠與外貿活動國有化，同時也採取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成年人義務勞動制並規定罷工者即行槍決，而食品與各類商品則採取集中計畫實物配給制，布爾什維克黨同時也透過戰時共產主義將鐵路控制軍事化以利蘇聯紅軍進行軍事調度部署，布爾什維克黨最終在俄國內戰中獲得慘烈的勝利後，由於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已具有高度的公有制經濟屬性，俄國內戰結束後，布爾什維克黨認為沿續與強化戰時共產主義經濟制度將有機會讓新生的蘇聯得以在和平時期更快速地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然而，在和平時期沿續和強化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卻不但使得蘇聯無法有效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與俄國內戰後的嚴重工業農業破壞減產與經濟崩潰之中復甦，卻反而因為維持強制徵糧制與食品與工業商品配給制而在全俄各地引發了鄉村農民的抗糧起事以及城市工人的罷工抗爭，其後，在曾經支持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波羅的海艦隊水兵聯合彼得格勒罷工工人再度發動起事之後，列寧承認蘇聯並未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並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轉而提出新經濟政策，廢除餘糧徵收制度與配給制度並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經濟與中小型工業工廠採取私有制經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同時放鬆蘇聯的國際貿易限制並鼓勵外資企業投資以引進帝俄時代的俄國經濟體系以及蘇聯經濟體系均向來極度缺乏的資本與技術，新經濟政策下，蘇聯的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以及商業經濟發展均在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利動機與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復甦而終於恢復到了一次大戰前夕的工農業產品產量水平。

 

然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讓實施公有制為主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蘇聯國內再度出現了新的富農階級與耐普曼新興工商攤販個體戶與中小工廠主企業家中小資產階級，透過被新經濟政策寬容的私有制經濟部門的新富農與耐普曼新中小資產階級並不願意進一步向公有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渡而損害了自身新近獲取的經濟利益，甚至，新富農階級對於新經濟政策下蘇聯政府透過低價徵收糧食以用於支援城市工業發展所必須的離農勞工維生基本糧食需求以及用於外銷糧食以換取寶貴外匯再購買英德等國先進的工業設備的糧食收購政策仍然感到不滿而希望由新富農階級自行向蘇聯城市糧食市場與國際糧食市場銷售糧食以便將糧食內外銷貿易利益完全控制在新富農階級手中，新富農階級因此採取消極抵抗的手段抗拒蘇聯國家糧食收購，一九二七年的蘇聯政府糧食收購量在一九二七年的農業糧食豐收之年卻反而大幅縮減，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逝世後繼任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國家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蘇共總書記史達林於是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開始發動消滅富農的蘇聯國內政治運動並開始全面推動農業集體化政策，而由於列寧死後布爾什維克黨黨內針對接班問題以及後列寧時代的蘇聯國內經濟政策問題與如何推動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蘇聯對外政策問題爆發了激烈的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農業集體化政策問題以及蘇聯經濟體制工業化問題自然也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重要爭議焦點，取得後列寧時代布爾什維克黨與蘇聯國家政府最高領導權激烈鬥爭最後勝利的史達林在控制了布爾什維克黨全權與蘇聯國家政府全權之後採取激烈的手段進一步強制推動全盤農業集體化政策，史達林同時也透過國家計畫委員會推動五年計畫的國家計畫式經濟發展政策，透過運用農業集體化政策下透過農機與化肥的有效率大規模運用而有所增產的蘇聯糧食生產以及蘇聯政府透過集體農場大幅增加的糧食收購量外銷換匯購買工業設備以及支援城市工人基本生活所需糧食消費，蘇聯的民生輕工業發展乃至於希特勒與納粹黨主政德國後國際局勢再趨緊張下蘇聯絕對必要的軍火等重工業發展均因為前三個五年計畫的推動而快速成長並為高喊向東方擴張生存空間的納粹德國必然的侵蘇戰爭下蘇聯所必然必須面對的衛國戰爭做好輕重軍事裝備等戰爭準備。

 

冷戰時期部份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者批評，史達林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基本上是建立在透過農業集體化來徵收剝削農民的農業生產剩餘並加以出口西歐各國創造外匯收入而後再用於建設蘇聯國家的城市輕重工業、莫斯科地鐵等城市基礎建設以及整備蘇聯紅軍所必需的軍事重工業的經濟制度基礎之上，這些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者因此嚴辭批評以農業集體化來進行農業支援工業發展的史達林主義蘇聯模式本質上對於廣大的蘇聯農民仍如過去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俄羅斯帝國農奴制一樣具有高度剝削性同時也存在著掌握高度集中政經權力的蘇聯與蘇共黨政軍幹部貪污腐敗的許多可能性，連本身信仰社會民主主義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也在其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動物農莊》之中採取寓言故事的寫作手法描寫了支持動物革命並在抵抗隔鄰的人類農莊主人弗雷德里克先生進攻動物農莊的慘烈戰役中負傷的馱馬拳擊手，拳擊手在戰役勝利後不顧傷口繼續投入風車建造工作卻在累倒後被動物農莊領導人豬拿破崙如過去經營農莊的人類一樣賣給屠馬場並將所得金錢用於購買威士忌供統治階級的豬們享受，而擅於宣傳的豬們卻向動物們謊稱送拳擊手到動物醫院休養並在其死後舉行為期一天的節日慶典深刻讚揚動物農莊取得的光輝成就，喬治‧歐威爾藉著反烏托邦小說《動物農莊》諷刺史達林背叛革命而在蘇聯鎮壓喀琅施塔得水兵與士兵起事而起事失敗後被捕者被送往索洛夫基集中營接受勞動改造之後仍堅持在後列寧時代的蘇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徹底擊敗蘇聯紅軍建軍領導人托洛斯基等黨內政敵之後再度全面推動農業集體化政策，以及諷刺史達林推動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導致烏克蘭等蘇聯國內各地大量農民淪為餓殍但蘇聯政府卻仍然利用出口徵收糧食創造外匯來推動蘇聯各地受到蘇共與蘇共各級幹部們所掌握計畫經濟高度控制的公有城市工業發展與城市基礎建設發展以及受到蘇共緊密控制的軍事重工業發展，喬治‧歐威爾並在《動物農莊》諷刺史達林廢除第三國際以及先和奉行法西斯主義的納粹德國妥協而後又和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強權國家英國和美國聯合對德對日作戰並接受美國援助的具有防凍砲管塗裝的坦克等軍用物資的與傳統的現實實力政治與國家利益思維並無二致的蘇聯外交策略運用一如豬升格為統治階級人類而得以與經營鄰近農莊的人類在動物農莊電力充足而有充分燈光照明的前人類農莊主所建造的農莊木屋裡平起平坐，但其他動物卻仍然總是不如豬般能與人類平起平坐平等相待。

 

部份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家並批評，史達林主義下蘇聯透過五年計畫在在烏拉山東西兩側與西伯利亞利用當地礦藏與能源等要素稟賦建設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庫茲涅茨克、新西伯利亞和伊爾庫次克等一系列新興的工業城市，但如此一來，除了幾個主要的大型工業城市有較多元的輕重工業發展並有充分的周邊地區糧食等農產品生產供應或透過主要鐵路線而有充分的糧食運輸供應並因此而能夠形成機能完整的城市之外，許多小型礦業與煉礦業城市往往僅有單一礦藏生產與相關工業發展並因此難於長期維持獨立的城市規模，這些小型新興工業城市在蘇聯解體後往往無力為繼而人口再度大量外流並往往因為國際市場上出現因為勞工薪資低廉與環保要求極低等因素而更為廉價的礦源的競爭而使其礦藏市場大幅流失並使得尚未外流的勞工家庭大量失業並因而有許多失業男子酗酒狂飲伏特加而使其平均壽命在蘇聯解體後因此大幅降低，這些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家並以此為例大肆批評史達林領導下的蘇共根本不在意勞工權利福利而遑論實現馬克思所預言的公平正義而「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重視勞動價值且重視勞工福祉而不再有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共產主義社會。

 

然而，事實上，尤其在二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的專制王權之後，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發動十月革命奪取政權成立蘇維埃政府並推動建立包括沒收貴族與東正教會不在籍地主土地所有權並將之收歸國有而由地方政府重新分配給農民乃至於進一步建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內的廢除私有財產制而改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受到十月革命的震撼以及隨之而來的深刻恐懼，在一次大戰末最後一年多裡血戰正酣的協約國與同盟國竟然不約而同組織軍隊進攻而甚至與前帝俄白軍聯手干預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成功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了捍衛革命，也為了捍衛自從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終結了原初部落村社原始公社的石器時代原始富足之後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不再有如封建農奴制或資本主義工業生產般人剝削人的生產關係的公有制基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偉大社會實驗，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大量運用前帝俄軍警人員組織蘇聯紅軍以及建立國家契卡特務機關以便在俄國內部紅白綠三方慘烈交戰並同時面臨協約國武裝干預與同盟國軍事侵略的慘絕人寰的俄國內戰之中捍衛蘇維埃革命政權的生存，然而，剛挺過血腥內戰的新生的蘇聯革命政權卻也自此必須持續擔憂歐陸與英美各資本主義強權國家與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的外來干預不斷尋釁再度來犯以試圖扼殺蘇聯持續推動發展的公有制基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社會實驗以及試圖扼阻其對歐美各工業大國國內勞工運動與左派革命的示範作用，史達林領導的後列寧時代蘇聯政權故而不得不面對蘇維埃體制必須長期軍事化以回應不時出現的外來侵略威脅的嚴肅艱難課題。

 

為此，史達林在列寧病逝後繼位蘇共總書記並在後列寧時代的蘇共黨內權力鬥爭中逐漸鞏固權力威望之後，經過對於後列寧時代蘇聯國內外情勢的審慎分析權衡之後，一九二八年六月間，由於中國國民黨右派與國共合作的北伐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結合上海青幫等幫會勢力在北伐軍攻入南京等長江下游主要大城市之後不久旋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聯手發動血腥清黨，依照史達林所指派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指示，瞿秋白領導的中共中央隨即在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兆銘主持的武漢國民政府控制的漢口舉行的八七會議中決議下令國民革命軍部隊中的中共黨員全面策動其所掌握國民革命軍部隊發動武裝暴動以強硬回擊清黨與反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與國民黨右派所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卻旋即受到蔣中正主持的南京國民政府發動殘酷軍事鎮壓以及引來汪兆銘主持的武漢國民政府隨後不久由繼續國共合作北伐轉向推動和平分共之後，中共六大於是不得不改在中國國境千里之外的蘇聯首都莫斯科近郊召開，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一九二六年起即主持共產國際工作的布哈林依照史達林指示於中共六大會議中代表共產國際提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其中明確指出中國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批評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觀點，中共六大最後通過決議指出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實行土地革命與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為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中共六大後，中共在蔣中正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控制的國統區白區重建了中共黨組織並在邊區農村發動游擊戰以建立實行土地改革的革命政權根據地，由於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初依據《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參與發動兩湖秋收暴動卻慘遭鎮壓後，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率領起義部隊殘部撤往湘贛邊界山區的井崗山區的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隨即在三灣當地的泰和祥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而展開「三灣改編」的軍隊整編工作，除了將軍隊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毛澤東也仿效蘇聯紅軍的政委制而在工農革命軍班排設有黨小組、連設有黨支部、營團設有黨委、連以上有黨代表並設立士兵委員會的「黨指揮槍」而建立了中共革命軍隊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機制並在政治組織上確立了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共六大後在中國各地各省邊區農村成立的邊區山區根據地與根據地中共軍隊也採納了在中共軍隊中設立黨組織的政治絕對領導軍隊的黨指揮槍體制。同樣在史達林指示下，布哈林隨後亦於一九二八年七月間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作出了《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政治報告，布哈林在此向參與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其中，第三時期又稱為革命或戰爭時期，由於史達林擔心以大英帝國為首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強權國家正在準備再度發動對蘇戰爭，布哈林主持的共產國際於是號召各國共產黨擁護蘇聯並在各國國內反對發動對蘇戰爭，布哈林並認為各國共產黨可以將各國準備進攻蘇聯的戰爭轉化為推翻各國國內資本主義統治的社會革命並藉此捍衛世界革命的祖國蘇聯。

 

除了動員歐美各國共產黨在各國國內發動共產主義革命以牽制歐美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強權國家並使其疲於奔命而無法組織對蘇戰爭，除了組織亞非各國與各殖民地共產黨採取主動革命攻勢打擊牽制亞非各國與各殖民地內部與歐美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合作的亞非各殖民地內部買辦資產階級經勢力與亞非各國國內買辦資產階級政權政經控制力並進而撼動支撐其後台的歐美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為了因應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強權家如英國以及新興極右派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強權國家如德義日等國為了扼殺蘇聯公有制基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社會實驗而隨時可能爆發的全面對蘇戰爭，為了持續捍衛革命，蘇聯紅軍必須保持整備以及加速軍事科技研發，於是，史達林時代自一九二八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推動農業集體化後，自一九三三年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畫蘇聯就在民生輕工業發展尚未完全成熟之際就開始著意集中力量重點發展煤、鋼、礦井和油田等重工業以及與重工業密切相關的軍火工業，而到了一九三八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畫，為了回應納粹德國撕毀凡爾賽體系重建軍備全面擴軍以及義大利的擴軍與義軍衣索比亞海外侵略和慕尼黑會議等一系列國際事件而緊張情勢不斷升高的國際局勢，史達林在第三個五年計畫之始就進一步集中力量發展坦克與戰機等軍事重工業以為可能即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必要的工業與軍事準備。

 

此外，部份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家所批評的史達林體制透過農業集體化將大量國家徵收糧食出口換取外匯卻將珍貴的外匯用於建設莫斯科等蘇聯大城市裡如莫斯科地鐵與地鐵站般表面繁華的公共運輸建設與公有住宅建設等城市基礎建設，這些西方陣營的評論家依此批評史達林主政的蘇聯放任大量農民因餘糧不足以維生而淪為餓殍卻透過偏袒城市建設圖利往往聚居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布爾什維克黨黨政軍幹部，並批評史達林體制下五年計畫設計者以貢款理論解釋農業集體化下國家徵收農村糧食生產剩餘的做法實際上形同帝俄時期長年居住在莫斯科等俄羅斯帝國治下大城市裡的貴族等不在籍地主透過收取地租等形式搾取農村農業產出的作法。然而，事實上，由於蘇聯實施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私有財產制基本上廢除了，向來被馬克思主義者批評為往往有利於城市資本家兼併累積資本以及有利於城市資本家在具有強大公私武裝護衛的城市金庫積聚庫藏具有跨期抗通膨保值特性與資金放貸收息與農工產品期貨買賣等金融操作功能的大量金銀等貴金屬並因而造成城鄉貧困工農貧無立錐之地的城市市場與遠程貿易年度交易會大市集自然也隨著私有財產制的廢除使得農工產品的市場交易價格因此無法由生產工具私有財產擁有者與農工產品生產剩餘私有財產所有權者在自由市場上進行自利動機的市場交易價格定價行為而自然廢除，可以想像，城市市場與遠程貿易年度交易會大市集所具有的市場機能和市場機制當然也就隨著私有財產制的廢除以及城市市場與遠程貿易年度交易會大市集的隨之廢除而被取消廢除了，於是，捍衛蘇聯革命政權所必需的軍事工業產品之外的農業機械與紡織品等城市民生輕工業製造業產品與糧食等農村農業產品之間的相互交換交易自然也就會面臨因為廢除私有財產制後城市市場與遠程貿易年度交易會大市集隨之廢除而造成的因為缺乏市場機制而來的價格機制失效以及相對交易價值與相對交易價格的定價機制因此闕如的問題，而既然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國應該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與人相互關懷相互照顧的理想社會，而在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尚未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階級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也僅有依勞動工份決定是否能夠多一些糧食蔬果等農業產品、雞豬肉等農村副業產品與紡織品或較高端的留聲機等城市工業產品的配給券分配權利的具有一定按勞分配成份的公有制勞動成果分配制度設計，但對於不論城市工人或農村農民每人每戶所應配給分得的糧食蔬果等農業產品、雞豬肉等農村副業產品與紡織品等城市工業產品乃至於每個集體農場依農民人數與農地耕地面積所應配給分得的農業機械等城市工業產品的基本配給數量應該是相同而平等的，因此，農業集體化下的貢款理論實際上說明的是在公有制經濟下集體農場農民與集體農場根據計畫經濟下所應配給分得的與紡織品等城市工業產品以及農業機械等城市工業產品基本配給數量而透過蘇聯政府徵收糧食而轉用轉付給城市工廠與工人的以糧食蔬果等農業產品和雞豬肉等農村副業產品實物配給給付或經蘇聯政府計畫經濟下轉換為蘇聯盧布計價而轉付給英國和德國等工業先進國家購買先進工業生產機器的由蘇聯政府代為統收統付重新分配的相對應付價格價款，至於關於莫斯科等蘇聯大城市的地鐵與公有住宅等城市基礎建設，實際上並不只僅蘇共黨政軍幹部享用，也一如帝俄時期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大城市般有利於有效率地整合包括原產地不一甚至地理上相距甚遠的各種原物料與零件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發展工業生產並進行有利於經濟發展和民生福利的基礎科學研究與應用科技研發乃至於文學與藝術等高端文化形式的發展，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東歐劇變蘇東波浪潮之後，第二波全球化鋪天蓋地向全球各地鋪展開來之後，許多全球各地的社運人士紛紛發現在美國洛杉磯星巴克連鎖咖啡店每杯賣四美元的咖啡，亞非與拉美各地咖啡豆產地進行大宗咖啡豆生產的咖啡農實際所得卻是每杯不到一美分而還必須忍受全球咖啡種植量與產量的暴起暴落所帶來的全球期貨市場上咖啡豆國際價格不時劇烈變化而隨時可能血本無歸的龐大風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蘇聯解體才剛剛接近滿八年，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西雅圖舉行部長級會議時就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組織與反全球化運動人士乃至於對後冷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下美國本土高階藍領階級與各種中產階級工作機會不斷外包外流的美國民眾的激烈抗議，而史達林時代在烏拉山東西兩麓與西伯利亞等地建立的往往僅有單一礦藏的新興小型礦業與煉礦業城市之所以在蘇聯體制解體後瀕於破產，正是由於史達林體制下這些高度依賴單一礦藏的新興小型礦業與煉礦業城市並未如上述咖啡豆產地的咖啡農村落或過去與現今美國中西部礦業城市般僅有單調乏味的原物料生產城鎮風貌而往往在蘇聯政府的政策性財政挹注下建立了充分的勞工公有住宅、城市公車運輸系統與基礎教育等完善的城市基礎建設以試圖讓礦產地的工人階級也能夠分享較大份額的生產剩餘利潤與較佳的城市生活福利，蘇聯政府甚至在今屬亞塞拜然的裏海海田城市巴庫建立了石油工人公有住宅，而蘇聯解體後，由於必須面臨國際市場的高度削價競爭，這些高度依賴單一礦藏的前蘇聯小型礦業與煉礦業城市往往也因城市公共服務系統等成本遠高於亞洲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競爭者而不得不走向沒落，故而，批評史達林體制下蘇聯在莫斯科等蘇聯大城市所著力建設的城市基礎建設純粹為了圖利居住城市的蘇共黨政軍幹部似乎難免以偏概全而有失公允了。

 

部份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者批評史達林體制採取的是透過農業集體化而將蘇聯境內生產的糧食餘糧統一外銷換取外匯再用於向英國和德國等工業先進國家集中採購進口工業製造機器與莫斯科地鐵等城市基礎建設技術引進，乃為犧牲俄國農民而圖利聚居於莫斯科等蘇聯大都市的蘇共黨政軍幹部。

 

然而，事實上，衡諸歷史，帝俄時期俄羅斯與烏克蘭向來就是向西歐各國出口糧食的歐洲糧倉，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的貴族與領主往往就是利用向西歐出口糧食所獲得的外匯購買法國與英國等西歐各國的紅酒、瓷器、時尚服飾與繪畫等藝術作品等精緻工藝奢侈品，而帝俄時代歷代沙皇政府推動工業化尤其是鋼鐵等重工業以及向西歐工業先進國家購買工業機器設備的資金來源所必須的稅金也是徵收自貴族領主與富農向西歐出口糧食以及向西歐出口西伯利亞新領地所出產毛皮的毛皮貿易的各項稅收，而帝俄時代參與民間投資工業化的貴族領主與新興資產階級工業實業家早期的資金來源往往也是來自向西歐出口糧食所得。與史達林時代推動農業集體化所採取由國家集中徵收餘糧與出口糧食換取外匯並用於購買工業機器設備不同的是，帝俄時代在其莊園農地收取糧食實物地租並以私人或私有糧食出口公司名義向西歐出口糧食的貴族領主往往將出口糧食所獲得的外匯大量花用於購買滿足個人慾望的法國與英國等西歐各國的紅酒、瓷器、時尚服飾與繪畫等藝術作品等精緻工藝奢侈品，而儘將較小的比例出口糧食所獲外匯用於購買推動俄羅斯工業化所必需的工業機器設備，而帝俄時代貴族領主出口糧食所得外匯之中的小部份所購買的英國等西歐工業先進國家工業機器設備往往也以紡織業等民生輕工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為主，連有助於增進農業糧食產量的農業機械工業的發展都仍然嚴重缺乏，帝俄時代的鋼鐵等重工業的工業化發展基本上也依然高度依賴歷代沙皇政府所主導的帝俄政府官方投資。

 

事實上，進一步仔細考察歐洲東部與黑海沿岸的古代至現代早期的歷史就會發現，由於土壤肥沃且年降雨量豐沛，位於波羅的海南岸的歐洲東部國家波蘭、位於巴爾幹半島北部與黑海西岸的歐洲東部國家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以及黑海北岸的烏克蘭與其北方的俄羅斯歐陸領土自古即為透過莊園制農業商業性生產糧食以及商業性採伐木材並向萊茵河東西兩岸的德法兩國等西歐各國輸出糧食與木材的歐洲穀倉與木材等大宗原物料供應來源地。

 

希臘時代與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的希臘化時代，希臘半島與安那托利亞西部濱鄰愛琴海東岸的各希臘城邦就透過黑海內海航海貿易利用各希臘城邦所生產並以具有幾何圖形彩繪裝飾或是黑彩或紅彩實物人物彩繪裝飾的大型雙耳細頸陶瓶盛裝的葡萄酒與橄欖海交易黑海北岸的糧食、魚乾與奴隸，安那托利亞西部鄰愛琴海東岸的希臘城邦米利都與地中海東部的希臘城邦克里特均在黑海南北兩岸建立許多希臘式殖民地與殖民地城市建設，希臘半島東北部色雷斯人與黑海北岸半農半牧的商業性糧食生產出口部族斯基泰部族亦透過長期通婚混血而建立起領土包括克里米亞半島與亞速海東岸外高加索西部的橫跨亞速海東西兩岸的博斯普魯斯王國，博斯普魯斯王國就曾長期輸出小麥等大宗糧食商品與大宗原物料商品給各希臘城邦，後來，在後亞歷山大大帝時代的繼業者戰爭期間，本為控制馬其頓與希臘本土的安提珂王朝屬國而由自稱為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後裔的希臘化波斯人君主統治的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屬國、已經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全面希臘化的本都王國宣布獨立並併吞了博斯普魯斯王國與科爾基斯而稱霸黑海沿岸，希臘化的本都王國後來因為侵略安那托利亞的羅馬屬國比提尼亞與卡帕多細亞以及結盟地中海海盜而進窺羅馬的地中海海權霸權而引來羅馬大軍壓境，本都王國最終在三次米特里達梯戰爭中被蓋烏斯‧馬略 (Gaius Marius) 擔任羅馬執政官時期由蘇拉任羅馬東征軍團統帥以及其後先後由穆雷那、盧庫盧斯和龐培擔任羅馬軍團統帥的軍人共和時期羅馬共和國所擊敗，龐培並曾一度追擊本都國王米特里達梯六世直至幼發拉底河上游而將之徹底擊潰，米特里達梯六世故而不得不向退往本為本都王國屬國但已轉而投靠羅馬人的克里米亞半島上博斯普魯斯王國並發動武裝奪權攫取博斯普魯斯王國王位，米特里達梯六世最後在羅馬軍團再度進攻的威脅下被迫自殺，其子法爾奈克二世繼世並向羅馬稱臣，法爾奈克二世後來在凱撒於龐培之間爆發羅馬民黨與貴人派內戰期間復叛進攻安那托利亞但最後卻被凱撒徹底擊敗，本都王國在被凱撒征服後一直做為羅馬屬國直到公元六十四年時被羅馬帝國時期的羅馬皇帝尼祿廢除。對此，古希臘哲學家與政治思想家柏拉圖亦曾寫道「希臘城邦環繞著黑海而居，如同青蛙環繞著水塘」。

 

到了羅馬時代，由於薩爾馬提亞人入侵烏克蘭草原的各希臘殖民地與希臘化城市，再加上羅馬人控制了敘利亞與埃及等地中海東岸並使得地中海成為羅馬內海之後已然牢牢掌握了以地中海東岸的貝羅埃亞（今敘利亞西北部的阿勒坡）為重要貿易結點城市的絲路貿易南線貿易利益以及埃及和兩河流域的近東貿易利益故而不願意與游牧民族薩爾馬提亞人進行貿易，途經黑海北岸烏克蘭草原的絲路貿易北線貿易路線快速衰落。然而，羅馬帝國五賢君時期的圖拉真皇帝仍然派軍征服了自希臘時化與希臘化時代之時就長期與希臘各城邦進行貿易且亦曾與羅馬人進行貿易的位於黑海西岸與巴爾幹半島北部的達契亞 (Dacia) 地區（今羅馬尼亞）並派遣總數高達十七萬大軍的羅馬軍團長期駐紮多瑙河岸興築的大量堡壘以防範東北方蠻族勢力以獲取當地的糧食並出口羅馬以及參與源遠流長的希臘愛琴海地區的古老的黑海沿岸與希臘地區間糧食—葡萄酒航海貿易，羅馬帝國同時也控制了分屬默西亞行省與馬其頓行省的位於黑海西岸與巴爾幹半島北部的保加利亞地區並長期駐軍以獲取當地的糧食以出口羅馬以及參與源遠流長的希臘愛琴海地區的古老的黑海沿岸與希臘地區間糧食—葡萄酒航海貿易。

 

到了東西羅馬帝國分裂之後，出身羅馬帝國東部巴爾幹半島西部、亞德里亞海東岸的伊利里亞 (Illyria) 地區上默西亞行省（今塞爾維亞東部）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因為長期歷史淵源而高度希臘化的羅馬帝國東部建立了又稱拜占庭帝國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時期，由於高度希臘化的拜占庭帝國受到新興的阿拉伯人伊斯蘭勢力的挑戰而接連喪失長期倚賴的埃及與敘利亞等糧食產地，黑海東岸與巴爾幹半島北部的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以及黑海北岸的烏克蘭草原的大宗糧食生產供應以及途經黑海北岸的烏克蘭草原的絲路貿易北線貿易對於定都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北岸的前希臘殖民地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國而言重要性陡增，然而，途經黑海北岸的絲路貿易北線貿易路線卻控制於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系部族並崛起於唐王朝徹底擊敗西突厥之後遺留的西突厥舊屬中亞至東歐廣大游牧帝國殘存勢力之間的可薩帝國之手，於是，儘管拜占庭帝國曾經與可薩帝國結盟對抗前伊斯蘭的波斯薩珊帝國並且長期利用可薩帝國做為拜占庭帝國與中亞草原諸多游牧民族眾部落之間的緩衝國以及與新興的定都敘利亞大馬士革的伍麥亞王朝統治下伊斯蘭阿拉伯帝國之間的緩衝國，然而，為了重新掌握絲路貿易的北線貿易路線，拜占庭帝國仍然轉而說服北高加索地區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亞人部族聯盟所建立的阿蘭王國（漢代文獻上游牧於西域蔥嶺以西中亞河中地區的康居西北部鹹海一帶與裏海北岸的奄蔡人）進攻可薩帝國以削弱可薩帝國對克里米亞地區、內高加索以北地區和高加索山兩側內外高加索周邊地區的控制，拜占庭帝國同時也與建國者為瑞典維京部族並統治著烏克蘭草原上眾多東斯拉民族部族的新興於黑海北岸烏克蘭草原的基輔羅斯公國和解結盟，除了向基輔羅斯公國傳播東正教派基督教，拜占庭帝國也提供新興的基輔羅斯公國包括軍火生產與軍事技術在內的各項工藝技術以及各種學術知識，基輔羅斯公國在拜占庭帝國支持下攻陷了可薩帝國首都而滅亡了可薩帝國，拜占庭帝國也因此再度掌握了聯結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絲路貿易北線貿易路線。

 

蒙古西征之後，大蒙古帝國在中亞南部和包括伊朗在內的西亞地區以及中亞北部和包括烏克蘭草原在內的歐洲東部分別建立了伊兒汗國與欽察汗國。長年與伊斯蘭勢力交戰並控制著西亞一帶絲路貿易南線貿易路線且極為重視商業貿易的伊兒汗國自然地受到西歐基督教國家的喜愛而樂於與之進行絲路貿易東西方商品交換貿易，但伊兒汗國卻快速地走向崩潰並使西亞地區陷入長年戰亂，絲路貿易的南線貿易路線也由是受阻；而在途經黑海北岸的絲路貿易北線貿易方面，由於欽察汗國屬於阿爾泰語族蒙古系草原游牧民族卻征服了屬於印歐語族的基輔羅斯公國，西歐各國於是轉而透過源自基輔羅斯公國的羅斯人所建立的諾夫哥羅德共和國進行間接轉手的絲路貿易北線貿易，義大利半島北部東西兩側的熱那亞共和國與威尼斯共和國也在黑海北岸的烏克蘭草原上建立起殖民地以便進行絲路貿易北線貿易並因此與欽察汗國之間衝突迭起。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後，除了征服了多瑙河以南包括希臘愛琴海地區在內本為東羅馬帝國核心領土的巴爾幹半島南部地區魯米利亞 (Rumelia) 地區並因此掌握了黑海、愛琴海、地中海、紅海與印度洋等地中海東岸遠程貿易航線以及絲路貿易南線貿易路線之外，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征服了保加利亞並將之納為行省以及擊敗羅馬尼亞各公國並將瓦拉幾亞與摩達維亞兩公國納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自治附庸國以掌握黑海西岸與巴爾幹半島北部的糧食生產出口。

 

莫斯科公國崛起並逐步擊敗金帳汗國與建立俄羅斯帝國之後，俄羅斯帝國眾多貴族領主等不在籍地主以及哥薩克軍團也長期透過向西歐各國出口烏克蘭與俄羅斯所生產的穀物糧食以換取外匯並用於購買法國與英國等西歐各國的紅酒、瓷器、時尚服飾與繪畫等藝術作品等精緻工藝奢侈品。為了加速俄羅斯帝國的工業化發展與商業經濟發展，繼沙皇尼古拉一世於十九世紀中上葉推動農業制度改革之後，尼克拉一世之子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也在一八六一年頒布《二一九法令》宣布解放農奴，但除了賦予農奴完整的自由公民權利之外，十萬餘領主控制的大量農田交付當時俄國既有的農村基層組織村社公社並照依領主和農民協商結果以及公社內部分配等方式將農地分配轉交給農民，地主的損失由國家債券和農民付款賠償，而國家債券則由獲得土地的農民分四十九年繳交補償金給政府來清償，地主因此透過利用由分得農地的農民分四十九年繳交補償金做為實際清算清償準備的國家債券獲得了資本而得以用於投資於俄羅斯帝國的工業化發展與商業經濟發展，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採取的工業化發展策略實際上仍然是農業支持工業的策略，而分得農地的農民為了分年繳交補償金實際上仍然是採取出售餘糧給出口俄羅斯糧食給西歐各國的俄國或西歐糧食貿易商以換取俄國貨幣並用於繳交補償金的個體農地經營策略並因此不得不獨自面對國際糧食市場上糧食價格漲跌不定的種種風險，俄羅斯糧食貿易商出口所收購俄羅斯糧食給西歐各國後獲取的外匯除了用於購買法國與英國等西歐各國的紅酒、瓷器、時尚服飾與繪畫等藝術作品等精緻工藝奢侈品之外也有部份用於投資較易回收而較有利可圖的部份俄國新興工業發展。

 

事實上，證諸史實，繼十三至十四世紀間逐步擊敗分裂衰退中的蒙古金帳汗國並脫離與金帳汗國間的臣屬關係而正式獨立的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於一五六九年透過盧布林聯合合併為君合國波蘭立陶宛聯邦並遷都華沙之後，儘管波蘭立陶宛聯邦迅即取代金帳汗國的蒙古韃靼人而成為東歐大國，但由於波蘭立陶宛聯邦廣大領土各地眾多的貴族領主實際上也是經營大莊園商業性生產大宗糧食穀物作物並輸出西歐各國的商業性農業生產，各自出口所屬領地大莊園大宗糧食給西歐各國換取外匯而不必經過華沙王室節制的各地貴族領主勢力極為龐大，採取半聯邦半貴族式共和制的波蘭立陶宛聯邦號稱第一共和國但實際上建國未久的一個世紀之內各地貴族勢力就已然不斷累積增強而華沙中央王權的政經勢力則隨之逐漸衰落，波蘭立陶宛聯邦因此內部動亂迭起而中央王權政經控制力持續衰落並因此使得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綜合國力不斷削弱，國勢日衰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也因此在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一七九五年受到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與普魯士王國三大中東歐強權國家的三度瓜分而終至亡國。

 

因此，略加仔細考察歐洲東部與黑海沿岸古代至現代早期的歷史可知，具有墨西哥灣暖流—北大西洋暖流調劑的海洋性氣候故而氣候較為溫煦的萊茵河流域日耳曼地區高盧地區以及具有地中海型氣候的地中海沿岸地區向來利於發展紅酒與各種金屬與非金屬工藝，塞爾特人在萊茵河以西的高盧地品與英吉利海峽對岸的不列顛群島建立了許多擅長遠程貿易的城邦國家，萊茵河東岸的日耳曼地區也建立起許多擅長開礦與金屬和非金屬工藝的日耳曼部族城邦，其後，隨著羅馬帝國的征服與建立行省，萊茵河東西兩岸等歐洲西部地區進一步建立起更多具有包括上下水道在內更加完整都市規劃的羅馬式城市與羅馬行省並因而得以加入了由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所建立的橫跨大西洋與地中海以及橫跨歐洲東西部以及近東黎凡特地區及至於北非地區的廣泛遠程貿易系統之中，萊茵河東西兩岸的高盧地區與日耳曼地區、不列顛群島、義大利半島、伊比利半島以及希臘半島和愛琴海地區等歐洲西部地區因而向來做為工藝技術發達以及進一步發生工業革命與工業技術擴散的歐洲經濟體系的工業與貿易高度發達的核心地帶，相較之下，本質上為大陸性氣候故而氣候風大寒冷且年日照量不足的歐洲東部與黑沿岸則自古以來均由貴族領土統治而其經濟型態也自古以來均為由貴族領主等大莊園土地所有者所經營的以人口稠密而著重工藝生產故而糧食生產不足的歐洲西部地區為最主要出口市場的大莊園商業性穀物糧食生產以及木材等天然資源大宗原物料生產的工業不發達而貿易活動單調而主要為糧食等大宗原物料出口的邊陲地帶，其中，人口稠密的萊茵河岸的日耳曼民族部族甚至有不少過剩人口不得不東向另覓土地與發展，除了越過易北河向施普雷河畔以及波羅的海南岸的波美拉尼亞地區移民殖民之外，萊茵河流域的日耳曼各部族剩餘人口也利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基督教在日耳曼地區廣泛傳播以及羅馬教廷建立後發起討伐教化異教徒的十字軍戰爭的機會而建立起條頓騎士團進入波羅的海南岸今日為波蘭北部的普魯士地區建立起在歐洲東部的殖民地新興日耳曼國家普魯士大公國並嚴密控制了波羅的海南岸海岸地帶的自波羅的海海底沖刷上岸的琥珀採集與琥珀寶石工藝貿易，此外，來自萊茵河流域的日耳曼移民所建立的寶劍騎士團也在一度包括今日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等地的波羅的海東岸利沃尼亞 (Livonia) 地區建立政權與城市並有許多日耳曼商人在當地城市從事琥珀等遠程貿易，同時也有許多日耳曼人進入屬於西斯拉夫民族的今屬捷克的波希米亞地區從事礦業等工藝工業與貿易商業等經濟活動，可以說，自古以來，向來是由歐洲東部與黑海沿岸的歐洲經濟體系邊陲地帶向做為歐洲經濟體系核心地帶的歐洲西部提供糧食、木材與礦產等大宗原物料並向歐洲西部進口工藝工業製造業產品乃至於包括紅酒與時尚服飾等高階工藝產品與奢侈品，而透過來自萊茵河流域的日耳曼過剩人口與行旅商人的向歐洲中部的東向移民殖民以及透過來往捷克等中歐地區的日耳曼行旅商人在中歐地區各地眾多城市的繁忙貿易活動，包括礦業與琥珀寶石加工業等初階工藝工業也隨之向歐洲中部擴散而因此逐漸浮現了介於歐洲西部核心地帶與歐洲東部邊陲地區之間的半工藝工業化的做為核心地帶工藝工業生產活動的產業鏈必要補充的半邊陲地區，其後，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其後的奧匈帝國以及普魯士王國—德意志帝國最終在政治上與軍事上乃至於貿易體系上進一步統一整合了萊茵河流域與日耳曼地區等位於歐洲西部地區的歐洲經濟體系核心地帶的東半部以及捷克等中歐地區的歐洲經濟體系半邊陲地帶，由於在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後工業化相較於英國和法國等工業化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相對較晚，位於歐洲西部歐洲經濟體系核心地帶東半部的普魯士王國—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於是採取經濟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所主張由絕對主義國家主導並帶動包括運河與鐵路等基礎建設以及從釀酒、紡織到鋼鐵等各種輕重工業的各種工業投資與技術革新的國家經濟學工業化經濟發展政策。

 

故而，透過考察歐洲東部與黑海沿岸的歷史脈絡可知，史達林時代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與以各個五年計畫為核心的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計畫經濟體制真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策略實際上的政策目標即在於沿續與全面集中力量加速推動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俄羅斯帝國時代已開始推動的工業化發展策略以擺脫位於歐洲東部與黑海北岸的俄羅斯只能做為歐洲經濟體系之中工業與商業不發達而只能出口糧食給歐洲西部核心地帶並因此造成政治體系易於破碎而易受外來控制的無法內生自主推動工業化發展的不發達邊陲地區的落後從屬地位，而史達林採取的策略即為由蘇聯國家政府集中收購餘糧並不再如過去俄羅斯帝國時代的私人糧食出口商出口而改由透過蘇聯國家政府統一出口糧食以換取外匯，再由蘇聯國家政府將出口糧食所獲取的寶貴外匯統一用於購買推動俄國工業化所必需的工業設備並藉此集中力量加速推動俄國的工業化以俾促進俄國經濟工業化的發展以及提供有利民生福祉的農業機械與電力供應等民生輕工業產品乃至於加強建設捍衛蘇聯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所必要的軍事工業研究與發展量產。

 

