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中國文教科書課綱問題屢屢成為政治爭議的焦點，部份台獨人士
主張透過國文課綱減少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文言文甚至加入台灣語文等方式來
推動其文化去中國化的理念，馬政府上台後則恢復高中國文課綱中的大學中庸必
修內容，知名文學家余光中等人並力主增加高中國文課綱中的文言文比例以提高
學生作文能力。美國自1980年代起，大學教育體系也開始有界定與教授西方思想
經典之議，也同樣地引起各學院間的爭議以及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經典定義模式的
爭議。國家教育政策當局試圖制訂知識經典的官方定義，總是會引發關於國家權
力介入制訂與定義知識經典的諸多討論。在這個網路等資訊交流管道極端發達的
年代，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於知識經典的觀點，有些人主張多閱讀文言文經典，有
些人主張多閱讀台灣本地文學作品，甚至有些人如美國物理學家費曼般嘲弄哲學
與文學經典；那麼，我們還需要經典嗎？
近代國家教育體制起源於絕對主義國家體制以及現代國族主義國家體制對於
形塑具有共同語言與文字而能夠相互溝通的想像共同體，法國近代國族主義國家
體制透過同一的語言與文字教育來統一疆域內本有不同歷史淵源與方言的各個地
區，而沿襲自普魯士國家教育體制的義務教育制度則是國家機器透過提供其人民
均具備相當程度國家語文與算術科學等知識來提高生產力與戰鬥力，可以這麼說
，在透過國家教育體制以形塑想像共同體並加強國家國民現代性建構的過程之中
，統一的國家語文教育是必然的，因為有共同的語言與文字才能夠在這個高度依
賴書面文件的現代社會中進行溝通與討論，甚至要讓工作機會公平地向所有具備
相當能力國民開放均依賴共同的國家語言與文字系統才有可能，後現代主義式的
解構國家共同體以及文化多元論者追求多元語言的保存，都必須在透過共同語言
與文字系統所建構的國家體制得以穩定維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追求一定程度的多
元文化而不至於因此使社會陷入分崩離析。共同國家語言與文字既然是現代國家
教育體制中不可避免的成分，則共同的教科書內容或者課綱也同樣是無可避免的
，即使相當程度容許多元性的一綱多本政策也必須透過國家政策制訂「一綱」才
不至於使學生面對升學考試時無所適從。共同的國家語文教科書課綱既然無可避
免，則國家教育當局透過制訂國家語文教科書課綱來一併制訂課綱中選讀的知識
經典乃亦必然的客觀現實情況。
閱讀知識經典的意義何在？由國家制訂教科書課綱知識經典內容對於莘莘學
子的知識與人格養成又是否有其正面意義？孟子從閱讀經典中上古三聖之中舜帝
的故事來揣想聖人的仁心本原之心跡，並透過假如舜即帝位後瞽叟殺人的假設性
情境推演來思考其本然的孝心仁心，由此而建構了舜的聖人形象，並由此而抽繹
推演出舜的聖人形象與仁人仁心對後世儒門學者的啟發性意義。筆者過去中學時
曾因國編本教科書中的李白與杜甫詩選而對於唐詩產生了莫大的興趣，當時便記
誦了杜甫的〈兵車行〉一詩，後來大學時代閱讀演化論書籍時，其中內容提及男
孩因為有冒險性格而面臨較多的意外危險，對於親代基因傳衍的效率與保證反而
不如較不會冒險且較可能產下孫代的女兒高，筆者便回憶起〈兵車行〉中的詩句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雖然詩聖杜
甫乃是在相當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創作此詩句，但透過其詩句仍然可以驗證演化理
論在人類歷史過往裡確實有其效應，但這早已是由於教科書中的經典選讀而啟發
對於杜甫詩句的個人興趣與閱讀記誦的多年之後了。由此觀之，閱讀知識經典不
但可以啟發學生知識與人格的養成，而遠在知識經典本身所欲傳達的知識與思想
理念之外，由於知識經典保存與傳承了人類歷史的集體記憶與偉大智慧的精華，
知識經典甚至可以在往後不同時代裡對當代的各種領域的知識探索仍然有著重要
的參考與啟發作用，其影響力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地遠遠超越知識經典的著作者或
者譯註者本身所欲發揮影響的哲學、倫理學與政治學等領域。而知識經典即使是
透過國家權力所定義而納入教科書課綱，只要國家教育當局在選擇知識經典時能
夠合理地考察知識經典在知識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當代社會文化情境中的重要性
，並且透過一定的公開討論程序而獲得社會內部最大共識的肯認與支持，則由國
家教育體制來定義教科書課綱中的經典選擇不但是現代國家教育體制中無可避免
的客觀現實，也無傷於知識經典對學子的強大啟發作用，甚至可以讓原本未能注
意到知識經典的年輕學子有機會產生與知識經典間的第一類接觸，而得以在其長
長人生的種種生命歷練之中慢慢地醞釀成餘韻無窮的美好醇酒。
那麼，當代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知識經典呢？
要回答這個大哉問，我們必須先思考，台灣是一個如何的文化圈？當代台灣
具有哪些普遍性格以及哪些特殊性格？
台灣是一個漢文化社會，與中國大陸共享同一個中華文化，與整個東亞地區
共享同一個儒教文明體系，這是台灣與區域內其他社會之間具有共同性之處，基
於這個共同性，我們可以說，儒教文明體系的一般性普遍性特徵均大致可以適用
在台灣社會。然而，做為一個開發較晚的漢人移墾社會，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漢文
化中原核心地域，台灣社會受到中華帝國體制中做為歷代王朝政教統治手段的封
建禮教的束縛較少，因而當面對西力東漸而必須設法在固有的東方文明體系與近
現代的西方文明體系之間尋求折衷的現代化道路時，台灣社會由於並非中華文化
核心地帶而移墾開發史又較晚近，對於融合西方文明也就沒有中國大陸或者日本
那般的強大抗拒力，反而呈現高度的彈性與適應力，一如台灣早年移墾史極重要
的有如維京海上冒險集團的鄭成功東亞海盜海權集團。台灣雖經日本殖民統治以
及強迫文化去中國化，但台灣人民無疑地並未放棄自己的漢文化根源，但卻因此
而避開了自清季以降軍閥混戰、對日抗戰以至於國共內戰等中國近現代史反覆血
腥革命與內外戰爭造成的社會經濟破壞與建設停滯，並有機會透過近代東亞各國
中最有決心吸收西方文明體系的現代性因而各方面的現代化最為成功的日本而得
到初步的現代化經驗，因而在台灣原本的漢文化基礎上吸納了日本文化以及透過
日本文化傳播的現代化文明的新內涵。戰後短短四年間，由於國府在國共內戰中
全面失利播遷來台以及東亞冷戰格局的確立和美軍因此協防台灣，台灣因而又避
過了中共建政後反覆的政治運動乃至於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悲慘歷史經驗而得
以沿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初步現代化而在國府與美方合作推動的大規模工業化
經濟建設中進一步地深化台灣的現代化進程，而在中華文化與儒教文明的保存方
面，因為隨國府渡台的學者與歷史文物躲過了文革，台灣乃以「海外中華」的身
份保存了最完整的中華文化與儒教文明，中國歷代政權更迭均使部份遺民與難民
渡海另尋安身之地因而在南洋乃至於世界各地均有華人移民並往往形成保存中國
較早朝代文化與語言的「海外中華」，但和必須與非漢文化當地民族文化融合者
如與馬來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娘惹文化不同，國府渡台乃是民國後的中華文化與沿
續清代中華文化並與同屬儒教文明體系的日本文化融合的台灣本地中華文化體系
的再接觸與再融合，因而也就形成了比起文革中國更能保存中華文化原味的民國
台灣中華文化，而美軍協防台灣使得美國文化對於台灣的影響大增，國府政權渡
台後依賴美方支持而勉強維持偏安以與中共抗衡，自然也對於美國強勢文化進入
台灣門戶大開，台灣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開放的程度遠甚於東亞冷戰集團對抗
結構裡同為西方盟國的日本與南韓，冷戰時期國府甚至動用老三台之中隸屬軍方
的電視頻道華視撥放〈銀河飛龍〉 (Star Trek) 等往往具有冷戰意涵如星艦
「企業號」 (Enterprise) 等的美國影集，歷史的偶然，讓台灣成為一個極為
特殊而饒富趣味的文化實驗場域，台灣是華人世界保存最完整中華文化的社會，
台灣有過與日本異民族文化接觸與交會的經驗，台灣同時也是華人世界甚至是整
個東亞區域對於西方文明最沒有傳統束縛與強烈抗拒的社會，可以說，台灣是儒
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會融合的最佳實驗場域。於是，台灣的特殊性便在於，做為
漢文化體系中移墾開發較晚而受封建禮教束縛較少的社會，復因早年明鄭東亞海
上海盜武裝冒險集團等移墾史而具備早年維京海盜般的冒險與求新求變性格，當
代台灣面對日本殖民統治遺留的日本文化經驗以及國府播遷來台帶來的最完整中
華文化傳統與對美國等西方文明的全面無保留開放，台灣成為儒教文明與西方文
明交會融合的最佳實驗場域，而這個以東亞華人血緣與文化為其根本的多元文化
交會融合過程至今依然在生機蓬勃地有機地持續不斷發展變化前進之中。
有了對當代台灣的社會與文化脈動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後，我們便可以在此一
理解的基礎上開始有意義地討論當代台灣的國文教科書課綱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知
識經典。做為華人世界中保存最完整中華文化的社會，我們需要在國文教科書中
保存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華文化，而又上承五四運動對於儒教文化進行全面反
省的思想餘緒以及由於民主改革後的政府乃屬於人民而不再如歷代專制王朝般需
要儒教做為政權統治正當化的政教工具，我們的文化基本教材應該對儒家的論孟
學庸改採精要選讀並加入先秦道家、法家、墨家乃至於縱橫家的多元紛陳的豐富
思想智慧以開闊年輕學子的思想想像；而由於當代台灣乃經歷百年的現代化歷程
而歷經了數波的新式文學運動像是白話文運動、現代文學運動以及鄉土文學運動
，當代台灣的國文教科書課綱除了優美的文言文古籍之外，也應納入這些新文學
運動的重要作家與作品如魯迅、賴和、余光中、鄭愁予、藍博洲和楊牧等，此外
也應納入陳芳明、齊邦媛與王德威等文學批評的重要作品選讀，讓青年學子也能
夠在思想與文學技巧上得以深入地理解與學習這些新文學運動大師的筆觸和思想
底蘊，也得以透過這些新文學運動大師作品的選讀來真正地加強其涵詠與表達自
我思想的書寫文采；而在文言文選讀的部份，也應該並重文學作品的美學性與作
品歷史意義而非過於偏重歷史意義，如此才能激起學生對於文言文知識經典的興
趣而不至於感到枯燥而失去學習趣味，此外，文言文難免需要當代註釋與解讀，
解讀更應具有當代意義地解釋而融合當代思潮，畢竟，台灣教育缺乏哲學與思想
性課程，少數具有哲學與思想性的課程如國文教科書便應該儘可能擔當起傳承古
代與當代哲學與思潮的責任而非淪於訓詁考據；最後，不論是最早搭乘單帆獨木
舟開拓台灣人類移民史的南島民族、駕駛舢板漁船追逐烏魚汛期抵台的季節性漢
人移民、明清之際鄭氏東亞海上海盜武裝集團的戎克船或者是1949年帶領國府軍
民渡海播遷的現代軍艦與輪船，都可以看見台灣乃是中國歷代遺民向海洋世界拓
荒移墾尋找世外桃源以求安身立命的「海外中華」，而台灣復又因大歷史的因緣
際會而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美國等西方強勢文化的深刻影響，當代
台灣國文教科書課綱選擇的知識經典也應該面向海洋，擇優重點選擇海外華人作
家作品以及包括日本文學與美國等西方哲學與文學作品經典等的重要而優美的台
灣中文譯本，除了反映台灣做為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交會融合實驗場域的特殊性
，也可以讓青年學子在繁忙的課業之中仍然得以有機會一窺對於當代台灣社會文
化影響不小的各種文化與思想的大致脈絡，像是了解西方文化與文學中基督教義
與教會的各種正反觀點以及佛洛伊德使用伊底帕斯情結一詞的意義。
是的，我們仍然需要經典，並非我們仍然需要國家權力透過指定經典來指導
思想正統，而是因為我們依然渴望知識經典所保存與傳承的人類歷史集體記憶與
偉大智慧精華。當代台灣學子在青青子衿的青澀少年時仍然需要更豐富的經典，
因為唯有站在巨人肩上，我們才能善假於物而更有功效地涵養自己的學問境界。
是的，我們依然需要經典，更寬闊豐富的經典，因為我們依然渴望獲得其中
止於至善的大人之道的啟發以成為完整的人，因為我們依然渴望成為君子。
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國府是殖民者抑或統治者？──從日本殖民統治看國府統治性格
一、提要
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者刻意地透過貿易政策等
手段有意識地將台灣與中國隔絕，戰後短短四年間，兩岸歷史連結紐帶旋又因
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全面失敗播遷來台以及東亞冷戰而再度切斷，直到台灣解除
戒嚴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兩岸間的聯絡才又恢復，兩岸近百年的隔閡使得
台灣人民難於理解中國近現史的複雜脈絡。
於是，當台灣人民對於戰後初期國府的接收政策以及國府遷台後的諸多政
策產生質疑，便開始將國府的統治政策與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政策做比較，甚至
有論者提出國府治台乃是「二度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觀點，但如此觀點
引發了關於戰後省籍情結的爭議，甚至也引發具有不同歷史記憶的台灣各族群
的「中國結」與「日本結」的複雜爭議糾葛。
日本統治台灣具有殖民性與現代性雙重性格，但其治台政策具有濃厚的異
民族殖民者性格則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本研究因而希望透過爬梳日本殖民者經
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各項治台政策之中的殖民者性格，並藉此檢驗國府治
台政策是否也具有異民族外來政權殖民者性格與心態，抑或是同民族政權統治
者性格。
二、統治者性格與殖民者性格
異民族殖民者會透過各種關係與手段讓其親近集團得到高位，但同民族統
治者也會，兩者均有權力上下隸屬的統治關係，但二者終究有所不同，否則，
東晉時南渡的僑姓是否也是對江南吳姓進行殖民統治？唐代的關隴統治者集團
莫非也是對全中國進行殖民統治？又或者，台南人陳水扁曾擔任台北市長是台
南人對台北市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儘管同樣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隸屬
關係，但仍有必要區別其各項政策背後的決策心態是統治者心態抑或殖民者心
態。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化資本主義造成的高度
階級不平等，殖民國統治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與商品、資本投資市場
，也為了讓在本國被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主
張征韓論的正是薩摩藩閥武士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
物料等生活物資，使其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免興起反抗念頭。
因此，殖民者基於殖民主義的目的，永遠不可能對被殖民者一視同仁，而
當被殖民者反抗時，殖民者永遠可以透過殖民母國內部的民族性軍事動員加以
鎮壓（優越的殖民者民族對不服從的被殖民者民族的鎮壓）。相反地，同民族
統治者為正當化其在人民之間的存在，即使初始有權力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
但同民族的統治者畢竟缺乏可以進行民族主義軍事動員以對被統治者進行鎮壓
的民族大後方，故終究必須逐漸讓被統治者進入權力體制，以才能證立其統治
正當性，也才能維持其統治穩定性。
三、經濟政策
（一）公司與特許利益
公司乃是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累積資本的利器，但日本明令台灣本島人
不得成立純本島人的會社（公司），而本島人出資者如華南銀行等，實際的經
營者總經理是日本人，連一般社員（公司行員）也九成是日本人，此外包括食
鹽、菸草與樟腦等專賣利權則往往給予協助日本殖民統治的協力者仕紳，例如
給予協助日軍進入台北城的鹿港辜家樟腦、鹽、台中菸草甚至鴉片等各項專賣
利權。
國府治台則允許本省人成立包括台塑等由本省籍人士直接經營管理的公司
，當然還是有不少有對本省籍地方勢力給予特許利益攏絡的成分在，但基本上
並沒有刻意讓一切產業受制於外省人的情況。此外，儘管仍有部份較小型企業
如地方性客運和地方性銀行與國府政權合作以確保其利益，但在菸酒等公賣利
權方面則收歸國營。
（二）工業化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後期，日本殖民者對殖民地台灣的產業政策配合戰爭動
員時期的軍事需求而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轉向工業化，但不同於日本國
內以絲織品等民生必需品製造業開始穩健發展的比較接近英國與德國等西方資
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正常工業化發展歷程，殖民地工業發展的模式乃是跳過紡織
等民生必需品製造業，採取直接發當時美其名為「國策工業」的化工、金屬、
機械等軍需工業的扭曲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其目的，無非是貫徹日本總督小林
躋造明言的將台灣「南進基地化」以協助殖民者進行對外擴張掠奪戰爭的殖民
統治目標，而非真的有意透過工業化來建設台灣或者增加台灣人民就業機會。
國府治台的工業化政策則呈現與英國和德國等先進工業化國家較一致而較
合理的工業化進程。根據布勞岱爾等學者的研究，英國的工業化起源於為節省
外匯而以機械化的紡織製程仿冒華麗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隨後才運用紡織
工業等累積的資本進一步投資發展鋼鐵等重工業，國府治台的各階段工業化政
策中，1953年起的進口替代政策一方面扶助農業發展以便「以農業發展工業」
，另方面則發展紡織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以增加就業機會，緊接著60年代的出
口擴張政策則配合美日等國輸出勞動密集產業的趨勢而在高雄等地設立加工出
口區以發展電器與塑膠等加工製造工業，而到了70年代則透過十大建設等大規
模公共投資來發展鋼鐵與石化等重工業，到了80年代則更進一步發展高附加價
值的資訊電子工業。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工業化發展乃是依循英德等先進工
業國家正常的工業發展進程，從有助於促進就業與滿足民生必需品需求的紡織
業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開始再逐步轉向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工業，並不存在一
切以殖民者軍事需求為依歸的扭曲發展模式。
（三）日本與國府治台經濟政治比較綜論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採取的歧視性殖民性經濟政策乃
刻意地在日本殖民者與台灣被殖民者之間維持不可跨越的鴻溝，藉以維持日本
殖民者對台灣經濟利益的獨占，而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的工業化進程也並未以促
進台灣人民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為其目的而僅是為日本殖民者的軍事需求服務
，國府治台經濟政策並未具有以族群為界線採取歧視性待遇與利益獨占的殖民
者性格，而國府治台的工業化進程也是依循英德等先進工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
歷程，從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與民生需求的紡織等輕工業開始再循序漸進地發
展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工業，並未有一味只為配合殖民者需求的扭曲工業化進
程。
因此，就經濟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土地政策
日本人透過土地調查把15%土地直接納入日本人所擁有， 1925年整理行政
之時一次發給的所謂濫墾地便高達四千七百甲，使得日本殖民者不只是統治者
，而且還取得了地主領主的地位。而為了便利大多由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製糖
業者取得廉價原料甘蔗，日本殖民者並透過總督府的法規將台灣土地劃分為各
糖業株式會社的專屬採收區並限制蔗農不得越區出售其種植之甘蔗，此外並將
大量土地直接撥給日本資本控制的糖業株式會社使用，復又因日本國內稻農的
壓而力由總督府以米穀統制政策壓低台灣米收購價格，從而迫使台灣農民無法
利用「米糖相剋」來擴大蓬萊米生產以增加多由台灣本島人資本掌握的蓬萊米
獲利，並因此必須無奈地「種甘蔗給會社秤」，其目的無非在於扶植向為近代
殖民地經濟體制象徵與非洲奴隸買賣萬惡淵藪的殖民地熱帶蔗糖業。此外，儘
管日本殖民者抵台之初便積極地透過發行公債以整理大租權期使「一業一主」
以簡化土地所有權關係，儘管進一步廢除小租權將有助於使日本殖民者從殖民
地台灣的農業生產剩餘中獲取更高比例的土地稅收，但日本殖民者在整理台灣
大租權之後依然不敢進一步地整理小租權以廢除租佃關係，依然必須透過台灣
本島人小租權地主「協力者」向佃耕農民收取田租，然後再由小租權地主向殖
民政府繳納田賦等稅賦，日本殖民者維持此種以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為中介
的間接統治，其根本原因除了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仍然保持許多舊領主與
地主的租佃關係之外，便是因為日本在台灣乃異民族殖民統治者政權，若進一
步廢除小租權地主則人數極少的日本殖民者勢必必須與人數龐大的小自耕農直
接接觸與收取稅賦而難免產生摩擦衝突，日本殖民者自覺在台灣為異民族殖民
統治者的心態使其寧可維持透過小租權地主收取田賦的間接統治手段，也不願
意冒著引發台灣本島人集體反抗的風險去整理小租權以獲取更大份額的台灣農
業生產剩餘。
國府1949年起檢討國共內戰中軍事與民政失策而在台灣推動的「三七五減
租」與「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一則並未產生眾多的外省籍新地主即
「外省籍田僑仔」，二則土地改革的結果進一步整理了小租權，從而使得統治
者必須直接向眾多的小自耕農收取各種土地稅，顯示國府治台並未有自覺為人
口少數的異民族殖民者心態，因而才敢於整理小租權然後直接面對人數龐大的
小自耕農收取稅賦，除了總結國共內戰時因為中共推動土地改革而使國府在短
短四年內軍政經全面崩潰的慘痛經驗，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使國府有較充裕
的財源以維持政府有效運作並推動各項經濟建設。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採取將大量土地劃歸日本殖民者所有，國府
播遷來台後並未將大量土地劃歸隨國府遷台的外省籍軍民，更未如日本殖民者
採取甘蔗專屬採取區並壓低與甘蔗競爭的稻米之價格來使限制農民的農地生產
利用方式；有別於日本殖民者基於少數殖民者無力對抗多數被殖民者的異民族
殖民者心態而必須依賴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的中介來收取土地稅賦，但國府
並未有自覺為異民族殖民者的心態，因而敢於進一步整理小租權，土地改革的
結果使得實際從事耕作的農民可以得到更多應得的生產利益，也使政府能夠透
過各種土地稅賦獲取更大份額的農業生產剩餘。
因此，就土地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四、語言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早期以台灣本島人民不會講證明具有皇民資格的日語做為
正當化其差別待遇的藉口，乃至皇民化時期為了方便軍事動員更進一步地推動
所謂的國語運動，且是以日本本國人民熟悉但殖民地人民並不熟悉的日語來取
代與日語文化淵源不深的台方言，且在國語教育的學校與學制方面依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所屬族群界線為區隔建立了截然不同而極難跨越的學校與學制鴻溝，
而在國語教材方面，根據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
、近代化與認同》一書的考據與論述，比起其提供在台日本人小學生的教材內
容，給本島人小學生的教材內容在皇民化時期更加趨於空洞化，大幅刪除原本
就已不多的現代化知識如數學等的教育卻大幅增加缺乏知識性的「修身」等科
目與著重於強調僵化的皇民愚忠思想。此外，日本殖民者透過國語家庭認證的
手段將日語使用與教育機會和工作機會的取得高度結合，甚至與戰爭動員時期
的米糧等物資配給結合。可見日本殖民者乃是以語言做為對台灣人民歧視性差
別待遇的藉口。
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乃是當時全中國範圍內各地均放棄方言改用改自
北京話的國語運動，即使是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母語是浙江方言寧波話也同樣
必須放棄母語改用國語，而國府治台後國語運動雷厲風行甚至採取禁絕方言的
強硬手段，使得部份本省籍民眾尤其是向為台灣語言與人口多數主流的閩南籍
民眾產生母語被禁絕的不平感受，惟外省族群來自各有不同的方言系統的中國
各省，國府推動的國語運動與禁絕方言同樣使得外省族群民眾失去其母語，而
以注音符號的使用為例，國府大陸時期已為國府軍官的郝柏村便曾自承，由於
國府大陸時期經費拮据且兵馬倥傯，並未有機會確實推動國語運動與注音符號
教學，郝先生雖為當時教育機會稍佳的陸軍官校生但也沒有學習注音符號因而
其國語發音有著濃厚的鄉音，此外，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在各族群學童
之間使用的教材課程內容完全相同，而各族群學童也是依其居住地學籍入學而
有著高度的共同受教育與接觸互動機會，並未存在以族群界線區隔國語教育的
教材與學校等的歧視性政策。由此可見，不論就國語的學習以及母語的喪失來
看，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並未在各族群間產生異民族。事實上，孫文革命
時便提出中國是一盤散沙才會受到列強欺凌，而使這盤散沙產生團結一致的重
要手段便是透過國語運動使各地人民能夠彼此溝通而產生共同體的團結意識，
因此，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有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脈絡，而非為殖民者強
勢語言取代被殖民者語言的歧視性殖民政策。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的國語運動乃以日本國內行之有年的日語來
取代殖民地台灣與日語缺乏歷史與文化淵源的本地方言，且在國語教材與學校
方面刻意地維持了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族群屬性為界線的幾不可跨越區隔，
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則是以國語和注音符號同時取代了統治者所屬外省族
群原有的各省方言以及被統治者所屬閩客原族群的各種方言，並未有以統治者
已極熟悉的強勢語言取代被統治者語言的現象，而在國語教材與學校方面，日
本殖民者的國語運動乃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屬族群為界線區隔學生不同的教
材、學制與學校，而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則是依學生居住地學籍入學，採
用完全相同的國語教材與教學方式，而在學校方面也是各族群採取一致的學制
以及往往同校同班的混合學校教育，並未有以族群為界線的差別待遇。
因此，就語言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五、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沿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族群界線
建立了截然不同而難於跨越的學制與學校差別待遇。日本治台初期，在台日人
的教育乃直接依據日本國內法令辦理，台灣本島人的教育則依據總督府頒布的
學校官制、學校規則與學校令辦理，主要以學習國語（日語）為主而缺乏完整
的學制系統。1898年總督府始頒布《台灣公學校令》開始台灣的小學教育，但
學制僅為四年制而非日本文部省明訂的小學六年制，使得台灣本島人接受公學
校小學教育後取得的學歷文憑實際上並不可能合法地到日本國內進一步接受中
學教育。1915年台灣本島人仕紳林獻堂等人發起籌設台中一中，但總督府僅允
許其學制為四年制而非日本文部省明訂的中學五年制，使得台灣本島人接受台
中一中的中學教育後取得的學歷文憑實際上並不可能進一步到日本國內接受大
學教育。1919年日本總督府頒布第一次《台灣教育令》，公學校小學教育改制
為六年並增加日本歷史與工藝等思想教育與技術教育課程，中學改稱高等普通
學校但學制仍維持與日本國內不同步的四年制，並於高等普通學校加設一年制
的師範科，但在台日人的教育仍然依照日本國內法令辦理，形成台灣本島人教
育程度低於在台日人的無法跨越鴻溝。1922年總督府頒布第二次《台灣教育
令》，名義上改採一視同仁「內台共學」的內地延長主義，但實際上教學課程
仍然依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界線而區隔了難易與內容教育價值差別極大的
一二三號表，所謂內台共學實際上使得在台日人得以使用原本保留給台籍學生
的公學校與高等普通學校，但截至1936年原屬日人就讀的小學校仍只有5%的
台籍學生。而在高等教育方面，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儘管使30%的高等
普通學校學生得以就近在台接受大學教育，但由於高等普通學校原本就以日籍
學生為主，因而就讀台北帝大的學生實際上仍以日籍學生為主，甚至即使招生
不足額也不願開放名額給台灣本島人學生就讀，台灣本島人學生若欲接受大學
教育則往往必須前日本國內留學，但能夠遠赴日本國內留學者勢必要有充裕的
家庭經濟支援才有可能，對於台灣本島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了難以跨越的經濟
障礙。簡言之，因為擔心高等教育一如受英國教育的甘地等殖民地領袖一樣激
發台灣本島人的民族意識與反抗意識而難以統治，故而採取千方百計壓制台灣
本島人教育機會的教育政策，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
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則不論在學制、教材或者學校方面均採取各族群一致
的教育政策，各族群學生均依其居住地學籍入學並往往有同校同班的混合教育
，課程教材則統一採取國立編譯館版的教科書而未有所差別，而1968年起實施
九年義務教育後，高中職以及大學大專院校的入學考試均採取統一的考試科目
與入學標準。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並未建立任何依族群界線區隔的
差別待遇。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政策想方設法地維持以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族群屬性為界線的差別待遇，目的在於維持日本殖民者教育
程度高於台灣本島人的差別待遇並防範台灣本島人因接受高等教育而產生民族
意識與反抗意識，具有強烈的異民族殖民者性格，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則並未
有任何依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可見其並未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與心態。
因此，就教育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六、政治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的政治政策不論地方自治政策或者任用台籍文官方面均顯
示了依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1920年林獻堂等人發起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本總督田健治郎警告林獻堂與蔡培火等人總督
府絕不容許自治主義，隨後於1921年改組原本全由日籍高官出任的總督府評議
會並納入台灣本島人中有學識經驗者九人，但在另有總督府日籍官員七人與在
台日人九人的總督府評議會中九名台灣本島人評議員的影響有限，何況總督府
評議會儘為不具法律議決權的諮詢機構且得由總督府隨時解任。同年總督府也
設立僅具諮詢性質的州市街庄協議會，協議員由總督與州知事任命，1934年起
改為半民選半官派並於隔年起改州市協議會為議決機關，但民選席次的選民資
格限制必須年繳稅金五日圓以上者方具有選舉權，因而雖然台灣本島人人口以
懸殊比例多於在台日人人口，但台灣本島人四百多萬人口中僅有兩萬八千多人
為合格選民，民選席次中台灣本島人僅占49%而在台日人占51%，而此時協議會
仍缺乏對地方行政官員提出罷免案與不信任案的權力，總督並得解散協議會或
命令停會，甚至各級地方首長也可以命令協議會停會。而在任用台灣本島人文
官方面，儘管1920年總督府頒布了《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但直到1945年8
月15日戰爭結束，台籍文官被重用者僅有受任為屬於低階文官的總督府屬劉明
朝與受任為日本大藏省專賣局課長級官員的朱昭陽，但台籍文官不論在日本國
內或者殖民地台灣均受到刻意的差別待遇與打壓。由此可見，日本殖民者在殖
民地台灣的政治政策具有高度的異民族殖民性格，因而不斷地透過差別待遇來
打壓台灣本島人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藉以在表面上高喊一視同仁的同化主
義口號之下，實際上嚴格地防範台灣本島人透過地方自治與出任文官而培養出
足以自行建立統治體系的本島人政治菁英與高階文官。
國府治台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等政治政策上，雖然為了維持反攻大陸的
法統以免動搖軍心士氣而凍結中央層級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但在地方自治層
級則同時由縣市參議會間接選舉出省參議員，1951年調整台灣省縣市行政區域
並同時以直接民選的普選方式改選縣市首長與縣市議員，並由縣市議員間接選
舉省議會議員，自1959年起則省議員也改為全部由直接民選的普選方式選出，
不論縣市首長、縣市議員或者省議員，選民資格不再有納稅額等限制因而並無
刻意使人口居於少數的外省族群擁有高於人口比例的選舉權的差別待遇現象，
而各級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當選者中乃以本省籍者居多數，因而得以培養本省
籍的政治菁英並逐漸累積其統治經驗與能力，及至蔣經國時代採取「催台青」
政策則使得本省籍政治菁英得以擔任中央層級政務官等職位而得以進一步累積
擴大其政治歷練。而在文官任用方面，國府播遷早期雖然各級軍公教等文官均
以隨國府渡台的外省籍菁英為主，但隨著本省籍菁英的教育程度因為國府公平
的教育政策而日益提升，各級文官中本省籍的比例也逐年增加，而出任各級行
政單位主管的本省籍菁英也不斷地增加，以警察單位為例，早年各縣市警察局
長與分局長大多為外省籍警官擔任但很快地便逐漸改由本省籍警官升任。由此
可見，國府治台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等政治政策並未有以族群界線區隔的差
別待遇，國府治台的政治政策並未有殖民者心態。
因此，就政治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七、人口政策
日本殖民者對於內台通婚基本上採取防範的態度，其目的無非是維持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族群界線不致因內台通婚而產生被跨越與模糊化的現象，
1920年以前內台通婚的婚姻一律無效而其子女均為私生子，1920年的行政規則
則僅允許登記但內台婚姻中的台灣本島人則仍然不得轉籍日本而取得日本戶籍
。此外，日本殖民者為了打入原住民社會以期能加強控制與穩定原住民地區情
勢而能牢牢地掌握與開發台灣山地富源，更鼓勵日本山地警察與當地原住民女
子結為內緣妻，但由於日本山地警察往往已另有日本妻子，其與原住民內緣妻
之間經常僅有同居之實而缺乏法律上的婚姻關係，因而日本山地警察往往在調
任他地時便拋棄其原住民內緣妻。由此可見，日本殖民者治台的人口與通婚政
策具有強烈的異民族殖民者性格，一方面防範台灣本島人透過通婚而混淆族群
界線而使得原本的異民族殖民與利益剝削體制出現縫隙，另方面則利用日本山
地警察與原住民內緣妻的關係來強化對山地原住民地區的控制以便利其開發剝
削山地富源。
國府治台的人口與通婚政策基本上受限於隨國府播遷軍民尤其是軍人之中
男性遠多於女性且有為數眾多的未婚男性，為了防止二二八事件後已存在的省
籍情結以及本省族群對於外省族群的不信任情緒因為隨國府渡台未婚軍人大量
與本省籍女性結婚而再度激化，國府於1952年頒布《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
姻條例》，其中，第七條第四款明訂未滿三十八歲的陸海空軍軍人不準結婚，
但女性則不在此限，第八條則明訂陸海空軍士兵現役在營者不準結婚，違反該
條例而訂婚或結婚者其訂婚或結婚無效，國府當時雖以軍人必須隨時準備動員
反攻大陸為名義而制訂該條例，但若單純為了準備反攻大陸則並應該女性軍人
之婚姻亦應受到相同限制才是，可見國府制訂該條例的真正目的應該在於防止
大批未婚渡台軍人與本省籍女性通婚激化省籍情結。而同樣為了處理隨國府渡
台軍人尤其是其中未婚軍人退伍後的就業就養問題以免變生肘腋，國府亦於
1954年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將依然身強體壯的退伍軍人勞動力
投入山地農場與中橫公路和十大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由此可見，國府治
台的人口與通婚政策基本上刻意地避免因通婚而激化省籍情結，而對於族群間
通婚則並未採取任何的限制性政策，亦即並未意圖防止因為族群間通婚而模糊
族群界線，可見其並無異民族殖民者心態因而並未試圖維持族群間的血統界線
不可跨越。
因此，就人口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八、戶籍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採取差別性的戶籍政策。1905年總督府頒布戶口規則，
不同於日本國內依戶籍法辦理戶籍登記，台灣本島人僅有戶口而無戶籍且不
得移轉本籍於日本，台灣本島人之戶口乃由警察管理以防範人口流動問題，
總督府直到1932年律令第2號才提出「有關本島人戶籍之要件」，惟直至日
本戰敗，由於日本殖民者對於「內台融合」有所疑慮，戶籍法從未施行於台
灣。台灣自1896年開始進行人口調查，1903年總督府則頒布戶籍調查令，
此後每五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但有別於日本政府在日本國內進行的人口統
計，儘管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本島人進行
調查統計的內容與對日本國內人民進行調查統計的內容大不相同，例如，日
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民休閒生活的狀態，而在日本國內做
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此外，儘管
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
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
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演講言詞、演
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到場聽講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由此
可見，日本殖民者治台的戶籍政策乃是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界線區隔
的差別待遇，日本殖民者針對台灣本島人的戶籍政策與人口調查乃是以便利
殖民者搾取殖民地台灣的經濟利益為其核心目標的政策，具有無可置疑的異
民族殖民者性格。
國府大陸時期因為經費與中央政府控制力未能滲透基層社會而未有完整
的戶籍政策，國府治台戶籍政策多有沿用日本殖民者治台之戶籍政策者，然
而與日本殖民者不同的是，國府戶籍政策乃是各族群均受到同一的戶籍制度
規範，甚至於在1949年年底國府播遷初期，外省籍民眾在戶籍與身分證方面
受到比本省籍民眾更嚴格的管制，為了防範中共地下黨人隨外省籍軍民渡台
潛伏，外省籍民眾不但換發身分證時需要有保證書等嚴格條件限制，甚至外
省籍民眾若無身分證而受到官、憲、軍、警盤問便可能被迫入伍服兵役成為
補充兵員；戒嚴時期為了管制流動人口以貫徹反共防共政治偵防目的，民眾
到戶籍地以外的地方就學就業必須向當地警察單位報備流動人口以列管，此
一管制規定今日看來並無必要且有擾民的可能，但在當時則是各族群民眾均
必須一致遵守而無差別特遇的管制規定。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戶籍政策並
未存在依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
因此，就戶籍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九、結論
本研究乃以無可置疑地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的日本殖民統治做為異民
族殖民統治政策的模型，抽繹日本殖民統治者各項重大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
殖民統治性格特徵，再運用此一異民族殖民統治模型來檢驗國府治台各項重
大政策是否也具有相同的異民族殖民統治性格特徵。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府
治台各項重大政策均未存在以族群界線為區隔的差別待遇，也並未存在試圖
維持不可跨越的族群界線的歧視性政策，本研究因此認為，國府治台並未具
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毋寧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
研究者認為，透過抽繹日本殖民統治者各項重大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殖
民統治性格特徵，再以逆否命題的方式來驗證國府治台政策究竟是異民族殖
民者性格抑或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亦即透過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研究抽
繹出「若是殖民者，則其甲政策中將具有乙特徵」，再以其逆否命題「若其
甲政策中並未具有乙特徵，則不是殖民者」來檢驗國府究竟是異民族殖民者
性格抑或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有其釐清戰後台灣史重要歷史問題的關鍵性
意義，而由於國府戰後接收政策失誤加上當時國共內戰的慘烈背景而在台灣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時代悲劇以及國府播遷來台初期反共恐共白色恐怖所造成
的歷史傷痕，對於國府統治性格屬性的定性也就格外重要，不只是對於國府
治台歷史的歷史論述與史觀建構有其重要性，更對於當代台灣的族群關係的
良性互動發展有其重要意義。
本研究認為，運用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殖民統治性格特徵來
檢驗國府治台各項政策可以發現，國府治台政策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統治性
格，國府治台並未依族群界線建立不可跨越的政策性差別待遇，部份台灣史
論者所提出的國府治台乃「二次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論點並不符合史
實。
後記
所謂「要檢驗一個人，必先檢驗其歷史」，其實，不論對於國人或者政
權而言，歷史論述與史觀建構均極為重要，惟有透過史實爬梳與史觀建構來
對重要歷史問題與相關人事物進行定性，然後才能為與這些重要歷史問題密
