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5日 星期六

祭那個紙醉金迷的年代:《大亨小傳》觀後有感


那是個如夢似幻美好的鍍金年代,至少,在大西洋的西岸是如此的。

 

那是一次大戰後的一九二○年代,二戰後的人們則以後見之明稱之為戰間期。那本該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使得古老的歐洲各歐陸帝國與海外殖民帝國搖搖欲墜,以救世主之姿投入戰場的美國因而得以進一步擴展其巨大的工業生產潛力並一躍而為最大的製造業生產國與歐洲各國的債權國,我們稍後會看到,由於凡爾賽體系本質的缺陷,停戰二十年後烽火再起而更加慘烈而瀰漫仇恨與復仇情緒的二次大戰將使得美國的世界政經新霸主地位更形鞏固而最終在冷戰後建構人稱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的後冷戰世界秩序。坐擁龐大貿易盈餘復又自視為結束戰爭與拯救文明的勝利英雄的美國人民,此刻正以全新的自信與衝勁打造屬於他們的新時代。儘管選擇回歸戰前的孤立主義傳統而對一戰後一如往昔熱鬧無比的歐陸外交圈爾虞我詐顯然並無深入參與的興趣,美國人對於試圖透過德蘇拉帕洛條約 (Treaty of Rapallo) 與西歐羅加諾條約 (Treaty of Locarno) 而重返常態歐洲國際外交體系的德國仍然提供了楊格貸款協助,而在美國本土,在全新的自信與強大社會活力的驅動之下,除了不斷推除出新的工業科技產品,美國社會也開始了包括禁酒令與女權運動在內的社會改革嘗試,美國例外主義傳統的高度自視搭配著一戰後的全新自信與進取情緒,一九二○年代美國社會蓬勃的社會與經濟活動力絲毫不遜於有著較悠久歷史文化底蘊的大西洋對岸歐陸各國戰間期的文化創新活力,或許,別有著那麼些較粗獷卻也較奔放無拘的特色,或許,也少了些歷經漫長歐戰壕溝裡人命絞肉機般無意義對峙鏖戰苦澀風霜的失落感與幻滅感,卻反倒多了些純粹屬於勝利者與救世英雄驕傲自信與樂觀主義情緒。

 

美國作家Frances Scott Fitzgerald於此一時期出版的小說《大亨小傳》 (The Great Gatsby) 便充分反映了這樣的時代氛圍。而今年上映的電影《大亨小傳》更是成功地透過華麗得有些不真實的奢華鄉間豪宅與喧鬧的紐約市經濟與社交活動讓原著小說的時代氛圍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Gatsby是一位參與一戰的美國軍官,戰後,因著違反基本經濟原則與基本人性需求的禁酒令社會改革嘗試,他從事私酒買賣而大發利市,自然地,為了保護私酒事業,他與紐約市甚至美國各地的政商黑白兩道過從甚密,然而,一如那個時代的美國社會普遍瀰漫著的樂觀主義,Gatsby有著更為弘大的願景。立國之初便充滿將相本無種的白手起家致富擁權故事美國社會裡,出身貧寒的Gatsby希望打造屬於他自己的成功奮鬥故事,遠遠超越難登大雅之堂的私酒生意,儘管,他似乎不是真的很知道自己真正想打造的是什麼。

 

然而,雄心萬丈的Gatsby有著一個小小的心事。他依然愛戀著戰前認真的Daicy,只是,她卻早已嫁做人婦,丈夫是經常在外偷腥的美國名門鉅富布卡南,或許,還是個波士頓古老家族吧,誰知道呢。在Gatsby的精心安排下,Daicy再度與他相遇且依然一見傾心,他們在Gatsby就在布卡南豪宅對岸的Gatsby豪宅裡消磨了無數的繾綣時光。原來,Gatsby在他的豪宅所籌畫的一系列嘉年華般狂歡舞會的唯一目的就是吸引婚姻不幸的Daicy前來找點樂子排遣寂寞,而有趣的是,布卡南宅邸所在的那岸向來是美國名門老家族的住宅區,而Gatsby所在的那岸則是許多新興工業資本家與如Gatsby般冒險投機有成者的住宅區。電影裡,Gatsby滿面春風地開著他那誇張炫麗得有如一九二○年代美國樂觀享樂氛圍的跑車載著他苦戀多年的夢人情人Daicy前往紐約市最高級的餐廳赴宴,一日夜裡,Gatsby在月明星稀的夜色下在河岸的碼頭般向對岸遙望伸手,波光粼粼的悠悠河水搭配著月光與星空,彷彿,他的夢想就這麼近在咫尺了。

