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下）

五． 中共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中共自1921年創黨後歷經國共合作北伐、清黨、長征、國共聯合抗日乃至

於戰後的國共內戰而終於1949年10月1日建政。主政中國的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必


須同時面對中國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降百餘年受盡列強欺凌所造成的民族主


義情緒以及中共政權本身意識型態與國共之爭的多重糾纏。因而，分析中共的外


交政策，並不能過於單純地認為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統治下只有中共政權的內部權


力動力才是形塑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而必須同時考量中共為了向中國人民證


明其統治正當性而必然必須對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回應



　　儘管部份論者認為中共在文革後轉而以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鞏固其政權，但

事實上，一則中共向來是帶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二則中共在國民


黨發動清黨與圍剿後即改以「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民族主義訴求為其宣傳以

爭取民意支持，中共於江西瑞金反第五次大圍剿失敗而發動長征轉進至延安根據

地後便改稱為「中國抗日紅軍」，而雖然中國抗日紅軍攻擊綏遠一帶國府地方軍

系晉軍系閰錫山部隊的真正目的乃為向北打通與控制外蒙古的蘇聯間的聯絡管道

，但中共卻聲稱是為了抗日，而國共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抗戰時期

更是中共得以養精蓄銳並最終席捲中國的關鍵，因而，中共對於執政黨的潛在反

對者運用民族主義訴求但實際上的目的在於試圖推翻執政黨的可能性是有著高度

理解的。事實上，2010年的中日釣魚台衝突時，根據報載，陝西寶雞的反日遊行

就出現了「歡迎馬英九回大陸！」的標語，而儘管中共採取強硬立場並派出外交

部副部長親自迎接被日方釋回的福建籍漁船船長，卻並未將之高捧為民族英雄而

大肆宣傳，反而在護送該名船長返鄉後告誡其應謹言慎行而切勿過度向外發言。

因而，可以說，儘管中共自創黨後一直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性格而非單純的

共產主義者，在文革結束後推動愛國教育並採取民族主義的語言，但包括鄧小平

提出的「韜光養晦」說，中共政權並非如法西斯主義者般無節制地認同甚至煽動

民族主義浪潮，而是一方面透過適度回應甚至利用中國人民因近代以來百餘年滄

桑史所形成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另方面也紆衡綜合國力與國家戰略而對民族主義

有所節制，並謹慎防範過激的民族主義者乃至於政權的潛在反對者透過提出主政

中國的中共在當下綜合國力與國家戰略下做不到的民族主義訴求來有意無意地達

到藉著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推翻其執政地位的可能性。畢竟，信奉歷史唯

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抵均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



　　1919年5月4日，由於巴黎和會同意日本對中國的山東等多項利權的主張，中

國青年學生爆發了五四運動。而由於美國與英法等西方列強並未在和會中替同為

戰勝國的中國主持公道卻反而要求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而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新

建立的蘇俄不但放棄過去帝俄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甚至不再要求中國支付庚子賠

款，陳獨秀與李大釗等許多參與五四運動的中國青年與知識份子於是轉而傾心於

蘇聯並開始引起社會主義思想，隨後在192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



　　儘管中共自始在思想、組織乃至財務上受到蘇聯的支援而被國民黨譏諷為「


盧布黨」，但由於中共創黨者們最初於五四運動時傾心於社會主義的主因並非觀

察到當時中國社會因為工業化出現貧富差距與貧窮的勞動階級，而是在民族主義

的驅使下認為蘇聯對待中國比起西方列強平等，因而認為蘇聯模式可以在西方模

式外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不同的發展選項，中共自創黨時便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

彩以及當時中國正處於自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初期而工人階

級力量薄弱，中共因應中國國情所採取的革命路線勢必與蘇共有所不同，也就埋

下了中蘇共在革命理論與革命策略上的潛在分歧。



　　由於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完整革命思想訓練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李立三與王

明等人返國出任中共總書記後均無法有效地推展中共的革命事業，中共的領導權

開始落入在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後展開三灣改編而有效掌握中共革命武裝並成功地

擊退國民黨進剿部隊而擴張中共根據地的毛澤東等人之手，而蘇共與史達林一直

視毛澤東與其領導下的中共是不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披上共產黨外衣的中國

傳統農民革命者，因此，史達林不斷地試圖透過博古（秦邦憲）、王明（陳紹禹

）等受過莫斯科完整革命教育的中共國際派、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來奪取毛澤

東控制的中共黨權，史達林不相信中共革命能成功，因而在雅爾達會議時僅期待

取得外蒙獨立以及東北或至多加上華北由中共統治以做為蘇聯周邊衛星國的成果

，並未試圖支持中共取得全中國的統治權，是國府軍隊在美軍艦隊協助下在東北

出現才使蘇聯必須全力支持中共到底。而在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的莫斯科行甚至

被冷落了兩個多月才能面見史達林，蘇共甚至到了1953年尚試圖策動長年主政東

北的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王高崗在蘇聯支持下在東北另立權力中心，中共

與毛澤東則於1953年的北戴河會議以「試圖依附蘇聯核牙齒搞東北獨立王國」的

罪名清算高崗，中蘇共之長年不睦，可見一斑。



　　然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齟齬無礙於其共同的世界革命目標。蘇聯自1950


年起便不斷地在聯合國大會提案「排我納共」案，直到1963年才因中蘇共交惡而


改由阿爾巴尼亞提案。




　　1953年，史達林病逝，繼任蘇共總書記的赫魯雪夫於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

大展開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並公布了史達林大整肅以莫須有罪名濫捕濫殺

蘇共等各國共產黨人與蘇聯人民以及古拉格群島集中營的真相，同時也調整共產

主義的革命輸出與世界革命路線成為和平共處路線，是為蘇聯修正主義的開端，


蘇共最後對史達林遺體進行鞭屍以宣示和史達林主義的徹底決裂；蘇共批史使得

華約國家共黨領導人對於史達林主義路線的修正與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力

減降產生了過高的期望，1956年下年半匈牙利共產黨展開緩和的社會民主式修正

主義政策，匈共領導人納吉同時也嘗試退出華沙公約組織以便單獨與美國等西方

勢力修好甚至積極期望接受馬歇爾計畫的美國經濟援助，而匈牙利學生與人民也

在展開社會運動表達對開明政策的支持並推倒史達林銅像，但匈共單獨與美方等

北約勢力修好以及意圖接受馬歇爾計畫援助大大地誤判情勢與超越了蘇共修正主

義路線對華約國家開明政策的容忍底限，蘇聯紅軍最後會同共黨情報局的華約各

國軍隊對匈牙利展開軍事介入，學生與人民的運動受到大舉鎮壓，納吉以降大批

匈共高層受到全面性的整肅清洗。



　　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等諸多錯誤後，中共隨後於1957年也追隨蘇

共批史而展開百花齊放的「大鳴大放」運動，毛澤東等中共高層最初的目的應在

於透過群眾批判糾正中共建政後開始出現的黨政幹部腐敗現象，但批判的矛頭隨

即向上發展到對於毛澤東個人崇拜及中共一黨專政問題的批判，武漢大學生等各

地人民與學生甚至出現高舉「歡迎蔣介石回大陸！」和「歡迎國民黨回大陸！」

等標語的遊行，毛澤東因而惱羞成怒，改口宣稱其發動大鳴大放運動的目的在於

「引蛇出洞」而於1957年底發動「反右大鬥爭」，所有單位被要求必須清理出至

少5%的右派反動份子，嘗試推動大鳴大放的開明政策最後卻惱羞成怒轉而以發動

反右大鬥爭的整風運動尷尬收場難免使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受到挑戰，毛於是為了

證明自己仍能引領中國社會發展方向而於1958年起展開三面紅旗的大躍進－－或

許因為擔心大躍進的激烈內部運動時國府趁機反攻大陸，也或許因為測試赫魯雪

夫批史後對中共的態度，中共於是先聲奪人於1958年發動金門砲戰（八二三砲戰）

，但最後考量必須留下金馬做為台灣與大陸紐帶而停火。儘管在1959年的廬山會

議上毛澤東試圖透過批判提出大躍進實際問題的老將彭德懷來防範其他中共高層

將大躍進的放衛星虛妄風氣以及實質生產力的大幅降低歸罪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

的「左傾冒險主義」，但政治鬥爭行動改變不了大躍進政策根本上就違反客觀社

會與經濟運作規則的事實，大躍進終歸失敗並造成三千萬中國人民死於飢荒，毛

澤東的個人威望與統治正當性蕩然無存，中共實權於是移往轉為務實的劉少奇與

鄧小平，劉鄧轉而推動包括農民自留地等較溫和的經濟政策，中共黨內文件與對

外文告也不再言必稱毛澤東，甚至經常有意地不提毛澤東，失去權力與影響力的

毛澤東極度不滿並開始認為黨內有走資派，毛澤東最後於1966年5月結合林彪所

掌握的中共解放軍勢力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下獄後病死於秦城監獄，鄧小

平則被批判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下放江西工廠勞動──鄧小平便曾經向

Motorola執行長Robert Galvin透露，文革時受到暴亂青年學生鬥爭的經歷是

使其在文革結束未久而中國極左運動傾向的陰影猶在的1989年時決策採取武力鎮

壓學生抗議而非僅以警棍驅離的重要因素[18]，從鄧小平的生命經驗看來，兩者

有著高度相似性，而最早參與發動的學生亦均多有黨校的高幹子弟。



　　由於中共追隨蘇共批判史達林而展開大鳴大放但批判的怒火卻不斷向上延燒

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加上毛澤東自認為在史達林死後自己理所當然地是執掌世界

共產革命之舵的舵手，但赫魯雪夫等蘇共領導人卻依然自視具有共產革命正統的

優越感而看不起毛澤東與中共並將之視為「斜眼的雜種、黃種畜生」[19]，蘇共

並對中共於1958年起展開的大躍進運動與人民公社制度大表不以為然，蘇共與赫

魯雪夫除了認為人民公社制度乃是蘇聯曾嘗試但並不可行的制度並公開表示蘇共

認定人民公社為反動的制度外，並拒絕了中共要求蘇聯協助中共建立核子打擊能

力的要求，中共自此對赫魯雪夫領導蘇共批判史達林的「修正主義」意識型態路

線極有戒心並指控其修正主義路線乃背離共產革命理念，文革時並以「蘇修美帝

」並稱之，「蘇修」排在「美帝」之前，可見當時毛澤東認為蘇聯而非美國方為

其主要敵人。中蘇共於1960年代初期正式決裂後，1964年中共羅布泊核試成功時

，赫魯雪夫便曾向美國建議由蘇聯以核武轟炸中共的核子設施以免中共取得核子

打擊能力，惟未為美方接受，蘇共更早於1960年中共正因大躍進失敗而陷入經濟

困境時便下令撤出所有支援中共的技術專家與經濟合作，可見，中蘇共交惡的枱

面化早已在1960年代初因意識型態上的針鋒相對而接近兵戎相見的臨界點，而不

必等到1969年的東北珍寶島事件。



　　因此，1966年11月聯合國大會時義大利等國提出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

權案時，儘管蘇聯採取沉默中立態度，但此時中蘇共交惡已然全面枱面化，蘇聯

的態度已不能代表共產主義陣營的共同立場，蘇聯默認具有「兩個中國」雙重代

表權性質的義大利「研究委員會」案實際上不無希望利用國府持續牽制中共戰略

焦點於東南沿海以減輕中共在中蘇交惡後中共主力部隊聚兵北方而對蘇聯西伯利

亞地區造成的潛在威脅，如此「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蘇聯態度自然不可能被

中共所接受，更何況，中共自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後，黨內與國內政治氣

氛急速左轉，而文革既以打倒「蘇修美帝」為號召並為了防止蘇聯核子攻擊使中

國失去工業能力而對中國工業展開向大西南一帶移轉重要工業基地的「三線建設

」，文革中的中共自然更是完全不會理睬蘇共對於中共向來視為其內政問題的台

灣問題的態度。因而，若考慮1966年年底義大利等國提出「研究委員會」雙重代

表權案時中共的內部社會與政治動力，則與高朗和涂成吉的觀點不同，即使國府

點頭全面放行，而美日均公開表示支持且蘇聯亦採取曖昧的沉默中立態度，但中

共恐怕仍將寧可拒絕與聯合國有所往來也不可能在文革下強烈左轉的內部社會與

政治氛圍下接受該案，中共自1966年至1968年間連續三年動員其共產陣營與亞非

第三世界國家盟友全力封殺義大利與加拿大所提出的「研究委員會」案便是明證

。事實上，中共政治人物在面對內部政治鬥爭或者政治運動時一貫地習於對涉外

事務與國際政治問題採取比起平常更不可妥協的立場甚至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

一則防止其他國際勢力藉機蠢動而傷害中共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二則避免在國內

政治運動與黨內政治鬥爭的勢頭上被視為示弱而給予黨內政敵與國內反對勢力可

趁之機。



　　1969年1月至3月間中蘇共軍隊在東北小島珍寶島大打出打，中蘇共交惡與對

峙的情勢由意識型態互批上升為正面軍事衝突使得中共更加確信蘇共真的有可能

不顧全球共產革命的共同合作情勢而逕以武力解決中蘇共之間的齟齬，警覺到中

國有可能被孤立包圍的危險的中共於是開始考慮打美國牌以制衡蘇聯的軍事蠢動

，蘇聯駐美外交官在1969年8月間向美方國際院官員試探美方對蘇聯轉炸中國核武

設施的可能反應使得中共更感震驚，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委員會遂於8月28日通令紅

