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菜白肉鍋．咖啡．

久違了的勵進酸菜白肉鍋，

傍晚有些寒冷的週六，終於又再去吃了一回，

感謝韻如和她的朋友們了，

總計過去一年來只吃了三回，

不復前些年一個冬天就平圴每月一次了，

自己一個人的台北，生活總是有些不一樣。



回想起多年前那個第一次去吃的冬日晚上，

以及後來許多次在勵進的親朋好友聚會，

往事如煙，世事如夢，或許，當人們的黃粱夢醒，

我該慶幸自己還有朋友，還有自己的人生，

還可以笑看紅塵，在看透世事的無常與世人的無趣後，

尋找另一個自己的生命方向。



昨天晚上，實在悶慌了，找了老友喝咖啡，

情緒，也放鬆了不少。



也許，該多找朋友們出去走走，聊聊吧。



一個人的台北，總有些莫名的壓力與情緒，

年齡漸長的春日，不時有些關於未來的情緒低落，

但想來，也只能先在現在的道路上向前走了，

或許，也是另一種不同的人生風景吧。



因著一些緣故提早思考自己的生命意義總是有些辛苦，

而人的本性，總是比較喜歡「但願長醉不願醒」，

喜歡不被打擾而自我感覺良好地繼續某種習慣了的生活，

即使在想清楚後，往日慣習，總不時在無人的午夜召喚寂寞的靈魂，

一如電影 Matrix 裡，那些期待著被接回母體的人們，

加上許許多多自以為聰明的外在壓力，偶爾使人有些懷疑，

或許，也只有意志力，只有朋友們不時的閒聊與陪伴，

才能給人動力繼續醫界母體之外的旅程了，那或許有些意義的另一條路。



一個人的台北春日，感謝朋友們，

而當梅雨季過去，另一個夏日的陽光又將來臨，

每年那九十天的日子，總是令人期待與珍惜。

春天。省思。去旅行。

天氣時晴時雨的春日，氣溫卻已藏不住地暖了起來。

每天清晨六點起床念書的生活，固然在半年內達成了減肥效果，

總是有著許多的壓力與不安，然而，

看著氣候暖和了起來，心情也開始開朗了起來。



生命中總有許多的壓力，尤其年紀漸長，

似乎，世界也沒辦法那麼單純地去面對了，

即使自己只是很單純地思考，怕外在的世界也常不是這麼想了。

壓力的來源很多，家庭的，家族的，外界的，

然而，能夠透過一個有些辯證的過程讓意見趨於一致，

也能夠更了解彼此的想法，也是一團混亂中還算令人欣慰的事了，

儘管，過程總是令人有些不愉快。



短短兩三個世代間完成的工業化，卻缺乏某種文化總變革做基礎，

註定使得這個社會裡有些錯置的社會思維彼此後現代地共存，

以前，總愛用魯迅那段：每一頁上都歪歪斜斜地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

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來解釋這樣子的社會思維錯置，像是具封建殘餘性質的傳統婚禮儀式，

