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在英國通過脫離歐盟的公投之後，英鎊與歐元乃至於相關資產均出現了因為經濟不確定性陡增造成的恐慌性賣壓，儘管英鎊與歐元及相關資產價格隨後稍稍回穩，但英國脫歐的重大事件，勢必使得各方投資人對於自次貸風暴與歐債風暴後僅勉強維持的歐洲經濟體的金融與經濟體質再度謹慎仔細評估審視，英國與歐盟經濟體潛在的體系性弱點必然在英國脫歐造成的投資信心喪失下被進一步放大檢視，英國與歐盟經濟體經過此番英國脫歐的壓力實測，自然也就必然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也必然必須化危機為轉機針對英國與歐盟各經濟體的內部體質進行實質的體檢與改革，當然，也就必然針對歐洲聯盟各項相關經濟合作機制如貨物與勞工自由跨國界流動甚至於針對非直接經濟相關的《社會憲章》 (Social Charter) 進行再檢視與再改革。
經濟層面的劇烈影響之外，此次英國的脫歐公投所顯現的大不列顛各區域間的深刻差異與隱然浮現的民族與社會文化差異，英格蘭一面倒地支持脫歐，但向來與英格蘭有著深刻民族與社會文化差異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則一面倒地反對脫歐，蘇格蘭向來不是那麼支持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也向來遠比英格蘭傾向於接納歐盟體制的《社會憲章》，部份外媒報導，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在脫歐公投過關後再度浮現了龐大的獨立聲浪，而事實上，英格蘭以及英格蘭以外的大不列顛各地如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之間就脫歐與否意見齟齬反映了雙方長遠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結構的深刻裂痕，像是蘇格蘭與北愛爾蘭的社會文化可能與北歐和德國一樣比較願意採納「社會連帶」的社會安全體制，當然，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也必然認為其人口和經濟發展遠比英格蘭來得小得多的經濟體若能夠納入更廣大的歐盟的經濟合作體系裡能夠使其經濟體系與社會文化制度更能夠在歐盟的超國家體系裡尋得遠比只被框架在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裡能夠有更高度的相對於英格蘭的自主性以及更廣闊的自主發展空間，英國脫歐乃是英格蘭以相對於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絕對多數人口優勢所片面造成的新事態與新現實社會經濟框架，但這對於蘇格蘭和北愛爾蘭自然是極不利的，畢竟，現在已非十八世紀初的一七○七年通過蘇格蘭與英格蘭《聯合法案》之時英格蘭有著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內外經濟發展機會可與蘇格蘭分享從而使蘇格蘭勉強願意接受國際現實政治情勢而接受與英格蘭合併成立聯合王國的時代了，儘管有著多次提高蘇格蘭自治權的改革，甚至蘇格蘭可以在恢復蘇格蘭王國時代的自己的議會之餘仍保有在英格蘭議會的席次，然而，就保存與發展其與英格蘭截然不同的社會文心與經濟體制而言，以及更重要的，就取得早已落日許久的大英帝國殖民帝國之外更廣泛的歐盟體系經濟發展空間，乃至於獲得歐盟《社會憲章》等基本社會文化權利制度保障下獨立於英格蘭之外的具塞爾特民族特色的社會文化體系發展，蘇格蘭與北愛爾蘭恐怕無法在脫離歐盟體系而再度被桎棝在業已衰落的聯合王國內部的社會經濟體系新現實下僅滿足於已有的高度自治權，而勢必要求就是否參與歐盟經濟整合甚至是採納歐盟《社會憲章》，乃至於更進一步地採用歐元做為英鎊以外的法定貨幣或甚至更激進地只採用歐元做為法定貨幣——儘管，以倫敦做為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與英鎊的相對穩定強勢地位，蘇格蘭與北愛爾蘭不大可能僅為了政治考量就排除英鎊做為其法定貨幣——等方式維持與深化蘇格蘭與北愛爾兩地參與歐盟經濟整合，否則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就要脫離聯合王國獨立，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在英國確定脫歐之後極可能提出的此一自主涉外經濟主權甚至《社會憲章》等司法與社會制度主權的自主決定要求，勢必衝擊自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後簽訂《西發里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 