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共決裂之因

　　從小的歷史地理課本都會提到中蘇共決裂乃因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然


而，這樣子的論點基本上是「國民黨獨家史觀」的論點，亦即不願意面對中蘇


共自來不是十分融洽的事實，以有利國府遷台後《蘇俄在中國》的論述，也就


是不是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政策失當引發人民抗暴造成大陸淪陷，而是蘇聯自始


至終全力支持中共作亂，中蘇共自來多有齟齬的事實對於如此的「國民黨獨家


史觀」勢必造成相當的詮釋困難，但實則，國民黨一方面指控中共放棄外蒙古


、唐努烏梁海、帕米爾高原和麥克瑪洪線以西的雲貴高原等廣大領土，另方面


卻又說中共是為了相較之下小得多的珍寶島而與蘇共決裂，如此自相矛盾的說


法是絕對說不通的。



　　事實上，蘇共與史達林一直視中共尤其是毛澤東是不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或者披上共產黨外衣的中國傳統農民革命者，因此，史達林不斷地試圖透過博


古、王明等受過莫斯科完整革命教育的中共國際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來


奪取毛澤東控制的中共黨權，史達林不相信中共革命能成功，因而在雅爾達會


議時僅期待取得外蒙獨立以及東北或至多加上華北由中共統治，並未試圖支持


中共取得全中國的統治權，是國府軍隊在美軍艦隊協助下在東北出現才使蘇聯


必須全力支持中共到底。而在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的莫斯科行甚至被冷落了兩


個多月才能面見史達林，而在中共建政後，蘇共甚至到了1953年尚試圖策動長


年主政東北的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王高崗在蘇聯支持下在東北另立權力


中心，中共與毛澤東則於1953年的北戴河會議以「試圖依附蘇聯核牙齒搞東北


獨立王國」的罪名清算高崗，中蘇共之長年不睦，可見一斑。



　　因此，中蘇共決裂的主因絕非區區珍寶島，而是因為蘇聯修正主義以及連


帶地造成中共中央高層的權力危機感。1953年史達林死後，繼任蘇共總書記的


赫魯雪夫於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時公開史達林大整肅以莫須有罪名濫捕濫殺


蘇共等各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民以及古拉格群島集中營的真相而展開批判史達


林「個人崇拜」的路線修正運動。中共隨後於1957年也追隨蘇共批史而展開「


大鳴大放」運動，目的在於透過群眾批判糾正中共建政後開始出現的黨政幹部


腐敗現象，但批判的矛頭隨即向上發展到批判毛澤東個人崇拜及中共一黨專政


，武漢大學生等各地人民與學生甚至出現高舉「歡迎蔣介石回大陸！」和「歡


迎國民黨回大陸！」等標語的遊行，毛澤東因而惱羞成怒，於1957年底發動「


反右大鬥爭」，發動大鳴大放開明運動後卻惱羞成怒轉而發動反右大鬥爭的整


風難免使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大受挑戰，毛於是為了證明自己仍能引領中國社會


發展方向而於1958年起展開三面紅旗的大躍進－－或許因為擔心大躍進的激烈


內部運動時國府趁機反攻大陸，也或許因為測試赫魯雪夫批史後對中共的態度


，中共於是先聲奪人於1958年發動金門砲戰（八二三砲戰），但最後考量必須


留下金馬做為台灣與大陸紐帶而停火。大躍進失敗並造成三千萬人民死於飢荒


後，毛澤東的統治正當性不再，於是中共實權移往劉少奇與鄧小平，劉鄧轉而


推動包括農民自留地等較溫和的經濟政策，中共黨內文件與對外文告也不再言


