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來了？台獨份子來了？中國人來了？賣台份子來了？抑或，狼來了？！

──歐素瑛《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媽兜案為例》讀後有感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台展開受降與接收工作，儘管陳儀

抵台之初便聲稱接收工作絕對「不揩油」，但實際上，來台接收的中央大員與

各級官吏一如前往東北甚至南京等淪陷區接收的中央大員與各級官吏，都藉著

接收工作中飽私囊而一個個「五子登科」使得接收淪為「劫收」，由於接收工

作的徹底失敗與腐化，民心向背使得國府自此在國共內戰中失去最重要的群眾

基礎，埋下了國府最終走向覆亡的種子；與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同為

浙江人的陳儀屬於國民黨非蔣中正中央系統的政學系，抵台接收的國府第七十

軍乃是紀律、裝備與訓練俱劣的國府地方軍系「雜牌軍」，原本安排來台接收

的中央軍系精銳部隊則因國府中樞欲與中共爭奪東北地盤而轉調東北，陳儀及

其手下各級渡台親信扈從官吏與軍人在各方面的貪污腐敗與裙帶關係使得日本

殖民統治下已有法治觀念的台灣人民委實不堪其擾，加上國府中樞不顧美國馬

歇爾與桂系李白的力諫以及1946年春夏間長江流域嚴重洪患導致糧食生產極度

匱乏的民生經濟困難而執意發動內戰，本為富饒的米糖王國的台灣米糧大量運

往大陸供內戰軍需之用而官員藉機從中謀利營私更屢見不鮮，竟使得台灣人民

的生活品質大幅下降而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糧食短缺。



　　1947年2月28日，台灣終於因為查緝私菸的警民衝突而點燃了早已遍地沸

騰的民怨，官逼民反壓迫台灣人民不得不英勇抗暴以求生存，其中包括了主要

由士紳組成要求和平解決並改革接收工作的各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主

要由中共台灣省工委與舊台共等左翼勢力主導的武裝起義，貪腐無能的行政長

官陳儀為了掩飾其貪污腐敗激起民變的統治失敗事實，一方面對台灣士紳組成

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虛與委蛇，另方面卻將零星不成氣候的武裝起義行動

誇大為台灣到處是共產黨革命份子而要求國府中樞增派部隊赴台鎮壓，蔣中正

最後派遣劉雨卿川軍第二十一師兵分兩路自基隆港與高雄港登陸台灣展開血腥

鎮壓。



　　事變後，國府於1947年3月底將行政長官陳儀撤職，同年5月中國府裁撤台灣

行政長官公署，改派同屬政學系的外交官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省主席不再兼

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1948年8月間陳儀回原籍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1月間國

府頹勢已現，陳儀動念投共並勸說駐守上海的同為浙江籍的黃埔系將領、京滬

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一起投共卻為湯向蔣檢舉，陳儀被撤職囚禁稍後則被軍法

判處死刑。亂扣和平抗議暴政的台灣人民紅帽子的陳儀最後竟以投共罪名被槍

決於馬場町，想來天理昭彰，總是報應不爽。劉雨卿川軍第二十一師在事變後

轉駐京滬一帶，最後在1949年4月下旬共軍發動渡江戰役時被全殲於江陰。



　　李媽兜案反映的正是1945年政權交替時期台灣人民的徬徨不安以及國府從

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之間日益惡化的恐共歇斯底里。



　　李媽兜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便積極參與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等左翼社會運

