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或許受到同年稍早三四月間台灣反服貿學運的鼓舞，部份香港學界人士發起爭取香港特區普選權的罷課集會，其後，相關運動領導人於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宣布進一步擴大發動佔領香港金融區中環聯外交通要道的「和平佔中」運動，隨後並進一步在與港警的推擠抗爭之中發展為「雨傘革命」，港府最後在同年十一月底發動清場並於十二月十五日完全結束佔中運動。
二○一九年二月，鑑於前一年的二○一八年二月發生港籍男子於來台旅遊期間殺害其港籍女友並棄屍，卻因該嫌疑人港籍男子已返回香港而使得香港警方因台港司法管轄權之故無法以謀殺罪加以起訴從而使得香港有了「逃犯天堂」的譏評，在中共中紀委的倡議下，港府提出了《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修訂草案。
北京當局與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此一修訂草案的動機眾說紛紜，畢竟，若為了報復美方策動的華為案而希望逮捕部份有間諜或商業間諜嫌疑的美國等華為案相關國家在港公民做為宣傳與籌碼，則不但在上海等以商務名義到訪美國等外國人士眾多的大陸內地國際化都會立刻可以進行，且一旦《逃犯條例》修訂通過則可能具有嫌疑而可能被逮捕的美國等國在港公民很可能會立刻離境而不絕無可能會留在香港坐以待斃；而若是因為擔心自二○一四年佔中運動後不持浮現的香港真普選運動會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權利意識日益上升的中國內地產生和平演變而影響社會穩定，則事實上除了部份大陸異議人士以及政經人士在權鬥失利或經營出現狀況時會逃往香港發表各種真真假假的批評北京當局的言論之外，自鴉片戰爭後成為大英帝國的中國貿易貨棧口岸以及戰略中心並最終成為經濟繁榮的「東方明珠」的香港，在佔中運動後實際的社會運動力道並不真的十分強勁。故而，北京當局敦促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的真正動機至今仍然費人猜疑，更何況，由於香港是中國本土以外的特區而向來有著特別的國際關注並往往被視為在中國投資可能的政治與經濟風險的試金石，港府最初草案之中規定依修訂後《逃犯條例》引渡至中國本土等的嫌疑人必須經過香港特首同意而無法祕密進行，如此一來則相關引渡個案勢必也會引起國際政經各界的注目討論而必然必須有不能違悖國際觀感的犯罪事實來向國際各界合理說明。
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後，香港民眾擔心未來可能進一步發生更多如報載的銅鑼灣書店老闆被祕密逮捕以及傳出產業經營問題與財務危機而滯留香港指揮處理資產的大陸富商肖建華被祕密帶回大陸內地偵訊案情與處理債務問題等等情事，並因此自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起爆發了一般香港民眾廣泛參與的「反送中運動」。反送中運動爆發後，自二○一四年佔中運動起就出面支持的香港歌手何韻詩立即表態支持，其後，許多過去政治立場並不是那麼明確的香港演藝界人士也先後表達支持，而除了長期對北京當局採取反對立場的香港媒體大亨兼地產大亨黎智英之外，部份香港企業界人士也陸續表達了對反送中運動的同情，本為和記黃埔的長江和記集團商界領袖李嘉誠在港陸CEPA後陸客訪港等有利香港經濟成長情勢最佳而商辦商圈等房地產租金與房價最高點時快速出脫了對陸客人數持續成長可能過度預期而資產價格過度高估的部份香港房地產並轉向投資香港的前殖民母國英國卻遇上英國脫歐爭議造成的經濟情勢前景不明風險之後，在反送中運動爆發數個月後也在香港報紙上刊登了曖昧諷刺港府的藏頭詩。