衛兵各派系停止暴力鬥爭並要求中國人民備戰[20]，而早在珍寶島事件中蘇共衝

突不斷升溫的1969年2月，毛澤東下令召回在文革中被批鬥、羞辱的陳毅、葉劍

英、徐向前與聶榮臻等中共開國元帥成立四人小組以研究國際關係材料以嘗試為

中共理出外交戰略的新理路，周恩來並指示四人「不要被既定的看法和結論框住

，要及時做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中共前外長陳毅領導的四人小組於該年7

月與9月針對當時中共面對的國際戰略情勢提出報告，建議中共應重啟與美方的華

沙會談並利用美蘇矛盾來「打美國牌」，以戰略眼光利用美蘇的矛盾，以追求中

美關係上的突破，毛澤東讀完報告後認為中國不可能有實力長久地處處與鄰國為

敵，並認為中國四面被蘇聯、印度與日本等大國包圍，而戰後的日本背後實受美

國勢力節制，因而若欲制衡蘇聯並壓制日本則必須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主

動與未曾占據中國領土的蘇聯的大敵和日本的幕後老大美國展開接觸與建立正常

化關係[21]。



　　因而，當受困越戰泥沼而焦頭爛額的美國在1969年就職的尼克森政府領導下

準備採取「聯中制蘇」並同時展開美蘇限武談判的和緩「低盪」 (détente) 冷

戰新戰略之時，中共也在1969年決定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突破文革後的外交孤立狀

態並制衡蘇聯，毛澤東隨即繞過受到文革造反派紅衛兵控制、除了宣傳意識型態

口號外缺乏實質外交談判能力的中共外交部而透過中國總理周恩來小心翼翼地在

高舉「打倒蘇修美帝」的嚴峻文革內部政治環境下展開對美接觸，並在1970年美

方重啟華沙會談後於1971年4月發起對美「乒乓外交」，1971年7月，季辛吉密訪

北京，尼克森隨後於8月15日宣布將於次年訪問中國大陸，儘管當時美方仍作態運

作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次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雙重代表權案[22]，但實

際上，主導美國對中共談判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早已研判雙重代表權案唯一的

功用就是為美國提供一個「高尚的下台階」好讓國際及國內看到美國已為台灣的

聯合國席次盡力維護，季辛吉並明白表示「不值得為一個挑釁且解決不了任何事

情的雙重代表案而破壞與中共建交」[23]，此時深陷越戰泥沼而國際威望重挫的

美國「聯中制蘇」的戰略需要與對中共的需要遠大於當時中共對美國的需要，因

而，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大時國府的諸多運作均歸失敗，甚至在國府駐

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而中共入聯實際上已無障礙後，

美方依然放任第2758號決議案表決通過而不置一詞，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在此時，在文革的極左政治風潮下，連中共外交部都受到紅衛兵控制，外

交部長是缺乏外交知識的紅衛兵支持者而僅有副部長喬冠華真正具有外交談判能

力，而負責對美接觸的周恩來又一直被江青等四人幫和中央文革小組人士視為接

班競爭上的大敵而不時加以挑戰，甚至到了1974年，毛澤東還批准了江青和王洪

文等人的要求而展開「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其中周公即影射當時實際主持中

共中樞國政的總理周恩來，不但國際情勢的消長下中共並無必要接受聯合國席次

上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安排，而當時尚在文革的中共內部社會與

政治氣氛下，也並無任何中共高層領導人膽敢冒著被指控為「國特」（國民黨特

務）的風險而提議或接受與國府「蔣介石統治集團」妥協的雙重代表權方案。



　　而直到聯合國雙重代表權問題得到解決後，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並會晤毛澤東時，周恩來等中共談判人員尚不斷地向美方表示台灣問題乃美中關

係正常化過程的重中之重。甚至，當周恩來向尼克森表達對日本在高度經濟發展

後重啟軍事擴張的憂慮並期望美方能夠分享關於日本動向的資訊並約束日本重整

軍備時，還提及中共雖然希望美國削減駐亞洲軍力卻更加擔憂日本可能利用美國

撤軍的真空趁虛進軍台灣和南韓[24]，以至於尼克森在2月22日與周恩來私下會

談時必須聲明「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重申季辛吉先前另外

給出的承諾：「不支持任何的台灣獨立運動，運用美國的影響力阻止日本染指台

灣，阻止台灣攻擊中國大陸，漸次削減美國駐台兵力」[25]。而在1972年2月28

日尼克森首度訪問中國大陸期間中美雙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也重申「中

方反對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所持立場，反對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一國兩府、台灣

獨立和台灣地位未定論；美方認識到 (acknowledge)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

，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它重申它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

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與武裝力量」，而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共建交時所發

表的聯合公報《中美建交公報》除了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重申

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

的危險」外尚且提及「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份」，而到了1982年8月17日的美中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中更明

言美方將逐步減少對台軍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由此可見，面對中國社會自1840年以降百餘年滄桑的近代史所累積的龐大民

族主義能量、中共政權內部的政治運動與政治鬥爭軌跡以及中共與國府間經年累

月的軍政大搏鬥與爭奪中國統治正統性的漫長鬥爭史，加上台灣曾受五十年日本

殖民統治後卻又因國府戰後接受政策失當而轉向懷念日本文化的特殊的後殖民情

境以及台灣與台灣海峽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戰略隘口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多重複

雜因素交絡糾葛之下，現實上，中共並不可能在1966-1968年間接受義大利等國

所提「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更不可能在越戰使得國際情勢迫使美國有

求於中共的1971年接受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權方案。而由於中蘇共交惡與文化大

革命「打倒蘇修美帝」的中共國內與黨內社會與政治情勢，即使美日全力支持而

蘇聯也為利用國府牽制中共而採取沉默中立的態度，即使國府願意公開支持與參

與運作1966-1968年間的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與1971

年的雙重代表權方案，中共勢必仍將不理會已與之公開交惡的蘇聯的沉默中立態

度與默認放行立場而全面動員其盟邦以徹底封殺上述提案。






六． 國府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1949年12月上旬，由於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蔣中正愛將、國府軍第二十


二兵團司令郭汝槐在四川宜賓舉行陣前起義，國府的川西決戰（成都保衛戰）


作戰計畫全面瓦解，國府試圖依抗戰時期前例退保大西南以徐圖再舉的戰略布


局至此已成殘夢，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12月7日自成都搭機轉赴台灣，臨行前


下令槍決成都監獄中監禁的楊虎城等中共黨人和許多政治犯。駐守陝西與西北


的國府軍中央軍系胡宗南部在中共解放軍追亡逐北下終被殲滅，胡宗南搭機赴


台而僅以身免，國府軍川軍系鄧錫侯、劉文輝部與滇軍系盧漢部等地方軍系勢


力眼見中共野戰軍節節進迫而大勢已去，遂相繼向中共投降以自保，李彌指揮


的部份國府駐滇部隊不願降共而退往滇緬邊境頑抗，逃往中南半島的許多國府


孤軍後來因為生計無著而開始種植罌粟與提煉海洛因等毒品販毒為生。1950年


4月，海南島國府軍隊戰敗撤台；1950年5月，孤懸浙東杭州灣外海的舟山群島


國府軍隊無力支撐而相繼撤台；到了韓戰結束後的1955年2月，國府軍隊在美


軍艦隊協助下撤出過於偏遠而不利防守的浙江沿海台州列島的大陳島；隨著國


府軍隊殘部在大陸本土被中共解放軍追亡逐北而逐一殲滅以及相繼因為戰敗或


無力支撐而撤出東南沿海各島嶼，國府的實際統治權逐漸地限縮於台澎金馬。





　　戰敗撤退台灣的國府政權面臨著多重的危機，對外，一則有著中共意圖解


放台灣以完全結束內戰的戰爭威脅，二則美方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政策白


皮書》後對國府採取「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的冷淡態度更使得國府


外援無著，而對內，一則本省籍人民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而對國府政權有著


高度的不信任感，二則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量核心的隨國府渡台外省籍軍


民有著高度的返鄉渴望，尤其是往往被非自願抓伕後糊裡糊塗隨國府來到人生


地不熟島嶼而長年未婚的基層士兵與軍官更是對家鄉與父母有著高度的思念，


這樣子的思鄉情結成為國府抓穩軍政力量藉以鞏固政權時的隱憂。





　　因應如此艱難的內外困局，國府渡台前後推動了包括土地改革與國民黨改


造運動等改革措施，透過土地改革拉攏本省籍農民支持並防範中共在台採取慣


用的土改策略發動革命而裡應外合推翻國府統治，透過國民黨改造運動以強化


蔣中正為中心的領袖個人崇拜與加強對軍政力量的控制並建構以黨領政、以黨


領軍（黨指揮槍？！）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國體制；此外，早期為了期望國


府政權能夠再度君臨中國，後期為了穩固軍心以鞏固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


量核心的外省籍軍民的向心力，國府在台也推動了以「反攻大陸」為中心的一


系列政治宣傳，韓戰爆發後，國府一度期待東亞冷戰轉入熱戰將促使美國支持


國府展開軍事反攻，甚至在中共主力部隊被牽制在朝鮮的韓戰期間發動1952年


10月「南日島戰伇」並擊敗中共駐軍而獲勝，但當韓戰進入和談階段而接近尾


聲，中共主力部隊再度逐漸轉回東南沿海的對台正面，國府於1953年7月16日


發動的「東山島戰役」就只能以大敗收場了，11天後的1953年7月27日，韓戰


停戰協議簽署，東亞冷戰格局正式確立，國府的反攻大陸自此成為幻夢，但為


了穩定主要由隨國府軍民構成的軍政力量並鞏固政權，國府此後仍然不斷地宣


傳反攻大陸為其基本國策因而成為被許多台灣人民譏笑的「反攻大陸神話」。


國府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上所採取的策略基本上受到國府政權在台統治所


面臨的社會與政治情勢的高度框架與侷限。





　　為了因應國府渡台後的困境，國府政權有著維持反攻大陸宣傳的現實需求，


更因此而對於維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有著強烈動機，因此在國府政


權的內部政治動力驅使下，國府不只需要維持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更必須寸


土不讓地全力堅守讓國府得以持續宣稱代表全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於


是當中共的統治日益鞏固而國府反攻大陸無望，當國際情勢有所轉變而使國府持


續保有中國代表權出現巨大的現實困難，國府政權也就只能先是左支右絀地試圖


否認現實，然後才在美方告知在國際情勢下不得不調整其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的


支持後才遮遮掩掩地默認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卻又因為國際情勢的不利而


無法公開地協同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畢竟，國際情勢不利的大環境下，國


府公開表態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不一定就有助於雙重代表權方案在國際運作的過


程中被各方尤其是中共接受為可行的妥協方案，但國府政權一旦公開表態接受與


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就等於公開承認其反攻大陸的反共宣傳已被放棄，此舉極可


能立即地動搖國府軍心士氣以及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倘若國際政治現實運作下


的最終結果竟然連雙重代表權方案都不可得，則已先讓步而公開接受與運作雙重


代表權的國府政權恐怕將有全面崩潰的危機。





　　由於中共建政後不旋踵即於1949年11月15日致函聯合國大會主席與祕書長


挑戰國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整個1950年代，美方基於中共建政後嘗試與


中共對話並無成果的現實情勢以及東亞冷戰圍堵戰略的反共立場而全力支持國


府捍衛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1951-1960年，國府與美方的策略是在每屆


大會敦促聯大通過決議不在該屆大會審議任何關於排除中華民國的提案，亦即


所謂的「緩議」案，緩議案使得國府得以有效阻絕中共與蘇聯動員其盟友在聯


合國大會以及相關的各種委員會和專門機構所發動各種排除國府中國代表權的


會議戰術[26]。但到了1960年的第15屆聯大，由於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色彩