動，但並未加入台共，由於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配合日本本國軍國主義勢力

獨攬大權與對日本本國左翼與自由派勢力的全面整肅而也對台灣左翼運動展開

鋪天蓋地的大整肅，台灣文化協會被勒令強制解散以及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被捕

長期關押後台灣實際上已進入完全缺乏左翼思潮與運動的軍事戒嚴狀態，許多

逃過逮捕的台灣左翼份子如蔡孝乾等人於是紛紛逃往中國大陸依附中共，李媽

兜則是逃往廈門一帶而後輾轉加入李友邦將軍領導的台灣義勇隊抗日部隊，戰

後中共向中國各地尤其是國府勢力已因受日本佔領而大幅削弱而使中共有較大

機會發展力量的淪陷區各省派出工作單位，台共原本依第三國際一國一共產黨

和殖民地革命理論的世界革命方針而受日共領導，但台共成員由於民族感情而

自始便多有傾向中共者，戰後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日共德田球一等人受到駐日

美軍與日本右派的壓制而自顧不暇遑論支援前殖民地台灣革命，於是，透過轉

而加入中共的蔡孝乾等人，戰後才被釋放的謝雪紅等台灣左翼人士也與中共建

立了聯繫但因人事因素而並未建立直接的領導關係，李媽兜也在1946年1月返

台並在同年6、7月間加入中共台灣省工委，後出任台南市工委書記。



　　由於陳儀接收政策不當造成台灣人民的不滿而人心騷動，台灣左翼人士於

是藉機發展運動，惟由於大正民主時期結束後日本右派軍部勢力的大肆整肅，

戰後台灣左翼運動幾乎是從頭來過因而其實並未能有廣泛的組織力量，而由於

行政長官公署未能考量台灣已被迫接受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特殊情勢的整肅漢

奸行動，極少數曾與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協力者台灣士紳也因為對自己的未來感

到恐慌而展開規模極小的所謂台獨運動，可以說，所謂的共產黨勢力或者台獨

運動勢力在當時的台灣實力與群眾基礎極為有限。然而，由於戰後台灣人民難

於在短時間內學會新的國語，當二二八事件時抗議群眾一如世界各地的抗議群

眾以齊聲歌唱的方式提振士氣與凝聚向心力時，他們使用的是自幼熟悉的日本

歌曲，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而台灣進入戰時體制後天天廣播的日本軍國

主義洗腦歌，這本是社會運動的自然現象而實未有懷念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

但陳儀等行政長官公署軍文官員未能了解台灣的實際情況，卻因而勾起八年抗

戰中國受日軍蹂躝的慘痛記憶，於是指控台灣人民受奴化教育而認同日本殖民

統治卻厭惡中華文化與回歸中國統治，此外，儘管共產黨發動的武裝起義僅有

台中舊台共謝雪紅的二七部隊與台南省工委的台灣民主聯軍且二者均勢單力薄

而不成氣候，而二者之間又由於人事問題而從未能夠協同作戰，但自清黨後與

地主紳商勢力廣泛結合的國府中央與地方系統軍政人士再也無力透過主動推動

土地改革等方式來爭取基層群眾的支持，反而一如中國歷史的封建統治集團般

高高在上殘酷地統治壓搾貧苦的佃農然後以儒教思想來為其殘民以逞的剝削壓

迫塗抹脂粉，國府統治機器上下對於自北伐時起便一貫地以土地改革做為調動

群眾積極性策略的共產黨有著高度的恐慌，恐慌來自於與地主紳商勢力緊密結

合的他們實乃以中國人口中不及百分之一的極少數靠著剝削壓迫佔人口絕對多

數的貧苦佃農與勞工來獲取經濟剩餘並維持其附庸風雅的奢侈揮霍闊綽生活，

於是對於絕對多數的貧苦佃農與勞工有著時時刻刻擔心其團結反抗的心理畏懼

，也對於提倡工農權利的任何主張都恐懼著是否會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失