港府在動員香港商界人士出面支持修訂《逃犯條例》並呼籲穩定香港社會與恢復觀光等經濟活動未果之後，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於二○一九年九月四日主動宣布撤回《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修訂草案，但由於香港眾志的反送中運動領導團體持續主張「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並要求特首下台與香港普選做為結束反送中運動的條件，香港社會的街頭運動持續爆發幾至於每週末均有大型集會，其間並開始出現了採取暴力行動的勇武派，此外，反送中運動後香港社會對於北京當局與其治港政策的質疑陡升，部份港媒甚至出現了質疑與討論經常在港活動並活躍香港商界的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家族成員及其在港經濟活動的專題報導。
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武漢宣布封城，新冠肺炎疫情開始逐漸發展為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之下，後冷戰時期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人員移動往來受到了各國防疫境管的高度限制之外，全球各地的在地社會為了防疫也開始各地城市在地社區防範人群大量聚集造成病毒傳播，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動能為之減弱不少，但仍然不時出現零星的集會等抗議活動。而隨著香港第一波疫情在五月間趨於穩定，反送中運動相關抗議活動同時間也頗有捲土重來之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大陸全國人大通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港區國安法》），六月三十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港區國安法》並於同日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施行。
《港區國安法》通過施行後，部份勇武派反送中運動抗議人士以及部份香港眾志幹部陸續依據《港區國安法》受到起訴。
二○一九年三月間爆發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之所以能夠在香港各界一般民眾之間快速廣泛傳播並產生強大而持續的動員能量，固然，一則是因為二○一四年九月底可能受台灣反服貿學運鼓舞的香港佔中運動的不斷延燒，二則是因為台灣在馬英九時代儘管馬英九二○○八年上任之初即宣稱可以提供台灣民主化資料供北京當局參考，但由於承認九二共識，不但兩岸簽署了北京當局對台片面讓利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而馬英九政府的談判代表甚至一度得以在兩岸經貿談判前在會場上當場朗誦《禮記‧禮運大同篇》，部份香港異議人士可能因此而得到鼓舞，認為北京當局為了和平統一台灣會更為依賴香港做為一國兩制的樣板故而可能在香港示威活動的壓力下開放全面普選，甚至於年年紀念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政治風波的香港還不無可能透過香港的爭普選運動對於大陸內地造成和平演變效應——然而，事實上，二○○八年夏天舉辦的北京奧運圓滿落幕之後不久，二○○八年年底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全面爆發，甚至在之後不久於二○一○年爆發的歐債風暴之後，北京當局就成了全球經濟的救市者，一方面是為了維持其主要市場不要因為一時的流動性陷阱而大幅度地失去消費能力造成其進口中國商品的需求銳減而造成中國大陸的失業問題，另方面也是為了若拒不挹注中國資金救市則可能造成經濟重創的歐美等中國大陸製造業產品最終市場可能出現反彈情緒而再度出現抨擊中國製造商品搶奪歐美國家製造業專業技術工人體面養家工作機會的反中情緒而甚至可能在經濟危機時刻上升為黃禍恐懼再起，兩岸ECFA協議的貿易條件除了部份的對台統戰籠絡策略成份之外更多的是類似的紓困以維持中國產業市場並進一步將台灣拉進北京當局主導的區域經濟分工產業鏈的經濟