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共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中共自1921年創黨後歷經國共合作北伐、清黨、長征、國共聯合抗日乃至
於戰後的國共內戰而終於1949年10月1日建政。主政中國的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必
須同時面對中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降百餘年受盡列強欺凌所造成的民族主
義情緒以及中共政權本身意識型態與國共之爭的多重糾纏。因而，分析中共的外
交政策，並不能過於單純地認為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統治下只有中共政權的內部權
力動力才是形塑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而必須同時考量中共為了向中國人民證
明其統治正當性而必然必須對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回應
儘管部份論者認為中共在文革後轉而以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鞏固其政權，但
事實上，一則中共向來是帶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二則中共在國民
黨發動清黨與圍剿後即改以「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民族主義訴求為其宣傳以
爭取民意支持，中共於江西瑞金反第五次大圍剿失敗而發動長征轉進至延安根據
地後便改稱為「中國抗日紅軍」，而雖然中國抗日紅軍攻擊綏遠一帶國府地方軍
系晉軍系閰錫山部隊的真正目的乃為向北打通與控制外蒙古的蘇聯間的聯絡管道
，但中共卻聲稱是為了抗日，而國共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抗戰時期
更是中共得以養精蓄銳並最終席捲中國的關鍵，因而，中共對於執政黨的潛在反
對者運用民族主義訴求但實際上的目的在於試圖推翻執政黨的可能性是有著高度
理解的。事實上，2010年的中日釣魚台衝突時，根據報載，陝西寶雞的反日遊行
就出現了「歡迎馬英九回大陸！」的標語，而儘管中共採取強硬立場並派出外交
部副部長親自迎接被日方釋回的福建籍漁船船長，卻並未將之高捧為民族英雄而
大肆宣傳，反而在護送該名船長返鄉後告誡其應謹言慎行而切勿過度向外發言。
因而，可以說，儘管中共自創黨後一直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性格而非單純的
共產主義者，在文革結束後推動愛國教育並採取民族主義的語言，但包括鄧小平
提出的「韜光養晦」說，中共政權並非如法西斯主義者般無節制地認同甚至煽動
民族主義浪潮，而是一方面透過適度回應甚至利用中國人民因近代以來百餘年滄
桑史所形成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另方面也紆衡綜合國力與國家戰略而對民族主義
有所節制，並謹慎防範過激的民族主義者乃至於政權的潛在反對者透過提出主政
中國的中共在當下綜合國力與國家戰略下做不到的民族主義訴求來有意無意地達
到藉著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推翻其執政地位的可能性。畢竟，信奉歷史唯
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抵均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
1919年5月4日，由於巴黎和會同意日本對中國的山東等多項利權的主張，中
國青年學生爆發了五四運動。而由於美國與英法等西方列強並未在和會中替同為
戰勝國的中國主持公道卻反而要求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新
建立的蘇俄不但放棄過去帝俄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甚至不再要求中國支付庚子賠
款，陳獨秀與李大釗等許多參與五四運動的中國青年與知識份子於是轉而傾心於
蘇聯並開始引起社會主義思想，隨後在192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
儘管中共自始在思想、組織乃至財務上受到蘇聯的支援而被國民黨譏諷為「
盧布黨」，但由於中共創黨者們最初於五四運動時傾心於社會主義的主因並非觀
察到當時中國社會因為工業化出現貧富差距與貧窮的勞動階級，而是在民族主義
的驅使下認為蘇聯對待中國比起西方列強平等，因而認為蘇聯模式可以在西方模
式外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不同的發展選項，中共自創黨時便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
彩以及當時中國正處於自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初期而工人階
級力量薄弱，中共因應中國國情所採取的革命路線勢必與蘇共有所不同，也就埋
下了中蘇共在革命理論與革命策略上的潛在分歧。
由於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完整革命思想訓練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李立三與王
明等人返國出任中共總書記後均無法有效地推展中共的革命事業，中共的領導權
開始落入在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展開三灣改編而有效掌握中共革命武裝並成功地
擊退國民黨進剿部隊而擴張中共根據地的毛澤東等人之手，而蘇共與史達林一直