為了提供生物科學理論以論證支持農業集體化政策可以超越植物物種條件與氣候自然條件的天然限制而快速全面提高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並因此得以更快速地以農業支持工業加速蘇聯的工業化發展以及推動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體系與共產主義社會經濟體系的快速發展，史達林因此支持了李森科的拉馬克主義式的獲得性遺傳學而否定孟德爾的基因遺傳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四八年八月間召開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中，李森科稱自己的獲得性遺傳說為米丘林生物學，李森科並在八月會議中主張米丘林生物學是唯物主義的並因此是社會主義的也因此是無產階級的，李森科並批評孟德爾—摩根遺傳學是唯心主義的並因此是反動而形而上的也因此是資產階級的。史達林死後，儘管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間的蘇共二十大之中提出祕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並讉責史達林發動史達林大清洗等罪行，然而，由於赫魯雪夫時代的經濟政策著重於推動農業改革以擴大穀物生產，其中，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八年取消了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義務交售制而改為農產品收購制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以提高農民的農業勞動生產誘因與動機，赫魯雪夫同時也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間動員數十萬志願者前往蘇聯東部的哈薩克與西伯利亞落戶大規模開墾荒地四千萬公頃，而為了擴大發展蘇聯畜牧業以提高蘇聯的人均肉類、牛油與黃油產量，赫魯雪夫認為玉米大量生產對美國的畜牧業發展頗有助益，遂要求蘇聯的玉米種植面積必須在八年內由一九五三年的三百五十萬公頃快速大幅提高至一九六○年的兩千八百萬公頃，因此，赫魯雪夫時代的蘇聯仍然繼續支持李森科的獲得性遺傳學以支持開墾哈薩克與西伯利亞荒地以及大量種植玉米以輔助畜牧業發展的農牧業增產政策。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被迫下台，蘇聯生物學界才得以清除李森科學說。

 

儘管一九五八年蘇聯農業豐收而哈薩克與西伯利亞墾荒區的穀物收穫高達五千八百五十萬噸而佔全蘇聯糧食總產量的四成以上，但到了一九六○年代，哈薩克與西伯利亞墾荒區開始發生嚴重風沙侵蝕等生態災難反撲，數十萬公頃新開墾的土地因此毀壞廢棄，此外，由於玉米是乾熱氣候作物，蘇聯許多地區日照量不足因而玉米經常無法結穗，赫魯雪夫的玉米種植計畫因此受到集體農場農民成員的消極抵制而最終走向破產。

 

事實上，就氣候條件而言，儘管歐洲東部與黑海沿岸土壤肥沃而年降雨量豐沛，但由於地近西伯利亞而屬於大陸性氣候，受到西伯利亞與蒙古冷高壓影響而冬季苦寒低溫又風暴頻繁且年日照天數與年日照量也因此明顯不足，農業作物等植物生長季節明顯偏短而又因大陸性氣候低溫風大而抽芽後植株成長明顯受限，並因年日照量相對不足而結穗量也相對受限，故而，受到墨西哥灣暖流—北大西洋暖流以及地中海型氣候調劑而屬於海洋性氣候的歐洲西部的萊茵河流域的小麥等穀物糧食作物播種耕耘後可以生產播種量七倍的穀物，但歐洲東部的波蘭與烏克蘭等地則只能生產播種量四倍的穀物，因而可知，歐洲東部與黑海沿岸的農業生產力與糧食產量受限氣候條件本來就不如萊茵河流域等歐洲西部平原沼澤地區，即使透過肥料改良與品種改良等農業技術改良與增加農業機械等資本投入也不可能無限制地大量增加農業生產力與糧食產量，而增加人力勞動力投入自然也受限於自然的氣候條件而不可能無限制地大量增加農業生產力與糧食產量，因此，李森科所主張拉馬克主義式的獲得性遺傳學在農業政府上實質上即為主張只要政府有決心增加投資農業技術改良與農業機械等資本投入以及農民有決心加強投入農業勞動即可以克服與超越歐洲東部與黑海沿海自古以來的氣候條件而無限制地大量增產糧食，由此亦可見，事實上，李森科所主張拉馬克主義式的獲得性遺傳學就其意識型態屬性而論其實具有李森科自己用來批評孟德爾—摩根遺傳學的唯意志論傾向以及唯心主義傾向。

 

事實上，如果略加考察中國歷史，我們將會發現，一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考察中世紀至現代早期的英國經濟發展之後所提及的位於倫敦的英格蘭王室與國會政權透過稅制與政府補助等政府政策以鄉村農業的農牧業生產剩餘來支持城市工藝產業與內外貿易發展，以鄉村農業支持城市工藝製造業發展以及城市近程與遠程貿易發展的策略在先秦時代以降的歷朝歷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其實也經常出現。

 

西周中後期的周厲王為了個人奢侈享樂導致國家財政財用不足而對山川林澤進行國營壟斷的專利政策，周厲王對於井田之外的民眾本來可以以時入山林合理使用的山川林澤公有地改採專利政策並派遣衛巫監視捕殺對專利政策表達異議者最終引發了周王朝首都鎬京內的國人暴動，周厲王不得不自鎬京向東北出亡於汾水流域的彘，厲王出奔後，宗周鎬京的周王朝中央政府在由周定公和召穆公安撫國人沸騰的不滿情緒之後由周定公和召穆公根據周王朝中央貴族推舉透過六卿合議的執政方式代理政事，史稱共和行政。

 

到了春秋時代，春秋時代第一個提出尊王攘夷的霸主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在齊桓公支持下全面推動有利於齊國富國強兵的諸多政治經濟政策，管仲正式廢除周初封建以來早已因為大量新墾私田的出現而日益失去實際意義的井田制度而承認了土地私有制並允許自由買賣，在農業稅制上，管仲採取「相地而衰征」的根據各等級田地實際農業產量而決定徵稅等級的實物稅制以調動農地所有者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管仲也為齊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包括郡縣制度雛型的地方基層行政組織與基層官吏選任制度並正式建立起常備軍制度，而為了充分利用齊國位於山東半島的漁鹽之利以推動經濟開發和充裕國家財用，管仲採取了「官山海」與「正鹽策」的經貿政策，即鼓勵國人煮鹽再由政府出價徵收後以高價轉賣給其他位於華北內陸缺乏鹽礦又無海鹽生產的其他諸候國，而為了取得更多海鹽供應來源以俾進行國營海鹽出口轉口貿易，管仲開放了齊國與自周初齊國分封以降不時與齊國有著領土衝突的與上古傳說時代的黃帝部落聯盟同屬阿爾泰語族的東夷族酋邦國家萊國之間的漁鹽貿易，專利專買專賣的國營海鹽出口轉口貿易的龐大利益讓齊國得以減少農民的農業稅賦負擔並為齊桓公推動尊王攘夷、稱霸天下的高度擴張性外交軍事對外政策提供了絕對必要的充裕財政經濟支撐基礎，而在城市建設方面，由於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之間周初封建後各諸候國的土地開墾與經濟發展均有著長足進展而各諸候國的軍政實力也因此有所擴張，各諸候國與周邊東夷族和戎狄等等部族酋邦國家之間的領土衝突也不斷增加擴大，再加上不斷擴張的土地開墾與經濟開發需要城市市場做為固定交易場所以及信用交換固定場所，春秋初期包括齊晉等國在內的各諸候國紛紛增加了新興城市的興築，管仲認為「地不闢則城不固」而主張選擇土地肥沃而有著山林與大河水澤供應民用並堪為屏障的「不傾之地」興建城郭城市，而為了推動城市工藝製造業與城市近程和遠程貿易等城市經濟發展，管仲也在包括齊國首都臨淄在內的齊國各城市實施「凡仕者近宮，不仕者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的城市機能與士農工商職業的分區分工，而為了進一步鼓勵促進城市近程與遠程貿易經濟發展，管仲主政下的齊國也推出了「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的各種租稅優惠以吸引遠近貿易行旅行商樂於前往齊國各城市從事各種近程與遠程貿易沽動並藉此進一步擴大開發齊國位於山東半島近海地帶地理位置所帶來的漁鹽之利相關海洋與內陸之間貿易路線必經通道的各種出口與轉口貿易交易經濟利益，此外，由於管仲推動的經濟貿易政策有利於齊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城市近程與遠程貿易經濟快速發展擴張，但如此一來勢必造成齊國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為了穩定物價以穩定鄉村農民與城市工人的基本生活安定以穩定社會而避免出現物價騰飛造成民不聊生與社會動亂並進而為齊國的總體經濟健全平衡發展提供必要的安定平穩社會環境，管仲也進一步提倡推動了透過國家政府調控調節貨幣發行、糧食價格等民生物價乃至於經濟開發與對外貿易擴張速度的「輕重之術」穩健平衡的總體經濟發展政策。

 

到了戰國時代，由於鑄鐵冶煉技術與鑄鐵柔化技術的發明，鐵製農具進一步普遍，再加上冬小麥耕種技術的小麥一年兩熟制農業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的快速推廣以及成書於戰國時代卻偽託傳說時代的夏王朝開國君主大禹所作的《尚書‧禹貢》對於當時中國九州南北各地山脈河流以及植被物產乃至於各地各種土壤類型的性質與肥力的詳盡分析整理，戰國時代的農業技術與農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的成長發展。

 

春秋時代中期以降，北方黃河流域華夏文明核心在所的中原地區由姬姓大國晉國長期主持對抗崛起於長江中下游而屬於苗瑤語族的南蠻大國楚國勢力向中原地區擴張的尊王攘夷大業而晉國也因此長期做為中原地區的盟主霸主大國，春秋時代末葉，晉國國內韓趙魏三家大夫最終在晉陽之戰聯手攻滅試圖全面壓制三家大夫勢力並圖謀獨霸晉國朝政而甚至進一步如田和代齊由田齊政權取代姜齊政權般取代姬晉政權的大夫智伯勢力並瓜分其領地之後，韓趙魏三家大夫進一步瓜分了晉國公室的殘餘直屬領地而僅保留了晉國故都絳與曲沃給晉國公室，三家大夫最終在公元前四○三年由成周的周威烈王封為諸候而正式地瓜分了晉國，三家分晉也因此成為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的歷史時代分界時間點。戰國初年，據有晉國土地肥沃的精華地區核心領土的魏國在魏文侯魏斯的領導下推動了戰國時代第一次的變法以追求富國強兵，魏文侯任用子夏的學生、長期鎮守魏國西北邊境對抗秦國的李悝為相推動變法，除了興築漳水等魏國各地主要河川流域的水利建設、削弱世襲貴族並依能力選拔官吏、改革軍事制度並建立武卒制精兵考評獎勵制度以及制訂《法經》明確規範了官員的升遷獎懲、軍功的獎勵以及各種刑法制度來鞏固變法後新社會經濟制度能夠在有明確法律規範的國家強制執行力支持下確實執行實施，李悝也廢除了井田制度而允許土地私有買賣並針對魏國國境內的所有土地進行測量以根據土地肥力產量建立合理稅制以及根據土地高下肥瘠將農地分配給農民，李悝同時也推動「盡地力之教」的農業政策以鼓勵魏國人民開墾荒地並推廣精細耕種的精耕集約農業，李悝推動的「盡地力之教」也鼓勵農民同時耕種不同種類的糧食作物以提高糧食產量並避免栽種單一糧食作物造成荒年時或特定糧食作物病蟲害發生時的糧食歉收總體情勢因栽種單一糧食作物而更容易惡化深化，而為了防範商人在豐年低價收購糧食剝奪農民獲利而在荒年高價出售囤積居奇的糧食而使得「穀賤傷農、穀貴傷民」並因而造成城鄉工農生計有所困難並進而引發社會動亂，李悝主政魏國推動變法時也推動實施《平糴法》調節糧食買賣價格，由國家政府在豐年時出面以合理價格收購農民超量生產的農產餘糧以免商人藉機壓低糧價大量囤積糧食卻傷害農民合理利益，而在荒年時則根據災情而釋出官方糧倉儲糧而以平價出售糧食給工藝製造業工人等城市居民，藉此避免商人在荒年趁機抬價而以不合理高價出售豐年時低價向農民買進而囤積居奇的私人糧倉儲糧而因此在荒年因商人趁機哄抬糧價而傷害民生以及避免在荒年因為糧價高漲而造成民生困難的市場失靈問題以及避免因此不時引爆往往易於擴散而又總是難於收拾善後的社會動亂。

 

李悝變法獲致了廣泛的成功，李悝變法之後，魏國的農業生產與經濟發展有了長足的成長進步，富國強兵後的魏國向西擊敗了秦國攻取了洛河以東的秦國領土西河五城建立了河西郡並攻滅了太行山東麓由屬於阿爾泰語系半農半牧草原民族北狄白狄一支的鮮虞部落聯盟仿照東周各諸候國國家建制而建立的酋邦國家中山國，魏國由是一躍而為戰國時代初期的霸主強國，於是，戰國時代各個主要大國也紛紛開始效法魏國的李悝變法而推動因地因時制宜的各自版本的變法圖強軍政經改革政策。

 

魏文侯死後，與李悝一樣曾拜子夏為師且曾擊敗秦國奪取西河五城的西河郡守名將吳起受到繼位的魏武侯的猜疑而不得不投奔楚國，見到魏國李悝變法後魏國因之國富兵強且對外擴張屢屢得手的楚悼王於是任用吳起為令尹推動變法，吳起變法後將所制訂的法律向一般民眾公布而使官吏和民眾都能知曉遵從，由於進入戰國時代之後各諸候國之間的戰爭規模因為幾經兼併戰爭之後各存續諸候國的國家規模日趨大型化且各諸候國的軍隊規模也隨之大幅擴充而不斷趨於擴大而更為慘烈，此外，擁有較高定居農業技術等高度發展工藝物質技術文明的各諸侯國與各諸侯國周邊尚處於部落社會或部落聯盟酋邦國家社會文明發展階段的各原始部落和部族酋邦國家之間的兼併戰爭的發生頻率也日益頻繁，而各諸候國與周邊部落聯盟酋邦國家之間的戰爭規模也隨著各諸侯國的國家規模因兼併戰爭而不斷擴大且軍事技術不斷進步因而軍隊規模隨著常備軍制度的建立而不斷擴大而日益趨於擴大且更為慘烈，吳起變法的重點自然更加著重於全面強化有著問鼎中原之志而與上古傳說時代的蚩尤所部九黎部落聯盟同屬苗瑤語族的位於長江中下游南方大國楚國的軍事力量，吳起變法裁減不必要官員職位並削減官吏俸祿而將國家預算集中運用於強兵，吳起變法同時也削弱以屈景昭三家大夫為首的楚國世襲貴族勢力，吳起建立新法明確規定已封君的貴族已傳三代者取消爵祿並停止對疏遠貴族的按例供給，為了強化楚國對廣大領土內邊遠地區的控制力並鼓勵開墾荒地以充裕糧食生產與促進經濟開發，吳起同時也下令將國內貴族派遣到地廣人稀的偏遠之處以移民實邊並推動新農地開墾與擴大經濟開發，吳起變法同時也改革楚國的城郭城市建築技術，廢除兩版垣法而改採可使城郭防禦更為強固的四版築城法先進築城技術並依此強化建設楚都郢的城郭城防建設，吳起變法後，軍事技術與軍事力量大為增強的楚軍向南攻打征服百越各部族而將洞庭湖與蒼梧郡納入楚國版圖，強大的楚國大軍隨後也北上支援趙國攻打魏國，飲馬黃河的楚國大軍切斷了魏國經濟重心與產糧畜馬大郡河內郡與魏都安邑之間的聯繫，中原大地為之震動而各諸候國也因此更加敬畏吳起變法後日益強大的楚國。

 

周初封建時，本為與商王朝王室同屬阿爾泰語系鳥圖騰部落聯盟且服色尚黑的殷商封土貴族嬴秦氏因支持商王朝對抗周武王而被擊敗並西徙轉封於秦邑（今甘肅天水）而為周王朝戍守西垂，其後，嬴秦氏在西土之地不斷與西戎各部族酋邦國家連年苦戰而終於在周王朝的西土邊陲站穩腳跟鞏固了國家規模，周宣王之時，秦仲與其子秦莊公接連與周宣王合作討伐西戎各部族酋邦國家，秦莊公最終率領周秦聯軍攻克犬丘之地並遷秦都於犬丘，周宣王並封秦莊公為西陲大夫；西周末年的犬戎之禍後，秦襄公出兵保護周平王東遷成周雒邑，周平王於是封秦襄公為秦伯而位列諸候，周平王並賜秦襄公以岐以西之地而盟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襄公以降的秦國君主遂據此歷經數代百餘年苦戰而終於逐一攻滅犬戎等西戎各部族酋邦國家並拓展疆域至周故地岐山一帶及其之外，秦國同時也藉機收攏農業工藝技術較為先進的周王朝遺民勢力而稱霸西土，秦穆公之時，秦國攻打西戎與戎狄各國而闢地千里，秦國國境南至秦嶺、北至朐衍戎（今甘肅鹽池）、西達狄道（今甘肅臨洮）而東抵黃河。

 

到了春秋時代中晚期，在殲滅了西戎各部族酋邦國家並鞏固了在西土的勢力之後，秦國試圖進一步東進中原核心地帶卻一再受阻於長期主持尊王攘夷大業的姬姓強國晉國，秦國不得不再度轉向經略西土，秦國的軍力國勢也因為歷次秦晉戰爭而多有消耗並連帶造成秦國朝政一再動盪不安，三家分晉後，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而使得繼承了晉國地力肥沃而商業繁榮的中原地區核心領土的魏國因此國富兵強並由是成為戰國初年的霸主強國，魏文侯隨即派遺大將吳起攻打軍力國勢衰落的秦國而奪取了關中地區的河西五城並設立河西郡，秦國只得退守洛水一線，長年以來意欲東進攻取中原核心地帶肥沃土地與繁華貿易路線大城的秦國的國家發展自是受到重大障礙。

 

秦獻公自流亡地魏國返國兵變奪權繼位後開始銳意改革，除了廢止已有近三百年歷史的國君貴族逝世下葬時的人殉以維護秦國的勞動力之外，秦獻公也自舊都雍遷都渭北平原東部水利發達而良田處處且又是通往三晉的貿易路線所必經繁榮商業貿易樞紐的櫟陽，秦獻公也推動「初行為市」的經濟政策，在國都櫟陽等秦國各大城市設立近程與遠程貿易市集位置、明確規範市場規則、明訂度量衡制度以及明確化相關稅制以明確建立調節市場交易秩序並藉此促進秦國的經濟發展，秦獻公同時也繼秦簡公時的「初租禾」而推動「戶籍相伍」的取消國人與野人城鄉界限而提高鄉村野人社會地位的使秦國由村社制轉化為國家控制下自耕農制的基層社會行政組織制度的戶籍制度以便於基層行政管理以及徵兵徵稅和徵派徭役，秦獻公同時也在新征服的邊境要地設縣以加強軍政控制並加強中央集權統治控制。而在對外擴張方面，秦獻公繼位之初就曾發兵攻打渭水上游與建國四川東部的巴國（巴國部落聯盟酋邦國家初起於湖北西部而後發展至四川東部與湖南西部和陝西東南部，除了羌族系部落，巴國也吸納了不少中國西南四川雲貴一帶可能屬於南亞語族或者與古百越同樣屬於壯侗語系的諸多百濮部落，巴國曾為羌族系的夏部落聯盟所建夏王朝的屬國並將司法權等部份國家權力讓渡給夏王朝，商夏之際，巴國支持夏王朝對抗與屬於阿爾泰語族的東夷族同源的商部落聯盟並在夏王朝覆亡後收容大量夏王朝遺民而不時與商王朝對抗，巴國後來加入了同屬漢藏語族羌族系的姬羌同姓周王朝部落集團並參與了周武王的伐紂之役）以及建國四川西部的蜀國（古蜀國源起自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與蠶叢氏古羌族部落聯盟，古蜀國羌族系酋邦國家後來在成都平原留下了漢文典籍所稱魚鳧朝的三星堆遺址等具有自身鮮明特色的青銅器文化與玉石象牙器遺址，商王朝時古蜀國首度出現在中原地區的商王朝的甲骨文文字記載之中，古蜀國後來也曾加入同屬漢藏語族羌族系的周王朝部落集團的周武王伐紂之役）同屬於漢藏語族羌族系的獂戎而迫使羌族領袖向南出走至河湟谷地之外的賜支河以西數千里，然而，秦獻公隨後卻接連敗於三晉中的韓國和趙國，其後，在秦獻公改革有成而使秦國國力有所恢復之後，秦軍接連擊敗魏國為首的三晉各國大軍，秦獻公領導下，秦軍在洛陰擊敗了魏韓聯軍、在石門山大敗魏軍並斬首六萬以及隨後在少梁再度擊敗魏軍。

 

秦獻公死後，秦孝公繼位，為了收復河西失地，也為了改變僻居雍州又不參與中原各諸侯國盟會的秦國被戰國七雄中的山東六國視為偏遠夷狄的地位並重建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秦孝公任用自魏赴秦的商鞅為左庶長推動變法，秦孝公首先依商鞅之議頒布《墾草令》要求透過削弱貴族與官吏特權並讓秦國貴族加入農業生產活動以及實施統一的租稅制度等改革來刺激農業生產成長，秦孝公隨後推動第一次變法，廢除世卿世祿制度並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明令軍法並獎勵軍功、改革戶籍制度並實施什伍連坐法、建立小家庭制度並重農抑商而獎勵耕織以及制訂秦律嚴懲私鬥，第一次變法後，秦國國力軍力開始強大並在西山擊敗韓國，秦孝公並與魏惠王在杜平會盟而打破了長期以來秦國不與中原諸侯會盟的局面；其後，商鞅主政下的秦國開始推動第二次變法，為了向函谷關以東擴張發展，秦孝公下令依魯衛國都規模營造位於關中中部的新都咸陽，第二次商鞅變法同時也進一步推動「開阡陌封疆、廢井田、制轅田、民得買賣」以廢除貴族世襲領地權利並允許土地由平民私有買賣，商鞅同時也進一步推動廢除分封制而建立縣制以及執行分戶令並加徵口賦以藉此促進有助於農工勞動力成長與軍隊兵員兵力成長的人口成長以及藉此連帶促進秦國農工經濟成長與秦軍軍事力量擴充，此外，為了充裕政府財政與供應軍械軍需，商鞅變法也實施鹽鐵官營政策，設置鹽官與鐵官壟斷鹽鐵生產銷售，此外，商鞅也進一步推動「平斗桶、權衡、丈尺」以統一度量衡以及「燔詩書而明法令」以杜絕流行並統一思想，第二次變法之後，秦國國力軍力更為強大，秦孝公遂於公元前三四二年派遣太子駰率領西戎九十二國朝見周顯王而確立了秦國西方霸主的地位，秦國並在元里之戰攻破魏國西河長城的重要據點元里並占領少梁接連多次發動針對魏國的戰爭並完全奪回了西河之地，秦國在奪回河西之後進一步攻佔了曲沃等魏國黃河南段以西的所有土地而控制了東進中原的門戶並為爾後統一六國創造了有利條件。

 

秦孝公死後，大良造商鞅終因秦國貴族的集結反撲誣陷而慘死並被車裂分屍，但商鞅變法所建立的秦國社會、經濟、軍事根本性制度改革卻大致上成功地保留了下來並為爾後秦始皇統一全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後秦國國力日益強盛，直至秦王政之時，連原本做為韓國間諜的水利工程師鄭國說服秦王政興築連結涇水和渭水間的水利設施鄭國渠以便消耗秦國國力於水利建設並因此而一時之間無暇東進兼併，但秦王政察覺後仍然繼續完成鄭國渠的水利工程建設，完工後鄭國渠灌溉關中農田四萬餘頃而使得位於西鄙年雨量稍有不足的半草原半森林地帶的關中平原轉為沃野千里而農業生產力也因此大為提高，秦國自此更為富彊而再無荒年並因此進一步具備能夠以軍事力量吞併山東六國統一天下所絕對必須的糧食、經濟與財政基礎。相較於秦國的商鞅變法，三晉之中位於北方邊地的趙國雖有趙武靈王仿效匈奴騎兵推動胡服騎射的軍事制度改革並建立起中國第一支制式騎兵部隊，然而，趙國卻從未能夠推動整全性的社會、經濟與軍事制度的根本性變法，於是，儘管趙國在趙武靈王推動胡服騎射的軍事制度改革與建立強大的制式騎兵部隊後攻滅了被魏國攻滅後重建的中山國並北破林胡、樓煩兩個游牧民族酋邦國家並於其故地設立雲中、雁門與代三郡，儘管趙國在趙武靈王推動胡服騎射的軍事制度改革與建立強大的制式騎兵部隊後擊敗了山東六國中國力強大的齊國並奪取許多領土以及數次擊敗關東六國奪取土地而在關東聲望日上且不時產出趙奢、廉頗與李牧等極善用兵的名將，然而，趙國的總體國力與軍事力量最終仍然因為缺乏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變法而缺乏農業與工藝製造業提供豐沛民用軍用物力生產以及缺乏包括商業貿易在內的繁榮經濟發展提供充裕的財政支持，於是，在秦趙兩國大軍因為秦國奪取自韓國的上黨郡的歸屬問題爆發曠日廢時的長平之戰最終以缺乏戰場實戰經驗的趙將趙括輕敵冒進深入秦軍陷阱而敗於秦將武安君白起並造成趙卒四十萬人為白起所統率在長平前線多年苦戰而死傷亦已慘重的秦軍所坑殺之後，趙國國力軍力也就從此一蹶不振而再也無法阻礙秦國吞併山東六國統一天下。為此，主張變法圖強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就曾作詩「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盛讚商鞅變法所達成功改變國家命運的富國強兵宏大成就。

 

戰國時代以降，為了有效因應華北的中原地區宜於精耕農業地帶的融合祖先族系來源不一而成的華夏民族漢民族開始建立日益完善的國家建制和軍隊建制以及隨之而來更為嚴密的領土邊境與人口往來武裝行政控制能力，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漠南與漠北一帶主要為屬於阿爾泰語系的蒙古系、突厥系與滿—通古斯系各部族為主但也包括部份屬於印歐語系的斯基泰部族乃至於部份屬於滿藏語系的羌族系部族乃至於部份已習於精耕定居農業的祖先族系來源不一的再度半游牧化的漢人部族等各游牧民族部落集團開始廣泛結盟並出現廣泛的文化與基因交換而開始出現跨民族聯盟並開始具有仿效自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地區日益強大的各諸侯國的酋邦國家與首都和貿易城鎮等城市建制，其中由中國東北地區到內外蒙古再到新疆地區分別出現了東胡、匈奴與月氏三大主要勢力，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繼位，商鞅變法成功後的秦國國勢日盛，為了制衡秦國日益穩固的霸權，魏國主持下韓趙魏燕楚齊等山東六國結合建國陝甘北部與寧夏一帶的義渠之戎部落聯盟酋邦國家與匈奴部落聯盟發動函谷關之戰聯兵發攻秦但終敗於秦軍，到了戰國時代末期，匈奴勢力日益強大且經常南下牧馬攻打劫掠採取精耕定居農業的中原地區各諸侯國的北方邊境以奪取從事絲路貿易所需要的中國工藝產品商品乃至於草原荒年之時所必需的糧食等民生物資，位居北方匈奴邊境上的秦趙燕等國紛紛築起長城以防禦匈奴騎兵大軍南下牧馬，秦惠文王死後，秦武王繼位卻死於意外後，秦武文之弟秦昭王之時攻滅了義渠之戎酋邦國家並於其故地設置了隴西、北地與上郡三郡並開始築起長城以防禦匈奴等塞外草原地帶的各胡人部族的部落聯盟酋邦國家，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後，派遣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蒙恬奪取了匈奴控制的河南地河套地區，匈奴頭曼單于因此不得不率部北徙漠北，秦始皇死後不久，秦二世無道，繼位後重用宦官趙高而任其接連殺害李斯與蒙恬等文武重臣，關東六國故地於是起義四起，頭曼單于死後繼位的冒頓單于向東擊敗臣服了東胡、向西擊敗驅逐了月氏，冒頓單于隨後向南擊敗臣服了白羊河南王與樓煩並趁秦末天下大亂之際奪回了河套地區的匈奴地與朝那和膚施等郡縣，冒頓單于銳意經營擴張性軍事外交政策之下，匈奴帝國東達遼河流域、西達蔥嶺、北抵貝加爾湖而南至鄂爾多斯高原與秦長城並將其軍事、外交與貿易影響力大幅延伸至中亞草原的繁榮興盛絲路貿易之上。

 

入漢之後，戰國時代的韓國王族宗室之後韓王信因起兵響應劉邦起義攻打韓地而被漢王朝分封於潁川一帶並以三晉地區的商業貿易大城、戰國時代早期的韓國故都陽翟為都，其後，漢高祖劉邦擔心韓王信封地為貿易戰略要地而未來會造成威脅，遂以防禦匈奴為名將其封地北遷於太原並以晉陽為都而後依韓王信之請改都接近防禦匈奴前線的馬邑，其後，匈奴冒頓單于進攻馬邑，劉邦懷疑韓王信暗通匈奴而去書譴責，韓王信擔心被殺而遂以馬邑之地向匈奴請降並與匈奴聯兵揮師南下攻破雁門關而攻下太原郡，劉邦遂親率三十二萬大軍出征匈奴與韓王信聯軍並接連得勝而迅即攻下太原郡，韓王信逃奔匈奴，其餘部另立戰國時代的趙國王族宗室之後為王而聯合匈奴繼續攻漢，冒頓單于派左右賢王各率一萬多名騎兵大軍南下晉陽策應，漢軍在晉陽擊潰了匈奴大軍與韓王信殘部，漢軍騎兵也在擊敗了在樓煩西北河套地區再度集結的匈奴軍隊，劉邦於是自晉陽率騎兵北進平城而周勃所率步兵部隊奉命轉攻樓煩東南三城卻未能立即跟上，輕敵的劉邦因此被匈奴大軍圍困於平城一帶的白登山，幾經談判，冒頓單于開圍一角讓劉邦所率漢軍撤出包圍圈，其後，周勃所率步兵大軍趕到平城而與劉邦所率漢軍騎兵聯手再挫匈奴大軍，白登之圍後，冒頓單于所部匈奴勢力仍不時寇邊劫掠，歷經秦末大亂的漢王朝無力再戰，劉邦於是不得不改採和親政策以維持長城南北兩大帝國間的和平，漢王朝並以和親封賞的名義賜予匈奴帝國進行絲路貿易與草原民生所必需的絲綢與糧食等精耕定居農業社會物產。

 

漢高祖劉邦死後，漢惠帝在太后呂后干政的陰影下僅在位七年即抑鬱而終，呂后於是臨朝稱制，呂后稱制後，除了大封諸呂，呂后也廢除秦始皇之時所制定的挾書律並鼓勵民間獻書朝廷以恢復舊典，而在對外政策方面，呂后除了整建長安城之後，對於塞外匈奴呂后最終因顧慮「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對冒頓單于向其本人求婚的耀武揚威無禮之舉多有忍讓並繼續採取和親政策與絲綢等實物封賞政策。呂后死後，漢王朝開國功臣周勃與陳平會同齊王劉襄起兵盡殺諸呂而改立代王劉恆為漢文帝。

 

漢文帝即位後採取黃老治術，對內謹慎處理各諸侯國的問題以避免衝突，漢文帝同時也興修水利並廢除肉刑，輕刑罰而減賦帑，對外則對在軍臣單于領導下一度入侵漢王朝的上郡與雲中郡並不時寇邊劫掠的匈奴帝國繼續採取和親政策以維護和平，與民休息之下，漢王朝的經濟發展與財政民生均有所成長而漢王朝也因此轉而強盛安定。

 

漢景帝之時，聽從御史大夫晁錯之議下令削藩，漢初封建之時，劉邦顧慮吳郡地近閩越與東甌兩國而民風慓悍且江東故楚人士可能不服漢王朝統治而分封騎兵將領劉濞為吳王統轄東南三郡五十三城並定都廣陵，吳王濞開發豫章郡的銅礦鑄造私錢以及在東海煮鹽，漢文帝時，吳王濞沿續春秋時代吳王夫差所開鑿的連結魯中南與蘇北一帶的沂沭泗河水系與淮河而南通長江並終於江淮之間長江北岸的揚州的邗溝運河而延伸開鑿連結揚州至長江北岸各城市的邗溝運河南段鹽河運河（老通揚運河）以促進坐擁東海漁鹽之利的吳國的鹽業運鹽等交通貿易經濟發展，由於不必納稅，積極發展交通開發經濟的吳國經濟財政因而極為富裕，吳王濞並藉此招納工商與擴充吳國軍隊以進一步擴張其割據勢力，吳國也因此成為不臣之藩，漢景帝下令削藩後，吳王劉濞遂與楚王劉戊帶領聯合不願接受削藩的七諸侯國以清君側名義稱兵作亂，漢景帝太尉周亞夫與大將軍竇嬰率兵鎮壓才平息了七國之亂而弱化了各諸侯國的郡國並行制並在關東各地強化了漢王朝長安中央政權的郡縣制中央集權統治控制力。和漢文帝一樣，漢景帝任內的對內政策採行黃老治術，減少刑罰賦稅並興修水利奬勵農業，漢王朝的經濟發展與財政民生因此有了進一步的高度成長，天下太平而有了盛世景象；在對外政策方面，儘管匈奴仍然不時寇邊，但治下漢王朝綜合國力已有所成長的漢景帝仍然限制對匈奴用兵規模以避免大規模戰爭，漢景帝同時也繼續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以維持和平並為漢王朝的民生經濟發展成長提供絕對必要的和平穩定外在環境基礎。

 

歷經號稱「文景之治」的文、景兩朝之後，歷經七十年的休生養息，漢王朝的民生經濟大為恢復，商業貿易也達臻鼎盛，《漢書‧食貨志》記載文景之時的漢王朝農業生產之豐收增產與城市經濟之發達繁榮時寫道「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武帝繼位後，在對內政策上，漢武帝全面加強中央集權，在處理關東各劉姓諸侯國的問題方面，記取漢景帝依晁錯之議發布削藩令卻引發七國之亂的前車之鑑並參考漢文帝時賈誼所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漢武帝發布了《推恩令》，規定諸侯王除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地位相當於縣並改歸各郡管理而不再受諸侯王國管轄，使得「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漢武帝更一度因征南越需要軍費孔急而呼籲列國列侯主動捐納軍餉卻未得到熱烈響應，漢武度於是下令掌管天子府庫私庫的少府嚴加審查列侯上繳助祭太廟的酎金成色並最終使得一○六名列侯因此被削奪列侯爵位，是為酎金失侯，此後，封國勢力愈分愈小而勢力也因此大為削弱；而在漢王朝中央與地方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漢武帝一方面在長安中央朝廷建立以尚書和常侍等親信侍從來協助皇帝議政的內朝並在達成決策後再交由丞相等外朝官員執行以便強化以皇帝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另方面，在地方行政體制上，漢武帝設置十三州部並設立本屬監察官性質的刺史並在京師七郡設立同屬監察官性質司隸校尉以藉此加強地方治理，而在中央與地方官吏的選拔制度上，漢武帝建立了察舉制以有系統地選拔人才任命官職並以征辟制為其補充。漢武帝同時也依大儒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上舉結束了先秦以降「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百家爭鳴學術文化而使儒學成為往後兩千年中國政治與社會經濟的基礎思想，漢武帝此舉除了「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的文化意義之外，其政治目的應在利用儒家思想敦化民風以便漢王朝鞏固權威並更易於統治文景之治後商業經濟日益繁榮的漢王朝社會經濟體系裡可能開始出現的自由異議思想；漢武帝並依董仲舒之議設立太學以獎勵儒家學術與教育選拔官吏，此外，漢武帝也在掌管雅樂的太樂之外另設樂府收集民間歌辭入樂，漢武帝之時並曾頒布能夠精確計算日月蝕周期與行星會合周期的太初曆以取代日益失準的漢初採用的屬於古六曆之一的顓頊曆。

 

而在對外政策上，漢武帝繼位之初即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希望聯絡被匈奴老上單于擊敗後西走位於蔥嶺以西的河西地區粟特地區並征服了阿姆河以南的大夏而重建國家的大月氏以圖共同夾擊匈奴卻未獲大月氏首肯，而由於匈奴軍臣單于在漢武帝繼位後不到十年即遣使向漢武帝請求和親，漢武帝一度繼續與匈奴進行和親政策，但在馬邑之戰試圖誘殲匈奴軍臣單于所部大軍卻被被軍臣單于識破後，沉寂多年的漢匈戰爭於是再度全面爆發。漢王朝車騎將軍衛青率萬騎出上谷直搗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帝國政治中心與進行具有交感巫術泛靈論性質的薩滿教騰格里信仰的祭天聖地蘢城之後，漢武帝接連動員大軍北伐匈奴，衛青與李息再出雲中而取得河南之戰的勝利果實並在奪取自匈奴的河套地區建立了朔方郡，霍去病則出隴西殲滅了匈奴渾邪王所部大軍並追擊匈奴至焉支山以西千餘里，霍去病因此取得了河西之戰的勝利果實並在奪取自匈奴的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酒泉、張掖與敦煌等河西四郡，匈奴部族為此哀嘆「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害怕匈奴單于追究其損兵折將遂率部向漢軍投降，其後，霍去病再度率漢軍北伐兩千餘里，擊敗匈奴左賢王而殲敵七萬餘並向北追擊至狼居胥山（肯特山），霍去病於是在狼居胥山舉行了祭天典禮並在姑衍山（汗山）舉行了祭地禪禮以宣揚漢王朝國力國威，霍去病隨後一路向北追擊至翰海（貝加爾湖）才收兵回師，於是「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其後，西羌諸部與匈奴聯手再度進攻漢王朝，漢武帝為此聚積十八萬騎兵北巡以展示國力、震懾匈奴；漢武帝末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再度率漢王朝大軍兵出五原北伐匈奴，李廣利率大軍深入大漠千餘里追擊匈奴直至燕然山（杭愛山）但最後卻兵敗於匈奴，李廣利投降匈奴而士卒死者數萬人，消息傳到長安，漢武帝終於下定決心檢討調整外交戰爭等對外政策以避免漢王朝如秦王朝般快速覆亡，漢武帝因此決定停止對匈奴用兵並為此頒布《輪台詔》公開宣言「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漢武帝死後，歷經號稱「昭宣之治」的昭、宣兩朝的與民休息的休生養息對內對外政策之後，漢宣帝之時，漢王朝派遣五名將領率漢軍騎兵十六萬支援可能屬於印歐語族的位於天山北路的西域大國烏孫的五萬騎兵共擊匈奴並再度擊敗了匈奴帝國從而取得了漢王朝對匈奴戰爭的最後勝利。

 

漢武帝一朝，由於變更了白登之圍後漢王朝對匈奴帝國長年採取的和親政策與封賞政策而再起漢匈兩大帝國戰端，再加上漢武帝同時接連南征東甌、閩越與南越而於其地設立郡縣直接統治並冊封西南的滇國與夜郎以及東征衛滿朝鮮，此外，漢武帝同時也西向遠征臣服位於蔥嶺以西中亞費爾干納盆地的屬於印歐語族且深受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歷經擊敗征服控制小亞細亞、埃及、兩河流域與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下廣袤波斯帝國以及泰爾古城等波斯帝國屬國後直抵中亞費爾干納盆地南緣的錫爾河流域且隨即橫掃中亞並進一步南征印度後新興的國際化希臘化文化影響的大宛國，漢武帝任內連年對外征伐，龐大的軍費負擔壓力下，國家財政自然快速地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一如法國波旁王朝的太陽王路易十四世執政末期因連年內外爭戰所造成的法國財政困境，大發戰爭財的富商大賈的富可敵國又與長安中央政府困窘的財政狀態形成鮮明對比，史稱「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與打擊為富不仁的大商人的暴利，漢武帝從桑弘羊之議實施鹽鐵官營專賣，中央政府在鹽鐵產地分別設立鹽官和鐵官而實行統一生產與統一銷售並將利潤全歸於國家所有，鹽鐵官營專賣使國家獨占國計民生意義最重要的手工業與商業的利潤以支付營造上林苑等皇室開銷與支應再度爆發的漢匈戰爭等巨額軍費支出，不必增加人民賦稅卻能夠大幅增加國家收入，然而，鹽鐵官營專賣制度實施後卻也造成不少官鹽價高味苦和鐵製農具粗劣不合用之類的弊端。桑弘羊並推動均輸法，下令各郡設均輸官將各地進貢物品運往缺乏該類貨物的地區出售獲利再於適當地區購入京師所需物資，以便節約水陸運費而又能調節物價，桑弘羊的均輸法實質上乃為具有奪取大商人轉運各地商品以賤買貴賣的龐大獲利而將於歸於國家財政的充裕財政功能並另外加上具有調節物價功能的設定民生必需物質價格上限的雙重制度，然而，均輸法卻引來不少與民爭利、均輸官吏貪污卻往往無助平抑物價的種種爭議譏評。桑弘羊也推動類似戰國初期魏國李悝變法時所推動《平糴法》的平準法，由國家政府在產量大而價格低之時購入糧食與日用品等各種民生必需工農用品並在產量大幅減產之時以相對於購入價格與當時利率水準而言已相對高價但相對於市場失靈下的市場價格而言仍屬相對平價的官方價格出售給一般工農大眾以便在經濟欠佳的荒年維持基本民生需求不致匱乏，但平準法仍然引來了許多與民爭利、官吏貪污卻又不是真正有助平穩物價相關的爭議。