策略成份，除了丙烯等與大陸經濟技術發展追趕項目並未納入ECFA之外，隨後的兩岸服貿也因除了福建海西區之外並無特殊的讓利項目故而使得部份親馬政府產業界人士也倒向反服貿學運希望透過親台獨社會運動迫使北京當局再度片面讓利，而兩岸貨貿協議則歷經馬政府任內十二次談判卻無具體成果；此外，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會晤馬英九時並未稱呼馬為「總統」而僅稱呼其為「先生」，而在二○一五年十一月初的新加坡馬習會後，兩岸貨貿第十二次談判仍無成果而並無為了挽救國民黨選情而再度讓利的可能，而在馬英九任期的最後，國民黨大敗後的二○一六年五月六日，世衛大會向馬英九政府的最後一任衛福部長蔣丙煌發出了出席當年度五月底世衛大會的邀請函，邀請函上開宗明義地聲明乃是根據《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與《世衛第二十六之一號決議文》（亦即根據「一個中國原則」）發出該邀請函，從而揭明了馬英九任內自二○○九年起的每年度分別收到的世衛大會邀請函均是根據一個中國原則而在會員國北京當局的建議下發出的；可以說，香港方面部份異議人士根據馬英九時代的兩岸政經談判往來所誤認為北京當局為了和平統一勢必必須對香港多所讓步才能建立台灣社會與國際各界能夠認可的一國兩制樣板。
然而，個人認為，反送中運動能夠在香港社會各界一般民眾之間激起廣泛共鳴，主要的原因在於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二戰後的冷戰時期，由於中國大陸與蘇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而甚少與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陣營往來，中共建政後的強硬土改政策使得具有地右反富壞等地主背景或親國民黨背景的民眾往往選擇逃往香港以免受到鬥爭，而隨後包括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中國大陸內部激烈的政治運動以及強硬過渡史達林主義經濟模式卻又遇上荒年而造成的嚴重飢荒又使得更多中國大陸民眾逃向香港另尋溫飽，故而，冷戰期間，香港有著充分甚至過於豐沛的廉價勞動力，於是，除了做為冷戰時間在大英帝國統治下儘管無權自我統治卻有著在當時的東亞各華人地區之間相對開明開放的言論空間且有著六百多萬城市人口觀眾群而使得香港擁有了華人世界最早發展成熟的現代電影、電視乃至於音樂等演藝娛樂產業之外，香港也利用包含許多大陸籍流亡人口的龐大廉價勞動力而發展出「前店後廠」的服飾與玩具等輕工業製造業經濟模式並發展出不少的服飾等享有相當市佔率的自有品牌，並在具有自有品牌的蓬勃繁榮的製造業發展的基礎上建構了香港的自有航空業以及金融中心。然而，隨著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底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的經濟改革並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而為個體戶經濟之後進一步的大型工業工廠與必然的供應鏈集團以及隨著而來的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經濟解決了可能意識型態爭論之後，中國大陸各地在在地創業家投資創業以及港資台資和各國外資投資設廠的促成下開始了經濟起飛，許多港資代工廠乃至於服飾等自有品牌的工廠也陸續遷往人力成本低廉的深圳等珠三角經濟特區而甚至於在新興的輕工業製造集散中心浙江義烏也出現許多港資工廠，製造業工作機會的外移使得香港的技術工人中低階工作機會與部份相關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隨之外流，替代的觀光業等服務業低階工作往往較不體面且往往屬於低薪的派遣工或鐘點工性質，而隨著中國大陸在珠三角與長三角發展出了新興的製造業經濟中心，金融業等服務業也開始出現了位移，部份香港自有資本銀行等金融機構也只得與陸資或外資銀行合併，部份香港