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基於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第二個任期起的後次貸風暴後ECFA台灣社會一系列衝突不斷的經濟與政治爭議湧現，加上馬英九二○○八年當選時高達兩百二十萬票的總統選票差距和八十三席國民黨籍立委外加三席親藍黨籍立委的全面勝利所帶來的國民黨內軍系與地方派系等各路勢力「黨國再造」的復辟與資源瓜分傲慢心態快速興起所帶來的國民黨內權鬥與台灣社會爭議衝突，在民進黨因國民黨舊勢力企圖復辟壟斷瓜分權力資源與後ECFA時代北京當局自二○一二年年底十八大前夕由商務部次長出面喊話呼籲「台灣經濟不能老靠大陸輸血」到國民黨馬政府疑似縱容反服貿學運以勒索比海西區更優惠的經濟優惠後二○一四年六月間環球時報等黨媒公開叫陣要台灣想清楚是否台灣經濟靠大陸比較多的經濟政府仰賴人均所得低於台灣的大陸片面讓利而北京當局實已拒絕理會造成的島內經濟問題與衍生的社會政治亂象而首度全面執政後，針對上述台灣社會政治經濟衝突的背後社會動力推動轉型正義似乎已成無可避免的趨勢。
然而，既然轉型正義的概念在於檢討包括所有曾經統治這塊土地的政治與統治者應負起責任卻辜負人民而輕率血腥統治殘民以逞的所有政治責任以及歷史真相的整理與回復常態昭告天下來者可追的政治道德標準，轉型正義當然絕對應該包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固然，立委高金素梅消費其母系的原住民血統來做為抹黑轉型正義這個概念的拙劣手法並不可取，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三讀立法後也有如狗吠火車，然而，轉型正義去威權遺緒運動的推展，絕對一則必須注意其政治道德邏輯上必然包括針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去殖民與後殖民議題，二則必須隨時警惕運動可能過激而超越台灣社會對兩蔣時代有威權遺緒與違反社會經濟進步發展需求的尋租壟斷特權勢力遺留的問題但就歷史時代論功大於過的評價的歷史與社會正義底限，淪為政治上的黑五類式清算鬥爭與社會經濟資源上的另一種掠奪壟斷手段，而可能最終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復辟與做為舊威權對立面鏡面的新威權不光彩的掠奪性崛起聳立，最終實質上消化背叛了轉型正義的理念。
畢竟，既然就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乃至於甫脫離前清千年封建帝制又接續內亂外患兵燹不斷的中國難免出現能夠控制動亂提供穩定秩序的新軍政強人的時代整體論兩蔣時代功大於過而並非全然無功績於台灣社會，則轉型正義的主要目標範圍就在去針對有過錯者如白色恐怖進行個人層次的回復名譽與賠償以及社會層次的歷史文物整理與紀念博物館設立以提醒後世警惕，那麼，針對威權時代個人崇拜造神運動所設置的蔣公銅像與介壽國小等所必須進行的轉型正義行動應該以去威權化的消除個人崇拜為其目標，而不是全盤否定與妖魔化而試圖清算鬥爭徹底排擠消滅前總統蔣中正以及與其政權相關的人群。
因此，個人以為，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慰安婦等暴政納入教科書並在適當地點豎立紀念碑與成立紀念博物館有其必要，由政府出面立法整理台灣各地日殖時期台灣人民各種反抗運動的相關史蹟並建立博物館以收集展示相關文物也有其必要，其中，當然必須包括日本資本勢力在總督府撐腰下對台籍資本勢力的不斷侵奪以及其對台灣工農階級的剝削和對台灣資產階級的壓迫與對台灣中產階級形成的扭曲抑制。除了神社與鳥居萬不可再復建外，整理這些台灣人民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乃至於經濟上所經歷的以總督府為首日本殖民者的壓迫與反抗的史蹟並建立展示相關文物的博物館，而總統府若能遷出舊總督府另建更符合現代行政需求與社會共識的總統府當然也更符合轉型正義精神，而以上這些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清理，絕對也是推動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