切相關的當代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論述觀點進行定調，而在此一歷史論述與史
觀建構所形塑的社會政治觀點的基調確定後，才能夠針對與其密切相關的當
代社會與政治問題提出一系列具有完整史觀建構與社會政治論述支撐的政策
主張。因此，中國歷代均透過整理本朝早年歷史以及編纂前朝史等過往歷朝
歷史來形塑其史觀建構與統治政策觀點，1942年中共發動延安整風時為了對
黨內國際派勢力進行整黨整風，便強調要檢討1928年以降中共黨史以確認王
明等國際人物所採行路線乃是一貫錯誤，而近年為了強化中國歷代對於東北
等滿蒙地區統治的歷史淵源與正當性也展開對於包括渤海國與金朝等滿蒙地
區史實重爬梳與史觀再論述的歷史工程「東北工程」。可以說，爬梳史實與
建構史觀不只是歷史研究，尚且對於當代社會與政治政策的形塑發揮著強大
而積極的指導作用。
1949年年底國府播遷以來，族群關係向為台灣社會與政治的重大課題。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千方百計打壓台灣本島人的教育程度──尤其是取得高
等教育的機會──並且極力防範台灣本島人菁英取得政治與文官歷練，加上跟
隨國府渡台人員本以屬於國府國家統治機器成員的軍公教為主且經過一定程
度的篩選，國府播遷早期台灣國家統治機器成員與政治權力高層均以外省籍
人士為主，隨後才隨著各族群民眾教育程度的提升、省縣地方自治開放直接
民選普選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催台青」政策而不斷地逐步提升台灣本省籍政
治與文官菁英的行政經驗與政治歷練，部份本省籍菁英看到國家統治機器中
外省籍菁英比例較高，又因為戒嚴時期諱莫如深的政治禁忌而無法得知自日
本殖民統治到國府播遷台灣之間台灣與中國複雜的歷史脈絡，更無法得知國
府國家權力高層就各項重要政策如土地改革政策進行決策思考時的決策脈絡
，於是在推動民主運動以追求政治自由以及政治社會地位平等時，便以外省
籍權力高層以及統治機器成員乃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是殖民者為攻擊對象，希
望激起其他本省籍民眾的團結以利推動社會運動與民主改革。
然而，這樣子的論述方式不論就史實史觀、社會現實抑或追求政治社會
平等的理念而言，均有其問題存在：就史實與史觀而言，本研究透過比較研
究定性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就社會現實而言，大陸情勢自
1949年年底後便已不可逆轉，不論將來兩岸關係在美中競合與東亞戰略格局
變化的過程中最終達成何種形式的政治安排，可以確定的是，外省族群是不
可能返回已經離開數代的大陸地區定居了，因而若將國府與外省族群定性為
異民族殖民者，則勢必造成外省族群的極度不安以及台灣社會各族群間的高
度對立紛擾，因此，除非有極為明確的史實證據，不宜冒然將國府治台定性
為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在追求政治社會平等的理念方面，一般而言，
社會內族群關係緊張時，少數族群由於具有不安全感與恐懼本就相較於多數
族群更容易產生強烈的團結意識，更何況，台灣的外省族群具有極接近當代
的集體離散與播遷歷史記憶，而這個集體離散與播遷的歷史記憶復又與領導
外省族群集體遷徙從而逃過中共建政後對國府遺民與地主的清算鬥爭的國府
中央系統最高領袖蔣中正緊密連結，任何一個族群的族群情結激化勢必產生
對造族群的族群情結相應激化的反作用力，但在少數族群較容易因不安全感
與恐懼而高度團結的情況下，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任何可能激化族群
情結的言行，現實上唯一可能產生的效應就是使得出身少數族群的政治領導
人得以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地掌握少數族群關鍵少數的支持，再以此為基礎團
結各族群與各階級支持群體，甚至可以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言行不當
激化族群情結為說服來向多數族群內部對於社會分裂對立的政治經濟後果有
所顧慮群眾爭取支持，可以說，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任何可能激化族
群情結的言行的結果往往只是適得其反地妨礙了對於政治與社會平等理念的
追求。
因此，筆者私以為，本研究既已透過爬梳史實的比較研究定性國府治台
各項重大政策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是有如唐代關隴統治集團或者
東晉時南渡僑姓統治集團的同民族統治者性格，而事實上國府也從未試圖透
過任何政策作為以維持外省族群與閩客原本省族群間不可跨越混淆的族群血
緣界線，則各族群間並未存在與階級界線高度重合且僵固不可跨越的族群界
線，同民族的各族群之間或許因歷史因素而存在著部份具有較多特權的族群
，但既然同為漢民族文化淵源且包括經濟與教育等政策均未存在以族群界線
區隔的差別待遇，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與血
緣融合乃是時間的問題，並不需要也不應該採取在台灣內部現實上可能激化
族群對立情結的「二次殖民」史觀或者採取在國際現實上可能破壞東亞區域
和平穩定而引來華府與北京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的激進台獨論述。
相反地，為了實現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
與血緣融合的理念，應該透過對於不合理的社會現狀與政府政策提出批判與
提供相對的改革方案，便可以透過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間的理性對話來形
塑改革共識，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使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均能夠不帶原
罪地成為共識形塑的推動者與參與者並避免有可能以特定族群或階級為被改
革者而使其有受到清算鬥爭的恐懼與不安全感，也就可以在透過理性優質的
民主程度形成共識後循序漸進地推動社會改革工作，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
同時也同時促進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與血緣
融合，打造台灣成為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社會，一個讓各
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都能不再失根而能夠感受到安全感與歸屬感的故鄉。
1895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者刻意地透過貿易政策等
手段有意識地將台灣與中國隔絕，戰後短短四年間，兩岸歷史連結紐帶旋又因
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全面失敗播遷來台以及東亞冷戰而再度切斷，直到台灣解除
戒嚴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兩岸間的聯絡才又恢復，兩岸近百年的隔閡使得
台灣人民難於理解中國近現史的複雜脈絡。
於是，當台灣人民對於戰後初期國府的接收政策以及國府遷台後的諸多政
策產生質疑，便開始將國府的統治政策與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政策做比較，甚至
有論者提出國府治台乃是「二度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觀點，但如此觀點
引發了關於戰後省籍情結的爭議，甚至也引發具有不同歷史記憶的台灣各族群
的「中國結」與「日本結」的複雜爭議糾葛。
日本統治台灣具有殖民性與現代性雙重性格，但其治台政策具有濃厚的異
民族殖民者性格則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本研究因而希望透過爬梳日本殖民者經
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等各項治台政策之中的殖民者性格，並藉此檢驗國府治
台政策是否也具有異民族外來政權殖民者性格與心態，抑或是同民族政權統治
者性格。
二、統治者性格與殖民者性格
異民族殖民者會透過各種關係與手段讓其親近集團得到高位，但同民族統
治者也會，兩者均有權力上下隸屬的統治關係，但二者終究有所不同，否則，
東晉時南渡的僑姓是否也是對江南吳姓進行殖民統治？唐代的關隴統治者集團
莫非也是對全中國進行殖民統治？又或者，台南人陳水扁曾擔任台北市長是台
南人對台北市進行殖民統治？因此，儘管同樣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隸屬
關係，但仍有必要區別其各項政策背後的決策心態是統治者心態抑或殖民者心
態。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化資本主義造成的高度
階級不平等，殖民國統治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與商品、資本投資市場
，也為了讓在本國被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主
張征韓論的正是薩摩藩閥武士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
物料等生活物資，使其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免興起反抗念頭。
因此，殖民者基於殖民主義的目的，永遠不可能對被殖民者一視同仁，而
當被殖民者反抗時，殖民者永遠可以透過殖民母國內部的民族性軍事動員加以
鎮壓（優越的殖民者民族對不服從的被殖民者民族的鎮壓）。相反地，同民族
統治者為正當化其在人民之間的存在，即使初始有權力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
但同民族的統治者畢竟缺乏可以進行民族主義軍事動員以對被統治者進行鎮壓
的民族大後方，故終究必須逐漸讓被統治者進入權力體制，以才能證立其統治
正當性，也才能維持其統治穩定性。
三、經濟政策
（一）公司與特許利益
公司乃是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累積資本的利器，但日本明令台灣本島人
不得成立純本島人的會社（公司），而本島人出資者如華南銀行等，實際的經
營者總經理是日本人，連一般社員（公司行員）也九成是日本人，此外包括食
鹽、菸草與樟腦等專賣利權則往往給予協助日本殖民統治的協力者仕紳，例如
給予協助日軍進入台北城的鹿港辜家樟腦、鹽、台中菸草甚至鴉片等各項專賣
利權。
國府治台則允許本省人成立包括台塑等由本省籍人士直接經營管理的公司
，當然還是有不少有對本省籍地方勢力給予特許利益攏絡的成分在，但基本上
並沒有刻意讓一切產業受制於外省人的情況。此外，儘管仍有部份較小型企業
如地方性客運和地方性銀行與國府政權合作以確保其利益，但在菸酒等公賣利
權方面則收歸國營。
（二）工業化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後期，日本殖民者對殖民地台灣的產業政策配合戰爭動
員時期的軍事需求而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轉向工業化，但不同於日本國
內以絲織品等民生必需品製造業開始穩健發展的比較接近英國與德國等西方資
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正常工業化發展歷程，殖民地工業發展的模式乃是跳過紡織
等民生必需品製造業，採取直接發當時美其名為「國策工業」的化工、金屬、
機械等軍需工業的扭曲的工業化發展歷程，其目的，無非是貫徹日本總督小林
躋造明言的將台灣「南進基地化」以協助殖民者進行對外擴張掠奪戰爭的殖民
統治目標，而非真的有意透過工業化來建設台灣或者增加台灣人民就業機會。
國府治台的工業化政策則呈現與英國和德國等先進工業化國家較一致而較
合理的工業化進程。根據布勞岱爾等學者的研究，英國的工業化起源於為節省
外匯而以機械化的紡織製程仿冒華麗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隨後才運用紡織
工業等累積的資本進一步投資發展鋼鐵等重工業，國府治台的各階段工業化政
策中，1953年起的進口替代政策一方面扶助農業發展以便「以農業發展工業」
，另方面則發展紡織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以增加就業機會，緊接著60年代的出
口擴張政策則配合美日等國輸出勞動密集產業的趨勢而在高雄等地設立加工出
口區以發展電器與塑膠等加工製造工業，而到了70年代則透過十大建設等大規
模公共投資來發展鋼鐵與石化等重工業，到了80年代則更進一步發展高附加價
值的資訊電子工業。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工業化發展乃是依循英德等先進工
業國家正常的工業發展進程，從有助於促進就業與滿足民生必需品需求的紡織
業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開始再逐步轉向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工業，並不存在一
切以殖民者軍事需求為依歸的扭曲發展模式。
（三）日本與國府治台經濟政治比較綜論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採取的歧視性殖民性經濟政策乃
刻意地在日本殖民者與台灣被殖民者之間維持不可跨越的鴻溝，藉以維持日本
殖民者對台灣經濟利益的獨占，而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的工業化進程也並未以促
進台灣人民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為其目的而僅是為日本殖民者的軍事需求服務
，國府治台經濟政策並未具有以族群為界線採取歧視性待遇與利益獨占的殖民
者性格，而國府治台的工業化進程也是依循英德等先進工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
歷程，從有助於增加就業機會與民生需求的紡織等輕工業開始再循序漸進地發
展重工業與高附加價值工業，並未有一味只為配合殖民者需求的扭曲工業化進
程。
因此，就經濟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土地政策
日本人透過土地調查把15%土地直接納入日本人所擁有， 1925年整理行政
之時一次發給的所謂濫墾地便高達四千七百甲，使得日本殖民者不只是統治者
，而且還取得了地主領主的地位。而為了便利大多由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製糖
業者取得廉價原料甘蔗，日本殖民者並透過總督府的法規將台灣土地劃分為各
糖業株式會社的專屬採收區並限制蔗農不得越區出售其種植之甘蔗，此外並將
大量土地直接撥給日本資本控制的糖業株式會社使用，復又因日本國內稻農的
壓而力由總督府以米穀統制政策壓低台灣米收購價格，從而迫使台灣農民無法
利用「米糖相剋」來擴大蓬萊米生產以增加多由台灣本島人資本掌握的蓬萊米
獲利，並因此必須無奈地「種甘蔗給會社秤」，其目的無非在於扶植向為近代
殖民地經濟體制象徵與非洲奴隸買賣萬惡淵藪的殖民地熱帶蔗糖業。此外，儘
管日本殖民者抵台之初便積極地透過發行公債以整理大租權期使「一業一主」
以簡化土地所有權關係，儘管進一步廢除小租權將有助於使日本殖民者從殖民
地台灣的農業生產剩餘中獲取更高比例的土地稅收，但日本殖民者在整理台灣
大租權之後依然不敢進一步地整理小租權以廢除租佃關係，依然必須透過台灣
本島人小租權地主「協力者」向佃耕農民收取田租，然後再由小租權地主向殖
民政府繳納田賦等稅賦，日本殖民者維持此種以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為中介
的間接統治，其根本原因除了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仍然保持許多舊領主與
地主的租佃關係之外，便是因為日本在台灣乃異民族殖民統治者政權，若進一
步廢除小租權地主則人數極少的日本殖民者勢必必須與人數龐大的小自耕農直
接接觸與收取稅賦而難免產生摩擦衝突，日本殖民者自覺在台灣為異民族殖民
統治者的心態使其寧可維持透過小租權地主收取田賦的間接統治手段，也不願
意冒著引發台灣本島人集體反抗的風險去整理小租權以獲取更大份額的台灣農
業生產剩餘。
國府1949年起檢討國共內戰中軍事與民政失策而在台灣推動的「三七五減
租」與「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一則並未產生眾多的外省籍新地主即
「外省籍田僑仔」，二則土地改革的結果進一步整理了小租權，從而使得統治
者必須直接向眾多的小自耕農收取各種土地稅，顯示國府治台並未有自覺為人
口少數的異民族殖民者心態，因而才敢於整理小租權然後直接面對人數龐大的
小自耕農收取稅賦，除了總結國共內戰時因為中共推動土地改革而使國府在短
短四年內軍政經全面崩潰的慘痛經驗，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使國府有較充裕
的財源以維持政府有效運作並推動各項經濟建設。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採取將大量土地劃歸日本殖民者所有，國府
播遷來台後並未將大量土地劃歸隨國府遷台的外省籍軍民，更未如日本殖民者
採取甘蔗專屬採取區並壓低與甘蔗競爭的稻米之價格來使限制農民的農地生產
利用方式；有別於日本殖民者基於少數殖民者無力對抗多數被殖民者的異民族
殖民者心態而必須依賴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的中介來收取土地稅賦，但國府
並未有自覺為異民族殖民者的心態，因而敢於進一步整理小租權，土地改革的
結果使得實際從事耕作的農民可以得到更多應得的生產利益，也使政府能夠透
過各種土地稅賦獲取更大份額的農業生產剩餘。
因此，就土地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四、語言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早期以台灣本島人民不會講證明具有皇民資格的日語做為
正當化其差別待遇的藉口，乃至皇民化時期為了方便軍事動員更進一步地推動
所謂的國語運動，且是以日本本國人民熟悉但殖民地人民並不熟悉的日語來取
代與日語文化淵源不深的台方言，且在國語教育的學校與學制方面依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所屬族群界線為區隔建立了截然不同而極難跨越的學校與學制鴻溝，
而在國語教材方面，根據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
、近代化與認同》一書的考據與論述，比起其提供在台日本人小學生的教材內
容，給本島人小學生的教材內容在皇民化時期更加趨於空洞化，大幅刪除原本
就已不多的現代化知識如數學等的教育卻大幅增加缺乏知識性的「修身」等科
目與著重於強調僵化的皇民愚忠思想。此外，日本殖民者透過國語家庭認證的
手段將日語使用與教育機會和工作機會的取得高度結合，甚至與戰爭動員時期
的米糧等物資配給結合。可見日本殖民者乃是以語言做為對台灣人民歧視性差
別待遇的藉口。
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乃是當時全中國範圍內各地均放棄方言改用改自
北京話的國語運動，即使是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母語是浙江方言寧波話也同樣
必須放棄母語改用國語，而國府治台後國語運動雷厲風行甚至採取禁絕方言的
強硬手段，使得部份本省籍民眾尤其是向為台灣語言與人口多數主流的閩南籍
民眾產生母語被禁絕的不平感受，惟外省族群來自各有不同的方言系統的中國
各省，國府推動的國語運動與禁絕方言同樣使得外省族群民眾失去其母語，而
以注音符號的使用為例，國府大陸時期已為國府軍官的郝柏村便曾自承，由於
國府大陸時期經費拮据且兵馬倥傯，並未有機會確實推動國語運動與注音符號
教學，郝先生雖為當時教育機會稍佳的陸軍官校生但也沒有學習注音符號因而
其國語發音有著濃厚的鄉音，此外，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在各族群學童
之間使用的教材課程內容完全相同，而各族群學童也是依其居住地學籍入學而
有著高度的共同受教育與接觸互動機會，並未存在以族群界線區隔國語教育的
教材與學校等的歧視性政策。由此可見，不論就國語的學習以及母語的喪失來
看，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並未在各族群間產生異民族。事實上，孫文革命
時便提出中國是一盤散沙才會受到列強欺凌，而使這盤散沙產生團結一致的重
要手段便是透過國語運動使各地人民能夠彼此溝通而產生共同體的團結意識，
因此，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有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脈絡，而非為殖民者強
勢語言取代被殖民者語言的歧視性殖民政策。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的國語運動乃以日本國內行之有年的日語來
取代殖民地台灣與日語缺乏歷史與文化淵源的本地方言，且在國語教材與學校
方面刻意地維持了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族群屬性為界線的幾不可跨越區隔，
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則是以國語和注音符號同時取代了統治者所屬外省族
群原有的各省方言以及被統治者所屬閩客原族群的各種方言，並未有以統治者
已極熟悉的強勢語言取代被統治者語言的現象，而在國語教材與學校方面，日
本殖民者的國語運動乃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所屬族群為界線區隔學生不同的教
材、學制與學校，而國府治台推動的國語運動則是依學生居住地學籍入學，採
用完全相同的國語教材與教學方式，而在學校方面也是各族群採取一致的學制
以及往往同校同班的混合學校教育，並未有以族群為界線的差別待遇。
因此，就語言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五、教育政策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沿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族群界線
建立了截然不同而難於跨越的學制與學校差別待遇。日本治台初期，在台日人
的教育乃直接依據日本國內法令辦理，台灣本島人的教育則依據總督府頒布的
學校官制、學校規則與學校令辦理，主要以學習國語（日語）為主而缺乏完整
的學制系統。1898年總督府始頒布《台灣公學校令》開始台灣的小學教育，但
學制僅為四年制而非日本文部省明訂的小學六年制，使得台灣本島人接受公學
校小學教育後取得的學歷文憑實際上並不可能合法地到日本國內進一步接受中
學教育。1915年台灣本島人仕紳林獻堂等人發起籌設台中一中，但總督府僅允
許其學制為四年制而非日本文部省明訂的中學五年制，使得台灣本島人接受台
中一中的中學教育後取得的學歷文憑實際上並不可能進一步到日本國內接受大
學教育。1919年日本總督府頒布第一次《台灣教育令》，公學校小學教育改制
為六年並增加日本歷史與工藝等思想教育與技術教育課程，中學改稱高等普通
學校但學制仍維持與日本國內不同步的四年制，並於高等普通學校加設一年制
的師範科，但在台日人的教育仍然依照日本國內法令辦理，形成台灣本島人教
育程度低於在台日人的無法跨越鴻溝。1922年總督府頒布第二次《台灣教育
令》，名義上改採一視同仁「內台共學」的內地延長主義，但實際上教學課程
仍然依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界線而區隔了難易與內容教育價值差別極大的
一二三號表，所謂內台共學實際上使得在台日人得以使用原本保留給台籍學生
的公學校與高等普通學校，但截至1936年原屬日人就讀的小學校仍只有5%的
台籍學生。而在高等教育方面，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儘管使30%的高等
普通學校學生得以就近在台接受大學教育，但由於高等普通學校原本就以日籍
學生為主，因而就讀台北帝大的學生實際上仍以日籍學生為主，甚至即使招生
不足額也不願開放名額給台灣本島人學生就讀，台灣本島人學生若欲接受大學
教育則往往必須前日本國內留學，但能夠遠赴日本國內留學者勢必要有充裕的
家庭經濟支援才有可能，對於台灣本島人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了難以跨越的經濟
障礙。簡言之，因為擔心高等教育一如受英國教育的甘地等殖民地領袖一樣激
發台灣本島人的民族意識與反抗意識而難以統治，故而採取千方百計壓制台灣
本島人教育機會的教育政策，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
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則不論在學制、教材或者學校方面均採取各族群一致
的教育政策，各族群學生均依其居住地學籍入學並往往有同校同班的混合教育
，課程教材則統一採取國立編譯館版的教科書而未有所差別，而1968年起實施
九年義務教育後，高中職以及大學大專院校的入學考試均採取統一的考試科目
與入學標準。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並未建立任何依族群界線區隔的
差別待遇。
綜上所述，相對於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政策想方設法地維持以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族群屬性為界線的差別待遇，目的在於維持日本殖民者教育
程度高於台灣本島人的差別待遇並防範台灣本島人因接受高等教育而產生民族
意識與反抗意識，具有強烈的異民族殖民者性格，國府治台的教育政策則並未
有任何依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可見其並未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與心態。
因此，就教育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六、政治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的政治政策不論地方自治政策或者任用台籍文官方面均顯
示了依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1920年林獻堂等人發起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本總督田健治郎警告林獻堂與蔡培火等人總督
府絕不容許自治主義，隨後於1921年改組原本全由日籍高官出任的總督府評議
會並納入台灣本島人中有學識經驗者九人，但在另有總督府日籍官員七人與在
台日人九人的總督府評議會中九名台灣本島人評議員的影響有限，何況總督府
評議會儘為不具法律議決權的諮詢機構且得由總督府隨時解任。同年總督府也
設立僅具諮詢性質的州市街庄協議會，協議員由總督與州知事任命，1934年起
改為半民選半官派並於隔年起改州市協議會為議決機關，但民選席次的選民資
格限制必須年繳稅金五日圓以上者方具有選舉權，因而雖然台灣本島人人口以
懸殊比例多於在台日人人口，但台灣本島人四百多萬人口中僅有兩萬八千多人
為合格選民，民選席次中台灣本島人僅占49%而在台日人占51%，而此時協議會
仍缺乏對地方行政官員提出罷免案與不信任案的權力，總督並得解散協議會或
命令停會，甚至各級地方首長也可以命令協議會停會。而在任用台灣本島人文
官方面，儘管1920年總督府頒布了《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但直到1945年8
月15日戰爭結束，台籍文官被重用者僅有受任為屬於低階文官的總督府屬劉明
朝與受任為日本大藏省專賣局課長級官員的朱昭陽，但台籍文官不論在日本國
內或者殖民地台灣均受到刻意的差別待遇與打壓。由此可見，日本殖民者在殖
民地台灣的政治政策具有高度的異民族殖民性格，因而不斷地透過差別待遇來
打壓台灣本島人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藉以在表面上高喊一視同仁的同化主
義口號之下，實際上嚴格地防範台灣本島人透過地方自治與出任文官而培養出
足以自行建立統治體系的本島人政治菁英與高階文官。
國府治台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等政治政策上，雖然為了維持反攻大陸的
法統以免動搖軍心士氣而凍結中央層級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但在地方自治層
級則同時由縣市參議會間接選舉出省參議員，1951年調整台灣省縣市行政區域
並同時以直接民選的普選方式改選縣市首長與縣市議員，並由縣市議員間接選
舉省議會議員，自1959年起則省議員也改為全部由直接民選的普選方式選出，
不論縣市首長、縣市議員或者省議員，選民資格不再有納稅額等限制因而並無
刻意使人口居於少數的外省族群擁有高於人口比例的選舉權的差別待遇現象，
而各級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當選者中乃以本省籍者居多數，因而得以培養本省
籍的政治菁英並逐漸累積其統治經驗與能力，及至蔣經國時代採取「催台青」
政策則使得本省籍政治菁英得以擔任中央層級政務官等職位而得以進一步累積
擴大其政治歷練。而在文官任用方面，國府播遷早期雖然各級軍公教等文官均
以隨國府渡台的外省籍菁英為主，但隨著本省籍菁英的教育程度因為國府公平
的教育政策而日益提升，各級文官中本省籍的比例也逐年增加，而出任各級行
政單位主管的本省籍菁英也不斷地增加，以警察單位為例，早年各縣市警察局
長與分局長大多為外省籍警官擔任但很快地便逐漸改由本省籍警官升任。由此
可見，國府治台的地方自治與文官任用等政治政策並未有以族群界線區隔的差
別待遇，國府治台的政治政策並未有殖民者心態。
因此，就政治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七、人口政策
日本殖民者對於內台通婚基本上採取防範的態度，其目的無非是維持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族群界線不致因內台通婚而產生被跨越與模糊化的現象，
1920年以前內台通婚的婚姻一律無效而其子女均為私生子，1920年的行政規則
則僅允許登記但內台婚姻中的台灣本島人則仍然不得轉籍日本而取得日本戶籍
。此外，日本殖民者為了打入原住民社會以期能加強控制與穩定原住民地區情
勢而能牢牢地掌握與開發台灣山地富源，更鼓勵日本山地警察與當地原住民女
子結為內緣妻，但由於日本山地警察往往已另有日本妻子，其與原住民內緣妻
之間經常僅有同居之實而缺乏法律上的婚姻關係，因而日本山地警察往往在調
任他地時便拋棄其原住民內緣妻。由此可見，日本殖民者治台的人口與通婚政
策具有強烈的異民族殖民者性格，一方面防範台灣本島人透過通婚而混淆族群
界線而使得原本的異民族殖民與利益剝削體制出現縫隙，另方面則利用日本山
地警察與原住民內緣妻的關係來強化對山地原住民地區的控制以便利其開發剝
削山地富源。
國府治台的人口與通婚政策基本上受限於隨國府播遷軍民尤其是軍人之中
男性遠多於女性且有為數眾多的未婚男性，為了防止二二八事件後已存在的省
籍情結以及本省族群對於外省族群的不信任情緒因為隨國府渡台未婚軍人大量
與本省籍女性結婚而再度激化，國府於1952年頒布《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
姻條例》，其中，第七條第四款明訂未滿三十八歲的陸海空軍軍人不準結婚，
但女性則不在此限，第八條則明訂陸海空軍士兵現役在營者不準結婚，違反該
條例而訂婚或結婚者其訂婚或結婚無效，國府當時雖以軍人必須隨時準備動員
反攻大陸為名義而制訂該條例，但若單純為了準備反攻大陸則並應該女性軍人
之婚姻亦應受到相同限制才是，可見國府制訂該條例的真正目的應該在於防止
大批未婚渡台軍人與本省籍女性通婚激化省籍情結。而同樣為了處理隨國府渡
台軍人尤其是其中未婚軍人退伍後的就業就養問題以免變生肘腋，國府亦於
1954年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將依然身強體壯的退伍軍人勞動力
投入山地農場與中橫公路和十大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建設。由此可見，國府治
台的人口與通婚政策基本上刻意地避免因通婚而激化省籍情結，而對於族群間
通婚則並未採取任何的限制性政策，亦即並未意圖防止因為族群間通婚而模糊
族群界線，可見其並無異民族殖民者心態因而並未試圖維持族群間的血統界線
不可跨越。
因此，就人口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八、戶籍政策
日本殖民者治台採取差別性的戶籍政策。1905年總督府頒布戶口規則，
不同於日本國內依戶籍法辦理戶籍登記，台灣本島人僅有戶口而無戶籍且不
得移轉本籍於日本，台灣本島人之戶口乃由警察管理以防範人口流動問題，
總督府直到1932年律令第2號才提出「有關本島人戶籍之要件」，惟直至日
本戰敗，由於日本殖民者對於「內台融合」有所疑慮，戶籍法從未施行於台
灣。台灣自1896年開始進行人口調查，1903年總督府則頒布戶籍調查令，
此後每五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但有別於日本政府在日本國內進行的人口統
計，儘管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但日本殖民者對台灣本島人進行
調查統計的內容與對日本國內人民進行調查統計的內容大不相同，例如，日
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民休閒生活的狀態，而在日本國內做
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此外，儘管
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
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
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演講言詞、演
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到場聽講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由此
可見，日本殖民者治台的戶籍政策乃是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族群界線區隔
的差別待遇，日本殖民者針對台灣本島人的戶籍政策與人口調查乃是以便利
殖民者搾取殖民地台灣的經濟利益為其核心目標的政策，具有無可置疑的異
民族殖民者性格。
國府大陸時期因為經費與中央政府控制力未能滲透基層社會而未有完整
的戶籍政策，國府治台戶籍政策多有沿用日本殖民者治台之戶籍政策者，然
而與日本殖民者不同的是，國府戶籍政策乃是各族群均受到同一的戶籍制度
規範，甚至於在1949年年底國府播遷初期，外省籍民眾在戶籍與身分證方面
受到比本省籍民眾更嚴格的管制，為了防範中共地下黨人隨外省籍軍民渡台
潛伏，外省籍民眾不但換發身分證時需要有保證書等嚴格條件限制，甚至外
省籍民眾若無身分證而受到官、憲、軍、警盤問便可能被迫入伍服兵役成為
補充兵員；戒嚴時期為了管制流動人口以貫徹反共防共政治偵防目的，民眾
到戶籍地以外的地方就學就業必須向當地警察單位報備流動人口以列管，此
一管制規定今日看來並無必要且有擾民的可能，但在當時則是各族群民眾均
必須一致遵守而無差別特遇的管制規定。由此可見，國府治台的戶籍政策並
未存在依族群界線區隔的差別待遇。
因此，就戶籍政策而言，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
九、結論
本研究乃以無可置疑地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的日本殖民統治做為異民
族殖民統治政策的模型，抽繹日本殖民統治者各項重大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
殖民統治性格特徵，再運用此一異民族殖民統治模型來檢驗國府治台各項重
大政策是否也具有相同的異民族殖民統治性格特徵。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府
治台各項重大政策均未存在以族群界線為區隔的差別待遇，也並未存在試圖
維持不可跨越的族群界線的歧視性政策，本研究因此認為，國府治台並未具
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毋寧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
研究者認為，透過抽繹日本殖民統治者各項重大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殖
民統治性格特徵，再以逆否命題的方式來驗證國府治台政策究竟是異民族殖
民者性格抑或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亦即透過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研究抽
繹出「若是殖民者，則其甲政策中將具有乙特徵」，再以其逆否命題「若其
甲政策中並未具有乙特徵，則不是殖民者」來檢驗國府究竟是異民族殖民者
性格抑或是同民族統治者性格，有其釐清戰後台灣史重要歷史問題的關鍵性
意義，而由於國府戰後接收政策失誤加上當時國共內戰的慘烈背景而在台灣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時代悲劇以及國府播遷來台初期反共恐共白色恐怖所造成
的歷史傷痕，對於國府統治性格屬性的定性也就格外重要，不只是對於國府
治台歷史的歷史論述與史觀建構有其重要性，更對於當代台灣的族群關係的
良性互動發展有其重要意義。
本研究認為，運用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中的異民族殖民統治性格特徵來
檢驗國府治台各項政策可以發現，國府治台政策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統治性
格，國府治台並未依族群界線建立不可跨越的政策性差別待遇，部份台灣史
論者所提出的國府治台乃「二次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論點並不符合史
實。
後記
所謂「要檢驗一個人，必先檢驗其歷史」，其實，不論對於國人或者政
權而言，歷史論述與史觀建構均極為重要，惟有透過史實爬梳與史觀建構來
對重要歷史問題與相關人事物進行定性，然後才能為與這些重要歷史問題密
切相關的當代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論述觀點進行定調，而在此一歷史論述與史
觀建構所形塑的社會政治觀點的基調確定後，才能夠針對與其密切相關的當
代社會與政治問題提出一系列具有完整史觀建構與社會政治論述支撐的政策
主張。因此，中國歷代均透過整理本朝早年歷史以及編纂前朝史等過往歷朝
歷史來形塑其史觀建構與統治政策觀點，1942年中共發動延安整風時為了對
黨內國際派勢力進行整黨整風，便強調要檢討1928年以降中共黨史以確認王
明等國際人物所採行路線乃是一貫錯誤，而近年為了強化中國歷代對於東北
等滿蒙地區統治的歷史淵源與正當性也展開對於包括渤海國與金朝等滿蒙地
區史實重爬梳與史觀再論述的歷史工程「東北工程」。可以說，爬梳史實與
建構史觀不只是歷史研究，尚且對於當代社會與政治政策的形塑發揮著強大
而積極的指導作用。
1949年年底國府播遷以來，族群關係向為台灣社會與政治的重大課題。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千方百計打壓台灣本島人的教育程度──尤其是取得高
等教育的機會──並且極力防範台灣本島人菁英取得政治與文官歷練，加上跟
隨國府渡台人員本以屬於國府國家統治機器成員的軍公教為主且經過一定程
度的篩選，國府播遷早期台灣國家統治機器成員與政治權力高層均以外省籍
人士為主，隨後才隨著各族群民眾教育程度的提升、省縣地方自治開放直接
民選普選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催台青」政策而不斷地逐步提升台灣本省籍政
治與文官菁英的行政經驗與政治歷練，部份本省籍菁英看到國家統治機器中
外省籍菁英比例較高，又因為戒嚴時期諱莫如深的政治禁忌而無法得知自日
本殖民統治到國府播遷台灣之間台灣與中國複雜的歷史脈絡，更無法得知國
府國家權力高層就各項重要政策如土地改革政策進行決策思考時的決策脈絡
，於是在推動民主運動以追求政治自由以及政治社會地位平等時，便以外省
籍權力高層以及統治機器成員乃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是殖民者為攻擊對象，希
望激起其他本省籍民眾的團結以利推動社會運動與民主改革。
然而，這樣子的論述方式不論就史實史觀、社會現實抑或追求政治社會
平等的理念而言，均有其問題存在：就史實與史觀而言，本研究透過比較研
究定性國府治台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就社會現實而言，大陸情勢自
1949年年底後便已不可逆轉，不論將來兩岸關係在美中競合與東亞戰略格局
變化的過程中最終達成何種形式的政治安排，可以確定的是，外省族群是不
可能返回已經離開數代的大陸地區定居了，因而若將國府與外省族群定性為
異民族殖民者，則勢必造成外省族群的極度不安以及台灣社會各族群間的高
度對立紛擾，因此，除非有極為明確的史實證據，不宜冒然將國府治台定性
為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在追求政治社會平等的理念方面，一般而言，
社會內族群關係緊張時，少數族群由於具有不安全感與恐懼本就相較於多數
族群更容易產生強烈的團結意識，更何況，台灣的外省族群具有極接近當代
的集體離散與播遷歷史記憶，而這個集體離散與播遷的歷史記憶復又與領導
外省族群集體遷徙從而逃過中共建政後對國府遺民與地主的清算鬥爭的國府
中央系統最高領袖蔣中正緊密連結，任何一個族群的族群情結激化勢必產生
對造族群的族群情結相應激化的反作用力，但在少數族群較容易因不安全感
與恐懼而高度團結的情況下，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任何可能激化族群
情結的言行，現實上唯一可能產生的效應就是使得出身少數族群的政治領導
人得以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地掌握少數族群關鍵少數的支持，再以此為基礎團
結各族群與各階級支持群體，甚至可以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言行不當
激化族群情結為說服來向多數族群內部對於社會分裂對立的政治經濟後果有
所顧慮群眾爭取支持，可以說，多數族群領導人與意見領袖任何可能激化族
群情結的言行的結果往往只是適得其反地妨礙了對於政治與社會平等理念的
追求。
因此，筆者私以為，本研究既已透過爬梳史實的比較研究定性國府治台
各項重大政策並未具有異民族殖民者性格，而是有如唐代關隴統治集團或者
東晉時南渡僑姓統治集團的同民族統治者性格，而事實上國府也從未試圖透
過任何政策作為以維持外省族群與閩客原本省族群間不可跨越混淆的族群血
緣界線，則各族群間並未存在與階級界線高度重合且僵固不可跨越的族群界
線，同民族的各族群之間或許因歷史因素而存在著部份具有較多特權的族群
，但既然同為漢民族文化淵源且包括經濟與教育等政策均未存在以族群界線
區隔的差別待遇，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與血
緣融合乃是時間的問題，並不需要也不應該採取在台灣內部現實上可能激化
族群對立情結的「二次殖民」史觀或者採取在國際現實上可能破壞東亞區域
和平穩定而引來華府與北京壓縮台灣國際空間的激進台獨論述。
相反地，為了實現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
與血緣融合的理念，應該透過對於不合理的社會現狀與政府政策提出批判與
提供相對的改革方案，便可以透過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間的理性對話來形
塑改革共識，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使台灣社會各族群各階級均能夠不帶原
罪地成為共識形塑的推動者與參與者並避免有可能以特定族群或階級為被改
革者而使其有受到清算鬥爭的恐懼與不安全感，也就可以在透過理性優質的
民主程度形成共識後循序漸進地推動社會改革工作，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
同時也同時促進各族群間政治與社會地位的平等以及各族群間的文化與血緣
融合，打造台灣成為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社會，一個讓各
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都能不再失根而能夠感受到安全感與歸屬感的故鄉。
201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殖民者／被殖民者抑或統治者／被統治者？
議論台灣歷史者往往將戰前與戰後的台灣逕為比較，因而認為國府之統治與
日本總督府之統治具有類似的性質，得出了國府為二次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奇怪
