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弱勢？打壓菁英？抑或，反共防左？！──論國府在台推動土地改革之動機

──劉志偉、柯志明《戰後糧政體制的建立與土地制度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


與農民(1945-1953)》讀後有感





　　首先必須說的是，1949年12月國府中樞播遷來台後，國府與國民黨實質上


已是個資源與實力全失的空心大佬倌，但為了維持顏面以鞏固統治正當性──尤


其是鞏固其在做為其統治軍政力量來源的渡台外省籍軍民之間的統治正當性，


以免渡台軍民了解「反攻無望」的殘酷真相後會因思鄉情怯而出現投共返鄉情


緒，將使國府在台統治面臨全面瓦解的危機並使中共渡海解放台灣以完全結束


內戰的意圖有可能實現──國府遷台後遂展開對中國近代史的全面改寫，透過歷


史論述的改寫與再論述而建構以蔣中正國府中央系統為具備道德正當性的統治


正統的中國近代史，像是孫文與蔣中正、何應欽等三名軍官的合影照片便被修


改成只有孫與蔣兩人的合照以隱喻由孫到蔣一脈相傳的革命傳承，實則，孫文


選擇的政治繼承人應是為其書寫遺囑的汪兆銘，汪在長年被蔣刻意排擠後於抗


戰初期在河內發表「豔電」而與侵華日軍合作建立汪偽「國民政府」，深知孫


文晚年思想左轉的遺孀宋慶齡則被蔣排擠而難於在國民黨內發揮政治影響力，


宋此後長年同時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選舉為中央委員。



　　然而，國府遷台後對中國近代史論述的改寫甚至於簒改卻透過國家教育體


制的歷史教育甚至於國語文教育而在台灣廣為流傳而被許多人不加思索地視為


真實並做為他們思考、分析中國近代史與戰後台灣史的參考座標系統，不論是


支持或者否定這些國府有目的地改寫的歷史論述，包括許多「愛台灣」的「本


土派」歷史研究者的歷史視野均受到國府歷史論述的高度侷限與框架卻不自知


，例如在看待中共與國共內戰的歷史觀點上，許多所謂的本土派歷史學者依然


高度承繼了國府史觀而未能如美國歷史學者般以較超然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待


分析，於是這些高度反國民黨而愛台灣的所謂本土派歷史學者卻吊詭地成為了


台灣史學家陳芳明所稱的國民黨反共教育的最忠實信徒而全不自覺。



　　在台灣戰後土地改革方面，國府則宣傳是沿續孫文革命時的「平均地權」


主張和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耕者有其田」主張而在台推動土地改革以照顧弱


勢並提高農民耕作生產的積極性以提高糧食生產，實則，出身地主紳商的西山


會議派等國民黨右派勢力暗殺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後，在國共合作北伐途


中復因恐懼中共在各地發動的土地改革等工農運動而擁立北伐軍總司令於南京


另立黨中央以對抗當時與中共合作的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自此以後，以蔣中


正為首的國府中央與地方各系統勢力可以說一直是一個「地主軍紳政權」，早


已不是劉、柯文中提及的秉持著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與小農結盟，恰恰相反，國


府自1928年清黨和北伐成功後就一直是一個與大地主結盟的政權。



　　在台推動土地改革政策過程中也處處可見其對土地改革缺乏真正熱誠，像


是劉、柯文中便提及「台灣省地政局長沈時可一九五一年底赴日考察日本戰後


土地改革成果時，則將重點放置於日本土地改革過程地主階級遭逢的權益受損


與不公平的問題上，期望未來台灣實施限田時也能保障地主階級的權益」，而


最後也僅做到有限度地「限田」而未能進一步做到「耕者有其田」。此外，國


府接收之初並未積極地重建日本殖民時代後期用於壓抑地主勢力和增加米糧生


產的業佃會等護佃機制，放任地主收取的土地收益佃租租率由1937年的五成左


右上升到1945年的六成左右，並由日本殖民時代晚期的「現金租」恢復為戰後


通膨嚴重、貨幣急速貶值情勢下對地主較有利的「實物租」，而當國府為了徵


收內戰軍需的軍糧而增加對土地生產剩餘的各種稅賦徵收時，同樣地放任理論


上必須承擔相關土地稅賦的地主轉嫁負擔給佃農，致使國府對單位面積水田產


出搾取的擴張幅度實際上低於地主主地收益增長幅度，1945-48年間單位面積


水田產出之中，國府透過稅賦分配到的比例增加了3.43%，地主階級則增加了


10.22%，而佃農階級卻減少了13.65%，可以說，國府不但放任地主轉嫁軍糧


