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台灣糖果屋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三章》讀後





　　近代甘蔗砂糖產業向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產業，而做為砂糖產業原料的


甘蔗種植需要密集的勞動力投入，因而砂糖產業又為奴隸貿易的重要原因。砂糖


產業每每成為歐洲列強帝國主義競逐時的重要議題，德奧等大陸國家由於缺乏可


以大量生產甘蔗的熱帶島嶼殖民地，於是著重於透過稅制奬勵國內甜菜糖的生產


以及透過鐵路與海運運費補貼來鼓勵甜菜糖輸出，並對自英領與法領殖民地輸入


的甘蔗製砂糖課徵輸入稅以抑制其對甜菜糖的競爭，甘蔗種植所需要的龐大勞動


力投入則促成了北美洲－非洲－加勒比熱帶島嶼間的殖民地三角貿易，而為了協


調歐洲列強間的甘蔗糖與甜菜糖的砂糖利益，甚至必須召開國際會議（1901年的


布魯塞爾會議）來尋求解決方案。



　　近代殖民主義起源於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部份論者甚至視帝國主義為


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無產階級勞動者由於在城市裡勞


動的密集相互接觸而發展做為一個自覺而能團結追求權利的階級團體 (a class


for itself) 出現在政治與社會舞台，有別於農業封建主義社會裡分散在眾多


村落且彼此甚少接觸而難於產生共同利益意識的佃農階級 (a class in itself)


的無力與易受宰制，城市勞動階級往往能夠採取罷工甚至於暴動的手段爭取權利


，並與因為工業化機械化生產方式變化而由高階技術工人以及中產階級淪為非技


術性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具有相當知識能力與群眾組織能力的力量相互結合，甚至


與欲與封建貴族保守體制對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結合，從而成為強大的革命


力量，於是，為了取得更大的原物料來源和商品、資本市場，也為了讓在本國被


壓抑的勢力如日本的藩閥武士取得能夠另謀發展之處（日本明治維新時力主征韓


論者正是薩摩藩閥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更為了讓勞動階級取得較廉價的原物


料等生活物資而稍微分享工業化的生活進步以緩解階級矛盾，工業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下階級矛盾的激化使得殖民母國統治者必須向外征服擴張並牢牢地控制殖民


地的經濟產出剩餘完全為殖民母國所搾取以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化與帝國主義事


業。



　　因此，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往往呈現極不平衡的「香蕉共和國」模式，也就是


除了殖民者往往刻意限制其經濟生產僅以供應殖民母國工業與民生需要的農業等


原物料產業為主，殖民者往往也會防範殖民地發展可能與殖民母國競爭的工業以


及防範被殖民者中出現能夠累積資本而與殖民者競爭的資本家和實業家，而由於


殖民政策中殖民地經濟生產的唯一存在目的僅為餵養殖民母國的工業與帝國主義


事業，殖民地往往會被武力強制或者被資本力量半強制地將其農業等原物料生產


事業侷限於少數幾項殖民者需要的經濟作物，但由於集中於生產殖民母國所需的


特定原物料經濟作物，殖民地本身的糧食生產往往無法自給自足而必須仰賴進口


糧食，此一進口糧食的需求又必須透過殖民者控制的進出口公司輸入從而使得殖


民者得以進一步地控制殖民地的民生並從中搾取利益，然而，殖民地往往被限制


只能生產原物料經濟作物，但針對殖民地生產的原物料經濟作物進一步加工製造


的製造業二級產業卻往往被刻意地保留給位於殖民母國的工業資本與工廠，從而


使得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附加價值較高而利潤較高的加工製造業利益完全為


殖民母國所截取，此外，依賴少數殖民者需要的原物料經濟作物的初級產業模式


往往使得殖民地的經濟極為脆弱而易受該少數經濟作物世界價格波動的影響，價


格波動時殖民者復又可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迫使原本的自耕農交出土地所有權而


淪為契作佃耕農從而進一步控制殖民地經濟。



　　日據時代台灣製糖業的發展便是依循上述的殖民地原物料經濟模式。由於日


本緯度較高而無法種植甘蔗生產砂糖，於是自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與爪哇開拓


蔗糖生產時起便大量進口台灣與爪哇蔗糖，及至甲午戰爭後占據台灣展開殖民統


治，便於1900年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並於隔年邀請農學專家新渡戶稻造針對台


灣糖業發展進行調查，殖民總督府並於1902年依據其糖業改良意見頒布《糖業獎


勵規則》並成立臨時台灣糖務局，積極地為日本資本介入與壟斷台灣製糖利益鋪


平了道路。



　　首先，透過台灣銀行等總督府與日本不在資本家勢力牢牢控制的金融體系為


日本各糖業會社進行融資以使其得以擁有龐大的資金與技術優勢來排擠台灣本島


人經營的技術較落後的傳統糖廍；其次，總督府更直接提供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


會社從甘蔗種苗到灌溉乃至於新式製糖機械設備的廣泛補助，甚至是免費提供甘


蔗種苗；第三，總督府直接將因種植甘蔗而開墾的官有地無償贈與製糖會社，使


得日本資本得以直接掌握因日本總督府土地調查而被強劃為官有地的台灣土地，


甚至包括無償贈與種植甘蔗所需的灌溉用地；第四，由於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原料


來源採取專屬採收區制度，成立糖廓或新式製糖廠必須得到總督府同意，而總督


府自然是偏袒同為日本人的日本資本的；第五，甘蔗的採收區域設立各製糖會社


的專屬採收區域，區域內農民若選擇種植甘蔗只能賣給擁有該專屬區域甘蔗購買


特許的製糖會社，使得台灣農民在壟斷性的收購制度下接收極不合理低價的甘蔗


收購價格，而擁有壟斷性定價力量的製糖會社又往往在秤量農民的甘蔗時偷斤減


兩，因而當時便有句福佬話的俗諺謂「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秤！」，並因此而


爆發了二林蔗農事件等台灣各地農民與農民組合組織的抗暴運動；第六，由於農


民仍然可以選擇是否種植甘蔗，總督府與日本資本於是也設法介入壓低與甘蔗競


爭的在來米與甘藷的價格，並透過墊款耕作等方式使得台灣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


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契作佃租戶；第七，總督府並為製糖所需的各項原料與機器


等提供補助金，並且提供出口補助，此外由於台灣主要是生產原料糖的粗糖業，


附加價值與利潤較高的精糖業則仍然保留給日本國內的精糖業，總督府並為輸出


日本的台灣原料糖提供補助，可以說是以總督府的政策對日本資本控制的台灣糖


業提供諸多貿易保護主義協助；第八，一如列強的殖民地糖業，日本資本控制的


台灣製糖會社也組成了台灣糖業聯合會的卡特爾以協調利益。



　　由於當時台灣農民的蓬萊米生產主要也是外銷日本而台灣農民吃的是廉價的


東南亞進口米，極度扭曲的農業生產結構使得台灣完全淪為日本殖民者的原物料


供應基地，而日本資本從台灣製糖業搾取的鉅額利潤又往往並未留在殖民地台灣


進行其他投資，而是以利潤的形式移轉給居住日本的不在資本家並用於投資日本


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可以說，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機器與日本