結論，並以此結論為基礎建構了省籍情結與外來政權論述的謬論。
異民族殖民者會透過各種關係讓其親近集團得到高位，同民族統治者也會，
兩者雖然均有權力上下隸屬的統治關係，但終究是有所不同的，否則，中國唐代
的關隴統治者集團莫非也是對全中國進行殖民統治？想來不是，這兩者間有它的
差異存在。
一個最關鍵的差別是，殖民者基於殖民主義的目的，永遠不會讓被殖民者有
與平等的可能性，何況被殖民者反抗時，殖民者永遠可以透過殖民母國內部的民
族性軍事動員來鎮壓（優越的殖民者民族對不服從的被殖民者民族的鎮壓），但
是，同民族統治者為正當化其在人民之間的存在，即使剛開始時有權力利益分配
上的不平等之處，但終究必須透過種種方式讓被統治者能夠逐漸進入權力體制之
內，說到底，同民族的統治者並沒有一個可以讓其進行民族性軍事動員再對異民
族進行鎮壓的民族後方大本營，因而終究必須透過人民對其正當性的自願性接受
才能維持長期的統治。
近代殖民主義的起源正是工業化資本主義下的高度階級不平等的結果，殖民
國統治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與商品與資本投資市場，也為了讓在本國被
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征韓論的起源正是薩摩藩
閥武士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物料等生活物資，使勞動
階級透過殖民地所搾取的廉價生活物資也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而不因生活
的困苦而興起反抗念頭，簡單的說，建立殖民地就是要幫在殖民母國被踩在腳下
的勞動階級和政治失意者在異民族的殖民地找個能掠奪資源的舞台好讓他們別在
殖民母國內部反抗鬧事，幫這些在殖民母國被同民族資本家和權貴踩在腳下的可
憐蟲尋找另一群異民族被殖民者給他們踩在腳下好讓他們心理舒坦點覺得他們也
有人可以踩在腳下而緩解殖民母國的人民內部矛盾，既然如此，又怎麼可能有真
的對被殖民者一視同仁的一天呢？總督府在台灣權力之大直如日本帝國法外的獨
立王國，正是因此而來，而所謂的殖民地革命理論便是認為當帝國主義失去這些
殖民地而使得其無法將其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幸轉嫁給被殖民者時，殖民母國中的
勞動階級與政治失意者勢必回過頭來在其本國之內部尋求公平正義的對待。
試圖以此為題開始分析比較一些資料，初步的結果為：日本明令台灣本島人
不得成立純本島人的會社（公司），而本島人出資者如華南銀行等，實際的經營
者總經理是日本人，連一般社員（公司行員）也九成是日本人，但國府准許本省
人成立包括台塑等純粹本省人的公司，當然還是有不少有對本省籍地方勢力給予
特許利益攏絡的成分在，但基本上並沒有刻意讓一切產業受制於外省人的情況。
日本人想盡辦法不讓台灣本島人有參政權，國府雖然為了維持反攻大陸的法統以
免動搖軍心士氣而凍結中央層級選舉，但1951年起包括縣市長和省議會都是開放
選舉而且當選者中本省人居多。日本人透過土地調查把15%土地直接納入日本人
所擁有，國府的土地改革並沒有產生「外省籍田僑仔」。因而，初步的結論是：
日本殖民政府是完完全全的異民族殖民統治者，國府則是比較像是唐代關隴統治
集團的同民族統治者。
日本總督府之統治具有類似的性質，得出了國府為二次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奇怪
結論，並以此結論為基礎建構了省籍情結與外來政權論述的謬論。
異民族殖民者會透過各種關係讓其親近集團得到高位，同民族統治者也會，
兩者雖然均有權力上下隸屬的統治關係，但終究是有所不同的，否則，中國唐代
的關隴統治者集團莫非也是對全中國進行殖民統治？想來不是，這兩者間有它的
差異存在。
一個最關鍵的差別是，殖民者基於殖民主義的目的，永遠不會讓被殖民者有
與平等的可能性，何況被殖民者反抗時，殖民者永遠可以透過殖民母國內部的民
族性軍事動員來鎮壓（優越的殖民者民族對不服從的被殖民者民族的鎮壓），但
是，同民族統治者為正當化其在人民之間的存在，即使剛開始時有權力利益分配
上的不平等之處，但終究必須透過種種方式讓被統治者能夠逐漸進入權力體制之
內，說到底，同民族的統治者並沒有一個可以讓其進行民族性軍事動員再對異民
族進行鎮壓的民族後方大本營，因而終究必須透過人民對其正當性的自願性接受
才能維持長期的統治。
近代殖民主義的起源正是工業化資本主義下的高度階級不平等的結果，殖民
國統治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與商品與資本投資市場，也為了讓在本國被
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征韓論的起源正是薩摩藩
閥武士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物料等生活物資，使勞動
階級透過殖民地所搾取的廉價生活物資也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而不因生活
的困苦而興起反抗念頭，簡單的說，建立殖民地就是要幫在殖民母國被踩在腳下
的勞動階級和政治失意者在異民族的殖民地找個能掠奪資源的舞台好讓他們別在
殖民母國內部反抗鬧事，幫這些在殖民母國被同民族資本家和權貴踩在腳下的可
憐蟲尋找另一群異民族被殖民者給他們踩在腳下好讓他們心理舒坦點覺得他們也
有人可以踩在腳下而緩解殖民母國的人民內部矛盾，既然如此，又怎麼可能有真
的對被殖民者一視同仁的一天呢？總督府在台灣權力之大直如日本帝國法外的獨
立王國，正是因此而來，而所謂的殖民地革命理論便是認為當帝國主義失去這些
殖民地而使得其無法將其社會內部矛盾的不幸轉嫁給被殖民者時，殖民母國中的
勞動階級與政治失意者勢必回過頭來在其本國之內部尋求公平正義的對待。
試圖以此為題開始分析比較一些資料，初步的結果為：日本明令台灣本島人
不得成立純本島人的會社（公司），而本島人出資者如華南銀行等，實際的經營
者總經理是日本人，連一般社員（公司行員）也九成是日本人，但國府准許本省
人成立包括台塑等純粹本省人的公司，當然還是有不少有對本省籍地方勢力給予
特許利益攏絡的成分在，但基本上並沒有刻意讓一切產業受制於外省人的情況。
日本人想盡辦法不讓台灣本島人有參政權，國府雖然為了維持反攻大陸的法統以
免動搖軍心士氣而凍結中央層級選舉，但1951年起包括縣市長和省議會都是開放
選舉而且當選者中本省人居多。日本人透過土地調查把15%土地直接納入日本人
所擁有，國府的土地改革並沒有產生「外省籍田僑仔」。因而，初步的結論是：
日本殖民政府是完完全全的異民族殖民統治者，國府則是比較像是唐代關隴統治
集團的同民族統治者。
爺爺的八二三－－一個口述歷史
八二三之前的人生
我的祖父李嵩榆先生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昭和六年（西元1931年，
民國二十年），念完六年的日治時期小學教育後，考上了學制為兩年的高等科
，但只念了第一年，隨後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殖民地台灣也進入戰爭狀態，
於是學校的功課必須暫停，而必須參與相關的備戰工作。當時草屯一帶有日本
的神風特攻隊機場，於是，李先生六年級時與其他學生們每年必須輪流到公有
地為日本軍耕作一個月以提供軍隊糧食，並要幫忙挖防空壕，為日本軍方工作
時吃午餐都要呼軍事口號，此外，當時李先生位在草屯市街上的店鋪與住家門
前也做了防空壕，日本軍人也會前往視察防空壕是否符合規格，由而於神風特
攻隊的機場所在地，美軍在戰爭後期也不時轟炸機場和橋樑如火車通行的烏溪
鐵吊橋等重要軍事設施，但對於民宅並未有重大的轟炸，少數的例外之一是當
時的南投鳳梨公司被炸彈擊中後付之一炬。李先生回憶，原本他也被徵召訓練
要擔任殖民地日本兵前往南洋作戰，但半年後，光復了，也就沒有去了。
李先生回憶，太平洋戰爭晚期，許多民生物資如豬肉、鹽、鴨蛋、糖果全
都採取配給制。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府來台接收，李先生也轉而就讀台中商業學校，每天
搭車一小時半往返於台中與南投之間。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儘管當時台共謝雪紅等人在台中一帶組
織二七部隊起義，之後謝雪紅等人退入埔里，緊張情勢稍緩後潛赴香港並隨後
轉赴上海。然後，據李先生回憶，二二八時在南投草屯一帶並沒有極緊張的情
勢出現，僅有三名在當時的台中念書的草屯籍女學生因公開參加台共組織而被
處決，一位姓張的張富美女士是李先生的小學同學，一位姓洪，另一位似乎姓
黃（李先生對最後這位較不確定）。
砲戰前夕
八二三砲戰發生於民國四十七年、西元1958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李嵩榆先生原本是南投縣草屯鎮衛生所的職員，而於砲戰爆發前一年的五六
月間接到徵召令入伍受訓，在南投的新兵團受訓並擔任副班長。李先生回憶，
當時他們受命到高雄再受訓一個月，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時從高雄港搭船前往
金門，當時，他們接到消息要上船調往屏東恆春，但到了當天才通知要打電話
通知家人將前往金門，之後再分發到小金門，當時鎮守小金門的是國府軍第九
師，師長為郝柏村。同行約一百五十人，先到大金門受訓，分發時是依照學歷
與職業專長等來分發，但當時已無醫療兵的缺額，於是李先生被分發為情報士
兵，一個月後再分發到小金門駐地。
李先生回憶，當時許多的國府軍情報士兵還要接受訓練，要潛赴大陸福建
各地的村落，以人民幣兩百元一日之類的代價在當地村落寄宿，並訓練他們記
憶福建各地同姓宗族居住的地點，因為中共當時已在大陸實施戶口制度並過濾
國特，為了避免潛赴大陸的情報士兵被辨認出來，便訓練他們一旦被起疑的當
地村民問及背景時，便答出記誦的同姓宗族聚落位置以釋疑，同時，由於許多
士兵成長於殖民地台灣而生活與語言習慣與大陸閩南地區已有所不同，情報士
兵們便被訓練被詢及這類差異時要回答因為早年曾前往日本統治的滿洲國工作
與生活，所以生活習慣曾經受到影響而不同。
李先生並回憶，當時他在小金門時，上級的情報官是一位出身滿洲的外省
籍軍官，這位情報官與許多台籍士兵間往往能以日語溝通，因此，時常被認為
有特別的友誼存在。
當時，李先生擔任情報士兵的主要職責是站衛兵，並在觀測所觀看對岸的
大陸廈門是否有解放軍的軍事行動或者砲擊的動作，並在必要時通知砲兵連廈
門方面的動作並決定是否要還擊。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許多人都想說到金門玩一玩也不錯，沒想到，他們到
了金門，不旋踵，兩岸間的八二三砲戰就爆發了。
八二三砲戰
李先生回憶，那年，颱風季的八月，許多潛赴福建各地的國府軍情報士兵
紛紛透過各種信號回報八月中下旬時解放軍將對金門發動砲擊等攻勢作為，但
並不十分肯定確定的時間地點。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六點多，解放軍無預警地
自廈門等地對金門發動大規模砲擊，當時，夕陽西曬，從小金門方面看不清楚
對岸解放軍的砲位，造成第一時間反擊上的盲點。
李先生回憶，由於廈門島和大陸本土間有橋樑聯繫，解放軍方面運補極為
迅速，而當時，許多解放軍的砲彈是未爆彈，送到連部去做檢查，發現全都是
蘇聯製造的砲彈。
砲戰爆發三週餘，國府軍基本上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李先生回憶，連運
補都往往只能利用黑夜進行，趁著海水退潮時，部隊派人下水接應補給，後來
甚至一度改為空投美軍提供的餅乾和麵包，須等到雙日停砲時才稍有米可吃；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部隊的糧食補給困難，無法開伙，都是一次發下一週份
量的三十五個饅頭給士兵個人保管，一週下來，饅頭往往發霉而難以下嚥，卻
只能繼續配著菜脯充飢，而全身軍服經常也是汗流浹背卻罕有機會洗衣服，國
府軍在物質上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苦撐。而在士兵們方面，李先生回憶，震耳欲
聾的砲聲讓人連夜間都不得安寧，晚上睡在碉堡裡，都會聽到轟隆隆的砲聲，
然後站哨時要摸黑走路到觀測所，每人每天都要值哨四小時，白天和晚上各兩
小時。
後來，九月中旬，美軍除了協助夜間運補外，也決定要向國府軍提供「八
吋砲」的重裝備增援。李先生回憶，八吋砲的砲管幾乎可容一個成人進出，而
一枚砲彈就值當時幣值的數千至一萬新台幣。使用八吋砲之後，國府軍有效地
壓制了解放軍的砲擊火力，摧毀了許多解放軍的砲位並迫使解放軍的砲兵後撤
。之後解放軍停火一周，然後改採「單打雙不打」的象徵性砲擊。於是，八二
三砲戰接近尾聲，國府軍保住外島金門，軍隊與當地百姓。
戰爭悲喜劇
每一場戰爭中，除了將士用命的動人史詩，除了複雜而引人入勝軍事行動
與外交折衝，更有著每一個無名小卒掙扎砲火間的生命故事。
李先生回憶，八二三砲戰期間，兩岸間的砲擊即使是在夜間都沒有停止，
有時候，在碉堡站哨的衛兵，或者是在觀測所監視解放軍行動的情報士兵，會
在執勤時抽菸，結果廈門方面的解放軍便會利用菸的星火來瞄準目標，直接砲
擊。一日，與李先生同期入伍新兵團、出身於南投草屯中原里的李達麟先生與
其單位的另外十一位士兵在大膽島一處碉堡站哨，當天深夜十一時許，解放軍
不知怎地瞄準了他們的碉堡開砲，直接命中，同單位十一人當場陣亡，李達麟
先生當時恰好到海灘邊去抽菸而免於一死，但是由於受到砲擊後不知道會不會
有下一波的砲擊或者登陸攻擊行動，李達麟先生於是便躲在海岸邊的樹叢裡不
敢連絡連部來收屍，隔日見解放軍未有進一步的行動，他才從藏身處走回碉堡
處，將陣亡的同袍遺體以被單稍加掩掩以免曬屍荒野發出惡臭而使死者不得安
寧，李達麟先生躲在現場等待連部前來收屍，每餐弄好了吃飯前也都會先祭拜
陣亡的弟兄才吃。上級單位原本以為他們已經全數陣亡，雙日停砲時連部派員
收屍才發現李達麟先生倖存並且為其同袍做了基本的處理以維護尊嚴。李先生
回憶，當時金防部與國府軍沒有能力將數量龐大的陣亡將士遺體以棺木護送回
台安葬，於是，大多在收屍後，送往大金門島潑汽油火化，然後再將骨灰送回
給在台灣的親屬，由於時常是數具遺體同時火化，偶爾會出現火化後的遺骨被
送回後才發現似乎有些部份並非該名陣亡將士本人的現象。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士兵間仍有些許的省籍情結。部隊中少數外省籍的老
士官與老兵會欺負菜鳥，像是本省籍士兵出外購物時請求順便幫忙買東西，但
是一百元的東西卻只付了八九十元，剩下的變成要本省籍士兵支付，或者要求
新兵幫忙洗衣服甚至值哨班，單位裡兩位不識字的外省籍的班長也會抱怨為何
情報官對待台籍士兵較好，但受過日本教育的情報官認為，並沒有不公，而是
他們比較懶惰；或許，即使曾參與過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出身滿洲的情報官
還是受到了年少時滿洲國日本教育的影響而與台灣兵的文化上有其相似之處。
筆者認為，與其說這是省籍情結，不如說，這反映了當時國府精兵在對日抗戰
與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消耗殆盡，像是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中投入大量的國府
德制師與黃埔精銳最後傷亡慘重幾乎全滅，以及在東北遼瀋戰場與華中淮海戰
場被殲滅的曾參加滇緬遠征軍等重要抗日戰役的精銳美械師，內戰後期國府的
軍隊素質與紀律極差，於是許多撤退來台的部隊素質欠佳，才出現了類似的現
象。同樣的，採訪者也認為，二二八事件時，國府將原本要赴台接收的黃埔系
中央軍部隊改調往東北參加內戰，並將接收台灣的工作轉由裝備與紀律較差的
福建地方部隊與政學系的陳儀負責，台灣民眾比較之後發現，來台接收的中國
部隊裝備與衣著較戰敗的日軍差，而各級官員的貪腐問題也較之日治時期嚴重
，恐怕與當時最高當局將精銳部隊全調往東北參加內戰的決策有關。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部隊中許多人有菸癮，但大戰當頭，紙菸的補給自然
極為困難，許多同袍菸癮一發作便像瘧疾發作一樣全身發抖，當時甚至有長官
關心菸癮士兵是否因為害怕解放軍的砲擊而發抖，但得到的回答是，並不是擔
心戰爭中的生命存亡，而是因為菸癮發作了實在受不了。李先生單位的情報官
有天靈機一動，下令部隊負責採買的士兵隔日順便幫他買了兩斤的茶葉，並開
始請士兵們陪他泡茶，許多士兵還開玩笑說，情報官怎麼對士兵這麼有禮貌還
會請泡茶呢？等到茶葉一再沖泡而失去原本的味道後，他便把剩下的茶葉拿出
去曬乾，再用白紙包成紙菸的樣子，拿來請部隊中的癮君子「抽菸」解癮。說
也奇怪，許多原本菸癮發作而不時發抖的士兵便不再發抖了，紛紛笑著對情報
官說，這樣子還差不多咧（台語發音）！而因為以此法「製造」的紙菸數量龐
大而要供應士兵長時間的使用，該情報官便請李先生負責保存配發，許多癮君
子想多抽一點，便想拿錢賄賂李先生，想跟他買額外的「菸」，都被他笑著回
絕，也算是沉重苦悶的戰爭中的一件趣事。
砲戰之後
八二三砲戰結束於十月五日。當年義務役的役期是兩年，但由於經歷八二
三砲戰，隔年的二月間，李先生與同梯的同袍便提早退伍了。李先生回憶，當
時，許多士兵都會帶許多的高梁酒返台，但有限定數量，他都請沒有買的人幫
忙多帶一些回來。返台後，同為南投籍的士兵一同搭火車到台中，再搭車回到
草屯，到達草屯時已是夜間七點多，住在南投更內陸的國姓、中寮等地區的同
袍向李先生表示，當日已無法趕回家鄉，請求幫忙食宿。李先生於是聯絡當時
的鎮長張五合先生請求協助，張鎮長隨即要求當時的草屯鎮兵役課課長代為安
排，課長剛好是李先生的同學，於是便幫忙安排了十三桌的酒菜款待這些八二
三的退伍老兵，然後協助其到鎮上的旅舍住宿，但由於鎮公所的經費拮据，住
宿費用的部份便要求士兵們自行負責，隔日這些同袍們謝過了李先生和鎮公所
人員，才各自返鄉。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的小金門第九師師長郝柏村先生的記憶力極佳，民國
七十九年左右，郝柏村先生任行政院長，李先生代表南投縣的衛生單位前往行
政院受獎，受獎時，郝先生還認出他來，問道：你不是我們第九師裡的情報員
李先生？有什麼事需要幫忙你就打電話找我！或許，經歷過同一場戰爭的老兵
們，有著特殊的同袍之情吧。
後記
採訪祖父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尤其在許多關於家鄉的家庭爭議之後，關
於一個生為長孫卻自小有著流浪的性格，不認為自己的人生必須因為出生的早
晚而忽然有了與性格完全衝突的落葉歸根的義務。或許，老一輩的台灣人，不
論是什麼省籍背景，都有著年輕的我們難以理解的生命故事，也形成了截然不
同的價值觀。或許，不必因為他們的價值觀而影響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但透過
採訪，透過對話，應該要試著去發掘與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經濟學上有著經
濟發展的路徑依賴理論，一個社會的歷史發展往往也是如此，要思考一個社會
的未來，不能忽略了它的過去憑空設計，而必須要在過去脈絡的基礎上，理清
社會的顯現與潛在的思維與心理，然後才能夠以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引導一個
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在兩岸問題上也是如此，因著近代以來百年特殊的歷史經歷，台灣社會對
於中國有著許多的心結。就像祖父一樣，走過日治時期，走過兩岸高度對立、
台灣最高當局推行反共教育與恐共白色恐怖的年代，經歷過血腥的八二三砲戰
，他對於兩岸的思考有著許多相互矛盾的元素，像是一方面懷念著日本殖民統
治時代，認為如果當時日本沒有戰敗則台灣現在會更為現代化，另方面，卻又
認為戰爭很可怕，而台灣政府不應該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挑釁的姿態。
因為生命的偶然際遇，筆者認識一位朋友，其親戚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恰
好在廈門大學讀書，於是便在內戰後期加入了中共並從此留在大陸發展事業。
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時，想來本人的祖父與這位朋友的親戚這兩位台籍人士
正好站在戰爭中的對立兩方，為著各自的國共陣營進行與對方廝殺的戰爭相關
工作。然而，一甲子的時間過去，隨著各自的經濟發展，以及日益開放的兩岸
接觸，在馬政府上台後，兩岸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降低了，而各方面的交流與互
動更加密切，也許兩岸仍有許多的互信問題需要更多的時間與未來世代的努力
才能持續拉近，但是，永遠不要再有戰爭，分別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受到大歷
史創傷的兩塊土地與兩個社會的人民不應該再拿著外來強權提供的軍火彼此殘
殺、傷害兩個社會幾十年來各自累積的難能可貴的經濟與社會進步，想來應該
是兩岸多數人民與領導人的共同心願。
筆者認為，兩岸的和緩與將來的進一步和解能否實現，有賴於兩個社會開
始放下過去政治軍事對抗時期的種種偏見與歷史情結，開始了解彼此經歷的歷
史創傷與社會脈絡，然後才能開始在長時期和平穩定的互動互信之後，尋找一
個能夠各自獲得相當歷史性安全感的最終安排。而對於筆者這個年輕世代而言
，這個理解要從理解自己土地上的歷史脈絡與人民的生命故事開始。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唯有透過相互理解，一個社會才能走向寬恕與未來
，而唯有透過相互理解，兩個社會才有希望避開悲劇、共存共榮。
本文乃2010年上半年李君山老師海峽兩岸關係史下課程之作業。感謝李君
山老師的課程彌補了我對國府播遷初期歷史的細部理解，而這篇口述歷史作業
則使我對於那個世代的台灣人有了深入採訪與理解的機會。
我的祖父李嵩榆先生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昭和六年（西元1931年，
民國二十年），念完六年的日治時期小學教育後，考上了學制為兩年的高等科
，但只念了第一年，隨後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殖民地台灣也進入戰爭狀態，
於是學校的功課必須暫停，而必須參與相關的備戰工作。當時草屯一帶有日本
的神風特攻隊機場，於是，李先生六年級時與其他學生們每年必須輪流到公有
地為日本軍耕作一個月以提供軍隊糧食，並要幫忙挖防空壕，為日本軍方工作
時吃午餐都要呼軍事口號，此外，當時李先生位在草屯市街上的店鋪與住家門
前也做了防空壕，日本軍人也會前往視察防空壕是否符合規格，由而於神風特
攻隊的機場所在地，美軍在戰爭後期也不時轟炸機場和橋樑如火車通行的烏溪
鐵吊橋等重要軍事設施，但對於民宅並未有重大的轟炸，少數的例外之一是當
時的南投鳳梨公司被炸彈擊中後付之一炬。李先生回憶，原本他也被徵召訓練
要擔任殖民地日本兵前往南洋作戰，但半年後，光復了，也就沒有去了。
李先生回憶，太平洋戰爭晚期，許多民生物資如豬肉、鹽、鴨蛋、糖果全
都採取配給制。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府來台接收，李先生也轉而就讀台中商業學校，每天
搭車一小時半往返於台中與南投之間。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儘管當時台共謝雪紅等人在台中一帶組
織二七部隊起義，之後謝雪紅等人退入埔里，緊張情勢稍緩後潛赴香港並隨後
轉赴上海。然後，據李先生回憶，二二八時在南投草屯一帶並沒有極緊張的情
勢出現，僅有三名在當時的台中念書的草屯籍女學生因公開參加台共組織而被
處決，一位姓張的張富美女士是李先生的小學同學，一位姓洪，另一位似乎姓
黃（李先生對最後這位較不確定）。
砲戰前夕
八二三砲戰發生於民國四十七年、西元1958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李嵩榆先生原本是南投縣草屯鎮衛生所的職員，而於砲戰爆發前一年的五六
月間接到徵召令入伍受訓，在南投的新兵團受訓並擔任副班長。李先生回憶，
當時他們受命到高雄再受訓一個月，於民國四十七年六月時從高雄港搭船前往
金門，當時，他們接到消息要上船調往屏東恆春，但到了當天才通知要打電話
通知家人將前往金門，之後再分發到小金門，當時鎮守小金門的是國府軍第九
師，師長為郝柏村。同行約一百五十人，先到大金門受訓，分發時是依照學歷
與職業專長等來分發，但當時已無醫療兵的缺額，於是李先生被分發為情報士
兵，一個月後再分發到小金門駐地。
李先生回憶，當時許多的國府軍情報士兵還要接受訓練，要潛赴大陸福建
各地的村落，以人民幣兩百元一日之類的代價在當地村落寄宿，並訓練他們記
憶福建各地同姓宗族居住的地點，因為中共當時已在大陸實施戶口制度並過濾
國特，為了避免潛赴大陸的情報士兵被辨認出來，便訓練他們一旦被起疑的當
地村民問及背景時，便答出記誦的同姓宗族聚落位置以釋疑，同時，由於許多
士兵成長於殖民地台灣而生活與語言習慣與大陸閩南地區已有所不同，情報士
兵們便被訓練被詢及這類差異時要回答因為早年曾前往日本統治的滿洲國工作
與生活，所以生活習慣曾經受到影響而不同。
李先生並回憶，當時他在小金門時，上級的情報官是一位出身滿洲的外省
籍軍官，這位情報官與許多台籍士兵間往往能以日語溝通，因此，時常被認為
有特別的友誼存在。
當時，李先生擔任情報士兵的主要職責是站衛兵，並在觀測所觀看對岸的
大陸廈門是否有解放軍的軍事行動或者砲擊的動作，並在必要時通知砲兵連廈
門方面的動作並決定是否要還擊。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許多人都想說到金門玩一玩也不錯，沒想到，他們到
了金門，不旋踵，兩岸間的八二三砲戰就爆發了。
八二三砲戰
李先生回憶，那年，颱風季的八月，許多潛赴福建各地的國府軍情報士兵
紛紛透過各種信號回報八月中下旬時解放軍將對金門發動砲擊等攻勢作為，但
並不十分肯定確定的時間地點。八月二十三日，傍晚六點多，解放軍無預警地
自廈門等地對金門發動大規模砲擊，當時，夕陽西曬，從小金門方面看不清楚
對岸解放軍的砲位，造成第一時間反擊上的盲點。
李先生回憶，由於廈門島和大陸本土間有橋樑聯繫，解放軍方面運補極為
迅速，而當時，許多解放軍的砲彈是未爆彈，送到連部去做檢查，發現全都是
蘇聯製造的砲彈。
砲戰爆發三週餘，國府軍基本上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李先生回憶，連運
補都往往只能利用黑夜進行，趁著海水退潮時，部隊派人下水接應補給，後來
甚至一度改為空投美軍提供的餅乾和麵包，須等到雙日停砲時才稍有米可吃；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部隊的糧食補給困難，無法開伙，都是一次發下一週份
量的三十五個饅頭給士兵個人保管，一週下來，饅頭往往發霉而難以下嚥，卻
只能繼續配著菜脯充飢，而全身軍服經常也是汗流浹背卻罕有機會洗衣服，國
府軍在物質上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苦撐。而在士兵們方面，李先生回憶，震耳欲
聾的砲聲讓人連夜間都不得安寧，晚上睡在碉堡裡，都會聽到轟隆隆的砲聲，
然後站哨時要摸黑走路到觀測所，每人每天都要值哨四小時，白天和晚上各兩
小時。
後來，九月中旬，美軍除了協助夜間運補外，也決定要向國府軍提供「八
吋砲」的重裝備增援。李先生回憶，八吋砲的砲管幾乎可容一個成人進出，而
一枚砲彈就值當時幣值的數千至一萬新台幣。使用八吋砲之後，國府軍有效地
壓制了解放軍的砲擊火力，摧毀了許多解放軍的砲位並迫使解放軍的砲兵後撤
。之後解放軍停火一周，然後改採「單打雙不打」的象徵性砲擊。於是，八二
三砲戰接近尾聲，國府軍保住外島金門，軍隊與當地百姓。
戰爭悲喜劇
每一場戰爭中，除了將士用命的動人史詩，除了複雜而引人入勝軍事行動
與外交折衝，更有著每一個無名小卒掙扎砲火間的生命故事。
李先生回憶，八二三砲戰期間，兩岸間的砲擊即使是在夜間都沒有停止，
有時候，在碉堡站哨的衛兵，或者是在觀測所監視解放軍行動的情報士兵，會
在執勤時抽菸，結果廈門方面的解放軍便會利用菸的星火來瞄準目標，直接砲
擊。一日，與李先生同期入伍新兵團、出身於南投草屯中原里的李達麟先生與
其單位的另外十一位士兵在大膽島一處碉堡站哨，當天深夜十一時許，解放軍
不知怎地瞄準了他們的碉堡開砲，直接命中，同單位十一人當場陣亡，李達麟
先生當時恰好到海灘邊去抽菸而免於一死，但是由於受到砲擊後不知道會不會
有下一波的砲擊或者登陸攻擊行動，李達麟先生於是便躲在海岸邊的樹叢裡不
敢連絡連部來收屍，隔日見解放軍未有進一步的行動，他才從藏身處走回碉堡
處，將陣亡的同袍遺體以被單稍加掩掩以免曬屍荒野發出惡臭而使死者不得安
寧，李達麟先生躲在現場等待連部前來收屍，每餐弄好了吃飯前也都會先祭拜
陣亡的弟兄才吃。上級單位原本以為他們已經全數陣亡，雙日停砲時連部派員
收屍才發現李達麟先生倖存並且為其同袍做了基本的處理以維護尊嚴。李先生
回憶，當時金防部與國府軍沒有能力將數量龐大的陣亡將士遺體以棺木護送回
台安葬，於是，大多在收屍後，送往大金門島潑汽油火化，然後再將骨灰送回
給在台灣的親屬，由於時常是數具遺體同時火化，偶爾會出現火化後的遺骨被
送回後才發現似乎有些部份並非該名陣亡將士本人的現象。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士兵間仍有些許的省籍情結。部隊中少數外省籍的老
士官與老兵會欺負菜鳥，像是本省籍士兵出外購物時請求順便幫忙買東西，但
是一百元的東西卻只付了八九十元，剩下的變成要本省籍士兵支付，或者要求
新兵幫忙洗衣服甚至值哨班，單位裡兩位不識字的外省籍的班長也會抱怨為何
情報官對待台籍士兵較好，但受過日本教育的情報官認為，並沒有不公，而是
他們比較懶惰；或許，即使曾參與過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出身滿洲的情報官
還是受到了年少時滿洲國日本教育的影響而與台灣兵的文化上有其相似之處。
筆者認為，與其說這是省籍情結，不如說，這反映了當時國府精兵在對日抗戰
與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消耗殆盡，像是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中投入大量的國府
德制師與黃埔精銳最後傷亡慘重幾乎全滅，以及在東北遼瀋戰場與華中淮海戰
場被殲滅的曾參加滇緬遠征軍等重要抗日戰役的精銳美械師，內戰後期國府的
軍隊素質與紀律極差，於是許多撤退來台的部隊素質欠佳，才出現了類似的現
象。同樣的，採訪者也認為，二二八事件時，國府將原本要赴台接收的黃埔系
中央軍部隊改調往東北參加內戰，並將接收台灣的工作轉由裝備與紀律較差的
福建地方部隊與政學系的陳儀負責，台灣民眾比較之後發現，來台接收的中國
部隊裝備與衣著較戰敗的日軍差，而各級官員的貪腐問題也較之日治時期嚴重
，恐怕與當時最高當局將精銳部隊全調往東北參加內戰的決策有關。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部隊中許多人有菸癮，但大戰當頭，紙菸的補給自然
極為困難，許多同袍菸癮一發作便像瘧疾發作一樣全身發抖，當時甚至有長官
關心菸癮士兵是否因為害怕解放軍的砲擊而發抖，但得到的回答是，並不是擔
心戰爭中的生命存亡，而是因為菸癮發作了實在受不了。李先生單位的情報官
有天靈機一動，下令部隊負責採買的士兵隔日順便幫他買了兩斤的茶葉，並開
始請士兵們陪他泡茶，許多士兵還開玩笑說，情報官怎麼對士兵這麼有禮貌還
會請泡茶呢？等到茶葉一再沖泡而失去原本的味道後，他便把剩下的茶葉拿出
去曬乾，再用白紙包成紙菸的樣子，拿來請部隊中的癮君子「抽菸」解癮。說
也奇怪，許多原本菸癮發作而不時發抖的士兵便不再發抖了，紛紛笑著對情報
官說，這樣子還差不多咧（台語發音）！而因為以此法「製造」的紙菸數量龐
大而要供應士兵長時間的使用，該情報官便請李先生負責保存配發，許多癮君
子想多抽一點，便想拿錢賄賂李先生，想跟他買額外的「菸」，都被他笑著回
絕，也算是沉重苦悶的戰爭中的一件趣事。
砲戰之後
八二三砲戰結束於十月五日。當年義務役的役期是兩年，但由於經歷八二
三砲戰，隔年的二月間，李先生與同梯的同袍便提早退伍了。李先生回憶，當
時，許多士兵都會帶許多的高梁酒返台，但有限定數量，他都請沒有買的人幫
忙多帶一些回來。返台後，同為南投籍的士兵一同搭火車到台中，再搭車回到
草屯，到達草屯時已是夜間七點多，住在南投更內陸的國姓、中寮等地區的同
袍向李先生表示，當日已無法趕回家鄉，請求幫忙食宿。李先生於是聯絡當時
的鎮長張五合先生請求協助，張鎮長隨即要求當時的草屯鎮兵役課課長代為安
排，課長剛好是李先生的同學，於是便幫忙安排了十三桌的酒菜款待這些八二
三的退伍老兵，然後協助其到鎮上的旅舍住宿，但由於鎮公所的經費拮据，住
宿費用的部份便要求士兵們自行負責，隔日這些同袍們謝過了李先生和鎮公所
人員，才各自返鄉。
李先生也回憶，當時的小金門第九師師長郝柏村先生的記憶力極佳，民國
七十九年左右，郝柏村先生任行政院長，李先生代表南投縣的衛生單位前往行
政院受獎，受獎時，郝先生還認出他來，問道：你不是我們第九師裡的情報員
李先生？有什麼事需要幫忙你就打電話找我！或許，經歷過同一場戰爭的老兵
們，有著特殊的同袍之情吧。
後記
採訪祖父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尤其在許多關於家鄉的家庭爭議之後，關
於一個生為長孫卻自小有著流浪的性格，不認為自己的人生必須因為出生的早
晚而忽然有了與性格完全衝突的落葉歸根的義務。或許，老一輩的台灣人，不
論是什麼省籍背景，都有著年輕的我們難以理解的生命故事，也形成了截然不
同的價值觀。或許，不必因為他們的價值觀而影響到自己的人生道路，但透過
採訪，透過對話，應該要試著去發掘與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經濟學上有著經
濟發展的路徑依賴理論，一個社會的歷史發展往往也是如此，要思考一個社會
的未來，不能忽略了它的過去憑空設計，而必須要在過去脈絡的基礎上，理清
社會的顯現與潛在的思維與心理，然後才能夠以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引導一個
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在兩岸問題上也是如此，因著近代以來百年特殊的歷史經歷，台灣社會對
於中國有著許多的心結。就像祖父一樣，走過日治時期，走過兩岸高度對立、
台灣最高當局推行反共教育與恐共白色恐怖的年代，經歷過血腥的八二三砲戰
，他對於兩岸的思考有著許多相互矛盾的元素，像是一方面懷念著日本殖民統
治時代，認為如果當時日本沒有戰敗則台灣現在會更為現代化，另方面，卻又
認為戰爭很可怕，而台灣政府不應該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挑釁的姿態。
因為生命的偶然際遇，筆者認識一位朋友，其親戚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恰
好在廈門大學讀書，於是便在內戰後期加入了中共並從此留在大陸發展事業。
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時，想來本人的祖父與這位朋友的親戚這兩位台籍人士
正好站在戰爭中的對立兩方，為著各自的國共陣營進行與對方廝殺的戰爭相關
工作。然而，一甲子的時間過去，隨著各自的經濟發展，以及日益開放的兩岸
接觸，在馬政府上台後，兩岸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降低了，而各方面的交流與互
動更加密切，也許兩岸仍有許多的互信問題需要更多的時間與未來世代的努力
才能持續拉近，但是，永遠不要再有戰爭，分別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受到大歷
史創傷的兩塊土地與兩個社會的人民不應該再拿著外來強權提供的軍火彼此殘
殺、傷害兩個社會幾十年來各自累積的難能可貴的經濟與社會進步，想來應該
是兩岸多數人民與領導人的共同心願。
筆者認為，兩岸的和緩與將來的進一步和解能否實現，有賴於兩個社會開
始放下過去政治軍事對抗時期的種種偏見與歷史情結，開始了解彼此經歷的歷
史創傷與社會脈絡，然後才能開始在長時期和平穩定的互動互信之後，尋找一
個能夠各自獲得相當歷史性安全感的最終安排。而對於筆者這個年輕世代而言
，這個理解要從理解自己土地上的歷史脈絡與人民的生命故事開始。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唯有透過相互理解，一個社會才能走向寬恕與未來
，而唯有透過相互理解，兩個社會才有希望避開悲劇、共存共榮。
本文乃2010年上半年李君山老師海峽兩岸關係史下課程之作業。感謝李君
山老師的課程彌補了我對國府播遷初期歷史的細部理解，而這篇口述歷史作業
則使我對於那個世代的台灣人有了深入採訪與理解的機會。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一個辯證得精采無比的人生故事──蔣經國與他的台灣歲月
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一個國民黨人，一個中國人，一個台灣人。
他的父親人們通常稱為蔣委員長，但由他親執教鞭的黃埔一期至六期學生則
相較有那麼點親暱的特權而稱他為「校長」。人們比較少知道的是，在廣州北伐
前，他被當時國共合作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視為理念相近而可以合作的「紅
色將軍」，當時在國共合作時共產黨人明顯地比起老國民黨人活動力強些，許多
人會覺得共產黨的理念可以帶來更大的政治能量乃自然之事。也就在廣州國共合
作尚未北伐前，他的父親將他送往世界革命的祖國蘇聯留學，這個決定，永遠地
改變了他與台灣的命運。
我們無法確知他是否曾經在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加入蘇聯共產黨──值得玩
味的是，為什麼蘇聯會將意在推動世界革命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大學命名為「中山
」大學？──但根據學者的考據，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依
照中共答案蔣中正的條件，他被蘇聯送回中國，當時，他的入黨申請已經送到莫
斯科，但史達林考量國共合作的需要故親自駁回了他的入黨申請並送他返國，然
而，他被下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乃因被當時也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共黨人王明指控
為托派，因而他很可能曾經入黨或者參與蘇共外圍團體活動，畢竟，只有基督徒
或者慕道友才有可能被指控為基督教異端信徒，因而，我們不說他是一個共產黨
員，而說他是一個共產黨人。然而，那是一戰後理想吶喊的年代，左翼與共產黨
就像台灣戒嚴時期閱讀黨外禁書一樣有一種兼具追求理想與突破禁忌的青澀美麗
的青春滋味，我們其實不必以過度恐懼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曾經信仰共產主義的蔣
經國，許多人不也曾說過，三十歲以前不曾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冷血，三十歲
以後依然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愚昧。
他赴蘇留學後不久，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變，他的父親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但為了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統一中國與實現三民主義，蔣
中正依然於1926年7月發動國共合作的北伐，由於中共黨人在北伐軍進攻沿線發
起大規模的工農運動，尤其是土地改革運動，北伐軍勢如破竹地打敗了吳佩孚與
孫傳芳，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策略終於有了成果。然而，一如每一次右派改革派與
左派合作的革命總會面臨右派改革派的背叛與革命果實的爭奪，中共在北伐軍所
到之處掀起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得許多具有地主背景的國民黨右派勢力極度不安，
1927年4月，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支持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南京另立黨中立並建
立國民政府，寧漢分裂，紅色將軍蔣中正結合地主紳商勢力發動清黨，武漢方面
的汪精衛眼見陳獨秀與鮑羅廷無力有效控制中共黨人激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也展開
和平分共，當時正逢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爭奪蘇共領導權激烈鬥爭之時，
史達林為了證明自己世界革命高潮已經來臨的激進路線正確，遂下令中共以全面
城市暴動做為對國民黨清黨的報復行動，錯估情勢的盲動主義時期暴動換來蔣中
正的無情鎮壓，包括北伐時建立首功的葉挺以及曾參與蔡鍔護國軍的朱德等中共
黨人在暴動失敗後相斷逃往偏遠農村落草為寇重建革命根據地，或許因為人在莫
斯科感受龐大壓力，蔣經國發表文章痛批蔣中正背叛革命。但隨著掌握情治單位
與主管內部安全工作的史達林鬥倒掌握紅軍的托洛斯基，史達林為鞏固政權而針
對包括紅軍和學校等蘇共組織展開史達林大整肅，蔣經國被中共黨人王明指控為
托派，險被處決後被下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歷史總是充滿了反諷，為了牽制日
本以免蘇聯必須在歐陸與西伯利亞兩線作戰，王明後來被蘇共派回延安傳達第三
國際指示中共與國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令，而這正是蔣經國得以返回中
國的契機，但王明後來卻在抗戰時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整肅失勢。
回到中國的蔣經國，儘管蔣中正試圖透過儒學思想教育讓他看起來更像國民
黨人，然而，他身上的氣味終究與老國民黨人很不相同，也因而不時受到老國民
黨人的排擠，像是主管黨務與意識型態的CC派人士便成功地阻止他出任中央黨校
與中央幹校合併後的中央政治學校校長。當中共在抗戰時喊出「到延安去！」的
口號來號召知識青年加入中共，他是唯一懂得喊出「到贛南來！」以相抗衡的國
民黨人；當國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轉趨劣勢，他是唯一懂得必須優先穩定金融
民生才有可能穩住局勢並退保東南半壁的國民黨人，只是，他的上海打老虎行動
遇上了宋美齡的姻親孔令侃終究踢到了鐵板鎩羽而歸，蔣中正選擇迎娶代表前清
舊勢力的宋美齡並與舊北洋軍系勢力妥協讓他快速地完成表面的中國統一，但此
刻卻以最諷刺的方式反噬了他的政權，如果他選擇重用宋美齡或宋家等舊勢力而
不是迎娶，如果他在與舊北洋軍系勢力妥協時能同時推動廣為人民支持的合理範
圍內土地改革以牽制舊北洋軍系，雖然可能延遲他統一中國的志業，但或許能有
更大的施政迴旋空間而不至於完全受制於舊勢力的掣肘而左支右絀。歷史在此又
一次地顯示了它對人世的嘲諷，與杜月笙和孔令侃等既得利益勢力深刻結合而處
處與蔣經國唱反調的上海市長吳國楨，在國府渡台初期竟然改以親美開明人士的
面目被美國重視而迫使蔣中正重用其為台灣省主席。
1949年12月底，川西決戰結束，國府中樞正式播遷來台，風雨飄搖的年代，
為了與能夠有效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共產黨抗衡，國民黨唯有變成共產黨的鏡像。
而能夠完成這個鏡像化工程的，唯有深刻了解其原型之人。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奄奄一息的國府生機乍現。原本國府渡台軍政
官員已對局勢失去希望，人心徬徨不安，國府高層為了向美方展示改革決心以爭
取美援而重用被美方視為親美開明派的孫立人與吳國楨，甚至連監獄人員都對關
押的共產黨人多所寬容以免中共解放台灣後被視為反革命份子清算，韓戰爆發後
，美方需要國府固守台灣這個東亞冷戰前哨，於是，國府再無忌憚，馬場町自此
槍聲不絕。
1950年7月，為了避免重蹈國府大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的覆轍，國民黨展開
改造運動，建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列寧式政黨。改造運動在政治上的鬥爭目標是
大陸時期掌握黨務與黨意識型態甚至還掌握了情治單位中統局（中央黨部調查統
計局）的保守派CC派──日後陳立夫會出版《四書道貫》並非偶然，但在整個改造
運動的制度設計裡，國民黨變得比起聯俄容共時更加地像個列寧式革命先鋒黨。
改造運動確立了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採取「民主集權制」，而對列寧式政黨不陌生
的都知道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依此「以俄為師」而建立了祕密活動的各級
黨政軍單位中的黨小組，並建立孔知忠等知青黨部，主要目的在於總結大陸時期
國共鬥爭失敗的經驗，希望透過黨組織的嚴密組織與中共組織對抗，而由於希望
廣泛地吸納知青、工運與農運力量，除了國民黨的知青黨部以及與共青團極相似
的救國團，國府也在台灣成立了與共產黨相似的由黨國掌握的全國總工會以及各
地農會組織，並在國府軍隊裡建立了類似共產黨軍隊政委系統的政戰系統，此外
，國府在台各地方的縣市黨部主委的實質權力高於當地民選縣市長而甚至可以召
來縣市長並加以嚴詞痛批也讓人想起共產黨在地方層級的市委書記權力高於市長
的情況，而整個國民黨黨國體制 (party-state system) 的決策中樞乃是由國
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由行政院執行，則不禁讓人想起共產黨黨國體制的
決策中樞乃是由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由國務院執行。
與中共的黨國體制不同的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乃是一套社會控制機制以及
統治機器藉以吸納各界菁英以擴大社會基礎的統治機制，像是知青黨部與救國團
就好似美國大學裡的骷髏會等菁英份子接班團隊而不像在校園裡狂熱地宣傳煽動
黨革命理念的早年共產黨青年，國民黨缺乏革命民主政黨的意識型態傳統，因而
其黨國體制也就不至於像中共的黨國體制一樣在狂熱的革命意識型態之下鑄成大