等的稅賦徵收而甚至放任地主於此同時進一步增加地主本身對佃農生產剩餘的


搾取，凡此均顯示國府初期不但未透過保護佃農利益來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的


經濟基礎，反而放任本省籍土地菁英加強其對土地收益的搾取，這反映了國府


做為一個地主軍紳政權的性格，即便是到淪陷多年的台灣接收的國府官員，由


於大多出身地主紳商階級，對於與自己家族土地利益無關的台灣也不願推動土


地改革甚至不願簡單地保護佃農，原因不外乎當時中共已在中國各地推動比起


抗戰時期的「二五減租」更激烈的土改運動以便開始整肅地主並鞏固統治，來


台接收的國府官員自然不願意在國統區台灣也推動土改造成土改風潮在中國國


統區各省全面擴散而影響其既得利益。



　　基於這樣子的歷史事實，可見國府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仍然放任台灣


土地菁英擴大其對佃農的搾取，而即使到了1951年在台展開全面土地改革時，


國府相關官員考察日本土改經驗時也強調要保障地主權益，而或許因為二二八


事件後台灣族群關係趨於敏感，中國土地改革學會也主張「為顧及本省特殊情


形」應讓地主保留一定面積的出租耕地，而最後的所謂「耕者有其田」政策也


未能消滅地主階級而僅採取「限田」的政策，凡此均顯示國府推動土地改革的


目的應非為了二二八事件後透過土地改革等手段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的經濟基


礎。



　　國府遷台後在台推動土改背後動機主要應該是檢討國府大陸時期失敗的經


驗，亦即中共自北伐與清黨後就一貫地透過土改來爭取群眾支持，抗戰時在中


共控制的華北解放區也持續地透過土改來清除親國府地方勢力，抗戰時因顧慮


必須爭取各方勢力支持以共同抗日，中共採取較溫和的「二五減租」而僅在中


共控制力較強的根據地或者地主逃亡大西南之地推動較激烈的土改分田，戰後


中共加強其土改運動而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全面土改分田並清算地主以鞏固


中共在所控制解放區的統治力量和群眾支持，此外，戰後中共更在東北等地推


動更激烈的土改政策，因而即使軍事上一時敗於國府而退出南滿，但國府在南


滿卻僅能控制大城市與鐵路等交通要道的點與線，廣大的南滿農村地區則因土


改造成的民心向背效應而仍在中共勢力牢牢掌握之中，山東剿共戰事更因國府


組織「地主還鄉團」以刻意謔稱「耕者有其田」（將分田佃農活埋至僅頭部露


出地面後以犁耕過而使斬斷其頭頸）的殘酷虐殺手段試圖奪回自抗戰時起便在


中共歷次土改運動中早已改由農民所有的土地而激起農民憤而全面倒向中共，


儘管當時蔣中正手諭承諾土改後土地所有現狀，但大多出現地主家庭的國府中


央與地方軍系各級軍官自然不可能改革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並未依令執行，國府


動員七十萬大軍進攻山東，占領七十餘城旋復又失去七十餘城，七十萬大軍全


軍覆沒，國府軍在山東與東北的慘敗，除了主事者陳誠配合國府軍事整編會議


決議的裁軍復員政策而拒絕接納親國府的山東游擊隊與東北偽滿軍以便防範各


地非中央軍系的地方軍政勢力再起卻反而使得許多久經戰陣的基層士兵與軍官


因失業後無以為生而倒向中共外，中共長期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得農民等基層群


眾倒向中共更是重要因素，許多曾參與內戰的國府將領均曾回憶，抗戰時各地


人民出錢出糧出力主動支援國府軍隊，但內戰時國府軍連找個當地農民幫部隊


帶路都不可得，土地改革造成的民心向背效應對於國府在國共內戰中的全面崩


盤乃是極關鍵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



　　國府戰後在大陸與台灣各地推動成效甚微且實際執行率頗低的土地改革政


策像是1946年7月起推動「二五減租」，主要的原因無非是因當時中共已在各


地推動更激烈的土改分田肅清地主等土地改革運動，國府於是只得仿效中共抗


戰時期的「二五減租」政策以做為緩和各地租佃矛盾的手段並防止農民轉向中


共，惟因清黨後國府各地各級軍政官員多為地主階級出身而即使是溫和的減租


都難於真正落實推動，而對於以各種手段規避減租的地主也罕有處罰，1947年


起開始在台灣各地推動的減租運動招到地主以惡意加租、撤佃等手段加以抵制


，佃農一再陳情要求政府介入以貫徹三七五減租但國府卻從未認真處理。由於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台軍援轉而積極，一時間國府似乎反攻大陸有望


