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午後三時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 (Philipp Scheidemann) 在一場商議戰後政治安排的會議進行中打開帝國議會二樓的窗戶向議場外聚集的群眾高聲宣布：「共和國成立了！共和國萬歲！」
群眾隨即歡呼回應，威瑪共和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最後悲劇收場的多難歷史就此開啟。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前夕，當日稍早，帝國首相馬克思親王代普魯士國王兼任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二世宣布退位並由社會民主黨人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 繼任德意志帝國首相與普魯士總理，艾伯特傾向於儘速建立由威廉二世的幼子繼任弱勢帝位並削弱霍亨佐倫王室權力的君主立憲政府，希冀藉此防範即將到來的德國戰敗後後勢必出現的權力真空與政府威信和統治正當性掃地可能連帶引發的政治失序混亂乃至於左右各黨派極端勢力趁勢崛起，或許，也為了讓威廉二世及霍亨佐倫王室為即將到來的敗戰共同負責而避免使新興的繼任政權甫上台就全數承擔不受民意歡迎的敗戰責任。然而，十月時已加入馬克思親王內閣擔任國務祕書的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認為為了同與工人罷工和水兵起義遙相呼應的李卜克內西 (Karl Liebknecht) 和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erg) 等人的斯巴達克同盟與獨立社民黨等主張建立蘇維埃式共和國的泛社民黨基進派系爭奪群眾，有必要搶先宣布君主政體的終結與新共和國的建立。果不其然，兩個小時後，李卜克內西等人與工人委員會代表團在其所控制的距帝國議會不遠的皇宮窗口宣布成立自由社會主義共和國。
兩個社民黨不同派系的共和國隨後各派三名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委員會」，並於十一月十日成立臨時執政政府。十一月十一日，在左派的社民黨執政下，由戰前德國右派主流政黨德國中央黨政治人物埃茨伯格 (Mathias Erzberge) 率領的停戰代表團在法國的貢比涅
(Campiègne)
森林中法國福煦元帥 (Ferdinand Foch) 的車廂內簽下對德國投降條件極為嚴苛的停戰協定。儘管德意志帝國最高統帥部的興登堡元帥在被電詢時表示應該儘量減少損失但無論如何也要締結停戰協定，但戰前本有著「普軍不敗神話」卻在馬恩河一役飲恨的德意志帝國軍方刻意與德國投降保持距離以避免軍事投降的恥辱，因威廉二世不負責任的推翻俾斯麥時代穩健的對英與對俄外交政策──俾斯麥認為「德意志帝國就是大英帝國的陸軍，而大英帝國就是德意志帝國的海軍」，此外俾斯麥與奧匈帝國簽署《德奧互保》條約的同時與俄羅斯帝國簽署《德俄再保》條約，藉以平衡包括巴爾幹半島情勢在內一觸即發的東方情勢──並大肆擴張海軍以及拒絕為《德俄再保》條約續約卻為《德奧互保》條約續約因而過度強化德奧同盟而應該對德國走向戰爭之路必須負起全責的霍亨佐倫王室亦因已遜位未參與簽署停戰協定而就此逃脫責任，以及停戰前的工人與士兵連串的罷工乃至於暴動的領導人不少均為社民黨人以及猶太人，加上英國在戰爭期間為爭取各國猶太人支持協約國一方所提出的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以及德國最高統帥部直至戰爭末期仍然不斷宣傳前線勝利，乃至於新建立的蘇俄退出戰爭後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初簽訂的德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 (Treaty of Brest-Litovsk) 條約將大片原屬舊帝俄的東歐領土割讓給德國所帶來的傳統日耳爾東進擴張輝煌勝利與緊接著西線亦將獲得勝利的憧憬，最後竟然走向戰敗甚至交出東方新獲領土乃至割讓戰前已領有的高達八分之一的東西線諸多領土、無數工礦資源以及數百萬日耳曼裔人民，巨大的反差導致一戰後不久德國國內就立即瀰散擴散原本正正邁向另一個普魯士不敗的輝煌勝利是受到國內勢力背叛才落得恥辱戰敗的「背後插刀陰謀論」，而向德意志民族背後插刀的邪惡國內叛徒的矛頭，當然也就指向社民黨等德國左派以及猶太人了。
停戰後，柏林與慕尼黑等德國各地爆發了一系列的左派與右派暴動與政變，羅莎盧森堡與李卜克內西在斯巴達克斯同盟於柏林策動的蘇維埃暴動之中被艾伯特內閣召集的一戰退役軍官士兵組成的自由團志願軍所逮捕，隨後竟「於試圖逃亡時被從背後槍殺」，社民黨的艾伯特總理對此莫可奈何，讓威瑪共和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蒙上了不祥的陰影。
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德國國民會議離開柏林避往小鎮威瑪召開制憲會議，並在威瑪歌劇院通過了《威瑪憲法》。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主張在奧地利與匈牙利之外另外建立一個境內斯拉夫裔人群王國並建構奧匈斯三元帝國以回應奧匈帝國境內西斯拉夫與南斯拉夫各族群勃興的民族主義乃至於受到俄羅斯帝國支持的泛斯拉夫主義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 (Franz Ferdinand von Österreich-Este) 在塞拉耶佛被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極端份子暗殺的五週年，社民黨內閣主導下由社民黨與中央黨共同率領的德國代表團在巴黎近郊凡爾賽宮的鏡廳簽署《凡爾賽和約》 (Treaty of Versailles)──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魯士國王暨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正是在法國凡爾賽宮的鏡廳登基並宣布整合普魯士王國以及南北德諸邦共同建立德意志帝國。《凡爾賽和約》包括了讓一戰中本是公親變事主的德國人民非常不能忍受的「戰罪條款」與鉅額賠款，曾參與普法戰爭而極度憎恨德國的法國總理克里蒙梭 (Georges Clemenceau) 為了自己過盛的復仇渴望，讓原本號稱該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最後因為他堅持的對德苛刻和約而成為連法國元帥福煦會後都當即醒悟的「這不是和平，這只是停戰二十年！」，英國方面也在會後開始思考往後該如何安撫德意志民族主義這隻受傷的猛獅。《凡爾賽和約》引發德國舉國上下高度的憤恨，也使得「背後插刀陰謀論」更囂塵上，參與過停戰協定與《凡爾賽和約》的德國各黨政治人物在隨後幾年內相繼遭到戰前軍官等右派份子暗殺，猶太裔的威瑪共和外長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 在一九二二年受到暗殺更讓人感到有股不寒而慄的危險不安氣氛正在醞釀之中。那些年月，或左或右的德國各政黨所屬的民兵團黨衛隊每日夜裡在柏林近郊森林裡射擊練習的槍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而極右派勢力與退役軍人策動的像是卡普政變或者啤酒館政變等武裝政變亦是尋常如職業足球聯賽。
因此，由於社民黨人謝德曼即興之作而誕生的威瑪共和，打從第一天起便是一個沒有共和國人的共和國，從左到右的德國各政治勢力與各界德國人民對於這個新興的共和國興趣缺缺，右派緬懷霍亨佐倫開明專制統治下輝煌的德國勝利，對於這個一開始就與德國的戰敗與《凡爾賽和約》的恥辱無法撇清關係的共和國最多僅止於極勉強的不積極對抗卻不時待望著另一個強人與盛世，左派則對於艾伯特等社民黨執政者必須仰賴塞克特將軍 (Hans von Seeckt) 等普魯士軍官團的舊時代軍方勢力的合作來鎮壓或左或右的政治動亂但這些軍方勢力卻又往往對右派暴動者較為友善寬容感到極度不滿，同時也期待更多更快更少妥協的社會經濟改革。與此同時，突然脫離霍亨佐倫王室統治的德國缺乏實際的民主經驗而左右各政黨也缺乏實際的執政經驗，高度多黨分化的國會與內閣制政府使得威瑪共和的政治運作極為困難，總理與執政聯盟的變化如走馬燈般旋起旋滅缺乏穩定度更使得德國人民對於威瑪共和的治理能力與統治正當性信心全失，那就不用說與德國的敗戰與戰罪條款的屈辱撇不清關係復又必須承擔鉅額戰爭賠償的給付義務早已使得威瑪共和必然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了。