必稱毛澤東，甚至經常有意地不提毛澤東，失去權力與影響力的毛澤東極度不


滿並開始認為黨內有走資派，最終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鬥死，


鄧小平則被批判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下放江西工廠勞動。自從中共追隨


蘇共批判史達林而展開大鳴大放但批判的怒火卻不斷向上延燒毛澤東等中共高


層以後，中共就對赫魯雪夫領導蘇共批判史達林的「修正主義」意識型態路線


極有戒心並指控其修正主義路線乃背離共產革命理念，文革時並以「蘇修美帝


」並稱之，「蘇修」排在「美帝」之前，可見當時毛澤東認為蘇聯而非美國方


為其主要敵人。中蘇共於1960年代初期正式決裂後，1964年中共羅布泊核試


成功時，赫魯雪夫便曾向美國建議由蘇聯以核武轟炸中共的核子設施以免中共


取得核子打擊能力，惟未為美方接受，蘇共更早於1960年時便下令撤出所有支


援中共的技術專家與經濟合作，可見，中蘇共之不睦早已在1960年代初因意識


型態上的針鋒相對而接近兵戎相見的臨界點，而不必等到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


，珍寶島事件只是使中共更加確信蘇共真的有可能不顧全球共產革命的共同合


作情勢而逕以武力解決中蘇共之間的齟齬，並進而開始考慮打美國牌以制衡蘇


聯蠢動，惟在當時連中共外交部都受到紅衛兵控制的文革情勢下，中共實在不


可能接受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因為任何在當時文革情境


下接受這類向國府「蔣介石統治集團」妥協的中共政治人物，都有可能被指控


為「國特」（國民黨特務）而有被鬥倒甚至鬥死的危險。

民主，除了論述之外

──吳乃德《反動論述和社會科學──臺灣威權主義時期的反民主論》摘要





　　吳乃德整理台灣1980年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年代官方、親官方社會科學研


究者與親官方新聞從業人員的反民主論述，其中，官方與親官方新聞從業人員的


反民主論述主要可歸類為三大類，第一類也最重要的是「副惡果論」，聲稱民主


改革將摧毀現有的成就，而最常被提及的便是「中共大敵的威脅」，並經常以符


合社會主流思潮的「法治」和「反台獨」論述來包裝反民主論述，第二類是「反


效果論」，認為民主運動只會帶來民粹反而阻礙民主，第三類是「無效果論」，


認為民主運動只是換上另一小群權力者而不會有真正的全民民主。而在具有較複


雜社會科學論述能力的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的反民主論述則可大略分類為四類，


第一類是「民主的經濟社會條件論」，亦即源自社會科學的「現代化理論」，認


為民主必須配合某些諸如經濟發展等客觀條件否則只會帶來「副惡果」，像是「


造成挑撥分化台灣而有利中共赤化台灣」、「過份民主容易導致極權思想抬頭」


，第二類是「民主的文化條件」，一如清末保皇立憲派的梁啟超，這類論述主張


「實施民主政治還必須具備主觀條件，也就是社會大眾要有民主的信念和態度」


，第三類是「如何達成民主論」，源自「政治衰敗論」，認為開發中國家由於缺


乏具充分合法性與效能的政治體制解決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利益衝突，於是有錢人


賄賂、工人罷工、學生示威、軍人政變，各社會階層各自尋求實現利益的手段，


因而可能有政治極端主義的危險，第四類是「什麼樣的民主論」，像是民主實質


論便認為政黨政治的功能可以經由其他途徑加以發揮。



　　這些反民主論述本是不值一駁的，就「民主的經濟社會條件論」而言，雖然


看似符合現代化理論，甚至看似符合馬克思主義下層結構的經濟社會結構演變決


定上層結構的政治體制演變的觀點，然而，自初民部落社會以來人類就有著使用


