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由曾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流亡美國的右派朝鮮民族主義者李承晚擔任總統並與曾和日本殖民者合作的朝鮮在地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高度結合的南韓政府軍自首都漢城於六月二十八日失守後一路潰敗逐次向南退往半島東南的釜山環形防禦圈，由麥克阿瑟領導的東京盟軍總部與駐紮日本本土各島的美國佔領軍迅速反應，全力軍援困守釜山的大韓民國國軍與李承晚政權，東亞冷戰正式全面開打，東亞各地與美國結盟的各國右派政權乃至於軍事統治政權均感受到革命輸出山雨欲來的龐大壓力，為防範美軍與南韓軍可能反攻並向鴨綠江邊境進迫的潛在性地緣政治劇變事件，原本集結大陸東南沿海對台正面整訓準備渡海攻台的中共解放軍因而紛紛北調移防東北，北京當局最終在七月七日由東北邊防軍和由原三野華東野戰軍所部等北調部隊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七月八日，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李承晚則於七月十四日將南韓軍隊指揮權移交給麥克阿瑟──保守右派的南韓大國黨總統、被暗殺的前右派軍事獨裁統治者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在美軍撤出板門店的北緯三十八度線前線後，至今婉拒收回南北韓開戰時的南韓軍隊指揮權；九月十五日，美軍陸戰隊在麥克阿瑟策劃下採取間接路線戰略於仁川登陸攔腰截斷南下的朝鮮人民軍並迅即突破三十八度線反攻，隨即節節北上追亡逐北逼進鴨綠江岸，十月十九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越過鴨綠江鐵橋介入韓戰干預朝鮮半島，對美國不宣而戰地展開「抗美援朝」。
直到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仁川登陸前，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在東亞區域的冷戰態勢處於極為不利的戰略守勢劣勢。一改同年稍早國務卿艾奇遜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時認為「大樹倒下了只能等待塵埃落定」並同時宣布被稱為「劃界演說」的將台灣與南韓劃於美國的東亞防禦線之外的對台態度，自中共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後便訓令原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不要隨國府移轉台北而留在大陸嘗試與中共建立接觸開始，艾奇遜與美國國務院便採取試圖與被美方認為只是土地改革者與社會改革者而與蘇聯多所齟齬的新近建政的北京當局建立關係的現實主義對華政策，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台灣地位未定」，同時也宣布美軍第七艦隊將在「中立巡航」的名義下巡弋台灣海峽，美國自此全面恢復提供台北國府當局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並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國府的中國代表權保衛戰提供國際政治援助。
事實上，除了對日抗戰初期因為同意與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獲得蘇聯援助的戰機等軍事援助之外，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自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加入二次大戰的反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聯盟後便長期仰賴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抗戰後期重慶當局軍需物質高度依賴美國援助，日本投降後國共之間從爭奪地盤到最後再度爆發全面內戰，國府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均高度依賴美國援助，在日軍在中國東半壁以及中南半島戰場的攻勢包圍之下，美國援助主要透過美國航空運輸機隊的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運輸以及滇緬公路運送給重慶的國民政府，美國二戰援華之初，國府便調動經過四年抗戰大規模防禦消耗戰後由杜聿明、孫立人和廖耀湘等嫡系名將領導的殘存少數精銳主力部隊以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為總司令運用美援軍火組織滇緬遠征軍，遠赴緬印一帶參與英軍的緬印保衛戰與保衛國府西南滇緬公路美援運輸路線，並希冀藉由參與英美軍隊的中南半島作戰來爭取更多的美國援助，並一度在日軍進入緬甸初期採取的攻勢節節獲勝時差點被史迪威將主力調往印度參加英軍的印度保衛戰而非退回雲南組織防範日軍自緬入滇的西南保衛戰，最後才在杜聿明的堅持下除一部入印之外，其餘滇緬遠征軍主力退回雲南休整並組織西南保衛戰，杜聿明並在率軍返滇後出任雲南防守司令，抗戰結束時奉蔣中正命令趁勢拔除雲南滇軍將領龍雲的軍政權力並改由同為彝族的龍雲部屬盧漢出任雲南省主席，惟盧漢在中共二野部隊攻入雲南時投共，這是後話──過度仰賴美國援助並不時請求增加援助、不斷流傳的孔宋家族等國府高層不當挪用美援醜聞以及主力部隊大幅度消耗造成國府軍隊在抗戰後期陷入左支右絀的防禦戰，在在使得國府在同盟國各盟國心目中的戰鬥力與國際地位明顯地不高，除了讓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到埃及欣賞欣賞人面獅身像與古夫王金字塔等埃及學古埃及考古遺址的儀式性宣示式的開羅會議外，開羅會議前的卡薩布蘭加會議以及開羅會議後的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等決定盟軍反攻作戰計畫以及決定戰後西方盟國與蘇聯勢力範圍劃分的重大國際高峰會，蔣中正與國民政府均因實力不足與戰略重要性不受重視而未曾獲邀與會，甚至連關於東北等中國領土戰後安排等與中國相關國際密約都是在雅爾達會議後由美國羅斯福總統轉告重慶方面並要求照單全收──其中，馬歇爾使華調停國共內戰時便曾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之間以對國府實施武器彈藥禁運來威脅國府讓步以達成和平協議以免甫在二次大戰中折損大量人力物力的美國面臨再度捲入大規模戰爭的風險，而在馬歇爾調停失敗後，美國對華經濟與軍事援助均大幅減少，蔣中正與國民政府因而必須不斷地向美國敦促請求恢復對華軍經援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國府殘存的美械化機械化有生戰力在徐蚌戰場上各處日益陷入被動，眼看著中共可能在淮海戰役獲得全勝並可能緊接著發動渡江戰役控制中國全境，蔣中正夫人宋美齡趕緊奉命赴美再度請求美國援助，行前她向蔣中正輕聲一嘆「情況可不能再壞下去了！」，為了在宋美齡赴美求援期間證明蔣中正主政的國府軍事實力與政治控制力尚在因而值得美方值得再度投資，儘管心頭對津浦路與隴海路黑色鐵十字上的軍事行動與部隊生存有著不祥的憂慮，蔣中正仍然對於困守雙堆集的黃埔嫡系土木系第十二兵團與困守陳官莊的黃埔嫡系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彌等人率領的徐州集團軍做出了過高的估計，終究未能及時當機立斷放棄已不可能全軍南撤的部隊而儘可能挽救還有希望的機械化有生戰力退入淮河以南與劉峙指揮的蚌埠集團軍會合隔淮固守以證明國府仍有能力鞏固一定的戰線不至於一再潰敗。宋美齡再度使美政治成效與宣傳效果遠不如美國需要國府軍隊在中國戰場牽制日本大軍時的二次大戰時期使美並訪問國會時的光景，美國杜魯門政府終究不願承擔風險再度提供國府軍事經濟援助，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困守陳官莊的前滇緬遠征軍名將杜聿明所率徐州集團軍殘部被殲，淮海戰役結束，劉峙等的蚌埠集團軍棄守淮河防線向南退入長江以南，中共偃有長江以北並動員剛結束淮海戰役的二野和三野以及稍早從東北入山海關結束平津戰役的四野向長江北岸各地節節進迫準備展開渡江戰役，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蔣中正發布《引退文告》通電下野，惟下野前臨去秋波於一月五日發布黃埔嫡系愛將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司令，旋於下野後退往奉化老家架起眾多無線電台以中國國民黨總裁名義指揮仍受其個人節制的國府蔣中正嫡系中央系統軍政經勢力部署向台灣方面有系統有組織地移轉撤退。而國府蔣系播遷來台之後，旋即於韓戰爆發前的一九五○年三月任命留學美國西點軍校的國府名將、東方隆美爾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兼台灣防衛司令，稍早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亦在美國建議下改由留美文官政治人物吳國楨取代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兼台灣保安司令，蔣中正此舉顯然無非希望任用較受美方信任的留美軍政官員來改善形象與爭取恢復美援，而韓戰爆發後美國依據自身地緣戰略需求決定巡弋台海與恢復美援之後，吳國楨與孫立人這兩個可能被懷疑挾美自重的國府軍政官員的下場也就可以想見了。
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之後不久的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蘇全面角力較勁下，蘇聯的盟友、甫於兩年前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參與在舊金山戰爭紀念歌劇院舉行的《舊金山和約》的談判與簽署，蘇聯因而杯葛《舊金山和約》的正式簽署，無獨有偶，美國的盟友、甫在大陸內戰中失利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未能出席舊金山和約的談判簽署，依循美國杜魯門總統在前一年韓戰爆發後的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台灣地位未定」的美國東亞冷戰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宣示，《舊金山和約》中並未言明台澎諸島的主權歸屬，而僅提及「日本政府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日本政府放棄對千島群島、一九○五年九月五日獲得之庫頁島（南樺太）部分，以及鄰近各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以及「日本政府放棄對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隔年，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曾為日本駐中國東北關東軍工作並曾任職奉天總領事等職與出席軍國主義者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研議滿蒙等侵華政策的東方會議而被戰後日本政壇視為中國通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儘管比較急切渴望與新近建政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簽署二戰和約和建立外交關係，最後卻仍然心不甘情不願地在美國強烈要求下派遣曾任職二戰期間近衛文麿內閣並推動日本戰時軍事化統制經濟的河田烈為特使赴台北與台北中華民國國府簽署《中日和約》（《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其中就台澎諸島主權歸屬問題同樣依循美方透過《舊金山和約》所建構整全的韓戰爆發後宣示的符合美國東亞冷戰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國際法理架構，因而幾乎照抄《舊金山和約》相關條文而提及「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由美國方面僅要求日本政府在相關戰後和約中放棄對台澎諸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未提及歸還中華民國，以及兩岸均未能出席舊金山會議與參與《舊金山和約》的談判與簽署，可以想見的是，美方早已不認為國府有可能成功反攻大陸，因而試圖在承認北京當局對大陸本土的實質有效統治權並在合適時機將此承認國際法理化之外，同時試圖根據美國東亞冷戰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利益而將台灣問題切割於上述承認北京當局的國際地位之外，而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與國際參與戰場上，儘管美國在韓戰後的對台政策基本上是立基於「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國際法理與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運作，但考量國府對其軍政統治機器內部乃至對台灣島內社會各界正當性論述需求以及中共實質介入韓戰與東亞冷戰後同時防堵中共與蘇共的國際外交戰略布局，共和黨籍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下令代表團不得與中國國務總理周恩來握手而自己與周恩來當面會談時也拒絕與主動笑臉伸手握手的周恩來握手，而美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也全力動員政治外交影響力支援符合台北國府內外需求全力協助台北當局捍衛中華民國與台北國府排除北京當局獨力代表全中國人民的由台北當局擁有國際法理上合法與實質的「中國代表權」，並藉由支撐台北當局掌握合法與實質的聯合國等國際法理上的「中國代表權」與相關的台北當局代表全中國的國際社會參與空間從而在國際社會孤立北京當局的國際運作空間。此一可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美國對台政策沿續至一九七○年代北京當局加入聯合國以及中美建交前後華府與北京當局陸續簽署美中三公報後才出現變化。