後來才開始有些體會，也許，文化是人們生活其中的一個框架，

文化的變化需要時間與智慧，過多的情緒反應只是多餘。



無知的人們總愛臆測一個人的目的，

總希望從一個人的過去知道他對未來的想像，

總認為他的意見與自己的過去與未來有關，

卻不知，再怎麼隨興，再怎麼不願意汲汲營營地去做生涯規劃的人，

在人生的每一個轉折，總會留下些自己還算能接受的選項做後路，

甚至，是對自己興趣與志向而言，還算有利的選項，為的，

正是要杜悠悠之口，讓自己的利益與各種分析能夠切割開來，

以免不乾不脆，成為某種被無妄批評的口實了。

而許多的意見，無非是閱讀後整理思考之作，

像是參考《選擇的自由》一書中的體系思考政府介入政策，

但想來，也不是那麼多人能夠仔細地去理解了。



有些事的確令人困擾，然而，那也不過是用一種直接的方式，

向人們點出了九成以上純臨床醫師本來就都如此的人生道路，

只是，這麼直接的被指出來，甚至是有些受到半強迫，

讓一個本來就對純臨床醫學有所質疑的人，

提早地重新思考自己在不同領域間甚至不同國家間流浪的渴望，

也因而，趁著還年輕重新地安排自己的生命歷程。

臨床醫學終將是生涯的一部份，但想來，它不該是唯一的元素，

台灣終究是親愛的故鄉，只是，生命終究不該只是對故鄉的依戀。

也許，至高無上的那位對於平凡的人們如我輩，

總會依照他們的性情，給他們些考驗，

讓他們仔細地思考自己何去何從，

因而，關了一扇門，正是為了開啟另一扇窗外的美麗。

一直覺得這樣子的另一段歷程是有趣而值得的，

也覺得它將是一段豐收的生命故事。



至於，對於某些造成自己必須提早面對生命志趣的人與事，

固然有些厭惡其為惡的行為，抱怨總是難免，但我想，

這也許是一種冥冥中的提醒，一種另類的考驗了。

至於善惡與真相，只有上帝能夠決斷與處置，

也就不需平凡人如我來多去花心神了。



年紀漸長，似乎，玩笑也不那麼好笑了，

半開玩笑式的說法，只針對一些點的批判分析，

總不時被認真看待，總是容易被認為是一個人真正的看法，

像是半玩票地批判社會整合理論並說「分班無罪」，實則，

只是想指出在不同的理論之間必須做一折衷，

而任何理論的極端實踐都有著令人不安的傾向；

像是開玩笑說可以加分也不錯，實則，

希望與別人分享與討論自己的看法與分析，

只是不想說得太正式好像顯得自負或凡事太正經；

像是半開玩笑地提出自己願意多去看看的另一個國家，

卻無端引來一位老友數日的情緒與冷戰，

實則，那也不過就是許多想去的地方之一而已，

還不一定什麼時候才能有空去呢；

總覺得用開玩笑甚至嘲弄自己或他人的方式說話很有趣，

然而，人們似乎不是每次都能把它視為一種有趣的玩笑了，

想來，年齡已屆成人，寫作分析文章或者個人談話，

還是要學習點寫 review article 的精神，

最好能讓大家一次就理解自己真實而完整的想法了。



春天到了，鎮日念書念論文之餘，

有種出去走走的衝動，想來，這是人之常情。

天氣暖了，除了多出去戶外走走，

也想該開始計畫另一段夏日的旅程了。



於是，開始規劃一段旅程，

在這個生命活力開始釋放的春日。

社會整合與個人自由

　　照例要先講一個故事。



　　很久以前，有個男孩和一部份台灣人一樣有一點輕微的地中海貧血，也

就是大家熟知的 thalassemia trait ，他因此不是很擅長體育活動，而

是自小就開始迷上了閱讀，一個自身就對需要爆發力體育活動不在行的人是

不會對職棒職籃之類的體育競賽有興趣的，自然，也就對這樣的話題不是那

麼能夠融入地──或者說，社會整合地──參與，而愛上閱讀的男孩，更是不可

能有興趣跟上潮流去看港劇日劇。這樣子的男孩在美國的校園不是被當成書

呆子，就是被視為怪咖 (freak) 。讓故事更戲劇化點的是，他念了三所小

學，因而也不是與同一群固定的同學群有完整六年的「社會網絡」關係。他

的閱讀興趣帶來了點副作用，也就是他的功課一直名列前茅，而他的閱讀興

趣也一直屬於很難找到對話對象的那種。這樣子的學生自然容易在每次轉學

時受到一點要求他社會整合一下的壓力，以及對於他的功課的嫉妬。他第一

次轉學後，老師期末激勵同學說：看這位同學來一學年就都拿第一名，大家

要加油。他第二次轉學後，由於同學們進入青春期，而且這裡不像第二所學

校那麼受到某種強制力的控制，加上老師總是挑第一名當班長，同學總有些

對這個第五年才來的新人有些不服氣，也就有了些無聊的舉動，像是偷藏他

的東西，或者半開玩笑地推他的頭去撞牆──做這些行為的同學許多是出身社

經強勢家庭，相反地，最願意接納他進入新環境的同學有一半左右正是出身

社經弱勢家庭，在他看來，社會整合的要求時常是居於既有權力地位的社經

強勢者維持其既有的權力結構與個人權力地位不受挑戰的高明手段。



　　後來，這個男孩的家庭讓他從國中就念私立學校，然後一路直升。他的

家庭在做這個選擇時鐵定有些升學主義之類的考量，但對他而言，這個決定

最棒的一面其實是，他可以專心於他喜歡也專長的閱讀活動，而在這裡，他

的專長剛好就是會受到社會規範以及無數社會活動強力支持、背書的那個行

為，甚至他一部份像是國共鬥爭史之類比較奇特的研究興趣，也只是被當做

有趣來討論而沒有人多說些什麼嘲弄的言語，他因此不用再面對來自同儕的

奇怪的要求「社會整合」的龐大心理壓力，因為他從來不想明白到底「妖獸

都市」或者「發哥」之類的港劇為什麼值得用那麼大的社會壓力去強迫一個

人去看、去愛上或去討論。當然，上述的那個副作用也一直存在，但似乎不

再有那麼外顯的嫉妬行為。



　　後來，他變成一個總有些異見與嘴砲的傢伙。遇到泛藍的朋友談中國，

他總是要說，統一了泛藍不見得能分到台灣權力，而大陸現在也有中國國民

黨革命委員會，而遇到泛綠的朋友談論中國，他總是說，共產黨統治下的中

國其實也達成很多成果，而文革在某種辯證的意義上，奠定了現在中國經濟

發展的重要社會文化變革，兩岸其實應該在更長期的互動互信下逐步協商一

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折衷的政治安排。他就是一個這麼好辯的異議者。只是我

不禁懷疑，如果依照所謂社會整合的概念，不讓他能有這個「分班」的自由

選擇，而要求他必須「社會參與」 (social engagement) 甚至是「社會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他是否能有自由發展其興趣，是否，還能有那麼多至