壟斷性資本使得殖民地台灣成為了為日本殖民母國提供甜美砂糖製品的「糖果屋


」，只是，一如所有列強殖民地砂糖產業，這個殖民地台灣美麗糖果屋的背後其


實是充滿了血腥與剝削的血汗工廠！



　　只是，當殖民母國統治者嚐到了台灣糖果屋的甜頭，也就更加相信他們可以


不斷地透過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擴張來緩和日益嚴重的日本國內階級矛盾而迴避無


可避免的社會改革，並因此走上了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幻想以及侵略戰爭的


不歸路，但最後的最後，終究還是嚐到了苦澀不堪的惡果。

殖民地台灣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之重合與僵固化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二章．第四至六節》讀後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在台灣展開其首度的殖民統治，但由於日本經歷明治維新


後不到三十年便取得殖民地台灣，其本身並未有大量的過剩資本投資於台灣，加


以統治初始台民激烈的武裝抵抗使得日本殖民者所費不貲，日本國內甚至一度有


出售台灣之議。及至後藤新平使殖民地台灣財政獨立以及日本得到甲午戰爭賠款


後加速工業化而有過剩資本必須尋找投資目標之後，台灣便開始在日本資本的控


制下被整編成為提供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須的原物料的邊陲地帶。然而，這樣


子的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是帶有強烈的殖民性格的，也因此，在資本主義發


展的過程中，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趨於重合與僵固化。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為使台灣財政獨立，除了頒布《匪徒刑罰令》撫剿並


進以壓制武裝反抗之外，更積極地開闢財源，方法包括：第一，透過土地調查以


清查隱田並提高土地稅率，然而，儘管透過發行公債而整理大租權以簡化土地所


有權關係，但日本殖民者基本上仍然不敢進一步地廢除租佃關係以減少小租權並


獲取更高比例的土地稅收，仍然保持透過台灣本島人小租權地主「協力者」向佃


耕農民收租然後再由小租權地主向殖民政府繳納土地稅的間接統治手段，其原因


除了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仍然保持許多舊領主與地主的租佃關係之外，可能


也是因為日本在台灣乃異民族的殖民政權，若進一步廢除小租權地主則殖民者勢


必必須與人數龐大的小自耕農直接接觸與收稅而難免產生摩擦衝突──對照國府


1949年起檢討國共內戰中軍事與民政失策而推動的土地改革，結果是進一步整理


了小租權而使得統治者必須直接向眾多的小自耕農收稅，顯示國府統治者並未有


殖民者心態；第二，建立鴉片、食鹽、樟腦、菸葉及酒的專賣制度，透過專賣制


度使得日本資本得以獨占台灣產業的方方面面；第三，進一步地現代化製糖技術


，一方面以殖民政府的權力劃分各製糖會社的甘蔗專屬採收區，另方面則透過差


別性補助以保護日本資本主導的新製糖會社，日俄戰爭後日本財政吃緊便將台灣


的砂糖消費稅改劃歸日本本國財政使用，更顯示其殖民性格──事實上，蔗糖產業


本為一種殖民地經濟產業，全球皆然──尤其，日本資本掌握的製糖會社往往在台


灣只做糖蜜製作或者至多是粗糖製造，卻將精糖製造保留給日本國內的工廠進行


生產，並且由於米糖之間的競爭關係而使殖民政府全力打壓米價，使得台灣農民


被迫種植甘蔗「給會社秤」，而在米食方面則是種植在來米出口日本，但台灣農


民反而只能食用自東南亞進口的廉價米，殖民地台灣呈現以殖民者原物料需求為


主的米糖單一作物農業經濟模式，而儘管沃野千里但台灣農民自身的糧食不足以


自給而必須仰賴進口，台灣的農業經濟呈現明顯的有如「香蕉共和國」般的殖民


地經濟模式。



　　此外，日本資本的流入以及殖民統治手段的使用，將原本在台投資茶葉與樟


腦等產品外銷的英商、中商乃至於台灣本地商家等非日商資本予以排除，從而建


立了日本資本對於台灣外銷利益的全面獨占，並透過差別性的關稅制度迫使台灣


的最大貿易夥伴由中國大陸轉向日本，大量日本商品的輸入台灣連帶地使得台民


的日常生活方式與用物由原本的中國式逐漸轉變為日本式，除了產生政治文化認


同上的同化作用，也為日本大量過剩工業產品找到龐大的新市場。



　　然而，在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台灣本島人並未隨之而產生大量本島人


的資產階級實業家乃至於各種現代專業菁英，相反地，台灣本島人的菁英仍大致


侷限於小租權地主的土地菁英集團，台灣資本主義化所產生的龐大利益多半歸於


根本不居住在台灣因而也不可能進一步將利潤投資於建設台灣產業的日本國內「


不在資本家」，而即便是台灣本島人集資成立的華南銀行，掌握經營實權的常務


董監事乃至各級經理人仍然為日本人，而其行員中更高達百分之九十四是日本人


，此外，公司組織（日本人稱之為會社）乃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裡獲取利潤和累


積資本的利器，但日本殖民者明確地禁止設立任何完全由台灣本島人資本而未有


日本人資本介入控制而成立的公司設立，因而及至戰後殖民統治結束，台灣本島


人的菁英階級依然多數是土地菁英而欠缺現代資本主義意義的實業家；而在農業


方面，除了如上述使得農民必須「種甘蔗給會社秤」之外，由於耕作墊款等手段


的運用而使得許多農民實質淪為日本資本控制的製糖會社的佃農，而製糖會社為


了因應產米出口利潤因日本國內米價上漲而產生的對種植甘蔗的競爭，甚至想方


設法取得許多土地的所有權而使得農民完全成為其所控制的契作佃租戶。此外，


日本人甚至以極少數的人口占據了教師、醫師和律師等中產階級自由職業中的多


數，殖民者甚至對於退職日本籍官吏發給大量台灣土地，1925年整理行政之時一


次發給的所謂濫墾地便高達四千七百甲，使得日本殖民者不只是統治者，而且還


取得了地主領主的地位。可以說，由於日本殖民者的異民族殖民性格，一如當時


歐美列強的殖民地，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在殖民地台灣高度重合，而且由於異民


族殖民的本質使然，殖民者透過法律以及資本獨占等種種手段使得民族界限與階


級界限的重合進一步僵固化成為永遠不可能跨越而追求一視同仁的鴻溝。



　　總結而論，日本殖民者推動台灣資本主義化的最終目的是搾取台灣的原物料


資源，以及將原本可用於建設台灣產業工業化的出口原物料所得資金以控制日本


資本的「不在資本家」的利潤的形式轉移到日本國內以用於挹注日本的工業化發


展，並透過差別性關稅使得台灣成為日本進一步發展工業化後龐大過剩商品的市


場，而由於日本資本對台灣航運業與進出口產業的全面壟斷，日本商品出口台灣


市場以及台灣原物料產品出口日本的利潤完全由日本資本所取得並移轉到日本以


挹注其國內的工業化乃至於軍國主義軍需工業的發展。



　　在這個殖民地經濟模式裡，殖民地台灣的民族界限與階級界限高度重合並且


高度僵固化而難於改變，也因而在殖民地台灣的反抗運動中，往往出現跨越階級


界限的聯合陣線，但也由於台灣本島人的菁英階級在殖民者的控制下侷限於有利


於殖民者間接控制與徵稅的小租權地主「協力者」，殖民地台灣的反抗運動最後


總是會出現沿著階級界限的左右分裂問題，從而使得殖民者得以分而治之而鞏固


其殖民統治並繼續搾取台灣的原物料資源與資本以便餵養日本國內的工業化與帝


國主義力量的發展。

台灣戰後土改政策源流考──兼論極統極獨勢力之形塑

　　國府在1945年台灣光復之初並未在台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然而，由於1947年