隨後，台美在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其中對於共同防禦的美國協防義務領土範圍明訂限於台灣與澎湖諸島，可見在美國的東亞冷戰戰略中從未包括蔣中正領導的台北國府當局來台之初曾高度期待的反攻大陸，美國也自始對蔣中正政權的反攻大陸期待有所了解並對此可能擾動東亞局勢而使得東亞冷戰與區域小國代理人戰爭全面升級為強權大國間的全面直接熱戰風險極具戒心，故而在協防台灣以防中共攻台切斷台灣海峽東北亞運輸要道與突破美軍第一島鏈圍堵防禦線之外，同時將美軍協防範圍明訂限於台澎諸島，可以說，美國一方面利用蔣中正為首的國府中央集團殘餘的軍事政治力量以及台灣自清末自強運動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建立的工業等經濟基礎而採取「擁蔣保台」的對北京中共當局冷戰圍堵戰略，另方面卻也謹慎地設下重重限制以防範蔣中正為首的台北國府當局期待過高地同時「防蔣反攻」。
隨著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政後北京當局的政權日益穩固，隨著北京政權的國際實力與影響力因為包括毛澤東與楊開慧長子毛岸英以及許多國共內戰後期的國民黨軍降兵在內一百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生命在包括長津湖等朝鮮各地戰場血戰將美軍逼退回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而以血的代價證明東亞病夫中國的百年國恥不再而實力與抵抗外來殖民者進逼的決心也決不再是吳下阿蒙，包括美國以及南韓等冷戰時期的西方陣營各盟國乃至於原本以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大哥自居並在毛澤東建政後親訪莫斯科和史達林時傲慢以待的蘇共和蘇聯均不得不在國際局勢和東亞區域局勢中重視北京的發言與角色，到了一九七○年代，將人口龐大而國際實質影響力日顯的東亞區域兩千年傳統強權大國中國的實質有效統治政權長時期排除於美國的國際關係戰略對話對象之外並不實際也不符合美國利益，加以美國陷入越戰泥沼後國內政治社會經濟均因之動盪不安，冷戰時期在全球諸多西方集團國家均有大量駐軍的美國亟需一個可以透過外交運作有尊嚴地退出越南戰場的政治選項，再加上美蘇長期對峙也使得美國試圖與在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走向修正主義與蘇聯漸行漸遠的中共重新尋求建立關係以制衡蘇聯全球性共產主義革命輸出的新策略。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美國方面就雙重代表權案稍做聊表心意的最後努力終於果如其然地失敗後，聯合國大會通過由冷戰社會主義陣營中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提案的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美國總統尼克森隨後於一九七二年二月間訪問中國大陸，並於二月二十八日於上海與中國國務總理周恩來共同發表美中兩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開始確定美國此後對台政策的「一個中國原則」，同時也形同正式放棄了韓戰爆發時美國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台海時宣布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對台政策基調；經過幾年整理台美關係後，美中兩國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正式建交並發表《中美建交公報》，美國同時與台灣－中華民國斷交並完全撤出駐台美軍與終止對台官方外交關係並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九八二年，美國與北京當局再度簽訂《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以美中建交後幾年內的對台軍售質量為基準逐年減少對台軍售質量並在一個時期後最終解決。美中三公報確立了美國至今奉行的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在一九九○年代冷戰結束與中國的軍事實力與軍事現代化隨著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高速發展而快速升級使得美國與歐洲等國再度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與出口管制之前，美國尼克森－季辛吉政府便曾在尼克森一九七二年訪美前後透過軍售等方式提供北京當局先前的雷達等軍事設備供其部署在中國大西北等與蘇聯接壤的邊境地帶，並展開情報等初步的戰略合作，協助北京當局防備其批判赫魯雪夫於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走修正主義路線後甚至曾經發生局部邊境武裝衝突的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大北方地緣政治對手同時也是其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領導權競爭對手的蘇聯。
果不其然，北京當局以「中國」 (China) 國號加入聯合國藉以預先防範台北國府乃至於美方往後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兩個中國或一國兩府嘗試之後，或許再加上經過前一年一九七二年耶誕節前夕美軍出其不意地發動對北越一切目標的全面大轟炸的「尼克森大震撼」具體地向北越為美軍三軍戰力做出威力展示，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與北越代表黎德壽在巴黎舉行和談並簽訂停火協議，兩人隨後雙雙獲頒當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美國以越戰越南化以及承諾持續援助南越為由有尊嚴地退出了越戰。兩年後的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南越首都西貢陷落並改名為胡志明市。這是後話。
然而，自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便一改過去僅由駐防東京的麥克阿瑟因二戰戰友情誼私下提供少量軍事裝備的窘況而正式恢復對台北國府的全面政治經濟軍事援助後便長期參與台灣事務的美國，一如不可能輕易將國府駐華府大使館雙橡園轉交給入聯後合法繼承中國代表權的北京當局，美國是絕不可能輕易放棄包括戰略、經濟、政治與外交等美國在台利益的。而自冷戰時期意識型態集團對抗至後冷戰時期至今的地緣政治戰略，美國在台利益的核心利益與戰略目的莫非在於東亞區域與美國雙邊與多邊安全合作以及在東亞地緣政治戰略上圍堵必然與美國抗衡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大陸並防範其日益壯大的包括組建中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內的海軍戰力突破第一島鏈而使得美國的東亞防線從南韓陸軍駐軍與沖繩等東亞日、韓、新加坡等東亞沿海各地駐紮第七艦隊的前進部署轉而退入以關島為第一線的第二島鏈防線──其中，第七艦隊司令部便設在日本海上自衛隊司令部所在的東京灣橫須賀港，一八五三年培里率領的美軍艦隊就是停靠橫須賀港要求日本德川幕府必須開國通商，日本史上稱之為黑船來襲，是為日本在外來壓力下開始從被迫到主動整編進第一次全球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並透過明治維新試圖自行展開工業化與現代化調整以尋求由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陲國家勵精圖治發展演進為核心國家的肇始。
畢竟，不論是否存在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地緣政治就是地緣政治，只要美國仍然對於全球軍政經部署有著相當的國家利益需求，則所謂的「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以及美國軍政經力量的全球部署就不會因為冷戰結束而終止，而美國在東亞包括第七艦隊在內的軍政經硬實力與軟實力力量部署以及與東亞區域強權中國之間的權力競合所必然包含的強烈競爭成份也就絕不會因隨著冷戰結束而終止。一如蘇聯解體後的歐洲地緣政治態勢發展，蘇聯解體後繼承蘇聯的俄羅斯進行民主化與經濟私有化，甚至因為採取芝加哥學派主張的「震撼療法」 (shock therapy) 經改與私有化策略而造成經濟民生倒退以及投機倒賣竊取國有資產的許多強盜大亨 (robber baron) 造成政治經濟危機與工業生產萎縮而倒退回依賴石油天然氣出口的天然資源經濟體，但除了造就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內許多俄羅斯與各蘇聯前加盟共和國內的原蘇聯共黨體系政治經濟菁英搖身一變成為民族主義者與新興的複雜政商關係網絡之外，自帝俄時代就存在的歐洲東西方地緣政治競逐以及恐懼帝俄勢力向西歐擴張的地緣政治沿續到蘇聯時代後迅速在後冷戰時期的歐洲重現，放棄史達林模式共產主義從而使其人力資源與天然資源重新開放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俄羅斯並未放棄地緣政治上的運作，而恐懼俄羅斯大斯拉夫主義西擴的歐美各國也從未放棄在政治與經濟戰略上圍堵俄羅斯，從冷戰時期在歐洲大陸圍堵蘇聯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到美國在歐洲大陸推動的包括飛彈防禦系統等安全合作東擴至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乃至於主要是經濟、政治與社會制度整合體系的歐盟東擴以及近一兩年來引發俄羅斯強硬反應而風波不斷甚至引爆內戰的烏克蘭開始加入歐盟整合過程等案，有如羅馬帝國在各外地行省駐軍，除了冷戰時期成立的針對中東波斯灣、北非和中亞等重要石油產區的美國中央司令部 (U.S. Central Command) 的全球區域戰區級聯合作戰司令部之外，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展開全球軍力重部署後於二○○七年建立了又一個全新的全球區域戰區級聯合作戰司令部非洲司令部 (U.S. Africa Command) 負責以軍事力量確保美國在西非產油國在內不斷爆發內外武裝衝突的新興非洲石油等天然資源產區的美國國家利益。