視毛澤東與其領導下的中共是不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披上共產黨外衣的中國
傳統農民革命者，因此，史達林不斷地試圖透過博古（秦邦憲）、王明（陳紹禹
）等受過莫斯科完整革命教育的中共國際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來奪取毛澤
東控制的中共黨權，史達林不相信中共革命能成功，因而在雅爾達會議時僅期待
取得外蒙獨立以及東北或至多加上華北由中共統治以做為蘇聯周邊衛星國的成果
，並未試圖支持中共取得全中國的統治權，是國府軍隊在美軍艦隊協助下在東北
出現才使蘇聯必須全力支持中共到底。而在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的莫斯科行甚至
被冷落了兩個多月才能面見史達林，蘇共甚至到了1953年尚試圖策動長年主政東
北的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王高崗在蘇聯支持下在東北另立權力中心，中共
與毛澤東則於1953年的北戴河會議以「試圖依附蘇聯核牙齒搞東北獨立王國」的
罪名清算高崗，中蘇共之長年不睦，可見一斑。
然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齟齬無礙於其共同的世界革命目標。蘇聯自1950
年起便不斷地在聯合國大會提案「排我納共」案，直到1963年才因中蘇共交惡而
改由阿爾巴尼亞提案。
1953年，史達林病逝，繼任蘇共總書記的赫魯雪夫於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
大展開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並公布了史達林大整肅以莫須有罪名濫捕濫殺
蘇共等各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民以及古拉格群島集中營的真相，同時也調整共產
主義的革命輸出與世界革命路線成為和平共處路線，是為蘇聯修正主義的開端，
蘇共最後對史達林遺體進行鞭屍以宣示和史達林主義的徹底決裂；蘇共批史使得
華約國家共黨領導人對於史達林主義路線的修正與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力
減降產生了過高的期望，1956年下年半匈牙利共產黨展開緩和的社會民主式修正
主義政策，匈共領導人納吉同時也嘗試退出華沙公約組織以便單獨與美國等西方
勢力修好甚至積極期望接受馬歇爾計畫的美國經濟援助，而匈牙利學生與人民也
在展開社會運動表達對開明政策的支持並推倒史達林銅像，但匈共單獨與美方等
北約勢力修好以及意圖接受馬歇爾計畫援助大大地誤判情勢與超越了蘇共修正主
義路線對華約國家開明政策的容忍底限，蘇聯紅軍最後會同共黨情報局的華約各
國軍隊對匈牙利展開軍事介入，學生與人民的運動受到大舉鎮壓，納吉以降大批
匈共高層受到全面性的整肅清洗。
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等諸多錯誤後，中共隨後於1957年也追隨蘇
共批史而展開百花齊放的「大鳴大放」運動，毛澤東等中共高層最初的目的應在
於透過群眾批判糾正中共建政後開始出現的黨政幹部腐敗現象，但批判的矛頭隨
即向上發展到對於毛澤東個人崇拜及中共一黨專政問題的批判，武漢大學生等各
地人民與學生甚至出現高舉「歡迎蔣介石回大陸！」和「歡迎國民黨回大陸！」
等標語的遊行，毛澤東因而惱羞成怒，改口宣稱其發動大鳴大放運動的目的在於
「引蛇出洞」而於1957年底發動「反右大鬥爭」，所有單位被要求必須清理出至
少5%的右派反動份子，嘗試推動大鳴大放的開明政策最後卻惱羞成怒轉而以發動
反右大鬥爭的整風運動尷尬收場難免使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受到挑戰，毛於是為了
證明自己仍能引領中國社會發展方向而於1958年起展開三面紅旗的大躍進－－或
許因為擔心大躍進的激烈內部運動時國府趁機反攻大陸，也或許因為測試赫魯雪
夫批史後對中共的態度，中共於是先聲奪人於1958年發動金門砲戰（八二三砲戰）
，但最後考量必須留下金馬做為台灣與大陸紐帶而停火。儘管在1959年的廬山會
議上毛澤東試圖透過批判提出大躍進實際問題的老將彭德懷來防範其他中共高層
將大躍進的放衛星虛妄風氣以及實質生產力的大幅降低歸罪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
的「左傾冒險主義」，但政治鬥爭行動改變不了大躍進政策根本上就違反客觀社
會與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大躍進終歸失敗並造成三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飢荒，毛
澤東的個人威望與統治正當性蕩然無存，中共實權於是移往轉為務實的劉少奇與
鄧小平，劉鄧轉而推動包括農民自留地等較溫和的經濟政策，中共黨內文件與對
外文告也不再言必稱毛澤東，甚至經常有意地不提毛澤東，失去權力與影響力的
毛澤東極度不滿並開始認為黨內有走資派，毛澤東最後於1966年5月結合林彪所
掌握的中共解放軍勢力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下獄後病死於秦城監獄，鄧小
平則被批判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下放江西工廠勞動──鄧小平便曾經向
Motorola執行長Robert Galvin透露，文革時受到暴亂青年學生鬥爭的經歷是
使其在文革結束未久而中國極左運動傾向的陰影猶在的1989年時決策採取武力鎮
壓學生抗議而非僅以警棍驅離的重要因素[18]，從鄧小平的生命經驗看來，兩者
有著高度相似性，而最早參與發動的學生亦均多有黨校的高幹子弟。
由於中共追隨蘇共批判史達林而展開大鳴大放但批判的怒火卻不斷向上延燒
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加上毛澤東自認為在史達林死後自己理所當然地是執掌世界