 

後來的一切發生得太快太突然,一如希臘悲劇常見的情節。Gatsby希望Daicy與不忠的丈夫離婚並與他長相廝守,然而,那早已不是性格天真單純的Daicy所能負擔的人生變化了。她害怕了,退縮了,而他卻依然為著自己等待已久的幸福而堅持著,甚至有那麼些苦苦相逼。GatsbyDaicy在與布卡南攤牌後情緒激動而彼此爭吵地相偕開著Gatsby的華麗跑車離開,Daicy卻因情緒不穩未注意路況而在途中撞死了布卡南的情婦梅朵,最後,在布卡南刻意的誤導下,梅朵的丈夫認為Gatsby才是撞死其妻的兇手而持槍報復殺害Gatsby

 

最後,Gatsby誤將Daicy胞弟慰問的來電當成Daicy來電同意與布卡南離異或者私奔的來電,於是開心得跳入豪宅的泳池游泳等待僕人將電話拿到泳池邊,卻在上岸前被憤怒的梅朵丈夫槍殺,而那未及接通的最後電話,卻也因此成為一個美麗的錯誤,讓Gatsby死前心裡少了些遺憾而多了些美好。

 

Daicy與布卡南最後則倉皇離開傷心地與是非地紐約,退往布卡南家族的其他產業地盤居住避禍,結束了一九二○年代美國紙醉金迷歲月裡屬於他們的那一小段故事。

 

Gatsby是那個時代的象徵,有那麼些奧德賽式的輕視道德教條與奮鬥興起,但那些他曾經奮鬥過的生命痕跡,卻又那麼地真誠而充滿生命力,往往能夠帶給曾與其短暫交會的人們許多的啟發,關於活著,關於夢想,關於生命意義的追尋。

 

紙醉金迷的年代隨著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大恐慌而告終,隨後則是多年的經濟蕭條,美國社會的樂觀進步氣氛也隨之煙消雲散,Gatsby出人意料的死亡彷彿為他所屬的那個浮華年代做了最慘痛卻也最轟轟烈烈的獻祭,而他那如流星般旋起旋滅短暫興起的美國夢故事也只剩下樓起樓塌的無聲無奈嘆息。

 

然而,他的生命力量其實從未真的死亡,那屬於美國特有的奮鬥精神與興起故事,將因如Gatsby般人們的故事流傳而繼續在不同的時代裡書寫更多的全新篇章,而人類這種靈長類大猿特有的創新精神與冒險渴望,也註定在不同的時空裡不斷地書寫有如Gatsby這般人物的傳奇故事。

2013年5月24日 星期五

當南海的賽壬開始狂歌:關於最近台菲漁業衝突的一點個人觀察

原始新聞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30501/132013051600805.html?fb_comment_id=fbc_161114934062117_325549_161156080724669#f158a50168bc814


 


首先,要為台灣漁民在台灣極度艱困的國際處境下出海捕魚為台灣拼經濟表達不
捨與敬佩,也為洪姓漁民在菲國海防官兵執法過當下無辜死亡表示遺憾。


 


然而,關於馬英九政府針對此事的諸多處置失當,在此提出幾點評論。第一,事
件之初馬政府未能體察民意及早向菲國表示我方嚴正立場,直到民怨沸騰燒向馬
政府後才反應,突顯我政府之神經未免過於遲鈍。第二,馬政府前恭後据,到了
菲律賓方面在考量一中原則以及主要是在菲
EEZ執法過當而非入公海謀殺我漁民,
因而拿出了向台灣人民與洪姓漁民家屬而非政府道歉並提供金錢賠償的最後底線
後,又自行製造困難拉高態勢,但恐己無法彌補先前反應遲鈍的民怨而又恐將增
加菲方相應不理的尷尬情境與政府無能民怨。


 


當然,所有台灣人民對於國際間在中共壓力下的一中原則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均感到難以接受,然而這是需要更多更長期努力的問題,純就洪姓漁民的
權益與台灣漁民未來生命財產保障而言,菲方在十五日下午提出的條件恐已是在
當下客觀難於改變的一中原則下菲方的最大善意,馬政府卻為了彌補自己反應過
慢的民怨沸騰而率爾拒絕並升高態勢,恐難逃各界的陰謀論揣測,台灣島內外各
界恐將認為馬政府此舉乃是摸蛤兼洗褲,一兼兩顧,其一是試圖對外強硬拉抬馬
政府低迷的聲望甚至拉抬江宜樺李佳霏等馬總統所囑意之國民黨未來世代接班人
的聲勢,其二則是試圖藉著台灣漁民死亡民氣可用而嘗試藉機突破一中原則的桎
棝框架。