爆發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了許多台籍菁英死傷，而由於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政府採取


將台灣視為搾取原物料的邊陲地帶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戰後初期台


籍菁英乃為以地主為核心的土地菁英為多，二二八死難的台灣人民除了無產階級


的起義者，菁英階級死難者便以土地菁英或者由土地菁英出身的醫師等日本殖民


者為統治方便勉強准許台灣本島人執業的專業菁英佔絕對多數，加上甲午戰爭後


兩岸隔閡五十年使得國府來台接收時絕大多數台民對於中國大陸複雜的近現代歷


史脈絡無從理解，因此，很自然地，當國府在內戰中失利播遷來台後痛定思痛地


反省內戰中的軍事與民政失策而在1951年推動「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政策時，剛經歷二二八傷痛不久的台籍土地菁英集團也就認定兩者均


是針對他們而來的打壓台籍菁英的手段，因而成為數十年難解省籍情結的開端。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中共早在對日抗戰時期起便在其所控制的華北各淪陷區敵後根據地推動土地


改革，目的一則在於沿續其自國共合作北伐時便已在北伐軍所到各地推動的土地


改革運動，二則也在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來支持其對日偽軍的作戰，三


則藉此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以便在國共摩擦時將地方地主軍紳組織的國府游擊隊


排擠出去；然而，中共認知對日抗戰必須組建跨階級的廣泛聯合陣線而過激的土


改政策有可能失去部份自由派人士的支持，抗戰時期在山東與蘇北等解放區推動


的主要是較溫和的「二五減租」政策，抗戰後期以及戰後則進一步地推動土改分


田以及鬥爭地主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以圖深化其對解放區的掌握以及強化其在


基層農民中的支持度，也正因其在抗戰後期以後推動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直接


進行土改分田以及讓基層農民挺直腰桿鬥爭數代欺壓他們的地主，中共在其解放


區的群眾支持與效忠度極高，而被土改分田的地主往往在抗戰時逃亡大西南，國


共和談由於國府拒絕承認中共已控制解放區的現狀而破裂後，國府調動大軍主動


向中共解放區發動攻勢，由於國府軍官中不論中央軍或者地方軍系出身地主者均


甚多，為了怕承認中共在蘇北和山東的土改分田現狀會造成連國統區農民組織都


群起效尤要求土改分田，向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解放區進攻的國府軍於是拒不執行


蔣中正指示不要向農民收回土改分田所得土地以及承認中共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


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地主還鄉團」，還鄉地主為報復土改分田和鬥爭地


主，便對參與土改的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改的


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地將


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便


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分


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



　　很有趣的是，1949年四月時（中共發動渡江戰役前夕）宣布推動台灣省「三


七五減租」者是時任省主席的陳誠，後來陳誠出任行政院長時於1951年推動「耕


者有其田」的立法，而陳誠正是指揮國府大軍向中共蘇北與山東解放區發動攻勢


的國府中央軍將領，也就是說，國府動員七十萬大軍攻入山東，占領七十餘城復


又失去七十餘城，最後七十萬大軍被中共解放軍殲滅殆盡，負責指揮山東剿共戰


事的陳誠對於此役相關的慘痛經驗以及問題所在應該是有所了解的，當然，對於


其所指揮的國府軍政官員組織的「地主還鄉團」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應該也是刻骨


銘心的，此外，對於中共自抗戰時期起便陸續在山東推動的「二五減租」和「耕


者有其田」對於中共爭取基層農民支持的強大作用，陳誠應該也是身歷其境而有


所感慨才是。



　　如此，則當1951年國府在台推動「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立法時


，許多大陸地區地主出身的老立委紛紛表達強烈反對，也就不難想像了──畢竟，


中共土改分田使這些撤退來台的大陸地區地主的家族失去龐大家產與地方小霸王


般的社會地位，而國府竟然推動和中共土改政策名稱一模一樣的土改政策，當時


韓戰爆發，國府上下均認為美方必然在國共之間採取對國府一面的政策，因而反


攻大陸有望，如果有了台灣土改的榜樣，則即使國府「反共復國」成功，國府勢


必會貫徹承認中共土改分田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權現狀，因而使得他們「反


共復家」的美夢永遠破碎，更何況，國府竟然直接照抄中共的土改政策名稱，更


使得因中共土改鬥爭而家破人亡的他們心理上難以接受了。



　　由此可見，不論從推動的時機在中共發動渡江戰役以及台灣戒嚴前夕來看，


或者從其名稱根本照抄中共的土改政策名稱來看，國府在台推動「三七五減租」


和「耕者有其田」的主要目的一如當時國府所有的軍政舉措一樣，真正的目的都


是在於試圖將台灣切割於國共內戰中全面崩潰的國府軍政情勢之外，並試圖防堵


中共革命勢力在台灣建立其革命根據地，而不是針對台籍菁英的一種刻意打壓了


，否則，以征服殖民為目的者如克倫威爾攻入愛爾蘭，應該都會將土地收歸新移


民領主地主的控制之下，但台灣在土地改革之後卻並未出現「外省籍田僑仔」，


並未出現新的外省籍地主控制絕大部份高生產力土地的現象。



　　走筆至此，不由得一提筆者在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地主菁英中不時觀察到的一