而較親中共的許多亞非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美國當年所提緩議案僅


以42票贊成、34票反對驚險過關，自次年的1961年第16屆聯大起美國便改弦


更張援引《聯合國憲章》第18條要求「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之提案為一重要問


題」，美國聯合澳洲、哥倫比亞、義大利與日本所共同提案的「五國提案」重


要問題案於當年聯大獲得通過，而根據《聯合國憲章》，凡屬「重要問題」須


獲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才能通過，此後多年聯合國大會均通過中國代表權


問題為「重要問題」而使得國府得以沿續又十年的中國代表權，然而，從「緩


議」案到「重要問題」案反映了美國對聯合國大會的影響力在亞非第三世界國


家的反殖民主義浪潮下大幅衰退[27]，而國府外長沈昌煥對一國際情勢變化的


評論竟然還帶有輕視非洲國家的嘲弄色彩：「現在聯合國最神氣的是黑種人，


黑種人進入聯合國會場在門前就有電視公司的人拍電視，非黑種人在聯合國就


沒有這種氣勢！」[28]國府外長昧於國際情勢變化復又帶有濃厚的種族優越感


，國府在往後的中國代表權爭奪乃至聯合國席位保衛戰中不斷地敗下陣來的悲


慘處境也就不難想見了。




　　
1965年第20屆聯大表決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恢復中共權利案」時，由於


反殖民主義色彩而較親中共的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而竟以47票贊成、


47票反對打成平手，美方開始擔心將會失去程序上通過「重要問題案」以建立


三分之二多數門檻防線所必須的過半票數，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遂於1966


年4月建議詹森政府鼓勵加拿大等國提出「繼承國家」決議案以推動雙重代表權


，並認為即使中共鼓動其邦交國拒絕本案可使中共自己承擔無法參與聯合國的


責任，但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於7月5日向台北方面提及此案時，蔣中正「絕不接


受兩個中國與雙重代表安排，否則中華民國只有退出聯合國，此一立場毫無妥


協餘地」峻拒而只能擱置[29]，由於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願放棄雙重代


表權計畫，魯斯克遂建議其發起或支持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雖


然設立研究委員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最後一定是同樣做出「雙重代表的建議


」但總比加拿大直觸及「一中一台」的提案相較之下不激進且易為台北方面等


美國亞洲盟邦理解，因而，國府對該案雖認為同樣將導致兩個中國由外長魏道


明向美國大使馬康衛抗議並表示該案如在聯大通過則中華民國將不惜退出聯合


國表態，但美國大使馬康衛卻在11月29日獲國府告知「如果義大利案通過，台


北不會退出聯合國，惟將退席以示不滿」，馬康衛解釋，國府此舉實乃默許「


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為避免受美國政府支配之批評其人民交代，但


11月29日的聯大仍否決了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30]。



　　由於1966年11月聯大時義大利等國提出「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時，


中共已於同年稍早的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國府認為中共發動文革勢必造成中國


大陸政局動亂並使國府的反攻大陸再現曙光，於是在1966年11月成立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與中共爭奪中華文化傳承正統地位，因而儘管在亞非第


三世界國家大舉入聯的新國際情勢下勉為其難默認美方推動義大利等國提案的


「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仍然擔心一旦公開支持或未公開表達反對該


案將有可能使國府在台灣內部與國府黨政軍統治機器內部的反攻大陸宣傳有信


用破產並導致政權不穩的連鎖反應，更擔心該案最終仍可能因在國際情勢上漸


趨優勢的中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被封殺，倘若國府已先公開支持或未以退席


等方式表達反對兩個中國雙重代表權的嚴正立場，則相對於中共的強硬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國府勢將在對國際華人世界的反共與反攻大陸宣傳上屈居下風，


甚至將因台灣內部與思鄉情切的隨國府渡台的國民黨黨國體制基層黨政軍人員


驚覺國府已正式承認反攻大陸無望而接受雙重代表權安排而使其政權的正當性


迅速流失而面臨全面崩潰的政治風暴，左右為難的國府最終只能採取表裡不一


而言不由衷地默認美方運作國際情勢變化下勢在必行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


表權案，但在公開的文件與行動上則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表面宣傳。惟最


終因為中共果然不願意接受該案並動員其盟邦反動，國府表裡不一的策略從事


後諸葛的角度觀之倒是確實相當程度上有效地回應了中共的態度，也維持了國


府依然有實力與中共爭奪一個中國的正統性與中國代表權的表面，從而使國府


得以繼續其反攻大陸與代表全中國的政治宣傳而藉此爭取時間進行經改與政改


以為國府的黨國在台灣求生存。





　　但到了1971年，深陷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威信低落而又面臨嚴重的國內經


濟與社會問題，尼克森政府決定進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以「聯中制蘇」


，對雙重代表權問題採取主要是「作態」以安撫美國國內及共和黨內的雷根等


強硬反共勢力的政治動作[31]，遂於1971年2月起開始向台北方面傳達雙重代


表權構想，尼克森並於4月23日派遣特使墨菲赴台與蔣中正正式會商該年秋季的


聯大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應方案，蔣中正則要求美方先循例提出重要問題案後若


失敗再提出雙重代表權案，並堅持中華民國必須保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否則將


不惜退出聯合國，蔣中正並表示，不論如何國府必須投票反對雙重代表權案「


但我們不可以要求所有友邦都投票」乃是國府在會籍上與美國合作的極限[32]


，幾經磋商，到了7月間美方同意在雙重代表權案之前先提出「重要問題案」與


「變相重要問題案」，而國府則默認以只保留聯合國席位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的「複雜雙重代表權」為談判底限，並由行政院祕書代蔣彥士向美國大使


馬康衛暗示副院長蔣經國是一位務實主義者而即使必須放棄安理會席次均仍反


對退出聯合國[33]，但仍期待繼續透過「重要問題」議事運作使中國代表權相


關提案不必進入實質審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聯但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


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單純雙重代表權」方案處理，因而採取複雜的外交運


作，甚至連各項提案攻防的表決次序都錙銖必較，但最後仍在國際情勢時不我


予的現實變化下，連聯合國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月25日阿爾巴尼亞案


表決前一刻宣布退出聯合國。





　　分析國府在1971年雙重代表權案中左支右絀的態度不難發現，儘管國府對


國際情勢的變化有所體認而願意默認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案，但基於政權穩定


與統治正當性考量仍然堅持美方先嘗試以重要問題案排除中共，並堅持倘若重


要問題案失利則仍應試圖保留國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儘管在美國深陷越


戰泥沼而亟需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以「聯中制蘇」以及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


色彩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大舉入會的國際大環境下，國府採取的這一系列


舉動毋寧只是為了必須向台灣社會與黨國體制內部有所交代以穩定軍心士氣並


鞏固統治正當性的惺惺作態之舉，對於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最後結果


可謂根本毫無影響，然而，鞏固政權正當性的問題竟然對國府的外交戰略有著


如此巨大的形塑作用，不禁讓人質疑究竟國府政權的體質有何結構性的難解問


題而使其正當性如此不堪一擊？畢竟，All politics is local.，而向來有


識者均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非相反的「內政是外交的延伸」，政權或


者政治人物本就不應該將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植基於本就高度受限於複雜國際


因素而難於絕對掌握的涉外事務的特定結果，相反地，應該是政權與政治人物


透過其在與人民切身相關的內政政策上的良好施政與作為而使自己得到人民的


高度支持與建立政治威信並藉此使自己具備充分的政治能量與統治正當性，然


後再將自己的政治能量與統治正當性運用於說服人民支持以推動難免必須在國


際現實條件下對外有所妥協的外交政策以為人民謀長遠利益與長治久安。








七． 結論


　　從美中台三方各自面臨的國際情勢變化與內部社會政治動力變化來回顧長


達22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可以發現，美國政府對中國代表權爭議的態度


與策略受到國內麥卡錫主義反共白色恐怖以及越戰和亞非第三世界國家崛起的


高度影響，儘管時有大意盲動之舉，但歷屆美國政府均能明智地調整策略以爭


取戰略主動，於是從1950年代的「緩議」案到1960年代的「重要問題」案再到


1966年的「研究委員會」案，美方始終比起當事人中華民國政府早一步洞察國


際政治氛圍變化並提出相應的策略調整，雖然美方最終為了擺脫越戰泥沼與重


建國際威望而在1971年時不再全力支持國府捍衛聯合國席位，但衡諸當時國際


局勢，中國代表權問題早已隨著中共政權的鞏固以及亞非第三世界國家的大舉


入聯而注定將以中共取得中國代表權以及國府代表被驅逐收場，到了1971年時


，美方對此早已無力回天而剩下的本就只是時間問題。





　　而在中共方面，儘管歷經反右大鬥爭與文化大革命等中共內部激烈政治運動


以及中蘇共交惡等外在國際情勢困難，但中共與毛澤東不愧為精於掌握情勢變化


與發動深謀遠慮的內外鬥爭的共產黨員，在中國代表權爭議上，中共最初不急於


為了入聯而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卻反而在親中共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已然


大舉入會而中共入聯形勢大好的1966-1968年發動其盟邦全力封殺「研究委員會


」案，此舉使中共站穩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戰略制高點並迫使國府不得不冒著


自亂陣腳、自失立場的風險全力跟進，最後在1971年的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共」


案上更是看準了美國急於擺脫越戰的夢魘而有求於中共的極端有利情勢，於是全


面性地壓縮美方與國府操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的空間，於是在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


合國後聯大依然通過了「驅逐蔣介石代表」的第2758號決議案，而透過中美關係


正常化，中共也開始走出文革時期的外交孤立以及自中蘇共交惡後在共產主義陣


營與資本主義陣營兩面均陷入重圍的外交困局中突圍，並因著中美關係正常化而


讓中共黨國體制的政治運作開始因為外部資訊的刺激而有機會脫離過左過激的文


革路線，到了1978年，在毛澤東死後聯合中共軍政元老打倒四人幫並逐漸鞏固權


力的鄧小平訪問美國更可謂揭開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序幕。





　　反觀國府方面，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自始便與國府政權遷台後的統治正當性


問題高度糾葛，國府一再地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採取且戰且走的策略而淪於被動


挨打，卻又對於具有強烈反殖民主義色彩的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大舉入會的國


際情勢轉變缺乏深刻理解而反應遲鈍，甚至對於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變化也缺乏


有意義的了解以至於到了中蘇共交惡早已全面枱面化和白熱化而蘇聯早已停止為


中共在聯大提出「排我納共」案的1964年，國府外長沈昌煥還認為亞非第三世界


國家的傾向中共乃因於中共與蘇共的經濟利益誘惑與武力威脅。雖然國府對1966


-1968年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以及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最後均採取


默許美方運作雙重代表權方案的態度，但其遮遮掩掩的態度不但無益於友邦確認


台北方面真正立場而加以協助，甚至在國府為了保住國家最後的尊嚴而選擇在阿


爾巴尼亞案表決前一刻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後，儘管衡諸當時國際政治環境，雙


重代表權案受限國際政治現實而不論國府如何表態與運作均勢必終歸失敗，但許


多被排除於諱莫如深的國府政權中樞運作之外的台灣人民受到國府對內的「漢賊


不兩立」自我安慰式政治宣傳的影響，至今仍然相信國府是受到其反攻大陸與漢


賊不兩立政治意識型態的影響才選擇主動退出聯合國。





　　而進一步探討1966年至1971年間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以及「雙重


代表權」的現實可能性則可以發現，不但如學者高朗與涂成吉的研究所顯示的


1971年時國府已願默許接受雙重代表權方案而只是時不我予，即使是1966-1968


年間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方案國府也採取默許美方運作的立場，只是終


究因為中共站穩一個中國戰略制高點並動員其盟邦強烈反對而歸於失敗。





　　從白山黑水間的雪白血紅到西南天地邊的成都夢殘，那場內戰結束於上個世


紀中葉的1949年12月，而那場內戰與東亞冷戰造成台灣國際參與的困難，乃是各


族群台灣人民至今必須面對的國際處境，唯有誠實客觀地面對台灣當前的現實國


際處境並在此基礎上務實靈活地思考在美中台三方間合理而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才有可能紮實地為台灣的國際參與創造空間。







參考文獻

[18]泰德‧費雪曼，《當世界又老又窮──全球人口老化大衝擊》，［台北，天下

　　文化，2011一版］，頁375-376。


[19]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149。


[20]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150-151。


[21]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153-156。

[22]同3。


[23]同12。


[24]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47-248。


[25]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66。


[26]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84-185。


[27]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85-187。


[28]同15。


[29]同7。


[30]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39-40。


[31]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24。


[32]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58-62。


[33]同4。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是否曾經可能？──從美中台三方談判與內部動力回顧中國代表權爭議（上）

一． 緒論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


眼見美方提出的「變相重要問題案」未能過關，而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所提「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決議案（「排我納共」


案）又通過在即，乃以程序問題為名上台發言，隨即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


合國。聯合國大會稍後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與17票棄權通過2758號決議案。



　　由於國府在退出聯合國後對台灣內部宣傳是基於「漢賊不兩立」的信念而


主動退出聯合國，而當年美方曾嘗試推動「雙重代表權案」以在中共進入聯合


國的前提下保住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甚至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許多台灣


史論者便認為若非國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退出聯合國，則台灣至今尚可


保有聯合國席位而能有更加寬廣的國際參與空間。



　　外交向來是內政的延伸，各國政府在進行外交決策時，除了其所面臨的國


際處境與利害盤算之外，國內社會政治情勢的變化也是必然要納入考量的極重


要甚至最重要因素，本文即從美中台三方所面臨的國際情勢變化與內部社會政


治動力變化來探討1966年至1971年間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以及「雙重


代表權」的現實可能性。





二． 中國代表權爭議始末

　　1949年12月國府中樞遷台後，實際統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持續


保有代表全中國的聯合國會員資格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於1949年10月1


日建政而實際統治著中國大陸領土與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長年被排除於聯


合國之外，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於1949年11月15日起多次致函聯合國大會，