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大錯，而主要地是一套社會控制的機制，這或許因為蔣經國
終究無法徹底改造國民黨的體質，也或許因為蔣經國有意地將黨國體制侷限於特
別權力關係裡的群體而不使整個社會過於深陷，這使得日後體制內與體制外民主
改革相互激盪競合時，體制變革有了較穩健的可能。
為了建立蔣經國的接班地位，蔣經國一如史達林首先必須控制情治單位，國
府渡台之初的1949年，蔣經國便在總統府裡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統制各
情治單位，隨後則開始逐步地整肅與收攏山頭林立的各情治單位的實權。1954年
，蔣經國透過其留俄同學與老軍統鄭介民的協助鬥倒了保密局長毛人鳳，因此掌
握了由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轉型而來的保密局，保密局隨後改制為
國防部軍情局並退出政治偵防工作而專任對外對陸情報工作，毛人鳳亦於隔年
(1956年) 病逝。1964年，層峰更派任曾潛赴延安的原屬軍統系統的沈之岳出任
調查局長，整頓原本由CC派中統勢力控制的調查局，調查局於大整肅後停止政治
偵防工作並轉做犯罪調查，有趣的是，沈之岳曾陪著蔣經國在大陳各島上山下海
，但他死後，據聞中共高層也為他舉辦了祕密追悼會並致贈輓聯「一事二主，兩
俱無傷」；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偵防工作主要由警備總部執行，名義上的警備司
令均為軍人，但實際上則由蔣經國親信、政戰系統的王昇主持警備總部工作；而
為了讓與黃埔軍系缺乏淵源的蔣經國穩住軍權，蔣經國透過屬於黃埔系的王昇在
軍隊中建立政戰系統，但對蘇共與中共軍隊體制不陌生的應該都知道其軍隊裡也
有共產黨組織「政委」，此外，蔣經國也成立了退撫會並自任主委以建立與退伍
軍人間的個人聯繫以藉此鞏固軍權和掌握黨國基層力量。
白色恐怖與蔣經國是脫不了關係的。白色恐怖時的大案孫立人案，孫立人乃
以挾美自重並向美方批評蔣經國建立近似中共軍隊政委制的政戰系統而獲罪，但
其罪名卻是其親信中有中共匪諜，其罪名令人想起史達林大整肅時對紅軍等蘇共
內異議者加諸罪名之錯亂，也讓人想起文革結束後四人幫的罪名竟是「形左實右
」；不同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大多為黨國體制的局外人，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極
高比例是黨國體制的局內人，因而相對於其族群人口比例而言外省族群的死難者
極眾；大陳島戰役時有被俘失蹤的女政戰人員忽然在撤退前被釋回，蔣經國沉思
半晌後說「處理掉」，但如此嚴厲對待可能受到敵方意識型態影響的己方人員的
態度，極為類似史達林大整肅時對有托派嫌疑者寧可錯殺一百的手段，也極為類
似中共在「富田村事變」與「反AB團運動」時鎮反肅反以求內部絕對純淨的作為
。而一如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宗教裁判所進行異端審判的對象多為教會中人，宣稱
無神的共產黨其實與宣稱一神的天主教一樣，總是會有如泰坦般地吞噬自己潛在
不忠不純可能的子女。特殊的非常時期，政權高層為鞏固政權與反共防共採取非
常手段有其不得己，或許唯有如此才能保護台灣不被中共解放然後才有機會透過
經濟與教育的發展來開啟民主改革的契機，因而固然不需要也不應該事後諸葛地
追究追殺秋後算帳，但主政者與有言權者亦應了解受難者面臨的巨大苦痛，而不
應說出沒有戒嚴哪有民主的傷口灑鹽話語而徒增社會不安與對立。
鞏固了國府政權與自己的接班之路後，蔣經國推動了十大建設與催台青等經
改與政改，藉此發展經濟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的燎原之火，也藉此因應美方「擁
蔣保台」卻也「防蔣反攻」而反攻大陸無望的情勢下國府政權必須在台灣土地上
重建其統治正當性以沿續其生存的內外挑戰。蔣經國時代也開啟了台灣的社會保
險與社會安全制度如勞工保險，具有強烈反共保守主義性格的黨國統治機器因而
增加了不再那麼嚇人的提供福利行政的新功能。蔣經國時代的經濟發展讓台灣人
民開始有了思考民主與權利的物質基礎，於是，蔣經國時代晚期也是台灣社會運
動與民主運動逢勃發展之時。而在體制內，改造運動時被鬥倒的CC派老立委由於
反共意識型態不可能被質疑卻又不再獲重用，遂成為極敢言的黨內反對派，日後
並經常成為反對運動勢力與黨國間的溝通橋樑，而成為了一種還算圓滿卻頗堪玩
味的歷史角色錯位。
做為黨國體制最高領袖的蔣經國終究不可能超越整個體制去支持民主改革，
否則他可能連黨國領袖的地位都會面臨挑戰。美麗島事件時，他終究必須等到親
信開口力勸「血流到了地上，仇恨就再也化解不掉了」才能決策槍下留人給民主
運動留一息香火，而當林宅血案發生時，大批情治人員趕到現場也似可見林宅血
案極可能並非出自最高層意志，否則應該只會有地方警察人員到場以使其看起來
像竊盜失風臨時起意殺人滅口，而既然蔣經國已以親信力勸的藉口改判美麗島受
刑人重刑而非死刑以維持其一定的仍願寬容的社會形象，也似乎不可能再以林宅
血案來搬磚砸腳，然而林宅血案的發生，卻顯示了蔣經國時代晚期黨國體制內部
部份勢力對於經濟改革之後必然的進一步民主改革存在強烈抗拒，即使違背黨國
最高領袖的意志而甚至破壞黨國最高領袖的社會形象也在所不惜。
蔣經國時代晚期，政戰部主任王昇循著蔣經國的接班道路建立了劉少康辦公
室，但蔣經國選擇裁撤之並將王昇流放巴拉圭，儘管王昇在政戰學校怒吼「殺了
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但他依然下令「抬也抬上飛機去」。江南案
後，他宣布了蔣家人不再介入台灣政治。他原本屬意技術官僚出身的孫運璿接班
，但在孫中風後，蔣經國選擇了一個與他有類似歷史的人物，一個「你這種人，
也只有蔣經國敢用」的人，後來這位與蔣經國一樣改宗了的信徒上任時的第一篇
公開文告就引用了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質政治意義的對話對象的黑格爾。
生命的最後，他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開放了黨禁與報禁，也開放了因
國府播遷而終生失親而又往往未婚的老兵返鄉探親。
他死後，遺體與他父親的遺體一樣成為承載黨國反攻大陸神話的道體。他的
接班人展開民主改革，果不其然地遭遇了部份黨國內部勢力的強烈抗拒，他的接
班人李登輝於是透過與新興的民主運動勢力以及黨國內部地方勢力間的合縱連橫
來推動寧靜革命，但由於技術上仍難免缺失而引發社會對於地方黑金中央化等質
疑，加以未能選定外省籍寧靜革命參與者做為接班人以化解省籍情結並穩定人心
，寧靜革命終究遺留了未完成歷史進程的遺憾。他生前說過「我也是台灣人」，
然而黨國內部終究有著期待反攻大陸的勢力，於是混雜著對李登輝施政失誤的不
滿成立了新國民黨連線並最終出走成立新黨，有趣的是，新黨終究有意無意間從
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保留了融合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綱中較柔性而提倡社會
分配正義的部份以形成其「課徵土增稅」與「小市民代言人」等政綱。
他的時代留下的歷史仍在現在進行式地發展中，現在尚難逐一評論。
但讓我們記住他最後的身影。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國大會議，面對新成立
的民進黨國大的大聲抗議，他沒有發怒，沒有動用警察權，他只是微笑著，揮手
。他最後的身影宣示了黨國最高領袖對於民主改革的肯認，也向黨國宣示了必須
對民主改革寬容放行。「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
笑」，可惜寫下這動人詞句的歷史人物終究缺乏那樣的肚量，以至於在生命的最
後二十年親手毀滅了一生辛勞建立的革命成果也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的災難與痛苦
，但在蔣經國最後的身影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肚量，看到了他的微笑道別。
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一個國民黨人，一個中國人，一個台灣人。
我想，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歷史人物。
他的父親人們通常稱為蔣委員長，但由他親執教鞭的黃埔一期至六期學生則
相較有那麼點親暱的特權而稱他為「校長」。人們比較少知道的是，在廣州北伐
前，他被當時國共合作下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視為理念相近而可以合作的「紅
色將軍」，當時在國共合作時共產黨人明顯地比起老國民黨人活動力強些，許多
人會覺得共產黨的理念可以帶來更大的政治能量乃自然之事。也就在廣州國共合
作尚未北伐前，他的父親將他送往世界革命的祖國蘇聯留學，這個決定，永遠地
改變了他與台灣的命運。
我們無法確知他是否曾經在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加入蘇聯共產黨──值得玩
味的是，為什麼蘇聯會將意在推動世界革命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大學命名為「中山
」大學？──但根據學者的考據，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依
照中共答案蔣中正的條件，他被蘇聯送回中國，當時，他的入黨申請已經送到莫
斯科，但史達林考量國共合作的需要故親自駁回了他的入黨申請並送他返國，然
而，他被下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乃因被當時也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共黨人王明指控
為托派，因而他很可能曾經入黨或者參與蘇共外圍團體活動，畢竟，只有基督徒
或者慕道友才有可能被指控為基督教異端信徒，因而，我們不說他是一個共產黨
員，而說他是一個共產黨人。然而，那是一戰後理想吶喊的年代，左翼與共產黨
就像台灣戒嚴時期閱讀黨外禁書一樣有一種兼具追求理想與突破禁忌的青澀美麗
的青春滋味，我們其實不必以過度恐懼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曾經信仰共產主義的蔣
經國，許多人不也曾說過，三十歲以前不曾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冷血，三十歲
以後依然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愚昧。
他赴蘇留學後不久，廣州發生了中山艦事變，他的父親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但為了完成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統一中國與實現三民主義，蔣
中正依然於1926年7月發動國共合作的北伐，由於中共黨人在北伐軍進攻沿線發
起大規模的工農運動，尤其是土地改革運動，北伐軍勢如破竹地打敗了吳佩孚與
孫傳芳，孫中山聯俄容共的策略終於有了成果。然而，一如每一次右派改革派與
左派合作的革命總會面臨右派改革派的背叛與革命果實的爭奪，中共在北伐軍所
到之處掀起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得許多具有地主背景的國民黨右派勢力極度不安，
1927年4月，國民黨西山會議派支持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南京另立黨中立並建
立國民政府，寧漢分裂，紅色將軍蔣中正結合地主紳商勢力發動清黨，武漢方面
的汪精衛眼見陳獨秀與鮑羅廷無力有效控制中共黨人激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也展開
和平分共，當時正逢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爭奪蘇共領導權激烈鬥爭之時，
史達林為了證明自己世界革命高潮已經來臨的激進路線正確，遂下令中共以全面
城市暴動做為對國民黨清黨的報復行動，錯估情勢的盲動主義時期暴動換來蔣中
正的無情鎮壓，包括北伐時建立首功的葉挺以及曾參與蔡鍔護國軍的朱德等中共
黨人在暴動失敗後相斷逃往偏遠農村落草為寇重建革命根據地，或許因為人在莫
斯科感受龐大壓力，蔣經國發表文章痛批蔣中正背叛革命。但隨著掌握情治單位
與主管內部安全工作的史達林鬥倒掌握紅軍的托洛斯基，史達林為鞏固政權而針
對包括紅軍和學校等蘇共組織展開史達林大整肅，蔣經國被中共黨人王明指控為
托派，險被處決後被下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歷史總是充滿了反諷，為了牽制日
本以免蘇聯必須在歐陸與西伯利亞兩線作戰，王明後來被蘇共派回延安傳達第三
國際指示中共與國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令，而這正是蔣經國得以返回中
國的契機，但王明後來卻在抗戰時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被整肅失勢。
回到中國的蔣經國，儘管蔣中正試圖透過儒學思想教育讓他看起來更像國民
黨人，然而，他身上的氣味終究與老國民黨人很不相同，也因而不時受到老國民
黨人的排擠，像是主管黨務與意識型態的CC派人士便成功地阻止他出任中央黨校
與中央幹校合併後的中央政治學校校長。當中共在抗戰時喊出「到延安去！」的
口號來號召知識青年加入中共，他是唯一懂得喊出「到贛南來！」以相抗衡的國
民黨人；當國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轉趨劣勢，他是唯一懂得必須優先穩定金融
民生才有可能穩住局勢並退保東南半壁的國民黨人，只是，他的上海打老虎行動
遇上了宋美齡的姻親孔令侃終究踢到了鐵板鎩羽而歸，蔣中正選擇迎娶代表前清
舊勢力的宋美齡並與舊北洋軍系勢力妥協讓他快速地完成表面的中國統一，但此
刻卻以最諷刺的方式反噬了他的政權，如果他選擇重用宋美齡或宋家等舊勢力而
不是迎娶，如果他在與舊北洋軍系勢力妥協時能同時推動廣為人民支持的合理範
圍內土地改革以牽制舊北洋軍系，雖然可能延遲他統一中國的志業，但或許能有
更大的施政迴旋空間而不至於完全受制於舊勢力的掣肘而左支右絀。歷史在此又
一次地顯示了它對人世的嘲諷，與杜月笙和孔令侃等既得利益勢力深刻結合而處
處與蔣經國唱反調的上海市長吳國楨，在國府渡台初期竟然改以親美開明人士的
面目被美國重視而迫使蔣中正重用其為台灣省主席。
1949年12月底，川西決戰結束，國府中樞正式播遷來台，風雨飄搖的年代，
為了與能夠有效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共產黨抗衡，國民黨唯有變成共產黨的鏡像。
而能夠完成這個鏡像化工程的，唯有深刻了解其原型之人。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奄奄一息的國府生機乍現。原本國府渡台軍政
官員已對局勢失去希望，人心徬徨不安，國府高層為了向美方展示改革決心以爭
取美援而重用被美方視為親美開明派的孫立人與吳國楨，甚至連監獄人員都對關
押的共產黨人多所寬容以免中共解放台灣後被視為反革命份子清算，韓戰爆發後
，美方需要國府固守台灣這個東亞冷戰前哨，於是，國府再無忌憚，馬場町自此
槍聲不絕。
1950年7月，為了避免重蹈國府大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的覆轍，國民黨展開
改造運動，建構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列寧式政黨。改造運動在政治上的鬥爭目標是
大陸時期掌握黨務與黨意識型態甚至還掌握了情治單位中統局（中央黨部調查統
計局）的保守派CC派──日後陳立夫會出版《四書道貫》並非偶然，但在整個改造
運動的制度設計裡，國民黨變得比起聯俄容共時更加地像個列寧式革命先鋒黨。
改造運動確立了國民黨的黨內民主採取「民主集權制」，而對列寧式政黨不陌生
的都知道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依此「以俄為師」而建立了祕密活動的各級
黨政軍單位中的黨小組，並建立孔知忠等知青黨部，主要目的在於總結大陸時期
國共鬥爭失敗的經驗，希望透過黨組織的嚴密組織與中共組織對抗，而由於希望
廣泛地吸納知青、工運與農運力量，除了國民黨的知青黨部以及與共青團極相似
的救國團，國府也在台灣成立了與共產黨相似的由黨國掌握的全國總工會以及各
地農會組織，並在國府軍隊裡建立了類似共產黨軍隊政委系統的政戰系統，此外
，國府在台各地方的縣市黨部主委的實質權力高於當地民選縣市長而甚至可以召
來縣市長並加以嚴詞痛批也讓人想起共產黨在地方層級的市委書記權力高於市長
的情況，而整個國民黨黨國體制 (party-state system) 的決策中樞乃是由國
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由行政院執行，則不禁讓人想起共產黨黨國體制的
決策中樞乃是由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策後交由國務院執行。
與中共的黨國體制不同的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乃是一套社會控制機制以及
統治機器藉以吸納各界菁英以擴大社會基礎的統治機制，像是知青黨部與救國團
就好似美國大學裡的骷髏會等菁英份子接班團隊而不像在校園裡狂熱地宣傳煽動
黨革命理念的早年共產黨青年，國民黨缺乏革命民主政黨的意識型態傳統，因而
其黨國體制也就不至於像中共的黨國體制一樣在狂熱的革命意識型態之下鑄成大
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大錯，而主要地是一套社會控制的機制，這或許因為蔣經國
終究無法徹底改造國民黨的體質，也或許因為蔣經國有意地將黨國體制侷限於特
別權力關係裡的群體而不使整個社會過於深陷，這使得日後體制內與體制外民主
改革相互激盪競合時，體制變革有了較穩健的可能。
為了建立蔣經國的接班地位，蔣經國一如史達林首先必須控制情治單位，國
府渡台之初的1949年，蔣經國便在總統府裡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以統制各
情治單位，隨後則開始逐步地整肅與收攏山頭林立的各情治單位的實權。1954年
，蔣經國透過其留俄同學與老軍統鄭介民的協助鬥倒了保密局長毛人鳳，因此掌
握了由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轉型而來的保密局，保密局隨後改制為
國防部軍情局並退出政治偵防工作而專任對外對陸情報工作，毛人鳳亦於隔年
(1956年) 病逝。1964年，層峰更派任曾潛赴延安的原屬軍統系統的沈之岳出任
調查局長，整頓原本由CC派中統勢力控制的調查局，調查局於大整肅後停止政治
偵防工作並轉做犯罪調查，有趣的是，沈之岳曾陪著蔣經國在大陳各島上山下海
，但他死後，據聞中共高層也為他舉辦了祕密追悼會並致贈輓聯「一事二主，兩
俱無傷」；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偵防工作主要由警備總部執行，名義上的警備司
令均為軍人，但實際上則由蔣經國親信、政戰系統的王昇主持警備總部工作；而
為了讓與黃埔軍系缺乏淵源的蔣經國穩住軍權，蔣經國透過屬於黃埔系的王昇在
軍隊中建立政戰系統，但對蘇共與中共軍隊體制不陌生的應該都知道其軍隊裡也
有共產黨組織「政委」，此外，蔣經國也成立了退撫會並自任主委以建立與退伍
軍人間的個人聯繫以藉此鞏固軍權和掌握黨國基層力量。
白色恐怖與蔣經國是脫不了關係的。白色恐怖時的大案孫立人案，孫立人乃
以挾美自重並向美方批評蔣經國建立近似中共軍隊政委制的政戰系統而獲罪，但
其罪名卻是其親信中有中共匪諜，其罪名令人想起史達林大整肅時對紅軍等蘇共
內異議者加諸罪名之錯亂，也讓人想起文革結束後四人幫的罪名竟是「形左實右
」；不同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大多為黨國體制的局外人，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極
高比例是黨國體制的局內人，因而相對於其族群人口比例而言外省族群的死難者
極眾；大陳島戰役時有被俘失蹤的女政戰人員忽然在撤退前被釋回，蔣經國沉思
半晌後說「處理掉」，但如此嚴厲對待可能受到敵方意識型態影響的己方人員的
態度，極為類似史達林大整肅時對有托派嫌疑者寧可錯殺一百的手段，也極為類
似中共在「富田村事變」與「反AB團運動」時鎮反肅反以求內部絕對純淨的作為
。而一如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宗教裁判所進行異端審判的對象多為教會中人，宣稱
無神的共產黨其實與宣稱一神的天主教一樣，總是會有如泰坦般地吞噬自己潛在
不忠不純可能的子女。特殊的非常時期，政權高層為鞏固政權與反共防共採取非
常手段有其不得己，或許唯有如此才能保護台灣不被中共解放然後才有機會透過
經濟與教育的發展來開啟民主改革的契機，因而固然不需要也不應該事後諸葛地
追究追殺秋後算帳，但主政者與有言權者亦應了解受難者面臨的巨大苦痛，而不
應說出沒有戒嚴哪有民主的傷口灑鹽話語而徒增社會不安與對立。
鞏固了國府政權與自己的接班之路後，蔣經國推動了十大建設與催台青等經
改與政改，藉此發展經濟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的燎原之火，也藉此因應美方「擁
蔣保台」卻也「防蔣反攻」而反攻大陸無望的情勢下國府政權必須在台灣土地上
重建其統治正當性以沿續其生存的內外挑戰。蔣經國時代也開啟了台灣的社會保
險與社會安全制度如勞工保險，具有強烈反共保守主義性格的黨國統治機器因而
增加了不再那麼嚇人的提供福利行政的新功能。蔣經國時代的經濟發展讓台灣人
民開始有了思考民主與權利的物質基礎，於是，蔣經國時代晚期也是台灣社會運
動與民主運動逢勃發展之時。而在體制內，改造運動時被鬥倒的CC派老立委由於
反共意識型態不可能被質疑卻又不再獲重用，遂成為極敢言的黨內反對派，日後
並經常成為反對運動勢力與黨國間的溝通橋樑，而成為了一種還算圓滿卻頗堪玩
味的歷史角色錯位。
做為黨國體制最高領袖的蔣經國終究不可能超越整個體制去支持民主改革，
否則他可能連黨國領袖的地位都會面臨挑戰。美麗島事件時，他終究必須等到親
信開口力勸「血流到了地上，仇恨就再也化解不掉了」才能決策槍下留人給民主
運動留一息香火，而當林宅血案發生時，大批情治人員趕到現場也似可見林宅血
案極可能並非出自最高層意志，否則應該只會有地方警察人員到場以使其看起來
像竊盜失風臨時起意殺人滅口，而既然蔣經國已以親信力勸的藉口改判美麗島受
刑人重刑而非死刑以維持其一定的仍願寬容的社會形象，也似乎不可能再以林宅
血案來搬磚砸腳，然而林宅血案的發生，卻顯示了蔣經國時代晚期黨國體制內部
部份勢力對於經濟改革之後必然的進一步民主改革存在強烈抗拒，即使違背黨國
最高領袖的意志而甚至破壞黨國最高領袖的社會形象也在所不惜。
蔣經國時代晚期，政戰部主任王昇循著蔣經國的接班道路建立了劉少康辦公
室，但蔣經國選擇裁撤之並將王昇流放巴拉圭，儘管王昇在政戰學校怒吼「殺了
一個王昇，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但他依然下令「抬也抬上飛機去」。江南案
後，他宣布了蔣家人不再介入台灣政治。他原本屬意技術官僚出身的孫運璿接班
，但在孫中風後，蔣經國選擇了一個與他有類似歷史的人物，一個「你這種人，
也只有蔣經國敢用」的人，後來這位與蔣經國一樣改宗了的信徒上任時的第一篇
公開文告就引用了在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具有實質政治意義的對話對象的黑格爾。
生命的最後，他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開放了黨禁與報禁，也開放了因
國府播遷而終生失親而又往往未婚的老兵返鄉探親。
他死後，遺體與他父親的遺體一樣成為承載黨國反攻大陸神話的道體。他的
接班人展開民主改革，果不其然地遭遇了部份黨國內部勢力的強烈抗拒，他的接
班人李登輝於是透過與新興的民主運動勢力以及黨國內部地方勢力間的合縱連橫
來推動寧靜革命，但由於技術上仍難免缺失而引發社會對於地方黑金中央化等質
疑，加以未能選定外省籍寧靜革命參與者做為接班人以化解省籍情結並穩定人心
，寧靜革命終究遺留了未完成歷史進程的遺憾。他生前說過「我也是台灣人」，
然而黨國內部終究有著期待反攻大陸的勢力，於是混雜著對李登輝施政失誤的不
滿成立了新國民黨連線並最終出走成立新黨，有趣的是，新黨終究有意無意間從
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保留了融合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綱中較柔性而提倡社會
分配正義的部份以形成其「課徵土增稅」與「小市民代言人」等政綱。
他的時代留下的歷史仍在現在進行式地發展中，現在尚難逐一評論。
但讓我們記住他最後的身影。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國大會議，面對新成立
的民進黨國大的大聲抗議，他沒有發怒，沒有動用警察權，他只是微笑著，揮手
。他最後的身影宣示了黨國最高領袖對於民主改革的肯認，也向黨國宣示了必須
對民主改革寬容放行。「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
笑」，可惜寫下這動人詞句的歷史人物終究缺乏那樣的肚量，以至於在生命的最
後二十年親手毀滅了一生辛勞建立的革命成果也帶給中國人民巨大的災難與痛苦
，但在蔣經國最後的身影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肚量，看到了他的微笑道別。
他是一個共產黨人，一個國民黨人，一個中國人，一個台灣人。
我想，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歷史人物。
2011年12月4日 星期日
讓孔子走下政教神壇吧！
近年來，孔子與儒家思想再度成為台灣社會各界爭論的重要議題並與政治上
的統獨意識型態紛擾糾纏。馬政府上台後力推弘揚儒家文化以淨化人心，因而決
定恢復高中課程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學庸必修，台獨人士則認為教科書中與
中國或者中國文化有關的內容均是大中國思想的灌輸教育而大力反對，甚至有認
為必須推行全台語教育以去中國化者。這讓人不禁回想起漢代乃至於清代中國政
權對於儒教思想的改寫與利用以做為維繫政權的意識型態工具，於是民國以後許
多知識分子乃有打倒儒教封建禮教以救亡圖存的呼籲，及至中共建政後則甚至發
動了文化大革命希冀徹底地破四舊立四新。然而，孔子做為儒家哲學與政治思想
的象徵，真的載得動這許多的政權是非嗎？孔子與儒家思想又真的有必要與一個
又一個反覆興衰的政權結合才能夠發揮其影響力嗎？
孔子的一生均在於追求從政用世以行道天下的理想，其後儒門學者亦多以行
道天下為其理想境界，孟荀均追尋孔子心跡以建立其大儒之效的行道理想，因而
中國歷代王朝有意識地篡改儒家學說以做為鞏固政權正當性基礎的道德說服利器
並不足為奇。
然而，儘管漢代儒學思想大盛而儒門學者稱孔子乃「為漢立法」，然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原本儒學思想中「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的思想受到漢王朝政權勢力的壓力而轉變為絕對的忠君愛國的封建禮教，實則，
孔子作《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更以「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來勉勵執政者，
可見孔子並未主張絕對君權與父權的上下階級秩序，而是主張「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在上位者必須以身作則然後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
此外，漢代以降中國歷代均尊奉以孔子為其「道體」所承載的儒教思想以做
為社會控制的文化思想上層結構建築，但對於孔子之後傳承光大儒門思想的孟子
學說卻往往避而不談，直至北宋時才將孟子入祀孔廟，原因不外乎孟子有較強烈
的民本民權思想，像是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
子」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肯認人民的支持才是君主統治正當性的唯一來
源，甚至主張武王伐商乃「誅一夫紂」而非弒君，雖然自周代商以來歷代對於新
王朝統治正當性的來源一直認為「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但均是以天子乃
有天命的君權神授觀來解釋，並往往在開國之君的生命故事中添加許多神話色彩
以確立其獲有天命的神授君權如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孟子認為統治正當性的
來源乃是「君權民授」實乃對於君主統治正當性的一大挑戰，因而，儘管孟子堪
稱孔子之後最重要的儒門學者，但歷代統治者往往不願意正視孟子思想，直到宋
代理學重新爬梳孟子思想後，統治者才將孟子入祀象徵著國家政教正統的孔廟。
由於中國歷史封建專制王朝均以儒教思想做為鞏固統治正當性以及臣民服從
性的工具，清末西力東漸以後，知識份子迫切地省思國勢衰陵的原因，而中國與
日本大約同時期開始因應西方勢力的入侵而展開現代化嘗試，甲午一戰中國敗給
日本並割地賠款，中國知識份子比較兩國的現代化過程，發現中國的自強運動集
中關注於「師夷之長以制夷」的軍事裝備等硬體的現代化以追求「船堅砲利」，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除了現代化的技術與設備之外還推動了包括法律與教育制度
的廣泛現代化改革如建立初步的君主立憲制，甚至為了展現「脫亞入歐」的決心
而由天皇敕令改穿西服並將農曆新年改為西曆新年，清季的中國知識份子因此認
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上未能追上日本的原因在於固守迂腐的儒教思想體系以及
千百年來與儒教緊密結合的君主專制與封建禮教，於是，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
子大力提倡廢除儒教封建禮教以及全盤西化，胡適與陳獨秀提倡白話文運動，魯
迅書寫《藥》和《狂人日記》作品來諷刺傳統儒教思想下可怕的禮教吃人，而為
了推翻儒教思想體系裡的中國歷史道統觀，許多歷史學家採取疑古態度重新研究
中國上古史而展開古史辨，其中，顧頡剛甚至提出大禹是上古一條蟲的論點，及
至相當程度上接納清代舊勢力的國府政權在內戰中失利而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
對於中國傳統儒教封建體制的整頓成為中共政權意識型態的關注焦點，希望打倒
儒教封建體制的力量終於混雜著政權高層政爭而成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社會動力
來源，孔子做為承載儒教思想的道體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
然而，孔子真的有必要與反覆興衰的政權政教意識型態道統體系如此緊密結
合才能見其偉大嗎？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思想同為西方哲學思想的重要源頭，許多
重要哲學與倫理課題的問題意識均由兩位大哲開始，然而，在偉大的中世紀基督
教神學家St. Thomas Aquinas將阿里斯多德系統化的思想整合成為基督教經院
哲學的一部份時，儘管當時確實有助於緩和原本過於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教神學思
想並引入較多的人文與理性精神，但透過基督教會包括宗教裁判所在內龐大神權
體系的運作，亞里斯多德科學觀也連帶地成為無可置疑的基督教義的一部份，失
去了透過客觀科學現象的觀察來檢驗與修正的機會，於是，當科學革命開始時，
不論在天文學、物理學或生物學等各領域都必須先挑戰教會支持的亞里斯多德錯
誤理論才能進步，並往往因而引來教會勢力的強硬壓制，亞里斯多德思想反而因
為與教會神權的結合而必須一併概括承受學者與人們對於教權的批判聲浪，但當
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成功，教會不再具有決定思想的絕對權威後，亞里斯多德哲
學與教權分離後並未自西方哲學思想中消失，反而因為自由思辨與批評的可能而
使其重獲生機並得以重建其做為哲學思想重要問題意識源頭的無可取代的歷史地
位。
同樣地，孔子一生追求出仕用世以行道天下，但若透過《史記‧孔子世家》
來考察其一生，便會發現，孔子成其偉大並非在其出仕魯國之時，相反地，孔子
乃因不容然後見君子而益顯偉大，正由於其在各國之間不得用，於是展開了周遊
列國的壯遊並在此一歷險過程中沉澱昇華了他的思想與理念，也因此才有了爾後
回到魯國刪述六經以及教育弟子的沛然莫之能禦的聖人氣象，最終成就了一代思
想宗師。可以說，儘管孔子的理想一直著重於政治理想國的追尋，但其能夠偉大
，卻正是在他本身不再與任何特定政權的複雜政治鬥爭與利益結構有所附著之後
，唯有當孔子不再與特定政權掛勾，他對於政治理想的論述才因此取得了道德高
度，否則便有可能會被懷疑是為了特定政權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特定作為背書而
不是真正的純粹理念。
孔子如此，儒學思想也是如此。孔子與儒門學者從來不曾主張女性三從四德
也不曾主張對暴虐君父的絕對愚忠，但後來歷代政權利用孔子為道體所建構的儒
教政教體系卻扭曲了孔子的思想來建構有利維繫統治正當性的封建禮教，以至於
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以孔子和儒學為箭靶來攻擊不合時宜的吃人的封建
禮教；孔子不曾主張朝鮮民族必須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日本殖民統治者滲透
利用朝鮮傳統儒教體系以規訓朝鮮人民接受殖民統治的壓迫剝削，使得朝鮮人民
大量地否定儒教並轉向信仰基督宗教以做為一種抗議宗教；孔子從來不曾主張支
持或者反對台灣本省籍人民保存在地文化與追求政治和社會平等，但國府播遷來
台後過於強調以孔子和儒家思想為主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主要目的固然在與
誓言打倒封建禮教的中共政權區隔以確立其統治正當性，但當台灣本省籍人民追
求在地文化的保存與政治社會地位的平等時，做為國府政教意識型態正統性道統
象徵的孔子與儒家思想於是再度成為被攻擊的稻草人。
因此，孔子做為追求政治理想國的儒家思想的道體，雖然其思想的根本目的
在於鼓舞追尋理想的政治行動，但唯有當孔子不再與任何特定政權的政治行為與
利益結構有所緊密附著時，孔子與其理念才能在人民之間取得更高更純粹的道德
高度，也才能因而有力地鼓舞人心，使得追求政治理想國的行動因為孔子神聖典
範的鼓舞而有更強大的信心與動力。
因此，為了讓孔子走入人間，為了讓孔子思想對於混亂的當代政治有更大的
啟發作用，讓孔子走下政教神壇吧！
的統獨意識型態紛擾糾纏。馬政府上台後力推弘揚儒家文化以淨化人心，因而決
定恢復高中課程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學庸必修，台獨人士則認為教科書中與
中國或者中國文化有關的內容均是大中國思想的灌輸教育而大力反對，甚至有認
為必須推行全台語教育以去中國化者。這讓人不禁回想起漢代乃至於清代中國政
權對於儒教思想的改寫與利用以做為維繫政權的意識型態工具，於是民國以後許
多知識分子乃有打倒儒教封建禮教以救亡圖存的呼籲，及至中共建政後則甚至發
動了文化大革命希冀徹底地破四舊立四新。然而，孔子做為儒家哲學與政治思想
的象徵，真的載得動這許多的政權是非嗎？孔子與儒家思想又真的有必要與一個
又一個反覆興衰的政權結合才能夠發揮其影響力嗎？
孔子的一生均在於追求從政用世以行道天下的理想，其後儒門學者亦多以行
道天下為其理想境界，孟荀均追尋孔子心跡以建立其大儒之效的行道理想，因而
中國歷代王朝有意識地篡改儒家學說以做為鞏固政權正當性基礎的道德說服利器
並不足為奇。
然而，儘管漢代儒學思想大盛而儒門學者稱孔子乃「為漢立法」，然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原本儒學思想中「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的思想受到漢王朝政權勢力的壓力而轉變為絕對的忠君愛國的封建禮教，實則，
孔子作《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更以「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來勉勵執政者，
可見孔子並未主張絕對君權與父權的上下階級秩序，而是主張「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在上位者必須以身作則然後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
此外，漢代以降中國歷代均尊奉以孔子為其「道體」所承載的儒教思想以做
為社會控制的文化思想上層結構建築，但對於孔子之後傳承光大儒門思想的孟子
學說卻往往避而不談，直至北宋時才將孟子入祀孔廟，原因不外乎孟子有較強烈
的民本民權思想，像是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
子」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肯認人民的支持才是君主統治正當性的唯一來
源，甚至主張武王伐商乃「誅一夫紂」而非弒君，雖然自周代商以來歷代對於新
王朝統治正當性的來源一直認為「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但均是以天子乃
有天命的君權神授觀來解釋，並往往在開國之君的生命故事中添加許多神話色彩
以確立其獲有天命的神授君權如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孟子認為統治正當性的
來源乃是「君權民授」實乃對於君主統治正當性的一大挑戰，因而，儘管孟子堪
稱孔子之後最重要的儒門學者，但歷代統治者往往不願意正視孟子思想，直到宋
代理學重新爬梳孟子思想後，統治者才將孟子入祀象徵著國家政教正統的孔廟。
由於中國歷史封建專制王朝均以儒教思想做為鞏固統治正當性以及臣民服從
性的工具，清末西力東漸以後，知識份子迫切地省思國勢衰陵的原因，而中國與
日本大約同時期開始因應西方勢力的入侵而展開現代化嘗試，甲午一戰中國敗給
日本並割地賠款，中國知識份子比較兩國的現代化過程，發現中國的自強運動集
中關注於「師夷之長以制夷」的軍事裝備等硬體的現代化以追求「船堅砲利」，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除了現代化的技術與設備之外還推動了包括法律與教育制度
的廣泛現代化改革如建立初步的君主立憲制，甚至為了展現「脫亞入歐」的決心
而由天皇敕令改穿西服並將農曆新年改為西曆新年，清季的中國知識份子因此認
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上未能追上日本的原因在於固守迂腐的儒教思想體系以及
千百年來與儒教緊密結合的君主專制與封建禮教，於是，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
子大力提倡廢除儒教封建禮教以及全盤西化，胡適與陳獨秀提倡白話文運動，魯
迅書寫《藥》和《狂人日記》作品來諷刺傳統儒教思想下可怕的禮教吃人，而為
了推翻儒教思想體系裡的中國歷史道統觀，許多歷史學家採取疑古態度重新研究
中國上古史而展開古史辨，其中，顧頡剛甚至提出大禹是上古一條蟲的論點，及
至相當程度上接納清代舊勢力的國府政權在內戰中失利而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
對於中國傳統儒教封建體制的整頓成為中共政權意識型態的關注焦點，希望打倒
儒教封建體制的力量終於混雜著政權高層政爭而成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社會動力
來源，孔子做為承載儒教思想的道體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
然而，孔子真的有必要與反覆興衰的政權政教意識型態道統體系如此緊密結
合才能見其偉大嗎？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思想同為西方哲學思想的重要源頭，許多
重要哲學與倫理課題的問題意識均由兩位大哲開始，然而，在偉大的中世紀基督
教神學家St. Thomas Aquinas將阿里斯多德系統化的思想整合成為基督教經院
哲學的一部份時，儘管當時確實有助於緩和原本過於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教神學思
想並引入較多的人文與理性精神，但透過基督教會包括宗教裁判所在內龐大神權
體系的運作，亞里斯多德科學觀也連帶地成為無可置疑的基督教義的一部份，失
去了透過客觀科學現象的觀察來檢驗與修正的機會，於是，當科學革命開始時，
不論在天文學、物理學或生物學等各領域都必須先挑戰教會支持的亞里斯多德錯
誤理論才能進步，並往往因而引來教會勢力的強硬壓制，亞里斯多德思想反而因
為與教會神權的結合而必須一併概括承受學者與人們對於教權的批判聲浪，但當
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成功，教會不再具有決定思想的絕對權威後，亞里斯多德哲
學與教權分離後並未自西方哲學思想中消失，反而因為自由思辨與批評的可能而
使其重獲生機並得以重建其做為哲學思想重要問題意識源頭的無可取代的歷史地
位。
同樣地，孔子一生追求出仕用世以行道天下，但若透過《史記‧孔子世家》
來考察其一生，便會發現，孔子成其偉大並非在其出仕魯國之時，相反地，孔子
乃因不容然後見君子而益顯偉大，正由於其在各國之間不得用，於是展開了周遊
列國的壯遊並在此一歷險過程中沉澱昇華了他的思想與理念，也因此才有了爾後
回到魯國刪述六經以及教育弟子的沛然莫之能禦的聖人氣象，最終成就了一代思
想宗師。可以說，儘管孔子的理想一直著重於政治理想國的追尋，但其能夠偉大
，卻正是在他本身不再與任何特定政權的複雜政治鬥爭與利益結構有所附著之後
，唯有當孔子不再與特定政權掛勾，他對於政治理想的論述才因此取得了道德高
度，否則便有可能會被懷疑是為了特定政權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特定作為背書而
不是真正的純粹理念。
孔子如此，儒學思想也是如此。孔子與儒門學者從來不曾主張女性三從四德
也不曾主張對暴虐君父的絕對愚忠，但後來歷代政權利用孔子為道體所建構的儒
教政教體系卻扭曲了孔子的思想來建構有利維繫統治正當性的封建禮教，以至於
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以孔子和儒學為箭靶來攻擊不合時宜的吃人的封建
禮教；孔子不曾主張朝鮮民族必須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日本殖民統治者滲透
利用朝鮮傳統儒教體系以規訓朝鮮人民接受殖民統治的壓迫剝削，使得朝鮮人民
大量地否定儒教並轉向信仰基督宗教以做為一種抗議宗教；孔子從來不曾主張支
持或者反對台灣本省籍人民保存在地文化與追求政治和社會平等，但國府播遷來
台後過於強調以孔子和儒家思想為主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主要目的固然在與
誓言打倒封建禮教的中共政權區隔以確立其統治正當性，但當台灣本省籍人民追
求在地文化的保存與政治社會地位的平等時，做為國府政教意識型態正統性道統
象徵的孔子與儒家思想於是再度成為被攻擊的稻草人。
因此，孔子做為追求政治理想國的儒家思想的道體，雖然其思想的根本目的
在於鼓舞追尋理想的政治行動，但唯有當孔子不再與任何特定政權的政治行為與
利益結構有所緊密附著時，孔子與其理念才能在人民之間取得更高更純粹的道德
高度，也才能因而有力地鼓舞人心，使得追求政治理想國的行動因為孔子神聖典
範的鼓舞而有更強大的信心與動力。
因此，為了讓孔子走入人間，為了讓孔子思想對於混亂的當代政治有更大的
啟發作用，讓孔子走下政教神壇吧！
2011年12月2日 星期五
鄉關何處──綠的海平線觀後
紀錄片《綠的海平線》是一群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到日本本國軍機工廠工作的
台灣少年工的故事。日本軍部自蘆溝橋事變後深陷中國戰場，隨後更因為美英的
經濟與石油運輸封鎖而發動珍珠港事變期能控制南洋豐富的天然資源，但卻驚醒
了人力物力龐大的美國加入戰場，至中途島戰役日本海軍主力幾乎被全殲而挫敗
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轉趨劣勢，多次重大戰役的耗損使其人力物力漸感捉襟
見肘，日本本國勞動力被大量徵召入伍參戰，遺留龐大的勞動力缺口自然只能由
殖民地募集人力補充，許多台灣少年受到日籍教師可以成為技手並且可以半工半
讀的鼓吹加上考量戰時體制下家庭生活物質的匱乏而接受募集到日本海軍空C廠
擔任少年工，1945年初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改行徵兵制，許多不願意被徵兵到
南洋與華南戰場送死的台灣少年於是選擇應募擔任少年工。
然而，少年工們這一去卻正好遇上了日本戰敗及至無條件投降，台灣再度改
隸以及中國內戰的複雜因素交絡使得他們的人生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親自以廣播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
兵工廠不再需要了，戰爭造成日本物資極度短缺，台灣少年工只能到美軍新建立
的駐日基地打工維生並等待遣返台灣，同時也透過閱讀《三民主義》等讀物來建
構對新政權的想像。來台接收的國府政權未考量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五十
年的處境而推動像是過快地禁絕日語卻未能事先提供適足國語教育機會等不當政
策使得台民激憤，台灣人民發現許多原本日本人佔據的工作機會因為語言問題而
仍然沒有他們的份，此外，儘管原本幾乎全部名額都由日籍學生佔據的台灣大學