種幻肢痛 (phantom sensation) 心理現象。幻肢痛乃指截肢病患卻不時感覺


到失去的肢體傳來的冷覺或者痛覺。筆者祖父的父親乃開中藥行致富卻因故敗光


家產與祖產，儘管祖父因其父再娶而並未享受幾年舊地主公子生活且對敗光的土


地似乎原本可能分得的部份也不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他總是不時會提及那


幾分三七五的田還不時念著要我什麼時候返鄉就業把地買回來而把我嚇出一身冷


汗，當然，他也不時擺出一副與其基層公務員職業身分極不相稱的公子少爺般全


不在意世事的處世態度，往往讓我感覺稱此現象為幻肢痛實在非常貼切！



　　在外省籍舊地主中，除了撤退來台者不時喜歡像小說《臺北人》裡一樣似乎


維持著某種派頭之外，其中任官者更有如中國古代王朝中舉任京官的地主員外家


大少爺般對於一般本省籍乃至於外省籍民眾有種睥睨不屑而視為草頭百姓的優越


感，此外，其一方面繼續不接受其必須世代生活台灣的事實，另方面不斷地數說


國府才是抗日主力而中共只是竊國亂政僥倖成功卻避談國府在大陸時期對於大陸


人民的壓迫，其中流亡北美等海外國家者，儘管午夜夢迴仍不時聞共產黨而股戰


，儘管其中不少將軍高官之子因無一技之長而淪為餐廳廚師或者公寓警衛，但卻


仍不時以支持人權或者支持民主為名關心和參與一些六四或者法輪功等中國大陸


流亡人士的活動，幻想著如果哪天這些在中國大陸政爭失敗但本身多半也有共產


黨淵源的人士如果又革命成功，或許這些國府遺民返回大陸重建地主世族社會地


位的夢想又出現某種奇蹟，但奇怪的是，這些外省籍舊地主偉大的人權與民主理


念似乎遇到二二八或者白色恐怖時就會轉彎！由此可見，那不是真心的人權或者


民主理念，那只是緩解他們痛徹心扉的幻肢痛的某種止痛藥罷了。



　　在本省籍舊地主中，除了不時幻想著國府的土改乃針對他們因而他們乃是為


台灣而受難並因而擁有某種統治台灣人民的正當性外，除了忽略國府土改後他們


的土地是分配給同為本省籍的佃農，他們往往依然維持著某種電影《跳舞時代》


中那種地主仕紳的公子哥兒派頭，依然以支持人權與民主為名支持社會運動起家


的民進黨，但有趣的是，他們要求民進黨立委提出加倍補償其土改失地甚至直接


還地的法案，卻不顧強求把時鐘往回撥使他們恢復某種領主貴族地位的必然結果


是必然有同為本省人的社會地位被壓低，更妙的是，他們以某種自認聖潔的台獨


理念將原本社會運動起家而重視照顧弱勢的民進黨理念偷天換日，但他們的台獨


運動往往是在日本或美國舒服地推動，而其自身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商業往來又往


往視為未違反台獨理念，而最妙的是，他們的人權與民主理念遇到慰安婦之類有


關日本殖民時代壓迫台民的議題時也會轉彎！由此可見，他們聖潔的人權與民主


與所謂台獨理念，想來也無非只是一種緩解幻肢痛的止痛藥罷了！



　　台灣政治的不幸在於，形塑了極統與極獨兩大極端勢力的往往有著一定財力


而能左右政治的外省籍與本省籍舊地主，他們彼此對立但實則彼此都有著地主抗


拒現代經濟中社會地位下降的頑固情結以及對於失去土地的幻肢痛心理殘疾，一


如德國史研究者曾說的，普魯士帝國瓦解後的威瑪德國存在著目光短淺又往往容


易有著土地菁英面對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無力感及因無力感而來的反趨強硬和自


認優越民族主義情結的戎克，乃是納粹興起的邪惡溫床，台灣政治受這些有著各


自客觀上完全不可回復的無解歷史傷痛的外省籍與本省籍地主菁英的幻肢痛憤怒


情緒所左右，毋寧是一種悲哀，只能期待上帝與時間垂憐，在台灣還未走到威瑪


晚期悲劇之前，讓這些有著幻肢痛的心理殘疾者早日退出歷史與政治舞台，讓大


歷史的悲劇留在過去供人研究鑑鏡，而不要讓台灣的未來再度面對大歷史悲劇的


無情撕裂與毀滅而留下更多難以撫平的傷痛。



　　以上一點個人淺見。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反共防左一甲子

　　近日來拜讀王明珂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擇》一書，王明珂先生透過引介前蘇


聯學者於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間針對中亞尚存游牧部族研究的進一步理論分析


的架構，提出了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這組相對名詞來說明漢代匈奴在生態經濟壓


力下（歷史本相）必須以南下牧馬或者歸降互市等方式取得長城線以南資源的政


治行動（歷史表相），然而，有趣的是，王明珂先生即使閱讀與參考了前蘇聯學


者的研究與論述，卻仍然在著作時刻意地避免使用以生產方式做為歷史底層結構


(base) 和以政治和文化做為歷史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 這組較廣為人


知但具有馬克思主義方法學色彩的相對名詞，令人不由得感受到台灣大歷史的複


雜過往依舊形塑了做為較年輕學者的王明珂先生的思維和論述。



　　無獨有偶地，本人前些日子拜讀郝柏村先生所著《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


-　1949》一書，一方面感到欽佩，自從國府兵敗東渡以來，這是首位曾參與國


府大陸時期軍事的高階將領終於能夠突破國府遷台以來對於國共內戰成敗因素諱


莫如深的高度禁忌，透過蔣中正日記的解讀試圖誠實地檢討和面對國府在抗戰勝


利後的短短四年間面臨軍政經全面崩潰的種種國府中樞軍政失策，而不再過於簡


單卻逃避責任地全都歸咎馬歇爾調停、中共煽動群眾、中共潛伏間諜或者國府內


部地方派系對蔣掣肘，但另方面，卻也在字裡行間讀到一位外省籍國府軍政要員


對於中共有著強烈的不安與排拒心理。





　　郝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中共的資料，均有意無意間更動了其字句，照理說郝


先生讀過相關資料原文，著書時即應該會直接引用原文，即使記不得也應該會再


去查證才是，其脫誤顯非單純的文字書寫上的錯誤，而可能有更深層的對中共相


關資料的排拒心理作祟。






　　郝先生提及中共的運動戰策略時提及中共策略是「存人失地，有人有地，存


地失人，人地皆無」，但原文應是「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郝先生提及中共自三灣改編以降的軍紀要求是「三項紀律、八個指示」，但