 

除了實施均輸法與平準法，為了快速擴張財政收入以因應緊急的軍情與緊迫的軍需軍費，除了鬻武功爵以一時快速增加財政收入應急之外，漢武帝在桑弘羊的建議下恢復了漢高祖時一度實施的向大商人徵收重額財產稅的算緡稅制，桑弘羊並向三老與北部邊境騎士之外的運輸工具如馬車與船隻徵收私人運輸工具財產稅的算商車稅制，商人商用馬車船隻的稅率往往為一般民眾的兩倍，而由於大多數商人對於算緡和算商車稅制採取不合作策略回應，漢武帝於是下令告緡，發動天下平民告發逃漏稅者而獎勵金額甚至可達偷保稅額的一半，告緡實施後「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並沒收了大量私有土地，國家收入因此一時大增，但中等以上商人卻也往往因告緡而宣告破產者，告緡、均輸法與平準法也因此大大地阻礙了漢王朝的商品經濟發展。

 

而為了進一步打擊大商人的暴富並西漢初年以降幣制混亂而郡國與商人私鑄盜鑄的銅錢數量過大而混亂失控而又往往劣幣逐良幣所造成貨幣發行失控問題以及穩定漢王朝的金融市場，漢武帝即位後將地方郡國的鑄幣權統一收歸中央政府並接連推動六次幣制改革而統一發行含銅量成色幣值穩定的五銖錢，漢武帝因此得以全盤控制調節漢王朝經濟體內貨幣供給的有如現代國家體制下的中央銀行般的國家貨幣發行權並藉此穩定了漢王朝的金融市場，漢武帝同時也藉著掌握壟斷性單一國家貨幣發行的鑄幣權與國家貨幣發行權而因此獲得如同鑄幣稅的中央政府財政利益。

 

此外，為了增進糧食生產與農業發展以支應前線軍糧軍需並促進民生經濟發展，漢武帝也在全國範圍內興修了龍首渠與六輔渠等眾多水利工程，漢武帝同時也提倡推廣新式耕種制度，西漢王朝的農業生產因此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增產。

 

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瓦解了統一中國南北結束三國時代分裂局面的晉王朝的中央與地方封國軍事防禦力量，其後，五胡十六國與南北朝的大分裂時代帶來了北方民族與西方民族的反覆入侵內徙與極為廣泛的血緣與文化語言融合以及帶來了南方民族在南下的中原地區具有較進步農業與工藝技術的漢人新增移民壓力下的進一步漢化精耕定居農業化，在五胡亂起的中國北方，拓跋氏領導的鮮卑部落集團繼符堅領導的氐族部落集團與慕容氏領導的鮮卑部落集團之後而崛起於中國北方，在統一了長城沿線的華北北部並遷都平城而稱帝建立北魏帝國之後，北魏隨即在長城沿線抗擊壓制新近崛起於大漠南北的先祖源自東胡的屬於阿爾泰語族的柔然游牧民族部落集團，解除了柔然的威脅後，北魏得以集中全力統一華北各地並最終攻滅占據絲路貿易路線要道河西走廊的北涼（月氏被匈奴冒頓單于擊敗後大部西遷蔥嶺以西重建國家而稱為大月氏，部份未隨多數月氏部族西遷的月氏殘部與當地漢藏語系羌族系的氐羌部族雜居而成的小月氏，北涼可能即為小月氏後裔盧水胡所建）而完全統一中國北方、建立北朝，其後，北朝北魏帝國進一步攻打臣服了位於天山南路塔里盆地東側一帶並東通河西敦煌而扼制了絲路貿易路線要衝的西域七強之一、可能由屬於印歐語族的吐火羅部族所建而西漢以前國名本為樓蘭的西域大國鄯善，北魏帝國也因此一度控制了西域地區以及絲路貿易利益，然而，其後不久，西域地區與絲路貿易利益終究再度落入強大的游牧民族帝國柔然的控制之下，在盤據北方草原大漠南北柔然帝國的長期威脅下，北魏帝國雖然軍力鼎盛並曾數次擊敗劉宋南朝但終究因為必須維持大軍在長城沿續的北方六鎮防範柔然帝國而無法集中兵力統一中國南北。

 

由於中國北方歷經八王之亂至五胡亂華之間無日無之的連年戰亂而直到北朝北魏帝國統一北方才終於再度稍稍穩定下來，北魏帝國先是推行計口授田制以促進開發北魏境內因戰亂造成的廣大無人荒蕪區域與整理北方各地塢堡富人豪強長年兼併土地下所有權與使用占有權高度混亂的問題並藉此恢復農業生產，其後，推動鮮卑漢化政策的北魏孝文進一步頒布均田令而推動均田制以便促進有助經濟成長的農業增產以及有助勞動力與軍力成長的人口繁衍。

 

北魏之後，隋王朝與唐王朝均推行均田制並在均田制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寓兵於農的府兵制，唐王朝並在均田制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了租庸調稅制，規定農民以穀物等實物繳納田租（租）與地方貢物（調）並得以納絹抵折力役（調），惟唐中葉後人口成長且土地兼併再起，男丁所得分配田地不足而又必須負擔定額的租庸調稅額，農民無力負擔而逃亡者眾，安史之亂後，唐王朝中央朝廷的軍費負擔遽增，唐德宗之後遂改採銀錢納稅的兩稅法。而除了本質上為農業稅與人頭稅的租庸調稅制，為了充裕中央政府財政，唐王朝在各郡設立均輸官而實施唐王朝版本的均輸法，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由郡國徵收來的租賦財物並加以轉運轉售調節價格以力求「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王朝並設置水陸轉運使和水陸發運使以掌管大運河等諸道水陸交通要道的糧食運輸，安史之亂後唐王朝並設置了鹽鐵使以管理再度實施的民間製造、官府統購批發專賣的鹽專賣制，唐王朝鹽專賣制補充政府財政的程度最終甚至達到了「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的程度，鹽鐵使同時也管理銅鐵銀錫等金屬礦物的礦場開採冶煉並負擔課稅，由於主管礦冶，鹽鐵使往往也兼管鑄錢或兼領鑄錢使，鹽鐵使並經常與主管糧食運輸的水陸轉運使合併官署機關為鹽鐵轉運使，唐代後期，主管不同財政部門的鹽鐵使、度支使、戶部使合稱三司，至唐末三司主管與機構合併為一職而為三司使。

 

唐代之後，宋王朝同樣設置鹽鐵使主管鹽政與食鹽專賣制度，西夏邊境的邊民往往運販西夏的青白鹽進行私鹽買賣而東南沿省各地也紛紛出現私鹽買賣而甚至有私鹽鹽商坐擁百艘以上武裝私鹽商船並兼營海盜活動。元代之時，私鹽更盛，山東與河北沿海也出現了以海船從事私鹽買賣的私鹽鹽商勢力。到了明代，明太祖根據海鹽和岩鹽池鹽等鹽場所在而設立全國分區製鹽賣鹽的食鹽專賣制度以充裕財政，而為了鼓勵商人協助政府運輸糧食至防範元末返回塞外的蒙古各部的北方邊塞，洪武大帝實施開中法，運輸糧食至邊塞的商人可以換取至鹽場支鹽的憑證鹽引並取得銷售食鹽的專賣資格，其後，為了籌措鄭河七大西洋的龐大費用，明成祖下令設立鹽務衙門並設立鹽卡徵稅，由於鹽商獲利極鉅而官鹽品質又因各區鹽場日曬不同和岩鹽池鹽品質不同等因素造成製鹽品質不一且官鹽價格亦因富豪納糧佔有鹽引並賤買貴賣哄扣價格而往往價格偏高，中國各地民眾因此自然產生了跨出官方所劃定分區以獲得廉價高品質食鹽的私鹽需求，私鹽鹽枭也因之應運崛起，私鹽鹽枭甚至造起有武裝人員保護的遮洋大船縱橫長江中下游各地並往往兼營海盜事業，明代不時實施綱鹽法與折色法等鹽政改革但總是成果有限。清代同樣實施分區製鹽供鹽而劃分全國為九大鹽區，清代鹽商分為負責鹽場收鹽的場鹽和負責運鹽賣鹽的運商，鹽商獲利頗豐而成為鉅富者眾，揚州鹽商之富豪奢糜已到了鹽商有富裕財力而能夠獨立興建園大十里而有百間房的亢園等私人林園的程度，可以想見，清代兩淮和長江中下游一帶的私鹽鹽枭勢力自然也是極為強大而甚至進一步組織幫會等私人武力而能夠動用武力私鬥保護私鹽運輸買賣，清道光年間依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陶澍之議廢綱鹽法而改行票鹽法，但改行票鹽法卻只是稍減官鹽鹽商的豪奢財力卻總是依然無法抑制私鹽鹽枭鹽幫的龐大獲利與強大勢力而甚至不無可能因為官鹽獲利轉薄而使部份官鹽鹽商轉營私鹽或兼營私鹽而因此反而助長了私鹽鹽枭鹽幫對鹽業的影響力，到了清朝末葉，太平天國敗亡後，部份太平軍北竄會合與私鹽鹽枭鹽幫相關參與者具有一定關聯的反清農民民變起義軍捻軍並協助捻軍重建具有十餘萬騎兵部隊且改採靈活機動戰術的新捻軍，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直屬滿清宗室非漢族騎兵大軍因此在剿捻作戰中於一八六五年五月間受到新捻軍的埋伏聚殲而全軍覆沒，僧格林沁被殺，華北震動、北京戒嚴，清王朝急令曾國藩剿捻，但由於缺乏北方各省各路剿捻軍隊的統一指揮權而各省各路軍隊又各有私心意圖保存實力或爭搶功勞而不願配合曾國藩的堅壁清野長期包圍後再逐次縮小包圍圈的策略，新捻軍突破湘淮兩軍包圍攻入湖北並突破開封—朱仙鎮間的賈魯河防線攻入山東，慈禧太后於是下令兩江總督李鴻章接替其恩師曾國藩指揮剿捻作戰，李鴻章於是全面動員李鴻章主持洋務運動多年之下洋槍洋砲等新式裝備遠比曾國藩創建的湘軍更為完整的淮軍投入剿捻作戰，為了籌措軍費剿捻軍費，兩江總督李鴻章於是責令長江中下游各地經營官鹽鹽票鹽業的票商鹽商捐助軍費，由此可見，官鹽鹽商與私鹽鹽枭鹽幫直至清末仍為鉅富且仍然擁有著極度複雜的政商關係以及對清王朝中央與地方各級官員具有極為龐大的政商影響力。這是後話。

 

無獨有偶地，自從一二四六年法國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在隆河口三角洲建立第一個地中海港口城市艾格莫爾特（鹽場）而建造大量的海水蒸發池製鹽開始並利用國營鹽場製鹽賣鹽收入充裕國家財政之時起，歷代法蘭西王室控制著法國各地陸續開設的諸多鹽場與製鹽賣鹽收入，法蘭西王室並不時加徵稅率不一的臨時性鹽稅加貝爾稅以支應第七次十字軍東征軍費等各種王室與政府財政支出，做為一種間接稅，加貝爾原本的課徵對象尚包括食鹽以外的床單、小麥、香料和酒等農業和工業商品，後因容易被視為苛捐雜稅而僅保留鹽稅加貝爾一項，其後，一三四一年三月十六日，瓦盧瓦王朝的腓力六世建立了法國第一個永久性的王室加貝爾（鹽稅）以支應王室開銷和戰爭軍費等政府支出，其後，自十四世紀中葉直至二十世紀中葉，歷代法蘭西王室與法蘭西共和均徵收鹽稅，各省均有生產食鹽的鹽倉以供應該省省內食鹽需求並便於法蘭西王室和政府以固定的價格收購食鹽而後以附加鹽稅後的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進行銷售，而且，一如明王朝與清王朝治下的中國，根據鹽稅起徵歷史以及各地區與法蘭西王室之間的各種歷史性協議內容，法國各省區被劃分為各自鹽稅鹽率制度極為不同的六個鹽稅地區，重鹽稅地區包括巴黎盆地的法蘭西之島等法國西北部印歐語系西日耳曼民族法蘭克人部落聯盟所建立的法蘭克王國時代起就屬於法國的古老省份，微鹽稅地區包括地中海岸與隆河下游的法國東南部，滷水鹽地區包括法國北部諾曼第地區的海鹽鹽場並為法國王室鹽倉的重要製鹽來源之一，鹽場地區包括古屬中法蘭克王國的弗朗什—孔泰地區、洛林地區與亞爾薩斯地區，鹽場地區的法律容許私營商人參與零售與批發銷售鹽品而不是全由政府官員監督管制，贖回地區包括大多使用奧克語方言的法國西南部阿基坦地區部份省區與法國中部部份省區，由於十六世紀初葉至中葉贖回地區各省區曾爆發抗繳鹽稅的叛亂，一五四九年，贖回地區各省區與瓦盧瓦王朝的法蘭西王室達成協議由當地公民付給法蘭西國王一筆金錢以贖回永遠不必繳交鹽稅的權利，法蘭西王室在贖回地區各省區只能徵收鹽的運送稅，免鹽稅地區包括法屬法蘭德斯地區、部份普羅旺斯地區與法屬庇里牛斯山周邊地區等許多位於法國四方邊境的外圍省區，免鹽稅地區各省區在加入法蘭西王國之前曾與法蘭西王室達成協議，以不將免鹽稅地區各省區納入徵收鹽稅的管轄範圍做為加入法蘭西王國的條件。由於各鹽稅地區的鹽稅稅率差距極大而批發與零售鹽價也因此差距極大，各鹽稅地區居民食鹽消耗量差異也極大，一七七三年時，羅亞爾河北岸屬於免鹽稅地區的布列塔尼半島的鹽價低廉而為一米諾特（約四十九公斤）三十一蘇，而羅亞爾河南岸屬於重鹽稅地區的鹽價卻高達一米諾特五百九十一蘇，隔著羅亞爾河一水之隔的南北兩岸的鹽稅鹽價差距竟然高達十九倍，可以想見，法國各地未依法繳納鹽稅的私鹽仿冒鹽商的食鹽走私活動自然極度盛行並獲利頗豐又往往被法國民眾視為抗稅英雄，法蘭西王室只好動用被民眾稱為鹽稅官吏的海關警衛來搜查逮捕私鹽仿冒鹽商，然而，這些鹽稅官吏卻往往利用職權進行無理由搜索民眾或進入民宅搜索等違法亂紀行為而經常受到鄙視厭惡，而在做為布列塔尼半島與安茹兩地界河的羅亞爾河部份河段，為了嚴厲壓制對付法國內部不同鹽稅地區之間獲利頗豐且因而嚴重侵蝕國家重要財政收入鹽稅的食鹽走私活動，法蘭西王國不得不在本就負責查察鹽稅的海關警衛之外在沿岸城堡長年駐紮高達三千名士兵的龐大軍隊來對付猖獗的私鹽走私活動。

 

歷經安史之亂後晚唐一系列內外動亂以及五代十國的分裂動亂之後，宋太祖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的策略廢除各地節度使並改以朝臣出鎮諸郡，趙匡胤採取重文抑武的政策避免唐末至五代間的藩鎮割據問題，卻因此造成北方重鎮燕雲十六州已落入北方新興契丹游牧民族部落聯盟大遼帝國（契丹先祖源自屬於阿爾泰語族的東胡，唐太宗時契丹各部臣屬於唐王朝，唐王朝曾於其領地設置松漠都督府）之手的宋王朝軍事力量積弱不振，而在中國西北，由屬於漢藏語族羌族系的党項羌族部落聯盟酋邦國家所建立的西夏也接連攻下本為宋王朝控制的河西走廊與蘭州等地而對宋王朝造成嚴重威脅——初唐時，党項羌族原本世居於四川西北的松潘高原，安史之亂後，同樣屬於漢藏語族的漢族所建立的吐番帝國趁機入據絲路貿易要道河西走廊並壓迫党項羌族，党項羌族於是在唐王朝的協助下北遷陝北，其後党項羌族平夏部部族首領拓跋思恭因出兵協助唐王朝平定黃巢之亂有功而被詔封為夏州節度使並賜號定難軍，党項羌族部落聯盟自此領有夏銀一帶，五代十國時，夏州党項羌族極力鞏固領土且避免介入中原各路勢力之間的爭戰而相繼北方的五代諸國與繼起的北宋王朝為宗主國，宋太宗試圖進一步控制夏州政權卻引來党項羌族夏州政權的反撲，党項羌族政權接受大遼帝國策封為夏國王，正式建國的西夏隨即接連發動大軍相繼攻佔宋王朝控制下的河西走廊與河套各地並攻下蘭州而控制了絲路貿易必經通道，不少經營絲路貿易的西域商旅只好避開西夏控制的河西走廊而改走稱為吐谷渾路的經柴達木盆地北緣的河湟之地沿著湟水一路旅行到達出產絲綢等絲路貿易所集中交易的奢侈品中國商品的宋王朝領土，除了壟斷絲路貿易的貿易利益，西夏國內自身也出產味甘價廉而可與宋王朝商人交易大量糧食的青鹽等岩鹽和池鹽、以夏國劍聞名的冶鐵鍛造製品以及包括曾記載於《馬可波羅遊記》的白駱駝毛所製白氈等名貴外銷商品各種氈毯；為了應付對抗盤據北方的大遼帝國與盤據西方的西夏帝國等嚴重威脅，宋王朝的軍隊編制極為龐大而高達一百二十萬以上且軍費開支也快速成長以至於「養兵之費，在天下據七八」，而為了避免藩鎮割據而改派朝臣出鎮邊地卻造成將不專兵而軍紀不明並因此使得宋軍嚴重缺乏訓練，此外，由於重文輕武而禮遇士大夫，內外官員的員額一再膨脹而導致冗官冗費耗用財政快速增加，而執政大臣施政態度高度保守，因循故法並坐視豪強地主一再兼併土地，軍人與士大夫更擁有極大的特權而得以免除賦稅與差役，貧苦工農面臨的苛捐雜稅自是日益沉重而維持生計的生存壓力也因之日益艱難，生計無以為繼的貧苦農民於是或轉職混跡員額日益龐大的軍隊軍籍或參與爆發次數愈來愈多而規模也愈來愈趨強大的匪亂民變，國庫空虛卻又年年入不敷出的宋王朝中央朝廷在文人治國太平盛世的歌舞昇平表面之下實際上早已國計民生千瘡百孔而瀕臨內外崩解與社會經濟崩潰的全面大動亂大崩壞邊緣。

 

宋神宗即位後，考量國計民生與國家財政已陷入入不敷出的財政經濟崩潰嚴重困境之中，宋神宗於是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並隨後升任實為宋代實質宰相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積極推動變法以謀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史稱熙寧變法。

 

在刻不容緩的軍事改革方面，王安石變法實施裁兵法以整頓廂軍和禁軍，裁兵法同時也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以及規定依戰技考校，禁軍不合格者改列為廂軍而廂軍不合格者改列為民籍，而為了改變將不專兵的軍隊組織問題，王安石變法宋初的更戌法改行類似現代士官制度的置將法而在各路各軍隊單位設置將與副將各一名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戰力，王安石變法同時也實施保甲法以組織農民為民兵並防範農民反抗，此外，王安石變法也實施保馬法與稍後改行的民牧法以獎勵西北邊疆人民養馬以供應軍馬需求，王安石變法並實施軍器監法廣設軍器監並招募工匠以改良武器以及增加軍械供應。

 

在官吏選拔制度方面，王安石變法推動太學三舍法主張依太學在學考試將未來的士大夫依能力分舍分等而做為科舉制度的補充，王安石變法同時也推動科舉制度的貢舉法改革，廢明經而存進士，並在進士殿試內容上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

 

在財政改革方面，宋初沿襲晚唐設立三司使主管各財政部門，王安石變法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統籌財政與編訂宋王朝政府的年度預算，制置三司條例司同時也負責研究研擬各種變法政策以規劃財政改革。王安石變法也實施均輸法並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各路發運使負責依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和「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督運轉運各地上供的物資以減少運費和減輕人民負擔；王安石變法針對富戶往往被職役壓得傾家蕩產而甚至造成貧者不敢求富反常現象的社會問題提出「使民出錢僱役」的免役法（募役法），而針對農業稅王安石變法也提出了方田均稅法，方田均稅法規定每年由地方官員丈量土地並評定肥瘠而制度稅額；而針對大商人操縱哄抬城市物價謀取暴利的問題，王安石變法擴大平準法的管制範圍而推動實施市易法，王安石首先在宋王朝首都開封設立市易務並隨後將之升格為都提舉市易司而做為全國市易務的總機構，王安石並在宋王朝境內幾十個主要城市相繼設立市易務，市易務以平價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並儲存至市場缺貨之時以漲價幅度相對合理的相對合理價格出售而利潤歸於政府，市易務並向商販發放貸款，以商販財產做為抵押並以要求商販五人以上為保而年息二分（貸款年利率百分之二十），王安石認為市易法可以達成「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併也」的平抑物價與保護融資能力有限的中小商販以及讓政府藉著依照市場需求量變化調節市場物資供給量的彌補市場失靈政府政策來順便增加一部份財政收入的雙重政策目標。

 

而在農業政策改革方面，王安石變法推出了農田水利法，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之時可以就工料費用向當地受災受惠區域居民依財力分派類似臨時性地方稅的工程預算分擔，若所興修水利工程牽涉地域過大非一州一縣所能勝任則可聯合若干州縣進行相關水利工程並共同課徵分擔相關預算支出，若民力分擔不足以支持興修者則可以向政府貸款而年息一分；針對豪強兼併之家趁農民青黃不接之際發放高利貸以從中盤剝農民甚至進一步趁機兼併土地的問題，王安石變法也推動青苗法，規定由地方政府於青黃不接的夏秋兩季分兩次貸款或貸出糧食給自耕農農村主戶，半年後加息二分（貸款半年利率百分之二十）歸還，青苗法試圖以官方利息利率相對降低不少的官方貸款來取代民間豪強兼併之家幾可謂存心盤剝兼併的極高利息利率高利貸以便達成在一定範圍內保障農民利益同時也將一部份的農業貸款金融利益改歸於政府以充裕財政的雙重政策目標。

 

王安石與宋神宗推動的熙寧變法儘管對於增加國家收入與充裕財政有著積極正面作用，但由於急於求成而推動變法過快配套欠佳以及為了尋求快速補足宋王朝長年的巨大財政缺口難起沉疴而過度著重與民爭利，再加上且具有調節城市物價與保護融資能力有限中小商販社會政策意義的市易法與具有保護融資能力有限中小農民社會政策意義的青苗法的官方貸款利息利率明顯偏高而往往造成擾民與官方謀利爭議，此外，青苗法配套的散俵與抑配辦法具有強制性因而對於不想貸款或不需要貸款的富農反而變成一種變相的加稅新稅目，熙寧變法之後宋王朝朝廷重臣對於變法新法反覆爭議並引發沿續至北宋王朝滅亡之時的新舊黨爭，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儘管有心推動宋王朝經濟、財政與軍事等各方面的結構性全面變法改革以改變宋王朝對外積弱不振而對內民生凋弊的困境，但最終仍然未能改革宋王朝的國勢與最終命運。

 

綜合探討對於中國歷朝歷代變法經驗的歷史考察尤其是對於其中的農業經濟改革與城市經濟改革相關變法政策的歷史考察可知，史達林體制透過推動農業集體化而由蘇聯國家政府統一收購餘糧並統一出口創造外匯而後再將所獲珍貴外匯統一用於購買工業化所需先進機器以支持城市工業化發展的經濟發展策略遠非人類歷史上的特例，史達林體制透過推動農業集體化而進一步以農業經濟支持城市工業經濟發展以及支持地鐵等都市基礎建設的發展策略其實亦非特例，而為了因應採行資本主義的西歐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強權國家意圖消滅以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聯所實行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體制與其所代表的革命性社會制度實驗以及藉此進一步提早扼殺馬克思所預言的世界革命的一切可能性以及為了因應其後快速崛起的德義日等國法西斯主義的反共反蘇侵略傾向等極為迫切的外來侵略或者極為實際迫近的潛在侵略威脅，史達林體制自第二個五年計畫起陸續將部份工業化投資集中於未來隨時可以轉用於協助軍事工業生產發展的重工業並自第三個五年計畫起全面加強軍事工業發展的蘇聯國家工業化發展策略在人類歷史上事實上同樣地也非特例。

 

部份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者批評史達林體制下的蘇聯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發展政策，工業化製造業生產的產品品項與產量均受到蘇聯政府的嚴格管控且其進行工業化生產所必需的工業機器設備往往也來自蘇聯國家政府運用糧食換匯來向工業先進國家統一採購或者由蘇聯國內國營生產後依照五年計畫的各種配額制度統一配發，如此一來，完全受到政府統制的工業化製造業工廠生產勢必因此高度限制史達林體制下蘇聯國內的應用科技乃至於基礎科學的研究發展從而使得蘇聯的科技能力難於追趕工業革命後各領域科技發展日新月益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此外，部份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的評論者也批評，史達林時代對於政治主張或經濟主張與史達林意見不同的黨內外異議份子的史達林大清洗大規模整肅並將許多黨內外異議份子送到位於偏遠的西伯利亞的沿襲自俄羅斯帝國時期所設立卡托加勞改營的古拉格勞改營接受長期勞動改造，史達林體制並於開始推動五年計畫工業化經濟發展國家計畫之後經常將未能達到五年計畫所規定生產要求的勞工送往古拉格勞改營接受長期勞動改造，如此高壓緊張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氣氛以及缺乏自由開放社會文化與學術文化的社會氣氛與學術氣氛同樣也有礙於史達林體制下蘇聯國內的應用科技乃至於基礎科學的研究發展。

 

然而，衡諸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歷史，尤其是考察英國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對於基礎科學和應用科技的研究發展影響最為重大的其實是穩定的英國國內外政治社會環境、持續穩健成長的經濟以及政府對於基礎科學和應用科技研究發展的政府預算支持以及政府法規與政策支持獎勵。

 

歐洲中世紀時期，以羅馬教宗為領導人的天主教會在分裂為鬆散的神聖羅馬帝國等諸多日耳曼民族部落聯盟王國且各國內部又有著以封建制度鬆散結合的諸多地方領土勢力的歐洲西部與歐洲中部成為各日耳曼民族部落聯盟王國之外另一個具有宗教性具負擔知識保存與社會救濟功能的強大單一統治力量。

 

天主教會宗教勢力與政治勢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快速發展擴張必然使得基督教教義的內容必須隨之發展擴展，在基督教教義發展與中世紀歐洲哲學思想發展方面，歷經使徒時期與前尼西亞時期的初代教會時期的自由傳教並使得早期基督教教義日益分歧之後，公元三二五年，頒布《米蘭敕令》而使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取得合法宗教地位並以帝國政策支持基督教發展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開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以解決三位一體論等早期教會的諸多教義爭議，君士坦丁大帝親自出席的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最後決定接受亞歷山卓城教派的埃及亞歷山卓城教會主教阿薩那修斯 (Athanasius) 所主張「聖子與聖父同質」而「本體相同」三位一體教義並通過《新約》正統《福音書》等各篇章重要內容的最終選定而確立了《尼西亞信經》，其後，屬於安提阿教派因此強調耶穌擁有理性、感性與自由意識等人性而主張聖子與聖父「本體相異」並反對三位一體教義的阿里烏 (Arius) 與其教派以及主張「基督二性連接說」並反對聖母瑪利亞崇拜並藉此反對亞歷山卓城教派所主張的基督兩性融合為一新性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脫里 (Nestorius) 與其教派均因質疑三位一體教義而相繼被判為異端並被逐出教會，然而，尼西亞大公會議通過三位一體教義之後，儘管出身羅馬帝國的遠西班牙行省之一貝提卡行省的西班牙南部貿易大港大城塞維亞基督教家庭的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在三七九年的安提阿主教會議之後於三八○年頒布《薩洛尼卡敕令》正式確立信奉《尼西亞信經》與信奉尼西亞大公會議所確立耶穌基督乃為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教義的基督宗教羅馬天主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狄奧多西一世並於三九三年頒布一系列法令正式禁止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習俗，但基督教會內部各教派之間的教義爭議並未立即停止，個人信仰希臘與羅馬傳統多神信仰並崇信神祕儀典而被後代羅馬教會視為背教者的尤利安皇帝即位之後以及信仰阿里烏派的東羅馬帝國瓦倫斯皇帝即位之後，羅馬帝國均因此陷入宗教紛爭所造成的瀕臨全面內戰狀態，於是，北非希波城主教奧古斯丁　(Aurelius Augutinus) 採納了新柏拉圖主義對於上帝的具有神祕主義傾向的絕對超驗的非人格化至善理型太一的上帝觀點而將《聖經》教誨與古希臘哲學和古羅馬哲學融合而建立了強調直觀信仰且強調神祕超驗主義的教父哲學，奧古斯丁主義的教父哲學強啁三位一體教義以及原罪論和救恩恩典觀，為此，奧古斯丁曾與來自羅馬不列顛行省且否認原罪並強調人具有自由意志而可以自行靠上帝給的誡命得救的平信徒修道士與神學家白拉奇長期論戰，奧古斯丁同時也強力反對當時羅馬帝國東部長期盛行的主張接納曾經接受「以經換命」背教妥協的背道者主教的多納教派 (Donatism) 以及具有摩尼教善惡二元論影響的諾斯底教派 (Gnosticism) 並因此與之長期論戰。

 

到了中世紀歐洲，儘管仍然有著高度分裂的西歐各地日耳曼民族部落聯盟王國，但隨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建立鞏固，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以及具有村社公有地的封建制度下敞田制農村村落社會初步穩定重建了歐洲西部各地的農村社會與農業經濟，商業經濟乃至於近程和中遠程貿易與貿易城市經濟也開始逐漸有所恢復，奧古斯丁強調原罪論與救恩論的嚴厲而又具有高度神祕超驗主義傾向的憤怒於人類有原罪卻又耽溺於罪行並因此隨時準備懲罰有罪的人類的嚴厲父親家父長式的上帝形象與耶穌基督形象自然因而不再那麼受到在封建制度政經體制下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體制逐漸穩定下來的西歐各地佃農與領主以及新興工匠階級的熱愛，於是，十三世紀中葉，在其恩師、曾任教科隆多明我會神學院的多明我會神父兼神學家與哲學家大阿爾伯特的影響下，出身義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國且母系血緣可溯源至神聖羅馬帝國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貴族家族的天主教多明我會神父與神學家湯瑪斯‧阿奎那斯 (Thomas Aquinas) 開始運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主張知識只能奠基於人類感官經驗證據而非先驗知識智慧的唯名論經驗主義以及亞里斯多德所發展的用於收集分析人類感官經驗證據的邏輯分析方法來創造性地整合天主教神學與中世紀中晚期在天主教會影響力所及的歐洲西部與歐洲中部各地日漸興起的自然科學，阿奎那斯創建的自然神學認為自然科學乃是可以透過學習和教育來獲得的低階感知經驗而做為高階感知經驗的神學只能透過上帝偶然閃現的神跡和啟示來獲得，阿奎那斯並曾在巴黎大學就學時捲入當時大學與天主教修士之間關於教學自由的大論戰而為天主教多明我會的立場辯護，自然神學於是為天主教神學和自然科學的並存與各自獨立發展成為可能，阿奎那斯同時也進一步有系統地將家族起源可能與希臘化的埃及托勒密王朝有關的托勒密在羅馬帝國的皇帝直屬元首行省埃及行省的亞歷山卓城發展出來的主張日繞地動說的托勒密天文學以及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動植物生物學與氣象學等本質上可受人類感知經驗檢驗的亞里斯多德科學觀全面整合進天主教羅馬教會不可質疑的超驗天主教誨天啟教義之中，阿奎那斯認為人類存在的目標是與天主結合並與天主建立永恆的連結，阿奎那斯並認為，除了透過福樂直觀了解天主的本質並最終在死後獲得完美而無止境的幸福境界之外，人類也可以「因行稱義」亦即於在世時透過耶穌基督的教誨而使其個人意志受其指導而依正直義人所應行的慈善、和平與神聖等義行方向行事而獲得贖罪與救贖，而由於中世紀羅馬教廷與天主教會在當時歐洲西部與歐洲中部神聖羅馬帝國等各日耳曼王國的廣泛政治影響力，阿奎那斯也根據亞里斯多德哲學與政治學而針對天主教教義之中的政治哲學做了一番重新詮釋，阿奎那斯認為，最好的政治制度不是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人或哲學指導的實踐理性產物而一如上帝之城應是天主的同義語並透過耶穌基督的捨身救世因而在《舊約‧創世紀》所記載耶和華創造天地與萬物之後人類歷史的任何時代均有可能實現，阿奎那斯的政治制度觀因此成為認定永恆、完美且全知全能的上帝耶和華所創造的自然狀態中存在固有的正義法則故而具有自然權利論傾向的自然法學的重要倡導者，阿奎那斯的政治制度觀也因此使得更往後時代的憲政革命與憲政主義法律法治制度成為可能，此外，阿奎那斯也第一次將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和《倫理學》翻譯為拉丁文並批注了亞里斯多德的所有主要論文，阿奎那斯因此論證了道德與政治分離分界的可能性並因此影響了本屬統一的拉丁語天主教世界的歐洲西部與歐洲中部在中世紀之後、現代早期在天主教歐洲北部各地相繼發生並迅速開展蔓延的宗教改革運動與政教分離原則的思想發展。

 

然而，儘管阿奎那斯所建構的經院哲學中世紀中晚期天主教教義運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經驗主義邏輯分析方法闡釋了自然神學並因此使得自然科學能夠在經院哲學天主教神學理論容許的範圍內與天主教神學並存而得以在天主教神學之外獨立發展，但由於經院哲學將主張日繞地動說的托勒密天文學以及亞里斯多德基於有限的大自然現象觀察經驗又過度依賴哲學式科學推論而得來的物理學、動植物生物學與氣象學等亞里斯多德科學觀納入本屬超驗天啟的天主教教義之中，因此，經院哲學在容納了具有現代科學方法論精神的亞里斯多德經驗主義邏輯分析方法之後，卻仍然以羅馬教廷與天主教會在中世紀歐洲龐大的政教影響力武斷地支持托勒密天文學和亞里斯多德科學觀並因此而遲滯了天主教歐洲的自然科學自由研究發展。

 

其中，由於透過水波和聲波等波動力學的觀察認為波的傳播必然需要有傳播介質存在，亞里斯多德因此提出了存在做為光波等電磁波以及造成潮汐的天體運動重力波的充塞浩瀚宇宙空間的傳播介質、第五元素乙太的學說，其後，啟蒙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也繼承亞里斯多德的乙太學說而反對遠距作用並認定乙太存在，英國博物學家虎克也提出了基於乙太學說的光波動說，荷蘭數學家與物理學家惠更斯接受虎克的光波動說並進一步用乙太學說來解釋天體力學中的重力作用，連創建牛頓力學的英國物理學家牛頓都承認乙太學說並認為乙太學說可以解釋電、磁與重力等不同的力學現象，直到十九世紀初，英國物理學家湯瑪斯‧楊仍然以乙太學說和光波動說解釋了牛頓環的光偏振現象，而法國物理學家菲涅爾亦以乙太學說和光波動說解釋了光的繞射現象與雙折射現象，連推導出電磁學勞倫茲變換方程組的荷蘭物理學家勞倫茲均無法拋棄乙太學說，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邁克生—莫雷實驗測量地球與做為絕對靜止參照系的乙太的相對速度卻發現真空中任何參照系下光速相同的光速不變定理，而英國物理學家馬克士威所提出的電磁學馬克士威方程組也認定電磁波的傳播並不需要一個絕對靜止的參照系，到了二十世紀初，德裔美籍理論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更進一步提出狹義相對論而在光速不變定理的基礎上大膽拋棄了乙太學說，其後的天文物理現象遠征觀察最終印證了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乙太學說至此才正式地為物理學界所放棄。

 

四世紀末的三七四年，匈人由中亞草原經過裏海攻入頓河流域和第聶伯河流域而征服了當地的屬於印歐語族而源自中亞鹹海北部草原的古奄蔡國西遷部族的阿蘭人各部族和屬於印歐語族東日耳曼民族的東哥德人各部族，匈人緊接著進攻黑海北岸同樣屬於東日耳曼民族的西哥德人各部族，於是，三七六年，東哥德人、西哥德人與汪達爾人等東日耳曼民族各部族以及同樣屬於印歐語族的阿蘭人等黑海北岸與外高加索地區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紛紛在羅馬帝國皇帝的允許下渡過多瑙河南遷羅馬帝國境內各地，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後，遷入羅馬帝國各地的阿蘭人各部族與東日耳曼人各部族起先經常做為羅馬帝國的邊境軍隊兵員來源並有部份淪為奴隸，其後，由於與羅馬帝國之間因不堪奴役重擔等衝突，這些遷入羅馬帝國的阿蘭人各部族與東日耳曼人各部族於是隨即紛紛起兵對抗羅馬帝國而在羅馬帝國境內割據眾多行省而建立部落聯盟酋邦國家並往往緊接著改宗皈依當時幾乎已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基督教各教派並仿效羅馬帝國的軍政建制與法律制度而進一步發展而初具國家軍政建制的各蠻族王國。

 

三七八年，渡過多瑙河南遷躲避匈人入侵後居住於巴爾幹半島的西哥德人率先起兵對抗羅馬帝國，在西哥德人部落聯盟領袖亞拉里克領導下，西哥德人各部族隨後於四○一年自巴爾幹半島攻入義大利半島並於四○八年至四一○年三年間三度包圍羅馬城勒索鉅額贖金，亞拉里克所部西哥德人蠻族大軍並於四一○年攻入羅馬城大掠三日才撤軍，西羅馬帝國依賴東羅馬帝國的出兵支援才勉強維持局面，西羅馬帝國並於四○七年自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哈德良長城以南的海島行省不列顛尼亞行省撤出羅馬軍團以便強化鞏固西羅馬帝國在高盧地區的防禦力量，不列顛當地羅馬—不列顛貴族為此不得不以割讓領土為代價引入盎格魯—撒克遜僱傭兵以對抗不時侵擾英格蘭東部海岸的屬於印歐語族海島凱爾特語支的蘇格蘭一帶皮克特人各部族王國勢力，此前一百多年前，由於羅馬城所在的義大利中部的農業產出與工商經濟活動日益萎縮而資本投資也一再外移，羅馬皇帝戴克里先建立四帝共治的東西羅馬帝國分治制度之時於二八六年被戴克里先任命為西羅馬帝國奧古斯都正帝的馬克西米安於三世紀末將西羅馬帝國首都自羅馬城遷往位於義大利半島西北部的羅馬帝國山南高盧行省商業貿易大城米蘭，此時，由於受到越過萊茵河南下的北方東西日耳曼民族各部族與西哥德人各部族等蠻族大軍的一再侵略，為了方便於東西日耳曼各部族蠻族大軍再度入侵時易於接受東羅馬帝國軍隊援軍再度經由海路出動前往支援，西羅馬帝國遂於四○二年將首都由義大利半島西北部的米蘭再度遷往位於義大利半島東北部的山南高盧行省的具有潟湖與運河相互連接故而海陸交通極為便利且有周邊沼澤保護的亞得里亞海西北海岸優良海港拉文納。