資本繼製造業之後也開始外移尋找投資機會，連蔣家第四代的蔣友松都在二○一九年五月底隨香港財團來台拜訪時任高雄市長的韓國瑜尋找投資機會，而陸港CEPA之後，大量陸客訪港使得香港租金居高不下，而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護照准許擁有雙重國籍，部份擔心受到中國內地政治情勢影響的大陸富商又大手筆在香港購置高價房地產以取得香港戶籍與特別護照，如此必然地影響了香港地產開發商的開發方向轉向可以高價售予這些大陸富商的豪宅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使用了本來可能用於開發相對平價住宅的建築用地，並因而進一步推高了房價與租金。此一經濟情勢的轉變使得原本就有許多民眾居住在膠囊般大小的籠屋租戶裡的香港出現了更高的租金與物價水平，也使得香港的生活水平下降而使得相對剝奪感日益上升並因而反映在對於香港特區政府以及與包括北京中央政府在內所有來自中國大陸政經勢力甚至於在香港超市大量搶購奶粉陸客的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事物的不滿情緒，並在經過二○一四年佔中運動後幾年的醞釀之後最後在二○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之中不斷沸騰全面爆發。
再加上，改革開放四十年後，歷經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二○○○年網路泡沫、二○○八年美國次貸風暴與全球金融海嘯以及二○一○年歐債風暴等後冷戰時期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下的多次重大全球經濟危機，中國大陸經濟體不斷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餘，面臨後冷戰第二波全球化開始以來的歷次全球經濟危機，北京當局在中國大陸經濟體內部也往往採取各種紓困政策，而一如美國等全球經濟體的紓困政策，北京當局歷次的紓困政策自然也造成了許多無效率公私營產業的苟延殘喘，也造成了部份價格高估資產的累積；再加上中國大陸運用改革開放四十年累積的龐大資本推動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打進拉出」全球天然資源與基礎建設的合作開發方案乃至於更廣泛的家電製造業與汽車產業等的中國製造業全球布局投資乃至於輕工業產品與商場的全球拓展，使得新興的全球第二經濟體面臨經濟危機時往往樹大招風而容易受到其他經濟體的貨幣與關稅貿易戰乃至於各種非關稅壁壘的貿易戰——儘管，中國製造出口產品的上下游產業鏈之中實際上僅有約四分之一的附加價值來自中國大陸製造業產商而留在中國大陸；故而，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經濟對內面臨產業升級轉型壓力，又復有包括歷次全球經濟危機的紓困與擴大內需政策必然造成的部份地方債務等政府債務累積以及相關的國有銀行政策性放款等所造成的影子銀行 (shadow banking) 隱藏性公共債務問題，對外又面臨世界各國對中國製造產品替代各國國內就業生產產品低價競爭的排斥情緒，難免會有部份面臨產業轉型或者部份資產價格高估必須下修壓力的中國企業家或投資資本家會採取各種資產外逃債留中國的資產處分移轉策略而甚至疑似有部份採取各式各樣可能或左或右地上綱上線到意識型態鬥爭層次的煽風點火手法意圖透過介入干預中共政權內部鬥爭來試圖透過強化政商關係的策略以尋求種種不同形式的超額經濟租甚至由官方或國有銀行依照過高估價收購其部份有毒溺水資產。中共政權內部近十年來的部份激烈權力鬥爭便可能與這些爭權要利但求黃金降落傘的種種複雜政商關係導致的或政或經手段有關，而北京當局一方面透過反貪腐鬥爭壓制政府內部違反社會期待的貪腐行為並藉以安撫新興中產階級日益高漲的權利意識與公民社會意識之外，另方面也在透過加強企業黨建等策略站穩意識型態與體制內控的安全制高點的同時肯定了企業與價格機制對後續經濟改革的關鍵重要性重新確立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思想，在改革開發後新興的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兩者利益結構的內部均進行了務實的政治經濟策略部署以防範中共政權內部部份別有居心的人士採取爭權以要利和藉助爭權要利之風以爭權的種種隨時可能從不同方向煽風點火上綱上線到意識型態鬥爭層次與黨內體制內權力鬥爭層次的手段來達成各種或權或利的個人目的。