 


然而,衡諸國際現實,倘若上述陰謀論為真,則馬政府恐將全盤皆輸。其一,基
於司法管轄權問題,菲國官兵在菲國
EEZ執法過當案件之調查,除非菲方同意台方
人員參與,否則台方本無權過問,未得菲方同意逕自派遺官員赴菲恐有干預內政
之批評。其二,即使菲方同意台方人員參與調查,但受限一中原則,恐怕仍以非
官方之白手套身份赴菲調查為宜,否則等於在漁民權益案件上牽扯國際政治因素
而陷於一中原則的曠日廢時爭議,不但無助於為洪姓漁民討回公道以及保障台灣
漁民未來生命財產,甚至可能因此在兩岸間平添波瀾而徒然自己製造更多困難。


 


其三,那就更不用提一旦無法得到菲方更善意回應,尤其是馬政府可能暗自期待
表示一國兩府模式的對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直接道歉的結果,則其期待的國內政
治聲望拉抬效應恐怕將適得其反,恐將因人民期望提高卻沒有得到預期結果而使
馬政府政治聲望進一步受挫。


 


台灣國際處境極度艱難,中華民國自1949年年底死亡後,復於1971年由聯合國大
會開立死亡證明,並於
1978年由美方正式為中華民國入殮,目前僅餘一兩岸間均
不滿意但暫時擺放之神主牌,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企圖在國際兩岸間興風作浪藉
以外銷轉內銷獲取島內政治利益,恐怕不但於己為得不償失的不智之舉,而更將
進一步傷害台灣本已舉步維艱的國際參與空間。


 

再見姆庇之家:關於此次馬來西亞國會大選的一些個人觀察

原始新聞網址:


http://udn.com/NEWS/WORLD/WOR1/7880071.shtml?fb_comment_id=fbc_106865106184809_4658_107509042787082#f304edae4f126c4


 


2007年相關舊文參考:


《追尋姆庇之家》:http://www.wretch.cc/blog/dionysus1101/8623104


 


民聯的安華其實是執政黨國陣核心巫統出身的馬來人政治領袖,九○年代末期擔
任副總理時因為與當時的總理馬哈迪爭權而忽然被指控同性戀司法案件(伊斯蘭
法?!),隨後憤而轉投在野陣營。關於此次大馬大選的評論已多,尤其是關於
選舉舞弊的問題,在此不多說,只提出兩點觀察。


 


第一,隸屬國陣的馬華公會對大馬華人的政治影響力示微,華人選民的自主性提
高,而不再盲目信從與殖民者或馬來統治者協力的總理、甲必丹與馬華公會等傳
統華人政治團體領袖,反映了該國在現代化與都市化之後必然浮現的現代性建構
與傳統社會控制機制瓦解的自然趨勢。同樣地,在台灣,外省族群仍然偏向外省
籍候選人與國民黨,客家族群也相對偏向客家籍候選人與國民黨,但國民黨傳統
上用於節制眷村與客家選票的黃復興黨部與客家各宗親會的影響力也在現代化與
都市化之後現出生锈與控制力衰退的現象,這些選民依然相對偏向國民黨但卻開
始出現較高的自主性而不再只是接受上意選派人選的盲目投票部隊。


 


第二,自馬來西亞獨立後就爭議不休的族群問題尤其是排華問題再度浮上政治議
程,華人強力集結支持主張減少對華人的文化經濟限制與強力同化政策的民聯恐
將使得其對手方的馬來人族群意識跟著受到激化,後冷戰年代,兩極意識型態鬥
爭所建構的雖然外部緊張但內部卻反而因為外部冷戰危機存在的壓力而相對穩定
的內部結構逐漸瓦解,各國國內族群間乃至區域間的根源於人類本性的「部落意
識」對抗情緒遂因為冷戰外在制約因素的消失而再度抬頭,再加上混雜著東南亞
各國之內,掌握政治權力的主流多數族群對中國崛起的又愛又怕而心存防備的心
理以及東南亞華人期待中國崛起讓其多點依恃的心理之間的交互作用,族群與排
華議題對於馬來西亞乃至整個東南亞各國未來政治議程的方方面面的影響值得進
一步觀察。