而在東亞，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結束後，美國一度在九一一事件後分神專注中東問題，但隨後立即利用東亞各國與東亞傳統強權中國之間的歷史性傳統矛盾重返亞洲，美國與菲律賓於二○一四年簽署《美菲增加防務合作協議》並要求重新啟用冷戰時期美國曾經駐紮的蘇比克灣基地與克拉克空軍基地，美國也於二○一五年與仍在冷戰時期老對手越南共產黨一黨領導下的越南發表聯合聲明展開包括軍火生產交易與海上安全合作等的軍事合作以協助越南制衡自西元前的秦代以降就不斷與越南產生地緣政治競合的中國，美國並於二○○五年完成《美日新安保》條約簽訂與擴大日本就其周邊有事時配合美軍行動的定義範圍以完成駐日美軍重部署之後，接著於二○一五年與日本共同發布《美日新防衛指南》以進一步擴大平時與戰時的美日軍事合作內容與軍事合作地理範圍，顯然乃是以後冷戰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後經濟、政治與軍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而對地緣政治戰略要求也日益強調的中國為主要的地緣政治圍堵制衡目標；同樣地，後冷戰時代走到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儘管冷戰意識型態對抗已然落幕，但美國的對台政策仍然依據《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而尋求在不直接挑戰中國北京當局就台灣戰略位置與中華民族統一所要求的國家安全核心利益之下保護保護美國在台利益，亦即透過保持台灣儘可能不受中國政權直接統治與駐軍並相當程度上保持美國在台政治軍事影響力而維持台灣相當程度上仍然留在美國勢力範圍內，藉以圍堵不論採取任何政體或者信奉任何意識型態均有稱霸主導東亞實力與意圖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與新建組建的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突破包含台灣在內的第一島鏈圍堵封鎖線而向太平洋投射影響力與東亞劃為由其主導的獨霸勢力範圍。
因此，儘管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已然結束，儘管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早已不是奉行毛主義的強硬革命輸出實存社會主義國家，以地緣政治戰略上圍堵在東亞區域必然與美國東亞霸權抗衡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大陸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反而只會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政治與軍事等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以及隨著而來包括組建航母戰鬥群與海軍艦艇穿越日本宮古海峽進入太平洋海域在內日益增強的對美國第一島鏈圍堵封鎖線的突破挑戰而顯得更加重要。職是之故，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日益成長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外交實力而必然而對台灣而言也必須的日益緊密的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乃至於政治整合的兩岸關係發展趨勢，勢必與以美國在台利益與台美長期以來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合作為雙方關注焦點的台美關係產生相當程度的衝突與拮抗性，簡言之，美國希望台灣的經濟、社會、內部政治與國際關係等方方面面儘可能地維持不受北京當局掌握的自主性並因而相當程度基本上在地緣政治戰略上維持在美國勢力範圍，其中僅因為美國必須顧慮美中大國關係以及美中三公報所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對台政策而無法過度支持台灣進行台獨或獨台的外交冒險，卻希望透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將台灣的貿易以及相關的製造業與服務業經濟生產儘可能地與中國大陸脫鈎而納入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經濟體系之中，藉以儘可能維持台灣經濟社會體系在中國大陸之外的自主性，而與此相反地，北京當局則希望台灣持續加強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與經濟整合而使台灣脫離美國勢力範圍之外並逐漸整合進北京當局主導的東亞區域勢力範圍之內，因而使得台灣當局所必須同時高度重視的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存在美中鬥而不破競合關係下的必然存在先天性本質性的相當程度的相互拮抗性，而此一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之間先天性本質性的相當程度的相互拮抗性，其根本在於東亞的地緣政治戰略以及美國包括東亞區域霸權在內全球霸權核心國家利益，也在於中國兩千年來做為東亞區域主導強權所必然追求的東亞區域安全與東亞區域霸權核心國家利益，與中國大陸的內部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乃至於中國大陸中原政權所採行的政體或者政權意識型態之間並不存在太多有意義的相關性，中國大陸的內部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事實上僅與中國大陸中原政權包括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綜合國力強弱有關，亦即僅與中國大陸中原政權追求東亞區域安全與東亞區域霸權的核心國家利益時所必擁有的綜合國力強弱與籌碼多寡有關。
因而，除了以在第一島鏈南北各地部署的第七艦隊以及關島為基地的F117隱形轟炸機等美軍戰略轟炸機戰略核子打擊武力所架構撐起的包括台日韓在內的冷戰時期至今的美軍核子保護傘之外，美軍在冷戰時期也曾一度在台灣與日本等第一島鏈盟邦部署戰略性與戰術性核子武器，像是曾經在台南美軍基地部署包括屠牛士飛彈在內的戰略性與戰術性核子武器以及機動搭載這些核子武器所需的戰略轟炸機，其主要的打擊目標當然是中國大陸尤其是東南沿海的戰略要點；在台灣部署美軍的戰略性與戰術性核子打擊武力使得台灣與美國本土一樣，一旦冷戰全面失控轉為相互保證摧毀的熱核戰，部署美軍核子打擊武力前進基地的台灣勢必成為敵對集團在熱核戰爆發時必然的第一波核子攻擊首要目標之一。此外，台美之間不論就情報或者雷達站等情搜工作方面自冷戰時期至今均長期與美方合作；事實上，台灣的建立整備目標長期以來就一直是在台灣並未主動挑釁北京當局的情況下，台灣軍隊能夠自行撐過一週至一個月以等待世界輿論批判和經濟制裁北京當局所必要的時間──尤其是等待美國國會討論批評與經濟制裁美北京局以及批准美軍援台所需時間以及美軍動員可能需要的時間。
當然，美國在台利益從來並不侷限於軍事戰略與政治外交領域。八年抗戰加上緊接著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使得國府以沿續前清地主軍紳和新興買辦資產階級為核心的大陸基層政治、經濟與軍事組織土崩瓦解，遼瀋戰役時坐擁十二萬大軍困守瀋陽進退失據，最後在瀋陽陷落後僅以身免逃往香港的國府蔣中正中央系統黃埔軍系嫡系將領衛立煌最後在窮愁潦倒下於一九五五年赴北京投共──教改前仍然只承認秋海棠中國地圖的台灣國編本國中地理課本便仍保留著以衛立煌在安徽剿共後攻入中共戰鬥人員撤退後的豫鄂皖邊根據地大肆屠殺包括醫院傷兵與中共人員親屬老弱婦孺等六千多人後，蔣中正為紀念衛立煌輝煌剿共成果而改名當地為立煌縣的國編本安徽省地圖──以及國民黨粵系軍政領袖李濟深等非蔣中正嫡系軍政領袖所組織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更是積極參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後的中共建政事宜，而於一九四九年底退入成都等四川等西南各省準備進行成都保衛戰和川西決戰以試圖有如抗戰時般在大陸本土西南保持最後的本土反攻基地時，更是不得不與包括哥老會和袍哥會等地下社會合作以維持對四川等地社會基層的有效控制，內戰末期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在大陸地區的基層組織乃至於高層領導圈子的分裂與崩潰可見一斑；總結國府在抗戰至內戰期間基層組織瓦解乃至於高層軍政派系林立的問題嚴重，國府渡台後歷經改造運動並與主要是台灣本省籍人士的舊地主仕紳等地方既有政經勢力合作重新整建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的在台基層組織，在有限度的土地改革以緩和中共革命滲透壓力與釋放農村生產力以俾發展農產品出口與加工並進一步以農業扶植工業後，戰後台灣與國府接受美國援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的開發中國家加工出口區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以促進西方集團外圍邊陲開發中國家盟友的經濟發展同時藉此抑制共產革命輸出號召力，並受惠於冷戰期間美國在台灣周邊的東亞各地進行代理人戰爭尤其是越戰所必需的長時期龐大戰爭物資特殊需求──一如上個世紀七○年代的美國電影經常取笑日本廉價汽車總是脆弱得被連結大貨車一壓就扁掉，越戰期間，駐越美軍總司令魏摩蘭 (William C. Westmoreland) 也曾親自飛台當著當時蔣中正總統面前在辦公桌丟下一件品質有瑕疵的台製美軍軍服並要求蔣中正解釋和改善──，因而在清末自強運動的點狀現代化與工業化以及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雖受日本殖民者不公平地佔盡優勢但仍有台灣本島工業與農林物產加工業經濟勢力與文化勢力的伴隨著現代化與工業化發展的台灣經濟基礎上進一步全面深化發展經濟工業化與社會現代化，加上運用美國援助改善包括公共衛生等有助於為經濟發展建立良好縱深基礎的社會基礎設施與社會資本投資，戰後台灣經濟迅速發展，而一則為了鞏固政府與政權基層組織，二則為了改善大陸時期獨裁形象以便以「自由中國」形象向美國人民與國會進行遊說 (China Lobby) 從而鞏固台美軍事政治結盟，國府因而逐步開放地方層級選舉並主要是由因統治象徵及蔣中正政權各路既有勢力難以短時間內接受而無法大量在中央層級分享權力的舊地主仕紳以及由其轉變而來或多少與其有所關連的新興本省籍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獲得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從未實現的首度完全對台灣本省籍人士開放的台灣地方政治的控制權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參與分享權，由是，許多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戰後台灣政經各界菁英也紛紛大量留學美國，而包括音樂、影集、運動和書籍等流行文化與學術文化乃至於工商金融等現代產業運作準則以及物質生活等美國文化元素也在接受美國援助並以美國為最大出口對象的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源源不絕流入台灣社會各界，進一步加強了台美之間軍事政治關係以外極為緊密的經濟與文化社會連結紐帶。
而在美國的東亞冷戰意識型態集團對抗戰略中同為美國自由世界盟邦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與自民黨統治下的日本在冷戰時期互動當然也十分密切，日本產經新聞社自一九七四年起連載以國民黨史觀為中心的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蔣中正傳記《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而國民黨官方媒體中央日報也隨後出版中譯本，而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而中日建交並發表包含「一個中國原則」與「日本對過去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日聯合聲明》）後不久的一九七三年，長期執政的日本右派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也發起組織「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日華懇）以強化與同屬右派同為美國東亞冷戰盟友的台北國民黨政權之間的交流管道，隨後成為今日同屬右派保守派的日本自由民主黨與台北中國國民黨之間國會外交管道。冷戰時期由於釣魚台主權歸屬而在台灣社會各界引發強烈的「保釣運動」，最後運動內部發生統獨分裂與左右分裂，而台北國府也在紆衡冷戰台美與台日關係後，僅以不具名向釣魚台列島發射外觀漆為藍色的飛彈一枚以宣示主權和緩和島內保釣運動社運力量，卻對島內可能轉向以較為強大而較可能保釣以及捍衛中國民族主義利益的北京政權為政治與國族認同對象的社會運動力量發動包括「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以反共為名的對保釣與自由派學者等社會運動人士的新一波逮捕與政治整肅，並藉此趁機重新鞏固退出聯合國後出現嚴重動搖的國府中國代表性與在台政權統治正當性基礎以及社會控制力基礎。