少看起來好像有道理的嘴砲，還是，會在「社會整合」的理想下被迫不快樂

地去從事那些他不愛的活動。



　　回到社會整合的問題，我提出的問題其實就是社會契約論的那個課題：

到底一個人能不能選擇完全或部份地不遵守其社會的規範契約？畢竟，人不

能選擇所出生的社會，而一個社會的規範往往有著過於沉重的歷史沉積物。



　　先要批判一下涂爾幹的《自殺論》。涂爾幹研究歐洲各國的自殺率時發

現，天主教國家如涂爾幹的祖國法國由於社會整合度較側重個人主義的基督

新教國家有著較低的自殺率。然而，我們必須要問，法國是如何達成天主教

之下的高度社會整合。宗教革命期間，法國也出現了新教徒，也就是所謂的

胡格諾派 (Huguenot) ，當然，法國也因此爆發內戰，天主教勢力在教會全

力支持下發動 St. Bartholomew 大屠殺來全面清洗胡格諾派新教徒，贏得內

戰的亨利四世為了團結國家改信天主教，後來，他的子孫路易十四廢除宗教

寬容政策，對信仰新教的朗格多克地區發動全面內戰，並建立邪惡的龍騎兵

制度，也就是一旦發現一家人是信仰新教，就會有龍騎兵根據國王命令進駐

這個家庭任意使用其各種生活資源甚至往往會「順便」侮辱這些家庭的女主

人或女兒。許多新教徒不是自殺就是在壓力下改信天主教，但更多的，則是

帶著他們寶貴的技術能力外流至英國、瑞士和普魯士。這就是涂爾幹所謂「

高度整合」的法國天主教社會的由來。在這麼偉大的社會整合過程後，法國

終於在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輸給採取較為寬容宗教政策的英國與普魯士──也

就是涂爾幹所認為「社會整合度低」而「自殺率偏高」的新教國家。說實在

的，因為《自殺論》成書於普法戰爭之後的1897年，我實在不能不懷疑，這

有點是在法國把海外殖民地大半輸給英國、僅存的陸權強國幻想又因普法戰

爭大敗而破滅後，一位法國社會學家的某種文化阿Ｑ的自我安慰反應。



　　因此，問題是，在社會整合的偉大理想下，誰會是受益者？真的是原本

社經地位弱勢者嗎？還是，其實是掌握著某種社會整合制度的詮釋權與分配

權的權力者？而社會整合，又是否是另一種既有權力者們打著幫助弱勢的高

尚旗號、實則方便加強社會控制的高明手段罷了？



　　因此，根據歷史，我們可以說，社會整合固然有其一定的健康益處，但

它必須是透過一個社會在其歷史脈絡上逐漸發展而來，也就是透過社會力與

公民社會的由下而上的自發性發展而來，最好，透過自願性的服務或者捐輸

來進行，畢竟，根據Thorstein Veblen的看法，慈善是會自然發生的，因

為它能夠提供有資源者某種代位休閒的心理滿足，當然，有時也需要透過一

定的政府介入，但，由於政府介入總是與權力者的作用有關係，它必須是依

循著最尊重個人自由、社會自主的符合最小侵犯原則的進路來做。



　　如果，有些人存在於社會內，但卻與一部份的社會規範或主流價值期待

不合而不願意完全被整合，像是族群或宗教等因素，個人認為，只要他們能

夠遵守最基本的社會要求，其實應該尊重他們保持一定程度自主狀態的，像

是許多歐洲都市中的猶太社群，而不是強迫他們接受主流價值。以台灣的新

住民而言，如果蔣介石對他們的意義是其開台祖有如本省族群的開台聖王，

其實，便應該讓歷史的歸歷史，而在社會整體的論述上則以模糊而較為彼此

妥協、尊重的有功也有過、功過六四開等方式來處理，而不是刻意地去操作

而硬要他們去「面對史實」，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政治人物或歷史學家般

有空去細思新住民不等於蔣介石等等複雜而微妙的歷史分析的，人們有權利

保持他們的私密的小信仰，然後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好好做事、享受人生。

硬要人們去面對他們沒有興趣的議題，最後的結果往往不是有意義的對話，

而不過是一方的權力展現，而另一方在驚恐之餘，更容易轉變、增強對另一

個祖國的美好想像。何況，本省人的開台聖王，或者各種開墾領袖，難道，

就不是台灣原住民眼中狡詐殘忍的滅族屠夫嗎？在蔣介石獨裁統治下的被屠

戮的受難者，又豈只是台灣菁英，在當時的中國，他手下的特務都可以在各

國記者雲集的首都南京開槍鎮壓大學生抗議了，而蔣氏在飛離成都前往台北

前，在大陸土地上的最後一道命令正是槍決監獄中所有的共產黨嫌疑犯，不

論是否有證據證明他們真的是共產黨人。那麼，二二八又真的是刻意的針對

族群的嗎？還是其實是在蔣氏與其背後的四大家族統治集團重度恐共症心理

下無辜犧牲的又一批菁英異議者？



　　至於，總有些人與當下的社會規範無法適合，怎麼辦？有一個例子。印

度獨立後培養了許多人才，尤其是科技業的人才，但在九○年代以前，印度本

身沒辦法提供良好的這方面的工作機會，於是許多各領域人才在留學後紛紛

留在美國等有較佳機會的國家不回印度了，引發了印度民間關於人才外流和

使用政府經費栽培的人才即使國內的機會不好也該回來為國效力才是的強烈

呼聲，甚至是要求做出種種限制或者懲罰的政策，然而，當時的印度領導人

做了一個大氣而有智慧的決定：流失人才總比糟蹋人才好。後來印度改變了

經濟政策，許多留在國外發展的人才於是帶著資金與技術回國，奠定今日印

度 Bangalore 等地的科技與資訊產業的良好基礎。如果，當時的印度領導人

選擇了堅持「愛印度」的政策，印度能有今日的發展，連美國醫院都利用資

訊產業的便利，外包醫學影像的診斷工作給印度的放射科醫師？



　　因此，最後，要回答關於社會整合，以及端容老師提出的：怎麼說服民

眾參與社會整合從而愛台灣的問題。我一直覺得，愛台灣是一個太抽象也太