，1951年6月推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和1953年1月推動《耕者有其田條


例》立法以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的所謂土改三部曲時，便


受到許多具有大陸各省地主背景的外省籍老立委的強力反彈，其原因無非擔心


一旦國府在台灣推動土改則將來反攻大陸後勢必也將在大陸各地推動相同的土


改政策而使其不可能奪回其土地利益，顯示了國府在台土改政策並未受到外省


籍軍政人士的全面支持以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卻反而受到同樣出身土地菁英


的外省籍軍政人士的高度反對。國府最後的土改政策方案乃由受美援支持的農


復會主導，於1951年9月起展開「地籍總歸戶」並於1953年起推動所謂的「耕


者有其田」，但其實最後僅實施了針對「私有出租耕地」的「限田」措施，行


政院長陳誠並指為「顧及事實與政治關係」將以「限田」做為整個土地改革政


策的終點而不再推動更激烈的土地改革政策，地主仍可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


田六甲的私有出租耕地，其餘以七成實物債券搭配三成公營事業股票分十年償


還為補償金加以徵收分配。



　　至於國府在台的「限田」土地改革方案的政策細節則主要是由農復會和地


政局等相關官員參考戰後美國透過東京盟軍總部 (GHQ) 強迫被佔領國的日本


政府依美國經濟學家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所推動的日本戰後土地改革方案，而


美國透過東京盟軍總部要求日本政府推動的日本土地改革顯然目的在於考量東


亞冷戰下日本做為西方集團前哨的戰略位置重要，而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又保留


了許多封建領主地主等的土地菁英而存在著租佃階級矛盾，為為反共防左而防


止日本共產黨等左翼勢力利用租佃階級矛盾煽動革命風潮因而要求日本政府透


過土地改革來緩和社會矛盾以遏制左翼勢力崛起。歷史總是充滿了反諷，主要


由戰前右派財閥地主既得利益勢力組成的日本自由民主黨（自民黨）與其所建


立的極度保守的「五五體制」，最後竟因為美方強迫推動的土地改革而得以熬


過戰後日本民生凋弊下風起雲湧、此起彼落的左翼革命浪潮在日本民間建立其


基層群眾支持與統治正當性基礎而能一黨獨大長期執政，而大陸時期本為地主


軍紳政權的國府也因為檢討大陸時期對中共鬥爭失敗的慘痛經驗而參考日本土


改方案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最後竟也因為土地改革而在台灣基層社會獲取相


當程度的支持並剷除有利左翼勢力發展的社會矛盾土壤而得以維持國府在台長


時期的威權統治，最終更因此得到喘息的機會而得以在日後推動其政權的本土


化與民主化，搖身一變成為建設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政治的「改革者」並自我


宣傳是實踐孫文「平均地權」理想的「農民利益照顧者」。



　　部分台灣史論者認為國府在1949年以後陸續推動的土地改革政策乃是為了