時基於法國裂解神聖羅馬帝國從而維持日耳曼分裂的利益所提出的近代主權國家概念以及建構在此一「西發里亞體系」 (Westphalian Sovereignty System) 國際外交體系的基本核心基礎，畢竟，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概念的核心就是「主權者對內最高、對外唯一」，而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在英國在英格蘭以絕對多數人口優勢片面決定聯合王國脫歐之外可能提出的要求擁有自主涉外經濟主權乃至於司法與社會制度主權做為交換留在聯合王國不走向獨立條件的強烈主張，若最後得到聯合王國與歐洲聯盟的肯認與接受，則歐洲許多國家如法國的布列塔尼乃至洛林—亞爾薩斯等地區與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等地區均面臨程度不一的無法在近代以來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與主權國家概念為基礎的近現代國際關係體系裡得到妥善安排而不時引發內外爭議甚至暴力抗爭的現在民族國家內部具有相當差異性歷史性經濟體制與社會文化制度的問題，很可能也會接著提出各種程度不等的類似要求，可以說，此次英國脫歐連帶引發的蘇格蘭與北愛爾蘭是否可以留在聯合王國的政治關係框架但擁有完全或相當程度的涉外經濟主權乃至於司法和社會制度主權的爭議，其實也極有可能挑戰現有的以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概念為基礎的現代國際關係體系，而三個半世紀來的西發里亞體系，恐怕也很可能因為無法適應現實的各國各地區政治經濟關係妥適穩定安排的強烈需求而必須要走到黃昏了。
而在歐盟體系內，《里斯本條約》在各國進行國會批准或公投同意時就曾引發法國等國民意反彈而出現了許多像是波蘭水電工搶工作的反對派電視宣傳短片，儘管歐盟體制在後冷戰時代的東擴以及促進商品關稅大降自由流動乃至於減少人員與資本流動的邊界管制，相當程度上是讓包括東部歐洲與西部歐洲在內的整體歐洲經濟體系重現了一戰前的區域內自然經濟整合狀態，而在華約組織解體後再度浮現歐洲政治議程的東歐政治破裂帶政治經濟穩定問題，也因為德國為首西歐各國經濟力量重返東歐後及時地推動歐盟東擴而使得許多製造業等工作機會從區域外移轉改為歐洲區域內移轉，後冷戰東歐各國的社會經濟體系因而得以迅速地重整與復甦，並因而使得全歐洲的政治經濟穩定得到了保障；然而，歐盟體系過度地撤除邊界管制尤其是勞工等人員流動的邊界管制，乃至於對包括各種勞動權利與社會權利的對後進發展中國家而言過高的標準的立即無漸進過度機制的強制引進，加上布魯塞爾歐盟官僚連小黃瓜的成色形狀都要制訂各種標準的過度官僚僵化現象，乃至於對包括收容難民等高標準人權要求等，均使得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各國一般人民對於歐盟將原本屬於其民主決定權利的諸多切身利益均讓渡給遠在布魯塞爾且不受任何民意監督的歐盟官僚與各國高級官員和跨國公司資本家等一般人民看不到也監督不到的祕密強大政經利益團體幾近獨裁地自行任意決定，龐大「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 的湧現，讓歐洲各國人民感覺除了覺得「有了歐元萬物皆貴」 (Euro teuer) 之外，還有著包括工作機會面臨龐大競爭的問題，而儘管勞工自由流動看似有利東歐後進發展中各國，但其實也造成了以各國預算接受教育訓練的諸多技術性勞工乃至於白領專業工作者大量外流的腦力外流 (brain drain) 