有壓力感的說法，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正確問法應該是：如何讓台灣值得被

愛？我想，一個重點是個人自由的前提下，建立一個尊重人性而符合人民適

性發展需求的社會制度，然後透過包括自願性參與以及經過良好設計的政府

參與，促使人民自主而自願的社會參與從而自然而然地增加社會整合度，以

建立一個人道而公義的國度。在這樣子的社會中，每個人可以自由而安心地

從事自己的事業，然後透過自由選擇地的社會參與來自主地參與社會整合。

而一個這樣子的社會，即使一部份公民因為種種因素而有一段時間不是留在

台灣為台灣效力，像是到大陸經商或者在歐美發展，但是，一個人道而公義

的故鄉將是遊子們內心永遠的思念，他們將打從心底樂意在各個領域默默地

為這樣子的故鄉付出些心力，甚至像是古代著名的商人弦高，而一旦有合適

的機會，他們也將會返回故鄉為台灣的發展盡一份心力。倘若能建立這麼一

人道而公義的國度，則不論經過周延的協商談判後台灣最後的政治定位與國

際地位安排如何，台灣都會是台灣人永遠最愛的故鄉，值得世世代代出生在

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為它奉獻心力，在其中追求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社會整合應該促進個人自由，而不是成為侵犯個人自由的偉大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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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端容老師的課，一點半的課加上昨天只睡了四小時，

一時聽著聽著就晃神了，瞇著眼神遊時的一點思考。

《謝雪紅評傳》增訂版讀後

很多年前，就拜讀過陳芳明教授的《左翼台灣》和《殖民地台灣》，

也大致翻閱過前一版的《謝雪紅評傳》，然而，

多年後再次閱讀，卻有了一些不同的思考，想來，

大概是年紀大了，有了些苦澀的經歷，也就多了些成熟，卻少了些激情吧。



首先，新版拿掉了舊版書那個我一直很愛的副標題：落土不凋的雨夜花。

那首受日本和歌影響的台語歌曲《雨夜花》道盡了殖民地人民的悲哀，

那飽受風雨，不再受到看顧的歌詞裡，正是後來謝雪紅後半生遭遇的寫照，

而那受到日本歌曲文化影響、花謝落土的悲情哭調，

正是台灣在戰後重新面對中國時，相互誤解的開始。



這樣子的彼此誤解，由於日據時代乃至戰後威權時代肅殺的反共教育，

至今仍然存在於台灣社會最底層的集體思維裡，不時困擾著台灣繼續前進的腳步。

或許，只有更多的智慧與寬容，以及更長時期的接觸與建立互信，

才能夠走出歷史與悲情的迷霧叢林，更自信地面對東亞與世界局勢的演變。



陳芳明教授在這本書中，認為根據列寧提出的殖民地革命理論，

以及第三國際關於一國一個共產黨的政策指示，

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自然應該受日共而非中共指揮，

而作為台共實際領導人的謝雪紅也接受這個觀點，並不斷試圖與日共聯絡，

自然代表著台共裡有著傾向與日共合作的力量存在。

然而，由於台灣人民在文化上與中國的歷史傳承無可否認，

台共內部也一直存在著依照民族文化的紐帶而傾向與中共合作的勢力，

像是主導鹿窟山礦工反抗運動的台共領導人蘇新便是抱持這種想法。

這原本就是存在著外部母國的殖民地反抗運動必然的分歧現象，

各方以第三國際指示或者以台共松山會議等資料強要在兩者間分出一個主要脈絡，

除了再度證明「每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外，似乎並不是那麼必要的歷史研究；

強要以松山會議台共改組後親中共派系得勢，加強了配合瞿秋白的全面對抗路線，

（中共黨史稱之為盲動主義時期，基本上是因史達林和第三國際錯估情勢瞎指揮暴動）

或者以更早的謝雪紅等人在一九二○年代末期在上海的活動及當時不少人也加入中共，

甚至以林木順後來並未返台，而是前往中共江西蘇區並在戰役中身亡，

就說台共自始就受中共領導，固然有其一定的偏頗問題存在，

但如果就只是強調第三國際指示台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以及謝雪紅所屬台共派系的親日共（德田球一的手提箱）立場，

就認為台共自始是受日共領導而成立，不曾因民族文化因素而出現親中共勢力，

其實也忽略了當時台灣反抗勢力對於台灣前途與認同的多元思考，

也忽略了第三國際基本上受蘇共控制，而許多人認為蘇共所謂的國際共產革命，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帝俄時代俄羅斯斯拉夫勢力向外擴張殖民政策的沿續，

因而，有可能其指示台共受日共指揮，不無可能是因為對於台灣人民族淵源的無知，

甚至是意圖以俄羅斯中心世界觀主導世界，希望台灣獨立可以阻止中國與俄國爭鋒，

證諸中共建政後與蘇共諸多齟齬終至分裂的史實，這樣子的看法不是全無可能。



然而，讀完全書，還是很感動，

難得有人能夠在那麼禁忌的年代完成資料這麼豐富的謝雪紅傳記，

而謝雪紅一生的坎坷遭遇，相當程度上也代表了台灣的歷史境遇。



這位二二八的台灣女英雄後來因台灣高度自治論被鬥爭，最後因肺癌客死北京，

她死後三十年，北京當局終於開始認知到台灣社會經歷的複雜歷史過程，

也開始採取與過去略有不同的對台策略；她成立的台盟則成為中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