在經濟上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然而，考察上述的歷史事實可以發現，當時國


府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的動機應與打壓本省籍土地菁英無關，其目的其實在於「


反共防左」，畢竟，1949-1953年間的國府遷台早期，國府一心認為反攻大陸


有望而從未認真看待本省籍菁英，並未有台灣本土軍系足以和國府中央軍抗衡


的台灣本土菁英在當時國府高層的眼裡是無關緊要而稍加覊糜即可的不足為懼


的薄弱地方勢力，國府當時各項政策忽略本省籍人士感受的問題是存在的，但


既然無視而不以為懼則也無必要加以刻意打壓。國府上下渡台初期的心理狀態


接近抗戰時退往重慶時的國府而認為不旋踵就要反攻大陸還都南京，國府在重


慶時期並未透過土地改革等手段來壓抑四川地方勢力以加強控制，而當時與同


在大西南地區的雲南省主席龍雲的衝突主要乃因龍雲手控滇省地方本土軍系的


軍事力量且一度欲與汪精衛政府合作而對國府造成具有軍事實力的威脅，而龍


雲在抗戰結束後的1945年10月3日被中央軍系的滇緬遠征軍司令杜聿明圍攻並


解除武裝後，國府除改派同屬原滇軍系的盧漢為雲南省主席外也並未採取土地


改革的手段來根本瓦解滇軍系，可見，國府一則真正忌憚者主要是具有地方本


土軍系軍事力量者而非台灣土地菁英般從未具有本土軍系軍事力量者，二則國


府對所忌憚的本土軍系實力者也從未透過土地改革手段來將整肅範圍擴及基層


社會──畢竟，這些基層社會的土地菁英與國府中樞軍政官員實際上乃是系出於


相同的地主紳商既得利益社會階級，三則國府遷台初期並未有在台灣久待的打


算因而並無必要考慮本省籍與外省籍菁英相對經濟力量差異的問題，四則土地


改革後的土地分配絕大多數流向原本耕種的本省籍佃農而未大量流入外省籍人


士所有，因此，總結來說，國府在1949-1953年間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的


真正動機雖然並非國府聲稱的「照顧弱勢」但恐怕亦非部分本省籍菁英主張的


「打壓菁英」，而是與戰後美國在日本與南韓推動的由美國經濟學家研擬的土


地改革政策一樣，乃是當時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格局下的「反共防左」策略，


其說不出口的真正目的在於透過土地改革來緩和租佃矛盾等社會矛盾並化解潛


在的社會革命浪潮。



　　土地改革後，許多仍保有大量土地的本省籍土地菁英士紳轉而與國府合作


以獲取各種特許利益，其中許多最終轉化為國民黨在各地的地方派系勢力以及


國民黨選舉動員時的地方「頭人」，這些由舊地主轉化而來的國民黨地方派系


勢力在各地長時期牢牢掌握著農漁會及其信用部等地方政經網絡資源－－由此


可見，自大陸時期起就具有強烈地主軍紳政權性格的國府並未透過土地改革徹


底瓦解台灣本省籍土地菁英並將之趕出歷史舞台，卻反而在有限度的「限田」


土改後就轉而與本省籍土地菁英緊密結合並給予其諸多的特許利益以取得其協


助而得以建構國府在台灣各地的地方基層組織力量；然而，也有少部份土地菁


英轉而投身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由於國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最終僅以有限度的