原文應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郝先生提及中共因應國府自國統區調集大軍


對中共解放區的進攻而採取「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的策略，但實則是中共


在瓦解國府大軍在內戰初期對中共解放區的多次進攻而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後，為


遏止國府不斷調集大軍進攻中共解放區造成社會經濟的廣泛破壞，即使被中共解


放軍擊退但國府卻能自未受戰爭破壞的國統區重新徵集大軍反覆進攻與破壞，乃


採取強渡黃河與挺進大別山的「把戰火燒向國統區」策略。



　　除了單純的引用錯誤，郝先生有些引用錯誤之處搭配其書中論述，似乎也對


於中共之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之處，例如，郝先生提及中共對國府軍採取「阻


援打點」策略，但原文應是「圍點打援」，而在此點上郝先生似乎不只是單純引


用錯誤，甚至可能誤解了中共的運動戰戰略思維而以為其重點在「打點」，實則


粟裕的「圍點打援」的核心概念應在於「打援」而非「圍點」，也就是透過圍點


吸引其他國府部隊救援，從而打亂國府大軍對中共解放區的攻勢部署作戰計畫，


並使中共野戰軍得以擺脫國府大軍的尾追聚殲並進而相機奪取戰場主動，在此郝


先生似乎受限於國府正規軍參謀作戰訓練的較僵化思維，依然過於側重對城市與


交通據點的點與線的爭奪而對於中共的運動戰靈活戰略思維有所理解不足。



　　再者，郝先生雖甘冒大不諱而著書討論國共內戰時國府中樞軍政決策不當之


處，但似乎仍有些許「為尊者諱」的情況，例如，郝先生在書中提及國府中最重


要的中共地下黨人乃桂系白崇禧所推薦的劉斐並以此為蔣中正來台後軟禁白崇禧


開脫，但實則劉斐乃由真正關鍵的中共地下黨人郭汝槐所舉發以自保，而郭汝槐


乃是黃埔五期的天子門生愛將，蔣中正直到在大陸時期最後一戰的川西決戰時才


因其在宜賓陣前起義而驚覺，似有識人不明以及對部屬的個人感召力與領袖魅力


不足之處。



　　最後，郝先生對於為何國府在抗戰時能夠得到人民主動支持但內戰時卻連幫


部隊帶路的人都找不到僅以蔣中正與國府軍「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一筆帶過


，認為國府大軍進攻中共自抗戰時起便長期經營的蘇北山東老區無法獲得支援乃


因中共長期經營與控制群眾，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內戰中期才建立的大別山一帶二


十多個中共縣級政府仍然能夠在中野劉鄧大軍轉戰他地後仍然因為推動土地改革


等措施爭取群眾支持而能夠繼續維持住，更無法解釋抗戰時國共在華北等淪陷區


敵後根據地時相摩擦，但結果往往是推動土地改革的中共游擊隊趕走了由地主軍


紳勢力組織的國府游擊隊，而「未能掌握戰爭的社會面」的輕描淡寫，卻避開了


一些極尷尬的事實，像是國府大軍攻入蘇北和山東的中共老區時，便不顧蔣中正


要求承認中共自抗戰時期以降歷年土改分田後土地所有權現狀的手諭，組織了「


地主還鄉團」，這些抗戰時逃亡大西南的地主土地往往早已被中共和當地民眾土


改分配了，他們還鄉時不但依恃國府軍隊和自組民兵團奪回土地，為了報復土改


分田更對參與土改的許多翻身農民採取酷刑虐殺的血腥威嚇手段，像是將參與土


改的農民全身埋入土中只餘頭頸露出地面，然後以犁耕過而將之斬首，甚至戲謔


地將此酷刑稱呼為「耕者有其田」中共當時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區的土改政策名稱


便是「耕者有其田」），如此血腥殘暴的行為，使得許多原本以為可以保留土改


分田而心存觀望的農民憤而死心塌地擁護中共，郝先生的一句「未能掌握戰爭的


社會面」，實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許多貧苦民眾的苦難故事。



　　郝先生書中諸如此類的值得討論之處頗多，本文主題既非對郝先生著作評釋


或勘誤，便不一一詳述，然而，郝先生書中讀來，仍然對於中共有著許多未說出


口卻表露無遺的排拒心理，甚至不願承認1949年以前中共在組織和政策上相較於


當時的國府有其優點與過人之處才使民心向背。



　　同樣地，馬英九總統多次提及國府軍乃抗戰唯一主力，無可否認的是，國府


在對日抗戰中擔負正面戰場的重任並承受日軍主力部隊猛烈攻擊，其死傷慘重而


將領級陣亡者兩百餘人，自然對於中國的對日抗戰和全球反日本帝國主義同盟國


的勝利居功厥偉，但若認為國府軍乃是中國唯一的抗戰主力，便是無視於在珍珠


港事變前，全球僅蘇聯願意提供國府軍火等軍事援助，原因是為了不在歐陸和西


伯利亞腹背受敵，希望中國分散日本力量而使其無法分身進攻蘇聯，由於中共經


國府自清黨後多年軍事剿共而力量薄弱，蘇聯於是成為珍珠港事變前唯一願意提


供國府軍事援助的國家，無視於蔣中正原本根據其對日本軍方思維的理解而期待


淞滬會戰粉碎日軍三月亡華幻夢後日軍會停戰退讓而讓其有充分時間安內攘外和


建立更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以與日本相抗，及至淞滬一役折損國府中央軍幾乎全部


的包括新裝備的德制師在內的主力精銳部隊後，南京失守後國府中樞撤退至武漢


時蔣中正提出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乃是閱讀毛澤東在國共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所提供的《論持久戰》後的思維轉變，也無視於中共游擊隊


在華北襲擊偽軍和交通補給要點對於日軍主力部隊的強大牽制作用，甚至迫使日

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調集大軍採取「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法」試圖掃蕩

華北共黨游擊隊。惟由此可見，馬英九總統本人對於中共有其排拒與防衛的心理

，並未因個人家族為1949年後自大陸撤退來台者就對於中共與中國大陸全無戒心

，甚至毋寧是更具戒心。



　　此外，台灣不分藍綠諸多論者將許多中國大陸當下的不合理現象全歸諸中共


政權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忽略了更廣泛的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脈絡。例如，中共在


西藏與新疆等較有獨立意識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較在其他不具獨立意識的少數


民族地區的政策來得強硬許多，不少甚至與當代少數民族權利思潮有所扞格而固


然有其值得檢討之處，但中國自秦漢以降歷代針對少數民族的邊政向來就強調「


移民實邊」以壓抑少數民族防範邊患再起而危及華夏政權穩定；中國大陸現在的


勞動權等人權固然有值得檢討與進步之處，但英國、德國等工業國家的勞動權也


不是一日而達到今日的水準，英國早年的煤礦坑便有許多身材較小而便於在坑道


中工作的童工；中國大陸的商品品質管制較差而不時出現所謂的黑心商品，固然


應該敦促其儘速改善品質管制法規與執法機制以免危害中國大陸國民以及其出口


國國民的健康，但各國工業發展均曾經歷山寨品乃至黑心商品等品質較差的階段


，戰後七○年代許多美國電影便曾取笑日本車一撞一壓就全毀，而台灣早年也曾被


稱為仿冒王國，而事實上，做為英國工業革命起始的紡織工業的發展，最初的目


的便是為大量生產華美昂貴的印度手工印花布的廉價仿冒品；中國大陸為了經濟


發展以及由於過去的威權餘威，許多國內政策採取較為專制的手段像是三峽工程


的沿江居民遷徙，然而，由農業封建主義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中


往往會經歷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以為經濟發展掃平障礙，根據布勞


岱爾等人的研究，英國便幾乎是犧牲了兩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勞動階級的生活水準


才完成工業革命，然後才因城市工人階級權利意識的萌生而回過頭來改善勞動者


的生活水準與勞動條件，不難想像中間兩代人的工業化過程之痛苦，其間產生的


回歸美好過往田園生活的想像或者貧苦民眾要求改善生活水準與反抗壓迫的暴動


便是透過絕對主義國家的壓制才得以維持工業化進程的持續，中共的威權統治當


然應該要追求改革，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也絕對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但衡諸世界