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要求取消國


府代表團一切權利，美方與國府則在聯大先後以「緩議」 (1951-1960) 和「


重要問題」 (1961-1970) 的議事策略排除中國代表權相關議案進入實質審議


表決，但隨著中共政權日益鞏固以及「鬥而不破」的東亞冷戰格局在韓戰後正


式確立從而使國府反攻大陸成為幻夢，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遂成為國際政


治上無可迴避的重大爭議問題。畢竟，排除統治著廣土眾民的中共政權於聯合


國之外對於冷戰時期諸多複雜國際事務的國際協調有害無益，此外，隨著帶有


強烈反殖民主義情緒而相對較親中共的亞非第三世界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排


除中共早已日益困難。



　　1961年起，國際上主張「兩個中國」的氣氛日益擴散[1]；1966年第21屆


聯大，義大利等六國提出組織帶有「兩個中國」色彩的「研究委員會」案以謀


求採取「雙重代表權」來解決長年爭議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支持者34國之中多


數為與國府有邦交者，美方為換取義大利等國支持「重要問題案」亦表贊成，


但國府與中共均強烈反對，此案最後以被否決收場，1967年與1968年義大利等


國續提「研究委員會案」但均被國府與中共夾殺，1969年義大利、加拿大與比


利時著手與中共建交而不復提此案[2]。



　　到了1971年，深陷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威信低落而又面臨嚴重的國內經濟


與社會問題，尼克森政府決定進一步地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以「聯中制蘇」，


並對保住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以及「雙重代表權問題」採取主要是「作態」


的政治態度[3]，而國府雖然以只保留聯合國席位但放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


「複雜雙重代表權」為談判底限，並由行政院祕書代蔣彥士向美國大使馬康衛


暗示副院長蔣經國是一位務實主義者而即使必須放棄安理會席次均仍反對退出


聯合國[4]，但仍期待繼續透過「重要問題」議事運作使中國代表權相關提案


不必進入實質審查，或者期待能以中共入聯但保留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與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的「單純雙重代表權」方案處理，因而採取複雜的外交運作，最


後在國際情勢時不我予的現實變化下，連聯合國席位都未能保住而在1971年10


月25日阿爾巴尼亞案表決前一刻宣布退出聯合國。



　　因而，回顧長達二十二年的中國代表權爭議可以發現，實際上存在著兩個


有關雙重代表權問題的爭議，其一是一般熟知而學術較常討論的1971年美方主


導的雙重代表權案，其二則是較少被討論的1966-1968年間的義大利等國推動


的「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





三． 文獻回顧

　　高朗總結中國代表權爭議並認為，1966-1968年間義大利等國連續三年提「


研究委員會案」被國府和中共聯手反對三年以至於沒有國家再提類似提案，雖然


滿足台灣內部堅持一個中國的心理，卻沮喪友邦及中立國為台灣的國際空間開一


條生路的可能，高朗委婉質疑相關國策的決策理路，並認為從「緩議」到「重要


問題」到最後的「變相重要問題」，國府一路自陷於被動挨打，總到了最後才被


逼接受卻往往早已時機盡失[5]，而關於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高朗引述當時


國府外長周書楷回憶當時國府對雙重代表權案未連署但「在會外做連絡的工作」


，認為國府私底下已默認美國的雙重會籍方案而非一味如國府表面的內外宣傳般


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反共立場[6]。



　　涂成吉回顧1971年的雙重代表權案始末發現，早在1965年聯大表決阿爾巴尼


亞等國所提「恢復中共權利案」時，由於反殖民主義色彩而較親中共的第三世界


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而竟以47票贊成、47票反對打成平手，美方開始擔心將會失


去程序上通過「重要問題案」以建立三分之二多數門檻防線所必須的過半票數，


1966年4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遂建議詹森政府鼓勵加拿大等國提出「繼承


國家」決議案以推動雙重代表權，並認為即使中共鼓動其邦交國拒絕本案可使中


共自己承擔無法參與聯合國的責任，但此案為台北方面以退出聯合國峻拒而只能


擱置[7]，由於加拿大直至同年11月初仍不願放棄雙重代表權計畫，美國國務卿


魯斯克遂建議其發起或支持義大利等國所提「研究委員會」案，國府對該案雖認


為同樣將導致兩個中國而以退出聯合國表態拒絕，但美國大使馬康衛卻在11月29


日獲國府告知「如果義大利案通過，台北不會退出聯合國，惟將退席以示不滿」


，馬康衛解釋，國府此舉實乃默許「研究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但為避免受美


國政府支配之批評其人民交代，但11月29日的聯大仍否決了義大利等國所提「研


究委員會」案，涂成吉認為，此乃因中共展開文革而使國際對其仇外情緒有所疑


慮而未便支持、美國介入越戰情勢升高而需要加強與台灣軍事情報合作以及國府


和中共均強烈反對雙重代表權[8]，涂成吉並認為，倘若國府當時願意放棄「重要


問題」案而單獨以「研究委員會」案運用票源，則在中共發動文革反「蘇修美帝


」而與蘇聯交惡的情勢下，一旦美日等具代表性大國支持並造成國際承認的事實


，則蘇聯未必動用否決權反對而中共也難以翻案[9]，涂成吉並認為，在1960年


代中蘇共交惡而蘇聯對雙重代表權採取沉默中立的默許態度的國際大環境下，國


府未能掌握時機協同美方推動雙重代表權方案乃是台灣最終完全退出聯合國的主


因[10]，而到了早已時不我予的1971年，儘管國府實質上已接受僅保留聯合國席


位而放棄安理會席位的雙重代表權方案為其底線[11]，但此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季辛吉等主導對中政策官員已認為雙重代表權案為一「自毀與笨拙」的策略，唯


一的功用就是為美國提供一個「高尚的下台階」好讓國際及國內看到美國已為台


灣在聯合國席次盡力維護，季辛吉並明白表示「不值得為一個挑釁且解決不了任


何事情的雙重代表案而破壞與中共建交」[12]，而對此國際大戰略格局轉變渾然


不覺的台北當局卻仍然堅持以重要問題案為上策、以同時保留聯合國與安理會席


位為中策而以僅保留聯合國席位為下策的外交策略，極度的被動挨打而最終只能


主動退出聯合國以保住最後的尊嚴[13]。



　　總結高朗與涂成吉的研究可以發現，二者均稍微觸及美國與國府內部的政治


動力對中國代表權案外交運作的影響而未深入討論更大的國際戰略發展脈絡以及


美國與國府面臨的更廣泛的社會內部動力，此外，二者雖然引述部份中共文件對


雙重代表權案的立場表態，但均未能討論中共政權內部的政治與社會動力對其所


採取立場的形塑力量。而在研究結論方面，二者均認為國府於1971年時實已默許


雙重代表權案而非真的堅持「漢賊不兩立」，故而1971年國府代表在阿爾巴尼亞


案表決前宣布退出聯合國實為時勢所逼，但二者對於1960年代義大利所提「研究


委員會」雙重代表權案均表示在當時有其可行性惟因國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錯


失時機。





四． 美國內部社會政治動力

　　美國對國府與中共的態度向來受其國內政治氣氛的高度影響。自從二戰時美

國羅斯福政府軍援重慶國民政府而展開美國的中國政策以來，從史迪威到馬歇爾


均對於國府官員的貪污腐敗與軍隊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有著極深的體會，史迪


威曾向羅斯福抱怨國府軍政效率低落與士氣消沉而戰鬥力不足，馬歇爾則極力勸


告國府承認中共已在抗戰過程中控制中國北方廣大地區的既成事實而不要走向必


然將使國府經濟與軍事總崩潰的全面內戰。



　　蔣中正總統希冀改變民主黨人限制美方對國府軍援的美援無著情勢，遂在1948


年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全力支援在史上首次選舉民調中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杜


威，民主黨杜魯門總統連任成功後對蔣中正極度不諒解，而加以1949年1月國府


殘存幾個兵團的機械化有生戰力又在徐蚌戰場上分別陷入重圍而隨時可能被共軍


分割聚殲，中共於1949年4月21日發動渡江戰役，國府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則


徐侄孫林遵舉行陣前起義投共使得國府江防洞開而迅速潰敗──國府高層向來偏好


任用學經歷傲人的世家大族名門之後，但衡諸歷史，其果效卻似乎總是不是那麼


令人有信心──共軍於4月23日攻陷國府首都南京，美國隨即於8月5日發表《中美


關係白皮書》認為「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國府在內戰中全面失利


乃因蔣中正統治集團的腐敗與無能，美方未來不再軍援國府並將嘗試開啟與中共


對話。到了1950年1月，儘管中共對大陸各地的國府軍殘部追亡逐北並開始在台


海集結兵力準備進攻台灣，美國國務卿艾奇卿仍然發表了「劃界演說」宣布台灣


與南韓不在美國的東亞防線範圍內。



　　因而，儘管蔣中正於下野前夕的1949年1月5日發布其黃埔嫡系愛將陳誠任台


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並於1月10日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會同央行總裁俞鴻鈞將中央銀


行存放的黃金與美金轉運台灣，更於1月21日通電下台後返回故鄉浙江奉化溪口架


起無數的無線電台，以國民黨總裁身分指揮親蔣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有秩


序地向台灣移轉，但國府渡台後能否取得美方軍政援助而得以茍延殘喘頗有疑問


，僅能透過二戰時期同情國府並認為應「擁蔣保台」以建構東亞冷戰圍堵防線的


鎮守東京盟軍總部麥克阿瑟等美軍將領取得少量的軍火援助。直到1950年6月25


日韓戰爆發，中共在蘇聯壓力下不得不將聚焦東南沿海的對台軍事部署轉向北方


的朝鮮半島以抗美援朝，這才使得美方轉而重視國府控制台海與牽制中共的戰略


地位，美軍第七艦隊開始在台海「中立巡航」以「擁蔣保台」並同時「防蔣反攻


」以免橫生枝節，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才開始大量流入台灣。



　　隨著國府失去大陸以及東亞冷戰局勢升高為熱戰，美國國內也自1950年起掀


起了反共獵巫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自1950年2月起


不斷指控親共同路人滲透主掌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院，美國民間與共和黨更針對


羅斯福與杜魯門任內的對華政策全面展開了「是誰讓美國失去了中國？」 (Who


lost China?) 的質疑與長年爭論，美國國務院許多的東亞事務專家紛紛因為親


共的指控而中箭落馬，寒蟬效應之下，國務院東亞事務官員此後多年均傾向於保


守反共的態度而不敢針對中國代表權等問題提出符合現實情勢與美國利益的大膽


政策分析，而創辦《時代雜誌》的Henry Luce等許多美國媒體的推波助瀾更使得


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獵巫浪潮迅速地席捲全美。1950年尼克森只靠著指控對手是共


產黨同路人Pink Lady的抹黑手法就輕易贏得參議員選舉並被譽為反共鬥士，可


見當時麥卡錫主義對美國國內政治與對華政策強大的影響力。



　　整個1950年代，美國社會瀰漫著恐共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氛圍，而政


治上兩黨間的「誰失去了中國論戰」 (Who lost China debate) 又使得主政者


面對外交政策時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要觸碰可能被視為向中共等共產集團勢力妥協


的任何方案。因而，由國府組織的美國國會「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便


有極為方便的揮灑空間以為國府爭取美國國會通過多項軍經援台法案以及在美國


在聯合國全力捍衛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此時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主導中國代表


權「緩議」案以阻擋中共入聯。



　　但到了1960年代，隨著國際冷戰情勢的變化，美國國內社會與政治氛圍也發


生了變化，而美國政府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態度自然亦隨之改變。



　　1954年，二戰後試圖重返越南殖民地的法軍在越南奠邊府受到重挫後決定退


出越南，日內瓦會議決議南北越分治，1960年，實際上受北越領導指揮的越南南


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共）成立並開始與吳廷琰等歷任南越政府作戰，基於擔心南


越陷共對東亞乃至於全球冷戰局勢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1961年，美國甘迺迪政


府派遣特種部隊進駐南越，1964年的東京灣事件後，美國詹森政府開始派遣大量


美軍全面性地參與越戰，卻日益深陷泥沼並最終使得美國的國際威信與國內社會


經濟情勢均受到重創。



　　美國參與越戰後一連串的軍事挫敗以及在越南當地諸多舉措失當的消息不斷


，在歐洲激起了1968年的反戰學運浪潮，也在美國國內與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女性