 

其後，西哥德人各部族於四一九年占據位在今日法國南部的羅馬帝國阿基坦高盧行省與納博訥高盧（山北高盧）行省並先後入侵阿蘭人各部族所控制的伊比利半島西部與汪達爾人各部族所控制的伊比利半島西北部和南部而建立定都今日法國西南土魯斯的西哥德王國，西哥德王國隨後成為第一個得到羅馬帝國承認的日耳曼蠻族王國，西羅馬帝國則與西遷至西歐地區的匈人結盟並因此得以接連擊敗了屬於東日耳曼民族西遷部族勃艮第人各部族以及可能屬於印歐語系大陸凱爾特語支高盧民族的薩伏衣人各部族的入侵，四四四年，西羅馬帝國與匈人領袖阿提拉聯軍進攻西哥德王國，但由於西羅馬帝國與匈人部族軍隊之間的矛盾衝突，阿提拉率匈人大軍轉而進攻高盧地區，但由於西羅馬帝國轉而與西哥德王國聯手進攻匈人軍隊，阿提拉最後不得不退出高盧卻隨即於隔年四四五年整軍進攻義大利半島並迅即攻陷西羅馬帝國首都拉文納，西羅馬帝國皇帝南逃舊都羅馬城，西羅馬帝國的天主教會羅馬教宗利奧一世遣使直至波河北岸的阿提拉軍中求和才讓阿提拉同意撤軍議和，阿提拉於四五三年驟逝後，匈人游牧帝國土崩瓦解，然而，阿提拉死後不久，四五五年，在西哥德王國入侵伊比利半島的壓力下轉而渡過直布羅陀海峽登陸北非並占據羅馬帝國阿非利加行省與其首府迦太基城而於四三九年建立汪達爾—阿蘭王國的汪達爾人再度渡海攻陷羅馬城並大掠兩週，天主教羅馬教宗利奧一世再度出面調停之下，汪達爾人才撤軍，此後，西羅馬帝國的實權落入日耳曼蠻族出身的將領之手而西羅馬帝國皇帝也淪為日耳曼蠻族領袖或西羅馬帝國所屬日耳曼蠻族將領的傀儡並不時廢立，西羅馬帝國最後在四七六年被自立為義大利國王並向東羅馬帝國皇帝表面稱臣的日耳曼蠻族將領奧多亞塞所篡，奧多亞塞隨即進攻並占領前西羅馬帝國皇帝尼波斯殘部所控制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的羅馬帝國達爾馬提亞行省，奧多亞塞同時也自汪達爾—阿蘭王國手中奪回了自從羅馬共和國與迦太基共和國之間的第一次布匿克戰爭和第二次布匿克戰爭之後即從屬於羅馬共和國的西西里島。

 

自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紀起，屬於閃語族的來自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腓尼基人部族建立起包括的泰爾和西頓等曾先後出任腓尼基諸城邦盟主的黎凡特貿易大城在內等諸多航海貿易城邦，其中，腓尼基城邦泰爾古城即以採集地中海染料骨螺來萃取生產曾被羅馬人用於為貴族與執政官的托加長袍染色以彰顯尊貴地位的珍貴藍紫色染料泰爾紫而聞名於世，腓尼基人也從此開始逐步建立起龐大的腓尼基人艦隊並縱橫東西地中海各地與各島嶼而建立起廣泛的地中海內海航海貿易路線並在地中海南北兩岸建立起許多的殖民地，迦太基共和國即由腓尼基人所建立的北非海港殖民地發展而來，腓尼基人並先於西西里島上的敍拉古等希臘殖民地的建立而在西西里島西部建立了腓尼基殖民地，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島西部的殖民地隨後落入迦太基共和國控制之下。第一次布匿克戰爭爆發之後，羅馬共和國為了奪取屏蔽羅馬外圍海域的西西里島而開始建立了羅馬海軍艦隊，羅馬共和國隨後更以西西里島為基地進一步大幅擴充了羅馬海軍艦隊的實力。其後，公元前二一八年，因為迦太基共和國與羅馬共和國在伊比利半島發生領土衝突而再度爆發的第二次布匿克戰爭之後，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立即從迦太基在伊比利半島東南部地中海岸的陸軍大營與海軍基地新迦太基率領其本人在迦太基在失去西西里島後新近征服近二十年的伊比利半島建立的強大軍隊中調動步兵十萬人、騎兵一萬兩千人與駭人的戰象部隊進攻羅馬共和國，漢尼拔的大軍沿著伊比利半島東部地中海海岸行軍並沿途征服當地部落，越過庇里牛斯山後，漢尼拔的大軍改為沿著內陸地區行軍以避免過早與羅馬共和國阿基那高盧行省與納博訥高盧行省沿海地區駐紮的龐大羅馬軍團以及與羅馬結盟的當地高盧部族盟友進行損兵折將的大型會戰，漢尼拔所率領的迦太基主力部隊因此僅在隆河流域與屬於大陸凱爾特語支高盧語部族的阿洛布羅基人部落聯盟軍隊爆發遭遇戰並因而損失了一部份有生戰力，其後，漢尼拔所部迦太基大軍隨即出乎意料地不惜在阿爾卑斯山山區地帶開路架橋以強行通過阿爾卑斯山隘口而越過險峻的阿爾卑斯山脈後全軍南下與義大利北部和迦太基結盟的高盧部族軍隊會合，漢尼拔所部迦太基大軍與其義大利半島反羅馬同盟同友隨即迅速地攻佔了義大利半島北部的波河流域各地，漢尼拔隨後越過亞平寧山脈入侵義大利半島中部的伊特魯里亞並進攻羅馬本土，由於羅馬共和國各界對於特任獨裁官費邊所採取曠日廢時的堅壁清野並伺機打擊漢尼拔補給線以漸次消耗迦太基大軍作戰能力但極力避免與氣勢正盛的迦太基大軍與北義大利高盧部族等義大利半島上眾多倒向迦太基的反羅馬同盟過早進行決戰的費邊戰略日益不滿，費邊獨裁官任滿後繼任羅馬執政官的保盧斯與瓦羅遂率八萬羅馬大軍出羅馬城尋求與漢尼拔進行決戰卻在義大利半島東南普利亞的坎尼會戰中陷入漢尼拔布置的內線作戰陷阱而使得羅馬軍隊受到毀滅性聚殲，義大利半島中部與南部諸多部落與城市在坎尼會戰後相繼臣服迦太基，羅馬共和國幾經苦戰在才穩住陣腳陸續奪回義大利半島各地並瓦解了漢尼拔建立的反羅馬同盟，其後，為了進一步根本性地解除迦太基共和國強大的海軍與陸軍對於羅馬共和國的持續性重大威脅，羅馬共和國執政官大西庇阿（征服非洲的西庇阿）在自漢尼拔手中奪回伊比利半島之後立即進而大膽採取自西西里島的羅馬共和國海軍基地率領羅馬海軍與羅馬軍團直撲迦太基共和國首都、地中海貿易海港城市迦太基城的間接路線戰略，大西庇阿所率領的羅馬軍團與其盟友北非柏柏人西努米底亞國王西法克斯所率精兵與柏柏人東努米底亞王國王子馬希尼薩所率東努米底亞精銳騎兵隨後在距迦太基城五天路程的札馬平原與倉促自義大利半島撤軍故而步兵與騎兵數量和經戰步騎數量均已固劣勢的漢尼拔大軍進行決戰，有生戰力早已在義大利半島上長達十六年的長期作戰中損失殆盡的迦太基名將漢尼拔最終兵敗札馬戰役而不得不選擇投降，迦太基戰死兩萬人而被俘兩萬人，羅馬方面則戰死兩千多人，迦太基共和國隨後被迫與羅馬共和國簽署對於迦太基條件極為苛刻嚴酷並因此被後世稱為「迦太基式和平」的屈辱性和約。第二次布匿克戰爭結束之後，迦太基城的地中海貿易與跨撒哈拉沙漠貿易在漢尼拔戰爭後迅速恢復，迦太基城的商業貿易與城市社會經濟也隨之開始恢復繁榮，與此同時，對於宿敵迦太基共和國的迅速復原，羅馬共和國自然開始擔心迦太基城的再度繁心壯大勢必造成羅馬共和國所征服廣大領土上各地行省與屬國之間反羅馬同盟再起，公元前一五三年，羅馬共和國保守派元老老加圖作為羅馬代表團成員訪問了迦太基，老加圖在迦太基城裡採了一束新鮮的無花果並於三天後持著這束無花果出席元老院並將之呈現給羅馬共和國的元老們以做為迦太基恢復繁榮的惡兆並斷言迦太基勢必再度威脅羅馬共和國的國家安全以及羅馬共和國在地中海南北兩岸的絕對霸權地位，個性頑固的老加圖自那天起不論在元老院針對任何題目發表演講都總是不會忘記在演講的最後再補上一句「還有，我認為迦太基必須毀滅！」，此外，儘管佔領迦太基對於羅馬而言缺乏明確而強大的商業利益誘因，但羅馬共和國元老院中以克勞狄烏斯家族氏族為首的貴人派此時也開始覬覦迦太基城轄下水利設施優良的北非海岸地帶沃野良田而期望能加以奪取以做為這些貴人派元老所擁有利用奴隸勞動的大地主莊園並因此成為他們可預期獲利豐厚的新投資項目，其後不久，統一後的努米底亞國藉機入侵迦太基南部的大來普提斯等城市領土，迦太基共和國依據和約非羅馬同意不得進行戰爭故而遣使向羅馬元院抗議並請求調解，但羅馬的調解結果卻完全不利於迦太基，公元前一五一年，由於迦太基已依據札馬戰役後的和約條款已每年給付羅馬賠款兩百泰倫達五十年，迦太基共和國認為其因此已不再受到和約條款約束故而向努米底亞王國宣戰，羅馬元老院對於是否有必要與迦太基再啟戰端而陷入激烈辯論，隔年公元前一五○年，羅馬向迦太基宣戰，第三次布匿克戰爭爆發，海軍和陸軍規模極已大幅裁減的迦太基共和國再度遣使向羅馬元老院求和，然而，迦太基依照羅馬要求交出出身高貴家庭兒童人質、交出剩餘船隻、交出為數龐大的米糧以及交出所有戰爭器械與各式武器之後，羅馬執政官卻進一步要求迦太基全部人口退出城外十英里以便羅馬徹底焚毀迦太基城，迦太基人憤而起義抵抗並堅守孤城達三年之久，公元前一四七年，小西庇阿被任命為羅馬執政官與遠征軍司令，公元前一四六年，羅馬軍隊在小西庇阿指揮下在相繼掃蕩了迦太基城外圍據點之後接著以雲梯登城而成功攻入迦太基城內，羅馬軍隊攻入迦太基城後大屠六日但迦太基人仍負隅頑抗，小西庇阿遂下令縱火焚燒羅馬軍隊已攻下的街巷，許多迦太基人被燒死，迦太基將領哈斯德魯巴不得不宣布投降，迦太基城整整焚燒了十七天，城牆與城中建築均被完全焚毀，迦太基城的五十萬人口銳減為五萬餘人，烏提卡等曾經協助羅馬的迦太基轄下北非城市獲得自由而成為羅馬保護國，迦太基其餘領土則被羅馬共和國兼併並設立阿非利加行省，北非成為羅馬重要的穀物來源而羅馬治下的迦太基城則成為轉運穀物等北非貨物和跨撒哈拉沙漠貿易貨物跨越地中海前往羅馬城與羅馬治下地中海沿岸各大港市的重要貿易轉運樞紐港市。這是後話。

 

阿蘭人各部族與屬於東日耳曼民族哥特人一支的汪達爾人各部族受到匈人壓迫不得不西遷之後先是會合兩大民族各部族勢力後進攻高盧而後於四○九年越過庇里牛斯山進入伊比利半島並成為羅馬帝國的盟友，汪達爾人占據伊比利半島西北部與南部，阿蘭人則占據伊比利半島東部沿海本屬羅馬帝國近西班牙行省（塔拉戈納行省）的加泰隆尼亞等地區，其後，西哥德王國於四二六年入侵阿蘭人控制的伊比利半島東部並逐步侵略汪達爾人控制下本屬羅馬帝國近西班牙行省的伊比利半島西北部與本屬羅馬帝國遠西班牙行省（貝提卡行省與盧西塔尼亞行省），阿蘭人於是轉而接受汪達爾國王領導，汪達爾—阿蘭部落聯盟為了躲避西哥德王國的一再侵略而於四二九年以八萬之眾渡過直布羅陀海峽登陸北非並隨即向東攻佔屬於西羅馬帝國的阿非利加行省及其首府迦太基港城而於四三九年建立汪達爾—阿蘭王國，汪達爾—阿蘭王國隨即先後占領了西西里島、科西嘉島、薩丁尼亞島與巴利亞利群島等地中海西部海域各島嶼並一再騷擾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所控制的地中海沿岸地區，四五五年，汪達爾—阿蘭王國大軍攻陷羅馬城並大掠兩週而還，西羅馬帝國與羅馬城也因而從此一蹶不振，汪達爾—阿蘭部落聯盟信仰基督教阿里烏教派並對於汪達爾—阿蘭王國境內多數西羅馬帝國遺民所信仰的信奉三位一體教義的羅馬天主教與天主教會不時有所歧視迫害。

 

西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將領奧多亞塞所篡而於四七六年滅亡後，儘管奧多亞塞表面上向東羅馬帝國稱臣，但為求一石二鳥地同時擊敗篡奪西羅馬帝國的奧多亞塞以及削弱占據著羅馬帝國潘諾尼亞行省、部份默西亞行省與部份達契亞行省並曾多次入侵仍屬東羅馬帝國控制的色雷斯行省與巴爾幹半島領土且在狄奧多里克領導下一度幾乎攻下君士坦丁堡的東哥德部落聯盟勢力，東羅馬帝國皇帝芝諾仍然任命東哥德部落聯盟領袖狄奧多里克為帝國官員並率領東哥德部族大軍前去驅逐篡位的奧多亞塞，狄奧多里克遂於四八九年率領東哥德部落聯盟大軍越過阿爾卑斯山攻入亞平寧半島，四九三年，狄奧多里克佔領了拉文納並處死了奧多亞塞，儘管名義上狄奧多里克只是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政權管轄下的副王，但事實上東羅馬帝國對於狄奧多里克在義大利半島與亞得里亞海東岸達爾那提亞行省所建立的東哥德王國並沒有真正的政治與軍事約束控制力。東哥德王國對於西羅馬帝國遺民和東哥德部族採取雙重法律制度的二元社會政治體制二元雙重統治，大多信仰信奉尼西亞大公會議所確立三位一體教義的天主教與羅馬天主教會的西羅馬帝國遺民適用羅馬法，信仰阿里烏教派基督教的東哥德人則適用日耳曼部族習慣法的倫理與法律規範，東哥德武士同時也成為當地的軍事貴族，西羅馬帝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如驛站制度和度量衡制度在東哥德王國大致上保留了下來，狄奧多里克同時也改革了羅馬帝國的稅制而減少了苛捐雜稅，而在東哥德王國統治下的義大利半島城市裡，古典時代的法律學校與修辭學校也仍然學風興盛，狄奧多里克治下的東哥德王國與義大利半島因此得以享有維持長達三十年的和平與穩定。此外，狄奧多里克同時也與前西羅馬帝國廣大西歐領主上由東日耳曼民族所建立的西哥德王國、汪達爾—阿蘭王國與勃艮第王國以及由西日耳曼民族所建立的法蘭克王國均建立了廣泛的王室政治聯姻關係，再加上成功治理前西羅馬帝國的核心領土義大利半島而穩定了義大利半島的社會與經濟並因此國力鼎盛並定都前西羅馬帝國首都拉文納，東哥德國王狄奧多里克本人因此在今日屬於印歐語系拉丁語族（羅曼語族）的義大利半島、伊比利半島與法國南部享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力。

 

西羅馬帝國滅亡與東哥德王國在亞平寧半島建國後，出身羅馬帝國色雷斯行省以拉丁語為母語的色雷斯農民家庭的查士丁尼大帝於五二七年繼任高度希臘化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皇帝，由主張地方自治的帝國東國富商巨賈、農民與保守派元老所組成的反查士丁尼大帝綠黨結合反抗高稅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市民發起暴動的尼卡暴動爆發後，在出身君士坦丁堡賽普勒斯希臘裔家庭的皇后狄奧多拉鼓勵下，查士丁尼大帝與出身羅馬帝國色雷斯行省與達爾馬提亞行省邊界上的日耳曼尼亞城的東羅馬帝國將領貝利沙流士所率領甫自對抗波斯帝國前線返回君士坦丁堡的經戰軍隊會合攻入已由綠黨與暴動群眾控制的大賽車競技場並血腥鎮壓了尼卡暴動，由海員和支持查士丁尼大帝的貴族元老所組成的支持中央集權的藍黨與其所支持的查士丁尼大帝於是得以重新穩固了其對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堡政權的控制。

 

此後，五四一年時爆發的可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的多達五次疫情大爆發的查士丁尼大瘟疫造成拜占庭帝國人口銳減三分之一而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甚至病死了四成，拜占庭帝國的農業生產也因查士丁尼大瘟疫而嚴重減產而造成饑荒，同時期稍後的牲畜瘟疫爆發也造成了拜占庭帝國的畜牧業因此受到致命打擊，再加上同時期地中海東岸地區與地中海島嶼不時發生的多次地震以及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和日耳曼諸王國的歷次戰爭，查士丁尼大帝統治下的東羅馬帝國社會氛圍瀰漫著彷彿基督教末世論所預言的世界末日徬徨恐慌之感，查士丁尼大帝任內除了編纂整理千年以來古羅馬法律的《查士丁尼法典》、收錄《查士丁尼法典》發表後新施行法律的《新律》、收錄羅馬法學家法解釋學說的《學說彙纂》以及可做為法學教科書的《法學階梯》等代表著羅馬法最高成就並對於後世大陸法系民法典制定有著深遠影響的法律制度改革與羅馬法法學研究推展工作之外，查士丁尼大帝也重建毀於大火與地震的君士坦丁堡聖索非亞大教堂，為了在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動亂不安時期普及信靠信仰撫慰人心的基督宗教，查士丁尼大帝關閉了傳播推動融匯基督宗教與古希臘哲學的新柏拉圖主義的雅典柏拉圖阿卡德米學院，查士丁尼大帝並發表神學著作批判亞歷山卓城教派以希臘文寫作而主張融匯基督宗教與古希臘哲學的天主教早期教父希臘教父俄利根的非正統見解，查士丁尼大帝同時也在神學上批判在基督論上與羅馬天主教所主張的神人兩性觀見解相左而在敘利亞與埃及等地帝國東部教會流傳甚廣的基督一性論並為此於五五三年召開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宣告基督一性論與否定復活論均為異端並將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地位提高至羅馬教會之上而成為牧首，查士丁尼大帝同時也對埃及南部等地的東羅馬帝國領土內的異教徒發動迫害並發布法律限制猶太人的權利，查士丁尼大帝同時也在五四二年廢除了沿襲自羅馬城邦共和國時代的執政官一職，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一職的社會地位從此不再只是「第一公民」的世俗社會形象，再加上查士丁尼大帝提升君士坦丁堡教會的地位使其高於羅馬教會而成為牧首並試圖透過重新確立鞏固天主教的正統教義並壓制異教徒和促進其改宗天主教來統一東羅馬帝國的宗教信仰並進一步達成廣土眾民的東羅馬帝國的統一團結，查士丁尼大帝及其之後的東羅馬帝國皇帝因此開始有了強烈的君權神授地位。

 

在對外政策上，首先，在東羅馬帝國的東部邊境上，查士丁尼大帝與以受希臘宗教影響的祅教——其後，與波斯帕提亞帝國（安息）王室有著血緣關係的波斯先知摩尼以波斯祅教的善惡二元論為核心揉合了基督教的耶穌崇拜、佛教的輪迴觀念、基督教異端馬吉安主義的舊約否定論、猶太教的天使觀念以及諾斯底主義的靈知思想而創立了摩尼教，摩尼教也因此成為薩珊王朝時期由波斯祅教衍生的祅教宗教改革的其中一個重要教派——為國教的薩珊王朝統治下的波斯帝國在從高加索山脈延伸到美索不達米亞的廣闊戰線上全面對抗，為了對抗薩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國，查士丁尼大帝因此與當時亦在抵抗薩珊王朝波斯帝國奪取其葉門領土的控制著紅海航運貿易路線與尼羅河流域內陸貿易路線且曾與君士坦丁大帝締結盟約並改宗皈依基督教的阿克蘇姆帝國統治下的衣索比亞結盟，由於貝利沙流士所率領的東羅馬帝國軍隊在美索不達米亞與薩珊王朝的波斯軍隊互有勝負而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再加上不時受到被新興的突厥帝國擊敗後西遷的柔然殘部所建立的阿瓦爾汗國以及因阿瓦爾汗國入據黑海北部草原而被迫南遷巴爾幹半島各地的南部斯拉夫各部族的侵擾掣肘，查士丁尼大帝遂於五三二年時與薩珊王朝的波斯皇帝霍斯勞一世簽署了號稱「永久和平」的停火協議，東羅馬帝國向波斯帝國支付了一次性的鉅額賠款以換取和平並因此得以將消耗在東部邊境的龐大羅馬軍團轉用於西部邊境攻打東日耳曼各部族的部落聯盟在前羅馬帝國西部的西羅馬帝國故地各地所立的蠻族王國以圖重建羅馬帝國。其後，由於查士丁尼大帝派遣貝利沙流士率領總兵力不足兩萬而軍事力量有限的羅馬軍團西征汪達爾—阿蘭王國與東哥德王國有成並因此在相當程度上重建了羅馬帝國，薩珊王朝的霍斯勞一世因此擔憂國土與軍力增強後的東羅馬帝國可能會再度將兵鋒東指而全面進攻波斯帝國，再加上波斯帝國東部邊境上的宿敵嚈噠帝國——嚈噠帝國乃由大月氏人西遷部族以阿富汗和中亞吐火羅地區為領土與政治中心所建立，嚈噠帝國隨後利用柔然帝國衰敗而出兵控制了塔里東盆地西部並進兵粟特地區以及擊敗貴霜帝國而據有其地，由於嚈噠帝國與柔然帝國結盟的壓力，北魏帝國不得不於五一六年遣使南朝梁議和以免腹背受敵，嚈噠帝國因此控制了絲路貿易路線要道，其後嚈噠帝國進一步向西攻打薩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國並占領了本為波斯帝國領土東北部的呼羅珊地區——受到波斯帝國與崛起於蒙古高原與阿爾泰山一帶的新興漠北與中亞游牧民族帝國突厥帝國的聯盟東西夾擊而滅亡並被兩大帝國瓜分使得波斯帝國在其東部邊境的後顧之憂軍事壓力大幅減輕，波斯帝國於是於五四○年再度進攻東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不得不在西部邊境對抗東哥德王國以及在巴爾幹半島對抗阿瓦爾汗國和南部斯拉夫各部族的同時再度分兵對抗波斯帝國而疲於奔命，波斯帝國一度攻佔了敘利亞地區的東羅馬帝國第一敘利亞行省的首府安提阿並大肆劫掠，其後，由於突厥帝國以及突厥帝國分裂後控制中亞地區各地突厥帝國領土的西突厥汗國因為與波斯帝國聯手於五五七年的布哈拉之戰攻滅瓜分嚈噠帝國之後為了爭奪絲路貿易路線與絲路貿易利益而與薩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國之間再度爆發衝突，突厥帝國與西突厥汗國於是轉而與東羅馬帝國結盟進攻波斯帝國，薩珊王朝不得不於五六○年與東羅馬帝國停火議和，東羅馬帝國以每年向薩珊王朝輸貢為代價保住了黑海西岸的高加索地區科爾喀斯地區的控制權。

 

由於五四○年起東羅馬帝國與波斯帝國之間再度爆發衝突，以東羅馬帝國貴族富商等歐洲東部和歐洲西部等西方奢侈品市場為貿易路線最西方奢侈品商品市場的絲路貿易於是轉而集中於途經中亞地區的絲路北路貿易路線，而在五五七年布哈拉之戰後，曾受薩珊王朝統治下的波斯帝國征服統治而後又與呼羅珊地區一樣因嚈噠帝國崛起擊敗波斯帝國而改歸嚈噠帝國統治的粟特地區——粟特人為主要生活於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澤拉夫善河流域包括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康國在內粟特地區各綠洲城市的屬於印歐語族而主要信仰祅教的商業民族，粟特地區各綠洲城邦國家往往臣服於周邊興起的強大帝國並長期經營掌握著絲路北路貿易路線的遠程貿易商業活動——各綠洲城邦國家在突厥帝國與波斯帝國瓜分嚈噠帝國領土時轉歸突厥帝國統治，其後，嚈噠帝國殘部與突厥帝國爆發戰爭並攻佔了粟特地區以布哈拉城為中心的安國，粟特人靠著突厥帝國出兵支援才奪回了布拉哈城等粟特地區綠洲城市領土，粟特人自此經常任職突厥帝國與西突厥汗國的汗庭負責掌管外交與文書等各領域要職而長期經營掌握絲路北路貿易路線與貿易活動的粟特人商旅也受到突厥帝國與西突厥汗國所派遣的突厥軍隊沿途保護，粟特人於是在薩珊王朝與東羅馬帝國之間戰爭再起而絲路中路與南路貿易路線亦因連年兵燹而全面中斷之後經常前往君士坦丁堡等東羅馬帝國各地主要城市從事絲綢交易等絲路北路遠程貿易商業活動，五五○年，生產可製造絲綢的蠶絲的蠶由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南朝蕭梁透過從事絲路北路貿易的粟特人商旅輾轉傳播到了東羅馬帝國，此後，東羅馬帝國的工匠很快地學會了種桑養蠶以及利用蠶絲製造絲綢與染整紡織剪裁各種絲綢紡織品的相關絲綢工藝技術，絲綢也因此成為財政日益窘迫的東羅馬帝國重要的商品經濟產出與帝國財政財源。

 

其後，薩珊王朝的霍勞斯二世利用東羅馬帝國於六○二年因皇帝莫里斯被謀殺後爆發內亂而出兵先後攻佔了本屬東羅馬帝國的小亞細亞大部領土、敘利亞、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等地並再度進攻葉門，波斯帝國大軍隨後並與阿瓦爾汗國聯手多次進圍君士坦丁堡，但在東羅馬帝國新任皇帝希拉克略的軍政領導下，東羅馬帝國保住了君士坦丁堡並逐步收復了東羅馬帝國各東方行省，六二六年，西突厥汗國屬國可薩汗國集結四萬突厥大軍與拜占庭軍隊聯手發動第三次突厥—波斯戰爭進攻本屬波斯帝國控制領土的外高加索地區大城古城提比里斯，六二七年，東羅馬帝國皇帝希拉克略率領拜占庭帝國軍隊全面進攻先前被波斯帝國奪走的美索不達米亞並在前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的廢墟一帶與波斯帝國軍隊決戰並擊潰了薩珊王朝軍隊，東羅馬帝國皇帝希拉克略率領的拜占庭帝國軍隊隨即繼續向波斯帝國首都泰西封進政而隨後洗劫了薩珊王朝皇帝的達斯塔格德行宮並因此收回了波斯帝國先前奪自東羅馬帝國各地的三百噸黃金也奪取了波斯帝國多年累積而收藏該地的龐大財富，儘管因為泰西封外圍納拉萬河的橋樑倒榻造成運河堵塞使得東羅馬帝國軍隊最終未能攻入波斯帝國首都泰西封，但避入埃蘭山區的波斯帝國皇帝霍斯勞二世隨即被譁變的波斯帝國軍隊推翻並擁立其子卡瓦德繼位，波斯帝國皇帝卡瓦德立即向東羅馬帝國皇帝希拉克略求和並最終以交還東羅馬帝國各東方行省、釋回被俘拜占庭帝國士兵、給付鉅額戰爭賠款以及交還六一四年於耶路撒冷為波斯帝國所奪取的真十字架等聖物為代價方能成功與本身國力消耗過鉅而亦不願再戰的東羅馬帝國希拉克略皇帝簽署和約，西亞地區兵禍連結超過二十五年的東羅馬—薩珊戰爭至此終於劃上句號。

 

而在東羅馬帝國的西部邊境上，在五三二年與薩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國達成號稱「永久和平」的停火協議之後，由於北非的東日耳曼蠻族王國汪達爾—阿蘭王國迫害其王國內以羅馬帝國遺民為主的信奉三位一體基督教教義的天主教徒以及經常派遣海盜劫掠拜占庭商船而大大干擾了東羅馬帝國在地中海西部南北兩岸的貿易發展與國家財政，當親拜占庭帝國的汪達爾—阿蘭王國國王希爾德里克為其表弟蓋利摩所篡，查士丁尼大帝也就趁機派遣拜占庭將領貝利沙流士率步騎共一萬六千人從海路進攻汪達爾—阿蘭王國，由於控制西西里島的東哥德王國與汪達爾—阿蘭王國交惡，東哥德王國於是讓貝利沙流士所率拜占庭艦隊與步騎軍團在西西里島進行補給，貝利沙流士隨後利用汪達爾—阿蘭國王蓋利摩率領全部艦隊與五千精兵前往撒丁尼亞島鎮壓暴動的機會快速通過暫無汪達爾—阿蘭艦隊守備的汪達爾—阿蘭王國控制海域而在距離汪達爾—阿蘭王國首都迦太基港市不遠而甫經於亞非語系（閃含語系）柏柏語族的柏柏人游牧部族劫掠的北非貿易大城大萊普提斯港市並迅速沿著海岸線攻入迦太基城，幾經交戰後，五三四年，蓋利摩國王終於自帕布亞山區出降，汪達爾戰爭結束，汪達爾—阿蘭王國正式滅亡，東羅馬帝國重新征服了北非，貝利沙流士於同年帶著汪達爾—阿蘭國王以及其所繳獲的汪達爾—阿蘭國庫財物返回君士坦丁堡獻俘並受到查士丁尼大帝與君士坦丁堡為其舉行古代羅馬的凱旋式以歡迎其勝利歸國。

 

其後，五三五年，由於東哥德王國國王狄奧多里克死後態度較親近東羅馬帝國的狄奧多里克之女阿瑪拉遜莎的兒子年少身亡後由狄奧多里克的侄子西奧達繼位，東哥德王國王室貴族統治集團因此爆發激烈的內部鬥爭，東羅馬帝國先是派兵進攻達爾馬提亞卻未能獲勝，貝利沙流士隨即奉命率東羅馬帝國軍隊直撲地中海西部羅馬城外圍海域的西西里島，成功登陸占領西西里島與那不勒斯之後，五三六年十二月，貝利沙流士橫掃義大利半島南部後一路猛攻收復了淪於日耳曼蠻族之手已達六十年的羅馬城，五三七年，東哥德王國軍隊一度圍攻羅馬城卻因瘟疫而不得不撤離，五三八年，東羅馬帝國軍隊攻占義大利半島西北部大城米蘭，但東哥德王國軍隊歷經殘酷戰鬥之後於隔年五三九年再度收復了米蘭，雙方爭奪米蘭的連年戰事之慘烈甚至造成了嚴重的饑荒，五四○年五月，貝利沙流士收復了前西羅馬帝國的首都拉文納，東哥德貴族隨即以貝利沙流士接受西羅馬帝國皇帝帝位做為東哥德王國殘部停止抵抗的條件來離間貝利沙流士與查士丁尼大帝之間的長期信任關係，起了猜忌疑心的查士丁尼大帝於是從義大利半島召回了貝利沙流士並隨即奉命領軍投入東羅馬帝國東部邊境對抗薩珊王朝治下波斯帝國的激烈戰場。其後，由於拜占庭軍隊在義大利半島大肆掠奪並課徵重稅，當地人民紛紛起義反叛，五四二年，東哥德王國殘部在米蘭附近的帕維亞再立多迪拉為國王並重建包括艦隊在內的東哥德王國軍事力量，五四四年，查士丁尼大帝再度賦予貝利沙流士義大利戰場的指揮權卻只授予他兵力數量明顯不足的軍隊，五四六年年底，東哥德國王多迪拉利用貝利沙流士兵力不足而備多力分無力防守的機會占領羅馬城，貝利沙流士隨後以調虎離山之計奪回了羅馬城，整個義大利半島全面陷入戰火，兩軍均使用極為殘暴的手段進行不留餘地的殊死戰鬥，五四九年，貝利沙流士受到各種指控而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出身亞美尼亞貴族家庭並曾擔任查士丁尼大帝皇家金庫總管與禁衛軍指揮官的宮廷宦官納爾塞斯繼任為義大利半島與東哥德戰爭的東羅馬帝國軍隊指揮官，五五○年，多迪拉率領東哥德軍隊再度攻占羅馬城卻又再度無法堅守，東羅馬帝國軍隊與東哥德王國軍隊之間不擇手段的激烈戰事最終徹底摧毀了羅馬城富有的元老院貴族階級，羅馬元老院貴族階級自此完全從歷史記錄中消失了。五五二年六月初，納爾塞斯再度占領了拉文納，六七月之間，納爾塞斯所部東羅馬帝國軍隊與東哥德國多迪拉率領的東哥德軍隊在義大利中部翁布里亞東北部爆發塔吉納戰役，東哥德王國軍隊受到東羅馬帝國軍隊毀滅式的殲滅，東哥德國王多迪拉也在此役中陣亡，東羅馬帝國軍隊隨即全力南下包圍了羅馬城，駐守羅馬城的東哥德王國殘部最後不得不開城投降，十月，東哥德殘存軍隊在維蘇威火山再度戰敗，五五四年，東哥德王國殘部被殲，哥德戰爭至此終於以東羅馬帝國獲勝告終，但義大利半島早已在前後歷時近二十年的漫長哥德戰爭中受到嚴重摧殘而羅馬城自公元前三世紀中葉的第一次布匿克戰爭戰勝迦太基共和國並開始奪取地中海海域以及地中海南北兩岸地區與東西兩岸的絕對霸權之後維持超過八百年的輝煌榮光也至此完全終結。

 

查士丁尼大帝於五六五年逝世後三年，五六八年春，在曾領導倫巴底部落聯盟與阿瓦爾汗國結盟聯手擊敗征服格皮德王國——匈人領袖阿提拉死後，屬於東日耳曼民族東哥德部族的格皮德人各部族在格皮德王阿爾達里克領導下起兵反抗匈人統治，格皮德王阿爾達里克隨後整合日耳曼各部族聯軍成功推翻匈人統治並擊殺匈王埃拉克，匈人帝國自此滅亡，格皮德王阿爾達里克則因此進一步建立起領土包括今日的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匈牙利與塞爾維亞的格皮德王國——的倫巴底人領袖阿爾博因的強力領導下，由於倫巴底人各部族在羅馬帝國潘諾尼亞行省一帶的世居領地受到查士丁尼大瘟疫的連年肆虐，屬於印歐語族日耳曼民族的倫巴底人各部族與屬於西日耳曼民族北海日耳曼民族的薩克森人各部族共數萬人之眾聯手自潘諾尼亞越過阿爾卑斯山進攻義大利半島，五六九年，阿爾博因領導的倫巴底人與薩克森人部族聯軍佔了米蘭，阿爾博因隨後歷經三年苦戰而攻佔了帕維亞並隨後攻佔了義大利半島南部，阿爾博因因此建立了以波河流域河谷為政治經濟中心並以帕維亞為首都的倫巴底王國，惟東羅馬帝國仍然長期控制著義大利半島西北部的拉文納一帶、義大利中部的羅馬城與其周邊的拉丁姆地區、義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亞南部、卡拉布里亞和那不勒斯以及西西里島和撒丁尼亞島等地中海島嶼，其後，儘管原本信仰阿里烏教派基督教的倫巴底人最終於七世紀末完全皈依了羅馬天主教，但皈依羅馬天主教後的倫巴底王國仍然不時與羅馬教宗和羅馬城等義大利半島各地的信仰天主教的羅馬帝國遺民發生政教衝突。

 

與此同時，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本受羅馬帝國統治的高盧地區與日耳曼地區，四八六年，在控制萊茵河下游西岸的托克森德里亞地區領土的薩利昂法蘭克人部族領袖克洛維一世的領導下，屬於印歐語族西日耳曼民族萊茵河—威悉河日耳曼民族並自凱撒時代起就長期與羅馬帝國對抗的法蘭克人各部族從萊茵河下游地區全面進軍攻佔了在羅馬帝國比利時高盧行省殘存領土上所建立並由羅馬帝國將領夏克立烏斯領導的蘇瓦松王國，克洛維一世隨後進一步出兵攻佔了羅亞爾河以北的羅馬帝國盧格敦南西斯高盧行省，克洛維一世因此在高盧地區北部接收羅馬帝國的行政管理機構而建立了日耳曼蠻族王國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四九六年，原本信仰當時多數東西日耳曼人各部族所普遍信仰的阿里烏教派基督教的克洛維一世在其妻勃艮第王國公主克洛蒂爾德公主勸說下受洗皈依信奉三位一體教義的羅馬天主教，法蘭克王國在高盧的統治因此得到羅馬天主教會的支持而得到法蘭克王國領土上為數眾多的高盧人與羅馬遺民的承認，其後，在法蘭克人各部族的支持下，克洛維一世終於在五○六年擊敗了阿勒曼尼人各部族——屬於日耳曼民族的阿勒曼尼人自三世紀起即由世居的美因河流域谷地不斷越過羅馬帝國興築的日耳曼長城向外擴張，阿勒曼尼人隨後陸續攻佔了羅馬帝國的雷蒂亞行省以及上日耳曼尼亞行省北部地區——並占領其領土，五○七年，克洛維一世在普瓦捷擊敗了以羅馬帝國阿基坦高盧行省大城土魯斯為首都並佔據著伊比利半島與羅馬帝國的阿基坦高盧行省與納博訥高盧行省的西哥德王國，法蘭克王國占領了前羅馬帝國阿基坦高盧行省領土，前羅馬帝國納博訥高盧行省則從西哥德王國統治落入東哥德王國統治後緊接著又再落入勃艮第王國統治，克洛維一世治下的法蘭克王國也攻佔了前羅馬帝國的下日耳曼尼亞行省領土，克洛維一世任內也頒布了以拉丁文書寫的法蘭克法典《撒利克法典》，克洛維一世並建立采邑制封建制度以長期支持其進行兼併戰爭攏絡法蘭克部族貴族，法蘭克王國的建立與封建制度的建立標誌著羅馬統治的結束與歐洲中世紀的開始，然而，克洛維一世時代的法蘭克王國境內幾乎完全不再存在羅馬統治下普遍通行的貨幣貿易。克洛維一世逝世後，法蘭克王國根據採取諸子均分繼承制度的日耳曼民族各部族習慣法中的身分法繼承法倫理與法律規範而均分給克洛維一世的四個兒子並各自成立了四個獨立王國，法蘭克王國分裂而來的各王國隨後陷入統一與再分裂的不斷循環而王國實權也往往落入掌握朝政實權的宮相之手，以位於法蘭克王國東北部洛林地區的梅斯為首都的奧斯特拉西亞王國於七世紀中葉再度統一了法蘭克王國全境但朝政實權卻再度落入宮相之手，六八七年，奧斯特拉西亞宮相丕平掌握了實權並擊敗了法蘭克王國境內的其他權力競爭者，七一四年宮相丕平死後法蘭克王國陷入內亂，丕平之子鐵鍾查理繼任並於七一九年再度統一了法蘭克王國，鐵鍾查理隨後於七三二年於普瓦捷擊敗了滅亡西哥德王國而佔領三分之二伊比利半島的信奉伊斯蘭的伍麥亞王朝所派遣越過庇里牛斯山北上進攻法蘭克王國的阿拉伯人與摩爾人穆斯林大軍並因此獲得「鐵錘」稱號而被視為天主教信仰的拯救者、護教者，鐵錘查理隨後揮軍東向攻打弗里斯蘭人、巴伐利亞人與阿勒曼尼人等日耳曼民族各部族並派遣美因茨總教區大主教波尼法修斯前往新征服的日耳曼各部族地區傳播羅馬天主教。

