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稍早於三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南方港澳深廈四城市的參訪行程之後，高雄市長韓國瑜在美國時間四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間訪問了美國東西兩岸的學術與高科技產業重鎮波士頓、洛杉磯與聖荷西等城市，並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發表閉門演說並和與會相關領域學者廣泛交換意見，韓國瑜隨後也在史丹佛大學與該校大學生與學者閉門座談交流並走訪該校胡佛研究所參觀暫存收藏該所的《兩蔣日記》。
由於高雄市長韓國瑜自去年九合一大選前後便一貫主張承認九二共識做為其兩岸政策的基礎並做為其高雄經濟政策的重要礎石，加上三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南方港澳深廈四城市期間除了簽署金額龐大的農漁產品訂單之外也拜會了港澳兩地北京中聯辦並在深圳會晤了北京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參與閉門座談的哈佛大學與史丹佛大學學者們自然高度關切韓國瑜對於兩岸關係及其與台美關係之間連動性質的看法，哈佛大學與史丹佛大學的學者們當然也詢問韓國瑜對於台灣自我防禦能力與軍事採購案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受限於哈佛大學與史丹佛大學均採取閉門座談的形式而使得韓國瑜實際的演說與對談問答內容無法取得逐字稿，然而，就他本人座談後受訪揭露的內容來看，韓國瑜除了重申以九二共識做為其兩岸政策的基礎之外，並未多加闡述其政策思維，像是文化與歷史同文同種血緣紐帶與認同以及包括國際多數國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議題上適用效力的北京當局領導的中國巨龍再度興起的國際政治現實乃至於中國大陸日益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實力等為何主張承認九二共識的高雄乃至台灣面臨的基礎東亞與世界政經格局發展；而在台美軍售方面，曾經官拜上尉軍官退伍的韓國瑜似乎也並未正面仔細回應闡述此一議題而僅以認為中華民國台灣應該「國防靠美國」簡短答覆，然而，台美軍售不只是台灣軍備老舊更新的單純軍事議題，它其實高度攸關以《台灣關係法》為礎石的台美關係的重要基礎，亦即台灣內部存在反對根據國際上由包括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以及《美中三公報》和《中日聯合聲明》等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公報所建構的「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而接受北京當局統治的強烈台灣島內民意以及因此台灣自我統治集體意願所連帶產生的「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當然，也包括了基於冷戰以來的以圍堵中國本土第一島鏈的地緣政治戰略利益為核心以及因之而來的高科技等台美經濟技術合作的自一九五○年六月底韓戰爆發後源遠流長並深刻且持續滲透方方面面台灣社會文化經濟與軍事政治肌理的美國在台利益，以及因之而來的《台灣關係法》以及在北京當局取代台北當局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後美國持續做為幾乎唯一願意承擔北京當局壓力持續對台防衛生軍售的國際強權以及唯一願意公開發言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觀察員乃至推動協調台灣有意義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 (WTO) 亞太經合會 (APEC) 等台灣實質國際參與的國際強權國家；因而，自從台北的中國國民黨在去年十一月底九合一大選幾乎大獲全勝後竟然出現詭異的長達數月至今仍然混沌不明的二○二○年大選總統黨內初選困境就一直被視為極具潛力的總統候選人人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未能就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乃至於高度連動的台美軍售有明確的態度和觀點，卻僅遵循其政大東亞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蘇起的建議不多談超越高雄市政的兩岸和台美議題，想必讓與會的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們有所疑慮保留。