權利運動匯流而激起了左傾的學運與社會運動，反越戰的抗議學生與群眾一度包


圍五角大廈的美國國防部，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反共獵巫已成過往雲煙而麥卡錫


本人也已成為美國白色恐怖羅織罪名與惡意抹黑的代表性政治丑角，美軍在南越


美萊村大屠殺的駭人電視影像使得美國人民反思派遣美國青年子弟前往千里之外


的陌生地名參與越戰殺戮的意義何在，而許多對美國主流文化展開叛逆與深度反


省的美國青年更是身穿繪有格瓦拉或毛澤東等人物的T-shirt做為其叛逆精神的


象徵。到了喧囂的60年代，高舉過時的反共大纛的美國保守派政治人物相繼在選


戰中失利，共和黨人高華德更在1964年的總統大選中以為懸殊的得票比數慘敗。



　　由於美國內部社會與政治上的恐共麥卡錫主義退潮，亞非第三世界的許多殖


民地掀起混合著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反殖民運動，而歐美各國社會也開始浮現


更多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平等問題的反省聲浪，許多脫離殖民統治的亞


非第三世界國家開始積極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並謀求在美蘇兩強意識型態對抗


外籌組不結盟國家組織，由於中共以反抗殖民主義的姿態自始積極參與不結盟國


家組織的運作，許多亞非第三世界國家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對中共抱持高度支持


立場，而對與美歐前殖民霸權高度結盟的國府相對地有所反感，外長沈昌煥等國


府高層卻直到中蘇共交惡早已表面化的1964年仍將這些國家的傾向中共過度簡化


地歸因於中共與蘇共的經濟利益誘惑與武力威脅[14]，甚至對亞非第三世界國家


的聯合國參與開始明顯增加的1961年對這些國家表達些許輕蔑的觀點「現在聯合


國最神氣的是黑種人，黑種人進入聯合國會場在門前就有電視公司的人拍電視，


非黑種人在聯合國就沒有這種氣勢」[15]，國府對國際情勢轉變的反應如此遲鈍


與傲慢，卻妄圖僅憑少數的農技團等援助就爭取亞非新興國家的真心支持，無異


於緣木求魚，於是，當美國自1960年代起開始在國際場合面臨亞非第三世界國家


的挑戰，亞非第三世界國家也就往往樂於以修理國府來間接使美國難堪了。為了


因應1960年代亞非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參與國際政治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造成的挑戰


以及因而導致美方主導的以「緩議」和「重要問題」議事策略保住國府聯合國與


安理會席位的策略開始捉襟見肘，美方在1966年相繼鼓勵加拿大與義大利分別提


出「繼承國家案」與「研究委員會案」來推動以雙重代表權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


，惟受到中共的強烈反對，而對國際局勢變化缺乏警覺性的台北當局也在一個中


國原則下難於接受，最後只得作罷。



　　越戰消耗了美國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了美國在二戰後雄厚的經濟實力，也


消耗了美國社會對美國政府與政治人物的信心，1968年總統大選時尼克森即以結


束越戰為其訴求而勝選，到了1971-72年間，配合著1972年總統大選的節奏，美


國尼克森政府發動了三項堪稱「尼克森大震撼」的重大戰略性軍政經行動以試圖


為陷入越戰泥沼的美國國際戰略爭取主動。首先，沿續1970年重啟與中共間的華


沙會談後不斷增加的良好氣氛，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在1971年7月祕訪中國大


陸而尼克森也在7月15日宣布將在次年訪問中國大陸，明顯地，由於蘇聯在赫魯雪


夫主政時期對資本主義陣營改採共存策略以及在布里茲涅夫主政時期宣布「布里


茲涅夫義」以及華約等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並以軍事武力介入捷共開明派政


改與布拉格之春，蘇聯推動的世界革命動能實際上已走到向尾聲並轉而向內地鞏


固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的控制力，此時的蘇聯極有可能利用美國在越戰


戰場的失敗與因而在國際政治戰線上面臨挫折的機會試圖重燃世界革命之火以鞏


固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與革命意識型態的掌握以免由內斂退縮而進一步走向崩潰


瓦解，而中蘇共交惡與對共產主義革命意識型態的爭論則使得深陷越戰泥沼的美


國開始感覺「聯中制蘇」不失為一著妙棋，第二，為了因應越戰所造成龐大的財


政赤字與經常帳赤字，尼克森政府於8月15日宣布將加徵10%進口附加稅，並主導


聯準會於1971年12月宣布不再依照戰後的「布雷頓森林協議」以一盎司黃金35美


元比例接受美元兌換為黃金，藉此使美元貶值以提升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及


降低巨額國際收支赤字，第三，為向北越方面進行威力展示以迫使其重回談判桌


以使美國得以將越戰越南化而得以有尊嚴地退出越南，尼克森政府下令於1972年


年底的耶誕節前後對北越發動長時間的大規模轟炸行動。



　　為了實現尼克森與季辛吉「聯中制蘇」的第一著妙棋，美方決定支持中共入


聯，並除了「作態」之外不勉強保留國府的聯合國席位[16]。國府的中國代表權


與聯合國席位保衛戰至此已走到山窮水盡的最後奮鬥，而中共堅持「把蔣介石集


團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驅逐出去。只要聯合國裡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台灣地位未定』或類似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


生任何關係。美國一天不放棄它的這些陰謀，中國人民就堅持同它鬥爭到底。」


[17]，深陷越戰泥沼而使其國際威望大失的美國此時對「聯中制蘇」以及對中共


的需要已顯然大於中共對美國的需要，於是，即使國府駐聯合國大使周書楷已在


表決前搶先一步宣布中華民國主動退出聯合國，但聯合國大會仍然接著通過了阿


爾巴尼亞提案的第2758號決議案，儘管該決議文除了提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


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外，尚針對決議案表決前已主動退出聯


合國的中華民國提及「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


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卻不見美方採取任何攔阻的動作。中共最後


在周恩來的決策下以「中國」 (China) 的名義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的名義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參考文獻

[1]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6。


[2]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6-217。



[3]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森遇上毛澤東》，［台北，時報，


　　2011初版］，頁224。


[4]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71-72。


[5]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20-221。


[6]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93-194。


[7]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37-38。


[8]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38-41。


[9]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94。


[10]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12。


[11]同4。


[12]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96-97。


[13]涂成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一九七一年台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

　　始末》，［台北，秀威，2008一版］，頁101-106。


[14]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2-213。


[15]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187-188。


[16]同3。


[17]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一九七二）》，［台北，五南

　　圖書，1983初版］，頁219-220。

韓非子的求治峻言──先秦法家是權力的侍從抑或師友？

　　傳統上，先秦法家思想向來被視為一種鬼谷之術、權術之學。相較於在春秋


戰國的亂世中強調國君自我道德自律的儒家思想，自管仲李悝到吳起商鞅乃至於


李斯韓非，先秦法家選擇與執掌政權的統治者合作，協助統治者追求富國強兵的


目標以在亂世中維持國家生存甚至發動戰爭以擴張版圖，但相對地卻似乎較少強


調對國君的道德要求，先秦法家因此往往被視為權力的侍從甚至鷹犬而站在受統


治者壓迫的各國人民的對立面，於是，當李斯被構陷殺害而感嘆「上蔡蒼鷹何足


道」時，得到的不是人民的感念嘆息但卻可能是被譏笑其和商君公孫鞅一樣是「


作法自斃」，也就不足為奇了。



　　歷來，法家與儒家被視為彼此對立的學術思想，漢儒論及秦代統一天下後覆


亡之速也多認為與其用法苛刻有關，本人則合理推論，深謀遠慮的秦始皇在統一


天下後理解到「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於是藉故將親近儒者的太


子扶蘇派往北方協助正在鄂爾多斯前線征討匈奴的大將蒙恬，名為發怒，實則意


在將扶蘇調離法家官僚遍布的首都咸陽而託孤於手控慣戰精兵的蒙恬，以蒙恬的


軍事力量確保萬一法家官僚抵制親儒家的扶蘇繼位時扶蘇仍然能夠承繼大位並改


變、調和秦王朝的基本國策以圖長治久安，可惜扶蘇終究做不到「成大事者不拘


小節」，而嚴刑峻法的秦王朝也終究因為秦二世將絕對的統治權力用於滿足私慾


的暴政而快速地走向分崩離析，「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而使得天下蒼生蒙受


更多年的社會動盪以及楚漢相爭的慘烈兵燹所造成的巨大苦難。



　　然而，在先秦早期，法家與儒家之間其實共同點多於差異點。舉例而言，管


仲是一般認為的先秦法家早期人物之一，孔子曾稱許管仲尊王攘夷、一匡天下事


業之偉大「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甚至為管仲的權變辯護，認為雖然管仲


非但不能為其主公公子糾殉死而甚至輔助殺害公子糾的齊桓公公子小白，但管仲


仍然不應該被批評為非仁者，因為管仲是為了有利天下百姓的九合諸侯霸業才做


出看似背棄公子糾的行為，「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可見孔子對於管仲為實現大仁大義而不拘泥於小仁小義的權變抱持著寬容的看


法。另外，孔子認為治國方針應該首重「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李悝相魏


文侯實施《平糴法》從而平衡豐年與荒年的米糧供需以免「穀賤傷農、穀貴傷民


」，便是追求富足民生的「足食」目標，衛鞅相秦孝公變法時為取得人民信任其


變法決心則採取了「徙木立信」的策略，甚至為了防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也為了反制世家大族的僥倖心理與消極抵制變法，故而在太子犯法時劓太子傅公


子虔而黥太子師公孫賈，此舉雖然突破了儒家沿襲周代禮法而來的「禮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觀念，但卻同樣是為了追求「民信之矣」。最後，集法家思想大


成的韓非子，雖然司馬遷認為其思想在重視遵循事物運行客觀規則的面向上與道


家相近而將其與老子並列入《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韓非實際上乃師承孟子


以外先秦儒家的另一重要學術巨擘荀子，荀子主張「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


偽者人為也，荀子因而強調應該「隆禮」，透過外在的禮法拘束薰陶來促使君主


與人民向善而行善政，韓非則從「禮」的外在拘束進一步走向「法」的外在拘束


。畢竟，說到底，法家與儒家雖然在國家統治方略的看法上有所差異，但兩者所


追求的最終理想均在於為春秋戰國時代的滔滔亂世「求治」的政治理念。



　　因而，法家和儒家之間的差異與其說是兩者所追求的終極理念不同，不如說


兩者對於如何追求平治天下的手段的看法有所差異，而此一差異除了兩者不同的


哲學觀念之外，也與兩者興起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儘管歷來儒者們均對周之代商採取道德評價的方式，認為周代商乃是印證了