「限田」為其終點而並未推動全面的土改分田而完全消滅舊地主階級的經濟力


量，這些轉而投身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的舊土地菁英一如各國推動威權體制轉


型的資產階級一樣具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且其改革主張也是具有濃厚資產階級色


彩的溫和自由派改革，而由於國府在台推動土地改革的手段是較為溫和的由政


府徵收分配的方式，並未如中共推動土改是發動基層佃農鬥爭毆殺地主，土地


改革中自地主菁英處得到土地的台灣農民由於未參與對地主的鬥爭毆殺而對舊


地主菁英未有極端恐懼報復的心理情結，許多農民反而由於過去租佃關係而對


於這些土地菁英有所同情，這些轉而投身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的本省籍土地菁


英於是有了在台灣土地上發展其力量的可能，這股力量在日後復與1980年代的


工農運動和消費者運動等社會運動結合且又與體制內的溫和改革派相互激盪競


合，最終在台灣成就了華人社會第一個民主政治並經歷兩次政黨輪替的鞏固而


日趨成熟。



　　台灣歷史一如南韓歷史，在內戰與冷戰的時代有過許多血跡斑斑的傷痕，


由於陳儀接收政策不當造成的二二八事件後兩年國府就在台推動土地改革政策


，對於剛脫離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而對中國近現代史複雜脈絡無從理解


的本省籍台灣人民而言，很自然地會聯想土地改革政策是否是又是國府針對本


省籍菁英的經濟打壓並因而加深省籍情結，然而，爬梳歷史的細節，我們發現


事實或許遠比國府官樣文章所願意承認的或者本省籍菁英所能夠想像的情節更


為複雜。

共產黨來了？台獨份子來了？中國人來了？賣台份子來了？抑或，狼來了？！

──歐素瑛《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讀後有感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台展開受降與接收工作，儘管陳儀

抵台之初便聲稱接收工作絕對「不揩油」，但實際上，來台接收的中央大員與

各級官吏一如前往東北甚至南京等淪陷區接收的中央大員與各級官吏，都藉著

接收工作中飽私囊而一個個「五子登科」使得接收淪為「劫收」，由於接收工

作的徹底失敗與腐化，民心向背使得國府自此在國共內戰中失去最重要的群眾

基礎，埋下了國府最終走向覆亡的種子；與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同為

浙江人的陳儀屬於國民黨非蔣中正中央系統的政學系，抵台接收的國府第七十

軍乃是紀律、裝備與訓練俱劣的國府地方軍系「雜牌軍」，原本安排來台接收

的中央軍系精銳部隊則因國府中樞欲與中共爭奪東北地盤而轉調東北，陳儀及

其手下各級渡台親信扈從官吏與軍人在各方面的貪污腐敗與裙帶關係使得日本

殖民統治下已有法治觀念的台灣人民委實不堪其擾，加上國府中樞不顧美國馬

歇爾與桂系李白的力諫以及1946年春夏間長江流域嚴重洪患導致糧食生產極度

匱乏的民生經濟困難而執意發動內戰，本為富饒的米糖王國的台灣米糧大量運

往大陸供內戰軍需之用而官員藉機從中謀利營私更屢見不鮮，竟使得台灣人民

的生活品質大幅下降而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糧食短缺。



　　1947年2月28日，台灣終於因為查緝私菸的警民衝突而點燃了早已遍地沸

騰的民怨，官逼民反壓迫台灣人民不得不英勇抗暴以求生存，其中包括了主要

由士紳組成要求和平解決並改革接收工作的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主

要由中共台灣省工委與舊台共等左翼勢力主導的武裝起義，貪腐無能的行政長

官陳儀為了掩飾其貪污腐敗激起民變的統治失敗事實，一方面對台灣士紳組成

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虛與委蛇，另方面卻將零星不成氣候的武裝起義行動

誇大為台灣到處是共產黨革命份子而要求國府中樞增派部隊赴台鎮壓，蔣中正

最後派遣劉雨卿川軍第二十一師兵分兩路自基隆港與高雄港登陸台灣展開血腥

鎮壓。



　　事變後，國府於1947年3月底將行政長官陳儀撤職，同年5月中國府裁撤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改派同屬政學系的外交官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省主席不再兼

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1948年8月間陳儀回原籍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1月間國

府頹勢已現，陳儀動念投共並勸說駐守上海的同為浙江籍的黃埔系將領、京滬

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一起投共卻為湯向蔣檢舉，陳儀被撤職囚禁稍後則被軍法

判處死刑。亂扣和平抗議暴政的台灣人民紅帽子的陳儀最後竟以投共罪名被槍

決於馬場町，想來天理昭彰，總是報應不爽。劉雨卿川軍第二十一師在事變後

轉駐京滬一帶，最後在1949年4月下旬共軍發動渡江戰役時被全殲於江陰。



　　李媽兜案反映的正是1945年政權交替時期台灣人民的徬徨不安以及國府從

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之間日益惡化的恐共歇斯底里。



　　李媽兜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便積極參與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等左翼社會運