高雄市長韓國瑜受邀於美國時間四月十一日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閉門演說座談後不久，美國國務院隨後於四月十五日週一宣布總金額五億美元（一百五十億新台幣）的F-16戰機飛行員培訓計畫與後勤維護支援的對台軍售案，並通知美國國會。一如馬英九國民黨政府執政時期二○○九年八月間莫拉克風災期間強勢要求並成功派遣美軍黑鷹直升機至高雄山區災區「協助救災」以及二○一五年四月一日兩架自依《美日安保條約》調防駐日的美軍海軍陸戰隊航空部隊F-18戰鬥機自日本沖繩嘉手納空軍基地起飛前往新加坡參加聯合演習途中因其中一架發生機械故障而「預防性降落」台灣台南空軍基地維修至四月三日才北返駐日美軍基地並引來北京當局抗議般，美國國務院此次於韓國瑜訪美期間宣布對台戰機培訓計畫與後勤維護支援的軍售案，時間點上的巧合，或許也表示華府當局對於台北的中國國民黨高度混沌不明的總統初選以及在已混沌不明的總統初選中竟然更加混沌不明地缺乏對兩岸關係以及台美關係的任何存在實質意識的國民黨黨內外討論感到極度的不安與疑慮。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學的學者也同時提問韓國瑜其對軍公教年金改革的看法以及其對台灣預算平衡問題的看法，除了可見美國學者對於韓國瑜可能成為二○二○年或者之後中國國民黨提名總統候選人潛力的觀察之外，更可見美國菁英學府的中國研究學者以及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台灣內部重大政治經濟社會爭議的高度理解與研究。
而韓國瑜在與美國駐阿富汗大使、哈佛大學教授艾江山 (Karl Winfred Eikenberry) 進行早餐會時，艾江山試探性地與其討論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制度運作與各種優點時，或許為了平衡其稍早訪問中國大陸南方港澳深廈四城市時所造成的高度親近北京當局的印象，一如馬英九前總統二○○八年上任之初便公開提及「提供台灣民主改革的經驗供中國大陸當局參考」的論點以及在二○一二年連任就職演說中關於兩岸政策的部份提及「子產不毀鄉校論」的論點，韓國瑜未能如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般闡述台灣自冷戰威權時代以來的民主改革過程與其間受美國民主制度的啟發和受到美國冷戰晚期策略轉變與後冷戰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乃至於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國民黨各路利益團體與一般支持者在民主改革過程中的轉變與適應過程來精確有意義地回答艾江山這位曾參與後塔利班阿富汗民主政治改革美方協調折衝重要負責人的問題，卻令人意外地提及了他個人對於中國大陸政治改革進程的看法像是上海和深圳達到人均所得一萬美金後可以從開放議員選舉開始實施民主改革，這除了有缺乏國際承認而幾乎國不成國的中華民國台灣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地想像著干預中國大陸內政而甚至頗有「三民主義模範省台灣影影大陸軟性反攻」的冷戰晚期台北當局在失去國際支持陷入內外困境下不得不的自說自話、自我宣傳以爭取時間推動內部政經改革重建統治正當性的宣傳之辭再現的時空錯亂現象；而其實，韓國瑜可以以自身在本省籍的李登輝接任台北的中國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後推動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以外省籍眷村出身身份投入台北縣議員與立委選舉的個人實際從政經驗來說明舊國民黨外省籍眷村傳統支持者從自視為遷台國民黨黨國直屬屬民轉變為希望在各級議會必須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以維護自身權益的一個台灣少數族群的個人心路歷程與社會參與態度轉變來更實際具體地回答艾江山的問題！
而如果與美方人士談論到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政治變化趨勢，由於美方人士一般會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同為華人社會且兩岸關係相當程度上受到國共內戰遺留的聯合國等國際中國代表權以及北京當局東亞戰略乃至太平洋戰略的影響，因而，美方人士一般也會期待台灣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具有總統候選人潛力的政治人物在談論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政治變化趨勢時能夠少談個人主觀期待而是以同為華人的心態來論證可能出現的變化趨勢並提供可能值得進一步觀察的重要人事物等觀察重點。故而，或許，韓國瑜可以回答，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中國大陸在長時間經濟成長之後開始出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調整過程，而由於包括山西煤礦去產能與鋼鐵造船等重工業的整併調整乃至於華人社會向來鐘愛的房地產市場的次貸風暴之後再度浮現軟著陸問題等等複雜而牽連政經利益與各省市就業情勢甚至城鄉差距問題的經濟轉型陣痛，北京政情自二○一一年年底薄派鬥爭正式浮上檯面，除了政爭激烈之外，圍繞著薄派相關勢力自恃特權而在重慶等地甚至軍工企業內都有不少特權放貸等無效率經濟尋租與相應的政治貪腐問題不斷地爆發，連帶地引發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透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