歷史，似乎「告別革命」而追求體制內的抗爭與漸進改革才不會再度陷入反覆革


命血腥鬥爭而使人民生活更為辛苦、國家發展更為遲滯的可怕困境，畢竟，革命


成功者往往相信自己有天命或者相信其為人民流血犧牲奉獻因而值得人民為其犧


牲奉獻，小者貪污腐敗、大者殺人盈野而猶自以為理由正當，同盟會革命後的大


陸時期國民黨如此，所謂解放之後的共產黨亦復如是。



　　為什麼台灣不分藍綠不分族群的人群，對於中共總是有著一種特殊的排拒情


結呢？主要的原因便是台灣自日據時代直到解除戒嚴之前統治者長年的反共防左


血腥鎮壓。



　　一戰之後的經濟復甦榮景在日本造就了大正民主時期較寬鬆的政治文化，對


於自由派和左翼運動的管制相對有所放寬，在殖民地台灣也是如此，因而造就了


蔣渭水所組建的台灣民眾黨竟然能夠在殖民統治下組織結社而代表台民發聲，連


溫卿和林獻堂還能進一步為了左右路線問題進行辯論，甚至台灣共產黨雖不合法


但仍以各種形式組織參與各地農民組合，左翼人士被補審判時尚且有日本辯護士


來台為其辯護，可謂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手段最溫和的時期，然而好景不常，不旋


踵世界經濟因1929年起的大恐慌而再度陷入周期性的低潮，日本明治憲法內在的


軍國主義缺陷浮現，例如，明治憲法規定軍部獨立於內閣之外而直屬天皇，於是


當軍方對於組閣黨派的政策不滿時便可以透過不提出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名單等


方式便其組閣失敗，加上日本經濟持續工業化使得以舊時代武士和較低階土地菁


英為首的少壯派軍官的社會地位降低而日趨激進，屢屢對日本首相和閣員發動暗


殺，日本終究走向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之路以緩和內部階級矛盾並鞏固增進既有


統治階級的權力，在日本國內鎮壓了包括德田球一等左翼勢力和自由派勢力，在


殖民地台灣也長期關押台共的謝雪紅等人並迫使包括台灣民眾黨在內的台民組織


結社解散或者改為殖民者喉舌。



　　戰後，沿續抗戰時國共合作的氣氛使得包括謝雪紅和中共省工委等左翼勢力


恢復活動，但隨著國共和談的破裂和全面內戰的爆發，國府擴大對左翼勢力的血


腥鎮壓而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乃至於只是參加左翼讀書會


的青年均無辜被牽連而成為恐共反共鎮壓中的犧牲者，而隨著國府在內戰中全面


失利播遷來台，蔣中正雖然後悔莫及地認知到對共鬥爭不能採取單純只用軍事武


力進剿的方式而應該「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對於可能存在潛伏共諜的強烈


恐共症心理想像仍使其發動了對於任何可能具有左翼傾向各族群人士均不論思想


或行動均一律血腥鎮壓的白色恐怖，其中又以自大陸撤退來台而可能在大陸時與


共黨相關人士有所接觸的外省籍人士往往最容易成為反共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白


色恐怖之下，使用紅筆書寫成為一種荒謬的禁忌，孔德哲學批判的學術考題成為


暗示主張批孔的文字獄，連Mark Twain和Max Weber都成為出版品審查時可能


被找麻煩的關鍵字。



　　從大正民主到解除戒嚴期間一甲子的反共防左，使得台灣失去了理性討論公


共議題的另一種異議聲音，也造就了上述包括王明珂、郝柏村和馬英九等台灣各


界菁英人物在思想行動乃至於遣詞用字上說不出口卻無所不在的小警總。然而，


也正因為一甲子反共防左的自我思想檢查，台灣不論任何族群人士對於中共政權


均有著相當的排拒戒心，其中可能又以家族往往為大陸地主望族而有親人在中共


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殺害的外省籍人士對中共政權的戒心最強，因


而，指控外省籍政治菁英可能「寧予外人、不予家奴」而可能在與中共接觸談判


時任意出賣台灣利益，有如指控一個人可能會與其殺父或者殺叔仇人成為最佳拍


檔一樣地不合邏輯。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除了思想上的陰影，也造成許多各族群台灣人民永難磨滅


的苦痛。然而，後冷戰時期再度崛起復興的中國早已不是當年毛派的共產中國，


面對新的兩岸格局與實力對比，許多因素實乃並非操之於台灣內部政治與民意思


維變化的給定的外在因素，像是華府與北京對於各自在東亞地區戰略利益的追求


與折衝，過度地在台灣內部以具有排他性的手段試圖完全整合愛台灣民意力量的


內在因素變化以追求台灣的國際地位，其實對於主要由外界力量折衝決定的台灣


國際參與問題並沒有實際的幫助。



　　一甲子的反共防左遺留了太多的傷痛，而唯有透過更多的理解與更多對歷史


情境的爬梳，才能夠在傷痛之餘，給台灣社會一個撫平傷口的可能，也才有可能


團結奮鬥追求一個共同的未來。



　　以上整理本人對於台灣近現代史與未來走向的一點初步的個人看法，錯誤疏


漏之處在所難免，還望方家指教。

人口統計抑或牲口統計？

姚人多《認識台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讀後有感



　　「數字化管理」乃是現代化管理的最重要特徵，因而，以數字化管理取代意


識型態化管理乃是觀察一個前現代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



　　清代中國承繼儒教意識型態治國的傳統，儘管清末鴉片戰爭以降受到西方現


代文明的影響而有自強運動，但其根本目的僅在於「師夷之長」以求「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亦即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優勢在於船堅砲利，只要學習西方的船