因而，不難想像的是，為了維護地緣政治戰略上圍堵在東亞區域必然與美國東亞霸權抗衡的東亞傳統區域強權中國大陸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與美國自台撤軍並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不久，美國國會迅即在不到三個月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底通過《台灣關係法》，其中，考量台美在中美建交後已無官方外交關係而無法直接由台美簽署公報或條約而僅為美國的內國法，其條文明確指出意在「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土地上所有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並指出「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杯葛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更重要的是，《台灣關係法》也明訂美國政府必須持續對台出售防衛性武器。儘管台美在中美建交後斷交而無官方外交關係使得《台灣關係法》僅為美國的內國法，但在《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下，台美關係實質上相當程度違反與突破了美中三公報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高度限制框架，其中尤其承諾美國政府將持續透過軍售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直接違反了美中《八一七公報》，老布希政府在任期最後一年的一九九二年九月甚至趁著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的政治風波造成國際形象爭議難以力爭而竟以選舉連任需要加州等戰機工業相關大州選舉人票為由對台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戰機以更新台灣老舊的空軍裝備，而隨著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經濟日益發展而國際政治影響力也隨之水漲船高，尤其在二○○八年年底爆發美國次貸風暴與因之而起的全球金融海嘯以及二○○九年爆發歐債風暴而使得中國大陸的全球經濟相對實力迅速增強之後，北京當局自是經常關切華府方面是否確實履行《八一七公報》所聲明的美國將逐年減少對台軍售質量的承諾。除了持續對台軍售之外，美國在台美斷交之後也不斷地嘗試協助台北方面拓展各方面的實質外交參與空間，並不時地小幅度謹慎地放任台北方面嘗試雙重承認的可能，像是天安門政治風波不久後在美國後院加勒比海地區的格瑞那達雙重承認案，惟成效一向有限，格瑞那達雙重承認案最後也以北京當局迅速宣布與格瑞那達斷交做結。
台美關係向來有著複雜多變甚至相互衝突矛盾的各個面向，並與兩岸關係之間存在著以相互拮抗性為基本特性但卻又同時並存著一定程度的合作性。大致上，華府當局基於對於美中大國外交關係之中北京當局對於台灣問題做為中方核心利益的強烈堅持的認知，必須在美中三公報所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之下推動對台政策以免破壞美中大國關係乃至於東亞區域安全穩定的東亞戰略格局，然而，美中關係基本上存在高度的相互競爭性質，台灣做為美國在東亞第一島鏈上對區域傳統強權北京當局進行地緣政治圍堵乃至於防範曾做為美軍東亞冷戰前進基地的美國東亞重要盟邦日本受到中國政權截斷台海能源貿易通路威脅的大戰略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加以自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美國再度介入台海情勢之後透過長期的軍事經濟援助以及稍後的文化經濟合作交流而衍生龐大的包含戰略、軍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美國在台利益，基本上，美方無意台灣當局過快過大幅度地向北京當局傾斜而忽略了自冷戰時期以來台灣最重要的傳統盟邦美國的利益與感受，而即便海峽兩岸兩個華人社會最後能夠自行相互談判妥協達成和平解決爭端的兩岸關係最終政治安排方案，美國方面基於全球戰略與東亞區域布局的美國國家利益，仍舊希望其長期經營對台關係所掌握的包括戰略、軍事、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在內方方面面的美國在台利益能夠在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安排方案之中得到合情合理的制度性與法理性安排與保障。
兩位蔣總統時代之後的李登輝時代，台灣正式進入政治全面民主化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政權與中國國民黨政黨的全面在地化時期，包括蔣經國指定接班的本省籍總統李登輝在內，台灣各族群各階級人民與本省籍政治菁英終於突破了最後一哩的限制全面接掌中央政權，而在威權統治者身影日遠之後，各族群各階級的台灣人民也終於必須在民意民主代議政治的政治過程之中直接面對與調適現實的兩岸關係框架與台灣的萬方艱難的國際處境。
李登輝時代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尚未如今日強大之時。李登輝總統於是接連嘗試了包括務實外交與南進政策等外交與經貿策略，甚至一度傳出試圖以十億美元向北京買下台灣的聯合國席位乃至於以金援馬其頓三億美元為代價突破台灣在歐洲的邦交困境，惟均未有成果。李登輝時代的最後，在大陸海協會會長唐樹備訪台前夕，李登輝一反任期之初推動兩岸辜汪會談的溫和兩岸關係態度轉而透過包括學者蔡英文在內的國安團隊發表了定義兩岸關係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唐樹備立即取消訪台，兩岸關係降至冰點。到了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陳水扁總統時代，恰逢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後冷戰霸主的地位第一次因本土遇襲而受到挑戰，代表過去未曾被中央層級政治領域多加關注的反國民黨大聯盟選民執政的陳水扁在外交領域自然會嘗試一些以台灣為名義的外交突破，尤其，扁朝最後幾年陳水扁的家屬親信爆發貪污等弊案之後，向來倚靠台獨勢力奪取黨內權力的陳水扁也就只得更加親近親日獨派並推動台獨等外交動作試圖鞏固殘餘的個人威望，但除了演出依賴蔣經國時代遠朋班留下的老朋友利比亞的格達費等進行總統專機停靠加油的國際迷航之外一無所獲，北京當局甚至學會了不要提供陳水扁等台獨勢力「大陸打壓牌」的炒作題材，除了展開滴水不漏的外交戰與經貿戰之外，也開啟與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對話管道，並領悟到從北京到台北最近的路徑是經過華盛頓，直接對必須重視美中大國關係的美方施壓從而促使原本願意提升台美關係層級與增加對台軍售卻在九一一事件後受困中東議題的美國小布希總統不得不派遣個人特使至陳水扁的總統辦公室使用英語三字經痛罵陳水扁造成美方困擾的外交兩岸作為。事實上，陳水扁任內亦曾在二○○三年間透過國會外交試圖推動強化台美安全合作關係的《台灣安全加強法》，然終究未果。
陳水扁時代後二次政黨輪替的馬英九時代，馬英九總統高度重視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在兩岸ECFA協定簽署後不斷地強調在大陸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下兩岸和平紅利的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然而，馬英九總統可能過度向北京傾斜的態度引發美方疑慮，馬英九第一任的二○○九年，美軍直升機以協助救災為名抵台降落進行救災工作，馬英九第二任的二○一五年，馬英九政府透過國台辦遞交加入北京主導的亞洲投資銀行後不久，駐日美軍的F18戰機忽然故障降落台南機場進行維修。此外，馬英九宣稱台灣將積極推動加入美國主導且經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國會聽證會上親自公開說明宣示本意正是在仿效冷戰時期馬歇爾計畫與歐洲共同市場經貿政治經濟圍堵策略進行後冷戰圍堵中國的新一波地緣政治經濟大戰略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的環太平洋亞太美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相關談判並動員台灣駐外外交官員返台研訓期望在任內推動台灣加入，甚至在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相關官員例行會晤上向北京當局請求協助台灣加入──請求北京協助台灣加入北京本身無法加入且以圍堵北京為其政治經濟學目的的自由貿易協定？！。但美方對此的評價卻是馬英九政府對此牽動台灣在藥品、金融與農業等項目上勢必必須對美國有所讓步的重大經貿談判反應並不積極，美方因而認為馬英九與國民黨政府對於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的相關貿易談判事實上並不積極，而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狂牛病牛肉以及瘦肉精牛肉乃至於諸多台美貿易爭端上復又與美方迭起摩擦，加上儘管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任內兩岸之間並非完全不存在政治經濟等各種摩擦，像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以及馬英九第二任就職演說未提及兩岸政治關係發展卻冷不防以「子產不毀鄉校」評論大陸內政，乃至於北京當局在二○一二年年底中共十八大前夕忽然由高階經貿官員出面痛批台灣經濟不能只想靠大陸輸血等等，然而，ECFA簽署時北京當局決定單方面大幅度政治性讓利以及簽署後台灣產業界與政府各部門紛紛把台灣經濟的一切都只想與兩岸貿易掛鈎，甚至連台北的農委會官員在毛豬生產過剩時都只會想到出口到人力等農業生產成本應該遠比台灣低廉的中國大陸，因而更加質疑其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過度向北京當局傾斜，僅因顧慮美中大國關係而不得不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採取支持和平發展的冷眼旁觀立場。然而，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及其在媒體界的友人卻一直未能體會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之間存在的相當程度拮抗性，竟然在總統大選逼近的此時荒唐地提出三方同盟的選戰策略，也就是國民黨做為唯一能夠調和美中台三角關係的台灣政黨可以在得到北京與華府的支持下不顧其在馬英九任內在島內政治引發的眾多嚴重爭議分歧而繼續執政。
總的來說，由於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存在著扞格不一致，使得台灣海峽與兩岸關係成為東亞地區乃至於亞太地區重要而關鍵的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之一，而國際各方政治、軍事、經濟勢力沿著台海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所進行的一系列相互對抗卻又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戰略行動所造成的大規模板塊運動摩擦錯動位移，加上台灣人民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戰後接收至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因而極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台灣海峽與兩岸關係因而成為東亞地區與亞太地區可能爆發激烈國際衝突乃至於軍事武裝對抗的地緣政治關鍵衝突熱點之一。