烏有鄉民遊北韓:關於目前大陸新左派的一些觀察

<h5>原始新聞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130501/132013050801213.html?fb_comment_id=fbc_357707717664183_1657696_357801294321492#f3601c1220d0cfc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再度出現了無可避免的社會貧富差距以及
黨政軍官員
貪腐的現象,遂有人戲稱「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覺回到解
放前」,因而,出現了
新左派的反省聲浪實乃必然的趨勢,然而,自
鄧小平以降的中共領導階層均對於
文革再起深有戒心,甚至可謂是某
種文革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因而有了「要警惕
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的論點(反右防左),而不論中共黨內或黨外的新左派又
往往有如電影《再見列寧
》般的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情結,故而,儘管新左派對
於中國社會的
社會改革有著相當的作用,但中共黨內新左派勢力如鄧力群等人實
上屬於黨內在野派,而中共黨外新左派更往往與中共政權有著某種混雜的關係
,薄熙來案爆發時烏有之鄉等新左派便曾為薄抱屈,中共高
層不顧全面公布薄案
案情可能動搖民間對中共信任也非得徹底抹殺薄
的政治人格,或許也與恐懼文革
再起有關。



在此提出兩點觀察:

第一,大陸新左派不論屬中共黨內或黨外,往往對於毛澤東時代有所懷念,甚至
透過重新詮釋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來藉此批判當前中共
政權的種種問題,因而
,儘管新左派對於當前的中國社會有著相當的
監督當權者作用而有著某種相對的
進步性,但一如嬉皮也有過度脫序
者,過度期待新左派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或者過
度期待其對台灣能有不
同思維,恐怕容易期望過高而失望也高。

第二,自從馬克思主義經列寧主義與史達林模式重新詮釋後建立的蘇聯與中共等
「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社會實驗發生了巨大的
失敗甚至產生高度違反
人權的作為之後,尤其是在赫魯雪夫在蘇共二
十大公布史達林時代慘絕人寰的恐
怖政治之後,西方各國左派便紛紛
重建其詮述以與這些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列寧
主義與史達林模式進行
切割,期望證明在西歐各國推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不會
導致同樣的
恐怖結果而能夠獲得社會各階級選民的廣泛支持而獲得執政機會並得
以推動其相對較左而有益社經社會弱勢人民的政策。然而,大陸新左派的種種論
述是否也
會走向某種哥達網領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抑或不過是某種基於改
開放後的社會不平等復現而懷念相對平等的毛時代革命的懷舊情懷
,目前尚未可
知,甚至由此一新左派網友組團旅遊北韓一事也可知新
左派內部成份複雜之一斑
,過度期待單一的新左派力量就是中國未來
社會改革的推動力,其實有些忽略改
革開放三十年後當代中國大陸內
部社會動力的複雜程度,也未免有些高估新左派
的社會能量。

綜合而言,新左派由於未直接對抗中共政權意識型態甚至自身就高舉經其再詮釋
的毛檡東思想而得以在體制內外有著一定的游走空間,故
而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再
現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與中共黨政軍官員貪腐
問題有著一定的監督作用,但就當
代中國社會的社會改革而言,新左
派固然有其角色,但恐怕其本身成份之複雜也
使並非當然就是社會改
革的主流力量甚至不見得完全與當代中國社會改革的民意
方向一致,
它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觀察的現象,但不應該在其上投射過多觀察者自
己主觀期待的中國社會改革方向乃至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否則,恐
怕終究又是
一場空虛與失望罷了。
</h5>

2013年5月19日 星期日

台灣都會區住宅政策總評:實價課稅是最佳選項嗎?

自從2000年的網路泡沫後,後冷戰十年的全球不理性繁榮終於走到了尾聲,包
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政府開始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凱恩斯式的擴張性財政與貨
幣政策試圖刺激經濟再度成長,然而,由於缺乏有報酬前景的創新性投資標的
,充斥各國的游資與熱錢遂快速地流向經常被誤解為穩賺不賠的房地產市場,
加上房地產的證券化與金融業的解除管制,凡此種種均為
2008年次貸風暴與金
融海嘯埋下了伏筆。


 


而在台灣,由於長期採取軍事獨裁統治的國民黨政府本身具有遷占者政權性質
,在民主化之前,其注意力一直在於某種停格在
1949年的早已回不去了的中國
懷鄉卻未能將注意力集中在建設台灣各地,此一統治性格一方面造成了長居台
灣的本省籍各族群對於國民黨政權反覆誦唸的「中國」與「中華文化」等名詞
與概念產生了一種對己並無利益可言卻被強迫灌輸的反感情緒,二則使得戰後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產生的巨大城鄉差距與都會區基礎建設等問題未能獲得及時
解決,甚至首善之都台北市的大眾捷運系統均是到了民主化啟動的
1990年代才
開始發展而遠遠落後於日韓;此外,
1998年凍省之後,原本能夠代表著台北中
心之外另一個非台北的政府政策與資源分配體系的另一個權力中心消失,但在
台北的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卻未能在凍省後相應地以其他方式重
建,政府資源分配於是更加地過度側重台北觀點而未能考慮全台灣的整體發展
;凡此均使得台灣社會的許多較佳的就業機會與都會基礎建設過度集中於台北
,也因而,使得人群為了尋找較佳工作與生活而不得不被迫向台北都會區遷徙
,住屋需求也當然居高不下,加上華人觀念向來覺得有土斯有財而熱衷炒作房
地產,於是,就這麼不斷地推高了台灣都會區的房價與租金。