共產革命之舵的舵手，但赫魯雪夫等蘇共領導人卻依然自視具有共產革命正統的
優越感而看不起毛澤東與中共並將之視為「斜眼的雜種、黃種畜生」[19]，蘇共
並對中共於1958年起展開的大躍進運動與人民公社制度大表不以為然，蘇共與赫
魯雪夫除了認為人民公社制度乃是蘇聯曾嘗試但並不可行的制度並公開表示蘇共
認定人民公社為反動的制度外，並拒絕了中共要求蘇聯協助中共建立核子打擊能
力的要求，中共自此對赫魯雪夫領導蘇共批判史達林的「修正主義」意識型態路
線極有戒心並指控其修正主義路線乃背離共產革命理念，文革時並以「蘇修美帝
」並稱之，「蘇修」排在「美帝」之前，可見當時毛澤東認為蘇聯而非美國方為
其主要敵人。中蘇共於1960年代初期正式決裂後，1964年中共羅布泊核試成功時
，赫魯雪夫便曾向美國建議由蘇聯以核武轟炸中共的核子設施以免中共取得核子
打擊能力，惟未為美方接受，蘇共更早於1960年中共正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經濟
困境時便下令撤出所有支援中共的技術專家與經濟合作，可見，中蘇共交惡的枱
面化早已在1960年代初因意識型態上的針鋒相對而接近兵戎相見的臨界點，而不
必等到1969年的東北珍寶島事件。
因此，1966年11月聯合國大會時義大利等國提出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
權案時，儘管蘇聯採取沉默中立態度，但此時中蘇共交惡已然全面枱面化，蘇聯
的態度已不能代表共產主義陣營的共同立場，蘇聯默認具有「兩個中國」雙重代
表權性質的義大利「研究委員會」案實際上不無希望利用國府持續牽制中共戰略
焦點於東南沿海以減輕中共在中蘇交惡後中共主力部隊聚兵北方而對蘇聯西伯利
亞地區造成的潛在威脅，如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蘇聯態度自然不可能被
中共所接受，更何況，中共自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後，黨內與國內政治氣
氛急速左轉，而文革既以打倒「蘇修美帝」為號召並為了防止蘇聯核子攻擊使中
國失去工業能力而對中國工業展開向大西南一帶移轉重要工業基地的「三線建設
」，文革中的中共自然更是完全不會理睬蘇共對於中共向來視為其內政問題的台
灣問題的態度。因而，若考慮1966年年底義大利等國提出「研究委員會」雙重代
表權案時中共的內部社會與政治動力，則與高朗和涂成吉的觀點不同，即使國府
點頭全面放行，而美日均公開表示支持且蘇聯亦採取曖昧的沉默中立態度，但中
共恐怕仍將寧可拒絕與聯合國有所往來也不可能在文革下強烈左轉的內部社會與
政治氛圍下接受該案，中共自1966年至1968年間連續三年動員其共產陣營與亞非
第三世界國家盟友全力封殺義大利與加拿大所提出的「研究委員會」案便是明證
。事實上，中共政治人物在面對內部政治鬥爭或者政治運動時一貫地習於對涉外
事務與國際政治問題採取比起平常更不可妥協的立場甚至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
一則防止其他國際勢力藉機蠢動而傷害中共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二則避免在國內
政治運動與黨內政治鬥爭的勢頭上被視為示弱而給予黨內政敵與國內反對勢力可
趁之機。
1969年1月至3月間中蘇共軍隊在東北小島珍寶島大打出打，中蘇共交惡與對
峙的情勢由意識型態互批上升為正面軍事衝突使得中共更加確信蘇共真的有可能
不顧全球共產革命的共同合作情勢而逕以武力解決中蘇共之間的齟齬，警覺到中
國有可能被孤立包圍的危險的中共於是開始考慮打美國牌以制衡蘇聯的軍事蠢動
，蘇聯駐美外交官在1969年8月間向美方國際院官員試探美方對蘇聯轉炸中國核武
設施的可能反應使得中共更感震驚，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委員會遂於8月28日通令紅
衛兵各派系停止暴力鬥爭並要求中國人民備戰[20]，而早在珍寶島事件中蘇共衝
突不斷升溫的1969年2月，毛澤東下令召回在文革中被批鬥、羞辱的陳毅、葉劍
英、徐向前與聶榮臻等中共開國元帥成立四人小組以研究國際關係材料以嘗試為
中共理出外交戰略的新理路，周恩來並指示四人「不要被既定的看法和結論框住
，要及時做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中共前外長陳毅領導的四人小組於該年7
月與9月針對當時中共面對的國際戰略情勢提出報告，建議中共應重啟與美方的華
沙會談並利用美蘇矛盾來「打美國牌」，以戰略眼光利用美蘇的矛盾，以追求中
美關係上的突破，毛澤東讀完報告後認為中國不可能有實力長久地處處與鄰國為
敵，並認為中國四面被蘇聯、印度與日本等大國包圍，而戰後的日本背後實受美
國勢力節制，因而若欲制衡蘇聯並壓制日本則必須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主
動與未曾占據中國領土的蘇聯的大敵和日本的幕後老大美國展開接觸與建立正常
化關係[21]。
因而，當受困越戰泥沼而焦頭爛額的美國在1969年就職的尼克森政府領導下
準備採取「聯中制蘇」並同時展開美蘇限武談判的和緩「低盪」 (détente) 冷
戰新戰略之時，中共也在1969年決定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突破文革後的外交孤立狀
態並制衡蘇聯，毛澤東隨即繞過受到文革造反派紅衛兵控制、除了宣傳意識型態
口號外缺乏實質外交談判能力的中共外交部而透過中國總理周恩來小心翼翼地在
高舉「打倒蘇修美帝」的嚴峻文革內部政治環境下展開對美接觸，並在1970年美
方重啟華沙會談後於1971年4月發起對美「乒乓外交」，1971年7月，季辛吉密訪
北京，尼克森隨後於8月15日宣布將於次年訪問中國大陸，儘管當時美方仍作態運
作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次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雙重代表權案[22]，但實