具體而言，韓戰爆發後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海造成「台灣地位未定」的國際政治既成事實並運用戰後強大的美國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影響力而造就的《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的「台灣地位未定」國際條約法理體系事實，隨著冷戰情勢的不斷演變，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在中國大陸的有效統治時日漸久且日益鞏固，隨著戰後西歐等世界各國經濟逐漸復甦而美國的經濟力量與伴隨的政治軍事力量不再能夠獨霸全球，尤其隨著美國詹森政府在東京灣事件後徵兵動員美軍地面部隊介入越戰卻愈來愈像法軍陷入奠邊府泥沼般陷入越南鄉間與叢林分不清楚敵友的長時期消耗戰，運用軍事政治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決定國共內戰結束國府失去大陸本土所有領土後「台灣地位未定」並確立台海分治的美國再無力量堅持下去，因而透過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加入聯合國並放任北京的盟友阿爾巴尼亞在聯合國大會提案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使得中華民國－台灣不但是主動退出聯合國而且是在主動退出之後還被聯合國大會確認加以驅逐形同退出之後還被開除會籍一次，而國府遷台後台灣唯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未對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動用否決權而對此默不作聲無力回天，而隨後的中美建交與台美斷交以及中美建交前後陸續發表的《美中三公報》（《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更是確立了美國對台政策的「一個中國原則」，此一「一個中國原則」同樣出現在包括《中日聯合聲明》在內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時所發表的建交公報等正式外交文件之中。
透過包括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美中三公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公報等所建構的關於台灣問題的「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實際上包括了「一中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此一關於台灣問題的「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對於世界各國看待與處理對台關係的國際法理效力至今依然實質有效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與北京當局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而不斷強化其實質效力與國際約束力。
然而，就台灣的實際有效統治權政治現狀而言，兩蔣威權統治時代歷經中華民國－台灣退出聯合國與台美斷交卻從未因此發生政權崩潰與北京當局透過軍事政治手段接管台灣情事，隨後到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台北的中國國民黨政權自蔣經國時代晚期到李登輝時代展開中央政府層級的漸進全面政治民主化與在地化之後，台灣人民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與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之後逐漸產生的準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以及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治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加上一九四九年前後陸續向台灣遷徙的外省族群的台灣在地政治、經濟與社會連結紐帶隨著遷台世代日久而不斷增強與疏離恐懼因之不斷減弱，外省族群逐漸演變為對傳統中華文化有較強烈認同與生命生活連結的台灣社會的一個族群，且由於外省族群自國府在內戰中兵敗遷台之初就對中國共產黨與北京當局在大陸地區推動的文化大革命等造成其留陸家族苦難的政策有所厭惡恐懼，外省族群在中華文化以外的中國情懷主要地在於親族之情與故土故鄉之思乃至於全體中華民族的繁榮興盛而極少關於主動接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北京當局對台政策與統一方針，而由於國府遷台之初開放地方層級民主選舉到全面民主化之後開放的中央層級總統與立委等的民主選舉乃至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等等均與大陸的社會制度有所不同，外省族群對於此一台灣自己的社會制度具有較高的信任感與安全感而不是那麼願意轉而接受中國大陸現有社會制度在台灣實施，當然，由於親日獨派意在排除或至少大幅削弱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存在感並在某種程度上使台灣社會文化回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文化主張以及意在拒絕承認台灣人民與台灣文化是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而非僅只是為台灣爭取更大國際實質參與空間的親日台獨政治主張，本質上具有外省族群在自己數代生活的台灣土地上受到親日獨派政治文化主張排擠的高度風險壓力，外省族群對於自己在生活數代的台灣土地上受到排斥與被污名化指控的親日台獨政治與文化主張自然有著強烈的厭惡感與恐懼感。可以說，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大致上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卻也大致上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不要急著走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因而，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對於維護與持續發展台灣特有政治社會經濟制度有著高度的共識與共同利益，也對於迥異於「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問題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的台灣實際有效統治權政治現狀有著高度的共同認同，也有著透過利用美國在台利益等各種國際外交手段與兩岸關係折衝運作以在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同時也全力維持現有台灣實際有效統治權政治現狀的高度共識與堅定決心。
而由於台灣位在東亞大陸沿海陸棚的第一島鏈上，且位於連結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諸島與東南亞的中南半島與西南太平洋諸島國的關鍵位置上，自明末以來四百年移民史所造就基本上是漢人社會與中華文化新近開拓移墾社會的台灣，實際上在包括美國的全球戰略和東亞戰略國家利益以及包括日韓等東亞諸國與兩千年來東亞傳統霸權中國之間又愛又恨的國家利益競合關係之中有著極為關鍵的地緣政治戰略意義，相對的，當然也就對中國大陸中原政權與北京當局追求民族復興與再度伸張東亞霸權以及重建以中國為核心地區的東亞乃至於包括中亞和南亞在內的東亞與亞洲區域政治經濟體系的國家利益戰略部署有著至為關鍵的地緣政治戰略價值，包括在受美國第七艦隊與東南亞各國控制的南中國海通往包括中國與冷戰時期以來同為美國盟友卻彼此自古有著複雜歷史恩怨的日本與南韓在內的東北亞各國的能源與貿易運輸生命線的麻六甲海峽可能受制於人之於，可以控制台灣海峽此一同樣重要的東北亞與南中國海間能源與貿易運輸生命線；當然，北京當局也試圖透過與緬甸和巴基斯坦的地緣政治戰略合作加強經濟政治合作並興建由中國西南通往仰光和喀拉蚩的新西南絲路鐵路線以取得額外的印度洋出海口藉以繞過麻六甲海峽並試圖消弭或至少減輕中國所面臨的麻六甲困境的地緣政治戰略壓力，另外，北京當局也與日本競爭俄羅斯西伯利亞石油向東亞區域輸出的油管路線並透過與俄羅斯洽商興建經中國東北運輸西伯利亞等俄國石油的東大線油管以及透過與哈薩克和土庫曼等古西域地區的前蘇聯中亞共和國在不與當地俄羅斯政治經濟影響力正面對抗的前提下合作推動包括中哈線油管等包括能源多元化在內的雙邊經濟合作以試圖減輕麻六甲困境所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而其他包括北京當局與中南半島多國合作推動的湄公河計畫經濟合作以及與受美國為首的國際各國制裁的伊朗進行包括石油等能源開發以及鐵路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乃至於北京當局參與包括東協加一與東協加三在內以及在二○一四年十一月的北京亞太經合會議時由習近平和朴槿惠共同宣布完成談判的中韓自由貿易協議等等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高度興趣，在在都透露著兩千年來的東亞傳統區域霸權中國的民族復興以及因之而來的地緣政治戰略布局與經濟、科技和軍事等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的發揮與投射，當然，也同時必然透露著二戰以來的美國強權以及東亞周邊各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又愛又恨的複雜地緣政治圍堵與多層次競合策略行動的必然漸次全面開展。而在全球戰略層次，北京當局日益提升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也在全球層次上展開投射以尋求更大的國家利益，並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在中南美洲與非洲各地出現影響力競爭現象，像是透過遠比歐美西方各國更為優惠而更少社會改革要求與容易造成社會不安動盪的必須大幅縮減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安全支出的經濟結構調整條件的貸款與援助而在過去的歐洲各殖民強權殖民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展開與中非雙方的石油與礦產等天然資源共同開發以及包括交通與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合作，以及像是透過包括與左派桑定解放陣線執政的尼加拉瓜投資合作興建與可與巴拿馬運河競爭的新運河而在過去被視為美國後院地盤的中南美洲諸香蕉共和國乃至於太平洋諸島國全面投射北京當局政經實力的各種經濟合作方案，而北京當局挾日益提升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在包括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於太平洋諸島國全球層次上的全球政治經濟影響力投射布局，當然也就與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取代大不列顛和平 (Pax Britainnia) 而建構的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全球霸權與伴隨而來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產生劇烈的全球競爭，也就必然引起美國對於北京當局全球政治經濟戰略布局的強烈關切與高度警戒。因而，既然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存在著扞格不一致，既然與中國大陸中原政權北京當局同屬中華文化漢人社會的台灣人民因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戰後包括有如北京原人般的「重慶人」劫收式接收至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而有著極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主要是美國的東亞戰略參與各國自然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與行動空間透過種種政治、經濟與軍事手段介入台灣海峽與兩岸關係並試圖在兩岸關係每一階段的演進過程中確保與自身國家利益相關的台灣問題解決方案組成部份能夠適度地容納保留其自冷戰以來既得且業已經過現實國際關係演變與東亞區域戰略格局演變確認其已實際鞏固掌握的在台利益戰略利益。因而，儘管顧慮美中大國關係而在中美建交前後與北京當局簽署發表《美中三公報》而在國際條約法理體系裡確認了美國肯認包括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份的關於台灣問題觀點與美國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但美國仍然堅拒平白無故放棄自韓戰爆發後長期經營的以地緣政治戰略上持續圍堵綜合國力正日益提升的東亞傳統霸權大國中國並同時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的相對和平檼定為核心利益與戰略目標的美國在台利益，並為突破無法與非邦交國簽訂國際條約或者發表聯合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國際法理限制而在美中建交後迅速由美國國會制訂美國內國法《台灣關係法》來宣示與內國法明文化對於捍衛美國在台利益甚至不惜相當程度上違反包括《八一七公報》在內的美中三公報所承諾的美國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的堅定決心與包括持續對台軍售在內的具體沿續和持續發展台灣關係的政策方案和美國內國法法律位階基礎。