民主方式共決事務乃至推舉社群領袖的各種民主制度，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


分析應該只是說明了政治體制演變深受過去忽略的經濟社會結構演變的影響，但


並未針對民主體制設定特定的經濟社會條件，相反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分


析恰恰說明了為何台灣社會在經濟高度發展與國民教育水準提升的1980年代會


進一步地出現民眾權利意識的高漲以及對民主訴求的高度支持。至於「民主的文


化條件」則除了同樣無視於深植人類做為一種社會性動物的對社群公共事務的民


主共決本能外，也往往陷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畢竟，一個社會總是要先


真正地接觸一個新制度然後才能夠逐漸發展對一個新制度的文化，民主的文化條


件論真正的意義在於說明為何有些社會的文化氛圍能夠發展出民主制度但有些則


否，以及為何有些社會的文化氛圍有助於維持民主制度但有些則否如威瑪時期的


德國，但這都難以在一個社會採行民主制度前就事先 (ex ante) 預測其是否適


合採行民主制度。



　　威權時代裡不透明的決策機制使得台灣人民對於許多官方論述不明就裡，一


方面許多論述本是為政府背書的官方說法，一如全世界所有的官樣文章一樣並不


需要過度重視與批判，但另方面許多論述則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像是論文中提


及報人余紀忠所言「過份民主容易導致極權思想抬頭」，或許也與國民黨在大陸


時期受到工農學運等民主運動抗爭頻仍而顯得相較於平靜的中共統治區較為失序


而最終使中共席捲天下的「國民黨史觀」有關，而不只是單純的反民主論述，而


像是蔣經國時代發展出取代「反攻大陸」論述的「兩岸制度競爭論」，乃是由於


美方在韓戰爆發後一方面「擁蔣保台」以鞏固台灣這個東亞冷戰前哨，但另方面


卻也「防蔣反攻」以免捲入中國戰場，國府遂逐漸地發展出「兩岸制度競爭論」


，做為在台推動經改與政改時穩定人心的論述，因為在台灣推動的在地經改與政


改無可避免地會連帶啟動本土化過程，故必須設法安撫隨國府渡台軍民期待返回


大陸家鄉的情緒，尤其是來台後因「準備反攻大陸」而長年未婚的基層軍官與士


兵的軍心，同時也必須安撫黨國體制內部強硬派勢力抗拒政治改革的力量並防範


其藉口堅持「反攻大陸」以與推動漸進政改的體制內改革派勢力對抗，蔣經國時


代國民黨於是發展出「兩岸制度競爭論」以緩和黨國體制內部支持與反對經改和


政改兩派勢力可能發生的激烈矛盾對抗。研究民主化以前的戰後台灣歷史，必須


對當時的時空背景尤其是自大陸遷台的黨國體制內部的各種交互作用力有所理解


，才能夠更深刻地分析與探討那個時代的各種事件，也才能從中尋找困擾當代台


灣社會的各種歷史問題的歷史真相。



　　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依然出現不少似是而非的新反民主論述。



　　民進黨執政時期便曾出現必須先解決「統獨」的主要矛盾然後才有可能談論

「左右」的次要矛盾的論點，實則一來統獨問題牽涉複雜的國際因素而難於可預

見的將來得到最終解決，若此則未來數十年台灣社會只能在「統獨」這個台灣內

部各方只能各自表態但無法實質影響最終解決的「假議題」（李登輝語）上空轉

，二來與民眾切身利益失去直接連結的政治議題與政黨對抗將使民主制度在台灣

人民思想中的正當性流失，而有可能如威瑪共和晚期般，因為民眾對事不關己的

脫序的政治鬥爭失去支持而甚至產生對能夠快速恢復社會秩序的威權統治的嚮往

，過度深陷現實上受限國際因素而難解的統獨爭議亦將使台灣社會因為民主制度

正當性的流失而有威權統治復辟的可能性。



　　無獨有偶地，國民黨再度執政後也出現了必須保持「中華民國與台灣在概念

上分離」並恢復「民眾對中華民國的光榮感」才能夠以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