 


由於房價與租金等住屋問題佔了台灣都會區民眾可支配所得頗大比例,加上房
地產相關產業成為長期不景氣下缺乏投資標的的游資所投注的少數獲利較高產
業之一,很自然地,都會區住屋問題自然也就成為近年來的民怨焦點與社會爭
議核心,不論在台灣或歐美甚至大陸均然。而由於擔心游資大量流入房地產炒
作會形成新的經濟泡沫,各國政府也大多採取諸多政策試圖稍加壓抑,台灣近
年來也同樣地推出了奢侈稅並開始出現房地產交易實價課稅的主張。


 


然而,如上所述,台灣都會區住宅問題的根源在於需求大於供給,亦即在較佳
就業機會與基礎建設過於集中在都會區的情況下,尤其在台灣基本上是台北市
一市獨大獨享優厚資源,追尋較佳工作機會與生活品質的民眾尤其是年輕世代
往往不得不集中於台北工作生活並因而使得住屋需求增加。在此情況下,增加
課徵奢侈稅等房地產相關稅賦對於解決住屋需求問題的功能不大,最多只能說
,由於交易雙方供需彈性的不同,房地產相關稅賦的稅賦歸屬將大多由賣方承
擔,因而此類稅賦的增加並不會造成房價與租金的大幅提高,並可以因為此一
對包括許多投資客的賣方為主的稅賦增加而可以減少經濟長期不景氣造成的相
對剝奪感與社會民情不穩定,卻難以說可以這麼簡單地就造成房價與租金下降
而有利解決住屋問題,而更何況,所謂的實價課稅雖然立意良好,但卻有可能
在房地產相關業者與金融業者聯手操作下進行移轉定價等各種手段而壓低名目
價格進行避稅動作,實質可能在房地產相關產業與有從事房地產信貸業務的金
融機構之間造成惡性競爭,亦即以代客從事上述脫法甚至非法避稅操作為其競
爭手段,而能夠這麼做的往往是較大的房地產或金融業者,因而甚至可能造成
守法或者較小的業者因惡性競爭消失卻不是因為價格與品質競爭而消失,而供
應商的減少勢必提高在惡性競爭之中存活下來的少數房地產業者與金融業者的
獨占力量,最終可能反而會因為獨占力量的提高而造成房價與租金等住屋產品
價格的進一步上升。


 


因此,若以租稅公平以追求公平正義與維持社會穩定的政策目標而言,或許不
宜採取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實價課稅,而是應該採取現行的依公告地價課稅但設
法讓公告地價的價格較為接近實質上的交易價格,然而再依此思考較為合理的
房地產交易相關稅率,一則不論大小房地產業者在同一地段面對的公告地價稅
基是相同的而不會造成因脫法違法避稅能力不同所造成的惡性競爭與獨占力量
提高問題,二則如此可以避免實價課稅必然造成的各種避稅動作而能夠真正地
增加稅收,藉此真正地稍微抑制房地產投機泡沫並緩解經濟長期不景氣下必然
發生的相對剝奪感與社會不穩定問題。


 


而就實質解決台灣都會住宅問題而言,仍然應該從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解決。
就需求面而言,應該設法透過交通建設與政府產業政策以促進北中南各主要都
會區間的產業均衡發展,像是部份政府單位遷出台北市甚至直接遷往所管轄事
務所在的中南部縣市,像是未來新產業的挹注以中南部合適區域為首選,或者
像是優先協助中南部都會區發展如輕軌捷運的交通等基礎建設以提高其生活品
質吸引力。而在供給面而言,則應該提供包括學生、青年勞工與青年中產階級
等不見得會長期在台北工作者較為低廉的租屋選擇,像是在台北市選擇國有地
興建像是由教育部主管的各公私立大學共用宿舍以提供年輕學子尤其是中南部
北上的學生更方便的生活環境並減少其租屋需求,或者像是興建提供經濟弱勢
的勞工或年輕上班族方便的社會住宅,當然,透過台北大都會區捷運建設等交
通建設也可以藉著透過擴大離台北市工商活動區域合理通勤時程的住宅範圍而
減少台北市區房地產的稀少性
(scarcity) 而實質增加有效的都會區住屋選擇範圍
與產品數量。