在她的故鄉台灣，謝雪紅的故事至今仍然有些禁忌，

台灣各種不同的二二八史觀裡，唯一相同的，

就是對她的刻意曲解，甚至，在年年高喊尋找二二八真相的過去八年裡，

關於她與台共的二二八段落總是被刻意抹除，成為唯一不能被觸碰的真相。



然而，偶爾還是會聽到這個朋友說自己的奶奶曾在謝雪紅經營的旅舍工作過，

或者，那個朋友說自己的奶奶二二八時曾在埔里幫助謝雪紅藏匿與逃亡。

想來，不管對於台灣未來的想像如何，不管對於政黨認同的立場如何，

人們總是不願意歷史被不同時代的當權者一再任意依其政治目的而竄改、隱瞞，

因為人們總是能夠敏感地覺察到，不能容忍歷史而濫用權力扭曲歷史的當權者，

不論任何立場，總是代表著一種霸道與不寬容的具有獨裁性格的可怕邪惡。



至於，該怎麼完整地去評價台共，評價二二八，

我沒有確定的答案，但我知道，最重要的是，

這些詮釋都只能是對於台灣未來想像的重要參考資料，

而不能只用歷史的詮釋，就妨礙了人民追求未來的權利，

任何這麼做的政客，都是提不出有實際內容的政見才只能廉價地煽動人民的歷史情緒，

在長期接受選舉語言洗禮的台灣社會，這樣子的濫竽充數已經很容易被拆穿了，

尤其對不那麼相信傳統而忙著建立自己的小事業的年輕人而言更是如此。

政府應該介入嗎？如何介入？

　　閱讀這篇文章前，請先猜一猜，人類基因體計畫 (human genome project) 最

開始是由哪一個美國政府單位出資的？



　　答案是：美國能源部。



　　是的，請不要懷疑你的眼睛，也不用懷疑作者打字手滑，就是美國能源部。接下來

一個自然的問題便是：為什麼能源部這麼閒要管到人類基因圖譜定位去？原因是，在這

個計畫開始的一九八四年，以及接下來的九○年代，油價已經不斷下降至歷史低點，新

能源的開發不再那麼急迫，然而，已經成立了的美國能源部總得替自己找個生存下去的

理由，除了向來被詬病的，不斷地創新不必要的像是分區油價等管制而使得汽油零售價

提高這種沒有意義的功能外，它得有更重要的理由讓這個卡特總統胡亂成立的單位不要

被裁撤。



　　這個故事和本文的標題有什麼關係呢？大有關係，因為這個例子清楚地顯示了，不

當的政府介入形式的危害之一，也就是成立了新的政府單位，而政府單位不像企業，無

法在一個單位失去重要機能時讓它倒閉或破產清算，反而是這些政府單位會想辦法替自

己找到新功能，繼續消耗政府預算，有時候是像這個例子裡的，找到與本業幾乎完全無

關的新項目來花錢，但有時候，它們會去找一些與本業相關的，像是明明沒有國道可以

再興建的國工局，就一直很希望能興建蘇花高，以求不要被併入高工局拓建處。



　　然而，總有些情況下，市場失靈而使得社會總體福利蒙受損失，也就是當某些財貨

或勞務的市場具有下列特性之一時：公共財、外部性、資訊不對稱以及獨佔力量；或者

，正因為市場運作得太好了，以至於一部份公民生活於過低的生活水準之下，像是產業

升級使得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程度提高而勞動力需求減少，使得勞工失業，或者使得技術

性工作變成酬勞較低的非技術性工作。當這些情況發生時，為了增進社會福祉，維持社

會穩定，便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介入。



　　首先要回答的是，社會穩定的確是一項重要的社會資本。大量失業和貧富差距過大

造成的社會壓力，很可能會造成社會動盪不安──根據經驗，基尼指數大於0.5的國家有

極高的機會發生社會動亂，而社會動盪將接著影響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水準。此外，我們

都知道，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由於社會互信的不足，銀行提供各種信貸的風險自然會