在戰後大幅開放台籍民眾入學，但台籍民眾仍然由於國語轉換政策缺乏輔助配套
措施而有幾年時間因語言政策失當而錄取率較低，戰後初期台大學生中台籍者仍
然只增加到略多於五成，台籍民眾因此而產生了國府也像日本殖民者一樣歧視台
灣人民的主觀感受與省籍情結，雖然是不符客觀史實的看法，但可以說實在是由
於戰後國府來台接收政策屢屢失當所致，此外，國府的肅清漢奸政策使得許多被
迫徵召入伍為日本殖民者當砲灰的台籍日本兵戰後竟然成為同民族政權眼中的漢
奸而失業，許多台灣少年工的處境也與之類似，而由於台籍日本兵和台灣少年工
均受過軍事訓練，二二八事件時許多台灣少年工也被牽扯了進去，於是當了國府
警察的少年工與參加二二八起義的少年工之間，產生了微妙的歷史命運的錯位。
此外，有些台灣少年工選擇留在日本發展，有些則由於二二八事件而選擇轉往共
產黨新中國尋找安身立命之處，但後者卻又因為曾經為日本兵工廠工作的歷史而
在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整風的對象，這些留在日本或者轉往中國大陸的台灣少年工
，都經歷了許多年的苦難歲月才有機會與家人重逢。
故鄉是許多不得不離家背井者永恆的想望。1945年8月15日以後，二十多萬
的台灣少年工與台籍日本兵在日本、華南與南洋各地望穿秋水地等待著帶他們回
家的輪船。1949年年底以後，為數更多的隨國府撤退來台的軍民也望穿秋水地等
待著偉大領袖親自承諾過的返鄉之期，只是領袖終究食言了，大陸局勢早已不可
能逆轉而美方也不願國府冒險反攻大陸使其捲入台海戰爭，國府來台後為了防止
省籍情結惡化遂以準備反攻大陸為名對各級未婚軍官士兵設定結婚年齡限制，爾
後更以開發中橫等為名而將退伍卻仍身強力壯而未婚的老兵納入榮工處工作隊，
雖是給予工作以保障退伍生活，但恐怕也是意在消耗其精力以防未婚退伍軍人思
鄉情切而變生肘腋，即使有了自己家庭者也由於白色恐怖無所不在的監視而不敢
多去談論故鄉的人事物，深怕一個不小心就惹上通匪的嫌疑，而1949年選擇留在
中國大陸的作家與知識份子更是永遠地從台灣的各種書籍乃至於教科書中消失了
，故鄉遂成了這群失根者永遠思念卻不可得的殷切渴望。
政權轉換的大時代，總會發生許多的悲歡離合，主政者的智慧決定了大時代
的悲劇是否可能圓滿收場。戰後初期國府接收政策的諸多失當使得許多台籍民眾
因此對從未善待台灣人民的日本殖民者萌生了一種鄉愁，同樣地，國府在台建立
的黨國體制雖然經過自蘇歸國後就被許多老國民黨認為氣味很不國民黨的蔣經國
的改革並使得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策有了令人驚奇的整合，但仍然有著許多
老朽的成份而使許多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人民對民主改革有所期待，但反對運動
者主政後不夠細膩的政策也使得許多原本對黨國體制的老朽有所不滿而期待改革
的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對黨國萌生了一種鄉愁。曹操在官渡之戰後直接銷毀了
曹營軍文官員向袁紹輸誠的文書，因為了解官員面對可能戰敗的後果時必然考慮
如何自保的人性自然；法國大革命期間，荷蘭國王流亡倫敦並客死他鄉，拿破崙
戰爭結束後，其子返國繼位，針對革命派勢力採取 ”Forgive and Forget”
的寬容政策，因為了解大時代的變動使人們產生不同的想法本無可厚非；戰後西
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乃納粹時代曾受迫害的右派人士，但戰後他選擇與曾投靠納
粹的軍政官員合作以重建國家因而甚至被左翼史家霍布斯邦批評是「老納粹的政
府」；因為，面對政權轉換的大時代，有勇氣表達異議者少因而值得被視為英雄
歌頌，但大多數選擇合作者不該被視為叛徒整肅，畢竟，唯有如此的寬容政策，
才能夠避免冤冤相報的反覆對立與仇恨，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裡團結人民與重建
國家，而大抵心安即是家，也唯有如此的寬容政策，才能夠使得所有的人群都不
再失根而得以在共同生存的土地上找到安全感與歸屬感，找到故鄉。
台灣少年工的故事。日本軍部自蘆溝橋事變後深陷中國戰場，隨後更因為美英的
經濟與石油運輸封鎖而發動珍珠港事變期能控制南洋豐富的天然資源，但卻驚醒
了人力物力龐大的美國加入戰場，至中途島戰役日本海軍主力幾乎被全殲而挫敗
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轉趨劣勢，多次重大戰役的耗損使其人力物力漸感捉襟
見肘，日本本國勞動力被大量徵召入伍參戰，遺留龐大的勞動力缺口自然只能由
殖民地募集人力補充，許多台灣少年受到日籍教師可以成為技手並且可以半工半
讀的鼓吹加上考量戰時體制下家庭生活物質的匱乏而接受募集到日本海軍空C廠
擔任少年工，1945年初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改行徵兵制，許多不願意被徵兵到
南洋與華南戰場送死的台灣少年於是選擇應募擔任少年工。
然而，少年工們這一去卻正好遇上了日本戰敗及至無條件投降，台灣再度改
隸以及中國內戰的複雜因素交絡使得他們的人生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親自以廣播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
兵工廠不再需要了，戰爭造成日本物資極度短缺，台灣少年工只能到美軍新建立
的駐日基地打工維生並等待遣返台灣，同時也透過閱讀《三民主義》等讀物來建
構對新政權的想像。來台接收的國府政權未考量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五十
年的處境而推動像是過快地禁絕日語卻未能事先提供適足國語教育機會等不當政
策使得台民激憤，台灣人民發現許多原本日本人佔據的工作機會因為語言問題而
仍然沒有他們的份，此外，儘管原本幾乎全部名額都由日籍學生佔據的台灣大學
在戰後大幅開放台籍民眾入學，但台籍民眾仍然由於國語轉換政策缺乏輔助配套
措施而有幾年時間因語言政策失當而錄取率較低，戰後初期台大學生中台籍者仍
然只增加到略多於五成，台籍民眾因此而產生了國府也像日本殖民者一樣歧視台
灣人民的主觀感受與省籍情結，雖然是不符客觀史實的看法，但可以說實在是由
於戰後國府來台接收政策屢屢失當所致，此外，國府的肅清漢奸政策使得許多被
迫徵召入伍為日本殖民者當砲灰的台籍日本兵戰後竟然成為同民族政權眼中的漢
奸而失業，許多台灣少年工的處境也與之類似，而由於台籍日本兵和台灣少年工
均受過軍事訓練，二二八事件時許多台灣少年工也被牽扯了進去，於是當了國府
警察的少年工與參加二二八起義的少年工之間，產生了微妙的歷史命運的錯位。
此外，有些台灣少年工選擇留在日本發展，有些則由於二二八事件而選擇轉往共
產黨新中國尋找安身立命之處，但後者卻又因為曾經為日本兵工廠工作的歷史而
在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整風的對象，這些留在日本或者轉往中國大陸的台灣少年工
，都經歷了許多年的苦難歲月才有機會與家人重逢。
故鄉是許多不得不離家背井者永恆的想望。1945年8月15日以後，二十多萬
的台灣少年工與台籍日本兵在日本、華南與南洋各地望穿秋水地等待著帶他們回
家的輪船。1949年年底以後，為數更多的隨國府撤退來台的軍民也望穿秋水地等
待著偉大領袖親自承諾過的返鄉之期，只是領袖終究食言了，大陸局勢早已不可
能逆轉而美方也不願國府冒險反攻大陸使其捲入台海戰爭，國府來台後為了防止
省籍情結惡化遂以準備反攻大陸為名對各級未婚軍官士兵設定結婚年齡限制，爾
後更以開發中橫等為名而將退伍卻仍身強力壯而未婚的老兵納入榮工處工作隊，
雖是給予工作以保障退伍生活，但恐怕也是意在消耗其精力以防未婚退伍軍人思
鄉情切而變生肘腋，即使有了自己家庭者也由於白色恐怖無所不在的監視而不敢
多去談論故鄉的人事物，深怕一個不小心就惹上通匪的嫌疑，而1949年選擇留在
中國大陸的作家與知識份子更是永遠地從台灣的各種書籍乃至於教科書中消失了
，故鄉遂成了這群失根者永遠思念卻不可得的殷切渴望。
政權轉換的大時代，總會發生許多的悲歡離合，主政者的智慧決定了大時代
的悲劇是否可能圓滿收場。戰後初期國府接收政策的諸多失當使得許多台籍民眾
因此對從未善待台灣人民的日本殖民者萌生了一種鄉愁，同樣地，國府在台建立
的黨國體制雖然經過自蘇歸國後就被許多老國民黨認為氣味很不國民黨的蔣經國
的改革並使得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策有了令人驚奇的整合，但仍然有著許多
老朽的成份而使許多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人民對民主改革有所期待，但反對運動
者主政後不夠細膩的政策也使得許多原本對黨國體制的老朽有所不滿而期待改革
的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對黨國萌生了一種鄉愁。曹操在官渡之戰後直接銷毀了
曹營軍文官員向袁紹輸誠的文書，因為了解官員面對可能戰敗的後果時必然考慮
如何自保的人性自然；法國大革命期間，荷蘭國王流亡倫敦並客死他鄉，拿破崙
戰爭結束後，其子返國繼位，針對革命派勢力採取 ”Forgive and Forget”
的寬容政策，因為了解大時代的變動使人們產生不同的想法本無可厚非；戰後西
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乃納粹時代曾受迫害的右派人士，但戰後他選擇與曾投靠納
粹的軍政官員合作以重建國家因而甚至被左翼史家霍布斯邦批評是「老納粹的政
府」；因為，面對政權轉換的大時代，有勇氣表達異議者少因而值得被視為英雄
歌頌，但大多數選擇合作者不該被視為叛徒整肅，畢竟，唯有如此的寬容政策，
才能夠避免冤冤相報的反覆對立與仇恨，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裡團結人民與重建
國家，而大抵心安即是家，也唯有如此的寬容政策，才能夠使得所有的人群都不
再失根而得以在共同生存的土地上找到安全感與歸屬感，找到故鄉。
2011年11月12日 星期六
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讀後
日本自1930年代因著經濟大恐慌而走向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侵略道路並開
始追求大東亞共榮圈的幻夢之後，在九一八事變以及併吞朝鮮成功之後食髓知味
因而一步步地加緊對東亞各國的侵略行動，至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終於因為踩到
國府對日隱忍以求累積國力的紅線底線而踢到鐵板，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
正發表蘆山宣言展開全面對日抗戰，中共中央稍後也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表示支持
國府共同對日抗戰，國府旋即調集包括精銳的中央軍德制師在內的主力重兵在無
險可恃的上海周邊平原開闊地帶與進攻上海南京試圖速戰速決逼和國府的日軍主
力展開淞滬會戰，雖因戰略過於僵化而死傷慘重，但已重創日軍速戰速決的信心
，隨後，1937年底，華北戰場因北洋軍閥出身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坐擁三十萬大
軍卻不戰而走導致日軍華北部隊與華中部隊一時間對撤往武漢的國府中樞呈現鉗
形包夾態勢，但國府不惜在開封附近炸開黃河大堤（花園口決堤）以阻滯日軍兩
路大軍對進之勢，讓日軍開始意識到國府不惜任何軍民犧牲也要抗戰到底的意志
力之堅決。
在殖民地台灣，已受到軍部勢力宰制的日本帝國殖民者於1936年9月恢復派
任武官總督以取代為時僅十九年的文官總督，新武官總督小林躋造並提出「皇民
化」、「工業化」和「南進化」以改造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的三大新治台方針，並
早在蘆溝橋事變爆發前的1937年4月間就禁止台灣報紙的中文欄，及至蘆溝橋事
變爆發，台灣民眾直接以「事變」一詞稱之更可見當時不論日本殖民者或者台灣
本島民眾均意識到其為不尋常的歷史轉捩點，可以說，蘆溝橋事變並非偶然的摩
擦事件，而是日本軍部一系列對外侵略國策下的預謀性行動，原初目的在於測試
國府的容忍底線並試圖以近似併吞朝鮮模式的「華北中立化」來蠶食中國，而同
時間在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是日本進入戰時體制而進行軍事動員行動的一
部份。
同一時間，日本殖民者也在殖民地朝鮮展開皇民化運動，惟殖民地台灣與殖
民地朝鮮的皇民化運動稍有差異。朝鮮乃是朝鮮民族全部主權領土的淪亡，因而
除了極少數逃亡中國大陸前往南京依附國府的右派反抗份子和前往東北依附中共
游擊隊的左派反抗份子，包括傳統兩班菁英統治階級在內的朝鮮人民均淪於日本
殖民統治之下，使得朝鮮的反殖民運動有著較強大且具有軍政統治經驗的菁英階
級的參與和領導而較為激烈，因而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只消對付本島人的漢文化認
同，但在朝鮮卻必須同時對付朝鮮人的朝鮮文化認同與國家民族認同，因而也就
在朝鮮採取較為強硬的皇民化政策。
首先，日本殖民者試圖以日本神道教取代殖民地的固有宗教，在台灣面對的
固有宗教是與神道教同屬佛道宗教系統的本地佛教和道教，因而儘管台民並不情
願奉祀神宮大麻和參拜神社但並沒有太激烈的反抗行動，但在朝鮮由於日本殖民
早期試圖以日韓同屬儒家思想而滲透利用朝鮮傳統儒教系統控制朝鮮而使許多朝
鮮人民轉向基督教以做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抗議宗教，皇民化時期日本殖民者在
朝鮮面對的是向來比起佛道教更具反抗精神的基督宗教，朝鮮人民對於參拜神社
的反抗極為強烈，日本殖民者因而大舉鎮壓朝鮮基督教，五十餘名牧師被捕後死
於獄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當晚，朝鮮人民火燒包括平壤神社在
內的日本殖民者神社以洩憤。
第二，日本殖民者以台灣和朝鮮人民不會講皇民的日語做為正當化其差別待
遇的藉口，到了皇民化時期為了方便軍事動員更進一步地推動所謂的國語運動──
有別於戰後國府的國語運動是當時全中國範圍內各地均放棄方言改用改自北京話
的國語運動，儘管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母語是浙江方言寧波話也同樣必須放棄母
語改用國語，日本殖民者乃是以日本本國人民熟悉的日語來取代與日語文化淵源
不深的台灣和朝鮮方言，但比起其提供在台日本人小學生的教材內容，給本島人
小學生的教材內容在皇民化時期更加趨於空洞化，大幅刪除原本就已不多的現代
化知識如數學等的教育卻大幅增加缺乏知識性的「修身」等科目與著重於強調僵
化的皇民愚忠思想，甚至以台灣水果迫不及待獻給天皇享用來比喻殖民地台灣被
壓迫的人民竟然一個個都迫不及待想得到恩賜般的機會來為殖民者的皇國犧牲生
命，更可見日本殖民者乃是以語言做為對台灣人民歧視性差別待遇的藉口（陳培
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乃採取給予所謂「國語家庭」各
種利益如較佳教育機會等方式來誘勸台灣人民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只使用日語，
可以想像的是，有資源學習日語甚至被認定為國語家庭者多半是台灣人民中的地
主等「協力者」；相反地，日本殖民者認定使用韓語與朝鮮民族主義直接相關因
而大力禁止韓語使用，朝鮮知識份子組成的「朝鮮語學會」受到大規模逮捕，被
逮捕的受難者在獄中受盡酷刑。
第三，日本殖民者更要求台灣與朝鮮人民改用日本姓名以消除其文化與民族
認同。在台灣由於在皇民化時期前已有少數本島人改用中姓日名而採取非強迫性
的許可制改姓名運動，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且有「努力涵養皇國民之資質意
念」者才能以戶為單位改姓名，但其實仍有不少本島人地方望族受到日本殖民者
的壓力要求其改姓名；在朝鮮，改姓名運動則有著高度的強制性，甚至乃以「創
世改名」以「為朝鮮人消除非現代性」為藉口，但卻以拒絕未改姓名小學生到學
校讀書或者對未改姓名者採取就業歧視等方式來強迫朝鮮人民改姓名，惟朝鮮人
民在被迫改姓名時仍經常刻意選擇具反抗或者嘲弄殖民者意味的新姓名如「田農
丙下」來隱喻其反抗意志。
第四，皇民化運動的根本目的在於戰時體制的軍事動員，日本殖民者於是推
動所謂的「志願兵制度」，甚至稱為和皇民納稅義務等同的「血稅」，而在殖民
者的皇民化教育以及宣傳的鼓動下竟然有少數殖民地人民認賊做父地以血書的方
式來表達其為日本皇國誓死效命的心志，台灣籍志願兵大多被派往華中、華南及
東南亞，朝鮮籍志願兵大多被派往華北，許多殖民地志願兵大多被當做軍隊中次
要角色的軍夫使用，部份台灣籍志願兵則成為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通譯，間接地使
中國戰場的國府等抗日部隊將台灣通譯等同於汪偽政府的漢奸，戰後中國由於日
本侵華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與社會經濟破壞因而對親日漢奸的處置極為嚴厲甚至
動輒採取死刑處決的處置以為歷經多年苦難的中國軍民洩憤，但在處理台灣的親
日漢奸問題時卻由於未顧及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的特殊歷史情境因而處
置失當，造成日後難解的諸多誤解甚至省籍情結。
然而，相同的是，不論在殖民地台灣或者殖民地朝鮮，即使是在皇民化之後
依然是日本帝國的次等國民，依然「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像是教
育機會依然由在台日本人獨占，像是殖民地志願兵只能出任軍夫或者下層士兵而
缺乏擔任軍官的機會，像是殖民地台灣與殖民地朝鮮的經濟利益依然全由日本不
在資本家壟斷而將殖民地的各種資源不斷地轉用於日本本國－－戰後初期國府雖
因國共相爭終至內戰而將台灣的米糖運往大陸的內戰戰場使用，但此乃與國府在
包括江蘇浙江等較富庶而國府控制力較為鞏固的淪陷區的接收作為是一致的而非
具有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國府戰後在包括台灣、東北和江蘇等各淪陷區的接受作
為往往淪為「劫收」而使當地人民承受遠比日本統治時更大的痛苦與生活困境，
但「劫收大員」卻因此中飽私囊而往往票子、位子、房子、車子、娘子「五子登
科」，而早在抗戰時期，河南人民便稱駐紮當地的國府軍湯恩伯部是「旱澇蝗湯
」的河南四害之一甚至「寧要日軍燒殺，不要湯軍駐紮」，此外，由於戰略僵化
失誤而不時折損極為龐大的人力物力，抗戰後期國府軍經常性地採取拉伕的強徵
手段，為防止拉伕兵員逃亡甚至有如非洲奴隸貿易般自其拉伕的村莊便以繩索將
一批人成串套連頸與手帶離而連夜間或者船上均保持繩索套連，可見國府當時的
諸多作為確實極為不妥而有著責無旁貸的政治責任，然而若因此認定國府對待台
灣具有殖民者性格，恐怕極為不合邏輯，畢竟國府當時在中國各地的作為大抵均
是如此甚至更糟。
皇民化政策在台灣遺留了一批受到日本戰時體制下軍國主義教育的台灣人民
，日本殖民者戰敗遣返後，他們由於接觸皇民化運動的時期為其較為幼稚而缺乏
自主判斷力的小學生童年時期，對於學校教育的內容較易深信而不加以質疑，復
以年幼而對日本殖民者的諸多歧視性差別待遇理解較淺，戰後復又接觸了久經戰
亂而在紀律與物資各方面均比日本殖民者差些的國府接收部隊，加以蔣中正拒絕
桂系李白兩人提出的先鞏固和穩定華中與華南地區再向華北逐次推進的接收策略
意見，堅持將紀律與裝備較佳的中央軍系美械部隊由美軍艦隊協助運往東北接收
，來台部隊乃為各方面素質均差的地方軍系部隊，其紀律敗壞以及各方面的素質
欠佳給了這些甫經皇民化教育而對中國文化與民族認同度低的台灣本島人極差的
第一印象，加以對於中國近現代複雜的歷史脈絡由於五十年的隔閡而缺乏理解的
可能性，很自然地，在戰後歷經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事件後，他們會回想童
年時皇民化運動時的日本想像，故而傾向於親日以及對於與中國有關的一切有著
情緒性的絕對厭惡，這是可以諒解與寬容的。然而，日本殖民者早已一去不回，
歷史有著許多客觀不可改變的現實，這些皇民化世代的老人家之後的台灣人不論
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不會再有那樣子的日本與中國觀感了，而當中國改革開放重新
崛起成為經濟強國之後，皇民化世代老人家對於日本的高度嚮往以及對於中國的
絕對厭惡成為和愛國同心會世代老人家一樣不合時宜的思考，畢竟，面對崛起中
的中國，即使是外省族群的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在中國政治改革開放前景未明的情
況下冒然接受統一，即使是本省族群的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在中國崛起的國際現實
環境下冒著戰爭危險只為爭取更改國號或者回歸日本，於是，可以預期的是，當
皇民化世代與愛國同心會世代的兩群受到各自不同大歷史傷痛的老人家們帶著他
們的傷痛安息之後，台灣終將回歸現實面，依據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
進程與現代化程度以及東亞戰略格局的演變等客觀現實因素的變化循序漸進地推
展兩岸關係的穩健發展。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推動了八年的皇民化運動，卻從未真正有心對台灣人民一
視同仁地平等對待，而只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生產方便利用的殖民地
炮灰而已，然而，儘管許多殖民地人民以血書等方式激情地回應皇民化運動的效
忠皇國呼召，但在日本殖民者心目中依然是日本本國人比起殖民地人民優越而「
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畢竟，這才是殖民統治的真正本質！
日本自1930年代因著經濟大恐慌而走向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侵略道路並開
始追求大東亞共榮圈的幻夢之後，在九一八事變以及併吞朝鮮成功之後食髓知味
因而一步步地加緊對東亞各國的侵略行動，至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終於因為踩到
國府對日隱忍以求累積國力的紅線底線而踢到鐵板，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
正發表蘆山宣言展開全面對日抗戰，中共中央稍後也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表示支持
國府共同對日抗戰，國府旋即調集包括精銳的中央軍德制師在內的主力重兵在無
險可恃的上海周邊平原開闊地帶與進攻上海南京試圖速戰速決逼和國府的日軍主
力展開淞滬會戰，雖因戰略過於僵化而死傷慘重，但已重創日軍速戰速決的信心
，隨後，1937年底，華北戰場因北洋軍閥出身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坐擁三十萬大
軍卻不戰而走導致日軍華北部隊與華中部隊一時間對撤往武漢的國府中樞呈現鉗
形包夾態勢，但國府不惜在開封附近炸開黃河大堤（花園口決堤）以阻滯日軍兩
路大軍對進之勢，讓日軍開始意識到國府不惜任何軍民犧牲也要抗戰到底的意志
力之堅決。
在殖民地台灣，已受到軍部勢力宰制的日本帝國殖民者於1936年9月恢復派
任武官總督以取代為時僅十九年的文官總督，新武官總督小林躋造並提出「皇民
化」、「工業化」和「南進化」以改造台灣進入戰時體制的三大新治台方針，並
早在蘆溝橋事變爆發前的1937年4月間就禁止台灣報紙的中文欄，及至蘆溝橋事
變爆發，台灣民眾直接以「事變」一詞稱之更可見當時不論日本殖民者或者台灣
本島民眾均意識到其為不尋常的歷史轉捩點，可以說，蘆溝橋事變並非偶然的摩
擦事件，而是日本軍部一系列對外侵略國策下的預謀性行動，原初目的在於測試
國府的容忍底線並試圖以近似併吞朝鮮模式的「華北中立化」來蠶食中國，而同
時間在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是日本進入戰時體制而進行軍事動員行動的一
部份。
同一時間，日本殖民者也在殖民地朝鮮展開皇民化運動，惟殖民地台灣與殖
民地朝鮮的皇民化運動稍有差異。朝鮮乃是朝鮮民族全部主權領土的淪亡，因而
除了極少數逃亡中國大陸前往南京依附國府的右派反抗份子和前往東北依附中共
游擊隊的左派反抗份子，包括傳統兩班菁英統治階級在內的朝鮮人民均淪於日本
殖民統治之下，使得朝鮮的反殖民運動有著較強大且具有軍政統治經驗的菁英階
級的參與和領導而較為激烈，因而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只消對付本島人的漢文化認
同，但在朝鮮卻必須同時對付朝鮮人的朝鮮文化認同與國家民族認同，因而也就
在朝鮮採取較為強硬的皇民化政策。
首先，日本殖民者試圖以日本神道教取代殖民地的固有宗教，在台灣面對的
固有宗教是與神道教同屬佛道宗教系統的本地佛教和道教，因而儘管台民並不情
願奉祀神宮大麻和參拜神社但並沒有太激烈的反抗行動，但在朝鮮由於日本殖民
早期試圖以日韓同屬儒家思想而滲透利用朝鮮傳統儒教系統控制朝鮮而使許多朝
鮮人民轉向基督教以做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抗議宗教，皇民化時期日本殖民者在
朝鮮面對的是向來比起佛道教更具反抗精神的基督宗教，朝鮮人民對於參拜神社
的反抗極為強烈，日本殖民者因而大舉鎮壓朝鮮基督教，五十餘名牧師被捕後死
於獄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當晚，朝鮮人民火燒包括平壤神社在
內的日本殖民者神社以洩憤。
第二，日本殖民者以台灣和朝鮮人民不會講皇民的日語做為正當化其差別待
遇的藉口，到了皇民化時期為了方便軍事動員更進一步地推動所謂的國語運動──
有別於戰後國府的國語運動是當時全中國範圍內各地均放棄方言改用改自北京話
的國語運動，儘管最高領導人蔣中正的母語是浙江方言寧波話也同樣必須放棄母
語改用國語，日本殖民者乃是以日本本國人民熟悉的日語來取代與日語文化淵源
不深的台灣和朝鮮方言，但比起其提供在台日本人小學生的教材內容，給本島人
小學生的教材內容在皇民化時期更加趨於空洞化，大幅刪除原本就已不多的現代
化知識如數學等的教育卻大幅增加缺乏知識性的「修身」等科目與著重於強調僵
化的皇民愚忠思想，甚至以台灣水果迫不及待獻給天皇享用來比喻殖民地台灣被
壓迫的人民竟然一個個都迫不及待想得到恩賜般的機會來為殖民者的皇國犧牲生
命，更可見日本殖民者乃是以語言做為對台灣人民歧視性差別待遇的藉口（陳培
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乃採取給予所謂「國語家庭」各
種利益如較佳教育機會等方式來誘勸台灣人民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只使用日語，
可以想像的是，有資源學習日語甚至被認定為國語家庭者多半是台灣人民中的地
主等「協力者」；相反地，日本殖民者認定使用韓語與朝鮮民族主義直接相關因
而大力禁止韓語使用，朝鮮知識份子組成的「朝鮮語學會」受到大規模逮捕，被
逮捕的受難者在獄中受盡酷刑。
第三，日本殖民者更要求台灣與朝鮮人民改用日本姓名以消除其文化與民族
認同。在台灣由於在皇民化時期前已有少數本島人改用中姓日名而採取非強迫性
的許可制改姓名運動，必須是「國語常用家庭」且有「努力涵養皇國民之資質意
念」者才能以戶為單位改姓名，但其實仍有不少本島人地方望族受到日本殖民者
的壓力要求其改姓名；在朝鮮，改姓名運動則有著高度的強制性，甚至乃以「創
世改名」以「為朝鮮人消除非現代性」為藉口，但卻以拒絕未改姓名小學生到學
校讀書或者對未改姓名者採取就業歧視等方式來強迫朝鮮人民改姓名，惟朝鮮人
民在被迫改姓名時仍經常刻意選擇具反抗或者嘲弄殖民者意味的新姓名如「田農
丙下」來隱喻其反抗意志。
第四，皇民化運動的根本目的在於戰時體制的軍事動員，日本殖民者於是推
動所謂的「志願兵制度」，甚至稱為和皇民納稅義務等同的「血稅」，而在殖民
者的皇民化教育以及宣傳的鼓動下竟然有少數殖民地人民認賊做父地以血書的方
式來表達其為日本皇國誓死效命的心志，台灣籍志願兵大多被派往華中、華南及
東南亞，朝鮮籍志願兵大多被派往華北，許多殖民地志願兵大多被當做軍隊中次
要角色的軍夫使用，部份台灣籍志願兵則成為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通譯，間接地使
中國戰場的國府等抗日部隊將台灣通譯等同於汪偽政府的漢奸，戰後中國由於日
本侵華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與社會經濟破壞因而對親日漢奸的處置極為嚴厲甚至
動輒採取死刑處決的處置以為歷經多年苦難的中國軍民洩憤，但在處理台灣的親
日漢奸問題時卻由於未顧及台灣已淪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的特殊歷史情境因而處
置失當，造成日後難解的諸多誤解甚至省籍情結。
然而，相同的是，不論在殖民地台灣或者殖民地朝鮮，即使是在皇民化之後
依然是日本帝國的次等國民，依然「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像是教
育機會依然由在台日本人獨占，像是殖民地志願兵只能出任軍夫或者下層士兵而
缺乏擔任軍官的機會，像是殖民地台灣與殖民地朝鮮的經濟利益依然全由日本不
在資本家壟斷而將殖民地的各種資源不斷地轉用於日本本國－－戰後初期國府雖
因國共相爭終至內戰而將台灣的米糖運往大陸的內戰戰場使用，但此乃與國府在
包括江蘇浙江等較富庶而國府控制力較為鞏固的淪陷區的接收作為是一致的而非
具有歧視性的差別待遇，國府戰後在包括台灣、東北和江蘇等各淪陷區的接受作
為往往淪為「劫收」而使當地人民承受遠比日本統治時更大的痛苦與生活困境，
但「劫收大員」卻因此中飽私囊而往往票子、位子、房子、車子、娘子「五子登
科」，而早在抗戰時期，河南人民便稱駐紮當地的國府軍湯恩伯部是「旱澇蝗湯
」的河南四害之一甚至「寧要日軍燒殺，不要湯軍駐紮」，此外，由於戰略僵化
失誤而不時折損極為龐大的人力物力，抗戰後期國府軍經常性地採取拉伕的強徵
手段，為防止拉伕兵員逃亡甚至有如非洲奴隸貿易般自其拉伕的村莊便以繩索將
一批人成串套連頸與手帶離而連夜間或者船上均保持繩索套連，可見國府當時的
諸多作為確實極為不妥而有著責無旁貸的政治責任，然而若因此認定國府對待台
灣具有殖民者性格，恐怕極為不合邏輯，畢竟國府當時在中國各地的作為大抵均
是如此甚至更糟。
皇民化政策在台灣遺留了一批受到日本戰時體制下軍國主義教育的台灣人民
，日本殖民者戰敗遣返後，他們由於接觸皇民化運動的時期為其較為幼稚而缺乏
自主判斷力的小學生童年時期，對於學校教育的內容較易深信而不加以質疑，復
以年幼而對日本殖民者的諸多歧視性差別待遇理解較淺，戰後復又接觸了久經戰
亂而在紀律與物資各方面均比日本殖民者差些的國府接收部隊，加以蔣中正拒絕
桂系李白兩人提出的先鞏固和穩定華中與華南地區再向華北逐次推進的接收策略
意見，堅持將紀律與裝備較佳的中央軍系美械部隊由美軍艦隊協助運往東北接收
，來台部隊乃為各方面素質均差的地方軍系部隊，其紀律敗壞以及各方面的素質
欠佳給了這些甫經皇民化教育而對中國文化與民族認同度低的台灣本島人極差的
第一印象，加以對於中國近現代複雜的歷史脈絡由於五十年的隔閡而缺乏理解的
可能性，很自然地，在戰後歷經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事件後，他們會回想童
年時皇民化運動時的日本想像，故而傾向於親日以及對於與中國有關的一切有著
情緒性的絕對厭惡，這是可以諒解與寬容的。然而，日本殖民者早已一去不回，
歷史有著許多客觀不可改變的現實，這些皇民化世代的老人家之後的台灣人不論
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不會再有那樣子的日本與中國觀感了，而當中國改革開放重新
崛起成為經濟強國之後，皇民化世代老人家對於日本的高度嚮往以及對於中國的
絕對厭惡成為和愛國同心會世代老人家一樣不合時宜的思考，畢竟，面對崛起中
的中國，即使是外省族群的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在中國政治改革開放前景未明的情
況下冒然接受統一，即使是本省族群的年輕一代也不願意在中國崛起的國際現實
環境下冒著戰爭危險只為爭取更改國號或者回歸日本，於是，可以預期的是，當
皇民化世代與愛國同心會世代的兩群受到各自不同大歷史傷痛的老人家們帶著他
們的傷痛安息之後，台灣終將回歸現實面，依據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
進程與現代化程度以及東亞戰略格局的演變等客觀現實因素的變化循序漸進地推
展兩岸關係的穩健發展。
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推動了八年的皇民化運動，卻從未真正有心對台灣人民一
視同仁地平等對待，而只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生產方便利用的殖民地
炮灰而已，然而，儘管許多殖民地人民以血書等方式激情地回應皇民化運動的效
忠皇國呼召，但在日本殖民者心目中依然是日本本國人比起殖民地人民優越而「
有些日本人比其他日本人更日本」，畢竟，這才是殖民統治的真正本質！
2011年11月4日 星期五
假如國府不曾播遷來台──一個架空歷史的思考
在台灣，許多主張台灣獨立人士的一種思考是，如果當年在國共內戰中兵敗
如山倒的國府沒有播遷來台，則當時台灣的本省籍菁英可以如廖文毅等人主觀期
待的在美國的支持下走向獨立，而今天的兩岸關係也不必陷入國共內戰餘緒的界
定模式裡糾纏，當然，也就不會發生國府遷台後的土地改革，而本省籍土地菁英
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也不必面對遷台外省籍菁英與土地改革之後興起的其他本省籍
菁英的競爭與排擠。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回到1949年，該年一月，國府殘存的機械化部隊在徐蚌戰場上陷入重圍，與
蔣中正有著多年恩怨的桂系人士趁機發動逼宮，蔣中正不得不通電下野，但臨去
秋波發布黃埔嫡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蔣中正本人則返回奉化老家在溪口
架起許多無線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和黃埔軍系最高領袖的身分指揮中央系統軍政
經力量向台灣移轉，開始積極部署撤退台灣。果不其然，中共既已秋風掃落葉地
在三大戰役中擊潰國府主力部隊，開給李宗仁代總統的和談條件形同要求國府無
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碟，而在李宗仁代總統拒絕中共條件後，共軍集結二野、三野
與四野之一部龐大的主力部隊，於四月下旬發動渡江戰役攻占南京，隨後攻占上
海，當時駐守上海的黃埔系將領湯恩伯將運輸船隻航次與護航軍艦全用於掩護國
府黃金準備移轉台灣，遺留下二十多萬大軍未及撤退而只能向共軍投降，以中共
建政後將諸多國府降軍轉用於死傷慘重的朝鮮戰場以及歷次政治運動鬥爭地主與
國府遺民手段之激烈，這些因為掩護黃金準備移轉台灣而被犧牲的國府部隊後來
命運之慘烈不難想像。
在1949年當時，美方認定蔣中正是一個天字第一號大衰神，一個有如項羽般
的失敗英雄，本不欲其來台，當時美方一度思考由非黃埔系國府勢力如孫立人接
掌台灣但考慮其無法得到黃埔軍系與中央系政經人士支持作罷，此外也思考過由
黃埔系的陳誠拒蔣保台但同樣考量其缺乏掌握台灣全局所需的軍政經系統的個人
威望而作罷。美方最後只能選擇擁蔣保台。
蔣中正是一個如何的失敗英雄呢？他似乎有心為國家做點事，卻因為能力不
足加以運氣太背而經常搞砸。例如，二戰之後美蘇戰友因為意識型態鬥爭而走向
冷戰對立的全球冷戰格局下，蘇聯勢必在其周邊建構一系列的衛星國來做為其與
美國勢力之間的緩衝，尤其，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與中國間的國境線極長，而西
伯利亞的氣候又不適宜大量人口與駐軍，但中國的東北地區卻是一個適合生產糧
食又具備生產軍火的重工業能力而可以支持大量人口與駐軍的沃土，蘇聯必然會
擔心如果東北完全由二戰後期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府所控制，則無異於美國勢力對
蘇聯的西伯利亞這個柔軟的腹部有了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據點，如此一來將使蘇聯
陷入在歐陸與西伯利亞腹背受敵的困境，蘇聯對此問題深感芒刺在背，因而在雅
爾達密約中要求外蒙古獨立以及取得部份東北利權，並積極地扶植中共控制東北
尤其是北滿以及華北和內蒙古，簡言之，只要東北或者至少北滿以及與外蒙古相
接的華北等地由親蘇的中共控制，則蘇聯的冷戰戰略利益已獲滿足而不必一定要
支持當時由與蘇共正統意識型態存在許多差異的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共解放全中國
，然而，蔣中正卻完全未能理解此一國際情勢的微妙而堅持將國府精銳部隊、使
用美國裝備與訓練而高度機械化的滇緬遠征軍由美軍艦隊協助運往東北接收，甚
至做為東北地區最高軍事首長的東北保安司令一職都派任美國軍校畢業而深受美
方信任的孫立人出任指揮，並調動中央軍與地方軍系多路大軍向華北和內蒙古一
帶的中共解放區大打出手，之後在國共和談時也全然拒絕承認中共已控制華北和
東北解放區的既成事實，甚至國府在國共和談時提出要求中共立刻退出的解放區
竟然還包括了戰略上重要性不大的山東曲阜（孔子故鄉），如此對全球冷戰格局
缺乏認知而又全然昧於現實的戰略思維，使得國府終究只能退守東南一隅，發動
恐共症心理下寧可錯殺一百的白色恐怖，以及痛定思痛地推動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經濟發展，而蔣中正終究也只是如項羽般的失敗英雄。
美方當時考慮的方案裡並不包括由美方直接領台或者扶植台灣本省籍菁英獨
立建國。為什麼呢？
1945年夏天抗戰勝利後，中共旋即向中國各地派出其工作人員，其中最重要
的便是從華北各解放區抽調黨政軍幹部進行整訓後投入搶收東北，但同時，中共
也向台灣派出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國府戰後接收時為了防止淪陷區
各地復又出現地方軍頭勢力而沿續中國歷代「督撫不任原籍」的原則故而派往各
地者大多缺乏與當地各在地勢力間的地緣關係，東北如此，台灣也是如此，相反
地，中共戰後派往各地區的工作人員多與當地有地緣關係，在東北重用了前奉系
張作霖之子張學思（張學良之弟），而派往台灣的省工委，其成員也大多為台灣
本省籍的前台共成員如蔡孝乾和蘇新等人士，這些前台共成員在1930年代日本軍
國主義抬頭而在殖民地台灣展開整肅左翼行動時相繼逃亡中國大陸依附中共，隨
後跟著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各項抗戰與土改等革命行動，可以說，中共台灣省工
委具有台灣本省籍人士對於台灣風土民情的充分了解而且又深諳中共以土改調動
群眾積極性等各式各樣的革命與鬥爭手法。
那麼，既然國府不可能在沒有蔣中正的情況下播遷來台而尚能發揮美方預期
中的穩定台灣的功能，如果當時美方選擇不讓國府播遷來台，亦即由美方直接以
殖民者之姿控制台灣或者支持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今天的台灣又是如何一
番光景呢？以下就來一段架空歷史的想像之旅吧。
假如國府不曾播遷來台，那麼，台灣將缺少足以和中共省工委鬥爭的軍警憲
特等軍事情治力量，也將缺乏發行貨幣必需的黃金準備，更將缺乏足以與國際勢
力協商談判的外交人員，當然，遑論有行政經驗的行政人員，甚至，日本殖民者
被遣返離台時不願將台灣完整移交於是大肆破壞包括日月潭水力電廠等設施而揚
言台灣將無電可用，以當時日本殖民者只讓台灣本島人擔任技手等輔助性勞動者
而不能擔任技師等專業技術人員，如果國府不曾播遷來台，台灣本島人是否有能
力修復日本殖民者被遣返離台時惡意破壞的各種設備其實不無疑問。因而，不論
是美方直接接管台灣或者協助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最直接的問題是，由於
日本殖民者幾十年的打壓以維持台灣被殖民者的低下技術能力和地位，日本殖民
者被遣返離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菁英階級便只有幫忙人口極少數而無法面對
多數自耕農收稅的日本殖民者壓榨同為台灣本島人的佃農的「協力者」地主集團
，以及大多由地主集團出身的、從事日本殖民者為統治方便而勉強准許台灣本島
人執業的醫師與律師等自由業人士，極少有從事行政職務者，即便有也是出身地
主集團而且其地位往往備受日本人的壓抑，儘管經歷五十年殖民統治，戰爭結束
時台灣本島人在日本帝國裡最高的職位不過是日本財政部裡一個科長級的公務員
──對照國府來台後對所謂本省籍人士的逐漸重用，更可見國府在台並未有殖民者
心態──這樣子的菁英結構當然難於建立一個有能力遂行有效統治與對共產黨鬥爭
的統治結構，因而難以和接管的美國人有效合作以對中共省工委鬥爭和控制台灣
情勢，當然也就更不可能有能力獨立建國而能與中共省工委鬥爭獲勝而能夠長治
久安了。
事實上，儘管當時自由派主政的美國杜魯門政府極不樂意讓他們眼中的大衰
神蔣中正來台，但由於美方軍事情報單位的評估是：台灣本省籍菁英並沒有能力
建構能有效統治台灣與對抗中共的政權，美方最後仍協助蔣中正及國府播遷來台
，而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人都揚言「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而不願
軍援播遷台灣的蔣中正與國府之時，東京盟軍總部總司令麥克阿瑟仍然基於二戰
時與蔣中正共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情誼而在風雨飄搖中透過種種管道軍援國府
與由國府統治的台灣。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美國竟然改變當時美方在全球冷戰下「先歐後亞
」的戰略思維，竟然在台灣沒有出現日本或者南越等存在當地政權與之合作的情
況下直接以新殖民者之姿接管台灣，則中共省工委的鬥爭手段必然是同時以民族
革命以及土地改革來掀起台灣的全面革命浪潮，而以美國在存在南越政府與之合
作無間情況下尚且在越戰中一敗塗地，如果在沒有台灣當地政府機器與之合作的
情況下直接接管台灣，而中共台灣省工委不但了解台灣當地情勢而且又外有席捲
中國如摧枯拉朽的中共解放軍為其外援，美國接管台灣必敗無疑是可以想像的。
而更何況，已如前述，由於日本殖民者的刻意打壓，戰後初期的台灣菁英並沒有
能力建構一個能夠有效統治台灣並與共產黨鬥爭的軍政統治機器。
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想像，如果美方不是直接接管台灣，而是協助以地主集
團為核心的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由於這些地主集團仍然會透過收租等手段
壓迫台灣本省籍佃農等貧苦人民，中共台灣省工委當然也就會依照中共在大陸與
國府鬥爭時所採取的土地改革等手段，而以當時本省籍菁英缺乏軍憲警特也缺乏
對共產黨鬥爭經驗的情況，其最終將在中共解放軍與省工委策動的台灣本地革命
浪潮的裡應外合下一如海南島般一敗塗地是可以想像的。而在一敗塗地之後，這
些地主菁英集團面臨中共以地主為主要對象的各次政治運動時，被整肅殺害甚至
一家數代都戴上黑五類的帽子被鬥爭打壓，是可以想像的，而其血腥慘烈之桯度
恐怕遠超過國府土地改革對其社會與經濟地位所造成的下降幅度。
因此，美方當時選擇支援國府播遷來台，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國府來台後
確實也為台灣貢獻良多。國家非常時期採取了許多今天看來很可怕的非常手段，
有其不得已，當時南韓的李承晚政權也在美方的默許支持下採取許多可怕的非常
手段以肅清共黨和穩定政權。這些非常手段造成許多的冤錯假案，政府有其政治
責任而必須向受難者道歉以及平反補償，但如果刻意地以所謂轉型正義的名義渲
染這些非常時期不得已的非常手段所造成的傷害，然後以此來將包括外省籍與部
份本省籍菁英貼上某種污名化的標籤，甚至胡亂以此為藉口來獅子大開口要求已
經補償的土改土地的巨額賠償甚至返還土地以恢復其社會寄生蟲般的地主貴族地
位，然後由於可能與其競爭的外省籍與本省籍菁英都因所謂的轉型正義莫名其妙
地被貼上了黑五類標籤，又使其享受恢復地主鄉紳地位（土豪劣紳！）魚肉鄉民
之餘竟然還可以自稱當初是為台灣人民而受難因而具有某種自以為聖潔的統治台
灣人民的唯一正當性群體，毋寧是錯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也污蔑了許多在那個
無奈的大時代裡為台灣犧牲奉獻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捍衛台灣安全的人們。
畢竟，一如電影《珍珠港》上映後，美國發生了許多攻擊日裔美國人的案件
，甚至由於美國白人難於區別日本人、中國人和韓國人的長相差異，連帶使得許
多華裔和韓裔移民受到攻擊，大歷史裡的戰爭與苦難有著許多的悲劇與無奈，但
一旦在多數民眾對於當時歷史脈絡已缺乏理解的數十年後舊事重提，則勢必會出
現忽略歷史脈絡而只記得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甚至誰的祖先是壞人誰的祖先是好
人的荒謬而過度簡化的二元化仇恨思考，往往只是徒增社會對立與不信任，卻無
助於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甚至是辯證地煽動了造成歷史悲劇重演的仇恨情緒。
附帶一提的一點個人感想是，在台灣，經常聽到一些人想到蔣中正就想到「
二二八殺人魔」然後痛恨得咬牙切齒，也經常聽到一些人想到蔣中正就想到「抗
日英雄、反共領袖」然後緬懷得痛哭流涕，由於生命的許多偶然，我曾在生命中
的不同階段不得不當面地聽到這兩類蔣中正形象，只是，每次我都得非常地忍耐
才能不當場捧腹大笑，因為，我覺得這兩類蔣中正形象實在都非常地缺乏幽默感
，因為，我個人每次想到蔣中正腦海裡就會浮現「運輸大隊長」這個形象於是不
由得忍俊不住開懷大笑！
如山倒的國府沒有播遷來台，則當時台灣的本省籍菁英可以如廖文毅等人主觀期
待的在美國的支持下走向獨立，而今天的兩岸關係也不必陷入國共內戰餘緒的界
定模式裡糾纏，當然，也就不會發生國府遷台後的土地改革，而本省籍土地菁英
在台灣的社會地位也不必面對遷台外省籍菁英與土地改革之後興起的其他本省籍
菁英的競爭與排擠。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回到1949年，該年一月，國府殘存的機械化部隊在徐蚌戰場上陷入重圍，與