拉特瑙遇刺前與一戰後和德國一樣受到歐美各國外交孤立的蘇聯簽署了《拉帕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而形同為戰爭末期簽署的德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進行換約。向來反共的威瑪德國政府與工業鉅子出身的德國外長竟然與蘇聯簽署互不侵犯雙邊條約著實震驚了歐洲各國，歐洲各國開始思考著應該將德國重新納入歐洲與世界外交體系的常態軌道之中，美國則透過道斯計畫 (Dawes Plan) 來援助受到鉅額戰爭賠償的影響而使得工業生產等經濟發展受到限制並因而反覆浮現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的德國以促進其經濟生產並藉此緩解德國國內潛在的社會政治衝突，從而穩定德國使其成為國際政治體系負責任的參與者並避免工業與軍事潛力龐大的德國走向極端而成為歐洲區域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因素。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總理龐加萊 (Raymond Poincaré) 不顧英國在賠款委員會主力降低德國戰爭賠償金額且拒絕對德國違約遲付賠償採取非軍事制裁行動，徑行以德國經常違約拖延給付賠款且遲未給付當期木材實物賠償品為由發動法比聯軍依《凡爾賽和約》進佔德國的魯爾工業區，佔領區德國人民與工人發動了罷工等消極不合作抵抗運動，一百多名德國人因參與消極不合作運動被入侵的法軍殺害，威瑪共和政府透過大量印刷鈔票的方式支援魯爾區的抵抗運動，更使得戰後幾年間早已日趨嚴重的馬克通貨膨脹終究加速全面失控成為可怕的惡性通膨，人們捧著幾十億馬克的鈔票買一條麵包，市場上貨品的價格一日數變，中產階級的儲蓄與自我認同一夕蒸發，諸多工廠因為原料價格不斷上漲的不穩定因素停工，除了操弄金融與貨品市場的大資本家與大金融家，這場經濟學與歷史學教科書上鼎鼎有名的惡性通膨中唯一勉強稱得上獲利的大概就只有生產與持有民生必需的糧食作物的鄉間農民，一架幾近全新的上好鋼琴只值兩三袋馬鈴薯。這場惡性通膨徹底摧毀了向來嚴守法紀的德國人民對秩序的概念，世間的一切似乎都可能隨時傾覆，而善惡與好壞之間的區別似乎不是那麼絕對了，那麼，或許，以某種詭異甚至殘暴的方式重建某種秩序並帶領德國走出失序邁向另一個許諾的輝煌勝利，也就不再因為手段的過於難以接受而不被德國人民納入考慮了。柏林近郊森林裡或左或右各黨派的民兵團黨衛隊射擊練習的槍聲自是更為頻繁，本就極不穩定的威瑪德國政壇受此震撼發生了劇烈的政爭與重組，右翼乃至於極右派政黨趁勢崛起，而大發國難財的德國金融鉅子以及出產許多金融鉅子的猶太人當然再次成為眾矢之的而謠傳著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陰謀論。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三日，啤酒裝瓶廠主兼營啤酒經銷商與酒吧店主的柏林中小商人之子、德意志民族黨黨魁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接受因應此一危機之年而組成的大聯合政府任命為德國總理兼任外長。這位右派政治人物在拉特瑙遇刺後開始轉向願意與其他左派和中間派政黨合作。上任伊始，他便在九月時下令停止支援魯爾區的罷工行動並轉而尋求外交解決，希冀藉此減緩惡性通膨以及隨著通膨與失業率急劇攀升而在德國各地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動亂──同樣為了遏抑政治、經濟與社會後果極度可怖的惡性通膨，史特拉斯曼也發行價值較穩定且有實物支撐的新貨幣單位「地租馬克」 (Rentenmark) 來取代舊的馬克紙紗，隨後則發行「國家馬克」
(Reichsmark) 等值兌回地租馬克。法國的片面軍事佔領魯爾區激起了英美等國對德國的同情，一九二四年四月，美國提出全面降低賠償金額──如此勢必形同實質修改了《凡爾賽和約》的內容──以及經濟援助德國的「道斯計畫」並獲得英國支持，法國考量自身的金融與經濟問題以及其安全除了馬其諾防線外尚需英法同盟的支撐，最終還是接受了道斯計畫並於一九二五年八月間完全自魯爾區撤軍。
透過外交手段解決魯爾區佔領問題的成功，以及透過發行新貨幣以及接受道斯計畫以挽救幾近完全崩潰的德國經濟與社會，使得德國人民對威瑪共和與民主體制終於開始產生一點難得的信心，而由原本高度抗拒威瑪共和的右派總理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在德國危機之年推動這一系列成功拯救國家社會經濟的政策，則使得德國右派勢力開始思考接受威瑪共和這個政治概念。威瑪共和這個自始沒有共和國人的共和國現在終於開始有了一些願意給共和國一個機會的德國人民與德國政治人物。
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的大聯合政府總理任期只到同年底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然而，在隨後八屆或中間偏左聯盟執政或中間偏右聯盟執政的歷屆威瑪共和內閣之中，史特拉斯曼均擔任德國外長的職位直到一九二九年逝世時。
除了於一九二四年接受道斯計畫以推動削減德國戰爭賠償並有效重組做為德國中央銀行的德意志帝國銀行 (Reichsbank) 以外，一九二五年十月，經過史特拉斯曼務實的外交努力以及一系列冗長的國際談判，德國與英法義比等國簽署了《羅加諾條約》 (Treaty of Locarno)，在簽署《拉帕洛條約》三年多後，德國終於成功重返歐洲常態國際關係體系，德國正式承認了與德國國歌《德意志之歌》第一段所闡述德意志民族領土出現扞格的一戰後西線邊界──納粹德國最愛強調《德意志之歌》第一段的領土主張，而二戰後的西德與現在的聯邦德國國歌則只允許唱《德意志之歌》的第三段，這是後話──而德國不受法國入侵的和平安全則得到各國保證，各國也承諾支持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並加速協約國聯軍自德國萊茵河諸邦撤軍。
值得注意的是，在《羅加諾條約》之中，史特拉斯曼並未針對德波邊界等一戰後德國東線邊界做出與西線邊界相同的正式承認，而除了法國之外，英義比等國對此似乎也並未表現出太大的關注興趣。
為了釐清蘇聯對德國開始出現的疑慮，史特拉斯曼稍後於一九二六年四月間與蘇聯簽署《柏林條約》以再度確認並強化一九二二年的德蘇《拉帕洛條約》。
一九二五年九月，德國正式加入國際聯盟並迅即成為國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享有否決權。史特拉斯曼認為德國應該妥善運用其影響力適度地修改《凡爾賽和約》強制訂下的德國東部邊界並扮演全歐洲日耳曼裔人群的發言人與保護者以及設法處理德國與奧地利統合問題──所有民族都獲得了民族自決，除了德意志民族，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德國簽署《巴黎非戰公約》 (Kellogg-Briand Pact) 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國際衝突。這使得歐美各國相信德國再度成為一個可以務實講理地處理國際關係的國家。
一九二九年二月，美國提出「楊格計畫」再度削減德國一戰戰爭賠償總額。
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本人於一九二六年與法國外長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因推動《羅加諾條約》的簽署而共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擔任德國外長的六年間，威瑪德國的經濟終於透過「道斯計畫」及「楊格計畫」的援助與一戰後新興經濟大國美國合作而有了長足的恢復與發展繁榮，而德國國內政治以及國際關係也獲致了相當的安定與進展，那些年裡，柏林近郊森林裡或左或右各黨的民兵團黨衛隊夜裡進行射擊練習的槍聲逐漸歇息消散，柏林街道上與酒吧裡再度充滿盈耳歡笑，而德國代表隊在國際運動賽事的表現也再度令人激賞。