可以說，由於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所存在的扞格不一致，以及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東亞沿海第一島鏈上關鍵戰略位置，台灣人民因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戰後接收至遷台等治台初期的威權統治而有著極不願意再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的高度期待與強大社會集體歷史能量，因而在因之而來的台灣人民對於儘可能廣闊儘可能自主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的高度期待有了主要是美國勢力的國際力量支持，然而，也正因為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所存在的扞格不一致，使得改革開放後不論經濟、外交政治與軍事等綜合國力均不斷提升的中國大陸中原政權北京當局在追求民族復興與再度伸張東亞霸權以及重建以中國為核心地區的東亞乃至於包括中亞和南亞在內的東亞與亞洲區域政治經濟體系的國家利益戰略部署時，必然透過各種手段追求兩岸在法理統一外的實質統治權統一以使台灣回歸中國中原政權勢力範圍或者至少儘可能脫離美國勢力範圍，藉以確保北京當局在追求東亞地緣政治戰略時能夠有機會突破第一島鏈或至少不要在第一島鏈上受到全面封鎖以俾削弱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並主導東亞區域政治經濟整合進程。因而，台灣議題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現狀與實際統治權政治現狀之間所存在的扞格不一致，以及台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東亞沿海第一島鏈上關鍵戰略位置，使得台灣人民確保台灣不再受外來政權直接統治以及追求更廣闊更自主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的高度期待多了那麼的一些可能性，卻也因為包括台灣島內各方勢力與國際兩岸各方勢力宿命般無可避免地在台灣與台灣海峽這個重要的地緣政治戰略要地同時也是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上進行追求各自極大化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戰略利益的戰略操作與搏鬥角力，台灣與台灣海峽存在著不小的擦槍走火乃至於星火燎原的地緣政治戰略斷層帶因突發事件與各方信任不足而發生地緣政治戰略衝突熱點全面爆發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危機風險，台灣人民與台灣領導人必須對台灣現狀實際存在的複雜性與各方利益在此上的激烈角力有所認知，並運用智慧妥善處理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才能夠不辜負台灣人民期待地為台灣爭取更寬闊更自主且可長可久和平穩定的國際實質參與空間。
一如大多為自民黨籍的戰後日本首相上任後第一次的國事訪問總是必須走一趟華府商討美日關係，自蔣經國以降的中華民國總統（台灣領導人），不論在選舉－接班前或者當選－接班後，總是必須走一趟美國拜訪僑胞以及與美方討論任內台美關係的重要事項。民進黨提名的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候選人蔡英文於五月底至六月初間訪美，並受到美方高規格接待，甚至包括進入美國國安會和美國國務院與美國官方外交官員當面進行深入會談。蔡英文訪美歸國後未久的六月十五日，洪秀柱突破國民黨總統大選提名規章的防磚條款民調下限要求贏得國民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的代表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旋即宣布美方邀請洪秀柱訪美，並宣示美方接待洪秀柱的規格將與接待蔡英文的規格完全相同，由於洪秀柱在國民黨初選過程中主張的兩岸政策是視為急統的一中同表與任內簽定兩岸和平協定，美方此一對於中國國民黨這個冷戰時期以來的美國老朋友的新總統候選人的主動邀訪，可以想見必然相當程度上代表了美方急於了解洪秀柱的兩岸政策的真實樣貌以及了解洪秀柱對於軍售與貿易等台美關係關鍵議題的真正觀點。然而，洪秀柱一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喜歡訪美等出訪行程以表示具有國際觀和國際事處穩健處理能力的穩定牌，也一反國民黨自冷戰時期以來的親美與高度重視台美關係的習慣性對美工作思維──連脫黨參選二○○○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在因凍省與當時國民黨中央的李連勢力決裂後都是先赴美參訪散心而後由省府系統高層秦金生赴美說服宋返台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洪秀柱不但在第一時間一口回絕美方的盛情邀約，甚至在面對包括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內許多國民黨中央與地方要員紛紛強烈表達對洪秀柱拒絕美方邀請的憂心與強力要求洪秀柱必須以總統候選人身份親自訪美以與美方交換關於台美關係與兩岸政策的重要意見以及與旅美僑胞親自演說拉票之時，洪秀柱卻依然故我地找來向來偏向國民黨的前外交官員胡志強與程建人硬是出面背書洪秀柱不必要訪美，而甚至在面對南台灣支持者與輔選幹部時也依然強硬地表示如果有時間才會考慮訪美否則會請副手等代表訪美，而洪秀柱陣營一度傳出的由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代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訪美則早已被朱立倫方面以僑胞希望總統候選人親訪宣慰為由直接一口回絕，而洪秀柱通過防磚條款門檻後，國民黨八德中央黨部幫她安排的辦公室位置就在十一樓的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高孔廉的辦公室旁，更是被媒體解讀為朱立倫與國民黨中央就近看管洪秀柱失控暴走的包括任內簽署兩岸和平協定與一中同表的新黨晚期走急統路線卻不見得能被北京當局接受的詭異兩岸政策理路。
洪秀柱在初選時期的兩岸政策主張一中同表，主張台灣不多談中華民國而北京當局也不多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然後共同表態為現狀為一個中國而兩方均不多談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究竟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洪秀柱方面提出此說來自力主急統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張亞中近年曾向親藍退役將領組成的新黨系國民黨外圍團體提出過共同推動此一張版一個中國兩岸政策理路，並試圖說服退役將領不要堅持國號為中華民國做為對大陸方面的一種「善意」。然而，實際上，出身軍系與新黨系的國民黨籍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在主流－非主流政爭時期的新國民黨連線便曾提出過「一國兩府」，而自國民黨脫黨參選總統的宋楚瑜在二○○○年總統大選時提出的兩岸政策便是「兩德模式、一中屋頂」，張亞中與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兩岸政策並未超越上述基本上期待採取兩德模式走向共識協商式和平統一而可能對中華民國－台灣較為有利的基本上是一國兩府漸進統一的兩岸政策理路。
但是，現實上，由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美中三公報與包括《中日聯合聲明》在內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時簽訂的建交公報所建構框架的台灣問題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均以一般稱為「一中三段論」的國際法框架來定義一個中國原則，所謂的一中三段論包括：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一美國等國際多數國家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承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下，台灣在國際法上被視為已統一為中國的一部份，至於現實上台灣實際統治權的統一，在此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下基本上國際各國難於真正動用軍事外交實力反對，僅有美國在中美建交前後的美中三公報簽署後依然持續透過美國在台協會與《台灣關係法》軍售台灣並有限度地支持台灣拓展實質外交參與空間，甚至在《台灣關係法》於一九七九年立法後才於一九八二年簽署的《八一七公報》明言美方將逐年減少對台軍售質量並在合理時期後最終完全停止之後，依然持續提供台灣足以因應北京當局在改革開放經濟成長後一併推動軍事現代化後的台海軍力對比失衡的包括F-16先進戰機與阿帕契戰鬥直升機在內的不斷升級的防衛性武器──美國官方與軍火商甚至向包括陳水扁與馬英九在內的歷任中華民國－台灣總統明確要求台灣必須證明自己有保衛自己的決心才能獲得美國持續的外交、軍事與經濟等多方面的合作與援助。可以想見，既然已經在國際條約法理體系下取得包括一中三段論在內的全面壓倒性對台灣問題的主導權與國際明文同意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定義下的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當局斷然不可能願意自己放棄已經取得的台灣問題勝利果實而接受上述兩德模式一國兩府的必須從已取得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成果上讓步撤退的一中同表定義，而事實上，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時於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簽署的《上海公報》美中聯合公報之中也載明了「中方反對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所持立場，反對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一國兩府、台灣獨立和台灣地位未定論」和「美方認識到 (acknowledge)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 ，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