蔣中正有著多年恩怨的桂系人士趁機發動逼宮，蔣中正不得不通電下野，但臨去
秋波發布黃埔嫡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蔣中正本人則返回奉化老家在溪口
架起許多無線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和黃埔軍系最高領袖的身分指揮中央系統軍政
經力量向台灣移轉，開始積極部署撤退台灣。果不其然，中共既已秋風掃落葉地
在三大戰役中擊潰國府主力部隊，開給李宗仁代總統的和談條件形同要求國府無
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碟，而在李宗仁代總統拒絕中共條件後，共軍集結二野、三野
與四野之一部龐大的主力部隊，於四月下旬發動渡江戰役攻占南京，隨後攻占上
海，當時駐守上海的黃埔系將領湯恩伯將運輸船隻航次與護航軍艦全用於掩護國
府黃金準備移轉台灣，遺留下二十多萬大軍未及撤退而只能向共軍投降，以中共
建政後將諸多國府降軍轉用於死傷慘重的朝鮮戰場以及歷次政治運動鬥爭地主與
國府遺民手段之激烈，這些因為掩護黃金準備移轉台灣而被犧牲的國府部隊後來
命運之慘烈不難想像。
在1949年當時，美方認定蔣中正是一個天字第一號大衰神，一個有如項羽般
的失敗英雄，本不欲其來台，當時美方一度思考由非黃埔系國府勢力如孫立人接
掌台灣但考慮其無法得到黃埔軍系與中央系政經人士支持作罷，此外也思考過由
黃埔系的陳誠拒蔣保台但同樣考量其缺乏掌握台灣全局所需的軍政經系統的個人
威望而作罷。美方最後只能選擇擁蔣保台。
蔣中正是一個如何的失敗英雄呢？他似乎有心為國家做點事，卻因為能力不
足加以運氣太背而經常搞砸。例如，二戰之後美蘇戰友因為意識型態鬥爭而走向
冷戰對立的全球冷戰格局下，蘇聯勢必在其周邊建構一系列的衛星國來做為其與
美國勢力之間的緩衝，尤其，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與中國間的國境線極長，而西
伯利亞的氣候又不適宜大量人口與駐軍，但中國的東北地區卻是一個適合生產糧
食又具備生產軍火的重工業能力而可以支持大量人口與駐軍的沃土，蘇聯必然會
擔心如果東北完全由二戰後期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府所控制，則無異於美國勢力對
蘇聯的西伯利亞這個柔軟的腹部有了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據點，如此一來將使蘇聯
陷入在歐陸與西伯利亞腹背受敵的困境，蘇聯對此問題深感芒刺在背，因而在雅
爾達密約中要求外蒙古獨立以及取得部份東北利權，並積極地扶植中共控制東北
尤其是北滿以及華北和內蒙古，簡言之，只要東北或者至少北滿以及與外蒙古相
接的華北等地由親蘇的中共控制，則蘇聯的冷戰戰略利益已獲滿足而不必一定要
支持當時由與蘇共正統意識型態存在許多差異的毛澤東控制下的中共解放全中國
，然而，蔣中正卻完全未能理解此一國際情勢的微妙而堅持將國府精銳部隊、使
用美國裝備與訓練而高度機械化的滇緬遠征軍由美軍艦隊協助運往東北接收，甚
至做為東北地區最高軍事首長的東北保安司令一職都派任美國軍校畢業而深受美
方信任的孫立人出任指揮，並調動中央軍與地方軍系多路大軍向華北和內蒙古一
帶的中共解放區大打出手，之後在國共和談時也全然拒絕承認中共已控制華北和
東北解放區的既成事實，甚至國府在國共和談時提出要求中共立刻退出的解放區
竟然還包括了戰略上重要性不大的山東曲阜（孔子故鄉），如此對全球冷戰格局
缺乏認知而又全然昧於現實的戰略思維，使得國府終究只能退守東南一隅，發動
恐共症心理下寧可錯殺一百的白色恐怖，以及痛定思痛地推動土地改革與工業化
經濟發展，而蔣中正終究也只是如項羽般的失敗英雄。
美方當時考慮的方案裡並不包括由美方直接領台或者扶植台灣本省籍菁英獨
立建國。為什麼呢？
1945年夏天抗戰勝利後，中共旋即向中國各地派出其工作人員，其中最重要
的便是從華北各解放區抽調黨政軍幹部進行整訓後投入搶收東北，但同時，中共
也向台灣派出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國府戰後接收時為了防止淪陷區
各地復又出現地方軍頭勢力而沿續中國歷代「督撫不任原籍」的原則故而派往各
地者大多缺乏與當地各在地勢力間的地緣關係，東北如此，台灣也是如此，相反
地，中共戰後派往各地區的工作人員多與當地有地緣關係，在東北重用了前奉系
張作霖之子張學思（張學良之弟），而派往台灣的省工委，其成員也大多為台灣
本省籍的前台共成員如蔡孝乾和蘇新等人士，這些前台共成員在1930年代日本軍
國主義抬頭而在殖民地台灣展開整肅左翼行動時相繼逃亡中國大陸依附中共，隨
後跟著中共在中國大陸進行各項抗戰與土改等革命行動，可以說，中共台灣省工
委具有台灣本省籍人士對於台灣風土民情的充分了解而且又深諳中共以土改調動
群眾積極性等各式各樣的革命與鬥爭手法。
那麼，既然國府不可能在沒有蔣中正的情況下播遷來台而尚能發揮美方預期
中的穩定台灣的功能，如果當時美方選擇不讓國府播遷來台，亦即由美方直接以
殖民者之姿控制台灣或者支持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今天的台灣又是如何一
番光景呢？以下就來一段架空歷史的想像之旅吧。
假如國府不曾播遷來台，那麼，台灣將缺少足以和中共省工委鬥爭的軍警憲
特等軍事情治力量，也將缺乏發行貨幣必需的黃金準備，更將缺乏足以與國際勢
力協商談判的外交人員，當然，遑論有行政經驗的行政人員，甚至，日本殖民者
被遣返離台時不願將台灣完整移交於是大肆破壞包括日月潭水力電廠等設施而揚
言台灣將無電可用，以當時日本殖民者只讓台灣本島人擔任技手等輔助性勞動者
而不能擔任技師等專業技術人員，如果國府不曾播遷來台，台灣本島人是否有能
力修復日本殖民者被遣返離台時惡意破壞的各種設備其實不無疑問。因而，不論
是美方直接接管台灣或者協助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最直接的問題是，由於
日本殖民者幾十年的打壓以維持台灣被殖民者的低下技術能力和地位，日本殖民
者被遣返離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菁英階級便只有幫忙人口極少數而無法面對
多數自耕農收稅的日本殖民者壓榨同為台灣本島人的佃農的「協力者」地主集團
，以及大多由地主集團出身的、從事日本殖民者為統治方便而勉強准許台灣本島
人執業的醫師與律師等自由業人士，極少有從事行政職務者，即便有也是出身地
主集團而且其地位往往備受日本人的壓抑，儘管經歷五十年殖民統治，戰爭結束
時台灣本島人在日本帝國裡最高的職位不過是日本財政部裡一個科長級的公務員
──對照國府來台後對所謂本省籍人士的逐漸重用，更可見國府在台並未有殖民者
心態──這樣子的菁英結構當然難於建立一個有能力遂行有效統治與對共產黨鬥爭
的統治結構，因而難以和接管的美國人有效合作以對中共省工委鬥爭和控制台灣
情勢，當然也就更不可能有能力獨立建國而能與中共省工委鬥爭獲勝而能夠長治
久安了。
事實上，儘管當時自由派主政的美國杜魯門政府極不樂意讓他們眼中的大衰
神蔣中正來台，但由於美方軍事情報單位的評估是：台灣本省籍菁英並沒有能力
建構能有效統治台灣與對抗中共的政權，美方最後仍協助蔣中正及國府播遷來台
，而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人都揚言「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而不願
軍援播遷台灣的蔣中正與國府之時，東京盟軍總部總司令麥克阿瑟仍然基於二戰
時與蔣中正共同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情誼而在風雨飄搖中透過種種管道軍援國府
與由國府統治的台灣。
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如果美國竟然改變當時美方在全球冷戰下「先歐後亞
」的戰略思維，竟然在台灣沒有出現日本或者南越等存在當地政權與之合作的情
況下直接以新殖民者之姿接管台灣，則中共省工委的鬥爭手段必然是同時以民族
革命以及土地改革來掀起台灣的全面革命浪潮，而以美國在存在南越政府與之合
作無間情況下尚且在越戰中一敗塗地，如果在沒有台灣當地政府機器與之合作的
情況下直接接管台灣，而中共台灣省工委不但了解台灣當地情勢而且又外有席捲
中國如摧枯拉朽的中共解放軍為其外援，美國接管台灣必敗無疑是可以想像的。
而更何況，已如前述，由於日本殖民者的刻意打壓，戰後初期的台灣菁英並沒有
能力建構一個能夠有效統治台灣並與共產黨鬥爭的軍政統治機器。
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想像，如果美方不是直接接管台灣，而是協助以地主集
團為核心的台灣本省籍菁英獨立建國，由於這些地主集團仍然會透過收租等手段
壓迫台灣本省籍佃農等貧苦人民，中共台灣省工委當然也就會依照中共在大陸與
國府鬥爭時所採取的土地改革等手段，而以當時本省籍菁英缺乏軍憲警特也缺乏
對共產黨鬥爭經驗的情況，其最終將在中共解放軍與省工委策動的台灣本地革命
浪潮的裡應外合下一如海南島般一敗塗地是可以想像的。而在一敗塗地之後，這
些地主菁英集團面臨中共以地主為主要對象的各次政治運動時，被整肅殺害甚至
一家數代都戴上黑五類的帽子被鬥爭打壓，是可以想像的，而其血腥慘烈之桯度
恐怕遠超過國府土地改革對其社會與經濟地位所造成的下降幅度。
因此，美方當時選擇支援國府播遷來台，是一個明智的選擇，而國府來台後
確實也為台灣貢獻良多。國家非常時期採取了許多今天看來很可怕的非常手段，
有其不得已，當時南韓的李承晚政權也在美方的默許支持下採取許多可怕的非常
手段以肅清共黨和穩定政權。這些非常手段造成許多的冤錯假案，政府有其政治
責任而必須向受難者道歉以及平反補償，但如果刻意地以所謂轉型正義的名義渲
染這些非常時期不得已的非常手段所造成的傷害，然後以此來將包括外省籍與部
份本省籍菁英貼上某種污名化的標籤，甚至胡亂以此為藉口來獅子大開口要求已
經補償的土改土地的巨額賠償甚至返還土地以恢復其社會寄生蟲般的地主貴族地
位，然後由於可能與其競爭的外省籍與本省籍菁英都因所謂的轉型正義莫名其妙
地被貼上了黑五類標籤，又使其享受恢復地主鄉紳地位（土豪劣紳！）魚肉鄉民
之餘竟然還可以自稱當初是為台灣人民而受難因而具有某種自以為聖潔的統治台
灣人民的唯一正當性群體，毋寧是錯估了台灣人民的智慧，也污蔑了許多在那個
無奈的大時代裡為台灣犧牲奉獻甚至以生命為代價捍衛台灣安全的人們。
畢竟，一如電影《珍珠港》上映後，美國發生了許多攻擊日裔美國人的案件
，甚至由於美國白人難於區別日本人、中國人和韓國人的長相差異，連帶使得許
多華裔和韓裔移民受到攻擊，大歷史裡的戰爭與苦難有著許多的悲劇與無奈，但
一旦在多數民眾對於當時歷史脈絡已缺乏理解的數十年後舊事重提，則勢必會出
現忽略歷史脈絡而只記得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甚至誰的祖先是壞人誰的祖先是好
人的荒謬而過度簡化的二元化仇恨思考，往往只是徒增社會對立與不信任，卻無
助於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甚至是辯證地煽動了造成歷史悲劇重演的仇恨情緒。
附帶一提的一點個人感想是，在台灣，經常聽到一些人想到蔣中正就想到「
二二八殺人魔」然後痛恨得咬牙切齒，也經常聽到一些人想到蔣中正就想到「抗
日英雄、反共領袖」然後緬懷得痛哭流涕，由於生命的許多偶然，我曾在生命中
的不同階段不得不當面地聽到這兩類蔣中正形象，只是，每次我都得非常地忍耐
才能不當場捧腹大笑，因為，我覺得這兩類蔣中正形象實在都非常地缺乏幽默感
，因為，我個人每次想到蔣中正腦海裡就會浮現「運輸大隊長」這個形象於是不
由得忍俊不住開懷大笑！
2011年10月29日 星期六
日本殖民者的台灣糖果屋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三章》讀後
近代甘蔗砂糖產業向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產業，而做為砂糖產業原料的
甘蔗種植需要密集的勞動力投入，因而砂糖產業又為奴隸貿易的重要原因。砂糖
產業每每成為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競逐時的重要議題，德奧等大陸國家由於缺乏可
以大量生產甘蔗的熱帶島嶼殖民地，於是著重於透過稅制奬勵國內甜菜糖的生產
以及透過鐵路與海運運費補貼來鼓勵甜菜糖輸出，並對自英領與法領殖民地輸入
的甘蔗製砂糖課徵輸入稅以抑制其對甜菜糖的競爭，甘蔗種植所需要的龐大勞動
力投入則促成了北美洲－非洲－加勒比熱帶島嶼間的殖民地三角貿易，而為了協
調歐洲列強間的甘蔗糖與甜菜糖的砂糖利益，甚至必須召開國際會議（1901年的
布魯塞爾會議）來尋求解決方案。
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部份論者甚至視帝國主義為
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無產階級勞動者由於在城市裡勞
動的密集相互接觸而發展做為一個自覺而能團結追求權利的階級團體 (a class
for itself) 出現在政治與社會舞台，有別於農業封建主義社會裡分散在眾多
村落且彼此甚少接觸而難於產生共同利益意識的佃農階級 (a class in itself)
的無力與易受宰制，城市勞動階級往往能夠採取罷工甚至於暴動的手段爭取權利
，並與因為工業化機械化生產方式變化而由高階技術工人以及中產階級淪為非技
術性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具有相當知識能力與群眾組織能力的力量相互結合，甚至
與欲與封建貴族保守體制對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結合，從而成為強大的革命
力量，於是，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和商品、資本市場，也為了讓在本國被
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日本明治維新時力主征韓
論者正是薩摩藩閥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物
料等生活物資而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緩解階級矛盾，工業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下階級矛盾的激化使得殖民母國統治者必須向外征服擴張並牢牢地控制殖民
地的經濟產出剩餘完全為殖民母國所搾取以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化與帝國主義事
業。
因此，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往往呈現極不平衡的「香蕉共和國」模式，也就是
除了殖民者往往刻意限制其經濟生產僅以供應殖民母國工業與民生需要的農業等
原物料產業為主，殖民者往往也會防範殖民地發展可能與殖民母國競爭的工業以
及防範被殖民者中出現能夠累積資本而與殖民者競爭的資本家和實業家，而由於
殖民政策中殖民地經濟生產的唯一存在目的僅為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與帝國主義
事業，殖民地往往會被武力強制或者被資本力量半強制地將其農業等原物料生產
事業侷限於少數幾項殖民者需要的經濟作物，但由於集中於生產殖民母國所需的
特定原物料經濟作物，殖民地本身的糧食生產往往無法自給自足而必須仰賴進口
糧食，此一進口糧食的需求又必須透過殖民者控制的進出口公司輸入從而使得殖
民者得以進一步地控制殖民地的民生並從中搾取利益，然而，殖民地往往被限制
只能生產原物料經濟作物，但針對殖民地生產的原物料經濟作物進一步加工製造
的製造業二級產業卻往往被刻意地保留給位於殖民母國的工業資本與工廠，從而
使得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附加價值較高而利潤較高的加工製造業利益完全為
殖民母國所截取，此外，依賴少數殖民者需要的原物料經濟作物的初級產業模式
往往使得殖民地的經濟極為脆弱而易受該少數經濟作物世界價格波動的影響，價
格波動時殖民者復又可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迫使原本的自耕農交出土地所有權而
淪為契作佃耕農從而進一步控制殖民地經濟。
日據時代台灣製糖業的發展便是依循上述的殖民地原物料經濟模式。由於日
本緯度較高而無法種植甘蔗生產砂糖，於是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與爪哇開拓
蔗糖生產時起便大量進口台灣與爪哇蔗糖，及至甲午戰爭後占據台灣展開殖民統
治，便於1900年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並於隔年邀請農學專家新渡戶稻造針對台
灣糖業發展進行調查，殖民總督府並於1902年依據其糖業改良意見頒布《糖業獎
勵規則》並成立臨時台灣糖務局，積極地為日本資本介入與壟斷台灣製糖利益鋪
平了道路。
首先，透過台灣銀行等總督府與日本不在資本家勢力牢牢控制的金融體系為
日本各糖業會社進行融資以使其得以擁有龐大的資金與技術優勢來排擠台灣本島
人經營的技術較落後的傳統糖廍；其次，總督府更直接提供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
會社從甘蔗種苗到灌溉乃至於新式製糖機械設備的廣泛補助，甚至是免費提供甘
蔗種苗；第三，總督府直接將因種植甘蔗而開墾的官有地無償贈與製糖會社，使
得日本資本得以直接掌握因日本總督府土地調查而被強劃為官有地的台灣土地，
甚至包括無償贈與種植甘蔗所需的灌溉用地；第四，由於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原料
來源採取專屬採收區制度，成立糖廓或新式製糖廠必須得到總督府同意，而總督
府自然是偏袒同為日本人的日本資本的；第五，甘蔗的採收區域設立各製糖會社
的專屬採收區域，區域內農民若選擇種植甘蔗只能賣給擁有該專屬區域甘蔗購買
特許的製糖會社，使得台灣農民在壟斷性的收購制度下接收極不合理低價的甘蔗
收購價格，而擁有壟斷性定價力量的製糖會社又往往在秤量農民的甘蔗時偷斤減
兩，因而當時便有句福佬話的俗諺謂「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並因此而
爆發了二林蔗農事件等台灣各地農民與農民組合組織的抗暴運動；第六，由於農
民仍然可以選擇是否種植甘蔗，總督府與日本資本於是也設法介入壓低與甘蔗競
爭的在來米與甘藷的價格，並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使得台灣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
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契作佃租戶；第七，總督府並為製糖所需的各項原料與機器
等提供補助金，並且提供出口補助，此外由於台灣主要是生產原料糖的粗糖業，
附加價值與利潤較高的精糖業則仍然保留給日本國內的精糖業，總督府並為輸出
日本的台灣原料糖提供補助，可以說是以總督府的政策對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糖
業提供諸多貿易保護主義協助；第八，一如列強的殖民地糖業，日本資本控制的
台灣製糖會社也組成了台灣糖業聯合會的卡特爾以協調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農民的蓬萊米生產主要也是外銷日本而台灣農民吃的是廉價的
東南亞進口米，極度扭曲的農業生產結構使得台灣完全淪為日本殖民者的原物料
供應基地，而日本資本從台灣製糖業搾取的鉅額利潤又往往並未留在殖民地台灣
進行其他投資，而是以利潤的形式移轉給居住日本的不在資本家並用於投資日本
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可以說，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機器與日本
壟斷性資本使得殖民地台灣成為了為日本殖民母國提供甜美砂糖製品的「糖果屋
」，只是，一如所有列強殖民地砂糖產業，這個殖民地台灣美麗糖果屋的背後其
實是充滿了血腥與剝削的血汗工廠！
只是，當殖民母國統治者嚐到了台灣糖果屋的甜頭，也就更加相信他們可以
不斷地透過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擴張來緩和日益嚴重的日本國內階級矛盾而迴避無
可避免的社會改革，並因此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幻想以及侵略戰爭的
不歸路，但最後的最後，終究還是嚐到了苦澀不堪的惡果。
近代甘蔗砂糖產業向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產業，而做為砂糖產業原料的
甘蔗種植需要密集的勞動力投入，因而砂糖產業又為奴隸貿易的重要原因。砂糖
產業每每成為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競逐時的重要議題，德奧等大陸國家由於缺乏可
以大量生產甘蔗的熱帶島嶼殖民地，於是著重於透過稅制奬勵國內甜菜糖的生產
以及透過鐵路與海運運費補貼來鼓勵甜菜糖輸出，並對自英領與法領殖民地輸入
的甘蔗製砂糖課徵輸入稅以抑制其對甜菜糖的競爭，甘蔗種植所需要的龐大勞動
力投入則促成了北美洲－非洲－加勒比熱帶島嶼間的殖民地三角貿易，而為了協
調歐洲列強間的甘蔗糖與甜菜糖的砂糖利益，甚至必須召開國際會議（1901年的
布魯塞爾會議）來尋求解決方案。
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部份論者甚至視帝國主義為
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無產階級勞動者由於在城市裡勞
動的密集相互接觸而發展做為一個自覺而能團結追求權利的階級團體 (a class
for itself) 出現在政治與社會舞台，有別於農業封建主義社會裡分散在眾多
村落且彼此甚少接觸而難於產生共同利益意識的佃農階級 (a class in itself)
的無力與易受宰制，城市勞動階級往往能夠採取罷工甚至於暴動的手段爭取權利
，並與因為工業化機械化生產方式變化而由高階技術工人以及中產階級淪為非技
術性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具有相當知識能力與群眾組織能力的力量相互結合，甚至
與欲與封建貴族保守體制對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結合，從而成為強大的革命
力量，於是，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和商品、資本市場，也為了讓在本國被
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日本明治維新時力主征韓
論者正是薩摩藩閥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物
料等生活物資而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緩解階級矛盾，工業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下階級矛盾的激化使得殖民母國統治者必須向外征服擴張並牢牢地控制殖民
地的經濟產出剩餘完全為殖民母國所搾取以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化與帝國主義事
業。
因此，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往往呈現極不平衡的「香蕉共和國」模式，也就是
除了殖民者往往刻意限制其經濟生產僅以供應殖民母國工業與民生需要的農業等
原物料產業為主，殖民者往往也會防範殖民地發展可能與殖民母國競爭的工業以
及防範被殖民者中出現能夠累積資本而與殖民者競爭的資本家和實業家，而由於
殖民政策中殖民地經濟生產的唯一存在目的僅為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與帝國主義
事業，殖民地往往會被武力強制或者被資本力量半強制地將其農業等原物料生產
事業侷限於少數幾項殖民者需要的經濟作物，但由於集中於生產殖民母國所需的
特定原物料經濟作物，殖民地本身的糧食生產往往無法自給自足而必須仰賴進口
糧食，此一進口糧食的需求又必須透過殖民者控制的進出口公司輸入從而使得殖
民者得以進一步地控制殖民地的民生並從中搾取利益，然而，殖民地往往被限制
只能生產原物料經濟作物，但針對殖民地生產的原物料經濟作物進一步加工製造
的製造業二級產業卻往往被刻意地保留給位於殖民母國的工業資本與工廠，從而
使得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附加價值較高而利潤較高的加工製造業利益完全為
殖民母國所截取，此外，依賴少數殖民者需要的原物料經濟作物的初級產業模式
往往使得殖民地的經濟極為脆弱而易受該少數經濟作物世界價格波動的影響，價
格波動時殖民者復又可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迫使原本的自耕農交出土地所有權而
淪為契作佃耕農從而進一步控制殖民地經濟。
日據時代台灣製糖業的發展便是依循上述的殖民地原物料經濟模式。由於日
本緯度較高而無法種植甘蔗生產砂糖，於是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與爪哇開拓
蔗糖生產時起便大量進口台灣與爪哇蔗糖，及至甲午戰爭後占據台灣展開殖民統
治，便於1900年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並於隔年邀請農學專家新渡戶稻造針對台
灣糖業發展進行調查，殖民總督府並於1902年依據其糖業改良意見頒布《糖業獎
勵規則》並成立臨時台灣糖務局，積極地為日本資本介入與壟斷台灣製糖利益鋪
平了道路。
首先，透過台灣銀行等總督府與日本不在資本家勢力牢牢控制的金融體系為
日本各糖業會社進行融資以使其得以擁有龐大的資金與技術優勢來排擠台灣本島
人經營的技術較落後的傳統糖廍；其次，總督府更直接提供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
會社從甘蔗種苗到灌溉乃至於新式製糖機械設備的廣泛補助，甚至是免費提供甘
蔗種苗；第三，總督府直接將因種植甘蔗而開墾的官有地無償贈與製糖會社，使
得日本資本得以直接掌握因日本總督府土地調查而被強劃為官有地的台灣土地，
甚至包括無償贈與種植甘蔗所需的灌溉用地；第四，由於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原料
來源採取專屬採收區制度，成立糖廓或新式製糖廠必須得到總督府同意，而總督
府自然是偏袒同為日本人的日本資本的；第五，甘蔗的採收區域設立各製糖會社
的專屬採收區域，區域內農民若選擇種植甘蔗只能賣給擁有該專屬區域甘蔗購買
特許的製糖會社，使得台灣農民在壟斷性的收購制度下接收極不合理低價的甘蔗
收購價格，而擁有壟斷性定價力量的製糖會社又往往在秤量農民的甘蔗時偷斤減
兩，因而當時便有句福佬話的俗諺謂「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並因此而
爆發了二林蔗農事件等台灣各地農民與農民組合組織的抗暴運動；第六，由於農
民仍然可以選擇是否種植甘蔗，總督府與日本資本於是也設法介入壓低與甘蔗競
爭的在來米與甘藷的價格，並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使得台灣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
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契作佃租戶；第七，總督府並為製糖所需的各項原料與機器
等提供補助金，並且提供出口補助，此外由於台灣主要是生產原料糖的粗糖業，
附加價值與利潤較高的精糖業則仍然保留給日本國內的精糖業，總督府並為輸出
日本的台灣原料糖提供補助，可以說是以總督府的政策對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糖
業提供諸多貿易保護主義協助；第八，一如列強的殖民地糖業，日本資本控制的
台灣製糖會社也組成了台灣糖業聯合會的卡特爾以協調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農民的蓬萊米生產主要也是外銷日本而台灣農民吃的是廉價的
東南亞進口米，極度扭曲的農業生產結構使得台灣完全淪為日本殖民者的原物料
供應基地，而日本資本從台灣製糖業搾取的鉅額利潤又往往並未留在殖民地台灣
進行其他投資，而是以利潤的形式移轉給居住日本的不在資本家並用於投資日本
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可以說，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機器與日本
壟斷性資本使得殖民地台灣成為了為日本殖民母國提供甜美砂糖製品的「糖果屋
」，只是，一如所有列強殖民地砂糖產業，這個殖民地台灣美麗糖果屋的背後其
實是充滿了血腥與剝削的血汗工廠！
只是，當殖民母國統治者嚐到了台灣糖果屋的甜頭，也就更加相信他們可以
不斷地透過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擴張來緩和日益嚴重的日本國內階級矛盾而迴避無
可避免的社會改革，並因此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幻想以及侵略戰爭的
不歸路，但最後的最後，終究還是嚐到了苦澀不堪的惡果。
2011年10月28日 星期五
殖民地台灣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之重合與僵固化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二章．第四至六節》讀後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在台灣展開其首度的殖民統治，但由於日本經歷明治維新
後不到三十年便取得殖民地台灣，其本身並未有大量的過剩資本投資於台灣，加
以統治初始台民激烈的武裝抵抗使得日本殖民者所費不貲，日本國內甚至一度有
出售台灣之議。及至後藤新平使殖民地台灣財政獨立以及日本得到甲午戰爭賠款
後加速工業化而有過剩資本必須尋找投資目標之後，台灣便開始在日本資本的控
制下被整編成為提供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須的原物料的邊陲地帶。然而，這樣
子的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是帶有強烈的殖民性格的，也因此，在資本主義發
展的過程中，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趨於重合與僵固化。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為使台灣財政獨立，除了頒布《匪徒刑罰令》撫剿並
進以壓制武裝反抗之外，更積極地開闢財源，方法包括：第一，透過土地調查以
清查隱田並提高土地稅率，然而，儘管透過發行公債而整理大租權以簡化土地所
有權關係，但日本殖民者基本上仍然不敢進一步地廢除租佃關係以減少小租權並
獲取更高比例的土地稅收，仍然保持透過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協力者」向佃
耕農民收租然後再由小租權地主向殖民政府繳納土地稅的間接統治手段，其原因
除了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仍然保持許多舊領主與地主的租佃關係之外，可能
也是因為日本在台灣乃異民族的殖民政權，若進一步廢除小租權地主則殖民者勢
必必須與人數龐大的小自耕農直接接觸與收稅而難免產生摩擦衝突──對照國府
1949年起檢討國共內戰中軍事與民政失策而推動的土地改革，結果是進一步整理
了小租權而使得統治者必須直接向眾多的小自耕農收稅，顯示國府統治者並未有
殖民者心態；第二，建立鴉片、食鹽、樟腦、菸葉及酒的專賣制度，透過專賣制
度使得日本資本得以獨占台灣產業的方方面面；第三，進一步地現代化製糖技術
，一方面以殖民政府的權力劃分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專屬採收區，另方面則透過差
別性補助以保護日本資本主導的新製糖會社，日俄戰爭後日本財政吃緊便將台灣
的砂糖消費稅改劃歸日本本國財政使用，更顯示其殖民性格──事實上，蔗糖產業
本為一種殖民地經濟產業，全球皆然──尤其，日本資本掌握的製糖會社往往在台
灣只做糖蜜製作或者至多是粗糖製造，卻將精糖製造保留給日本國內的工廠進行
生產，並且由於米糖之間的競爭關係而使殖民政府全力打壓米價，使得台灣農民
被迫種植甘蔗「給會社秤」，而在米食方面則是種植在來米出口日本，但台灣農
民反而只能食用自東南亞進口的廉價米，殖民地台灣呈現以殖民者原物料需求為
主的米糖單一作物農業經濟模式，而儘管沃野千里但台灣農民自身的糧食不足以
自給而必須仰賴進口，台灣的農業經濟呈現明顯的有如「香蕉共和國」般的殖民
地經濟模式。
此外，日本資本的流入以及殖民統治手段的使用，將原本在台投資茶葉與樟
腦等產品外銷的英商、中商乃至於台灣本地商家等非日商資本予以排除，從而建
立了日本資本對於台灣外銷利益的全面獨占，並透過差別性的關稅制度迫使台灣
的最大貿易夥伴由中國大陸轉向日本，大量日本商品的輸入台灣連帶地使得台民
的日常生活方式與用物由原本的中國式逐漸轉變為日本式，除了產生政治文化認
同上的同化作用，也為日本大量過剩工業產品找到龐大的新市場。
然而，在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台灣本島人並未隨之而產生大量本島人
的資產階級實業家乃至於各種現代專業菁英，相反地，台灣本島人的菁英仍大致
侷限於小租權地主的土地菁英集團，台灣資本主義化所產生的龐大利益多半歸於
根本不居住在台灣因而也不可能進一步將利潤投資於建設台灣產業的日本國內「
不在資本家」，而即便是台灣本島人集資成立的華南銀行，掌握經營實權的常務
董監事乃至各級經理人仍然為日本人，而其行員中更高達百分之九十四是日本人
，此外，公司組織（日本人稱之為會社）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裡獲取利潤和累
積資本的利器，但日本殖民者明確地禁止設立任何完全由台灣本島人資本而未有
日本人資本介入控制而成立的公司設立，因而及至戰後殖民統治結束，台灣本島
人的菁英階級依然多數是土地菁英而欠缺現代資本主義意義的實業家；而在農業
方面，除了如上述使得農民必須「種甘蔗給會社秤」之外，由於耕作墊款等手段
的運用而使得許多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佃農，而製糖會社為
了因應產米出口利潤因日本國內米價上漲而產生的對種植甘蔗的競爭，甚至想方
設法取得許多土地的所有權而使得農民完全成為其所控制的契作佃租戶。此外，
日本人甚至以極少數的人口占據了教師、醫師和律師等中產階級自由職業中的多
數，殖民者甚至對於退職日本籍官吏發給大量台灣土地，1925年整理行政之時一
次發給的所謂濫墾地便高達四千七百甲，使得日本殖民者不只是統治者，而且還
取得了地主領主的地位。可以說，由於日本殖民者的異民族殖民性格，一如當時
歐美列強的殖民地，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在殖民地台灣高度重合，而且由於異民
族殖民的本質使然，殖民者透過法律以及資本獨占等種種手段使得民族界限與階
級界限的重合進一步僵固化成為永遠不可能跨越而追求一視同仁的鴻溝。
總結而論，日本殖民者推動台灣資本主義化的最終目的是搾取台灣的原物料
資源，以及將原本可用於建設台灣產業工業化的出口原物料所得資金以控制日本
資本的「不在資本家」的利潤的形式轉移到日本國內以用於挹注日本的工業化發
展，並透過差別性關稅使得台灣成為日本進一步發展工業化後龐大過剩商品的市
場，而由於日本資本對台灣航運業與進出口產業的全面壟斷，日本商品出口台灣
市場以及台灣原物料產品出口日本的利潤完全由日本資本所取得並移轉到日本以
挹注其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的發展。
在這個殖民地經濟模式裡，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高度重合並且
高度僵固化而難於改變，也因而在殖民地台灣的反抗運動中，往往出現跨越階級
界限的聯合陣線，但也由於台灣本島人的菁英階級在殖民者的控制下侷限於有利
於殖民者間接控制與徵稅的小租權地主「協力者」，殖民地台灣的反抗運動最後
總是會出現沿著階級界限的左右分裂問題，從而使得殖民者得以分而治之而鞏固
其殖民統治並繼續搾取台灣的原物料資源與資本以便餵養日本國內的工業化與帝
國主義力量的發展。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在台灣展開其首度的殖民統治，但由於日本經歷明治維新
後不到三十年便取得殖民地台灣，其本身並未有大量的過剩資本投資於台灣，加
以統治初始台民激烈的武裝抵抗使得日本殖民者所費不貲，日本國內甚至一度有
出售台灣之議。及至後藤新平使殖民地台灣財政獨立以及日本得到甲午戰爭賠款
後加速工業化而有過剩資本必須尋找投資目標之後，台灣便開始在日本資本的控
制下被整編成為提供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須的原物料的邊陲地帶。然而，這樣
子的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是帶有強烈的殖民性格的，也因此，在資本主義發
展的過程中，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趨於重合與僵固化。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為使台灣財政獨立，除了頒布《匪徒刑罰令》撫剿並
進以壓制武裝反抗之外，更積極地開闢財源，方法包括：第一，透過土地調查以
清查隱田並提高土地稅率，然而，儘管透過發行公債而整理大租權以簡化土地所
有權關係，但日本殖民者基本上仍然不敢進一步地廢除租佃關係以減少小租權並
獲取更高比例的土地稅收，仍然保持透過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協力者」向佃
耕農民收租然後再由小租權地主向殖民政府繳納土地稅的間接統治手段，其原因
除了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仍然保持許多舊領主與地主的租佃關係之外，可能
也是因為日本在台灣乃異民族的殖民政權，若進一步廢除小租權地主則殖民者勢
必必須與人數龐大的小自耕農直接接觸與收稅而難免產生摩擦衝突──對照國府
1949年起檢討國共內戰中軍事與民政失策而推動的土地改革，結果是進一步整理
了小租權而使得統治者必須直接向眾多的小自耕農收稅，顯示國府統治者並未有
殖民者心態；第二，建立鴉片、食鹽、樟腦、菸葉及酒的專賣制度，透過專賣制
度使得日本資本得以獨占台灣產業的方方面面；第三，進一步地現代化製糖技術
，一方面以殖民政府的權力劃分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專屬採收區，另方面則透過差
別性補助以保護日本資本主導的新製糖會社，日俄戰爭後日本財政吃緊便將台灣
的砂糖消費稅改劃歸日本本國財政使用，更顯示其殖民性格──事實上，蔗糖產業
本為一種殖民地經濟產業，全球皆然──尤其，日本資本掌握的製糖會社往往在台
灣只做糖蜜製作或者至多是粗糖製造，卻將精糖製造保留給日本國內的工廠進行
生產，並且由於米糖之間的競爭關係而使殖民政府全力打壓米價，使得台灣農民
被迫種植甘蔗「給會社秤」，而在米食方面則是種植在來米出口日本，但台灣農
民反而只能食用自東南亞進口的廉價米，殖民地台灣呈現以殖民者原物料需求為
主的米糖單一作物農業經濟模式，而儘管沃野千里但台灣農民自身的糧食不足以
自給而必須仰賴進口，台灣的農業經濟呈現明顯的有如「香蕉共和國」般的殖民
地經濟模式。
此外，日本資本的流入以及殖民統治手段的使用，將原本在台投資茶葉與樟
腦等產品外銷的英商、中商乃至於台灣本地商家等非日商資本予以排除，從而建
立了日本資本對於台灣外銷利益的全面獨占，並透過差別性的關稅制度迫使台灣
的最大貿易夥伴由中國大陸轉向日本，大量日本商品的輸入台灣連帶地使得台民
的日常生活方式與用物由原本的中國式逐漸轉變為日本式，除了產生政治文化認
同上的同化作用，也為日本大量過剩工業產品找到龐大的新市場。
然而，在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台灣本島人並未隨之而產生大量本島人
的資產階級實業家乃至於各種現代專業菁英，相反地，台灣本島人的菁英仍大致
侷限於小租權地主的土地菁英集團，台灣資本主義化所產生的龐大利益多半歸於
根本不居住在台灣因而也不可能進一步將利潤投資於建設台灣產業的日本國內「
不在資本家」，而即便是台灣本島人集資成立的華南銀行，掌握經營實權的常務
董監事乃至各級經理人仍然為日本人，而其行員中更高達百分之九十四是日本人
，此外，公司組織（日本人稱之為會社）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裡獲取利潤和累
積資本的利器，但日本殖民者明確地禁止設立任何完全由台灣本島人資本而未有
日本人資本介入控制而成立的公司設立，因而及至戰後殖民統治結束，台灣本島
人的菁英階級依然多數是土地菁英而欠缺現代資本主義意義的實業家；而在農業
方面，除了如上述使得農民必須「種甘蔗給會社秤」之外，由於耕作墊款等手段
的運用而使得許多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佃農，而製糖會社為
了因應產米出口利潤因日本國內米價上漲而產生的對種植甘蔗的競爭，甚至想方
設法取得許多土地的所有權而使得農民完全成為其所控制的契作佃租戶。此外，
日本人甚至以極少數的人口占據了教師、醫師和律師等中產階級自由職業中的多
數，殖民者甚至對於退職日本籍官吏發給大量台灣土地，1925年整理行政之時一
次發給的所謂濫墾地便高達四千七百甲，使得日本殖民者不只是統治者，而且還
取得了地主領主的地位。可以說，由於日本殖民者的異民族殖民性格，一如當時
歐美列強的殖民地，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在殖民地台灣高度重合，而且由於異民
族殖民的本質使然，殖民者透過法律以及資本獨占等種種手段使得民族界限與階
級界限的重合進一步僵固化成為永遠不可能跨越而追求一視同仁的鴻溝。
總結而論，日本殖民者推動台灣資本主義化的最終目的是搾取台灣的原物料
資源，以及將原本可用於建設台灣產業工業化的出口原物料所得資金以控制日本
資本的「不在資本家」的利潤的形式轉移到日本國內以用於挹注日本的工業化發
展，並透過差別性關稅使得台灣成為日本進一步發展工業化後龐大過剩商品的市
場，而由於日本資本對台灣航運業與進出口產業的全面壟斷，日本商品出口台灣
市場以及台灣原物料產品出口日本的利潤完全由日本資本所取得並移轉到日本以
挹注其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的發展。
在這個殖民地經濟模式裡，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高度重合並且
高度僵固化而難於改變，也因而在殖民地台灣的反抗運動中，往往出現跨越階級
界限的聯合陣線，但也由於台灣本島人的菁英階級在殖民者的控制下侷限於有利
於殖民者間接控制與徵稅的小租權地主「協力者」，殖民地台灣的反抗運動最後
總是會出現沿著階級界限的左右分裂問題，從而使得殖民者得以分而治之而鞏固
其殖民統治並繼續搾取台灣的原物料資源與資本以便餵養日本國內的工業化與帝
國主義力量的發展。
2011年10月26日 星期三
台灣戰後土改政策源流考──兼論極統極獨勢力之形塑
國府在1945年台灣光復之初並未在台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然而，由於1947年
爆發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了許多台籍菁英死傷，而由於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採取
將台灣視為搾取原物料的邊陲地帶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戰後初期台
籍菁英乃為以地主為核心的土地菁英為多，二二八死難的台灣人民除了無產階級
的起義者，菁英階級死難者便以土地菁英或者由土地菁英出身的醫師等日本殖民
者為統治方便勉強准許台灣本島人執業的專業菁英佔絕對多數，加上甲午戰爭後
兩岸隔閡五十年使得國府來台接收時絕大多數台民對於中國大陸複雜的近現代歷
史脈絡無從理解，因此，很自然地，當國府在內戰中失利播遷來台後痛定思痛地
反省內戰中的軍事與民政失策而在1951年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政策時，剛經歷二二八傷痛不久的台籍土地菁英集團也就認定兩者均
是針對他們而來的打壓台籍菁英的手段，因而成為數十年難解省籍情結的開端。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中共早在對日抗戰時期起便在其所控制的華北各淪陷區敵後根據地推動土地
改革，目的一則在於沿續其自國共合作北伐時便已在北伐軍所到各地推動的土地
改革運動，二則也在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來支持其對日偽軍的作戰，三
則藉此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以便在國共摩擦時將地方地主軍紳組織的國府游擊隊
排擠出去；然而，中共認知對日抗戰必須組建跨階級的廣泛聯合陣線而過激的土
改政策有可能失去部份自由派人士的支持，抗戰時期在山東與蘇北等解放區推動
的主要是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策，抗戰後期以及戰後則進一步地推動土改分
田以及鬥爭地主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圖深化其對解放區的掌握以及強化其在
基層農民中的支持度，也正因其在抗戰後期以後推動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直接
進行土改分田以及讓基層農民挺直腰桿鬥爭數代欺壓他們的地主，中共在其解放
區的群眾支持與效忠度極高，而被土改分田的地主往往在抗戰時逃亡大西南，國