主導策動了一系列嚴厲的反貪腐鬥爭也暴露了在經濟轉型陣痛中政經關係的複雜運作以及部份政經勢力試圖利用高層政治鬥爭爭權要利尋求變相特權紓困甚至資金外逃等問題，其間，二○一七年十月間的中共十九大時原本被視為接班梯隊的在薄熙來後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江系孫政才與廣東省委書記胡派胡春華均意外未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而二○一八年三月兩會期間中國全國人大甚至通過了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憲案，再加上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發動美中貿易戰後北京當局一貫先採取寸土不讓地提有己方有利有力的經濟論據與貿易反制手段後才與川普政府逐一討論後續貿易條件是否有必要調整以俾減少對已面臨經濟轉型問題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就業情勢的衝擊，更進一步讓外界感受到改革開放四十年而得以快速推動經濟發展與重大基礎建設的中國大陸在面臨經濟轉型時的內外壓力之龐大以及相當程度連動的中共黨內政治鬥爭之廣泛與劇烈，而部份地為了回應依託強硬派文革式毛左意識型態進行黨內鬥爭的薄派等政經勢力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面臨經濟體制升級轉型的陣痛期透過政治鬥爭而進行政經兩面爭權要利的種種可能造成中共黨內潛在分裂鬥爭情勢的黨內外鬥爭情勢，或許相當程度是為了防範中共黨內外政經兩面爭權要利勢力的甚至不無可能透過台灣島內出現急進台獨勢力或者台灣島內出現結合部份大陸流亡人士與大陸部份異議份子推動和平演變的統派勢力等來操作在中國大陸民眾心理上以及在中共黨內政治鬥爭上均具有高度正當性的台灣統一議題的形形色色混水摸魚甚至火中取栗動作，當然部份也是為了防範在反貪腐的過程中出現部份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權利意識高漲的都會居民等中國大陸民眾出現了無限上綱的激烈維權活動，習近平主導的北京當局也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進行了部份的收緊動作，同時也在今年一月二日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工作目標不變並重申不放棄必要時使用武力統一台灣以及開始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沿續著在毛澤東革命成功後卻因文革等社會制度實驗失敗造成中國大陸社會經濟危機後的推動改革開放與四個現代化的「鄧小平理論」以及接續「鄧小平理論」的江澤民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時代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二○一三年十一月間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中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以及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等重大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此外，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政治體制改革部份也提及了建設法治中國的目標並明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方向，其中也提及了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制度性地協調監督中國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以及在堅持「黨指揮槍」的前提下推動軍隊改革，習近平並在二○一五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的閱兵式前演說中提出了自一九八五年鄧小平主導裁軍百萬之後北京當局最大的裁軍整備方案亦即裁軍三十萬，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之後的一系列總稱為「習近平思想」的改革路線與講話也在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中共十九大通過正式寫入中共黨章，此外，由於稅務問題受到調查而一度疑似過度緊張慌亂地公開發言尋求友好中共黨內人士迴護而受到抨擊的國際知名影星范冰冰在交待整理其稅務問題之後，近日也傳出了開始復出演藝圈工作的消息，而或許受到台灣軍公教年金改革爭議期間諸多台灣退伍退休軍公教人員尤其是退伍軍官的激烈抗議抗爭行動的鼓動，部份中共解放軍退伍軍人在二○一八年上半年在江蘇鎮江與山東平度等地採取了遠較過去陳情策略更激烈的街頭抗爭來爭取維持全額退伍年金保障與抗拒年金改革，去年上半年兩次退伍解放軍軍人激烈街頭抗爭的發起人則分別被地方人民法院判處二年至六年的有期徒刑而尚未出現更為嚴厲的判決或壓制動作，凡此種種，均讓人除了對中國大陸出現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經濟轉型陣痛與中共黨內政情出現波瀾的高度關注之外，也應該對於習近平體制的領導能力與改革能力、中共體制的自我調整適應變革能力以及以中國社會經濟歷來總會回歸穩中求變的漸進路徑調節能力有更多一點值得審慎樂觀的信心與觀察面向。