體制來對抗中共的論述，實則，固然在兩岸雙方尚未能就兩岸關係最終安排拉近

彼此距離並達成最終協議前，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維持有助於保持兩

岸間自1949年以來的紐帶並讓雙方有信心在未來較長的時期裡摸索雙方均可接

受的有充分信心保障各自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需求的合理方案，但中華民國在台

灣的進一步民主深化並不一定就會切斷此一紐帶，甚至反而可能辯證地因為台灣

人民對於台灣國際處境以及對於中國大陸發展實況有更充分透明的資訊與了解而

加強此一紐帶，此外，大陸官方與人民對中華民國此一中國統治正統也不見得能

夠接受，台灣人民由於歷史發展脈絡也對中華民國缺乏深度認同而有待民主制度

的進一步鞏固與社會公義的持續進步以使台灣人民與中華民國產生正面的歷史互

動經驗，恢復民眾對中華民國的光榮感並非簡單的政治口號或政治運動便可促成

，而台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也不見得就能夠進一步地影響本就對中華民國

懷有相當戒心的中共或者對國府大陸時期施政並無信心的大陸人民，說到底，兩

岸關係裡隱藏在中華民族、一中各表的表面辭令背後的終究還是現實的台海戰略

要地的國家安全利益考量。



　　進一步考察這些台灣民主化後的新反民主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不論藍綠、

統獨均一再乞靈於「中共威脅論」這個過去威權時代的反民主論述「三合一敵人

」裡最常出現的稻草人的吊詭現象。



　　然而，歷經太多年民主選舉的洗禮，台灣人民對於各種各樣的民主化論述與


反民主論述早已司空見慣而有充分的智慧加以仔細辨別，民主鞏固需要的不是更


多的民主化論述或者更多的針對反民主論述的攻訐，而是需要在論述之外更多的


行動，透過實際的符合社會公義的政策作為鞏固民主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正當性


才能使民主制度真正內化成為台灣人民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只要優質的民主制度


長在人心，則不論兩岸關係與東亞戰略格局未來如何變化，早已因為民主政治的


長期洗禮而對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各種論述均極為過敏而能夠慎思明辨的台灣人


民，都能夠有智慧地運用彈性務實的策略在194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框架以及東


亞區域整體戰略框架的合理範圍內，以負責任國際參與者的戰略夥伴身份尋求對


台灣長遠發展最有利的務實的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發展以保障所有台灣人民長遠


而切身的發展利益。



　　除了論述之外，唯有符合社會公義而關懷台灣人民切身利益的實際政策作為


才能夠鞏固與深化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也才能建構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


人民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與兩岸情勢發展時鞏固內部共識以團結一致追求共同利


益的根本的共同基礎。

那個荒謬的年代──過去與未來

　　參觀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以及聆聽兩位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是一次很特別的經