共和談由於國府拒絕承認中共已控制解放區的現狀而破裂後，國府調動大軍主動
向中共解放區發動攻勢，由於國府軍官中不論中央軍或者地方軍系出身地主者均
甚多，為了怕承認中共在蘇北和山東的土改分田現狀會造成連國統區農民組織都
群起效尤要求土改分田，向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解放區進攻的國府軍於是拒不執行
蔣中正指示不要向農民收回土改分田所得土地以及承認中共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
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地主還鄉團」，還鄉地主為報復土改分田和鬥爭地
主，便對參與土改的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改的
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地將
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便
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分
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
很有趣的是，1949年四月時（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前夕）宣布推動台灣省「三
七五減租」者是時任省主席的陳誠，後來陳誠出任行政院長時於1951年推動「耕
者有其田」的立法，而陳誠正是指揮國府大軍向中共蘇北與山東解放區發動攻勢
的國府中央軍將領，也就是說，國府動員七十萬大軍攻入山東，占領七十餘城復
又失去七十餘城，最後七十萬大軍被中共解放軍殲滅殆盡，負責指揮山東剿共戰
事的陳誠對於此役相關的慘痛經驗以及問題所在應該是有所了解的，當然，對於
其所指揮的國府軍政官員組織的「地主還鄉團」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應該也是刻骨
銘心的，此外，對於中共自抗戰時期起便陸續在山東推動的「二五減租」和「耕
者有其田」對於中共爭取基層農民支持的強大作用，陳誠應該也是身歷其境而有
所感慨才是。
如此，則當1951年國府在台推動「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立法時
，許多大陸地區地主出身的老立委紛紛表達強烈反對，也就不難想像了──畢竟，
中共土改分田使這些撤退來台的大陸地區地主的家族失去龐大家產與地方小霸王
般的社會地位，而國府竟然推動和中共土改政策名稱一模一樣的土改政策，當時
韓戰爆發，國府上下均認為美方必然在國共之間採取對國府一面的政策，因而反
攻大陸有望，如果有了台灣土改的榜樣，則即使國府「反共復國」成功，國府勢
必會貫徹承認中共土改分田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權現狀，因而使得他們「反
共復家」的美夢永遠破碎，更何況，國府竟然直接照抄中共的土改政策名稱，更
使得因中共土改鬥爭而家破人亡的他們心理上難以接受了。
由此可見，不論從推動的時機在中共發動渡江戰役以及台灣戒嚴前夕來看，
或者從其名稱根本照抄中共的土改政策名稱來看，國府在台推動「三七五減租」
和「耕者有其田」的主要目的一如當時國府所有的軍政舉措一樣，真正的目的都
是在於試圖將台灣切割於國共內戰中全面崩潰的國府軍政情勢之外，並試圖防堵
中共革命勢力在台灣建立其革命根據地，而不是針對台籍菁英的一種刻意打壓了
，否則，以征服殖民為目的者如克倫威爾攻入愛爾蘭，應該都會將土地收歸新移
民領主地主的控制之下，但台灣在土地改革之後卻並未出現「外省籍田僑仔」，
並未出現新的外省籍地主控制絕大部份高生產力土地的現象。
走筆至此，不由得一提筆者在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地主菁英中不時觀察到的一
種幻肢痛 (phantom sensation) 心理現象。幻肢痛乃指截肢病患卻不時感覺
到失去的肢體傳來的冷覺或者痛覺。筆者祖父的父親乃開中藥行致富卻因故敗光
家產與祖產，儘管祖父因其父再娶而並未享受幾年舊地主公子生活且對敗光的土
地似乎原本可能分得的部份也不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他總是不時會提及那
幾分三七五的田還不時念著要我什麼時候返鄉就業把地買回來而把我嚇出一身冷
汗，當然，他也不時擺出一副與其基層公務員職業身分極不相稱的公子少爺般全
不在意世事的處世態度，往往讓我感覺稱此現象為幻肢痛實在非常貼切！
在外省籍舊地主中，除了撤退來台者不時喜歡像小說《臺北人》裡一樣似乎
維持著某種派頭之外，其中任官者更有如中國古代王朝中舉任京官的地主員外家
大少爺般對於一般本省籍乃至於外省籍民眾有種睥睨不屑而視為草頭百姓的優越
感，此外，其一方面繼續不接受其必須世代生活台灣的事實，另方面不斷地數說
國府才是抗日主力而中共只是竊國亂政僥倖成功卻避談國府在大陸時期對於大陸
人民的壓迫，其中流亡北美等海外國家者，儘管午夜夢迴仍不時聞共產黨而股戰
，儘管其中不少將軍高官之子因無一技之長而淪為餐廳廚師或者公寓警衛，但卻
仍不時以支持人權或者支持民主為名關心和參與一些六四或者法輪功等中國大陸
流亡人士的活動，幻想著如果哪天這些在中國大陸政爭失敗但本身多半也有共產
黨淵源的人士如果又革命成功，或許這些國府遺民返回大陸重建地主世族社會地
位的夢想又出現某種奇蹟，但奇怪的是，這些外省籍舊地主偉大的人權與民主理
念似乎遇到二二八或者白色恐怖時就會轉彎！由此可見，那不是真心的人權或者
民主理念，那只是緩解他們痛徹心扉的幻肢痛的某種止痛藥罷了。
在本省籍舊地主中，除了不時幻想著國府的土改乃針對他們因而他們乃是為
台灣而受難並因而擁有某種統治台灣人民的正當性外，除了忽略國府土改後他們
的土地是分配給同為本省籍的佃農，他們往往依然維持著某種電影《跳舞時代》
中那種地主仕紳的公子哥兒派頭，依然以支持人權與民主為名支持社會運動起家
的民進黨，但有趣的是，他們要求民進黨立委提出加倍補償其土改失地甚至直接
還地的法案，卻不顧強求把時鐘往回撥使他們恢復某種領主貴族地位的必然結果
是必然有同為本省人的社會地位被壓低，更妙的是，他們以某種自認聖潔的台獨
理念將原本社會運動起家而重視照顧弱勢的民進黨理念偷天換日，但他們的台獨
運動往往是在日本或美國舒服地推動，而其自身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商業往來又往
往視為未違反台獨理念，而最妙的是，他們的人權與民主理念遇到慰安婦之類有
關日本殖民時代壓迫台民的議題時也會轉彎！由此可見，他們聖潔的人權與民主
與所謂台獨理念，想來也無非只是一種緩解幻肢痛的止痛藥罷了！
台灣政治的不幸在於，形塑了極統與極獨兩大極端勢力的往往有著一定財力
而能左右政治的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地主，他們彼此對立但實則彼此都有著地主抗
拒現代經濟中社會地位下降的頑固情結以及對於失去土地的幻肢痛心理殘疾，一
如德國史研究者曾說的，普魯士帝國瓦解後的威瑪德國存在著目光短淺又往往容
易有著土地菁英面對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無力感及因無力感而來的反趨強硬和自
認優越民族主義情結的戎克，乃是納粹興起的邪惡溫床，台灣政治受這些有著各
自客觀上完全不可回復的無解歷史傷痛的外省籍與本省籍地主菁英的幻肢痛憤怒
情緒所左右，毋寧是一種悲哀，只能期待上帝與時間垂憐，在台灣還未走到威瑪
晚期悲劇之前，讓這些有著幻肢痛的心理殘疾者早日退出歷史與政治舞台，讓大
歷史的悲劇留在過去供人研究鑑鏡，而不要讓台灣的未來再度面對大歷史悲劇的
無情撕裂與毀滅而留下更多難以撫平的傷痛。
以上一點個人淺見。
爆發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了許多台籍菁英死傷，而由於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採取
將台灣視為搾取原物料的邊陲地帶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戰後初期台
籍菁英乃為以地主為核心的土地菁英為多，二二八死難的台灣人民除了無產階級
的起義者，菁英階級死難者便以土地菁英或者由土地菁英出身的醫師等日本殖民
者為統治方便勉強准許台灣本島人執業的專業菁英佔絕對多數，加上甲午戰爭後
兩岸隔閡五十年使得國府來台接收時絕大多數台民對於中國大陸複雜的近現代歷
史脈絡無從理解，因此，很自然地，當國府在內戰中失利播遷來台後痛定思痛地
反省內戰中的軍事與民政失策而在1951年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政策時，剛經歷二二八傷痛不久的台籍土地菁英集團也就認定兩者均
是針對他們而來的打壓台籍菁英的手段，因而成為數十年難解省籍情結的開端。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中共早在對日抗戰時期起便在其所控制的華北各淪陷區敵後根據地推動土地
改革，目的一則在於沿續其自國共合作北伐時便已在北伐軍所到各地推動的土地
改革運動，二則也在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來支持其對日偽軍的作戰，三
則藉此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以便在國共摩擦時將地方地主軍紳組織的國府游擊隊
排擠出去；然而，中共認知對日抗戰必須組建跨階級的廣泛聯合陣線而過激的土
改政策有可能失去部份自由派人士的支持，抗戰時期在山東與蘇北等解放區推動
的主要是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策，抗戰後期以及戰後則進一步地推動土改分
田以及鬥爭地主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圖深化其對解放區的掌握以及強化其在
基層農民中的支持度，也正因其在抗戰後期以後推動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直接
進行土改分田以及讓基層農民挺直腰桿鬥爭數代欺壓他們的地主，中共在其解放
區的群眾支持與效忠度極高，而被土改分田的地主往往在抗戰時逃亡大西南，國
共和談由於國府拒絕承認中共已控制解放區的現狀而破裂後，國府調動大軍主動
向中共解放區發動攻勢，由於國府軍官中不論中央軍或者地方軍系出身地主者均
甚多，為了怕承認中共在蘇北和山東的土改分田現狀會造成連國統區農民組織都
群起效尤要求土改分田，向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解放區進攻的國府軍於是拒不執行
蔣中正指示不要向農民收回土改分田所得土地以及承認中共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
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地主還鄉團」，還鄉地主為報復土改分田和鬥爭地
主，便對參與土改的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改的
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地將
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便
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分
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
很有趣的是，1949年四月時（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前夕）宣布推動台灣省「三
七五減租」者是時任省主席的陳誠，後來陳誠出任行政院長時於1951年推動「耕
者有其田」的立法，而陳誠正是指揮國府大軍向中共蘇北與山東解放區發動攻勢
的國府中央軍將領，也就是說，國府動員七十萬大軍攻入山東，占領七十餘城復
又失去七十餘城，最後七十萬大軍被中共解放軍殲滅殆盡，負責指揮山東剿共戰
事的陳誠對於此役相關的慘痛經驗以及問題所在應該是有所了解的，當然，對於
其所指揮的國府軍政官員組織的「地主還鄉團」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應該也是刻骨
銘心的，此外，對於中共自抗戰時期起便陸續在山東推動的「二五減租」和「耕
者有其田」對於中共爭取基層農民支持的強大作用，陳誠應該也是身歷其境而有
所感慨才是。
如此，則當1951年國府在台推動「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立法時
，許多大陸地區地主出身的老立委紛紛表達強烈反對，也就不難想像了──畢竟，
中共土改分田使這些撤退來台的大陸地區地主的家族失去龐大家產與地方小霸王
般的社會地位，而國府竟然推動和中共土改政策名稱一模一樣的土改政策，當時
韓戰爆發，國府上下均認為美方必然在國共之間採取對國府一面的政策，因而反
攻大陸有望，如果有了台灣土改的榜樣，則即使國府「反共復國」成功，國府勢
必會貫徹承認中共土改分田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權現狀，因而使得他們「反
共復家」的美夢永遠破碎，更何況，國府竟然直接照抄中共的土改政策名稱，更
使得因中共土改鬥爭而家破人亡的他們心理上難以接受了。
由此可見，不論從推動的時機在中共發動渡江戰役以及台灣戒嚴前夕來看，
或者從其名稱根本照抄中共的土改政策名稱來看，國府在台推動「三七五減租」
和「耕者有其田」的主要目的一如當時國府所有的軍政舉措一樣，真正的目的都
是在於試圖將台灣切割於國共內戰中全面崩潰的國府軍政情勢之外，並試圖防堵
中共革命勢力在台灣建立其革命根據地，而不是針對台籍菁英的一種刻意打壓了
，否則，以征服殖民為目的者如克倫威爾攻入愛爾蘭，應該都會將土地收歸新移
民領主地主的控制之下，但台灣在土地改革之後卻並未出現「外省籍田僑仔」，
並未出現新的外省籍地主控制絕大部份高生產力土地的現象。
走筆至此，不由得一提筆者在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地主菁英中不時觀察到的一
種幻肢痛 (phantom sensation) 心理現象。幻肢痛乃指截肢病患卻不時感覺
到失去的肢體傳來的冷覺或者痛覺。筆者祖父的父親乃開中藥行致富卻因故敗光
家產與祖產，儘管祖父因其父再娶而並未享受幾年舊地主公子生活且對敗光的土
地似乎原本可能分得的部份也不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他總是不時會提及那
幾分三七五的田還不時念著要我什麼時候返鄉就業把地買回來而把我嚇出一身冷
汗，當然，他也不時擺出一副與其基層公務員職業身分極不相稱的公子少爺般全
不在意世事的處世態度，往往讓我感覺稱此現象為幻肢痛實在非常貼切！
在外省籍舊地主中，除了撤退來台者不時喜歡像小說《臺北人》裡一樣似乎
維持著某種派頭之外，其中任官者更有如中國古代王朝中舉任京官的地主員外家
大少爺般對於一般本省籍乃至於外省籍民眾有種睥睨不屑而視為草頭百姓的優越
感，此外，其一方面繼續不接受其必須世代生活台灣的事實，另方面不斷地數說
國府才是抗日主力而中共只是竊國亂政僥倖成功卻避談國府在大陸時期對於大陸
人民的壓迫，其中流亡北美等海外國家者，儘管午夜夢迴仍不時聞共產黨而股戰
，儘管其中不少將軍高官之子因無一技之長而淪為餐廳廚師或者公寓警衛，但卻
仍不時以支持人權或者支持民主為名關心和參與一些六四或者法輪功等中國大陸
流亡人士的活動，幻想著如果哪天這些在中國大陸政爭失敗但本身多半也有共產
黨淵源的人士如果又革命成功，或許這些國府遺民返回大陸重建地主世族社會地
位的夢想又出現某種奇蹟，但奇怪的是，這些外省籍舊地主偉大的人權與民主理
念似乎遇到二二八或者白色恐怖時就會轉彎！由此可見，那不是真心的人權或者
民主理念，那只是緩解他們痛徹心扉的幻肢痛的某種止痛藥罷了。
在本省籍舊地主中，除了不時幻想著國府的土改乃針對他們因而他們乃是為
台灣而受難並因而擁有某種統治台灣人民的正當性外，除了忽略國府土改後他們
的土地是分配給同為本省籍的佃農，他們往往依然維持著某種電影《跳舞時代》
中那種地主仕紳的公子哥兒派頭，依然以支持人權與民主為名支持社會運動起家
的民進黨，但有趣的是，他們要求民進黨立委提出加倍補償其土改失地甚至直接
還地的法案，卻不顧強求把時鐘往回撥使他們恢復某種領主貴族地位的必然結果
是必然有同為本省人的社會地位被壓低，更妙的是，他們以某種自認聖潔的台獨
理念將原本社會運動起家而重視照顧弱勢的民進黨理念偷天換日，但他們的台獨
運動往往是在日本或美國舒服地推動，而其自身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商業往來又往
往視為未違反台獨理念，而最妙的是，他們的人權與民主理念遇到慰安婦之類有
關日本殖民時代壓迫台民的議題時也會轉彎！由此可見，他們聖潔的人權與民主
與所謂台獨理念，想來也無非只是一種緩解幻肢痛的止痛藥罷了！
台灣政治的不幸在於，形塑了極統與極獨兩大極端勢力的往往有著一定財力
而能左右政治的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地主，他們彼此對立但實則彼此都有著地主抗
拒現代經濟中社會地位下降的頑固情結以及對於失去土地的幻肢痛心理殘疾，一
如德國史研究者曾說的，普魯士帝國瓦解後的威瑪德國存在著目光短淺又往往容
易有著土地菁英面對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無力感及因無力感而來的反趨強硬和自
認優越民族主義情結的戎克，乃是納粹興起的邪惡溫床，台灣政治受這些有著各
自客觀上完全不可回復的無解歷史傷痛的外省籍與本省籍地主菁英的幻肢痛憤怒
情緒所左右，毋寧是一種悲哀，只能期待上帝與時間垂憐，在台灣還未走到威瑪
晚期悲劇之前，讓這些有著幻肢痛的心理殘疾者早日退出歷史與政治舞台，讓大
歷史的悲劇留在過去供人研究鑑鏡，而不要讓台灣的未來再度面對大歷史悲劇的
無情撕裂與毀滅而留下更多難以撫平的傷痛。
以上一點個人淺見。
2011年10月19日 星期三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反共防左一甲子
近日來拜讀王明珂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擇》一書，王明珂先生透過引介前蘇
聯學者於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間針對中亞尚存游牧部族研究的進一步理論分析
的架構，提出了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這組相對名詞來說明漢代匈奴在生態經濟壓
力下（歷史本相）必須以南下牧馬或者歸降互市等方式取得長城線以南資源的政
治行動（歷史表相），然而，有趣的是，王明珂先生即使閱讀與參考了前蘇聯學
者的研究與論述，卻仍然在著作時刻意地避免使用以生產方式做為歷史底層結構
(base) 和以政治和文化做為歷史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 這組較廣為人
知但具有馬克思主義方法學色彩的相對名詞，令人不由得感受到台灣大歷史的複
雜過往依舊形塑了做為較年輕學者的王明珂先生的思維和論述。
無獨有偶地，本人前些日子拜讀郝柏村先生所著《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
- 1949》一書，一方面感到欽佩，自從國府兵敗東渡以來，這是首位曾參與國
府大陸時期軍事的高階將領終於能夠突破國府遷台以來對於國共內戰成敗因素諱
莫如深的高度禁忌，透過蔣中正日記的解讀試圖誠實地檢討和面對國府在抗戰勝
利後的短短四年間面臨軍政經全面崩潰的種種國府中樞軍政失策，而不再過於簡
單卻逃避責任地全都歸咎馬歇爾調停、中共煽動群眾、中共潛伏間諜或者國府內
部地方派系對蔣掣肘，但另方面，卻也在字裡行間讀到一位外省籍國府軍政要員
對於中共有著強烈的不安與排拒心理。
郝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中共的資料，均有意無意間更動了其字句，照理說郝
先生讀過相關資料原文，著書時即應該會直接引用原文，即使記不得也應該會再
去查證才是，其脫誤顯非單純的文字書寫上的錯誤，而可能有更深層的對中共相
關資料的排拒心理作祟。
郝先生提及中共的運動戰策略時提及中共策略是「存人失地，有人有地，存
地失人，人地皆無」，但原文應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郝先生提及中共自三灣改編以降的軍紀要求是「三項紀律、八個指示」，但
原文應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郝先生提及中共因應國府自國統區調集大軍
對中共解放區的進攻而採取「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的策略，但實則是中共
在瓦解國府大軍在內戰初期對中共解放區的多次進攻而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後，為
遏止國府不斷調集大軍進攻中共解放區造成社會經濟的廣泛破壞，即使被中共解
放軍擊退但國府卻能自未受戰爭破壞的國統區重新徵集大軍反覆進攻與破壞，乃
採取強渡黃河與挺進大別山的「把戰火燒向國統區」策略。
除了單純的引用錯誤，郝先生有些引用錯誤之處搭配其書中論述，似乎也對
於中共之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之處，例如，郝先生提及中共對國府軍採取「阻
援打點」策略，但原文應是「圍點打援」，而在此點上郝先生似乎不只是單純引
用錯誤，甚至可能誤解了中共的運動戰戰略思維而以為其重點在「打點」，實則
粟裕的「圍點打援」的核心概念應在於「打援」而非「圍點」，也就是透過圍點
吸引其他國府部隊救援，從而打亂國府大軍對中共解放區的攻勢部署作戰計畫，
並使中共野戰軍得以擺脫國府大軍的尾追聚殲並進而相機奪取戰場主動，在此郝
先生似乎受限於國府正規軍參謀作戰訓練的較僵化思維，依然過於側重對城市與
交通據點的點與線的爭奪而對於中共的運動戰靈活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
再者，郝先生雖甘冒大不諱而著書討論國共內戰時國府中樞軍政決策不當之
處，但似乎仍有些許「為尊者諱」的情況，例如，郝先生在書中提及國府中最重
要的中共地下黨人乃桂系白崇禧所推薦的劉斐並以此為蔣中正來台後軟禁白崇禧
開脫，但實則劉斐乃由真正關鍵的中共地下黨人郭汝槐所舉發以自保，而郭汝槐
乃是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愛將，蔣中正直到在大陸時期最後一戰的川西決戰時才
因其在宜賓陣前起義而驚覺，似有識人不明以及對部屬的個人感召力與領袖魅力
不足之處。
最後，郝先生對於為何國府在抗戰時能夠得到人民主動支持但內戰時卻連幫
部隊帶路的人都找不到僅以蔣中正與國府軍「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一筆帶過
，認為國府大軍進攻中共自抗戰時起便長期經營的蘇北山東老區無法獲得支援乃
因中共長期經營與控制群眾，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內戰中期才建立的大別山一帶二
十多個中共縣級政府仍然能夠在中野劉鄧大軍轉戰他地後仍然因為推動土地改革
等措施爭取群眾支持而能夠繼續維持住，更無法解釋抗戰時國共在華北等淪陷區
敵後根據地時相摩擦，但結果往往是推動土地改革的中共游擊隊趕走了由地主軍
紳勢力組織的國府游擊隊，而「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的輕描淡寫，卻避開了
一些極尷尬的事實，像是國府大軍攻入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老區時，便不顧蔣中正
要求承認中共自抗戰時期以降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
地主還鄉團」，這些抗戰時逃亡大西南的地主土地往往早已被中共和當地民眾土
改分配了，他們還鄉時不但依恃國府軍隊和自組民兵團奪回土地，為了報復土改
分田更對參與土改的許多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
改的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
地將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
便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
分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郝先生的一句「未能掌握戰爭的
社會面」，實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許多貧苦民眾的苦難故事。
郝先生書中諸如此類的值得討論之處頗多，本文主題既非對郝先生著作評釋
或勘誤，便不一一詳述，然而，郝先生書中讀來，仍然對於中共有著許多未說出
口卻表露無遺的排拒心理，甚至不願承認1949年以前中共在組織和政策上相較於
當時的國府有其優點與過人之處才使民心向背。
同樣地，馬英九總統多次提及國府軍乃抗戰唯一主力，無可否認的是，國府
在對日抗戰中擔負正面戰場的重任並承受日軍主力部隊猛烈攻擊，其死傷慘重而
將領級陣亡者兩百餘人，自然對於中國的對日抗戰和全球反日本帝國主義同盟國
的勝利居功厥偉，但若認為國府軍乃是中國唯一的抗戰主力，便是無視於在珍珠
港事變前，全球僅蘇聯願意提供國府軍火等軍事援助，原因是為了不在歐陸和西
伯利亞腹背受敵，希望中國分散日本力量而使其無法分身進攻蘇聯，由於中共經
國府自清黨後多年軍事剿共而力量薄弱，蘇聯於是成為珍珠港事變前唯一願意提
供國府軍事援助的國家，無視於蔣中正原本根據其對日本軍方思維的理解而期待
淞滬會戰粉碎日軍三月亡華幻夢後日軍會停戰退讓而讓其有充分時間安內攘外和
建立更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以與日本相抗，及至淞滬一役折損國府中央軍幾乎全部
的包括新裝備的德制師在內的主力精銳部隊後，南京失守後國府中樞撤退至武漢
時蔣中正提出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乃是閱讀毛澤東在國共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所提供的《論持久戰》後的思維轉變，也無視於中共游擊隊
在華北襲擊偽軍和交通補給要點對於日軍主力部隊的強大牽制作用，甚至迫使日
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調集大軍採取「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試圖掃蕩
華北共黨游擊隊。惟由此可見，馬英九總統本人對於中共有其排拒與防衛的心理
，並未因個人家族為1949年後自大陸撤退來台者就對於中共與中國大陸全無戒心
，甚至毋寧是更具戒心。
此外，台灣不分藍綠諸多論者將許多中國大陸當下的不合理現象全歸諸中共
政權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忽略了更廣泛的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脈絡。例如，中共在
西藏與新疆等較有獨立意識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較在其他不具獨立意識的少數
民族地區的政策來得強硬許多，不少甚至與當代少數民族權利思潮有所扞格而固
然有其值得檢討之處，但中國自秦漢以降歷代針對少數民族的邊政向來就強調「
移民實邊」以壓抑少數民族防範邊患再起而危及華夏政權穩定；中國大陸現在的
勞動權等人權固然有值得檢討與進步之處，但英國、德國等工業國家的勞動權也
不是一日而達到今日的水準，英國早年的煤礦坑便有許多身材較小而便於在坑道
中工作的童工；中國大陸的商品品質管制較差而不時出現所謂的黑心商品，固然
應該敦促其儘速改善品質管制法規與執法機制以免危害中國大陸國民以及其出口
國國民的健康，但各國工業發展均曾經歷山寨品乃至黑心商品等品質較差的階段
，戰後七○年代許多美國電影便曾取笑日本車一撞一壓就全毀，而台灣早年也曾被
稱為仿冒王國，而事實上，做為英國工業革命起始的紡織工業的發展，最初的目
的便是為大量生產華美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的廉價仿冒品；中國大陸為了經濟
發展以及由於過去的威權餘威，許多國內政策採取較為專制的手段像是三峽工程
的沿江居民遷徙，然而，由農業封建主義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中
往往會經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以為經濟發展掃平障礙，根據布勞
岱爾等人的研究，英國便幾乎是犧牲了兩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
才完成工業革命，然後才因城市工人階級權利意識的萌生而回過頭來改善勞動者
的生活水準與勞動條件，不難想像中間兩代人的工業化過程之痛苦，其間產生的
回歸美好過往田園生活的想像或者貧苦民眾要求改善生活水準與反抗壓迫的暴動
便是透過絕對主義國家的壓制才得以維持工業化進程的持續，中共的威權統治當
然應該要追求改革，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也絕對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但衡諸世界
歷史，似乎「告別革命」而追求體制內的抗爭與漸進改革才不會再度陷入反覆革
命血腥鬥爭而使人民生活更為辛苦、國家發展更為遲滯的可怕困境，畢竟，革命
成功者往往相信自己有天命或者相信其為人民流血犧牲奉獻因而值得人民為其犧
牲奉獻，小者貪污腐敗、大者殺人盈野而猶自以為理由正當，同盟會革命後的大
陸時期國民黨如此，所謂解放之後的共產黨亦復如是。
為什麼台灣不分藍綠不分族群的人群，對於中共總是有著一種特殊的排拒情
結呢？主要的原因便是台灣自日據時代直到解除戒嚴之前統治者長年的反共防左
血腥鎮壓。
一戰之後的經濟復甦榮景在日本造就了大正民主時期較寬鬆的政治文化，對
於自由派和左翼運動的管制相對有所放寬，在殖民地台灣也是如此，因而造就了
蔣渭水所組建的台灣民眾黨竟然能夠在殖民統治下組織結社而代表台民發聲，連
溫卿和林獻堂還能進一步為了左右路線問題進行辯論，甚至台灣共產黨雖不合法
但仍以各種形式組織參與各地農民組合，左翼人士被補審判時尚且有日本辯護士
來台為其辯護，可謂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手段最溫和的時期，然而好景不常，不旋
踵世界經濟因1929年起的大恐慌而再度陷入周期性的低潮，日本明治憲法內在的
軍國主義缺陷浮現，例如，明治憲法規定軍部獨立於內閣之外而直屬天皇，於是
當軍方對於組閣黨派的政策不滿時便可以透過不提出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名單等
方式便其組閣失敗，加上日本經濟持續工業化使得以舊時代武士和較低階土地菁
英為首的少壯派軍官的社會地位降低而日趨激進，屢屢對日本首相和閣員發動暗
殺，日本終究走向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之路以緩和內部階級矛盾並鞏固增進既有
統治階級的權力，在日本國內鎮壓了包括德田球一等左翼勢力和自由派勢力，在
殖民地台灣也長期關押台共的謝雪紅等人並迫使包括台灣民眾黨在內的台民組織
結社解散或者改為殖民者喉舌。
戰後，沿續抗戰時國共合作的氣氛使得包括謝雪紅和中共省工委等左翼勢力
恢復活動，但隨著國共和談的破裂和全面內戰的爆發，國府擴大對左翼勢力的血
腥鎮壓而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乃至於只是參加左翼讀書會
的青年均無辜被牽連而成為恐共反共鎮壓中的犧牲者，而隨著國府在內戰中全面
失利播遷來台，蔣中正雖然後悔莫及地認知到對共鬥爭不能採取單純只用軍事武
力進剿的方式而應該「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對於可能存在潛伏共諜的強烈
恐共症心理想像仍使其發動了對於任何可能具有左翼傾向各族群人士均不論思想
或行動均一律血腥鎮壓的白色恐怖，其中又以自大陸撤退來台而可能在大陸時與
共黨相關人士有所接觸的外省籍人士往往最容易成為反共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白
色恐怖之下，使用紅筆書寫成為一種荒謬的禁忌，孔德哲學批判的學術考題成為
暗示主張批孔的文字獄，連Mark Twain和Max Weber都成為出版品審查時可能
被找麻煩的關鍵字。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期間一甲子的反共防左，使得台灣失去了理性討論公
共議題的另一種異議聲音，也造就了上述包括王明珂、郝柏村和馬英九等台灣各
界菁英人物在思想行動乃至於遣詞用字上說不出口卻無所不在的小警總。然而，
也正因為一甲子反共防左的自我思想檢查，台灣不論任何族群人士對於中共政權
均有著相當的排拒戒心，其中可能又以家族往往為大陸地主望族而有親人在中共
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殺害的外省籍人士對中共政權的戒心最強，因
而，指控外省籍政治菁英可能「寧予外人、不予家奴」而可能在與中共接觸談判
時任意出賣台灣利益，有如指控一個人可能會與其殺父或者殺叔仇人成為最佳拍
檔一樣地不合邏輯。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除了思想上的陰影，也造成許多各族群台灣人民永難磨滅
的苦痛。然而，後冷戰時期再度崛起復興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毛派的共產中國，
面對新的兩岸格局與實力對比，許多因素實乃並非操之於台灣內部政治與民意思
維變化的給定的外在因素，像是華府與北京對於各自在東亞地區戰略利益的追求
與折衝，過度地在台灣內部以具有排他性的手段試圖完全整合愛台灣民意力量的
內在因素變化以追求台灣的國際地位，其實對於主要由外界力量折衝決定的台灣
國際參與問題並沒有實際的幫助。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遺留了太多的傷痛，而唯有透過更多的理解與更多對歷史
情境的爬梳，才能夠在傷痛之餘，給台灣社會一個撫平傷口的可能，也才有可能
團結奮鬥追求一個共同的未來。
以上整理本人對於台灣近現代史與未來走向的一點初步的個人看法，錯誤疏
漏之處在所難免，還望方家指教。
聯學者於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間針對中亞尚存游牧部族研究的進一步理論分析
的架構，提出了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這組相對名詞來說明漢代匈奴在生態經濟壓
力下（歷史本相）必須以南下牧馬或者歸降互市等方式取得長城線以南資源的政
治行動（歷史表相），然而，有趣的是，王明珂先生即使閱讀與參考了前蘇聯學
者的研究與論述，卻仍然在著作時刻意地避免使用以生產方式做為歷史底層結構
(base) 和以政治和文化做為歷史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 這組較廣為人
知但具有馬克思主義方法學色彩的相對名詞，令人不由得感受到台灣大歷史的複
雜過往依舊形塑了做為較年輕學者的王明珂先生的思維和論述。
無獨有偶地，本人前些日子拜讀郝柏村先生所著《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
- 1949》一書，一方面感到欽佩，自從國府兵敗東渡以來，這是首位曾參與國
府大陸時期軍事的高階將領終於能夠突破國府遷台以來對於國共內戰成敗因素諱
莫如深的高度禁忌，透過蔣中正日記的解讀試圖誠實地檢討和面對國府在抗戰勝
利後的短短四年間面臨軍政經全面崩潰的種種國府中樞軍政失策，而不再過於簡
單卻逃避責任地全都歸咎馬歇爾調停、中共煽動群眾、中共潛伏間諜或者國府內
部地方派系對蔣掣肘，但另方面，卻也在字裡行間讀到一位外省籍國府軍政要員
對於中共有著強烈的不安與排拒心理。
郝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中共的資料，均有意無意間更動了其字句，照理說郝
先生讀過相關資料原文，著書時即應該會直接引用原文，即使記不得也應該會再
去查證才是，其脫誤顯非單純的文字書寫上的錯誤，而可能有更深層的對中共相
關資料的排拒心理作祟。
郝先生提及中共的運動戰策略時提及中共策略是「存人失地，有人有地，存
地失人，人地皆無」，但原文應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郝先生提及中共自三灣改編以降的軍紀要求是「三項紀律、八個指示」，但
原文應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郝先生提及中共因應國府自國統區調集大軍
對中共解放區的進攻而採取「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的策略，但實則是中共
在瓦解國府大軍在內戰初期對中共解放區的多次進攻而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後，為
遏止國府不斷調集大軍進攻中共解放區造成社會經濟的廣泛破壞，即使被中共解
放軍擊退但國府卻能自未受戰爭破壞的國統區重新徵集大軍反覆進攻與破壞，乃
採取強渡黃河與挺進大別山的「把戰火燒向國統區」策略。
除了單純的引用錯誤，郝先生有些引用錯誤之處搭配其書中論述，似乎也對
於中共之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之處，例如，郝先生提及中共對國府軍採取「阻
援打點」策略，但原文應是「圍點打援」，而在此點上郝先生似乎不只是單純引
用錯誤，甚至可能誤解了中共的運動戰戰略思維而以為其重點在「打點」，實則
粟裕的「圍點打援」的核心概念應在於「打援」而非「圍點」，也就是透過圍點
吸引其他國府部隊救援，從而打亂國府大軍對中共解放區的攻勢部署作戰計畫，
並使中共野戰軍得以擺脫國府大軍的尾追聚殲並進而相機奪取戰場主動，在此郝
先生似乎受限於國府正規軍參謀作戰訓練的較僵化思維，依然過於側重對城市與
交通據點的點與線的爭奪而對於中共的運動戰靈活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
再者，郝先生雖甘冒大不諱而著書討論國共內戰時國府中樞軍政決策不當之
處，但似乎仍有些許「為尊者諱」的情況，例如，郝先生在書中提及國府中最重
要的中共地下黨人乃桂系白崇禧所推薦的劉斐並以此為蔣中正來台後軟禁白崇禧
開脫，但實則劉斐乃由真正關鍵的中共地下黨人郭汝槐所舉發以自保，而郭汝槐
乃是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愛將，蔣中正直到在大陸時期最後一戰的川西決戰時才
因其在宜賓陣前起義而驚覺，似有識人不明以及對部屬的個人感召力與領袖魅力
不足之處。
最後，郝先生對於為何國府在抗戰時能夠得到人民主動支持但內戰時卻連幫
部隊帶路的人都找不到僅以蔣中正與國府軍「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一筆帶過
，認為國府大軍進攻中共自抗戰時起便長期經營的蘇北山東老區無法獲得支援乃
因中共長期經營與控制群眾，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內戰中期才建立的大別山一帶二
十多個中共縣級政府仍然能夠在中野劉鄧大軍轉戰他地後仍然因為推動土地改革
等措施爭取群眾支持而能夠繼續維持住，更無法解釋抗戰時國共在華北等淪陷區
敵後根據地時相摩擦，但結果往往是推動土地改革的中共游擊隊趕走了由地主軍
紳勢力組織的國府游擊隊，而「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的輕描淡寫，卻避開了
一些極尷尬的事實，像是國府大軍攻入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老區時，便不顧蔣中正
要求承認中共自抗戰時期以降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
地主還鄉團」，這些抗戰時逃亡大西南的地主土地往往早已被中共和當地民眾土
改分配了，他們還鄉時不但依恃國府軍隊和自組民兵團奪回土地，為了報復土改
分田更對參與土改的許多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
改的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
地將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
便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
分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郝先生的一句「未能掌握戰爭的
社會面」，實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許多貧苦民眾的苦難故事。
郝先生書中諸如此類的值得討論之處頗多，本文主題既非對郝先生著作評釋
或勘誤，便不一一詳述，然而，郝先生書中讀來，仍然對於中共有著許多未說出
口卻表露無遺的排拒心理，甚至不願承認1949年以前中共在組織和政策上相較於
當時的國府有其優點與過人之處才使民心向背。
同樣地，馬英九總統多次提及國府軍乃抗戰唯一主力，無可否認的是，國府
在對日抗戰中擔負正面戰場的重任並承受日軍主力部隊猛烈攻擊，其死傷慘重而
將領級陣亡者兩百餘人，自然對於中國的對日抗戰和全球反日本帝國主義同盟國
的勝利居功厥偉，但若認為國府軍乃是中國唯一的抗戰主力，便是無視於在珍珠
港事變前，全球僅蘇聯願意提供國府軍火等軍事援助，原因是為了不在歐陸和西
伯利亞腹背受敵，希望中國分散日本力量而使其無法分身進攻蘇聯，由於中共經
國府自清黨後多年軍事剿共而力量薄弱，蘇聯於是成為珍珠港事變前唯一願意提
供國府軍事援助的國家，無視於蔣中正原本根據其對日本軍方思維的理解而期待
淞滬會戰粉碎日軍三月亡華幻夢後日軍會停戰退讓而讓其有充分時間安內攘外和
建立更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以與日本相抗，及至淞滬一役折損國府中央軍幾乎全部
的包括新裝備的德制師在內的主力精銳部隊後，南京失守後國府中樞撤退至武漢
時蔣中正提出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乃是閱讀毛澤東在國共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所提供的《論持久戰》後的思維轉變，也無視於中共游擊隊
在華北襲擊偽軍和交通補給要點對於日軍主力部隊的強大牽制作用，甚至迫使日
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調集大軍採取「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試圖掃蕩
華北共黨游擊隊。惟由此可見，馬英九總統本人對於中共有其排拒與防衛的心理
，並未因個人家族為1949年後自大陸撤退來台者就對於中共與中國大陸全無戒心
，甚至毋寧是更具戒心。
此外，台灣不分藍綠諸多論者將許多中國大陸當下的不合理現象全歸諸中共
政權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忽略了更廣泛的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脈絡。例如，中共在
西藏與新疆等較有獨立意識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較在其他不具獨立意識的少數
民族地區的政策來得強硬許多，不少甚至與當代少數民族權利思潮有所扞格而固
然有其值得檢討之處，但中國自秦漢以降歷代針對少數民族的邊政向來就強調「
移民實邊」以壓抑少數民族防範邊患再起而危及華夏政權穩定；中國大陸現在的
勞動權等人權固然有值得檢討與進步之處，但英國、德國等工業國家的勞動權也
不是一日而達到今日的水準，英國早年的煤礦坑便有許多身材較小而便於在坑道
中工作的童工；中國大陸的商品品質管制較差而不時出現所謂的黑心商品，固然
應該敦促其儘速改善品質管制法規與執法機制以免危害中國大陸國民以及其出口
國國民的健康，但各國工業發展均曾經歷山寨品乃至黑心商品等品質較差的階段
，戰後七○年代許多美國電影便曾取笑日本車一撞一壓就全毀，而台灣早年也曾被
稱為仿冒王國，而事實上，做為英國工業革命起始的紡織工業的發展，最初的目
的便是為大量生產華美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的廉價仿冒品；中國大陸為了經濟
發展以及由於過去的威權餘威，許多國內政策採取較為專制的手段像是三峽工程
的沿江居民遷徙，然而，由農業封建主義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中
往往會經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以為經濟發展掃平障礙，根據布勞
岱爾等人的研究，英國便幾乎是犧牲了兩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
才完成工業革命，然後才因城市工人階級權利意識的萌生而回過頭來改善勞動者
的生活水準與勞動條件，不難想像中間兩代人的工業化過程之痛苦，其間產生的
回歸美好過往田園生活的想像或者貧苦民眾要求改善生活水準與反抗壓迫的暴動
便是透過絕對主義國家的壓制才得以維持工業化進程的持續，中共的威權統治當
然應該要追求改革，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也絕對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但衡諸世界
歷史，似乎「告別革命」而追求體制內的抗爭與漸進改革才不會再度陷入反覆革
命血腥鬥爭而使人民生活更為辛苦、國家發展更為遲滯的可怕困境，畢竟，革命
成功者往往相信自己有天命或者相信其為人民流血犧牲奉獻因而值得人民為其犧