際上，主導美國對中共談判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早已研判雙重代表權案唯一的
功用就是為美國提供一個「高尚的下台階」好讓國際及國內看到美國已為台灣的
聯合國席次盡力維護，季辛吉並明白表示「不值得為一個挑釁且解決不了任何事
情的雙重代表案而破壞與中共建交」[23]，此時深陷越戰泥沼而國際威望重挫的
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需要與對中共的需要遠大於當時中共對美國的需要，因
而，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時國府的諸多運作均歸失敗，甚至在國府駐
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而中共入聯實際上已無障礙後，
美方依然放任第2758號決議案表決通過而不置一詞，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在此時，在文革的極左政治風潮下，連中共外交部都受到紅衛兵控制，外
交部長是缺乏外交知識的紅衛兵支持者而僅有副部長喬冠華真正具有外交談判能
力，而負責對美接觸的周恩來又一直被江青等四人幫和中央文革小組人士視為接
班競爭上的大敵而不時加以挑戰，甚至到了1974年，毛澤東還批准了江青和王洪
文等人的要求而展開「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其中周公即影射當時實際主持中
共中樞國政的總理周恩來，不但國際情勢的消長下中共並無必要接受聯合國席次
上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而當時尚在文革的中共內部社會與
政治氣氛下，也並無任何中共高層領導人膽敢冒著被指控為「國特」（國民黨特
務）的風險而提議或接受與國府「蔣介石統治集團」妥協的雙重代表權方案。
而直到聯合國雙重代表權問題得到解決後，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並會晤毛澤東時，周恩來等中共談判人員尚不斷地向美方表示台灣問題乃美中關
係正常化過程的重中之重。甚至，當周恩來向尼克森表達對日本在高度經濟發展
後重啟軍事擴張的憂慮並期望美方能夠分享關於日本動向的資訊並約束日本重整
軍備時，還提及中共雖然希望美國削減駐亞洲軍力卻更加擔憂日本可能利用美國
撤軍的真空趁虛進軍台灣和南韓[24]，以至於尼克森在2月22日與周恩來私下會
談時必須聲明「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重申季辛吉先前另外
給出的承諾：「不支持任何的台灣獨立運動，運用美國的影響力阻止日本染指台
灣，阻止台灣攻擊中國大陸，漸次削減美國駐台兵力」[25]。而在1972年2月28
日尼克森首度訪問中國大陸期間中美雙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也重申「中
方反對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所持立場，反對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一國兩府、台灣
獨立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方認識到 (acknowledge)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
，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
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與武裝力量」，而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共建交時所發
表的聯合公報《中美建交公報》除了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重申
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
的危險」外尚且提及「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份」，而到了1982年8月17日的美中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中更明
言美方將逐步減少對台軍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由此可見，面對中國社會自1840年以降百餘年滄桑的近代史所累積的龐大民
族主義能量、中共政權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軌跡以及中共與國府間經年累
月的軍政大搏鬥與爭奪中國統治正統性的漫長鬥爭史，加上台灣曾受五十年日本
殖民統治後卻又因國府戰後接受政策失當而轉向懷念日本文化的特殊的後殖民情
境以及台灣與台灣海峽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戰略隘口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多重複
雜因素交絡糾葛之下，現實上，中共並不可能在1966-1968年間接受義大利等國
所提「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更不可能在越戰使得國際情勢迫使美國有
求於中共的1971年接受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權方案。而由於中蘇共交惡與文化大
革命「打倒蘇修美帝」的中共國內與黨內社會與政治情勢，即使美日全力支持而
蘇聯也為利用國府牽制中共而採取沉默中立的態度，即使國府願意公開支持與參
與運作1966-1968年間的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與1971