驗。親身走訪以往只能在歷史書籍裡簡略帶過的政治犯軍事審判重地景美看守


所讓人對那個荒謬年代裡被恐懼人民力量的威權統治者歇斯底里地大肆鎮壓的


異議份子乃至無辜牽連者掬一把同情淚，而透過政治受難者的經驗分享，讓我


首次親自聽到這些政治受難者的故事，也讓我首次有機會理解他們從苦難故事


裡形塑出他們對台灣政治與未來觀點的思路歷程，然而，從政治受難者分享的


故事裡，也讓我再一次地理解到，國府遷台後，威權時代國府統治高層對內戰


失敗因素的諱莫如深以及對在台諸多政策的決策動機的不透明與缺乏民意參與


機制，對於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以及國際參與可能性的想像有著極為負面的影


響。



　　1963年被捕的政治受難者陳新吉先生提及，他在警總獄中曾見到許多調查


局人員也因匪諜等政治案件被羈押，但他卻未能說明這些曾經是白色恐怖時期


政治偵防執行者的調查局人員為何自己也被指控匪諜等莫須有罪名，也許他和


同時代的人一樣摸不清頭緒而只感覺威權體制的反覆無常與羅織罪名的可怖。



　　部份台灣史研究者將牽連調查局人員的案件歸因於情治單位內鬥，然而，


國府政權兩大情治系統中統局與軍統局雖然自大陸時期便不時有互鬥踩線情形


，但軍統勢力已於1955年被整肅並改制為專任對外對陸情報工作的國防部軍事


情報局並退出政治偵防工作，1964年的調查局大整肅似乎不太可能是軍統中統


長期內鬥的又一篇章。



　　國府大陸時期軍統局原本主掌對國民黨內時有叛心的各地方軍政派系的監


控以及對日本等侵華軍事勢力的情報工作，抗戰軍興與國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後，國府側重軍事情報，軍統局重要性日增而編制不斷擴大，除了在江浙


等淪陷區組織擁有百萬大軍的抗日游擊隊「忠義救國軍」以及與美國情報單位


合作成立「中美情報合作研究所」（中美所），也介入本由中統局主導的對中


共與左翼等異議份子的情治工作，由於擅長細膩情報工作的局長戴雨農在內戰


初期 (1946年3月) 墜機死於戴山困雨溝而使軍統局實際情報能力大幅喪失，


軍人性格強烈的軍統局對於異議份子的社會運動實情缺乏理解，往往杯弓蛇影


地進行大規模逮捕和血腥鎮壓如李公樸、聞一多血案 (1946年7月) 等，繼任


局長毛人鳳在1955年（來台時改制為保密局）被蔣經國與其留蘇同學所鬥倒後


，前身為軍統局的保密局此後便改制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並專任對外對陸情報


工作，政治偵防工作則移交調查局，毛人鳳也於隔年（1956年）病逝。保密局


主導政治偵防的1949-54年間也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濫行株連、逮捕、槍決人數


最多的血腥黑暗年代。



　　陳新吉先生在警總獄中遇到的調查局人員應與發生於1964年范子文案和


1965年史與為案等有關。調查局的前身乃是由極端保守反共而長期掌握國民黨


黨務系統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CC派所掌握的中統局，國府大陸時期對中共與


左翼勢力的政治偵防工作便主要由中統局負責，中統局並在大陸各省設有「反


省院」以對共黨份子進行思想改造；1950-52年國民黨改造運動後CC派失勢，


CC派領袖陳立夫赴美，調查局一時未受大幅整頓而仍負責政治偵防工作，1964年


層峰改派曾與蔣經國在大陳一帶患難與共而原屬舊軍統的沈之岳出任局長，沈


上台後整肅調查局的舊CC派中統份子，調查局此後退出政治偵防工作並逐漸專


任犯罪調查－－或許因沈之岳有共產黨背景故不宜負責政治偵防，也或許藉此


順勢讓舊中統退出政治偵防工作。范子文與史與為等人應是調查局中的舊中統


份子。



　　因此，陳新吉先生在警總獄中遇到的調查員獄友之所以被羅織罪名整肅，


真正的原因恐怕乃是國民黨內的高層權力鬥爭。極端保守反共的CC派在國府大


陸時期長期掌握國民黨黨務系統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權傾朝野，時人謂之「


蔣家天下，陳家黨」並將之並列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一，國民黨第一屆立委


與國代選舉亦由CC派操盤，故第一屆中央民代中CC派比例極高；中華民國中央


政府播遷台灣後於1950年7月展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央改造委員會名義上的主


委為陳誠，但改造運動志在「以俄為師」，強調嚴密組織力量以與中共組織抗


衡，真正的主導者應為有留蘇經驗（莫斯科中山大學）而預定接班的改造委員


蔣經國，而改造運動所建立的黨國體制 (party-state) 也處處有著列寧式


政黨的影子，像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行政院執行便讓人想起共產


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國務院執行；蔣經國欲透過改造運動掌握國


民黨的黨組織，首當其衝的鬥爭對象自然是大陸時期掌控黨務工作的CC派，而


長期由CC派份子控制的前身為中統局的調查局當然也成為必須整肅改組的鬥爭


對象。



　　改造運動與調查局大整肅後，為穩定隨國府渡台黨政情治與中央民代系統


中的CC派人心，層峰於調查局大整肅四年後的1969年邀請陳立夫返台擔任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並著作《四書道貫》一書，惟此時CC派在黨政