動，但並未加入台共，由於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配合日本本國軍國主義勢力

獨攬大權與對日本本國左翼與自由派勢力的全面整肅而也對台灣左翼運動展開

鋪天蓋地的大整肅，台灣文化協會被勒令強制解散以及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被捕

長期關押後台灣實際上已進入完全缺乏左翼思潮與運動的軍事戒嚴狀態，許多

逃過逮捕的台灣左翼份子如蔡孝乾等人於是紛紛逃往中國大陸依附中共，李媽

兜則是逃往廈門一帶而後輾轉加入李友邦將軍領導的台灣義勇隊抗日部隊，戰

後中共向中國各地尤其是國府勢力已因受日本佔領而大幅削弱而使中共有較大

機會發展力量的淪陷區各省派出工作單位，台共原本依第三國際一國一共產黨

和殖民地革命理論的世界革命方針而受日共領導，但台共成員由於民族感情而

自始便多有傾向中共者，戰後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日共德田球一等人受到駐日

美軍與日本右派的壓制而自顧不暇遑論支援前殖民地台灣革命，於是，透過轉

而加入中共的蔡孝乾等人，戰後才被釋放的謝雪紅等台灣左翼人士也與中共建

立了聯繫但因人事因素而並未建立直接的領導關係，李媽兜也在1946年1月返

台並在同年6、7月間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後出任台南市工委書記。



　　由於陳儀接收政策不當造成台灣人民的不滿而人心騷動，台灣左翼人士於

是藉機發展運動，惟由於大正民主時期結束後日本右派軍部勢力的大肆整肅，

戰後台灣左翼運動幾乎是從頭來過因而其實並未能有廣泛的組織力量，而由於

行政長官公署未能考量台灣已被迫接受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特殊情勢的整肅漢

奸行動，極少數曾與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協力者台灣士紳也因為對自己的未來感

到恐慌而展開規模極小的所謂台獨運動，可以說，所謂的共產黨勢力或者台獨

運動勢力在當時的台灣實力與群眾基礎極為有限。然而，由於戰後台灣人民難

於在短時間內學會新的國語，當二二八事件時抗議群眾一如世界各地的抗議群

眾以齊聲歌唱的方式提振士氣與凝聚向心力時，他們使用的是自幼熟悉的日本

歌曲，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而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後天天廣播的日本軍國