 

法蘭克公爵兼攝政鐵錘查理逝世後，其子矮子丕平再度統一了法蘭克王國並迫使其兄弟與墨洛溫王朝的法蘭克王國國王遁入修道院，七五一年，矮子丕平依《舊約》儀式塗油受膏登基成為法蘭克王國國王，七五四年，矮子丕平以攻打倫巴底王國的領土拉文納並將之獻給羅馬教宗為交換條件使得教宗斯德望三世為其塗油受膏而正式認可矮子丕平創建的加洛林王朝為法蘭克王國的合法國王，七五五年起，矮子丕平兩度對倫巴底王國用兵並依約將所得領土獻給羅馬教宗而建立了教宗國，矮子丕平於七六八年逝世後，其子查理曼大帝繼位並隨後再度統一統治法蘭克王國全境，查理曼大帝繼位後決定繼續東向攻打征服屬於西日耳曼民族的薩克森人與巴伐利亞人等日耳曼民族各部族並向其傳播羅馬天主教，由於不願淪為法蘭克王國所實施封建制度下封臣領土的下屬依附農奴的薩克森人各部族自由農民與貴族領主一再組織反抗法蘭克王國征服行動且屢仆屢起的自由民起義，查理曼大帝在薩克森戰爭中採取了包括大量屠殺與強迫遷徙等手段在內極為殘酷的鎮壓手段，查理曼大帝曾在七八二年的凡爾登戰役期間在一日之間屠殺四千五百名薩克森人人質並曾強迫一萬戶薩克森人遷徙高盧地區與弗里斯蘭地區以便法蘭克王國就近監控，查理曼大帝並在薩克森地區建立大量羅馬天主教教堂並強迫薩克森人改信羅馬天主教，侵犯教堂和教士、不守教規、保留異教習俗或者不信仰基督教均可處死，查理曼大帝就曾為了強行推廣薩克森人與薩克森地區改宗基督教而將堅持信仰日耳曼民族古老異教的八百多名薩克森貴族綁在薩克森當地日耳曼民族薩克森人傳統宗教的異教教堂上以火刑燒死，查理曼大帝並規定薩克森地區各部族村社均必須提供當地教會與教堂土地、房屋、勞役並必須繳納教會稅什一稅，據估計有高達四分之一的薩克森人各部族人口死於查理曼大帝的強迫改宗皈依運動，此外，查理曼大帝更進一步越過易北河東向征服波希米亞與易北河以東的西斯拉夫民族各部族並出兵征服亞得里亞海東岸的達爾馬提亞地區等巴爾幹半島北部的南斯拉夫各部族，查理曼大帝同時也繼續在東部邊境上對抗阿瓦爾汗國。

 

而在加洛林王朝治下法蘭克王國的西部邊境上，查理曼大帝也積極對抗伊比利半島上的信仰伊斯蘭的閃語系阿拉伯人所建立的後伍麥亞王朝以及包括與阿拉伯人同屬亞非語系（閃含語系）的柏柏語族柏柏人各部族在內摩爾人各路勢力所建立信仰伊斯蘭的摩爾人諸王國。統治伊比利半島中南部三分之二地的後伍麥亞王朝源自曾經在四位正統哈里發相繼逝世後統治伊斯蘭阿拉伯帝國的伍麥亞王朝，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死後，伊斯蘭世界先是由四位正統哈里發繼承政教領導權並持續擴張阿拉伯帝國與傳播伊斯蘭宗教，出身麥加貴族古萊什部族氏族——古萊什部族氏族自五世紀起就控制了麥加城與麥加城的貿易利益，六世紀時由於東羅馬帝國與薩珊王朝治下波斯帝國之間連年征戰，兩大帝國之間兵禍連結使得原本經過紅海與波斯灣兩大海上貿易路線的東方香料貿易不得不改走途經麥加的陸路貿易路線，控制麥加的古萊什部族氏族於是從因西亞中東各地遍地戰火而繞道改道途經麥加的陸路貿易路線的東方香料貿易之中獲利頗豐，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本身也出身麥加古萊什部族氏族之中較為弱小的支系氏族哈希姆家族——十二支系中最強大一個支系氏族的伍麥亞家族同時也是穆罕默德最初信徒與最親密戰友之一以及穆罕默德兩個女兒夫婿的奧斯曼，賓‧阿凡於第二任正統哈里發歐瑪爾遇刺後繼任第三任正統哈里發，奧斯曼任內大量任用伍麥亞家族成員出任快速擴張的伊斯蘭世界各地要職，其姪子穆阿維亞也出任了敘利亞總督，奧斯曼遇刺後，穆罕默德的堂弟與女婿阿里繼位哈里發而成為第四任也是最後一位正統哈里發，然而，穆阿維亞卻強力反對阿里在抓到刺殺奧斯曼的兇手前繼任哈里發並引爆戰爭，阿里遇刺後，穆阿維亞壓制反對勢力而繼位哈里發並定都大馬士革，穆阿維亞隨即宣布其子葉齊德一世為哈里發繼承人並因此破壞了哈里發選舉制度，改採世襲制的伍麥亞王朝（中國古代史籍上稱之為白衣大食）的哈里發穆阿維亞為了進攻東羅馬帝國而為阿拉伯帝國建立了第一支海軍艦隊並在征服北非馬格里布地區之後將此一阿拉伯海軍艦隊運用於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北上伊比利半島，伍麥亞王朝治下的阿拉伯帝國因此滅亡了西哥德王國並征服了伊比利半島三分之二的領土，伍麥亞王朝並曾一度進一步越過庇里牛斯山北上東進進攻法蘭克王國卻未能獲勝，伍麥亞王朝治下的阿拉伯帝國同時也征服了河中地區等中亞草原地區的廣大領土並進一步從中亞地區南下征服了印度次大陸西北部印度河流域的信德地區與旁遮普地區，此外，繼四大正統哈里發時期阿拉伯帝國歷經多次艱難戰役而征服了薩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國與波斯帝國統治下的美索不達米亞各地領土並隨即由伊朗高原出兵北進征服了分屬薩珊王朝治下波斯帝國與東羅馬帝國控制下的高加索山以南外高加索地區各地領土之後，伍麥亞王朝治下的阿拉伯帝國也進一步由伊朗高原出兵東進征服了印度次大陸西北部的俾路支斯坦地區，伍麥亞王朝的哈里發阿卜杜勒‧馬利克則在任內發行了阿拉伯帝國的第一種貨幣第納爾金幣並使之流通於阿拉伯帝國全境，伍麥亞王朝建政後還殺害了阿里的長子海珊與次子哈桑，伍麥亞王朝建政因此立即引來支持阿里後代才能繼任哈里發的什葉派的宗教出走與長期軍事反抗，穆罕默德的最初信徒與戰友祖拜爾之子、同樣反對伍麥亞王朝並曾慫恿阿里長子海珊起兵反抗未果的伊斯蘭領導人阿布杜拉‧伊本‧祖拜爾甚至一度在阿拉伯半島西部的麥加與漢志地區另行建立哈里發政權；七五○年，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後裔阿布‧阿拔斯聯合什葉派的軍隊並利用了伊朗東北部呼羅珊地區的起義而推翻了伍麥亞王朝並建立起阿拔斯王朝（中國古代史籍上稱之為黑衣大食），阿布‧阿拔斯建政後隨即大肆搜捕伍麥亞家族成員與餘黨而後在一場盛大的皇家宴會上全數加以殺害並立即在其屍體上鋪上華麗的地毯繼續舉行歌舞不綴的皇家饗宴，阿布‧阿拔斯治下的阿拔斯王朝建政後同時也立即殘酷地鎮壓了呼羅珊地區人民的起義，同時，根據部份傳說所傳聞的，阿布‧阿拔斯治下的阿拔斯王朝建政後亦曾派遣刺客祕密地在阿拉伯帝國各地有系統地明查暗訪搜尋暗殺阿里的直系後裔與全部家族成員並將所有阿里家族成員的屍體祕密地集中收藏在皇室宮殿群的祕室之中，阿拔斯王朝後來在完全征服了一再反抗的波斯帝國核心領土伊朗高原各地之後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河畔另行營建了城市規模宏偉壯觀的新首都巴格達，人口眾多而且商貿繁榮的巴格達此後很快地成為與同時代的長安城與君士坦丁堡齊名的國際性大都市，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馬蒙並在巴格達創立智慧之家以支持數學與天文學、鍊金術化學、醫學和光學等各大科學領域的眾多研究學者以及涵蓋領域廣泛的各類學術研究工作並同時支持了許多希臘語與梵語原文手稿的人文科學翻譯研究，阿拔斯王朝治下的阿拉伯帝國因此積極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國四大發明之中的造紙術、指南針與火藥亦在阿拔斯王朝統治阿拉伯帝國時透過阿拉伯商人傳播到歐洲各地，伍麥亞王朝覆滅而伍麥亞家族成員受到新興的阿拔斯王朝首任哈里發阿布，阿拔斯的血腥屠殺之時，幸運逃過阿布‧阿拔斯所部署的皇家盛宴大屠殺的伍麥亞家族倖存成員阿卜杜勒‧拉赫曼立即倉皇率領所部軍隊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北渡伊比利半島另行建立以伊比利半島南部瓜達爾基維爾河畔大城哥多華為其首都與文化、科技和政治中心而統治著伊比利半島三分之二地區的後伍麥亞王朝，十世紀時，後伍麥亞王朝的首都與哈里發駐地哥多華人口據估計已達二十萬人並因而成為當時歐洲西部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查理曼大帝最後越過庇里牛斯山攻佔了巴塞隆納等伊比利半島東部加泰隆尼亞的部份領土並在其上建立起巴塞隆納伯爵領地等多個邊區伯爵封地。

 

除了大肆東向征服擴張以及西向征討伊比利半島的伊斯蘭勢力之外，查理曼大帝並建立了一支艦隊以應付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北日耳曼民族各部族所組織的各路維京人海盜艦隊的海上威脅，而在積極防禦對抗來自北方太西洋海岸線上的維京人——源自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各路維京人海上艦隊自八八○年起在西蘭克王國北部大西洋北海海岸地帶的諾曼第陸續建立起殖民地，九一一年，西法蘭克王國國王查理三世與一度於八八六年率部圍攻巴黎的出身挪威的維京人領袖羅洛簽署《聖—克萊爾—埃普特條約》而將今日盧昂一帶的領土割讓給羅洛，查理三世同時也將其女兒嫁給羅洛並封其為諾曼第公爵，十至十一世紀，陸續遷入諾曼第各地的維京人諾曼人各領地村落開始日益趨於定居化而其諾曼異教宗教與語言文化也開始與西法蘭克王國的羅馬天主教與加洛林王朝羅曼語進一步同化，諾曼第公國同時也接受了加洛林王朝治下西法蘭克王國普遍實施的封建制度但仍保留了法國貴族體系所無的諾曼戰士階級，諾曼第隨後即以出口輕騎兵傭兵聞名並大量參與了十字軍東征，一○六六年，諾曼第公爵威廉一世率部越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格蘭並在黑斯廷斯戰役中擊敗了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英格蘭國王哈洛德二世並隨即在英格蘭建立起諾曼第王朝，而在地中海地區，諾曼第小貴族科唐坦領主坦克雷德‧歐特維爾的數個庶子相繼前往南義大利半島從事傭兵工作，其中一個庶子鐵臂威廉於一○四三年建立起阿普利亞伯爵國，阿普利亞伯爵國的領導權與伯爵爵位後來在一○五七年落入鐵臂威廉的異母弟羅伯特‧吉斯卡爾之手，阿普利亞伯爵國的諾曼人軍隊在義大利南部四處侵略擄掠給義大利半島帶部帶來巨大的災難，位於義大利半島中部的教宗國於是不得不與倫巴底王國結盟反擊諾曼人，然而，一○五三年，由東法蘭克王國發展而來神聖羅馬帝國且在查理曼大帝征服倫巴底王國之後不斷嘗試進一步向義大利南部倫巴底人仍然控制的各公國擴張的薩利安王朝皇帝亨利三世提供了由與亨利三世有著私人親戚關係教宗利奧九世領導的教宗國數量有限的步兵與騎兵軍事援助以協助教宗國攻打當時正在義大利半島南部快速擴張的諾曼人勢力，而此時依然占據義大利半島南部不少領土故而極為忌憚義大利半島南部諾曼人勢力擴張的東羅馬帝國皇帝除了出動義大利南部的拜占庭軍隊支援教宗國之外也提供了鉅額金援以收買義大利中南部各路傭兵轉向支持教宗國而不要支持阿普利亞伯爵國，然而，教宗國軍隊與倫巴底王國滅亡於法蘭克王國之後在義大利南部殘存的由倫巴底人所統治的貝內文托公國等倫巴底人軍隊為主力的聯軍最後卻在西維泰特之役慘敗於阿普利亞伯爵國的諾曼人軍隊，連教宗利奧九世都被羅伯特‧吉斯卡爾俘虜而不得不親自為羅伯特‧吉斯卡爾舉行祝福儀式才得以獲釋並在羅伯特‧吉斯卡爾親自護送下返回教宗國，與此同時，倫巴底王國建立後東羅馬帝國原本仍然長期控制著西西里島等義大利半島中南部部份地區與沿海島嶼領土，而在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崛起之後，伍麥亞王朝在建立阿拉伯帝國第一支海軍後即於六五二年進攻西西里島卻未能成功，七五二年至七五三年間，阿拔斯王朝的北非伊夫起亞總督再度計畫進攻西西里島與撒丁尼亞島卻因馬格里布柏柏人起義而僅能出兵洗劫了西西里島上的敘拉古城，其後，八○○年時，曾任阿拔斯王朝呼羅珊地區軍隊指揮官的來自內志地區的阿拉伯軍隊領導人易卜拉欣一世‧伊本‧阿格拉布在北非伊夫起亞地區（大致上位於前羅馬帝國阿非利加行省的近馬格里布地區）建立起僅在名義上服從阿拔斯王朝的阿格拉布王朝埃米爾酋長國，由於八二四年時來自伊比利半島南部的阿拉伯人攻佔本為東羅馬帝國領土的位於地中海東部的克里特島並建立以阿拔斯王朝為宗主的埃米爾酋長國，阿格拉布王朝於是趁著東羅馬帝國分身乏術、無暇他顧而利用東羅馬帝國的海軍將領叛變自立的機會於八二七年調動龐大艦隊進攻西西里島，被法蘭克王國等各日耳曼民族蠻族王國治下的歐洲西部各地人民稱為薩克森人的阿拉伯人與柏柏人聯軍登陸西西里島後歷經多年苦戰方於九○二年擊敗了西西里島上多數東羅馬帝國據點而佔領了西西里島並隨即派兵攻佔馬爾他島，九○九年，阿格拉布王朝兵敗於興起於突尼西亞地區並於攻佔北非馬格里布全境和埃及後改以開羅為首都的北非伊斯蘭什葉派法蒂瑪王朝（中國古代史籍上稱之為綠衣大食），西西里島亦因此隨之轉受法蒂瑪王朝統治，然而，佔領西西里島的阿拉伯人與柏柏人隨即一再爆發內鬥並使得西西里埃米爾酋長國分裂為眾多小型地方政權，繼龐培之子塞克斯圖斯‧龐培於其父格奈烏斯‧龐培於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凱撒內戰之中終究落敗並被處決後糾集仍然效忠他的羅馬軍團與地中海海盜集團盤踞割據西西里島並一度出兵攻佔撒丁尼亞島（羅馬共和國晚期因鎮壓斯巴達克斯奴隸起義崛起的反元老院軍事寡頭前三雄同盟隨即爆發權力鬥爭並引發羅馬共和國晚期極為慘烈的凱撒內戰，前三雄之中軍事實力最為強大的格奈烏斯‧龐培在內戰中落敗並在埃及被埃及托勒密王朝沖年即位且仍年僅十五歲的托勒密十三世與其顧命大臣所密謀處決之後，龐培之子塞克斯圖斯‧龐培率領效忠龐培的羅馬軍團繼續反抗凱撒與凱撒被刺殺後繼起的屋大維等後三雄卻再度兵敗阿非利加行省與遠西班牙行省之後，龐培之子最後不得不糾集仍然效忠的羅馬軍團與地中海海盜集團入據西西里島繼續割據海外負隅對抗已經在羅馬城中與羅馬共和國各地全面撲殺效忠龐培的羅馬軍隊並大肆沒收效忠龐培的元老院貴人派元老的所有財產而將之做為戰利品予以重新分配的屋大維等後三雄勢力，龐培之子一度派出海軍攻下撒丁尼亞島，儘管小龐培一度於公元前三十九年與後三雄同盟談判簽訂為期短暫的和平協議以便後三雄共同領導的羅馬共和國能夠集中力量對抗波斯的帕提亞安息帝國向西方進攻的攻勢，然而，到了公元前三十六年，後三雄中的屋大維與雷必達聯手分別從義大利半島與北非阿非利加行省出動龐大的羅馬軍團海陸軍進攻西西里島，小龐培所控制的艦隊被徹底摧毀，小龐培迅即逃往小亞細亞但最終仍在安納托利亞西岸愛琴海東岸的米利都被擒獲並在安東尼的命令下未經審判就逕行處決）之後，西西里島的統治政權與歷史發展路徑再度分裂獨立於義大利半島本土之外，其後，由於西西里島上人口過半的羅馬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希望回歸基督教政權統治，羅馬教宗也希望設法約束控制義大利半島南部日益強大的諾曼人勢力以及利用諾曼人的海上力量來掃蕩長年盤據義大利半島南部的穆斯林勢力，此外，由於一○五四年時羅馬教宗與君士坦丁堡牧首為了禮拜應該採用拉丁儀式或希臘儀式以及聖餐禮使用源自猶太教的無酵餅、安息日守大齋與准許食用未出血的肉等基督教教義禮儀問題而最終互相採取破門絕罰、逐出教會的開除教籍嚴厲處分並因而造成了東西教會大分裂，羅馬教宗在東西教會大分裂之後對於長期堅定支持君士坦丁堡教會牧首並長期盤據義大利半島南部諸多領土的東羅馬帝國勢力也開始感到芒刺在背因因此開始轉向希望利用阿普利亞伯爵國的諾曼人軍隊來驅逐義大利半島南部的拜占庭軍隊等東羅馬帝國勢力，於是，當阿普利亞伯爵羅伯特‧吉斯卡爾與其在一○五七年來到義大利南部後長年征戰卡拉布里亞而戰功卓著的同母庶子魯傑羅於一○六一年渡海進攻西西里島上當時已與其宗主國、統治北非突尼西亞齊里德王朝繼絕關係的三個穆斯林小國埃米爾酋長國之後，羅馬教宗尼閣二世立即於一○六二年授予親近羅馬天主教會的羅伯特「阿普利亞、卡拉布里亞與西西里公爵」的頭銜，攻下西西里島東北部的墨西拿等大城後，羅伯特也冊封魯傑羅為西西里伯爵魯傑羅一世，幾經苦戰，魯傑羅一世最終於一○七二年攻下西西里島最大城市巴勒摩，魯傑羅一世隨後進一步迫使控制敍拉古的穆斯林城主投降並出兵渡海攻佔了馬爾他島，魯傑羅一世之子魯傑羅二世進一步跨海控制了義大利半島南部的卡拉布里亞與阿普利亞而登基成為西西里國王並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在一一三九年迫使教宗英諾森三世正式承認其統治權後，魯傑羅二世於一一四○年根據諾曼人習慣法與法蘭克王國普通法並參考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法典》與穆斯林法律制度而頒布了《阿里亞諾法令》，其中申明國王是西西里王國同時享有世俗權與教會權的唯一立法者，《阿里亞諾法令》同時也建立起龐大的官僚制度並將魯傑羅一世引進西西里島的封建制度嚴格地控制在王室之下。與此同時，在黑海北岸的烏克蘭草原地帶，七世紀至八世紀間，來自瑞典的數個維京人瓦良格人部族沿著第聶伯河等河流相繼前往黑海北岸屬於東斯拉夫人各部族領地的烏克蘭草原發展貿易並隨後建立起以基輔為中心的庫雅巴以及以諾夫哥羅德為中心的斯拉維亞兩個準國家實體，其後由於斯拉維亞內鬥不斷，斯拉維亞的瓦良格人部族與東斯拉夫人部族等羅斯人部族於是在八六二年推舉可能來自瑞典的烏克蘭草原瓦良格人領袖留里克成為統治者並隨即攻佔土地肥沃的諾夫哥羅德一帶領土而成為諾夫哥羅德大公，留里克死後，來自瑞典的瓦良格人奧列格繼位為諾夫哥羅德大公，奧列格並自八八二年起南下進攻斯摩稜斯克、柳別奇與基輔等城市領地而建立起以基輔為首都的羅斯公國，奧列格隨後進一步征服了周邊的東斯拉人部族、突厥系部族以及烏拉爾語族部族而建立起強大的基輔羅斯國家，九一一年，基輔大公奧列格率領羅斯公國軍隊與眾多東斯拉人部族大軍攻打東羅馬帝國並一度進逼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皇帝同意支付高達鉅額贖金後奧列格所率羅斯人聯軍大軍才解圍而去。——海盜艦隊海上勢力的威脅之餘，早已改宗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加洛林王朝治下的法蘭克王國與查理曼大帝也繼續積極利用倫巴底王國與羅馬教宗和信仰天主教的羅馬帝國遺民之間的長期衝突而以實現查理曼大帝之父矮子丕平與羅馬教宗之間條約為藉口進一步南下進攻倫巴底王國所控制的義大利半島各地領土，七七四年，查理曼大帝征服了前倫巴底王國全境並隨即以傳奇性的倫巴底鐵王冠舉行加冕典禮，查理曼大帝與其後的法蘭克王國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也自此加上了倫巴底之王的頭銜。

 

查理曼大帝連年的征戰進一步推進了法蘭克王國的封建化，封建統治者如國王與貴族的權力大增，教會的權力也得到了鞏固，查理曼大帝也先後頒布了《查理曼法令集》和《賀斯塔律令》等法律改革以補充修訂當時法蘭克王國仍具有氏族制與奴隸制殘餘的法蘭克人日耳曼部族習慣法，查理曼大帝的法律改革著重要求依據成文法與確實證據進行審判並建立了初步的陪審作證並藉此廢除了日耳曼民族傳統的神裁法私鬥，查理曼大帝的法律改革因此成為開始具有羅馬法成文法法典制度的中世紀普通法習慣法的開端，然而，查理曼大帝建立的法律制度仍然遵循嚴格的封建等級原則而司法權也仍然掌握在各級封建領土手中，查理曼大帝也頒布了以其於七七四年時請求羅馬教宗哈德良一世贈予並自義大利半島攜回首都亞琛的教會法規集《狄奧西尼歐—哈德良教令集》為基礎的規範神職人員必須服膺教會的宗教法規《大勸諭書》，查理曼大帝藉此確立了羅馬天主教在法蘭克王國乃至於整個歐洲西部的國教地位並藉此確立了以君權神授論為基礎的羅馬天主教教廷與法蘭克王國王廷對於歐洲西部各地的教俗雙重統治體制，查理曼大帝同時在法蘭克王國的邊界地帶透過封建分封與遷徙農民移民實邊建立了許多具有防衛緩衝區與進攻集合區性質的具有高度特權而且往往實質上半獨立於加洛林王朝治下法蘭克王國之外的邊區伯爵領地，此外，法蘭克王國長期穩定統治下歐洲西部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經濟日益趨於穩定而貨幣商業貿易亦因此有所恢復，然而，與此同時，由於東羅馬帝國持續控制西西里島而本已於七五一年時被倫巴底王國占領且隨後已因倫巴底王國覆滅而受到法蘭克王國控制的義大利半島東北部亞得里亞海西岸長期經營地中海貿易以及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等東方貿易的港市威尼斯也再度倒向接受東羅馬帝國控制同時也藉此使得威尼斯得以擁有了更大的自治權，法蘭克王國及其所屬北義大利波河流域倫巴底地區領地與西非地區所生產黃金的非洲跨撒哈拉沙漠南北兩岸黃金貿易路線所跨海延伸的跨地中海黃金貿易路線以及法蘭克王國與其倫巴底地區領地與尼羅河上游所生產黃金的跨地中海貿易路線因此再度受到東羅馬帝國的地中海艦隊海上強權所阻斷，法蘭克王國等歐洲西部地區因此隨即出現極為嚴重的黃金貴金屬貨幣通貨短缺，查理曼大帝於是不得不進一步擴張其父親矮子丕平任內推動的貨幣改革而全面廢除金本位貨幣制度並全面改採使用第納爾實體銀幣通貨的銀本位貨幣制度，查理曼大帝同時也引進了嚴格要求記錄收入進項與支出出項的新式會計制度並以里弗爾做為銀本位貨幣制度下的銀通貨貨幣會計單位，查理曼大帝任內也進一步改革了法蘭克王國的行政管理體系以鞏固加洛林王朝的內部統治，查理曼大帝治下法蘭克王國的朝廷設置了宮廷總管並下設御膳官、侍從長與御廄官且均各自設置有多名下屬官員，除了宮廷廚房總管御膳官之外，法蘭克王國朝庭的往往由王國內重要貴族領主的重要子弟佩劍貴族擔任重要宮廷宴席上負責切肉分肉工作的皇家宮廷禮官來加強重要貴族領主家族與法蘭克王國國王之間封建制度下的附庸臣屬忠誠關係之外的個人親信關係聯繫關係，查理曼大帝的朝廷同時也設置了輔政的宮廷教士、書記與宮伯並不時指派親信專職管理財政、文書、軍事、警政、司法與宗教等各項事務，法蘭克王國朝廷的行政管理體制因此開始出現各大內外政策事務領域帝國行政管理部門的設官分職並由此逐步衍生發展出法蘭克國王中央王權之下直屬國王本人的各行政部門專職大臣。此外，在文化政策方面，查理曼大帝任內也興建亞琛大教堂與皇家宮殿建築群而使首都亞琛成為加洛林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並因此開創了中世紀早期歐洲第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復興加洛林文藝復興。

 

查理曼大帝在歐洲西部征服了奠基義大利半島北部波河流域的倫巴底王國以及征服了薩克森地區等日耳曼地區各地並越過易北河東征西斯拉夫人各部族而建立起可堪比擬羅馬帝國的軍政勢力強大的法蘭克王國的時，七九七年，由於東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六世被廢而其母伊琳娜皇太后自立為羅馬女皇，羅馬天主教會於是宣稱羅馬皇帝的頭銜在東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拜占庭希臘人之間已不存在並從此拒絕承認君士坦丁堡統治者的政教最高權威，在歷經羅馬教宗、羅馬教會主教、羅馬城各長老與法蘭克王國朝廷的一系密集磋商協議之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羅馬教宗利奧三世在羅馬為查理曼大帝塗油受膏而使其正式加冕成為「受上帝委託統治羅馬帝國的偉大皇帝奧古斯都陛下」，法蘭克王國國王查理曼大帝因此成為成為羅馬人的皇帝並自此正式成為西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與天主教世界的保護者，羅馬天主教教宗與羅馬教會也因此得以在軍政實力強大的法蘭克王國承認君權神授的正式護教保護下正式擺脫東羅馬帝國皇帝與君士坦丁堡牧首等使用希臘語的歐洲東部拜占庭帝國勢力控制。

 

除了發動汪達爾戰爭收復前西羅馬帝國的北非領土與發動哥德戰爭收復西羅馬帝國的義大利半島領土，查士丁尼大帝亦於五五二年利用西哥德王國發生內部動亂的機會出兵攻佔了伊比利半島南部的哥多華與直布羅陀等地，五五九年，屬於阿爾泰語族突厥系部族的保加爾人——保加爾人隨後與早已居住於羅馬帝國默西亞行省與色雷斯行省一帶的羅馬帝國遺民和南部斯拉夫各部族融合而成為使用南部斯拉夫語言與西里爾字母書寫文字的保加利亞人——聯合屬於南部斯拉夫民族的眾多部族越過多瑙河入侵東羅馬帝國並一度兵臨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大帝召回貝利沙流士並令其領軍對抗保加爾人與南部斯拉夫民族各部族聯軍，貝利沙流士以極少數的兵力擊敗了保加爾人與南部斯拉夫民族各部放軍隊並將其逐回多瑙河以北，查士丁尼大帝並派遣東羅馬帝國軍隊在歐洲北部各地長期對抗法蘭克人各部族與阿瓦爾汗國卻始終未能取得任何決定性勝利戰果。

 

到了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曾經是羅馬帝國核心領土的義大利半島中部與南部仍然遠比義大利半島北部貧窮而羅馬城更是早在查士丁尼大帝西征之時在義大利半島上兵禍連結的哥德戰爭期間就已經大部淪為廢墟，連位於義大利半島中部拉丁姆地區的羅馬天主教教宗國都只是一個缺乏強有力內部有效政治統治體制故而軍政力量向來有限的組織鬆散的羅馬教宗與羅馬天主教會所統治教會直屬領地——自從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並開啟了羅馬帝國境內的基督教逐漸成為國教的進程之後隨即將羅馬城的拉特朗宮贈予羅馬教會以及羅馬皇帝與貴族陸續捐增之後，羅馬天主教會開始在義大利半島中部以私人領主的身份占有管理君士坦丁大帝等羅馬皇帝與貴族所捐贈的土地，西羅馬帝國於四七六年滅亡後，羅馬教宗所屬羅馬城等拉丁姆領地受到東哥德王國控制並在查士丁尼大帝派遣東羅馬帝國將領貝利沙流士西征重建帝國西部時短暫地再度受到東羅馬帝國統治，其後，查士丁尼大帝逝世後，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倫巴底人從其世居領地潘諾尼亞越過阿爾卑斯山攻入義大利半島半部的波河流域而建立起倫巴底王國，倫巴底王國隨後節節南下進攻義大利半島中南部各地並相繼建立起許多受到倫巴底人各部族統治的公爵國，羅馬教宗因此再度取得相對獨立的地位而僅在名義上服從東羅馬帝國皇帝，羅馬教宗與羅馬天主教會因此開始在東羅馬帝國軍政勢力已然衰退撤出的查士丁尼大帝西征所建立的拉文納總督區所轄羅馬公國所轄羅馬城與其周邊地區而開始初步建立教宗國的政教統治並因而得以與東羅馬帝國與君士坦丁堡牧首相抗衡，然而，初步建立的教宗國卻受到倫巴底王國的一再進攻而不得不動用諸多軍事與外交策略乃至於不得不使用賄賂手段來抵抗倫巴底王國的進攻，在羅馬天主教會的努力下，倫巴底人停止進攻羅馬天主教會所轄的拉丁姆地區領土並轉而進攻義大利半島東北部的東羅馬帝國拉文納總督轄區所轄領土，倫巴底國王利烏特普蘭德將拉丁姆地區的部份鄉村與城鎮捐獻給羅馬教宗，這些後來被稱為「伯多祿的遺產」的拉丁姆地區領地遂成為教宗國的立國基礎，其後，本為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宮相的矮子丕平於七五一年自行依《舊約》儀式塗油受膏自立為法蘭克王國國王而建立了加洛林王朝，為了解除義大利半島北部倫巴底王國對教宗國的持續威脅，羅馬教宗斯德望二世於是於七五四年為矮子丕平塗油受膏而正式認可加洛林王朝為法蘭克王國的合法國王，矮子丕平隨即派兵進攻義大利半島並將所攻下本屬倫巴底王國的托斯卡尼地區、科西嘉島、倫巴底地區、前東羅馬帝國拉文納總督轄區、倫巴底人統治的貝內文托公國的一部份以及中義大利五城等許多義大利半島中北部領土奉獻給羅馬天主教會，查理曼大帝隨後於七八一年正式宣布羅馬教宗為上述丕平獻土所奉獻給羅馬天主教會領土的最高統治者，教宗國正式成立，然而，教宗國沿續倫巴底王國的封建體系而很快地分封出了許多具有幾近獨立狀態的伯爵與侯爵采邑封邑領主，其後，九三六年，薩克森公爵奧圖一世在東法蘭克王國各法蘭克部族公爵國公爵依照古日耳曼民族的選舉君主制支持選出下於亞琛由美因茨大主教為其加冕成為東法蘭克王國國王，即位後，奧圖一世鎮壓了不時叛亂的各公爵國並東向進攻西斯拉夫民族各部族而迫使屬於西斯拉夫民族的波希米亞公爵稱臣，九五五年，奧圖一世於奧格斯堡戰役中擊潰了長期侵擾日耳曼地區的馬扎爾人騎兵部隊並迫使其轉向定居生活而建立起匈牙利國家，繼九五一年首度進攻義大利北部而征服了大倫巴底地區之後，九六○年，具有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所屬法蘭克人貴族血統的義大利國王貝倫加爾二世入侵教宗國領土，地位虛弱的羅馬教宗若望十二世為了鞏固教宗國領土而不得不於九六一年邀請奧圖一世再度出兵義大利半島，奧圖一世擊敗了義大利國王貝倫加爾二世後，教宗若望十二世於九六二年二月二日為奧圖一世加冕成為羅馬帝國皇帝與羅馬人的皇帝奧圖大帝，以東法蘭克王國領土擴張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薩克森王朝因此正式成立，為了回報教宗若望十二世，奧圖大帝於加冕後立即頒布了《奧圖法令》確立了教宗國的獨立地位並授予羅馬天主教會「奧圖特權」而承認羅馬教宗具有世俗權力，然而，此後兩個世紀裡，教宗國與神聖羅馬帝國之間仍然發生不少政教摩擦，而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試圖將其權力控制力擴張至義大利半島之時總會與教宗聖座和教宗國發生衝突，繼薩克森王朝之後統治神聖羅馬帝國的薩利安王朝甚至與羅馬教宗和教宗國之間爆發長達四十多年的主教敘任權之爭，薩利安王朝皇帝與羅馬教宗和教宗國最終於一○二二年簽署《沃姆斯宗教協定》，雙方承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其統治區域內享有以世俗權威而非神聖權威敘任主教的權力並使得天主教主教們在塵世間必須同時效忠教宗與皇帝，皇帝並對空位教區領地的收入權利及合理稅收具有超越中世紀封建制度的主權國家領主統治者專屬權力，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則不再成為聖人，然而，繼薩利安王朝之後統治神聖羅馬帝國的霍亨斯陶芬王朝仍然為了鞏固根源於羅馬法律的興築道路、徵收關稅與罰金、鑄造發行貨幣以及任免公職人員等帝權相關權力並強調帝權獨立於教權的合法性而不時與羅馬教宗和教宗國發生衝突，而除了日耳曼地區等神聖羅馬帝國境內領土之上的城市經濟快速恢復繁榮發展並開始出現弗萊堡與慕尼黑等新興城市與新式城市政治經濟體系的日益蓬勃發展之外，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神聖羅馬帝國也為了維持對義大利半島北部的控制不時與米蘭等義大利半島北部日益富裕與獨立的新興城邦發生衝突，霍亨斯陶芬王朝絕嗣後，神聖羅馬帝國進入大空位時代，教宗烏爾巴諾一世於大空位時代提出改革古日耳曼民族的選舉君主制而由七位選帝侯選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七大選帝侯包括自東法蘭王國時期就已承襲重要宗教職務的日耳曼地區最古老而具有高度權威的三個總教區大主教教座（美因茨總教區大主教、特里爾總教區大主教與科隆總教區大主教）以及東法蘭克王國時期四大日耳曼民族部族法蘭人、薩克森人、士瓦本人與巴伐利亞人的四個世俗諸侯（波希米亞國王、萊茵—普法爾茨伯爵、薩克森—威登堡公爵與勃蘭登堡藩侯），一二七三年，七大選帝侯先是選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魯道夫一世出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從而結束了大空位時代，然而，建立哈布斯堡王朝的魯道夫一世的統治隨即受到統治波希米亞王國的盧森堡王朝的強力挑戰，神聖羅馬帝國皇位隨後因此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大公與盧森堡家族的波希米亞國王之間不斷流轉，出身盧森堡王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之子而出生於紐倫堡並曾擔任由易北河以東施普雷河畔的勃蘭登堡邊區馬克發展而來的勃蘭登堡藩侯選帝侯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於一四三三年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一生致力於調解神聖羅馬帝國、英格蘭王國與阿維斯王朝統治下的葡萄牙王國等國支持的羅馬教廷與法蘭西王國、蘇格蘭王國、卡斯提爾—萊昂王國與阿拉貢聯全王國等國支持的亞維儂教廷之間的天主教會大分裂，羅馬天主教會各大主教最終於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一八年間在日耳曼地區南部的波登湖區大城帝國自由市康斯坦茨舉行了羅馬天主教歷史上唯一由主張天主教會的最高權力屬於大公會議且大公會議權威高於教宗的公會議主義者主導的康斯坦茨大公會議廢除三位對立教宗並選出正統教宗瑪爾定五世而終於結束了天主教會大分裂，然而，康斯坦茨大公會議期間也判決曾任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侍從神父的英格蘭基督教神學家與宗教改革先驅約翰‧威克里夫——由於英王愛德華三世仗著國會對他本人的強力支持而公然拒絕宣誓效忠羅馬教宗，向來敵視教宗的威克里夫於是著作了《教宗分裂》與《聖經真理與實意》來批評羅馬教宗並捍衛英王的立場，一三七四年，威克里夫代表英王愛德華三世與教宗額我略十一世談判英格蘭教會的神職人員任免權問題卻終未能達成協議，威克里夫從此猛烈批評教宗權力至上，由於當時歐洲西部的天主教世界所通用的《聖經》乃是使用拉丁文書寫的《武加大譯本聖經》，而《武加大譯本聖經》乃是羅馬教會於三九○年至四○五年之間依照改用拉丁文進行彌撒儀式的羅馬教宗達瑪蘇一世的敕令而根據使用希臘文書寫的《七十士譯本》對希伯來文《舊約》的聖經翻譯進一步翻譯成為不同於西塞羅式雄辯而優雅的古典風格拉丁文的世俗通用拉丁文用語版本而來，為了讓英格蘭人民可以自行閱讀與了解聖經的內容意旨，威克里夫遂於晚年投入將使用拉丁文書寫的《武加大譯本聖經》翻譯為英文的聖經翻譯與教義詮釋工作——以及受到威克里夫的激烈宗教改革思想影響的波希米亞神學家與反對贖罪券的宗教改革先驅揚‧胡斯為異端而將兩者開除教籍並迅即誘捕揚‧胡斯並將之以火刑處死，支持胡斯宗教改革思想的地方貴族與波希米亞農民等胡斯派信徒隨即起兵對抗羅馬天主教會與支持羅馬天主教會的神聖羅馬帝國，胡斯戰爭因此爆發並迅速蔓延至匈牙利王國境內，胡斯戰爭長達十五年的血腥內戰使得西吉斯蒙德本人直轄統治下的波希米亞王國與匈牙利王國的國力均因此受到嚴重消耗，此外，一三九六年，西吉斯蒙德一度籌資組織出兵扶助已淪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附庸的保加利亞第二帝國並試圖協助其奪回臨時首都尼科波利斯的尼科波利斯十字軍東征，參與尼科波利斯十字軍的瓦盧瓦王朝治下法蘭西王國軍隊與瓦盧瓦勃艮第支系治下勃艮第大公國軍隊在勃艮第大公國首府第戎集結後隨即與西吉斯蒙德在同受其統治的匈牙利王國首都布達會師並全面東進之後一度在鐵門峽谷渡過多瑙河而擊敗了在做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附庸國的保加利亞重鎮維丁但最終卻還是在尼科波利斯戰役之中慘敗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精銳大軍，其後，儘管西吉斯蒙德統治下的匈牙利王國保護本國商人、引進外國技師並擴大城市法庭的權力而促進了匈牙利王國城市經濟繁榮發展與促進了匈牙利各地等級制議會的設立擴權並同時促進行會制度在匈牙利境內普遍建立以及推動統一度衡量制度以利匈牙利各地城鎮市集市場的商業發展，但在尼科波利斯戰役的慘敗之後，西吉斯蒙德仍然不得不費了許多心力甚至一度身陷險境才終於再度穩固了對匈牙利王國的控制權勢，然而，尼科波利斯戰役慘敗後未久又再度爆發的胡斯戰爭卻又再度使得西吉斯蒙德焦頭爛額並最終使得西吉斯蒙德統治下的波希米亞王國境內的貴族自治權大幅擴增，而當波希米亞與匈牙利境內由宣揚平等與革命的宗教改革先驅教派胡斯教派全力宣傳推動胡斯運動而引發的胡斯戰爭終於被鎮壓下去之後，西吉斯蒙德統治下的匈牙利南部與外凡尼西亞卻又再度爆發在西吉斯蒙德所全力促進的匈牙利城市經濟發展之中獲益甚微的佃農所發動的農民暴動，西吉斯蒙德動員德意志僱傭兵並得到匈牙利馬扎爾貴族的積極合作才勉強鎮壓但其個人威望與實質統治權力自是江河日下，一四三七年年底西吉斯蒙德死後，盧森堡王朝絕嗣，西吉斯蒙德唯一庶女伊莉莎白的夫婿、出身哈布斯堡家族阿爾布雷希特支系的阿爾布雷希特五世於是繼承了匈牙利國王與波希米亞國王的王位，其後，一五三一年，七大選帝侯選舉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波希米亞與匈牙利國王斐迪南一世——一五二六年，著意在南歐與中東歐地區擴張的信仰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蘇丹蘇萊曼一世親自領軍下再度進攻長年抵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匈牙利王國，雙方軍隊在多瑙河下游的摩哈赤爆發第一次摩哈赤戰役，組織較為嚴密而作戰紀律較強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軍隊擊潰了匈牙利王國軍隊並大肆屠殺匈牙利戰俘，與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聯姻的匈牙利國王拉約什二世亦死於是役，拉約什二世的妻舅、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一世因此在第一次摩哈赤戰役後獲選繼任波希米亞與匈牙利國王——為羅馬人民的國王並因此成為其兄長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奧地利大公查理五世的直接繼承人，一五五六年，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奧地利大公查理五世迫於壓力宣布讓位而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皇冠與奧地利大公之位讓給了曾在一五二九年與一五三三年兩度率軍抵抗信仰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包圍維也納苦戰並兩度成功保住維也納的胞弟波希米亞與匈牙利國王斐迪南一世，自此才終於確立了由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神聖羅馬帝國以及日耳曼諸邦國與諸帝國自由市的不可動搖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確立了君臨神聖羅馬帝國與歐洲東部的鞏固地位之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位除了在一七四二年至一七四五年之間曾一度短暫地由擔任巴伐利亞公爵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出身維特爾巴赫家族的上巴伐利亞公爵路易四世稍早亦曾於大空位時代甫結束而哈布斯堡王朝與盧森堡王朝激烈相爭期間的一三一四年至一三四七年間一度出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出任之外均一概由哈布斯堡王朝家族成員世襲繼承，然而，原本同受查理五世統治的西班牙王國與葡萄牙王國則仍由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繼承，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世系與奧地利世系也因此永遠無法合併或共組成為君合國。而自霍亨斯陶芬王朝絕嗣後的大空位時代之時起直至神聖羅馬帝國轉入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時期始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不再隨意干涉羅馬教宗聖座所管轄的宗教事務，教宗國與神聖羅馬帝國之間也自此相安無事，到了十四世紀初，教宗國已然一如其他同時期義大利半島各地邦國成為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

