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孔子走下政教神壇吧！

　　近年來，孔子與儒家思想再度成為台灣社會各界爭論的重要議題並與政治上


的統獨意識型態紛擾糾纏。馬政府上台後力推弘揚儒家文化以淨化人心，因而決


定恢復高中課程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中的學庸必修，台獨人士則認為教科書中與


中國或者中國文化有關的內容均是大中國思想的灌輸教育而大力反對，甚至有認


為必須推行全台語教育以去中國化者。這讓人不禁回想起漢代乃至於清代中國政


權對於儒教思想的改寫與利用以做為維繫政權的意識型態工具，於是民國以後許


多知識分子乃有打倒儒教封建禮教以救亡圖存的呼籲，及至中共建政後則甚至發


動了文化大革命希冀徹底地破四舊立四新。然而，孔子做為儒家哲學與政治思想


的象徵，真的載得動這許多的政權是非嗎？孔子與儒家思想又真的有必要與一個


又一個反覆興衰的政權結合才能夠發揮其影響力嗎？



　　孔子的一生均在於追求從政用世以行道天下的理想，其後儒門學者亦多以行


道天下為其理想境界，孟荀均追尋孔子心跡以建立其大儒之效的行道理想，因而


中國歷代王朝有意識地篡改儒家學說以做為鞏固政權正當性基礎的道德說服利器


並不足為奇。



　　然而，儘管漢代儒學思想大盛而儒門學者稱孔子乃「為漢立法」，然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原本儒學思想中「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的思想受到漢王朝政權勢力的壓力而轉變為絕對的忠君愛國的封建禮教，實則，


孔子作《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更以「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來勉勵執政者，


可見孔子並未主張絕對君權與父權的上下階級秩序，而是主張「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在上位者必須以身作則然後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



　　此外，漢代以降中國歷代均尊奉以孔子為其「道體」所承載的儒教思想以做


為社會控制的文化思想上層結構建築，但對於孔子之後傳承光大儒門思想的孟子


學說卻往往避而不談，直至北宋時才將孟子入祀孔廟，原因不外乎孟子有較強烈


的民本民權思想，像是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


子」以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肯認人民的支持才是君主統治正當性的唯一來


源，甚至主張武王伐商乃「誅一夫紂」而非弒君，雖然自周代商以來歷代對於新


王朝統治正當性的來源一直認為「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但均是以天子乃


有天命的君權神授觀來解釋，並往往在開國之君的生命故事中添加許多神話色彩


以確立其獲有天命的神授君權如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孟子認為統治正當性的


來源乃是「君權民授」實乃對於君主統治正當性的一大挑戰，因而，儘管孟子堪


稱孔子之後最重要的儒門學者，但歷代統治者往往不願意正視孟子思想，直到宋


代理學重新爬梳孟子思想後，統治者才將孟子入祀象徵著國家政教正統的孔廟。



　　由於中國歷史封建專制王朝均以儒教思想做為鞏固統治正當性以及臣民服從


性的工具，清末西力東漸以後，知識份子迫切地省思國勢衰陵的原因，而中國與


日本大約同時期開始因應西方勢力的入侵而展開現代化嘗試，甲午一戰中國敗給


日本並割地賠款，中國知識份子比較兩國的現代化過程，發現中國的自強運動集


中關注於「師夷之長以制夷」的軍事裝備等硬體的現代化以追求「船堅砲利」，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除了現代化的技術與設備之外還推動了包括法律與教育制度