主義洗腦歌，這本是社會運動的自然現象而實未有懷念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

但陳儀等行政長官公署軍文官員未能了解台灣的實際情況，卻因而勾起八年抗

戰中國受日軍蹂躝的慘痛記憶，於是指控台灣人民受奴化教育而認同日本殖民

統治卻厭惡中華文化與回歸中國統治，此外，儘管共產黨發動的武裝起義僅有

台中舊台共謝雪紅的二七部隊與台南省工委的台灣民主聯軍且二者均勢單力薄

而不成氣候，而二者之間又由於人事問題而從未能夠協同作戰，但自清黨後與

地主紳商勢力廣泛結合的國府中央與地方系統軍政人士再也無力透過主動推動

土地改革等方式來爭取基層群眾的支持，反而一如中國歷史的封建統治集團般

高高在上殘酷地統治壓搾貧苦的佃農然後以儒教思想來為其殘民以逞的剝削壓

迫塗抹脂粉，國府統治機器上下對於自北伐時起便一貫地以土地改革做為調動

群眾積極性策略的共產黨有著高度的恐慌，恐慌來自於與地主紳商勢力緊密結

合的他們實乃以中國人口中不及百分之一的極少數靠著剝削壓迫佔人口絕對多

數的貧苦佃農與勞工來獲取經濟剩餘並維持其附庸風雅的奢侈揮霍闊綽生活，

於是對於絕對多數的貧苦佃農與勞工有著時時刻刻擔心其團結反抗的心理畏懼

，也對於提倡工農權利的任何主張都恐懼著是否會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失

而亟一概視為暴力革命份子加以血腥鎮壓，幻想著只要殺得夠多夠狠就能夠永

遠繼續享受他們剝削人民得到的沾滿血腥的既得利益，卻永遠不願意如西方國

家般選擇將一部份的既得利益拿出來照顧弱勢者並透過實現社會分配正義來緩

和社會矛盾與化解革命風潮，於是，陳儀也就將截然不同且相關性極低的主張

和平解決與武裝抗暴的兩群台灣人民一概視為共產黨革命者，然後利用當時瀰

漫國府上下的恐共情緒而要求武力鎮壓，希冀藉此掩飾其接收工作失敗而發生

的嚴重貪污腐敗與台灣民心思變，1950年1月間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

捕後供稱至二二八事件時僅有黨員未及八十人，但國府中統局情治人員卻於二

二八事件期間報告南京當局台灣當時已有三萬名以上的共產黨員，與地主紳商

勢力緊密結合的國府上下對於可能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共產黨之恐共歇斯底里是

如何地杯弓蛇影，由此荒謬的數字差距可見一斑。



　　二二八事件被國府鎮壓平定後，李媽兜與倖存的共產黨員轉往台南一帶偏

遠農村繼續其革命活動，然後，隨著國府中樞在1949年底播遷來台而發動白色

恐怖以加強對台灣左翼殘存勢力的整肅力道以及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等土

地改革政策的推動使得左翼運動失去其發動群眾運動的力量基礎，而原本預計

在1950年6月間發動對台作戰的中共復又因韓戰爆發轉而把注意力投向鴨綠江

畔，李媽兜等人在台發展組織和發動武裝行動的努力一一失敗，最終於1952年

2月16日被捕並於隔年7月18日槍決。



　　1949年底，國府中樞播遷來台，一方面針對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士以「自首

不誠」為藉口展開新一波的整肅來壓制島內本省籍人民中可能潛藏的左翼份子

，另方面自黃埔系將領、台灣省主席陳誠於1949年5月發布台灣省戒嚴令後便透

過控制港口以嚴審渡台軍民身分，目的在於清查渡台外省軍民中是否潛伏共產

黨員以及確保只有蔣中正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得以渡台，1950年5月間海南島陷

共，自海南島撤退的粵系部隊原本預計自高雄港登陸，但或許因為當時高雄鳳

山一帶駐紮著許多與1950年3月間升任陸軍總司令、美國軍校畢業而深受美方信

任卻被蔣中正視為可能「挾美自重」的非黃埔系中央軍將領孫立人將軍關係密

切的部隊，自海南島撤退的部隊被命令改由基隆港登陸，甫登陸便被黃埔系部

隊包圍繳械並取消番號打散整編，1955年，白色恐怖的大案孫立人案爆發，這

位在東北四平街戰役指揮新一軍打敗中共東北民主聯軍的名將被以身旁潛伏匪

諜的罪名軟禁，但真正的罪名恐怕是「挾美自重」。白色恐怖的時代，恐共歇

斯底里混雜著各種高層權力鬥爭乃至於基層官員甚至一般民眾私人挾怨報復而

發生許多的冤錯假案，李媽兜案牽連許多的大案、小案人數極多且有五十餘人

被判處死刑，但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之後，李媽兜是否真的可能發展如

情治單位所指控如此龐大的組織是極有問題的，其中因國府恐共歇斯底里而導

致濫殺無辜的比例恐怕非常之大。



　　由於參與二二八事件鎮壓與清鄉的第二十一師等部隊均屬於非黃埔系的地

方軍系部隊，且又大多已在內戰中被共軍殲滅因而無法像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

軍或者參與納粹集中營屠殺的德軍般在戰後現身說法與道歉懺悔，1949年後隨

國府渡台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民大多不認為自己與這些參與二二八血腥屠殺的地

方軍系部隊有什麼關連或者共同責任，但在本省籍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與中國近現代史複雜脈絡截斷的歷史認知脈絡裡卻又無法感受與區分同樣來