 

其後，部份由於羅馬城及其周邊的義大利半島中部拉丁姆地區的經濟發展持續衰落而羅馬教宗的世俗政治影響力也不斷衰落，部份由於卡佩王朝的法蘭西王國國王菲利普四世在向天主教會徵稅以用於對抗英格蘭王國等其他基督教國家以及以判國罪審判帕米耶主教貝爾納‧瑟塞而與主張教權高於王權的羅馬教宗波尼法修斯八世發生衝突之後試圖進一步控制法國的天主教會勢力，繼於一三○二年首度召開法國歷史上第一次三級會議以獲取法國貴族和城市居民支持他對抗羅馬教宗之後，菲利普四世於一三○三年出兵羅馬俘獲教宗波尼法修斯八世而波尼法修斯八世隨後死於被俘虜期間，一三○五年，當時為英格蘭王國歐陸法國地區領地的波爾多的天主教大主教克萊孟五世獲選繼任羅馬教宗，一三○九年，在以強大的法國軍隊控制羅馬城的法蘭西國王菲利普四世的脅迫下，克萊孟五世不得不將羅馬天主教教宗聖座由羅馬城遷到了法國東南隆河下游平原普羅旺斯地區的大城亞維儂而開啟了亞維儂教廷時期，一三一二年，在實質上控制了亞維儂教廷的法王菲利普四世的強大壓力下，克萊孟五世宣布當時最重要的僧侶騎士團之一聖殿騎士團為異端，菲利普四世隨即藉著肅清異端之名全面取締聖殿騎士團成員並往往以殘酷的手段將之殺害，菲利普四世同時也藉著整肅聖殿騎士團而奪取了聖殿騎士團長年累積的驚人財富。其後，亞維儂教廷又歷經了曾在卡佩王朝治下的法蘭西王國與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皇帝路易四世治下的神聖羅馬帝國爆發衝突時支持法蘭西王國國王並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路易四世開除教籍的若望二十二世、曾全力鎮壓在法國南部廣泛傳播的受摩尼教影響的阿爾比教派教團的本篤十二世、克萊孟六世、依諾增爵六世與烏爾巴諾五世等五位教宗而總共歷經了六位教宗，一三七七年，出身法國中部利穆贊地區並曾親自著文批判英格蘭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教宗額我略十一世將教廷聖座由法國東南隆河平原的亞維儂遷回羅馬梵蒂岡，額我略十一世逝世後，天主教會全體樞機梵蒂岡樞機團選出了出身義大利那不勒斯的烏爾巴諾六世繼任教宗，然而，大多出身法國的十三位樞機主教立即宣布該選舉無效並另行選舉出身法國東南阿爾卑斯山區城鎮安錫的康布雷總主教繼任教宗並宣布將教廷聖座再度遷至亞維儂，兩位教宗隨即分別在羅馬與亞維儂各自在歐洲西部的天主教世界各國結盟聚集支持自己的勢力而造成天主教會大分裂，由於時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服從支持羅馬教宗或亞維儂教宗於是迅速地由天主教會的內部衝突惡化擴大而成為歐洲西部極為嚴重的國際政治危機，支持羅馬宗教的除了神聖羅馬帝國之外尚有威尼斯共和國、北義大利各城市、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君合聯邦、英格蘭王國、法蘭德斯伯爵國、卡爾馬聯盟共主邦聯（包括丹麥王國、挪威王國和瑞典王國）與葡萄牙王國，而支持亞維儂教宗的除了瓦盧瓦王朝治下的法蘭西王國之外尚有勃艮第大公國、薩伏依伯爵國、法蘭西王國卡佩王朝支系安茹王朝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國、來自法國中西部普瓦圖並曾擔任十字軍東征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國王的呂西尼昂家族統治下的賽普勒斯王國、蘇格蘭王國、出身印歐語族海島凱爾特語支威爾斯人貴族波伊斯法多格世襲親王和格林杜伊領主並自稱威爾斯親王的歐文‧格林杜爾統治下的威爾斯公國、卡斯提爾—萊昂王國與亞拉岡王國，長達四十年的天主教會大分裂過程中許多解決方案曾被各方政教勢力提出，其中就包括了強迫教宗退位並重新選出各方政教勢力均能接受的新任教宗以結束天主教大分裂，基於此，有權咨審表決天主教會重要教務和教理爭端的天主教會普世主教會議大公會議以及主張天主教會的最高權力屬於大公會議且大公會議權威高於教宗的公會議主義者於是取得了解決天主教大分裂的主導權，一四○九年，天主教會樞機團在義大利半島中部大城比薩舉行的比薩會議中決議同時罷黜造成分裂的兩位教宗並改選任命出身當時受到義大利半島東北部亞得里亞海岸的威尼斯共和國統治的地中海東部大島克里特島的第三位教宗亞歷山大五世，然而，分別支持亞維儂教廷與羅馬教廷的各方政教勢力依然爭論不休，最後，在出身盧森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全力調停下，天主教大公會議在德國南部波登湖畔的神聖羅馬帝國治下帝國自由市康斯坦茨再度召開康斯坦茨大公會議，康斯坦茨大公會議正式廢黜了三位對立教宗並終於在一四一七年重新選舉出獲得各方政教勢力一致認可的正統教宗、出身義大利半島中部著名貴族家族波隆那家族的瑪爾定五世，天主教會大分裂至此終於結束，康斯坦茨大公會議同時也判決英格蘭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與波希米亞宗教改革家胡斯為異端並誘捕胡斯而將之處以火刑，然而，教宗瑪爾定五世上任後卻立即否定了康斯坦茨會議並公開宣布康斯坦茨會議所宣示「公會議高於教宗，且應當定期召開」的天主教會教義教務觀點為異端。

 

然而，公會議至上主義與教宗首席權之間的爭議顯然不可能立即停止，一四三一年至一四四五年間在瑞士北部萊茵河畔大城巴賽爾以及義大利半島北部波河畔城市費拉拉與義大利半島北部阿諾河畔城邦國家佛羅倫斯共和國接續召開的佛羅倫斯大公會議除了討論東羅馬帝國皇帝請求羅馬教宗再度發動十字軍東征以協助東羅馬帝國對抗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問題以及討論東西教會大分裂後的東方禮儀教會與羅馬天主教會的教會儀典共融問題並因此產生了黎凡特地區的馬龍尼禮教會與埃及的科普特禮天主教會等眾多東儀天主教會之外，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同時也再度就公會議至上主義與教宗首席權問題發生激烈爭論，其後，一五一二年至一五一七年間由教宗儒略二世在羅馬城拉特朗宮召開的第五次拉特朗公會議公開讉責了公會議主義並重申堅持教宗至上論以對抗方興未艾的宗教改革運動，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教宗庇護九世於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正式召開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然而，與此同時，剛完成義大利統一運動的理想統一了義大利半島全境的薩伏依王朝治下義大利王國於一八七○年九月全面進兵羅馬城而正式加以兼併並隨即宣布定都羅馬，教宗庇護九世為此避入梵蒂岡並自稱為「梵蒂岡囚徒」以示抗議，當時正在舉行正式會議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當然也因此而於一八七○年十月二十日宣告中斷並從此長期休會長達九十年，最後遲至一九六○年才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正式為其舉行閉幕式，一八七○年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休會前的正式會議期間，教宗庇護九世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上正式頒布了「教宗無謬誤」的天主教教條教義。

 

除了天主教羅馬教宗聖座一度長年由羅馬遷往法蘭西王國東南隆河下游平原的亞維儂並因此受到分別出身卡佩王朝與瓦盧瓦王朝的歷任法蘭西王國國王的高度控制，中世紀晚期之時，義大利半島南部的那不勒斯以及西西里島和撒丁尼亞島等地中海西部大島又經常受到來自義大利半島以外勢力的統治，那不勒斯在受到諾曼人領袖魯傑羅一世與其子魯傑羅二世所建立的西西里王國統治後又前後受到法蘭西王國卡佩王朝支系安茹王朝統治、源自伊比利半島亞拉岡王國支系的亞拉岡王朝統治、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支系所建立西班牙帝國統治以及法蘭西王國波旁王朝支系、西班牙帝國波旁—安茹王朝的那不勒斯支系統治，西西里島則在受到驅逐島上薩拉森穆斯林斯勢力的諾曼人所建立西西里王國統治後又前後受到神聖羅馬帝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統治、法蘭西王國卡佩王朝支系安茹王朝統治、亞拉岡王國統治、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國統治、薩伏依公國統治、西班牙波旁—安茹王朝統治以及兩西西里王國波旁—安茹王朝統治，而因為擁有鉛礦與鋅礦礦藏而早在公元前八世紀就由縱橫地中海全域的腓尼基建立起殖民地與港口並在第一次布匿克戰爭後才由腓尼基海上勢力的繼承人迦太基共和國統治轉入羅馬共和國統治的撒丁尼亞島則在因薩拉森穆斯林勢力占領西西里島而切斷第勒尼海航路而脫離東羅馬帝國北非地區以迦太基城為總督駐地的阿非利加總督區控制之後先是分裂為四個信仰羅馬天主教的吉烏蒂科提土著王國，薩丁尼亞島隨後在中世紀晚期開始受到經營途經地中海東岸的東方香料貿易的義大利半島西北部比薩共和國和熱那亞共和國等海上共和國的海上商業勢力的高度掌握並最終由比薩共和國實質控制了撒丁尼亞島各領地，其後，撒丁尼亞島先後受到亞拉岡王國統治、哈布斯堡王朝所建立西班牙帝國統治、西班牙帝國波旁—安茹王朝統治並最終由原本領地位於義大利西北部薩伏依地區與皮埃蒙特地區的薩伏依王國取得了薩丁尼亞島的統治主權。

 

相較於中世紀晚期經濟衰退、農業減產、戰亂不斷而政治反覆動盪的義大利半島中南部，義大利北部由於沃野千里的波河流域谷地各地內部城市鄉村的糧食生產等農業生產不虞匱乏而得以支持義大利半島東北部亞得里亞海海岸與西北部第勒尼安海海岸各沿海港市的大量離農人口相繼投入地中海東西兩側中世紀中晚期起日益興盛的航海貿易商業活動，義大利半島東北部亞得里亞海岸與西北部第勒尼安海海岸各沿海港市因此日益繁榮富裕而建立起威尼斯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與比薩共和國等繁榮強大的海上共和國，此外，中世紀中期的羅馬教宗在歐洲西部發起的歷次十字軍東征帶動了途經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東方香料貿易以及絲路貿易西段末端南路貿易路線等東西方貿易的快速復甦並使得伊斯蘭世界與阿拉伯世界寶貴的航海技術與星象海象海圖以及諸多數學與科學知識得以加速傳入義大利半島北部沿海各城邦以及歐洲西部各地——繼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利用立基於歐洲東部和小亞細亞的東羅馬帝國與薩珊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國之間在美索不達米亞與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長期破壞性戰爭快速崛起並征服了黎凡特地區、埃及等北非地區、美索不達米亞以及波斯帝國之後，崛起於中亞草原的突厥系烏古斯部落聯盟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各部族於一○五五年推翻了興起於裏海南岸吉蘭山區的伊朗人德萊木部族所建立定都巴格達的信仰伊斯蘭什葉派的布維西王朝（白益王朝）並建立了以巴格達為首都並和布維西王朝一樣以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為名義上政教領袖的塞爾柱帝國，駐在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哈里發隨即正式追封塞爾柱帝國部族軍政領導人為哈里發之下擁有至高權力的軍政統治者蘇丹，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的塞爾柱帝國在控制了伊朗高原與美索不達米亞後隨即出兵進攻信仰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法蒂瑪王朝控制的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並同時不斷向東羅馬帝國控制的小亞細亞地區擴張，一○七一年八月，塞爾柱帝國在安那托利亞高原東部凡湖北岸一帶與東羅馬帝國爆發了曼齊刻爾戰役並擊潰了東羅馬帝國皇帝羅曼努斯四世領導的拜占庭軍隊並隨即在數年之內幾乎占領了君士坦丁堡周邊地區以外的安那托利亞高原全境，一○七三年，塞爾柱帝國擊敗法蒂瑪王朝並因此控制了黎凡特地區與耶路撒冷，兵敗齊曼刻爾特戰役並快速失去安那托利亞高原各地領土的東羅馬帝國不得不向歐洲西部的羅馬教宗與天主教世界求擾，一○七四年，羅馬教宗額我略七世一度發出「基督士兵」的呼籲卻未受當時歐洲西部各日耳曼民族王國的重視，一○九五年十一月，羅馬教宗烏爾巴諾二世正在義大利半島北部的農產重鎮與貿易大城皮亞琴察召開宗教會議之時，東羅馬帝國皇帝特使於是在會議上痛陳突厥人入侵的壓迫並呼籲歐洲西部各王國與羅馬教廷應該出兵收復耶路撒冷並解救同為基督徒的兄弟東羅馬帝國，同年十一月底，羅馬教宗在法國中部中央高原大城克萊芒進一步召開包含大主教以及封建領主、騎士與平民在內數萬人參與的克萊芒會議正式號召歐洲西部的基督徒發動十字軍東征討伐東方的異教徒並奪回耶路撒冷，克萊芒會議同時也確立了以十字記號做為十字軍軍隊徽幟並大量發放十字徵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最後在一○九九年奪回了法蒂瑪王朝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與安提阿，其後，第三次至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的作戰目標改為對抗取代法蒂瑪王朝統治埃及與控制黎凡特地區並攻占耶路撒冷的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的庫德族將領、法蒂瑪王朝的埃及總督薩拉丁所建立的埃宥比王朝，薩拉丁於一一八七年攻占耶路撒冷以及俘虜十字軍所建立耶路撒冷王國國王與聖殿騎士團團長之後，一二二八年至一二二九年間的第六次十字軍東征之時，出身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組織十字軍作戰並與薩拉丁之後的埃及埃宥比王朝達成協議而取得耶路撒冷，一二四四年，被新興的蒙古帝國滅亡的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的突厥系部族所建花刺子模王國殘部自基督徒手中奪取了耶路撒冷，一二四七年，埃及埃宥比王朝再度自花刺子模王國殘部手中奪回耶路撒冷，羅馬教宗伊諾增爵四世為此發起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然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最終仍無法自埃及埃宥比王朝所部多為突厥裔或蒙古裔草原游牧民族的馬木魯克奴隸兵團手中奪回耶路撒冷，一二五二年至一二六○年之間，新興於蒙古高原的蒙古帝國由旭烈兀率領十萬蒙古大軍發動蒙古第三次西征進攻中亞與西亞，旭烈兀所部蒙古鐵騎滅亡了早已有名無實的阿拔斯王朝哈里發並血洗了巴格達，旭烈兀隨後滅亡了塞爾柱帝國殘存的羅姆蘇丹國與埃及埃宥比王朝，在第四任蒙古大汗、旭烈兀同母兄蒙哥汗死於征南宋戰爭後，旭烈兀一度暫停西征並率部東返蒙古高原以便親自率軍參與將在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舉行的忽里勒台選汗大會，而在得知同母弟忽必烈已經在內蒙古高原草原上的上都開平自立登基繼位之後，旭烈兀旋即率軍回到波斯建立了伊兒汗國並接受忽必烈與元帝國的正式冊封，受到信仰聶斯脫里教派基督教的母親與妻子影響，本人信仰彌勒佛等佛教信仰的旭烈兀在波斯推動親基督教而反伊斯蘭教的宗教政策並東羅馬帝國結盟持續進攻繼阿宥比王朝之後統治埃及的由馬木魯克奴隸兵團所建立馬木魯克王朝所控制的黎凡特地區，由於旭烈兀與忽必烈的親近血緣，伊兒汗國與統治中國本土的元帝國關係極為親密，經由伊兒汗國所控制的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大城大馬士革與阿勒坡的絲路貿易西段末端南路貿易路線因此遠比改宗信仰伊斯蘭教的欽察汗國所控制的黑海北岸絲路貿易西段末端北路貿易路線來得繁榮興旺許多，其後，第八次與第九次十字軍東征的失敗使得十字軍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國最後據點、黎凡特地區巴勒斯坦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卡城最終於一二九一年落入統治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之手，其後，為了抵抗蒙古各汗國勢力衰退後新興於安那托利亞高原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東羅馬帝國與同樣信仰東正教的保加利亞第二帝國的一再進攻，出身盧森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再度組織了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卻最終於一三九六年九月底在尼科波利斯戰役受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精銳大軍所擊潰並隨後將數千名十字軍戰俘加以屠殺。

 

與此同時，同樣在十字軍東征時期，一二○二年時主要由法國人所組成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歐洲西部大軍在威尼斯共和國的利誘下在一二○四年攻占了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大軍隨即在君士坦丁堡城內大肆屠殺劫掠長達一週並在所攻占本屬於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與希臘半島大部份地區建立起維持了近六十年的使用拉丁語的拉丁帝國，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因此重重地打擊了威尼斯共和國等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的地中海東西兩側東西方貿易的重要競爭對手東羅馬帝國並同時使得希臘半島等地中海沿岸港口與島嶼長期成為義大利半島北部各城邦海上共和國所控制的地中海貿易據點，地中海東部的主要貿易路線經由東羅馬帝國控制的地中海東部海岸港口與阿拉伯帝國諸王朝勢力所控制的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經由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再由這些擁有龐大軍艦與商船海上船隊的義大利半島北部沿海城邦共和國經由越過阿爾卑斯山的陸路或經由地中海西部與大西洋歐洲沿岸海路轉口高價轉賣至中世紀晚期城市經濟快速復甦而日益富裕的歐洲西部各地主要城市，經由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轉口的東方商品如肉豆蔻等印度與南洋香料、泰爾紫等染料以及中國絲織品等奢侈品經由威尼斯共和國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轉口歐洲西部各地之外，歐洲西北部的法蘭西王國、神聖羅馬帝國與尼德蘭地區出產的羊毛織品、小麥與貴重金屬也透過陸路和海路貿易出口到義大利半島北部繁榮富裕的各海上共和國，自一一一五年起即取得神聖羅馬帝國特許而脫離托斯卡納侯爵國統治並取得自治權的佛羅倫斯共和國就是因為利用從英格蘭和西班牙等歐洲西北部進口的羊毛、來自東方的染料以及佛羅倫斯當地技術精良的梳毛工等紡織產業鏈各類工匠發展高級衣料等織品工業並將這些織品外銷而發展了織品商業貿易而成為義大利半島北部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從地中海東部的埃及與黎凡特地區延伸到大西洋與波羅的海的龐大航海貿易路線使得義大利半島北部各城邦海上共和國獲利豐厚並因此有充足盈餘資金可以用於投資大理石等當地礦業以及許多宗教性與非宗教性宏偉建築之上，並得以運用豐沛的商人家族私人家族資金資助許多畫家和雕刻家等高階工匠藝術家在這些宏偉建築內外繪製巨幅華麗壁畫創作與雕塑眾多精美雕刻裝飾創作。

 

與此同時，在義大利半島以外的歐洲北部，到了中世紀晚期，歐洲北部位於大西洋東北側的波羅的海沿岸與北海沿岸地區，隨著諾曼人征服後的政治動亂與經濟衰退隨著諾曼人領地的確立以及諾曼人移民趨於定居農業化並在其北方沿海各地領地上建立起封建制度，政治體制的穩定與農業生產的恢復帶來歐洲北部各地的經濟復甦與城鎮商業經濟的復甦繁榮，歐洲北部的波羅的海沿岸與北海沿岸的歐洲北部區域貿易以及歐洲北部各地透過大西洋航路與此時日益欣欣向榮的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所掌握的地中海東岸黎凡特貿易等東西方貿易地中海航路之間跨越直布羅陀海峽與阿爾卑斯山脈匯流交絡的歐洲西部南北兩大航路次貿易區域間的大區域貿易也隨之復甦並迅速發展擴張而高度繁榮興盛，而隨著歐洲北部區域貿易、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所掌握地中海東岸黎凡特貿易等東西方貿易以及歐洲北部區域貿易與地中海貿易之間的海路與陸路匯流交絡在中世紀晚期日益繁榮，地中海北岸歐洲西部南側的波河、隆河與瓜達幾亞河等大河流域水系以及歐洲西部北側的維斯杜拉河、萊茵河、羅亞爾河與泰晤士河等大河流域水系的河運航運轉口貿易也隨之快速發展而各大河流域水系沿河眾多的河運航運城鎮自然也就由於經營海運—河運—陸運等種種在地物產貿易與轉口貿易或是經營長途行旅貨棧而得以不斷繁榮擴張了。

 

由於中世紀中晚期歐洲西部政治穩定與經濟復甦使得近程貿易與遠程貿易商旅以及城鎮市集近程貿易與遠程貿易商業活動再度出現，中世紀中晚期日耳曼地區神聖羅馬帝國治下許多從事經營近程貿易與遠程貿易商業活動的帝國自由市為了防衛各地封建領地貴族對於可能的關稅重稅盤剝與強盜搶劫掠奪而形成了萊茵同盟與士瓦本同盟兩個帝國自由市同盟，這兩個從事貿易商業活動而商業貿易富商市民階級的政經影響力開始日益增強的帝國自由市同盟很快地進一步發展出成員城市相互放棄徵收水路與陸路通行稅的關稅互利同盟並同意以協調的方式解決相互間可能的爭端。其後，當中世紀早期至十二世紀初期之時屬於北日耳曼民族的諾曼人維京人運用強大的海盜艦隊展開諾曼征服而征服殖民了大西洋沿岸的英格蘭王國、西法蘭克王國北部大西洋沿岸的諾曼第公國與以及地中海沿岸的義大利半島南部與西西里島的西西里王國之後，諾曼人海盜艦隊在歐洲大西洋沿岸與地中海沿岸的諾曼征服大規模征服殖民行動也隨著諾曼人移民在其所佔領歐洲各地領地的日趨定居化並建立起封建制度而趨於停歇並日漸穩定下來，於是，十二世紀之時起，日耳曼地區北部北海沿岸和波羅的海沿岸海運大港與萊茵河沿岸河運大港科隆、呂北克、漢堡與不來梅等主要港口城市隨著中世紀中晚期歐洲西部各地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甦而因此貿易旺盛也因此日益繁榮富裕，這些日耳曼地區的主要港口城市由於掌握著北海和波羅的海海運以及萊茵河河運的航運地理位置地位之便而掌握了龐大的航運貿易利益，當諾曼征服在北海地區、波羅的海地區與地中海地區縱橫大洋而聲勢浩大的征服殖民行動塵埃漸定，這些日耳曼地區掌握著海運貿易與河運貿易的主要港口城市也就再度興起並逐漸恢復繼承了諾曼征服之前斯堪地那維島與冰島各港口與大不列顛各島上各盎格魯—撒克遜王國所控制地區之間的北海海運貿易利益，神聖羅馬帝國治下的帝國自由市科隆的航運貿易商人首先在英格蘭王國取得了貿易特權與建立在當地僑居地專屬社區的特權，其後，由於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國王理查一世（獅心王理查）響應教宗克萊孟三世號召而正在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參與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之時，理查一世的胞弟與理查一世參與十字軍東征期間的英格蘭王國攝政約翰在英格蘭勾結卡佩王朝的法蘭西國王菲利普二世試圖篡位奪權，在率領十字軍攻克了巴勒斯坦北部重要港口城市阿卡城之後卻因薩拉丁採取焦土戰術而兩度進逼耶路撒冷的理查一世於是不得不和薩拉丁議和並返國平亂，然而，化裝為商人取道與其因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過程中發生衝突的奧地利公爵利奧波德五世的維也納附近領地時被利奧波德五世識破而加以囚禁並隨即將之解送給因為西西里島歸屬問題而亦與理查一世有所衝突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六世囚禁，在英格蘭王國經商的科隆商人為此特地在一一九四年集資慷慨地代替早已因為理查一世為了組織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所徵收薩拉丁什一稅等種種苛捐雜稅搞得經濟衰退、民生凋敝的英格蘭王國支付十五萬馬克巨額贖金中的一大部份，科隆商會因此在英格蘭王國獲得了免稅特許狀，理查一世之後的英格蘭國王相繼給予呂北克商會與漢堡商會相似的特權，這幾個日耳曼地區的重要航運貿易港市因此在英格蘭形成了初步的商業聯盟，期間，由於出身韋爾夫家族的薩克森公爵與巴伐利亞公爵獅子亨利於一一五九年自什列斯威—霍爾斯坦公爵手中奪取了波羅的海沿岸、特拉維河畔的呂北克城並將之經營為薩克森公爵國的波羅的海區域貿易商業大港，下德意志地區各地的日耳曼商人隨即以呂北克城為基地將商業活動擴展至整個波羅的海地區，呂北克也隨之迅速在瑞典王國的哥特蘭島上的維斯比與歐洲東部接近波羅的海東岸的諾夫哥羅德共和國建立特許商站並於一二二六年取得自治權而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治下的帝國自由市，呂北克隨後在一二二九年控制了波羅的海東岸利沃尼亞地區寶劍騎士團所控制里加城的商業貿易。由於種族語言相同以及具有共同的海外貿易商業利益，在日耳曼地區以外從事航運貿易商業活動的海外德意志商人集團開始相互聯合結盟形成日益廣泛緊密的聯盟以減少競爭，一二一○年，呂北克和漢堡兩港市同意在特定事務中使用共同的民法與刑法並同意在自身城市中保護對方的商人，一二四一年，為了保護經營獲利豐厚的航運貿易的商人抵禦盜匪與海盜的襲擊，掌握波羅的海貿易的呂北克與掌握北海貿易的漢堡兩個帝國自由市結成了正式的聯盟，一二五九年，呂北克與波羅的海南岸的西波美拉尼亞的羅斯托克和維斯馬兩城為了對抗海盜而組成了類似的聯盟，一二八二年，漢撒同盟正式成立，條頓騎士團分支寶劍騎士團控制下的波羅的海東岸利沃尼亞地區的里加隨即正式加入漢撒同盟，北海南岸法蘭德斯地區的布魯日的德意志商業公會漢撒商站以及北海西岸英格蘭王國首都倫敦城內的漢撒商站也隨即加入了漢撒同盟，而位於北海北岸挪威王國西南部松恩峽灣出海口並長期大量生產乾鱈魚以供外銷的卑爾根當地的漢撒商站也隨著漢撒同盟的正式成立而進一步發展為漢撒同盟四大商站之一以及漢撒同盟北海北部最重要的聯絡港口城市，一二九三年，出於呂北克的一再要求，來自波羅的海南岸日耳曼地區的梅克倫堡公國沿海地帶與西波美拉尼亞地區以及波蘭王國的東波美拉尼亞地區的德意志商人在羅斯托克召開代表大會，二十六個城市在此次代表大會中正式投票通過決議今後凡是與這些漢撒同盟城市與漢撒商人有關的法律案件均應依照呂北克法律解決，呂北克法律因此成為漢撒同盟的共同法律，呂北克也隨即成為漢撒同盟的總部所在地，到了十四世紀，其城市大門霍爾斯坦城門上書有漢撒同盟所極度重視的拉丁語銘言「對內一致，對外和平」的呂北克的貿易商業與城市經濟也隨著漢撒同盟的快速發展而得以蓬勃發展並因此而被時人稱為「漢撒同盟的女王」。

 

一二八二年漢撒同盟正式成立之後，很快地由壓制海盜、打擊掠奪行為和取消不合理的通行稅的商業利益保護聯盟進一步轉向擴張海外商業勢力，漢撒同盟於是隨即試圖壟斷貿易商業利益並壓制非漢撒同盟的其他德意志城市的商人商業活動以及來自英格蘭王國、蒙古金帳汗國控制下的烏克蘭草原與莫斯科公國等波羅的海東岸內陸的俄羅斯各地以及北海南岸的法蘭德斯地區等漢撒同盟從事貿易活動的北海與波羅的海沿岸廣大的沿海與內陸地區的本土商業活動，到了一三○○年，從北海南岸威悉河口的不來梅到波羅的海南岸維斯杜拉河口的但澤等沿著波羅的海南岸海岸的包括許多神聖羅馬帝國治下帝國自由市在內的所有德意志港口城市都加入了漢撒同盟，位於波羅的海東南岸的普魯士地區的條頓騎士團以及位於波羅的海東岸的利沃尼亞地區的寶劍騎士團所屬領地的各地貿易城鎮也都加入了漢撒同盟，一三五六年，第一屆漢撒同盟大會在呂北克召開之時成員港口城市與貿易城鎮已增加至五十二個，漢撒同盟隨後發展成為大約七十至八十個洪口城市與貿易城市的波羅的海與北海貿易商業聯盟，漢撒同盟同時也透過向神聖羅馬帝國各地領主與歐洲北部各國君主提供鉅額貸款而不斷獲得一項又一項各種貿易特權等特許權利的特許狀，在其全盛時期，漢撒同盟甚至不時左右著共同組成斯堪地那維亞卡爾馬聯盟共主邦聯的丹麥王國與瑞典王國的共主丹麥國王王位繼承人選。漢撒同盟的主要貿易商品包括了歐洲西北部各地分別出產的岩鹽、鯡魚、乾鱈魚、鹹肉、糧食、啤酒、布匹、呢絨、羊毛（英格蘭為其主要產地）、皮革、獸皮、牲畜、草木灰、鯨油、木材、大麻、樹脂、蜂蠟、弓料、磚、桶板、鐵（瑞典為其主要產地）、銅（瑞典為其主要產地）、錫與各種金屬製品，漢撒同盟的主要貿易商品還包括了透過漢撒同盟各城市所屬註冊噸位一千噸至兩千噸的眾多貿易商船與商人船隊前往漢撒同盟未設有商站的法蘭西王國、西班牙各基督教王國與葡萄牙王國進行轉口貿易所取得地中海西部沿海的法蘭西王國南北各地、伊比利半島與義大利半島所出產的海鹽、橄欖油、葡萄酒、新鮮水果與各種酒類，此外，透過漢撒同盟商船前往法蘭西王國與伊比利半島各基督教王國的大西洋南岸各港口城市進行轉口貿易，漢撒同盟的重要貿易商品同時還包括了由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透過其所控制經營的經由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阿勒坡等各港口城市進行轉口貿易的東西方貿易所交易獲得並轉運至歐洲西部的義大利半島北部、之後再經由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所控制的地中海西部貿易航運的海路貿易路線或是經由跨越阿爾卑斯山的陸路貿易路線輾轉轉口來到大西洋沿岸各地主要港口城市的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之中的貴重東方奢侈品商品，波蘭王國境內各地領主與大莊園農莊地主也往往透過維斯杜拉河出海口的自一三○八年起由條頓騎士團所控制的帝國自由市但澤等漢撒同盟港口城市與貿易商船為其出口和轉口波蘭平原各地所商業性大量生產的小麥等各種大宗糧食作物，漢撒同盟因此極為富有規模經濟與經濟效率地溝通了歐洲北部北海與波羅的海沿岸各地甚至於歐洲北部區域貿易與地中海東西兩側區域貿易之間的原物料產地與製成品製造地之間的生產交易經濟聯繫，漢撒同盟同時也因此而進一步促進加速了歐洲北部與歐洲西部大西洋沿岸各地諸多海運與河運港口城市的造船航海技術發展、製造業工藝技術發展以及遠程航海貿易商業經濟成長乃至於城市工商經濟發展與城市基礎建設發展。

 

其後，隨著來自波羅的海北岸的卡爾馬聯盟共主邦聯丹麥王國的威脅與來自波羅的海南岸內陸的勃蘭登堡邊區馬克藩侯的威脅，漢撒同盟因此開始建立海軍並因此由航海貿易商業聯盟進一步發展為經濟—政治—軍事同盟，許多貿易城市為了獲得商業利益或取得安全保障而選擇加入，各貿易城市加入漢撒同盟之後即可受到保護而使其商業訴訟不再受到歐洲西部各地各層級封建領主擁有司法權的封建法庭管轄，此外，在漢撒同盟所屬各地城市的大市集上亦禁止非同盟商人進行交易，加入漢撒同盟的條件也相對苛刻，凡是不位於沿海地帶或是航運旺盛的河流兩岸的城市或者沒有自治權的城市均不會獲得同盟會議准許加入漢撒同盟，漢撒同盟的軍事聯盟具有強制性攻守同盟的性質，因而任何漢撒同盟成員在未獲得鄰近四個漢撒同盟城市同意之前不得進行戰爭，漢撒同盟會議同時也擁有宣戰、締和與保護海路和陸路貿易路線等集體安全政策決策權以及開闢新商站與裁定貨幣兌換和度量衡問題等市場規範集體經濟政策決策權。隨著漢撒同盟商人商船的在波羅的海海域與北海海域的廣泛貿易商業活動，包括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在內的歐洲西部各地的各國君主制國家國王與封建制度貴族領主相繼透過給予漢撒同盟貿易特許權與商站設立相關特權——漢撒商站往往同時具有市場、商人辦公室與住所、仲裁所、作坊、工場與庫房等多種複合式的貿易相關工商功能——等各種特許權利而與漢撒同盟建立商業關係並從中獲得龐大的商業經濟利益與豐厚的國家財政收益，中世紀中晚期這些採行封建制度的歐洲西部各王國的經濟生產大多建立在封建莊園制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往往大量種植單一作物尤其是糧食作物且農業生產效率往往不甚理想，經由漢撒同盟的波羅的海與北海廣大的跨國國際航運貿易商業網絡協助進行出口轉口貿易，這些歐洲西部封建王國所生產的大宗糧食作物等原物料因此得以在國際市場上尋得較高價需求市場而以較高價格出售，這些歐洲西部封建王國也得以透過漢撒同盟的國際航運貿易商業網絡取得質量更為優良的外國進口原物料與製造業產品乃至於包括透過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東西方貿易而轉而來的東方香料在內的種種珍貴奢侈品，同時，漢撒同盟商人商船所繳交的進出口關稅也為這些採行封建制度因而國王直屬領地有限而國庫土地相關稅收收入亦有限的歐洲西部封建王國的國庫提供了鉅額的穩定財政收入來源。

 