與情治系統的勢力已受到全面整肅壓抑，故陳立夫實際上僅為安定人心的象徵


性人物，而CC派中央民代如梁肅戎、陶百川和費希平等人因不受重用而極右派


反共立場又使其不至於被羅織匪諜等罪名，遂轉而成為極敢言的黨內反對派，


隨後並成為國府與民主運動間的溝通橋樑，費希平甚至曾參與反對運動組黨。



　　然而，這些複雜的國府高層權力鬥爭不是陳新吉等政治受難者所能知悉理


解的，也不是他們有義務知悉理解的，諱莫如深的禁忌年代，東亞冷戰格局下


只問反共立場不問民主人權的集團對抗，在內戰中失利恐共歇斯底里發作的國


府統治高層，使得白色恐怖荒謬地製造了無數的冤錯假案也無辜牽連許多只是


有著與統治當局不同意見的異議份子，甚至如陳新吉案般羅織完全莫須有的罪


名而逮捕、監禁許多無辜的政治受難者。一如同樣經歷冷戰年代反共獨裁政權


統治與壓迫的南韓，荒謬年代的時代悲劇似乎不能單純地以後見之明過於苛責


或者報復，然而，荒謬年代的種種無奈的大時代背景也本非各族群台灣人民有


義務去弄清楚的，更不是正當化政權統治者荒謬的殘害人權行為的藉口，荒謬


年代的歷史應該得到進一步的釐清才能有助於社會的和解，畢竟，所有和解的


基礎都來自於真實的歷史真相，因而，即使歷史的事實將使當時的統治者難堪


甚至使其政治繼承人因此失去藉著神格化當時統治者而獲取政治利益的可能性


，但歷史真相的爬梳也有助於還原當時統治者施行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以及還


原其一切功過而不至於使其被妖魔化，冷戰時代南韓軍事獨裁者李承晚與朴正


熙在當代的歷史評價早已同時書寫其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之功以及軍事獨


裁統治與鎮壓光州等民主運動之過而未將其神格化或妖魔化，正因歷史功過的


真相能夠被完整而全面地檢視與書寫，朴正熙之女朴瑾惠至今依然活躍於南韓


政壇而未使南韓人民有軍事獨裁恐將復辟而毀滅民主政治的恐懼，畢竟，將蔣


中正神格化為世界偉人、民族救星以及將國共內戰全然視為蘇聯支持中共作亂


而與中國人民反抗暴政全然無關的「國民黨獨家史觀」在華人圈乃至於全世界


大概都不被接受而甚至被視為笑話，在台灣也極少有人相信，甚至連好萊塢電


影《美國黑幫》都提及內戰失利逃往中南半島的仍然效忠蔣中正的國民黨軍隊


依賴種植罌粟和提煉海洛因等毒品謀生而並非如「國民黨獨家史觀」般視之為


「堅定反共的孤臣孽子」，過去威權統治者的政治繼承人似乎不宜為了政權顏


面而一再刻意迴避歷史真相的檢驗與書寫，如此鴕鳥心態不但無益於台灣社會


的和解，也無益於防止過去威權統治者進一步地被妖魔化，畢竟，沒有寬恕就


沒有未來，而和解與寬恕只可能建立歷史真相之上，資訊的不透明與人民參與


的缺乏不會帶來社會的和解與進步，而只會滋生社會的不信任與相互猜疑。



　　而展望未來，儘管台灣人民對於白色恐怖時代已有愈來愈多的了解而對於


政治受難者也多有同情，然而，台灣人民也有智慧地發現，民主政治的目的在


於促使政治人物用心照顧人民的切身利益與未來發展，因而，不論是希望透過


對白色恐怖歷史的某種「憶苦思甜」來號召人民支持民進黨以對抗國民黨或是


希望透過對白色恐怖以後國民黨推動經改與政改經驗來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以


「台灣經驗」的民主做為中國大陸典範的論述均難以獲得人民的長久共鳴，因


為，人民知道，民主得來不易，統治者與意識型態論述來來去去，但惟有用選


票的選擇促使政治人物真心關懷並確實透過政策作為實踐政治承諾以保障與促

進人民的切身利益，才是深化台灣民主並防止各種形式威權統治復辟的唯一途

徑。

定睛耶穌基督的原初信息──《下一個基督王國》讀後有感

　　Philip Jenkins所著《下一個基督王國》一書生動地描寫了基督宗教過去的發


展歷程與當代的再發展，也分析了當代基督教面臨的全新挑戰與全新祝福。



　　耶穌基督為猶太一神信仰帶來救贖的新信息後，基督宗教從列凡特 (Levant) 出


發向歐亞非三大洲傳播，並在四世紀時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而得以在帝國政教力量的