問題，而這些外流的勞工在經濟不景氣時又無法留在外出工作國家而勢必回流其母國，亦即其失業補助與失業相關家庭社會緩衝乃至於相關的社會問題等龐大的成本並非由享用其受過教育訓練勞動力生產力的西歐先進已開發國家公平地一併承擔，而是由已遭受腦力外流生產力降低與經濟發展遲緩問題的母國不公平地承擔，只能說，長期存在左派觀點的歐洲各國民意恐怕會認為，除了原本就具有跨國運作能力與跨國流動自由度的大銀行與大型跨國企業等資本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在歐洲大陸上移動其資本、工廠、原物料甚至於所需要的廉價勞工之外，看不出有誰真的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行動權利與相關利益，而遑論過快地引進西歐各國的勞動權等人權乃至於環保標準勢必使得東歐後進國家無法像東亞各國過去從加工出口區開始經濟發展時一樣地享受一定時期的勞動條件與環保等社會條件較簡便的成本優勢而取得一定時期的經濟快速發展利益，而使得情況更加惡化的是，歐元自其採用之初便容許甚至包括法國在內的各歐元國家採取創意性會計手段來使其經濟體符合通膨率低於百分之三的貨幣財政緊身衣的嚴格要求，包括希臘在內許多歐元國家的財政與貿易經常帳的會計帳委實過於發揮創意，以至於在次貸風暴造成全球金融體系的體系性危機後接連爆發了同樣與過度投資房地產業乃至於過度慷慨社會福利承諾有關的歐債風暴，希臘等國脫歐的呼聲不時響起，而包括債權國與債務國在內的歐洲各國人民均對於歐元與歐盟體系有著無力感與失去控制又無從掌握之感，而單一貨幣又使得各國一方面有著搭便車推動不實際財政政策甚至經濟政策的高度道德風險，另方面又使得歐債各國在處理其鉅額債務時除了財政撙節與出售國有資產與外國資本勢力之外，缺乏一般主權國家可以考慮運用的貨幣貶值等貨幣政策工具，因而，包括歐元使用在內的整個歐盟體系歐洲經濟與社會政治整合均面臨嚴峻的現實危機與強烈的各國民意反彈，那又遑論非屬東西歐共享的基督宗教文明的土耳其入會問題屢屢引發情緒反應，而本身財政與經濟情勢不佳的法國，其前總統薩柯奇甚至意想天開意圖慷各國之慨建構某種其幻想的法國政經勢力可以主導的所謂地中海南北兩岸的「地中海聯盟」，而德國總理梅克爾還得虛情假意地提撥少量歐盟基金支持法國做點從來不可能的高盧異想世界式的地中海聯盟嘗試，以圖虛與委蛇地維持法國支持整個歐盟體系的進一步整合的持續推動，而又別提自歐共體時就存在的許多共同農業政策的無效率經濟活動補貼而甚至虛報橄欖產量等公然詐斯的問題。
個人倒是認為，歐盟應該不要再使用共同貨幣歐元，而透過歐洲央行的以各歐洲主要貨幤推動歐元特別提款權的泛歐金融穩定體系，此外，也應該允許各國恢復一定程度的「邊界管制」 (border control)，然而建構比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貿易協定規定更緊密的歐洲區域內經濟整合，包括降低甚至撤銷區域內關稅以及擴大區域內投資保障與撤除跨國公司的歐洲區域內跨國技術移轉等，並推動比申根公約再便利一點但絕非直接撤銷邊界而使得人民恐慌在自己家裡沒有在自己城堡裡安全感的人員流動便利化，此外，就飽受爭議的歐盟《社會憲章》而言，也應該廢除徒法不足以自行的《社會憲章》，然而推動包括西部歐洲與東部歐洲各國在內的泛歐社會權利與基督宗教等深度文化社會對話以及相關法律制度與相關法律經濟學與法律社會學經驗的廣泛意見交換與相互參考，而再往外才是類似較弱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NAFTA) 的歐盟與土耳其、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列凡等以及北非諸國的貿易合作協定，藉以協助這些非基督宗教歐洲外圍國家透過類墨西哥加工出口區的方式發展在地工業等經濟與就業，藉此減少非法移民並穩定歐洲國家的外圍國家的社會經濟安定，而再進一步就是強化與美國之間的跨大西洋經濟合作與政治軍事合作，當然，除了可能必須順應民意縮減來自前歐洲殖民地的移民之外，在經濟合作方面，歐洲各國也可以包括南亞、薩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中南美洲各國推動進一步的經濟合作，包括改善不公平的南北貿易條件，像是僅對咖啡原豆採取零關稅或對包括即溶咖咖等加工產品課徵高關稅而使製造業保留在歐洲國家卻在這些前殖民地國家造成大莊園制殖民地經濟體制的沿續以及其社會經濟不穩定因素的長期存在。
自歐元區和歐洲央行成立以及歐盟東擴和《里斯本條約》通過強化歐盟整合之後，諸多的歐盟國家均爆發了許多相關的社會問題乃至於嚴重的經濟問題，在英國通過脫歐公投之後終於正式爆發而正式進入歐盟各國民意與政治體系的當前重要議程裡了，我想，關於歐盟體制與歐洲統合的偉大理想，是需要依據現實情勢與具體社會經濟問題來進行大幅度的有效率且相當程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與民主制度民意監督原則的整全式務實改革與所有相關概念的再思考與再辯論了。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