提高，因而貸款利率必然提高，從而使得利潤率低於這個利率水準的產業都無法發展，

這將會進一步造成經濟發展困難、就業情勢改善遲緩以及社會安定性的進一步惡化。也

因此，社會穩定做為一種社會資本，的確是需要政府介入的。



　　因此，我們就會來到這篇文章的核心議題，也就是在確認什麼樣的社會或個人問題

需要政府介入後，我們必須思考，什麼樣的介入方式才是符合成本效益法則而且又能夠

確實達成最初採取介入政策所欲解決的問題？



　　經過上述標準的檢證而確定了一項社會或個人議題值得政府介入後，政府介入的方

式非常多，但可以粗略地區分為經過設計的間接介入和粗暴的直接介入兩種。舉一個例

子，因為產業轉型造成的勞工失業問題，政府可以採取某種盧德主義式 (Luddism) 的

政策，直接拿納稅人的血汗錢去補貼不具競爭力的產業，以極高的代價維持這些產業的

就業機會，就像美國的鋼鐵與農業補貼政策，或者，政府也可以採取較為靈活而有效的

政策，一方面鼓勵產業升級，另方面則以社會安全網及職業訓練來協助因此失業的勞工

在維持基本生活水準之餘也準備好尋找不同類型的新工作機會。



　　一個良好的政府介入政策應該是在研究相關市場的實際情況後，透過細膩的制度設

計與介入政策規劃，以符合市場法則的合理而合乎成本效益原則的方式來間接地透過租

稅誘因或設計良好的補貼政策來調節市場運作過程產生的問題，而不是以某種官僚主義

式的直接介入來粗暴地干預市場運作，因為這其實是一種暴政、苛政，除了展現政府官

員好像很有權力、小官僚好像比人民還偉大什麼都要管之外，就只會製造更多不具生產

效率的公務員職位來讓長官看起來可以管很多人很威風，然後這些公務員不時還可以利

用執行所謂「管制」、「管理」政策的機會上下其手中飽私囊，就像某些開賓士車的河

川巡查員，但是，就是不會產生任何社會福利的增加，甚至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福利淨損

失。



　　政府採取粗暴的直接介入政策失敗的例子太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一些相關的

著作。政府直接介入政策達成的成效之少，成本之大，而所成立的政府單位在功能不彰

後卻無法像民間企業般被快速地處理掉所消耗的政府預算之多，著實令人髮指。再舉一

個例子，經過某些「聰明」的教育改革後，美國在中小學生人數增加不到一成的情況之

下，增加了11%的教師，但可怕的是，竟然增加了44%的督學，然而，經過這麼一折騰，

美國的公立學校教育至今依然令人詬病。為什麼？因為這些改革並沒有處理最根本的問

題：教育提供者並不會感受到來自消費者（也就是學生及家長）對於教學品質的壓力，

但他們的考績和升遷卻操之於校長與督學之手，而校長的前途則操之於督學，請問，這

樣子的市場，教育提供者會競逐督學的關注，還是競逐學生與家長的肯定？而督學或者

各級政府教育行政單位，又真的是學生與家長追求高品質教育的完美代理人 (perfect

agent) 嗎？還是其實是追求其本位主義與個人利益為主？經濟學者對此便提出了教育

券的政策，以刺激教育提供者必須競爭其教育服務的終端消費者的肯定與選擇，而不是

以老大心態對待學生，甚至利用各種校園工程來貪污腐敗。而既然在教育券制度下教育

提供者必須直接面對消費者的選擇，自然會有足夠的誘因與動機去改善教育品質與校園

文化，而不用政府再支出大量成本聘用過量的督學了。



　　台灣政府類似的情況就更多了，舉例而言，過去為了發行愛國獎券，省政府內部成

立了相應的單位，但後來愛國獎券停止發行了，這個單位卻怎麼也廢不掉，最後是拖到

了精省時才一併處理掉。其他例子大家生活中比比皆是，可以自行補充。



　　政府採取間接介入方式的好處是，一時性的問題只用一時性的方法來處理，長期性

的方法可以採取輔助市場發展的方式來處理，而不必成立一堆消耗經費又尾大不掉的政

府單位。舉例來說，當今失業率提高，如果採取發放食物券的方式，則這個政策不用增

加政府人力而且等到問題減少或消失時就可以停止發放，然而，如果政府出資雇用人員

成立救濟站，則最後的結果便是等到問題減少或消失時，這些已經設立的機構和相關人

員根本很難被處理掉，還會找理由讓自己生存下去，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賄賂有決策權力