支持下進一步有系統地發展其教義教條與教會組織，但隨著羅馬帝國的不斷衰微與八


世紀時伊斯蘭的興起，基督教在亞洲與非洲廣大地域遭到挫敗，視耶穌基督為不具三


位一體神性先知的伊斯蘭不但席捲中東與非洲，歐瑪亞王朝更向伊比利半島擴張並一


度越過庇里牛斯山進窺法國，若非鐵鎚查理在普瓦捷戰役阻擋了伊斯蘭擴張，基督宗


教能否成為左右歐洲歷史至今的政教力量頗有疑問。



　　羅馬帝國晚期基督宗教由主要向窮苦大眾傳教轉而著重向羅馬城與帝國各地的貴


族與知識菁英傳教，羅馬帝國衰亡後，基督宗教在此基礎上向日耳曼各部蠻族君主傳


教而得以渡過中世紀的苦難歲月並得以在維也納兩度抵抗土耳其伊斯蘭勢力的入侵。


這樣子的歷史使我們往往忽略了在伊索比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至於伊斯蘭統治下地


中海東岸與北洲源遠流長的信仰傳播，遑論基督宗教部份宗派如Nestorian等在中國


和印度千年以上的傳教史，而中亞Nestorian教會甚至影響部份藏傳佛教宗派接納了


近似聖餐禮的崇拜儀式。



　　基督宗教在大航海時代隨著歐洲傳教士進入美洲以及再度進入非洲和亞洲各地之


初，由於伴隨著殖民主義的剝削原罪而受到在地人民頗多排斥，於是儘管耶穌會教士


曾不斷地著述抗議殖民者對拉丁美洲印地安原著民的剝削與壓迫，然而，監護工作制


(encomienda) 卻記載了天主教會與殖民者合作壓迫印地安原住民的罪無可逭的血淚


史；有趣的是，基督宗教在第三世界並未隨著殖民主義的結束而衰微，卻反而因為不


再與國際軍事政治強權緊密結合，雖然少了政教強權的支持卻也不必再背負政教強權


的原罪，在殖民主義結束後，基督宗教在第三世界展開了強勁的復興運動，甚至成為


第三世界各國人民與後殖民時代當地出現的獨裁政權對抗時的強大精神支撐力量，同


時也往往成為一種足以與當地蒙昧的傳統文化相抗衡的具有現代性 (modernity) 意


涵的「抗議宗教」。



　　然而，後殖民主義時期全球南方基督宗教的復興運動也給歷經兩個禧年而依然朝


氣蓬勃的基督宗教帶來全新的挑戰，卻也帶來了全新的祝福。南方基督宗教除了更加


重視先知與醫治的古老傳統外，也調和許多亞非拉美第三世界舊有宗教的習俗，像是


拉美天主教的聖母瑪利亞顯靈（瓜達盧佩聖母）便與阿茲特克女神圖南特絲有所關連


，部份非洲教會則對當地民眾的祖靈信仰有所寬容而也較常施行驅魔，此外，南方基


督教在講道內容乃至於教堂建築方面均依據當地的氣候而有所調整；然而，南方基督


教卻也受到第三世界社會較保守文化的影響而有較強的原教旨主義傾向如對印地安圖


騰文化斥為異教。南方基督教在教義上的調和主義給全球基督宗教帶來了全新的挑戰