史特拉斯曼可以說從威瑪共和先天最不良而最受德國人民憎恨的《凡爾賽和約》體系相關問題著手拯救了威瑪共和，畢竟，德國一戰後的經濟崩潰與社會政治動亂均與《凡爾賽和約》體系脫離不了關係，而除了原本抗拒共和國的史特拉斯曼本人逐漸地接受了共和國並開始努力在威瑪共和體制裡為德意志國家的國家利益與民族前途奮戰，許多德國人民與德國政治人物也因為史特拉斯曼為威瑪共和締造的難得的穩定繁榮年歲而開始願意給共和國一個機會。可以說，如果在世執掌德國外長乃至於總理副總理職權更久些，史特拉斯曼應該可以為自始多災多難的威瑪共和創造多難興邦的歷史契機，因為，他在德國國內外政治的不斷奮鬥可以為威瑪共和創造自始最或缺的關鍵元素「共和國人」，也就是德國人民對於威瑪共和體制可以遂行有效統治並能夠確實為人民解決各種社會經濟切身相關問題的信任與正當性的確立。部份歷史學家稱這六年威瑪共和較為穩固的時期為「史特拉斯曼時代」 (Ära Stresemann)。
然而，天不假年，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以五十一歲的壯年因中風病逝於德國外長任上。
三個多禮拜後，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紐約華爾街股市崩潰，全球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開始了。
那之後的故事就不必細說了。
隨著全球經濟走向大蕭條，各國各自提高了關稅壁壘保護自身的製造業等產業，然而，此舉最終導致國際貿易體系的瓦解並使得全球經濟危機進一步惡化。各國失業率急速升高，更為各國國內因經濟危機而起的社會政治動盪火上加油。威瑪德國向來不甚穩定的政治情勢再度迅速惡化，早因一九二三年的惡性通膨而喪失對穩定社會秩序的高度信仰的德國人，如今因為大蕭條而再度躁動不安，極右派勢力如納粹黨以及極左派勢力如德國共產黨的支持者急劇增加，一九三○年九月的國會大選，納粹黨的席次從原本的十二席大幅增加為一百零七席，德共的席次也從五十四席小幅增加為七十七席，德國共產黨的民兵團紅色戰士同盟與納粹黨的民兵團納粹衝鋒隊不時在街道巷弄間相互攻擊械鬥，德國社會的不安擾嚷再度鼎沸，而柏林近郊森林裡或左或右各黨民兵團黨衛隊夜裡進行射擊練習的槍聲也再度此起彼落益發頻繁起來。
一九三○年三月間由總統興登堡任命的財政專家布呂寧 (Heinrich Brüning) 出任總理的內閣即使在同年九月因緊急命令爭議而提早改選的國會選舉中見到極左極右政黨崛起卻依然堅持繼續推動經濟財政緊急命令法，並推動德國全力償還已經兩度削減卻依然金額龐大的一戰戰爭賠償，亦即採取「全力給付賠償以證明德國真的付不出來」的策略迫使賠款委員會的協約國各國再度審視調整賠償總額。
一九三二年七月的瑞士洛桑會議上，各國終於同意德國在給付最後的三十億金馬克後解除戰爭賠償義務，德國最終總共實際給付了僅及《凡爾賽和約》所規定八分之一數額的五百三十億金馬克的戰爭賠償。同年稍早，二月時的瑞士日內瓦裁軍會議則承認了德國擁有軍備平等權而得以正式恢復建軍，從而解除了《凡爾賽和約》對於德國軍備的高度限制。
然而，布呂寧此舉卻使得德國的經濟與金融承受巨大壓力，本已因大蕭條影響升高的失業率也因此進一步加速攀升，德國社會政治嚴重地動盪不安，原本被視為極右派狂人狂語的希特勒演說此時在德國人民耳裡聽起來似乎反而開始有那麼點道理了，而他那看起來就像普魯士軍官團贗品的衝鋒隊此時看來也似乎有那麼些像是恢復過往德意志秩序與榮光的希望，尤其，德國右派一戰後本來就待望著另一個強人與盛世。
一九三二年四月，被興登堡蔑稱為「奧地利下士」、「只配當郵政局長好在興登堡郵票背面舔屁股」的希特勒出馬角逐德國總統，在第二輪投票僅以一千三百四十二萬票對一千九百三十六萬票不算大的差距敗給一戰時在東線坦能堡之役 (Battle of Tannenberg) 以二十萬東普魯士守軍以寡擊眾全殲俄軍主力前鋒六十萬大軍的戰爭英雄興登堡，左派的共產黨候選人則僅得到三百七十萬票，許多社民黨等德國左派政黨的支持者為了不要讓極端右派的法西斯主義者希特勒當選總統而在第二輪投票時轉投給興登堡。
接下來是一連串的社會動盪與政治陰謀，一九三二年七月的國會改選，納粹黨的席次增加為兩百三十席而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興登堡拒絕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納粹衝鋒隊為此上街暴動抗議。同年底十一月國會再度改選，由於經濟情勢稍有好轉，納粹黨的席次稍挫降低為一百九十六席但仍為國會第一大黨，產業界大資本家不少轉向支持納粹黨，共產黨的席次也突增為一百席。由於工業鉅子、大地主與高階政府官員轉向支持納粹黨，加上誤信自己能夠透過給納粹黨執政機會來羈糜掌握納粹黨並促使希特勒與納粹黨保守化為傳統右派政黨，興登堡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德國共產黨也在第三國際指令下支持希特勒出任總理，希冀能使資本主義帝國強權之間爆發另一次大戰從而使世界革命成為可能。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帝國議會大廈發生縱火案，真相眾說紛紜，納粹黨指控一名荷蘭共產黨員盧勃縱火為嫌犯，興登堡總統隨即於二月二十八日頒布《人民和國家保護法規》使得希特勒得以大肆擴權並整肅共產黨等異己；縱火案後德國國會改在柏林克羅爾歌劇院開議，三月二十三日，德國國會通過納粹黨主導的《授權法》或稱《解決人民和國家痛苦法案》，第三條直接規定總理得制訂國家法律並在政府公報上公布而毋須經過議會或總統批准，《威瑪憲法》至此遭到徹底廢棄，威瑪共和的民主實驗也就此埋葬。
威瑪共和一場戲夢，始於歌劇院的，終究還是終於歌劇院了。
往後六年間，德國一步步地落入納粹黨與希特勒不斷強化的獨裁統治深淵並走向另一場更具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一九三四年六月，希特勒動用納粹黨衛軍整肅納粹衝鋒隊領導人羅姆 (Ernst Röhm) 等人並將人數高達百萬的衝鋒隊併入德國國防軍，藉此與軍方建立妥協並展開建軍擴軍以準備開戰。
一九三五年一月，依《凡爾賽和約》在一戰後從德國割離劃歸國際聯盟託管十五年的薩爾區 (Saarland) 人民以超過九成的贊成票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回歸德國。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左傾的共和國軍受到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佛朗哥將軍 (Francisco Franco) 率領的非洲軍團自摩洛哥發動國民軍叛變而爆發激烈血腥的內戰，畢卡索等藝術家支持左派的共和國軍，第三國際則組織歐美為主的世界各國左派志願軍組成「國際縱隊」 (Brigada Internacional) 支援共和國軍作戰，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則軍援國民軍，納粹德國支援佛朗哥國民軍的轟炸機發動慘絕人寰的大轟炸並成為畢卡索畫筆下《格爾尼卡》 (Guernica) 等有關西班牙內戰畫作的創作題材。
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軍開入奧地利宣告德奧合併為「大德意志帝國」，由於奧匈帝國已然崩潰而使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時選擇「小德意志方案」的德奧內部因素不復存在，奧地利民意於一戰後向來傾向併入德國而德國民意也向來熱烈歡迎德奧合併，加以未違反歐洲各國的地緣政治利益而僅為日耳曼民族的家務事，各國對德奧合併並未加以干涉。
一九三八日九月，德義英法領袖簽署《慕尼黑協定》，捷克隨即將日耳曼人佔多數的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張伯倫稱此為「我們時代的和平」──由於此一行動符合一戰後英國向來傾向於讓德國適度修改東線邊界以便將東歐日耳曼人群併入德國以安撫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政策，張伯倫的策略其實符合一戰後英國一貫的對德國與對東歐政策，加入當時大蕭條結束未久，英國的軍事力量尤其是陸軍力量未及建軍動員而大英帝國更是搖搖欲墜，張伯倫透過《慕尼黑協定》試圖安撫德國希望使德意志民族主義得到伸張滿足而避免為了一戰後才首度出現的向來不穩固的東歐各國邊界走向世界大戰，並將納粹德國的野心轉向傳統上日耳曼民族東進擴張的方向上從而使禍水東引並讓英國得以有時間建軍備戰並避免承受納粹德國的第一擊，事實上乃有著歷史與地緣戰略的考量，僅以「姑息主義」稱之恐怕過於簡化。