的政府高層。而這樣子的例子，在台灣醫療體系的某些長期被視為一種浪費的單位裡，

也曾發生過，包括賄賂政府官員等等手段。至於有人擔心食物券會不會被濫用於購買香

菸等傷害健康商品，我想，這是可以透過制度設計來解決的，像是食物券以某種類似I-

cash卡的方式發放而限制其可消費品項僅有生活必需品，香菸等商品則限制使其根本無

法刷卡。



　　因此，值此政府即將推動老人長照保險政策之際，由於大家都知道老人長照勢必很

快就虧損而且根本缺乏基礎設施與人力的支持，個人認為，如果面對基礎設施問題時，

應該以提供接受長照補助老人某種長照券或其他形式的補助以補貼其對老人長照的願付

價格（購買能力）與老人長照服務的市場價格間的差距，從而促進民間長照產業自然發

展起來為較佳的政策方向，而如果非得要快速有政策效果而希望政府投入基礎設施時，

應該將既有的利用率極低而效率極差的政府醫療單位如署縣市立醫院、榮民醫院、榮民

之家、甚至是地方衛生所轉型並使之私有化或法人化而與各地區效率較佳的私有醫療院

所結合，增加長照相關資源像是提供居家照護的護理人員、復健師與營養師，而減少、

裁撤與老人長照無關且長期以來無法自負盈虧的各種醫療科別，將這些無效率的、過去

錯誤政策產生的歷史遺產轉型，使之重新再利用於老人長照服務的提供上，而不是再去

成立新的政府機構，造成政府財政的更大負擔。



　　以同樣的原則來分析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問題，便會發現，在健保開辦後，偏遠

地區民眾對於醫療服務的願付價格已經在健保第三方付費下達到一般的市場價格水準，

然而，由於偏遠地區的生活品質相對較差，對於醫護人員而言，即使薪水收入相同，但

生活品質相對較差，造成前往偏遠地區服務的醫護人員感受到的個人總效用(total

utility)較低，也因而較不願意前往。由於生活品質與經濟所得的效用間存在著無異曲

線的彼此可替代關係關係，這個問題應可以由政府提供一筆固定津貼的方式來招募醫護

人員前往，比如說，如果一般都會區開業醫師可以取得每月二十萬元的收入，則透過政

府津貼每月二十萬元以所得增加的效用補償其在生活品質方面損失的效用，再加上其在

偏遠地區在健保給付下制度下不受制於當地民眾所得水準的看診所得，如此將使得前往

偏遠地區服務的醫師取得每月四十萬元的總收入，便可使其個人總效用接近在都會區開

業的醫師。然而，若是依賴陪養公費醫師的方式試圖為偏遠地區提供醫療，則因為年輕

醫師要另外加計攤提生涯機會成本的可能損失，便非得有更高額的津貼以彌補這方面的

損失不可，政府又必須付出培訓期間的所有成本，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更會造成年

年爭論不休的無聊陳年問題。以台灣醫界的現況而言，甚至有許多醫師因為過度擴張所

開立醫院或聯合診所服務與設施而必須與國合會簽約前往海外服務償債，此外，也有許

多年近六十的老醫師不時苦於服務量萎縮或體力不堪長時間手術，像這樣子的津貼應該

是有高度吸引力而能夠吸引許多有豐富臨床經驗的醫師帶著半退休的遊山玩水心情輕鬆

前往服務幾年的以待退休，不但較有服務意願與動力且因臨床經驗更多而品質較佳，也

符合自由市場減少政府力量直接干預的原則。



　　同樣的，政府介入DRAM產業整合的方法便很好，也就是政府出資補足民間企業的資

金問題，但由熟悉產業的民間公司出面整合，政府只保留部份的影響力，因為如此一來

如果成功則政府可以獲得部份利潤，而如果失敗，則政府最多就是損失那筆資金而已，

不會像成立國營DRAM整合產業般，即使失敗了，還是得養著一大群失去功能的高技術性

國營事業員工而成為另一個財政黑洞。



　　以同樣的原則來檢視前些年推動的限用塑膠袋政策，便會發現它是一個窒礙難行，

註定會失敗的政策。它的立意是良善的，也就是減少難以生物分解的塑膠袋的使用以減

少垃圾量和促進環保，類似的政策在許多歐洲國家也行之有年。然而，在台灣推動這個

政策便會遇上兩個本土性的重大難題，第一是台灣有龐大的地下經濟體系，也就是不受

政府課稅的攤販等，如果只要求有營利事業登記的零售商店對所提供的塑膠袋收費而不

要求攤販等業者，會有明顯的不公平問題，第二是台灣社會的飲食習慣喜歡熱食且往往

有許多湯湯水水的東西（作者極不喜歡這樣子的飲食習慣），因此，使用塑膠袋來包裝

是極為必要的，對於小飲食攤要求對所使用的塑膠袋逐一收費有些不切實際。而由於這

個政策的推動需要由各地的環保稽查員到必須對塑膠袋收費的各商家進行稽查有所無提

供免費塑膠袋，若不增加稽查員則既有人力負荷短期內大增，若增加稽查員則等到政策

推動順利後這些多出來的具公務員身份的稽查員又得由政府幫他們找事做而無法像一般

企業般予以資遣。一個比較合理的政策應該是針對塑膠袋製造工廠按量課稅，然後透過

這個課稅的動作產生一個價格訊號，透過價格訊號的作用在最末端產生一個向最終消費

者收費的要求，然後再由既有的稽查員偶爾抽查即可，如此一方面透過課稅的價格訊號

作用確保業者會有一個成本而必須向消費者收費，從而以價制量減少塑膠袋的使用，另

方面可以產生一筆能夠使用於污染防治工作的稅收，而因為是直接向最源頭的塑膠袋製

造商課稅，即使是地下經濟如攤販所使用的塑膠袋也會同樣地被課稅而符合公平性的原

則，而且，採取這樣子的課稅方式不會增加任何消耗經費也不會成立或增聘任何難以處

理的政府機構與人員，應該是最能達成政策目標且最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政策設計。