而亟一概視為暴力革命份子加以血腥鎮壓，幻想著只要殺得夠多夠狠就能夠永

遠繼續享受他們剝削人民得到的沾滿血腥的既得利益，卻永遠不願意如西方國

家般選擇將一部份的既得利益拿出來照顧弱勢者並透過實現社會分配正義來緩

和社會矛盾與化解革命風潮，於是，陳儀也就將截然不同且相關性極低的主張

和平解決與武裝抗暴的兩群台灣人民一概視為共產黨革命者，然後利用當時瀰

漫國府上下的恐共情緒而要求武力鎮壓，希冀藉此掩飾其接收工作失敗而發生

的嚴重貪污腐敗與台灣民心思變，1950年1月間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

捕後供稱至二二八事件時僅有黨員未及八十人，但國府中統局情治人員卻於二

二八事件期間報告南京當局台灣當時已有三萬名以上的共產黨員，與地主紳商

勢力緊密結合的國府上下對於可能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共產黨之恐共歇斯底里是

如何地杯弓蛇影，由此荒謬的數字差距可見一斑。



　　二二八事件被國府鎮壓平定後，李媽兜與倖存的共產黨員轉往台南一帶偏

遠農村繼續其革命活動，然後，隨著國府中樞在1949年底播遷來台而發動白色

恐怖以加強對台灣左翼殘存勢力的整肅力道以及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等土

地改革政策的推動使得左翼運動失去其發動群眾運動的力量基礎，而原本預計

在1950年6月間發動對台作戰的中共復又因韓戰爆發轉而把注意力投向鴨綠江

畔，李媽兜等人在台發展組織和發動武裝行動的努力一一失敗，最終於1952年

2月16日被捕並於隔年7月18日槍決。



　　1949年底，國府中樞播遷來台，一方面針對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士以「自首

不誠」為藉口展開新一波的整肅來壓制島內本省籍人民中可能潛藏的左翼份子

，另方面自黃埔系將領、台灣省主席陳誠於1949年5月發布台灣省戒嚴令後便透

過控制港口以嚴審渡台軍民身分，目的在於清查渡台外省軍民中是否潛伏共產

黨員以及確保只有蔣中正中央系統軍政經力量得以渡台，1950年5月間海南島陷

共，自海南島撤退的粵系部隊原本預計自高雄港登陸，但或許因為當時高雄鳳

山一帶駐紮著許多與1950年3月間升任陸軍總司令、美國軍校畢業而深受美方信

任卻被蔣中正視為可能「挾美自重」的非黃埔系中央軍將領孫立人將軍關係密

切的部隊，自海南島撤退的部隊被命令改由基隆港登陸，甫登陸便被黃埔系部

隊包圍繳械並取消番號打散整編，1955年，白色恐怖的大案孫立人案爆發，這

位在東北四平街戰役指揮新一軍打敗中共東北民主聯軍的名將被以身旁潛伏匪

諜的罪名軟禁，但真正的罪名恐怕是「挾美自重」。白色恐怖的時代，恐共歇

斯底里混雜著各種高層權力鬥爭乃至於基層官員甚至一般民眾私人挾怨報復而

發生許多的冤錯假案，李媽兜案牽連許多的大案、小案人數極多且有五十餘人

被判處死刑，但在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之後，李媽兜是否真的可能發展如

情治單位所指控如此龐大的組織是極有問題的，其中因國府恐共歇斯底里而導

致濫殺無辜的比例恐怕非常之大。



　　由於參與二二八事件鎮壓與清鄉的第二十一師等部隊均屬於非黃埔系的地

方軍系部隊，且又大多已在內戰中被共軍殲滅因而無法像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

軍或者參與納粹集中營屠殺的德軍般在戰後現身說法與道歉懺悔，1949年後隨

國府渡台的國府中央系統軍民大多不認為自己與這些參與二二八血腥屠殺的地

方軍系部隊有什麼關連或者共同責任，但在本省籍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與中國近現代史複雜脈絡截斷的歷史認知脈絡裡卻又無法感受與區分同樣來