堅砲利便能夠富國強兵打敗入侵東方的西方勢力，因而，自強運動雖為中國在面


臨西力東漸的外部動力以及太平天國之亂的內部動力之後所採取反應性的第一次


現代化嘗試，但因改革範圍的侷限使得自強運動所具備的現代性成分極為有限，


舉例而言，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相關稅賦向為歷朝重要的稅收來源，然而，


受限於技術因素與極高比例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而使得農業相關稅賦短少以及稅


賦的重擔不斷向小面積自耕農集中，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土地清丈受到地主


鄉紳勾結地方官吏刻意短報田產面積的影響而連帶使得做為田賦等徵收依據的魚


鱗圖冊資料大幅失真，做為王朝稅收基礎的土地統計尚且模糊不清，遑論人口統


計。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清領時期的台灣。儘管舖設了鐵路和電報，但及至馬關


條約割讓台灣之時，台灣仍無確切的土地統計與人口統計等數字化管理必要的統


計數據。幾乎與自強運動同時期，日本在黑船來航的壓力下展開明治維新，但其


改革內容在船堅砲利之外觸及更廣泛的現代化過程，因而日本殖民統治者抵台後


展開的土地調查，儘管許多無法提出產權證明的土地被改歸為日本殖民者所有，


但全台生產稅收的土地清冊仍由867,000畝增為兩倍多的1,866,000畝，土地稅


收更更加了三倍之多。此外，有別於英國在印度的人口普查受限於未有土地調查


先行的輔助而成果有限，日本殖民者在台灣也在土地調查的基礎上展開了完整的


人口調查，藉此在台灣建立了傅科所謂「關於知識的國家理性知識」，並使被殖


民者成為一個已經規訓控制的土著實體。



　　然而，日本殖民者之所在台灣熱切地推動人口統計，並非因為其克服了對台


灣異民族被殖民者的「知識冷感症」與優越感並願意對被殖民者平等對待，相反


地，恰恰是因為日本殖民者不願意真正地理解與平等對待台灣人民，才以人口統


計的數字化形式將關於被殖民者的知識中與殖民母國利益相關的部份加以調查並


帶回日本國內討論如何剝削利用被殖民者的資源，就好像畜牧業者將牲口的各種


知識化為數字然後帶回到畜牧業者的會議桌上討論每年該殺多少頭牛羊才能永續


經營以及有哪些牛羊似乎特別地不馴服而必須加以注意和規訓。有別於日本國內


的人口統計，台灣的人口調查遠早於日本國內，或許因為人類總是早在學會針對


人做統計調查之前就學會了對畜牧的牲口進行統計調查？且日本在台統計調查的


內容更與在日本國內大不相同，例如，日本殖民者在台人口調查並不包括台灣人


民休閒生活的狀態，或許因為除非有助於畜牧生產量否則牲口的休閒娛樂並非畜


牧業者所在意者？此外，在日本國內做得非常詳細的「家計調查」，在台灣也相


對地為殖民者所忽略。而儘管日本在大正民主時期乃至於之後均對於日本國內的


異議者僅針對少數政治生活極活躍者做粗略的掌握，日本警察在台灣卻對於所有


可能的異議者均採取緊迫盯人、滴水不漏的監控，像是對於文化協會中的演講者


、演講言詞、演講者細部手勢乃至於群眾的反應均做了極具體的掌握與記錄，或


許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異議者只要稍加留意即可，但對於可能造成畜牧業者的牲口


反抗與經濟損失的牲口中之異議煽動者「老少校們」卻自是必須嚴加監控打壓乃


至於必欲除之而後快了！



　　由此，我們發現了日本殖民者固然透過土地統計和人口統計的國家理性知識


獲取與管理而將一種具有現代性的管理模式引進台灣的土地，然而，實質上這並


不是以被殖民者的利益或者現代化為目的，相反地，其目的毋寧在於使被殖民者


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異化成為不具人格性的數字與文字記錄，並始終是以剝削利用


被殖民者的資源並將之轉輸殖民母國使用為最終目的的一種「牲口統計」！

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與綠島感訓監獄

　　表面上看來，日據時代的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在戰後改為綠島感訓監獄，似


乎是國府沿續日本殖民政府對付可能造成社會穩定威脅的浮浪者的手段來對付政


治犯，實則，國府在大陸時期便經常透過軍統局和中統局等情治單位對付以共產


黨人等左翼份子為主的政治犯，其中，中統局便曾在大陸各地設立所謂的「反省


院」來監禁共產黨人並對之進行思想感訓教育，因此，綠島感訓監獄應該是淵源


自國府在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利用與增


進了日據時代遺留的與本島高度隔離的綠島浮浪者收容所等現成的機構設施罷了


，並非國府來台後學習日本殖民政府的浮浪者取締政策來對付政治犯。



　　當然，中國面臨百餘年的內憂外患，普遍的貧窮、懸殊的貧富差距與租佃階


級權力高度不平等在在使得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等號召有著強大的感染力，絕非監


禁感訓政治犯所能解決。蔣中正乃中國傳統私墊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下


產生的領導人，依循傳統中國儒教與日本軍國主義建構其統治模式，他試圖透過


高壓手段對付政治犯並對中共採取單純軍事進剿的手段以圖建立穩定的環境來追


求中國現代化發展，然而，蔣氏仍然受其思想教育背景的影響而有著侷限性，因


而無法從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待共產黨等左翼勢力興起的社會動力，也無


法看到戰後全球冷戰以及全球左翼崛起的大環境，如果連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如


英國都必須轉向福利國家和公用事業國有化等追求社會正義的左傾政策才能夠在


戰後全球左翼崛起的環境中維持社會穩定而不被左翼革命浪潮淹沒，處處有著適


於左翼革命烈火燎原之乾柴的中國又怎麼可能只透過鎮壓和軍事手段來壓抑共產


黨呢？此外，國府受限於地方軍頭勢力而難於建立穩定的統一國家，甚至於到了


1949年底在成都平原一帶進行保衛大西南最後反攻基地的川西決戰之時，尚且受


制於川軍的劉文輝、鄧錫侯以及雲南盧漢等地方勢力，然而，地方軍頭的社會經


濟基礎在於清末以來的地方性地主軍紳勢力，若由國府中央政府主動推動較溫和


的土地改革，則一方面可以透過合理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理念來消滅社會主義革


命的燎原之火，另方面又可以透過土地改革的推恩眾建削藩之效來根本性地瓦解


地方軍頭所依恃的社會經濟基礎並建立較能有效管理的近代中央集權國家－－自


農業封建社會向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往往必須經歷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


國家的歷史階段以做為一種必要的中介推進力量，最後，土地改革可以簡化土地


所有權關係更可以有助於中央政府獲取推動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稅收來源。



　　然而，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消弭共產黨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這樣子的政策理路終究不是接受中國私墊儒學教育與日本振武學校軍事教育的一


介武夫蔣中正所能夠理解的，他最後只能在川西決戰因黃埔系郭汝槐在宜賓陣前


起義而全面失利後即將搭機來台前下令全數槍決成都監獄中包括楊虎城等人在內


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份子以洩憤。透過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經濟成長來推動國家現代


化並消弭社會主義革命之火的政策，只能等待曾在留學蘇聯時被指控為托派而下


放西伯利亞工廠勞動的蔣經國，而一如台灣政治中一個人若被指控為扁系的必然


前提是此人是民進黨人，蔣經國被指控為托派的必然前提是……。只能說，領導


人的思想背景與戰略視野對於其個人事業成敗乃至於國家興亡還是有著不小的關


係。



　　最後必須再度強調的是，直接將戰前與戰後的台灣直接做比較是一個不甚合


理的研究分析進路，戰後的綠島感訓監獄主要是沿續自國府大陸時期對付共產黨


人等政治犯的監禁感訓手段，只是來台後使用與增進了火燒島上的設施，而非沿


續日據時代的浮浪者取締政策思維了。

關於思考戰前與戰後台灣之進路的一點個人意見

　　台灣史研究或者議論台灣歷史者的一個傾向是，將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直


接與戰後國府統治下的台灣做比較，然而，統治者的歷史脈絡不同，將兩者直接


進行比較往往容易變成是在日本的歷史脈絡裡檢視國府的統治作為，但這樣子的


研究分析進路是有問題的。



　　首先，日本在台灣的作為也許是70分，而戰後初期（1945 – 1950年）國


府在台灣的作為也許是60分，然而，日本同時期在本國的作為是90分，但國府同


時期在大陸地區的作為也是60分甚至只有50分，也就是說，日本對台灣採取歧視


性的政策，就像電影《賽德克．巴萊》中台灣原住民小孩巴萬跑贏了日本小孩卻


被日籍老師痛打：台灣人的小孩怎麼可以跑贏日本主子的小孩？然而，國府對台


灣採取的是一視同仁的政策，只是受限於資源而在台灣和大陸的統治均有所不足


之處；於是當日本工業化日益發展時，對台灣採取了「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


政策把台灣視為獲取原物料的邊陲地帶，但國府在台灣卻採取了工業化的政策，


而同樣是沿襲類似的戶口調查制度，日本在台灣採取了台灣人只有戶口而日本人


才能有戶籍，但國府不論在1949年前後，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是採取一致的戶籍


制度，即使在反共年代的在外流動人口到警局申報也是在本省人與外省人間一致的


管制，歧視的政策即使當下相對較好，但最後終究是要維持被殖民者次於殖民者的


差距與不平等的。



　　第二，日本與國府不同的歷史脈絡下，也許採取一些類似的統治手法，但仍然


可以看出異民族殖民與同民族統治間的差異，日本在台設置台灣軍司令部，但同時


期並沒有東京軍司令部，國府來台設置台灣警備司令，但同時期國府為了與中共搶


奪地盤並或者牽制地方軍頭勢力，在大陸各地均設置有軍事控制之編制，諸如東北


保安司令、綏靖公署主任、警備司令、剿匪司令，而一些原本應為文職者如省主席


、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等也大多由地方軍頭或中央


軍系方面大員等軍職人員出任，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離台後便轉


任重慶警備司令，而看似同樣是軍文分立，日本當時中央集權國家下軍文分立乃代


表著不再施行軍事統治，但在國府的脈絡裡，省主席等文職實際上往往由地方軍頭


出任如戰後的雲南省主席盧漢，而當地警備司令等軍職則往往由中央政府刻意派任


中央軍系或者與省主席軍系不同派系者出任以牽制之，因而，軍文最高領導人不同


之省份往往代表著相當的權力衝突，而各擁不同軍系後盾的軍文領導人自然難於約


束對方軍系的作為而出現比軍文合一更嚴重的貪污擾民現象，1949年初陳誠再度兼


任省主席與警備司令便是為了防止李宗仁代總統另派非黃埔系將領出任警備司令而


使得撤退台灣的部隊重蹈國府大陸時期軍政派系林立互鬥的覆轍，因而一旦蔣中正


總統登陸台灣，陳誠立即於1950年初改任行政院長，而之後的台灣省主席便不再兼


任警備司令了，同樣地，海南島撤退來台部隊多屬粵系，因而原本預定由高雄港登


陸便被命令改為由基隆港登陸，到了基隆港碼頭一下船便立刻被中央軍系部隊包圍


繳械並打散整編到不同的軍事單位，自海南撤退的高階將領來台後長年投閒置散，


對打散整編表達異議者更險被軍法判處唯一死刑，更可佐證當時以陳誠兼任警備司


令實際上的根本目的在於管制並確保來台國府部隊只有中央黃埔軍系單一派系勢力


主導，而非如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時恢復軍職總督般是以對台民進行差別性的軍事統