 


都會區住宅問題是全世界共通的現象,而非只有台灣才獨有的現象,「有恆產
者有恆心」乃自古不變的為政之道,都會區住宅問題的解決向來是攸關社會穩
定的政治與政策問題。然而,都會區住宅問題的解決必須要從供給與需求的各
個層面方方面面地做仔細的政策規劃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並維持社會穩定,遠
非口號式的實價課稅政策所能夠解決的,尤有甚者,實價課稅更有可能會治絲
益棼而平添更多問題,擾亂房地產市場秩序卻無助於解決實際的房價與租金等
住屋問題。


 

菸品健康捐政策做為整體社會政策的一環:一點個人看法

首先,菸品健康福利捐的正當性來自於抽菸行為造成的負面外部性,也就是造成
抽菸者本身與吸到二手菸者的健康傷害並進而造成健保的財務負擔,當然,根據
研究,菸價實際上是防止吸菸與促進戒菸的最有效手段,這也使菸品健康福利捐
具有其相當的正當性,殆無疑義。


 


然而,菸品健康福利捐之課徵與調漲尚有一些必須同時納入考量的複雜社會因素
,因此,儘管本人並不抽菸也不喜歡有人在旁邊抽菸,當然也絕不欣賞國內外生
產菸品大財團的各種作為,但是,本人對於此次國健局試圖一次調漲菸捐高達
25
元之舉不得不表達一些擔憂與批評。



首先,菸捐具有累退稅性質。由於社經地位壓抑的各種生理心理壓力使然,諸如
抽菸和嚼檳榔等不健康行為往往會相對集中於社經地位較低的民眾。因此,調漲
菸捐實際上是在向社經相對弱勢者加稅。


 


而就抽菸所造成的健保負擔等負面外部性之彌補而言,目前每年課徵的菸捐是否
已經達到完全彌補的程度,值得先做簡單的研究,倘若健保負擔等負面外部性已
大致獲得彌補,則僅以抑制新吸菸者和促進舊吸菸者戒菸來正當化調漲菸捐,甚
至歷任政府不乏以此暫時處理健保財務問題者,則此時因負面外部性已大致獲得
彌補,調漲菸捐之速度與幅度便必須同時謹慎考量其他因素。


 


第二,由於菸品具有成癮性,因而其長期價格彈性遠大於其短期價格彈性,簡單
說,即使因菸價調漲而加強戒菸意願,由於菸品本有成癮性,戒菸本來就需要時
間而難於短時間內快速戒除,因此,若在短時間內快速大幅調漲菸捐並因而使菸
價快速大幅上漲,則可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實際上只是在向客觀上不可能短期內
迅速戒菸的社經相對弱勢的吸菸者加稅,但其促進戒菸的力道卻可能有限。


第三,由於抽菸行為往往與社經相對弱勢造成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壓力有關,過
度地採取反菸行動,往往是在將整個社經結構造成的壓力所連帶產生的吸菸行為
等各種社會問題完全地歸咎於本已社經相對弱勢的吸菸者,等於將整個社會的社
經結構性問題推卸給早已因此結構性問題而感受到龐大壓力的弱勢者,並使得政
府與民間力量得以在歸咎於個人後完全推卸應有的使社經結構相對改善的責任,
因而,即使在西方國家,採取各種激烈反毒品與反菸草等政策的往往都是右派政
府,甚至包括二戰歐戰開戰前的納粹德國。


 


第四,由於菸品具有成癮性而難於短期內戒除菸癮,菸捐與菸價過快過大提高的
實際結果必然造成私菸甚至假菸的大幅增加,此觀
2006年提高菸捐後同年度海巡
署查緝到的走私菸品大幅增加自明。除了私菸與假菸的品質難於控制而可能造成
更大的健康危害之外,能夠在海巡與警憲等國家擁有的合法武裝力量查緝下走私
私菸或製造假菸者,不是官商腐敗勾結就是本身也擁有私武力的黑道,甚至往往
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實際上,過快過大地調漲菸捐與菸價,很可能實際上無法
真的增加預期中的菸捐金額,而對於防制吸菸與促進戒菸的效果也有限,卻可能
造於私假菸的橫行,不但是滋養黑道與腐敗官商的溫床,更可能反而使得官菸加
私假菸的全台總菸品銷售量增加。畢竟,包括雷根等政府採取強力反毒政府後,
美國的毒品總量與吸毒人口反而增加了,而走私毒品的黑道力量也為了反制政府
增加的反毒緝毒力道而變得更加兇猛。