不幸的是，希特勒終究過於自信而超過了英國務實外交家的容忍底限。一九三九年三月，德軍開入布拉格佔領捷克全境。張伯倫只得對希特勒擴張生存空間的下一個目標波蘭聲明保證若德軍入侵波蘭英國將出面干涉，巴黎方面也做出了相同的保證。然而，一如一戰前德軍最高統帥部未能正確理解法國方面對於法國對巴爾幹問題不感興趣並可能不會履行三國協約的責任的暗示，德國選擇逕依希里芬計畫先西線再東線的戰略攻入中立國比利時並引發英國方面因比利時的中立被破壞與歐陸緩衝國被入侵而宣布參戰，這一次，英法對於自身軍力投射鞭長莫及的波蘭做出難有實效的承諾勢必使得英法為了波蘭而必須逕行對德國宣戰而不能靜待塵埃落定再另行在西線圍堵德國，然而，波蘭一戰後成立的歷屆軍人與文人政府基本上缺乏穩定運作國家機器的能力與整合人民追求國家目標的政治理念和魅力，加上其本身的軍事力量老舊不堪甚至大量依賴騎兵單位終究不是德軍新坦克作戰模式的對手，因而，以取回日耳曼人口居多數的但澤走廊 (Danzig) 為藉口實則至少希望同時拿回包括上西里西亞與西普魯士等一戰失土的德國，最終選擇與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簽署《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並密約瓜分波蘭與波羅的海諸國，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軍以坦克師為前導攻入波蘭平原，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九月十七日，蘇軍開入華沙，九月二十七日，波蘭投降，九月二十八日，德蘇劃定雙方的波蘭邊界。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希特勒在國會演說向英法呼籲和平但英法已然不願再姑息希特勒。經過半年多宣戰卻未開戰的假戰期間 (Phony War) 後，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軍波克B集團軍依循希里芬計畫的右翼主力大軍作戰路線攻入中立國荷蘭和比利時直撲法國防範希里芬計畫西線作戰建構的馬其諾防線而來，然而，波克B集團軍實際上是在進行佯攻作業，五月二十日，德軍倫德斯特A集團軍以古德里安組建指揮的隆美爾第二十一輕裝師等眾坦克師為前導突破被認為難於行駛坦克的馬其諾防線南端的阿登森林而突入英法守軍後方迅速進迫巴黎，殘存的英法部隊向大西洋海岸退卻準備撤退，五月二十六日，英法殘部展開敦克爾克大撤退，或許由於希特勒個人一戰經驗，也或許由於擔心坦克閃擊戰的戰線延伸得太快太長而步兵等單位未及跟上可能有被敦克爾克等地英法部隊進行反擊戰、並因而重蹈一戰馬恩河一役時克魯克集團軍過度急於追擊英法主力部隊導致德軍戰線出現致命的空隙被法國巴黎衛戍司令加里埃尼 (Joseph Simon Gallieni) 徵用計程車 (Taxi!) 運兵鑽了空子攔腰截擊而導致希里芬計畫覆敗而西線陷入膠著的壕溝戰的危險，希特勒下令德國坦克單位不要投入敦克爾克作戰──有別於英法部隊將數量甚至裝甲等裝備相對於德軍均具有明顯優勢的坦克分散到各師級下轄單位只當做移動式砲臺運用，二戰時德軍在古德里安的建議下編組了具有攻勢矛頭作用的坦克師將坦克集中運用有如機械化裝甲騎兵師，從而提高了坦克作戰的機動能力與戰場突破能力──近三十四萬英法聯軍部隊因而得以安然撤回英國本土並轉用於各地戰場，德軍未能全殲英國最後的陸軍有生戰力。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貢比涅 (Campiègne) 森林裡德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簽下一戰嚴苛停戰協定的同一節車廂裡，法國新任總理貝當元帥簽署了對法國條件極盡苛刻能事的停戰協定。而於五月十日德國入侵荷蘭同一天接任英國戰時大聯合政府首相的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則在法國投降後向人民發表廣播演說宣示英國將奮戰到底。
接著就是令人不忍細說的二次大戰歐戰戰史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蘇聯紅軍攻入柏林帝國議會大廈升起蘇聯國旗，希特勒在總理府附近的地下碉堡裡自盡，五月二日，蘇聯紅軍攻陷柏林，五月八日，德國投降，飽受轟炸的德國幾無完整的建築物，一千六百萬日耳曼裔人民被迫徒步遷離世代居住的東普魯士等東歐家鄉，其中四百萬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蹤，史達林放任蘇軍因為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犧牲慘烈、甚至史達林本人的媳婦都因史達林之子被俘而未戰死或自盡而被送到古拉格集中營以儆效尤而充斥著的強烈的報復情緒之下強暴德國婦女與殘害德國人民以徹底挫折德意志民族再啟戰端的意志，殘破的家園、徹底瓦解的社會、德國本土完全被外國軍隊分割佔領以及由於猶太人大屠殺等證據浮現而對國家宣傳與正當性的徹底失去信任，德國來到了悲慘得無以復加的歷史「零點」 (Stunde Null 1945)。
假如，史特拉斯曼不在大蕭條前夕因中風驟逝而能夠多活幾年，德國歷史與世界歷史是否能夠有不同的發展呢？
如果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未驟逝於大蕭條前夕而活到一九三○年代，他與他的政府必須面對幾個極為困難且彼此複進交絡的嚴肅課題。首先，他必須面對全球經濟大蕭條而各國高築貿易壁壘下德國必然發生的經濟衰退與失業率提高的嚴峻經濟情勢；第二，他必須面對因為經濟衰退與失業率提高而造成的德國社會危機以及政治危機，尤其是納粹黨與共產黨等極右派與極左派政黨的國會席次增加以及社會支持力量激烈衝突；第三，在上述情勢下，由於極右派勢力增加得極為迅速，他可能還是必須面對希特勒出任總理組閣的頭痛問題；第四，他必須回應一戰後受傷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期待，尤其是對東線邊界以及因割讓領土而被遺落在東歐各國成為少數民族的日耳曼裔人民的生存權利與文化認同問題；第五，他必須進一步處理儘管經過道斯計畫與楊格計畫兩度削減但對一戰後脆弱的德國經濟而言依然高如天文數字的戰爭賠償問題，當然，他也必須在《羅加諾條約》簽署執行後進一步處理《凡爾賽和約》體系對於德意志國家的社會經濟乃至於其國際關係的正常發展依然高度桎棝的各項問題，尤其必須回應德意志民族主義對《凡爾賽和約》嚴苛條件的憎恨，否則德國依然可能受到納粹黨等極右派政黨不負責任民族主義宣傳的蠱惑而再度走向以武力推翻《凡爾賽和約》體系而最終導致另一場世界大戰與德國再度遭受到徹底的毀滅與戰敗的危險道路。
畢竟，希特勒崛起初期能夠獲得德國人民的擁戴並容忍其獨裁政權，基本上就是因為希特勒與納粹黨處理上述問題獲致了相當程度的成功，其中更由於法國以外的英美等國在《凡爾賽和約》簽署後便打算相當程度上滿足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部份相對合理要求以便穩住德國這個不可能施加「迦太基式和平」 (Carthaginian Peace) 以徹底毀滅征服的工業與軍事大國不要走向激進的極端民族主義，法國以外英美等國一戰後對德國東部邊界問題的基本觀點便是願意必要時適度修改德國東部邊界，透過讓日耳曼裔人群佔相對或絕對多數的地區透過民族自決等方式併入德國來相當程度滿足並羈糜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爆發力，希特勒能夠幾無阻力地順利合併奧地利與蘇台德區並因此得到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高聲歡呼，基本上便是得益於此，然而，「奧地利下士」希特勒不知饜足的狂熱野心使其盲目而不再節制於追求國際現實政治 (Realpolitik) 下可行的合理有限度範圍內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目標，竟然在合併蘇台德區後進一步併吞了西斯拉夫捷克人佔多數的布拉格等捷克剩餘領土而越過了英美等國的東歐外交政策紅線，這使得德國接下來要求和平收回日耳曼人佔九成以上絕對多數的原屬西普魯士的波蘭但澤走廊以及上西里西亞等日爾曼人數百年經營的一戰失土完全失去了本有的相當正當性，反倒像是進一步併吞波蘭全境的藉口，受到納粹德軍撕毀墨跡未乾的《慕尼黑協定》開入布拉格激怒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不願再向希特勒讓步而選擇與法國共同向波蘭保證將全力干涉德國可能的入侵行動並且不惜為此向德國全面宣戰。因而，活到一九三○年代的史特拉斯曼勢必也得在這些重大議題上做出比起希特勒更好的成績來，才能夠在經濟艱困的大蕭條危機年代維繫威瑪共和與德意志國家的生存於不墜並倖免於納粹黨等極端主義的誘惑。