而就當前《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所包括的兩蔣時代而言，以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及其後因國府在內戰中節節失利而頒布戒嚴令的一九四九年為時間起點，應該遠比以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向全世界正義之士投降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來得有正當性，此外，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做為執政者更應該負責任地時時警醒不要讓依國家立法背書成立的轉型正義推動委員會淪為另一個帶來不祥悲劇的「中央文革小組」，而最終也只是造成了寒蟬效應與另一個社會政治乃至於經濟上的新威權的誕生。
孫中山的歷史形象較無爭議，除了過度設置銅像於校園醒目處者可移置圖書館內或行政教學大樓內紀念資產階級自由派國民革命家外並無值得爭論之處；而就蔣中山有關者，個人認為基於在台灣社會認知中其保衛台灣有功並開放地方選舉等局部民主無過但白色恐怖有過的共識，中正紀念堂主建築牌匾應保留中正紀念堂與既有銅像設置而不宜改為人權紀念博物館，但展出內容則宜功過並陳並陳列包括二二八事件、遷台白色恐怖、南京開槍鎮壓大學生抗議、沈崇案、較場口事件和李公樸聞一多案等客觀史料，而本就國有的中正文化中心則可以消除個人崇拜的理念進一步回歸受民意監督的政府而更名為國家藝文中心。
此外，可能具有威權遺緒性質的蔣公銅像，除了其創校史蔣中正個人確實有參與的各軍校以及政大應該保留公開陳列的銅像，但軍校基於軍隊國家化不宜將銅像置於校門口而應陳列於與校史概念符合的圖書館門口，其他學校的蔣公銅像主要是威權時代領袖個人崇拜的產物而非緬懷創校者或校史重要師長人物，除校園附近有眷村這類移民史與蔣中正高度相關因而學生的家族史也有相當比例與蔣中正相關者而可以經公共討論後改為移置圖書館或行政大樓內外，其餘銅像應以移置慈湖中正紀念公園為宜，而若不至於被私人以願意收藏名義挪用於刻意侮辱前總統及相關人物與族群之用造成社會衝突者，部份銅像可以經公開審議與公布收藏者姓名與其申請私人收藏動機說明文件後移交私人收藏。
至於各地校名為中正或介壽者，或者路名為中正者，介壽一詞有較強烈的個人崇拜色彩，若經公共討論後更名較無爭議，名為中正者則應由其所在鄉鎮市區與縣市政府透過相關社區與社區外在地社會共同討論更名與否。中正路若經決議更名則應儘可能更名為鄉鎮市區名或當地知名文化人士等較無爭議而不至於引發對立衝突者為宜。絕不宜以中央的轉型正義推動委員會逕行為其選擇當地二二八受難者姓名等可能引發後果難料的後續社會動盪的路名或校名。
此外，個人認為，關於兩蔣陵寢的部份，重點應不在於國防部衛兵的撤除與否，而在於推動兩蔣國葬；考量其曾領導全球正義之士對抗德日軸心國法西斯主義侵略暴行的中國戰場並曾領導浴血保衛台灣的歷史功績，可以使用與其妻子宋美齡美國家族墓園相類的西方貴族與權貴家族式大理石棺等形式進行國葬並將陵寢原址改制為紀念文物館，而未來若完成蔣經國時代晚期開啟的民主化並推動全面直接選舉的李登輝前總統逝世時也應以其代表一個時代而比照成立紀念文物館與紀念圖書館。
總的來說，在當前的社會氣氛與政治勢力分布下，轉型正義做為全面執政的民進黨的長期政治承諾，其推動不可避免也確實有著相當的社會正當性，惟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執政者更應保持對社會各界擔心清算鬥爭並因可能因轉型正義運動過激超越其社會正當性可接受範圍而造成社會動盪與民恴轉向的高度警醒，方能使這波得到國家立法授權背書的轉型正義運動真的是自由主義的有助台灣人民個人自由與社會公義向上提升的社會改革運動，而不致於淪為另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另一種舊勢力所操弄的新威權家父長的復辟奪權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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