有德王朝取代無德王朝的「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道德天命史觀，但是，《


左傳‧昭公十一年》便曾提及「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商王朝的衰落實際上乃因


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為其祖先與圖騰神話的商王朝與同為鳥圖騰部落民族


的東夷諸部長年爭戰以試圖加強商王朝盟主中央政權在鳥圖騰部落集團中的權威


與控制力而不斷地耗損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後雖然在紂王時獲得勝利但已元氣大


傷而給了西土的姬姜羌系民族聯盟周王朝可趁之機，此外，周王朝使用鐵器文明


的軍事技術明顯地優於商王朝所使用的青銅器文明軍事技術，而周王朝以農耕為


中心的生產方式又有利於建構兵民合一而戰鬥力堅強的農民兵軍事組織，凡此均


使得採行以現代角度而言較不道德的農奴制度與宮廷閹人制度的周王朝最終擊敗


並取代了具有精采豐富的遠程國際貿易經濟體系的「大邑商」商王朝，商王朝貴


冑箕子率領一部分殷商殘部逃往同屬鳥圖騰部落的朝鮮建立朝鮮半島第一個有完


整國家軍政統治體制的「箕韓」王朝政權，而商王朝的盟友、服色尚黑的東夷族


嬴秦部鳥圖騰部落則被周王朝轉封於西土以拱衛新建立的周王朝的戰略側翼。



　　西周王朝在武王以及周公擊敗管蔡之亂與征伐東夷諸部後，透過分封姬周同


姓的向東方武裝殖民政策建立了一系列的封建國家與嚴謹的宗法制度，西周初期


由於分封東方的齊魯晉等新封建國家根基未穩而在地的東夷與殷商遺民等勢力又


潛在著反叛以試圖重建鳥圖騰部族政權的可能，東方諸侯國因而對於鎬京的西周


王朝中央政權有著強烈的軍政結盟需要，唯有透過與西周中央政權緊密結合，東


方諸侯國才能取得西周中央政權駐紮東方的「殷八師」與「成周八師」乃至於駐


紮西方京畿的「西六師」的軍事協防以鎮壓對其武裝殖民的潛在反抗勢力，但隨


著東方諸侯國們日益完成其政權的在地化與強化控制力，其就利地之便擁有富饒


的漁鹽之利使其經濟力與軍事力開始進一步地超越了鎬京的西周中央政權，西周


中央政權的軍政協防對於東方諸侯國而言重要性自然不斷地下降，而鎬京的西周


政權卻又受到中國北方長期乾燥化與草原化的嚴重影響，一則西周鎬京京畿地帶


的農業生產力因降雨量的下降而快速降低，農業生產力的下降又使得西周的經濟


力與軍事力受到重創，二則原本與周王朝結盟的西土部落以及未與周王朝結盟的


西土部落均因西土地區農牧生產力的不斷下降而開始因為對日益縮減的資源的激


烈競逐而日益頻繁地與周王朝發生大小衝突，鎬京的西周王朝於是開始向東方諸


侯國索討更多的經濟物資與軍事協助，《詩經‧小雅‧大東》便提及「大東小東


，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


之子，百僚是試。」來諷刺前往東方諸侯國徵納資源的西周官員，而到了周宣王


時雖然改革國政與擊敗外敵而號稱「宣王中興」，但周宣王在征伐南方的姜戎時


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軍事挫敗，不但因為西周本身的經濟力與「西六師」


和「成周八師」的軍事力衰弱得不足以支撐戰爭需要而必須調遣諸侯國的「南國


之師」支援作戰，而甚至當南國之師被姜戎打敗時，周宣王竟然必須破例地「料


民于太原」進行人口普查與控制以補充兵力和充實財力而被大臣認為恐將有亡國


之患。因此，有別於儒家認為宣王之子幽王亡國而東方諸侯未馳援勤王乃因其「


烽火戲諸侯」的「狼來了」行為失信於諸侯，周幽王之亡國實乃因試圖廢王后姜


羌申侯之女以及廢樹太子宜臼使得申侯等西土傳統盟友不安，但西周本身的經濟


力與軍事力卻又早已因中國北方的長期乾燥化等因素而不斷衰落，而與此同時，


東方諸侯國的在地統治日益穩固復又因坐擁漁鹽之利而提升了自身的經濟力與軍


事力，因而，鎬京的西周中央政權對他們來說自然也就愈來愈不具結盟必要性，


甚至等而下之，愈來愈像個只是不斷地向他們徵發愈來愈多的經濟與軍事資源的


掠奪性帝國霸權，因而，東方諸侯國儘管不便公開對抗西周中央政權，但對於鎬


京的烽火號令與資源徵收卻自然而然地日益怠慢起來，對他們而言，不再需要而


卻又索求無度的殖民母國如果被外敵擊潰削弱似乎反倒未嘗不是美事一椿，因而


，當申侯與犬戎聯手舉兵叛亂，東方諸侯國們遂以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乃失禮


失信為冠冕堂皇的藉口託辭而拒不發兵勤王，實則，倘若鎬京的西周中央政權的


經濟與軍事實力依然強大如昔而對於不聽命行事的諸侯國的軍事懲罰能力亦如昔


，則哪怕只為搏寵姬褒姒一笑，東方諸侯國也不敢不聽令狼煙發兵，而申侯可能


也對此情勢變化有所理解而認為舉兵反抗有成功可能，於是遂不依循周太王的前


例向周幽王要求另行分封申后之子宜臼，卻膽敢聯合犬戎發動反叛並堅持扶助宜


臼繼承周王朝的王位，是為周平王，犬戎之禍後，鎬京殘破，平王東遷雒邑，隨


平王東遷的大批西周貴族將未及攜帶的青銅器埋於鎬京周邊，欲待不日光復出土


重光卻自此埋藏地底直至上個世紀，鎬京一帶的關中地區隨後落入嬴秦之手。




　　孔子與儒家興起於春秋中期，當時東周王朝雖然已經衰落但對華夏諸邦仍有


一定的號召力，故一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便足以嚇


退已然「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不斷從長江流域向黃河流域擴張進逼的楚王的


問鼎中原圖謀，孔子與儒家因而認為可以將他們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寄託於周代


禮法的復興與改革，因而「郁郁乎其文哉，吾從周」地主張「法先王」而以周代


禮法來治理春秋時代諸侯國間不斷征戰殺伐的亂世。春秋中期，儘管經歷多年的


兼併戰爭而使得諸侯國數目大減，早已不是周初封建時的八百諸侯國而開始出現


長期性的戰爭國家體制下「內部分化、外用甲兵」的無可避免的權力集中與君權


擴張現象，但由於周王室的道德號召力仍在且諸侯國的數目仍多，且周王朝封建


領主制生產關係與社會權力關係隨著各國間頻繁的戰爭而逐漸鬆動，人口流動的


限制因而大幅降低，知識份子與許多平民百姓因而開始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在各國


之間流動，二者使掌握軍政實權的各諸侯國君主的權力未能立即提升到絕對君權


的地位，孔子與孟子等儒者們因而得以國君若行保民如赤子的周代王道則可王天


下來向國君做道德說服，並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以足？」


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失德


之政將不利於國君統治道德警語來勸說國君行仁政。在西周封建制度鬆動後，孔


子等儒者率先將原本僅有封建體制貴族領主才能獲取的政治禮法等人文知識傳遞


給春秋時代蓬勃的經濟發展與加速的社會流動所產生新興的對取得這些人文知識


與分享統治權力有高度興趣與充分資源的非貴族領主社會階層，與此同時，孔子


等儒者們往往也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寄託於「法先王」的周代政治制度之中，因而


，事實上，儒家經典中論及的周代理想政治制度經常與史實中的周代制度有所出


入逕庭，可以說，儒家思想事實上乃是利用了春秋中期人民厭惡當時戰亂頻仍的


亂世而對於相對穩定的西周時代過往「美好年代」 (belle epoque) 的追思懷


念情緒，遂以復興西周時代道德倫理與政治制度為號召來推動其為亂世「求治」


的政治改革理念，而由於周天子的道德號召力仍在而諸侯國的君主權力尚未上升


到權力絕對集中的地步，儒家思想因而在復興周代道德倫理與政治制度的名義下


更敢於對各諸侯國君主提出道德戒律的告誡與感召。



　　到了韓非所處的戰國晚期，數百年的兼併戰爭使得華夏地區只剩下七個主要


國家在競逐權力與版圖，而為了應付連年戰爭的威脅，戰國七雄均經歷過相當程


度的變法圖強並且也在「內部分化、外用甲兵」的戰爭壓力下不斷地將權力高度


地集中於各國君主，而周天子僅存的一點號召力，也因為在晉國三家大夫在晉陽


城聯手攻滅智伯瑤並瓜分「晉無公族」而缺乏公族勢力支撐的晉國並自立為諸侯


的破壞封建宗法制度之舉竟然能夠得到周天子的承認與冊封而歸於幻滅，戰國時


代各國諸侯相繼稱王，秦昭襄王甚至曾與齊湣王相約分別稱帝為「西帝」和「東


帝」，加以春秋以降對周代歷史進行帶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檢視研究如對商代之滅


亡提出「紂克東夷而殞其身」等迥異於道德分析的新論點，周代道德倫理與政治


制度的正當性與號召力不再，相反地，各國君主絕對的權力集中卻又已是不可改


變的客觀趨勢，對於此時欲推動政治改革的思想家而言，訴諸復興周代道德倫理


與政治制度的「法先王」論述已無實際助益，卻必須在高度集權的君主權力體制


的現實條件下說服國君支持其為亂世「求治」的政治改革理想，亦即透過對現實


人性與政治運作規則的歸納分析來提供「法後王」的國家治理與政治改革之道，


儒家的荀子因而也提出了「尊君」的論點，墨者們則往往必須站在國君利益的角


度說服國君採行其「非戰」等政治理念並往往是透過提供軍事防禦等工藝技術的


協助來說服國君，吳起協助楚威王變法時著意壓抑屈景昭三家大夫的私人勢力並


集中權力於君主以防政出多門而滋生弊端使得民不聊生而國事蜩螗，《韓非子‧


孤憤》亦曾主張國君應該集中權力「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


，此人主之公患也。」，因此，韓非等先秦法家之主張與協助國君集中權力並削


弱貴族有其時代背景，一則長年戰爭壓力下各國權力集中已是不可擋的趨勢，在


此一國家權力集中的客觀大趨勢之下，國君之外的其他同樣試圖使國家權力和資


源向自己集中的貴族勢力只會造成國家內部的權力鬥爭而增加政治的不穩定性甚


至導致被侵略而亡國並使人民在戰爭中家破人亡，二則在國家權力集中的大趨勢


下，法家等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改革理念也唯有透過說服國君而得到採納才有機會


實施。因此，法家與儒家對於權力採取不同的態度，與其說是因為法家汲汲營營


於接近權力而儒家從來對權力不動心的主觀姿態不同，不如說是因為法家與儒家


所面對的時代背景有別，周王朝禮法制度的道德高度與各國國君權力集中的程度


因為時代背景有別而大不相同，故而法家也就必須採取與儒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


論論述模式與說服各國國君支持其改革理想的說服策略來追求相同的為亂世「求


治」的政治理想。



　　此外，韓非等法家也並非一般想像中的一貫主張刻薄寡恩與亂世用重法，更


非僅強調國君的統治權術而未論及國君的自我要求。《韓非子‧難三》提及曾奉


晉獻公之令追殺文公卻「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


，而汝一宿，何其速也？」而加緊追殺文公的寺人披，晉文公最後接受其「君令


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的解釋而棄其斬怯


之罪，可見韓非子亦主張在政權變動頻仍的亂世，君主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來對


待前朝官吏以俾益鞏固統治和穩定社會。《韓非子‧十過》則提出人主常犯的十


種過失來告誡國君必須有所警惕而自我要求：「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


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之本也；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


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


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


之勢也。」，此外，《韓非子‧八姦》也整理臣下取悅、蒙蔽君主以為非作歹的


八種方法來提醒君主自我修持與提防以免身死國滅並使百姓橫遭兵禍：「一曰同


牀，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養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強，八曰四


方。」，由此可見，韓非並非一味地主張君主集權而肆志妄為以逞其私慾，而是


以國君自身利害的角度來向其提出必須提高道德自我要求的告誡。最後，韓非甚


至於從人臣自身利害的角度來談論為何人臣不應為非作歹，《韓非子‧外儲說右


下》便曾提及嗜魚的魯相公儀休雖嗜食魚但卻從不接受魯國上下爭著送給他的魚


，原因是「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則枉


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


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這便是以人臣應有自知之明而拒


不接受任何不合乎尋常禮法而可能存在對價關係的饋贈，如此才不至於因小失去


，也才能夠免於貪贓枉法而自致其禍，也反而能夠保有與獲得比起所拒絕饋贈更


大的利益與名譽。



　　由此可見，以韓非所著《韓非子》為其集大成經典的先秦法家思想絕非單純


的以權力侍從自居的一套厚黑學或者鬼谷之術，而是在戰國時代周代道德倫理與


政治制度的正當性與號召力消耗殆盡而各國君主在長年戰爭的緊急狀態下不斷集


中權力以應付戰爭危機又已經是客觀不可逆的趨勢的時代背景下，試圖說服君主


接納其政治改革主張並協助君主排除其他可能有礙人民利益的內部權力競爭者以


避免內外兵禍連結，全書內容雖然不乏教導國君如何運用權術控制權柄的篇章，


但其實亦不乏對於君主道德要求的務實性忠告乃至於警示，而探求全書所欲追求


的最高政治理想可以發現，其最終目的無非在於為紛紛亂世「求治」以安天下百


姓，因此，儘管法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在發現現實人性與政治運作規則的客觀性方


面有著相當的相似性，韓非等法家思想家主張的「勢」也與道家的觀念若合符節


，且在《韓非子》書中不但有《解老》和《喻老》兩篇來闡釋《老子》經文──惟


近代的胡適便懷疑此二篇並非出自韓非之手，而《韓非子》許多篇章的論證方式


也頗有《老子》一書常見的「正言必反」的論證方式，但考察《韓非子》全書的


書寫目的，仍然是意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試圖說服國君依其政治改革方案施政以


及提升國君自身的道德要求，站在國君的角度思考並透過與國君亦師亦友的合作


與勸誡來在亂世裡尋求穩定長久的國家治理方略，其目的絕非與權力合作以分享


尊榮卻助紂為虐，雖然與試圖以儒學和天命拘束皇帝的董仲舒等漢代儒者一樣受


限於君主絕對權力的快速擴張而最終總是難於真正地約束國君的權力而往往只能


屈從於統治者的意志，然而，並不能因此就認定漢儒或者先秦法家完全就只是權


力的侍從而忽略了其更廣泛的面向以及對約束在春秋戰國時代的長年戰爭中不斷


擴張的君主絕對權力的嘗試，畢竟，考察先秦法家如《韓非子》等對君主道德要


求的各種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法家除了輔助國君施政並教導國君如何以權


術實現其領導統御之外，也站在君主現實利害的角度提出了對於君主的各種道德


要求，終究，在君主絕對權力已然確立的時代，唯有透過說服君主相信對其有利


才有可能促使其採取政治思想家的改革理念，也唯有透過鞏固君權「強公室、杜


私門」以使國家權力定於一尊並最終使天下權力「惡乎定？定於一。」才能夠為


天下蒼生消弭長達數百年的反覆戰爭與破壞，先秦法家思想產生於春秋戰國的動


盪年代，自然對於「定於一」以安天下有著理念性的強烈渴望，因而在詮釋先秦


法家思想時，應該考量其時代背景而做深入的探討，而一旦經過參酌時代背景的


仔細分析便會發現，先秦法家並非志在做權力的侍從，而毋寧是志在做權力的良


師與諍友。



　　正由於《韓非子》等先秦法家思想站在權力者師友而非權力者反對者的角度


思考而提出了志在實現與幾乎儒家相同的為亂世「求治」的政治方略，卻因為站


在權力者利害角度思考而能提供更具體實用的建議，無怪乎儘管漢武帝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但中國歷代帝王實際上往往是採取「外儒內法」的統治術，為挽救宋