而從反送中運動過程中傳輸到台灣媒體上的種種新聞觀之，反送中運動過程中，這些中國大陸內地的政經緊張似乎也與反送中運動產生了某些辯證的互動關係，再加上香港社會也對於香港經濟轉型過程造成的民生生活水準不升反降產生了高度不滿的社會壓力，多方激盪出了《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儘管北京當局宣稱《港區國安法》可以「一法而安香江」，但實際上，北京當局的治港策略仍然是恩威並濟的。除了不大可能如簽訂陸港CEPA時的陸客團般出現部份港台論者期待的大陸方面對香港經濟讓利，以及絕不可能放任香港出現如台灣ECFA後部份國民黨政經勢力縱容反服貿學運試圖逼出更多北京當局的政治性經濟讓利錯誤期待，遑論等而下之地放任香港出現如台灣近年來般不斷有如周期性出現的業配文般地煽動當地投資大眾尤其是對於當地與大陸之間經貿情勢發展相關新聞等資訊較為敏感關心的民眾動物本能 (animal spirit) 般地誤信天下竟然也有出現長期吃到飽免費午餐的大好機運般地持續投資當地與非當地的相關房地產與有價證券等相關概念的各類資產投資的經常不無可能與中國大陸內地政經情勢高度交絡共伴的詭異邪風之外，北京當局除了根據《港區國安法》針對反送中運動的部份發動者或行動激烈的參與者進行逮捕起訴以試圖嚇阻可能再現的反中情緒與反中運動之外，也透過支援香港政府的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等積極作為而試圖以實際作為來全面爭取在從佔中運動到反送中運動的一系列日益激烈政治運動造成香港經濟發展壓力開始出現後遺症後並因而與此同時也開始逐漸浮現的期待在仍然能夠維持香港特區一定的政治開明與經濟開放的前提下溫和妥適地儘速穩定香港社會經濟情勢的香港各界民心民意。
故而，可以想見的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北京當局面臨內部經濟轉型壓力以及外部貿易戰爭壓力的當下，北京當局除了一方面試圖在經濟上透過推動進一步的擴大進口替代乃至於透過融資和租稅政策協助策略性產業組織國家隊產業鏈以試圖在中國大陸由後冷戰初期的「世界工廠」逐漸發展成長而成為「世界市場」的中國與全球經濟大趨勢下進一步擴大內製內需產業鏈在中國大陸經濟體系的經濟份額之外，另方面在也因中國國際軍政影響力隨著經濟影響力的成長而大幅擴張而使得改革開放初期的「韜光養晦」對外策略出現適度調整的當下試圖謀畫新一階級中國國內外情勢下的整全性但應該仍然維持「絕不當頭」的不爭霸基調的涉外政策，以求與時俱進地從容同時相依相映地處理中國國內隨綜合國力的大幅成長而日益增長的民族自信與民族主義社會政治浪潮以及中國國外各路勢力對於中國軍政經實力成長與更勇於申張中國基於歷史與國際法的各種領土主張和軍政經國際影響力日益強大的疑懼防範——事實上，華府在美中貿易戰以及可能也在新冠肺炎疫情與美國總統大選情勢交絡之下發生了指控中國留美學生具有軍醫背景因而可能是間諜的事件並為此由美國總統下令關閉中國駐波士頓總領館且隨後讓美方聯調局探員入內搜索調查之後，北京當局立即下令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做為回應，但關閉時儘管准許部份中國民眾在美國成都總領館前抗議，但仍大致上維持美方人員與相關文件資料有秩序地撤出美國成都總領館而未受到騷擾，北京當局如此相對克制的行為除了符合中國在歷史上被稱為禮儀之邦的泱泱大國再度崛起為新興大國的克制負責的國際形象之外也避免了授美方以柄而使美方無法在國際輿論與國際宣傳上藉機占得上風，一方面藉著有理有節地回應美方關閉中國波士頓總領館的強硬作為，在避免美方試圖杮子挑軟的吃軟土深掘之餘，也適度宣洩中國民間在改革開放後期待分享美國式生活水準卻受到美方刻意打壓而日益不滿