(not to challenge)，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並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基本上，張亞中與洪秀柱所提出實為「兩德模式、一國兩府」的一中同表兩岸政策主張，是不可能被北京當局接受的，遑論其一併主張的簽訂兩岸和平協定，卻未明言接受在兩岸現有現實國際實力對比下進行台灣實質國際參與空間合情合理安排，實際上極可能是在誆北京當局為了簽訂和平協定上談判桌，但最後中華民國－台灣方面提出來的條件卻包括了新黨系過去長期主張的「影響大陸、民主統一」以及「包括台灣與大陸在內的未來共同中國的國號、國旗、政治經濟等社會制度全面重新談判安排」等北京當局絕對不可能接受甚至不可能容忍的台灣是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模範省版的軟實力式國民黨反攻大陸超現實誇張要求。
事實上，由於陳水扁政府任期最後三年間的貪腐疑雲以及因之鋌而走險的造成北京強硬反彈與美方強烈關切甚至派遣小布希總統個人特使至台北總統府當面痛罵陳水扁本人混蛋的急獨路線，馬英九政府於二○○八年以超過兩百萬票的差距以及國民黨一黨過半而泛藍總席次高達七成而民進黨僅餘未達四分之一的二十七席的立委席次走馬上任，馬政府上任伊始便提出承認「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兩岸政策，並在略有內外波折後在提出構想後一年多內後的二○一○年夏天與大陸方面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並隨後在北京當局大幅度進行政治性經濟讓利後在二○一二年的總統大選大肆宣傳兩岸和平紅利與赴美免簽證等基本上取決於北京當局政治目的與政治意志的政績，馬政府最終以大幅縮水後僅剩七十多萬票的差距驚險連任。馬政府承認的九二共識，實際上是承認了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上的國際法理適用，馬政府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而中華民國－台灣方面的一個中國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一個中華民國與一國兩區，然而，北京當局提及九二共識時從來一貫只是提到「九二共識、一個中國」而從未提及「各自表述」；而事實上，一但台灣方面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的國際法理適用，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各國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當然會依據其早已承認的透過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美中三公報與包括《中日聯合聲明》在內北京當局與世界各國建交時簽署的建交公報所建構框架的一般稱為一中三段論的一個中國原則定義來解讀，也就是說，儘管馬政府試圖在透過承認九二共識來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時保留中華民國－台灣方面將一個中國原則的定義各自表述解讀為一個中華民國與肯認未來將由兩岸共同建構一個真正的統治權統一的一個中國，但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各國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眼中，馬政府承認的一個中國原則在適用在基本上是依據上述的一般稱為一中三段論的一個中國原則，而事實上，這也就是為何北京當局願意在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讓台北當局不至於過快而產生錯誤的過高期待地漸進地得到一些不具主權性質的實質國際參與空間，例如以每年重新評估邀請的方式以某種年度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大會、與紐西蘭簽訂名稱便不具主權性質的《紐西蘭與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以及以「年度貴賓」的某種觀察員身份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年會，但與此同時也在亞洲開發銀行要求中華民國－台灣的會員名稱由原本的中華民國變更為不具主權意涵的「中國台北」，因為，只要台灣當局承認了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上的國際法理適用，則在少數中華民國－台灣邦交國以外的國際各國眼中，就是台北當局承認了包括一中三段論在內的台灣問題在國際條約法理體系上的一個中國原則的適用而台北當局僅透過各自表述表達了自身的抗議表態卻並未真正抗拒此一包括一中三段論的台灣問題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的實際具體適用。馬英九政府面對萬般艱難的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處境，必須透過承認九二共識來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以獲得一定的實質國際參與空間與雙邊乃至於多邊經濟合作來避免台灣在國際政治經濟社會體系之中被邊際化，並僅透過北京當局從未承認但不直接否定的各自表述來保留中華民國－台灣方面自冷戰時期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以來堅持的不同於北京當局定義的一個中國與未來中國想像，馬政府或許有其國際現實上的不得己之處，卻已在中華民國唯一實質統治的台澎金馬激起不小的內部政治爭議甚至出現「親共賣台」的尖銳批評，也由於過度過快地與北京當局親近而造成美方的不快與擔憂，除了今年五六月間高規格接待向來主張與北京當局不要過快過度親近的在野黨民進黨的二○一六年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之外，也放任台北經文處在雙橡園升上中華民國國旗慶祝元旦而事後接受北京當局抗議但未強烈要求台北方面撤換駐美代表，近期更在五月底邀請中華民國－台灣軍方將領著軍裝出席美軍太平洋軍區司令與太平洋艦隊司令的交接典禮以及由美國國會通過授權邀請台灣軍方參與美軍的紅旗軍演但在北京當局的強烈抗議下未果，而為了向馬政府示意美方對於馬政府可能過度向北京當局傾斜的不滿，美軍直升機在二○○九年突破蘇起等人原本的反對立場降落南台灣救災，而美軍F-18先進戰機也在今年四月一日以發動機故障為由降落台南機場維修，而馬英九總統七月中旬出訪中美洲與過境美國，也面臨了美國國會議員「支持」台灣加入本質上具有區域政治經濟上圍堵中國大陸意圖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並期待儘早就此展開新一波台美經貿談判，而馬總統在訪問尼加拉瓜時，會受到曾受台灣遠朋班訓練的軍事獨裁政權壓迫並在近年來得到北京當局投資興建可與巴拿馬運河競爭的新運河的尼國左派桑定解放陣線的總統奧蒂嘉的當著各國電視新聞現場實況轉播獅子大開口要求包括興建太平洋港口在內的巨額天價外交援助，箇中緣故，自然也就不難想見了。
馬政府以承認九二共識來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並在北京當局不承認下自行以各自表述保留對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同定義表態的兩岸政策來推動其兩岸政策與涉外外交政策，雖有其不得己卻已在中華民國－台灣內部以及美國方面引發不小的爭議與憂慮，不論是否有意引訪北京當局提供更多政治性片面經貿讓利或者引誘北京當局談判兩德模式或民主統一，中華民國－台灣多數民眾乃至於華盛頓方面均視為遠比馬政府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更加急統的「一中同表」，既然在中華民國－台灣內部缺乏有效的民意政治支持，也可以預見難於為北京當局所接受且必然引發美方的強烈關切而甚至因此強烈要求洪秀柱訪美以便與美方國安會與國務院閉門或開門地親自當面坦誠討論溝通，在去年底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中幾近崩潰式地敗選後現下又面臨馬王政爭後情勢嚴峻的二○一六年總統大選與立委大選的當下，洪秀柱究竟為何在此時強硬拒絕美方邀訪以及提出「一中同表」，且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先後強力要求洪秀柱必須以總統候選人身份親自訪美以及強勢表態洪秀柱的兩岸政策必須回歸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之後，雖然改口說一中同表不是不提中華民國而是向北京發聲呼籲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以及改口支持主張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卻又說其主張的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政策方向包括了任內簽訂兩岸和平協定，其真正意圖究竟為何？而深藍媒體人羊曉東等人在其所掌握的中時報系編輯台發表社論不斷呼籲北京當局應該回應洪秀柱的「一中同表」與「任內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的兩岸政策主張，其真正目的又究竟為何？洪秀柱與為其制訂兩岸政策的親新黨系學者與幕僚有義務向泛藍選民以及所有中華民國國民－台灣人民做最清楚最不模糊的完整解釋。
洪秀柱強硬拒絕美方邀訪與堅持主張在馬朱壓力下修正後的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兩岸政策方向仍然包含任內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的脫線演出，得到的回應是北京當局在今年七月一日立法通過的《國家安全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明訂「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以及今年上半年大陸對台輸出面板與工具機金額的大幅增加乃至於台灣產業界開始討論如何因應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的中國大陸各產業「紅色供應鏈」的龐大競爭壓力。而現實上，在大陸經濟成長率不再是二位數而是一如所有逐漸成熟的開發中經濟體般逐漸減速為僅為台港二倍速的今天，大陸股市開始一如美股與日港股市出現巨幅震盪以及大陸經濟開始進入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轉型的新一個階段乃是必然的經濟現象，大陸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轉型必然造成對包括台日韓在內週邊發展較早經濟體的追趕效應以及競爭取代壓力，而總體經濟成長率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大陸經濟發展的逐漸成熟而有所下滑，也必然使得北京當局必須更加謹慎地透過內部財政經濟政策與外部經貿談判政策來調控與協助其經濟體內各產業的健全發展與經濟結構升級轉型，當然也就更難於如過去般大手筆地對新加坡進行經貿談判時的對星國石化產業貿然大幅減讓關稅，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如過去《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般再對包括農漁業在內的台灣各產業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性讓利了。