牲奉獻，小者貪污腐敗、大者殺人盈野而猶自以為理由正當，同盟會革命後的大
陸時期國民黨如此，所謂解放之後的共產黨亦復如是。
為什麼台灣不分藍綠不分族群的人群，對於中共總是有著一種特殊的排拒情
結呢？主要的原因便是台灣自日據時代直到解除戒嚴之前統治者長年的反共防左
血腥鎮壓。
一戰之後的經濟復甦榮景在日本造就了大正民主時期較寬鬆的政治文化，對
於自由派和左翼運動的管制相對有所放寬，在殖民地台灣也是如此，因而造就了
蔣渭水所組建的台灣民眾黨竟然能夠在殖民統治下組織結社而代表台民發聲，連
溫卿和林獻堂還能進一步為了左右路線問題進行辯論，甚至台灣共產黨雖不合法
但仍以各種形式組織參與各地農民組合，左翼人士被補審判時尚且有日本辯護士
來台為其辯護，可謂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手段最溫和的時期，然而好景不常，不旋
踵世界經濟因1929年起的大恐慌而再度陷入周期性的低潮，日本明治憲法內在的
軍國主義缺陷浮現，例如，明治憲法規定軍部獨立於內閣之外而直屬天皇，於是
當軍方對於組閣黨派的政策不滿時便可以透過不提出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名單等
方式便其組閣失敗，加上日本經濟持續工業化使得以舊時代武士和較低階土地菁
英為首的少壯派軍官的社會地位降低而日趨激進，屢屢對日本首相和閣員發動暗
殺，日本終究走向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之路以緩和內部階級矛盾並鞏固增進既有
統治階級的權力，在日本國內鎮壓了包括德田球一等左翼勢力和自由派勢力，在
殖民地台灣也長期關押台共的謝雪紅等人並迫使包括台灣民眾黨在內的台民組織
結社解散或者改為殖民者喉舌。
戰後，沿續抗戰時國共合作的氣氛使得包括謝雪紅和中共省工委等左翼勢力
恢復活動，但隨著國共和談的破裂和全面內戰的爆發，國府擴大對左翼勢力的血
腥鎮壓而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乃至於只是參加左翼讀書會
的青年均無辜被牽連而成為恐共反共鎮壓中的犧牲者，而隨著國府在內戰中全面
失利播遷來台，蔣中正雖然後悔莫及地認知到對共鬥爭不能採取單純只用軍事武
力進剿的方式而應該「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對於可能存在潛伏共諜的強烈
恐共症心理想像仍使其發動了對於任何可能具有左翼傾向各族群人士均不論思想
或行動均一律血腥鎮壓的白色恐怖，其中又以自大陸撤退來台而可能在大陸時與
共黨相關人士有所接觸的外省籍人士往往最容易成為反共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白
色恐怖之下，使用紅筆書寫成為一種荒謬的禁忌，孔德哲學批判的學術考題成為
暗示主張批孔的文字獄，連Mark Twain和Max Weber都成為出版品審查時可能
被找麻煩的關鍵字。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期間一甲子的反共防左，使得台灣失去了理性討論公
共議題的另一種異議聲音，也造就了上述包括王明珂、郝柏村和馬英九等台灣各
界菁英人物在思想行動乃至於遣詞用字上說不出口卻無所不在的小警總。然而，
也正因為一甲子反共防左的自我思想檢查，台灣不論任何族群人士對於中共政權
均有著相當的排拒戒心，其中可能又以家族往往為大陸地主望族而有親人在中共
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殺害的外省籍人士對中共政權的戒心最強，因
而，指控外省籍政治菁英可能「寧予外人、不予家奴」而可能在與中共接觸談判
時任意出賣台灣利益，有如指控一個人可能會與其殺父或者殺叔仇人成為最佳拍
檔一樣地不合邏輯。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除了思想上的陰影，也造成許多各族群台灣人民永難磨滅
的苦痛。然而，後冷戰時期再度崛起復興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毛派的共產中國，
面對新的兩岸格局與實力對比，許多因素實乃並非操之於台灣內部政治與民意思
維變化的給定的外在因素，像是華府與北京對於各自在東亞地區戰略利益的追求
與折衝，過度地在台灣內部以具有排他性的手段試圖完全整合愛台灣民意力量的
內在因素變化以追求台灣的國際地位，其實對於主要由外界力量折衝決定的台灣
國際參與問題並沒有實際的幫助。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遺留了太多的傷痛，而唯有透過更多的理解與更多對歷史
情境的爬梳，才能夠在傷痛之餘，給台灣社會一個撫平傷口的可能，也才有可能
團結奮鬥追求一個共同的未來。
以上整理本人對於台灣近現代史與未來走向的一點初步的個人看法，錯誤疏
漏之處在所難免，還望方家指教。
2011年10月15日 星期六
人口統計抑或牲口統計？
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讀後有感
「數字化管理」乃是現代化管理的最重要特徵，因而，以數字化管理取代意
識型態化管理乃是觀察一個前現代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清代中國承繼儒教意識型態治國的傳統，儘管清末鴉片戰爭以降受到西方現
代文明的影響而有自強運動，但其根本目的僅在於「師夷之長」以求「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亦即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在於船堅砲利，只要學習西方的船
堅砲利便能夠富國強兵打敗入侵東方的西方勢力，因而，自強運動雖為中國在面
臨西力東漸的外部動力以及太平天國之亂的內部動力之後所採取反應性的第一次
現代化嘗試，但因改革範圍的侷限使得自強運動所具備的現代性成分極為有限，
舉例而言，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相關稅賦向為歷朝重要的稅收來源，然而，
受限於技術因素與極高比例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使得農業相關稅賦短少以及稅
賦的重擔不斷向小面積自耕農集中，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土地清丈受到地主
鄉紳勾結地方官吏刻意短報田產面積的影響而連帶使得做為田賦等徵收依據的魚
鱗圖冊資料大幅失真，做為王朝稅收基礎的土地統計尚且模糊不清，遑論人口統
計。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儘管舖設了鐵路和電報，但及至馬關
條約割讓台灣之時，台灣仍無確切的土地統計與人口統計等數字化管理必要的統
計數據。幾乎與自強運動同時期，日本在黑船來航的壓力下展開明治維新，但其
改革內容在船堅砲利之外觸及更廣泛的現代化過程，因而日本殖民統治者抵台後
展開的土地調查，儘管許多無法提出產權證明的土地被改歸為日本殖民者所有，
但全台生產稅收的土地清冊仍由867,000畝增為兩倍多的1,866,000畝，土地稅
收更更加了三倍之多。此外，有別於英國在印度的人口普查受限於未有土地調查
先行的輔助而成果有限，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也在土地調查的基礎上展開了完整的
人口調查，藉此在台灣建立了傅科所謂「關於知識的國家理性知識」，並使被殖
民者成為一個已經規訓控制的土著實體。
然而，日本殖民者之所在台灣熱切地推動人口統計，並非因為其克服了對台
灣異民族被殖民者的「知識冷感症」與優越感並願意對被殖民者平等對待，相反
地，恰恰是因為日本殖民者不願意真正地理解與平等對待台灣人民，才以人口統
計的數字化形式將關於被殖民者的知識中與殖民母國利益相關的部份加以調查並
帶回日本國內討論如何剝削利用被殖民者的資源，就好像畜牧業者將牲口的各種
知識化為數字然後帶回到畜牧業者的會議桌上討論每年該殺多少頭牛羊才能永續
經營以及有哪些牛羊似乎特別地不馴服而必須加以注意和規訓。有別於日本國內
的人口統計，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或許因為人類總是早在學會針對
人做統計調查之前就學會了對畜牧的牲口進行統計調查？且日本在台統計調查的
內容更與在日本國內大不相同，例如，日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
民休閒生活的狀態，或許因為除非有助於畜牧生產量否則牲口的休閒娛樂並非畜
牧業者所在意者？此外，在日本國內做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
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而儘管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
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
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
、演講言詞、演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或
許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異議者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但對於可能造成畜牧業者的牲口
反抗與經濟損失的牲口中之異議煽動者「老少校們」卻自是必須嚴加監控打壓乃
至於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由此，我們發現了日本殖民者固然透過土地統計和人口統計的國家理性知識
獲取與管理而將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管理模式引進台灣的土地，然而，實質上這並
不是以被殖民者的利益或者現代化為目的，相反地，其目的毋寧在於使被殖民者
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異化成為不具人格性的數字與文字記錄，並始終是以剝削利用
被殖民者的資源並將之轉輸殖民母國使用為最終目的的一種「牲口統計」！
「數字化管理」乃是現代化管理的最重要特徵，因而，以數字化管理取代意
識型態化管理乃是觀察一個前現代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清代中國承繼儒教意識型態治國的傳統，儘管清末鴉片戰爭以降受到西方現
代文明的影響而有自強運動，但其根本目的僅在於「師夷之長」以求「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亦即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在於船堅砲利，只要學習西方的船
堅砲利便能夠富國強兵打敗入侵東方的西方勢力，因而，自強運動雖為中國在面
臨西力東漸的外部動力以及太平天國之亂的內部動力之後所採取反應性的第一次
現代化嘗試，但因改革範圍的侷限使得自強運動所具備的現代性成分極為有限，
舉例而言，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相關稅賦向為歷朝重要的稅收來源，然而，
受限於技術因素與極高比例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使得農業相關稅賦短少以及稅
賦的重擔不斷向小面積自耕農集中，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土地清丈受到地主
鄉紳勾結地方官吏刻意短報田產面積的影響而連帶使得做為田賦等徵收依據的魚
鱗圖冊資料大幅失真，做為王朝稅收基礎的土地統計尚且模糊不清，遑論人口統
計。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儘管舖設了鐵路和電報，但及至馬關
條約割讓台灣之時，台灣仍無確切的土地統計與人口統計等數字化管理必要的統
計數據。幾乎與自強運動同時期，日本在黑船來航的壓力下展開明治維新，但其
改革內容在船堅砲利之外觸及更廣泛的現代化過程，因而日本殖民統治者抵台後
展開的土地調查，儘管許多無法提出產權證明的土地被改歸為日本殖民者所有，
但全台生產稅收的土地清冊仍由867,000畝增為兩倍多的1,866,000畝，土地稅
收更更加了三倍之多。此外，有別於英國在印度的人口普查受限於未有土地調查
先行的輔助而成果有限，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也在土地調查的基礎上展開了完整的
人口調查，藉此在台灣建立了傅科所謂「關於知識的國家理性知識」，並使被殖
民者成為一個已經規訓控制的土著實體。
然而，日本殖民者之所在台灣熱切地推動人口統計，並非因為其克服了對台
灣異民族被殖民者的「知識冷感症」與優越感並願意對被殖民者平等對待，相反
地，恰恰是因為日本殖民者不願意真正地理解與平等對待台灣人民，才以人口統
計的數字化形式將關於被殖民者的知識中與殖民母國利益相關的部份加以調查並
帶回日本國內討論如何剝削利用被殖民者的資源，就好像畜牧業者將牲口的各種
知識化為數字然後帶回到畜牧業者的會議桌上討論每年該殺多少頭牛羊才能永續
經營以及有哪些牛羊似乎特別地不馴服而必須加以注意和規訓。有別於日本國內
的人口統計，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或許因為人類總是早在學會針對
人做統計調查之前就學會了對畜牧的牲口進行統計調查？且日本在台統計調查的
內容更與在日本國內大不相同，例如，日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
民休閒生活的狀態，或許因為除非有助於畜牧生產量否則牲口的休閒娛樂並非畜
牧業者所在意者？此外，在日本國內做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
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而儘管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
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
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
、演講言詞、演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或
許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異議者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但對於可能造成畜牧業者的牲口
反抗與經濟損失的牲口中之異議煽動者「老少校們」卻自是必須嚴加監控打壓乃
至於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由此，我們發現了日本殖民者固然透過土地統計和人口統計的國家理性知識
獲取與管理而將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管理模式引進台灣的土地，然而，實質上這並
不是以被殖民者的利益或者現代化為目的，相反地，其目的毋寧在於使被殖民者
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異化成為不具人格性的數字與文字記錄，並始終是以剝削利用
被殖民者的資源並將之轉輸殖民母國使用為最終目的的一種「牲口統計」！
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與綠島感訓監獄
表面上看來，日據時代的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在戰後改為綠島感訓監獄，似
乎是國府沿續日本殖民政府對付可能造成社會穩定威脅的浮浪者的手段來對付政
治犯，實則，國府在大陸時期便經常透過軍統局和中統局等情治單位對付以共產
黨人等左翼份子為主的政治犯，其中，中統局便曾在大陸各地設立所謂的「反省
院」來監禁共產黨人並對之進行思想感訓教育，因此，綠島感訓監獄應該是淵源
自國府在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利用與增
進了日據時代遺留的與本島高度隔離的綠島浮浪者收容所等現成的機構設施罷了
，並非國府來台後學習日本殖民政府的浮浪者取締政策來對付政治犯。
當然，中國面臨百餘年的內憂外患，普遍的貧窮、懸殊的貧富差距與租佃階
級權力高度不平等在在使得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等號召有著強大的感染力，絕非監
禁感訓政治犯所能解決。蔣中正乃中國傳統私墊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下
產生的領導人，依循傳統中國儒教與日本軍國主義建構其統治模式，他試圖透過
高壓手段對付政治犯並對中共採取單純軍事進剿的手段以圖建立穩定的環境來追
求中國現代化發展，然而，蔣氏仍然受其思想教育背景的影響而有著侷限性，因
而無法從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待共產黨等左翼勢力興起的社會動力，也無
法看到戰後全球冷戰以及全球左翼崛起的大環境，如果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
英國都必須轉向福利國家和公用事業國有化等追求社會正義的左傾政策才能夠在
戰後全球左翼崛起的環境中維持社會穩定而不被左翼革命浪潮淹沒，處處有著適
於左翼革命烈火燎原之乾柴的中國又怎麼可能只透過鎮壓和軍事手段來壓抑共產
黨呢？此外，國府受限於地方軍頭勢力而難於建立穩定的統一國家，甚至於到了
1949年底在成都平原一帶進行保衛大西南最後反攻基地的川西決戰之時，尚且受
制於川軍的劉文輝、鄧錫侯以及雲南盧漢等地方勢力，然而，地方軍頭的社會經
濟基礎在於清末以來的地方性地主軍紳勢力，若由國府中央政府主動推動較溫和
的土地改革，則一方面可以透過合理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理念來消滅社會主義革
命的燎原之火，另方面又可以透過土地改革的推恩眾建削藩之效來根本性地瓦解
地方軍頭所依恃的社會經濟基礎並建立較能有效管理的近代中央集權國家－－自
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往往必須經歷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
國家的歷史階段以做為一種必要的中介推進力量，最後，土地改革可以簡化土地
所有權關係更可以有助於中央政府獲取推動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然而，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消弭共產黨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這樣子的政策理路終究不是接受中國私墊儒學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的一
介武夫蔣中正所能夠理解的，他最後只能在川西決戰因黃埔系郭汝槐在宜賓陣前
起義而全面失利後即將搭機來台前下令全數槍決成都監獄中包括楊虎城等人在內
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份子以洩憤。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推動國家現代
化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之火的政策，只能等待曾在留學蘇聯時被指控為托派而下
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的蔣經國，而一如台灣政治中一個人若被指控為扁系的必然
前提是此人是民進黨人，蔣經國被指控為托派的必然前提是……。只能說，領導
人的思想背景與戰略視野對於其個人事業成敗乃至於國家興亡還是有著不小的關
係。
最後必須再度強調的是，直接將戰前與戰後的台灣直接做比較是一個不甚合
理的研究分析進路，戰後的綠島感訓監獄主要是沿續自國府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
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使用與增進了火燒島上的設施，而非沿
續日據時代的浮浪者取締政策思維了。
乎是國府沿續日本殖民政府對付可能造成社會穩定威脅的浮浪者的手段來對付政
治犯，實則，國府在大陸時期便經常透過軍統局和中統局等情治單位對付以共產
黨人等左翼份子為主的政治犯，其中，中統局便曾在大陸各地設立所謂的「反省
院」來監禁共產黨人並對之進行思想感訓教育，因此，綠島感訓監獄應該是淵源
自國府在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利用與增
進了日據時代遺留的與本島高度隔離的綠島浮浪者收容所等現成的機構設施罷了
，並非國府來台後學習日本殖民政府的浮浪者取締政策來對付政治犯。
當然，中國面臨百餘年的內憂外患，普遍的貧窮、懸殊的貧富差距與租佃階
級權力高度不平等在在使得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等號召有著強大的感染力，絕非監
禁感訓政治犯所能解決。蔣中正乃中國傳統私墊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下
產生的領導人，依循傳統中國儒教與日本軍國主義建構其統治模式，他試圖透過
高壓手段對付政治犯並對中共採取單純軍事進剿的手段以圖建立穩定的環境來追
求中國現代化發展，然而，蔣氏仍然受其思想教育背景的影響而有著侷限性，因
而無法從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待共產黨等左翼勢力興起的社會動力，也無
法看到戰後全球冷戰以及全球左翼崛起的大環境，如果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
英國都必須轉向福利國家和公用事業國有化等追求社會正義的左傾政策才能夠在
戰後全球左翼崛起的環境中維持社會穩定而不被左翼革命浪潮淹沒，處處有著適
於左翼革命烈火燎原之乾柴的中國又怎麼可能只透過鎮壓和軍事手段來壓抑共產
黨呢？此外，國府受限於地方軍頭勢力而難於建立穩定的統一國家，甚至於到了
1949年底在成都平原一帶進行保衛大西南最後反攻基地的川西決戰之時，尚且受
制於川軍的劉文輝、鄧錫侯以及雲南盧漢等地方勢力，然而，地方軍頭的社會經
濟基礎在於清末以來的地方性地主軍紳勢力，若由國府中央政府主動推動較溫和
的土地改革，則一方面可以透過合理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理念來消滅社會主義革
命的燎原之火，另方面又可以透過土地改革的推恩眾建削藩之效來根本性地瓦解
地方軍頭所依恃的社會經濟基礎並建立較能有效管理的近代中央集權國家－－自
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往往必須經歷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
國家的歷史階段以做為一種必要的中介推進力量，最後，土地改革可以簡化土地
所有權關係更可以有助於中央政府獲取推動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然而，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消弭共產黨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這樣子的政策理路終究不是接受中國私墊儒學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的一
介武夫蔣中正所能夠理解的，他最後只能在川西決戰因黃埔系郭汝槐在宜賓陣前
起義而全面失利後即將搭機來台前下令全數槍決成都監獄中包括楊虎城等人在內
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份子以洩憤。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推動國家現代
化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之火的政策，只能等待曾在留學蘇聯時被指控為托派而下
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的蔣經國，而一如台灣政治中一個人若被指控為扁系的必然
前提是此人是民進黨人，蔣經國被指控為托派的必然前提是……。只能說，領導
人的思想背景與戰略視野對於其個人事業成敗乃至於國家興亡還是有著不小的關
係。
最後必須再度強調的是，直接將戰前與戰後的台灣直接做比較是一個不甚合
理的研究分析進路，戰後的綠島感訓監獄主要是沿續自國府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
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使用與增進了火燒島上的設施，而非沿
續日據時代的浮浪者取締政策思維了。
2011年10月10日 星期一
關於思考戰前與戰後台灣之進路的一點個人意見
台灣史研究或者議論台灣歷史者的一個傾向是，將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直
接與戰後國府統治下的台灣做比較，然而，統治者的歷史脈絡不同，將兩者直接
進行比較往往容易變成是在日本的歷史脈絡裡檢視國府的統治作為，但這樣子的
研究分析進路是有問題的。
首先，日本在台灣的作為也許是70分，而戰後初期（1945 – 1950年）國
府在台灣的作為也許是60分，然而，日本同時期在本國的作為是90分，但國府同
時期在大陸地區的作為也是60分甚至只有50分，也就是說，日本對台灣採取歧視
性的政策，就像電影《賽德克．巴萊》中台灣原住民小孩巴萬跑贏了日本小孩卻
被日籍老師痛打：台灣人的小孩怎麼可以跑贏日本主子的小孩？然而，國府對台
灣採取的是一視同仁的政策，只是受限於資源而在台灣和大陸的統治均有所不足
之處；於是當日本工業化日益發展時，對台灣採取了「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
政策把台灣視為獲取原物料的邊陲地帶，但國府在台灣卻採取了工業化的政策，
而同樣是沿襲類似的戶口調查制度，日本在台灣採取了台灣人只有戶口而日本人
才能有戶籍，但國府不論在1949年前後，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是採取一致的戶籍
制度，即使在反共年代的在外流動人口到警局申報也是在本省人與外省人間一致的
管制，歧視的政策即使當下相對較好，但最後終究是要維持被殖民者次於殖民者的
差距與不平等的。
第二，日本與國府不同的歷史脈絡下，也許採取一些類似的統治手法，但仍然
可以看出異民族殖民與同民族統治間的差異，日本在台設置台灣軍司令部，但同時
期並沒有東京軍司令部，國府來台設置台灣警備司令，但同時期國府為了與中共搶
奪地盤並或者牽制地方軍頭勢力，在大陸各地均設置有軍事控制之編制，諸如東北
保安司令、綏靖公署主任、警備司令、剿匪司令，而一些原本應為文職者如省主席
、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等也大多由地方軍頭或中央
軍系方面大員等軍職人員出任，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離台後便轉
任重慶警備司令，而看似同樣是軍文分立，日本當時中央集權國家下軍文分立乃代
表著不再施行軍事統治，但在國府的脈絡裡，省主席等文職實際上往往由地方軍頭
出任如戰後的雲南省主席盧漢，而當地警備司令等軍職則往往由中央政府刻意派任
中央軍系或者與省主席軍系不同派系者出任以牽制之，因而，軍文最高領導人不同
之省份往往代表著相當的權力衝突，而各擁不同軍系後盾的軍文領導人自然難於約
束對方軍系的作為而出現比軍文合一更嚴重的貪污擾民現象，1949年初陳誠再度兼
任省主席與警備司令便是為了防止李宗仁代總統另派非黃埔系將領出任警備司令而
使得撤退台灣的部隊重蹈國府大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互鬥的覆轍，因而一旦蔣中正
總統登陸台灣，陳誠立即於1950年初改任行政院長，而之後的台灣省主席便不再兼
任警備司令了，同樣地，海南島撤退來台部隊多屬粵系，因而原本預定由高雄港登
陸便被命令改為由基隆港登陸，到了基隆港碼頭一下船便立刻被中央軍系部隊包圍
繳械並打散整編到不同的軍事單位，自海南撤退的高階將領來台後長年投閒置散，
對打散整編表達異議者更險被軍法判處唯一死刑，更可佐證當時以陳誠兼任警備司
令實際上的根本目的在於管制並確保來台國府部隊只有中央黃埔軍系單一派系勢力
主導，而非如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恢復軍職總督般是以對台民進行差別性的軍事統
治為目的了。
因此，個人覺得比較戰前與戰後台灣統治者的思維是否有殖民者的心態或者只
是單純地進行現代化的統治控制手段時，不應該直接比較兩者的在台政策是否相似
，而應該更細緻地比較兩者的在台政策與兩者本身在台灣以外的統治區域的政策是
否相同來做比較。
以上一點淺見。
接與戰後國府統治下的台灣做比較，然而，統治者的歷史脈絡不同，將兩者直接
進行比較往往容易變成是在日本的歷史脈絡裡檢視國府的統治作為，但這樣子的
研究分析進路是有問題的。
首先，日本在台灣的作為也許是70分，而戰後初期（1945 – 1950年）國
府在台灣的作為也許是60分，然而，日本同時期在本國的作為是90分，但國府同
時期在大陸地區的作為也是60分甚至只有50分，也就是說，日本對台灣採取歧視
性的政策，就像電影《賽德克．巴萊》中台灣原住民小孩巴萬跑贏了日本小孩卻
被日籍老師痛打：台灣人的小孩怎麼可以跑贏日本主子的小孩？然而，國府對台
灣採取的是一視同仁的政策，只是受限於資源而在台灣和大陸的統治均有所不足
之處；於是當日本工業化日益發展時，對台灣採取了「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
政策把台灣視為獲取原物料的邊陲地帶，但國府在台灣卻採取了工業化的政策，
而同樣是沿襲類似的戶口調查制度，日本在台灣採取了台灣人只有戶口而日本人
才能有戶籍，但國府不論在1949年前後，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是採取一致的戶籍
制度，即使在反共年代的在外流動人口到警局申報也是在本省人與外省人間一致的
管制，歧視的政策即使當下相對較好，但最後終究是要維持被殖民者次於殖民者的
差距與不平等的。
第二，日本與國府不同的歷史脈絡下，也許採取一些類似的統治手法，但仍然
可以看出異民族殖民與同民族統治間的差異，日本在台設置台灣軍司令部，但同時
期並沒有東京軍司令部，國府來台設置台灣警備司令，但同時期國府為了與中共搶
奪地盤並或者牽制地方軍頭勢力，在大陸各地均設置有軍事控制之編制，諸如東北
保安司令、綏靖公署主任、警備司令、剿匪司令，而一些原本應為文職者如省主席
、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等也大多由地方軍頭或中央
軍系方面大員等軍職人員出任，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離台後便轉
任重慶警備司令，而看似同樣是軍文分立，日本當時中央集權國家下軍文分立乃代
表著不再施行軍事統治，但在國府的脈絡裡，省主席等文職實際上往往由地方軍頭
出任如戰後的雲南省主席盧漢，而當地警備司令等軍職則往往由中央政府刻意派任
中央軍系或者與省主席軍系不同派系者出任以牽制之，因而，軍文最高領導人不同
之省份往往代表著相當的權力衝突，而各擁不同軍系後盾的軍文領導人自然難於約
束對方軍系的作為而出現比軍文合一更嚴重的貪污擾民現象，1949年初陳誠再度兼
任省主席與警備司令便是為了防止李宗仁代總統另派非黃埔系將領出任警備司令而
使得撤退台灣的部隊重蹈國府大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互鬥的覆轍，因而一旦蔣中正
總統登陸台灣，陳誠立即於1950年初改任行政院長，而之後的台灣省主席便不再兼
任警備司令了，同樣地，海南島撤退來台部隊多屬粵系，因而原本預定由高雄港登
陸便被命令改為由基隆港登陸，到了基隆港碼頭一下船便立刻被中央軍系部隊包圍
繳械並打散整編到不同的軍事單位，自海南撤退的高階將領來台後長年投閒置散，
對打散整編表達異議者更險被軍法判處唯一死刑，更可佐證當時以陳誠兼任警備司
令實際上的根本目的在於管制並確保來台國府部隊只有中央黃埔軍系單一派系勢力
主導，而非如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恢復軍職總督般是以對台民進行差別性的軍事統
治為目的了。
因此，個人覺得比較戰前與戰後台灣統治者的思維是否有殖民者的心態或者只
是單純地進行現代化的統治控制手段時，不應該直接比較兩者的在台政策是否相似
，而應該更細緻地比較兩者的在台政策與兩者本身在台灣以外的統治區域的政策是
否相同來做比較。
以上一點淺見。
2011年10月1日 星期六
一部三百年台獨運動血淚史？－－黃昭堂《台灣民主國的性格》讀後
台灣由於開墾的時間較晚而各種封建保守勢力如地主鄉紳以及封建禮法的
勢力較為薄弱，對於新事物與新制度的抵制情緒較弱，因而成為清末自強運動
中最成功的省份，例如，在大陸因為破壞風水等因素被當地仕紳強烈反對而作
罷的鐵路在台灣卻能成功興建，而為了建立較現代的稅賦制度而必須簡化土地
所有權狀態並減少清初受領墾照來台開墾後長年不勞而獲並造成政府稅收短少
的墾首、大租戶的權利的「大租去四留六」政策，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台南地區
推動時受到當地地主鄉紳的強烈反對，最後劉銘傳索性將省垣遷至台北而在開
發較晚、地主鄉紳勢力較不穩固的台北地區成功推動，然而，很難想像如此的
稅賦與土地改革政策在地主鄉紳（土豪劣紳？！）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勢力穩
固的大陸地區有任何成功甚至嘗試的可能。
同樣地，台灣做為一個開發較晚而各種封建保守勢力較薄弱的漢人社會，
對於現代化改革的接受度較高使得統治者在台灣推動現代化改革所必須面臨的
阻力較小，於是當國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轉趨劣勢而中樞最高領導人蔣中正
起心動念「今後當擇一單純之地，從頭開始」（《蔣中正日記》）時，很自然
地第一個就想到經過清領時期與日據時代初步現代化而又沒有地方性地主軍紳
軍頭等複雜的軍政派系林立糾葛的台灣，因而在徐蚌會戰國府殘存的機械化有
生戰力陷入重圍而政治上又面臨桂系逼宮行將下野之際，蔣中正面對國府軍政
總崩潰的重大危機之時，依然臨去秋波，於下野前夕發布其黃埔嫡系愛將、中
央軍系八大金剛之一的陳誠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開始執行國府東渡播遷
台灣行動，有計畫地轉運國庫黃金赴台並且有系統地篩選忠於蔣中正的中央軍
政官員與部隊轉進渡台，積極準備在台灣建設反共復國基地與三民主義模範省
。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中，日本要求中國割讓台灣與遼東半島
。其中，遼東半島乃滿清政權龍興之地，加上俄國等國亦長年覬覦東北利權，
三國干涉還遼之下終於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台灣既為清末自強運動最成功的
省份，中國方面自然雅不願割讓台灣，馬關議約時李鴻章似未強力設法保存遼
東半島，但為了保存台灣卻不惜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義、女無情、充滿
瘴癘」等語向伊藤博文自貶台灣價值，試圖藉此打消日本要求割讓台灣的意圖
，而在馬關條約簽約後，包括清朝中央乃至南洋大臣張之洞等人均不斷試圖透
過國際奧援乃至於試圖以普法戰後洛林亞爾薩斯問題中人民不服從等國際法慣
例來試圖保存台灣，甚至直到馬關條約批准後清廷仍密詔要求設法保台，而在
無法得到國際干涉保台後，仍暗示留台大員唐景崧和劉永福等人在不使中國再
度捲入勝利無望的全面對日作戰的前提下，可以台民自主反割讓的名義設法取
得國際奧援乃至於組織駐台軍隊與民兵進行武裝抵抗，張之洞甚至搶運軍費白
銀三十萬兩赴台，若非中央默許應該難以如此作為。
由此可見，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複雜脈絡中，台灣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黃昭堂先生整理台灣民主國建立前後的歷史事實並加以分析論述，然而，
或許由於其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前後的台灣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脈絡
已有所隔閡，加以其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使其在台灣民主國的性格篇章
中的論述有許多值得細究之處，前文已就其所整理的割讓前後之歷史論述補充
中國近代史脈絡，以下再略舉個人以為值得細究的幾個要點加以探討。
首先，黃文幾將清領以來的台灣史視為一部不斷追求台灣獨立的血淚史，
然而，其提到明鄭乃是首次將台灣做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但其以台南為「
東都」便明示光復「正都」的政治意圖，此外，明鄭透過海五商、山五商等商
業情報組織不斷打探反攻大陸反清復明之可能時機，甚至介入清初三藩之亂，
凡此均可證明明鄭政權主觀上與客觀上均如抗戰時遷往陪都重慶的國府，仍是
以全中國為其政治單位的想像並依此而採取各種政經作為的。至於清領之後的
朱一貴偽託明冑而自稱「中興王」、日據中期的余清芳自立「大明慈悲國」，
當然均是以反清反日復明為號召而非欲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了。
其次，黃文提及在西來庵事件後做為日共支部的台共主張台獨。然而，台
共之所以以日共支部的形式建立乃因服膺當時第三國際「一國一共產黨」以及
殖民地共產黨由殖民母國共產黨支部形式接受領導的指示，並依列寧的殖民地
革命理論而主張殖民地應獨立脫離殖民母國，目的在於使做為資本主義最高形
式的帝國主義勢力失去其賴以搾取資源與市場的殖民地並走向滅亡，但事實上
，由於台民所屬的漢民族之主權領土並未如其他列強殖民地般完全被日本併吞
，因此，台共自成立之始便有強大的親中共勢力存在，這些台共「上大派」人
士對於第三國際指示下的台灣獨立主張並不是十分認同，林木順離台後轉而加
入中共，蔡孝乾和蘇新等人戰後乾脆以中共台灣省工委身份返台活動。黃文對
此複雜脈絡似有所理解不足，而僅截取台共曾主張台灣獨立之黨綱而逕為論述
。
狄德羅說過，每部歷史都是當代史。做為一個自由社會，台灣應該包容各
種不同的政治主張，然而，當閱讀歷史著述時，我們必須注意文本書寫者的個
人立場是否有使其分析論述過於偏頗的可能，而當在進行歷史論述時，則更應
該注意整體的大歷史脈絡，並儘量客觀地依據史實進行分析論述。台灣前途問
題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大哉問，但相關討論不必然要以刻意建構歷史論述來加以
支持，事實上，當用於支持一種政治主張的歷史論述建構過於違背史實與大歷
史脈絡時，則可能因為歷史論述禁不起檢驗而連帶使得原本值得討論的政治主
張反而受牽累而失去支持，甚至可能因為歷史論述的具有排他性而造成社會對
立並因此更加難於理性思辯討論。
勢力較為薄弱，對於新事物與新制度的抵制情緒較弱，因而成為清末自強運動
中最成功的省份，例如，在大陸因為破壞風水等因素被當地仕紳強烈反對而作
罷的鐵路在台灣卻能成功興建，而為了建立較現代的稅賦制度而必須簡化土地
所有權狀態並減少清初受領墾照來台開墾後長年不勞而獲並造成政府稅收短少
的墾首、大租戶的權利的「大租去四留六」政策，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台南地區
推動時受到當地地主鄉紳的強烈反對，最後劉銘傳索性將省垣遷至台北而在開
發較晚、地主鄉紳勢力較不穩固的台北地區成功推動，然而，很難想像如此的
稅賦與土地改革政策在地主鄉紳（土豪劣紳？！）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勢力穩
固的大陸地區有任何成功甚至嘗試的可能。
同樣地，台灣做為一個開發較晚而各種封建保守勢力較薄弱的漢人社會，
對於現代化改革的接受度較高使得統治者在台灣推動現代化改革所必須面臨的
阻力較小，於是當國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轉趨劣勢而中樞最高領導人蔣中正
起心動念「今後當擇一單純之地，從頭開始」（《蔣中正日記》）時，很自然
地第一個就想到經過清領時期與日據時代初步現代化而又沒有地方性地主軍紳
軍頭等複雜的軍政派系林立糾葛的台灣，因而在徐蚌會戰國府殘存的機械化有
生戰力陷入重圍而政治上又面臨桂系逼宮行將下野之際，蔣中正面對國府軍政
總崩潰的重大危機之時，依然臨去秋波，於下野前夕發布其黃埔嫡系愛將、中
央軍系八大金剛之一的陳誠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開始執行國府東渡播遷
台灣行動，有計畫地轉運國庫黃金赴台並且有系統地篩選忠於蔣中正的中央軍
政官員與部隊轉進渡台，積極準備在台灣建設反共復國基地與三民主義模範省
。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中，日本要求中國割讓台灣與遼東半島
。其中，遼東半島乃滿清政權龍興之地，加上俄國等國亦長年覬覦東北利權，
三國干涉還遼之下終於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台灣既為清末自強運動最成功的
省份，中國方面自然雅不願割讓台灣，馬關議約時李鴻章似未強力設法保存遼
東半島，但為了保存台灣卻不惜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義、女無情、充滿
瘴癘」等語向伊藤博文自貶台灣價值，試圖藉此打消日本要求割讓台灣的意圖
，而在馬關條約簽約後，包括清朝中央乃至南洋大臣張之洞等人均不斷試圖透
過國際奧援乃至於試圖以普法戰後洛林亞爾薩斯問題中人民不服從等國際法慣
例來試圖保存台灣，甚至直到馬關條約批准後清廷仍密詔要求設法保台，而在
無法得到國際干涉保台後，仍暗示留台大員唐景崧和劉永福等人在不使中國再
度捲入勝利無望的全面對日作戰的前提下，可以台民自主反割讓的名義設法取
得國際奧援乃至於組織駐台軍隊與民兵進行武裝抵抗，張之洞甚至搶運軍費白
銀三十萬兩赴台，若非中央默許應該難以如此作為。
由此可見，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複雜脈絡中，台灣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黃昭堂先生整理台灣民主國建立前後的歷史事實並加以分析論述，然而，
或許由於其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前後的台灣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脈絡
已有所隔閡，加以其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使其在台灣民主國的性格篇章
中的論述有許多值得細究之處，前文已就其所整理的割讓前後之歷史論述補充
中國近代史脈絡，以下再略舉個人以為值得細究的幾個要點加以探討。
首先，黃文幾將清領以來的台灣史視為一部不斷追求台灣獨立的血淚史，
然而，其提到明鄭乃是首次將台灣做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但其以台南為「
東都」便明示光復「正都」的政治意圖，此外，明鄭透過海五商、山五商等商
業情報組織不斷打探反攻大陸反清復明之可能時機，甚至介入清初三藩之亂，
凡此均可證明明鄭政權主觀上與客觀上均如抗戰時遷往陪都重慶的國府，仍是
以全中國為其政治單位的想像並依此而採取各種政經作為的。至於清領之後的
朱一貴偽託明冑而自稱「中興王」、日據中期的余清芳自立「大明慈悲國」，
當然均是以反清反日復明為號召而非欲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了。
其次，黃文提及在西來庵事件後做為日共支部的台共主張台獨。然而，台
共之所以以日共支部的形式建立乃因服膺當時第三國際「一國一共產黨」以及
殖民地共產黨由殖民母國共產黨支部形式接受領導的指示，並依列寧的殖民地
革命理論而主張殖民地應獨立脫離殖民母國，目的在於使做為資本主義最高形
式的帝國主義勢力失去其賴以搾取資源與市場的殖民地並走向滅亡，但事實上
，由於台民所屬的漢民族之主權領土並未如其他列強殖民地般完全被日本併吞
，因此，台共自成立之始便有強大的親中共勢力存在，這些台共「上大派」人
士對於第三國際指示下的台灣獨立主張並不是十分認同，林木順離台後轉而加
入中共，蔡孝乾和蘇新等人戰後乾脆以中共台灣省工委身份返台活動。黃文對
此複雜脈絡似有所理解不足，而僅截取台共曾主張台灣獨立之黨綱而逕為論述
。
狄德羅說過，每部歷史都是當代史。做為一個自由社會，台灣應該包容各
種不同的政治主張，然而，當閱讀歷史著述時，我們必須注意文本書寫者的個
人立場是否有使其分析論述過於偏頗的可能，而當在進行歷史論述時，則更應
該注意整體的大歷史脈絡，並儘量客觀地依據史實進行分析論述。台灣前途問
題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大哉問，但相關討論不必然要以刻意建構歷史論述來加以
支持，事實上，當用於支持一種政治主張的歷史論述建構過於違背史實與大歷
史脈絡時，則可能因為歷史論述禁不起檢驗而連帶使得原本值得討論的政治主
張反而受牽累而失去支持，甚至可能因為歷史論述的具有排他性而造成社會對
立並因此更加難於理性思辯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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