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避免出現中國民間因之而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轉向中國政府對美軟弱並因而使得中國社會經濟內部連動地出現不一定追求有意義合理改革的純粹情緒性的議題不一的種種不安不穩動盪事件，甚至因而使得中國政府與政權出現部份體制內外政經勢力利用民間民族主義情緒以及連帶而來種種反政府不安不穩情緒而在政府與政權內部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或直接或迂迴地來來回回煽風點火以俾伺機大搞經常上綱上線到意識型態鬥爭層次的政爭議題設定以便於其進行實質的爭權與要利；而在治港政策上，如果美國的對中政策能隨著貿易戰有所相互妥協進展而有所和緩，甚至於因為可能出現新冠疫情與總統大選等美國國內政治情勢變化而出現較為務實的對中政經政策，使得包括華為案等在內的美中貿易爭議案件得到合乎美中雙方法律規定與民間期待的合理解決，則由於《港區國安法》立法後的一系列逮捕起訴已達成一定的威嚇鎮定作用，如果香港的政治與經濟情勢在未來一個時期裡持續穩定，則由於北京當局擔心的香港政經動盪被批評為治港失敗以及由於香港的反共反中政治動盪與自冷戰以來長期在港運動的歐美各國包括情報機構運作在內的種種政治經濟影響力共伴而造成對中國內地政治體制與政治經濟穩定形成威脅的「政權更替」式 (Regime Change) 的和平演變壓力有所緩解，那麼，隨著美中兩強在後冷戰三十年之後終於走到了政經影響力矛盾而必然出現的爭執開始出現緩和妥協並走向階段性的落幕之後，亦即，當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全球佔比下降之後，後冷戰的美國一則不願意花費大筆稅金預算扮演國際警察但二則也希望維持其在全球各地一定的政經影響力，並期待美國此一利益受到各區域新興區域政經關鍵勢力的承認與合作並得以在鬥而不破的基調上承認各區域新興區域政經關鍵勢力的區域內影響力但也得以扮演各區域內部其他國家所需要的全球力量平衡者角色，當此一美國利益與新興的東亞區域中國政經影響力之間的競合隨後冷戰三十年的中國政經發展來到了必然的矛盾高點之後美中雙方基於大國外交的原則能夠達成階段性的協議與默契而有所緩解，而柯林頓政府的美中貿易政策與支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策略前提即讓世界接納中國有助於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能夠更快地以符合既有的以美國和西歐等國家為主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運作規則和行為方式的方式加入國際社會，在美中貿易戰中被過度延伸至主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限並已反映在治港政策出現政治緊縮現象從而導致美方歡迎北京當局加入國際社會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重要前提實現不足並疑似採用「政權更替」式的和平演變外交辭令而疑似採取和美日《廣場協議》類似的「以政逼經」貿易談判策略與對中政策意識型態取向，能夠隨著美中貿易戰的逐漸落幕而再度轉回務實漸進而或許也更符合美國長遠國家利益的對中政經外交政策，同時也因而使得北京當局面臨內部民族主義情緒與美中貿易戰下的技術性勞工與中產階級等工作機會與整體經濟轉型機會爭奪等國家利益堅持的高標準社會期待同時得到緩解，並進一步使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必然出現的經濟轉型陣痛紊亂與隨之而來的經常或左或右地上綱上線到意識型態鬥爭層次的政治紛擾以及社會動盪，可預期可能在美國因其全球貿易經常帳長期的赤字不平衡而發動的全球貿易戰與其間與後冷戰最大新興製造業大國並正在科技與資訊等產業迎頭趕上的中國之間的美中貿易戰所造成的中國經濟硬著陸效應而有所收斂趨穩，而各方相關利益勢力也由於起因美中貿易戰的一定期間程度的硬著