治為目的了。



　　因此，個人覺得比較戰前與戰後台灣統治者的思維是否有殖民者的心態或者只


是單純地進行現代化的統治控制手段時，不應該直接比較兩者的在台政策是否相似


，而應該更細緻地比較兩者的在台政策與兩者本身在台灣以外的統治區域的政策是


否相同來做比較。



　　以上一點淺見。

一部三百年台獨運動血淚史？－－黃昭堂《台灣民主國的性格》讀後

　　台灣由於開墾的時間較晚而各種封建保守勢力如地主鄉紳以及封建禮法的


勢力較為薄弱，對於新事物與新制度的抵制情緒較弱，因而成為清末自強運動


中最成功的省份，例如，在大陸因為破壞風水等因素被當地仕紳強烈反對而作


罷的鐵路在台灣卻能成功興建，而為了建立較現代的稅賦制度而必須簡化土地


所有權狀態並減少清初受領墾照來台開墾後長年不勞而獲並造成政府稅收短少


的墾首、大租戶的權利的「大租去四留六」政策，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台南地區


推動時受到當地地主鄉紳的強烈反對，最後劉銘傳索性將省垣遷至台北而在開


發較晚、地主鄉紳勢力較不穩固的台北地區成功推動，然而，很難想像如此的


稅賦與土地改革政策在地主鄉紳（土豪劣紳？！）封建勢力盤根錯節、勢力穩


固的大陸地區有任何成功甚至嘗試的可能。



　　同樣地，台灣做為一個開發較晚而各種封建保守勢力較薄弱的漢人社會，


對於現代化改革的接受度較高使得統治者在台灣推動現代化改革所必須面臨的


阻力較小，於是當國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轉趨劣勢而中樞最高領導人蔣中正


起心動念「今後當擇一單純之地，從頭開始」（《蔣中正日記》）時，很自然


地第一個就想到經過清領時期與日據時代初步現代化而又沒有地方性地主軍紳


軍頭等複雜的軍政派系林立糾葛的台灣，因而在徐蚌會戰國府殘存的機械化有


生戰力陷入重圍而政治上又面臨桂系逼宮行將下野之際，蔣中正面對國府軍政


總崩潰的重大危機之時，依然臨去秋波，於下野前夕發布其黃埔嫡系愛將、中


央軍系八大金剛之一的陳誠任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開始執行國府東渡播遷


台灣行動，有計畫地轉運國庫黃金赴台並且有系統地篩選忠於蔣中正的中央軍


政官員與部隊轉進渡台，積極準備在台灣建設反共復國基地與三民主義模範省


。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中，日本要求中國割讓台灣與遼東半島


。其中，遼東半島乃滿清政權龍興之地，加上俄國等國亦長年覬覦東北利權，


三國干涉還遼之下終於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台灣既為清末自強運動最成功的


省份，中國方面自然雅不願割讓台灣，馬關議約時李鴻章似未強力設法保存遼


東半島，但為了保存台灣卻不惜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義、女無情、充滿


瘴癘」等語向伊藤博文自貶台灣價值，試圖藉此打消日本要求割讓台灣的意圖


，而在馬關條約簽約後，包括清朝中央乃至南洋大臣張之洞等人均不斷試圖透


過國際奧援乃至於試圖以普法戰後洛林亞爾薩斯問題中人民不服從等國際法慣


例來試圖保存台灣，甚至直到馬關條約批准後清廷仍密詔要求設法保台，而在


無法得到國際干涉保台後，仍暗示留台大員唐景崧和劉永福等人在不使中國再


度捲入勝利無望的全面對日作戰的前提下，可以台民自主反割讓的名義設法取


得國際奧援乃至於組織駐台軍隊與民兵進行武裝抵抗，張之洞甚至搶運軍費白


銀三十萬兩赴台，若非中央默許應該難以如此作為。



　　由此可見，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複雜脈絡中，台灣有其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黃昭堂先生整理台灣民主國建立前後的歷史事實並加以分析論述，然而，


或許由於其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前後的台灣而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脈絡


已有所隔閡，加以其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使其在台灣民主國的性格篇章


中的論述有許多值得細究之處，前文已就其所整理的割讓前後之歷史論述補充


中國近代史脈絡，以下再略舉個人以為值得細究的幾個要點加以探討。



　　首先，黃文幾將清領以來的台灣史視為一部不斷追求台灣獨立的血淚史，


然而，其提到明鄭乃是首次將台灣做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但其以台南為「


東都」便明示光復「正都」的政治意圖，此外，明鄭透過海五商、山五商等商


業情報組織不斷打探反攻大陸反清復明之可能時機，甚至介入清初三藩之亂，


凡此均可證明明鄭政權主觀上與客觀上均如抗戰時遷往陪都重慶的國府，仍是


以全中國為其政治單位的想像並依此而採取各種政經作為的。至於清領之後的


朱一貴偽託明冑而自稱「中興王」、日據中期的余清芳自立「大明慈悲國」，


當然均是以反清反日復明為號召而非欲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了。



　　其次，黃文提及在西來庵事件後做為日共支部的台共主張台獨。然而，台


共之所以以日共支部的形式建立乃因服膺當時第三國際「一國一共產黨」以及


殖民地共產黨由殖民母國共產黨支部形式接受領導的指示，並依列寧的殖民地


革命理論而主張殖民地應獨立脫離殖民母國，目的在於使做為資本主義最高形


式的帝國主義勢力失去其賴以搾取資源與市場的殖民地並走向滅亡，但事實上


，由於台民所屬的漢民族之主權領土並未如其他列強殖民地般完全被日本併吞


，因此，台共自成立之始便有強大的親中共勢力存在，這些台共「上大派」人


士對於第三國際指示下的台灣獨立主張並不是十分認同，林木順離台後轉而加


入中共，蔡孝乾和蘇新等人戰後乾脆以中共台灣省工委身份返台活動。黃文對


此複雜脈絡似有所理解不足，而僅截取台共曾主張台灣獨立之黨綱而逕為論述


。



　　狄德羅說過，每部歷史都是當代史。做為一個自由社會，台灣應該包容各


種不同的政治主張，然而，當閱讀歷史著述時，我們必須注意文本書寫者的個


人立場是否有使其分析論述過於偏頗的可能，而當在進行歷史論述時，則更應


該注意整體的大歷史脈絡，並儘量客觀地依據史實進行分析論述。台灣前途問


題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大哉問，但相關討論不必然要以刻意建構歷史論述來加以


支持，事實上，當用於支持一種政治主張的歷史論述建構過於違背史實與大歷


史脈絡時，則可能因為歷史論述禁不起檢驗而連帶使得原本值得討論的政治主


張反而受牽累而失去支持，甚至可能因為歷史論述的具有排他性而造成社會對


立並因此更加難於理性思辯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