：基督宗教的教義界限何在？然而，南方基督教的調和主義讓全球基督徒必須深刻省


思基督宗教的真義，並進而思考在過去兩千年的基督教思想史之中，是否也有許多教


義源自初代教會與羅馬帝國以及日耳曼各邦國既有宗教思想妥協的結果？而這樣子的


沉思又勢必讓我們回歸到一個最根本的基督宗教的核心信仰問題：耶穌基督為世人帶


來的原初信息為何？也因此，南方基督教為全球基督教帶來的全新挑戰其實正是一個


全新的祝福，基督徒將得以釐清耶穌基督的原初信息並自此有更加堅定的信仰可以倚


靠。



　　以最具爭議性的早期基督教反猶太主義而言，此一問題帶給耶和華最初的選民猶


太人兩千年的巨大苦難。西班牙在1492年成功地驅逐伊斯蘭勢力後便對伊比利半島的


猶太人 (Sephardi) 發動驅逐與宗教裁判所的大規模鎮壓，近世則有納粹德國屠殺


六百萬猶太人，此外，自中世紀以降，歐洲各基督教國家只要遇到天災人禍便往往會


產生各種歸咎於猶太人「他者」的謠言並時常引發可怕的排猶行動，像是1870年法國


在普法戰爭敗於普魯士德國而重挫法蘭西民族的自信心後的1894年，便發生了猶太裔


軍官德萊佛斯被誣指為德軍間諜的冤獄案件，至於中世紀黑死病等疫病流行時傳言猶


太人在井中下毒並引發歐洲各大都市的排猶暴動更是血跡斑斑。然而，既然猶太人是


耶和華最初的選民，耶穌基督本身也是以猶太人身分道成肉身，其以其肉身為世人贖


罪乃為耶和華之心意且其亦甘願受此苦杯，則猶太人似不應因其將耶穌基督送上十字


架而由選民淪為賤民，考察早年基督教教義並無反猶主義，因而反猶主義應該源自羅


馬帝國的反閃族主義傳統思維，此一思維起因於羅馬與閃族迦太基的長年征戰並由此


波及同屬閃語系民族的猶太人，可以說，耶穌基督的原初信息並未包含反猶太主義，


但由於基督宗教為了在羅馬帝國傳播勢必運用或揉合與非猶太外邦人的集體歷史記憶


相關的各種思維才能夠快速有效地在廣大的民眾中傳播耶穌基督為貧苦無助者與所有


世人帶來的福音，而在基督宗教在羅馬建立其教條與教權組織時，部分本非耶穌基督


原初信息的羅馬常民思維也往往一併意無意地滲透到基督宗教的普世教義之中了，但


這些本不具永恆性的一時一地常民思維卻透過基督宗教橫跨時空的普世教義與教會一


併保存了下來，甚至往往成為使基督宗教無法與時俱進的障礙。



　　自從耶穌基督為世人帶來救贖的新信息至今，基督宗教的福音早已傳遍全球諸多


民族與文化體系，然而難免為了幫助在地基督徒理解福音而使教義受到許多的在地影


響，當代基督徒實應仔細區別具永恆性的耶穌基督原初信息與這些不具永恆性的在地


影響，並定睛耶穌基督的原初信息，從中尋得信仰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