自中國大陸、同樣掛著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頭銜的兩者有何不同，因而造成了數

十年難解的省籍情結，以及不時出現的各種純粹表達各自族群情緒與恐懼卻完

全不符史實的歷史論述，像是沿用陳儀的胡亂指控而認定二二八事件乃是共產

黨結合長老教會發動的以殺害外省人為目標的動亂──實則，當時在台共產黨人

多屬中共台灣省工委且其目的在於解放台灣成為中共控制的一省而不可能煽動

殺害外省人，或者認定二二八事件元兇乃是蔣中正而目的在於整肅本省籍菁英

──實則，1947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居於高度優勢，同年3月間國府軍胡宗南

部甚至克復了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蔣中正當時並不可能特別注意彈丸之地台

灣。



　　二二八事件後，1949年底渡台軍民瀰漫著對台灣本省籍人民的不安想像。

竹籬笆裡的人群一方面因為大陸時期被中共擊敗的慘痛記憶而想像著處處潛伏

隨時會冒出來的共產黨人，一方面卻想像著本省籍人民都是親近日本而厭惡中

華文化的台獨份子，於是也就認為自己是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唯一捍衛者，直到

2011年底還有外省籍學者提出一旦兩岸貿易中斷則中華文化認同將在台灣消失

的論點，實則，兩岸貿易當然有益於兩岸間的接觸與相互了解，但本省籍人民

的傳統宗教信仰與祖先崇拜乃沿襲中華文化而且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也從未消

失，並不需要「被教育」才能對中華文化有所認知傳承；而國民黨則因一時間

無法有效處理黨內與黨外的族群間政治社會平等的問題，開始做起評論家南方

朔先生批評的「拿中共嚇台灣人民、拿台獨嚇中共當局」的兩岸和平獨門經紀

生意來，卻又因為難忘1949年的國共情仇而不時想著希望中共改將蔣中正評論

為世界偉人或者兩岸共同討論抗日戰爭與未來共同中文文字書寫系統，實則，

台灣本省籍人民由於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經驗──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慘痛傷痕

──而希望在國際政治地位上保持一定自主性的願望與所謂的親近日本軍國主義

的老皇民台獨運動並沒有太大的關連，而本省籍人民由於沒有涉入國共恩怨情

仇而在討論兩岸關係時也就不會採取試圖具有另類「反攻大陸」幻想的兩岸觀

點，反而有可能純粹就兩岸實力對比、安全需求以及東亞國際戰略格局的務實

角度來看待與處理兩岸關係。



　　二二八事件後，本省籍人民開始對「中國」有著普遍的負面情緒，竹籬笆

外的台灣人民在看待兩岸問題時也往往混雜著對國民黨和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經

驗與情緒，然而，對華府與北京而言，台灣本省籍人民對國民黨或者外省籍人

民的省籍情結乃是台灣自己的內部問題，但由於台灣同時位於中國東南廣大經

濟發展腹地要衝以及日韓向東南亞一帶貿易運輸必經孔道的地理位置重要，北

京與華府處理對台關係時主要乃是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而不可能過於考慮

台灣人民的歷史經驗與情緒，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政治人物主政，在對外關係

上面對華府與北京時均必須依據東亞國際戰略格局的既有框架來運作才能夠成

為負責任的參與者也才能獲得信任而取得成果，而由於1949年以來確立的台灣

兩岸與國際框架對台灣的處境極為不利，對北京與華府的妥協在所難免而不應

任意以賣台份子或者「太平洋沒加蓋」的情緒化言語加以批評，一如台灣史學

者陳芳明先生所言，許多本省籍人士過度沉浸在二二八事件等的深層傷痛與受

害者情結裡，這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有助於激發逆境中堅持為台灣人民奮

鬥的意志力，但當本省籍人士開始有機會取得政權而必須成為負責任的主政者

以及國際事務參與者時，這樣子的受害者情結綑綁了本省籍人士的想像力，使

其在處理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時忽略了自己已從受害者成為當權者的權力地位

改變而放任受害者情結宣洩可能引發另一種形式的當權者壓迫報復被當權者指

控族群的恐懼不安，也使其在處理涉外事務時只顧觀點向內舔舐傷口卻不能觀

點向外務實地考量兩岸實力對比、安全需求以及東亞國際戰略格局而成為負責

任而令國際各方放心信任的國際事務參與者。



　　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在台灣的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在那

之後，台灣人民中有的隨時恐懼著共產黨來了、台獨份子來了，而有的則隨時

恐懼著中國人來了、賣台份子來了，然而，穿越鬼影幢幢的複雜歷史情緒迷霧

而仔細爬梳歷史事實，我們將會發現，其實，這些各種各樣的想像與恐懼，不

過都是：狼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