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社會團體雙贏的一種可能

討論現今台灣社會的政府決策，必須植基於現實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科學的產生本身或

許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科學的運用本身往往與社會情境大有相關。在當今台灣社會的情

境下，進行政策決策，如何納入更廣泛的意見以尋求一個較為合理妥適的政策，是值得

探討的。



首先，有三個基本的事實必須先說明。第一，在多元開放的社會裡，各種社會團體不可

能對政策全無意見，事實上，社會團體幾乎一定總會對政策有些自己的看法，或許根據

社會公共利益的考量，或許根據自身利益的考量。第二，沒有人是聖賢，因而，沒有人

是全知全能而思慮周到的，事務官不是，政務官不是，社會團體──不論公益或自利──也

不是，因此，即使政策制訂者立意良善，由於術業有專攻，仍有一定的可能有所疏漏之

處；第三，少數事務官固然可能制訂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政策，但更常見的是，在一個選

舉頻繁的社會，政務官可能受到特定資本家的施惠而扭曲政策，特別是出身選舉機器的

政務官。



在以上的基礎上，我們會發現，政府與社會團體間存在著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因

此，便有某種輸贏的存在，比較常見的不是一邊輸一邊贏，而是雙輸。以近年來沸沸揚

揚的樂生療養院保存為例，因為社會團體的抗爭而延宕四年，最後仍以保存四成左右其

餘拆遷重組收場，政府輸了形象也賠上了停工的損失，社會團體輸了他們最期待的原地

全區保留。



然而，個人認為，事情不一定要走到這個地步。



既然社會團體的異議是多元開放社會裡無可避免的事實，與其等到政策形成而前期的政

府資源投入已經不小的時候，才因為社會團體的異議而必須延宕或者修改政府政策，不

如早期地將政策方向的資訊揭露，讓社會團體可以在政策形成的早期就表達意見，然後

政府部門便可以社會團體的抗議為正當理由，邀請社會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來

共同協商政策，使得最後形成的政策本身即充分地整合社會各界的意見，如此群策群力

，不但可以讓政策更加完善而面面俱到，也可以及早進行政策溝通，不必等到政策形成

後才面對社會團體的抗爭而傷害政府形象與政策的公信力。這應該是一個雙贏的政策形

成模式，事實上，也是一個成本相對較小的決策方式。



事實上，在一個比較統合主義的國家，這樣子的決策模式是一個常態，而新統合主義的

決策模式便認為，政府統合多方利益以達成合理政策，最重要的動力來源便是社會團體

的壓力使得政府必須正視與處理這樣子的壓力。其最終的呈現，便是大家所認為的較為

人性而周全的西歐國家決策模式，而在多元開放的社會，新統合主義的決策模式其實有

助於提高政策的品質及維護政府的形象與公信力。

科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

傳統上，許多人認為這些領域間存在著某互斥的關係，

尤其在經濟學與社會學間，馬克思便曾說過，

自以為沒有意識型態的經濟學，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型態；

而在科學與社會學間，似乎，也有著科學霸權與科學的社會建構論間的爭論．



然而，撇開因為對彼此方法論不理解所帶來的口水戰，

這些不同的學問其實分析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面相，

而由於人類社會生活是一個整體，這些不同的面相是必須同時予以兼顧的，

才能夠為人類的社會生活帶來福利的極大化．



以英國早年的穀物法為例，為了鼓勵輸出，也許為了部份鄉紳的利益，

英國對於穀物出口採取出口獎勵，對穀物進口採取課稅，

如此一來勢必影響了穀物豐年累積以補荒年不足的原理，

豐年增加輸出所賺的那一點外匯往往不足以彌補荒年為了解決糧荒的花費，

事實上，不僅社會學者對此批評，亞當。斯密也認為這是一個應該廢除的法律管制，

最後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廢除了穀物法。

在這個案例中，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結論事實上方向一致。



在最近的台大醫院火災事件中，

醫療的管理與鑑定科學的應用，有助於某病人的死亡原因的法律歸責，

以初步的調查結果來看，院方意圖自行滅火而未及早通知刀房是造成後來應變不及的主因，

而主治醫師雖因外科硬漢作風未及早派流動護士查明事態，但畢竟醫護人員本以病人優先，

加上醫院極為罕見失火事件，尤其是台灣幾大醫療系統之一的台大，更難以想像，

最後因火災已擴大，不再有充分時間移動病患而不自陷險地，相對責任較小，

最後恐怕要以院方賠償來了事。

在此案例中，醫療與鑑定科學的事實幫助法學釐清責任歸屬，

也使得法學能在這個基礎上確認醫療過程中病人權益的保障。



以美國的私人健康保險體系為例，其價格高昂除了私人保險公司的經營手段，

在藥價的部份則是由於美國國會受到不當的藥商利益介入，

管制政府支付的Medicare和Medicaid不得利用其在藥品市場的高購買力量來議價，

使得美國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無法像台灣的健保一樣設法壓低藥價，

自然也無法對私人健康保險的藥品議價起一個帶頭作用。

在這裡，市場自由機制的受限造成了飽受社會學者批判的高藥價現象。



在更多的現代社會案例中，社會學進行某種社會診斷，

發現了社會中待解決的不公平與不合理，

必須透過某種制度性的方式來加以解決，然而，

如果沒有經過經濟學的分析，思考如何有效率地進行制度安排，

最後的結果不但無法有效地解決社會學所發現的問題，

反而可能造成嚴重的後遺症，使得國家社會付出重大代價。

在這個案例中，四個領域之間必須有良好的資訊交流，

而同樣重要的，必須有溝通而非對立挑釁的意願與能力，

才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並促進社會福祉。



社會是一個整體，知識體系應該也是，

自古以來哲人多是跨領域的思考者，一如亞里斯多德，

只是後來不同學門內部知識累積快速，因而使得專業化成必需，

然而，專業分工不應該帶來人類知識體系的分裂，而應該是更一步合作的開始；

上述的四個學門，也應該只是這樣子的合作的一個思考案例，而非僅此一種。

歲暮年終

歲暮年終，又是一年過去．



疲勞的一年，似乎還沒有看到終點．



選擇了不同的視野，也選擇了不同的世界，

或許，生命原本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



選擇，對一個已然成年的人而言，卻似乎總不是那麼單純，

總會有些無聊的捕風捉影與猜測，總會，

有些無趣而不必要的壓力要去應付．



但生命原本如此，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