首先，由於一戰前已形成而一戰後更加確立的全球經濟體系高度連動的第一次全球化，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黑色星期五美國華爾街股市的崩潰與一戰後美國經濟泡沫的破滅無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球經濟體系的全面衰退與各國失業率的急速攀升，因為道斯計畫而與美國經濟連動密切的威瑪德國經濟受到極大的衝擊自是不在話下。德國經濟事實上在希特勒執政前的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便出現好轉的景色訊號，同年十一月的國會大選中納粹黨的席次便因此而比起同年稍早七月的國會大選出現相當的減少，納粹執政後的振興經濟政策主要是透過不理會《凡爾賽和約》與日內瓦裁軍會議的軍備限制全面擴張軍備以擴大內需，其中包括了原始目的在於增加德國機械化部隊運動部署能力的全世界第一個全國性高速公路網絡──有趣的是，二戰後，德裔的美國戰爭英雄總統艾森豪也在美國推動建設廣泛的州際公路網絡，但艾森豪也向美國人民警告了日益擴張其對美國社會經濟影響力的「軍工複合體」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可能對美國民主產生威脅就是了；加上受益於經濟大蕭條在造成大蕭條的生產庫存過多等因素逐漸消失而全球經濟也自然地緩慢復甦，以及美國在羅斯福推動新政後的美國經濟復甦帶動的全球經濟動能再度啟動，希特勒一度給了人民納粹黨治理下的德國可以一方面重整軍備重返榮耀一方面也提升經濟生產與生活水準的錯覺。
曾經在總理任內使德國渡過一九二三年惡性通膨惡夢的史特拉斯曼想來應該有除了軍備競賽以外更好的振興經濟方案以及社會穩定策略。首先，在危機初起的一九二九年底，史特拉斯曼應該可以採取一些社會安全政策來減少他曾親眼目睹的經濟危機連帶引爆社會政治動亂的危險情勢，像是提供失業救濟等社會救濟，其次，既然美國經濟疲軟，史特拉斯曼可能會將德國的經濟合作夥伴依循日耳曼人東進發展的傳統部份地轉向東歐各國更加衰退的經濟體而建構一個以德國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為核心地帶的東歐邊陲－半邊陲地帶，此舉除了讓大蕭條時期的德國經濟有新的發展方向，在國際政治上也有透過經濟合作而使一戰後向來不穩定的東歐地緣政治破碎帶可能因為德國經濟力量在《凡爾賽和約》肢解奧匈帝國後再度重返東歐而能夠達成一定的中東歐局部經濟乃至政治整合作用，當然，德國的日耳曼經濟與文化政治力量對東歐的影響力取代隨一戰逝去的舊奧匈帝國下的奧地利日耳曼影響力，也將能夠讓東歐各國日耳曼少數族群的不安稍有緩解並參與德國的東歐經濟活動，並從而使其有一定的力量與支撐能夠在東歐各國國境內部有信心地維持其生存發展與文化認同，從而減緩其因從奧匈帝國掌權族群忽然變成東歐斯拉夫國家少數族群的恐懼而萌生的對納粹極端主義的支持。
當然，做為老牌政治家的史特拉斯曼也絕對不會像布呂寧一樣在經濟危機加劇的艱困年代為了迫使協約國再度談判賠償總額而試圖償還戰爭賠償，他應該會再度延遲付款，並直接以大蕭條年代德國經濟疲敝無力賠償的事實向與他有交手談判互信的賠款委員會各國要求在楊格計畫後再度談判調整賠償總額以及賠償方式，史特拉斯曼絕對不會因為可以延遲付款的不急之務在經濟危機初起而其谷底依然深不可測的一九三○年嘗試償還戰爭賠償。
除此之外，如果要採取其他擴大內需式的振興經濟措施，尤其是見到美國羅斯福新政的推動成效後，史特拉斯曼應該會把重心放在重振德國的優質中小企業乃至於重工業以及基礎建設方面，或許會包括一些高速公路、鐵路以及城市內部軌道式交通網絡，但他應該會依循日內瓦裁軍會議明訂的德國建軍規格而不會大肆擴張軍備，亦即不會重蹈威廉二世大肆擴張海軍乃至陸軍軍備卻造成鄰國恐慌結盟圍堵的外交窘境而使得德國好不容易才剛恢復的獲得國際承認的軍備平等權再次造成周邊國家恐慌與造成德國的區域與全球外交戰略不必要地橫生枝節。
當然，有鑑於前普魯士容克地主們在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所佔社會經濟影響力份額的下降可能造成有如一戰前容克們幾乎渴望一戰爆發以維持其社會地位與資源支配，做為選票區塊包括部份容克地主且與德國軍方關係不惡的右派政黨德意志民族黨黨魁的史特拉斯曼應該也會投注部份振興經濟的力量在普魯士一帶的莊園等農業經濟的現代化與商業化生產，從而透過經濟發展利益的分享來籠絡這些舊普魯士容克地主接納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避免像興登堡之子之類的容克地主倒向以飽受經濟危機與外國金融經濟勢力傷害的德國小業主小地主保護者自居的納粹黨。
第二，由於上述經濟政策與貿易政策乃至於社會安全政策能夠相當程度上緩和大蕭條對於德國多數人民基本生活的嚴重衝擊，納粹黨與共產黨等或左或右極端政黨受惠於大蕭條而擴大群眾基礎的動能自然會受到不少的侷限，加上史特拉斯曼本來就有能力與或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的各屆內閣合作並深受當代德國人民的愛戴，他甚至於可以徒步在柏林菩提樹下大道散步上班也不必擔心受到憎恨者的暗殺，史特拉斯曼應該有能力應付席次僅稍有成長的納粹黨和共產黨，並能夠整合德國右派與左派主流政黨組成能夠穩定運作的多數內閣甚至經濟危機時期的大聯合內閣，從而透過穩定有效地處理經濟大蕭條以及減少失業與緩和失業問題造成的社會衝擊來穩定德國社會，並藉著穩健推動溫和有效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外交政策來全面地擠壓或左或右極端政黨的從政空間。基本上，可以說，倘若史特拉斯曼活到一九三○年代，則希特勒與納粹黨根本不可能執政。
第三，即使希特勒因第三國際下令德共支持納粹黨而一時取得執政機會，則由於其各項社會經濟政策不可能真的獲得德共的支持，而希特勒與納粹黨的政治意識型態光譜恐怕也不容許其與德國共產黨甚至社會民主黨共組內閣，僅擁有相對多數的納粹黨勢必得找德意志民族黨乃至於中央黨等傳統的右派保守派政黨共組多數內閣，而納粹上任之初為了證明一切如常以免受到強大抵抗，史特拉斯曼大概還是會出任與納粹聯合執政內閣的外長，以史特拉斯曼的民間聲望崇隆，應該可以抵擋不少過於激進的納粹黨內政外交政策，而一旦納粹黨的席次因經濟情勢好轉減少而不再能夠主導組閣，史特拉斯曼可以與在納粹狂熱退潮後重振國會席次的主流右派政黨如中央黨乃至於中間偏左的社民黨等政黨再度忽略納粹黨另組多數內閣，亦即，一旦全球與德國經濟情勢好轉而納粹黨的風光不再，則「希特勒總理下台、而史特拉斯曼外長猶在任上」的政治情勢變化極有可能發生，因著史特拉斯曼自身的政績與政治能量，希特勒與納粹黨確實有可能被壓縮至即使執政也僅是短期執政且其激進政策不得不與史特拉斯曼妥協而大幅度的保守化與社會化。
第四，由於史特拉斯曼在《羅加諾條約》之中僅正式承認了一戰後的德國西線邊界而並未正式承認德國東線邊界，加上條約談判過程中僅法國對於德波邊界等德國東線邊界問題表達過關切的興趣，史特拉斯曼應該會溫和地透過在奧匈帝國崩解後逐漸成長的德國對東歐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以及政治影響力來要求東歐各國同意德國收復一戰東線失土並把前奧匈帝國分裂的諸東歐小國中日耳曼裔人群佔相對或絕對多數的領土透過公民自決等方式併入德國，而由於日耳曼民族數百年的東進擴張，即使如此調整領土，勢必仍然會有數百萬日耳曼裔人口必須繼續以當地少數民族的身份生活在東歐諸小國國境內而無法併入德國，甚至連一戰前本屬俄羅斯帝國的波羅的海三國境內都有著因移民曾是條頓騎士團的利沃尼亞 (Livonia) 分支的寶劍騎士團所領導建立的日耳曼東進領地而世居當地的日耳曼裔領主與一般民眾，然而，史特拉斯曼對此並不會採取具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色彩的併吞捷克全境之類的可能造成區域恐慌甚至引發世界大戰的瘋狂舉措，相反地，一如前面史特拉斯曼生平政績曾經提到的，他將讓德國以全歐洲尤其是東歐日耳曼裔人群的發言人與保護者自居，並透過德國日益恢復與擴張並取代往昔奧匈帝國地位的對東歐經濟與政治影響力來支持這些在德國東線邊界調整後依然以少數民族身份居住在東歐諸小國的日耳曼裔人群的生存發展權利乃至於語言文化認同。