此外，韓國瑜在參觀收藏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兩蔣日記》時參觀了《蔣中正日記》關於西安事變的段落，並參觀了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自大陸撤退時擔任中國國民黨總裁並安排撤退台灣的蔣中正的個人檢討以及國府遷台後推動土地改革各項改革的段落，我想，其中，一如馬英九前總統於二○一二年四月間出訪非洲友邦時過境印度孟買而懷念蔣中正前總統亦曾於抗戰期間出訪印度的思維，韓國瑜參觀《蔣中正日記》關於西安事變的段落固然仿效張學良於西安事變期間作為而為蔣中正領導抗戰不力批評討公道的意義，但蔣中正領導的大陸時期國民政府在抗日正面戰場上戰前受限國民黨內各路軍頭混戰而準備不足而戰爭爆發後又受限於戰場戰略協動能力不足而往往犧牲重大卻僅能稍稍遲滯日軍行動，而其過度依賴期待國際情勢的轉變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爆發的外交戰略其實完全無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與英法等主要大國均出現了社會大眾普遍的對於現代和進步的虛無幻滅而甚至影響了此一時期的各種藝術形式取向以及四處瀰漫的厭戰與姑息主義情緒，當時美國與英法的厭戰與姑息主義情緒之強烈甚至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英法兩國還與希特勒主政的納粹德國簽訂縱容其兼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的《慕尼黑協定》，但蔣中正卻在蘆溝橋事變打響了全面抗戰之後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淞滬會戰末期為了爭取將在十一月三日於布魯塞爾開會商討中國問題而收回前一天已下達的上海守軍有組織有秩序後撤至已構築堅固防禦工事的蘇嘉國防線等南京防禦線的命令，致使倉促回到已因後撤而被日軍佔領的淞滬戰場各防禦工事而使得國府軍隊在日軍別動師團登陸杭州灣威脅其後撤路線後只能荒亂後撤而直接放棄蘇嘉國防線等南京防線而最終造成南京的快速陷落，故而，過於強調蔣中正前總統在對日抗戰等重大內政外交議題上的本心不惡而有意成就真正偉業的《蔣中正日記》關於西安事變的段落，似乎反而讓人更易於忘了有必要去檢驗其軍事與政治和外交能力與成敗之鑑！此外，除了參觀了解蔣中正前總統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撤退台灣前後的個人檢討之外，本身為外省籍的韓國瑜市長其實也可以向胡佛研究所請求閱讀《蔣中正日記》關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通電下野後部署撤退台灣與大西南並最後只剩下台灣一地的段落以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蔣中正自成都鳳凰山機場撤退台灣至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復行視事之間的段落來了解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自三大戰役接連失敗失去精銳部隊後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失敗與撤退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心路歷程與諸多轉折，此外，韓國瑜市長似乎也應該向胡佛研究所請求閱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第二十六屆聯大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而在中華民國台灣放棄中國代表權並主動退出聯合國後依然正式決議驅逐中華民國台灣前後的段落來了解在季辛吉祕訪北京之後台北當局一系列的最後努力。此外，韓國瑜願意瀏覽《蔣中正日記》關於土地改革等國府遷台後所推動各項改革的部份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能夠也要求瀏覽關於推動九年義務教育與地方自治等的段落，相信會對遷台國府的內政外交歷史及其間交互作用脈絡更有提綱挈領的促進台灣社會各界思考的正面作用。我想，這對於接續在李扁二十年藍綠本土勢力政權之後又快速地經歷了八年馬英九時代的台灣社會各黨各界尤其是外省族群應該是有其積極意義與正面價值的！
韓國瑜訪問美國期間，民進黨內的蔡賴之爭更加白熱化且決定要打延長賽卻甚至連明確的結束協調期以及辯論和民調日期均未能決定，似乎，民進黨內親蔡勢力有意等待韓國瑜訪美返台後的國民黨內變化再做最後決定，而許多民進黨人士也並不是那麼堅持早於國民黨決定人選而甚至於希望透過韓國瑜返台後的國民黨內初選變化來釐清一些台灣社會尤其是台灣南北民進黨支持者內爭議爭執已久議題並希望若不能避免民進黨初選則至少要能夠透過延長的初選期與同時期的國民黨內政情變化來澄清民進黨黨內與支持者間的一些紛爭之源。