十四世紀晚期至十五世紀早期，漢撒同盟在波羅的海區域與北海區域的航運貿易勢力與政治軍事勢力達於鼎盛，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國王不只一次將王冠抵押給漢撒同盟商人換取貸款或者央借艦隊與海員，然而，由於漢撒同盟過於重視只從成本最便宜地區採購的賤買貴賣商業原則，漢撒同盟各城市領地當地的農業與工藝製造業因此未能利用漢撒同盟廣大的國際航海貿易商業網絡而得到進一步的開發與發展，其後，為了將封建制度敞田制下用於種植小麥的公有地甚至於佃農耕種的份地轉用於放牧生產獲利更高且為漢撒同盟重要貿易商品的羊毛，英格蘭王國各地的貴族與大莊園領主自十二世紀與十三世紀之時起陸續根據《默頓法令》發動圈地運動而將封建制度下的公有地甚至佃農耕種的份地全數收回而據為貴族領主可以直接控制的私有地並將之用於羊隻放牧與羊毛生產，而失去封建制度下的佃耕農地份地的離農佃戶則不得不因失業而湧入各地城市另尋生計並往往不得不忍受新興城市資產階級所提供的各種低薪低技術性工作，到了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之時，圈地運動隨後在包括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在內的歐洲西部各地快速蔓延並因此逐漸侵蝕瓦解了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農業生產方式與鄉村封建領主制社會制度等封建社會社會經濟制度，而隨著歐洲西部各地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的逐漸崩解重構，包括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在內的歐洲西部各地封建國家的君主也開始逐漸地超越各自國內各地封建領地以及封建領主與天主教會勢力極為零散的地方分權封建制度政治體制並逐漸轉而建立中央集權式的絕對主義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為了替走向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體制的國家政府獲取更多的商業利益與財政收入，英格蘭王國與丹麥王國等歐洲西部各君主國陸續開始學習漢撒同盟的重商主義商業策略與保護主義貿易策略，歐洲西部各國君主並支持各國國內向來仇視擁有種種特權與豁免權的漢撒同盟的各國本土商人起而與漢撒同盟競爭，英格蘭王國商人以及先後受到法蘭西王國瓦盧瓦王朝分支勃艮第公爵與西班牙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尼德蘭十七省商人也開始繞過漢撒同盟既有的航海貿易網絡而自行與斯堪地那維亞各國和波羅的海東岸內陸的羅斯地區東斯拉夫民族羅斯人脫離金帳汗國控制而建立的各公國建立起直接的航運貿易商業聯繫，漢撒同盟的航海貿易商業活動因此受到嚴重的競爭威脅，漢撒同盟亦因此自十五世紀早期之後逐漸出現走向衰落的跡象。

 

在北海西側的英格蘭王國，受到漢撒同盟所採取重商主義與保護主義航運貿易商業模式的啟發，為了不再只是羊毛原物料產地而總是把紡織加工羊毛製作為高級呢絨再透過漢撒同盟外銷輸出而獲利更為豐厚的工藝製造業保留給北海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蘭德斯地區，金雀花王朝的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於是直接從法蘭德斯地區招募紡織工人以便在英格蘭建立本土呢絨工業並進一步試圖在航運外銷通路上與漢撒同盟競爭，然而，愛德華三世逝世後未久，其分屬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的兩支後裔家族之間為了英格蘭王位繼承問題發生激烈鬥爭並最終爆發了長達二十二年的血腥內戰玫瑰戰爭，玫瑰戰爭最後以出身蘭開斯特家族的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迎娶約克家族的女性繼承人伊莉莎白為王后並合併兩大家族勢力建立都鐸王朝而終於結束，由於英格蘭的貴族領主封建勢力由於玫瑰戰爭的連年兵燹而嚴重消耗削弱，都鐸王朝的亨利七世因此得以在英格蘭逐步建立中央集權君主制的絕對主義國家，玫瑰戰爭的爆發一度使得漢撒同盟與其又稱鋼院商站的具有自有武裝的倫敦商站在英格蘭的種種特權得以又沿續了一段時間，都鐸王朝的亨利七世主政英格蘭之後隨即頒布法令禁止從英格蘭直接出口具有貨幣發行準備性質的貴金屬，到了都鐸王朝的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亨利七世孫女）在位之時，漢撒同盟在英格蘭長達三百年的種種貿易特權已經被全數剝奪，伊莉莎白一世認為，漢撒同盟的航運艦隊勢力會對長期做為英格蘭海軍戰艦來源與海軍海員兵力後盾的英格蘭五港同盟的發展產生直接競爭並因此對英格蘭王國構成嚴重威脅，一五九八年一月十三日，伊莉莎白一世下令逮捕六十艘與信仰英國國教新教的英格蘭王國當時最重要的敵對勢力、信仰天主教並運用龐大軍事力量積極打擊歐洲西部各地新興新教國家勢力的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帝國進行貿易的漢撒同盟商船，漢撒同盟各城市隨即在呂北克舉行大會並決定採取一致行動全面打擊英格蘭的出口貿易，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聞迅決定強硬回應，伊莉莎白一世於是下令將停泊英格蘭各港口的漢撒同盟商船船隻連同其所載運貨物一概沒收，伊莉莎白一世同時也下令關閉倫敦城內的漢撒商站，漢撒同盟與英格蘭王國之間持續了三百年的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往來至此完全告終。

 

與此同時，在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蘭德斯地區，十五世紀時強大的法蘭西王國瓦盧瓦王朝分支治下的勃艮第公國以及十六世紀之時在反抗統治西班牙帝國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八十年戰爭獲勝獨立之後新興崛起的海上強權尼德蘭聯合省在其先後統治法蘭德斯地區之時均致力於興建發展新興港口城市安特衛普以試圖和漢撒同盟高度掌握的布魯日競爭北海地區與波羅地海地區的航運貿易商業利益，先後統治法蘭德斯地區的勃艮第公國與尼德蘭聯合省同時也透過鼓勵海盜襲擊漢撒同盟商船船隊等種種方式以便全面削弱漢撒同盟的海上勢力，一四五一年，漢撒同盟的德意志商人商船不得不放棄布魯日並轉往安特衛普進行貿易，尼德蘭聯合省隨即利用其重要的北海與波羅的海航海要道地理位置以及港口河道眾多的優越條約全力發展航運貿易並逐漸取代了漢撒同盟的海上馬車夫航運貿易主導地位，尼德蘭聯合省不久之後全面壟斷了歐洲西部北方大西洋東北側的航運貿易商業利益，而十五世紀起青魚漁場由波羅的海海域轉移至北海海域也使得掌握波羅的海海域與航運要道的呂北克也因此受到嚴重的經濟損失，而掌握北海海域與航運要道的尼德蘭聯合省則自大西洋東北側青魚漁場向北海轉移的過程之中獲利頗豐並因此致富，到了一五九三年，漢撒同盟的安特衛普商站受到尼德蘭省新興航運貿易勢力的競爭排擠而不得不正式關閉，漢撒同盟在北海南岸的法蘭德斯地區的航運貿易國際商業活動至此亦宣告終結。

 

此外，一三九七年，斯堪地那維亞的丹麥王國、瑞典王國與挪威王國三國正式簽訂條約成立卡爾馬聯盟共主邦聯，新興的斯堪地那維亞卡爾馬聯盟控制了波羅的海南岸的西波美拉尼亞地區和梅克倫堡公國與芬蘭地區以及北大西洋極北的冰島並因此同時開始在北海海域與波羅的海海域全面與漢撒同盟競爭航海貿易商業利益，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一世強迫漢撒同盟放棄對丹麥王室與領主的直接政治控制並下令漢撒同盟交出其在卡爾馬聯盟領土上所控制瑞典哥特蘭島上的維斯比等堡壘據點，瑪格麗特一世同時支持海盜襲擊漢撒同盟商船船隊，為了反制控制了聯結北海與波羅的海的松德海峽、卡特加特海峽與斯卡格拉克海峽等航運要道的卡爾馬聯盟，由於深知與丹麥王國同屬卡爾馬聯盟的瑞典王國貴族由於其經濟收入高度依賴向德意志地區出口瑞典所開採鐵礦煉製的原料鐵與鐵製品因而對於經常為了什列斯威—霍爾斯坦公國、梅克倫堡公國與西波美拉尼亞地區等領土問題而經常在德意志地區輕啟戰端且又日益趨向中央集權於哥本哈根王廷的丹麥國王與丹麥貴族（尤其是正式兼併了什列斯威—霍爾斯坦的丹麥王國克里斯蒂安一世等歐登堡王朝諸王）向來存在著高度不滿情緒，加上一五二○年歐登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二世攻入反卡爾馬聯盟派的瑞典貴族所制控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並屠殺大批參與叛亂的反卡爾馬聯盟派瑞典貴族，當斯德哥爾摩大屠殺之後倖存的信仰路德教派宗教改革基督新教的瑞典貴族古斯塔夫‧瓦薩隨即重新組織反丹麥軍隊並發動達拉納起義之後，漢撒同盟立即宣布支援古斯塔夫‧瓦薩所發動的瑞典解放戰爭，古斯塔夫‧瓦薩最終在瑞典解放戰爭中獲勝並在勝利後於一五二三年六月六日登基成為瓦薩王朝的瑞典國王且被其子埃里克十四世追尊為古斯塔夫一世，然而，古斯塔一世登基後卻立即斷絕瑞典王國與漢盟同盟盟主呂北克之間的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往來等一切政經聯繫關係——到了瓦薩王朝的古斯塔夫二世在位之時，早年曾化名遊歷歐洲各地並因此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哲學高度影響的古斯塔夫二世繼位後嚴格控制瑞典貴族並大力扶持新興的工商業資產階級以對抗瑞典貴族勢力而因此在瑞典建立起中央集權而軍事力量強大的絕對主義國家體制，國教為路德教派基督新教的瑞典王國隨後在古斯塔夫二世領導下於一六三○年年中七月初出兵參與宗教改革運動如火如荼全面展開多年之後終於爆發的歐洲西部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之間的三十年戰爭，古斯塔夫二世領導下的瑞典軍隊靈活運用砲兵戰術而自波羅的海南岸奧得河口的烏瑟多姆島登陸德意志地區之後就節節獲勝，攻下波羅的海南岸的東西波美拉尼亞各地之後，瑞典軍隊在古斯塔夫二世領導下一路一再擊敗以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為首的強大天主教國家聯盟軍隊並接連攻陷了萊比錫與法蘭克福，瑞典軍隊隨後全面南下進攻巴伐利亞而接連攻陷奧格斯堡、慕尼黑與紐倫堡等巴伐利亞地區大城，支持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裴迪南二世隨即於一六三二年四月間再度任命出身波希米亞的奧地利名將、梅克倫堡大公華倫斯坦復出領導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軍隊——華倫斯坦曾於三十年戰爭初期的一六二七年擊潰支持宗教改革新教基督教國家的信仰路德教派新教的丹麥王國的強大軍隊並迫使丹麥王國不得不就此退出反哈布斯堡聯盟新教國家聯盟——並隨即攻陷從施馬爾卡爾登戰爭時支持天主教會與哈布斯堡王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立場倒戈轉而支持新教聯盟的神聖羅馬帝國七大選帝侯之一、韋廷王朝治下薩克森公國的首都布拉格，古斯塔夫二世率領瑞典軍隊佯攻奧地利以圖解救薩克森卻被華倫斯坦識破而率軍直撲薩克森軍隊，兩軍因此而於同年十一月初在萊比錫附近爆發呂岑會戰，古斯塔夫二世最終戰死於呂岑會戰之中，瑞典王國最後在波蘭—瑞典戰爭與三十年戰爭後各國簽署的確立了現代國際法西發里亞主權體系的《西發里亞和約》之中相繼獲得了西波美拉尼亞地區、利沃尼亞地區與部份東普魯士地區等廣大領土，瑞典王國因此在波羅的海南岸的西波美拉尼亞地區建立了名義上仍為神聖羅馬帝國一部份但實際上完全受到瑞典統治而先後以斯德丁和格來斯瓦德為其首府的瑞典波美拉尼亞領地，古斯塔夫二世亦因此被瑞典國會封為古斯塔夫大帝並被歐洲西部北方北海地區與波羅的海地區的基督新教信徒尊稱為北方雄師，瑞典帝國也因此而一度做為歐洲北部極為重要的絕對主義強權國家長達近百年之久，這是後話。

 

而在波羅的海東岸的利沃尼亞地區，十五世紀起，來自日耳曼地區的條頓騎士團控制下的普魯士地區經濟快速成長，自萊茵河流域等日耳曼地區移民而來的日耳曼人與當地屬於西斯拉夫民族的卡舒比人和波蘭人以及屬於印歐語系波羅的海語族的古普魯士人之間在血緣和文化上日趨融合而各民族相互間的差異也隨之日漸消失，條頓騎士團的統治以及其所實施的高昂關稅與糧食專賣制度（從事糧食貿易的商人必須繳納鉅額金錢購買專賣權）均被視為不合時宜而有礙貿易商業發展，當地貴族渴望在鄉村的農業經濟發展中取得更大的權力與更多的利益，城鎮中的當地手工業工藝工匠也對於隨著條頓騎士團統治普魯士而不斷自日耳曼地區移民而來的德意志工匠的競爭壓力日感不滿，條頓騎士團因此被視為侵犯了當地城市與貴族的特權，當地貴族與城市工商勢力因此開始在政治上傾向於接受波蘭—立陶宛聯邦統治，一四一一年雅蓋隆王朝的波蘭國王雅蓋沃二世所率波蘭—立陶宛軍隊在格倫瓦爾德擊敗條頓騎士團後，許多普魯士人立即宣布效忠波蘭國王，但波蘭軍隊隨即受挫於條頓騎士團總部所在的瑪麗安堡堅城，普魯士人因此繼續受到條頓騎士團的統治，戰後的《第一次托倫和約》之中明訂若條頓騎士團違反和約則普魯士人有權利進行反抗，一四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包括但澤在內許多普魯士城市在當地貴族與教士的領導下組織了普魯士邦聯，一四五二年，普魯士邦聯試圖透過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三世調停其與條頓騎士團之間的衝突卻無明確成果，一四五四年二月十日，普魯士邦聯派出正式代表團前往波蘭王國首都克拉科夫請求雅蓋隆王朝的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四世接受普魯士，三月六日，卡齊米日四世同意將普魯士收歸版圖並同意給予普魯士各地的城市與貴族極為廣泛的特權，普魯士邦聯隨之於同日正式向波蘭國王宣誓效忠，波蘭王國隨即向條頓騎士團宣戰，十三年戰爭爆發，儘管當時立陶宛大公國與波蘭王國之間發生衝突並在一四五三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後受到東方新興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莫斯科大公國的威脅並因此未能有效地在十三年戰爭之中全力支援波蘭王國，然而，當時歐洲西部的國際情勢仍然對波蘭王國極為有利，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波希米亞王國在胡斯派宗教改革運動引發的胡斯戰爭之後國力衰落而內部分歧嚴重並因此無暇他顧，而丹麥樞密院選出歐登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一世繼位丹麥國王與卡爾馬聯盟共同君主後丹麥王國貴族政商勢力與瑞典王國貴族政商勢力之間衝突不斷並因此雙方均對波羅的海東南沿岸的十三年戰爭保持中立，法蘭西王國與英格蘭王國均因為甫於一四五三年結束的英法百年戰爭而國力耗弱無力干預波羅的海南岸與東岸沿岸的普魯士地區的戰爭，英格蘭王國甚至陷入因英格蘭王位繼承問題而起的血腥內戰玫瑰戰爭之中而更加無暇他顧，勃艮第瓦盧瓦王朝的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則專注忙碌於整合勃艮第公國治下的勃艮第、法蘭德斯與尼德蘭各地並試圖建立獨立的勃艮第王國，波羅的海東岸利沃尼亞地區本為寶劍騎士團而後併入條頓騎士團並成為其利沃尼亞地區分支的利沃尼亞騎士團也因為受到領導卡爾馬聯盟的丹麥王國的強烈威脅而無力支援條頓騎士團，曾於一一九八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頒發特許狀給條頓騎士團而准許其正式成立並以巴勒斯坦地區北部港口城市阿卡城為總部的羅馬教廷此刻則在教宗尼古拉斯五世領導下密切關注如何抵擋已在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進一步西向侵略歐洲西部的天主教世界而無暇支援條頓騎士團，僅有漢撒同盟因為條頓騎士團向其許諾更多的貿易特權而轉向支持條頓騎士團，歷經多年血戰之後，擁有軍事力量上的絕對優勢的波蘭王國與普魯士邦聯聯軍獲得最後勝利，在教宗庇護二世的調停下雙方簽訂了《第二次托倫和約》，西普魯士和東波美拉尼亞成為波蘭王國的自治省份皇家普魯士省，東普魯士仍歸條頓騎士團控制但條頓騎士團必須臣屬於波蘭王國，條頓騎士團的大團長此後也必須同時出任波蘭王國瑟姆議會的議員。然而，為了動員在十三年戰爭中對抗強悍的條頓騎士團所必需的龐大人力物力，波蘭國王卡齊米日二世不得不向波蘭王國的眾多中小貴族妥協並不得不為此而犧牲了波蘭各地新興的城市商業資產階級與城市中產階級的利益，波蘭王國的王權因此轉趨弱勢衰落，波蘭王國因此在歐洲西部各地封建君主國陸續發展成為中央集權專制君主制的絕對主義國家之際逆勢發展為境內各地貴族享有黃金自由而克拉科夫中央王權衰弱無力的貴族民主制。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南岸與東岸的勢力在十三年戰爭之後快速衰落，由於條頓騎士團是漢撒同盟在波羅的海區域航運貿易的重要盟友，波蘭王國與新興的莫斯科大公國於是在十三年戰爭之後相繼採取爭奪漢撒同盟在當地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利益的各種貿易政策，波羅的海東岸內陸早些年曾與金帳汗國關係良好的莫斯科大公國自伊凡一世起逐漸擴張並開始西向擴張而與立陶宛大公國多次為了爭奪盛產松香的貿易大城斯摩稜斯克而一再血戰，一三八○年，信仰東正教基督宗教的莫斯科大公迪米崔自視為東正教的護教者並在頓河流域的庫里科沃原野與金帳汗國的蒙古韃靼大軍進行決戰並擊敗了金帳汗國而打破了蒙古軍隊不可戰爭的神話，迪米崔大公因此被稱為頓河英雄頓斯科伊，此後，莫斯科大公國持續與金帳汗國對抗並得以逐漸瓦解金帳汗國的宗主權而取得內政與外交的各項實質獨立地位，一四八○年，金帳汗國大汗阿赫馬德所率領的蒙古韃靼大軍自烏格拉河對峙前線撤退後，莫斯科大公國隨即推翻金帳汗國的宗主權而正式宣布獨立，期間，莫斯科大公國歷任大公也陸續不斷發動西向進攻立陶宛大公國等波羅的海東岸利沃尼亞地區國家並因此在歐洲東部獲取了廣大的新增領土，一四七八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出兵佔領了與莫斯科大公國同屬東斯拉夫民族羅斯人的諾夫哥羅德共和國並立即關閉了諾夫哥羅德的漢撒商人與驅逐了諾夫哥羅德所有的漢撒商人，漢撒同盟透過諾夫哥羅德長期經營的波羅的海東岸內陸航運貿易商業活動至此正式告終。

 

與此同時，隨著漢撒同盟開始面臨環波羅的海區域與環北海區域往往採取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體制的新興專制君主國基於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利益的競爭而對漢撒同盟採取種種壓制甚至驅逐策略之時，本為諸多經營海運與河運航運貿易的港口城市與貿易大城之間鬆散同盟的漢撒同盟遂在錯綜複雜的外在威脅之下開始出現種種內部分歧，部份同盟城市開始試圖損害其他同盟城市的利益來獲取較為優勢的國際航運貿易商業地位，科隆為了取代呂北克的國際商業地位而一度與英格蘭王國勾結，漢堡也一度試圖從呂北克與丹麥王國之間的爭端之中獲取漁翁之利，此外，十七世紀起，多數漢撒同盟港口城市所在的德意志地區多次成為兵禍連結的國際戰爭慘烈戰場，三十年戰爭爆發後，德意志地區更是受到毀滅性的十室九空的全面破壞，德意志地區的人口因此大量消滅而農牧業生產也在戰爭破壞下嚴重減產，漢撒同盟進行波羅的海地區與北海地區國際航運貿易商業活動的商品來源、原物料工藝工匠市場和奢侈品消費市場所依賴的德意志地區經濟基礎也因此受到沉重打擊，一六六九年，漢撒同盟歷史上最後一次漢撒同盟代表大會在呂北克召開，羅斯托克、布倫瑞克、科隆、漢堡與不來梅等海運與河運港口城市仍然派遣代表出席但盛況自是早已大不如前，一六六九年最後一次的漢撒同盟代表大會之後，許多港口城市紛紛宣布脫離漢撒同盟，最後只剩下呂北克、漢堡和不來梅三個城市保留了漢撒自由市的名稱，其後，十九世紀初繼法國大革命而來的拿破崙戰爭給殘存的前漢撒同盟漢撒自由市帶來了最後的打擊，漢堡、呂北克與不來梅的商船船隊被為了封鎖拿破崙控制下的歐洲大陸的對外貿易並引來特拉法加海戰攻英失敗的拿破崙宣布大陸封鎖政策的英國海軍所消滅，呂北克自此徹底衰落，漢堡與不來梅則直到稍後的十九世紀下葉依靠普魯士王國統一德意志地區（小德意志方案）之後新興的德意志帝國所帶來的新興蓬勃航運貿易國際商業活動助益之下才終於有機會再度獲得了嶄新的國際航運貿易轉運中心國際商業地位。

 

由此可以想見，中古中晚期的十三世紀之時，歐洲西部各地經濟普遍繁榮，部份義大利半島北部城邦的地中海地區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勢力與歐洲北部波羅的海海域和北海海域的漢撒同盟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勢力透過跨阿爾卑斯山經德意志地區與法蘭西王國的陸路貿易路線或透過伊比利半島諸基督教王國的海路貿易路線的聯結，波羅的海沿岸與北海沿岸的歐洲北部區域貿易與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南部區域貿易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共同的歐洲經濟體，而長期透過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以及愛琴海東岸的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西部沿岸地區長期經營東方香料轉口貿易的義大利半島北部海上共和國因此擁有了東方香料等東方貿易貴重奢侈品遍及歐洲西部南北兩大海域區域貿易區域的廣大市場並因此獲利豐厚而迅速擴張其國際航運貿易勢力與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這些義大利北部的海上共和國運用其快速增長的政經勢力而紛紛逐漸實際上脫離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管轄而取得了自治權，現代商業的基礎架構亦因為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的航運貿易國際商業快速成長所帶來日益增加的商業管理需求而開始逐漸成形，複式簿記的新興系統性會計制度以及新興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應運而生，包括有制度的外匯兌換市場、海上保險等保險制度以及政府公債發行制度等國際性銀行金融體制也快速發展並日趨嚴謹完善，自一一一五年起就成為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特許自治權的自治城市共和國的佛羅倫斯共和國在十三世紀時捲入羅馬教宗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間的紛爭，佛羅倫斯政壇為此分裂為主張拉攏神聖羅馬帝國以牽制與佛羅倫斯毗鄰的教宗國並因此受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支持的齊柏林派以及主張親近羅馬教廷以獲取天主教會羅馬教廷相關龐大商業機會並因此受到教宗支持的蓋爾非派，一二六九年蓋爾非派獲勝後又再度內部分裂為主張依附教宗的黑蓋爾非派與強調獨立的白蓋爾非派，一三○二年，主張依附教宗的黑蓋爾非派獲得佛羅倫斯城市政爭的最後勝利，但其後七十餘年佛羅倫斯政權先後落入城市商業金融寡頭勢力集團奧比奇家族與梅第奇家族之手，家族成員曾經四度獲選出任羅馬教宗的梅第奇家族最後幾近全面壟斷了佛羅倫斯政壇近三百年直到十八世紀中葉，而佛羅佛斯也統治了義大利半島中北部第勒尼安海東岸的托斯卡尼地區達數百年直到被拿破崙併入義大利，除了擁有包括梳毛工在內高達兩萬五千名的專精各個製程的專業毛紡織工人而以利用原產地各異的羊毛和染料等進口原料生產行銷羅馬教廷等歐洲各地市場與地中海區域市場的高呢絨致富之外，由於與羅馬教廷地理位置極為接近且其國際政治立場亦向來長年親近羅馬教廷與歷任羅馬教宗，佛羅倫斯也為羅馬教廷處理包括教會什一稅和販售贖罪券所得金錢在內的來自歐洲西部天主教世界各地並源源不斷流向位於義大利中部羅馬城的羅馬教廷的龐大教會金錢金流所必需的複雜銀行金融服務，梅第奇家族等佛羅倫斯國際銀行金融集團同時也進一步利用處理羅馬教廷遍及歐洲西部天主教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金融業務所發展而來的佛羅倫斯國際銀行金融體系擴張而為從事東西方貿易轉口貿易地中海區域航海貿易的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以及歐洲西部各地日益走向中央集權絕對國家體制並為了發展重商主義工藝工業與常備海陸軍力量因而經常亟需鉅額借款融資的各封建君主國與專制君主國提供必需的外匯兌換金融服務、海上保險服務與公債發行服務等各種各樣的國際銀行金融服務業務，佛羅倫斯因此成為歐洲西部的銀行金融產業中心，而佛羅倫斯於十三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中葉之間所鑄造發行的弗羅林金幣亦因此成為當時歐洲西部各地乃至於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國際貿易的通行貨幣與清算單位而佛羅倫斯共和國以及以佛羅倫斯為銀行總部所在地的梅第奇家族等各個佛羅倫斯國際銀行金融集團亦因此享有發行國際貿易必需的國際結算貨幣弗羅林金幣的鑄幣稅等額外金融利益。

 

於是，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陸續出現了新興的商業金融新貴寡頭勢力並逐漸帶領這些不斷自神聖羅馬帝國手中取得各種自治權，這些義大利半島北部港口城市裡的新興商業金融新貴寡頭勢力同時也不斷藉機讓這些義大利半島西部第勒尼安海沿海與義大利半島東部亞得里亞海沿海的各個自治城邦共和國的政治事務日益脫離當地貴族與天主教主教的控制，儘管中世紀中晚期同時期法蘭西王國新興的商人階級與封建時代沒落而絕對主義國家體制興起後的法蘭西國王專制君主發生嚴重衝突時往往如曾任瓦盧瓦王朝的查理七世財務部長並為法國開啟了黎凡特地區貿易航路的十五世紀法國商人雅克‧柯爾一般最終導致這些商人的土地被國王充公而財富亦受到沒收，但在義大利半島北部的各個海上共和國，由於其已自神聖羅馬帝國取得各種自治權，為了降低商業風險以俾進一步拓展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許多嚴重阻礙商業活動的中世紀法律如依天主教教條規定而禁止高利貸以及禁止與非基督徒進行交易等也相繼在這些海上共和國的商業金融寡頭勢力的強大政經影響力之下陸續被廢除或修訂，在這些長期經營經過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轉口的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等地中海區域航海貿易國際商業的義大利半島北部的海上共和國裡，當地地主階級的農業生產剩餘實物買賣等各種土地經濟收益往往不如城市裡新興的商業金融寡頭勢力並受到城市經濟繁榮造成貨幣經濟價值通貨膨脹的影響而進一步快速大幅縮水，城鄉經濟復甦成長帶來的奢侈品需求與航運貿易的增長同時也在這些海上共和國城邦裡發生了不斷的正向回饋，於是，正有如范伯倫在《有閒階級論》所提及的經濟富裕有閒階級為了追求足以展示財富與地位的外顯象徵而開始尋求奢侈品消費並資助各種藝術與科學活動並高價收購各種藝術作品與科學收藏的藝術科學資助行為以及一如美國西北部東太平洋沿岸因漁業經濟與沿岸貿易經濟而頗為富裕的各族印第安人與西伯利亞語族瓦卡什語系等原住民各部族酋長富人所舉行藉以誇示財富勢力並強化政商聲望的散財誇富宴，貿易財富的累積與東方奢侈品的大量進口同時也使得城市裡的商業金融寡頭家族也開始逐漸出現了尋求足以顯示這些商業金融家族財富實力與文化品味的奢侈品消費以及藝術創作與各領域科學研究與各領域人文學研究。

 

然而，就在中世紀中晚期歐洲西部各地的鄉村農業經濟與城市工商經濟相繼復甦而歐洲西部南北兩大海域航道的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也陸續復甦並大肆擴張之際，到了十四世紀之時，全球氣候與歐洲區域氣候的劇烈變化、歐洲西部的政治與戰爭以及歐洲東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乃至於第二次黑死病大流行同時自十四世紀中葉起再度接連數次爆發所帶來的歐洲各地政治經濟體系劇烈變化造成了歐洲經濟再度衰退並因此連帶劇烈衝擊了長期集中全力經營地中海區域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的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的內外政治經濟體制並改變了其內部社會文化思想氛圍。

 

十四世紀中葉之時起，曾經使得釀酒葡萄的栽種遍布歐洲西部並一度北達英格蘭南部、使得大西洋鯡魚盛產而鹽醃鯡魚的食用消費遍及歐洲而甚至一度成為軍糧與繳稅實物以及同時使得斯堪地那維亞的維京人長船得以橫越北大西洋抵達當時遍布綠地而尚未冰封的格陵蘭與北美洲東部而一度與北美北極圈因紐特人遭遇的十世紀至十四世紀間北大西洋中世紀溫暖時期忽然結束，小冰河期開始並從十四世紀中葉沿續至十九世紀中葉並有包括一三五○年前後在內四個特別寒冷的時期，總共長達五百年之久的小冰河期因為氣溫下降、土壤降溫以及植物生長季節變短使得歐洲各地與世界各地糧食作物大量減產並使得民生穀物價格飛漲，歐洲各地與世界各地因此頻繁出現饑荒與瘟疫並因此連帶造成人口成長趨緩以及暴亂、劫掠與大規模死亡隨之反覆發生。十六世紀中葉出生於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治下低地國地區布拉班特公國並成名於安特衛普與布魯塞爾的畫家老布勒哲爾創作於一五六五年的畫作《冬季捕鳥陷阱風景》就出現了冬季結有厚冰並因此可供人類通行與進行各種冰上活動的低地國地區河流冬季河面風景。可以想見，中世紀晚期的小冰河期之時，歐洲西部已經迅速成長的人口所帶來的糧食需求增長此刻必然因為小冰河期所造成的嚴重農業糧食減產而更趨緊張並因此造成包括義大利半島北部海上共和國在內歐洲西部各地的糧價與物價大幅上漲並因此連帶造成歐洲各地不時出現社會經濟與政治軍事緊張情勢。

 

與此同時，征服者威廉於一○六六年自法國北部北海南岸的諾曼第公國渡過英吉利海峽征服英格蘭王國並建立起諾曼王朝之後，到了諾曼王朝的第三任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之時，由於並無男嗣而最終由其外甥、法國西部羅亞爾河北岸毗鄰布列塔尼半島的法蘭西王國所屬安茹伯爵封建領地安茹伯爵傑弗烈五世之子亨利二世於一一五四年年底加冕繼位而建立起英格蘭王國的金雀花王朝，由於自亨利二世起金雀花王朝英格蘭國王的領地除了英格蘭王國之外尚包括了根據封建制度從屬臣服於法蘭西王國的安茹伯爵領地以及諾曼第公爵領地，金雀花王朝並透過亨利二世與阿基坦公國聯姻取得了法國西南的阿基坦公國領地的繼承權並於亨利二世之時取得了向來獨立性極強而實際上不受法蘭西國王控制的布列塔尼半島上的布列塔尼公爵國的領地，亨利二世因此在進一步取得了北威爾斯的宗主權、併吞了愛爾蘭島並迫使英格蘭北方的蘇格蘭向其臣服之後建立起所屬領地北起蘇格蘭南達庇里牛斯山的幅員廣袤的安茹帝國，然而，由於金雀花王朝英格蘭國王所擁有領地廣大的安茹帝國控制了法蘭西王國西半壁血緣文化各異的廣大領地卻僅僅在名義上對巴黎的法蘭西國王具有封建制度之下極為淡薄的封建附庸封臣義務，卡佩王朝與瓦盧瓦王朝的歷任法蘭西國王均不斷採取包括與試圖脫離倫敦英格蘭王國朝廷中央集權控制的蘇格蘭王國貴族領主反抗勢力結盟在內各種軍事、外交乃至於經濟利誘等種種手段想盡辦法試圖剝離金雀花王朝英格蘭王國在歐洲西部大陸本土法蘭西王國所屬法國西部各封建領地並使其轉而受到日趨中央集權的法蘭西王國巴黎朝廷在巴黎與各地分別協議下實際行政統治制度仍有差異的直接行政控制，到了一三三七年，瓦盧瓦王朝治下法蘭西王國所屬的各封建領地僅餘本屬阿基坦公國的法國西南加斯孔涅地區仍屬金雀花王朝英格蘭國王所領有；而在法蘭西王國卡佩王朝晚期，一三一六年，法蘭西王國的三級會議否定了女性繼承人對法蘭西王位的繼承權，一三二八年，卡佩王朝最後一代法蘭西國王查理四世死後絕嗣，與查理四世血緣最近的王位繼承人選乃為查理四世胞妹、金雀花王朝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二世的王后伊莉貝拉所生已繼位英格蘭國王的愛德華三世，但由於法蘭西王國貴族領主以降各界均較為青睞由出身法蘭西王國各領地的在地勢力繼承王位而非由一個來自隔海外國的王子繼承，法蘭西貴族、主教與巴黎大學大學者們於是根據限制土地繼承權等女性繼承權的法蘭克人日耳曼民族習慣法《薩克利法典》而做出與三級會議一三一六年的決議相符的決定而否決了伊莎貝拉的繼承權並認定伊莎貝拉不能將自己本身未擁有的繼承權轉讓給其長子愛德華三世，此一根據《薩克利法典》的決定隨後於一三四○年得到亞維儂教廷的天主教教宗本篤十二世的正式肯定，法蘭西貴族領主與天主教主教團最終決定由查理四世的堂兄瓦盧瓦伯爵與安茹伯爵菲利普六世繼承法蘭西王位而開啟了瓦盧瓦王朝，菲利普六世繼位後即出兵支持從事羊毛紡織業等高級呢絨產業鏈的法蘭德斯地區親法勢力鎮壓當地起義並因此影響了英格蘭商人在當地的羊毛出口貿易，愛德華三世於是下令英格蘭禁止向法蘭西各地出口羊毛並自一三三七年起自稱為法蘭西國王以做為報復，後卡佩王朝法蘭西王位繼承過程的激烈衝突促使菲利普六世最終於一三三八年宣布沒收英王愛德華三世在法蘭西王國的領地，英王愛德華三世受此刺激再度重申對法蘭西王位的繼承權並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組成反法同盟以及出動英格蘭海上艦隊多次渡海進攻法蘭西，英法兩國之間的百年戰爭於焉爆發而中世紀歐洲西部著名的騎士精神也因為百年戰爭而興起後復又衰落。

 

英法百年戰爭爆發後，歐洲西部北方波羅的海海域與北海海域強大的航海貿易國際商業聯盟漢撒同盟早已因為英王愛德華三世招募法蘭德斯各類專業紡織工人以建立英格蘭本土呢絨工業而受到重大衝突的歐洲西北部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因此更進一步受到衝擊衰退，而過去以漢撒同盟為首的歐洲西北部波羅的海海域與北海海域區域貿易與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所控制的地中海區域貿易之間跨越阿爾卑斯山或透過法蘭西王國和伊比利半島各基督教王國的歐洲西部北側海域與南側海域之間的大區域貿易亦因此中斷多年，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的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轉口商品的市場因此萎縮而其貿易利潤自然也受到嚴重的衝擊衰減。

 

其後，軍費開支過鉅使得英王愛德華三世無力再戰並不得不一度於一三四四年宣布英格蘭國庫破產，儘管英王愛德華三世在以頒布法令強迫人民在黑死病疫情下繼續勞動等各種政策手段處理完一三四八年的英格蘭黑死病大流行疫情與經濟困難之後帶著驍勇善戰的長子黑太子愛德華捲土重來並在一三四六年的克雷西戰役與一三五六年的普瓦捷戰役接連大勝並俘虜了菲利普六世之子法王約翰二世，一三五九年，愛德華三世甚至再度進攻法國並攻入巴黎而迫使後來繼位於法王查理五世的法蘭西王國攝政太子查理簽署《布勒丁尼條約》（《加萊條約》），其中，攝政太子查理承認愛德華三世控制法國北部大片領土以交換愛德華三世放棄法蘭西王位，然而，查理五世於一三六四年正式即位後卻拒絕承認《加萊條約》，愛德華三世因此再度使用法蘭西國王稱號，一三六○年，英王愛德華三世更進一步在其所屬法蘭西領地駐軍所在地宣布冊封黑太子愛德華為阿基坦公爵，然而，查理五世即位後在小貴族與城市市民的同盟支持下強化了菲利普六世所建立的永久性加貝爾鹽稅等稅收制度以便充實了王室內庫並進一步藉此強化了中央集權的法蘭西國王王權和國家機器以及藉此建立起法蘭西王國第一支有固定津貼而軍紀較佳的常備陸軍，在被法國人譽為布列塔尼之鷹的法國名將迪‧蓋克蘭運用費邊戰略的靈活作戰策略指揮之下，瓦盧瓦王朝查理五世治下的法蘭西王國最終收復了一三六○年以降割讓給英王愛德華三世的廣大失地並將之改劃歸巴黎王室直接行政管轄統治。一如以神聖羅馬帝國治下奧格斯堡自由市為其金融家族基地並曾於一五一九年出借鉅額貸款給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以協助其獲得七大選帝侯選舉其出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富格爾家族（富格爾家族於十五世紀時經營紡織業起家發跡而後因出借鉅額款項給中歐各國君主與貴族領主而獲得許多礦山的採礦權與鑄幣權，在與同時統治西班牙帝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家族查理五世結盟前後，富格爾家族還參與了西班牙帝國的美洲貿易並在南美洲的西班牙帝國祕魯總督轄區建立起專屬殖民區以開採美洲的貴重金屬並貸款給君主貴族而藉此收取豐厚利息，富格爾家族並自查理五世手中取得眾多的利權與特許權，其後，富格爾家族將金融周轉中心移轉到法蘭德斯地區的安特衛普並將金融資金投資於歐洲各地的高利潤事業）後來因為最大客戶兼債務人查理五世在反宗教改革戰爭中軍費消耗過鉅而國庫空虛並使得其繼承人西班牙帝國菲利普二世與菲利普三世不得不分別於一五五九年與一六○七年兩度宣布破產並拒付債務和利息而因為鉅額貸款無法回收之故以及一五六○年起中南美洲白銀產量暴增（因為改用新式水銀提煉法）造成世界性物價革命與通貨膨脹而最終不得不宣布破產，英王愛德華三世在一三四四年因軍費消耗過巨宣布破產導致借貸給愛德華三世鉅額款的兩家佛羅倫斯最大銀行巴爾迪家族與佩魯奇家族亦受到英格蘭國王壞帳破產的嚴重衝擊而最終不得不宣布破產，於一三七八年成功鎮壓撼動整個佛羅倫斯的梳毛工起義而得以出任佛羅倫斯共和國的最高司法長官正義旗手並因此開始逐漸活躍於佛羅倫斯政壇的梅第奇家族則因此而得以有機會在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金融界與商業界以及共和國城邦政壇快速崛起。

 