當然，由於當初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為德意志第二帝國選擇「小德意志方案」的歐洲區域情勢與德奧間情勢早已截然不同，史特拉斯曼當然也會遵從德國國內民意以及一戰後失去龐大奧匈帝國霸權自信的奧地利的民族主義，經過公民投票等符合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而不刺激區域各國引發擴張性霸權再起恐懼的手段和平地合併一戰後落入右派政客反動統治的奧地利。
比起希特勒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中將波羅的海三國交給蘇聯併吞而竟然號召早已移民當地經營數百年而已然將波羅的海三國當做故鄉的日耳曼裔人民拋棄土地財產與社會關係舉家遷徙回到納粹德國控制的德國領土，史特拉斯曼的方案因為較為溫和又較為可行而且絕對對德國人民乃至於東歐日耳曼裔人群有著更大的吸引力，他使德國以全歐洲尤其是東歐日耳曼裔人群的發言人與保護者自居而協助這些日耳曼裔人口維繫其與德國本土的經濟文化聯繫並協助保護其在東歐各國境內的生存發展與文化認同權利的方案，其實對於早已世居東歐的日耳曼裔人群更為利於發展而樂於接受了。而對於原屬奧匈帝國的東歐諸小國的其他領土，老練的外交家史特拉斯曼當然會保留著做為德國與日益強大的蘇聯之間的緩衝國而不會全面入侵這些德國難於有效統治的異族領土而又增加與蘇聯發生直接衝突的可能風險。
當然，如前所述，英美等國在《凡爾賽和約》簽署後本就有著必要時容許德國適度合理地修改東線邊界以及透過民族自決的方式合併奧地利以安撫羈糜受傷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地緣政治外交戰略思維，史特拉斯曼溫和合理而又不嘗試超越日內瓦裁軍會議協議進行全面整軍備戰的德奧合併與德國東線邊界調整方案絕對遠比希特勒不斷叫囂著要武力解決下簽訂的《慕尼黑協定》更加易於接受也更加便於說服英美等國國內選民接受，此外，一戰後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孤立蘇聯並一度支持親沙皇的白軍叛變，一個符合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的溫和民主的威瑪共和統治下的德國復興，以及因之而來的進一步由德國主導在奧匈帝國瓦解後高度不穩定的東歐地緣政治破碎帶重建一個有著相當經濟與政治整合的鬆散的中東歐區域政經合作體系，絕對有利於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復興的德國整合東歐來抵抗蘇聯日益成長的軍事力量以及緩衝解消其對西歐乃至於全球的革命輸出動能。
第五，在《凡爾賽和約》戰爭賠償的問題上，老牌政治家史特拉斯曼絕對不會採取布呂寧過於簡化的策略，相反地，如前所述，他將透過正常的外交手段來解決戰爭賠償問題，或許不見得會如洛桑會議般削減得那麼多，但絕對不會為了在戰爭賠償問題上逼和賠款委員會的協約國各國而造成德國社會經濟的動盪不安並使得納粹黨等極端主義政黨獲得崛起的養分，此外，他不無可能會提出另外的解決方案，像是將部份賠款改用於對東歐新興各國遠比德國更為疲弱的經濟體的國際援助並藉此加強德國對東歐各國的經濟影響力而重建一戰後與奧匈帝國瓦解後隨之瓦解的數百年來因日耳曼民族東進擴張等因素而有效運作的中東歐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並進一步強化之而推動一定程度的共同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蘇政策等鬆散的政治整合。
至於《凡爾賽和約》的其他部份，史特拉斯曼將一如現在做為歐盟與北約體系中負責任且有貢獻重要成員的聯邦德國，透過國聯體系以及與英美法等主要國家為主的歐洲與世界各國進行多邊談判協調來進一步調整與廢除《凡爾賽和約》體系加諸德國的不合理的諸多嚴苛桎棝，而從日內瓦裁軍會議的結論以及英法兩國即使在希特勒不理性的戰爭叫囂下竟仍願意簽署《慕尼黑協定》來看，事實上，當一戰歐戰所造的法英美各國社會傷痕逐漸遠去，法國與英美等國其實本來就有著相當的務實彈性透過與德國的和平互動競合過程建構互信並逐步地調整乃至於廢除《凡爾賽和約》體系的各個不合理條款。
既然能透過和平的外交手段逐年有進展地調整《凡爾賽和約》體系加諸德國社會經濟與國際關係發展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德國人民自然也就會信任右派政黨出身且早已在德國民間聲望崇隆的史特拉斯曼溫和漸進卻總是較為有效的外交策略，也才不會因為威瑪共和執政者的外交內政失敗轉而寄情納粹黨狂熱不負責任的民族主義煽動。
假如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未驟逝於大蕭條前夕而活到一九三○年代，德國現代史與世界現代史將會截然不同，而奧許維茲 (Auschwitz) 集中營慘絕人寰的猶太人種族滅絕大屠殺也就不會驚悚出現在啟蒙數百年後的現代人類社會並觸目驚心地提醒著每個人的內在均依然有著不受啟蒙理性制約的不理性甚至非人性的爬蟲類舊皮質主導的內在邪惡原罪，因而隨時可能受到恐懼與誘惑而狂野殘暴地釋放出可怖不可收拾的失控的巨大為惡能力。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已被美英法蘇分區占領四年餘、薩爾區又再度被割離交由法國託管的德國在美英法三區舉行二戰後第一次國會大選。一個月後，九月十五日，戰後重新組黨的德國右派主流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黨魁前科隆市長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以七十三歲高齡出任聯邦西德第一任總理並兼任外長，他在威瑪共和時期便是當時的右派主流政黨中央黨的重要成員，他主張天主教勢力為主的中央黨應該允許新教徒入黨參政以擴大中央黨的社會基礎並為此涉入中央黨的路線之爭，一九三年年納粹掌權後不久，艾德諾便被拔除科隆市長並在納粹德國時期多次被捕入獄甚至在戰時一次被捕後差點被轉送往東線集中營。
在長達十四年的聯邦西德總理任內，艾德諾致力重建西德，並透過與法英美等國在冷戰中的全面合作使西德徹底被整合入西方國家陣營並藉此讓聯邦西德有尊嚴地重返國際舞台成為一個負責任且有貢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他排除「紐倫堡大審」受到審判有罪的納粹首謀份子參與政權，然而，儘管吃過納粹德國的苦頭，做為一個成熟的溫和右派政治人物，他深知對許多各階層社會菁英與平民百姓來說，與執掌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納粹政府合作甚至參與公共事務──尤其是在納粹德國毀滅性的戰爭野心與猶太人大屠殺瘋狂行動尚未發生之時──其實與和向來不甚穩定的威瑪共和政府合作或者與霍亨佐倫治下的德意志帝國政府合作沒什麼兩樣，因而，除了德國人民與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有罪的納粹首謀份子，他以曾受納粹迫害的右派政治人物的高度重新接納了許多僅只是單純在納粹德國統治下的德國政府機關服務或者曾在與納粹有過合作關係的公民營企業工作的德國人民與各階層社會菁英，有別於蘇聯控制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全面去納粹化為名發動的對舊時代社會菁英的整肅行動，艾德諾團結不可能完全與納粹時代全無關連的社會各階層德國人民與菁英並藉此集中力量重建「零點」後一切都得從廢墟裡重頭來過的德國社會經濟。