年的雙重代表權方案，中共勢必仍將不理會已與之公開交惡的蘇聯的沉默中立態
度與默認放行立場而全面動員其盟邦以徹底封殺上述提案。
六． 國府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1949年12月上旬，由於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蔣中正愛將、國府軍第二十
二兵團司令郭汝槐在四川宜賓舉行陣前起義，國府的川西決戰（成都保衛戰）
作戰計畫全面瓦解，國府試圖依抗戰時期前例退保大西南以徐圖再舉的戰略布
局至此已成殘夢，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12月7日自成都搭機轉赴台灣，臨行前
下令槍決成都監獄中監禁的楊虎城等中共黨人和許多政治犯。駐守陝西與西北
的國府軍中央軍系胡宗南部在中共解放軍追亡逐北下終被殲滅，胡宗南搭機赴
台而僅以身免，國府軍川軍系鄧錫侯、劉文輝部與滇軍系盧漢部等地方軍系勢
力眼見中共野戰軍節節進迫而大勢已去，遂相繼向中共投降以自保，李彌指揮
的部份國府駐滇部隊不願降共而退往滇緬邊境頑抗，逃往中南半島的許多國府
孤軍後來因為生計無著而開始種植罌粟與提煉海洛因等毒品販毒為生。1950年
4月，海南島國府軍隊戰敗撤台；1950年5月，孤懸浙東杭州灣外海的舟山群島
國府軍隊無力支撐而相繼撤台；到了韓戰結束後的1955年2月，國府軍隊在美
軍艦隊協助下撤出過於偏遠而不利防守的浙江沿海台州列島的大陳島；隨著國
府軍隊殘部在大陸本土被中共解放軍追亡逐北而逐一殲滅以及相繼因為戰敗或
無力支撐而撤出東南沿海各島嶼，國府的實際統治權逐漸地限縮於台澎金馬。
戰敗撤退台灣的國府政權面臨著多重的危機，對外，一則有著中共意圖解
放台灣以完全結束內戰的戰爭威脅，二則美方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政策白
皮書》後對國府採取「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的冷淡態度更使得國府
外援無著，而對內，一則本省籍人民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而對國府政權有著
高度的不信任感，二則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量核心的隨國府渡台外省籍軍
民有著高度的返鄉渴望，尤其是往往被非自願抓伕後糊裡糊塗隨國府來到人生
地不熟島嶼而長年未婚的基層士兵與軍官更是對家鄉與父母有著高度的思念，
這樣子的思鄉情結成為國府抓穩軍政力量藉以鞏固政權時的隱憂。
因應如此艱難的內外困局，國府渡台前後推動了包括土地改革與國民黨改
造運動等改革措施，透過土地改革拉攏本省籍農民支持並防範中共在台採取慣
用的土改策略發動革命而裡應外合推翻國府統治，透過國民黨改造運動以強化
蔣中正為中心的領袖個人崇拜與加強對軍政力量的控制並建構以黨領政、以黨
領軍（黨指揮槍？！）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國體制；此外，早期為了期望國
府政權能夠再度君臨中國，後期為了穩固軍心以鞏固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
量核心的外省籍軍民的向心力，國府在台也推動了以「反攻大陸」為中心的一
系列政治宣傳，韓戰爆發後，國府一度期待東亞冷戰轉入熱戰將促使美國支持
國府展開軍事反攻，甚至在中共主力部隊被牽制在朝鮮的韓戰期間發動1952年
10月「南日島戰伇」並擊敗中共駐軍而獲勝，但當韓戰進入和談階段而接近尾
聲，中共主力部隊再度逐漸轉回東南沿海的對台正面，國府於1953年7月16日
發動的「東山島戰役」就只能以大敗收場了，11天後的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議簽署，東亞冷戰格局正式確立，國府的反攻大陸自此成為幻夢，但為
了穩定主要由隨國府軍民構成的軍政力量並鞏固政權，國府此後仍然不斷地宣
傳反攻大陸為其基本國策因而成為被許多台灣人民譏笑的「反攻大陸神話」。
國府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上所採取的策略基本上受到國府政權在台統治所
面臨的社會與政治情勢的高度框架與侷限。
為了因應國府渡台後的困境，國府政權有著維持反攻大陸宣傳的現實需求，
更因此而對於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有著強烈動機，因此在國府政
權的內部政治動力驅使下，國府不只需要維持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更必須寸
土不讓地全力堅守讓國府得以持續宣稱代表全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於
是當中共的統治日益鞏固而國府反攻大陸無望，當國際情勢有所轉變而使國府持
續保有中國代表權出現巨大的現實困難，國府政權也就只能先是左支右絀地試圖
否認現實，然後才在美方告知在國際情勢下不得不調整其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的
支持後才遮遮掩掩地默認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卻又因為國際情勢的不利而
無法公開地協同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畢竟，國際情勢不利的大環境下，國
府公開表態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不一定就有助於雙重代表權方案在國際運作的過
程中被各方尤其是中共接受為可行的妥協方案，但國府政權一旦公開表態接受與
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就等於公開承認其反攻大陸的反共宣傳已被放棄，此舉極可
能立即地動搖國府軍心士氣以及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倘若國際政治現實運作下