王朝積弱不振的國勢而強力推動變法圖強的宋儒王安石更曾歌詠先秦法家：「今


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當馬賽魚湯裡不再有赤鮋──五湖四海間全球性的竭澤而漁

　　Taras Grescoe在《海鮮的美味輓歌》一書在全球海洋各重要漁場的採訪紀實


裡夾敘夾議地提及全球海洋資源枯竭與漁源耗竭的令人心驚膽跳的豐富資料，也提


供了關於各種海洋生物在海陸生態平衡中微妙而重要角色的各種事實，像是洄游性


鮭魚其實擔當了將氮磷等被河流由陸地沖刷到海洋的重要元素重新帶回森林等陸地


生態系的重要功能，因而當不再洄游的沿岸鮭魚養殖場排擠了野生鮭魚的棲地，連


上游森林裡的樹木乃至麋鹿的生存都受到影響，像是牡犡與油鯡其實扮演了沿岸海


灣的海洋肝臟的角色，它們可以極有效率地濾食因為人為原因優氧化而大量繁殖並


造成魚類死亡的藻類，而它們被濫捕使得美東切薩皮克灣因優氧化與海水缺氧造成


的可怕後果頻繁發生，連生命力極強的藍蟹都得成群地逃上陸地避難。



　　台灣民眾向來喜食海鮮，視之為有益健康與環保的自然飲食，《海鮮的美味輓


歌》一書卻提出了令人不安的事實：鮭魚體內的戴奧辛和多氯聯苯含量極高，而魚


類體內普遍富含有礙大腦發展甚至可能造成嚴重中毒而造成痴呆與死亡的汞，若在


24小時內食用兩餐大型長壽魚類如劍旗魚、庸鰈、鯊魚和鮪魚將導致成人血液裡汞


含量增加一倍以上，但各國衛生單位對於魚類和海鮮的食品衛生檢驗卻比最廉價的


牛肉都還鬆散，多數海鮮並不在衛生單位的檢驗清單上，海鮮加工廠則主要依賴訴


諸企業榮譽的自律制度而一年只須檢驗一次；養殖蝦子除了可能帶有使人致病的病


原，更將使養蝦場的土地受到污染而無法再利用於耕種，而鮭魚養殖場除了密集養


殖造成病菌散布，也將對養殖海域的原始生態以及野生鮭魚群的基因庫造成破壞，


而許多養殖漁業往往位於勞力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對於當地住民的用水


與用地造成強烈的排擠效應，甚至對住民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響，然而，這些養殖


漁業的產品卻主要外銷已開發國家，其在開發中國家所創造的就業機會甚微，主要


的利益流向當地少數富有的企業家，卻會對當地原有的漁業與農業等產業造成嚴重


的破壞；因此，事實上，海鮮並不必然就是有益健康與環保的飲食。



　　自從現代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 於兩萬多年前開始從東非稀樹草原


向全球移民拓墾以來，人類一直有著大肆破壞新居地生態系統的歷史，甚至遠早於


工業化與全球化的近現代。復活節島的南島語族大肆砍伐大棕櫚樹等樹木以用於建


築與搬運摩艾宗教巨石像，等到最後一棵大棕櫚樹倒下，全島經濟與宗教信仰遂陷


入不可挽回的衰落與崩解，先前的文明不復存在，人們也就此失憶而退化回歸到原


始的部落生活；中國古代經典經常提及的象與犀牛等動物早已不復可見；美洲印地


安人向來被環保運動人士視為尊重自然與重視保育環境資源的人與土地良性互動典


範，但事實上，隨著印地安人的祖先跨越白令海峽自北向南移墾美洲各地，美洲各


地的猛瑪象、羚羊與長角野牛等大型動物也逐一滅絕，早期印地安人採取將體型極


大而難以狩獵的猛瑪象群趕下懸崖再取食的方式更使其每次獵得的猛瑪象肉遠多於


其消化能力而只能任其腐爛浪費，而奧梅克文化與瑪雅文化更因耗竭土地生產力而


使一度輝煌的文明長年湮沒於熱帶叢林，因此，美洲印地安人對環境的尊重與對自


然資源保育以使生生不息的習俗並非源自其天性與其他人類族群不同，而是在早期


移墾過程中掠奪性狩獵造成生態劇烈破壞後驚覺可供狩獵的野生動物等自然資源的


快速耗竭將使其陷入無資源可用的情境，然後才逐漸地發展出與土地和野生鳥獸魚


蟲和諧相處共存的生活方式與處世哲學。



　　同樣地，人類對漁業資源的耗竭也遠早於工業化與全球化的近現代。在地中海


地區，一萬九千年前岩穴壁畫有著早已絕種的大海雀和多種魚類，1728年時已有主


教舉辦公禱以祈求上帝讓地中海恢復原有的富足，而二十世紀初作家提到的七公斤


重無鬚鱈和成群鯡魚早已消失多年，現在，連法國經典美食馬賽魚湯裡不可或缺的


赤鮋都日益難以捕撈取得，但含有赤鮋的馬賽魚湯原本不過是當地平民用於果腹的


日常菜餚，由此可見地中海漁業資源因長年濫捕而日趨貧瘠情況之嚴重；而早在十


五世紀初，歐洲的鯡魚漁場枯竭促使歐洲人跨越大西洋尋找紐芬蘭等新的鱈魚漁源


，鱈魚隨後在工業化時代成為提供英國工人階級廉價蛋白質來源的Fish and Fries


的原料，十九世紀末，赫胥黎曾說「我仍然相信鱈魚漁場永遠取之不盡」，但到了


二十世紀末，紐芬蘭的鱈魚漁場枯竭已到了連禁漁復育都無法恢復的地步，鱈魚於


是不再是窮人吃得起的魚了。



　　然而，工業化與全球化確實促使全球漁業資源的耗竭進一步加速。工業化時代


帶來更高效率的漁船與流刺網與海底拖網等對海洋生物一網打盡的新漁業工作，甚


至連漁產加工都可以在船上完成；全球化時代則使得原本受限於各地文化而各不相


連的漁場資源得到全面流通，歐洲與日本等已開發國家大量地收購原本漁業技術落


後的非洲國家的捕魚權，使得原本較不受濫捕的漁場也因而被快速開發與濫捕，而


後冷戰的新一波全球化運動更使得原本被封閉而未受商業性利用的巴倫支海等漁場


被捲進資本主義商業性漁撈的巨大市場，並因當地政府管制效率不彰而往往只能放


任嚴重的非法濫捕等交易，而養殖漁業如養蝦和黑鮪魚養殖等更因全球化而從做為


已開發國家的消費國移往貧窮的開發中國家生產，但卻往往造成開發中國家的土地


與海域等天然資源的耗竭並排擠當地人民利用這些天然資源謀生的各種生計產業。


全球化讓東京的築地魚市得以取得台灣漁船等許多非日籍漁船在各大洋漁場捕獲的


高品質黑鮪魚，讓紐約的新富頓魚市場能夠大量而廉價地取得原本罕見昂貴的五湖


四海異國海鮮並豐富了紐約做為國際性都市的飲食菜單，甚至讓紐約的日本料理餐


廳得以每天以空運方式取得在築地魚市拍賣的各種海鮮材料，卻也讓印度等國家必


須承擔養殖蝦子的高昂環境成本，也讓原本可以保留給在地人民以較落後漁業技術


較永續地捕撈利用的各種漁業資源透過漁權買賣等方式成為國際自由貿易的商品而


被以缺乏永續性的方式濫捕，而開發中國家政府效能低落與貪污橫行更使其在面對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商業性漁業資源掠奪時益發顯得脆弱無力而加速了漁場資源


的竭澤而漁與耗損枯竭。



　　面對全球化時代加速的漁業資源枯竭，人類需要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與哲學態


度，然而，考諸漫長地質年代裡現代智人短暫的歷史紀錄，令人不由得有些悲觀起


來；是否，一如美洲印地安人，總必須要等到全球海洋資源耗竭的初步惡果出現，


人類才有可能在生態反撲的壓力下思考不同且要求劇烈改變現有生活方式的政策方


案？必須說的是，就漁業資源等自然生態的系統性危機而言，全球化其實是兩面刃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原本封閉而在擁有較低漁業技術開發中國家人群控制下的漁


場資源在經濟誘因下向全球商業性漁業開放而開始有更嚴重的濫捕問題與枯竭危機


，但另一方面，如果現代智人有那麼些傾向於短視的智慧總是要等到看到海洋資源


耗竭的惡果浮現才能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改變飲食習慣乃至於經濟產業模式的方案


，那麼，透過網路與衛星通訊，全球化下的便捷的全球資訊流通使得全球任一海域


發生的生態浩劫與漁場枯竭得以在最快的時間裡傳布全球，並得以因此而使得看到


惡果浮現的人們均能開始反思並願意接受必要的改革方案，此外，原本各自封閉的


文化與族群體系裡，面對海洋資源枯竭時也只能運用其有限的在地知識來加以應付


，因而必須各自進行試誤學習而承擔處置失當的海洋生態系統崩解風險，但在全球


化時代，面對海洋生態系統性危險時，各地人群均可以參考運用全球各地的知識與


經驗來進行危機處理與改革，甚至可以在技術人力與政策方案上進行全球合作與協


調而使其功效有更大的乘數效應。



　　孟子有云：「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想來，文明發展甚早的華夏民族早已曾經面對現代智人全球移墾史反覆出


現的自然資源過度耗用乃至於枯竭的問題，並和美洲印地安人一樣注意到了必須尊


重自然與適度採用自然資源才能使自然生態系統得以永續存在而為未來世代的人群


運用，全球海洋資源耗竭乃是全球化時代的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攸關人類生存的重


大課題，面對這個課題，我們無法過於樂觀，但也不必過於悲觀，畢竟，在現代智


人短暫的歷史裡，面對同樣的自然資源枯竭問題時，不論北美洲印地安人或者中國


古代人民與智者均已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提出了合乎現代環保概念的解決方案與哲


學思維，有著全球化下自由流通的知識與技術的現代人，當然也就更有能力在全球


範圍內互助和協調行動以保育海洋生態系以及維持海洋的永續生產力，好為更多世


代的現代智人提供生命必須的豐富營養以及提供足以啟發具有親生態性 (biophilia)


的人類心靈所必須的海洋壯闊之美。







參考書籍：泰拉斯‧格雷斯哥，《海鮮的美味輓歌──一位老饕的環球行動》，時報出版，台北。

因為我們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電影《牽阮的手》觀後有感

　　電影《牽阮的手》以紀錄片的形式對台灣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


進行了一次以台獨史觀為中心的大歷史論述建構。電影以曾長年參與政治犯救


援行動的田朝明醫師夫婦的人生故事為楔子，串起從中國民主黨組黨到彭明敏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再到反對運動組黨的一系列台灣歷史，並歸結到影片一開


始就提及的台灣獨立主題，隱喻著電影導演所欲傳達的史觀：整部台灣反對運


動史就是台灣人民追求獨立的長期奮鬥，而阻礙台灣人民追求台獨理想因而必


須打倒的最大反動力量就是「萬惡的國民黨」。



　　電影中一些片段讓我有著頗深的感觸，像是片中提及蔣中正前總統在任時


的各種反攻大陸與個人偶像崇拜式政治宣傳以及其逝世時的造神運動與萬民痛


哭追悼畫面，像是片中詮釋國府堅持不接受美日所提雙重代表權方案是台灣退


出聯合國以及國際參與空間受到壓縮的主要原因，像是片中對林宅血案的詮釋


以及對於田醫師夫婦的政治犯救援行動首先呈現田女士前往日本駐台單位求援


然後才提及雷震先生與國際特赦組織等美方人士的協助，像是片中不斷地引用


田醫師的日文書寫來呈現其內心思維的表現手法。讓我感觸良多的是，原來，


從小生活在同一塊台灣土地上的我們，竟然對這塊土地上的諸多歷史事件有著


如此不同的觀點與詮釋，原來，當政府高層為了維護顏面與鞏固政權等因素而


對人民隱瞞各項重大的國內與國際決策的國內外背景與決策思維，竟然可以讓


人民產生各種各樣或合理或不合理的揣測甚至陰謀論，竟然可以讓人民在終於


開始有權利表達與追求自己的理念時根據過去政府高層提供的錯誤資訊而嘗試


追求過度衝撞國際政治現實框架的涉外政策目標。



　　儘管中共在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9月所發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