為了對抗由蘇聯與東德暗中資助的西德各地頻繁發生的極左派暴動甚至恐怖活動試圖顛覆西德才剛建立而腳跟未穩的親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政府，艾德諾政府甚至默許美國中情局與德國情報單位暗中資助前納粹黨衛軍與蓋世太保重要幹部Klaus Barbie 等前納粹黨情治單位力量不公開地採取各種暗殺等恐怖制裁行動反制，艾德諾政府本身則未直接對這些極左派暴動與恐怖活動採取過於緊急命令等過於強硬的手段，此一灰色策略讓艾德諾政府一方面能夠有效反制蘇聯與東德在西德的顛覆活動，另方面卻也能夠適度地與這些以暴易暴而易激發納粹主義思維的情報活動保持距離，從而避免甫建立的聯邦西德又為了反制極左派顛覆活動而再度受到納粹主義思維與行為模式的毒素感染。
為了團結國家與人民共同為重建西德而奮鬥並為將來再度統一德國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與社會經濟基礎，艾德諾採取溫和穩健的社會和解與團結政治策略，這個由曾受納粹迫害的右派艾德諾總理執政的基民黨政府並因此被英國左派史家霍布斯邦 (Eric J. Hobsbawm) 批評為「一個老納粹的政府」。
二戰後，在德國東部的蘇占區另行成了親蘇聯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兩個德國的統一問題自然地在戰後成為全德國人民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關注焦點。
一九五二年三月，史達林與蘇聯為了使美國勢力退出德國並弱化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歐洲地緣政治影響力，遂向艾德諾政府執政下的聯邦西德與西方陣營各主要國家提出了蘇聯讓東西德統一但統一後的德國必須採取中立政策且不能加入任何與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結盟的條件。然而，艾德諾認為此舉將不利於甫經納粹極權主義統治而戰後國家社會凋敝百廢待興的西德透過與美英法等西方陣營國家強化經濟合作與外交結盟來建構更深化的民主政治與更繁榮有活力的社會經濟體系，艾德諾運用他在戰後恢復經濟以及與美英法等西德占領國談判恢復國家主權所獲致的崇隆聲望與強大政治能量說服人民與國會不要接受蘇聯另有居心的德國中立統一方案，並接受美國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 的經濟援助開發計畫，而為了安撫德意志民族主義，艾德諾政府以全德國人民的政府自居，聯邦西德的法定地圖也一直包括威瑪共和仍擁有但二戰失去的東普魯士與下西里西亞等奧得河－尼斯河一線以東的東線領土，而艾德諾政府執政的十四年間也從不承認東德政府。
畢竟，倘若德國當時選擇接受蘇聯提議的中立統一方案，一則德國的社會經濟難於脫離二戰後的殘破衰退，二則一旦北約等美國等西方盟國的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缺少德國這個經濟軍事強國的參興勢必較難抵抗蘇聯在歐洲地區的革命輸出，而德國早晚也可能因為經濟崩潰與社會動亂而引發另一波社會動盪甚至革命，而因缺少德國而影響力削弱的北約也勢必較難於提供聯邦西德的民主政府政治經濟乃至於軍事援助來對抗國內的動亂與抵擋蘇聯來勢洶洶的革命輸出甚至如二戰末期蘇聯紅軍席捲東歐般的再度直接軍事干預。
一九五○年六月起，德法義荷比盧六國政府代表開始密集磋商法國外長舒曼 (Robert Schuman) 提出的德法等國煤鋼互補的西歐經濟合作方案，一九五二年六月，歐洲煤鋼共同體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正式開始運作，是為往後歐洲共同市場、歐洲共同體乃至於歐洲聯盟的起點。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德國正式獲准加入冷戰時期西方集團的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要多國軍事合作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德國條約》正式生效，結束美英法三國占領當局在西德的統治，西德在二戰結束十年後終於恢復國家主權。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薩爾區人民再度舉行公民投票，不顧法國自二戰後不斷試圖促使薩爾區另行建立獨立國家，絕大多數的薩爾區人民要求回歸聯邦西德，德法與一九五六年簽訂《盧森堡條約》，薩爾區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回歸德國。
一九五八年中，聯邦西德國防軍正式接受北約的要求配備核武器，藉以強化聯邦西德與北約西方盟國的軍事政治合作結盟，而為了平息聯邦西德國內對於一九五三年後美國等北約駐紮德國部隊配備核武器後進一步要求西德國防軍也配備核武器的強烈反彈聲浪，艾德諾附帶要求北約推動東西方和緩對話。
二戰後，聯邦西德的左派與右派主流政黨均基於威瑪共和與納粹德國的殷鑑提出了新的經濟政策政黨政綱。
戰後的右派主流政黨基民黨通過了《阿倫綱領》 (Ahlener Programm) 與《杜塞多夫指導原則》 (Düsseldorfer Leitsätze )，提出了「社會的市場經濟」，亦即在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裡適度容納社會集體利益考量，包括對具自然獨佔性質產業如礦產等的國有化，以及將大企業主利益以外的一部份工人利益等社會連帶集體利益以及一部份的企業社會責任整合納入相關經濟法規中要求其亦必須在經濟體制與公司經營等方面依法受到適度的考量與尊重。
戰後的左派主流政黨社民黨則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 (Godesberger Programm)，其中揚棄了具有千禧年救贖意涵的馬克思歷史階段論終極目標理念，轉向強調依據社會經濟情勢的具體發展變化與時俱進地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政策以及促進勞動者對於生產決策的共同參與並改善勞動者與生產成果異化的問題，二○○七年的社民黨綱領闡述《哥德斯堡綱領》的歷史淵源與核心價值觀乃是「植根於猶太教和基督教、人文主義和啟蒙、
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和工人運動的經驗」。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社民黨總理布蘭特 (Willy Brandt) 於前往波蘭簽署正式承認奧得河－尼斯河一線二戰後德波邊界的《華沙條約》 (Treaty of Warsaw) 時順道前往「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表達悼念時雙膝下跪低頭懺悔，這是聯邦德國最高當局在戰後最正式而隆重地表達對納粹德國罪惡的懺悔與永遠再讓悲劇重演的決心，自身亦曾受納粹迫害的布蘭特本不必如此，此舉讓國際社會正視德國絕不重蹈覆轍以及重新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決心，也因而讓「布蘭特跪下了，但德意志民族因此站起來了！」
而自聯邦西德首任基民黨總理艾德諾開始，德國自始採取對於二戰造成的德國國內外歷史悲劇負起責任的誠懇態度，而不以並未承繼納粹德國政權開脫責任。一九五二年九月，聯邦西德與戰後建國的猶太國以色列簽署賠償條約，此外德國也與許多居住以色列以外的猶太難民組織簽署類似的賠償條約。一九五六年六月，聯邦西德制訂《聯邦賠償法》以代表承繼納粹德國的德意志國家對一切被迫害的人民提供各項賠償與照護。此舉有助於德國國內傷痕的平復，亦有利於國際社會重新正面看待聯邦西德而減少對於納粹再起的疑慮。
一九九○年十月三日，東西德終於正式統一為聯邦德國，柏林的勃蘭登堡大門 (Brandenburger Tor) 再度開放而不再充斥被圍牆機槍凝結的緊張對立氣氛，勃蘭登堡大門外也建立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群以提醒統一後的德國人曾經的歷史悲劇與時時警醒極端主義再起的陰影。往後的二十年，德國陷入必須承擔東德龐大重建支出與經濟再振興的長期經濟衰退。
隨著哥巴契夫的開放政策 (Glasnost) 以及蘇東波浪潮席捲東歐，德國經濟力於九○年代重返東歐，除了買下史達林體制下破產的礦產等國營企業，德國企業乃至於德國政府對東歐各國的經濟援助實質上重建了傳統的日耳曼－東歐區域經濟體系──在古老的年代，波蘭貴族領主們的大莊園便在相對於萊茵河沿岸貧瘠寒冷而生產力較低的大片土地上採取佃農粗放耕作等商業性生產方式並向普魯士與荷蘭等西歐國家大量輸出大麥與小麥等糧食作物以及木材等原物料。東歐國家重新開放以及德國經濟與文化影響力的重返讓二戰末期未遷回戰後德國本土而留在東歐各國的日耳曼裔人群的文化認同與生存發展再度有所依靠。