中世紀中晚期的歐洲東部與小亞細亞地區，東羅馬帝國受到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及其分裂衰落後的安那托利亞各突厥系穆斯林侯國的一再攻擊而於一三○○年左右開始失去對安那托利亞的控制，此時，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十二世紀末開始爆發突厥系蘇丹馬立克沙一世與波斯裔首相尼札姆之間最終使得諸多內部政教勢力紛紛捲入的內部政爭以及後續的衰落分裂之後又受到來自歐洲西部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貴族領主騎士精銳部隊的猛烈攻擊並因此失去了小亞細亞西部地中海與愛琴海沿岸的領土，其後，一一四一年，契丹族所建遼王朝敗於女真族所建金王朝之後殘部西遷所建立的西遼在卡特萬之役擊敗了塞爾柱帝國並奪取了河中地區等中亞地區的控制權，一一五三年，烏古斯人攻下盛產綠松石與畜牧業產品的古都內沙布爾而使塞爾柱帝國失去了對波斯的控制權，一一九四年，塞爾柱帝國軍隊於絲路南路貿易路線上的波斯西部重要貿易城市哈馬丹再度敗於花刺子模軍隊而被併入花刺子模帝國，一二四三年，蒙古帝國西征軍隊入侵小亞細亞，塞爾柱帝國殘部羅姆蘇丹國淪為蒙古帝國伊兒汗國的附庸並於一二九九年再度分裂而走向最終的衰落，塞爾柱土耳其帝國殘部羅姆蘇丹國分裂瓦解後，突厥系安那托利亞侯國之一奧斯曼侯國隨後逐漸在安那托利亞西北部趁勢崛起並不斷攻打愛琴海東岸的拜占庭帝國領土而快速擴張，奧斯曼一世於一三一七年至一三二六年間歷經多年圍城戰之後攻陷征服了馬摩拉海南岸接近絲路南路貿易路線西段終點之一的貿易大城布爾薩而開啟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奧斯曼一世逝世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於一三八七年攻下了義大利半島北部海上共和國威尼斯所控制的希臘半島東部港口城市薩洛尼卡，一三八九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科索沃戰役擊敗了塞爾維亞帝國而開始征服統治巴爾幹半島各地，一三九六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尼科波利斯戰役擊敗了出身盧森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所領導的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並開始包圍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儘管突厥化蒙古人部族領袖帖木兒在奪取了西察合台汗國之後相繼征服了蔥嶺以東位於西域地區的東察合台汗國、中亞花刺子模故地以及東西波斯各地並因此建立起帖木兒帝國之後再度揮軍西征，在擊敗了印度次半島北部的德里蘇丹國與黑海北岸的蒙古帝國欽察汗國之後，一四○二年，帖木兒率軍進攻安那托利亞並在托那托利亞中部的安卡拉戰役擊敗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並俘虜了鄂圖曼土耳其蘇丹巴耶塞特一世，巴耶塞特一世諸子接著爆發了鄂圖曼帝國大空位時期的蘇丹帝位繼承戰爭，東羅馬帝國因此再度得以苟延殘喘，穆罕默德一世於一四一三年擊敗其他勢力而正式繼位成為蘇丹之後，其孫穆罕默德二世於穆罕默德一世逝世後繼位並勵精圖治重整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國家統治機器以及軍事作戰結構並為此編纂頒布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第一部成文法典，由於歐洲西部主要大國法蘭西王國與英格蘭王國正陷入如火如荼的百年戰爭而無力再度組織具有真正有意義軍力十字軍東征支援殘存領土僅餘君士坦丁堡周邊領土的東羅馬帝國，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穆罕默德二世領導下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軍隊終於攻陷了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而歐洲西部的英法百年戰爭則直到同年稍後的一四五三年七月十七日的卡斯蒂永戰役之中法軍以精銳的火炮部隊擊敗了英軍加斯孔涅軍團以及法軍在其後數個月間收復了除了英吉利海峽南岸的加萊港以外的所有歐洲西部大陸本土法蘭西王國封建領地才終告結束。

 

此後，繼於一四五三年攻佔了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後，一五一四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擊敗了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的薩非王朝治下波斯帝國而奪取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與波斯灣貿易利益，一五一七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消滅了向來重視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東西方貿易與地中海貿易活動以及與黑海北岸金帳汗國貿易商業活動的埃及馬木路克王朝並奪取了本屬馬木路克王朝統治的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征服了統治埃及與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馬木路克王朝之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因此控制了紅海貿易與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地中海東岸貿易以及透過黎凡特地區轉口的貴重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由於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向來透過做為絲路貿易路線西段南路貿易路線終點貿易市集所在的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經營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國際商業活動以及地中海區域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的地中海區域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乃至於其進一步與歐洲西北部波羅的海海域和北海海域的東方香料等貴重東方奢侈品轉口貿易活動於是自然地也均因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與相繼攻佔愛琴海東岸的小亞細亞西部海岸各重要港口城市以及征服奪取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各重要港口城市而受到極為嚴重的衝擊。

 

約莫與此同時，正好就在中世紀溫暖時期因為太陽黑子活動、地球繞日公轉軌道周期性變化米蘭科維奇循環、地殼變動火山活動以及歐洲西部的西葡英法荷等國征服殖民南北美洲各地造成美洲人口減少以及連帶的森林植物相再度擴張而吸收二氧化碳造成地球大氣層吸熱能力削弱與全球氣候冷卻等種種仍在學術爭議中的自然與人為因素忽然結束而小冰河期自一三五○年前後的沃夫極小期第一次全球氣候極寒冷期開始的約略同一時期，繼六世紀至八世紀之間的歐亞大陸舊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之後，據信起源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或是起源於蔥嶺以東元帝國與察合台汗國交界的天山山脈或蔥嶺以西的裏海地區等中亞地區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再度爆發，隨著蒙古西征與蒙古帝國的建立，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在蒙古帝國所屬元帝國與四大汗國所控制維持並藉此獲取豐厚關稅收入與轉口貿易經濟利益的絲綢之路與印度和南洋香料等東西方貿易各大貿易路線的穩定營運拓展所必然經常性進行東西方遠程商務或公務行旅的各路貿易商隊與龐大蒙古軍隊而快速地相繼向地中海東岸各地與歐洲東部和歐洲西部蔓延傳染並快速地造成大量人口染疫死亡。一三三一年至一三三四年間，元帝國治下的中國河北等地爆發嚴重的流行病並造成據估計高達數百萬人口的死亡，其後，元帝國治下的中國北部各地於一三四四年與一三五○年分別再度爆發疫情。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半島上，公元前六世紀時由來自愛琴海東岸安那托利亞西部的希臘城邦米利都所建立的殖民地港口城市提奧多西亞在爭雄黑海北岸烏克蘭草原的歷代帝國之間幾經轉手之後於十三世紀末由義大利半島西北部利古里亞地區的海上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向蒙古帝國所屬欽察汗國（金帳汗國）買下並依印歐語族羅曼語系義大利語支利古里亞語將之重新命名為卡法城，除了在熱那亞購入卡法城前後於一二○四年至一二六一年以及一二九六年至一三○七年之間曾經成為受到熱那亞的黑海貿易主要競爭對手威尼斯共和國統治的港口城市之外，卡法城成為熱那亞共和國在黑海地區的貿易與商業管理行政中心，卡法城隨即在熱那亞共和國商業金融寡頭勢力的銳意經營下進一步發展成為克里米亞地區的主要港口並成為歐洲最大的奴隸市場，熱那亞政商勢力控制下集中精力經營黑海地區商業貿易並因此日益繁榮的卡法城市民人口很快地突破了七萬並於一三一八年由亞維儂教廷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卡法城正式建立了做為天主教熱那亞總教區下屬教區的拉丁禮教會卡法教區，一三四七年，稍後於一三五七年出兵滅亡伊兒汗國分裂後正統伊兒汗國丘拜尼王朝並趁機佔領了伊兒汗國丘拜尼王朝所控制亞塞拜然與首都大不里士的蒙古帝國金帳汗國第十一任可汗札尼別一度率領蒙古韃靼大軍圍攻當時在熱那亞共和國控制經營下幾乎壟斷了黑海地區貿易的克里米亞半島卡法城，據說，由於城堅難摧且守城的熱那亞軍隊擁有射程可達一千公尺的新式火炮，札尼別下令金帳汗國軍隊使用投石機將感染鼠疫而死的病人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卡法城內試圖藉著造成城市鼠疫流行而削弱其守城防衛作戰能力而成為人類歷史記載上第一次的生物戰細菌戰，札尼別可汗所率領的金帳汗國蒙古韃靼大軍最終仍舊未能攻陷卡法城，卡法城也於戰後再度因為壟斷黑海地區貿易而更加繁榮而成為十五世紀三○年代到訪的西班牙旅行者佩德羅‧塔福爾所書寫遊記所稱繁榮而文化多元的國際性港口都會，然而，札尼別可汗於一三四七年之時所發動的鼠疫生物戰病菌卻造成卡法城內許多士兵與居民因此染疫並迫使許多卡法城內的熱那亞商人棄城西逃航渡黑海避往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鼠疫大流行所造成的黑死疫情遂因此於一三四七年夏天開始進入歐洲並一向西向快速傳播造成嚴重疫情，東羅馬帝國皇帝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十三歲的兒子也染疫身亡，其後，透過熱那亞商人行旅商船等金帳汗國與歐洲西部之間的水路與陸路貿易路線向西傳播到了熱那亞共和國並隨即擴散到歐洲西部各地，除了熱那亞共和國之外，腺鼠疫所造成的黑死病疫情很快地透過貿易路線傳播到了西西里王國與威尼斯共和國等義大利各地並在傳播到法蘭西王國南部地中海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馬賽之後隨即快速地向北傳播蔓延到法蘭西王國各地、西班牙諸基督教王國、葡萄牙王國、英格蘭王國與德意志地區等神聖羅馬帝國治下各地等歐洲西部各地，一三四九年，黑死病透過英格蘭水手傳播到了挪威西部重要港口城市卑爾根並隨即蔓延到挪威各地，令人恐懼的黑死病鼠疫疫情甚至傳播到了孤懸北大西洋的中洋脊上的冰島與北大西洋西側北美洲最東北的格陵蘭島，據估計，在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間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波黑死病疫情迅即造成歐洲各地人口總數高達三成至六成因疫死亡亦即高達七千五百萬至兩億歐洲人口因疫死亡，其後，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葉之間，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數度在歐洲西部各地與歐洲東部各地局部性或區域性的數波黑死病疫情並造成小亞細亞等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治下橫跨歐亞非三洲廣大領土上的黑死病疫情乃至於造成西亞的波斯各地和東亞的中國各地的數波黑死病疫情。

 

十四世紀中葉之時起，大約與歐洲中世紀溫暖期的忽然結束與全球小冰河期的忽然開始同一時期，歐洲西北部於一三三七年爆發的英法百年戰爭與英國和法國等歐洲西北部國家由封建制度逐步轉型為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體制破壞了本以漢撒同盟為首的歐洲西北部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並造成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透過黎凡特地區進行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貴重東方商品的歐洲西北部轉口貿易商業活動與歐洲西北部新興的廣大奢侈品消費市場，蒙古西征與帖木兒西征瓦解了塞爾柱土耳其帝國之後趁勢崛起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迅速擴張也嚴重干擾了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透過本屬東羅馬帝國的愛琴海東岸小亞細亞西部地區港口城市與本屬埃及馬木路克王朝的黎凡特地區港口城市進行的獲利豐厚的東西方貿易與地中海地區貿易，包括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在內的義大利半島各地所經營的航海貿易國際商業經濟均因為受到歐洲西部南北各地與地中海東岸各地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相繼劇變的影響而面臨嚴重衰退情勢，再加上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於一三四七年夏季爆發所造成的嚴重疫情與大量人口死亡的慘狀，包括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在內的義大利半島各地的社會情勢遂在貿易經濟衰退之下又陷入嚴重黑死病疫情與短時間內大量人口死亡所帶來的社會動盪不安氣氛而甚至頗有末世之感。

 

當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第一波黑死病疫情於一三四七年夏季在熱那亞等義大利半島各地開始陸續爆發之後，由於基督宗教傳入羅馬帝國各地開始傳教並自君士坦丁大帝於三一三年頒布《米蘭敕令》之後逐漸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過程中，或許沿續自曾經征服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的亞述帝國、新巴比倫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於繼業者戰爭分裂後的塞琉卡斯帝國與羅馬帝國均曾因為黎凡特南部巴勒斯坦地區閃語系的猶太人信仰一神論的猶太教而難於接受各大帝國宗教與文化同化而不時採取試圖全面壓制猶太教與猶太人以便強化各帝國在巴勒斯坦地區統治控制的各種反猶太政策，也或許起因於羅馬共和國與源自閃語系航海民族腓尼基人地中海南北兩岸與東西兩側各地眾多殖民地港口城市的迦太基共和國之間漫長而血腥而甚至連羅馬城都曾一度險些被迦太基名將漢尼拔所攻陷的三次布匿克戰爭所帶來的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社會各界普遍瀰漫著強烈且歷久彌新的反迦太基情緒以及連帶的反閃族情緒，三二五年，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伊茲尼克湖畔的尼西亞召開探討審訂基督宗教統一教義與信經正典的東西方主教團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最終通過了《尼西亞信經》以及耶穌基督乃為神的兒子的基督宗教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正統教義，出身羅馬帝國遠西班牙行省之一貝提卡行省的西班牙南部貿易大港大城塞維亞基督教家庭的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於三八○年頒布《薩洛尼卡敕令》宣布信奉《尼西亞信經》與三位一體正統教義的基督宗教為羅馬帝國國教，狄奧多西一世等東羅馬帝國皇帝旋即於基督宗教正式國教化後的三九一年開始全面限制猶太人的宗教生活與社會生活，四三八年，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會同西羅馬帝國共治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組織特別委員會編纂頒布自從公元前四五○年左右羅馬元老院被迫承認羅馬人民大會制定法典決議共組織十人委員會考察古希臘雅典城邦的《梭倫憲法》等各城邦法典而制定羅馬共和國《十二銅表法》之後羅馬人首度編纂頒布的法令集《狄奧多西法典》，《狄奧多西法典》關於宗教領域的法律規範著重加強基督宗教正統信仰並包含六十五條針對異教徒的限制法令，其中就包括了禁止猶太人與基督徒通婚以及規定不得興建新的猶太會堂，可以想見，儘管新興基督宗教根源自東方黎凡特閃語族猶太民族一神教宗教信仰猶太教的宗教傳統而且早期經典不乏以被認為是耶穌基督傳道時所使用語言閃語族亞拉姆語書寫者，然而，在新興的基督宗教於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所召開並親自列席旁聽觀察的基督宗教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正式承認三位一體正統教義之後，基督徒開始進一步強化猶太教法利賽人教士殺害了帶來上帝耶和華關於救贖的新訊息並以神子與人子之身親為羔羊而為人類的原罪獻祭以為人類盼求救贖的救世主彌賽亞耶穌基督的猶太人背棄耶和華與神子並因此有罪而不再是上帝耶和華唯一選民的基督宗教傳統信念，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社會各界普遍的反閃族主義情緒因而與基督宗教聖父、聖子與聖靈三位一體正統教義之下受到強化的猶太人殺害彌賽亞耶穌基督的基督徒傳統信念進一步匯合而發展成為歐洲西部天主教世界與歐洲東部東正教世界等歐洲各地基督宗教世界之中普遍的反猶太主義與反閃族主義情緒與思想，由此可以想見，當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波黑死病疫情爆發而造成義大利各地大量人口染疫死亡之後，威尼斯等義大利城市中東猶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族裔聚居貧民窟 (ghetto) 由於向來衛生條件不佳且又與義大利一般城市市民相互隔離因而自然往往在既有的反閃族主義情緒下再度成為當地城市居民在黑死病疫情下疫情傳播來源的歸咎對象以及投射疫病恐懼不安情緒的攻擊對象並因此發生了對義大利各城市猶太社群進一步的恐懼對立與多方迫害，除了傳統上反閃族主義的仇恨對象猶太人，短時間內造成大量城市人口死亡的黑死病疫情爆發之後，義大利各城市中的少數族群如穆斯林、外國僑居者乃至於乞丐和痲瘋病患者亦均因為被視為可能自各地城市居民所不熟悉而易生恐懼的陌生外在世界引進與傳播黑死病疫情而分別受到程度不一的衝擊與迫害。

 

一三四七年夏季起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波黑死病疫情在義大利半島各地相繼爆發並隨即從法蘭西王國南部的港口城市馬賽開始逐步向歐洲西北部各地傳播並不斷造成歐洲各地人口尤其是歐洲各地城市人口因此而在短時間內大量死亡之後，除了在嚴重疫情之下歸罪陌生外人以及反閃族主義情緒再起之下針對猶太人等城市少數族群的情緒性恐懼與迫害行動之外，由於黑死病疫情造成的快速疫病傳播與短時間內大量人口死亡，其中，佛羅倫斯共和國的佛羅倫斯城城市人口就由九萬人快速下降至僅餘五萬人，個人是否染病以及個人生命是否得以生存因此開始出現一如羅馬帝國沒落與中世紀早期封建制度尚未鞏固故而歐洲西部各地戰爭動亂以及疫病天災紛至沓來過往年代的強烈不確定感，義大利各城市居民開始出現但求活在當下的騷動不安情緒，自歐洲西部的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向來主導著歐洲西部各地宗教信仰事業與賑災慈善事業的天主教會與天主教正統教義對於可怖的黑死病疫情無能為力使得義大利半北各地乃至於歐洲西部各地對於天主教教義信仰與羅馬天主教會的強烈宗教信仰與個人信任感進一步快速衰退並開始公開質疑羅馬天主教教廷與各地天主教教會以及從教宗乃至於地方神會和修院等所有教會相關人士的種種不當荒謬甚至荒淫行為，由於一三四八年佛羅倫斯共和國爆發了造成大量城市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嚴重疫情，於是，繼屬於主張親近羅馬教廷但同時強調保持佛羅倫斯共和國獨立自主的白圭爾非派而被長年流放遊走於拉文納等義大利各地城市等外地城市的佛羅倫斯詩人使用做為現代義大利語基礎的托斯卡納當地方言書寫並引用大量古典時期古羅馬異教典故而創作長篇諷刺勸世史詩《神曲》並因此被後世尊為文藝復興先驅之後，曾受教於佩脫拉克——佩脫拉克主張「以人的學問代替神的學問」而被視為人文主義之父並因於一三三六年攜伴無實際現世利益目的地攀登阿爾卑斯山脈的旺度山而被視為宣告在羅馬帝國初期的羅馬政治家兼博物學家老普林尼等古希臘羅馬博物學家之後中世紀晚期與現代早期自然史博物學再度復興的阿爾卑斯主義之父——學習當時東羅馬帝國與其都君士坦丁堡所保存古希臘與古羅馬各領域廣泛的人文與科學知識的各種書籍所使用書寫的希臘文的薄伽丘因此在一三四九年寫作了寫實主義短篇小說集《十日談》以歌頌愛情與稱揚商人才幹同時也多所諷刺當時帝王、貴族與教會等歐洲西部各主要勢力的荒謬與荒淫的種種寫實的社會黑暗面。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第一波黑死病疫情自一三四七年夏季起在義大利半島各地相繼爆發並快速蔓延而在短時間內造成高達義大利半島各地以及歐洲西部南北各地高達三成至六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之後，倖存的歐洲西部南北各地城市與農村人口的人均耕地與做為日常飲食蛋白質重要補充來源的人均鳥獸獵場與河海漁場均因此有有所相當程度增加，到了十五世紀初葉，造成大量歐洲人口死亡的黑死病疫情開始稍稍穩定之後，歐洲西部各地的城鄉人口再度恢復成長並擁有相對充裕許多糧食供應與各種類蛋白質供應，當然，黑死病疫情之後的歐洲西部各地城鄉人口的經濟狀況也都變得相對富裕許多，而受到疫情影響相對小些的農村人口與過去的社會下層階級的生活條件也變得寬裕許多，因此，後黑死病疫情時代的義大利半島各地以及歐洲西部南北各地的歐洲城市與農村人口對於新發明的各種日常用品與工藝產品以及飲食與醫療等服務產業的有效需求均因為城鄉人口家戶經濟條件因為黑死病疫情造成人口銳減而再度恢復成長而有所有幅需求增長，可以想見，可能出身城市或鄉村並在經過學徒式技術學習訓練之後遊走行販城鄉之間尋找季節性市場與常態性市場的鞋匠與醫師等各種技術性工匠的數量自然會快速成長而其技術水準提升與新舊產品生產開發的種類數量自然也會同時飛快地增加成長了，黑死病嚴重疫情後義大利半島各地與歐洲西部各地受到人口恢復成長的人口紅利與黑死病疫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後的人均耕地與人均獵場漁場一定時期內大幅增加共同影響所帶來的城鄉經濟復甦成長使得義大利半島各地等歐洲西部各地城鄉居民尤其是各地城市居民的存款與貸款等銀行金融服務需求有所成長，而由於數量陡增而技術提升且產品產量與城鄉消費市場需求均大幅增加的具有自由民身份且已開始自行組織同業公會行會組織基爾特等自治性自律性工匠商業團體的自由業技術性工匠遊走行販義大利半島各地等歐洲西部各地所必然需要的不同地點間的存款匯兌銀行金融需求以及購買工藝原料與出售最終工藝產品之間的工藝產業所必需資金借貸流動性銀行金融服務業等城市商業必需銀行金融服務需求均大幅提升，當然，義大利半島北部海上共和國在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波黑死病疫情趨緩之後再度揚帆恢復經營透過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進行轉口貿易的東方香料等東西方貿易國際遠程商業貿易活動以及地中海區域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而再度獲利豐厚而恢復黑死病疫情前的往昔盛況之後，提供海上保險與跨期貸款融資資金流動性等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全力大規模經營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所必需的國際性銀行金融服務的佛羅倫斯共和國新興的工商產業與銀行金融業寡頭鉅子梅第奇家族等義大利半島中北部的海上共和國等擁有自治權的商業共和國各銀行金融寡頭家族也從義大利半島北部海上共和國再度恢復成長的經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轉口的東西方貿易與地中海地區貿易等利潤率極佳的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之中獲利頗豐。義大利中北部各海上共和國與佛羅倫斯共和國等擁有自治權商業共和國的各個商業金融寡頭鉅子家族於黑死病疫情趨緩後再度隨著義大利各地城鄉經濟恢復成長、城鄉工匠工藝產業與城市商業恢復成長以及經黎凡特地區東西方貿易與地中海區域貿易等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恢復成長而再度成長並快速累積大量財富，可以想見，除了將所賺取巨資運用於進行儼然已經初具現代資本主義早期特性的重商主義式與早期資本主義式的龐大資本再投資投入挹注於各種城市商業、城鎮工匠工藝生產與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等各種各樣有利可圖的工藝工業生產活動與近程和遠程商業貿易活動等不斷快速擴張的各種工商產業經濟活動以俾進一步獲取更多利潤之外，這些義中利中北部海上共和國與商業共和國日益富裕的各個商業金融寡頭鉅子家族自然也就如《有閒階級論》所言更有餘裕資助藝術與建築等各種炫耀財力與品味的奢侈品並資助支持各種人文領域學術活動以藉此證明炫耀自身家族文化品味並藉此為自身的經濟活動與龐大利益進行社會文化辯護說明以及尋求基督宗教教義思想闡釋支持。

 

約略與義大利半島各地等歐洲西部各地自可怖的黑死病嚴重疫情之中逐步復甦並再度展開新一波的工商業與航海貿易經濟擴張同一時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於安那托利亞並最終於一四五三年攻陷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則使得許多拜占庭帝國統治下使用希臘語的富人與受過大量教育的學者先後相繼循著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在拜占庭帝國統治下安那托利亞西岸與愛琴海東岸的航海貿易路線而走海路逃難前往義大利半島，這些富裕且往往有著頗高知識水準的拜占庭難民往往帶著許多使用希臘文抄寫文本發行的古希臘羅馬時代古典時代的人文學與自然史等廣泛涵蓋各種古典時代知識學術領域的古典作品也因此而再度傳入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並進一步傳播到義大利半島各城鎮乃至於歐洲西北部各地城鎮而在義大利知識份子與歐洲西部各地知識份子之間再度廣為流傳而相關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等學術研究自然也很快地在歐洲西部各地知識份子之間蔚為潮流，與此同時，羅馬帝國衰亡之際被保存在歐洲西部南北各地天主教修道院與各大城市圖書館裡封藏多年的以拉丁文抄寫發行的古典時代人文學與自然科學文獻作品也陸續被再度發掘並被富有的歐洲西部知識份子乃至於天主教教士高價收購收藏並開始展開仔細的對比研究工作，古典時代的古希臘羅馬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知識的重現天日與再度興起的研究熱潮使得義大利半島等歐洲西部各地的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知識水準與研究活動均因此而得以再度復興並進而快速發展進步，重視強調人的思想、感情與智慧並試圖掙脫中世紀天主教神學束縛的人文主義精神且具有開始具有世俗主色彩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以及時間稍後的北方文藝復興就此轟轟烈烈、別開生面地全面展開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者與藝匠藝術家並不反對基督宗教與天主教會且許多偉大作品與藝術品大多是為了宣揚基督宗教所創作並往往得到天主教會的龐大財務贊助，然而，歐洲西部人文學者乃至於文學家和藝術家對於宗教的態度還是發生微妙的變化，希臘文抄寫的《聖經》等眾多希臘語基督宗教著作從拜占庭帝國治下各地流傳到歐洲西部讓歐洲西部的神學家與人文學者在古典時期末期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首度得以接觸到如此具有原創性而對於基督宗教教義問題以及相關的哲學等人文學問題具有不同於羅馬教廷正統教義的眾多見解與闡釋論點的基督宗教思想內容，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西北部尼德蘭地區著名的北方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想家與神學家伊拉斯謨就曾整理翻譯《聖經‧新約全書》的全新拉丁文譯本與希臘文譯本，這些融會了新柏拉圖主義等大量古希臘時代與希臘化時代各哲學名家的各種哲學思想的希臘文基督宗教文獻在傳入歐洲西部之後開啟了文藝復興時代歐洲西部各地知識份子對於天主教教義的重新思考討論以及對於教會販售贖罪券等羅馬教廷不當行為的反省批判，歐洲西部各地尤其是歐洲西北部各地自中世紀以來一再此起彼落而不時閃現的反教權主義宗教思想與民間情緒亦因此得到鼓舞而最終導致了以歐洲西北部各地君主、封建領主乃至於封建農奴等歐洲西北部各地社會各階層在地勢力為其最主要支持力量的宗教改革運動。

 

與此同時，隨著小亞細亞與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世界裡在蒙古帝國西征與帖木兒王朝的建立而由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的阿爾泰語系烏古斯土耳其部落聯盟等突厥系勢力所建立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取代了同樣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的閃語系阿拉伯帝國而建立起伊斯蘭蘇丹國政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在佔領了安那托利亞西岸與希臘半島和巴爾幹半島東西各地之後開始逐步擴張自身的海軍力量，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建立自身海軍力量的過程中大量引進了阿拉伯帝國曾經全力支持其發展而一度縱橫於廣大的地中海海域與紅海海域乃至於阿拉伯海以及印度洋西部東非海岸阿拉伯航海貿易船隊的得到古埃及與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造船技術傳承的阿拉伯造船技術以及包括指南針、測量岸標方位的等高儀、測量太陽等星體高度的量角儀、海上陀螺儀、繪製記載航線沿岸各地岸上方位物座標與水深和季風風向的海圖與對景圖等一應俱全的一系統全套完整遠洋航行阿拉伯航海儀器——除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外，十五世紀初的鄭和遠洋艦隊航行到達印度之後也是雇用阿拉伯航海導航專家才得以繼續西向航行到達東非，一四九八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所率領的葡萄牙艦隊也是在東非肯亞印度洋岸的加拉納河出海口大港馬林迪雇用當地的阿拉伯航海世家後人舵手伊本‧馬吉德為其領航才得以安然航行通過印度洋而到達印度次大陸西南部馬拉巴爾海岸的自由港卡里卡特，而由於阿拉伯人挾其優越的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而長時期經營壟斷了起自阿拉伯海而東至印度次大陸甚至南中國海海域且西至索馬利亞南部到莫三比克的東非印度洋沿岸各地斯瓦希里海岸地區的航海貿易國際商業航路，除了阿拉伯人的水手與船隊前往斯瓦希里海岸地區經商並傳播伊斯蘭教之外，東非印度洋沿岸的斯瓦希里海岸各地使用尼日—剛果語系東北海岸班圖語支的當地班圖語族當地部族（屬於尼日—剛果語系的班圖語族自古仰賴種植薯蕷等適應熱帶濕潤氣候的馴化農業作物以及飼養牛隻的農牧經濟為生並掌握了製陶與煉鐵等重要工藝技術，班圖語族自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開始憑藉著農牧經濟與工藝技術的優勢生產力從其位於今日西非喀麥隆與尼日東部一帶的種源起源地陸續東向與南向擴張發展至除了屬於地中海型氣候的南非好望角一帶以外的薩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地，班圖語族各部族在班圖人擴張的歷次南向擴張過程中相繼奪取了各地原有的俾格米人與布須曼人原本領有的廣大部族領地並因此大幅壓縮了俾格米人與布須曼人的傳統部落生存區域）也吸收了前往當地經商的阿拉伯航海商旅所使用的大量阿拉伯語借詞而發展出早期使用阿拉伯字母書寫而後於大航海時代之後的殖民地時代改用拉丁字母書寫的斯瓦希里海岸地區跨部族共通交際商業語言乃至於部族社會文化語言斯瓦希里語，斯瓦希里文化亦一如斯瓦希里語一樣以班圖文化為中心大量融合了阿拉伯文化以及阿拉伯人商旅經常性從事季風性印度洋航海貿易與季節性地中海航海貿易因此有所長年經常性往來故而交流密切的中東各地文化以及歐洲東西各地文化與南亞和東亞等亞洲文化，血緣上屬於班圖語族的斯瓦希里人經常做為印度與非洲東岸之間印度洋季風貿易的中間人並經常前往非洲東岸南部內陸的班圖語族修那人所建立穆塔帕王國首都大辛巴威從事黃金轉口貿易等內陸商隊貿易活動——可以想見，隨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海軍稱霸控制地中海東部各地海域，拜占庭帝國海軍與商船乃至於長年經常性前往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從事東西方貿易與地中海貿易等航海貿易國際商業活動的熱那亞和威尼斯等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海軍艦隊與商船船隊必然也與大量引進沿用阿拉伯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海軍與商船有所交手並因此得以從中學習引進了當時全世界最為先進航海技術阿拉伯航海技術與造船技術至義大利半島北部各海上共和國乃至於歐洲西部各地，義大利北部各海上共和國與歐洲西部各地也因此得以開始學習仿效阿拉伯造船技術與航海技術而開始發展出可以超越地中海內海航海所需技術水準而足以應付大西洋等更廣闊海域複雜風向洋流的遠洋航海所必需的遠洋航行船隻造船技術以及導航航知識與技術。

 

文藝復興時期，除了同樣出身義大利半島中北部佛羅倫斯共和國治下托斯卡納地區並被後世並稱為文藝復興三巨星的但丁、佩脫拉克與薄伽丘的文藝復興先驅文壇三傑往往使用大量托斯卡納方言書寫並引用大量古典時代古羅馬典故而脫離中世紀傳統基督宗教書寫傳統的嶄新文學作品創作之外，在佛羅倫斯共和國的梅第奇家族等義大利中北部新興富裕商業金融城邦共和國與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的諸多商業金融寡頭家族的持續慷慨文化藝術贊助之下，義大利中北部新興商業金融城邦共和國與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也開始出現了許多專業且有著深厚古典時期文化藝術素養以及古典時期自然史博物學知識素養的藝匠與藝術家，在長年富裕並開始追求《有閒階級》所言的足以誇耀家族財富與文化品味的諸多商業金融寡頭家族與當時隨著歐洲西部南北各地經濟與貿易復甦而財政寬裕的羅馬教廷的長期龐大資助資金挹注下，這些有著豐富古典時期古希臘羅馬文化藝術與自然史博物學知識涵養的義大利藝匠與藝術家除了發揮靈感創意創作了眾多建築、雕塑、壁畫與繪畫等具有跨時代觀賞收藏藝術價值的各種形式藝術作品之外，為了進一步發現尋找新的材料與技術來進一步創作更加令人嘆為觀止並證明其藝術水準確實值得義大利各城邦商業金融寡頭家族的長期龐大資助的嶄新藝術作品，儘管當時佛羅倫斯共和國等義大利中北部商業金融城邦共和國以及熱那亞和威尼斯等義大利北部海上共和國尚無完整的專利權授予保護制度，但這些新興的義大利藝匠與藝術家卻仍然不約而同地投入各種新藝術手法的研究發明以及包括在文藝復興時期再度被發掘重視而得以重見天日的古羅馬蓋倫解剖學等古典時期古希臘羅馬各領域自然科學知識基礎上透過實際解剖而深入了解人體解剖學與透過實驗了解顏料化學性質並將之應用於進一步提高雕塑與繪畫等藝術創作的美學水準在內的各種自然史與自然科學知識的研究工作，部份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甚至熱衷於投入各種全新未知科技工藝製品的想像設計工作。

 

 

義大利文藝復興，北方文藝復興—英國文藝復興，

多納太羅—波提切利—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

范艾克—林布蘭—提香

藝匠與科學科技—北義大利國際政治—馬基維利，

達文西—米蘭—波河運河—都靈，

有閒階級論與工匠藝匠傳統

 

宗教改革—三十年戰爭—西發里亞和約，

哈布斯堡家族反宗教改革聯盟—天主教會的長女法蘭西王國，

索別斯基（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勒班陀，一如雅典戰勝波斯，

實證主義—啟蒙運動，

 

科學革命—典範轉移—牛頓—拉瓦錫

 

中國科技史—李約瑟難題

 

大分流

 

其他生態侷限：

復活節島文明，

吳哥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全新世乾旱化的喜馬拉雅山山腳季風降雨減少與泛濫平原農業產量萎縮和作物多元化和城鎮化—印度西部／波斯／中亞／阿富汗／美索不達米亞貿易衰退—亞利安入侵，

兩河流域文明—敍利亞草原的黎凡特文明古城土壤鹽化，

埃及—古王國時期／新王國時期—類似ENSO的印度洋偶極氣候震盪—非洲濕潤期結束—尼羅河泛濫減少—尼羅河上游去森林化—人口集中尼羅河三角洲—希克索斯入侵，

奧爾梅克文明—玉石陶器，馬雅文明—金銀銅礦與黑曜石貿易，

特奧蒂瓦坎—阿茲特克帝國首都特諾奇提特蘭人工島—奇南帕運河湖泊魚菜共生人工浮田農業—馬雅和阿茲特克胭脂蟲紅，

梅薩維德—查科峽谷—水利與人口—玉米單一作物—森林砍伐，

密西西比河與洛磯山脈間北美大平原的水利與沙塵暴

 

 

大分流，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起源—制度經濟vs本寧山煤礦與北美殖民地，

生態破壞與體系內跨區生態資源補充—商業化發展與區域商業經濟不平衡，

生態限制—印花布擴張性工廠工業化與擴張性資本主義之起始，

有閒階級論，

工匠傳統專利權和智財權—威尼斯玻璃島，

工業革命—工匠傳統沒落，

大航海時代—阿拉伯斯瓦希利星象航海技術與疑似中國海圖—地中海內海船，

絕對主義國家—西班牙—英法—瑞典—普魯士，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道德觀與全球工業資本主義擴張和大英帝國等全球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競逐

 

所謂的李嘉圖比較利益法則—國內與國際—要素稟賦或帝國主義原始累積帶來技術進步與壟斷，

經濟學是最有意識型態的科學—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之核心與邊陲—一國之工業化乃以周邊國家之去工業化為代價

資本主義的週期性經濟危機

 

 

怠工者送古拉格—六億神州盡舜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新達爾文現代綜合理論 (Neo-Darwinism Modern Synthesis)—珍古德，

白堊紀晚期暴龍小型群體—群居與社交能力—加拿大亞伯達省與美國蒙大拿州

 

 

 

蘇聯經濟—戰爭破壞—戰後大饑荒與重建—赫魯雪夫至布里茲涅夫—黑海北岸種玉米

 

 

蘇伊士運河危機（法紹達戰役），阿爾及利亞戰爭—戴高樂，尼游—伊朗門，巴勒維—英波石油公司—何梅尼革命，恩克努瑪，比屬剛果，中非共和國，喀麥隆，羅德西亞，莫三比克，幾內亞比索

 

 

蘇卡諾—蘇哈托，馬共，尼溫—翁山將軍—翁山蘇姬，東南亞條約組織

 

 

法國退出北約

聯合水果公司，桑定，中南美洲學校—遠朋班，阿本斯，蘇慕薩家族，藤森，皮諾契經濟發展，阿根廷—席維亞培隆，古巴危機

 

 

 

越戰—骨牌，反越戰—民權—新時代公社實驗，布雷頓森林協議，河內大轟炸，

粉紅女士海斯—乒乓—白夏瓦—北京，

中蘇—中美，老布希—雙重代表，安哥拉內戰

 

古寧頭戰役後—八二三砲戰，改造運動—以俄為師—處理掉，雷震—殷海光，中正紀念堂展演

魏摩蘭—越戰特需

石油危機—台灣與世界經濟—農復會—美援會，新戲院—鹽水／湖口／內灣，國片，橫的移殖—民歌—救國團中橫縱走等營隊

 

 

布拉格—布里茲涅夫主義—阿富汗，蘇聯經濟—中亞航線

限武談判，星戰計畫，

智利說不，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巴拿馬諾瑞加，里斯本，佛朗哥，馬可仕

哈維爾—華勒沙，南非（波爾戰爭）

並稱第三波民主化

芝加哥學派—新自由主義—震撼療法—北約東擴—加入歐盟

撥亂反正—鐵路運輸與水利灌溉—改革開放

 

 

卡多佐—魯拉等，中南美洲左派改革派與東歐右派改革派的勝利與執政包袱，中南美洲右派改變形象與引進美國競選顧問團隊再起，東歐左派調整路線回應經濟不平等與社會公平正義呼聲再起

 

 

美麗島—林宅血案—江南案—開放黨禁解除戒嚴—圓山

五二○農運，全民計程車，三月學運（野百合學運）

多廳制戲院—國片—情義西西里，左鎮人，鄉土文學論戰—楊逵—葉石濤—王禎和—黃春明—楊牧—鍾肇政—吳濁流

 

 

 

第二波全球化，福利國家體制瓦解—西雅圖，坎昆回合談判

美式民主—德國社會民主黨施洛德—美國民主黨幕僚與選戰顧問公司

歷史的終結？

一九九七年香港禽流感，二○○三年非典型肺炎，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中國農業定居化與人口成長和古疫病），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反毒戰爭，比屬剛果，坦尚尼亞，薩伊，東帝汶，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南非—安哥拉—尚比亞，海珊，哥斯大黎加，塞內加爾，卡多索，南錐，東協，狄托，大衛營

 

 

整合薛啟隆的合大興圳等各古圳的石門大圳，眷村地上權／眷改，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亞太營運中心，吳伯雄

 

 

 

網路泡沫，九一一事件—新保守主義—製造共識，

吉布地—鄭和—油輪—法國在吉勢力，

上合組織，

藏南與拉達克，

釣魚台列島之爭，

韜光養晦—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再到一帶一路與絕不稱霸—中國國際政經軍實力增強下中國可以說不的民間民族主義以及中共黨內外相關鬥爭與相關內外政策—領土主權與勢力範圍—政經影響力如禁韓令以及勢力範圍之異同—中國王朝與室利佛逝和安南等南海國家的南海經營—中國閩粵民間大船至南海各島採收玳瑁等遠洋漁獲與西方殖民帝國占領南海各島—周邊國家國內強硬派—南海各國與美國平衡力量—各方軍政力量威力展示以及辯證的現狀和平維持與未來談判契機

台聯，許文龍，

連戰訪陸，國民黨主席之爭，

防禦性公投—潛艇軍購公投—割喉割到斷或準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意識，利比亞—巴拉圭，哈利波頓

 

 

 

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歐債風暴，北京共識，ECFA，

周恩來下令編纂《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亡於一九四九年，

奧蒂嘉政府—王建煊，王金平，反服貿學運（太陽花學運），

馬習會，貨貿十二次談判，

蔡英文—尼加拉瓜牛肉貿易商—奧蒂嘉黨部，蔡英文—巴拉圭，

蔡英文疏遠，各墨綠小綠

 

韓流旋風—二○二○

 

李登輝身後，川普—全球貿易戰，新冠疫情，反中—次貸之後，拜登，防中聯盟與美國民主黨施政議程，氣候峰會—中國策略與美國民主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