再度重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


奮鬥！」，儘管國共聯合抗日期間毛澤東曾在延安高掛巨幅蔣中正戎裝肖像並


帶領中共黨政軍幹部高喊「蔣委員長萬歲！」，但中共最後還是在1949年12月


上旬將三民主義和蔣委員長一起驅逐到了東南島嶼台灣──大概，因為「今日」


向來只有24小時，而聯合向來是鬥爭的另一種形式。戰敗撤退台灣的國府政權


面臨著多重的危機，對外，一則有著中共意圖解放台灣以完全結束內戰的戰爭


威脅，二則美方在1949年8月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後對國府採取「大樹倒


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的冷淡態度更使得國府外援無著，而對內，一則本省


籍人民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傷痛而對國府政權有著高度的不信任感，二則做為國


府治台軍政控制力量核心的隨國府渡台外省籍軍民有著高度的返鄉渴望，尤其


是往往被非自願抓伕後糊裡糊塗隨國府來到人生地不熟島嶼而長年未婚的基層


士兵與軍官更是對家鄉與父母有著高度的思念，這樣子的思鄉情結成為國府抓


穩軍政力量藉以鞏固政權時的隱憂。



　　因應如此艱難的內外困局，國府渡台前後推動了包括土地改革與國民黨改


造運動等改革措施，透過土地改革拉攏本省籍農民支持並防範中共在台採取慣


用的土改策略發動革命而裡應外合推翻國府統治，透過國民黨改造運動以強化


蔣中正為中心的領袖個人崇拜與加強對軍政力量的控制並建構以黨領政、以黨


領軍（黨指揮槍？！）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國體制；此外，早期為了期望國


府政權能夠再度君臨中國，後期為了穩固軍心以鞏固做為國府治台軍政控制力


量核心的外省籍軍民的向心力，國府在台也推動了以「反攻大陸」為中心的一


系列政治宣傳，韓戰爆發後，國府一度期待東亞冷戰轉入熱戰將促使美國支持


國府展開軍事反攻，甚至在中共主力部隊被牽制在朝鮮的韓戰期間發動1952年


10月「南日島戰伇」並擊敗中共駐軍而獲勝，但當韓戰進入和談階段而接近尾


聲，中共主力部隊再度轉回東南沿海的對台正面，國府於1953年7月16日發動


的「東山島戰役」就只能以大敗收場了，1953年7月27日韓戰停戰協議簽署後


，東亞冷戰格局正式確立，反攻大陸自此成為幻夢，但為了穩定主要由隨國府


軍民構成的軍政力量並鞏固政權，國府此後仍然不斷地宣傳反攻大陸為其基本


國策因而成為《牽阮的手》影片中譏笑的「反攻神話」，但對隨國府渡台的軍


民而言，反攻大陸不只是一則笑話，那是在日夜思之不可得的思鄉情懷下不得


不的心理慰藉與情感寄託，而當蔣中正前總統逝世，痛哭的軍民與老兵們不全


然只是被洗腦而痛哭偉大領袖的逝去與「哲人其萎」，而更多的是傷感曾經許


諾帶他們返鄉的領導人離開人世也帶著他們僅存的一點返鄉思親夢想一起逝去


了。



　　此外，片中提及的美日雙重代表權案根據本人研究應該從來就不是現實可


能的選項，細節待相關文章中再詳細說明，在此僅引述麥克米蘭《只爭朝夕》


(頁224) 一書提到的「一九七一年初，華盛頓一個高階研究小組做出結論，美


國有可能輸掉該年度重要問題的表決……該研究小組僅提議美國的可能選擇，


華盛頓方面漸漸萌生一種想法，美國應該作態努力為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奮


鬥，不過聯合國若是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不失為好事一椿。」，可以說


，國府1971年10月25日聯大表決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匪」案前一刻宣布主動退


出聯合國並對內大肆宣傳乃是基於「漢賊不兩立」故退出聯合國，並不是真的


不願意接受雙重代表權的方案，而是現實條件下雙重代表權已無希望後以主動


退出來保住最後的尊嚴並以「漢賊不兩立」的宣傳維護政權正當性與鞏固政權


。而儘管原本痛恨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因為國府接收政策的貪污與殘暴而


開始萌生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懷念情緒，並將之與台獨理念結合，而國府渡台


後由於精銳部隊與軍官在內戰中消耗殆盡也重用了抗戰時曾在華北與中共軍隊


作戰的岡村寧次等日本軍官組成的「白團」來協助訓練與重建國府軍隊，但基


於東亞區域戰略格局，中共向來對於日本存在相當的戒心，麥克米蘭《只爭朝


夕》 (頁266) 一書也提到「尼克森接著重申季辛吉另外給出的承諾：不支持


任何的台灣獨立運動，運用美國的影響力阻止日本染指台灣，阻止台灣攻擊中


國大陸，漸次削減美國駐台兵力。」，尼克森與季辛苦的承諾當然是為了回應


中共提出的要求而做出的，可見在中共對於台獨與親日勢力造成中國的東亞區


域戰略壓力是有所警覺的，而過度地將推動台灣國際參與的複雜而艱鉅的美中


台三方談判交涉與台獨運動或者親日情結進行連結不但無益於台灣取得華府與


北京的信任而擴展國際參與，甚至恐怕反而有害。



　　在台灣土地上生活的各族群有著極不同的歷史記憶，本省籍人民由於二二


八事件的傷痛與長期被排除於政府中樞決策之外而對於國府與外省籍人士乃至


於任何和中國有關的人事物有著諸多的不諒解與被害者情結，外省籍人民由於


被驅離故鄉的傷痛與長年客居本省籍人士對其有著異樣眼光的異鄉異鄉而對台


灣較缺乏在地認同並對大陸內政問題有著異乎尋常的批評興趣，從批評簡體字


破壞中華文化到不斷訴說著留在大陸的家族成員裡有多少人在文革被鬥瘋鬥死


。本省籍人民對國府與外省籍人士的受害者情結只能透過國府揭露與還原更多


的歷史真相以及更謙卑地與人民對話才能逐漸化解，而本省籍人民對任何和中


國有關的人事物的不諒解則只能透過未來長時期的兩岸互動和增進理解才能逐


漸消弭，外省籍人民離鄉背井與家破人亡的傷痛唯有透過在國民黨史觀與共產


黨史觀之外對中國近代史脈絡進行全面的新理解才能逐漸釋懷，而外省籍人民


對台灣缺乏在地認同則有如移民拉丁美洲的純西班牙裔creolos的認同伊比利


半島而不認同拉美在地，唯有透過各世代外省籍人民的「被束縛的朝聖之旅」


式的親身體驗與思辨才能逐漸地消除其內心對「中華文化認同」與「台灣家鄉


認同」間不必要的無端區別與隔閡。



　　從白山黑水間的雪白血紅到西南天地邊的成都夢殘，那場內戰結束於上個


世紀中葉的1949年12月，而那場內戰的後果，像是遷徙流離，像是台灣國際參


與的困難，都是各族群台灣人民至今必須面對的客觀不可改變的現實處境，唯


有在各自不同的歷史記憶之間促進對話，才有可能真正地改善台灣社會內部的


族群關係與民主鞏固，而唯有誠實面對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台灣現實國際處


境並在此基礎上務實地思考在美中台三方間合理而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才有可


能紮實地為台灣的國際參與創造空間。

為人間留一盞未殘的燈火──基督宗教與亞伯拉罕的第四個宗教

－－張翠容《拉丁美洲真相之路》讀後有感





　　張翠容在《拉丁美洲真相之路》一書中以採訪紀實的方式呈現了非常不一樣


的拉丁美洲故事。十九世紀初的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削弱了宗主國西班牙對


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力並激起拉美殖民地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Simón Bolívar


有鑑於各殖民地獨立後勢單力薄，可能被列強介入而再度陷入壓迫性的殖民式政


經體制，遂力主在南美建立政治共同體，但終究失敗收場，無獨有偶地，


Francisco Morazán試圖在中美建立中美洲共和國聯邦最後也因封建地主與天


主教會勢力結合英美外援發動叛亂而功虧一簣，小國分化的拉丁美洲自此成為工


業化帝國主義列強競逐原物料資源與出口市場的邊陲地帶而淪落為殖民地經濟體


制。



　　張翠容實地走訪近年來陸續左轉的拉丁美洲各國，記錄下拉美人民歷經多年


軍事獨裁統治的苦難，記錄下只問反共立場不問民主人權的冷戰年代美國透過可


怖美洲學校甚至運用Klaus Barbie等舊納粹特務支援拉美右派軍事獨裁者壓迫


人民所遺留的傷痕──台灣政戰學校的遠朋班在那個荒謬的年代也協助美方訓練了


許多屠戮人民的拉美軍官，也記錄下那個不公義年代裡拉美天主教神職人員複雜


的角色，有些神職人員選擇視而不見甚至與獨裁者合作，但更多的神職人員如薩


爾瓦多的Romero總主教與瓜地馬拉的Geardi主教則選擇走下保守的神壇，以耶


穌的教誨為力量試圖對抗罪與不公義並在人類與上帝合作下使「在地上如同在天


上」的上帝之城降臨人世，開啟了拉丁美洲基督宗教特有的「解放神學」，包括


Romero與Geardi等許多天主教神職人員最後成為軍事獨裁政權的眼中釘而相繼


死於暗殺。然而，吊詭的是，基督新教 (Protestant) 向來代表改革思想，但


源自美國的福音派新教竟成為拉美反動勢力的最佳盟友，而儘管有著主業會保守


勢力牽制以及仍堅持桑解奧蒂嘉必須反墮胎才不反對其主政尼加拉瓜等保守立場


，但向來代表保守思想的天主教會成卻為拉美人民反抗暴政時的一盞明燈。



　　自從耶穌基督為人類帶來關於救贖的新信息以來，基督宗教向來是一個向苦


難大眾宣揚福音的宗教，《路加福音4:18》提到耶穌說「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


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


光明，受欺壓的，得自由。」，《路加福音18:24》也提到「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


的子民多麼難啊！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而在歷


史上，左派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與思維模式也與基督宗教有著深厚的淵源，牧師


衛斯理建立的循道宗 (Methodist) 是最早將關懷的目光投向快速工業化的英國


社會裡貧苦無助的工人的新教教派，而當衛斯理與循道宗開始有更多的資產階級


會眾並轉而開始強調工人階級的服從與工作倫理，部份牧師與會眾便分裂而成立


原始循道宗 (Primitive Methodist) 以專注關懷貧苦大眾的苦難，史達林在


參加共黨革命前曾是東正教神學院的輟學生，而當國民黨發動清黨，是上海租界


的西方傳教士與教會經營的孤兒院收留了被殺戮共產黨人的遺孤，宣稱無神論的


馬克思主義以神祕難解的唯物辯證法向人們保證了人類救贖的必然性，一如基督


宗教以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而死與復活所保證的救贖，而共產黨人掌權後以淨化


社會為名發動的清洗與殺戮也讓人不禁回想起三十年戰爭等宗教戰爭以宗教純淨


為名發動的血腥殺戮。因而，當拉丁美洲的不公義讓人再也不能忍受，天主教神


父秉持對耶穌基督的愛與教誨的信仰而相繼挺身而出參與反抗軍事獨裁政權的行


動甚至投身左派游擊隊，非但不是異端思想，毋寧更是實踐耶穌基督「在地上如


同在天上」教誨的勇敢行動。也許，Saint-Simon、Charles Fourier以及


Karl Marx等追求社會平等與公義的左翼思想家最早出現在西方基督教社會並非


偶然，畢竟，基督宗教向貧苦大眾宣揚救贖福音的福音主義 (Evangelicalism)


是第一個向世人宣揚關於公義與平等教義的普世宗教，而一如摩西帶領被奴役的


猶太人出埃及所代表的被壓迫者終獲自由的深層意義，左派可以說是亞伯拉罕的


第四個宗教。



　　然而，欽佩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以及英勇的神父們之餘，我們也必須思考，


究竟，當面對俗世的不公義時，基督宗教應該如何反應？為黑暗世界持掌正義之


火固然令人欽佩，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曾在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為歐洲保留文化


與學術火種的天主教會卻也因為掌握了龐大的政治權力而成為《十日談》等文學


作品的譏諷對象，最後在德法英等國激起了路德宗、喀爾文宗與聖公會等新教宗


派的反教權 (anti-cleric) 運動並導致反教權與教權反撲的慘烈宗教內戰甚至


國際宗教戰爭，甚至發生了以消滅宗教異端為名的慘絕人寰的屠村清洗，啟蒙哲


人伏爾泰眼見法國天主教會與政權結合的腐敗不堪而成為一位無神論者，法國大


革命時革命者們由於痛恨天主教會的不公義而試圖另創「理性教」以取代基督宗


教，馬克思眼見基督宗教成為替統治階級虛構統治正當性與麻痺人民追求權利意


志的「集體鴉片」遂提出「無神論」以進一步展開宗教除魅化運動，希冀藉此掃


除人民對統治階級結合宗教鬼神力量的正當性論述的畏懼而能夠勇敢地為自己的


權利挺身奮鬥，而在歷史上，一如許多本為被壓迫者的共產主義者持掌政權後的


作為，當本為被壓迫者的基督宗教一躍而成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宗教卻反而針


對羅馬帝國各地原本的傳統多神宗教展開毫不寬容的壓迫整肅。當基督宗教為了


反抗不公義而過度地參與了俗世的政治，由有原罪而不完美的人所組成的教會組


織便有可能無法抵抗權力與金錢的誘惑而墮落，因而失去其道德性與正當性，不


再是承載與宣揚耶穌基督救贖福音的希望所在卻反而淪為另一種不公義。



　　因此，為了讓基督徒與教會有更大的空間與不論右派或左派的統治者周旋，


也為了讓基督宗教繼續做為人間公義的象徵好讓受壓迫者有盼望，基督宗教應該


勇敢地為了被壓迫的人們挺身與不公義對抗周旋，但同時也應與權力保持適當的


距離以維護自身的正當性，才能為公義留下火種，為人間留一盞未殘的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