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馬斯垂克條約》 (Treaty of Maastricht) 正式生效，歐洲共同體正式轉型為經濟政治整合程度更深的「歐洲聯盟」。二○○四年，歐盟東擴，東歐乃至於波羅的海諸國相繼加入歐盟。《馬斯垂克條約》與一九九二年歐洲議會通過的《關於地區性或少數族群語言之歐洲憲章》均肯認了歐盟各國間語言使用以及文化多樣性的平等權，也肯認並要求各國保護國境內少數族群的語言存續、文化認同乃至於在教育與司法等公共領域平等運用少數族群語言的平等權利，此外，對於境內少數族群權利保障也成為歐盟決定是否與該國合作乃至於加入歐盟部份協議的重要考量因素。二○○九年十二月一日，《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歐盟加強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整合並試圖填補民主正當性不足的民主赤字。
透過歐洲聯盟，在聯邦德國承繼聯邦西德的對二戰後奧得河－尼斯河一線東線邊界將不至於造成極端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再起，畢竟，透過上述的歐洲聯盟體系的《馬斯垂克條約》與《關於地區性或少數族群語言之歐洲憲章》等，東歐各國境內日耳曼人群的生存發展與文化語言認同均獲得相當的保障並允許成立經營使用這些日耳曼少數族群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的教育、傳播甚至訴訟單位。可以說，歐盟聯盟為古老的東歐日耳曼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當然，也為法國的諾曼地問題與西班牙的巴塞隆那與巴斯克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德意志重返東方，或者說，日耳曼重返東方，確實增加了德國對東歐各國的經濟文化乃至於政治影響力，也提供了東歐各國日耳曼人群更廣闊的經濟發展機會與文化語言認同保存發展可能。然而，相對地，東歐乃至於全歐洲各國也找到安撫穩定在蘇聯退出東歐後極可能再度受到刺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新方法，而東歐各國儘管接受了德國與日耳曼經濟文化影響力重返東歐，但由於仍保有國家主權，因而仍能大致上在符合東歐各國主流族群國家利益與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發展利益的前提下來處理與容納日耳曼經濟文化影響力的重返。而有別於希特勒具強烈排外性種族優越感的日耳曼重返東方，德國統一後從基民黨總理柯爾到社民黨總理施洛德再到德東出身的基民黨總理梅克爾，基本上均採取溫和而以經濟合作與文化語言交流的方式增進聯邦德國對東歐各國的影響力，不復見任何要求將東歐日耳曼人佔相對或絕對多數的領土重新併入德國的具現實政治意義的要求。而在德國國內民意方面，由於歐盟聯盟的各項條約與實際運作使得德國在東歐的經濟利益與東歐日耳曼人群的經濟文化權利得到合理保障，極端民族主義如新納粹主義的聲浪因此難於成為政治上有意義的主流。
除了東歐，統一後聯邦德國與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關係基本上均溫和而穩定。社民黨總理施洛德在東歐以外更進一步地推動加強穩定與承繼蘇聯的俄羅斯的雙邊關係，梅克爾則協助歐洲央行處理歐債危機甚至代為向德國人民請求支持，然而，梅克爾卻未過度主導歐盟事務的處理，歐債危機時歐盟主要領袖會商後的公開發言也往往交給法國總理出面。
可以說，透過艾德諾以降德國領導人的努力，德意志重返東歐乃至於重返全球國際外交舞台不再傳出令人恐懼擔憂的軍靴聲，而是採取溫和穩健而於己於人均有益的多層次外交策略，德國終於成為北約與歐盟乃至於全球國際事務場域負責任且有貢獻的重要參與者。
二○○五年夏天，本為漢撒同盟重要港口而日耳曼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德文原名為但澤 (Danzig) 的波蘭北部港口格但斯克 (Gdansk) 港灣裡停滿了懸掛黑紅黃聯邦德國國旗──與威瑪德國國旗同樣的黑紅黃！──的眾多帆船。夜裡，餐廳酒吧的女侍尚且誤以標準德語與國際旅客簡單交談。
二○○六年夏天，德國各城市舉辦世界盃足球賽。沒有選擇最直覺的普魯士鷹，德國選擇了微笑的足球獅子 Goleo 和他的足球朋友做為該屆德國世界盃的吉祥物。
二○一○年年初，歐債危機全面爆發，統一後歷經二十餘年經濟衰退才逐漸恢復經濟成長動能的德國展現其復甦後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援歐洲央行讓歐元圈經濟崩潰的危機有所緩解。
二○一四年七月，德國國家代表隊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世足賽中終於再度贏得睽違了二十四年的冠軍金盃。
一如所有的人類歷史，德國人民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總是在太遲了之後才終於學會了應該如何與更廣大的世界力量相互協調，而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也總是在太遲了之後再終於理解真正到必須適度地向德意志民族主義妥協。二次大戰後，德國人民與德國政治家們從「零點」開始重建有形無形的一切均已徹底毀滅的德意志國家，這一次，艾德諾從一開始就帶領德國人民選擇了民主制度與社會和解，而美國等盟國也並未選擇透過要求德國再度支付巨額賠償以協助受納粹侵略的歐洲各國重建並讓德國的社會經濟倒退回農業社會、甚至強迫德國人民移民北美等地以削弱其國力的由美國財長摩根索提出的「摩根索計畫」 (Morgenthau Plan)，也並未選擇法國提出的讓法國佔領德國薩爾與魯爾工業區並允許法國使用當地的工礦資源恢復與提升法國工業產出的「莫內計畫」 (Monnet Plan)，相反地，美法英各國從《凡爾賽和約》條件過於嚴苛的迦太基式和平最終創造的希特勒納粹德國恐怖時代學習到了重要的歷史教訓，或許加上二戰結束後歐洲冷戰即將開始而西方盟國需要德國重新成為一個穩定而偏向西方陣營的中歐工業軍事大國，美英法各國這次選擇儘快重建德國自主的民主政治體系並透過主動儘速歸還主權讓戰後重建的艾德諾政府能夠適時地緩和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高漲情緒，並讓德國加入北約和煤鋼共同體等與西方陣營廣泛結盟的國際舞台而非如一戰後使德國陷入外交孤立，同時，戰後的世界霸權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協助德國重建其工業能力與經濟發展，法國最終也尊重薩爾區人民的自主選擇讓其回歸德國，凡此種種均使艾德諾等歷屆聯邦西德政府能夠穩定與發展社會經濟並且有效地透過有尊嚴地重返歐洲與國際外交舞台安撫德意志民族主義與理性地追求德意志國家負責任且有貢獻的國際參與，艾德諾等歷屆聯邦西德政府因而得以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而建構其聯邦西德政府與政體的正當性並為聯邦西德的民主體制創造出民主體制要長久生存絕對不可或缺的「共和國人」，艾德諾等歷屆聯邦西德政府也藉此削弱可能因經濟崩潰與社會動盪而萌生的納粹等極端主義社會政治勢力的死灰復燃。
這一切，似乎與古斯塔夫‧史特拉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在一九二○年代所做的努力極其相似，也與依循史特拉斯曼在歷屆總理與外長任內的內政外交政策理路所推論的倘若他活到一九三○年代可能採取的政策方案若合符節。假如史特拉斯曼未因中風於大蕭條來臨前的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驟死於德國外長任上，那之後的德國歷史與世界歷史應該可以有截然不同而更令人們喜悅的面貌。
或許，一個人的奮鬥，終究還是可以帶來一些改變，也讓這個世界能夠有那麼些許的不一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