的最終結果竟然連雙重代表權方案都不可得，則已先讓步而公開接受與運作雙重
代表權的國府政權恐怕將有全面崩潰的危機。
由於中共建政後不旋踵即於1949年11月15日致函聯合國大會主席與祕書長
挑戰國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整個1950年代，美方基於中共建政後嘗試與
中共對話並無成果的現實情勢以及東亞冷戰圍堵戰略的反共立場而全力支持國
府捍衛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1951-1960年，國府與美方的策略是在每屆
大會敦促聯大通過決議不在該屆大會審議任何關於排除中華民國的提案，亦即
所謂的「緩議」案，緩議案使得國府得以有效阻絕中共與蘇聯動員其盟友在聯
合國大會以及相關的各種委員會和專門機構所發動各種排除國府中國代表權的
會議戰術[26]。但到了1960年的第15屆聯大，由於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色彩
而較親中共的許多亞非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美國當年所提緩議案僅
以42票贊成、34票反對驚險過關，自次年的1961年第16屆聯大起美國便改弦
更張援引《聯合國憲章》第18條要求「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為一重要問
題」，美國聯合澳洲、哥倫比亞、義大利與日本所共同提案的「五國提案」重
要問題案於當年聯大獲得通過，而根據《聯合國憲章》，凡屬「重要問題」須
獲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才能通過，此後多年聯合國大會均通過中國代表權
問題為「重要問題」而使得國府得以沿續又十年的中國代表權，然而，從「緩
議」案到「重要問題」案反映了美國對聯合國大會的影響力在亞非第三世界國
家的反殖民主義浪潮下大幅衰退[27]，而國府外長沈昌煥對一國際情勢變化的
評論竟然還帶有輕視非洲國家的嘲弄色彩：「現在聯合國最神氣的是黑種人，
黑種人進入聯合國會場在門前就有電視公司的人拍電視，非黑種人在聯合國就
沒有這種氣勢！」[28]國府外長昧於國際情勢變化復又帶有濃厚的種族優越感
，國府在往後的中國代表權爭奪乃至聯合國席位保衛戰中不斷地敗下陣來的悲
慘處境也就不難想見了。
1965年第20屆聯大表決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恢復中共權利案」時，由於
反殖民主義色彩而較親中共的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而竟以47票贊成、
47票反對打成平手，美方開始擔心將會失去程序上通過「重要問題案」以建立
三分之二多數門檻防線所必須的過半票數，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遂於1966
年4月建議詹森政府鼓勵加拿大等國提出「繼承國家」決議案以推動雙重代表權
，並認為即使中共鼓動其邦交國拒絕本案可使中共自己承擔無法參與聯合國的
責任，但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於7月5日向台北方面提及此案時，蔣中正「絕不接
受兩個中國與雙重代表安排，否則中華民國只有退出聯合國，此一立場毫無妥
協餘地」峻拒而只能擱置[29]，由於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願放棄雙重代
表權計畫，魯斯克遂建議其發起或支持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雖
然設立研究委員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最後一定是同樣做出「雙重代表的建議
」但總比加拿大直觸及「一中一台」的提案相較之下不激進且易為台北方面等
美國亞洲盟邦理解，因而，國府對該案雖認為同樣將導致兩個中國由外長魏道
明向美國大使馬康衛抗議並表示該案如在聯大通過則中華民國將不惜退出聯合
國表態，但美國大使馬康衛卻在11月29日獲國府告知「如果義大利案通過，台
北不會退出聯合國，惟將退席以示不滿」，馬康衛解釋，國府此舉實乃默許「
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為避免受美國政府支配之批評其人民交代，但
11月29日的聯大仍否決了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30]。
由於1966年11月聯大時義大利等國提出「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時，
中共已於同年稍早的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國府認為中共發動文革勢必造成中國
大陸政局動亂並使國府的反攻大陸再現曙光，於是在1966年11月成立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與中共爭奪中華文化傳承正統地位，因而儘管在亞非第
三世界國家大舉入聯的新國際情勢下勉為其難默認美方推動義大利等國提案的
「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仍然擔心一旦公開支持或未公開表達反對該
案將有可能使國府在台灣內部與國府黨政軍統治機器內部的反攻大陸宣傳有信
用破產並導致政權不穩的連鎖反應，更擔心該案最終仍可能因在國際情勢上漸
趨優勢的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被封殺，倘若國府已先公開支持或未以退席
等方式表達反對兩個中國雙重代表權的嚴正立場，則相對於中共的強硬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國府勢將在對國際華人世界的反共與反攻大陸宣傳上屈居下風，