陸效應而不得不接受必須自行認列處理其錯誤投資所造成的損失與債務而不再有能力與空間採取各種或經或政的手段強求政府以高估價格買下或放貸其工廠、有價證券或房地產等有毒資產，則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必然發生的局部過熱現象與局部泡沫現象的中國經濟也就有機會相對平穩地走向軟著陸並因而得以加速進行必要的各經濟產業部門的無效率部份的裁併整合與整體經濟結構的結構轉型與技術升級，從而使得中國經濟有機會進一步脫離開發中經濟體經常甚至往往必然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體制也得以回歸穩定發展；而果若如此，則北京當局與香港特區政府實際上實施《港區國安法》的強硬力道就有可能有所寬緩以俾改善《港區國安法》立法後包括許多美國以外國家的國際各方往往也反應強烈而甚至有黃禍論再現的國際形象，而政治上相對穩定的香港，也才有可能理性討論如何處理一般民眾住房問題的香港內部社會經濟問題並推動實質改革，也才更有可能透過陸港經貿談判來探討香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之後是否有可能以某種金融和經貿自由港的模式參與珠三角經濟與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存在已久的廣州灣大灣區經貿體系，並藉此逐漸為香港尋找一個可以長遠發展的做為中國經濟體系之中較為開明開放的自由市自由港的經濟發展利基空間。
而在台灣方面的對港政策方面，個人認為，未來台灣各界必然地推動《港澳關係條例》的相應修訂時，其修法方向有幾個值得注意的重點。第一是港人與港資分離看待，台灣各界對於港資早有質疑其中包含許多陸資而存在政治風險者，在《港區國安法》立法施行後對於港資含有陸資成份的質疑可能更囂塵上，《港澳關係條例》的修法就有可能加強對港資來台投資的國安疑慮等審查規範，而在港人方面，個人倒是認為，除了有特定國安風險的政府部份工作之外，對於少數來台的勇武派等香港異議人士可以提供一定的政治庇護但仍要謹慎其長年滯台無法返港卻又利用台灣既有的對中國政經環境風險的疑慮情緒試圖發展其組織與運動卻造成台灣形同輸入香港政經動亂而使得後次貸風暴與後ECFA年代已有不少動盪情勢的台灣社會發生更多與香港乃至於中國內地必然高度牽動的台灣社會政經動盪，而異議份子以外的港人如果覺得香港政經環境政經風險升高而意欲移民台灣，其固然不如流亡香港異議份子值得同情，但由於香港長期做為英國殖民地而其觀光等產業的發展開放程度當然高於台灣，故而，即使香港金融界人員主要是了解香港當地市場規則而其實並不真正了解英國倫敦的金融市場而遑論中國大陸的金融產業實際運作因此不一定有那麼高的挖角價值，但長期做為大英帝國東南亞與中國貿易之間的中國端貨棧商港，香港的觀光等服務業高階人員確實有助於台灣觀光等服務業加強東南亞市場的經營能力，故而，這類的高端技術性經濟移民本身並不需要台灣方面的庇護救濟，但台灣相關政府單位若能透過資訊網站提供台灣相關產業的徵人需求並將相關就業資訊與博覽會的資訊向香港社會公布，想必會有助於這類的技術人員交流，並對未來進一步與東南亞各國華人與非華人高端技術人員的依台灣產業需求與對東南亞市場經營需求進行突破語言與台灣社會對當地社會知識招募合作開始建立合理而有效率的模式。第二，做為原則性的處理，香港僑生名額固然不宜視同陸生，但宜併入一般僑生名額並依現有名額設立錄取上限，以避免台灣方面被國際各界視為仍有意透過香港的反中反共運動引發和平演變而影響大陸，並避免台灣被視為對外來者缺乏適度警覺審核的天真可欺之島。第三，由於港府依據《港區國安法》要求台灣駐港人員簽署支持一個中國原則聲明書而難為台灣藍綠兩黨所組織的台灣政府所接受，台灣方面對於駐港機構可能必須改組為台灣旅行社等更加民間的形式可能必須有所準備，同時也必須開始謹慎思考台灣方面對於香港駐台單位是否也必須要求其進行改組並對於香港方面駐台單位的改組後形式必須有所思考分析，而台灣在港的各項活動可能也必須進一步轉型為以文化與經貿相關工作如台灣旅展、交易會與留學展等為唯一工作項目。
以上一點淺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