　　此外，近十年來新增的許多社會福利如老人年金、老農津貼乃至於育嬰津貼，均被

批評是一種消費式的社會福利，也就是只顧著要發錢，卻沒有去注意這些津貼到達受惠

者手上後是如何被使用的、有沒有達成原來的政策目標，結果變成是一種肉桶政治的算

計而不是真正有助於弱勢者乃至其家庭的完善的社福政策。結果，我們看到有些老人在

領取了老人年金並認定那是政策制訂者的德政後，就拿著這筆錢去公園裡賭博了。在美

國，我們也曾注意到有領取育嬰救濟的母親拿這筆資源去交換毒品吸食。因此，消費式

社福不是一個妥善的政策方向，它必須被更積極且更有實效的社福政策替代。然而，我

們也必須同時注意到，在採取更積極有效介入政策的呼聲中，是否，也存在著另一種成

立更多無效率政府機構的可能性，因為我們都知道，打著提供社會福利偉大旗號的這些

政府機構，一如所有的官僚組織機構，最後都會變成是其工作人員把謀求自身利益放在

首位而把社會福利的提供當成次要工作的一種官僚組織。作者就知道台灣北部某個政府

單位的老人收容機構，老人們中餐是十一點半吃，晚餐是四點多吃，原因不是因為老人

喜歡睡完午覺起來中餐還沒消化完就再吃晚餐然後餓到隔天早上，只是由於如果照著正

常老人，也就是像你我一樣的一般人，的時間吃晚餐，也就是大約五點半到六點半間開

始用餐，則這些工作人員無法在五點半就收拾完碗盤「準時」下班，於是為了配合工作

人員準時下班的要求，老人只能像被餵食的動物般改在工作人員們要求的時間吃晚餐，

而不能像一個到便當店買晚餐的正常人般在合理時間用晚餐。因此，在採取積極社福措

施時，最佳也最合理的作法不是成立更多的政府機構，而是提供某種社福券的制度，讓

社福受惠者可以自由選擇能夠提供福利服務的民間單位，則由於社福服務提供者必須競

爭那張代表著政府補貼金錢的社福券，也就是必須競爭社福受惠者的青睬，這些需要幫

助的弱勢者才能夠有尊嚴地使用政府提供的福利給付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因此，政府介入固然在許多情況下是必要的，但是介入的方式必須經過仔細的思考

與設計，否則，恐怕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卻製造了更大的政府失靈，但原初的市場失

靈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這就失去政府採取介入政策的意義了，反而是典型的政府的

危害了。



　　政府介入的必要性不能合理化既不合理也不合乎成本效益法則的錯誤的政府介入政

策，而政策制訂者與分析者的重要責任，就是在政府有介入的必要性時，規劃合乎市場

法則的合理且合乎成本效益法則的政策設計以追求社會福祉的極大化。

咖啡香．清晨

很香的咖啡，從磨豆時開始就聞到香味四溢，

這對有過敏性鼻炎而嗅覺不甚靈敏的我而言，是件特別的事，

昨天與今天煮了幾回，整個房間裡飄散著濃郁的咖啡香，

而我，就這麼浸泡在曼特寧的咖啡香中，

繼續我最熟悉的閱讀與論文工作。



要感謝彥博推薦我這家販賣咖啡豆的蜂大咖啡，

價格比起星巴克便宜了大約一半，而香氣倒是有著台灣特色地增加起來。

不曉得國外慣常的咖啡豆是否也有如此濃郁的香氣，

倒是自己還頗喜歡這樣子的豆子，不那麼苦的曼特寧。



前幾天，一位失聯多年的老友捎來訊息，

從國中認識他時，我就覺得很有商人靈活機敏氣質的他，

後來失去聯絡的這些年，原來去了上海，

可惜因為趕報告，也只能匆匆別過，約定有空相見。

只是，在經過情緒低落的兩週後，乍聽到老友來訊，

心情不由得開始輕鬆起來，回憶起過往歲月的點點滴滴，

當然，也不再那麼容易失眠了。



想來，在咖啡香滿溢的清晨閱讀，是告別壞心情的最好方式，

而寒假末開始思考的，關於探索生命另一個面相的課題，

也該來認真進行了，那生命中總被忽視了的，有關於意義與快樂本質的議題，

那無關於所謂生涯規劃，無關於所謂前進，只是生活著的另一個面相，

也許看似不難，但對一個從小學就開始讀些怪書而有些忽視生活周遭的大男孩，

它是一個需要被設定時程來探索的生命課題。



也許這樣子的探索，會給自己的前進與生涯規劃，

帶來意想不到的全新觀點與動力，也未可知吧。



至於，惱人的事與可恨的人，

就別去理會，別去多想，全交給至高無上的那位，交給時間吧。

憤怒之後．另一種高度

憤怒了兩週，情緒有些餘波蘯漾；

睡得不是很好，或許，是乍暖還寒的春日裡，自然的現象，

或許，是對於生命曾經選擇的一種質疑，

夾雜著某些被欺騙的憤怒吧。



跟阿夏老師碎碎抱怨了些事，因為報告論文事項寫著寫著就忍不住了，

倒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而是對於生命過往的一點不悅。

想來，學者出身的老師會有些驚訝，但不至於特別如何處理了，

終究，是些沒什麼正面意義的事情。



看著各堂課的老師們，看著身旁的同學們，

想起好友彥博的陪伴，心情，慢慢地平靜了下來。

生命中總有些還值得對話的人，也就不用去多想些令人惱怒的人與事了。



生命，原本該用於對自己與人類社會有益的知識與工作，

而不是浪費在與罪人的無謂糾纏與爭論，畢竟，

那該是至高無上的那位的職責，而不是凡人如我，

衡諸過去幾年，尤其是最近半年多來的一切，

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似乎總是有一定的義理存在，

像上等的篩子般不偏不倚地區別罪人與義人。



然而，兩週來的密集苦思，包括偶爾近乎失神的囈語，

就像是某種辯證的過程，讓生命接受了更寬廣的未來可能，也許，

只要能夠發揮自己的知識為人類服務，國家或意識型態的堅持早該放下，

也許，生命原本就該是自由的，是人為的一切使得生命的可能受到了侷限，

而這些侷限，早該被重新檢視，被徹底放下了，

唯有重新檢視與思考，才能讓生命自由，尋找它最自然的去向。



也許，生命本該自由，本該如亞歷山大般自由地向東方馳騁，

看盡那不是故土的廣大已知與未知世界的知識與風情，

而不是安穩地老死在故鄉希臘，成為另一堆無言黃土。



於是，憤怒之後，情緒漸漸恢復平靜，

生活，也逐漸回到了原本的常軌，

然而，對於生命的看法，卻有了另一種不同的高度，

想來，這也是一種成長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