甚至將因台灣內部與思鄉情切的隨國府渡台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基層黨政軍人員
驚覺國府已正式承認反攻大陸無望而接受雙重代表權安排而使其政權的正當性
迅速流失而面臨全面崩潰的政治風暴，左右為難的國府最終只能採取表裡不一
而言不由衷地默認美方運作國際情勢變化下勢在必行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
表權案，但在公開的文件與行動上則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面宣傳。惟最
終因為中共果然不願意接受該案並動員其盟邦反動，國府表裡不一的策略從事
後諸葛的角度觀之倒是確實相當程度上有效地回應了中共的態度，也維持了國
府依然有實力與中共爭奪一個中國的正統性與中國代表權的表面，從而使國府
得以繼續其反攻大陸與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宣傳而藉此爭取時間進行經改與政改
以為國府的黨國在台灣求生存。
但到了1971年，深陷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威信低落而又面臨嚴重的國內經
濟與社會問題，尼克森政府決定進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以「聯中制蘇」
，對雙重代表權問題採取主要是「作態」以安撫美國國內及共和黨內的雷根等
強硬反共勢力的政治動作[31]，遂於1971年2月起開始向台北方面傳達雙重代
表權構想，尼克森並於4月23日派遣特使墨菲赴台與蔣中正正式會商該年秋季的
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應方案，蔣中正則要求美方先循例提出重要問題案後若
失敗再提出雙重代表權案，並堅持中華民國必須保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則將
不惜退出聯合國，蔣中正並表示，不論如何國府必須投票反對雙重代表權案「
但我們不可以要求所有友邦都投票」乃是國府在會籍上與美國合作的極限[32]
，幾經磋商，到了7月間美方同意在雙重代表權案之前先提出「重要問題案」與
「變相重要問題案」，而國府則默認以只保留聯合國席位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的「複雜雙重代表權」為談判底限，並由行政院祕書代蔣彥士向美國大使
馬康衛暗示副院長蔣經國是一位務實主義者而即使必須放棄安理會席次均仍反
對退出聯合國[33]，但仍期待繼續透過「重要問題」議事運作使中國代表權相
關提案不必進入實質審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聯但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
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單純雙重代表權」方案處理，因而採取複雜的外交運
作，甚至連各項提案攻防的表決次序都錙銖必較，但最後仍在國際情勢時不我
予的現實變化下，連聯合國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月25日阿爾巴尼亞案
表決前一刻宣布退出聯合國。
分析國府在1971年雙重代表權案中左支右絀的態度不難發現，儘管國府對
國際情勢的變化有所體認而願意默認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案，但基於政權穩定
與統治正當性考量仍然堅持美方先嘗試以重要問題案排除中共，並堅持倘若重
要問題案失利則仍應試圖保留國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儘管在美國深陷越
戰泥沼而亟需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以「聯中制蘇」以及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
色彩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大舉入會的國際大環境下，國府採取的這一系列
舉動毋寧只是為了必須向台灣社會與黨國體制內部有所交代以穩定軍心士氣並
鞏固統治正當性的惺惺作態之舉，對於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最後結果
可謂根本毫無影響，然而，鞏固政權正當性的問題竟然對國府的外交戰略有著
如此巨大的形塑作用，不禁讓人質疑究竟國府政權的體質有何結構性的難解問
題而使其正當性如此不堪一擊？畢竟，All politics is local.，而向來有
識者均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非相反的「內政是外交的延伸」，政權或
者政治人物本就不應該將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植基於本就高度受限於複雜國際
因素而難於絕對掌握的涉外事務的特定結果，相反地，應該是政權與政治人物
透過其在與人民切身相關的內政政策上的良好施政與作為而使自己得到人民的
高度支持與建立政治威信並藉此使自己具備充分的政治能量與統治正當性，然
後再將自己的政治能量與統治正當性運用於說服人民支持以推動難免必須在國
際現實條件下對外有所妥協的外交政策以為人民謀長遠利益與長治久安。
七． 結論
從美中台三方各自面臨的國際情勢變化與內部社會政治動力變化來回顧長
達22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可以發現，美國政府對中國代表權爭議的態度
與策略受到國內麥卡錫主義反共白色恐怖以及越戰和亞非第三世界國家崛起的
高度影響，儘管時有大意盲動之舉，但歷屆美國政府均能明智地調整策略以爭
取戰略主動，於是從1950年代的「緩議」案到1960年代的「重要問題」案再到