同樣在韓國瑜訪問美國期間，或許見到朱立倫與王金平兩位主要候選人氣勢始終拉抬不起來，過去幾年熱衷為國民黨候選人站台並在國民黨受到民進黨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影響而財務拮据之時多次金援國民黨黨務經費的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也在韓國瑜返台前夕的四月十七日宣布參加國民黨二○二○年總統初選，然而，由於鴻海集團因應美中貿易戰而推動並由美國總統川普剪綵的威斯康辛州設廠投資案從縮減規模至三分之一到現在傳出大幅停擺的爭議是否可能隨著郭台銘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而再度引發爭議而甚至影響鴻海集團的美國事業經營令人關注，而由於具有台商背景的郭台銘以發展經濟為號召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卻至今未提出包含承認九二共識在內的兩岸政策，而若其僅為希望有利台商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企業經營而參選則郭台銘自始就大可以透過原本就親國民黨色彩濃厚的工總、商總與工商建研會等商業利益團體來向包括朱王韓周等各路國民黨總統初選可能人選提出建言甚至施壓希望這些國民黨總統初選參選人提出包含承認九二共識在內的兩岸政策即可，故而，郭台銘的參選與參選至今未能提出包含承認九二共識在內的兩岸政策不無可能被北京當局視為試圖拿台灣島內政治來向北京當局要索經濟利益的不友善動作而為其參選之路平添各種島內外變數，而由於富士康跳樓事件等勞資爭議不少，台灣島內選民甚至國民黨傳統支持者也不無可能最後無法說服自己投票給郭台銘而寧可不出門投票而間接放任民調人氣較高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再度當選的詭異情況，故而，儘管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天上午宣布無法在現行初選制度下參加二○二○年總統大選的國民黨黨內初選而僅承諾願意為中華民國為台灣承擔，但台北的中國國民黨政治勢力與國民黨支持者仍然不無可能再度出現要求至少將韓國瑜納入民調甚至黨員投票上的參選人名單再交由國民黨黨員與國民黨支持者和一般台灣選民自行共同決定是否有必要要求接任高雄市長不滿一年的韓國瑜出馬代表國民黨參選二○二○年總統大選。
總的來說，韓國瑜三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與四月中旬訪問美國的接連兩個超越大高雄市市政層次的重要出訪行程，除了向北京當局與華府當局證明其對於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有著充分的核心概念認知之外，除了向台灣島內兩黨各路政經勢力乃至於一般選民展現他具有妥善而有智慧地處理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的關鍵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在國民黨於二○一五年先由拒絕訪美而主張向北京當局一面倒藉此分享兩岸和平紅利的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於同年十月十七日被換下來而由接手參選二○一六年總統的朱立倫緊急進行訪美行程但最後卻在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的大選中總統得票數慘敗至朱立倫與宋楚瑜兩位泛藍候選人的得票數加總還輸給民進黨提名的蔡英文一百五十萬票而泛藍立委席次更是大幅下降至台灣政治史上空前的國民黨三十五席和親民黨三席而使得民進黨首度在立法院取得絕對多數的七十四席之後，旋即中斷了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與北京當局與華府當局之間的有效對話管道，而高雄市長韓國瑜三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與四月中旬訪問美國的接連兩個超越大高雄市市政層次的重要出訪行程，正有助於恢復曾經在台灣長期執政的台北的中國國民黨所應當具有的處理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的能力，高雄市長韓國瑜當然因此而能夠獲得北京當局與華府當局的信任，想來，北京當局與華府當局自然也會開始進一步高度期待具有如此識見與誠信故而願意且能夠務實有意義有智慧地謹慎妥善處理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以及諸多相關錯綜複雜議題能力且已有初步深入接觸經驗的國民黨籍的韓國瑜未來不論在二○二○年總統大選或者未來的總統大選或者國民黨的不論內閣或重要議題意見領導方面都能夠有更多更高層的政治領導職位與社會政治影響力而甚至是全面主政台灣的機會了。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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