 


因此,綜上所述,管見以為,菸捐不是不能調漲,尤其是在進行購買力平價後做
國際比較可以發現,台灣菸價仍有點偏低,然而,考量諸多複雜因素,菸捐的調
漲不宜過快過大,以此次菸捐調漲而言,也許先調漲
10元為宜,除了上述各種社
會經濟因素之外,也可以減少各界對於菸捐調漲的可能反彈聲浪並增加政策的可
行性。


 


畢竟,儘管WHO建議菸稅至少應佔菸價的67%才能有效抑制吸菸盛行率,然而,
上述的社會經濟因素不能不一併考量,菸稅與反菸等公衛政策是整體社會政策的
一部份,還是要方方面面都斟酌平衡,否則一來很可能一不小心為了反菸卻製造
其他社會問題,二來則實際上菸捐等政策有其政治決定的層面,在民主社會則必
然經過議會與民間團體的各種力量的壓力,這是民主過程甚至一切政治過程的必
然過程,過快過大的調漲到頭來可能因為反彈過大反而完全漲不成,甚至可能削
弱相關政府當局的威信而波及與壓縮其他公衛政策的社會理性討論空間。


 


以上一點淺見。

證所稅的美麗與哀愁:關於公平正義與自由市場秩序的一點個人看法

從社會公平正義而論,證券交易大戶透過股市操作,非經具創造性的勞心或者勞
力就獲取的巨額利潤不必繳稅,但一般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辛苦勞心勞力的每一
塊錢薪資都必須繳稅,確實是不公平的。


 


然而,就政府稅捐單位課稅技術與人力有其侷限性的現實面而言,目前的證所稅
設計實質上難於真的達成公平正義的目標,卻相反地鼓勵券商等經理人不以市場
趨勢與公司經營優劣之判斷能力為其爭取股市代理客戶的競爭能力,卻反而可能
以代為製造人頭戶乃至海外戶等脫法乃至違法行為為其爭取客戶之策略,其實不
但課不到稅,還可能造成證券與券商等市場的不良發展傾向。


 


此外,由於證交稅本身就其有證所稅性質,且每一筆交易均需課徵,而又是根據
交易金願的一定比例課徵而且不論交易盈虧均應課徵,故而,股市大戶要賺取巨
額利潤則交易金額勢必也極大,自然被課徵的證交稅也多。


 


因而,在當前的證所稅稅制改革上,有兩個可能較為合理的方向。其一是不論大
戶小戶,只要證券買入和賣出之間的價差為有賺就課稅,就以一價差利潤的部份
為稅基課徵證所稅,但課徵比現行稅制較低的稅率如
3-10%;其二則是由於證交稅
本有證所稅性質,因此亦可直接廢除證所稅而提高證交稅稅率即可。就第一項選
擇而言,由於證券市場交易基本上屬於可支配所得扣除生活所需後剩餘金錢所做
投資而非如薪資所得基本上屬於民眾勞心勞力的謀生所必需,因此自然不必如所
得稅般設定免稅額,且投資本有風險而又基本上非影響民眾基本謀生之必需,故
而就虧損部份本無絕對的退稅必要,而即使為稍微保障散戶小戶而設定虧損退稅
,也一定要設有上限,超過的部份仍應由投資人自行承擔投資風險;而就第二點
而言,股市大戶交易金額龐大因而所繳交的證交稅自然也多得多,其實也已在相
當程度上達成證所稅所欲追求的租稅公平目標,而且在課徵技術上又簡便得多,
而不像現行的證所稅一樣表面上看得到但實際上往往課徵不到,更何況,現行證
所稅不但實際上課徵不到,更會造成證券市場的秩序混亂並助長人頭戶與假海外
戶等有害市場秩序的脫法與違法現象。