1966年的「研究委員會」案，美方始終比起當事人中華民國政府早一步洞察國
際政治氛圍變化並提出相應的策略調整，雖然美方最終為了擺脫越戰泥沼與重
建國際威望而在1971年時不再全力支持國府捍衛聯合國席位，但衡諸當時國際
局勢，中國代表權問題早已隨著中共政權的鞏固以及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大舉
入聯而注定將以中共取得中國代表權以及國府代表被驅逐收場，到了1971年時
，美方對此早已無力回天而剩下的本就只是時間問題。
而在中共方面，儘管歷經反右大鬥爭與文化大革命等中共內部激烈政治運動
以及中蘇共交惡等外在國際情勢困難，但中共與毛澤東不愧為精於掌握情勢變化
與發動深謀遠慮的內外鬥爭的共產黨員，在中國代表權爭議上，中共最初不急於
為了入聯而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卻反而在親中共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已然
大舉入會而中共入聯形勢大好的1966-1968年發動其盟邦全力封殺「研究委員會
」案，此舉使中共站穩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戰略制高點並迫使國府不得不冒著
自亂陣腳、自失立場的風險全力跟進，最後在1971年的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共」
案上更是看準了美國急於擺脫越戰的夢魘而有求於中共的極端有利情勢，於是全
面性地壓縮美方與國府操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的空間，於是在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
合國後聯大依然通過了「驅逐蔣介石代表」的第2758號決議案，而透過中美關係
正常化，中共也開始走出文革時期的外交孤立以及自中蘇共交惡後在共產主義陣
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兩面均陷入重圍的外交困局中突圍，並因著中美關係正常化而
讓中共黨國體制的政治運作開始因為外部資訊的刺激而有機會脫離過左過激的文
革路線，到了1978年，在毛澤東死後聯合中共軍政元老打倒四人幫並逐漸鞏固權
力的鄧小平訪問美國更可謂揭開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序幕。
反觀國府方面，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自始便與國府政權遷台後的統治正當性
問題高度糾葛，國府一再地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採取且戰且走的策略而淪於被動
挨打，卻又對於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色彩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大舉入會的國
際情勢轉變缺乏深刻理解而反應遲鈍，甚至對於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變化也缺乏
有意義的了解以至於到了中蘇共交惡早已全面枱面化和白熱化而蘇聯早已停止為
中共在聯大提出「排我納共」案的1964年，國府外長沈昌煥還認為亞非第三世界
國家的傾向中共乃因於中共與蘇共的經濟利益誘惑與武力威脅。雖然國府對1966
-1968年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以及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最後均採取
默許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的態度，但其遮遮掩掩的態度不但無益於友邦確認
台北方面真正立場而加以協助，甚至在國府為了保住國家最後的尊嚴而選擇在阿
爾巴尼亞案表決前一刻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後，儘管衡諸當時國際政治環境，雙
重代表權案受限國際政治現實而不論國府如何表態與運作均勢必終歸失敗，但許
多被排除於諱莫如深的國府政權中樞運作之外的台灣人民受到國府對內的「漢賊
不兩立」自我安慰式政治宣傳的影響，至今仍然相信國府是受到其反攻大陸與漢
賊不兩立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才選擇主動退出聯合國。
而進一步探討1966年至1971年間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以及「雙重
代表權」的現實可能性則可以發現，不但如學者高朗與涂成吉的研究所顯示的
1971年時國府已願默許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而只是時不我予，即使是1966-1968
年間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國府也採取默許美方運作的立場，只是終
究因為中共站穩一個中國戰略制高點並動員其盟邦強烈反對而歸於失敗。
從白山黑水間的雪白血紅到西南天地邊的成都夢殘，那場內戰結束於上個世
紀中葉的1949年12月，而那場內戰與東亞冷戰造成台灣國際參與的困難，乃是各
族群台灣人民至今必須面對的國際處境，唯有誠實客觀地面對台灣當前的現實國
際處境並在此基礎上務實靈活地思考在美中台三方間合理而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才有可能紮實地為台灣的國際參與創造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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