的廣泛現代化改革如建立初步的君主立憲制，甚至為了展現「脫亞入歐」的決心


而由天皇敕令改穿西服並將農曆新年改為西曆新年，清季的中國知識份子因此認


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上未能追上日本的原因在於固守迂腐的儒教思想體系以及


千百年來與儒教緊密結合的君主專制與封建禮教，於是，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


子大力提倡廢除儒教封建禮教以及全盤西化，胡適與陳獨秀提倡白話文運動，魯


迅書寫《藥》和《狂人日記》作品來諷刺傳統儒教思想下可怕的禮教吃人，而為


了推翻儒教思想體系裡的中國歷史道統觀，許多歷史學家採取疑古態度重新研究


中國上古史而展開古史辨，其中，顧頡剛甚至提出大禹是上古一條蟲的論點，及


至相當程度上接納清代舊勢力的國府政權在內戰中失利而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


對於中國傳統儒教封建體制的整頓成為中共政權意識型態的關注焦點，希望打倒


儒教封建體制的力量終於混雜著政權高層政爭而成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社會動力


來源，孔子做為承載儒教思想的道體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



　　然而，孔子真的有必要與反覆興衰的政權政教意識型態道統體系如此緊密結


合才能見其偉大嗎？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思想同為西方哲學思想的重要源頭，許多


重要哲學與倫理課題的問題意識均由兩位大哲開始，然而，在偉大的中世紀基督


教神學家St. Thomas Aquinas將阿里斯多德系統化的思想整合成為基督教經院


哲學的一部份時，儘管當時確實有助於緩和原本過於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教神學思


想並引入較多的人文與理性精神，但透過基督教會包括宗教裁判所在內龐大神權


體系的運作，亞里斯多德科學觀也連帶地成為無可置疑的基督教義的一部份，失


去了透過客觀科學現象的觀察來檢驗與修正的機會，於是，當科學革命開始時，


不論在天文學、物理學或生物學等各領域都必須先挑戰教會支持的亞里斯多德錯


誤理論才能進步，並往往因而引來教會勢力的強硬壓制，亞里斯多德思想反而因


為與教會神權的結合而必須一併概括承受學者與人們對於教權的批判聲浪，但當


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成功，教會不再具有決定思想的絕對權威後，亞里斯多德哲


學與教權分離後並未自西方哲學思想中消失，反而因為自由思辨與批評的可能而


使其重獲生機並得以重建其做為哲學思想重要問題意識源頭的無可取代的歷史地


位。



　　同樣地，孔子一生追求出仕用世以行道天下，但若透過《史記‧孔子世家》


來考察其一生，便會發現，孔子成其偉大並非在其出仕魯國之時，相反地，孔子


乃因不容然後見君子而益顯偉大，正由於其在各國之間不得用，於是展開了周遊


列國的壯遊並在此一歷險過程中沉澱昇華了他的思想與理念，也因此才有了爾後


回到魯國刪述六經以及教育弟子的沛然莫之能禦的聖人氣象，最終成就了一代思


想宗師。可以說，儘管孔子的理想一直著重於政治理想國的追尋，但其能夠偉大


，卻正是在他本身不再與任何特定政權的複雜政治鬥爭與利益結構有所附著之後


，唯有當孔子不再與特定政權掛勾，他對於政治理想的論述才因此取得了道德高


度，否則便有可能會被懷疑是為了特定政權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特定作為背書而


不是真正的純粹理念。



　　孔子如此，儒學思想也是如此。孔子與儒門學者從來不曾主張女性三從四德


也不曾主張對暴虐君父的絕對愚忠，但後來歷代政權利用孔子為道體所建構的儒


教政教體系卻扭曲了孔子的思想來建構有利維繫統治正當性的封建禮教，以至於


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以孔子和儒學為箭靶來攻擊不合時宜的吃人的封建


禮教；孔子不曾主張朝鮮民族必須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日本殖民統治者滲透


利用朝鮮傳統儒教體系以規訓朝鮮人民接受殖民統治的壓迫剝削，使得朝鮮人民


大量地否定儒教並轉向信仰基督宗教以做為一種抗議宗教；孔子從來不曾主張支


持或者反對台灣本省籍人民保存在地文化與追求政治和社會平等，但國府播遷來


台後過於強調以孔子和儒家思想為主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主要目的固然在與


誓言打倒封建禮教的中共政權區隔以確立其統治正當性，但當台灣本省籍人民追


求在地文化的保存與政治社會地位的平等時，做為國府政教意識型態正統性道統


象徵的孔子與儒家思想於是再度成為被攻擊的稻草人。



　　因此，孔子做為追求政治理想國的儒家思想的道體，雖然其思想的根本目的


在於鼓舞追尋理想的政治行動，但唯有當孔子不再與任何特定政權的政治行為與


利益結構有所緊密附著時，孔子與其理念才能在人民之間取得更高更純粹的道德


高度，也才能因而有力地鼓舞人心，使得追求政治理想國的行動因為孔子神聖典


範的鼓舞而有更強大的信心與動力。



　　因此，為了讓孔子走入人間，為了讓孔子思想對於混亂的當代政治有更大的


啟發作用，讓孔子走下政教神壇吧！