然而，洪秀柱強硬拒絕美方邀訪與堅持主張在馬朱壓力下修正後的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仍然包含任內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的脫線演出，必然激起美方對洪秀柱乃至於未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與台美政策走向的不安與疑慮。而儘管一中同表背後洪秀柱與新黨系向來主張的一中屋頂本質上接近過去冷戰時期的兩德模式，然而，兩德模式最終以美國的冷戰盟友聯邦西德統一並同化了蘇聯陣營的東德做結，但以兩岸之間的實力對比以及現實上台灣問題上北京當局已經取得的包括一中三段論在內的台灣在法理上已經統一而已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國的一部份領土的國際條約法理體系絕對優勢，中華民國－台灣若是採取一中屋頂的兩岸政策，最後可預期的兩岸政治關係最終安排恐怕不大可能會是如美方所期待的結果，甚至無法在一國兩制下在制度上與法理上保留一定的美國在台利益。因而，美方急於以與接待蔡英文相同規格接待為條件主動邀訪洪秀柱赴美訪問並與美國國安會和國務院當面會晤，背後真正的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而在台灣島內，洪秀柱拒絕美方邀訪以及堅持要提任內簽訂兩岸和平協定，加上包括中國時報直接以非主流政治風格的名詞暗示洪秀柱是某種政治清流等刺激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政爭再起權力衝突暗流的新黨系式選戰與政策操作，在在均對國民黨的總統與立委選情造成極為嚴重的衝擊效應，而一度淡出政壇的曾為國民黨外省籍主流派重量級政治人物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得到包括國民黨籍台中市地方議員在內許多本省籍與外省籍國民黨支持者和基層幹部的主動勸進三度參選總統以收拾整合對洪秀柱感到灰心恐懼的本省籍與外省籍國民黨與泛藍系統賭爛選票，希望藉以維持蔡英文當選後國民黨與泛藍系統的選民與幹部的軍心士氣以及儘可能藉著宋楚瑜的參選維持正統國民黨與泛藍系統保守派－右派改革派政治路線光譜的敢於公開向所有人民說明辯護的正當性，以及藉此維護鞏固整體的泛藍立委選情不至於受到洪秀柱效應的全面衝擊而出現席次大幅減少甚至民進黨席次過半的崩盤悲劇。
畢竟，如果洪秀柱與新黨系勢力一意孤行採取包括拒絕訪美以及「一中同表」式的急統兩岸政策與台美政策，如果洪秀柱與新黨系勢力不願意改變過度向北京當局傾斜的一面倒式台美兩岸政策而接受馬朱主張的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並接受美方邀請甚至主動安排訪美的在北京與華府間保持適度平衡的台美兩岸政策，則民進黨勢必在告別陳水扁時代另有島內外政治意圖的急獨路線之後，以《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台獨黨綱並推動以台灣或中華民國名義獨立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為最高目標的務實漸進拓展台灣實質國際參與空間的對外政策，並在台美兩岸之間採取在不直接碰觸或逼近啟動兩岸動武或毀滅性全面外交戰的大前提下向華府一面倒的涉外事務大戰略，如此將必然對國民黨產生莫大的島內政治與台灣涉外事務政策的競爭壓力。
終究，一則兩岸在台灣主權與國際參與空間問題上基本上處於對立競爭狀態，其中僅由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而使得位在中國大陸東南近海的東亞區域華人社會台灣面對必然的區域經濟競爭整合而出現了兩岸經濟合作的必要性議題，否則，對台灣而言，兩千年東亞區域傳統強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軍事力量復興必然帶來強大的國際生存空間挑戰，二則如前述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基本上存在相當程度的相互拮抗性，兩千年東亞區域傳統強權中國的經濟與政治軍事力量復興勢必挑戰美國自太平洋戰爭以及東亞冷戰以來在東亞區域長期經營的政治經濟霸權，而如果未來一個時期內的國民黨仍然採取被美方視為過於向北京當局一面倒傾斜的台美兩岸涉外政策理路，則在民進黨並未真正違背美方在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在地緣政治戰略上持續圍堵綜合國力正日益提升的東亞傳統霸權大國中國的對台政策基調，而儘是在美方當下現實願意支持的台灣兩岸政策與外交政策範圍之外盡力多做一點嘗試且在美方等北京當局以外的國際各方勢力均明確表示不願支持台灣過度外交冒險時就適時收手的情況下，美方勢必覺得連稍微挑戰兩岸關係現狀以稍做努力挑戰測試北京當局每個階段真正的台灣問題底限的基本上向美方一面倒的民進黨是較好的台灣做為美方東亞區域地緣政治盟友的合作夥伴，而過度向基本上與中華民國－台灣在台灣主權與國際參與空間議題上處於高度競爭狀態甚至可以視為一種威脅的北京當局傾斜的國民黨將被美方視為不受歡迎的與其台海東亞戰略對手合作的親中政黨；如此一來，綜合上述兩點，兩岸關係受限兩岸就台灣主權問題與台灣國際參與空間問題而基本上競大於合，台美因為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軍售與外交協助以及自冷戰時期提供美國援助以來長期深厚的台美政治、軍事乃至於經濟、文化與社會信任交流紐帶而基本上合大於競，國民黨若在洪秀柱及新黨系勢力此番二○一六年總統大選與立委大選的跳針演出後迅速改弦更張，則國民黨在島內政治中長期持有的的穩定牌優勢基礎必然全面動搖而甚至不無可能在持續過度操作拒絕訪美與一中同表並急於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的情況下，被台灣選民視為只想靠著北京當局的外來勢力支持與給予和平紅利獨家代理權而「施施從外來，驕其人民」某種缺乏真誠理念的賣國買辦政黨。
畢竟，說到底，自從蔣經國時代晚期與李登輝時代推動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化改革後台灣開始有全面民主選舉以來，兩岸關係在中華民國－台灣的島內政治上的作用力主要就是「穩定牌」和「中共打壓牌」兩大選民深層情感動力在不斷相互拉扯。自從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時北京當局發動對台飛彈試射觸動「中共打壓牌」造成選舉反效果以及在二○○○年大選時中國國務總理朱鎔基針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反台獨激烈言論再度因誤觸台灣島內政治的「中共打壓牌」而造成選舉反效果反給了陳水扁當選最後的臨門一腳之助後，北京當局的對台工作轉而更加細膩謹慎，國台辦系統不再如後文革初期由解放軍勢力主導而改由擅長國際多方布局斡旋的外交部勢力主導，之後就傳出了「從北京到台北最近的路是經過華盛頓」的說法，北京當局處理對台工作的策略，也就轉為透過與美方的競合關係中雙方均希望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的相對穩定的美中共同政治基礎來建立某種鬆散且仍存在相當程度美中競合的美中兩強共同主導的東亞區域安全體系以孤立追求急獨路線的台灣政治人物，此舉也就使得陳水扁第二任期因其島內外政治目的而轉向激進台獨路線時，不是由北京國台辦出面疾言厲色地公開抨擊陳水扁，反而是由美國小布希總統派遣個人特使韋德寧赴台在台北的總統辦公室當面痛罵陳水扁混蛋並要求陳信守四不一沒有承諾不要製造區域不穩定的麻煩給美國收拾，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加上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態勢對比美國次貸風暴與連帶的全球金融海嘯後的美國等其他世界各國經濟顯得更加地有吸引力，原本中華民國－台灣全面民主化後國民黨與各泛藍政黨與政治人物擅長的兩岸關係「穩定牌」優勢也就增加了有利中華民國－台灣經濟發展的論述與實質利基，而在《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簽訂後，此一國民黨擅場的兩岸關係「穩定牌」則進一步升級為附加了「兩岸和平紅利」看得到的牛肉的「穩定牌2.0」，而由於國民黨自冷戰時期以來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光譜位置一直是中華民國－台灣的保守派－右派改革派聯盟，不論兩岸關係未來是否有任何可能出現大幅度的政治性經濟讓利，國民黨在島內政治上的立場不論就兩岸關係、台美關係乃至於島內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均長期採取力求穩健而必要時推動適度改革的保守主義「穩定牌」立場而有別於民進黨做為威權時代反對運動所造就的台灣左派－自由派反國民黨大聯盟的「改革牌」立場，並因此曾一度被自國民黨分裂出走的新黨系勢力批評為「國民黨爛、民進黨亂」；職是之故，不論是否仍有所謂的近乎免費的兩岸和平紅利可拿，可以確定的是，國民黨必然堅守基本的「穩定牌」立場並在支持保守穩健島內外政治經濟立場的選民之間享有絕對的支持度優勢。
因此，可以想見，在悲劇性的二○一六年總統大選與立委大選之後，國民黨必須重新審視中華民國－台灣所面對的兩岸關係尤其是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的未來展望與侷限所在，並根據國民黨做為中華民國－台灣的保守派－右派改革派聯盟的保守主義政治立場重新界定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與台美政策並恢復採取較為平衡穩健的台美兩岸政策，亦即正式揚棄洪秀柱與新黨系過度仰賴兩岸和平紅利做為台灣島內選舉甚至於國民黨內政治鬥爭利基的荒謬台美兩岸政策理路，若能如此，則由於美國在東亞區域試圖在地緣政治上圍堵制衡改革開放後政治經濟實力崛起連帶外交軍事力量迅速增強的兩千年東亞區域傳統霸權的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的同時絕對仍然必須考量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大國關係全球戰略思維以及必須考量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區域相對穩定之重要性的最根本的大前提，因而，採取如過去般較為平衡的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而能夠獲得必須維持台灣海峽與東亞地區的美方的相對偏好的國民黨，才能夠繼續同時在本質上具有相當程度相互拮抗性的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上擁有一點點相對於民進黨的「穩定牌」優勢，而若再加上加速推動國民黨內主流派勢力向來主張的本省籍與外省籍國民黨勢力的輪政與整合，則以二○二○年本身同時具有外省籍與本省客家籍仕紳家族背景且從政之路向來較為親近本土派政治勢力的朱立倫預料將取得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代表權的總統大選與立委大選為契機展開國民黨的整合與重建之路，加上二○一八年九合一選舉就預先進行一回合上述的黨內政治整合與台美兩岸政策乃至於島內社會經濟政策的深度協調整合並取得成功經驗與黨內各路勢力的互信經驗，則願意聆聽每個階段中華民國－台灣社會脈動並願意適度推動各種合理範圍內的改革的做為中華民國－台灣的保守派－右派改革派聯盟政黨的中國國民黨才能夠擁有包括台美關係、兩岸關係以及島內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的穩定中適度追求漸進改革進步的正統「穩定牌」優勢，並可因為能夠代表各族群各階級台灣人民的利益追求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的平衡穩健漸進發展從而逐漸擺脫民進黨所長期批評而近一兩年來似乎愈來愈多人感覺不無可能的親共賣台賣國買辦的攻勢尾追。而若能如此，國民黨也才能在民進黨空泛的捍衛台灣主權獨立主張以及親共賣台指控之外，真正在符合《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界定的一個中華民國的定義下，並在鞏固與深化「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之上，真正帶領中華民國國民－台灣人民走出活路走向國際而為中華民國－台灣以及台灣人民漸進爭取更廣闊更自主的真正有價值的實質國際參與空間以及有效參與區域與全球經貿合作與整合，從而秉持真心誠意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基本政治信念，避免台灣在全球政治經濟整合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與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面臨邊緣化的孤兒命運而為台灣人民爭取真正的外交活路以及真正有創造力與競爭力的總體經濟發展與積極參與區域和全球經貿合作整合的康莊大道。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