自中國大陸、同樣掛著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頭銜的兩者有何不同，因而造成了數

十年難解的省籍情結，以及不時出現的各種純粹表達各自族群情緒與恐懼卻完

全不符史實的歷史論述，像是沿用陳儀的胡亂指控而認定二二八事件乃是共產

黨結合長老教會發動的以殺害外省人為目標的動亂──實則，當時在台共產黨人

多屬中共台灣省工委且其目的在於解放台灣成為中共控制的一省而不可能煽動

殺害外省人，或者認定二二八事件元兇乃是蔣中正而目的在於整肅本省籍菁英

──實則，1947年初國府在國共內戰中居於高度優勢，同年3月間國府軍胡宗南

部甚至克復了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蔣中正當時並不可能特別注意彈丸之地台

灣。



　　二二八事件後，1949年底渡台軍民瀰漫著對台灣本省籍人民的不安想像。

竹籬笆裡的人群一方面因為大陸時期被中共擊敗的慘痛記憶而想像著處處潛伏

隨時會冒出來的共產黨人，一方面卻想像著本省籍人民都是親近日本而厭惡中

華文化的台獨份子，於是也就認為自己是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唯一捍衛者，直到

2011年底還有外省籍學者提出一旦兩岸貿易中斷則中華文化認同將在台灣消失

的論點，實則，兩岸貿易當然有益於兩岸間的接觸與相互了解，但本省籍人民

的傳統宗教信仰與祖先崇拜乃沿襲中華文化而且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也從未消

失，並不需要「被教育」才能對中華文化有所認知傳承；而國民黨則因一時間

無法有效處理黨內與黨外的族群間政治社會平等的問題，開始做起評論家南方

朔先生批評的「拿中共嚇台灣人民、拿台獨嚇中共當局」的兩岸和平獨門經紀

生意來，卻又因為難忘1949年的國共情仇而不時想著希望中共改將蔣中正評論

為世界偉人或者兩岸共同討論抗日戰爭與未來共同中文文字書寫系統，實則，

台灣本省籍人民由於近代以來特殊的歷史經驗──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慘痛傷痕

──而希望在國際政治地位上保持一定自主性的願望與所謂的親近日本軍國主義

的老皇民台獨運動並沒有太大的關連，而本省籍人民由於沒有涉入國共恩怨情

仇而在討論兩岸關係時也就不會採取試圖具有另類「反攻大陸」幻想的兩岸觀

點，反而有可能純粹就兩岸實力對比、安全需求以及東亞國際戰略格局的務實

角度來看待與處理兩岸關係。



　　二二八事件後，本省籍人民開始對「中國」有著普遍的負面情緒，竹籬笆

外的台灣人民在看待兩岸問題時也往往混雜著對國民黨和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經

驗與情緒，然而，對華府與北京而言，台灣本省籍人民對國民黨或者外省籍人

民的省籍情結乃是台灣自己的內部問題，但由於台灣同時位於中國東南廣大經

濟發展腹地要衝以及日韓向東南亞一帶貿易運輸必經孔道的地理位置重要，北

京與華府處理對台關係時主要乃是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而不可能過於考慮

台灣人民的歷史經驗與情緒，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政治人物主政，在對外關係

上面對華府與北京時均必須依據東亞國際戰略格局的既有框架來運作才能夠成

為負責任的參與者也才能獲得信任而取得成果，而由於1949年以來確立的台灣

兩岸與國際框架對台灣的處境極為不利，對北京與華府的妥協在所難免而不應

任意以賣台份子或者「太平洋沒加蓋」的情緒化言語加以批評，一如台灣史學

者陳芳明先生所言，許多本省籍人士過度沉浸在二二八事件等的深層傷痛與受

害者情結裡，這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有助於激發逆境中堅持為台灣人民奮

鬥的意志力，但當本省籍人士開始有機會取得政權而必須成為負責任的主政者

以及國際事務參與者時，這樣子的受害者情結綑綁了本省籍人士的想像力，使

其在處理台灣內部的族群關係時忽略了自己已從受害者成為當權者的權力地位

改變而放任受害者情結宣洩可能引發另一種形式的當權者壓迫報復被當權者指

控族群的恐懼不安，也使其在處理涉外事務時只顧觀點向內舔舐傷口卻不能觀

點向外務實地考量兩岸實力對比、安全需求以及東亞國際戰略格局而成為負責

任而令國際各方放心信任的國際事務參與者。



　　二二八事件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在台灣的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在那

之後，台灣人民中有的隨時恐懼著共產黨來了、台獨份子來了，而有的則隨時

恐懼著中國人來了、賣台份子來了，然而，穿越鬼影幢幢的複雜歷史情緒迷霧

而仔細爬梳歷史事實，我們將會發現，其實，這些各種各樣的想像與恐懼，不

過都是：狼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