以上一點淺見。

關於醫事人力政策的一點個人看法--理論與實務

2009年,波蘭醫學生問題在台灣社會引發渲然大波,甚至使得部份台灣本地醫
學生為了爭取保障自身權益與醫療品質而發動社會運動。當然,由於台灣本地
醫學生大多經過從小到大的考試競爭,波蘭醫學生的入學條件相對寬鬆而又往
往具有頗顯赫的家庭背景,加上其在臨床工作上的態度造成衝突以及臨床工作
能力略遜於本地醫學生等問題,台灣本地醫學生基於保障自身就業權益與醫療
品質而發動社會運動乃是自然現象。然而,由於相關運動幹部缺乏政策議題運
作能力又不了解社會運動能量有其極限而必須與其他社會壓力團體進行折衷協
商,加上當時的衛生署長為馬總統嫡系而一度被視為未來政治明星的葉金川而
非一般的公衛醫療界出身的專業技術型署長,原有著大好政治前途盤算的葉署
長自然不願意在社會運動的壓力前表現得署長選擇向其他壓力團體妥協,於是
,當時的衛生署與署長葉金川採取了馬政府一貫造成馬前失蹄的失策作法:當
家鬧事,執政掌權者為了站高姿態扮演某種理想性的白臉,竟自行拉高態勢然
後以為立法院或在野黨等會笨笨地自動為其扮演妥協性的黑臉來讓法案達成必
要的妥協後過關。衡諸五年來的諸多政策議題爭議,馬政府如此取巧的作風似
乎從未真的討到什麼便宜,甚至以最近的台菲漁業衝突來看,馬政府如此作法
往往最終證明了不過是搬磚砸腳罷了,這是後話。


 


當然,立法院藍綠黨團都不願笨到去代替衛生署和馬政府扮黑臉去為馬總統與
其嫡系政治金童葉金川當抵擋台灣本地醫學生的強烈憤怒情緒的擋劍牌,波蘭
醫學生案最後不了了之,留下持續覺得就業機會受到不公平擠壓的台灣本地醫
學生與不斷擔心是否又會受到其他醫療從業同事排擠的波蘭醫學生,倒是馬政
府避過問題,而相關的台灣本地醫學生幹部又因為從未接受妥協而得到了某種
人生甚至從政資本的社會曝光度與道德正當性,然而,葉前署長從此不再是政
治金童,成了又一椿證明馬政府總是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倒楣案例。


 


揆諸人類歷史,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醫師並非那麼經濟地位高收入或社會地
位崇高的職業,在古代中國,醫師並列於「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而在
古代歐洲,外科醫師往往由理髮師兼任。


 


而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後,尤其是二戰後美歐各國為了對抗蘇聯共產陣營的意識
型態挑戰而陸續設置全民健保等社會保險使得原本因為財務壓力而非不得已即
使有病痛也不願就醫的民眾因為健保分擔醫療費用而較常就醫,醫療服務的需
求面因而增加,而醫療愈來愈專業後,專業證照的考試管制成為保障品質的必
要手段,因而使得醫療服務的供給面受到管制而難於增加,於是,這才開始出
現當代醫師收入較高的現象。


 


回到台灣來看,波蘭醫學生和大陸醫學生等在台灣既有醫學教育體制之外培養
的醫學生確實衝擊了台灣社會對於教育機會做為一種社會階級流動手段的信任
,由於不公平感與對其顯赫背景的特權反感,對於這些外國醫學留學生返台工
作確實會讓本地醫學生甚至一般大眾相當程度上有著反感情緒;然而,同樣地
,由於健保總額自健保開辦以來擴張了近一倍,僅管各項給付金額和點值有所
縮減,但在薄利多銷之下,醫療服務供給量因應著健保所造成的需求量上升而
跟著增加,台灣的醫事人力也開始出現部份短缺的現象。


 


由於資訊不對稱以及醫療技術門檻過高非一般民眾能輕易區別品質而做最佳就
醫選擇,透過證照考試管制確保從業人員能力水準以及透過總額管制確保從業
人員不會因感受收入過低而有供給者誘發需求現象,乃是合理的政策選擇,而
考量醫學教育不論對個人或對社會而言成本均極高而且又具有高度職業特定性
與侷限性而難於在接受醫學教育後輕易從事其他職業,採取入口即入學名額管
制而非單純的出口即證照人數管制亦有其正當性。



因此,過去的波蘭醫學生或大陸醫學生的學歷認證問題固宜由相關社會各界共
同仔細討論以俾從法律面與社會觀感面做一妥善衡平處理以平息這個已爭議數
年不休的老問題,然而,就台灣醫療市場醫事人力問題而言,就未來而言,由
衛生署估算每年醫事人力缺額,在保障本地醫學生就業機會的前提下兼顧人力
缺額填補的問題,學習美國處理非本國教育訓練醫學生的制度並納入台灣向來
的總額管制政策考量,每年將這些醫事人力缺額開放給包括波蘭、大陸與美歐
等非台灣本地醫學生透過考試來競爭,或許是實務上較能衡平解決醫事人力缺
額與保障本地醫學教育體系發展並藉此維持與提高醫療品質的較為可行政策方
向。此外,就更長期而言,如果未來五到十年後此一醫事人力缺額並未隨著少
子化而減少並持續存在,則應可以進一步思考是否可以把這些缺額轉化為新設
台灣本地醫學校系。


 


以上一點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